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宏觀經濟政策的看法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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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對宏觀經濟政策的看法范文

關鍵詞：宏觀經濟 波動 信用風險 影響

重新審視宏觀經濟波動與信用風險之間關系

重新審視宏觀經濟波動與信用風險之間的關系，還需以以往的宏觀經濟波動為研究的基礎。拉美國家、日本、亞洲等國紛紛經歷了一個經濟急速增長，資產快速升值、涌入，信用與杠桿化快速擴張，而后外部經濟撤出，自身金融體系遭遇嚴重衰退的宏觀經濟波動。現在已經有人意識到很多經濟體在經濟擴張的時候都會為之后的系統性危機留下種子。在經濟樂觀時，信用風險看起來很小，而此時銀行對于前景過于樂觀，會更傾向加快資金的流轉速度，不穩定因素也會在此時悄然產生，如果金融體系不穩定，那么在經濟擴張之后，經濟在頂部區間或衰退的時候，這種不穩定就會釋放出來，宏觀經濟將會遭到重創。而商業銀行天然具有這種性質，會讓經濟周期產生更大的振幅，在宏觀經濟好的時候，信貸質量會很好，而在宏觀經濟下行的時候，信貸違約就會顯著增加。

根據人們以往對宏觀經濟的看法，通常都有增長期、繁榮期、下降期、蕭條期四個周期，而信用風險在第一階段事實上非常小，因為增速普遍大于成本及銀行的利率，在第二階段信用風險開始來臨，但此時人們會更加瘋狂的增加自己的信貸額度，而第三第四階段就是泡沫的破滅，大量利用泡沫和炒作形成的虛假繁榮相繼破滅，給本來已經搖搖欲墜的實體經濟最后一擊。而由于大量的信貸危機產生的復合效應，拉美國家、日本、亞洲等進入蕭條期之后至今無法重現當年的盛況。全球經濟發展的不均衡導致信用風險的蔓延，再加上上述的情況嚴重損害了全球經濟的發展，在不可控的宏觀經濟波動中，發展中國家的信用風險問題也面臨著嚴峻的考驗。

宏觀經濟波動對于信用風險的影響

拉美國家：上世紀40年代中期，阿根廷經濟學家提出發展主義理論，即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由兩部分組成：中心和。而造成他們不同的原因就是技術進步和應用均衡的原因，中心國家科技進步快，應用普及，國家技術進步慢，應用不普及，一些稍稍先進的技術則要依賴進口，而且只生產中心國家需要材料的廉價部分。中心國家貿易條件優于國家，原材料出口便宜，成熟工業商品進口價格高。拉美國家要擺脫現有處境就要改變當前不合理的經濟結構，提出進口替論，把國家戰略定位內向的工業發展，發展民族經濟，面向國內市場，扶持民族工業，這個政策持續的三十年時間，拉美國家每年的經濟增速都達到5%。而在1973年之后，歐美經濟停滯，通脹并發，大量資金融入拉美，為保住經濟增速，拉美一些國家提出債務發展模式，通過外債來實現國內的現代化，該模式主要內容是借錢來擴大再生產，增加出口，增加收入，然后還債并進行資本輸出，上世紀70年代，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等都走上了這一模式 。

而后，阿根廷等國家實現了全面私有化，大量的美歐資金一波一波的進入阿根廷，他們廉價收購了阿根廷所有戰略行業及廉價出賣的產業，然后推高本地股市，讓阿根廷本地投資者瘋狂追捧，把并購來的企業在資本市場進行兌現，當他們把財富掠奪的差不多的時候，這些資金帶著豐厚利潤大規模撤離，導致了阿根廷的金融危機。從其中，我們不難看到宏觀經濟波動對信用風險的影響，宏觀經濟波動越大，可能帶來的信用風險就越大。

日本：上世紀80年代末，日本經濟迎來了新一輪的增長，實際GDP增長達到5%以上，而個人住房投資和隨之而來的家電消費也迎來了一個繁榮的新時代。而且，當時的物價水平并沒有跟隨貨幣供應量而迅猛的上升，一直處于較低的狀態，這點有些像今天的中國，高增長、寬貨幣、低通脹。但是不能掩飾的是，當時日本的經濟爆發引發了西方市場的恐懼，于是通過操縱匯率，使日元進行升值，以此讓熱錢涌入日本，炒高日本本土房價股價。

而后，資產價格上升無法支撐實體經濟，一些投機者失去了投機的熱情，土地和股票的價格下降，導致賬面資本虧損，由于很多企業和投機者將上升的賬面資本考慮在內進行了更大規模的融資和投資，從而帶來大量的信貸問題，隨著金融緩和政策的結束，日本國內資產已不可能維持原價。而大幅度衰退的可怕之處在于各種投資標的都存在大量的信貸問題，從房屋、土地到股市、融資都有人或公司大量破產，之后產生的恐慌心理使得消費和投資緊縮的加乘效應，不只毀掉泡沫成分也砍傷了實體經濟，且由于土地與股市的套牢金額通常極大，一般都超過一個人一生才能積累的財富，導致許多家庭發生悲劇，而多數的高價買房的一般家庭則成為背債者，對以后長達一代人的日本社會消費萎縮經濟不振種下了因子。

我國：上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GDP每年的增速平均達到了8%以上，而近年來，人民幣多次提高存款準備金率以實現更集中的貨幣政策，也表達了政府已經關注到了信用風險。根據我國目前的信用風險形式我有以下看法，國有銀行主導的政府債和國企債可能會產生較大的逾期風險。我國的銀行將貸款分為正常、關注、次級、可疑和損失五級，而其中大量的本應該是次級可疑甚至是損失級的貸款被分為正常和關注中，銀行這么做毫無疑問會讓賬面的信息更好看，但是其中借給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的債務很難在預期時間還上。于是銀行就會把債務整體出售給信托公司，然后由信托公司把債務分割為理財產品在銀行等地銷售，而這種拆東墻補西墻的龐氏騙局也就解釋了為什么信托類的理財產品通常周期很短，并且很多都是非保本類型的，而信托公司的資產是持有一些銀行的股份等標的，有些信托公司會把手中某些股份作為質押標的質押多次，而信托類理財產品也淪為地方債務和地方融資平臺，也就是我國證監會主席肖鋼所說的理財產品就是龐氏騙局。

另一方面：按揭房貸也在國內占據了很大比重。從上世紀90年代起，我國對房地產市場一直實行放松的經濟政策，長時間的政策慣性助長了房地產投機商的高回報預期，致使房價一張再漲，而借貸雙方信息不對稱，假按揭造成了銀行的不良資產，而早期的寬松制度更讓一些投機客用一套房子的貸款再買一套以此來推及更多房源來推高房價，而這種由于信貸擴張所推動的畸形房價上漲也在近年來問題凸顯，去年各地政府分別限制第二套房首付比例提高就是政府的應對之策，而在房價上升時這種高杠桿比例的信貸暫時不會有問題，但房價一旦停止上行，就會由于高利息等產生更多的信貸違約問題，信用風險凸顯，會對整個宏觀經濟造成大的沖擊。

2014年3月4日是中國債券史上值得銘記的一天，*ST超日當晚公告稱，公司因資金原因無法按時支付債券的到期利息，中國債券市場首次實質性違約宣告誕生。這是一個里程碑式的事件，代表著我國債市的剛性兌付就此終結，政府不再兜底，其中的信用風險會得到釋放，而信托募集量將會下降，導致民企債券價格下降，這會進一步地增加企業債券的兌付風險。很多人對我國的債務有一種樂觀的估計，而這種樂觀的估計是建立在虛幻的資產價格基礎之上的，如果資產價格發生下挫，利潤下降甚至虧損，則必然導致系統性風險。2014年2月，我國罕見的出現了貿易逆差，這預示著更多的出口企業將會面臨較大的風險，而其中的債務風險將會逐步得到釋放。國企與地方政府債務則由于2014年國內部分城市將會面臨的土地價格下降而出現兌付風險。2014年，美國政府會逐漸退出量化寬松，其下一步必然是更加緊縮的貨幣政策，例如加息，一旦加息資金會加速回流美國，國內債務成本上升，企業個人實際債務上升，消費者不敢消費，進一步增加經濟困境，這會引發更大的宏觀經濟波動。

宏觀經濟波動影響整體信用風險的因素

（一） 政府宏觀調控因素

為減少在宏觀經濟波動中整體市場經濟受到的打擊，國家會基于自身的國情通過宏觀調控的方式將經濟周期性波動的危害程度降低到最小。與此同時，在國家宏觀調控下，信用風險會受到一定的影響。無論是寬松的宏觀經濟政策還是緊縮的宏觀經濟政策，都是與宏觀經濟波動相輔相成的，并且隨著宏觀經濟發展不斷調整國家宏觀經濟政策，宏觀經濟政策的大幅度調整對于信用風險來說也是一種負擔和挑戰。宏觀經濟政策的制定直接影響到銀行的決策，如若在根源上就不合理，那么最直接的后果就是銀行處于一個不可知的經濟環境中，任何風險值都在上升，信用風險也不例外。宏觀經濟波動帶動了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波動，同時，不理性的政府宏觀調控會加劇信用風險。

（二） 主體因素

宏觀經濟波動會影響信用風險的主體因素在于商業銀行應對不同時期的宏觀經濟波動做出的信貸政策不同，它體現出一種親周期的態勢，帶來的后果是信用風險增加，并容易陷入信貸緊縮時不良貸款增長的窘境中。如若商業銀行沒有掌握住整體的宏觀經濟波動的規律，就很難制定出正確的信貸政策，同時也很難調整資質較好的放貸對象，這些不確定性已經增加了信用風險。在經濟過熱時期，實際上增加了風險的指數，相比較下，經濟緊縮時期，受宏觀經濟波動較大影響的周期性行業的信用風險劇增，又由于部分的中小企業的自身抗風險能力較弱，使得銀行層面的信用風險暴露出很多問題，而這些因素都會影響整體的信用風險提升。

（三）客體因素

宏觀經濟波動會影響信用風險的客體因素在于借款人在不同時期的宏觀經濟波動下償還能力與借款數量的不平衡，如在經濟上行的周期內，隨著經濟的上行信用風險呈現逐漸增大的態勢，而一旦宏觀經濟停滯上行或有所減緩，那么由于借款者對于之后宏觀經濟盲目樂觀所造成的大量信用風險堆積就會成為壓垮借款者的稻草，從而產生一系列的連鎖反應，而且借款者們普遍存在互相擔保的情況，如果有一部分借款者違約，那么就會對整個信用風險體系產生"蝴蝶效應"般的系統性風險。

研究總結

（一）不同經濟階段違約距離或違約概率不同

通過實證性的發現，隨著時間的變化，在我國上市公司的違約距離隨之變動，并且總的來說違約距離表現出一種繼續拉大的態勢，這表明信用風險存在著持續下降的可能。而此種現象與我國宏觀經濟的運行周期在大體上保持了一致。分析宏觀經濟的運行，首先從違約距離與它相關的關系進行分析。因為GDP 對宏觀經濟與違約距離的關系有重要影響，所以對其分析：信用風險與GDP總量呈現出負相關，也就是說違約距離與其存在正相關；信用風險與GDP增長速度呈現出負相關，進一步解釋說違約距離與其呈現負相關。

（二）不同信用等級受經濟周期影響不同

實證研究表明，不同信用等級受經濟周期的影響不同。信用等級越高，對宏觀經濟變化的反應越不敏感。 與此同時，不同信用等級的借款人的違約概率受到宏觀經濟波動影響的程度也有所不同。

依據上文對于宏觀經濟波動與信用風險之間關系的分析，又深入探析了宏觀經濟波動下影響信用風險的各個因素，從宏觀角度入手得出在日益波動的宏觀經濟下，要掌握好國家的宏觀經濟政策，使得國家經濟的大方向是與宏觀經濟波動相匹配的，反之會嚴重影響國家的經濟發展及對信用風險造成巨大危害，從而需重視國家的政府宏觀調控；再者，影響信用風險的主體和客體因素也應引起注意，調節好之間的關系，加強防范信用風險的意識和措施。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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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竇玉進.陳國華.宏觀經濟波動對信用風險的影響[J].當代經濟，2009年12月（下）

第2篇：對宏觀經濟政策的看法范文

一、我國經濟增長中外部需求因素的沖擊

近期從影響我國經濟增長的外部沖擊因素看，主要是外需的不確定因素。其中最大的不確定因素，來自于金融危機后幾大經濟體去杠桿化的行動，去杠桿化將會使得經濟增長低于過去的平均水平。全球金融危機后美元量化寬松的政策，推動了石油等國際能源價格上漲，進而對美國和世界經濟產生負面影響。此外，金融危機的負面影響還未完全清理干凈，美國和歐洲等國經濟的潛在風險還在加大。此前美聯儲主席伯南克進行過估計，金融危機所導致的貸款損失在500億～1000億美元之間，一些經濟學家業通過測算得出結論，如果全部損失由美國來承擔的話，將會拖累其經濟下滑1％左右。如果經濟損失由美國、歐洲和日本來分擔的話，則會使世界經濟增長降低0.4％。過去30年，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很大程度上來源于外需的支撐，如果美歐日這些中國注意的貿易合作伙伴陷入衰退，則中國經濟的進程將受到極大的阻力。雖然在金融危機爆發后，美、歐和日本等國迅速采取了救市措施，一定程度上穩定了市場預期，保持了國際金融市場的基本穩定。但是應該注意到，金融危機的影響正在從金融部門向實體部門擴散深化之中。如美國出現房地產價格持續下跌和失業率增加的現象，由此產生的財富效應正在影響美國消費的增長，美國經濟出現明顯好轉的勢頭并不顯著。反觀歐元區和日本，相同的問題同樣存在，尤其是日本的核輻射和地震等問題將拖累日本經濟進入一個較長的緩和期。此外，在美元貶值預期的驅動下，以石油和大宗商品為代表的國際能源和重要原材料價格接連飛漲，近期國際原油價格已屢次突破每桶100美元大關，美國經濟可能在高油價的影響下在趨于減速，并進而波及歐洲和日本，世界經濟面臨下行的危險。另外，全球經濟發展失衡的問題依然存在，貿易保護主義盛行等問題也威脅世界經濟的發展?？偟膩碚f，在世界經濟增長不容樂觀，我國經濟增長所受到的外部沖擊將大大增加。

在全球金融市場動蕩和經濟發展中不確定性因素上升的大環境下，這必然對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帶來較大的負面影響。

由于中國金融開放的程度有限，如資本賬戶仍然受到管制等，全球金融危機對國內金融市場的影響并不大，金融機構直接的風險暴露較低，投資人并未出現美國那樣嚴重的金融恐慌現象。但普遍存在的對未來中經濟放緩和企業盈利降低的預期，影響了中國內地股票市場投資者的心理和情緒，這從我國2010年初即顯現的股市震蕩格局可窺一斑。2010年我國經濟仍然保持了10％的增長，但當年A股市場的漲幅卻位居全球倒數第三位，兩者嚴重不匹配。大規模經濟刺激的政策效應已經逐步消退，而作為一個出口依賴型經濟體，我國出口依存度約為36％，其中40％以上的出口面向歐洲和美國，這導致世界經濟的放緩勢必將使我國進出口受到這些國家經濟減速的影響。如2011年2月份我國進出口出現了罕見的逆差現象，表明全球經濟增長放緩對我國的影響正在逐步顯現出來。同時，出口很大程度上還將受到可能的匯率加速升值、國內人力等生產成本增加以及其他經濟結構調整政策的影響，盡管這些影響可能會被不斷加速提升的生產率所抵消。例如企業盈利主要取決于經濟狀況的制造業部門，美歐日等國經濟增速的減緩，加之勞動力成本上升的前景，可能會降低社會對制造業等出口部門的投資的意愿，再傳遞到整個宏觀經濟層面。

總的來說，中國未來可能面臨相對嚴峻的外部經濟環境?？梢灶A料，金融危機和世界經濟一波三折，受到美國經濟不確定性、歐元區經濟明顯減速、日本經濟低迷等因素的疊加，將使中國出口受到的負面影響在未來快速放大。近期的宏觀經濟數據顯示，由于成本上升壓力和人民幣升值加速，出口增速已經開始出現下降。而盡管受到原材料價格大幅上漲因素的影響，進口額卻仍然表現為增速，并超過出口。出口的大幅減速以及進口的增速，使我國從2011年1月份的貿易順差顯著下滑，直接進展到2月末的貿易逆差，未來經濟陷入低迷的可能性進一步增加。這無疑敲響了警鐘?？偟膩碚f，如果中國經濟發展不解決增長模式和結構失衡的問題，國內的內需在中期不承擔經濟增長穩定器的作用，則外部需求的減少將使得經濟發展通過依賴于出口拉動的模式難以持續，中國經濟增長下滑的勢頭將難以抑制。

二、正確應對通貨膨脹和資產泡沫風險

2010年以來，國內通貨膨脹和通漲預期呈加劇趨勢，CPI指數節節上升，全年上升的速度超過了此前政府設定的3％目標。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11年1月份CPI同比上漲4.9％，2月份CPI同比上漲4.9％，3月份同比漲5.4％，物價全面上漲的勢頭已經顯現出來。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的環比上升，以及由于央行未能充分提高利率所導致的負利率局面的持續，帶來了通脹預期的強化這資產價格的泡沫，通常而言，通脹持續時間越長，居民的通脹預期就會越強，通脹的治理難度也會越大。應該注意到，通貨膨脹預期的增強是當前經濟運行中的一個重要特點，我國出現較高的通脹率已有一年時間，目前居民的通脹預期不但比較高，而且比較穩固，宏觀經濟已經出現了螺旋式通脹的某些跡象。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如不采取主動措施，指望短期內通脹白行回落不切實際。需要注意的是，中國經濟在沒有大規模的產出缺口和失業率高企的情況下，過長時間維持負利率和寬松的貨幣信貸政策，將帶來宏觀經濟系統性風險的繁衍，導致資源錯配和資產泡沫。這不僅對政府穩定物價和抑制房地產價格的目標不利，將來對整個經濟和金融系統的危害更是難以估量，必須積極應對。

造成此輪通漲的原因各方都有不同看法，如貨幣型、輸入型、結構型等。很多經濟學家認為是匯率改革不到位和貨幣發行過量所致，在通漲的表現形式上，政府部門則強調是短期和結構性通漲，為了找到解決的方案，有必要厘清這一問題。對于結構性通脹的說法，有觀點認為，鑒于自2010年以來CPI的上漲主要由于食品價格加速上漲所致，可以認為本輪通脹是結構性通脹。但事實上通脹本身指的是價格持續而全面的上漲，部分價格的上漲并不能稱為通脹，如若只有食品價格的上漲，那么還不能稱為是通脹已經發生。因為食品價格的上漲，將使居民增大對其消費的同時減少其他物品的消費，從而對別的商品價格產生下行壓力。結構性通脹指的是勞動生產率增長速度的不同而導致物價持續攀升的壓力，而不是指部分產品的價格上漲，因而這種解釋從學理上講不通。而輸入型通脹認為，國際大宗商品價格的上漲傳導到國內，造成了通脹。但實際上，國際原材料、能源和資源產品價格上漲內生于中國國內需求，因為中國對于精煉銅、

原鋁、石油鐵礦石的消費量在全球總量中占據一個較大的比重。由于我國對資源和其它初級產品的需求占國際市場總需求的比重較高，中國對資源和初級產品的需求增長在很大程度上作用于世界總需求，對國際價格的影響非常明顯。這實際上意味著，我國的需求對國際產品價格產生上行壓力，而不是被動接受國際產品價格。一個直觀的表達是，我國產品價格的變化規律與香港那樣的小型經濟體完全不同，不能套用輸入型通脹的說法。本文認為，成本推動是造成我國通貨膨脹壓力的最重要原因，現行通漲是基于成本推動型的通漲。引起成本推動的原因是多重的，工業化城鎮化發展到一定階段，各類要素成本將會上升，這是很多國家在發展過程中都會經歷的一個過程。

從整個宏觀面來講，我國正在進入一個生產要素成本周期性上升的階段，成本推動的壓力趨于加大。我國經濟發展到目前這個階段，特別是人均GDP超3000美元以后，多種生產要素價格走勢都出現了拐點，價格的提升是一個自然的過程。比如土地價格、能源、資源包括水資源價格都在大幅上升，但最典型的還是勞動力成本的上升。經濟學原理告訴我們，人均GDP提高后將意味著勞動力成本會有相應的上升，特別是現行《勞動合同法》實施后，中國人力成本的上升將成為一個難以扭轉的趨勢。其他要素成本也存在同樣的趨勢。其次，我國部分生產要素價格體系離市場化的目標還有相當大的差距，由于政府管制造成的價格扭曲的狀況還普遍存在。比如近年來國際原油價格一直在上漲，目前已經突破每桶100美元大關，但由于價格管制，國內成品油價格遠低于國際成品油價格，導致煉油環節出現虧損，政府只好通過財政補貼的方式保持煉油企業的積極性。為了控制物價漲幅，我國對糧食、成品油、電力、天然氣、公共交通等產品和服務的價格實施嚴格管制，實際上，由于廣泛存在的價格管制，目前的通脹數據并沒有完全反映市場中實際的物價上漲要求。可以想象，一旦價格放開，這一局面將發生重大轉變，這必將最終引起企業的成本加大，并進一步傳導到物價上來。此外，隨著中國、印度以及其他一些發展中國家工業化和經濟發展速度的加快，對全球初級產品的需求量不斷上升，導致初級產品進入一個成本上升的周期，糧食、原油、鐵礦石等價格已經進入周期性的上升階段。目前在我國對外開放度已經較高，初級產品對外依賴性加大的背景下，全球初級產品價格的上升必然導致國內初級產品價格的上升?？偟膩碚f，我國未來將在較長時期內面臨著要素成本持續上升的壓力，這是推動我國目前通貨膨脹最重要的也是最難對付的因素。

當然，也應注意到，國內貨幣環境的過度寬松，目前過多的貨幣存最和央行超發的大量貨幣是通貨膨脹的重要推手，要控制通貨膨脹和資產價格泡沫，必須消除背后的貨幣基礎。2011年是“十二五”開局之年，各地政府發展經濟的積極性高漲，土地財政的觀念還未淡化，通脹預期的強化可能引來資本流入的增加，我國面臨的通貨膨脹和資產價格泡沫問題將日趨嚴重，政府必須采取切實的措施解決這一問題，以便防止在未來中國經濟的硬著陸。

三、下一步宏觀經濟政策的選擇

當前中國宏觀經濟面臨內外兩大挑戰：一是通貨膨脹和資產價格高企導致的壓力，二是中國經濟進行結構轉型的壓力。兩大挑戰的重要影響是毋庸置疑的，但都蘊含著積極的結構性變遷。目前在以防通漲成為宏觀經濟主要政策目標的形勢下，從貨幣政策來看，中央銀行數度上調法定準備金率和存貸款利率，實施從緊的貨幣政策。但目前看來，宏觀經濟政策面臨一些問題。首先，從緊貨幣政策在控制通貨膨脹上效果有限。面對當前貨幣存量過多，以農產品價格上漲和要素價格上升為主要觸發點導致的通貨膨脹，貨幣政策實施的空間和有效性。雖然從金融風險管理的角度看，根據目前的經濟形勢，從緊貨幣政策仍然是必須采取的措施，事實上央行也數度上調了存款準備金政策，并借助于中央銀行票據等數最型貨幣政策工具回收市場流動性，但價格型政策手段的相對缺失，仍然使貨幣政策的效果暫時沒有體現出來。其次，現行宏觀經濟政策中對于財政政策的運用并不到位。實際上財政政策可在控制通貨膨脹中進行反向操作，寬松的財政政策可以降低通貨膨脹導致的社會成本。一方面，通過減稅措施可以通過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降低生活必需品價格上漲對公眾生活水平的沖擊。另一方面，財政支出具有增加供給和調整結構兩大功效，可以為今后的經濟競爭力奠定基礎，符合我國經濟結構轉型的目標。尤其是面對匯率升值可能導致的產業競爭力下降問題，通過財政政策和產業政策實施結構調整已是不得不為的政策抉擇。

從目前世界經濟形勢著眼，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當前實際情況人手，未來的宏觀經濟政策必須考慮一些新的問題，并在政策手段上注入一些新的元素。如面對通貨膨脹問題，有效遏制通脹所應采取的措施，政策選項有人民幣升值、加息、提高準備金率、公開市場操作、行政性價格管制等。但在當前我國經濟工作已經以防范通脹預期進一步強化為主要目標的局面下，消除物價上漲的貨幣基礎，控制住貨幣供應量增長應是當務之急。這需要多種政策工具的綜合運用，而其中的權衡取舍則是對貨幣政策制定者智慧的考驗。鑒于短期內物價上漲壓力仍然較大，貨幣當局應合理發揮從緊貨幣政策的作用，立即采取價格型工具在內的政策措施，穩定未來的通貨膨脹預期，防止前期通脹的傳遞和擴散效應加劇未來的價格快速上漲?？紤]到我國當前通貨膨脹的前期貨幣超發基礎，必須盡早回收過多的流動性，并在適當的時候進行價格的管制。如果能管住貨幣，價格將有升有降，但如果在調整價格的同時不管住貨幣，則可能引發全面通漲。目前，由于世界金融形勢動蕩，美元量化寬松政策導致全球流動性泛濫，導致中國人民銀行利用利率杠桿調節國內總需求的空間受到壓制，央行貨幣政策工具的選擇上側重于數量型工具。實際上自2010年以來央行多次使用準備金、央票等數量工具，而利率這一價格工具使用較少，正是對中美利率倒掛局面倒逼國內貨幣政策操作受限的合理反應和權衡結果。

第3篇：對宏觀經濟政策的看法范文

十八屆三中全會的主題是“全面深化改革”，在近一段時間，“改革”顯然被認為是接下來一段時期的關鍵詞。

但穩增長依然是各級政府的重任，對地方政府來說尤其如此。臨近年末，河南掀起“穩增長調結構百日攻堅戰”；湖南、陜西等地方政府通過下發文件或者召開會議，要求“全力以赴穩增長守底線”。利用財政結余資金加大投資、上項目仍然是主要手段。

地方政府很看中“經濟增長底線”概念。一般認為，衡量“底線”有兩個關鍵數據指標，一是經濟增長率，一是就業水平。

按“十二五”規劃、中央政府工作報告等官方文件及分析人士的普遍看法，全國目前能承受的經濟增長底線在7%至7.5%之間。第三季度統計數據顯示，GDP（國內生產總值）同比增長7.8%，繼第二季度回落后又重新上升。10月份，官方PMI（采購經理人指數）也較為樂觀，連續4個月回升至51.4%，創18個月以來的新高。

雖然GDP進入中速增長區間，失業率卻并未明顯上升。人社部數據顯示，第三季度末全國城鎮登記失業率為4.04%，是連續三年保持在4.1%后的第一次下降。

國家統計局認為，單位GDP 創造的增量與前幾年相比明顯提高，服務業比重提升從而增加了就業崗位，中國15-60歲勞動力資源絕對量從2012年起開始步入下行區間，是經濟增速下降而失業率沒有大幅度變化的主要原因。

整體無憂，但就業率中的結構性問題仍不容忽視。比如，相比之下，大中專畢業生調查失業率比較高。

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經濟結構的失衡，也從一個側面說明，在日后更長的時間里，就業的穩定性可能將從依托于總量增速，逐步轉變為依托于結構改革的進程，這也更加反映了改革的緊迫性。

對于未來的經濟政策將如何安排，國家統計局一位人士對記者表示，當前的宏觀政策導向，比以往的預期更加明確，“有宏觀政策調控區間和相應的政策儲備”。

多位專家表示，目前，有一些對短期增長與長期改革都不利的問題一直沒有得到解決，應該成為經濟政策的發力重點。

首先，是資金配置扭曲。大量的信貸等資金配置到房地產、政府隱性擔保的基礎設施領域，導致資金價格不斷攀升，擠出實體經濟、尤其是中小企業的資金需求。

其次是房地產市場出現分化。三四線城市現在供給大于需求，同時土地供給寬松，過度炒作的城市房價已經開始下降，一些地方的房地產泡沫破滅跡象開始出現。

第三是產能過剩持續嚴重。記者了解到，國家統計局最近做了一個41萬家的企業調查，其中25萬家是大中型企業，調查發現，目前市場仍處在去庫存化過程中。

這一態勢也得到了數據的印證。在10月份的PMI分項指標中，原材料庫存指數為48.6%，產成品庫存指數比上月下降1.8個百分點至45.6%，都位于臨界點以下。因此，在GDP與PMI數據整體向好的情況下，依然有一些政府人士與專家對未來經濟增長表示不同程度的憂慮。

在“底線思維”下，未來的財政和貨幣政策預期將保持穩定。

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表示，中國一直都執行積極的財政政策，目前經濟在相對比較低的水平波動，退出積極的財政政策可能會使經濟增長掉到底線之下；貨幣政策仍為穩健或者說中性，央行調控的初衷似乎是有所收緊，但實際的結果是達到中性。

第4篇：對宏觀經濟政策的看法范文

【關鍵詞】金融危機經濟衰退預期信心

從此次全球金融危機爆發至今,金融市場動蕩、交易規模下滑、失業率上升,原本寫在書本上的景象正呈現在我們面前,衰退背后是人們對于經濟前景的悲觀和無奈。走向復蘇需要信心,但信心無疑是今天市場上最稀缺的東西,歷史上有關危機過后經濟蕭條的描述讓悲觀預期成為此時行事的基礎,因為人們相信這種判斷是理性的。然而單單基于過去預測未來屬于適應性預期,只有最大限度利用所得到的信息做出行動才是理性預期。本文置身充斥消極情緒的環境,分析經濟周期自身屬性與中國經濟運行的真實狀況,以期提升市場信心,實現中國經濟的盡早回暖。

一、市場悲觀預期蔓延加劇全球經濟衰退

過去一年多來,全球經濟經歷了20世紀30年代以來最嚴重的挑戰,自08年9月雷曼兄弟公司申請破產以來,美國次貸危機逐漸完成由虛擬經濟領域到實體經濟領域、由發達經濟體到新興市場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的蛻變,演化為一場世紀性的金融危機。全球金融危機改變了市場參與者對市場環境、市場概況以及面臨風險的看法,嚴重挫傷了人們對于未來不確定性的樂觀態度。悲觀預期,令經濟效率源泉的自由市場運行的流暢程度大大降低,從另一個角度看,當前全球經濟快速惡化正是交易伙伴間信任關系的斷裂,市場體系內部信用崩潰的表現。

1.悲觀預期促使金融機構紛紛“去杠桿化”

全球金融危機讓金融機構脆弱性暴露無遺,此前已有一些機構由于過高的財務杠桿比率付出慘重代價,為了降低財務風險,金融機構紛紛降低杠桿率,防止陷入破產的絕境。隨著華爾街五大投資銀行歸入商業銀行體系,投資銀行傳統的約30-35倍的杠桿比率將逐漸向商業銀行十幾倍的杠桿比率轉化。與此同時,對沖機構破產與大幅度削減杠桿比率也將導致金融市場的杠桿率大幅降低。金融機構“去杠桿化”的行為不僅造成金融市場混亂,資產價格大幅下跌,流動性高度緊張,預計全球股票、債券和金融衍生品等金融資產累計損失將超過50萬億美元。同時“去杠桿化”行為會導致信貸萎縮,影響投資和消費,波及實體經濟,在更大“去杠桿化”規模發生之前,金融市場難以恢復正常,實體經濟穩定和復蘇遙不可及。

2.信心不足引發投入要素價格大幅跳水

受預期需求和產出下行的影響,國際能源、金屬礦石、農產品等初級產品價格經歷劇烈波動。國際原油價格大幅跳水,紐約原油期貨價格從2008年初90美元/桶攀升至年中147美元/桶,年末又大幅降至44.6美元/桶。農產品、黃金、礦產資源等大宗商品的價格也經歷了相似的調整。次貸危機顯現之后,各經濟體也紛紛下調了其國內利率水平。為了強化宏觀經濟政策的干預力度,美聯儲多次降息,聯邦基金率自去年年初的4.25%降至0%-0.25%,降至歷史新低。為了應對經濟衰退,其他發達國家和新興市場經濟體紛紛采取協調行動,推動數輪大幅聯合降息。與此同時,勞動力價格水平也呈現出下滑趨勢。由于預期消費水平降低,企業主正在壓縮產出、裁員或降薪,在不確定性越來越大的時候,企業首先考慮的是謹慎行事。

3.市場悲觀態度弱化了政府干預的效果

市場信心與政府干預存在微妙的關系,此前美國政府對貝爾斯登的救助曾一度使危機趨于平緩,但此后拒絕援助雷曼兄弟的戰略性失誤,令危機全面升級,此前暫時重建的信心最終隨雷曼兄弟的煙消云散。丟失信心的市場呼喚政府的介入。為了應對金融危機,各國政府出臺了規模龐大、層次多樣的救市計劃,減息、注資、推出擴張性財政刺激計劃等等。政策效果地釋放離不開市場主體的積極配合,但在悲觀預期的環境中,市場對于刺激政策的冷漠會弱化干預效果。例如,之前美國政府向銀行系統注資來迫使銀行解除拆借限制,但是銀行本身處于水深火熱之中,僅僅遵循自身利益行事,銀行間融資壓力并沒有得到緩解。又如,美國政府希望建立公私合營投資基金購買問題貸款和證券的計劃很可能也是一廂情愿,畢竟當前“現金為王”的投資理念很難激發私人資金介入這一領域。

二、客觀審視金融危機與中國經濟增長放緩

經濟走出困境的過程,伴隨著市場信心的重建,如果在經濟衰退時一味強調不利因素,無視經濟運行中的有利因素,就會讓悲觀預期拖延經濟復蘇的時間。日益融入國際經濟秩序的中國沒能在全球金融危機中獨善其身,經濟增長放緩已經定局。正因如此,中國更加需要客觀審視此次金融危機以及中國經濟增長放緩的原因,為市場主體重建信心奠定基礎。

1.經濟周期具有不可避免性和內在合理性

當前全球各主要經濟體正處在經濟周期的衰退期,盡管各國政府紛紛采取擴張性的宏觀經濟政策對經濟進行干預,但是不能在短時間內徹底治愈衰退,衰退總會在一輪繁榮過后不期而至。立足經濟周期視角,當前經濟衰退與8年前美國互聯網泡沫危機有極為深遠的聯系,在互聯網泡沫破裂以后,美國聯邦儲備銀行通過擴張性貨幣政策激活了美國國內的房地產市場,令經濟很快復蘇并趨于繁榮,但是這種繁榮景象的背后并非經濟自我調整后健康機體,從本質上看仍然是一個泡沫,并且比此前的互聯網泡沫更大。2007年,美國房地產市場泡沫破裂,造成了此次全球金融危機,使美國乃至全球不可避免的陷入衰退,事實上,今日的嚴重衰退正是一場姍姍來遲的衰退。

2.外部與內部原因致使中國經濟增速下降

金融危機爆發之后,中國經濟增長趨于放緩。自2008年第一季度GDP同比增長10.6%,此后四個季度漸次回落,至2009年第一季度,GDP同比增長速度降至6.1%。全球金融危機首先沖擊了深度參與美國金融市場的經濟體,隨后波及了高度負債和依賴外部融資的經濟體,最后影響了對外依存度較高的國家。由于存在資本項目管制并擁有巨額外匯儲備,中國經濟受到沖擊的程度遠遠低于歐盟、韓國、冰島等經濟體,但是隨著危機向實體經濟轉化,中國由于較高的對外依存度而成為危機損失的被轉嫁方之一。與此同時,在危機來臨前的一年多來,中國宏觀經濟政策一直趨于緊縮,為了醫治久久不能平抑的經濟過熱,多次提高利率、調高準備金率、加速貨幣升值甚至直接控制信貸規模和流向,也給經濟增長不小的內在壓力,但是隨著政府轉向擴張性政策的出臺,來自政策方面的壓力轉變為增長的動力。

三、保持中國經濟發展信心的力量源泉

溫總理指出,在經濟困難便面,信心與合作比黃金和貨幣更重要,信心是戰勝危機的力量源泉。從現在的情況看,中國經濟增長的信心來自于國內經濟增速快于發達經濟體和同類型國家的事實以及中國政府宏觀經濟政策的有力實施。

1.中國經濟增速快于發達經濟體和金磚四國另外三個國家

外部沖擊和此前緊縮性的政策冷卻了一度過熱的中國經濟,但是和全球主要經濟體相比,中國經濟沒有想象的那么糟糕。自2008年第三季度,美、歐、日等發達經濟體相繼陷入衰退,紛紛出現連續兩個季度出現負增長的情況;金磚四國的另外三個國家:巴西、俄羅斯、印度在2008年前三季度實現了6%-7%的增長速度,而中國同期增長速度達到9.9%。從投資和消費情況看,固定資產投資增速略有提高。2009年一季度,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28.8%,比上年同期加快4.2個百分點。消費增速趨于平穩,2009年一季度,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15.0%,未來,消費依然是GDP中相對穩定的因素。

2.中國政府具備應對全球金融危機的信心和能力

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之后,中國政府的宏觀經濟政策出手快、出拳重的特點充分顯示了我國政府捍衛經濟增長的決心與信心。去年11月份,國務院宣布高達4萬億元的經濟刺激方案,其中政府籌措1.2萬億,其余來自配套貸款和自籌資金。投資方向集中于公路、鐵路、港口、機場等基礎設施的建設。同時,中國政府家底厚,國有經濟部門資產規模大、質量優的特點保證了中國政府有能力落實刺激計劃:第一,2008年,中國外匯儲備增至19460億美元,過去的5年時間中,財政收入一直保持了較為快速的增長,公共債務占GDP的比重只有30%左右,銀行和社?；鸬碾[性債務大幅降低。第二,國有經濟部門在中國固定資產投資中所占比重已經達到43%左右,國有商業銀行資產總量增至中國商業銀行總資產的近60%,且銀行的不良資產比例降至7%左右。隨著各項刺激政策的逐步落實,刺激計劃已初見效果,自2008年12份至今,中國制造業采購經理指數連續四個月回升,并與2009年3月一舉突破標志著經濟擴張和收縮分界點的50點關口,達到52.4。

參考文獻:

[1]吉爾•福斯樂.2009:全球經濟預測與展望.國際金融研究,2009.2.

[2]黃益平.美國金融危機與中國經濟增長前景.國際金融研究,2009.1.

第5篇：對宏觀經濟政策的看法范文

針對貨幣信貸結構調整，中國人民銀行進行了詳細的描述。與2008年第一季度貨幣政策委員會僅用一句話的簡單表述不同，此次，中國人民銀行在談及信貸向就業傾斜時特別闡述道，“將加大對帶動就業多且特別困難行業的金融支持力度，支持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引導金融機構為小企業提供合適的金融產品和金融服務，增加對小企業的資金支持”。

之前，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蘇寧就曾明確表示，貨幣政策雖然在結構上有所考慮，但主要是偏重總量，涉及具體行業的問題需要和其他政策聯動。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人民銀行年中工作電視電話會議著重提出，繼續加強和改善金融宏觀調控，保持宏觀經濟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著力解決經濟金融運行中的突出矛盾和問題；要正確處理好總量調控與結構優化的關系，推進經濟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轉變；要支持和促進中小企業和對外經濟平穩發展；要繼續加強異常外匯資金流動監管，有效防范短期資本流動的沖擊。

相關學者也指出，中國人民銀行將對貨幣政策進行微調，但這顯然并不代表會大規模放松貨幣政策。

第6篇：對宏觀經濟政策的看法范文

2008年的9月中旬,是全球經濟最黑暗的時刻。打開媒體,不管是報紙,還是電視,幾乎沒有哪怕一條鼓舞人心的好消息。整整一年過去了,全球經濟形勢有什么變化?變化是非常明顯的,那就是全球經濟復蘇形勢已經明朗了。

一年之內如此大的變化,原因在于去年金融危機最嚴峻的時刻,全球央行總動員一起向市場開閘放水。無論是就業率的改善,還是美元貶值或者股市的走強,目前都指向一個事實:全球經濟復蘇。

但在當前全球經濟復蘇不斷向好的背景下,此輪超級擴張政策是否應該退出、怎樣退出等問題浮出水面。如何平穩退出寬松貨幣政策,讓全球經濟避免再次陷入一個新泡沫當中,將是各國政府的一個大難題,也將考驗他們的經濟智慧和政治勇氣。

在這個敏感時刻,針對宏觀政策的博弈已經開始了。一個跡象是,最近圍繞通脹的爭論再度激烈。由于對通脹的判斷直接關系到未來宏觀政策的調整,關系到貨幣政策的張弛,關系到企業金融環境的松緊,關系到資本市場的漲跌,因而成為各方博弈的焦點。

近日在英國倫敦召開的二十國集團(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對此話題的討論,也就讓人高度關注。單看G20財長和央行行長在9月5日會后發表的公報聲明,似乎G20已經就繼續推進經濟刺激計劃達成了一致,暫時還不會實施退出。

但這種“一致性”很可能只是表面上的,在筆者看來,此次G20會議透露出的一個重要信息是,歐美國家背地里已經開始著手退出戰略的準備工作了,繼續刺激經濟政策的“保鮮期”可能并不會太長。

世界銀行行長羅伯特??佐利克日前在北京表示,中國當前不會出現通貨膨脹,此時中國“收回”經濟刺激措施還為時過早?？墒羌热粴W美國家已經將退出戰略提上了日程,為何佐利克會如此表態呢?顯然他的看法代表了發達國家的期望:中國不能在全球拯救經濟危機的協作中率先撤退。

中國政府顯然需要重視這個問題了,不能在戰略上一點準備都沒有。雖然現在通脹部署上升不到決策層面,但并不妨礙中國政府對退出戰略做好提前應對的準備,這實際上考驗著決策層的預見性和判斷力,因為要準確判斷寬松政策退出的時機和力度是十分困難的,如果不預先作出戰略思考,只怕到真正退出時就有點唐突了。

第7篇：對宏觀經濟政策的看法范文

［關鍵詞］典型相關分析；保險業；政府財政

保險業的發展與政府財政的互動關系一直是保險理論研究的一個熱點問題。經過國內外學者的研究,從宏觀政策影響角度已經取得較為一致的基本看法。財政政策與保險政策的關系是宏觀經濟政策與微觀經濟政策的關系,二者相互影響、互相作用。但是上述結論缺乏定量的實證分析結論,很難揭示在現代市場經濟中,作為雙方政策體現的財政收支結構與保險業發展水平間的相關強度大小,以及內部指標間的作用方向。

本文通過研究我國不同地區保險業發展與政府財政收支狀況的指標組截面數據,利用典型相關分析法對兩組變量進行相關分析,以揭示財政收支與保險產業發展的動態統計關系,并對二者協調發展提出相應對策、建議。

1 理論模型方法

典型相關分析(cannonical correlation analysis)于1936年首先由hotelling提出,是從整體出發來研究兩組隨機向量間相關關系的一種多元統計分析方法?；舅枷胧鞘紫仍诿拷M變量中找出變量間的線性組合,使其具有最大相關性,然后再在每組變量中找出第二對線性組合,使其分別與第一對線性組合不相關,而第二對線性組合本身具有最大的相關性,繼續該進程,直到兩組變量之間的相關性被提取完畢為止。問題就轉化為研究這些線性組合的最大相關性,從而減少研究變量的個數,對多元數據信息做到整體認讀與分析。

2 變量的選取與符號約定

對保險業發展與政府財政關系的典型相關分析研究需要考察兩組變量,一組是保險業發展測度指標組,具體包括保險費收入變量、賠付支出變量、保險強度變量、保險深度變量,其中保費收入與支出變量是反映保險業區域規模的基礎性指標,而由保險密度=[sx(]保險費收入[]人口總數[sx)]與保險深度=[sx(]保險費收入[]國內生產總值[sx)]的定義式可知,上述兩個指標分別度量了保險業發展的相對強度與廣度指標。由選取數據的代表性和可獲得性,具體選取數據指標如下：各地區原保險費收入x1、賠付支出額x2、保險密度x3、保險深度x4。

對于政府財政結構的分析,選取代表宏觀財政的收支總量以及收支的主要具體項目,政府財政收入來源按照是否屬于稅收收入分類,而政府支出則按照一般公共服務、教育科技文化體育支出、社會保障與就業投入、醫療衛生環護與城鄉社區事務、農林水與交通運輸工商及金融等事務支出等。

第8篇：對宏觀經濟政策的看法范文

一、“奧肯定律”的作用機理和適用條件

“奧肯定律”實際上是一個拇指規則，即僅僅反映在經濟增長率變化與失業率變化之間的一種相關關系，而在經驗檢驗時，通常并不考慮影響經濟增長率變化或失業率變化的其他因素。因此，對于這一經驗關系的表述通常有兩種方式，從而人們也是在兩種意義上使用該定律。一是表達失業率變動對產出增長率的影響，即Y=c-α×U；一是表達產出增長率對失業率變化的影響，即U=c-β×Y。其中，Y為產出增長率的變動，U為失業率的變動，c是常數項，α和β為經驗系數。在奧肯的最初研究中，這個定律揭示了失業率下降與經濟增長率提高之間的關系，而更準確地說，是指實際失業率偏離自然失業率的百分點所引起的實際增長率對潛在增長率的偏離百分點(Okun，1962)。奧肯根據美國的經驗發現，1個百分點的失業率下降與3個百分點的額外產出增長率相聯系。而目前美國的這種關系則被改寫為1個百分點的失業率下降與2個百分點的額外產出增長率相聯系(Altig et al．，1997)。

正如一個典型的生產函數所表達的，產出的變化可以歸結于生產投入和生產率的變化，而生產投入主要包括勞動投入和資本投入。在一個相對短的時期內，生產率和資本存量的變動相對小，而勞動投入量的變動卻可以較大，因此，勞動投入的變動就會影響產出的變動。既然失業率高低直接決定了在生產過程中勞動投入量的大小，在失業率與產出增長率兩者的變化就形成了奧肯所觀察并表述的關系。

在現實的經濟增長中，影響產出增長率的因素是眾多的。如果控制了其他各種變量的影響，失業率變化通過勞動投入的變化對經濟增長率的影響實際上是微不足道的，何以在美國經濟產生1：3或1：2這樣顯著且大幅度的影響效果呢?一種解釋是，失業率的變動通常與其他影響產出增長率變動的因素是一致的，即當失業率上升或下降時，諸如每個工人的工作時間、勞動參與率等改變勞動力供給的因素都發生相同效果的變動。而所有這些因素對勞動力供給共同產生的效果，直觀地表現為一個微小的失業率變動導致大幅度的產出增長率變動(Altig et al．，1997)。也就是說，在美國宏觀經濟層面上發生以失業率變化為表征的勞動力需求變化時，一系列影響勞動力供給的因素都以自身的變化做出響應，從而放大單純失業率變化可能產生的效果。

例如，大量研究表明，勞動參與率是勞動力市場周期變化的一個重要表現(Flaim，1984)。根據Sum-mers(1990，p．113)，勞動參與、失業和就業之間的關系可以用下列恒等式表示：(E／N)i＝(E／L)i(L／N)i，其中E表示就業人數，N表示人口數，L表示勞動力數，i代表不同的人口組。這個恒等式表達的關系是：就業比(就業人口占全部人口或勞動年齡人口的比例)是勞動參與率(經濟活動人口占勞動年齡人口的比例)與就業率(1-失業率)的乘積。因此，就業比的波動可以被分解為失業率的變動和勞動參與率的變動兩個組成部分。由于“沮喪的工人效應”，即勞動力市場偏緊在使得一部分人群希望工作卻找不到工作的同時，也使得另一部分人群對勞動力市場失去信心而退出勞動力隊伍，導致勞動參與率通常與失業率之間呈現方向相反卻效果一致的同步變化。

關于對“奧肯定律”的理解，我們可以得出的結論是：失業率變化對經濟增長率變化的影響，是從失業率反映勞動實際投入，并且在失業率之外的其他影響勞動投入的因素與失業率發生同等效果變化的條件下而存在的。也就是說，在這里發揮作用的失業率，主要是指反映宏觀經濟周期性的組成部分，而不是與摩擦性和結構性因素相關的自然失業率。例如，正如奧肯本人清楚地指出的，在他所發現的經驗關系中，失業率變動是指實際失業率對自然失業率的偏離，而按照定義，失業率是由相對穩定的自然失業率和隨宏觀經濟變化的周期性失業率組成的。

“奧肯定律”經驗關系中的另一個變量即經濟增長率，也因其特殊規定性成為該定律有效的條件。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即使存在著宏觀經濟政策的抑制或刺激，經濟增長仍然是企業因投資成本變化而改變投資意愿所促成的，即企業按照相對穩定的生產要素稀缺性，從而相對價格信號進行投資，匯合成宏觀經濟意義上的經濟增長。因此，在這種經濟增長中，通常不會發生系統地違背比較優勢的扭曲現象，因而不會產生經濟增長與就業之間關系的大幅度偏離。

可見，“奧肯定律”的存在是有條件的，這些條件通常是以相對完善的市場環境和市場機制為前提。因此，從理論上討論和經驗上驗證“奧肯定律”在中國的適用性，應該從中國市場發育水平，特別是生產要素市場完善的程度出發，著眼于考察上述條件是否存在，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存在。

二、中國經濟增長與失業關系的經驗觀察

中國大規模的失業現象開始發生于20世紀90年代后期，并且從那以后，失業率出現了實質性的升高并且表現出隨時間的波動性，從而成為反映宏觀經濟狀況的一個變量。與此同時，經濟學家著手進行了一些關于“奧肯定律”是否在中國存在的研究。然而，這些研究存在著某些理論解釋的不足，或者數據使用上的缺陷，從而沒有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以致在很多場合，無論是明確地引證“奧肯定律”還是將其作為潛臺詞，人們往往沒有考慮到該定律的適用性，因而可能造成某種程度的誤導。

首先，中國失業率升高的最初起因，雖然有宏觀經濟周期和產業結構調整的因素作用，但是，在這些因素之外還有一個與美國這樣的市場經濟國家截然不同的因素，即由于旨在“減員增效”的企業勞動制度改革。在20世紀90年代后期以來職工大規模下崗和失業之前，國有企業普遍存在著嚴重的冗員問題，據當時的調查，冗員率一般在1／3到2／5之間。

而這種情況在市場經濟國家，在企業完全獨立自主地做出雇用和解雇決定的條件下，是不可能長期存在的。如果說，在沒有普遍的冗員現象的情況下，一旦發生以勞動力需求減少為結果的失業率提高，通常會伴隨著減少勞動使用的其他變化的話，從嚴重的冗員現象出發的失業率提高，反而會提高留在工作崗位上的勞動者的工作時間。不僅如此，如果減員增效的改革的確奏效的話，勞動生產率也會提高。而這些因素都產生與失業率減少勞動投入相反的效果。這樣，單一且間接的失業率提高這個因素，就不能明顯地被轉化為產出增長率的提高。

誠然，在改革期間造成中國失業率上升的因素中，也存在著宏觀經濟周期的作用。特別是在中國經濟剛剛從短缺經濟進入到結構性過剩階段，加上東南亞金融危機的影響，國內需求的制約導致企業開工不足從而對勞動力需求減少，也是失業率提高的誘因。但是，作為一段時期持續發生的現象，中國的高失業率主要是由結構變化和勞動力市場功能不健全造成的長期自然失業現象，同時在這一時期失業率上升的因素中，自然失業率的貢獻也很突出(蔡、都陽、高文書，2004)。因此，我們預期在中國，“奧肯定律”的作用受到限制，即在經濟增長率與失業率變化之間不存在顯著的負相關關系。

其次，在面臨宏觀經濟低迷以及嚴重的失業困境的情況下，20世紀90年代后期國家采取了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并將其作為政府積極的就業促進政策的一項措施。但是，在這個時期有三個因素不利于經濟增長率帶動就業的擴大。第一，決策者和許多學者都主張不能以比較優勢戰略作為基本的戰略模式，認為實行靜態比較優勢戰略而把勞動密集型產業作為主導產業，將阻礙動態比較優勢的轉換(郭克莎，2004)。第二，由于儲蓄增加與貸款意愿不足的矛盾，利率長期處于低水平，周期性宏觀經濟現象演化成持續地影響長期經濟增長和結構變化的信號，從而資本作為稀缺的生產要素，價格被人為壓低。第三，作為政府推行重工業化戰略的載體的國有大中型企業容易獲得貸款，融資成本降低，而更反映比較優勢的中小企業正好相反。由此導致的結果是投資方向不利于那些吸收較多就業的產業，造成就業促進效果不明顯的經濟增長。研究發現，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就出現了工業增長中技術選擇偏向于資本密集型的趨勢(劉學軍、蔡，2004)。

最后，由于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失業率數字只是登記失業率，而這個指標與市場經濟國家使用的失業率反映了不盡相同的內容，因而許多經驗研究的結論并不可靠(如姜巍等，2005)。在中國，登記失業率這個指標常常不能確切地反映就業形勢的好壞。例如，國有企業下崗和失業最嚴重的1998―2000年期間，這個登記失業率一直保持在3．1％。而當就業形勢開始好轉時，這個指標卻大幅度提高了，從2001年3．6％，2002年4％，到2003年的4．3％和2004年的4．2％。原因是，凡是具有下崗身份即領取下崗基本生活費的，不管是否有工作，都不再進行失業登記。這樣，第一是這個指標沒有包括那些下崗后沒有工作的人，因而低估了失業率；第二是隨著從下崗向公開失業的并軌，下崗人數減少而登記失業增加，而這個增加可能并不意味著勞動力市場狀況變得更糟。

根據國際勞工組織(ILO)推薦的方法和定義進行調查并估計的城鎮調查失業率，被認為比較好地反映真實的失業狀況，并且具有國際可比性。因此，只有使用這個失業率指標，才可以進行具有可比性的經驗研究。根據已經公開發表的統計數據，我們估算出1978年以來中國城鎮調查失業率(Cai，2004)，并用之進行“奧肯定律”的經驗檢驗，即觀察在1979―2004年期間，中國是否存在實際GDP增長率與失業率變動之間的顯著負相關關系。

我們以失業率變動為因變量，以實際GDP年增長率為自變量做回歸，得出的經驗關系式為：U=0．28-0．027Y，該式回歸系數的t值為-0．65，非常不顯著；而決定系數R2為0．0102，幾乎沒有解釋力。如果我們以實際GDP年增長率為因變量，以失業率變動為自變量做回歸，得出的經驗關系式為：Y=9．66-0．377U。同樣的，該式回歸系數的t值為0．61，決定系數R2也是0．0102。上述經驗檢驗表明，雖然回歸結果的符號是與預期相同的，但是，顯著性檢驗表明，在中國的實際GDP增長率和失業率變動之間，不存在顯著的相關關系。為了更清楚地觀察兩個變量之間的關系，我們給出了兩個變量的散點圖(圖1)。散點圖更加直觀地告訴我們，兩者之間的關系是松散的?？梢姡芯拷Y論表明在中國并不存在“奧肯定律”所揭示的經驗現象。

三、經濟增長不會自動帶來就業擴大

在中國，公開引用“奧肯定律”或將其作為潛臺詞，通常用于兩種目的。在第一種情形下，引用降低失業率可以提高經濟增長率這種關系，著眼點是強調治理失業的重要性。其實，這種用意是良好的。畢竟，勞動力更加充分的使用無異于提高資源的利用率，自然應該具有提高經濟增長率的效果。但是，失業率與經濟增長率兩者之間關系的不顯著，一方面說明中國目前的失業率構成中，最主要的成分是由于摩擦性和結構性因素造成的自然失業率，另一方面說明影響經濟增長率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微小的周期性失業因素所能反映出的促進經濟增長效果，在統計上并不能充分顯示出來。在諸如美國這樣的市場經濟國家，聯邦儲備委員會通過觀察失業率的變化來做出貨幣政策方向的決策，是因為“奧肯定律”有效。但是，在這一經驗關系不存在的條件下，僅僅通過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調節經濟增長速度，并不能取得治理失業的效果。因此，我們經驗結論的政策含義就是，治理失業的更重要領域在于發育勞動力市場，完善其功能，提高勞動力供給與需求之間的匹配程度，縮短勞動者陷入結構性和摩擦性失業狀態的時間。

在第二種情形下，引用加快經濟增長可以降低失業率這種關系，作為經濟增長可以自動降低失業率、擴大就業的學理依據。的確，經濟增長是就業的必要條件，就是說，沒有經濟增長，就業的擴大就成為無源之水、無米之炊。然而，經濟增長卻不是就業擴大的充分條件，即失業的治理和就業的擴大，并不能僅僅依靠經濟增長得到解決，也并非什么樣的經濟增長都具有同等的效果。即使利用反周期的宏觀經濟政策(擴張性的財政和／或貨幣政策)治理周期性失業，如果推動經濟增長的是資本密集型產業，也不能達到擴大就業的效果。在現行投融資體制下，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作用過于依賴大企業和大項目，而這并不能帶來等比例的就業增長。同樣的道理，當實施宏觀經濟軟著陸時，如果采取一刀切措施，往往又會使中小企業和能夠帶動就業的項目首當其沖。

本文所得出的經濟增長率與失業率變化之間沒有顯著關系的經驗結果表明，第一，在經濟增長率之

外，還有至少同等重要的因素影響失業率的變化或就業效果。例如，在自然失業率構成了整個失業率2／3以上的情況下，與造成結構性和摩擦性失業有關的勞動力市場功能，以及政府和社會提供就業信息、就業培訓等服務的能力，對于治理失業具有更加直接的作用。第二，由于“奧肯定律”所反映的經驗關系只存在于經濟增長率與周期性失業率之間，因此，在自然失業率構成失業率主要部分的情況下，我們并不能預見到刺激經濟增長的政策能夠直接表現出治理失業的效果。第三，經濟增長本身既可以是就業友好型的，也可能是排斥就業型的，因而對于失業的治理，經濟增長速度并不是萬應靈藥。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高速經濟增長的重要組成部分是資本密集型重工業的增長，而這種類型的增長并不能同步地帶動就業的擴大。

可見，治理失業和擴大就業，首先必須成為政府經濟政策的一個獨立目標，而不能被淹沒在經濟增長目標之中。進而，它又應該成為政府制定經濟政策的一個優先目標，排在政策優先序的首位。相應地，對各級政府業績的考核和政策效果的評價，都應該把就業問題的解決放在優先位置。這也有利于克服過度追求GDP目標的政府動機。這方面的政策手段包括，實行有利于擴大就業的經濟發展戰略，即國家制定的經濟增長和產業調整的戰略性決策，應以創造就業崗位和擴大就業機會為中心；實施積極的就業促進政策。通過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門的跨部門協調，為就業提供良好的服務，以實現最大化就業的目標。我們高度強調就業的重要性，并倡導樹立就業優先原則，并不意味著把就業置放于經濟增長目標之上。實際上，樹立就業優先原則，本身就包含著把經濟增長置于政策優先序的重要位置，以及作為擴大就業的前提和必要條件的意思。無論就中國目前所處的歷史時期，還是從其所要達到的發展目標來說，經濟增長目標絕不可以放棄。但是，理論和發展經驗都表明，把就業放在第一位，反而可以保證增長目標，相反則不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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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姜巍、劉石成：“奧肯定律與中國實證”，《統計與決策》2005年第24期。

第9篇：對宏觀經濟政策的看法范文

［關鍵詞］ 人民幣匯率 國際協調 利益

自2003年在西方七國集團財政部長會議上，日本挑起人民幣升值的爭端，從此引起了國際上對人民幣匯率的關注。長期以來，關于人民幣匯率的爭議持續不斷，人民幣升值的呼聲不絕于耳。在2010年，人民幣匯率問題成為了國際上最為常見的討論話題，尤其是中美兩國之間的匯率博弈最為頻繁，也最為激烈。進入2011年，人民幣持續升值，人民幣匯率突破了6.6關口，創匯改以來新高。然而，國際上關于人民幣升值的呼聲并未結束。美國財政部于2月4日公布的《國際經濟和匯率政策報告》中指出，人民幣價值仍被大幅度低估，人民幣應加快升值步伐。數天后，美國財政部長蓋特納在出訪巴西時也呼吁，美巴兩國應該聯手敦促人民幣升值。人民幣匯率的協調成為國際經濟協調的焦點。

通過協調的方式解決人民幣問題，是和平解決爭議國家之間經濟摩擦的最好途徑，是參與國在平等的平臺上表述自身觀點，在共贏的前提下形成合作意向。然而，通過這幾年的協調結果來看，人民幣匯率協調一直是低效率甚至是無效果的。這是人民幣匯率問題國際協調的最大難題。

一、人民幣匯率國際協調低效的原因

人民幣匯率之所以成為協調的焦點，其根本是國家間的利益之爭。

在經濟危機的背景下，美國強烈需要提高出口產品競爭力，扭轉對外貿易逆差的現狀，解決就業率較低的問題，稀釋國家債務，轉移國內視線，渡過經濟危機。中國是美國最大的進口國，長期保持對美貿易順差，因此成為美國選擇的對象。國家之間的貿易部平衡常常引發國際匯率政策的調整，人民幣匯率問題由此成為美國的關注焦點。美國要求中國調整人民幣匯率，以人民幣升值來緩解中美貿易失衡，更多地分擔美國經濟調整的成本和美元貶值的成本。

而經濟危機后，美國采取寬松的宏觀經濟政策，致使美元疲軟，許多非美貨幣承受了較大的升值壓力。日元、澳元、泰銖、新加坡元等兌美元匯率都觸及高位。為了增加本國競爭力，刺激經濟復蘇或增長，增加就業，歐美及對中國存在貿易逆差的國家都希望人民幣升值。這實際上是歐美等其他國家在美元走弱的背景下向中國轉嫁自身貨幣升值帶來的風險。于是出現了歐洲等國家跟風美國，要求人民幣升值的現象。

然而，短期內的人民幣快速、大幅度升值對中國而言，是弊大于利。中國目前的產業結構、經濟背景、金融市場均無法承擔人民幣快速、大幅度升值帶來的負面影響。即使可以像1985年的廣場協議一樣給日本帶來產業經濟結構的調整以及長期健康發展的好處，付出的代價也是極其沉重的。同時，根據對美國經濟的研究，中國認為人民幣升值并不能解決美國巨大的國際貿易逆差和就業問題。剔除經濟原因，中國政府也擔心人民幣匯率的爭議的背后是美國特殊的政治目的或保持談判籌碼的戰略選擇。因此，中國政府反對人民幣的快速、大幅度升值。

正是出于本國經濟利益的考慮，而同時協調并不是完全的利他主義，所以國家之間存在的利益之爭無法順利平息，人民幣匯率問題遲遲無法解決。

二、人民幣匯率國際協調的對策

匯率的國際協調的目的在于通過匯率協調機制，做好匯率合作，在協調國家均衡接受的前提下，調節經濟全球化過程中國家之間的利益分配，解決國家利益矛盾，實現協調國家整體利益趨于最大化。

1.進一步加強國家之間的信息溝通

作為全球經濟體系的重要成員，中國擔負著維護全球經濟健康穩定發展的重大責任。不論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還是2007年的全球經濟危機，中國都以大國風范為全球經濟復蘇做出了貢獻，并沒有趁機“以鄰為壑”。然而，對中國國情的不了解，對中國經濟運行情況的有限認知，致使其他國家對中國產生了片面的看法，對解決人民幣匯率問題十分不利。

因此，中國應當不斷完善和他國之間的關系，加強宏觀經濟政策的溝通，保持信息的透明化，增進國家之間的相互了解，建立戰略信任，不斷提升國家之間的經貿合作水平，從而為解決人民幣匯率問題奠定一個良好的協調基礎。

2.進一步夯實國內經濟基礎

從人民幣匯率的歷史發展來看，人民幣處于持續升值的狀態。人民幣的升值對中國經濟增長有明顯的收縮作用，但是我們并不能因此而完全抵制人民幣升值。面對人民幣的升值壓力和升值預期，我國必須調整國家經濟發展結構，優化國內市場環境，進一步夯實國內經濟基礎，增加我國抵抗匯率風險的能力，最終為我國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提供配套的市場環境。

這就要求我國把經濟增長的動力從出口轉化到拉動內需上來；加快我國經濟實體由勞動密集型向技術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轉化，由簡單加工轉向深加工和精加工；進一步完善金融市場，使得人民幣匯率回歸市場；深化國內企業體制改革，發展自主產權，改變我國出口產品的結構模式；穩步推進資本項目自由兌換，有利于形成更加靈活的匯率機制。

3.加快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市場化進程

人民幣匯率回歸市場，將更具有彈性和靈活性，不僅有利于調整國家經濟結構體系，有利于增強貨幣政策的獨立性，也有利于改善貿易條件，緩解對外貿易失衡。這也是我國人民幣匯率改革的目標。

我國現在執行的是一籃子貨幣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通過結合主要參考貿易伙伴貨幣，調整一籃子貨幣構成和比例，制定合理的匯率波動區間，減少中央銀行的干預頻率和干預強度，進一步推動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市場化。

在加快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市場化進程中，伴隨著利率的市場化。利率市場化有利于逐步增強利率與匯率之間的聯動效應，推動匯率的市場化改革。我國目前利率市場化改革穩步推進，并取得了階段性進展。將來要繼續金融機構的改革，不斷擴大金融機構的利率定價自，推動利率的市場化，進而促進匯率市場化的形成機制。

4.將利益分配轉變為利益增長

泰羅在科學管理理論中提出“大餅原理”，其中“餅”指的就是利益。大餅原理說明，利益分配是此消彼長，但是如果通過合作增加了利益總量，則每個人分配到的利益都會增長。而人民幣匯率問題產生的根源在于利益分配存在爭議。根據大餅原理，解決人民幣匯率問題，不應當只從利益分配的角度考慮，更佳的渠道是通過國際合作，共同將利益這個“餅”做大，從而使得各國利益都得到提高。

要實現國際經濟合作的“大餅原理”，就要求國家必須進一步對外開放，調整國家進出口的結構，調整國際經濟合作的模式，同時減少或者消滅國際貿易保護主義。正如美國如果放寬對中國出口產品的技術等要求，導致中國對美的進口增加，將有利于解決美國巨額貿易逆差，有利于降低人民幣升值壓力，有效化解中美之間的國際貿易摩擦。通過兩國的經貿合作，兩國的經濟也將得到長足發展。

協調意味著不能夠完全按照自己國家的意愿選擇最優經濟政策，其中必然存在經濟的讓渡，因此在人民幣匯率國際協調過程中，要處理好經濟讓渡與人民幣匯率協調兩者之間的關系。在保障我國人民幣匯率協調中的獨立性的基礎上，在不損害我國長遠經濟利益的前提下，通過與他國之間的協調配合，實現經濟的共同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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