擴張性財政政策的目的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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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擴張性財政政策的目的范文

關鍵詞：積極財政政策財政風險

一、積極財政政策出臺的背景和深層次原因分析

1997年7月爆發(fā)的亞洲金融危機，嚴重打擊和損害了亞洲各國經濟，對我國的經濟也造成了嚴重的外部沖擊。在這種情況下，我國政府采取了對內啟動內需、對外擴大出口的宏觀政策組合，消除外部沖擊可能帶來的各種連鎖反應，積極財政政策是其中最重要并且最有效的政策手段之一。

但是，從當時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fā)展情況看，這些政策的出臺還有著更深層次的背景。首先，我國宏觀經濟的態(tài)勢已由供給短缺轉化為生產的全面過剩；由通脹轉變?yōu)橥s。其次。我國經濟發(fā)展的目標已由實現(xiàn)傳統(tǒng)的工業(yè)化轉換為實現(xiàn)工業(yè)化和信息化的雙重目標；由追求以人均GDP增長為主要標志的經濟增長轉變到追求經濟、社會和生態(tài)環(huán)境的全面協(xié)調發(fā)展；由強調效率優(yōu)先的市場化改革轉變?yōu)橥瑯又匾暽鐣Ｕ虾凸健Ｔ俅危覈呀涍M入建立比較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階段，重視法治和規(guī)則，提升國際競爭力和綜合實力，改善經濟增長的效益和質量是新階段提出的新要求。在這種情況下，客觀上就要求我國的財政體制和收支結構進行更大范圍、更深層次和更有效率的改革，以實現(xiàn)經濟體制和增長方式的轉變。因此，積極的財政政策不能簡單看作是一項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它更是一項結構性的財政政策。

二、積極財政政策的內涵

積極財政政策首先是一項應急措施，是為了化解外部沖擊，擴大內需和支持出口，確保經濟增長的短期擴張性措施：但是，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從一開始，就不僅是一項短期擴張性措施，而是包括了更多和更重要的中長期內容；它不僅是一項總量政策，同時又是一項結構性政策。

(一)積極財政政策是擴張性政策和結構性政策的組合

在規(guī)范的經濟理論中，有幾點是既定的：一是給定了比較完善規(guī)范的市場經濟體制；二是結構和技術問題只在中長期才發(fā)生變化。在這些條件下，以解決總有效需求不足為目標的擴張性財政政策，主要是通過增加財政支出或減稅等，來刺激需求并帶動整個經濟增長。

因此，從中國實際出發(fā)來界定積極財政政策的內涵，就不能把它簡單看作是規(guī)范濟理論中相機抉擇的財政政策。其作用也不是簡單地像西方發(fā)達國家那樣通過擴張或緊縮性財政政策來刺激有效需求。要真正使財政政策有效，就必須有結構性政策的配合。

(二)積極財政政策包含公共財政的體制改革

在一般意義上，財政職能主要包括以下內容：一是對宏觀經濟調節(jié)的職能。即反周期政策。這種政策只能在短期內使用，而且受財政紀律和政策規(guī)則的約束。二是提供公共產品的職能，即提供市場不能提供或提供數(shù)量不足的公共品和準公共品。三是社會公平職能。通過財政轉移性支付、收入再分配等政策手段來調節(jié)地區(qū)和個人的收入差距。四是激勵和引導職能。通過財政支出和稅制激勵調節(jié)微觀主體(企業(yè))的行為，從而引導經濟資源配置的方向及效率。

三、積極財政政策的性質和特點

(一)政策的階段性

積極的財政政策，是在當前我國出現(xiàn)了需求不足，投資、出口和經濟增長乏力。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加劇等特殊情況下，在政策環(huán)境允許的限度內，所采取的一種階段性或暫時性的適度擴張政策。

(二)政策的定向性

從我國的現(xiàn)實情況看，在政府職能轉變尚未完全到位，企業(yè)機制轉換也尚未完成。體制性和結構性矛盾依然十分突出等情況下，不宜也不能實行全面擴張的財政政策，而只能實施既有利于增加投資、開拓市場、擴大內需，又有利于調整和優(yōu)化結構，促進體制改革深化的財政政策，即應該實行定向性的財政政策。

(三)政策的復合性

擴大內需是多方面、多層次的，因此，積極財政政策的運用，就其自身而言，沒有局限于擴大財政對基礎設施投資這一個方面，而是以擴大需求為主旨，注重多項政策手段的綜合運用，體現(xiàn)了政策復合性。

四、積極財政政策的財政風險

(一)幾年來積極財政政策導致赤字率和債務率不斷增加。我國幾年來連續(xù)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導致各項反映財政狀況指標呈現(xiàn)逐漸惡化的趨勢，赤字率(財政赤字占GDP比重)已經由1997年的1.18％上升到2002年的3.03％：債務率(國債余額占GDP比重)由1997年的8.16％上升到2002年的18.2％。

(二)歐盟《馬約》確定的赤字率和債務率標準不是公認的國際警戒線。赤字率和債務率并不是判斷財政風險的唯一標準，要結合具體國情主要是經濟增長和利息支出進行綜合考慮。

(三)中國財政短期內風險不大，但長期實行積極財政政策確有財政風險。按照前面的分析，雖然幾年來財政支出迅速增長。赤字率和債務率上升較快，但由于同期經濟增長和財政收入增長也較快，目前財政風險并不大。但如果從中長期看。中國財政風險有累計增加的可能性。首先，由于大規(guī)模增加稅收的條件并不具備，未來財政收入基本只能保持在略高于經濟增長的水平上。其次。由于中長期內仍需要堅持積極的財政政策，財政結構性職能要求財政支出規(guī)模不能減少。支出壓力較大。

(四)中長期財政風險的限度。在中長期內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必須考慮財政風險是否有可持續(xù)性的問題，即未來政府能否償還到期債務。如果隨著債務積累。政府既無法利用財政節(jié)余償還債務，也無法通過發(fā)行新國債償還舊國債，政府只剩下兩個選擇：使國債貨幣化或宣布廢除舊的債務。前者意味著征收了通貨膨脹稅，后者意味著國家信用破產。無論哪種情況出現(xiàn)。都意味著財政風險轉化成為財政危機。

五、積極財政政策下一步調整的方向

無論積極財政政策發(fā)揮了什么樣的作用，它僅僅是一項階段性的措施，不可能長期持續(xù)下去，當其初始目標完成后，就應當考慮它的淡出、轉型和調整的問題。

(一)積極財政政策在總量上的投入應逐步由擴張轉為適度調整。從現(xiàn)階段的實際出發(fā)。積極財政政策中以反周期為主要目的的擴張功能應當?shù)觥?/p>

(二)積極財政政策應加快向體制性、結構性政策轉型。積極財政政策由擴張性轉為體制性、結構性政策后，為保證政策調整力度，仍有必要在一段時間保持一定規(guī)模的赤字，來達到加快推動經濟結構的戰(zhàn)略性調整，繼續(xù)擴大對外開放，促進攻堅階段的經濟體制改革，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提高基礎設施的公共保障能力之目的。

(三)積極財政政策在機制上應逐步由應急性決策轉向“規(guī)則化政策”，建立正常的政府投資機制。自實施積極財政政策以來，人們最關注的是財政風險、國債投資效率以及公共財政的功能性改革等問題。要防范財政風險以及可能引發(fā)的金融危機，推進公共財政體制改革，在反周期擴張性財政措施淡出后，積極財政政策的重點一方面為國家重大戰(zhàn)略實施提供資源引導力的保障：另一方面。應加強財政政策的規(guī)則化管理，制定并遵守國債投資進入、退出的標準。保證財政政策的連續(xù)性、規(guī)范性和公開性，堅持法治和依法行政，提高財政資源和國債投資的使用效能。

(四)積極財政政策在投資領域應縮短戰(zhàn)線，并按照貫徹“五個統(tǒng)籌”要求調整投向。積極財政政策的一項重要使命，是逐步把擴大內需的主角讓位于消費和民間投資，公共投資的范圍是不與民爭利，在建立公共財政的體制框架的同時，掃除消費和民間投資增長的相關障礙。因此，適度規(guī)模的國債投資只可能有限解決目前最緊迫、最根本的發(fā)展問題，而把其他的發(fā)展問題留給市場和民間投資。

(五)積極財政政策要進一步強化社會保障職能。社會保障支出是財政的基本職能之一。從中長期看，我國社會保障壓力是由三個因素組成的：一是隨著工業(yè)化和城鎮(zhèn)化的推進。社保覆蓋面將大大擴展，不但農村剩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yè)轉移之后應該被納入到社會保障體系中，而且社保范圍也應該延伸到農村：二是企業(yè)改革進入攻堅階段，在較長的一段時間內，我國就業(yè)情況不容樂觀，社保壓力也相應增加；三是我國在人均收入較低，養(yǎng)老保險體系建立時間不長，特別是一部分退休較早的職工沒有交納個人保障基金的背景下進入老齡化社會，社保支出呈快速增加的趨勢。下一步積極財政政策的重點之一，是創(chuàng)造更多的就業(yè)機會，繼續(xù)提高社會的保障能力。重點完善相應的保障制度。

第2篇：擴張性財政政策的目的范文

【關鍵詞】京津冀 教育 互聯(lián)互通 財政政策

京津冀教育問題作為京津冀協(xié)同發(fā)展的一項重要組成部分，成為近年來教育界矚目的焦點。通過諸多研究證明，互聯(lián)互通是實現(xiàn)京津冀協(xié)同發(fā)展的重要途徑。通過改變京津冀三地區(qū)的教育財政政策加速實現(xiàn)京津冀地區(qū)教育互聯(lián)互通，改善京津冀教育發(fā)展不平衡的問題。

一、通過財政政策手段加速實現(xiàn)互聯(lián)互通

在互聯(lián)互通下，政府通過實施合理的財政政策，通過提高經濟基礎使三地得到發(fā)展，用經濟發(fā)展對教育的需求促使教育資源的轉移，使北京天津對教育資源的“虹吸效應”得到緩解，從而使更多的教育資源流向河北省。使三地教育發(fā)展不平衡現(xiàn)象得到緩解，符合協(xié)同發(fā)展要求。

二、加速實現(xiàn)互聯(lián)互通的財政政策建議

（1）提高收入水平。京津冀三地收入差距較大，通過實施擴張性財政政策與擴張性貨幣政策可以在保證利率不變的情況下提高整體居民收入。如圖所示，因為三地對利率的敏感性不同，所以IS與LM曲線的斜率也不同。通過采取擴張性財政政策使三地的IS曲線統(tǒng)一向右移動，導致利率上升，收入增多，但是由于存在擠出效應，會導致私人消費與投資減少，因此采取擴張性貨幣政策，使LM曲線向右移動，令利率下降回原來的水平。因此通過同時采取擴張性財政政策與擴張性貨幣政策使利率在保持不變的前提下使收入整體提高。同時由于三地原有收入存在差距，因此可以通過調整各個地區(qū)實施擴張性財政政策與擴張性貨幣政策的幅度達到減少收入差距的效果。北京天津的收入較高，IS曲線與LM曲線斜率絕對值較小，因此小幅移動IS曲線與LM曲線，就可以較大幅度的提高收入；河北省IS曲線與LM曲線斜率絕對值較大，因此可以同過采取交大幅度的移動IS曲線與LM曲線以達到提高收入的要求，通過三地收入的同時提高可以縮小三地的收入差距。

（2）擴大財政性教育支出。目前我國正處于經濟高速發(fā)展期，根據(jù)馬斯格雷夫和羅斯托的經濟發(fā)展階段與財政支出增長關系時的理論，我國正屬于該理論中的經濟發(fā)展中期階段。從2001年到2010年我國財政總支出迅速增加，平均每年增長19%。隨著我國經濟實力的不斷增強，GDP的增長速度較快，2001年至2010年從100000多億元增至390000多億元。但在教育支出方面，我國的教育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重卻成下降趨勢，占GDP的比重較低，增長十分緩慢，不時有下降趨勢，只2009年到2010年增長才達到3%以上，與其他發(fā)達國家財政教育支出存在較大的差距。近年來，雖然教育的投入也在不斷大量增加，從2001年的3057億元增長至2010年的12450億元，但是由于財政教育支出結構的不平衡，導致城鄉(xiāng)分配不均勻，使我國的教育事業(yè)發(fā)展緩慢。盡管我國對于教育、醫(yī)療衛(wèi)生、社會保障方面的財政支出比例不斷加大，然而在教育方面，教育性支出占總支出比例仍然過小，僅為4.6%。我國教育發(fā)展緩慢，與財政支出所占比例過小有很大關系。近幾年我國財政性教育支出經費支出占GDP比例也呈現(xiàn)出持續(xù)下滑的趨勢或在低位徘徊的態(tài)勢。通過近三年京津冀三地區(qū)財政教育支出情況發(fā)現(xiàn)，京津冀三地從財政支出總量看河北省最多，天津最少，但是由于河北省人口基數(shù)較大，所以人均教育經費要低于全國水平，北京人均教育經費將近是河北省人均教育經費的3.5倍。因此，需要擴大河北地區(qū)財政對教育的支出比例。

（3）增加財政收入。增加財政教育性支出的同時也要兼顧財政收入。第一，加大“營改增”力度，擴大試點范圍。雖然“營改增”短期會導致地方財政收入緊縮，容易進一步加大中央與地方在財權與事權之間的不對等性，財政收入提高速度放緩等不利影響，但長遠來看，隨著“營改增”的實施力度的不斷加大，伴隨著第三產業(yè)的高速發(fā)展，稅率為11%的增值稅可以比原來稅率為3%-5%的營業(yè)稅為財政帶來更多的收入，并且隨著中央與地方財政稅收分享比例的不斷優(yōu)化，最終可以同時為中央與地方財政帶來更多的收入。第二，針對教育事業(yè)適當增發(fā)政府債券。針對財政增加教育性支出，可以通過適當增發(fā)以用于教育事業(yè)為目的的國債來緩解財政壓力。京津冀三地財政也可以適當增發(fā)地方性政府債券來達到加大財政教育性支出的目的，同時也能緩解因為教育性支出增加所帶來的地方財政壓力。

參考文獻：

第3篇：擴張性財政政策的目的范文

    關鍵詞:宏觀調控,財經政策,體制轉型  

    轉型期財政政策應是一個多目標的政策體系:轉型期財政政策必須推動體制轉型的進程;必須推動經濟長期可持續(xù)發(fā)展;同時必須維持穩(wěn)定的宏觀經濟環(huán)境,包括充分就業(yè)、物價穩(wěn)定、經濟增長和國際收支平衡。體制轉型對財政政策選擇的意義在于,一方面推動體制轉型是轉型時期財政政策的目標之一;另一方面轉型中的經濟體制構成了影響財政政策作用發(fā)揮的持續(xù)變化的體制約束。  

    一、轉型期調節(jié)經濟穩(wěn)定的財政政策選擇  

    體制轉型的順利展開需要穩(wěn)定良好的宏觀經濟環(huán)境。我國轉型時期宏觀經濟波動的成因是復雜的,不能僅由成熟市場經濟背景下的周期性波動解釋。轉型時期的宏觀經濟波動與經濟體制的改革及其進程有關,并且與經濟發(fā)展的水平相關,呈現(xiàn)出階段性。因此,我國轉型時期宏觀調控財政政策的選擇也更為復雜。  

    一般而言,轉型初期的經濟波動,主要是經濟衰退,與體制轉變的進程有密切的聯(lián)系。對激進轉型而言,轉型初期的經濟大幅衰退幾乎不可避免,這種大幅衰退是由經濟體制的真空造成的。由于激進轉型是經濟體制(甚至包括政治體制)在短期內完全徹底重建,因此在利益結構和經濟關系不確定的情況下,個體參與社會分工和資源分配的活動處于停滯狀態(tài)。財政政策對此無能為力,因為財政關系本身也處在重建過程中。對于漸進轉型而言,轉型衰退或者可以避免,或者其程度有限,并且可以通過財政政策有效調節(jié)以恢復增長。針對這種衰退,財政政策應著眼于消除利益沖突,加速推進體制轉變進程。在經歷了轉型初期的經濟波動,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建立但仍在進一步發(fā)展轉變的情況下,因經濟周期性波動而產生的經濟衰退或經濟過熱開始成為財政政策作用的重點。在此情況下財政政策的調控目標是為體制轉型的進一步推進以及經濟持續(xù)發(fā)展提供良好的宏觀環(huán)境。  

    (一)經濟發(fā)展水平及體制轉型進程對財政政策的制約  

    中國面臨雙重轉型,經濟發(fā)展水平和體制轉型進程同時對財政政策形成制約。以擴張性財政政策抑制經濟衰退為例進行分析。總的來說,轉型過程中財政政策的調控作用受到制約;在中長期,推進體制轉型的財政政策比直接以經濟總量為調控對象的財政政策在抑制衰退或過熱方面可以發(fā)揮更為顯著的作用。  

    1、經濟發(fā)展水平對財政調控政策的制約。擴張財政政策抑制經濟衰退的機制在于以政府支出調動企業(yè)投資和個人消費。但在經濟發(fā)展水平低,企業(yè)和個人缺少實現(xiàn)擴張投資和消費必要的剩余資源(儲蓄)的情況下,擴張財政只會引起近乎完全的擠出,不能達到擴張總需求的目的。同時,經濟發(fā)展水平的地區(qū)間結構失衡和城鄉(xiāng)結構失衡造成對擴張財政抑制衰退作用的另一重限制。在經濟不發(fā)達條件下,開放投資引進外資的政策比擴張財政在抑制衰退方面能夠發(fā)揮更大的作用。經濟發(fā)展水平對財政調控政策的制約使宏觀經濟波動和調控政策作用的發(fā)揮體現(xiàn)出階段性這一分析也適用于國家內部的各個地方政府,部分解釋了改革開放過程中我國地方政府熱衷于招商引資的原因。  

    2、體制轉型進程對財政調控政策的制約。擴張財政對國民經濟整體的擴張效應還取決于消費傾向。體制轉型進程可能在兩方面抑制消費傾向從而制約財政政策的擴張效應。第一,在所得財產稅收體制和社會保障體制不完備的情況下,社會整體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且個體預期教育、醫(yī)療、養(yǎng)老、住房開支規(guī)模較大,從而在社會整體以及個體兩個層次上抑制了消費。第二,地區(qū)間和城鄉(xiāng)間體制轉型進程不均衡,發(fā)達地區(qū)和城市因體制轉型先進而獲得較大的體制收益,落后地區(qū)和農村因體制轉型不充分而經濟效率低下、收入水平低,形成收入和財富分配的另一種結構化差異,從而也降低了社會整體的消費傾向。因此推進制度化公平分配和減輕體制轉型失衡的財政政策可以通過推進轉型進程來增強擴張財政的調控作用。  

    (二)轉型期抑制經濟衰退的財政政策選擇  

    轉型期抑制經濟衰退財政政策的作用重點是:發(fā)揮財政投資對民間投資和消費的有效帶動作用,實現(xiàn)內部推動式經濟增長。財政政策對消費的調控和對投資的調控都應該是結構性的;政策除了在短期內實現(xiàn)總量調控的目標之外,客觀上在長期可以實現(xiàn)國民經濟總供給和總需求的結構性調整。  

    1、財政政策對消費的調控。總體看,我國國民經濟總需求結構不均衡,國內消費對經濟增長貢獻不足,擴大消費是財政調控在長期內必須堅持的目標。擴大消費應從兩方面著手:一是提高社會整體的邊際消費傾向,二是擴大邊際消費向較高階層的可支配收入。我國社會較高的儲蓄傾向是由較大規(guī)模的預期保障性支出以及較大的收入分配差距所決定的,因此提高消費傾向的最主要措施是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和收入再分配體制,包括在制度上消除城鄉(xiāng)、地區(qū)間收入差距。  

    2、財政政策對投資的調控。按照體制轉型進一步發(fā)展方向的要求,應相對壓縮財政投資規(guī)模并調整投資結構,以經濟總量為調控目標的財政支出擴張應當盡可能通過市場機制對企業(yè)、個人的投資和消費進行誘導,而不應該再以財政收支增量的直接經濟增長效應為主要目標。  

    財政政策對企業(yè)投資的誘導作用取決于財政投資的領域及配套政策。從總體上講,政府對成熟市場或發(fā)達地區(qū)的基礎設施進行投資所引致的企業(yè)投資規(guī)模非常有限,并且很可能造成顯著的擠出效應。政府應當以潛在高成長產業(yè)的初始投資或者以潛在高成長地區(qū)的基礎設施為主要投資領域,并配套以稅收優(yōu)惠、貼息、政府采購等產業(yè)或地區(qū)支持政策,帶動企業(yè)資本跟隨財政資金進行大規(guī)模投資。潛在高成長產業(yè)或地區(qū)存在投資門檻較高、市場難以預測或者技術風險較大等顯著風險,其高成長性僅僅是企業(yè)投資獲得的風險溢價,導致企業(yè)自發(fā)投資規(guī)模較小、在該產業(yè)或地區(qū)的資源配置不足。所以政府的初始投資實際是對企業(yè)投資的風險補貼,能夠使企業(yè)在高成長產業(yè)或地區(qū)的投資獲得超額回報,從而政府投資可以形成顯著的誘導效應。  

    (三)轉型期控制通貨膨脹的財政政策選擇  

    轉型期我國面臨的通脹壓力主要有兩種成因:一是經濟過熱、投資需求過剩引起的通脹壓力;二是原材料、能源價格上漲引起的成本推動型通脹壓力。在貨幣政策之外,必須非常重視推動產業(yè)結構升級的結構化財政政策以達到控制通脹壓力的目標。  

    投資需求過剩來自內部和外部兩個方面。內部投資過剩由地方政府的基本建設投資和內資企業(yè)的過剩投資造成,其顯著特征是低水平重復建設,投資效率低下。外部投資過剩在近期主要由我國資本市場繁榮、人民幣升值預期等因素引起熱錢流入導致流動性過剩引起。對于后者目前主要由貨幣政策加以調控,對于前者則必須區(qū)別投資主體采取不同的財政調控政策。近期地方政府基本建設投資的相關收支可以概括為土地財政,必須通過公共財政體制的規(guī)范完善加以約束,包括在預算管理體制方面將土地財政納入地方預算管理,嚴格執(zhí)行收支兩條線規(guī)則,規(guī)范土地出讓金支出范圍,同時提高各級財政公共服務的支出強度,壓縮經濟建設支出。針對內資企業(yè)低水平重復建設的過剩投資行為,則應當以政府投資、稅收優(yōu)惠、貼息以及財政補貼等手段分產業(yè)進行結構性引導,推動產業(yè)結構升級以及培育新興支柱產業(yè)部門。  

    高能耗和高資源消耗的經濟結構決定了在全球能源和資源短缺、價格持續(xù)上升的背景下,我國面臨持續(xù)的成本推進的通脹壓力。同時由于長期的石油價格補貼,使原油和成品油價格倒掛,成品油價格沒有充分反映能源的稀缺性,從而成品油價沒有形成對高能耗產業(yè)的抑制,也沒有形成對節(jié)能及新能源技術開發(fā)和應用的有力推動。在近期全球市場高油價和礦產資源價格持續(xù)上升的情況下,必須進一步推動國內能源和礦產資源的市場化定價以抑制高能耗、高資源消耗產業(yè)的進一步發(fā)展,同時以結構化政策推動產業(yè)升級來降低能源和資源消耗水平,減輕成本推進型通脹壓力。  

    三、推進經濟長期可持續(xù)發(fā)展的財政政策選擇   

    我國體制轉型的復雜性在于同時對經濟發(fā)展目標的追求,即在體制轉型和經濟總量穩(wěn)定增長的基礎上,實現(xiàn)工業(yè)化、現(xiàn)代化的轉變,在全球化分工體系中占據(jù)穩(wěn)固而有競爭力的地位,實現(xiàn)經濟社會長期可持續(xù)發(fā)展。   

    (一)財政政策應以推進根本性經濟結構轉變?yōu)橹攸c   

    實現(xiàn)經濟長期可持續(xù)發(fā)展,就必須實現(xiàn)若干根本性的經濟結構轉變,而這也決定了財政政策的重點。首先,必須轉變經濟增長的供給結構;必須增強科技創(chuàng)新、生產率提高以及人力資本投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大幅提高全社會科技研發(fā)投入的總量和在國民經濟中占有的比重,并形成以企業(yè)為主體的科技創(chuàng)新體系。其次,必須實現(xiàn)產業(yè)結構的現(xiàn)代化;使金融、技術等現(xiàn)代服務業(yè)以及技術含量較高的制造業(yè)和新興產業(yè)在國民經濟中成為支柱產業(yè),并在全球產業(yè)鏈中穩(wěn)固地占據(jù)高端環(huán)節(jié)。再次,必須調整經濟增長的需求結構,使國內消費、投資和凈出口三者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更為均衡;在現(xiàn)有基礎上必須顯著增強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第四,必須促成不同地區(qū)之間和城鄉(xiāng)之間的經濟更為均衡地發(fā)展,消除城鄉(xiāng)二元結構和顯著的地區(qū)差異。第五,必須保證經濟社會發(fā)展與自然環(huán)境和自然資源相協(xié)調,實現(xiàn)可持續(xù)發(fā)展。最后,必須在效率基礎上,通過制度化的再分配調節(jié),實現(xiàn)收入財富分配的相對公正,使社會公眾共享經濟發(fā)展的福利。   

第4篇：擴張性財政政策的目的范文

實施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是以社會上存在著一定數(shù)量的閑置資源為前提。也就是說，這部分閑置資源依靠市場力量不可能得到有效的利用，必須依靠國家的力量，運用國債的形式，才能得以有效的利用。但是經濟資源的總量畢竟是有限的，伴隨著經濟不斷擴張，資源的瓶頸約束遲早是會到來的。如果累計的財政赤字和累積的發(fā)債規(guī)模已經很大，而擴張性財政政策受慣性影響又收縮不下來，財政從金融市場籌集過量資金，就有可能導致經濟過熱，引發(fā)通貨膨脹。因此，經濟資源的有限性，決定了積極財政政策不可能長期實行下去，換句話說，從長期看，我們仍然必須實行適度從緊的財政政策。況且，從理論上說，作為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經濟行為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積極財政政策本來的定位是對國民經濟運行過程中短期性的總量失衡進行反周期調節(jié)，調控的對象主要是總供給與總需求之間的關系。但從1998年以來，我國已經連續(xù)5年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短時間內仍無法淡出，這個時間跨度顯然已經超出“短期”的范圍。

連續(xù)5年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其實施的目標主要放在刺激投資需求上，也可以這樣說，即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所籌集來的國債資金，其政策導向是積極地擴大固定資產投資，來拉動國民經濟的適度快速增長。由于我國投資增長主要依賴于政府增發(fā)國債和由國債投資而帶動的貸款所拉動，社會投資增長則相對緩慢。這種性質的投資，主要是靠政府政策性投資行為的推動，市場機制的內在驅動因素較少。它一方面說明政府主導型的投資增長格局仍未有根本改變，另一方面也反映經濟增長對政府政策性投資的依賴過大，社會投資明顯不足。由于政府投資在一定程度上會對民間投資產生“擠出效應”，這將部分抵消財政政策所產生的“乘數(shù)效應”。與此同時，財政投資主要是面向基建投資，技改投資明顯減少，且銀行配套資金的貸款部分，也是以中長期貸款為主，因而造成流動資金的明顯不足，即長期資金“擠出”短期資金。同時由于國內大多數(shù)企業(yè)面臨“相對過剩”的市場環(huán)境，且它們的創(chuàng)新能力較低，在“低物價、高成本”的雙重約束下，絕大部分行業(yè)的利潤很低。這是當前難以啟動民間投資的一個重要原因。無論從防范財政風險，還是提高投資效率來說，我們都不能再走政府主導型的投資路子，而是應當在穩(wěn)定市場的同時，促進貨幣市場與資本市場的有機結合，大力發(fā)展資本市場，使企業(yè)可以在市場競爭中實現(xiàn)有生命力項目的融資投資。所以，持續(xù)擴大投資需求的根本途徑，是以增加政府投資來帶動和擴大信貸投資，以增加基礎產業(yè)投資來帶動和擴大其他方面投資，最終形成全社會“投資乘數(shù)效應”。

伴隨固定資產投資的快速增長已經成為擴大內需的主要因素，使得連續(xù)多年的國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長速度明顯超過GDP的增長速度，使得投資占GDP的比重已經達到近40%的水平。與此相對稱，消費占GDP比重呈現(xiàn)逐步下降的趨勢。連續(xù)多年我國居民的人均收入增長速度明顯低于GDP的增長速度，這也是國民收入分配中存在的一個必須引起重視的問題。從投資與消費對經濟增長的作用特點看，投資需求對經濟增長的短期拉動作用是很明顯的。但從社會再生產角度看，只有消費需求才是經濟增長的真正的持久的拉動力量。消費啟動是以家庭為支柱的消費性需求，投資啟動則是以擴大企業(yè)投資為支柱的生產性需求。雖然在全部投資中會有一定份額形成居民收入，但這并不會改變投資啟動的基本屬性，即投資啟動主要是著眼于擴大生產性需求。消費需求既是社會再生產的終點，又是社會再生產的起點，投資需求歸根到底是由消費需求派生出來的，在消費需求沒有明顯回升的情況下，投資需求的大幅度回升，只能是行政力量的推動。如果沒有消費需求的支持，不能將行政啟動轉變?yōu)槭袌鰡?，這種投資增長與經濟回升是不會持久的。

2002年1月至4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分別比2001年同期增幅回落4.4、0.1、1.2和1.5個百分點。從市場發(fā)展趨勢看，國內消費增幅確實出現(xiàn)令人不安的下滑跡象，必須引起人們的高度關注。2002年4月，全國固定資產投資增長28.7%，增速同比提高10.1個百分點。而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僅增長8.2%，投入和供給資源的增長明顯大于國內消費的增長。2002年4月末，城鄉(xiāng)居民儲蓄額高達近8萬億元，同比增長15%，其增速遠遠超出城鄉(xiāng)居民收入的增長，反映出城鄉(xiāng)居民投資和消費傾向降低。2002年4月，全國消費品價格水平同比下降1.3%，是自2001年11月份以來連續(xù)5個月同比出現(xiàn)下降。2002年4月商品零售價格總水平繼續(xù)下降，同比下降2.1%，是自2001年6月份開始連續(xù)11個月出現(xiàn)同比下降。流通環(huán)節(jié)的生產資料價格下降4.4%，是自2001年5月份以來連續(xù)12個月出現(xiàn)下降。工業(yè)品出廠價格下降3.8%，原材料、燃料和動力的購進價格下降4.5%，降價幅度繼續(xù)擴大。所有這些都反映近兩年我國宏觀經濟運行中，通貨緊縮的趨勢不僅沒有得到緩解，而且還進一步加深。

實施積極財政政策5年來，宏觀經濟運行所面臨的突出問題，就是城鄉(xiāng)居民消費需求增長的市場驅動力明顯不足，使得投資增長缺乏市場機制的內在推動力。怎樣才能使投資需求旺盛起來呢？關鍵在于消費需求的持續(xù)增長。如果沒有消費需求的支持，不能將行政啟動轉變?yōu)槭袌鰡?，這種投資增長和經濟回升都是不會持久的。從中長期看，只有把投資建立在消費的有效需求上，共同拉動經濟增長，才能有效擴大內需。消費的拉動歷來在我國GDP增長中占居主導地位，消費每增長一個百分點，就可拉動GDP增長0.6個百分點。

  二、積極財政政策的調整與淡出

自1998年起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主要是通過增加財政支出及調整稅收政策，更直接、更有效地刺激經濟增長，促進社會穩(wěn)定發(fā)展。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一種適度擴張的財政政策。它是針對國際國內經濟形勢的變化而采取的熨平經濟周期的調節(jié)措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實施多久，不能以具體時間界限來確定，只能根據(jù)國際國內經濟發(fā)展形勢和國民經濟的運行狀態(tài)來確定。由于積極財政政策是一種以需求管理為主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它是以國民經濟中存在閑置資源為前提，以擴大政府財政赤字和增加債務為代價，不僅受到社會閑置資源有限性的制約，還受到財政承受能力的制約。因而不可能一直實行下去。

結合我國實際情況，積極財政政策的淡出，必須具備如下幾方面的條件：

（一）通貨緊縮趨勢得到扭轉，物價實現(xiàn)一定幅度的正增長，并保持一定的穩(wěn)定性。2002年以來，我國居民消費價格和工業(yè)品出廠價格雙雙走低。到6月份，全國居民消費價格已連續(xù)7個月出現(xiàn)同比下降，商品零售價格連續(xù)13個月同比下降，生產資料價格連續(xù)13個月同比下降，這種現(xiàn)象值得人們高度關注。

（二）國內經濟發(fā)展的內在動力增強，民間投資和居民消費穩(wěn)定增長，并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主導力量，對政府財政投資依賴減弱。統(tǒng)計數(shù)據(jù)顯示，1996年以前我國民間投資一直保持較快增速，1991-1996年年平均增速在20%以上，增速明顯放慢是從1997年開始的，當年僅8.4%，增速比1996年的16%減緩近一半，此后的幾年間也基本上在10%左右的低位徘徊。1998年以來我國經濟發(fā)展速度較快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投資增長比較快，而投資增長主要又是靠發(fā)行國債，增加基礎設施的投資。但是，連續(xù)搞了5年，很多人都提出，這種積極財政政策應該淡出，財政部長項懷誠也在2002年4月份的國務院新聞會上表示，中國的積極財政政策要淡出。但淡出后如沒有其他投資來頂上，經濟增長速度肯定會掉下來。誰來頂上呢？最關鍵是靠民營經濟。雖然我國目前的經濟增長速度較快，但經濟效益差，所有制結構不合理。僅僅依靠國有經濟的效益來支撐經濟的長期發(fā)展是不可能的。

第5篇：擴張性財政政策的目的范文

在1998年第1季度后，經濟發(fā)展的宏觀統(tǒng)計數(shù)據(jù)一出來，政府遂決定增加投資，擴大內需。在貨幣政策效應不理想的情況下，考慮更多運用財政政策實施擴張。1998—2003年期間，財政政策以增加財政支出為主進行宏觀調控，以帶動民間投資、促進社會消費和擴大出口潛力，以此實現(xiàn)拉動社會總需求，達到拉動經濟增長的目的；通過增發(fā)長期國債來加強基礎設施建設，以調整稅收政策來擴大出口，吸引外資，減輕企業(yè)負擔。與此同時，增加社會保障、救災和科教領域的重點支出，并作出了支持西部大開發(fā)的重要戰(zhàn)略部署。第二輪積極財政政策的主要內容仍然以擴大內需為主要目的，4萬億主要用于投資鐵路、公路、機場等基礎設施建設，以及災后恢復重建等項目上。后經過兩次調整，基建項目和生態(tài)環(huán)境工程建設項目方面投資比重有所下降，用于醫(yī)療衛(wèi)生和文化教育事業(yè)和農村民生工程建設項目資金所占比重有了較大幅度的上升。

2政策效果分析

兩輪積極財政政策對拉動經濟增長、保持平穩(wěn)發(fā)展態(tài)勢作用明顯。從1998年到2004年的7年間，GDP增長率分別為7．8％，7．6％，8．4％，8．3％，9．1％，10％，10．1％；有效擴大了對外出口和消費需求，實現(xiàn)了財政收入的快速增長；1999－2003年間，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率由6．8％上升到25％；出口商品增長率也處于6．1％～34．7％之間，說明雖面臨通貨緊縮狀況，積極財政政策給我國乃至亞洲經濟都帶來了正面的影響。第二輪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將處于低迷期的經濟拉回到平穩(wěn)較快增長軌道，2009年GDP增長率達到9．2％，2010年為10．3％，2011年達到9．3％，2012年也保持了7．7％的增長率，居民消費需求也呈現(xiàn)逐漸擴張態(tài)勢，從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指標的情況看，2009年以來，我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均保持了14％以上的增長速度，特別是2010年增速達到了23．3％。政政策實施期間，固定資產年投資額與遞增率均呈現(xiàn)上升趨勢。拉動經濟增長，集中力量建成了一批重大基礎設施項目，推動西部大開發(fā)邁出實質性的步伐；特別是2008年后，4萬億元投資計劃的付諸實施，使得我國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長速度明顯加快，2008年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為25％，2009年則達到了30．1％，為1993年以來的最高水平。

3積極財政政策的可持續(xù)問題分析

3．1赤字問題

赤字財政政策是在經濟運行低谷期使用的一項短期政策，在短期內，社會若處于非充分就業(yè)狀態(tài)，閑散資源并未充分利用時，財政赤字可擴大總需求，帶動相關產業(yè)的發(fā)展，刺激經濟回升。但財政赤字也可能增加政府債務負擔，引發(fā)財政危機。從1998年的第一輪財政政策實施以來，財政赤字問題一直存在。1998年至2002年連續(xù)5年財政赤字年年遞增，2002年更是達到了3149．51億元。2008年以來的第二輪財政政策實施也存在著同樣的問題，從1998年到2012年的15年間，只有2007年財政是盈余的。這反映出以中央財政投資性支出為引導，地方投資性支出為配套的財政支出規(guī)模的擴大直接導致了財政赤字規(guī)模的擴大。另外，赤字財政政策還可能誘發(fā)通貨膨脹，進而引起社會動蕩。

3．2經濟結構失衡問題

可發(fā)現(xiàn)我國兩輪積極財政政策實施期間的GDP與一、二、三產業(yè)之間的關系特征：首先，第一產業(yè)比重在下降，而第二、第三產業(yè)比重在上升；其次，第二產業(yè)特別是工業(yè)增長成為拉動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主要動力之一；第三，我國目前產業(yè)結構中第一、第二產業(yè)比重偏高，第三產業(yè)偏低，且內部結構不合理、效率偏低。而2005年美國的三大產業(yè)占GDP的比重分別為1％、20．4％和78．6％。自1998年以來，我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很大部分是依靠固定資產投資來拉動的，固定資產投資占GDP的比重逐年上升，在2012年更是達到了70．23％。國家發(fā)改委的資料證明，2008年以來的新一輪積極財政政策資金投入安排中，用于鐵路、公路、機場、水利等重大基礎設施和城市建設電網(wǎng)改造的資金安排占總資金的比重達到了37．5％，而用于醫(yī)療衛(wèi)生、教育文化等社會事業(yè)發(fā)展的資金比重只占3．75％，這樣一種偏向于基礎建設和重工業(yè)的投資方式，強化了產業(yè)結構失衡與經濟發(fā)展方式粗放問題。

4對策及建議

4．1國外經驗借鑒

4．1．1美國奧巴馬經濟振興計劃2008年次貸危機以來，美國出現(xiàn)了銀行倒閉風潮，并且危機到了實體經濟。國內生產總值下滑，失業(yè)率持續(xù)上升，自2008年8月以后，CPI和PPI變化率皆表現(xiàn)為緊縮狀態(tài)。鑒于經濟快速下滑，奧巴馬政府于2008年12月提出了經濟振興計劃的初步方案。主要包括：大規(guī)模改造聯(lián)邦政府辦公樓、大力投資公路和橋梁建設、大規(guī)模改造學校硬件設施、安裝節(jié)能系統(tǒng)、在美國各地推廣寬帶網(wǎng)絡應用、改善醫(yī)院等設施等5個方面。另外，奧巴馬政府在2013年年初調整了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確保經濟平穩(wěn)運行。

4．1．2歐盟聯(lián)合應對策略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歐盟采取了許多措施進行應對。財政政策方面，采取了直接作用于歐盟經濟、擴大內需的財政相關政策措施，另一方面則注重協(xié)調各成員國財政政策，盡量將各國政策措施納入統(tǒng)一框架，以整合全歐盟資源共同應對金融危機。從2008年至今，歐盟的財政相關政策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2008年至2009年末金融危機發(fā)生并不斷惡化，歐盟在這一階段將政策重心放在大規(guī)模經濟刺激上；第二個階段是2009年末希臘發(fā)生債務危機及隨后出現(xiàn)的歐債危機，歐盟將政策重心放在救援債務危機國家和建立安全網(wǎng)；第三個階段是2012年至今，歐盟將政策重心放在強化財政紀律上。

4．1．3俄羅斯穩(wěn)健財政政策俄羅斯普京政府實行中性穩(wěn)健的財政政策，利用減稅來促進經濟增長、財政收支平衡、穩(wěn)定財政。并設立財政穩(wěn)定基金，將政府在資源豐沛期獲得的一部分“超額”收入存儲起來，以備資源枯竭時使用，以便化解財政收支不可持續(xù)性帶來的財政風險，保持政府預算長期穩(wěn)定。出于這一目的，俄羅斯于2004年開設穩(wěn)定基金。短短幾年內，國際原油價格的持續(xù)攀升為俄羅斯穩(wěn)定基金帶來了豐厚的收入。在2008年的金融危機全球蔓延、世界經濟全面下行的情況下，儲備充沛的俄羅斯穩(wěn)定基金有效發(fā)揮了抑制經濟波動、減緩經濟衰退、加速經濟復蘇、保障國家預算平衡、防范財政金融危機發(fā)生的積極功效。

4．2幾點建議

第一，慎用赤字財政政策，特別是連續(xù)使用。政府采用可持續(xù)積極財政政策發(fā)行國債擴大政府投資、刺激經濟增長是必要的，但從中長期來看，正向的政策效用不一定大于逆向效用，也不會總是可持續(xù)積極的。因為赤字財政政策以國民經濟中存在閑置資源為前提，但閑置資源畢竟有限，長期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超過經濟承受能力，會導致經濟過熱，引起通貨膨脹。故而，采取赤字財政政策必須審時度勢，謹慎而行，政策調整要留有余地和空間。第二，權衡短期與中長期發(fā)展，調整財政收支結構，積極促進經濟結構調整優(yōu)化。從經濟發(fā)展方式的轉變與經濟結構調整考慮，調整財政政策，努力改變我國經濟增長主要由投資和出口拉動向投資、出口、內需三駕馬車共同拉動的局面，帶動服務業(yè)的發(fā)展，促進產業(yè)結構調整升級。對固定資產投資進行系統(tǒng)規(guī)劃，進行全面績效管理。增加教育、醫(yī)療、衛(wèi)生、住房、社會保障等民生方面的支出，實質上擴大內需，以解決民眾的后顧之憂，從而帶動消費拉動內需，從根本上解決我國內需不足的問題。第三，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為財政政策運行營造良好的體制環(huán)境。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科學的財稅體制是優(yōu)化資源配置、維護市場統(tǒng)一、促進社會公平、實現(xiàn)國家長治久安的制度保障。必須完善立法、明確事權、改革稅制、穩(wěn)定稅負、透明預算、提高效率，建立現(xiàn)代財政制度，發(fā)揮中央和地方兩個方面的積極性，要完善金融市場體系，落實金融監(jiān)管改革措施和穩(wěn)健標準，完善監(jiān)管協(xié)調機制，界定中央和地方金融監(jiān)管職責和風險處置責任等，增強財政可持續(xù)性，為可持續(xù)積極財政政策的運行營造一個良好的體制環(huán)境。

5結束語

第6篇：擴張性財政政策的目的范文

積極財政政策的體制風險是指政策的運用存在的影響市場經濟體制正常運行的可能性。市場經濟理論與發(fā)展的實踐均表明，與經濟的市場化相對應的必然是財政的公共化。公共財政的活動是充分尊重市場力量，只對市場起補充作用而不干預和損害市場運行的規(guī)則。就此而論，積極財政政策的體制風險的含義還可以進一步理解為對公共財政運行的干擾和不利影響。這就是說，如果積極財政政策是在公共財政的框架內運行的，則有利于市場體制的建設與發(fā)展，不存在體制風險；反之，存在體制風險。

毫無疑問，政府采用積極財政政策的目的是為了彌補市場在宏觀經濟運行上的失靈，熨平經濟波動、促進經濟增長。然而，由于各種原因，政府的政策運用，并非總是在公共財政的框架約束下進行，其結果，政府并不能做到促進經濟增長和維護市場體制兩重目標的兼顧，而是在彌補市場失靈、促進經濟增長的同時，可能對市場本身的運行規(guī)則和效率產生損害。因此，可以說，積極財政政策的體制風險實質上是政府失靈的一種表現(xiàn)。在實行積極（擴張性）財政政策過程中，由其政策內容和特點所決定，容易使財政分配活動偏離公共財政的原則，存在著較大的體制風險。

首先，財政活動規(guī)模擴大從而偏離政府與市場間資源配置的均衡規(guī)模。由于社會資源是稀缺的，社會需求包括對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的需求都很難得到最大滿足。而且，一般情況下，由于我們不能說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哪一個更重要，因而社會資源在兩種物品間并沒有一個孰先孰后的配置順序。為使資源配置的效率最大化，資源在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之間的配置應達到二者社會邊際效率相等的那一點，實現(xiàn)“庇古均衡”。而積極財政政策的擴大總需求效應是以擴大財政支出規(guī)模為前提的，從而可能使政府提供公共物品占有的資源過多，偏離“庇古均衡”，導致效率損失。

其次，財政活動范圍的擴大從而混淆政府和市場活動的分工邊界。按照公共財政原則，政府提供公共物品，市場提供私人物品，混合物品則由政府與市場共同提供。在實行積極財政政策的情況下，政府為在短期內實現(xiàn)經濟增長的政策目標，有可能在混合物品供應領域占據(jù)太多的份額，并且介入私人物品的供應。

第三，財政決策可能偏離民主財政的原則，導致財政資源的不公平分配。公共財政理論認為，政府與社會公眾之間是一種契約關系，即公眾向政府交稅，政府受托提供公共物品。提供公共物品的數(shù)量和種類，則應由公眾民主投票決定，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整個過程應置于公眾的監(jiān)督之下。因此，與市場經濟相協(xié)調的財政是公共財政，而公共財政的本質則是民主財政。然而，通向民主財政的道路并不平坦，撇開技術性的障礙如循環(huán)投票等不論，現(xiàn)實中的民眾由其社會和經濟利益所決定往往從屬于不同的利益集團或群體，而不同的利益集團的力量對比往往是不均衡的，最終的決策結果可能較多地考慮強勢集團的偏好，偏離全體民眾的真正意愿，從而偏離民主財政的軌道。為增加市場需求而實施的積極財政政策是以減稅和增加財政支出為主要內容的，如果我們可以把減稅和得到財政支出的好處看成是一種“租金”的話，那么擴張性財政政策的運用就可以看成是政府“設租”活動，強勢集團往往會通過尋租得到主要的減稅份額和成為主要的支出受益者。這不僅有悖于市場公平，而且，尋租所導致的大量資源浪費也嚴重降低了市場的效率。另外，按照公共選擇理論，政治家也是經濟人。在財政擴張過程中，他們也可以打著擴張需求的旗號，對財政資源做有利于強勢集團的安排，以換取強勢集團的支持，獲取政治利益。總之，擴張性財政政策更有可能使財政活動偏離民主財政的軌道。

需要說明的是，積極財政政策也就是擴張性財政政策。而擴張性財政政策的體制風險顯然不只是在我國才存在，市場經濟國家在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時都面臨同樣的威脅。為什么倌奉和崇尚市場機制的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堅決地反對凱恩斯主義的財政擴張政策？顯然，不能說他們仍和斯密時代的經濟學家一樣天真地認為市場是完美無缺的，不需要政府的干預，從主要的方面來說，他們可能正是擔心政府職能的擴大和財政的擴張會損害市場體制。總之，財政擴張政策實際上是一把“雙刃劍”，凱恩斯主義看到的是其對宏觀經濟波動有利影響的一面，而新自由主義則正相反，更多地注意到了其對市場經濟的威脅。

轉型國家的市場機制本來就不完善。一個不完善的市場存在的缺陷比那些發(fā)達國家就更多、也更復雜。因此，我們承認在我們這里政府的作用要多一些，同時，更應認識到市場體制建設的任務也更重，因而在利用政府糾正市場缺陷的過程中更應提防其對市場體制的危害和影響。

二、積極財政政策體制風險的現(xiàn)實分析

1.財政規(guī)模的迅速擴張及其非市場化的擴張方式

綜合考慮財政汲取資源的各種途徑來審視政府占有資源規(guī)模的變化，我們認為積極財政政策無疑存在著一種（計劃）體制復歸效應。而為擴張財政規(guī)模采取的那些非市場化的形式，以及下述政府財力運用上的非公共化問題，更會使我們感受到計劃體制的影響和體制風險的存在。

2.國有經濟偏向與財政支出結構的非公共化

市場經濟要求財政應向不同企業(yè)提供大致相同的公共服務，而不論其在所有制性質上是國有企業(yè)還是非國有企業(yè)。然而，近年來我國積極財政政策的實踐表明，政策支持的重點過分傾向于國有經濟體系，而對非國有經濟的需求則比較冷漠（孫健夫，2002）。從1999年增發(fā)的國債除了繼續(xù)進行國家重點基礎設施建設外，還以財政貼息的方式，有選擇地對國有大中型企業(yè)的技術改造和產業(yè)升級等提供支持。當然，國有企業(yè)并不一定生產和提供私人物品，西方市場經濟國家公共物品的提供電是通過建立國有企業(yè)來實現(xiàn)的。在我國，很多國有企業(yè)實際上在提供準公共物品甚至公共物品。如果財政對這些國有企業(yè)提供投資支持，那是正常的，也是公共財政的職責。問題在于，我們注意到有關部門在選擇對那些國有企業(yè)提供技改支持時，所依據(jù)的原則基本沒有考慮公共財政的要求，而是從企業(yè)產品的市場占有率、銀行資信、綜合實力、管理水平以及企業(yè)的地理位置、對拉動內需和提高企業(yè)競爭力的影響等因素來確定重點支持對象的。這些國有企業(yè)主要處于冶金、紡織、石化、機械、汽車等行業(yè)，顯然不是公共物品（甚至混合物品）的生產者，當然也就不屬于公共財政支持范圍。無疑，財政的支持的確使這些企業(yè)煥發(fā)了生機，也有效地帶動了社會和銀行的投資，提高了競爭力，拉動了內需。但非國有企業(yè)卻得不到這樣的財政優(yōu)惠，難道對非國有企業(yè)的支持就不能“四兩撥千斤”，拉動內需嗎？顯然，技改貼息政策的運作帶有明顯的國有經濟偏向。這種政策安排的負面影響是，一方面財政投資結構非公共化，另一方面則是國有企業(yè)的預算約束軟化和對政府的重新依賴。

3.城市偏向與收入分配政策的公平及效率偏差

財政的收入分配政策屬于再分配范疇，其目標主要是縮小社會各階層收入差距，實現(xiàn)社會公平。財政收入分配政策的效率包括微觀和宏觀兩個方面，前者是指財政的收入再分配要盡可能尊重市場分配的結果從而不傷害市場分配的效率；后者是指財政的收入再分配要有助于彌補市場在宏觀經濟運行上的缺陷，消除宏觀經濟波動，提高宏觀經濟運行的效率。

財政的收入分配政策能否實現(xiàn)公平和效率的目標，在技術上取決于多種因素，但最終取決于這種公共政策的產生過程是否兼顧了社會各方的偏好和利益，這種非市場性決策過程能否貫徹市場經濟的精神，是否在民主程序內進行。已如前述，經濟理論和西方市場經濟國家的實踐已經表明，政府失靈是一個普遍現(xiàn)象。政府的收入分配政策也是如此。帕累托最優(yōu)在現(xiàn)實中受到太多因素的制約并不能實現(xiàn)，政府財政決策的目標在于盡可能創(chuàng)造條件追求帕累托改進。

從通貨緊縮的經濟背景來看，增加消費需求、拉動經濟增長應該是近幾年收入分配政策設計的直接和主要目標。相比較而言，政策的側重點可能在分配的宏觀效率。然而，以效率標準來審視1999年以來的收入分配政策，政策效果也并不明顯。不否認增加下崗職工生活費，增加的收入可以增加消費。因為，大量的下崗職工生活比較貧困，對增加的收入他們不會存起來不花。主要問題在于對公職人員的加薪政策。我們知道，經濟學上有一個邊際消費傾向遞減規(guī)律，收入越低，邊際消費傾向越高。因此，調整收入分配政策、增加消費需求應貫徹低收入階層優(yōu)先的原則。在我國的低收入階層，除了城市的下崗職工外，更多的是農民。要增加消費需求，最應該增加收入的是農民。九億農民收入水平過低是國內消費需求的“瓶頸”，占總人口70%的農村居民消費份額不到40%，人均消費不及城市居民的三分之一。而公務員既不是低收入階層，也不是增加收入后最能擴大需求的群體，而他們卻成為收入分配政策調整的最大受益者。收入分配政策的效率偏差是顯而易見的。

收入分配政策之所以存在公平與效率上的偏差，主要的原因可能是政府在認識分配財政資源方面有失偏頗，因而未能給社會不同階層以平等的財政待遇，而出現(xiàn)了明顯的城市偏向。按照公共選擇理論，政府的財政行為，無論是提供公共物品還是進行收入再分配，應反映全體納稅人的偏好（盡管現(xiàn)實中不同人群向政府提供的稅金不可能相同），政府的財政決策應是公共選擇的產物。然而，西方市場經濟國家經常發(fā)生的情況卻是社會強勢集團對決策的左右以從中謀取在真正民主選擇中不能得到的財政利益，和政府對強勢集團的偏向以換取后者對其政治上的支持而謀取政治利益。毫無疑問，擴張性財政政策的實施為政府和強勢集團的上述活動提供了機會和舞臺。在我國，城市公民特別是公務員最靠近權力中心，是明顯的強勢群體。收入分配政策在實施過程中，不論決策者主觀上是否意識到，客觀上則確實迎合了強勢集團的偏好，從而也就偏離了公共財政的原則和市場經濟的要求。

三、幾點理論見解

其一，一般情況下，擴張性財政政策的啟用以政府規(guī)模和作用的擴張為主要手段，總有可能對市場活動范圍和規(guī)模產生排擠效應以及對市場活動的規(guī)則產生傷害，總是存在著一定的體制風險，這是所有市場經濟國家和正在轉向市場經濟的國家面臨的共同問題。但在那些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由于市場經濟的觀念和傳統(tǒng)經過幾百年的積累和沉淀已經根深蒂固，社會往往存在一種自發(fā)的力量形成對政府和財政擴張的牽制（如西方國家存在的自由主義經濟學派及其與政府干預主義的不懈的斗爭），這有助于減輕財政擴張政策的體制風險，使政府在偏離市場經濟體制的道路上不至于走得過遠，保障市場經濟體制的安全。中國作為轉型國家，受計劃經濟慣性的影響和沒有市場經濟的思維沉淀，在政府政策手段選擇上更容易偏離市場經濟，不僅存在比其他國家更大的體制風險，也更容易忽視這種體制風險。

其二，建立在公共財政基點上的宏觀經濟政策不一定是最能拉動經濟增長的政策，特別是對于中國" 目前的轉軌經濟。這意味著財政政策要有效拉動經濟增長，有可能偏離公共財政的基點，需要付出體制代價。1998年以來的通貨緊縮，不僅僅是經濟總量上的問題（總需求不足），更主要的是深層次的結構問題（供給結構不協(xié)調）。沒有不合理的需求，只有不合理的供給。需求的不足實際上是供給結構與需求結構的脫節(jié)引致的。因此，解決需求不足問題，促進經濟增長，還需要在調整供給結構上做文章。在發(fā)達的市場經濟國家，經濟結構的協(xié)調主要是依靠市場自發(fā)調節(jié)來直接實現(xiàn)的，政府一般不介入結構調節(jié)過程，從而公共財政的調控職能主要在于協(xié)調經濟總量；政府和市場在經濟調節(jié)方面各司其職、各負其責，共同實現(xiàn)經濟總量的平衡和結構的協(xié)調。政府和市場在經濟調節(jié)方面之所以能有這樣的分工，前提條件是市場機制的健全和有效運作。顯然，中國轉軌經濟并不具備這樣的條件，市場機制的不健全使其難以獨立承擔結構調整的任務，政府只能延續(xù)計劃經濟的做法，繼續(xù)承擔結構調節(jié)的使命。如前所述的財政貼息政策，實際上就具有調節(jié)供給結構的性質。而且，在今后一個時期，財政在這一領域還會繼續(xù)發(fā)揮作用。

其三，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在運用財政擴張政策過程中，政府需要審慎處理體制改革與經濟增長的矛盾關系，其中，關鍵是要權衡經濟增長的社會貢獻和體制風險（代價）以及經濟增長對財政政策的依賴程度。上述分析已經表明，在轉軌經濟中，為促進經濟增長，政府財政政策偏離公共化的軌道和經濟市場化的軌道有時可能是不可避免的。這樣，基于增長與改革的矛盾關系，政府實際上有時會被推上一個兩難的境地：是保改革，還是保增長？或者，是改革優(yōu)先還是增長優(yōu)先？我們認為，在處理這個問題從而決定財政擴張政策的取舍時，一味地強調經濟增長或一味地強調改革可能都是不可取的，而應因時而異，即確定哪一個方面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就當前來講，沒有經濟增長，一系列的社會問題都難以解決，并會危及社會的穩(wěn)定。而經濟保持一定的增長速度，可以解決、至少可以緩解很多社會矛盾。經濟增長的巨大社會貢獻決定了其成為矛盾的主要方面，而政府啟用一些體制風險較小的經濟增長手段（如貨幣手段）又不見效。這又表明，目前的經濟增長對財政擴張政策已經存在很高的依賴度。在這種情況下，付出一定的體制代價來實現(xiàn)經濟增長目標也是值得的。在我們看來，體制風險并不等于體制危機，也就是說，采取某些非市場的手段來實現(xiàn)經濟增長并不等于對市場體制的否定，更不意味回歸計劃經濟體制，只是改革的進程暫緩而已。但這樣做，是對經濟增長的社會貢獻及其體制風險權衡的結果，而不可以理解為可以忽視這種體制風險，更不意味著為追求經濟的高增長可以隨意付出體制代價。沒有一個健全的體制基礎，這種經濟高增長是注定不能持久的。這里關鍵的問題是因時而異和對體制風險的客觀評價，特別是一個度的把握。

其四，能有效帶動民間經濟的財政擴張政策是最具經濟增長效力的政策，也是體制風險最小的政策。因此，應把帶動民間投資和消費增長作為積極財政政策的一個基本出發(fā)點。我國積極財政政策之所以存在較大的體制風險，與財政政策運用過程中民間經濟未能如期跟進有關。1998年積極財政政策實施初期，有關部門曾聲稱增發(fā)的國債資金“一分錢也不用于加工項目”，因為加工項目屬于私人物品的生產活動，屬于市場調節(jié)的范圍。政府原本希望通過政府投資的擴張效應帶動民間投資，以此來帶動整體經濟的增長。但實際情況是，政府的國債投資政策在1998年第四季度使經濟出現(xiàn)好轉跡象后，1999年一季度開始出現(xiàn)效力遞減從而導致經濟增速回落，GDP增幅由1998四季度的9.6%下降到1999年一季度的8.3%、第二季度的7.1%和第三季度的7%.政府不得已于1999年下半年又增發(fā)600億元國債，并將其中的153億元用于國有企業(yè)的技改貼息，迄今為止，積極財政政策已運行四年有余，民間投資和消費一直處于萎靡不振狀態(tài)，經濟的增長給人的總體印象是政府的“獨木撐天”和財政的“孤軍奮戰(zhàn)”。政府的擴張政策如果不能喚起民間經濟的響應，則必然會導致財政擴張政策的長期化和范圍的擴大化，由此帶來的后果便是各種負面影響，包括體制風險的加深和積累。無疑，民間投資不響應，有民間經濟自身內在的原因，同時也不可否認與政策的操作不當有關。限于篇幅這里不再討論。總之，如何把財政政策建立在拉動民間經濟的基點上，我們還需要積累經驗和改善宏觀調控的技術。這是提高政策的調控效果和防范體制風險的共同需要。

參考文獻

[1]高培勇。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中國稅收與稅制[N].人民日報，1997-05-10.

[2]高培勇?！傲咳霝槌觥迸c“以支定收”——關于當前財政收入增長態(tài)勢的討論[J].財貿經濟，2001，（3）。

第7篇：擴張性財政政策的目的范文

[關鍵詞]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建議

中圖分類號：F8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0278（2013）08-049-01

一、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基本內容

財政政策是指政府為實現(xiàn)一定的宏觀經濟目標，運用各種財政調節(jié)手段，調整財政收支規(guī)模和收支平衡的指導原則。它貫穿于財政工作的全過程，體現(xiàn)在收入、支出、預算平衡和國家債務等方面，是由稅收政策、支出政策、預算平衡政策等構成的一個完整的政策體系，它對市場經濟下財政功能的正常發(fā)揮具有重要作用。

貨幣政策是指國家制定的關于貨幣供應量和貨幣組織流通管理的政策，由信貸政策、利率政策、外匯政策構成，是國家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其核心是政府通過控制貨幣供應量以保持社會總供給和社會總平衡的一種經濟政策。貨幣政策的工具主要包括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再貼現(xiàn)率和公開市場業(yè)務。

二、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組合類型及政策效應

財政政策通過可支配收入和消費支出、投資支出兩條渠道，對國民收入產生影響，而貨幣政策則要通過利率和物價水平的變動，引起投資的變化來影響國民收入。從邏輯上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不外有四種配合模式：

（一）以增加供給為宗旨的“雙松”組合模式

將宏觀經濟調控的方位單純選擇在供給方，一般需要采取擴張的財政政策與擴張的貨幣政策相配合的，即所謂的“雙松”政策模式。這樣的政策選擇，旨在拔低就高，通過財政和信用的同時擴張來擴大社會購買力，刺激經濟增長以求增加供給、實現(xiàn)經濟均衡。

（二）以壓縮需求為目的的“雙緊”組合模式

將宏觀經濟調整的方位選擇在需求方，一般需要采取緊縮的財政政策與緊縮的貨幣政策相配合的，即所謂的“雙緊”政策模式。這樣的政策選擇，旨在壓高就低、通過財政和信用的同時緊縮來壓縮社會購買力，降低社會總需求以實現(xiàn)經濟均衡。

（三）調整消費需求偏旺而投資需求不足的“松貨幣，緊財政”的組合模式

松的貨幣政策能夠鼓勵投資，而緊的財政政策能夠限制公共和個人消費。財政以減少支出或提高稅收實施其緊縮政策，其結果是使國民收入維持在原有水平上，必須依靠貨幣政策使利率下降，以刺激投資。

（四）調整投資需求偏旺而消費需求不足的“松財政，緊貨幣”的組合模式

當經濟運行中通貨膨脹與經濟停滯并存時，抑制通貨膨脹就成為政府調節(jié)的主要目標。這時應采取“緊貨幣，松財政”的政策配合模式，緊的貨幣政策有助于抑制通貨膨脹，但為了不造成經濟的進一步衰退，需要財政實施減稅和增加財政支出等擴張性政策，緩解滯脹現(xiàn)象的產生。

三、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財政貨幣政策組合存在的問題

根據(jù)改革開放后歷年來實施的政策組合工具實踐來看，兩種政策組合運用后擁有了更多的優(yōu)勢，但在深層次的配合和高水平的運用上仍然存在一定的問題。

第一，我國在兩大政策運用之前，政府在兩大政策的區(qū)分和界定上并未給出明晰和準確的標準，導致兩種政策在調控時在調控重點及調控方式上出現(xiàn)了模糊不清、相混干擾的現(xiàn)象，造成宏觀經濟運行秩序紊亂，宏觀調控失效。

第二，我國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分工上并不明確，財政投資融資的體制不完善，財政部門和金融部門功能界定不清，分工不明確致使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均未起到調節(jié)經濟結構的作用，導致我國的產業(yè)調整過于緩慢，致使最終宏觀調控失效。

第三，政府在進行宏觀調控時，不能充分的發(fā)揮出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調節(jié)效力，社會資金總量和資金規(guī)模極速增大的同時，資金結構嚴重失衡，資金盲目流動，致使整個資金結構失衡。

四、強化我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組合的政策建議

（一）在產業(yè)結構的調整中應使財政政策發(fā)揮更大的作用

財政政策在我國具有特殊的地位，國家財政規(guī)模GDP占比較大，對經濟結構的調整常?？梢云鸬剿膬蓳芮Ы锏闹匾饔谩５L期以來，我國財政政策發(fā)揮的作用相對不足，結構失衡問題突出，在結構調整方面，財政政策比貨幣政策具有更強的調節(jié)功能，所以應該充分發(fā)揮財政政策的結構調節(jié)功能。

（二）對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進行適當?shù)姆止?/p>

在政策分工上，財政政策一般側重于經濟“過冷”的情況，而貨幣政策則一半適用于經濟“過熱”的情況。在控制通脹方面，貨幣政策的效果是比較明顯的，只要貨幣總量被控制住了，就可以大體控制物價上漲的速度了。但當經濟處于蕭條的時期，貨幣政策作用效果就不太明顯了，貨幣政策側重于對通貨膨脹的控制，應該以價格的穩(wěn)定為主，而財政政策則應該以控制實際經濟目標為主。

第8篇：擴張性財政政策的目的范文

    從理論上說，當總需求不足時，一般采用擴張性財政政策。財政政策的運用可以從收入和支出入手，通過二者的共同作用有效地影響消費、投資，擴大總需求，以達到供求平衡?？梢姡斦邔ν顿Y總量的調節(jié)是通過財政收入和支出兩方面來實現(xiàn)的。收入方面對投資總量的調節(jié)主要是減稅和稅收優(yōu)惠。通過減稅和稅收優(yōu)惠可以增加個人可支配收入和企業(yè)利潤，增強了他們的投資能力，擴大其投資需求，從而增加投資總量。支出方面對投資總量的影響首先表現(xiàn)為財政自身的投資支出，這項支出規(guī)模占總投資比重的大小決定了對投資總量的影響程度；其次財政投資的帶動效應，通過財政投資帶動其他投資主體的介入，進而引起其他經濟主體的投資擴張來影響投資總量?？梢?，財政政策對投資總量的作用過程如下： 政投資支出增加 財政支出帶動社會投資增加財政政策的運用投資總量的擴大減稅和稅收優(yōu)惠社會投資能力增強，投資增加當然，確保財政政策能夠有效地影響投資總量需要滿足一系列的約束條件，一是啟用擴張性財政政策進行大規(guī)模的財政投資要有充裕的財力作保障且只能在短期內使用，不能指望長期通過無節(jié)制發(fā)債、大規(guī)模減稅、擴大赤字規(guī)模來保證國民經濟的持續(xù)增長。中國和國際經驗一再表明，持續(xù)較大規(guī)模的財政赤字是引發(fā)通貨膨脹和造成本幣幣值不穩(wěn)定的重要因素，我們應從中吸取教訓。二是在國家財力有限、財政投資不足的情況下，如果財政投資帶動社會投資效應不明顯，財政政策對投資總量的影響效果必定大打折扣。當今各國財政支出主要集中于公共品的供給，財政直接投資的份額在全社會總投資的比重不可能占據(jù)主導地位，財政的直接投資關鍵在于帶動社會投資，進而擴大有效需求，促進經濟增長。三是財政投資擴張要避免對其他社會投資主體投資的“擠出效應”。

    二、積極財政政策在影響投資總量中存在的問題

    從1998年下半年我國開始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其主要內容是通過增發(fā)國債，擴大基礎設施投資來拉動經濟增長，確保了近兩年經濟增長速度不至于大幅下滑。但與此同時，財政投資擴張對投資總量的影響也存在著一些問題，主要表現(xiàn)為：

    1.受國家財力約束，財政投資支出在總投資的比重過低，對投資總量影響作用甚微。改革開放以來，財政困境日益加重，滿足了行政、科教等支出以后，直接用于建設的比重日益降低。近幾年來，財政基本建設支出在財政支出的比例一直在10％左右徘徊，基本建設支出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只接近％。1994年、1995年、1996年、1997年分別為3.7%、3.9%、3.9%、4.0%？。1998年實施的積極財政政策，增發(fā)的1000億元國債用于基礎設施投資也只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額的3.5％。可見，財政基本建設支出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很低，即使在短期內可以通過增發(fā)國債、增收節(jié)支，增加一部分基建投資，但對投資總量的影響不會很大。

    2.財政投資擴張未能有效調動非國有投資的積極性。1998年增發(fā)1000億元國債增加基礎設施投資，本不想財政包打天下，而是以此帶動其他投資主體的介入，通過其他投資主體的擴張最終拉動經濟增長。令人遺憾的是，財政投資擴張只帶動了國有部門投資大幅增長，民間投資未作相應跟進。1998年國有經濟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為19.6％，而城鄉(xiāng)居民個人投資僅為6.1%，集體經濟下降了3.5% ？ .從過去幾年的狀況看，在經濟處于低谷時，國家啟動經濟，國有投資率先增長，非國有投資隨后跟進，二者共同的投資擴張帶動了經濟的高速增長。比如1989年、1989年經濟增長率分別為4.1％、3.8％，經濟的低速增長迫使國家1991年下半年重新啟動經濟，國有投資率先增長，非國有投資隨后跟進，1991年國有和非國有投資分別為14.8％、13.4％，1992年分別為32.8%、21.9%，1993年分別為17.5%、72.8%？?？梢妵型顿Y起著經濟啟動的先導作用，隨后非國有投資大規(guī)模擴張，二者共同的合力作用推動那時的經濟高速增長。反觀1998年國家擴大財政投資啟動經濟時，只帶動國有投資大幅增長，非國有投資沒有明顯跟進，在當前非國有投資占近“半壁江山”的格局中，單靠國有投資投資的增加來拉動經濟的快速增長是不現(xiàn)實的，也正說明了財政投資率先擴張未能有效地帶動社會投資，從而對投資總量的影響作用有限。

    3.乘數(shù)效應遞減導致利用投資擴張刺激經濟的作用不明顯。乘數(shù)效應說明了投資增加刺激國民經濟增長的作用。當投資增加時，經濟擴張，國民收入增量大于投資增量，投資刺激經濟增長的倍數(shù)等于投資乘數(shù)；在投資減少時，經濟收縮，國民收入減少量大于投資的減少量，投資減少導致經濟收縮的倍數(shù)也等于乘數(shù)。具體表達式為：k＝1/（1-mpc）=1/mps式中k表示乘數(shù)，mpc表示邊際消費傾向，mps表示邊際儲蓄傾向。乘數(shù)公式表明，投資乘數(shù)的大小與邊際消費傾向或邊際儲蓄傾向有關。

    從表1可以看出，90年代以來，投資乘數(shù)一直很低，最高的1996年也僅為1.70。也就是說，通過擴張性財政政策增加1000億元投資，最高只能形成1700億元需求，說明投資刺激經濟增長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因此，1998年積極財政政策依靠擴大投資來拉動經濟增長，遠遠答不到人們原來樂觀的設想。

    表1 90年代以來我國投資乘數(shù)的

    單位：億元

年份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gdp 21617.8 26638.1 34634.4 46759.4 58478.1 68593.8 74772.0 79553.0 gdp增量 8245.7 5020.3 7996.3 12125.0 11718.7 10115.7 6278.2 4781.0 城鄉(xiāng)居民消費品總額   9704.8 12462.1 16364.7 20620.0 24774.1 27198.9 29152.9 城鄉(xiāng)居民消費額增量   1459.1 2757.3 3902.6 4255.3 4154.1 2424.8 1954.0 邊際消費傾向   0.29 0.34 0.32 0.36 0.41 0.38 0.40 投資乘數(shù)   1.41 1.52 1.47 1.56 1.70 1.61 1.67     資料來源：根據(jù)《中國統(tǒng)計摘要》（1999）有關資料計算。

    4.公共投資對私人投資的擠出影響不可忽視。根據(jù)經濟學中的“擠出效應”，如果政府靠借款支付公共投資，就會推動金融市場利率上升，通過發(fā)行債券形式籌集資金也會造成債券價格下跌，從而引起利率上升，進而使私人融資成本上升，導致私人投資萎縮。這樣，公共投資擴張結果卻引起整個社會投資支出的縮減。目前，我國公共投資擴張排擠私人投資的現(xiàn)象主要表現(xiàn)為：一方面政府龐大的投資計劃需要銀行信貸的支持，在銀行資金有限、風險約束增強的情況下，銀行“惜貸”勢必壓縮其他企業(yè)或私人投資信貸，部分企業(yè)或私人只能尋求較高利息的資金來源，從而增加資本成本，降低盈利能力和再投資能力，還有相當部分企業(yè)則由于項目收益水平較低既無緣在銀行內也不可能在銀行外獲得融資；另一方面還表現(xiàn)在政府部門及其下屬機構把某一產業(yè)領域作為本單位的勢力范圍和領地，通過行政手段限制其他投資主體的進入，即使進入也對其業(yè)務進行嚴格的限制。這種行政性壟斷排擠了其他投資者的投資介入，減少了其他投資者的投資。同時，非國有經濟原來準備對某一項目進行投資，后來因國家投資同樣的項目，非國有經濟的投資被“擠出”，這在中央加大公共交通建設和基礎投資之后，地方項目準備不足，但又不愿意放棄中央的無償投資，便把原來與外資和私人投資合作的項目改為中央投資項目。這時，財政投資只是取代了原有的非國有投資，形成“擠出效應“。近一年多來，中央銀行存款準備金率下降、貨幣供應量一直增加，銀行的貸款能力應該說大副增強，但企業(yè)實際投資并未同步前進，從中可以看出財政投資”擠出“了私人投資。

      三、我國實施的財政政策對投資總量作用有限的因素分析

    1. 財力不足、財政風險加劇制約了財政投資的全面擴張。我國在改革開放以前，財政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例較高，財政分配是國民收入分配的主渠道和投資的主要來源。如今情況發(fā)生了相當大的變化，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僅為11％左右，無論與發(fā)達國家還是發(fā)展中國家相比都明顯偏低，在安排了“吃飯”之后，能夠用于經濟建設的投資極其有限。在目前“兩個比重”仍沒有改觀的背景下，無論是通過減稅還是增發(fā)國債都面臨著國家財政承受能力的制約。其一是擴大國債規(guī)模進行財政投資面臨著當前財政債務依存率和國債償債率都偏高即國家財政的債務承擔能力不足的影響。國債的財政承受能力主要通過債務依存度和國債償債率來反映。由于在中國國債的發(fā)行和償還有中央政府承擔，所以，中央財政債務依存度更能準確地反映國家財政的承受能力。從我國中央財政債務依存度來看，自1994年以來均超過50％，1997年高達57.77％，這意味著中央財政支出的一半以上是靠舉債來維持的。同時，國債償債率也相當高，1997年財政債務的還本付息的支出高達1959億元，國債償債率達23.3％？ ，換句話說，當年財政收入近1/4要用來償債。由于國債與稅收在性質上有根本的不同，即國債的有償性，到期必須償還，因此目前過量增加國債的發(fā)行規(guī)模會加大財政運行風險。

    2.全面減稅的空間有限。減稅是世界各國通行的刺激投資需求、拉動經濟增長的一項重要政策措施。從宏觀稅負國際間比較看，目前發(fā)達國家稅收收入占gdp的比重基本上都在30％以上，有的高達50％。發(fā)展中國家一般也在20％－25％之間。相對寬裕的稅收收入為其實施減稅政策提供了財力支撐。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財政基本上走的是一條減稅讓利的路子，“兩個比重”不斷下降。近年來，工商稅收收入占gdp的比重僅維持在11%左右，無論與發(fā)達國家還是與發(fā)展中國家相比，都明顯偏低。在這種情況下，對于我們這樣正在向工業(yè)化國家邁進、亟需資金積累的發(fā)展中國家來說采取減稅來刺激經濟投資需求、拉動經濟增長是不現(xiàn)實的。

    3.去年稅收增收1000億對企業(yè)增加投資的抑制作用不能忽視。通常來說，在其他條件不變時，增稅是實行財政緊縮的重要措施之一，因而經濟衰退的情況下，即使不能減稅，至少也不應增稅，從這個意義上說，1998年稅收收入增加1000億是與當前背景下實施積極財政政策意向背離的。雖然這些年來我國稅收負擔不是重而是輕的實證分析不時見諸報端，就現(xiàn)行稅制規(guī)定的稅負的確不重，但如果把各種稅外收費納入總體稅負的計算范圍，我國目前的總體稅負約占25％（楊斌，1998年），這個比例與中等稅負國家的基本水平持平，以致于企業(yè)負擔過重的呼聲不絕于耳。況且稅收增收1000億主要來自于效益較好的企業(yè)，在當前物價

    連續(xù)下跌、經濟景氣預期看淡的情況下，這對效益好的企業(yè)無疑增加了額外負擔。過重的企業(yè)負擔意味著企業(yè)需求的萎縮，降低了企業(yè)的投資意愿，尤其對硬預算約束的非國有企業(yè)更是如此。

    4.“不安全預期”增強了居民的儲蓄傾向，造成了投資乘數(shù)的下降，弱化了政府投資的作用。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和發(fā)展，各種投資主體在投資方面的責任意識明顯增強，投資需求有原來的政府擴張機制逐步轉變?yōu)槭袌稣{節(jié)機制，由于目前國內外經濟形勢較為嚴峻，因此除政府外的其他投資主體的投資意愿均減弱，從而導致投資乘數(shù)下降。更為重要的是政府機構改革的逐步推進、人員分流和國有企業(yè)改革下崗人員的增加，迅速改變了廣大消費者的收入預期；而住房、醫(yī)療、教育等體制改革又大大改變了廣大消費者的支出預期。因此，未來收入和支出的不確定性的增強，形成了當前的“不安全預期”，造成居民儲蓄傾向增強和消費預期降低，引起投資乘數(shù)偏低，政府投資擴張效應難以充分顯現(xiàn)。

    5.政府投資于產業(yè)鏈條較短的基礎設施，引導社會投資的效果不明顯。政府投資支出的增加，不僅會因投資拉動收入增長和消費增長而形成乘數(shù)效應，還有可能因投資于某一產業(yè)而引起關聯(lián)投資，即投資的波及效應。投資的波及效應大小取決于產業(yè)鏈的長短。投資于產業(yè)鏈長的項目，雖然形成有效供給的時間跨度大，但在一定時序內，由投資波及效應所激發(fā)的投資需求乘數(shù)也相應較大，對于國民經濟增長也相應較大。而投資于產業(yè)鏈條短的項目，則波及效應相對較小，就不可能激發(fā)更大的投資乘數(shù)。1998年和1999年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的投資，主要用于水利工程設施、糧食倉庫建設、公路交通等基礎設施。這些投資的產業(yè)鏈條短、關聯(lián)度小，所需要的投資品主要是鋼材、木材、水泥，投入使用需要的相關零部件、配套件極其有限，只帶動了相關部門和行業(yè)的投資。因此，它就不可能引起像前幾年在發(fā)展輕紡工業(yè)、家電工業(yè)、汽車摩托車工業(yè)時所出現(xiàn)的波及效應。

    四、當前我國的財政政策選擇

    為了充分發(fā)揮財政政策對投資總量的積極調節(jié)作用，緩解當前有效需求不足的狀況，同時確保國民經濟長期持續(xù)增長，建議當前財政政策實施主要采取以下措施：

    1.財政支出政策的選擇應遵循支持產業(yè)結構的調整和優(yōu)化、促進產業(yè)升級為原則，在促進經濟增長、擴大需求的同時，加快產業(yè)結構的升級換代，為經濟的持續(xù)增長奠定基礎。我們知道，總量和結構問題是經濟生活中兩個最基本的方面，經濟增長表現(xiàn)為總量問題，但經濟增長必須建立在經濟結構合理和協(xié)調的基礎上，否則，增長就失去了堅實的基礎，經濟的大起大落難以避免，我國幾十年的經濟發(fā)展實踐也充分印證了這一點。當前的總需求不足、經濟增長乏力，不簡單地表現(xiàn)為總量問題，更為重要的是我國多年來盲目投資、重復建設，引起的供給不能有效地滿足需求的結果。因此，財政投資的擴張如果不遵循優(yōu)化產業(yè)結構的原則，很可能把本已不合理的經濟結構復制并放大出來，反而加劇經濟生活中的深層次矛盾。財政投資最能體現(xiàn)國家意志，它不僅可以直接集中社會資金進行重點配置來解決經濟結構問題，而且能間接起到示范作用。1998年下半年開始實施的積極財政政策不是簡單地緩解需求不足的制約，國家更注重了結構優(yōu)化這一原則，加大了對農業(yè)、能源、交通、水利設施等基礎產業(yè)和基礎設施的投入，這對緩解我國多年來的基礎設施“瓶頸”大有裨益。同時國家還應加大技術改造和高新技術企業(yè)、先進技術企業(yè)投入，增加產品的技術含量，促進產品的升級換代，提高產品的國際競爭力。

    2.加快費改稅步伐，增強國家財力，切實減輕企業(yè)負擔，發(fā)揮企業(yè)的投資潛力。我國預算內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較低和企業(yè)實際負擔并不輕并存局面的出現(xiàn)，其中主要原因是當前政府收支不規(guī)范、稅外收費現(xiàn)象嚴重。因此，加快費改稅步伐，將某些行政性收費和基金納入規(guī)范的稅收軌道，堅決取締一些不合理的收費。這樣既可以保證我國國家財政收入有所提高，強化財政投資的財力保障，另一方面又可減輕企業(yè)負擔，增強企業(yè)的投資能力。

&bsp;   3.在全面減稅不具備的情況下，可以嘗試結構性減稅和稅制的完善來刺激企業(yè)的直接投資。雖說我國現(xiàn)階段大規(guī)模減稅既不可能，又不現(xiàn)實，但是，我們可以采取有選擇的局部性減稅措施?；砻庵行∑髽I(yè)的舊欠稅款，采取加速折舊、投資抵免、給高新企業(yè)減稅的方式，以刺激企業(yè)直接投資，刺激經濟增長。我們可以在有條件的地方逐步實現(xiàn)增值稅的轉型，完善我國增值稅制度；降低或取消固定資產投資方向調節(jié)稅，確保稅制不應成為企業(yè)投資的障礙。

第9篇：擴張性財政政策的目的范文

關于通貨膨脹問題，西方經濟學界研究它已有著較長的歷史，但對通貨膨脹問題進行深入的研究，則是二次世界大戰(zhàn)之后的事。由于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的相當一段時間內，西方國家普遍推行凱恩斯主義的經濟政策，并以此來消除經濟危機（或衰退）、或加速經濟增長和實現(xiàn)充分就業(yè)。結果，凱恩斯主義的經濟政策的推行，在對西方國家的經濟起到一定作用的同時，卻也使得推行凱恩斯主義的經濟政策的西方國家長期遭受通貨膨脹的困擾，由此也就引起西方經濟學家們紛紛致力于深入研究通貨膨脹問題。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fā)，促使世界各國又普遍推行凱恩斯主義的經濟政策?，F(xiàn)在，美國采取凱恩斯主義的經濟政策，試圖通過二次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使通貨膨脹作用于經濟而解救失業(yè)；而中國等新興市場國家，在采取凱恩斯主義的經濟政策后，經濟快速復蘇的同時也遭受了通貨膨脹的侵擾，促使其積極治理通貨膨脹。中美作為世界上兩個最大的經濟體，兩國政府對待通貨膨脹的不同態(tài)度，不僅會關系到全球經濟的復蘇狀況，還將使世界各國面對更加復雜的經濟形勢。因此，有必要對通貨膨脹進行再研究，尤其是對其中的通貨膨脹與物價上漲關系進行更為深入的再研究。

一、西方的通貨膨脹與物價上漲關系略論

要研究通貨膨脹問題，首先就應該搞清楚何謂通貨膨脹，這就必然需要經濟學界確立一個能夠被經濟學家們普遍接受的通貨膨脹定義。而在西方經濟學界研究通貨膨脹問題時，由于西方經濟學家們對通貨膨脹的成因有著不同的解釋，因而西方經濟學家們對于通貨膨脹定義的表述也就各不相同。但無論是凱恩斯主義的經濟學家們從價格著眼定義通貨膨脹，還是以貨幣主義的弗里德曼為代表的經濟學家們從貨幣著眼定義通貨膨脹，其實他們都是將物價上漲（即物價總水平的持續(xù)上升）定義為通貨膨脹。西方經濟學家們將物價上漲定義為通貨膨脹，通貨膨脹也就成為了物價上漲的代名詞?，F(xiàn)在世界各國都在走市場經濟道路，西方經濟學也就成為了世界各國經濟實踐的指導理論。那么，西方經濟學中的通貨膨脹理論，也就自然成為世界各國政府治理通貨膨脹所決策經濟政策的理論依據(jù)。

而所謂通貨膨脹，其原意是指貨幣供應量過度增加，即流通中的貨幣量太多了。造成流通中的貨幣量太多的主要原因是，政府的財政赤字和銀行信用的過度膨脹等，其結果使流通中太多的貨幣追求相對較少的商品（包括勞務），導致了商品的總需求超過總供給而拉動物價上漲。西方經濟學家們將此種物價上漲稱之為需求拉動型通貨膨脹。而主要由工資、利潤和進口產品價格上漲等因素引起生產成本的增加，迫使政府（或中央銀行）為了維持經濟增長率而增加貨幣供應量，造成貨幣供應量的過度增加，結果導致物價上漲。西方經濟學家們將此種物價上漲稱之為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可見，通貨膨脹有主動性和被動性之分。而且西方經濟學家們在需求拉動型通貨膨脹和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的基礎上，還進一步具體分析出其它類型的通貨膨脹，如結構型通貨膨脹、混合型通貨膨脹等。

當然，季節(jié)性、自然災害等的短期性、偶然性的物價上漲，西方經濟學家們并不認為此種物價上漲是通貨膨脹。因為此種物價上漲并非是由通貨膨脹造成的，通過變動貨幣供應量對物價的上漲并不能起到有效的抑制作用。但是物價總水平的持續(xù)上升，西方經濟學家們則認為其必定是由貨幣供應量過度增加所致，因而它是一種通貨膨脹現(xiàn)象。因此，雖然西方經濟學家們在對通貨膨脹定義的表述上不盡相同，而且有的西方經濟學家還希望明晰的區(qū)分通貨膨脹的概念和物價上漲概念，但是西方經濟學家們對通貨膨脹的看法卻是一致的，即貨幣供應量的過度增加導致通貨膨脹，其結果就必然是物價上漲。這樣，在通貨膨脹與物價上漲的關系上，西方經濟學家們就是將通貨膨脹以各種形式表現(xiàn)在物價上漲上。

但是，在通貨膨脹與物價上漲的關系上，僅對通貨膨脹的成因進行分析，并將通貨膨脹以各種形式表現(xiàn)在物價上漲上顯然是不夠的。例如，當經濟發(fā)生危機時，政府必然需要采取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等，對經濟進行需求管理。而政府采取擴張性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對經濟進行需求管理時，就又必定需要增大貨幣供應量。但貨幣供應量的增大，導致貨幣供應量的過度增加，致使發(fā)生通貨膨脹，其結果政府的擴張性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在作用于經濟危機時，就將伴隨著物價上漲。由此，這就可以通過對通貨膨脹與物價上漲的關系進行更為深入的再研究，揭示通貨膨脹在引起物價上漲的過程中，政府采取擴張性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對于消除經濟危機、促進經濟增長和就業(yè)所產生的作用。

二、通貨膨脹與物價上漲關系的再研究

由于通貨膨脹引起的物價上漲是貨幣供應量的過度增加所致，而貨幣供應量的過度增加則又是政府（或中央銀行）的擴張性貨幣政策使然。而且即使政府采取擴張性財政政策時，其政府赤字的擴大不能為相應的貨幣緊縮所平衡和抵消，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最終也是通過擴張性的貨幣政策來實現(xiàn)的。但是，在現(xiàn)實的經濟運行中，貨幣供應量發(fā)生過度的增加，卻既可以由政府的擴張性貨幣政策引起的，也可以由政府的擴張性財政政策造成的，而且還可以由兩者所致。因此，通過對通貨膨脹與物價上漲關系進行再研究，就可以深入分析政府的擴張性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所導致的通貨膨脹在引發(fā)物價上漲的過程中，對消除經濟危機、促進經濟增長和就業(yè)會產生怎樣的作用。由此，所做的這一分析結果，也就能夠對各國政府在對待通貨膨脹問題和正確決策經濟政策上，起到一點可供參考價值的作用。

（一）政府擴張性貨幣政策下的通貨膨脹與物價上漲關系

在經濟發(fā)展的過程中，由于經濟不可避免地會發(fā)生波動，這就有了經濟收縮與經濟擴張之分。當經濟出現(xiàn)收縮時，政府采取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可以使市場總需求有效擴大，促使經濟的擴張，就可以避免或消除因需求不足而導致的經濟危機和失業(yè)。但在經濟出現(xiàn)收縮時，為了避免或消除因需求不足而導致的經濟危機和失業(yè)，政府采取的擴張性貨幣政策和擴張性財政政策，對于擴大市場需求的作用過程和產生的效果則是不同的。在政府采取擴張性貨幣政策時，是通過貨幣政策工具，增加貨幣供應量，降低利率，來促進大量的投資，使市場總需求得以有效擴大，以避免或消除因需求不足而產生的經濟危機。

為了避免或消除因需求不足而導致的經濟危機，政府采取擴張性的貨幣政策，所增加的貨幣供應量，如果導致了市場總需求超過總供給，就會引發(fā)物價上漲。而物價的上漲，也就表明政府的擴張性貨幣政策，所增加的貨幣供應量，是一種貨幣供應量的過度增加，即發(fā)生了通貨膨脹。這樣，政府采取的擴張性貨幣政策，所增加的貨幣供應量，是否是一種貨幣供應量的過度增加，即是否發(fā)生了通貨膨脹，就可以由物價上漲來顯示出來。因而，政府采取的擴張性貨幣政策，增加貨幣供應量，直至物價上漲，從而顯示出通貨膨脹，是需要一定時間過程的。這就使得無論是經濟處在收縮階段需要避免或消除經濟危機，還是經濟處在擴張階段需要繼續(xù)加速經濟增長，政府在采取擴張性貨幣政策時，都應該考慮到貨幣供應量的增加，直至通貨膨脹的顯現(xiàn)所存在的時滯效應。

由于政府在采取擴張性貨幣政策時，增加貨幣供應量，直至由物價上漲來顯示出通貨膨脹是需要一定時間過程的。因此，政府采取擴張性貨幣政策，增加貨幣供應量，直至由物價上漲來顯示出通貨膨脹所需要時間的長短，也就取決于政府采取擴張性貨幣政策，增加貨幣供應量，降低利率，是否能夠促進大量的投資，進而導致市場總需求超過總供給所需時間的長短。然而在經濟發(fā)生危機后，是否會出現(xiàn)市場總需求不足，無法有一個可獲利的預期利潤率，使政府采取擴張性貨幣政策，增加貨幣供應量，降低利率，無法起到促進投資的作用，從而也就會因為不可能有市場總需求超過總供給，進而也就不會存在由物價上漲來顯示通貨膨脹呢？

按照凱恩斯的觀點，在經濟發(fā)生危機后，利率降到了極低的水平，人們就寧愿手持現(xiàn)金而不愿進行投資。在此種情況下，政府所采取的擴張性貨幣政策，無論增加多少貨幣供給，就都會被人們所持有，而不會去進行投資。那么，按照凱恩斯的這種觀點，在此時也就不可能有市場總需求超過總供給，這也就不會存在由物價上漲來顯示通貨膨脹（即不會發(fā)生通貨膨脹性物價上漲）。顯然，凱恩斯的觀點是不正確的。因為，在經濟發(fā)生危機后，市場總需求不足（或有效需求不足），卻并不意味著各單個市場的需求也是不足的。這也就是說，在市場總需求不足時，如果某單個（或個別）市場的需求卻并非是不足的，或某單個市場需求有著較好的預期（如農產品市場、或能源市場、或房地產市場、以及資本市場等），政府采取擴張性貨幣政策，大幅度增加貨幣供應量，降低利率，就能夠促進大量的投資（包括投機），并進入到該單個市場；那么，由此導致該單個市場的需求超過供給而引起其價格上漲，進而又能夠由其帶動或推動物價總水平的持續(xù)上升（即物價上漲），這就能夠由物價上漲來顯示通貨膨脹（即會發(fā)生通貨膨脹性物價上漲）。

由此可見，在經濟發(fā)生危機后，即使利率降到了極低的水平，大幅度的貨幣供給，會被人們所持有而不去進行投資，這也只能是一種短暫的現(xiàn)象。因為，政府在采取擴張性貨幣政策，大幅度增加貨幣供應量，降低利率時，只要是市場總需求不足，卻某單個（或個別）市場的需求則并非是不足的，或某單個市場需求有著較好的預期，貨幣逐利的本性，就能夠使大幅度的貨幣供給，會被用于投資該單個市場；那么，由此導致該單個市場的需求超過供給而引起其價格上漲，進而又能夠由其帶動或推動物價總水平的持續(xù)上升，通貨膨脹就能夠被物價上漲顯示出來。因此，當政府采取擴張性貨幣政策，增加貨幣供應量，直至物價上漲而顯示通貨膨脹的傳導路徑發(fā)生變動后，政府的擴張性貨幣政策，增加貨幣供應量，降低利率，導致流通中的貨幣量過度增加，使發(fā)生通貨膨脹，其結果即使是不能由市場總需求超過總供給來引起物價上漲，也會由單個市場的需求超過供給的價格上漲，進而來帶動或推動物價總水平的上升（即物價上漲）。

在經濟發(fā)生危機后，政府采取擴張性貨幣政策，增加貨幣供應量，降低利率，使流通中的貨幣供應過度增加，即發(fā)生通貨膨脹，其結果即使是不能由市場總需求超過總供給來引發(fā)物價上漲，也會由單個市場的需求超過供給的價格上漲來帶動物價總水平上升（即物價上漲）。但是，由于這種物價上漲的同時，并不伴隨著市場總需求的有效擴大，政府的擴張性貨幣政策也就無法起到促進經濟快速回升的作用，從而也就無法消除經濟危機所導致的失業(yè)。如果在此時為了盡快消除經濟危機所導致的失業(yè)，政府繼續(xù)增大貨幣供應量，這就會進一步促使大量的投資和投機進入到該單個市場，進而又會帶動或推動物價總水平繼續(xù)上升，而市場總需求則仍然會無法有效擴大，從而就將使經濟陷入到滯脹中去。當然，如果存在著那些能夠帶動市場總需求有效擴大的單個市場，政府擴張性貨幣政策作用于該單個市場，那么該單個市場則另當別論。因為，該單個市場已經成為了經濟增長點。

（二）政府擴張性財政政策下的通貨膨脹與物價上漲關系

在經濟發(fā)生危機時，政府采取擴張性貨幣政策，無法使市場總需求有效擴大，若要使經濟及時而快速地回升，這就必定需要政府采取擴張性財政政策。政府在采取擴張性財政政策時，能夠使市場總需求有效地擴大，就能促使企業(yè)進行投資和恢復生產，經濟前景被看好，消費需求也就隨之擴大，從而使經濟快速回升。但政府采取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則會導致財政赤字的增長和加劇，而為了彌補龐大的財政赤字就只能依靠增加國債。這就會間接地或者增加貨幣的發(fā)行量，或者引起信用的膨脹，使得流通中的貨幣供應過度增加，即發(fā)生通貨膨脹。其結果在政府擴張性財政政策的作用下，市場總需求的有效擴大，促使企業(yè)進行大量投資，以及消費需求的擴大（當然現(xiàn)實中還會有出口的回升和擴大），這就會使在消除經濟危機、并使經濟快速回升的同時，伴隨著市場總需求超過總供給的物價上漲。

雖然在經濟發(fā)生危機時，政府采取擴張性財政政策，使發(fā)生通貨膨脹，其結果使在消除經濟危機、并快速回升經濟的同時，會伴隨著市場總需求超過總供給的物價上漲。但只要由此通貨膨脹引起的物價上漲，在消除經濟危機、并快速回升經濟的同時，并沒有使這種通貨膨脹性物價上漲超過社會承受力，在此時的通貨膨脹（或物價上漲）對經濟的增長和就業(yè)就并沒有危害性。因而在此時的通貨膨脹性物價上漲，就成了政府采取擴張性財政政策，在消除經濟危機、并快速回升經濟時的伴生物。然而，由于政府擴張性財政政策的實施，到通貨膨脹引起的物價上漲畢竟是需要一定時間過程的，即財政政策存在著時滯效應。如果政府為了更快速消除經濟危機和回升經濟時，對于財政政策的時滯效應不加以考慮或被忽視了，采取力度過大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并且到時又不能及時調整經濟政策，這就勢必會造成通貨膨脹性物價上漲超過社會承受力而危害經濟的增長和就業(yè)。

政府為了更快速的消除經濟危機和回升經濟，采取力度越大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雖越有利于達到更快速的消除經濟危機和回升經濟的目的，但同時也會造成通貨膨脹性物價上漲超過社會承受力而危害經濟的增長和就業(yè)。而且在經濟能夠更快速的回升時，商品流通速度也會加快，隨之貨幣流通速度也就會加快，因為貨幣流通的速度是由商品流通的速度決定的。而在此時貨幣流通速度的加快，就會繼續(xù)推升物價的上漲。因此，面對超過社會承受力的通貨膨脹性物價上漲（包括預期），政府必定需要采取緊縮的經濟政策，尤其是緊縮銀根（因為通貨膨脹性物價上漲是一種貨幣現(xiàn)象）?？梢娬扇【o縮的經濟政策要控制住通貨膨脹性物價上漲，其實并非是一件困難的事，困難就在于能夠控制住通貨膨脹性物價上漲后，又能夠保持住必要的經濟增長率和就業(yè)率。這就必然需要使流通中的貨幣量與實際需要量相符合，才能做到既控制住通貨膨脹，又有必要的經濟增長率和就業(yè)率。而要做到這一點，就需要做到使流通中符合實際需要的貨幣量能夠轉化為實際的投資量。

然而，由于貨幣有逐利的本性，貨幣既可以投資來逐利，也可以投機來逐利（當然現(xiàn)實中兩者常會混為一體）。而要使貨幣在投資中進行逐利，就需要有可獲利的投資市場，這對于當前的中國經濟而言，除了要有必要的國際市場外，就是要有足夠的可獲利的國內投資市場。由于當前的中國經濟受到諸多因素的影響，單靠市場調節(jié)難以有效地擴大國內市場，這就有必要政府對經濟進行干預。政府在采取擴張性財政政策時，是可以創(chuàng)造出可獲利的投資市場的，但以貨幣融資來彌補財政赤字卻會造成嚴重的通貨膨脹，而以債務融資來彌補財政赤字則要考慮對內需擴大的影響，以及政府支出的擠出效應，這就決定了以政府擴張性財政政策來創(chuàng)造可獲利的投資市場只能是適度的。所以在當前的中國經濟增長的過程中，還須對目前作為經濟增長點的產業(yè)進行干預，如對房地產業(yè)的房價進行干預，以控制好房價來獲取足夠的可獲利的投資市場。另外，政府還應積極支持企業(yè)進行創(chuàng)新，以及打破壟斷市場等，來獲取足夠的可獲利的投資市場。這就又需對制約消費市場有效擴大的各種因素進行干預。這樣才能做到使流通中符合實際需要的貨幣量轉化為實際的投資量。

而且，與此同時，要做到使流通中符合實際需要的貨幣量能夠轉化為實際的投資量，政府還需對那些可以進行逐利投機的已發(fā)生非通貨膨脹性物價上漲的單個市場進行干預，在必要時則需采取非經濟手段。因為，當投機的逐利市場高于投資的逐利市場時，就不僅無法做到使流通中符合實際需要的貨幣量轉化為實際的投資量，而且還會發(fā)生資金短缺與推升物價上漲的并存現(xiàn)象。因此，政府在采取緊縮的經濟政策，對經濟進行調控時，就須對經濟中的各種制約因素進行全方位的考慮。這就要在做到使流通中符合實際需要的貨幣量轉化為實際的投資量時，政府就應該考慮到各種生產要素或資源條件的限制（包括國內和國際市場的資源條件的限制），以及環(huán)境保護的要求，會對既要控制住通貨膨脹又要有必要的經濟增長率和就業(yè)率的制約。這樣，政府的調控經濟政策，在控制住通貨膨脹的同時，所要做到的必要的經濟增長率和就業(yè)率，就應該是一種合理的經濟增長率和就業(y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