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觀政策和微觀政策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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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宏觀政策和微觀政策范文

對于這些大而化之的說法，如果不做認真的分析和鑒別，往往很容易混淆思維，誤導判斷，極有可能讓我們長期沉迷于“駝鳥式”的政策思維慣性而不愿面對真正的現實。

一個多月前，一位經濟部門負責人約我談話。他問：“現在大家都說中國經濟‘宏觀好微觀不好’，究竟是怎么回事兒？”我答：“‘宏觀好微觀不好’之說根本不能成立?，F在中國經濟應該是‘微觀不好，宏觀也不好’?！?/p>

很簡單的道理，如果微觀個體經濟情況不好，企業經營困難、盈利能力下降，個人和家庭長期收入增長緩慢，消費增長乏力，宏觀數據怎么可能好？就好比一個人，如果身體的細胞肌體和各個子系統都不大健康，患有各種各樣疾病，這個人整體怎么可能健康呢？

一季度經濟數據的許多指標低于市場多數人士的預期，也證明了“微觀不好宏觀好”是謬論。但仍有許多官方和市場人士認為“中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的基本面沒有改變”。

“基本面沒有改變”的思維慣性遂導致如下一些老生常談的政策建議。譬如有人重提：必須將穩增長放到更加重要的地位，穩增長就要穩投資，穩投資就必須上項目，上項目就必須增加貸款，增加貸款就必須放松貨幣和增加赤字。

于是立刻就有人預測央行可能會進一步放松貨幣政策，呼吁降息、降準、增加赤字開支。以前始終強調的調結構和保民生似乎已經不再是宏觀政策的優先目標了。據說宏觀政策“九字真言”已經從“調結構，保民生，穩增長”轉變為“穩增長，防風險，控通脹”了。若果真如此，將是錯上加錯。

看看今年第一季度的各項宏觀政策指標。所有貨幣金融指標增幅均大幅度超過實體經濟指標的增幅，這至少說明兩個問題，一是我國貨幣政策相當寬松，并非如一些市場人士所說的已經收緊；二是貨幣政策刺激實體經濟的效果或邊際效果已經大幅度下降。

宏觀政策效果顯著下降的背景下，再度啟動寬松的貨幣和財政政策怎么能夠達到預期效果呢？

事實上，我國經濟的基本面已經和正在發生深刻變化，“中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的基本面沒有改變”這個判斷已經不再成立了。

第2篇：宏觀政策和微觀政策范文

關鍵詞：過度投資；貨幣政策；產權性

中圖分類號：F822.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5）05-0178-03

引言

公司投資行為是公司未來成長的主要動力，它將直接影響公司的融資決策和股利分配政策，從而影響公司的經營風險、盈利水平，因此，投資決策在企業的財務決策中具有重要的地位。研究企業的投資決策也是現代企業金融財務理論研究的核心問題之一。自20世紀70年代開始，國內外許多學者就對企業的過度投資現象進行了研究，但大多數的研究都從微觀角度出發，集中于過度投資產生的根源、影響因素及其產生的影響方面的研究。而對宏觀貨幣政策的研究也大都集中在宏觀方面，1999年以后以Benanke、Gertler、Kashyap and Stein等為代表的貨幣經濟學家才開始研究貨幣政策是如何對微觀企業發揮作用的，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貨幣政策傳遞的信貸傳導（Credit transmission）理論、利率傳導理論等。本文以貨幣政策波動為切入點研究宏觀經濟政策與微觀企業行為之間的互動關系，解釋我國貨幣政策的微觀效應，為我國制定適當的貨幣政策提供參考依據，以提高國家政策的實施效果，同時為企業提高投資效率提供依據。

一、企業投資效率研究文獻綜述

企業投資理論一直是全世界財務學家和經濟學家所關注的問題，對它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紀。微觀層面的過度投資研究主要基于信息不對稱和沖突的投資理論進行研究。委托理論的研究中比較有影響的有如下幾個假說。

（一）帝國建造假說

早在1911年，熊彼特就指出經理是帝國建造者。由于企業規模的大小決定了經理所追求的地位、權力、薪酬以及特權的大小，企業規模越大經理所擁有的特權也就越多，所以經理人具有建造個人帝國的偏好，因此管理者傾向于過度投資以擴大企業的規模。1986年，Jensen在他的研究中指出，由于經理人存在建造個人帝國的偏好，當公司擁有較多的自由現金流時，他們不會將自由現金流支付給股東來實現股東價值最大化的目標，而是將資金用于投資到一些不能為股東創造財富而對他有利的項目上，從而造成投資過度。經理的這種只追求投資規模但不考慮投資效益的特征被稱之為“經理帝國主義”（ Jensen，1986）。Richardson（2006）通過構建基于會計指標的資本投資模型，考察了自由現金流量對過度投資的影響，也支持了上述假說。

（二）經理聲譽關心假說

經理在進行投資決策時，往往會對更多地考慮其聲譽與職業安全。Bebchuk和Stole（1993）指出，管理者基于個人的短期利益會選擇偏離企業價值最大化目標的項目進行投資，并且投資偏離的方向由市場對信息認知能力及對信息的內容的偏好決定。Bertrand和Munainathan（2003）指出，經理偏好“安逸的生活”，在遇到棘手的決策時，經理人傾向于過度惰性。Narayanan（1988）認為，當企業的外部投資者與內部經營者之間在企業投資項目的價值方面存在信息不對稱時，企業可能實施NPV小于零的項目，發生投資過度現象。

二、貨幣政策對企業投資效率影響研究的文獻綜述

國內對貨幣政策微觀效應的研究相對較少。宋旺、鐘正生（2006）、孫明華（2004）運用協整檢驗等計量技術研究表明，我國貨幣政策的利率渠道對實體經濟的影響是有效的。周英章、蔣振聲（2002）用基本同樣方法研究表明，中國的貨幣政策是通過信用渠道和利率渠道的共同傳導發揮作用的，相比之下信用渠道占主導地位。彭方平、王少平（2007）以新古典投資模型為分析框架，實證檢驗了我國利率政策的微觀有效性問題。研究結果表明，貨幣政策通過改變政策利率以及影響國債到期收益率等，影響資本使用成本，從而影響公司的投資行為，說明了我國利率政策的微觀有效性。

祝繼高、陸正飛（2009）利用中國人民銀行的“貨幣政策指數”，研究了貨幣政策與企業現金持有的關系。他們發現，企業的現金持有水平會隨著貨幣政策緊縮程度的變化而變化。當貨幣政策趨于從緊時，外部融資約束增強，企業會提高現金持有水平；當貨幣政策趨于寬松時，企業會降低現金持有水平。在銀根緊縮期間，為了緩解外部融資約束，滿足未來投資需求，高成長企業會增加更多的現金。他們還發現，高成長企業和低成長企業在增加現金持有的融資方式上存在很大的差異。

三、貨幣政策對企業投資效率影響的理論分析

（一）貨幣政策的微觀傳導機制分析

當貨幣政策發生變化時，企業所處的宏觀經濟環境也會發生改變，從而改變企業、債權人和股東的行為，因此，貨幣政策存在著相對明確的微觀傳導機制。Mishkin的研究中把貨幣政策傳導機制歸納為三大渠道：利率傳導渠道、非貨幣資產傳導渠道和信用傳導渠道（Mishkin，2003）。

貨幣政策的利率傳導渠道是指貨幣政策的制定將影響或直接改變利率水平等來改變資本使用成本，進而影響公司的投資需求。非貨幣資產渠道則是貨幣政策通過改變股票、期權等非貨幣資產的價格而間接的對宏觀經濟產生影響。以上兩個渠道的作用機制主要是通過影響貨幣的價格來改變企業使用資金的成本來進一步對企業投資效率產生影響。

貨幣政策信用傳導渠道則是從貨幣供給數量的角度來分析其對宏觀經濟產生的影響。信用渠道強調的是貨幣政策通過影響中介信貸供給，特別是影響銀行可貸資金的總量，從而影響貨幣供給總量，進而對公司投資產生影響。當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利用調節準備金率來操作銀行的可貸資金時，銀行如果不能發行無準備負債或者調整有價證券持有量來抵消準備金的減少，則銀行就不得不削減貸款。這樣將導致貸款依賴型的借款者的銀行貸款可獲得量減少，加上這些企業又缺乏與貸款資金相近的融資渠道，就將導致其不得不降低其支出水平，同時也相應地減少其總需求。這就會促使銀行融資依賴型的特定企業和部門縮減其投資和支出。

（二）企業投資效率的影響因素分析

大量的研究論證了企業之所以會產生過度投資現象，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委托問題和信息不對稱。

理論認為，投資對企業來說既是價值創造的重要源泉，也是人謀取私利的工具，因此，當委托人與人因為利益不一致導致沖突時，企業投資決策就會因為沖突而產生影響，其直接表現就是非效率投資。委托理論指出，債權人和股東之間的沖突、股東和經理人的沖突都會影響企業的投資決策，這兩方面的沖突都可能會引起企業的過度投資。非對稱信息流派的大致思想脈絡是由于信息不對稱，可能導致企業的外源融資成本與內源融資成本存在著差異，當企業內部資本有限而又必須為投資項目尋求資金時，高昂的外部資金成本可能導致凈現值大于0的投資項目被放棄，從而導致投資不足。

（三）貨幣政策對企業投資效率的影響分析

綜上所述，貨幣政策在微觀層面上，一方面可以通過利率渠道來改變貨幣的使用成本從而改變企業對貨幣資金的需求進而改變企業的投資需求。具體來說，當貨幣政策趨于緊縮階段時，利率上升，貨幣的使用成本上升，企業的投資成本也會相應的增加，從而促使企業減少其投資需求；反之則反。另一方面，貨幣政策通過信用渠道來改變貨幣的供給量從而改變企業可得的資金，進而改變企業的投資行為。具體來說，當貨幣政策趨于緊縮階段時，央行將提高商業銀行的存款準備金率減少銀行的可貸金額，這樣就導致了銀行對企業貸款的供給減少，降低企業從銀行融資的能力，從而促使企業減少其投資需求，反之則反。

因此，微觀層面上貨幣政策對企業的投資行為的影響是有效的。王振山、王志強（2000）采用協整檢驗和Granger因果檢驗方法對我國貨幣政策傳導途徑進行分析，結論是，無論20世紀80年代還是90年代，信貸渠道都是我國貨幣政策的主要傳導渠道?；谖欣碚摲治隹芍?，在微觀層面上企業持有的自由現金流量及企業的負債水平均會對企業的投資決策產生影響進而影響企業的過度投資狀況。而且我國企業的主要融資渠道就是銀行貸款，因此企業對銀行的依賴性很強，銀行貸款也成為了我國間接融資的最主要形式。

另外，出于對目前我國特殊的制度環境考慮，本文認為產權性質作為企業重要的特征之一，對企業的融資會產生一定的影響，國有企業相對于民營企業更容易得到銀行的貸款。大量學者對這一特征進行了實證研究，在很多文獻已實證檢驗了我國金融機構存在對非國有的信貸歧視（Allen etal，2005；江偉和李斌，2006），與非國有企業相比，國有企業在政策和財務上更容易得到政府的支持（Qian，1994）。我國由于國有銀行占據銀行信貸市場主要份額，國有銀行對非國有企業存在信貸歧視。因此，本文認為，由于產權性質對企業融資有重要的影響，企業產權性質和企業的規模一樣能對企業的過度投資產生影響。

四、研究結論及政策建議

（一）研究結論

本文基于宏觀政策的視角來研究企業的過度投資行為，研究貨幣政策如何發揮其微觀效應來影響企業的投資行為。貨幣政策存在著微觀效應，能夠有效影響微觀企業的投資效率。具體而言，貨幣政策首先可以通過改變利率的大小來改變企業使用資金的成本大小來影響其投資的需求，其次通過改變銀行等儲蓄類金融機構的存款準備金率來改變金融機構提供給企業可用資金的供給，進一步改變企業的投資行為。因此，宏觀貨幣政策對企業的過度投資會產生影響，企業在貨幣政策寬松時期會增加投資量從而導致企業的過度投資也相應的增加，企業在貨幣政策從緊時會減少投資量從而導致企業的過度投資也相應的減少。另外，基于我國特殊的產權性質，國有企業與非國有企業相比在國家政策支持上具有更多的優勢，再加上我國目前的金融市場上國有銀行占據主導地位，而國有企業與國有銀行之間本身就具有利益關系，因此，國有企業比非國有企業更容易產生過度投資現象。

（二）政策建議

本文的研究結果表明，我國上市公司過度投資不僅會受到自身發展特征及公司內部治理特征因素，比如企業的上市年齡、企業所面臨的投資機會、企業的大股東占款等因素的影響，還會受到宏觀層面上國家貨幣政策制定的影響，因此，上市公司投資效率的研究不僅要考慮微觀層面上企業自身的特征，還要考慮宏觀層面上各項制度安排的影響。根據本文的研究結論，提出如下的政策建議。

第一，從微觀層面上看，企業產生過度投資將導致企業的投資效率低下，資金的有效利用率降低，嚴重時還會導致企業產生財務危機，對企業的長久良好發展產生不利影響，因此企業應該盡量避免產生過度投資。從本文的研究結果要抑制企業的過度投資除了要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增加對經理人的激勵之外，企業資金的提供者特別是銀行，應該要對企業的負債水平加以考察，在將資金給企業的使用過程中應該加大對企業使用資金用途的監督，以保證資金的正確使用，防止企業將資金用于高風險的項目而導致過度投資。另外，銀行在發放貸款時，不應該只從產權性質的角度出發，對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差別對待，而應該從資金需求者的發展能力出發來衡量是否給予貸款。應該鼓勵銀行積極主動地參與到接受貸款的公司治理過程中去，加強銀行對上市公司的經營情況了解監督。

第二，從宏觀層面上看，宏觀政策的制定是為了調節經濟，使經濟更好的發展。但是，宏觀政策最終的調節對象是微觀主體企業，因此，宏觀政策制定的有效性最終由其對企業的調節是否發揮效應決定。如果企業產生過度投資導致投資效率低下，最終也會產生宏觀層面上的貨幣資金發放的無效性。從本文的研究結果來看，貨幣政策的制定將會影響到企業的投資效率，其主要是通過利率水平及銀行可貸資金兩方面產生影響的，因此對于貨幣政策制定者來說，為他們提供了一個尋找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視角，為制定更為有效的貨幣政策提供了基礎。

參考文獻：

[1] 辛清泉，林斌，王彥超.政府控制、經理薪酬與資本投資[J].經濟研究，2007，（8）：110-122.

[2] 童盼，陸正飛.負債融資、負債來源與企業投資行為[J].經濟研究，2005，（5）：75-84.

[3] 李萬福，林斌，楊德明，孫燁.內控信息披露、企業過度投資與財務危機[J].中國會計與財務研究，2010，（4）：43-61.

第3篇：宏觀政策和微觀政策范文

宏觀經濟走向和經濟增長存在很大不確定性的主要原因是中國需要很長時間來完成“彎道”轉折――從外貿主導型增長模式向內需主導型增長模式的轉變。外貿主導型的經濟增長模式導致世界經濟格局的不平衡,其增長潛力也勢必在某個時點走到盡頭,從而發生大幅調整,金融危機只不過加速了這個調整期的到來。從這個意義上說,危機也是機會,讓中國可以提早調整,從而避免一場“即將到來的崩潰”。

遺憾的是,在這個千載難逢的調整期內,我國不夠細致而且操之過急的經濟刺激計劃和宏觀經濟政策使得這個調整變得倉促和短暫,公共資本的大量投放刺激了公共部門和企業的消費,但由于國民收入分配的不合理居民消費依然低迷不振,而寬松的信貸政策讓本該調整的房地產和其他相關產業在短期內迅速反彈,且資產價格大幅飆升,對居民的持續性日常消費形成了嚴重的“擠出效應”。這種扭曲的消費結構最終無法形成有規模的、可持續性的需求,短期見到的強勁復蘇很可能成為曇花一現,正如一位美國經濟學家所擔憂的那樣,中國經濟結構內部的失衡比外部需求的下降更為可怕,這種失衡將導致宏觀政策效果的扭曲和長期失效。

為什么中國的經濟刺激政策產生如此奇怪的效果?宏觀經濟問題的歸根結底還是出在微觀市場的效率低下和企業缺乏活力,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只是迫使中國經濟又一次回到了高投資、高出口、高增長的套路中,并沒有觸發內生經濟增長的機制。

從市場結構來看,在經歷了三十年的改革開放之后,如通訊、電力等很多基礎性行業的壟斷程度不但沒有下降,反而越來越高,民營資本和民營企業很難進入這些行業;服務行業的開放程度也不高,使得民營經濟的生存空間無法得到根本改善。

第4篇：宏觀政策和微觀政策范文

今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本周末召開,為日月年的宏觀經濟政策定調。在時間點上,這次會議有三點特殊:(1)“十二五”開局;(2)后金融海嘯下的全球經濟,遠未復蘇,且紛亂不已;(3)中國持續崛起,氣勢上“中長美消”,在“后?后冷戰”形勢下,中美“G2”大博弈的展開。

2011年宏觀中國,可以從(1)形勢,(2)問題,(3)對策三個角度加以觀察評析。

先談形勢。又可從內、外兩方面來看。外在方面,“逆全球化”方興未艾。不僅是“9?11”之后,全球范圍內的人與貨的移動進出變得非常麻煩;更糟的是,金融海嘯之后,債務危機引發全球金融震蕩,各國進行財政改革,紛紛緊縮財政,均導致全球購買力的萎縮;美國則自持擁有獨占性的印鈔權,一再采取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美元成為全球過剩流動性,到處亂竄,使各國都面對本幣升值壓力,從而引發匯率戰、貿易戰、資源戰、貨幣戰……20世紀促進全球化的布列敦森林體制正在面對“逆全球化”的嚴峻考驗。――外需形勢不容樂觀。

所幸,內在方面,中國得天獨厚,擁有一個全球最具潛力的巨大內需市場。這個市場,過去由于(1)市場尚未成熟,(2)中國對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與政策也尚未嫻熟,因此,市場潛力遠遠尚未開發?，F在,這兩方面的條件均在改善之中,一個內容包括了城鎮化、民營化、民生化(食、衣、住、行、育、樂、醫、安)、節能減排化等等的龐大內需,正蓄勢待發。――內需形勢令人期待。

次談問題。問題不少,幾乎涉及到宏觀經濟所包括的穩定、增長、分配、素質及對外穩定的所有五個方面。(1)穩定方面,通貨膨脹壓力日增,而且是內憂(流動性過多)與外患(美國量寬政策釋放的流動性)兼具;(2)增長方面,社會富余勞動力仍然需要一個偏高的經濟增長率來加以持續吸收,但需求動力有所不足;(3)分配方面,收入分配差距明顯過大,不但影響社會和諧與政治穩定,還制約了內需與經濟增長;(4)素質方面,節能減排雖初見績效,但距理想目標仍遠;(5)對外方面,國際對人民幣升值的壓力未嘗稍減。

面對著這樣的內、外發展形勢與眾多發展問題,該怎么辦?基本的原則可以有兩條:(1)穩定中求增長;(2)增長中調結構。穩定、增長、調結構三者必須兼顧,惟又以穩定最為迫切。在穩定獲得確保下,力求增長;同時在追求增長中,必須推動結構的調整。

根據這樣的原則,我認為現階段的中國經濟的宏觀、中觀與微觀對策的思維可以是:

(一)宏觀政策:

――貨幣政策,穩健,比過去略為從緊;

――財政政策,積極,但基本建設要重視品質;

――中央對地方的調控,應通過對“政績評價機制”的調整,認真落實科學發展觀,以節制地方政府的GDP沖動,嚴格地說,這即是“調結構”的核心。

(二)中觀政策:

第5篇：宏觀政策和微觀政策范文

那末癥結在哪里？我以為，雖然中國的經濟改革已過26年，宏觀調控的概念自1985年的“巴山輪”會議上提出至今也近20年，但是我們還未完全認清宏觀經濟與微觀經濟的分別，進而還未有效地區分政府對經濟的宏觀調控與市場監管這兩種非常不同的職能。

去年5月，當代最重要的宏觀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羅伯特盧卡斯來訪中國，正值政府的各項宏觀調控措施出臺。他在北京的一個學術會議上對此作了一句話的評論：中國出臺了這么多措施，沒有一項是宏觀政策，全部都是微觀政策。此言一針見血。

在現代經濟學中，宏觀經濟指的是總量，如政府的總支出和總收入、貨幣的總供給、GDP的增長率、勞動就業率和失業率，以及影響整體市場的價格參數如利率、匯率等等。不僅僅企業屬于微觀范疇，而且某一行業（比如汽車、房地產）、單個市場（比如鋼材、電）都屬于微觀范疇。這一概念上的區分直接引出政府在市場經濟中職能的分野：宏觀調控指的是政府有關財政、貨幣、匯率等調整總量的政策；而市場監管指的是政府對企業、行業或單個市場的規制。當盧卡斯聽到政府旨在對原材料、房地產、銀行貸款方向等的限制措施后，由此評論自然不足為奇。

在現代市場經濟中，政府實施宏觀調控和市場監管的手段是不同的。市場監管，比如對銀行的監管、對食品安全的監管、對電信業的監管、對土地的監管等等，涉及某個企業，某個行業，某個市場這樣的微觀層面，因此經濟的、行政的和法律的這三種手段都是適用的。而宏觀調控則不同。

不少人認為改善宏觀調控就是少用行政手段，多用經濟手段和法律手段。我覺得這種提法不妥。首先，宏觀調控是不能用法律手段的。雖然我一直主張建立以法治為基礎的市場經濟，但那是在微觀層面。事實上，我不知道有哪個市場經濟中的政府是用法律手段進行宏觀調控的。其次，經濟手段與行政手段之分并未觸及問題的本質。宏觀調控政策當然是由政府的行政部門制定和執行的，在這個意義上它是行政手段。但是政府應該是對宏觀經濟總量做調節（價格的或是數量的），而不是對微觀經濟活動做干預。

目前，政府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是對投資項目的控制。在市場經濟中，單個項目投資是微觀問題，是企業、銀行的事。投資項目審批既不屬于宏觀調控，也不屬于市場監管，它不是政府的事。政府的宏觀調控應該管的是投資總量，手段是財政、貨幣政策。在計劃體制中，政府直接管投資項目的審批。既然管了上項目，就也要管下項目；既然讓地方政府管了上項目，就也要迫使它下項目。通過控制投資項目來實現宏觀調控，造成“自我辯解”的惡性循環。如果宏觀調控不再通過對投資項目審批的控制來實現，我們的市場經濟體制就走向成熟了。

宏觀調控中常聽到的一句話是不能“一刀切”。這話似是而非。首先，宏觀調控是政府對經濟總量的調節，對總量當然是“一刀切”的，無論是在數量上（財政收支、貨幣供給），還是在價格上（利率、匯率），都是如此。其次，市場經濟的精髓就是同一商品（比如同等風險的貸款）的價格（比如利率）要一律，因為它反映的是同一稀缺資源在全社會內的機會成本。根據這一“一刀切”的價格，企業和銀行自己作出不是“一刀切”的數量決定――上不上項目，貸不貸款。這是使資源達到有效配置的機制。如果由政府去決定不“一刀切”的數量，雖然立即見效，但是不可能有效率。

宏觀與微觀不分、宏觀調控與市場監管不分來源于計劃經濟。在計劃經濟下，政府對經濟無所不管。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政府職能必須做相應轉變。在現代市場經濟中，政府的宏觀調控職能與市場監管職能通常由不同的政府部門實施，前者通常是財政部和中央銀行，后者則是其他部門。政府職能轉變歸根到底是政府治理結構改革的問題。政府治理不僅僅涉及到政府與企業的關系，也涉及到政府內部的組織結構。

第6篇：宏觀政策和微觀政策范文

畫家描繪春天，歌手頌揚春天，詩人吟詠春天，因為春天充滿生機，春天充滿希望，春天充滿愉悅。春天是色彩的總匯，春天是旋律的交響，春天是美麗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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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探討》反映涵蓋金融多層面內容的應用學科探討，注重宏觀與微觀結合，理論與實踐結合，探討行業機構變化，優選具有行業指導價值的學術與實務精華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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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宏觀政策和微觀政策范文

[關鍵詞] 綠色電力 發展障礙 策略分析

一、綠色電力市場概念

綠色電力是指來自可再生能源的電力。綠色電力在生產過程中不需要消耗煤、石油、天然氣等燃料，因而不會產生或很少產生對環境有害的排放物。生產綠色電力須利用特定的發電設備，把風能、太陽能等可再生的能源轉化成電能。綠色電力有風電、太陽能光伏發電、地熱發電、生物質能汽化發電和小水電等。

二、中國綠色電力發展的障礙分析

1.缺乏平等競爭機制與規模效益，價格偏高。目前,綠色電力價格偏高的主要原因有:一是缺乏平等競爭機制。在實際經濟活動中,綠色電力與煤電的比價仍不合理，煤電實際享受的優惠待遇更多;二是綠色電力開發剛剛起步,缺乏規模效益。

2.可再生能源資源地區分布不均，市場需求與開發能力不足。我國綠色電力資源豐富，但這些資源的80%～90%均分布在經濟落后、交通與通信不便的西部省份或自治區，而這些省份或者地區往往缺乏有經濟實力的開發商和供應商，限制了綠色電力資源的開發和利用。

3.相對統一的綠色電力市場尚未形成，行政分割依然存在。由于綠色電力資源地區分布不平衡,較貧困、落后地區生產的綠色電力產品很難在本地市場完全消化,這就需要建立跨省交易的、相對統一的綠色電力市場。但是,當前這一市場尚未形成。

4.缺乏有力的法律支撐。一些已經出臺的相關政策和條例在實施中缺少剛性，未能發揮出巨大的推動作用。

5.缺乏相應的市場運行機制。我國綠色電力價格高和規模小的情況導致在現有的管理體制和價格形成機制下，開發商與電網之間難以就電力的供應達成協議，抑制了綠色電力的發展。

6.缺少達到政策目標的配套制度。中國曾出臺了一些鼓勵可再生能源發展的政策,如稅收優惠政策、財政貼息政策、研究開發政策等,但政策執行效果并不理想。

7.缺乏強大的制造業作綠色電力產業發展的支撐。中國大部分新能源與可再生能源產品的生產廠家由于長期投入不足,無專業化的制造廠,生產規模小,集約化程度低,工藝落后,從而嚴重阻礙了可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制造的本地化和商業化進程。

8.缺乏借助外力、盤活資金的勇氣。中國目前在能源技術上相對落后,新興產業發展緩慢,并很大程度受制于體制性約束,這些情況都需要國家一定程度上的扶持,尤其在相關法律的細化、產業政策、稅收優惠方面都應該有實際的配套措施出臺。

三、中國綠色電力的發展策略分析

1.強化宣傳教育，提高全民綠色電力意識。通過各種媒體介紹綠色電力對改善生態環境、提高人民的生活質量及實現國民經濟持續發展的重要作用，使社會上更多的人支持綠色電力的發展，積極使用這種清潔無污染可持續利用的能源。

2.鼓勵電力公司向用戶提供綠色電力產品，對綠色電力高出普通電力部分的價格給予電力公司一定的定價權，這部分的價格反映的是綠色電力的環境效益。

3.提供優質綠色服務。通過提供綠色服務，在增加綠色電力銷售的同時，還可以引導消費者在消費過程中，努力保持人與自然的和諧，改善生存環境。

4.注重宏觀與微觀政策的配套，加強政策的可操作性。微觀政策作為宏觀政策的必要補充，既保證了宏觀政策的持續性、系統性和規范性，又增加了可操作性。應該既有宏觀性的論述，又有與之結合的具體政策規定。

5.鼓勵電網根據用戶的需求以招標的方式選擇綠色電力供應商，并制定相應的招標規則，以保證資源得到最優配置，用戶獲得最大效用。

6.綜合采取強制性收費和補貼政策,對綠色電力產業進行調控。按照消費者使用的電量征收系統收益費形成可再生資源基金,對綠色電力的開發、使用、生產、建設進行補貼,鼓勵人們致力于綠色能源的開發與使用。

7.根據綠色電力市場發展的情況，可逐步考慮建立綠色證書交易系統，以促進跨省區的綠色電力交易。

8.加大研究和開發投入力度，占領綠色電力技術的制高點。綠色電力的發展與R&D活動密切相關。成功的R&D活動不僅有助于降低成本，增強綠色電力市場競爭力，而且還能帶動相關產業的發展，并創造出不菲的市場價值。

9.配合《可再生能源法》條款,制定和完具體的規定和措施,形成一套完整的可操作的政策體系,加強與之配套的政策體系的建設,出臺適應市場經濟體制要求的政策和措施。

10.不斷縮小綠色電力差價。目前，風電投資成本高是制約綠色電力發展的主要因素。加快風電設備國產化生產的進展，降低單位發電投資。

11.加大對綠電行業的上游制造業的科研投入。通過技術創新降低各種設備的制造成本，進一步加快綠色發電設備的國產化，以降低綠電發電成本，提高綠電與常規電力的競爭力。

12.政府推動和市場機制相結合。建立綠色電力認購銷售的長效機制，完善法制建設，強化技術支撐，加強政策引導。廣泛宣傳教育，提高全社會對綠色電力的認知度和參與度，營造全社會關心綠色電力發展的氛圍，從而擴大綠色電力規模，形成綠色電力的良性循環。

13.拓寬綠色電力資金渠道。積極籌措資金，鼓勵私人投資，建立綠色電力發展基金，用于中國綠色電力的投資或補貼，實施綠色電力建設項目招投標機制。

14.實施綠色電力配額。強調發展綠色電力人人有責，體現公平、合理負擔的原則，通過全社會力量逐漸消化綠色電力差價，拓展綠色電力認購渠道。

15.降低綠電行業的進入門檻。繼續通過減免進口關稅、減免所得稅、增殖稅優惠、貼息貸款、財政補貼等多種辦法，鼓勵企業和個人向綠色電力產業的投資，降低進入綠電行業的門坎，鼓勵潛在進入者的進入綠電行業，擴大綠電行業的市場容量，形成規模效應。

16.建立激勵機制。將綠色電力的環境效益逐步轉化為經濟效益，出臺配套政策；對認購綠色電力指標的單位和個人，在授予榮譽證書和發放綠色電力標識的基礎上，實施其他的激勵措施；通過建立“綠色電力證書”和“綠色電力證書交易制度”，促進綠色電力產業的發展。

參考文獻：

第8篇：宏觀政策和微觀政策范文

2015年，央行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在金融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實現新的突破。繼續加快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完善人民幣匯率市場化形成機制，穩步推進資本項目可兌換，提高金融資源配置效率，完善金融調控機制。扎實做好存款保險制度出臺的各項準備和組織實施工作。繼續深化金融企業改革，完善現代金融企業制度，研究擴大中國農業銀行“三農金融事業部”深化改革試點范圍；落實政策性開發性金融機構改革方案，加快形成與商業性金融分工合理、相互補充、良性發展的格局。穩步推進區域金融改革，進一步深化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金融改革，穩妥推廣成熟經驗，穩步推進天津、廣東、福建自貿園（港）區試點的相關工作。進一步完善金融監管協調機制，防范和化解重點領域金融風險，守住不發生系統性、區域性金融風險的底線。

未來，央行將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和宏觀政策要穩、微觀政策要活的總體思路，更加主動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把轉方式調結構放在更加重要位置，保持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繼續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更加注重松緊適度，適時適度預調微調，為經濟結構調整與轉型升級營造中性適度的貨幣金融環境，促進經濟科學發展、可持續發展。更加注重改革創新，寓改革于調控之中，把貨幣政策調控與深化改革緊密結合起來，更充分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針對金融深化和創新發展，進一步完善調控模式，疏通傳導機制，著力解決突出問題，提高金融運行效率和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

一是綜合運用多種貨幣政策工具，加強和改善宏觀審慎管理，優化政策組合，保持適度流動性，實現貨幣信貸和社會融資規模合理增長。2015年，廣義貨幣供應量M2預期增長12%左右。

二是盤活存量、優化增量，支持經濟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

三是進一步推進利率市場化和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提高金融資源配置效率，完善金融調控機制。

四是完善金融市場體系，切實發揮好金融市場在穩定經濟增長、推動經濟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深化改革開放和防范金融風險方面的作用。

第9篇：宏觀政策和微觀政策范文

【關鍵詞】宏觀政策 結構 風險 預調微調

2012年以來，我國經濟運行整體呈放緩態勢，季度GDP增速持續回落。由于去庫存壓力和企業利潤下滑，工業增加值增速也下滑，與經濟增速高度相關的工業增加值和全社會用電量增速也保持持續下滑趨勢。從公布的二季度宏觀經濟數據來看，當季GDP增速因疲弱的外需和內外，延續了一季度以來的下滑走勢，創下了三年來我國GDP季度增速最低值。上半年我國GDP增長7.8%，從對GDP 拉動看，上半年投資、消費、凈出口對經濟拉動分別為3.9、4.5、-0.6個百分點。

一、上半年宏觀政策回顧

上半年，我國經濟在宏觀政策主動調整和國際經濟形勢環境的影響下，經濟增速延續2011年以來的趨勢。為保證經濟平穩健康發展，我國政府通過下調存款準備金率、降息等貨幣政策，加強市場流動性，促進投資、消費的增長，同時通過出臺相關政策，如節能減排政策、擴大基礎投資政策和放開民資進入壟斷行業等，從不同程度推動經濟的發展。具體措施有：

（一）下調存款準備金率和銀行貸款利息，釋放流動性

中央人民銀行于2月份和5月份各下調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按當期月末存款余額粗略計算，兩次下調存款準備金率累計釋放約8000億元資金，擴大市場流動性。此外，央行于6月份和7月份，在時隔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兩次下調銀行貸款利息，表明政府對經濟下行的擔心，另一方面也表明當局對“穩增長”的決心，堅決貫徹落實國務院的“把穩增長放在更加重要位置”。

（二）出臺節能補貼政策，促進綠色家電消費

5月份，總理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通過《國家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十二五”規劃》，研究確定促進空調、平板電視、電冰箱、洗衣機和熱水器等節能家電產品消費的政策措施，推廣期限暫定一年。會議決定安排財政363億元補貼政策，包括推廣符合節能標準的空調、電冰箱、洗衣機和節能燈等家電，以及支持推廣部分節能汽車高效電機。此外，財政部日前宣布，今年中央財政將投入1700億元推進節能減排，擴大節能環保產品消費和國內光伏發電規?；瘧茫绕涫且涌炫嘤l展新能源汽車。

（三）加快項目審批速度，推進基礎設施投資建設

政府決定加快重大項目的審批和啟動，尤其加快鐵路、節能環保、農村和西部地區基礎設施、教育、衛生、信息化等領域項目的前期工作進度。其中，優先推進“十二五”規劃重大項目實施，并且繼續資金支持在建續建項目。5月份，國家發改委項目審批進度明顯加快，僅5月前兩周就審批225個項目，與4月份審批總量相當，審批項目達2200多億元，大大推進了基礎建設投資進程。

（四）打破行業壟斷地位，鼓勵支持發展民營經濟

政府鼓勵民間資本參與鐵路、市政、能源、電信等領域建設。政府將會進一步擴大營改增的試點范圍以減輕服務行業稅負，并對中小微企業進行減稅；通過產業調整的指導作用，對重點支持行業進行信貸傾斜；打破行業壟斷壁壘，引導和鼓勵民營經濟進入壟斷行業。

二、上半年政策效果分析

各項相關政策的出臺著眼于短期內穩定經濟增長的目標與中長期結構調整的任務相結合，增強經濟增長的長期穩定性。當前政策措施不僅有助于阻止當前國內經濟持續下行的風險，更有利于調整經濟結構、促進產業轉型升級、增強經濟內生動力等，以實現“穩中求進”的總體目標。

（一）短期效應而言，有效減緩了經濟下行的沖擊

在外需疲弱情形下，已出臺政策重點在于鼓勵投資和消費兩大內需增長。特別是支持投資加快的有關政策，將能夠在較短時間內對于拉動社會需求增長起到積極作用。例如，加大對在建續建重大項目的資金支持，增加對保障性住房的信貸供給等，不僅有利于鋼鐵、建筑材料、水泥等產能過剩行業的“去庫存化”，也有利于銀行信貸需求增長，帶動上下游相關產業發展。在提升消費方面，直接采用消費補貼政策，有利于在短期內增強居民消費預期和消費能力，對消費保持平穩增長將起到重要作用。相關政策的出臺將能夠在較大程度上減輕我國經濟下行風險，避免經濟大幅回落。

（二）中長期來看，相關政策有利于我國經濟結構調整

新出臺政策不僅著眼于短期內促進經濟增長，而且堅持了結構調整的長期目標。投資方面，相關政策雖然鼓勵加快投資和重大項目建設，但并非單純擴大投資和產能規模。例如，發改委新核準的廣西防城港、廣東湛江、首鋼遷鋼三大鋼鐵項目，以壓縮鋼鐵產能為前提，推進鋼鐵產業結構調整。消費方面，國家財政補貼的重點是節能環保領域產品，預計節能消費和新能源汽車將成為此輪擴內需和促消費的重點。產業方面，國務院最新通過的《“十二五”國家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規劃》，提出了節能環保、新一代信息技術、生物、高端裝備制造、新能源、新材料以及新能源汽車等七大戰略性新興產業的重點發展方向和主要任務，并提出了20項工程。戰略性新興產業將成為未來新一輪投資主題。因此，相關政策在發揮穩增長作用的同時，也為產業結構的優化起到了導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