實行新經濟政策的主要目的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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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實行新經濟政策的主要目的范文
[關鍵詞]經濟法；課程教學模式；法律職業能力
[作者簡介]譚正航，吉首大學法學院講師，南京大學經濟法博士研究生，湖南吉首416000
[中圖分類號]G423.0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2728(2009)08―0168―03
一、傳統經濟法課程教學模式的錯位與重新定位
《經濟法學》是法學本科14門專業核心課程之一，它對培養法科學生的職業能力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然而，當前大多數院校經濟法課程教學卻越來越脫離職業培養的要求。具體表現為：
1.經濟法教學大綱定位不明確，教學內容與法律職業要求不太符合，專業針對性不強。教學大綱是經濟法教學活動的基本依據，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教學質量的高低。現在，大多數高校法學專業經濟法教學大綱主要是關于知識點的講授，而基本上沒有關于職業能力培訓的內容。
2.經濟法教材缺乏訓練學生職業能力的內容安排。傳統的經濟法教材倚重對形式上經濟法理論的闡述，缺乏與經濟法實踐作經常性的銜接，從而陷入“填鴨式”教育的窠臼，在這種指導方針下，經濟法學課程教學可能會出現學生只接受抽象的書本知識，卻無法真正理解經濟法的制度根基，捕捉不到蘊含在經濟法律、法規背后經濟法治精髓的結果。
3.課程教學方法單一。傳統經濟法課程教學方法往往是老師講、學生聽，采取滿堂灌、一言堂、填鴨式的形式。知識的傳授往往是在講臺上完成的，學生僅略知其中的理論，缺乏司法實踐和應用能力。這種完全忽視學生的主體地位的教學方式不僅無法吸引學生積極參與教學課程，更為重要的是無法訓練學生的職業技能。這種教學形式使學生注重于書本知識的記憶，不可能對學生的職業意識和職業能力有多少幫助。
4.課程教學內容過于注重專業理論知識和經濟法律條規，忽視實踐能力和創新精神的培養。大多數教師在課堂上所講述的主要是圍繞如何注釋現有的法律條文，以及論述這門課程的體系和基本理論，津津樂道于經濟法學知識的傳授。對經濟法學課程的改革研究大多數集中于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改革的探討，缺乏培養學生實踐能力的理論研究和保障機制的探索。
5.課程教學手段單一，無法激起學生的興趣與欲望。傳統經濟法的教學手段是“一張嘴，一支粉筆”走天下，沒有更新的教學手段來刺激學生的聽覺和視覺，喚起學生的求知求新欲望。
6.課程教學成績考核方法側重于經濟法知識的記憶與理解，不能全面檢測學生的實踐能力，無法反映學生運用經濟法知識解決實踐問題的能力。傳統的經濟法考試大多采取閉卷考試或開卷考試，閉卷考試大多死記硬背，結果造成學生高分低能；忽視或輕視學生綜合技能的訓練和掌握的檢驗與考核，不利于學生實際能力的培養與提高。
可見，傳統的經濟法教學模式，重知識傳授而輕能力的培養。它不僅無法培養學生的創新精神，更為重要的是，不能有針對性地訓練法律專業學生的法律實踐能力而提高其職業能力，從而減弱了其職業適應能力，影響人生理想的實現。可見，對傳統的經濟法教學模式進行改革迫在眉睫。隨著大學教育規模的迅速擴大，法學教育也由精英化向大眾化轉向，許多學者提出法學教育應定位于素質教育而不是職業化教育。筆者認為，職業教育與素質教育并非根本對立，職業教育過程也就是學生綜合素質提高的過程。把法學教育定位于素質教育，就會相對輕視學生職業能力的重點訓練，就不太可能把法律實踐教學居于核心地位，從而影響到學生職業能力的培養，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就業難問題。法學教育應定位于以素質教育為終極目標、專業教育為主要目標的職業教育。經濟法教學也應主要定位于培養法律本科學生的職業能力，實現法學教育職業化。職業化的法學教育要求法科學生能夠學以致用，具備必要的實務知識和實踐操作能力，能夠適應社會對法律人才的客觀需求。實現依法治國，建設法治國家，就必須培養大批法律職業人才，實現司法隊伍的職業化。而培養合格的法律職業人才，必須改革現行的教育模式，著力提高學生的實踐能力，實現法學教育的職業化。國家司法考試制度的推行，推動和加快了法學教育職業化改革進程。經濟法課程教學模式也應該順應法學教育改革發展趨勢，強化法律職業化培養與訓練，把實現職業能力培養與提高作為課程教學模式改革的根本方向。
二、經濟法課程法律職業能力培養教學模式所要達到的主要目標
當前我國經濟法課程教學模式改革的目標，不僅要在法律意識和法律信仰方面深化法科學生的職業素養，而且要使學生法律思維和法律操作能力方面有質的飛躍。這些目標主要有：
1.培養與提高法科學生的經濟法治意識與經濟法律信仰。法治意識是反映社會成員對法律的認識水平以及基于這種認知所形成的對法律的效用和功能的基本態度、信任和依賴程度。法律的功能發揮更來源于對法律的信仰。現代文明社會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公民對法律的信仰，公民對法律的信仰程度如何，體現著一個國家和一個民族的文明、民主、進步的程度如何。對法律產生信仰，是法治社會形成的終極標志。依法治國目標的實現，有賴于全體社會成員法律信仰的培植。作為法治社會重要主體的法律專業學生，其法治意識和法律信仰的狀況直接關系到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建設進程和實現程度。經濟法是調整和規范國家干預市場的主要法律形式，是保障國家依法管理與調節市場經濟的規范體系。它是培養與提高法科學生經濟法治意識和經濟法律信仰的基本專業課程。在課程職業能力培養方面，經濟法課程教學主要使學生形成國家干預經濟權力法定、社會公共利益本位、弱勢群體利益傾斜保護、實質公平、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等法律意識；使學生形成通過經濟法律來保護市場主體公平競爭權利、自主營業權利、公平分配權利、社會保障權利等法律信仰和法律意識。
2.培養與形成經濟法律思維。眾所周知，現代社會有一個法律職業群體，稱為法律共同體或者法律人，包括法官、檢察官、仲裁員、律師、法學教師、企業法律顧問等主體。這些法律人的共同點就在于他們獨特的思維方式――法律思維。法官裁判案件、律師案件和法學教授分析案件，采用的是同一個思維模式，即法律思維。法官、檢察官、律師、仲裁員和法學教師在內的法律人在討論社會問題時，整個思維過程是圍繞合法不合法、法律有沒有規定以及是怎樣規定的來進行的，換言之，這個思維過程是緊扣著法律規范進行的。這就是法律
人的思維模式，法律思維的本質特征就在于規范性。經濟法課程對于培養與訓練法科學生經濟法律思維作用很大。經濟法律思維是法律思維在經濟法領域中的實現，與國家與市場關系的處理活動緊密相關。經濟法律思維主要包括國家干預市場法治化、市場競爭規范化、宏觀調控規范化、社會保障運行規范化等法律思維方式。
3.培養與形成操作經濟法律的能力。法律職業化訓練的核心和關鍵主要在于法律學生法律操作能力的實踐和養成。法律操作能力是法科學生勝任法律職業的基本要求，也是法律教育效果的基本檢驗標準。法律操作能力主要包括案件分析能力、法律文書寫作能力、法庭與辯護表達能力、與當事人的溝通能力等，這些能力的養成既需要課堂內的訓練，也離不開課堂外實踐教學的針對性訓練。經濟法課程主要訓練經濟法律的操作能力，比如對于反壟斷、反不正當競爭案件、消費者權益保護案件、產品質量糾紛案件、國有資產保護案件、財政支付案件、稅收征納案件、社會保障案件等的處理能力。這些經濟法律案件操作上既有一般法律案件處理方法的運用，也具有經濟法案件處理的特殊規律。比如反壟斷案件的處理，不僅要依據《反壟斷法》規范，同時還要考慮一國在某個歷史時期的經濟政策，同樣的案件在不同的歷史階段，處理結果可能截然有別。比如，美國長期以來對反壟斷堅持嚴厲的政策取向，自19世紀末《謝爾曼反托拉斯法》制定到20世紀60年代，嚴厲的反壟斷立法使許多大企業，如貝爾電話電報公司、標準石油公司、美國鋁公司等，都受到反壟斷法的嚴厲制裁，甚至被勒令解散或解割；然而進入70年代以來，美國對反壟斷的立場發生了從嚴厲轉向寬容的戲劇性變化，這種變化從“格林奈爾公司案”和“通用電力公司案”可見一斑。
4.培養與形成擬定經濟法律規范性文件的能力。法律職業者不僅僅在于操作法律，而且要求具備起草與擬定法律規范性文件的能力。這種能力的形成與發展也是法律職業能力培養的內容之一，其要求通過法律課程的學習，使學生掌握法律規范性文件的主要結構、擬定的基本程序、規范性文件條款設計的方法等技能。隨著經濟的縱深發展，國家利用經濟法規范文件管理與干預市場的行為越來越多，為使法科學生適應職業發展的新要求，對其進行針對性訓練就非常必要。經濟法課程職業能力的訓練也包括經濟法律規范性文件的起草與擬制方面的技能，以適應社會經濟規范化發展的需要。
三、經濟法課程職業能力培養教學模式改革的實現路徑
把經濟法教學模式定位于職業能力培養是克服傳統教學模式弊端的有效途徑。經濟法課程教學模式改革應該圍繞職業能力培養的基本目標，強化學生法律操作能力訓練、加強實踐教學，以增強學生畢業后的職業適應能力。具體來說，經濟法課程教學模式改革應從以下方面去進行：
1.修訂經濟法學課程教學大綱，適當縮減理論講授的時間，增加實踐教學的內容。在課堂教學方面，強化實踐教學內容，在經濟法大綱中規定理論講授要以培養和訓練學生的經濟法治意識與法律思維為基本取向，注意聯系實際法律問題和強化案例教學。在課程教學外，經濟法教學大綱應規定相應的職業訓練時間與環節，主要包括經濟審判庭審觀摩、專業辯論、企業調查、模擬審判等實踐環節，并對實踐教學環節所要達到的基本要求予以具體規定。
2.對現有教材創造性地加以改進。如在講授經濟法基礎理論時，可緊扣經濟法的“回應性”特性，密切聯系我國經濟發展中的問題，從經濟法的視角進行分析與思考，借此教給與訓練學生的經濟法思維。比如講授國家調控經濟關系的必要性、功效與方法的時候，就可以結合當前國際金融危機環境下，各國所采取的“救市”措施來分析。結合教學內容，編寫經濟法學案例教學參考資料和經濟法歷年司法考試試題匯編及模擬考試資料，強化學生的法律職業訓練。
3.強化和組織好案例教學。案例教學通過給學生提供一種認識與解決法律問題的模擬臨戰的機會，使其法律職業的思維能力和技能得到充分的訓練，是對傳統法學教學的反思和批判的產物，也是目前公認的解決教學中理論聯系實際的最佳方式。在案例教學過程中，可以采取課堂案例討論、模擬法庭案例教學、觀摩審判案例教學、電教化案例教學和探索問題案例教學等方式。在案例教學中，教師要充分發揮“導演”角色，精心組織，引導學生發現問題，創造自由探討氣氛，發揮學生主體作用，以達到訓練學生職業能力的目的。
4.革新經濟法課程教學手段。引人多媒體技術，把對教學內容制成多媒體課件教學；利用多媒體設備，演示一些錄于焦點訪談、今日說法、新聞調查等電視節目的案例來豐富課程教學內容。經濟法的多媒體案例教學改變了填鴨式的傳統教學模式，教師現實了從“灌輸者”向學習活動導演者的角色轉換，教師通過多媒體組織和指導學習獲取法學知識，激發學生的興趣，提高教學的效率。
5.改革經濟法課程考試制度。傳統的書面答卷形式的單一考核方式，只是單純的檢查學生理論知識的掌握情況，很難測試學生的實際運用能力。應改革學生經濟法學習效果的評價方式，推行理論考試與實踐能力操作考試并重的考核方式，科學設計實踐操作能力考試的內容和評價標準，使其實現規范化和制度化，以激勵學生更加重視自身實踐能力的訓練。應實行筆試與口試、理論分析與實踐操作結合的考試形式。對于筆試可通過期末測試、經濟法律規范的起草、學期論文等形式進行；而口試與實踐操作能力可以通過課堂提問，案例分析、立題辯論、法律文書制作、模擬審判等形式來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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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實行新經濟政策的主要目的范文
20世紀70年代末，黨的確定了實行改革開放的政策目標，以解放束縛了多年的生產力，使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關系更加協調，使生產關系能夠更好地促進生產力的發展。這也就要求建立一套完整的經濟法律制度，從法律上加以保障。對經濟運行的機制從法律上加以研究成了當時法學工作者的一項重要課題。在對經濟運行法律機制研究的基礎上，形成了經濟法學的雛形。
也許是受計劃經濟思想觀念影響時間太長的緣故，剛剛改革開放的經濟使得法學工作者有些無所適從；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由于對市場經濟渴望已久的原因，法學工作者認為只要是跟經濟有關的法律都屬于經濟法研究的范圍，于是相應地形成了大經濟法的概念。在當時，人們以談經濟為時髦，對于經濟法學和其他法學部門之間的關系，還沒有來得及作深入的探究。只要是跟經濟有關的問題都當作經濟法問題來對待。為了尋求理論上的支持，人們一方面立足于本國資源，從理論上對經濟運行進行研究；另一方面從外國積極引進各種經濟法理論，借鑒外國的法學研究成果。在這個階段，有一大批的經濟法學教材和著作被翻譯成漢語出版發行。其中最有影響的有前蘇聯、日本的一些經濟法學著作和教材，如前蘇聯拉普捷夫主編的《經濟法理論問題》和《經濟法》，日本的金澤良雄的《經濟法概論》、丹宗昭信、厚谷囊爾主編的《現代經濟法入門》、《日本經濟法概要》等。此外還翻譯了一批經濟法學論文。在國內則出版了相當一部分經濟法著作（主要是教材），形成了眾多的經濟法派別，其中最有影響的是縱橫經濟法論。經濟法學研究對法院的司法實踐也產生了一定影響。大量經濟案件的出現，使得各級法院相繼成立了經濟庭，專門處理這些案件。在當時看來，企業之間的經濟合同糾紛、涉外經濟糾紛等，只要涉及到錢的糾紛案件（民間借貸除外），一般都當作經濟案件來對待，而民事案件則只限在婚姻家庭糾紛、民事侵權等很小的范圍內。
隨著經濟法學研究的日漸深入，人們發現，經濟法學并不是包羅萬象的，經濟法研究的許多方面實際上應當屬于民法的研究范圍。于是經濟法和民法的關系問題，包括經濟法和民法的范圍問題，成了人們關注的焦點。1992年，中國正式確定了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人們通過對市場經濟國家法律的比較研究，發現各國不但在經濟上可以互相借鑒，而且在法律上也可以相互參考。法學家們對經濟法進行研究后，提出了各種不同的觀點，但是這些觀點已經跟以前的經濟法觀點有了明顯的不同，無所不包的大經濟法概念已經很少有人堅持。這些觀點被稱作為“新經濟法理論”或者“新經濟法諸論”。
但是令人遺憾的是，自從新經濟法理論逐漸定型以后，人們對經濟法基礎理論的研究就很少有突破，形成了經濟法基礎理論研究駐足不前的局面。人們更多的是關注經濟法各部門學科的研究，甚至還有少數經濟法學者對經濟法是否真的存在，或者是否有必要存在都產生了懷疑，將自己的研究方向轉向了民商法的研究。尤其是近幾年來民事立法的顯著成就，使得經濟法的地位問題受到了更大的影響。《合同法》的制定和施行、《物權法》的起草以及《民法典》制定工作的啟動，使越來越多的經濟法學者把目光轉向了民商法學研究。同時，法學研究的結果對法院的司法實踐同樣產生了影響。雖然經濟法學界對經濟法還存在不同看法，對經濟法概念在表述上有哪些差異，但是他們之間都達成一種共識，即經濟法只調整跟國家宏觀經濟調控有關的法律問題，而平等的民事主體之間的經濟關系由民法來調整。對于經濟法作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法學界已經很少有人表示懷疑。至少對于反不正當競爭法、反壟斷法等等屬于經濟法的研究范圍，人們都不表示懷疑。由于經濟法研究范圍的縮小，于是有人對法院經濟庭的存在都表示了懷疑。認為經濟庭受理的案件都是民商法的范圍，而真正屬于經濟法范圍的案件則很少，因此主張撤消經濟庭，變經濟庭為民庭。這種觀點是一種狹隘的部門利益觀點。人們意識到經濟庭受理的案件很多是屬于民商法的受案范圍，這是人們認識的深入，是一件好事，也是法學研究的進步。但是，是否就到了一定要取消經濟法庭的地步呢？我們應當承認，經濟法庭的設立，對我國解決經濟糾紛、促進我國經濟法制建設作出了巨大貢獻，而且在經濟庭審理的大量經濟案件中，很多案件即使按照某些激進民法學家的觀點也不應當屬于民法的受案范圍。例如，反不正當競爭的案件，等等。當然，他們可能會說，不正當競爭的案件，從本質上說是侵權糾紛案件。反壟斷案件（盡管我國目前還沒有）實際上是合同糾紛案件，即這種合同是否違背社會公益，因而是無效合同的問題。如果這樣認為的話，其實所有其他法庭（除刑事法庭外）都沒有必要存在了，因為他們歸根到底都是一種侵權糾紛或者合同糾紛。行政糾紛從本質上來說，難道就不是由于行政機構侵害了當事人的合法權益而釀成的侵權糾紛嗎？
其次，法院各法庭的設置缺乏一個統一的標準。有的法庭是根據受理案件的性質來設立的，如刑事法庭、民事法庭、行政法庭等；而有的則是根據其他標準，主要是為了滿足處理某一類案件的方便而設立的，如鐵路法庭、海事法庭的設立，就不是由于所受理的案件具有相同或者相似的法理特征，而是由于他們同屬于某一個部門，集中起來由某個單獨的法庭來處理比較方便。我們也不否認法院各審判庭的設置都是從審判的實際需要出發的，但是其目的都是為了方便人們訴訟活動的進行。經過近二十年的審判實踐，人們已經完全適應了經濟庭的概念，人們已經對經濟庭的受案范圍已經有了非常清楚的認識。如果突然間取消經濟法庭，勢必使人們對法院的行為感到茫然，對法院受理案件的范圍無法了解，從而降低訴訟效率、提高訴訟成本，甚至使人們產生經濟法是否已經已經被廢除了的疑慮。這對當前的經濟法學研究是很不利的。
再次，取消經濟法庭即便是為了使受理案件的性質在法理上說得過去，但是，在經濟法庭取消以后，本來應當屬于經濟法庭受案范圍或者將來肯定會出現并且應當屬于經濟法庭受案范圍的案件，缺乏相應的受理機關。我們總不能把它們讓民庭來受理，因為那將在法理上又說不過去了。例如，近些年來，人們對壟斷現象都非常痛恨，因此認為我國制定《反壟斷法》不但必要，而且可行。如果在最近的將來，《反壟斷法》出臺以后，人們想提起反壟斷訴訟應該由哪個法庭來受理呢？以及現在還經常出現的反不正當競爭的案件應當繼續由哪個法庭來受理？如果由民事法庭來受理，這樣豈不是又成了大民法理論，回到了原來大經濟法研究的老路上去了？
因此，本人認為，撤消經濟法庭的提法應當慎之又慎。我們完全可以考慮保留現有的經濟法庭，但是對其受案范圍作適當的調整，使得所受理的案件在法理上更加說得過去，同時也不至于讓人們一時無法接受。
對于經濟法應當向何處去的問題，張守文教授在其新近發表的論文“中國經濟法的回顧與前瞻”中提到，中國經濟法學在世界法學舞臺上的地位問題是我國經濟法學需要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筆者認為這個問題的提出非常必要，而且也非常及時。這確實是一個值得每一個法學工作者深思的問題。
在我國的經濟法學研究中，似乎比較注重從外國借鑒，而忽略了向外國介紹中國的經濟法理論。他們也許考慮的是我國的經濟法理論還不夠成熟，許多問題還沒有徹底解決，因此，不宜冒然向外國介紹。實際上，他們也清楚地知道，經濟法產生的歷史還不長，我國當初從外國引進經濟法理論時，外國的經濟法理論也同樣很不成熟。通過二十來年的研究，我國的經濟法學已經取得了令人驕傲的成就，經濟法的理論已經基本形成，經濟法的地位已經得到認可。但是我國的經濟法理論和外國的經濟法理論已經有了較大的不同。我國的經濟法已經不再是前蘇聯和日本的經濟法著作中所說的經濟法了。美國的法經濟學（law and economics，law economics， economic analysis of law）也和我國的經濟法概念有著質的不同。它更多的是利用經濟學的方法和手段來對法律問題進行分析，這些法律問題不僅包括刑法、商法上的問題，也包括法制史上的問題。筆者從互聯網上看到美國法經濟學會年會的一份會議安排，其中不但有法制史（不是經濟法的立法史或者立法思想史）、而且還有法理、刑法、行政法等各方面的發言。這也就說明，美國的法經濟學和我國的經濟法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
或者反過來，如果認為外國沒有我國所說的經濟法，怕他們接受不了，而不去向外國介紹的話，就更加不應該了。如果國外已經有了我們所說的經濟法理論，而且發展得更加成熟，這時向它們介紹，反而有班門弄斧之嫌。而正是因為他們沒有，我國的經濟法是具有中國特色的法學體系，我們才值得而且有必要介紹給他們，使他們了解、接受我們的經濟法學。美國沒有大陸法中的民法學，但是，美國用英文出版的各國民法著作已有不少，包括我國民法著作。美國還用英文出版了我國的法制史、行政法、刑法方面的著作。但是真正經濟法含義上的著作似乎還沒有見到。近幾年中國政法大學以及今年北京大學針對美國學生辦的中國法短訓班都沒有安排經濟法的課程，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是經濟法學者沒有努力爭取也許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我們在向外國借鑒法學理論時，一般都比較注意從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尤其是美國和日本、法國、德國等加以借鑒，因為他們的經濟比較發達，對其他國家的影響比較大。那么，我們在向國外介紹中國經濟法時，同樣應當以這些國家尤其是美國為主要目標。我們要想經濟法在世界法學舞臺占有一席之地，不主動向它們介紹我國的經濟法理論，他們是不會主動向我們來取經的。那么，我們應當如何向國外介紹中國的經濟法理論呢？筆者以為，以下幾個方面值得我們考慮。
一、出國講學。近些年來，我國每年都有不少法學家到國外作訪問學者或者講學，但是經濟法學者所占的比例似乎不是太大。就是在走出國門的經濟法學者中，除了很少一部分外，絕大多數都是去當學生，了解國外的法學研究動態，介紹外國的法學研究成果，而很少向外國介紹具有中國特色的中國經濟法理論。我盼望我國的經濟法學家，尤其是經濟法權威們不要將自己的影響局限在國內，而應當向國外滲透。出國講學，介紹中國的經濟法理論，尤其是經濟法基礎理論不失為一條有效途徑。
二、單獨或者和國家立法、行政機構舉辦經濟法國際研討會。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已經培養了不少外國留學生，其中就有一部分是經濟法專業的留學生。他們對中國的經濟法理論即使沒有深入獨到的研究，也有相當多的了解。他們回國之后，有的從事法學研究，有的從事法律實務。我們可否建議他們利用所學的中國經濟法理論以及經濟法學研究方法對他們本國的經濟法進行比較研究，寫出文章或者專著在本國發表或者出版。同時在有關的經濟法國際研討會上和國內學者進行交流，相互切磋，以促進中國經濟法在國外的影響。
三、注重直接用外文尤其是英文著書立說，或者將國內有影響的經濟法理論著作翻譯成外文向國外介紹。每年我們都能在外國的期刊上見到相當數量的中國法論文，但是關于中國經濟法的論文卻很少見到。正如我前面說到的，如果我們不主動走出去，他們可能不會請進來。因此，如果我們的經濟法學家能夠申請科研立項、爭取獲得國內或者國外的科研資助，將中國有影響的經濟法研究成果向外國介紹和推廣，那么，他們對中國的法律制度的了解將會更加完整、準確、清楚。
四、在針對外國學生舉辦的各種短訓班上增加經濟法課程。現在國外學生對中國法感興趣的越來越多了，而且每年都有不少外國學生到中國來研習中國法律。我們是否可以考慮利用這個機會向他們講解中國的經濟法理論，使他們對中國的經濟理論有一定的認識，至少覺得中國有個他們所沒有的經濟法，不會對中國的經濟法產生誤解，認為中國沒有經濟法理論，或者認為中國的經濟法就是他們的商法。如果他們真正了解了中國的經濟法，學會了使用中國經濟法的研究方法以后，他們也許就會發現，原來他們國家也有經濟法，只不過還沒有誰從理論上加以挖掘和研究罷了。這樣他們的興趣也許會越來越濃，也有可能利用他們所掌握的中國經濟法的研究方法對他們本國的法律進行研究，從而促進了經濟法在國際間的交流，以及經濟法理論的進一步發展。
第3篇：實行新經濟政策的主要目的范文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已經發生了重要的變化。以前，出口導向發展模式的重要特征表現為需求的增長主要來自國外，資本的增長則主要來自國內，而現在，資本的增長更加依賴于外國資本和臺灣資本，而需求增長則依賴于本地資源。印證這種變化趨勢的是，近年來，長江三角洲的氣勢似乎蓋過了珠江三角洲，上海與香港的金融中心之爭也是咄咄逼人，如果說香港、深圳和珠江三角洲是外向型經濟體系，那么上海和長江三角洲的經濟體系在地緣和傳統上則較多是以內向（國內市場）為主要特征，這也是近年來跨國公司投資更多的選擇上海的原因。中國國內市場的重要性最終要超過國外市場，中國的發展模式已經顛倒過來。
翻開世界經濟歷史地圖就會發現，經濟大國的近代工業均發軔于沿海，但成功的大國經濟很快就轉向內地工業資源密集區，至少美國的經濟歷程是如此。美國經濟沿著這條道路發展起來的，而法國、西班牙、荷蘭、漢薩同盟則在相反道路上衰弱了。在南北戰爭以前，美國的生產力和市場主要集中在東北部，但美國人并沒有長期沉浸于外向型經濟的發展政策，而是調頭西進，走“內向型”經濟的發展道路。特別是19世紀早期，運輸業和通信業的新技術推動了美國經濟增長。美國通過其東部沿海的城市紐約和波士頓的金融中心從英國輸入資本，運用這些資本在紐約、賓夕法尼亞和俄亥俄等州建立了煉鋼和采煤等新興工業。這些產品運往內陸，供應芝加哥等新興城市和西海岸的城市。這些新城市則在美國的腹地開發出新的農業產地以供應世界市場。而加拿大、墨西哥和加勒比海各國等周邊國家向美國提供原材料和某些特定的制成品以滿足美國工業生產的需要。同時，從企業債券到股票融資等金融工具的出現，標志著19世紀末華爾街資本證券市場的成熟，這為20世紀產業重組和企業并購提供了金融平臺，那些20世紀的大公司和跨國公司就是以此為基礎成長起來的。結果，半個世紀以后，整個西部地區就為美利堅的民族生產力所充溢，為美國迅速跨入世界強國奠定了物質基礎。20世紀初，當美國的民族生產力已足以稱霸世界時，才打出“世界主義”和“門戶開放”的旗幟。
這個歷史經驗，對于今天的中國經濟發展，如“西部開發”和“啟動內需”仍有借鑒意義。只是，這個經驗對一個世紀之后的中國經濟所具有的挑戰意味是，在世界經濟一體化的大背景下，那些在成長中具有時序關系的階段和過程將被壓縮在一個較短時期來完成。
二、作為反例的日本經驗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到20世紀80年代后期，日本的經濟奇跡被歸結為這樣一種基本發展模式：在日本式經濟中，政府為了達到它的（貿易立國、出口導向）目標，在市場中同時嵌入了激勵和抑制因素。在經過長時間的實驗后，日本實行的國家指導而私人所有的經濟體制是日本二戰后成為世界第二大生產高效的經濟體的主要因素。南韓和臺灣學習了它的主要原則和機構，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
但自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當日本對美國的持續貿易順差，即美國對日本的持續貿易逆差開始成為一個嚴重的政治問題時，對日本經濟成功的主流解釋是它享有特別優惠的匯率，這一匯率是美國在戰后占領期間為了幫助日本經濟復蘇而確立的，名義上1美元可兌換360日元。1971年，尼克松總統結束布雷頓森林固定匯率體系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迫使日元升值，削弱日貨在國際貿易中的價格優勢。15年之后的20世紀80年代中期，日本的經濟規模有兩個德國那么大，在汽車、鋼鐵、電子產品、機器人、半導體、液晶顯示器和其他工業上具有強大的競爭力。美國人更是驚呼日本的“威脅”。像尼克松一樣，里根政府又尋求利用匯率緩解來自日本的經濟壓力。1985年9月22日，法國、德國、日本、英國和美國的財長和中央銀行行長云集在紐約的廣場旅館，達成“廣場協議”。美國和歐洲認為日本在國際貿易中因其價格優勢獲得了太多好處，因此強迫日本同意一項拋售美元的協商機制，在以后兩年多時間里，這一協議導致美元貶值30％，日元則相對升值。這就是著名的具有深遠影響的“廣場協議”，它成功地削弱了日本產品的競爭力。日元對美元的匯率從1985年1月的1美元兌換262日元升值到了1987年早期的1美元兌換158日元，日元升值導致日貨國際市場價格大幅上升。
在這種背景下，日本恰當的經濟政策應該是采取改革措施擴大內需，將它的經濟重點轉向依靠國內需求而不是出口，形成互惠的而不是僅僅對日本有利的貿易關系。開發國內需求可以追溯到20世紀60年代池田勇人首相的“收入倍增計劃”，在一個人口規模是美國一半的社會興起的池田消費革命是日本開始經濟起飛進入高速增長的基礎。20世紀80年代后期，日本同樣有很多機會擴大內需，如住房、醫療、城市規劃、城市交通很有開發潛力，但日本沒有采取這條路線，進行經濟發展模式的轉換和轉形。相反，日本卻更加強化原有經濟發展模式的方向，更緊地將自己和美國綁在一起。在大藏省的命令下，日本銀行大幅降息以刺激投資。據東京的德意志銀行首席經濟學家估算，1986～1991年，日本共向新企業、設備和研究投入了約3.6兆美元，目的是將生產成本減少40～50％。結果，由于沒有考慮國際和國內消費者的需求，形成了巨大的生產能力過剩。這導致了日本至今仍沒有克服的銀行危機和經濟滯脹。
由于利率太低，日本銀行也向高風險和投機的借款人貸款，尤其是房地產部門。日本的土地使用模式過度地向農業用地傾斜，這構成了對農場主有利的政治體制，而農場主本身又是自民黨一黨統治的支柱之一。在這種結構下，日本的城市土地奇貴。在20世紀80年代晚期投資繁榮時，城市土地價格投機性上漲，成為投機性泡沫的基礎。土地成了銀行貸出巨額資金的抵押，這些資金又被用來購買土地或東京證券交易所的股票，同時，這些新獲得的土地或股票又被作為抵押從銀行里獲得更多的資金。日本政府認識到土地價格嚴重偏離實際價值，便開始實行緊縮貨幣政策來阻止銀行向投機者貸款，1989年11月25日，將貼現率提高到4.25％，1990年8月再次提高到6％。地產市場和股票市場的軟著陸產生了不良貸款危機和對整個銀行體系無法清償的威脅，這一威脅持續了10年，2001年早期仍沒有跡象表明有所改善。
三、中國舊經濟模式的缺陷和向新經濟模式的轉變
中國近代工業經濟始于，西方殖民工業在東南沿海登陸，《》、《》進一步擴大了近代工業的發生范圍，同時也使中國東南沿海地區成為殖民工業的市場。這一時期的上海、廣州、武漢等地也相繼產生了經營農產品加工的官辦工業和“外資”企業，占全國工廠總數的64％，開始形成了全國第一批較大的工業點。但的失敗，意味著中國自然經濟的北方防線崩潰，促進了中國工業經濟以日本帝國主義利益為中心的重心北移。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戰使英法德俄等國無暇顧及中國市場，隨之而來的是日本資本開始在中國增強。1927年，日本政府在東京召開會議，制定了全面侵略中國的計劃，開始推行全面占領中國工業市場的戰略。首先，日本在東北大力投資扶持重工業，建立了煤鐵中心和鋼鐵工業；在此基礎上發展化學、機械等直接服務于軍事的工業；開發了東北的水力資源，以水電為主，建設了電網，為進一步推行侵略中國的戰略提供了廉價動力。這樣，東北的重工業圍繞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目標很快就在全國上升到十分突出的地位。其次，日本在華北的重點是擊垮中國的民族資本，掠奪華北資源，發展輕工業。抗戰前夕，青島已有50萬紡綻，天津已有33萬紡綻，與上海并列。這樣，青島、天津、上海成為全國三大殖民工業中心。最后，日本力圖摧毀中國南方工業。
上述事實表明，由至抗戰結束期間的殖民侵略及其相應的資本輸入，確實把中國帶入了近代工業，但這種工業從來就不是為中華民族利益服務的生產力。這種殖民經濟的負面影響是，發生于東南沿海的殖民戰爭強加給中華民族的殖民工業破壞了中國近代工業的民族性和自然性，繼而導致至今尚未消除的中國生產力布局不合理的現實。其具體表現為：工業生產力與其所需的自然資源在空間上嚴重脫離。擁有工業資源的內地和西部地區都不占有與其資源相吻合的工業生產力；而工業產值最高的東部沿海地區卻不具有像內地和西部所具備的豐富的自然資源。不僅如此，中國發展農業自然條件最好的東南、華北沿海地區又是中國工業產值最高，而工業動力資源相對較少的地區。工業與農業在同一自然空間發展導致在一個自然空間內的競爭：少量的可耕地被大量工業用地擠占，工業污染又導致對農業自然資源的破壞。從長遠看，這都將給中國經濟持續發展造成基礎性的破壞。
一個大國經濟的形成大致要有兩個標準：一是這種生產力應盡可能地與本國的自然資源相結合；二是這種生產力應與本國的市場相結合，不可能完全建立在外向型市場需求上。
中國經濟工業化的進程，即中國工業經濟向西部內陸腹地的開發始于1949年。這個過程大致分兩個階段。在第一階段中，政府的目標主要集中在改變近代殖民地半殖民地經濟留下的畸型的生產力布局。從“一五”到“六五”期間，中國政府一直注重對中國內地和西部地區的工業投資和開發。40年來，內地工業產值增加40多倍，相當于1949年全國工業總產值的10倍多。在全國工業總產值中的比重，由1952年的30.6％上升到1983年的40.5％。在西南、西北地區形成了一系列工業基地或工業中心。這在相當程度上改變了過去那種工業生產力與其相應的自然資源嚴重脫離的經濟格局，并減輕了工業對農業所產生的空間壓力。但沒有擺脫傳統的高度集中的計劃體制的束縛，這次西部開發，盡管作了大量投資卻沒有產生預期的效益。對于剛剛走上市場經濟軌道的中國來說，在大規模對外開放的同時要形成國內市場機制，國家的最終實力只能根植于國內市場，而中國最有深厚潛力和資源卻有待于大規模開發的市場并不在沿海地區而在廣大的西部內陸。所以，中國經濟發展的新模式就是東接（東部沿海、財門）西引（西部內陸、發展空間）的大循環發展格局。中國西部正是中國生產力的走向所在，它對中國經濟持續發展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中國加入WTO將會加快兩大變化趨勢：一是，中國經濟將通過其東部沿海的城市諸如上海、香港、深圳以及北京這些金融中心從國外輸入資本，運用這些資本對西部內陸產業進行結構改造和重構，這種顛倒的經濟模式不僅會持續下去，而且很可能會加速發展。二是，亞洲許多國家的出口暴跌，日本經濟再次陷于低迷，亞洲的整體經濟結構正處于重組之中。亞洲所有國家的土地、勞動力和資本這三種生產要素都需要重新配置，以盡可能充分利用中國融入世界經濟帶來的增長潛力。簡言之，亞洲必須圍繞來自中國的新生產能力和資本積累對自身進行重構。此外，中國入世的意義還在于國內市場國際化，由于中國在實物經濟產業制造方面具有無可比擬的人工成本比較優勢，所以，中國市場將是國際市場中最具有競爭性的組成部分。從產業制造的規模和能力看，有的經濟學家甚至預測：繼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美國制造”、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日本制造”之后，新世紀有可能出現一個“中國制造”的時代。
四、中國經濟新發展模式的關鍵和難題
通過對中國經濟新發展趨勢與美日經驗的比較，中國經濟與亞洲經濟的未來走勢變得清晰起來。首先，中國在整體上必須保持貿易赤字，對此無需擔心，正如無需擔心美國憑借貿易赤字建設鐵路一樣。然而，吸引巨額國際資本流入是中國新發展模式的關鍵。“中國必須使外國投資者確信，投資中國將有利可圖。換言之，中國必須說服發達工業國、尤其是日本向中國輸出資本品和先進技術，而中國則只需報之以寫有所有權的承諾，即股權憑證。”
事實上，這種變化正在開始。還在去年夏天，《日本經濟新聞》對日本大公司進行了一次調查，結果發現50％的被調查公司表示計劃擴大海外生產。隨著中國產品同日本產品之間的質量差距的縮小，越來越多的日本公司不斷加大在中國的投資。日本廠商相信，中國是最重要的成長市場，發展潛力無法估量。今年，東芝已關閉了日本國內的電視機生產線，將生產基地轉移到中國。接著，美能達也宣布，公司正逐步停止國內的相機生產，轉而從上海進口。同其它日本公司一樣，松下電器的生產重心也正向中國轉移。11月，索尼宣布，將在中國投資設廠生產最新型的Vaio系列電腦，目前這種電腦只有日本和美國的廠家才生產得出來。另外，富士通和日立公司也有類似的投資計劃出臺。就好像多米諾骨牌一樣，從10月份開始，數家日本制造商紛紛公布了從其在中國設立的工廠進口自行車、摩托車、汽車、移動電話的計劃。
日本經濟學家相信，成長中的中國經濟也將對21世紀的亞洲經濟發揮決定性的作用。按照經濟學家早就得出的結論，如果高工資水平國家同低工資水平國家發生貿易關系，高工資一方不可能占到便宜。數據顯示，中國從日本吸引走的投資導致日本國內制造業就業率下降了20％，日本開始出現了“制造業空洞”。
另外，在中國廣大的內陸西部地區，外國投資者難以判斷投資的價值。這意味著中國的不同地區將專門從事投資生產流程的不同階段。沿海地區將專門生產其它國家需要但自身無法供應的產品和服務，向中國內陸投資就是這樣的服務；內陸地區則專門為沿海地區生產產品。中、美、日三國貿易模式的演進中也存在著這種地區分工的復雜情況。美國對中國的貿易赤字高于對日本的赤字。目前，日中貿易第一次出現了赤字。從貿易關系上看，現在的中國之于日本正如40年前日本之于美國，中國正在成為日本關鍵的供應者，日本則正在成為中國關鍵的市場。另外，亞洲其它位于中國周邊的國家將為中國的發展提供原材料，而這些資本品最終將用于中國內陸。這些周邊國家將依賴“中國發動機”帶動經濟增長。這些國家不僅包括東南亞，還將包括資源豐富的俄羅斯遠東地區以及中亞地區。
對于外國向中國提供的資本、高技術和產品，中國將以實物產品和股權進行支付。但這一新發展模式在操作中的困難在于，國際投資者將如何決定二者的構成比例，因而在這一模式中決定最優匯率成了一個需要慎重對待的問題。貶值的人民幣將會創造許多就業機會，但卻會減少流入的外國資本。盡管中國控制國內投資的自將因此加大，但外國投資的附加利益將減少。而且，貶值的人民幣未必會帶來就業上的凈收益，因為資本流入可能會創造出新的出口行業，從而提供新的就業機會。相反，人民幣堅挺會降低中國的出口額，從而對就業產生不利影響；但這將為外國投資的部門釋放出勞動力，外國投資帶來的附加性利益將不斷增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