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文化交流的特點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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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中外文化交流的特點范文

從古至今，書籍一直都是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擁有上下五千年輝煌文明的中華民族，散發著無與倫比的文化魅力，吸引了無數國外學者和游客來中國一探究竟。但是，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承載著中國文化傳播重任的國內圖書卻沒有得到國際市場的重視，令人疑惑不解。對此，有人指出，由于中外語言差異太大，導致許多國內優秀作品無法得到國外的認同，參差不齊的翻譯水平也極大影響了作品本身的質量。比如，我們引以為傲的古代詩詞歌賦在異國語境下出現水土不服。去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中國作家莫言也曾表示，他僅以數月時間創作的一部小說，需要他人花費幾年時間才能完成外文翻譯，其難度可想而知。

語言差異問題固然對中國圖書輸出造成一定影響，但在筆者看來，這僅是技術層面的原因，真正的關鍵在于理念的革新。國內電影產業的蓬勃發展恰恰印證了這一點。中國電影市場開放較早，引進了許多國外大片，經過多年努力，培育出成熟的市場。截至8月底，2013年的全國電影票房已突破150億元，如此龐大的市場自然會引起各方注意。近年來，好萊塢電影頻頻向中國觀眾示好，《花木蘭》、《功夫熊貓》等帶有濃郁中國文化特點的電影都取了不菲的成績。《狼圖騰》、《鬼吹燈》、《盜墓筆記》和《藏地密碼》等深受中國讀者熱捧的當代文學作品，其電影版權也被國外影視公司買下。今年暑期檔上映的《環太平洋》中更是將主要場景放在了香港，有中國機甲“赤色風暴”出場戰斗，讓中國觀眾熱血沸騰，這也使得該片在中國市場賺了個盆缽皆滿，成為史上首部內地票房超過北美的好萊塢大片。更讓國人高興的是，在國外大片的刺激和熏陶下，國產電影虛心學習其先進的制作理念和營銷方法，開始進軍國際市場，贏得了不少贊譽。

正所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化不僅僅是藝術創作，也包含著傳統精神、科技發展、現代生活、價值取向等豐富內涵。當代中國，一方面，作為一個正在崛起的大國，其方方面面必然得到國際社會的密切關注；另一方面，國內市場的不斷開放，讓許多投資者趨之若鶩。這些都為中外文化交流創造了前所未有的優越條件。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更像是國際社會放射的一個信號：世界渴望了解中國。

中外文化交流日益頻繁的今天，正是優秀圖書走出國門、傳播中國文化的良好機遇，也是對國內出版業的一大考驗，畢竟有上好的食材并非就能做出好菜。這些年，國內出版機構在版權貿易上有了很大的進步，取得了喜人的成績。但是，優秀原創作品不多、版權交易惡意競價、輸出版權比重小等問題依然突出。另外，數字技術的沖擊，更是壓縮了傳統出版空間，加劇了行業競爭。

面對機遇和挑戰，國內出版機構應該積極學習國外先進成熟的版權經營理念，培育成熟的市場環境，激勵更多優秀作品的出現，同時，轉變傳統出版觀念，借助數字出版開拓新的國際版權貿易市場，充分利用各種渠道和平臺，向全世界介紹中國的傳統文化和現代生活面貌，將中國精神傳播到世界各地，做出一道文化交流的“好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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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中外文化交流的特點范文

在國外，歐洲自1983年開始就有“歐洲文化之都”（European Capital of Culture）的評選活動，用以推廣當選城市的文化及發展內容。而英國則是由文化傳媒體育部組織策劃每四年評選一次“英國文化之都”（UK City of Culture）。又比如，自2011年以來，法國巴黎市政府與法蘭西學院合作，每年與一個全球城市聯合，在兩個城市共同舉辦一系列跨文化活動以開展交流與對話，這些城市包括阿根廷的布宜諾斯艾利斯（2011）、德國的柏林（2012）和塞內加爾的達喀爾（2013）等。除此之外，巴黎市政府在2015年還特別強調以可持續發展路徑重塑巴黎作為歐洲城市與國際合作伙伴城市的關系，尤其是突出通過組織“歐洲日”和“巴黎歐洲”等推廣活動來喚起青年巴黎人對歐洲議題的關注。再比如，作為巴黎的友好城市，紐約在2016年啟動了“2016巴黎―紐約串聯”（2016 ParisNew York Tandem）活動，著力于加強兩個城市在藝術、戲劇、音樂及創意方面的交流和相互了解。

在國內，以城市為中心的對外文化交流活動是各個城市文化、外事及外宣工作中的重要部分。北京市在對外交流中持續打造特色文化品牌，已成功打造“歡樂春節”“北京之夜”等文化活動品牌，其中“歡樂春節”活動已連續14年在30多個國家和地區舉辦。上海市則注重從產業出發，鼓勵創意企業“引進來、走出去”，以交流帶動企業對接，形成了以產業驅動文化交流的模式。

南京市則在2002年提出“文化南京”戰略，并堅持把“以人為本”作為實施“文化南京”戰略的出發點和落腳點。自2011年起，南京堅持打造“現代化國際性人文綠都”。南京持續開展國際交流的成效不斷凸顯，在新華社《t望東方周刊》組織的“中國城市國際形象調查活動”中，南京與成都的國際形象排名并列第三，僅次于上海、北京。

但縱觀國內外以城市為中心的對外文化交流活動，我們發現，南京的對外文化交流在策劃、實施過程中，總體上還存在著一些問題。本文主要針對南京近年來開展的對外文化交流活動，探討文化交流可持續發展的必要性、可能性以及實施路徑，并就可持續發展模式的完善提出具體建議。

一、對外文化交流可持續發展概念的提出與闡釋

近年來，隨著國際經濟及文化交流的日益增多和深入，一個城市的對外文化交流能力已經成為評價城市國際競爭力的重要指標。各個城市的對外交流已經在長期實踐中形成了一整套非常具有城市特色的運作模式。這些模式各有所長，但總體來看，是否能培養出具有自發性、產業性和社會性的聚合力量，推動并實現對外交流的健康、有序和持續發展，應是考察以城市為基礎開展對外文化交流活動的重要切入點。

城市對外文化交流的自發性。主要體現在，對外文化交流的內容必須是從城市內部自發地生長出來，符合本地文化和社特點，同時又能符合國際推廣與傳播要求，能為國內外大眾所理解和接受。不能強制性、自上而下地去推廣和建設一些本地不具有的“特色文化”，而對本土文化的特色和需求不加重視。尤其是對于政府職能部門而言，必須從對外文化交流的內容生產上確保議題設置、輿論引導的精準性和面向國外一般受眾接受時的普遍性，要在這個平衡點上把握分寸，同時還要確保內容是從本土文化中自然而然生長出來的，符合地區氣質，適合本地土壤。

城市對外文化交流的社會性。主要體現在，對外文化交流需要社會力量的參與、支持和凝聚。城市對外文化交流所呈現的對象，是物質的城市，也是抽象的歷史、文化，更是無處不在、無所不顯現的城市精神。這需要強而有力的政府，富而知禮的群眾，更需要無數社會主體的聚力。在當前全球化形勢下，對外文化交流已成為一項系統工程，如何激發非政府組織、媒體、智庫、民間機構、文化團體、社交平臺和公眾等社會主體參與到文化交流中來，需要自下而上地動員社會力量，尤其是青年的力量參與推動城市對外文化交流，創造對外文化交流的廣闊空間。

城市對外文化交流的產業性。主要體現在，對外文化交流的驅動力在于產業。產業必須要參與到文化生產的過程中來，甚至成為文化交流的主力軍和主要方式。文化交流必須依托于具體的項目，并能在項目執行和操作的過程中，固化成文化產品。只有經得起市場檢驗的文化產品，才可能是有傳播效力的文化承載物。僅僅以媒體為載體的展示性、宣傳性、走馬觀花、交流感情型的對外文化交流活動無法形成文化交流的持續性，同時還會造成文化的“空心化”；靈機一動的選題，臨時搭班的組團，匆忙尋覓的伙伴，造成的是不具品牌內涵，更不具國際競爭力的文化游擊隊，且勿論能產生任何深遠、持久的國際影響力和城市美譽度。

二、對外文化交流可持續發展面臨的問題與原因

對外文化交流對于推動經濟發展、促進中外文化理解和提升南京的國際知名度和影響力，是一個很有效的抓手，發揮著重要作用。在調研中，我們認為，如何利用已有的歷史文化資源，通過創新性的途徑和方式，促進城市品牌形象的傳播和推廣，關鍵在于要解決對外文化交流中遇到的“名不符實”“路徑單一”和“短期效應”三大難題，形成一條涵蓋內容生產、參與主體和項目運營的系統化路徑，從而推動南京城市對外文化交流活動的可持續化發展。

（一）“名不符實”問題：對外交流中存在內容生產與受眾需求的不適應性，缺乏精準到位的內容策劃

對外文化交流的成效從根本意義上講，取決于內容。南京是一座歷史文化名城，底蘊深厚，但南京留給公眾的卻是一種特色不濃、個性不突出的城市文化形象。我們認為，這是由于在對外文化交流時，文化產品開發過程中對文化消費者的重視不夠，造成了文化交流中內容生產與受眾需求的嚴重脫節，使得文化交流效果并不顯著。在對外文化交流中，最重要的是意義的表達。而意義的表達需要物質符號載體來傳達。本土文化是具有排他性的，具有自身所獨有的符號系統，文化交流過程中如果沒有轉換成外界可以接受的符號體系，這種意義的傳達就會失敗，更不可能產生持續性效果。因此，在文化“走出去”的過程中，不以受眾為導向生產內容、開展交流，就會導致對外文化交流活動無法真正地“走進去”，造成對外交流效果的不可持續性。

（二）“路徑單一”問題：對外交流中存在政府“包打天下”的主體單一性，缺乏自發主動參與的社會主體

歐洲國家很早就開啟了對外文化交流活動，并且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其中非政府組織在這些國家的對外文化交流中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例如法國的“法語聯盟”、德國最具實力的文化機構“歌德學院”、英國最大的國際文化交流組織英國文化協會都是各自國家具有強大力量的非政府組織。很多國家在對外文化交流中注重調動社會各界的力量，將高校、企業、藝術機構、媒體等社會主體緊密結合。南京市在對外文化交流的很多項目中已經開始探索新模式，注重由“政府主辦”向“政府主導”轉變：從主要依靠政府力量，轉向更加重視發揮民間組織和渠道的作用，著力提高參與度。比如2009年立的“雙百”品牌，即百家對外文化交流基地和百家對外文化交流使者評選，通過統籌國內與國外、官方與民間等資源，大力開展公共外交。但需要指出的是，政府是文化發展和管理的主體，而目前政府職能尚未能完全從“辦文化”向“管文化”轉變。其他非政府組織或者單位還不能充分發揮作用，造成項目進行時資金、人力等資源經常出現匱乏的現象。

（三）“短期效應”問題：項目生命周期短暫，缺乏形成以品牌為目標的系統化運作

繼2015 年成功舉辦米蘭世博會“南京周”活動后，南京市委市政府決定在“十三五”期間，每年選擇一個世界知名城市，舉辦“南京周”系列活動，推動南京文化、創意和南京企業走出去，呈現有品質、有溫度的南京故事，提升南京國際知名度和城市美譽度。然而，之前所指出的僅僅以媒體為載體的展示性、宣傳性、走馬觀花、交流感情型的對外文化交流活動，在南京的對外文化交流活動中依然存在。南京市不少文化交流項目在國內外開展時，能在當時引起一定的轟動效應，成為人們一時談論的重要話題；但是活動結束后，影響力較難持續。這是由于項目運作缺少可持續發展戰略，缺少品牌的固化和產業的催化。類似的項目對某個特定國家或地區的民眾來說，不構成持續的影響力，不足以形成深刻記憶或者品牌效應，交流的長期效果不能保證。

三、對外文化交流可持續發展路徑的探索與建議

對外文化交流是參與國際文化競爭，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的重要手段，但是對外文化交流的實效如何，從根本意義上講，取決于可持續發展能否實現。近年來，南京市委外宣辦通過開展朝天宮裝置藝術展、國際設計師駐地計劃、中意畫家交流、中英云錦交流等一系列駐地計劃活動，在破解對外文化交流可持續發展所面臨的難題和困境方面進行探索嘗試，梳理總結了對外文化交流可持續發展實現路徑。

（一）構建“國際化、現代化”的傳統文化表達“語境”，將本土文化與全球視野相結合

傳統文化的“國際化”表達，就是在對外文化交流中要注意考慮國外受眾實際，盡量做到“中餐西做”“中國故事，國際表達”，促使中國傳統文化以多樣化的話語表達與外國受眾無縫連接、全面貼近，使之更好地理解接受中國文化。傳統文化的“現代化”表達，就是創新文化的表現形式，把最新科學技術成果主動融入文化表達中，利用技術手段增強文化感染力，提升文化傳播力，充分展示中華文化魅力。

在2016年10月舉行的第七屆南京歷史文化名城博覽會前夕，南京市委外宣辦邀請國內外設計師駐地中外市長論壇舉辦地――朝天宮，以實現歷史文化的時代表達、中華文化的國際表達為主旨，創作了“浮閣”“宮影”兩大藝術裝置。“浮閣”將絲綢、榫卯、云錦、金箔等非遺元素通過當代藝術形式重新呈現，裝置整體在展示中國傳統建筑木結構柔性美麗的同時，與現代建筑極簡意味進行了有機融合，金箔門釘方陣則呈現了精美的南京金箔非遺工藝。“宮影”以“窗格”和“萬花筒”為靈感，裝置選取朝天宮、天妃宮、靜海寺等“一帶一路”相關的歷史建筑細節，以萬花筒視角幻化出斑斕視覺效果，由亞克力材質制成大成殿窗格圍合形成光影走廊。

從此案例可以看到，要想實現文化交流的可持續發展，本土文化與全球化觀念的融合十分重要。對外文化交流還包括將國際元素融入本土文化，在該過程中，許多流入的文化元素經過綜合和嵌入過程，在新的本土語境中獲得轉型。不同文化元素的本土碰撞創造了一種新的文化形態、生活方式、表現方式，文化的流動并不是單純的征服與被征服的關系，而是相互影響、相互塑造，這種創意性融合為本土文化注入新的生命力。因此，在全球化語境下，文化輸出不僅要在物理層面上“走出去”，更要在效果層面上“走出去”。

（二）構建“社會發起、政府跟投”的“精準自動化”活動組織模式，將政府與社會多種力量相結合

在這里，“精準自動化”特指政府與社會主體共同參與、分工不同的聯動模式。“社會發起”是“精準自動化”組織模式的起點，依靠民間、社會力量自主地產生交流動議，拓展對外文化交流的空間。“政府跟投”是“精準自動化”組織模式的支撐，積極參與和支持由社會主體發起的對外文化交流，最大限度地形成政府與社會的合力。

2015年以來，南京市委外宣辦支持了由南京大學藝術研究院發起的“跨越邊界：中意文化藝術交流活動”以及由賀福傳媒公司發起的“蘇格蘭云錦：中英云錦設計交流活動”，實踐了“精準自動化”組織模式。中意文化藝術交流活動以“政府-高校-藝術機構”三方合作模式開展，市委外宣辦負責整合資源，統籌協調；南京大學藝術研究院負責邀請意大利藝術家來寧駐地采風創作，安排與南京本地藝術家、學者、學生及老百姓進行交流互動，以及活動傳播推廣及后續延展；方山藝術營負責具體承接意大利藝術家駐地。中英云錦設計交流活動則以“政府-傳媒公司-文化機構”三方合作模式開展，市委外宣辦同樣負責整合資源，統籌協調；賀福傳媒負責邀請英國設計師來寧駐地創作及在英國定制云錦禮服，并對該活動在中英兩地開展的全過程進行跟拍、記錄并剪輯制作非遺主題紀錄片《蘇格蘭云錦》，還有傳播推廣及后續延展；云錦研究所則負責具體承接駐地，組織中外設計師共同創作交流。

從此案例可以看到，對外文化交流需要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通過建立有效的組織模式，調動社會各方力量的廣泛參與就顯得極其重要。這也提出了加強規劃和頂層設計的迫切任務。基于設置議題、引導輿論的考慮，在政府參與的對外文化交流實踐中，我們必須始終堅持“政府主導”原則。但是堅持“政府主導”原則，并不意味著完全由政府出面懟鞍打天下”，導致過于濃厚的官方色彩，反而容易使文化的對外傳播效果大打折扣。因此，我們應進一步淡化官方立場，更多地聯合社會主體，采取商業往來、民間友好交往、高校學術交流等形式，協同推進中華文化的對外傳播。

（三）構建“交流在前，產業跟進”的“兼容”發展機制，將文化交流與產業發展相結合

對外文化交流的可持續性還要靠具體項目運營過程中統籌文化交流與產業發展的系統路徑。文化產業具有文化屬性，要進行文化產品生產；文化產業又有經濟屬性，要進行文化輸出獲取利潤。因而，文化產業一頭連著文化產品，一頭連著文化輸出，可以說，是對外文化交流的動力之源。其實，文化交流與產業發展是互為支撐關系。文化產業為文化交流提供內容和資金支撐，體現在提供大量富有創意的文化產品，以及將所獲得利潤轉換成經費支持；文化交流則主要為文化產業提供信息支撐，包括市場需求信息、創意理念信息和不同民族的審美習慣信息等。

第3篇：中外文化交流的特點范文

關鍵詞：唐代；舞蹈藝術；影響；多元性

中圖分類號：J05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7-0125（2014）04-0254-01

一、對社會風氣的影響

唐代舞蹈的興盛對當時產生了多方面的深刻的影響。首先它使舞蹈融入到了唐代人們日常的生活當中，舞蹈已成為人們主要的娛樂消遣方式。據史料記載，唐初時舞蹈就開始盛行，它先從民間流傳過來，經過發展之后，有影響到唐代的統治階級和王公貴族，這種風氣一直延續到晚唐。初唐和盛唐時期，唐代統治者為了國民社稷，雖然喜好舞蹈，但是仍然不敢過多參與其中，但是到了中晚唐時期，唐代統治者對歌舞的迷戀越來越厲害，皇帝已經不再有所顧慮，大張旗鼓的倡導舞蹈藝術的發展。自初唐起統治階級對舞蹈藝術的倡導，使國民上下都對舞蹈藝術產生濃厚的興趣和廣泛的熱愛，這在另外一方面也促進了舞蹈藝術的高度繁榮和發展。

其次舞蹈也是有效的外交手段。戰國時代，外國使節進諫時就已經有進獻善舞者的事例，到了西漢時期，張騫出使西域時除了帶回豐富的物產外，還帶來了西域別樣的異域舞蹈藝術，這些為今后中原和西域進行包括舞蹈在內的文化大交流埋下了伏筆。一直到唐代，外國和少數民族使節進諫時，仍然進獻胡旋女等代表本民族舞蹈風格的舞蹈者。舞蹈的這個功能對唐代舞蹈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如果唐代沒能和少數民族或者外國進行充分的文化交流，統治階級不重視外交手段，那么健舞、軟舞等這些外來的舞蹈形式將不會被唐代人們所了解。舞蹈作為一種外交手段，使許多優秀的異族舞蹈流傳到中原，和中原本土的舞蹈已經進行充分的融合后，形成了獨特的舞蹈藝術風格。

最后，舞蹈的興盛有力促進了唐代民族融合與中外文化的交流。政治的穩定、經濟的繁榮、文化的發達使唐代屹立于世界之林，唐代人對自己的國力表現出強烈的自信心，這也造成了唐代統治階級和普通群眾兼收并蓄的特征，唐代具有前所未有的氣魄，其對外國先進的文化的吸收和消化能力也是最強的，這些因素都有力的促進了唐代的民族融合和中外文化的交流。

二、對其他藝術的影響

唐代舞蹈藝術對其他藝術形式的影響主要表現在為雕刻繪畫藝術提供大量的新鮮的素材，唐代的繪畫、雕刻等藝術受到舞蹈藝術的影響，內容更加豐富起來，選題上也變的生動多彩，從而造就了中國壁畫中敦煌藝術成就的最高峰。

在所有壁畫中，飛天伎樂是舞蹈動勢美感最強的形象。新疆拜城克孜爾千佛洞、山西大同、河南龍門、甘肅天山麥積水、四川大足等壁畫中都有許多飛天形象，尤其是甘肅敦煌莫高窟，被稱為石窟之最，也是飛天薈萃之地。其中的飛天形態豐富多彩，千變萬化。而其中最飄逸、最富動感的飛天形象就是出現在盛唐，其舞者面型豐腴圓潤，體態嫻娜多姿。尤其是肩臂上數倍于身的長飄帶，使其越發顯示出迅疾的速度和強烈的舞蹈動勢，栩栩如生的舞蹈形象藝術豐富了壁畫的題材，為其插上了無限想象的翅膀。

三、對唐代文學的影響

詩歌與音樂、舞蹈從來密切相關，早在《樂記》中已經明確指出：“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樂氣從之。”因此，隨著中外文化交流的深化，西域音樂舞蹈等傳入日多，且與中原文化的交融，舞蹈的興盛直接影響到唐詩的發展不言而喻。考察這一影響應該從詩人和詩作兩個方面來著眼，就詩人方面而言，詩人可借舞蹈來抒情，抒情原是舞蹈的本質，所謂“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舞蹈的發達，尤其是與唐人生活的密切聯系，自然使詩人多了一條有力的抒情渠道。此外，一些詩人還透過舞蹈興盛的某些現象表達自己對國事的關切，如《胡旋舞》是從西域傳入的，又有急速輕盈旋轉的特點，加之安祿山、楊貴妃善舞《胡旋》，詩人便借以抨擊玄宗的荒誤國。

從詩作方面來說，舞蹈的影響也是顯而易見的。首先舞蹈藝術的發展擴大了唐詩的選題和取材，為唐詩的發展開辟了一個全新的境界，大量的樂舞詩成為唐代詩歌中別具風格的奇葩，其于傳統意義上的唐詩有明顯的不同。其次，舞蹈藝術的快速發展也是樂舞詩達到很高的藝術水平，其中的一些杰作，如杜甫《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岑參《田使君美人如蓮花舞北鋌歌》、李端《胡騰兒》、白居易《霓裳羽衣歌》、李賀《公莫舞歌》等與其他題材中的名篇佳作相比毫不遜色，同樣是唐詩寶庫中熠熠閃光的瑰寶，對繁榮唐詩功不可沒。

四、對宗教藝術的影響

唐代的舞蹈跟佛教關系非常密切。當時的人們普遍信仰佛教，因此寺院就是一個日常人員較為集中的場所，自然演變后也成為了民間群眾自發組織的娛樂活動的場所。此外，許多僧人也喜好舞蹈藝術，參與到日常的舞蹈表演活動，這更促進了舞蹈藝術和宗教文化的融合。敦煌莫高窟壁畫所表現的樂舞中就包括多幅世俗樂舞的圖像。

第4篇：中外文化交流的特點范文

當學生們意識到平時彼此間用英語進行交流的必要性時，一定會積極主動地投身于英語對話練習，并努力堅持練習。尤其當了解了中外文化差異、理解了語言與文化的關系，并形成了進行英語交流的策略之后，學生之間進行英語交流的熱情和積極性就會被激發出來，其優勢也會凸顯。

1. 學生之間的英語交流，有利于了解文化差異。隨著新的《英語課程標準》的實施，英語教師在教學中由主角轉向了“平等中的首席”，作為學生發展的促進者和引導者，將會有意識地引導學生關注英語國家文化和中國文化的異同點，讓學生不致犯一些容易讓外國人誤解的錯誤，或者做出讓外國人難以理解的表達。

2. 學生之間英語的交流有利于理解語言與文化的關系。“文化由人類社會的所有共享的產品構成”（Robertson，1981）。文化不僅是指物質的東西，如城市、團體、組織和學校，而且是指非物質的東西，如思想、習俗、家庭形式或語言等。簡而言之，文化是指一個群體的整個生活方式，即“一個民族的生活方式”。語言是文化的一部分，并且在文化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一些社會科學家認為語言是文化的要旨所在。一方面，沒有語言，文化將不可能存在；另一方面，語言受文化影響，它反映著文化。在廣義上，語言是一個民族象征性的代表，同時，它包括歷史背景、文化背景、生活方式及思維方式。

文化與文化是不相同的。每種文化都是獨特的。在外語教學中，文化即所學語言國家的歷史地理、風土人情、傳統習俗、生活方式、文學藝術、行為規范、價值觀念等。由于文化不同，因而語言也不同。文化存在差異，語言也存在差異。不同文化交流時，困難就產生了。一種文化需要另一種文化的理解，但是理解并不是很簡單，它需要彼此間的溝通與交流。

3. 學生之間的英語交流，有利于形成進行英語交流的策略。學好英語不僅指的是掌握發音、單詞、習語和語法，而且指的是學習者應該站在將英語作為母語的講話者的角度，并從那個角度看待這個世界和運用英語，同時運用相應的學習策略，學習持英語為母語者使用英語進行表達其思想、習慣與群體行為的方式，是學習他們“頭腦中的語言”。

（1）學習策略的定義。學習策略，即為了有效地學習和發展而采取行動和步驟。

（2）靈活多樣的學習策略。學習一種語言，實際上與所學的該種語言的文化是不可分割的。所以，在學習英語時，需要設置不同的情境、不同的語境，盡量創造較真實的場景，幫助了解外國歷史背景、文化背景、生活方式及思維方式，意識到中外文化的異同，拓展視野，從而有效地展開對話，培養垮文化交際的能力。

在點點滴滴的英語對話練習中，應當鼓勵學生盡可能多地使用熟悉的詞匯。提醒學生不能因為缺乏恰當的詞語進行表達而放棄交流。當詞匯量不足時，可以通過使用同義詞、反義詞，或者簡單的釋義等來幫助表達，讓學生相信詞匯量是可以在使用的過程中逐漸增多、逐漸累積的。盡可能多地使用英語進行溝通，除了充分利用有限的英語課堂，還可以利用其余的時間，如課間、途中等；還可以利用其余的場合，如通電話、一起購物、共同游玩等。

第5篇：中外文化交流的特點范文

論文摘要:通過分析文化交流的重要性，作者闡述了文化交流與英語教學之間的關系，并以此為依據，就扣何在英語教學中實現文化交流的方法及需要注意的問題進行了詳細的探討。

語言是社會民族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它隨民族的發展而發展。不同民族有著不同的文化、歷史、風俗習慣和風土人情等，各民族的文化和社會風俗又都在該民族的語言中表現出來。語言是文化的載體，是文化的主要表現形式。隨著國際交往的迅速發展，來自不同國家或文化背景的人們進行著越來越多的思想交流，被稱為“跨文化的交流”。在跨文化的交流過程中交流雙方經常會遇到一些障礙。但在許多情況下，交流受阻或失敗不是由語言引起的。“大至人們的世界觀.思維方式和價值取向，小至人們的言談舉止、風俗習慣都是文化背景的重要內容，都會影響跨文化交流的順利進行。”原因在于“文化差異影響.誤導信息的獲得，造成交流障礙。”

英語作為一種語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其特定的文化背景，這種特定的文化背景給異國語言學習者帶來了一定的困難，并極可能在國際交往中引起誤解。在我國，大多數人都是通過學習英語來了解異國文化，這使得英語教學在學習異國文化中占有不可取代的重要地位。在過去傳統的教與學過程中，英語教學中語言和文化的這種關系一直未得到足夠的重視。似乎認為只要進行聽，說，讀，寫的訓練，掌握了語音，詞匯和語法規貝}1就能理解英語和用英語進行交流。而實際上由干對英美文化中一些非語言形式的文化背景、社會準則了解不夠，進而跨文化交流的能力較差，重視語言形式的學習而忽視了語言在實際場合的運用，忽視了東西方文化的差異。結果，在與外國人的交流中常常出現障礙，甚至產生誤會。所以，如何在英語教學中通過加強文化教育以達到跨文化交流的目的變的異常重要。

1、文化交流的重要性

“跨文化交流”是指本族語者與非本族語者之間的交流。在這一過程中，由干交流的雙方來自干不同的文化環境，分別受不同文化背景和生活經歷的影響，各自形成不同的語言習慣，因而人們在交流中總喜歡用自己的說話方式來解釋對方的話語，這就可能使他們得出不準確的推論，從而產生沖突和障礙。

長期以來，我們的英語教學側重于語言教學，一味地傳授語音、詞匯、語法知識，強調語言的正確性，致使學生不顧場合、時間、交流對象及其他因素的差異，一開口常常是“漢語思維，英語形式”。這容易引起文化沖突，造成雙方感情上的不愉快。因此，我們應該抓住不同語言交流產生誤解和沖突的焦點，突破文體障礙，把跨文化交流作為英語教學的一個重要環節，有針對性地培養學生正確得體的跨文化交流能力。

中、英文化的差異范圍較廣，大至社會階層、家庭結構、職業活動，小至約會、打電話、飲食起居等。如果忽視了這些差異，人們在交流中就不能正確地表達自己的思想和意愿而導致交流失敗。為此，我們在英語教學中，不應只重視語言教學而忽視語用教學，而應向學生不斷滲透英語國家的文化背景知識，指導他們把握主要的語用差異。

1．1文化意識滲透的內容

文化意識滲透的內容可以說紛繁復雜，包羅萬象。但其實我們可以把它們分為兩大類，即知識文化和交流文化。知識文化包括社會組織、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學術思想、民族、宗教、文學、藝術、地理、歷史、科技等。交流文化則包括社會習俗、風土人情、生活習慣、日常行為準則等。在教學過程中教師應在進行語言教學的基礎上，針對教材中所涉及的知識文化和交流文化內容，采用適當的方式方法進行強化和滲透。此外對干非語言形式的文化如手勢語、體態語、聲音聲調控制，服飾、環境因素、時間語言等，教師也可在教學過程中進行恰如其分的滲透，以引起學生的注意。

以前，我們在大學英語教學中很少強調文化教育，近年來跨文化交流已成為英語界的一個熱門話題，在許多高等院校的英語專業，都開設廠跨文化交流的必修課程。在大學英語教學中，有一些教師已經認識到語言和文化不可分割的關系，在教學中也有意識地進行文化知識的傳授。這就給英語教學提出了一個新的要求:“英語教學中教師應使語言教學和文化教學渾然一體。要使外語教學從只注重培養語言素質和文學欣賞能力向培養文化素養過渡，使文化規則成為交流能力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

教材采用原汁原味的語言素材、語言規范，實用，內容豐富，涉及語言、文化、教育、生物等多方面，其中有很多體現了英美民族文化特點的文章。這樣的選材有利于教師結合文化背景、文化蘊iii，通過對比，培養學生對中西方文化差異的敏感性，使學生了解不同國家的文化特點，去其糟粕，取其精華，提高自己的文化素養。“了解中西方文化差異，很重要的是要了解中西方在思想觀念、價值取向、、審美趣味方面的根本差異。”

英語教學中注重文化差異的傳授，會加深學習者對所學內容的理解和掌握，在交流中不至干造成語用失誤。每一種語言都在英語教學中，不能只單純地傳授語言知識，應該盡力引導學生去認識文化差異，了解西方國家特別是英語國家的文化背景。學生在理解語言時只注重表層結構，往往忽略語言所反映的深層語義。有時只靠表層結構分析并不能完全正確領會說、寫者的真實意圖，這時，就需要指導學生依據自己的文化知識對英語語言進行分析、歸納、綜合.推論，以正確理解其所要表達的言外之意。

1.2文化教學的重要性

“只注意形式，而不注意語言的內涵是學不好外語的。”學習語言的目的是為了交流。人類的交流不僅是一種語言現象，也是一種文化現象。要真正掌握一種語言就必須了解這種語言的特定社會背景，要成功地教授一門外語就必須重視外語教學中的文化教學。大學英語教學的最主要任務是培養跨文化交流的人才，其最終目的是培養學生的英語交流能力。美國社會學家海姆斯曾提出過交流能力的四個要素:語法性、可行性、得體性和現實性。其中得體性和現實性直接和文化有關。得體性主要是指在說話的對象、話題、場合、身份等不同的情況下，要使用不同的得體語言，這就涉及到文化背景的問題。現實性主要指要使用真實、地道的英語，這也是只靠語言知識不能解決的問題。文化教學是培養學生交流能力的重要組成部分。

文化差異往往會給語言學習及國際交往帶來諸多不便，因而，作為語言學習者，了解目的語與母語之間的文化背景差異極有必要。

1.3文化教育是語言交流的關鍵

美國社會學家G.R.Tucker和W,ELambet對于外語教學中只教語言不教文化有這樣的看法:我們相信，任何這類企圖都會使學生失去興趣，使他們不僅不想學習語言符號本身，而且也不想了解使用這一符號系統的民族。相反，幫助學生在學習語言時提高對文化的敏感性，就可以利用他們發自內心的想了解其他民族的興趣和動力，從而提供了學習該民族語言的基礎。在英語教學中，應樹立文化意識，應在傳授語言的同時同步傳授文化識。這樣做的好處是:文化知識加深了學生對語言的了解，語言則因賦予了文化內涵而更易于理解和掌握。語言教學和文化教學同步可以在傳授語音，詞匯，語法等語言知識時進行。在英語教學中，可以將日常生活交往中的中西文化差異進行總結歸納，這對學生進行跨文化交流能力的提高能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

外國語大學胡文仲教授指出:“只注意形式，而不注意語言的內涵是學不好外語的”。這里的內涵就是指這種語言的文化成分比如英文諺語中有“allroadsleadtoRome."(條條大路通羅馬)這一習語，漢語是用最簡潔的四個單詞“殊途同歸”來表達的，意思是“通過不同的途徑達到同樣的目標”，但英語中這個習語的意思來源于西方人對他們文化根基一古羅馬圣地的崇拜。所以要是不了解英語的文化歷史，難以真正弄明白這個習語的確切含義。

2、如何在英語教學中實現文化交流

大學英語作為一門語言課程，其本身便具有鮮明的文化特征。它通過語言的教學，向學生傳遞著異文化圈中的異文化模式，使學生得以全面了解異域文化，并按照我們民族文化的價值觀積極地對之揚棄，從而實現我們民族主流文化的創新，這便是教育的文化傳遞功能，也是大學英語教學的重要內涵。

其一，增強學生對文化差異的敏感性。對文化差異的敏感性，就是通過客觀的、非判斷性的對比，正確理解本族文化與目的語文化的差異，在擺脫民族中心論的基礎上正確理解另一種文化。對文化差異的敏感性可分為四個層次:第一，對于表面的、明顯的文化特征，人們通常認為新奇而富有異國情調;第二，對于細微而有意義的，與自己的文化迥異的文化特征，人們通常認為難以置信或難以接受;第三，與第二個層次類似，區別只在于通過道理上的分析認為可以接受;第四，能夠做到從對方的立場出發來接受其文化。因此，文化導人應通過對比來認識與本族文化不同的文化現象，逐步建立對文化差異的敏感性，使這些文化現象不再顯得新奇和富有異國情調。

其二，激發學生學習英語的興趣。激發學生學習英語的興趣，是實現英語教學目標的一個重要手段。學生對外語學習產生濃厚的興趣，把外語學習當成樂事，是外語教學的最佳境界，也是學生學習進步最快的時候。在以往的教學中，文化知識的缺乏常常成為學生理解語言知識的障礙。而在教學中導人相關文化知識，則會大大促進學生對語言的理解，從而使其對英語學習產生興趣。這與第一步是相輔相成的。文化導人與英語教學一樣，不是教師單方面的介紹，而應要求學生共同參與。可以采取多種形式來實現這一文化目標，如角色表演、情景對話、電影及文學作品賞析、專題講座等等都是行之有效的方法。

其三，正確理解文化的差異，幫助學生正確理解中外文化等方面的差異，讓學生明確地意識到，無論我們對英美文化理解得多么寬廣，跨文化交流中的誤解是不可能完全避免的，但我們可以努力使其減少到最小程度這就要求學生既要掌握文化的共性，同時也要更好地理解自身。這不僅有利于增強學生學習英語的興趣，也有利于他們英語綜合能力的提高。

3、文化交流過程中需要注意的問題

我們也必須認識到跨文化交流是雙向交流過程，交流雙方都了解對方的文化特征，并彼此尊重對方的文化習慣，是跨文化交流順利進行的必要條件。中國“人世”以后，隨著國際交往的更加頻繁，人們將面臨如何與來自不同國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相互溝通、交流、合作的問題。教師應培養學生利用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進行對比，更深刻地揭示西方文化的一些主要特征，加深學生對東西方文化差異的分辨、分析能力，從而也加深對中國文化本質特征的了解。訓練他們使用英語中介語，宣傳中華文明的燦爛文化，使他們不僅能吸收外來文化的精華，也成為我國對外文化交流的使者。使他們不僅了解本國的文化，還樂于接觸、學習其它文化，這不僅是學習表面的細節，在日常生活、商業交往、國際事務中能真正尊重西方人的文化，也向他們傳遞中國的文化，在互相平等、尊重的基礎上加強往來，才能跨越因文化差異造成的障礙。

教師要在教學中遵循以下幾個原由:即實用性原則、階段性原則、適合性原則等。

(1)實用性原則:指文化導人要注重與日常交流的主要方面緊密聯系，對于那些干擾交流的文化因素，應該詳細講解，反復操練，做到學以致用;

(2)階段性原則:要求導人的文化內容應適合學生的年齡特點和認知能力，注意由淺人深，由現象到本質，逐步擴展其范圍;

(3)適合性原則:要求所導人的文化內容應該與教材的內容有關，或者是教材的拓寬。文化導人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中的語言材料，盡可能地與語言教學同行。

實踐證明，教師在教學中遵循了以上幾個原則，通過對東西方文化差異和文化歷史背景的循序漸進的介紹，加深了學生對教材中涉及到的文章文化的理解，同時也提高了他們的跨文化交流的能力。

3.1文化教學的內容

我國語言學家張占一曾把語言教學中的文化背景知識按功能劃分為兩種:知識文化和交流文化。知識文化是指一個民族的政治、經濟、教育、宗教、法律、藝術等文化知識;交流文化是指兩個文化背景不同的人進行交流時，那些影響信息準確傳達的語言和非語言因素，包括問候、致謝、稱呼等習語和委婉語、禁忌語等。教師要做到既不放棄知識文化的積累又要加強交流文化的教學。

文化教學應注重知識文化，以提高學生的文化意識和文化修養為主，了解西方人的價值觀及思考問題的方式等。交流文化的傳授應該從日常生活的各個方面人手，教師主要向學生講述英漢常用語在語言形式和風俗禮儀等方面的差異。

第6篇：中外文化交流的特點范文

1絲綢之路中外服飾藝術交流的研究背景及現狀

絲綢之路是世界最早開通的連接亞、歐、非3大洲的交通大動脈，也是一條最古老、最輝煌的人類“文化大運河”。但正式命名其為“絲綢之路”則是在19世紀70年代，由德國歷史地理學家RICH-THOFENFVR［1］首次提出，他將古代中國從長安經西域到希臘、羅馬的陸上交通網絡稱為“絲綢之路”(即德語“dieSeidenstrasse”)，其著作被譯成英文版本后，“絲綢之路”(TheSilkRoad)這一代稱被廣泛使用。“海上絲綢之路”的概念是陸上絲綢之路的延伸，最早由國學大師饒宗頤［2］提及。

在漢語中，“絲綢”一詞是“由含蠶絲纖維織成的紡織品的總稱”，而英文中的“silk”是一個廣泛的概念，它囊括了“蠶絲纖維”“絲線”“絲綢面料”及最后的“蠶絲面料制成品”。作為商品或者流通貨幣的“silk”(絲綢紡織品)，在經由海、陸絲綢之路的運輸、交換、行銷之后，大多會被進一步加工處理，最終成為穿在人身上的服飾，是絲綢之路沿線各國人們從物質流通到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

廣義的“服飾”意指裝扮身體所用具體可見物品的總稱，包含穿衣服、佩戴飾品、美容化妝等。絲路沿線各國的服飾藝術交流，不僅是簡單的物質交換和藝術借鑒，其背后有著極其復雜的社會動因，體現出一定區域族群內的社會制度和風俗習慣，集中了科技、文化、藝術、經濟、政治等諸多因素。將中國服飾文化的發展史置于絲綢之路視域下進行觀察，可以清晰發現:正是由于絲路沿線各國在歷史上頻繁密切的服飾文化交流互動，促使中國服飾文化在傳承、發展、演化的過程中能夠不斷地吸收大量優秀的異質文化因子，使中國服飾在形制、款式、面料、紋樣等方面都呈現了不同以往的新面貌。因此，從學術研究的角度來看“絲綢之路服飾藝術交流”是絲路研究和中國服裝史論研究中值得特別關注的課題。

由于以往諸多條件的限制，中國服裝史多注重對本土服裝的斷代研究、民族區域性研究和個案分析，普遍缺乏國際化的視野和跨文化研究的理論框架體系。自“TheSilkRoad”的概念提出以來，世界范圍內關于“絲綢之路”的綜合研究已成顯學，國內學者對這一課題的研究更是方興未艾。尤其自2013年“新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簡稱“一帶一路”)等建設戰略構想提出以來，國內外社會對于絲綢之路的關注度直線攀升，學界也迎來了絲路文化藝術研究的新機遇與新熱潮。

筆者檢索了中國知網有關論文篇目(截至2018年9月10日):共有絲綢之路各類綜合研究成果論文信息24781條(1972—2018);絲綢之路文化研究成果2107條(1985—2018);絲綢之路交流研究成果518條;絲綢之路藝術研究成果193條(1981—2018，1981年前未見);絲綢之路紡織研究成果81條(1997—2018);絲綢之路藝術交流研究成果10條(1997—2018);而絲綢之路服飾藝術相關研究成果僅有5條(2011—2018)。盡管以上統計存在一定誤差，但一定程度上也說明了目前關于絲綢之路的各類研究成果雖多，而針對中外服飾藝術交流的專門研究尚未引起國內專家學者的廣泛重視。

2絲綢之路中外服飾藝術交流相關文獻綜述

通過梳理絲綢之路相關研究成果中提及“服飾”和“文化藝術交流”的內容可知，自20世紀以來中外學界有關絲綢之路服飾的研究大致經歷了個兩個階段。1)中外服飾藝術交流研究的鋪墊階段，其又可細分為兩個時期:①20世紀60年代以前，這一時期主要是完成對絲綢之路概論性、整體性的研究，其特點是較為全面但深度有限，而以服飾為視角的研究成果鮮有發表;②20世紀60—80年代，這一時期的絲路研究向著縱深方向拓展，出現了更多斷代史類研究和專題、案例研究成果，以服飾為視角的研究成果發表量開始持續上升，服飾的國際化交流研究開始被學界注意，比較性研究類的成果開始陸續出現。2)中外服飾藝術交流研究的崛起階段，其時間為20世紀90年代至今的近30年，絲綢之路中外服飾藝術交流的相關基礎研究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迎來了全新的學術契機，研究成果呈現多元化的趨勢。

2．1早期絲路歷史研究成果中有關服飾和對外交流的部分

100多年以來，中國、德國、法國、瑞典、日本、俄國、英國、美國、印度等國家的專家學者陸續對絲綢之路進行研究，他們分別從不同角度切入，共同拓展著絲路研究的國際視野。早期有關絲綢之路或者中外文化交流、文化比較的研究論著中，一些學者對絲綢之路的服飾給予了篇幅不等的關注，為研究絲綢之路中外服飾文化交流進行了鋪墊。

自1877年RICHTHOFENFV提出“絲綢之路”以后，西方掀起了一股發掘中亞腹地地理歷史的探險熱。RICHTHOFENFV的學生、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率先對“絲綢之路”沿途諸國，特別是對中國新疆、西藏地區進行了一系列的考察，并在20世紀30年代出版了著作《絲綢之路》。英國籍匈牙利探險家、地理歷史學家馬爾克·奧萊爾·斯坦因自19世紀末開始，先后在印度、克什米爾、伊朗、敘利亞、阿富汗及中國新疆、甘肅等進行了4次考古探險考察，重點研究了絲綢之路蔥嶺古道一線，出版的《古代和田》《西域考古圖記》等詳細記述了他的探險考察研究成果，其中《西域考古圖記》［3］第22章翻譯了斯坦因發現藏經洞繪畫、刺繡、織物等的詳細記錄;第24章記錄了千佛洞的織物。法國的東方學家保羅·伯希和，于1906年開始前往新疆喀什、圖木舒克、阿庫爾、克孜爾等地對佛寺和石窟進行考古發掘，其間發現了大批健陀羅藝術品及古梵文、龜茲文寫本;1908年掠走敦煌藏經洞出土文書、珍貴繪畫3000多卷，還有大量紡織刺繡藝術品，拍攝了數千卷文獻照片。保羅·伯希和一生著作等身，所出版的《馬可·波羅行記注》《伯希和考古文獻》等，即便是對當下學者開展古絲綢之路服飾文化交流研究仍具有極高的學術參考價值。

1975年，日本學者加藤九祚和前島信次聯合編寫了《絲綢之路事典》，是亞洲學術史上較早的絲路研究著作。此后的中國學界也陸續出版了多部絲綢之路古代資料匯編類文獻，例如張星烺［4］集中梳理了17世紀中葉(明末)以前中外史籍中涉及中國與歐洲、非洲、亞洲西部、中亞、印度半島等地往來互動的珍貴文獻史料，并對其中部分地名和史實加以詳述考釋，書里匯集了諸多介紹域外國度服飾風土人情的史料。此外，吳豐培編纂的《絲綢之路資料匯鈔》、牟實庫主編的《絲綢之路文獻敘錄》等，均收錄了與服飾相關的資料。

早期“絲綢之路與對外交流”的專題研究成果中，也有很多對研究絲路服飾文化交流具有極大參考價值的信息。向達［5］從文化交流的角度概述中國與歐洲各國的交通史;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等［6］編輯出版的圖集有詳細的文物介紹，圖版質量較好;馮作民［7］對羅馬與東方進行紡織服飾貿易交流的詳情進行了介紹;日本學者書上誠之助［8］對日本古典服用狩獅紋的絲路源流展開詳述考證;沈光耀［9］在著作中介紹了絲綢之路海上與陸地貿易線路的形成及變遷，分析了中國與絲綢之路沿線貿易國的經貿關系，對于了解絲路貿易歷史背景有重要意義;常任俠［10］介紹了香料和裝飾藝術在絲綢之路上的傳播史。此外，周一良的《中外文化交流史》、中國文化書院講演錄編委會編寫的《中外文化比較研究》、繆良云的《中國歷代絲綢紋樣》等，均有論述中外服飾交流背景、軌跡及藝術表現的內容。另外，還有許多零星發表的學術論文，如日本學者高橋健自的《古代遺物所見大陸文化的輸入》、陳竺同的《漢魏以來異域色料輸入考》、李均祥的《中日羽衣傳說之比較》等，對體現絲路服飾文化交流的案例進行了論證分析。

1987年以前有關絲綢之路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陸上絲綢之路范疇。1987年為了強調中西相遇時所產生的復雜文化交流，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決定對“絲綢之路”進行國際性的全面研究，啟動了“對話之路:絲綢之路整體性研究”項目，激發了全世界對絲綢之路的興趣，也標志著絲路研究進入了“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新階段。國內隨即出版了一大批相關研究成果，如彭德清［11］、莊為璣等［12］、姜培玉［13］、吳家詩［14］及廣東省人民政府外事辦公室［15］、廣東省文物管理委員會［16］等學者和單位出版的專著，對古代絲綢之路中外服飾交流的海上傳播路徑及情況展開概述性、整體性的研究。

2．2近30年來絲綢之路中外服飾藝術交流相關研究成果

中國服飾文化在不同歷史發展時期呈現出不同特點，其所體現的文化對外交流、設計創新等都與中國本土文化軟實力建設發展有著密切聯系。近30年來，以服飾為視角的絲綢之路文化交融研究呈現出更加多元化的特點。

2．2．1通論性研究。絲綢之路的開通和建設推動了中外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交流，且無論從內涵還是從外延上都遠超其本意。近30年來，學界有許多關于絲綢之路的通論性研究，其中有一些涉及到服飾文化的部分。

《中國絲綢之路交通史》梳理了絲綢之路公路交通網道的歷史文獻記述，以及各個時期交通與經濟的因果、主從關系的變化情況，對研究服飾文化交流的地理路徑提供參考［17］。李明偉［18］從絲路貿易史的角度展示了先秦、兩漢至明清時期中外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雙向和多向交流的相關史實，為研究絲綢之路的紡織服飾商貿活動以及由參與這些活動的外國商人所帶來的異域服飾文明提供了直觀素材。

還有一些中外學者在其專著中介紹了部分絲路沿線服飾史料的相關歷史記載情況。例如:楊蕤［19］以10—13世紀陸上絲綢之路為研究對象，統計了中外歷史文獻所載中國五代、宋、遼時期諸蕃的朝貢情況和朝廷的回賜情況，對唐、五代、宋時期絲路所貢物品及外來物種進行統計及對照分析，其中涉及大量服飾品;薛愛華［20］引據古代漢文典籍，列舉了唐代舶來服裝及紡織材料、用以制作服飾品的寶石和金屬、絲綢染料和化妝顏彩。服飾藝術交流的研究不同于概念假設和邏輯推演的純理論研究，它是以具體服飾品對象為物質依托，建立在多方、多樣、多層次交互的外延之上，從研究方法到學術視域都具有極強的專業性、學科交叉性與綜合性。對此，劉瑜［21］指出絲綢之路中外服飾藝術交流研究宜分作3個層次進行推進:①從服飾的物質性角度出發，考察絲綢之路沿線國家及地區具體的服飾款式、造型、設計、工藝等特點;②研究人與服飾共同構成的服飾穿著體系，包括人穿戴、搭配服飾的方式，以及服飾對人體的表現和規訓等;③從服飾的社會性角度出發，著重研究各種體現服飾藝術交融的服飾現象與政治、經濟、宗教、環境、生產力、藝術審美等社會因素的相關性。

這些通論性的研究成果，向人們展示出絲路沿線的異質服飾文化之間具有相互理解、吸納、互鑒、衍生及創造發展的可能性。開展絲路服飾文化交流的系統性研究，旨在探求絲綢之路視域下，服飾裝扮這一人們日常生活的重要行為方式，如何通過這條古代世界東西方之間最為重要的貿易和文化交流通道，在不同的地域、民族、宗教等條件下相互交流和影響;及“服飾”這一具體藝術形式在絲綢之路所涉的民族、國家、地域之間的異同和關聯。

2．2．2專題性研究。絲綢之路服飾藝術的交流融合具有多向性和流動性。絲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服飾交流通過款式互仿、紋樣互鑒、工藝互促、文化互融，互通有無，生成了一系列繽紛且獨特的藝術表達形式。一些學者對體現在服飾上的綜合藝術表達形式進行了專題性研究。

絲綢之路敦煌服飾藝術一直是學界持續關注的研究熱點，是世界范圍內敦煌學研究的分支。筆者在中國知網中檢索“敦煌服飾”，相關研究結果顯示多達405條。西北邊陲的敦煌莫高窟，地處中原王朝與西域少數民族政權的中間地帶，自古就是絲路上重要的商品貿易和文化集散地，歷史上此地居民和往來人員的國別及民族成分十分復雜，敦煌本地服飾藝術與外來文化的交融十分明顯。

敦煌莫高窟擁有從北朝至宋元時期的壁畫、文書、帛畫等文化珍寶，其中包含著豐富而珍貴的服飾圖像和文字史料。盧秀文等［22-23］對敦煌壁畫中體現文化交流的服飾進行了系統的比較分析。鄭炳林等［24］從少數民族服飾角度對敦煌地區的少數民族、統治過敦煌的少數民族和在敦煌營建過石窟的少數民族的服飾形象進行了專題研究，所整理的服飾圖像及資料主要涉及匈奴、吐蕃、回鶻、鮮卑、黨項、蒙古6個少數民族。2016年敦煌研究院出版了總計26卷的《敦煌石窟藝術全集》，其中第23卷“服飾畫卷”按照供養人服飾、世俗人服飾、佛國人物服飾3大類，對敦煌石窟的服飾圖像進行了整理和研究［25］;同類書籍還有敦煌研究院的樊錦詩、譚禪雪編著的《中世紀服飾》。

7—14世紀時期，中國是世界上最富強的帝國之一。唐朝與海外有官方往來的國家和地區達70余個，與宋元帝國有交往的國家和地區有140多個，針對這一時期絲綢之路中外服飾文化交融的專題研究熱點較多。7—8世紀，是中國唐代海上與陸上絲綢之路最為興盛的時期，異域風潮推動了中原服飾審美及款式結構等的變革，引領了當時的服飾風潮。針對這一時期的代表性文獻主要有:王若詩［26］從《全唐詩》的角度切入，通過研讀唐詩中對當時服飾的描述，分析了唐代在絲綢之路影響下發生的諸如胡服盛行、時世裝對胡服元素的吸收、異域舞蹈服飾的流行及民間服飾潮流變遷、新服裝材料的引入等服飾新變。馬勒JG［27］在其著作中較為充分地利用了世界各地發現的具有所謂西方人(胡人)特征的唐代塑像，并結合繪畫以及文獻記載，對塑像的類型、特征、年代、族屬等問題進行了分析，其中涵蓋了大量胡人服飾信息，對于研究唐時西域的政治、經濟、文化交流及當時胡人在社會生活中的服飾形象有較高參考價值。

10—14世紀，宋元服飾對胡服元素進一步加以改造，建立起中原服飾體系的新樣式。張飚雪［28］認為胡服元素在宋代已經逐漸融入了宋人漢族服飾文化之中，部分胡服元素還成為朝廷官服的組成部分或者融入官服服飾設計之中;宋代服飾之中的上領、靴鞋、幞頭、銙帶均為經過宋人吸收創新之后形成的漢化胡服。李詠［29］針對民族文化交流對宋代服飾演變產生的影響及相關的知識內容進行了分析研究。13—14世紀朝鮮半島高麗時期與蒙元王朝建立了密切的聯系。金文淑［30］論述了高麗時期服裝中的蒙元元素，討論了這些服裝在款式和稱謂上對當今韓國常服的影響。位于伏爾加、頓河流域北高加索地區的游牧貴族墓葬中出土了一批13—14世紀中葉的服飾和絲織品，茲維思達納·道蒂［31］對這一地區出土的服飾品、紡織品進行了組織結構分析，發現所出土的織物運用了中國傳統的絲織工藝，認為其代表了蒙古時期較高級的絲織工藝水平。

當某種服飾符號所產生的社會影響力越來越大時，其會逐漸升級成一種社會服飾現象，而每一種服飾現象又可以被分解為具體實物、行為表現。學界對絲路沿線所出現的服飾現象也有很多專題性研究成果，如對希臘化時期絲路服飾流行“希臘風”現象的專題研究。幾個世紀以來，絲綢之路沿線地區不斷受到希臘風格東傳的深刻影響，形成了兼容并包、兼收并蓄的獨特希臘風藝術，并在紡織服飾品、壁畫和造像雕像方面都有體現。藝術史家稱公元前323年馬其頓國王亞歷山大去世到公元前30年羅馬征服托勒密王朝為“希臘化時期”，也是馬其頓希臘文明的“東方化”時期。這一時期希臘藝術文明沿著絲綢之路(陸上絲綢之路、草原絲綢之路)在北非和西亞廣泛傳播。李京澤［32］指出，“亞歷山大的東征開啟了‘希臘化’時代，為古波斯與古希臘百年來的纏斗劃上句號，但卻是東西方文明下一輪更強烈的碰撞與交流的開始”。王蘊錦［33］對阿富汗希伯爾罕“黃金之丘”(Tillyayepe)出土的一系列服飾配件進行了研究，認為其屬于希臘化晚期，所出土的日月星辰金垂飾、龍形飛翼雙馬神守護國王金垂飾、格里芬混合中國獅虎造型的金扣飾等黃金飾品體現了中國、波斯、西亞、中亞草原等的多元藝術要素，顯示了當時高度發展的物質文明、技術手段和審美，并反映出深層次的傳統民族文化信仰之間的交流。

被希臘化的西亞人給印度西北部一小塊邊界地區帶來了希臘式佛教藝術，在犍陀羅地區許多服飾都留存有模仿希臘羅馬式樣的痕跡。希臘文化隨犍陀羅藝術繼續向東傳播，最遠一直傳播到新疆塔里木盆地的西域城邦諸國，且在同時期的中國佛教壁畫、雕塑中也有體現。早在19世紀末，西方探險家在新疆塔克拉瑪干沙漠古城就發現了公元前1世紀至公元2世紀的希臘風格壁畫和藝術品。陳曉露［34］、趙艷［35］、滿盈盈［36］等對“絲綢之路佛教服飾的希臘化”這一專題展開較為詳細的分析論證。

17—18世紀歐洲服飾流行“中國風”的現象，當時的歐洲服飾藝術表達呈現出對于中國文化極大的好奇和向往。修·昂納［37］針對這一現象考察了從中世紀至18世紀西方藝術家和工匠對東方的認識以及他們的表達方式。王洪斌［38］從全球史視角出發，以東方奢侈品為代表的物質文化“西進”現象為切入點，對東方文明在英國文明轉型發展進程中所起到的作用進行了分析。王洪斌認為來自東方的絲綢等奢侈品經由海上絲綢之路大量運輸進入英國市場，逐漸為英國人所接受，改變了英國人的服飾觀念，由此掀起的“中國熱”對英國社會產生了重大影響，尤其在紡織和服裝制造等行業。IMPEYO［39］認為“中國風產生于歐洲人對東方的幻想，對相關物品的收藏始于好奇心，后來才逐漸轉變為對美的關注”。邁克爾·蘇利文［40］指出:“對18世紀歐洲藝術品味的研究已經表明，當時歐洲人受到中國藝術的影響比他們自己意識到的要深刻得多。”袁宣萍［41］對這一服飾現象以及體現當時中國風與巴洛克、洛可可服飾紋樣設計相融合的典型實例進行了分析，指出歐洲人利用中國元素進行服飾表面裝飾以追求異國情調的表達，但缺乏對這些元素的深層研究。

透過對這些專題研究成果的深入考察，能夠深切感受到絲路服飾藝術互聯互通、和而不同的文化共生精神。

2．2．3案例性研究。除了上述專題性的研究成果外，還有一些研究是從服飾品的物質性角度切入，結合文獻記載與新的考古發現，考察并分析某一具體服飾品上所體現的絲路文化互動。

韓香［42］以波斯錦與鎖子甲為例，指出這兩樣物品均產自西亞波斯一帶，是隨著中西交通絲綢之路的展開，傳播并且影響到內地的服飾文化。陳習剛［43］以唐代胡騰舞者“葡萄長帶”的服飾裝扮為研究對象，探討了“葡萄長帶”的絲路源流及與宗教間的關系等。趙胤宰［44］通過高句麗的“鳥羽冠”捕捉其與絲綢之路的交流信息。古代朝鮮半島國家的冠飾材料在沿著絲綢之路的古代遺跡中多有發現，趙胤宰認為高句麗的“鳥羽冠”為研究服飾史提供了一個具體的線索，“鳥羽冠”作為證明當時朝鮮半島和絲綢之路之間聯系的證據，透過它可以了解到絲綢之路沿線各地區和古代朝鮮半島之間的交流情況。茅惠偉等［45］針對絲路沿線不同時期、不同地點多次出現的百衲織物進行研究，采用文獻結合實物的方法，從形制與類別、材質與技藝、起源與蘊意、流變與兼容4個方面，對絲路沿線考古出土、民間使用、文獻記載和博物館收藏的各種百衲織物進行了比較分析，認為:百衲織物很可能是在東西方各自獨立的文化體系下產生的，但隨著絲綢之路的延伸和文化交流的深入，絲路沿線各文明有了復雜聯系，各自獨立的百納織物共同朝著形式美的方向發展，最終成為絲路織物研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阿米·海勒［46］通過對拉薩大昭寺藏銀瓶上的人物服飾、紋樣以及工藝進行探討，認為其是吐蕃王朝時期(但在松贊干布統治期之后)藏族藝術家融合西亞、中亞及唐朝的多種藝術風格而制作的杰出作品。

這些服飾品案例看似細小瑣碎、零星四散、相互獨立，但若將其置于絲綢之路文化視域下進行考察，就能夠發現其產生、流行與演變都有著內在的關聯。這些已發表的案例性研究成果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實驗性探索，提供了多種可以借鑒的研究路徑和論證體例，為進一步研究絲綢之路中外服飾藝術交流打開了新的視野。

3以往研究的不足與展望

從國內外已發表的服裝史論相關研究成果來看，學者們對于“絲綢之路”上“silk”的關注更多集中在“蠶絲原材料”和“絲綢紡織品”上，而對“絲綢服飾品”的關注度則相對較弱，基礎研究呈現出“重紡織、輕服飾”的現象;同時，較之海上絲綢之路與陸上絲綢之路的研究成果來看，學界對于陸上絲路服飾藝術交流的研究成果遠超海上絲綢之路，系統研究“海上絲綢之路與服飾文化交流”的學術成果鮮見，基礎研究總體上呈現出“重陸絲、輕海絲”的現象。

如文中第2節所述，目前國內外學界以“服飾”為視角的絲綢之路文化交流研究成果多以論文的形式散點出現，或者穿插在其他學科研究論著的間隙被提及、帶過。這些成果為開展絲綢之路中外服飾藝術交流的深度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學術基礎和理論支持，但迄今為止，尚缺少圖文并茂、邏輯嚴謹、學理性強的絲綢之路服裝史論綜合研究體例，絲綢之路中外服飾藝術交流這一研究領域中比較系統化的服裝史專著暫付闕如。絲路沿線許多國家可以用于服飾研究的出土和傳世的服飾實物、雕塑、典籍、古代繪畫等珍貴資料還沒有被充分的挖掘和利用，許多獨具絲路特色的服飾文化交流路徑和交融歷程等尚且眉目不清，這些都有待進一步梳理和完善。

近年來，絲綢之路藝術研究已經上升為中國社科類新一輪的學術研究熱點，這一領域未來或將形成新型交叉學科———“絲綢之路藝術學”。而中國作為古代絲綢之路上最重要的起始和途經國和現代世界范圍內“一帶一路”框架體系建設的發起國，有望成為這一研究領域的中堅力量，并開創具有世界影響力的藝術學研究新領域。

立足前人的研究基礎之上，未來學界對以服飾為視角的絲綢之路文化交流的研究有往更縱深方向拓展的趨勢。例如以圖文互鑒的方式重新發現歷史信息間的有機聯系并對其進行服裝學學理闡釋，開展以圖像、圖解和圖示的方式補充國內外現有文字和實物資料的圖志研究等。通過廣泛搜集國內外相關圖、文及實物資料，發掘體現中國與絲綢之路沿線國家服飾藝術相互交流與相互影響的各類服飾品與服飾現象并對其進行系統整理及剖析，加強國際間相關的學術交流，逐步建立起絲綢之路服飾藝術研究資料數據庫，逐步開展按照服飾藝術門類進行的系統化比較研究，逐步勾畫出絲綢之路中外服飾藝術交流的歷史圖志。

4結語

第7篇：中外文化交流的特點范文

論文摘要：經濟全球化帶來了文化的全球化，在這個過程中，西方文化必然沖擊著本民族的文化。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在宗教、文學、歷史等方面的差異，會根深蒂固地體現在言語行為上，從而造成跨文化交際的障礙。僅僅掌握一定的語法規則而忽視文化知識，是達不到語言交際目的的。因此，教師若能不失時機地進行知識文化的介紹，讓學生在學習實踐中跨越學習過程中的文化障礙，便能豐富學生的語言、培養學生的文化意識，使他們熟悉英語語言風格和表達特色，掃除因文化背景知識匾乏所帶來的理解障礙，從而培養學生扎實的交際能力，提高學生應對外來文化沖擊的能力。

幾年前，有幸通過了浦東新區的各項選拔考試，成為浦東赴加拿大學習交流的英語老師中的一分子。這是我第一次走出國門，新奇過后，也深深地感受到了“CULTURE SHOCK"(文化沖擊)給我帶來的震撼!舉個最簡單的例子:從飛機上下來，很多老師第一件事情是找廁所。可是找了半天，愣是沒找到。因為所有的人都在找:WC或者TOILET。然后，在接團老師的指引下，才恍然大悟，人家的廁所不叫WC或者TOILET，而是WASHROOM。一群英語老師相對著苦笑，個個臉上無光。

在后來兩個月的學習交流中，此類事情一件接一件，讓我們在一次又一次意外中頗有感觸。回國后，我認真思考了一下，覺得在中學英語教學中滲透一定的文化背景，以減少將來可能面對的文化沖擊，使所有學習英語者能更好地學有所用是一件非常有實際意義的事。《新英語課程標準》也指出，語言有豐富的文化內涵。接觸和了解英語國家文化有益于對英語的理解和使用，有益于加深對本國文化的理解與認識，有益于培養世界意識。在教學中，我做了以下嘗試:

一、合理的語境教學，積極的引導方式

眾所周知，學習語言的最終目的是運用語言順利完成跨文化交流的任務，作為一名英語教師應盡可能為學生提供運用語言的機會，而不是讓學生做機械的語法練習，從而使他們在一定情景中運用所學的語言知識創造性地完成某項任務。好的語境能夠調動學生學習英語的興趣，提高他們學習英語的熱情。交際法理論的倡導者們認為，只有在具體的語境中呈現和學習語言，才能培養學生學習語言的能力。英語語境實踐教學是指通過模擬真實的語言環境、，創設英語學習的語言氛圍，激發學生潛能，倡導學生體驗、參與、合作與交流，提高學生的綜合語言運用能力的一種教學形式。這一辦法目前在上海幾乎所有的學校都進行得有聲有色，比較常用的問路、看醫生等情境不再一一列舉。需要指出的是，在具體的教學實踐中，要適當轉變教學觀念，注重對學生實際語言運用能力的培養，提高教師的自身素質，逐步過渡到教學過程全英語化。教師作為引導者和評價者要善于用全英語化的方式進行組織和鼓勵，可以采用分組合作學習的教學形式，并且要注重對學生在該語境中的表現給予合理積極的評價，發揮評價的激勵導向功能，使學生在品嘗成功中一步步增強信心，產生興趣。

二、區分中外文化背景的差異，正確使用語言

教師除了教會學生掌握常用的詞匯和句型之外，還要讓學生了解一些英語國家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背景。文化認識上的差異會引起很多社交場合的誤解。

在我們交流中比較普遍的一些情況，如果能在英語教學中及時地告知學生，學生自然而然地便了解了文化的差異，不再按原有的固有思路去交流了。比如:在商場、學校等一些公眾地方，以英語為母語的人會習慣為走在后面的人擋住自動門，以使后面的人順利進出。但是當他們招待別人時，卻不像我們那樣一定會讓客人先吃。他們可以自己管自己打開飲料而不去管你，而讓你“Make yourself at home."(隨意，別客氣。)這時候，我們就要人鄉隨俗了。

文化是語言的一部分，要使學生能夠使用得體的語言進行交流，教師就應當給學生講一些英、美國家的生活習慣，包括談話的習慣。否則，盡管學生能夠在語法方面正確無誤地講英語，但可能造成誤會和不愉悅。在具體的英語教學中，教師要懂得取舍，結合一定的語言材料，適當地根據需要點出不同的交流習俗。 三、利用原汁原味的語言材料，獲取更多的文化信息

鼓勵引導學生多接觸英美原版的東西，如報刊、電影等，從中領略英美國家的風土人情、語言行為，體會英美文化與漢語言文化的差異。使學生改變思維方式，思維方式的改變對跨文化交際能力的培養和減少文化沖擊的影響有很大的幫助。

我經常推薦給學生的報紙有《21世紀中學生英語報》、《ShanghaiStudents ’ Post》，《中學生英語輔導報》等。這些報紙都緊跟時代步伐，內容新穎，涉及面廣，最主要的是內容難度適宜，深受學生，特別是學有余力的學生的喜愛。

原版的一些經典影片由于其經久不衰的口碑而受到我的大力推薦。其中的一些經典臺詞也成為大家耳熟能詳的句子。如:《Gone With The Wind(亂世佳人)》中:After all，tomorrow is another day！(畢竟，明天又是新的一天!);《Kungfu Panda(功夫熊貓)》中:The secret ingredient of my secret ingredient soup is...nothing. To make something special，you just have to believe it’s special.(我私家湯的絕密食材，就是…什么都沒有。認為它特別，它就特別了。)-一我常常用這句話鼓勵學生:相信自己行，自己真的就行了!

同時，有些地方我也會適當加以指導以幫助學生更好地理解。如:《Forrest Gump(阿甘正傳)》中阿甘一直掛在嘴邊的一句:Mama always said life was like a box of chocolates，you never know what you are gonna get.(媽媽說生活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遠不知道你會得到什么。)為什么美國人要這么說?原來外國巧克力有不同的包裝、口味、形狀和顏色。以前沒有標志，十二塊或二十四塊，每個都只能拆開包裝，放在嘴里，品嘗了之后才知道個中滋味。媽媽其實就是在告訴阿甘人的一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不可預測，結果往往會出人意料。所以阿甘也總是對生活充滿了好奇和信心。

第8篇：中外文化交流的特點范文

關鍵詞： 跨文化交際能力 對外漢語專業 培養新模式

1.引言

隨著全球化的深入，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日益加強，對外漢語專業已成為高校近年來迅速發展的專業。對外漢語作為跨文化語言學習，承擔著語言傳播和文化傳播的雙重使命，對外漢語專業的學生將來所從事的工作與跨文化交際關系密切，肩負著對外文化交流，讓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國的使命。因此，如何培養對外漢語專業學生的跨文化交際能力，是當前我國高校教育值得重視的一個問題。本文參考以往對跨文化交際能力培養方面的資料，探索并嘗試在大學英語課堂上構建對外漢語專業跨文化交際能力培養的實驗模式，以促進對外漢語專業跨文化交際能力的培養。

2.對外漢語專業跨文化交際能力培養模式研究

2.1跨文化交際能力培養的層次性

Hanvey把跨文化交際能力的培養分為四個層次（胡文仲，1990）；李映（2002）認為跨文化交際能力的培養分為四個層面：熟悉了解外國文化知識，理解文化中的價值觀部分，正確評價中外文化的差異，以及靈活運用語言與文化知識進行跨文化交際等四個不同步驟。文秋芳等人（1999）提出了包括前人提出的交際能力以外的間距交際能力和跨文化能力的跨文化交際模式。許力生（2000）認為跨文化交際能力的培養分為特定文化的交際能力和跨文化的能力培養兩個層面。高一虹（2002）在《跨文化交際能力的培養：跨越與超越》一文中探討了跨文化交際能力培養的幾種重要模式，并對文化的跨越與超越進行了比較。綜合借鑒各學者對跨文化交際能力培養過程和層次的分析。付天軍（2010）在借鑒Patrick（2004）文化教學模式的基礎上提出跨文化交際能力的培養模式：了解，參與，比較與對比，以及調整四個相互關聯的過程。

2.2對外漢語專業跨文化交際能力培養的目標

對外漢語專業跨文化交際能力培養是文化素質的培養，通過培養學生對文化差異的敏感性，寬容性和處理文化差異的靈活性，提高學生的語言能力、思維能力、行為能力和社會性發展能力，即通過了解、理解、評價和運用四個層次培養學生對文化差異的敏感性、寬容性，以及處理文化差異的靈活性，從而培養出合格的跨文化人才。

3.對外漢語專業跨文化交際能力培養的新模式：認知、對比、合作、實踐

筆者從教學設計、課堂教學、實踐教學、教學條件和教學管理五個方面進行調查，研究并設計了培養模式。

3.1語言文化認知。包括了解掌握本族語言文化和外國語言文化的同時，還要認知兩種語言的深層文化，即社會結構，思想意識，政治體制，社會價值取向等，盡量豐富社會文化知識，挖掘文化內涵，以便更好地認識不同文化。

3.2跨文化對比。跨語言跨文化交際要獲得成功，就必須注意漢英兩種語言在語用方面的文化差異，在學習使用過程中自覺地將兩種語言進行語言語用文化對比，積累語用對比方面的知識，熟悉兩種語言的文化差異，才能更好地使用兩種語言進行跨文化交際。

3.3合作學習。在理論的學習和實際生活及課堂模擬的跨文化交際中運用語言和非語言的知識進行跨文化交流活動，以積極的心態參與，調整認識、情感和行為，以合作的心態達到有效的跨文化交際。

3.4實踐運用。創造跨文化交際環境，運用所掌握的語言文化知識，解決跨文化交際中出現的問題，實現有效交際。除了課堂模擬環境，還可以利用網絡、外教、留學生等為學生創造“半自然”交際環境，通過與不同文化背景參與者的互動，觀察交流與溝通，親自感受文化差異，得到跨文化交往的熏陶，在反復實踐中掌握更多的跨文化交際知識，感受文化的異同，具備一定的文化敏感性。

4.結語

在對外漢語專業的英語教學中進行西方文化的傳播和滲透，培養學生跨文化交際的能力是時代的要求。跨文化教學應當貫穿在整個語言教學過程中，并逐漸增強和逐步深入。在英語教學中導入跨文化的內容，有利于學生打開眼界，開拓思路，提高學生的綜合素質，使其得到一定的藝術修養和中外文化精髓的熏陶，具備一種新的文化意識；有利于提高學生的實踐能力和創新能力；利用新模式進行跨文化學習，有利于學生理論聯系實際，在實踐中理解掌握語言文化，學到純正、地道的英語，并在獲得流暢的運用英語進行語言交際的能力的同時，實現由西方文化的學習者到傳播者這樣一個角色的轉變。

參考文獻：

[1]付天軍，陳鳳然.單一文化背景下跨文化交際能力模式的構建[J].東岳論叢，2010，8.

[2]高永晨.大學生跨文化交際能力的現狀調查和對策研究[J].外語與外語教學，2006，11.

[3]李建萍.合作學習對二語學習者跨文化交際能力提升的研究[J].外語學刊，2012，3.

[4]李雄.跨文化交際能力培養的層次性[J].東岳論叢，2006，3.

第9篇：中外文化交流的特點范文

【摘要】經濟全球化不僅帶動了各國企業之間的經濟往來，同時也有效促進了各國文化之間的交流，而中國英語作為這一時代的衍生物，在跨文化交際中有著十分積極的作用。通過對中國英語內涵以及重要性的介紹，分析出中國英語在跨文化交際中所起到的積極作用，旨在提高中國英語運用水平，保證中國文化可以在國際舞臺中可以繼續大方異彩。

【關鍵詞】文化 中國英語 中國式英語 跨文化交際

所謂“跨文化交際”指的就是非本族以及本族語者之間的交流，也可以指任何一種文化以及語言差異之間的交流，即一個人與異國友人進行交際時，可以進行得體交際。在世界文化交流密切的今天，這種交際頻率更加頻繁。而為了在此過程中，將我國文化與英語語言結合在一起，創造出具有中國特色化的表達形式，有效提升中西文化交流質量，中國英語這一介于英語與漢語之間的語言應運而生。

一、中國英語內涵、重要性以及特點

（一）內涵

“中國英語”與“中國式英語”有著較大差異。所謂“中國式英語”是指帶有漢語表達習慣以及語法等內容的英語。主要是因為英語并非中國母語，學習者在進行英語學習時，難免會受到母語思維習慣影響，而出現一種具有“中國特征”的一種英語；而“中國英語”是建立在規范英語基礎之上，能夠對中國社會各領域文化進行表述的，帶有中國特色的英語單詞、語句以及文章。其不會受到漢語思維的過度影響與干擾，能夠對中國文化傳播起到推動作用，屬于一種規范英語的變體，能夠被英語使用者所接受。

（二）重要性

因為中西方歷史發展以及風俗習慣都有所不同，所以在對中國文化或者資料進行詮釋的過程中，一些英語并不能直接對其進行準確表達，而中國英語的出現，正好妥善解決了這一問題，使東方文化在全世界得到了更加廣泛的傳播，而且得到了許多英語母語國家的認可，這也突破對于中國文化傳播而言無疑是十分受益的，像“long time no see”這一典型的中式英語詞組，已經被列入到了國際英語之中。自從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國英語開始加入國際英語之中起，中國英語的貢獻已經達到了5%以上，貢獻極大。

（三）特點

中國英語與傳統英語有所不同，在詞匯、句法以及語篇方面都有著較為鮮明的特點。詞匯方面。類型英語有著大量漢語詞匯，而且一些英語詞匯都在漢語語境中發生了變化。尤其是最近20年，漢語數量在英語中的出現頻率明顯提高，像Confucius（孔夫子）以及Dajie（大街）等詞匯，都已經成為了廣受認可的英語詞匯。而且隨著我國在國際影響力度的不斷加大，這種帶有濃郁中國韻味的詞匯也勢必會越來越多。句法方面。英語語法與漢語語法有著較大差異，英語屬于“形合語言”，大多數詞匯都擁有著一種或者多種的語義，只能通過聯系上下語句的方式，才能對語句意思進行確認；而漢語屬于“意和語言”，很多詞匯自身就有著較強的表意功能，并不會出現歧義的狀況。中國英語多以漢語邏輯為主，可以使國民直接對句子進行理解，能夠為文化交流的質量提供保障。語篇方面。中國英語會受到原有思維模式的直接影響，會因為中國特色文化以及歷史發展而受到左右。而在對中國文學進行翻譯時，要將中國文化很學內涵也加入到其中，語篇中使用的中國英語語言特色較為濃厚，是對中國文化的一種詮釋。

二、在跨文化交際中，中國英語的積極作用

（一）為中外交流提供了可能

因為中國英語是被標準英語所認可的，所以與主觀編造有所不同，是受到國際英語說認可的。在進行跨文化交際時，能夠對跨文化的理解與產生提供了可靠的依據，同時也是對這種文化的一種約束與規范，使中國英語獲得了法律保障，切實提升了其在國際中的認可度，增加了中外交流的可能性，進一步促進了中外文化的交流。

（二）提高中華民族身份認同感

雖然英語這門學科已經在我國施行多年，但卻始終存在學習者英語思維不完善以及口Z、聽力能力相對較弱的問題，想要說一口流利的英語難度相對較大。而且各個國家以及各個區域因為自身母語以及方言的影響，即使長相基本相同，也能夠直接分辨出兩者之間的區別，像中國人與日本人雖然外形的有所差別，但日本人在發音時會存在濃濃的日式韻味，可以直接對其進行分辨，不過這并不影響跨國文化交流。因此可以明確，英語發音標準并不是文化傳播的必須要素，其重點還是在于對本民族文化能夠準確進行表達。

就功能層面而言，語言有著對民族進行凝聚的力量。在英語逐漸成為國際語言的今天，具有中國特色的英語發音，可以將中華民族團結在一起，是利用中國英語尋找自己同胞的方式。而語言與文化兩者間的關系極為密切，所以在英語母語國家與中國文化發生接觸時，勢必會使英語中烙下濃濃的中國韻味，逐漸成為中國文化的傳播途徑。在我國綜合國力不斷強大的今天，中國形象已經在世界舞臺了擁有了不可取代的地位，在這種趨勢之下，中國英語的地位也呈現出了逐漸上升的趨勢，我們有理由相信，總有一天我們可以自豪使用標準的中國英語，來與世界各地民眾進行交流，使“中國聲音”可以響徹世界，使更多的國家能夠了解中國、熱愛中國，有效帶動我國與世界各國之間的發展。

（三）展示中國文化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