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創造勞動力自身的價值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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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新創造勞動力自身的價值范文

    本文我們以狹義的概念來理解和論述創業。創業指的是“從零開始創辦一家新企業”;創業企業指的是“新創建的企業即新創企業”。由于當代的創業大多發生在高科技領域,如信息、生物基因工程、新材料、新能源、先進環保技術等,因此,本文中確當代創業企業,特指“新創立確當代科技創新型企業”,其創業者是當代科技創新勞動者。

    一、當代科技創新勞動的異質性

    創業企業的誕生始發于創業者的創業勞動,創業勞動實際上是科技創新勞動的拓展和延續,科技創新勞動是創業勞動的“源”和“核”。探尋當代創業企業的經濟性質,其出發點和關鍵就在于對當代科技創新勞動的性質的理解。當代科技創新勞動,是一種有機融合科學和技術內在稟性的高智力勞動。從勞動形式上分析,這種高智力勞動是一種高度復雜勞動,不同于一般的復雜勞動和智力勞動,更完全不同于簡單勞動或體力勞動,呈現出自身所特有的異質性。(注:這里的“異質性”是從具體勞動的層面上所作出的分析,而不是抽象勞動的層面。根據馬克思的分析,凝聚在商品中的人類的抽象勞動是無差異的。)

    1.勞動內容的高度專業化和勞動形態的高度專用性

    和產業經濟時代的機器發明、機械制造、工藝設計等行為中的創新勞動相比較,由于市場深化和細化程度的不斷提升,當代科技創新勞動的專業化水平更高。在科技產品日新月異、市場競爭更趨激烈、消費需求更趨個性化確當代經濟生活中,科技創新活動要取得成功,必然要確定極其明確的目標,瞄準極其清楚的制高點和攻關領域,專注于特定的活動對象和活動空間。這集中體現為當代科技創新勞動內容的高度專業化。它要求接受更為專門化的教育和練習,要求培育更有創造性的思維能力,要求把握更為精、尖、新的知識和擁有更為豐富的實踐經驗、實驗能力。

    和高度專業化相適應的是當代科技創新勞動形態的高度專用性。高度專業化的學習、探究、創造和實踐,經過一段較長時間的積淀后,往往形成為一種特定的思維能力和勞動品質而表現為勞動形態的高度專用性。這種高度專用性的勞動形態,一旦移作他用,往往成為“沉沒”資產,其內在的價值就大大受損。

    2.勞動物化產品的高度創造性

    (1)體現為產品市場需求的先導性和創造性。奔騰式確當代科技創新勞動的物化產品具有優質的消費屬性(包括生活消費和生產消費)。一個成功的高科技產品(包括有形的商品和無形的服務)的開發和問世,往往開辟了一個全新的市場,適應了市場需求者的消費趨向,強有力地引導著市場消費的方向,強勁地改善著人們的消費結構,提升了人類的生活質量。當代科技創新活動的蓬勃興起和所獲得的巨大成功,賦予了薩伊的“供給創造需求”理論以新的內涵。

    (2)體現為產品效用的高度創造性。當代高科技產品是一種高知識密集型產品,從而富有高效用。也就是說,單位產品具有更大的有用性,能更好地滿足人們的某一種或幾種需要。①當代科技創新是對自然物質屬性和自然能力的深度開發和利用,區別于傳統產業機器生產在性質上僅僅是對自然物質的一般加工和表層屬性的自然能力的利用(劉詩白,2001)。因此,較之傳統產業生產,當代科技創新勞動能夠帶來勞動生產力的幾何級數式的進步,從而創造出巨大的生產能力。同時,高科技生產手段的一個重要特征是其所耗費的非核心技術或產品的其他物質資源的本錢極低,高科技產品在批量生產下邊際物質本錢幾乎為零。②高知識密集型產品更具“人性化”特征。高科技消費品更適合消費者自身的生理和心理特征,符合消費者個體的物質和精神上的更為內在、真實的需求,能迎合消費者對單元產品的高質量多功能提供的要求。高知識含量的消費品由于更能滿足現代人的文明消費和審美情趣,從而富有高效用。

    (3)體現為產品價值的高度創造性。當代科技創新勞動,作為一種比馬克思筆下的工程師一類的“高級工人”的所謂一般“復雜勞動”更高層次的“高度復雜勞動”,是一般復雜勞動的倍加。這種高度復雜勞動,比起一般復雜勞動,具有以下兩個更為突出的特征:①勞動力再生產的用度更高。當代科技創新活動,勞動的專業化特征表現得極為明顯,它需要更為扎實的科學基礎理論和專業知識的積累,需要更為豐富的實踐和實驗經驗。因此,科技勞動力的形成,需要投進更高的學習教育用度;當代科技創新活動具有更高的勞動強度,是一種高強度的勞動力耗費,需要有較高的勞動力的補償用度。另外,由于當代科技創新勞動的高度社會化(即是高度社會結合和社會協助的勞動),創新者的勞動能力實際形成用度中還必須包含間接參和科技創新的社會勞動能力的再生產用度(劉詩白,2001)。因此,對當代科技創新勞動者而言,其勞動力再生產的用度應該高于一般復雜勞動。②勞動力使用創造的價值增值更大。高品質的科技創新產品的成功問世,在一定時期內往往占據了一定的市場壟斷地位,由此獲得了可觀的“逾額利潤”。綜合以上兩點,我們以為,和一般勞動產品相比,在高科技產品中,其所耗費的物質資源C部分可能下降,但是勞動力價值V部分和價值增值M部分卻以更大比例上升。這樣,在同一單位時間內,C V M在整體上是大大進步了。實際上,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當代科技創新勞動作為一種高度復雜勞動,同樣能夠換算為“自乘的”“多倍的”簡單勞動,因此較一般復雜勞動能形成更高的價值。

    3.價值創造的高度風險性

    一方面,某種創意、想法、靈感要轉化為現實的物化產品,需要“苦思冥想”、持續探索、高度關注,需要反復試錯、重復實驗,終極仍有可能失敗。這期間不僅要投進大量的、凡人難以想像的精力,還往往需要投進一定的物質資源。失敗的結局是“竹籃打水一場空”,當事人要承擔著極大的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的投資風險。另一方面,即使研發取得了現實的物質載體,由于當代科技創新的快節奏和當代市場演變的高速度,同樣面臨著極大的風險。當代科技產品周期極短,產品更新速度極快,市場競爭又日趨激烈,這使得在高科技產業中,某一項技術往往只有NO.1是成功者,NO.2以下大都難以得到能夠賴以生存的市場份額,從而成為市場競爭的失敗者。硅谷中均勻大約九成的風險投資是不成功的,就充分表明了當代科技創新勞動的高度風險性。

    4.效應產生的高度非線性

    一般性的生產性勞動或簡單勞動,其效應的產生往往是直接而明顯的、即期而平穩的,勞動的付出和其所產生的效應之間往往呈現出一種明顯的恒比例關系即線性關系。當代科技創新勞動作為一種高度復雜勞動則和此不同,其效應的產生往往不是直接和即期的,更多的是具有潛伏性、時間性、動態性以及跳躍性。科技勞動者價值的創造并不完全是一時的,

    而是長期的;并不完全是當期就能表現出來的,有的要經過一段時期才能體現出來;并不是均勻分布的,而是動態變化的;并不完全是連續的,而是階段性的。用數學語言來表達,就是當代科技創新勞動的付出和其所產生的效應或價值創造之間不是一種恒定的比例關系即線性關系,而往往呈現出一種倍增或倍減的非恒定關系即非線性關系。

    5.集聚社會資源的高度粘吸性

    科技創新勞動,作為當代社會經濟發展的一種關鍵性資源,具有強大的集聚社會資源的功能。產業經濟時代的物質資本往往是配置社會經濟資源的發動機和粘合劑,處于資源組合的核心地位。當代科技創新勞動,作為一種具有邊際報酬遞增生產力形態的人力資本,已經獨立地走向社會經濟生活的舞臺中心。科技創新勞動物化產品的高度創造性功能及其特征,強有力地吸引著其他的社會經濟資源和之結合,并相互耦合、相互滲透,呈現為當代科技創新勞動所特有的集聚社會資源的“高粘性”。正是由于這種特性,才出現了當代的“創業革命”即創業職能的職業化現象和趨向。  在當代創業企業中,出資者不僅和經營治理者實現了分離,而且和創業者也實現了分離。事實上,當代計算機、因特網、通訊信息、生物醫藥等新興產業的迅速發展過程,同時也是科技創新工作者在風險資本支撐下轉變為企業家的過程。像康柏電腦、美國在線、E-Bay、雅虎等這些享譽全球的明星企業,正是創業革命進程的產物和見證。原為斯坦福大學計算機教授的非吉米·克拉克先生就是這一進程中的一個極具象征意義的代表人物。克拉克先后成功創立了3家市值超過10億美元的著名高科技企業,卻沒有在其中任何一家公司中擔任經營層職務。他不僅不參與企業成立后的營運治理,甚至對技術開發本身,也是只講創意而不問實施。這樣,克拉克成了一個純粹的創業者。他的職能是在于最大限度地發揮出他的上風,即在于對技術發展方向作出敏銳的判定及在此基礎上提出企業的創意。

第2篇：新創造勞動力自身的價值范文

知識是商品，是具有價值的，可以用于交換，最終體現其使用價值；生產資料在新產品的生產過程中，僅作為一種工具起作用，不創造價值，只有勞動才是價值的源泉。并且提出人力資本概念是兩者在今天實踐中相互作用的產物。

關鍵詞：知識經濟 商品 價值 生產要素 人力資本 勞動力資本 物質資本

勞動價值論

學習馬克思的《資本論》，首先就會接觸到“商品”與“價值”的概念。由“商品”這個邏輯起點出發，馬克思揭示、分析了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進而構建了其龐大的資本理論體系。根據馬克思從抽象到具體的研究方法，商品成為此理論體系中最抽象，最一般，也最簡單的經濟范疇。 “價值”成為“商品”有利的補充，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商品及由此構建的整個理論體系。涉足經濟學領域，在理解了這些基本概念后，進一步地學習和探討，會發現隨著時代的變遷，《資本論》舊說中的一些問題不僅仍為大家繼續探討的對象，而且還賦予了新事物以新說。

知識價值新論

當今社會，不知何時“知識經濟”這一名詞悄然興起。何為“知識經濟”？1996年《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發表了《1996年科學、技術和產業聲望》的報告，指出“知識經濟”就是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隨著時間的推移，知識已向經濟滲透，成為經濟發展最主要的推動力。那么，“知識”可否“經濟”？我們可以用馬克思的觀點去剖析知識，進而探討其在現實社會中的角色。

現實中，我們可以看到這樣一些現象：中關村IT行業的研究人員，月收入可以與國內一些地區居民的年收入相抵；工程師、教授們的自家用車也加入了浩浩蕩蕩的汽車大軍，可以說，這是社會發展對知識的一種新認知。在不存在生產及交換的原始時期、生產力極其落后的農業經濟時期，經濟的概念從無到有，知識可以說是一個荒謬的存在，既不能滿足人們衣食的要求，也不能帶來更高一層次的享受。社會進入了工業經濟時期，知識的重要性慢慢地被人們所認知，但仍是一個依靠原始的勞動力從自然界提取初級資源的過程。直到進入知識經濟時代，也就是被稱為后工業時期的階段原本在生產中只能扮演輔助品和革新中的媒介物的知識，成為社會經濟發展的重心。人們意識到不僅直接參與產品生產的勞動是勞動，新的發明、創造也是勞動的存在形式。正是知識具有無差異的勞動的屬性，而且在交換中實現了其創造者的目的，因而也具有了商品性。知識的生產者與使用者與知識的關系，越來越具有商品的生產者與消費者與商品的形式，即價值形式。人們將為了使用知識，而購買知識，并且對知識定價，按照市場規則，得到其使用權。知識將會為了出售而被生產，消費者為了使其在新的生產中增值，而去購買并使用。

知識具備了商品的所有屬性。知識由勞動創造出來，知識的生產是為了參與交換，能夠帶來收益，給人們的需求帶來不同程度上的滿足，而且還是存在一定成本的。知識的成本如何衡量？這不僅包括在知識產品生產中勞動者投入的生產要素——如機械，儀器等價值的轉移，還包括勞動者生產過程中所耗費的時間，精力等等。由此可以肯定：知識是一種商品，可以像其他商品一樣自由買賣，存在供需，存在市場。

知識定位為是商品，知識的價值就是知識的生產過程中凝結在其中的人類勞動，由社會勞動量的多少決定，會因社會勞動生產過程中投入勞動的不同，表現出不同的形式。并且，知識的價值也是在交換中得到實現的。需要指出的一點就是，國外有學者認為知識就是價值，價值就是知識，這是對知識的價值不完全的表述。混淆知識的價值與知識的使用價值，就是我們經常接觸到的錯誤之一。知識的價值應說是知識本身內在的，而知識使用過程中體現的經濟價值，僅是知識被消費的一種表現，是知識產品投入生產后，知識價值實現轉移，使新產品增值過程中的一種形式。再者，知識的學術價值，也是知識使用的形式之一，表現了其在一定領域中的使用性、創作性。

在這個生產力發展，經濟騰飛的時代，知識成為時代的主流，一個嶄新的知識文明時代即將來臨。在這個時代，知識不僅將會成為最有價值的商品，也將如一些學者所說，發展成為一個獨立的產業——知識產業，形成擁有知識的知識階級，并在生產中實現知識資本的投入，以進行最優的生產活動。

評析生產要素價值論

法國經濟學家薩伊認為，產品的價值是由三個因素共同創造的，即勞動力、資本以及土地。三者互相協作創造價值，并參與了利潤的分配。這便有了這樣一種觀點，生產資料也創造價值。以馬克思理論的角度分析薩伊的觀點就是表明，生產資料是商品，是具有價值的，是能夠創造價值和剩余價值的。通俗點說，一輛汽車的價值就是生產汽車所需要素的活勞動價值（V+M）的總和。果真如此嗎？讓我們再從最基本，最簡單的概念看起。首先，商品是一個外界的物，一個靠自己的屬性來滿足人的某種需求的物，也可以說是一個最終產物。這種物與人們的需求直接聯系，以帶給人們不同的效用來實現自身的使用價值。那么，生產資料滿足人的這種需求嗎？不！滿足人的這種需求的是人們通過生產資料借助生產資料的一切功能創造出的另一實物，生產資料在這一實物的生產過程中，僅是一個能夠簡化人類勞動的工具、手段而已。有勞動者借助于生產資料的勞動在其中，這種物才是商品。再者，商品生產的目的是用于交換的，生產資料參與交換嗎？答案還是否定的。如上，生產資料并沒有具備作為商品所需的最基本的特點，因此便不能稱之為商品。

生產資料創造價值論違背了勞動創造價值論，認為除了勞動之外，生產資料仍為價值的源泉。那么生產資料創造“價值”與“剩余價值”誤解，又將如何解釋呢？不要把眼光只放在產生價值的現象本身，用其邏輯推導、總結，這并不是很難理解的。首先，由生產資料的參與得到的新產品價值的增值是生產資料價值轉移的一種表現。價值增值越多，轉移的價值就越多，決非生產資料在創造價值。再者，生產資料是在通過簡化人類勞動，帶動社會生產率的提高，這就增加了產品的相對剩余價值。這種作用在生產活動主要依靠原始勞動的社會，并沒有引起人們太多的關注，也就是在科學技術不斷進步，生產資料的作用越來越明顯的今天，隨著剩余價值量的大幅度增加，人們才更多的意識到使最終產品增值的這一重要因素。

分析生產資料創造價值論，可以得出：一方面，他們擴大了創造價值的勞動的概念。生產資料作為生產資料部門的產品時，是用于交換的商品，是經過了人的勞動的。但作為生產其他商品的工具時，創造價值的勞動并沒有投在生產資料上，而是完全體現在新創商品的價值上。生產資料創造價值論擴大了創造價值的勞動的范圍。另一方面，它不了解勞動手段和勞動對象作為勞動過程的要素，僅僅是起到了創造新的使用價值的具體勞動中，物質因素的作用。鑒于生產資料創造價值論在以上問題的判斷，于是便有了不僅人的勞動能夠創造價值，而且機器設備等生產資料也能夠創造價值的結論。這種說法不是對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的發展。物之所以有價值，因為它們是人的勞動的表現，而不是因為它是物本身，商品之所以有價值，是由于其中包含了人類無差別的勞動，而且不僅滿足人的某種需要，還要參與交換。其中，生產資料的作用表現為簡化人們的勞動，加快人們勞動的速度，提高勞動生產力，作為一個工具或者載體。在每一輪新的生產過程中所使用的機器設備、動物等生產資料，都是過去勞動的產物，然而不能夠由此認為它們能夠進行勞動、創造價值，從而把勞動創造價值說成是生產資料創造價值。

以上，我們討論了知識的性質，否定了生產資料創造價值論。可以看出，這都是對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客觀運用。

人力資本

——勞動價值論的回歸

隨著知識文明的來臨，人們越來越多地意識到知識的重要性，各國紛紛采取了一種重視教育、重視人才的政策。在經濟領域，知識成為一種重要的要素，投入到了生產過程，并為經濟的發展做出了無可限量的貢獻。知識與生產要素結合，提出一個嶄新的概念——人力資本，這是一種“勞動價值論”回歸。

第3篇：新創造勞動力自身的價值范文

關鍵詞：離岸外包；職住外移；工作外包；國際產業調整

美國高科技咨詢機構——forresterresearch的報告稱：“美國服務經濟領域在經過了3o多年的持續擴張后，離岸外包將成為美國從追求發展速度向追求效率轉變的一種催化劑。”

2004年6月10日，聯邦勞工部宣布，2004年第一季度，美國因業務外包而損失的就業機會比例為2．5％。約有2／3的職位流動源自制造業，在第一季度的失業者中，制造業工人占1／4。這是該部門首次對外包所導致的就業機會損失量做出評估。

外包近來在美國引起的爭議還遠不止這些，究竟是什么原因使美國政府、民眾和媒體對外包產生如此強烈的反應呢?本文嘗試從外包概念的興起，其近年來在美國的發展特點和趨勢，來分析它對美國就業市場乃至整個經濟的影響。

一、外包概念的興起與離岸外包的發展

企業總是根據市場需求、競爭環境的變化來調整其組織的構造和邊界。在上個世紀30年代，由福特汽車公司所倡導的“垂直一體化”戰略所帶來的所有權優勢、規模效應、對供應鏈和市場的控制力，隨著科技和通訊技術的發展、顧客需求的多樣化和市場競爭的白熱化而逐漸黯淡。由c．k．prahalad和garyhamel于1990年在《哈佛商業評論》上發表的《企業的核心競爭力》中第一次提出的“外包”(outsourcing)概念在過去的l5年間一躍成為最有代表性的企業經營趨勢。

所謂“外包”，指的是在內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企業專注于其核心業務，并借助企業外部的專業機構的資源完成企業內部非核心的、次要的或輔的功能或業務，以達到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提升企業核心競爭力的一種經營方式。其實質在于強調企業必須把有限的資源集中在有助于培育企業核心競爭力的業務上，而把那些不具有比較優勢的業務交給外部專業的服務供應商，獲得成本和效率優勢。

作為一種經營手段，外包的歷史可追溯到200年前，但它在80年代開始才得以廣泛應用，并從無價值增值的輔功能(如清潔、保安、餐飲供應)，發展到關鍵的支持和增值性功能(如人力資源管理、審計it技術、制造、營銷、物流)，甚至延伸至研究與開發等領域。

伴隨著更經濟的運輸方式的出現，信息科技的高速發展和通訊技術的變革，企業信息傳遞的成本降低，效率和質量得以顯著提高，外部交易成本的降低使得在此之上建立的企業組織形式可以更加靈活地在市場和企業自身，在網絡和一體化組織之間進行選擇，從而使跨國界的離岸外包成為可能。

二、美國外包業務發展的特點和趨勢

就規模而言，外包從一種企業控制成本的手段，發展成為一種普遍的業務模式只不過經歷了短短二十幾年的時間。鄧百氏公司在(《1998年全球業務外包研究報告中稱：相比1997年23％的升幅，l998年全球年營業額5000萬美元以上的公司中，業務外包的支出上升了27％，1998年全球業務外包的總支出增加至2350億美元。米切爾·f·卡伯特聯合有限公司于2002年6月發表的《2002年全球外包市場》的調查報告中指出，2001年全球企業對14．8％的日常運營業務進行了外包；全球外包業務正在以每年l9．6％的速度增長，美國占到了全球外包市場的2／3，其特點和趨勢表現為：

1．大公司首當其沖。中小企業緊隨其后從主體而言，外包已經成為眾多企業，特別是跨國公司，取得競爭優勢、配合全球化資源配置而采取的經營戰略。外包市場的2／3由大公司消費構成，1996年，美國年銷售額5000萬美元以上的大公司中有25％選擇了外包。2000年，年銷售額l000～5000萬美元的中小企業也很快加入到外包行列，選擇外包的中小企業數量與1999年相比增長了約25％。外包不是企業能力弱的標志，相反，它為中小企業創造機遇，使其得以利用外包商在某一方面的專業化優勢和規模效應，配合發揮自身的核心競爭力。位于美國中西部的it企業就早大公司一步，率先將部分業務外包至印度。

2．離岸外包服務的領域不斷拓展從外包活動實施的地域而言，當今的信息技術環境最大限度地拓展了企業尋求最佳外部資源的可能性，外包突破國界、地域的限制從本土擴展到海外，尤其是發展中國家。據美國葛特納機構的估計，2004年，有超過80％的美國企業考慮離岸外包美國的it工作，其中40％的美國企業將完成某些類型的外包，或者從非美國本土的服務供應商那里獲得it服務。

在制造業，離岸外包已經從單純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如手工制品、紡織品、輕工和化工產品)，發展到技術密集型的工業制成品(如汽車、飛機的重要零部件)。

離岸外包逐漸向價值鏈的上、下游拓展。為了節約研發成本，規避研發風險，處于價值鏈前端的研究與開發方面的技術離岸外包逐漸興起。據美國eiu(theeconomicintelligenceunit)1993年對50多家世界級大企業的調查報告顯示：大多數企業承認，它們在90年代，接近或超過一半的技術競爭力來源于企業外部。外包的技術也從企業的非核心技術、容易購買的成熟技術、標準化技術轉變為決定企業未來技術競爭優勢的研發項目外包。另外，歐美很多企業將客戶服務中心或售后服務的電話支持系統轉移到了印度，又創造了售后服務外包的可能性，如at＆t就將電話交換中心搬到了印度。

三、離岸外包對美國就業市場的效應分析

在紐約大學經濟學教授愛德華·沃爾夫和另外兩位經濟學家合作的《減員在美國：現實、起源和后果》中歸納了20世紀90年代美國的就業市場：減員不是什么新鮮事，而新創造的職位數目長期而言遠遠高于失去的舊職位數目。據統計，在20世紀90年代，美國新創造的職位達到2400萬個，同期失去的舊職位只有800萬個。外包所引發的美國就業機會流失，特別是近來由高技術和服務為主的外包所導致的情況與90年代相比存在顯著的差異。

首先，雖然長期而言新創造的職位仍將遠遠超過失去的舊職位，然而短期來看，外包在過去幾年新創造的職位并不比失去的舊職位多多少。按照美國經濟研究機構的估算，2001年l1月，美國經濟應開始由低谷回升，而到2003年底，就業機會卻減少了大約70多萬個，形成了與90年代高增長、高就業率相對應的“失業型復蘇”。而且，由于產業結構的升級，失去崗位的員工為了適應新的工作所需要的技能和知識更為復雜，其間所經歷的過渡期必然更為困難。

其次，外包為美國創造了新的工作機會。必須指出的是，即便是美國信息技術產業員工也從外包中獲得了利益。制造電器和電子產品的德國西門子公司在美國雇傭了6.5萬名員工。僅在新澤西州，索尼公司就雇傭了2000人。全球主要圖像公司之一、比利時的agfagevaert集團也在美國雇傭了5000人。西班牙terralycos公司也在美國雇傭了4l8人，這僅僅是一些例子。擁有微軟、ibm等美國it大廠會員的美國信息技術協會在最新的報告中指出，公司業務外包可以降低成本、增加利潤，因此能創造出更多的工作機會。報告說，去年美國凈增加了9萬份工作。報告預測，到2008年，公司通過業務外包將在美國創造出317000份新的工作機會。

第三，白領工作藍領化，美國知識型服務崗位向具有智力勞動力成本優勢的國家轉移已成定局。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最近的調查表明，占全美白領工作l1％的大約140萬個工作機會，面臨“外包”的威脅。那些無需與客戶進行面對面交流且與信息密切相關的工作首當其沖，像電腦編程、軟件開發、醫囑轉錄、會計和稅務、技術、建筑繪圖、初級法律和投資研究、保險索賠處理等。同樣的工作，一個中國工程師每月工資大約為500美，印度為700美元，美國則是4000美元。勞動力成本優勢和勞動力素質的結合，使得美國外包至發展中國家的工作機會，從制造業向技術含量提高的軟件設計和售后服務發展。雖然勞動力成本同美國達到同一水平的時間可能比預期的要短，但外包使美國以較低的成本獲得國際人力資源已經是不爭的事實。

第四，外包帶來的崗位流失，從本質上必須依靠自身優勢，通過創新制造出新的就業機會來解決。forresterresearch最近的報告預言，在外國設有分公司的美國高科技企業雇用的外國工作人員將從目前的40萬人增加到2015年的330萬人。而在未來的12年中，美國的高科技公司將把300多萬個工作遷移到其他國家去，其中包括中國、印度和菲律賓。另一家咨詢機構加特納資訊科技服務公司的資料表明，300萬個工作機會占全美工作機會的2％。分析人士指出，這些工作機會一旦被外包到國外，幾乎再也不可能回到美國國內。多余勞動力轉向相應的高增長行業的難度也增加了。因此，通過再培訓等方式的繼續教育，幫助失業人員再就業的同時，必須利用美國企業的優勢制造新的就業機會。70年代制造業大舉向國外轉移引發的反對聲浪，就是通過新興的高科技產業帶來的新的就業機會化解的。用同樣的方法，也可以補償現在在高端制造業和軟件開發業務上流失的工作機會。需要指出的是，據美國商務部門統計，目前美國信息技術人才短缺34．6萬名，到2008年，缺口還會擴大到130萬名。盡管美國大學畢業生逐年增加，但每年畢業的有充分勞動技能的工人還是不足，應當引起美國教育系統的反思。

第4篇：新創造勞動力自身的價值范文

內容摘要：本文針對金融危機下中國制造業的困境，應用全球價值鏈以及產業升級為理論依據，對全球價值鏈視角下推動我國制造業進行產業升級的方向進行了分析，提出了從做強自身產業、創造需求、經營人力以及開發新領域等幾方面的思路。

關鍵詞：全球價值鏈 制造業 產業升級

我國制造業的困境分析

（一）內部困境

勞動力成本提升。20世紀90年代，許多外國企業看中了我國的勞動力成本低這一優勢，對我國各地區尤其是沿海地區進行直接投資、產業轉移或外包等，使得我國一大部分低附加價值的勞動密集型企業得到了迅速的發展。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較大的提升，勞動力成本也相應地需要提升。我國勞動合同法規定的“最低工資標準”較以前有所提升，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企業的成本，使得制造業企業的利潤空間更顯狹窄。

價值增值較低。隨著全球制造業向中國的轉移，我國已成為世界各國的“加工工廠”，但要成為全球的“世界工廠”，還有一段距離。我國制造業大多處于全球價值鏈中利潤和價值增值都較低的環節中，其產品大部分以中低檔的貼牌生產為主。技術含量低下、品牌缺失、價值增值較低，這些都是我國制造業的弊端以及困境所在。如何實現技術水平的提升、建立品牌實力是我國制造業迫切需要思考的問題。

資源約束。我國制造業的高速發展是以能源的過度消耗以及環境的污染為代價的。我國制造業所需的許多資源都受制于國外的供應商，例如鐵礦石的進口等。同時，環境治理的成本以及保護環境的要求也對制造業的發展提出了新的挑戰。

（二）外部困境

需求減弱。美國次貸危機而引發的金融危機使全球范圍內的企業都受到影響。由于我國制造業大部分都是依賴于國外市場上的訂單，金融危機削弱了國外企業的市場需求能力，進而影響到我國制造業的業務收入及銷售利潤等。我國月度出口增長率從2007年2月的51.6%下降至12月的21.7%。我國加工貿易的出口額在2008年7月為617.4億美元，到2009年2月時下降為345.9億美元，如圖1所示。許多中小企業都在金融危機中面臨倒閉的困境。市場需求減弱等問題又給我國制造業帶來了更多的壓力。

質量問題。中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貿易糾紛以及在國外遭遇的訴訟事件越來越多，究其原因，就是產品質量問題。因此，如何在保持成本的前提下提高質量是我國制造業需要仔細研究的問題。

人民幣的升值壓力。近來，國際市場上對人民幣匯率走高的呼聲很高。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已從2008年1月1日的7.29升值為2011年1月1日的6.5768。但人民幣的升值會給我國制造業帶來深刻的影響。一方面，人民幣升值會降低我國制造業在國際貿易中的價格優勢和競爭力。人民幣升值后，我國制造業商品的出口價格就會上升，許多國際市場的需求者可能會轉而尋找其他價格更低的供應商。另一方面，出口的減少會使我國制造業轉向國內市場，而人民幣的升值會使企業的生產成本增加，制造業企業的利潤空間可能會更小，國內市場上制造業的競爭會更加激烈。

在當前的形勢下，如何在全球范圍內求生存、謀發展、實現產業升級已經是我國制造業迫切需要探索的問題。而全球價值鏈和產業升級的理論則有助于我國制造業找到突破的方向。

全球價值鏈與產業升級

（一）全球價值鏈

全球價值鏈起源于價值鏈理論。波特（Porter，1985）將企業內部的運作過程分解為許多相互關聯的生產經營活動，這些活動構成了一個動態的價值創造的過程，即為價值鏈。在此基礎上，格里芬（Gereffi，1999）和一些學者將價值鏈的概念拓展到企業之間，并與產業的全球化聯系起來，提出了全球價值鏈的理論。全球價值鏈（Global Value Chain，GVC）被定義為產品在全球范圍內，從概念設計到使用直到報廢的全生命周期中所有創造價值的活動范圍，包括對產品的設計、生產、營銷、分銷以及對最終用戶的支持與服務等。組成價值鏈的各項活動可以包括在一個企業之內，也可以分散于各個企業之間；可以集聚于某個特定的地理范圍之內，也可以散布于全球各地。

全球價值鏈包括三大環節，分別是技術環節、生產環節和營銷環節。每個環節所產生的附加價值都不同。技術環節包括研發、設計等；生產環節包括生產、加工組裝、質量檢驗和庫存管理等；營銷環節包括銷售、品牌及售后服務等。這些環節所產生的附加價值以及在全球價值鏈所處的位置可以由圖2表示。

從圖2中可以看出，技術環節與營銷環節分別在全球價值鏈中處于上游和下游的位置，但都占據較高的附加價值水平，而生產環節處于兩者之間，而且處于全球價值鏈中較低的附加價值水平。

（二）全球價值鏈下的產業升級

產業經濟學一般認為，產業升級是指產業由低層次向高層次的轉換過程，它不僅包括產業產出總量的增長，而且包括產業結構的高度化。具體來說，就是產業由低技術水平、低附加值狀態向高新技術、高附加值狀態的演變過程。

基于全球價值鏈中明確的價值分布，許多學者從嵌入全球價值鏈的角度對產業升級進行了探索。他們指出產業升級是指從勞動密集型產業向為上游的技術密集型產業或下游的資本密集型產業升級，以實現價值增值的過程。

Humphrey 和Schmitz（2000）在此基礎上從微觀的角度提出了產業升級的四種模式，即流程升級、產品升級、功能升級和跨產業升級，如表1所示。普遍認為產業升級一般都依循從工藝流程升級到產品升級再到產業功能升級最后到跨產業升級的路徑。

毛蘊詩，吳瑤（2009）指出，企業進行升級的路徑可以分為三種。一是通過持續的學習和創新形成自身的核心技術和研發能力，在此基礎上培育自主的全球品牌，實現從OEM到到ODM再到OBM的升級。二是通過技術創新實現OEM到ODM的技術升級；或通過營銷能力的提升實現OEM到OBM的品牌升級；或是通過經營方式創新，進行OEM多元化。三是混合路徑的方式，即同時向ODM及OBM進行轉型和升級。張劍等（2007）從全球價值鏈出發，將產業升級的路徑劃分為市場升級、技術升級和組合升級。

我國制造業的產業升級

從全球價值鏈和產業升級理論的總結中可以看出，國內學者對于產業升級的方式主要集中在從價值鏈的低端向高端升級，也就是按照微笑曲線由生產環節向上游的技術環節或向下游的營銷環節升級，以獲得更多的附加價值。但就我國制造業的現狀來看，并非所有的制造業企業都有實力進行價值增值的產業升級。我國制造業中大多是低附加值、低技術壁壘的產業，在國際分工中缺乏競爭優勢。如果僅僅追求價值增值而不考慮現狀以及資源約束等，就會很容易出現“產業空心化”的現象。首先，技術環節和營銷環節需要大量的研發人才與銷售精英，我國制造業缺乏人力保障，盲目升級必然導致失敗。其次，研發及品牌建設都需要長期的積累，從低端的加工組裝一蹴而就升級為高端環節是不可能的。第三，精益的制造是研發的保障也是銷售的支持。因此，我國制造業要想提升競爭能力，實現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的升級，應從以下幾點考慮：

（一）循序漸進，做強做精自身產業

全球價值鏈中的高附加值環節并非現階段，我國制造業的關鍵應該是提升品質，做強做精。“強”體現為制造業的生產效率、生產成本以及適應性。“精”則體現為產品的品質、文化等。制造業進行產業升級首先應在自身條件的基礎上，通過工藝流程的優化來提高生產效率、降低生產成本，或通過引進柔性制造系統來增強自身的適應性，為制造業提升品質、積累文化做準備，從而更有助于提升制造業產業的競爭力。當制造業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時，全球價值鏈曲線中游的生產環節的價值增值也會隨之增加，制造業向上游的技術環節或下游的營銷環節發展時才更具優勢。

（二）重視創新，提高創造需求的能力

需求是推動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對于制造業來說，如何激發欲望、創造需求也是推動制造業升級的一個重要動力。而創造需求又需要以技術的創新為依托，因此，制造業的產業升級應該是通過逐步提升技術創新的能力，用新創造的需求來代替舊的需求，從而實現制造業本身附加值的提高，使全球價值鏈曲線中我國制造業所處的中游環節的弧度降低，整個曲線呈現逐漸平緩的趨勢，實現制造業的產業升級。

（三）經營人力資本，提高勞動效率

產業升級需要大量的高技術人才以及高素質勞動力。在我國制造業的產業升級中，高素質勞動力將成為一個關鍵因素。在全球價值鏈中，我國低勞動力成本的比較優勢正逐漸減弱，如何將這種比較優勢轉化為新的競爭優勢也是產業升級的方向。因此，實現制造業的產業升級必須加大對人力資本的培養，從提高勞動者素質與勞動生產率這兩方面著手。我國應提高勞動者的教育水平和技能水平，而就制造業來說，可以提供職業教育與培訓的機會，幫助提高勞動者的素質水平以及技術水平，從而提高勞動效率，為制造業在全球價值鏈上的升級提供人力支撐。

（四）保護環境，開發新領域

我國發展經濟對環境造成了嚴重的破壞，我國制造業應思考從降低能耗、開發新領域的角度實現產業升級。在新領域方面，國外并沒有技術優勢，因而我國可以從開發新能源、新材料的角度占據全球價值鏈的高附加值環節，實現制造業的產業升級。

實現從全球價值鏈的低附加值環節到高附加值環節的轉變是我國制造業產業升級的方向。但我國制造業在進行產業升級的過程中應本著循序漸進的態度，從做強做精自身產業開始，將生產環節作為制造業向上下游拓展的支撐。同時，制造業應不斷創新，通過創造需求、經營人力資本、向新領域拓展等方式，促進產業從低附加值環節向高附加值環節的升級。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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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董磊，張克讓.全球產業鏈中的我國產業升級模式研究[J].全國商情，2007(3)

第5篇：新創造勞動力自身的價值范文

本文我們以狹義的概念來理解和論述創業。創業指的是“從零開始創辦一家新企業”；創業企業指的是“新創建的企業即新創企業”。由于當代的創業大多發生在高科技領域，如信息、生物基因工程、新材料、新能源、先進環保技術等，因此，本文中的當代創業企業，特指“新創立的當代科技創新型企業”，其創業者是當代科技創新勞動者。

一、當代科技創新勞動的異質性

創業企業的誕生始發于創業者的創業勞動，創業勞動實際上是科技創新勞動的拓展與延續，科技創新勞動是創業勞動的“源”與“核”。探尋當代創業企業的經濟性質，其出發點和關鍵就在于對當代科技創新勞動的性質的理解。當代科技創新勞動，是一種有機融合科學與技術內在稟性的高智力勞動。從勞動形式上分析，這種高智力勞動是一種高度復雜勞動，不同于一般的復雜勞動和智力勞動，更完全不同于簡單勞動或體力勞動，呈現出自身所特有的異質性。（注：這里的“異質性”是從具體勞動的層面上所作出的分析，而不是抽象勞動的層面。根據馬克思的分析，凝結在商品中的人類的抽象勞動是無差異的。）

1.勞動內容的高度專業化與勞動形態的高度專用性

與工業經濟時代的機器發明、機械制造、工藝設計等行為中的創新勞動相比較，由于市場深化與細化程度的不斷提升，當代科技創新勞動的專業化水平更高。在科技產品日新月異、市場競爭更趨激烈、消費需求更趨個性化的當代經濟生活中，科技創新活動要取得成功，必然要確定極其明確的目標，瞄準極其清晰的制高點和攻關領域，專注于特定的活動對象與活動空間。這集中體現為當代科技創新勞動內容的高度專業化。它要求接受更為專門化的教育與訓練，要求培育更有創造性的思維能力，要求掌握更為精、尖、新的知識與擁有更為豐富的實踐經驗、實驗能力。

與高度專業化相適應的是當代科技創新勞動形態的高度專用性。高度專業化的學習、研究、創造與實踐，經過一段較長時間的積淀后，往往形成為一種特定的思維能力與勞動品質而表現為勞動形態的高度專用性。這種高度專用性的勞動形態，一旦移作他用，往往成為“沉沒”資產，其內在的價值就大大受損。

2.勞動物化產品的高度創造性

(1)體現為產品市場需求的先導性與創造性。飛躍式的當代科技創新勞動的物化產品具有優質的消費屬性（包括生活消費與生產消費）。一個成功的高科技產品（包括有形的商品與無形的服務）的開發與問世，往往開辟了一個全新的市場，適應了市場需求者的消費趨勢，強有力地引導著市場消費的方向，強勁地改善著人們的消費結構，提升了人類的生活質量。當代科技創新活動的蓬勃興起和所獲得的巨大成功，賦予了薩伊的“供給創造需求”理論以新的內涵。

(2)體現為產品效用的高度創造性。當代高科技產品是一種高知識密集型產品，從而富有高效用。也就是說，單位產品具有更大的有用性，能更好地滿足人們的某一種或幾種需要。①當代科技創新是對自然物質屬性和自然能力的深度開發和利用，區別于傳統工業機器生產在性質上僅僅是對自然物質的一般加工和表層屬性的自然能力的利用（劉詩白，2001）。因此，較之傳統工業生產，當代科技創新勞動能夠帶來勞動生產力的幾何級數式的提高，從而創造出巨大的生產能力。同時，高科技生產手段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其所耗費的非核心技術或產品的其他物質資源的成本極低，高科技產品在批量生產下邊際物質成本幾乎為零。②高知識密集型產品更具“人性化”特征。高科技消費品更適合消費者自身的生理和心理特征，符合消費者個體的物質和精神上的更為內在、真實的需求，能迎合消費者對單元產品的高質量多功能提供的要求。高知識含量的消費品由于更能滿足現代人的文明消費和審美情趣，從而富有高效用。

(3)體現為產品價值的高度創造性。當代科技創新勞動，作為一種比馬克思筆下的工程師一類的“高級工人”的所謂一般“復雜勞動”更高層次的“高度復雜勞動”，是一般復雜勞動的倍加。這種高度復雜勞動，比起一般復雜勞動，具有以下兩個更為突出的特點：①勞動力再生產的費用更高。當代科技創新活動，勞動的專業化特征表現得極為明顯，它需要更為扎實的科學基礎理論與專業知識的積累，需要更為豐富的實踐與實驗經驗。因此，科技勞動力的形成，需要投入更高的學習教育費用；當代科技創新活動具有更高的勞動強度，是一種高強度的勞動力耗費，需要有較高的勞動力的補償費用。另外，由于當代科技創新勞動的高度社會化（即是高度社會結合和社會協助的勞動），創新者的勞動能力實際形成費用中還必須包含間接參與科技創新的社會勞動能力的再生產費用（劉詩白，2001）。因此，對當代科技創新勞動者而言，其勞動力再生產的費用應該高于一般復雜勞動。②勞動力使用創造的價值增值更大。高品質的科技創新產品的成功問世，在一定時期內往往占據了一定的市場壟斷地位，由此獲得了可觀的“超額利潤”。綜合以上兩點，我們認為，與一般勞動產品相比，在高科技產品中，其所耗費的物質資源C部分可能下降，但是勞動力價值V部分與價值增值M部分卻以更大比例上升。這樣，在同一單位時間內，C+V+M在整體上是大大提高了。實際上，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當代科技創新勞動作為一種高度復雜勞動，同樣能夠換算為“自乘的”“多倍的”簡單勞動，因此較一般復雜勞動能形成更高的價值。

3.價值創造的高度風險性

一方面，某種創意、想法、靈感要轉化為現實的物化產品，需要“苦思冥想”、持續探索、高度關注，需要反復試錯、重復實驗，最終仍有可能失敗。這期間不僅要投入大量的、常人難以想像的精力，還往往需要投入一定的物質資源。失敗的結局是“竹籃打水一場空”，當事人要承擔著極大的人力資本與物質資本的投資風險。另一方面，即使研發取得了現實的物質載體，由于當代科技創新的快節奏和當代市場演變的高速度，同樣面臨著極大的風險。當代科技產品周期極短，產品更新速度極快，市場競爭又日趨激烈，這使得在高科技產業中，某一項技術往往只有NO.1是成功者，NO.2以下大都難以得到能夠賴以生存的市場份額，從而成為市場競爭的失敗者。硅谷中平均大約九成的風險投資是不成功的，就充分表明了當代科技創新勞動的高度風險性。

4.效應產生的高度非線性

一般性的生產性勞動或簡單勞動，其效應的產生往往是直接而明顯的、即期而平穩的，勞動的付出與其所產生的效應之間往往呈現出一種顯著的恒比例關系即線性關系。當代科技創新勞動作為一種高度復雜勞動則與此不同，其效應的產生往往不是直接和即期的，更多的是具有潛在性、時間性、動態性以及跳躍性。科技勞動者價值的創造并不完全是一時的，而是長期的；并不完全是當期就能表現出來的，有的要經過一段時期才能體現出來；并不是均勻分布的，而是動態變化的；并不完全是連續的，而是階段性的。用數學語言來表達，就是當代科技創新勞動的付出與其所產生的效應或價值創造之間不是一種恒定的比例關系即線性關系，而往往呈現出一種倍增或倍減的非恒定關系即非線性關系。

5.集聚社會資源的高度粘吸性

科技創新勞動，作為當代社會經濟發展的一種關鍵性資源，具有強大的集聚社會資源的功能。工業經濟時代的物質資本往往是配置社會經濟資源的發動機和粘合劑，處于資源組合的核心地位。當代科技創新勞動，作為一種具有邊際報酬遞增生產力形態的人力資本，已經獨立地走向社會經濟生活的舞臺中心。科技創新勞動物化產品的高度創造及其特征，強有力地吸引著其他的社會經濟資源與之結合，并相互耦合、相互滲透，呈現為當代科技創新勞動所特有的集聚社會資源的“高粘性”。正是由于這種特性，才出現了當代的“創業革命”即創業職能的職業化現象與趨勢。

在當代創業企業中，出資者不僅與經營管理者實現了分離，而且與創業者也實現了分離。事實上，當代計算機、因特網、通信信息、生物醫藥等新興產業的迅速發展過程，同時也是科技創新工作者在風險資本支撐下轉變為企業家的過程。像康柏電腦、美國在線、E-Bay、雅虎等這些享譽全球的明星企業，正是創業革命進程的產物與見證。原為斯坦福大學計算機教授的非吉米·克拉克先生就是這一進程中的一個極具象征意義的代表人物。克拉克先后成功創立了3家市值超過10億美元的知名高科技企業，卻沒有在其中任何一家公司中擔任經營層職務。他不僅不介入企業成立后的營運管理，甚至對技術開發本身，也是只講創意而不問實施。這樣，克拉克成了一個純粹的創業者。他的職能是在于最大限度地發揮出他的優勢，即在于對技術發展方向作出敏銳的判斷及在此基礎上提出企業的創意。

二、當代科技創新勞動報酬計量的復雜性與艱巨性

與一般的生產性勞動最大的區別是，當代科技創新勞動的異質性決定了該勞動報酬形式的多元化和多層次性。從構成上看，科技創新勞動報酬(Y)應該包括和體現為以下幾種收入形式：①工資性收入A。這是一種再生產勞動力費用，是當代科技創新勞動報酬的初級或低級形式。當代科技創新勞動者的收入更主要地是體現在其他的非工資性收入形式上。②風險收入B。當代科技創新勞動的高度專用性以及價值創造的高風險性特征，使得科技勞動者承擔著極大的市場風險、生產風險與財務風險。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風險承擔者應該獲得相應的風險收入。③超額收入C。當代科技創新勞動物化產品的高度創造性帶來了巨大的超額利潤，超額利潤的源泉是科技創新勞動。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超額利潤的創造者應該獲得相應的超額收入。④非線性收入D。當代科技創新勞動效應的產生和價值創造的高度不確定性即非線性使得企業利潤的實現也呈現出潛在性、時間性、動態性、跳躍性特征。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利潤實現的非線性特征帶來了一種特殊的收入報酬形式即非線性收入。⑤創業收入E。當代科技創新勞動集聚社會資源的高粘吸性帶來了社會資源的重新整合，實現了資源配置狀態和經濟組織狀態的創新，從而產生了創業利潤。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創業者應該獲得創業收入。

當代科技創新者的勞動報酬是由以上幾個部分共同組成的，即Y=A+B+C+D+E。（注：嚴格地講，B、C、D、E各種形式的收入之間存在著交叉或部分重疊的可能性。為了分析的方便，我們在本文中暫且不考慮這種情況，這并不影響問題的探討與結論。）缺少了其中的任何一個部分，都難以全面地反映出當代科技創新勞動的異質性。這里，我們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式中的B、C、D、E等非工資性收入形式都是由科技創新勞動的自身屬性帶來的，是特殊的勞動報酬形式，不能把它們完全歸類于非勞動屬性的收入，這是一種根植于科技創新勞動基礎上的市場化收入。

由多層次、多元化的收入形式構成的報酬結構特征充分體現了當代科技創新勞動報酬計量的特殊性、復雜性與艱巨性：①由于風險是不可計量的，與其相應的風險收入就是難以直接測算的。②超額利潤是個事后變量，而且是極不確定的。通過科技勞動力市場上的直接交易，以固定合約的工資形式給付，根本無法真實體現當代科技創新勞動的高價值形成功能。超額收入是無法事先計量的。③創造價值的潛在性、時間性、動態性、跳躍性特點決定了一次性計量和當期計量的非科學性，人為計量或計劃計量也必然是失真的。非線性收入是難以進行一次性計量或當期計量的。④創業收入是集合了多種要素共同作用而產生的一種“組織租金”，這種“組織租金”只能以某種特殊的“剩余索取權”的形式表現出來。總而言之，當代科技創新勞動是無法直接地、一次性地、事前地給予定價的。很顯然，無論是采用單一的固定合約的工資形式，還是采用傳統的年薪制、獎金制或業績提成制等一般性的剩余索取的形式，都是無法真實、全面反映當代科技創新勞動的市場價值的。科技創新者的風險收入、超額收入、非線性收入、創業收入是高度不確定的，多層次、多元化、以不確定性收入為主的報酬結構充分體現了當代科技創新勞動報酬計量的復雜性與艱巨性。

三、當代科技創新勞動的市場性綜合定價機制

當代科技創新勞動的異質性決定了對這種勞動報酬的計量只能采取間接的、重復的、持續的、適合于不確定性狀態的定價機制。我們認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這樣的定價機制實質上就是市場中的企業定價機制。由科技創新者自身創辦企業，擁有創業企業的所有權，就是對當代科技創新勞動報酬進行計量的一種較好的市場性綜合定價機制。

1.企業的生產機制提供了對科技創新勞動進行間接定價的基礎

多元化的科技創新勞動的報酬結構首先表明了市場無法對它進行直接定價，只能采取間接定價的迂回方式，即先是通過市場對“勞動的實體”的交易進行直接定價后再來間接反映科技創新勞動報酬。在科技勞動力市場上的直接交易僅僅反映科技勞動者的一般工資性收入部分，而其他形式的勞動報酬都只能通過“勞動的實體”的交易來體現和獲取。這里所謂的“勞動的實體”是指勞動的物化產品（包括有形的和無形的）或勞動者勞動持久性投入的組織載體。在現實經濟生活中，這個“勞動的實體”就是企業本身或企業所生產的產品。產品源于企業的生產機制，離開了企業最基本的生產，與現代生產力相適應的產品的提供是根本不可能的。同樣，離開了企業的生產機制（提供服務性商品的企業也具有生產），企業在市場上的交易就失去了根基。因此，企業內在的生產機制提供了對當代科技創新勞動進行間接定價的基礎。要實現對科技創新勞動的間接定價，只能采取企業組織的迂回計量方式。

2.企業的交易機制提供了對當代科技創新勞動報酬進行多次重復地間接計量的平臺

我們知道，現代企業理論尤其是其中的企業契約理論的一個基本出發點是，市場經濟中的企業是一系列契約的聯結體，是某個“中心簽約人”與一系列市場上的經濟主體相互交易的產物（阿爾欽、德姆塞茨，1972；詹森、麥克林，1976；巴澤爾，1989）。這就是我們所說的企業的交易機制的內涵。企業的交易機制提供了一個對當代科技創新勞動進行多次重復地間接計量的平臺。從最基本的意義上分析，企業的交易機制體現為企業主與產品市場、資本市場、勞動力市場上的各經濟主體之間的相互交易。各種市場主體以各自特有的方式對科技創新勞動報酬進行著計量，科技創新勞動報酬就是在這樣的相互交易過程中實現的。下面我們對此分別作簡要分析。

(1)資本市場上投資者對科技創新勞動的計量。①風險資本市場上風險資本家的計量。一般來說，風險投資家是按照某創業者預期會創造出最高價值的標準，從每個研發項目中選定一個進行階段性融資以使項目得以完成。風險資本家與創業者之間存在著階段性博弈，他們之間是進行著一場錦標賽，只有那些能產生最高的預期價值的創業者才能得到在第三階段完成項目所必要的資本。這種“錦標賽式”的治理機制（青木昌彥，2000）最顯著的功能是風險資本家在一群創業者的試錯過程中能夠把確實具有創業才能且能帶來最高預期價值的創業者甄別出來。實際上，這種特殊的錦標賽式的治理機制也是風險資本家對科技創新勞動的定價機制。科技創新勞動所內含的的真實價值就是在這樣的階段性錦標賽式的治理過程中一步步反映出來的。這種靈活的治理機制有效地反映了科技創新勞動的高風險性與非線性。②股票市場上社會投資者的計量。人們借助于股票或由其派生的股票期權等種種金融工具，通過股票市場上的價格信號，巧妙地實現了對科技創新勞動的多次重復地間接定價。在股票市場上，各種各樣復雜的內生力量相互運動、博弈和共同作用而自發生成的股價信號內在地包含了科技創新勞動的種種特性。投資者是通過股票市場上的買或賣來判斷和決定創業企業的無形資產價值，也是通過股票市場上提供的價格信號來預期某種高科技產品的內在價值，更是通過股票市場上的股票價格生成機制來對不可捉摸的充滿高風險性的科技創新勞動進行他們各自心目中的“理想”定價。用一句話概括就是：投資者在股票市場上對科技創新勞動“出價”并最終形成了科技創新勞動報酬。這樣，借助于投資者在資本市場上的投資行為，實現了科技勞動力市場上無法直接計量的定價機制的轉移，實現了企業內部進行計量的艱巨性到企業外部的資本市場的轉移。

(2)產品市場上消費者和供應商對科技創新勞動的計量。消費者日常的“貨幣選擇”行為表面上看是對科技消費產品的購買，實際上是在進行著對凝結在科技產品身上的科技創新勞動的市場化計量，這一點無需多言。我們要進一步指出的是，創業企業與眾多的供應商之間的產品交易過程，也體現了供應商對科技創新勞動的計量意義。供應商對購銷合約的履行狀況、供應商的資產專用性投資的熱情度大小，創業企業外部網絡化中各相關協作經濟體的經濟行為，實際上都或多或少反映了他們對科技創新勞動形成價值功能的判斷與預期，直接或間接體現了他們對科技創新勞動效應發揮的現狀或未來潛力的許可或質疑。這些都是供應商對科技創新勞動進行計量的表現。

(3)勞動力市場上非科技創新勞動者對科技創新勞動的計量。科技創新者的創業收入、超額收入等非合約性收入的獲得，是建立在企業內其他非科技創新勞動者之間相互協作產生的“集體力”基礎上的。勞動者對各自雇傭合約的執行態度、勞動力的流動勢態，都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這個“集體力”的形成。勞動力市場上供給方的“出價”行為以及從業者對他們所工作的企業的認同感，不僅體現了勞動者對自身能力的評價，也是勞動者對創業者的價值創造功能的評價。

以上的分析表明，作為一種異質性的科技創新勞動的報酬計量，本來應在科技勞動力市場上由供需雙方來解決或應在企業內部由創業者與其他要素所有者各方來解決但又難以合理解決的問題，卻在多元的市場交易中由千千萬萬的“局外人”解決了。在這多元的市場上，無數的經濟主體以各自的方式相互作用、綜合交織，共同計量著當代科技創新勞動者的勞動報酬。在市場經濟中，具備這樣的通過多元化的市場交易重復多次地間接地進行的綜合定價機制，除了企業組織外別無他物。從這個意義上說，企業是個多元市場性的綜合定價機制。

3.企業的產權機制適應了以不確定性收入為主的當代科技創新勞動的報酬結構特征

所謂企業的產權機制，這里是指由各種要素產權的讓渡而形成的企業所有權尤其是剩余索取權的安排機制，其核心功能在于對企業剩余的高效率配置。讓最為關鍵性的要素所有者擁有企業所有權，獲取剩余，是一個有效率的企業產權機制的應有之意。科技創新勞動是一種高度稀缺性資源，是當代企業發展的關鍵性要素。科技創新者通過創辦企業，必然要擁有企業的所有權，因此其報酬收入主要是以索取剩余的方式體現出來的。這樣的獲取收入的方式，恰恰最大程度地適應了當代科技創新勞動價值創造的不確定性特征，符合當代科技創新勞動的異質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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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埃瑞克·G·菲呂博頓、魯道夫·瑞切特著，孫經緯譯：《新制度經濟學》，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

[5]吳敬璉：《發展中國高新技術產業：制度重于技術》，北京，中國發展出版社2002年版。

[6]錢穎一、肖夢：《經濟學家論說硅谷模式》，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00年版。

[7]連建輝：《融資制度與企業家篩選機制》，載《改革》2002年第3期。

[8]Amit,R.,Glosten,L.,&Mueller,E.,(1993):ChallengetoTheoryDevelopmentinEntrepreneurshipResearch,[J].JournalofManagementStudies,Vol:30Iss:815-834.

[9]Willax,P.,(2000):LookBeyondMereOwnershipinDefiningEntrepreneurship,[J].NewHampshireBusinessReview,Vol:22Iss:3-4.

第6篇：新創造勞動力自身的價值范文

【關鍵詞】就業能力，大學生，高校

高校畢業生面對激烈的就業競爭，具備良好的個人就業能力是其能否成功就業的關鍵。高校對培養畢業生個人就業能力有著深遠影響。

一、高校對培養畢業生就業能力發揮著重要作用

高校畢業生就業能力是指大學生將高校所提供的高等教育服務轉化為自身人力資本存量，并在尋找工作時實現其人力資本價值的綜合能力。高校畢業生就業能力由兩方面構成，一是高校學生將高校提供的高等教育服務轉化為自身知識、技能等人力資本存量的能力；二是高校畢業生實現其人力資本價值的能力，即高校畢業生抓住就業機會，在生產勞動中將人力資本存量轉換為價值，得到用人單位認可，實現就業。高校是大學生的培養主體和大學生勞動力市場的供給主體。大學生能否將高等教育服務成功轉化為自身人力資本存量，與高校所提供的教育服務數量、質量有著密切的聯系。

二、貴州某高校畢業生就業現狀

貴州某高校現有全日制在校學生達6萬余人，以研究生、普通本專科生等多層次為培養對象，是貴州省屬教學研究型綜合大學，在解決畢業生就業問題方面成效顯著，得到學生“畢業能就業”的好評；2009年被評為“全國普通高等學校畢業生就業工作先進集體”。本文根據該校提供的資料，從畢業生就業結構分析該校普通本科畢業生就業狀況。

2009-2011年應屆畢業生一次性就業率分別為66%、74%、78%。該校80%以上畢業生分布于省內各行各業，為全省綜合競爭力的提升貢獻力量。2011年就業流向統計分析中， 4477人到民營企業、中小型企業、三資企業，占就業人數的45.12%； 2350人進入國企工作，占就業人數的23.68%。結合該校辦學定位，畢業生就業去向在地域、行業及層次上的分布較為合理。

三、貴州某高校對畢業生就業能力培養的影響因素分析

貴州某高校從招生、人才培養模式、教師隊伍建設、就業指導工作著手，培養大學生就業能力，提升高等教育服務的數量、質量，增強畢業生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市場適應度。

（一）招生工作。專業是大學生形成專有人力資本的決定性因素，對大學生職業發展具有很強的路徑依賴性和指向性，是高校畢業生就業能力的培養基礎。該校根據地方經濟發展需求及畢業生就業情況，特別把畢業生就業率作為教學改革、學科專業調整的重要依據，積極推進大類招生改革，新增、調整學科專業和招生計劃，使得畢業生就業率逐年提高。

（二）人才培養模式。人才培養模式是高校增加大學生人力資本存量的體現，將影響到大學生的知識、能力結構及其對勞動力市場的市場適應度。為適應貴州省“加速發展、加快轉型、推動跨越”要求，學校將“培養基礎理論厚實、專業口徑寬、適應面廣、實踐能力和創新能力強的高級專門人才”作為辦學定位和培養目標，積極探索“能吃苦、能適應、能創造、能奉獻”的“四能”人才培養模式。 學校出臺了加強本科實踐教學的相關制度，構建了第一、第二課堂相結合的實踐教學體系；在貴州茅臺酒股份有限公司等單位建立了218個大學生實習實訓基地，提升學生實踐能力，使畢業生受到用人單位“動手能力強、適應能力強、解決問題能力強”的好評。

（三）教師隊伍建設。高校教師是培養高素質后備人才的工程師。該校有豐富教師資源，專任教師2530人；博士381人，碩士1083人；教授383人、副教授854人；中國工程院院士1人，長江學者1人，國家有突出貢獻中青年專家7人，百千萬人才工程專家5人，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成員1人，教育部高等學校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8人，教育部新世紀優秀科技人才10人，貴州省核心專家6人，貴州省省管專家56人，貴州省優秀青年科技人才54人，貴州教學名師25人。

（四）就業指導工作。該校為培養大學生展現和實現自身人力資本價值的能力及畢業生求職技巧，從就業指導工作資源投入、體系和機制方面著手，積極進行就業指導，向學生提供數量充足、優質的服務，提升畢業生在勞動力市場的求職能力和適應能力。學校逐年加大經費投入，完善硬件設施，建成約3800m2的貴州省首家大中專畢業生就業分市場；投入資金建立畢業生實習實訓基地，現已涵蓋所有專業；在十二五規劃中將建設畢業生就業市場、學生創業孵化等基地；推行“領導主抓、部門統籌、學院為主、全員參與”的就業工作機制和獎懲機制，確定 “立足貴州，面向基層，輻射西部，走向全國”的就業市場開發戰略；舉辦“大學生基層建功立業”等活動，加強思想教育和宣傳，引導畢業生轉變觀念，鼓勵面向畢業生基層就業；舉辦講座學校每年邀請知名專家等來校做就業創業講座，建立“職業發展與創新創業咨詢室”，加強對學生一對一咨詢輔導，向畢業生大力宣傳大學生創業優惠政策，與貴陽市小額貸款中心等單位聯系，為學生尋找創業項目，幫助學生創辦的企業到貴陽高新創業園區“落戶”；在全省率先開發使用和推廣就業管理信息系統，實時查詢、統計畢業生就業狀況，及時向省高校畢業生就業主管部門、學校和學院匯報畢業生就業進展情況，突破時間、地域限制，動態管理畢業生就業工作，提高工作效率。

參考文獻：

[1]黃敬寶.就業能力與大學生就業[M].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2007.12.

[2]吳要武，趙泉.高校擴招與大學畢業生就業[J].經濟研究，2010.09.

[3]曾湘泉.變革中的就業環境與中國大學生就業[J].經濟研究，2004.06.

第7篇：新創造勞動力自身的價值范文

關鍵詞： 制造業；勞動力成本；出口；效應；產業結構升級

中圖分類號：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7217（2015）03-0002-05

一、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得到了迅速而強勁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我國大量農民工進城市打工，農民工為制造業等產業的發展提供了性價比極高的勞動力供應，正是源于這些勞動力低報酬高付出的特點造就了我國人口紅利的優勢，制造業得到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出口前景也一片良好。然而，從 2007 年開始，我國東南沿海勞動力需求旺盛的地區竟然出現了招工困難的問題，即所謂的“民工荒”現象，招不到工的情況下，很多企業在巨大的壓力下被迫破產倒閉。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發展經濟學的領軍人物、經濟學家阿瑟?劉易斯提出了自己的“二元經濟”發展模式，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由第一階段轉變到第二階段，勞動力由剩余變為短缺，相應的勞動力供給曲線開始向上傾斜，勞動力工資水平也開始不斷提高。經濟學把聯接第一階段與第二階段的交點稱為“劉易斯轉折點”。根據現在經濟學家的公認觀點，我國已經達到了劉易斯拐點，即表明我國的人口紅利正在逐漸消失的過程中。再加上近年來我國勞動力人口數量以及農村剩余勞動力數量都呈現出下降趨勢，政府對在職員工的離職政策、保險政策、最低工資政策等方面的保護力度也在加大，勞動力成本的上升趨勢變得愈加明顯。

制造業是目前我國國民經濟發展的命脈所在，我國制造業勞動力成本水平的提升影響效應是不容小覷的，繼而影響到整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本文通過對制造業勞動力成本上升的影響研究做出正面和反面兩個方向的研究，繼而揭示出其對我國經濟綜合發展以及各項經濟指標的影響，規范分析的同時也兼具了實證分析的結果展示，結論是具有很強的參考價值和意義的，對我國經濟發展的政策建議、法律法規完善以及具體的宏觀措施制定都具有較強的指導意義。

國外學者們關于勞動力的專門性研究起源于古典經濟學派的理論體系。但早期大多是關于勞動力對產出水平影響的研究，諸如威廉.配第、亞當.斯密、李嘉圖、馬歇爾、凱恩斯等的研究。后來，庫茲涅茨通過道格拉斯生產函數進行了實證分析，他搜集了大量的美國歷年的國民產出數據，最終結果表明：除了勞動力和資本兩個因素之外，還存在著其它導致經濟增長的因素。再后來經濟學家們提出了人力資本的概念，之后一直延續這個思路，直至以盧卡斯為代表的經濟學派提出了將人力資本引入到新的經濟增長模型里面，而且是以獨立的內生變量的身份引入。

財經理論與實踐（雙月刊）2015年第3期2015年第3期（總第195期）賈小玫：我國制造業勞動力成本上升的正負效應分析

蓋爾?福斯勒在2007年的研究中指出中國的勞動力成本正在快速上升，但是他認為中國的勞動生產率也在以更高的速度提升，因此他認為中國的勞動力成本的增長不會明顯的對中國的經濟產生負面效應[1]；國外研究學者貢獻比較突出的還有Gollin，他在其2002年的研究中支出：一個國家的整體勞動力水平可以由該國家的勞動收入所占的比重來反映出來，進而該國家的綜合行業競爭力也將顯現出來。[2]

從以上國外文獻的研究可以看出來，國外對于勞動力市場的研究更加深入，包含了勞動力市場的各個方面的因素，與此同時，國外文獻對制造業國際競爭力的研究尤為突出，既有內含的全面詮釋又有外延的分析拓展。美中不足的是，國外研究學者將勞動力成本與制造業結合起來進行研究的文獻還不充足，而且也欠缺對中國這一特殊勞動力市場狀況下的針對性研究。

目前國內的研究普遍認為雖然我國的勞動力成本在上升，但我國依然具有勞動力低成本優勢。蔡P在2007年的文獻中表示，如果我國制造業勞動力成本上升的主要原因是勞動力供給的不充足的話，那么我國制造業的發展將不會受到太大影響，其競爭力水平也不會由此而減弱[3]。在2007年的研究中，蔡P還提出了應對我國制造業勞動力成本上升現狀的措施，其中包括：改善就業、再就業環境，挖掘勞動力供給的制度潛力，發展教育和培訓來減少勞動力成本帶來的沖擊[4]。學者們的大一統觀點認為我國制造業勞動力成本上升的現狀是不可避免的。2009年的研究中，都陽和曲h在其文獻中指出：勞動力成本優勢具體應該指勞動報酬和勞動生產率之間的相對關系，他們兩人通過相關數據的計算與分析得出我國的勞動力成本優勢沒有減弱的結論[5]。即我國制造業勞動力成本即使是呈現上升趨勢的，但我國制造業的單位產出勞動力成本是低于發達國家的，與此同時，我國制造業勞動力的勞動生產率增速也比其他國家快很多。綜上所述，我國研究學者基本認為我國目前是具有勞動力成本優勢的。

由此可見，國內的研究缺乏關于勞動力市場理論的系統論述，并且都是隨著近幾年勞動力雇傭過程中出現的現實性問題進行的研究分析，但我國大環境下的經濟發展狀況與勞動力市場理論相結合的研究分析較為欠缺。

二、我國制造業勞動力成本上升的現狀及原因分析

1.我國制造業勞動力平均工資的變動及趨勢分析

隨著年份的演變，我國制造業平均工資的變化也是很明顯的，1978年的數值僅僅是597元，這個工資水平在20世紀的社會背景下已是平均都市水準，當時的人可以依靠597元過著令很多人羨慕的生活。到1990年，平均工資已經達到2073元，在短短的十二年間整整提高了3.47倍之多。十年之后的2000年，平均工資水平達到了8750元，相比十年之前，增加了超過4倍的幅度。直至 《中國統計年鑒》的最新數據，2012年制造業的平均工資水平為41650元。據此可以看出，我國制造業的平均工資從1978年至2012年，提升了20倍之多[6]。

1978―2012年我國制造業的平均工資變動情況：從1978年開始，剛開始的增長速度是趨于緩慢步調的，但隨著時間的進一步演進，我國制造業的平均工資增長速度越來越快，數值的增長幅度也在逐步擴大，漸而達到了很陡的增長坡度。

2.我國制造業勞動力成本上升的原因分析

首先，源于勞動力自身生活教育成本及其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針對勞動力的專門研究可以溯及到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他認為勞動力的價值是由工人為維持其自身及其家屬的正常生存生活所必須的生活資料的價值所決定的[7]。通俗來說，工資即勞動力的價值，包含能夠供養其自身及其家人的衣食住行、教育學習、生產培訓等費用。但根據表1所展示的1978―2012年我國居民消費水平情況以及表2所展示的各級各類非學歷學生教育情況可以看出，隨著年序的遞增，我國物價水平及居民消費水平上漲的也很明顯，尤其是近年來與人們生活密切相關的日常用品以及教育醫療等的費用在不斷提升。新古典經濟學派提出的邊際生產力工資理論是指：工人創造的邊際收益即勞動者的邊際勞動生產率決定了該勞動者的工資水平，即隨著勞動者邊際生產率的提高，勞動者的工資即勞動力成本自然而然也是上升的。縱觀我國平均勞動生產率數據的統計分析可知，我國勞動生產率是在逐漸攀升的，尤其是隨著信息技術的到來，高新科技的應用與創新不僅使生產所用的器具大幅度地提升了效率，再加上勞動者自身利用先進器械以及創新的生產流程與生產方案，其勞動生產率自然上升很多。綜上所述，隨著年序的演變，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必然也帶來勞動力成本即工資的不斷攀升。

其次，源于勞動力供求關系的決定性作用。英國著名經濟學家馬歇爾在融合了邊際效用價值論和邊際生產力分配論等理論的前提下成功提出了均衡價格工資論，繼而從勞動力的供給及需求兩方面闡明了工資水平的決定，開創了工資理論的又一大創新。經濟高速增長的中國，經濟發展越是迅猛，對勞動力的需求也必定將愈來愈多。尤其是沿海地區制造業的空前繁榮以及其出口狀況的迅猛發展態勢，都可以體現出來其對勞動力用工的需求只會有增無減，用工需求目前仍然得不到滿足。我國勞動力供給水平的下降可以從勞動年齡人口數量的下降以及農村剩余勞動數量的下降等兩個方面來體現。《中國統計年鑒》2013年版統計數據顯示：2012年，我國勞動年齡人口（15―59歲）的數量是93727萬人，占總人口的比重為69. 21%。從2010年至2020年勞動年齡人口將減少2900多萬人（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的研究報告數據）。更有甚者，許多經濟學家預測，我國勞動年齡人口將會呈現出穩步下降的趨勢，至少在近十幾年里面會是如此。我國農村人口數量龐大，人均耕地面積小，而且農村工業的起步很晚，城市化水平比較低，這個特殊國情導致我國農村勞動力處于供大于求的狀態[8]。據統計，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在20世紀90年代數值為1.5億多，2000年底達到了1.8億人，2010年則達到了2.5億以上。但隨著近年來農村人口轉移為城鎮人口的速度來看，農村人口的數量有下降的可能性。再加上目前我國體制轉型的改進，城鄉二元化格局逐漸被打破，城市反哺農業的效應將會更加明顯。不難得出結論：我國勞動年齡人口是呈下降趨勢的，這種下降趨勢也將會導致勞動力供應量的減少，那么，勞動力成本的上升將是必然的結果。

最后是政府政策方面的因素。自2004年我國正式頒布《最低工資法》以后，各個地區的最低工資都在逐年進行更高層次的調整。三十多個省市在2010年調高了最低工資水準，其平均增幅在20%以上[9]。其次，我國歷史上遺留下來的城鄉二元結構的消退是必然的，即農民將享受到越來越僅次于城市居民的福利待遇。2020年我國的目標是實現每個公民都能享有基本社會保障，那么社會福利水平及保障性的提升將在接下來的年限里得到很大程度的提高，繼而勞動力成本也將隨之提高。此外，根據我國新《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的嚴格規定，勞動者無論是在職期間的保險問題還是解約后的補償問題、正常休假時的工資保障等方面都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福利享受。

三、我國制造業勞動力成本上升的負面效應

1.我國制造業勞動力成本與進出口額及物價的實證分析

通過對我國制造業勞動力成本與進出口額及物價的實證分析來探究我國制造業勞動力成本與進出口額及物價的相關關系。本文用1998―2012年我國制造業勞動力平均成本來反映制造業勞動力成本，通過1998～2012年我國貨物進出口總額集進口額來反映我國進出口情況，通過1998～2012年我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以及商品零售業價格指數來反映物價水平。

接下來建立模型來研究我國制造業勞動力成本與進出口額及物價的相關關系。為了研究的方便，本模型將進出口總額 （TIE）、進口總額（TI）、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和商品零售價格指數（CRP）作為自變量，將我國制造業勞動力平均成本（Y）作為因變量，從而利用Eviews軟件進行回歸分析來得出相關關系的結論。

模型可以表示如下：

Y=C+β1TIE+β2TI+β3CPI+β4CRP

在Eviews上計算后得出如圖1所示結果，可知各個變量的概率值都小于0.9，且R的平方值為0.980006，F=122.5396時P值為0.000000，由此可見，進出口總額、進口額、商品零售價格指數以及居民消費價格指數等各個變量整體上對工資有顯著地相關關系。設定模型顯著性水平為5%，則模型具體結果如下：

Y=136973.9-0.099794TIE+0.583213TI-

（4.302707）（-1.044197）

412.6795CPI-947.7164CRP

（2.889440）（-1.990713）（-3.682252）

R2=0.985161F=165.9732DW=1.742357

從表7可以看出，該回歸擬合優度為0.985161，F值為165.9732，且對應的P值為零，符合條件，但是從表6可以看出進出口總額及商品零售價格指數T檢驗的P值大于0.05，即這兩個自變量與因變量社會勞動力平均成本無顯著相關性，故將進出口總額以及商品零售價格指數去除，重新進行回歸分析，結果如下：

去掉價格指數后的結果如下：

由表8和9可知，各個變量T檢驗的的概率值都小于0.05，通過T檢驗，R的平方值為0.976254，擬合優度良好，F=246.6778，， P值為0.000000，通過F檢驗。由此可見，去掉進出口總額和商品零售價格指數之后，進口額、居民消費價格指數這兩個變量整體上對工資有顯著地相關關系。

綜合以上分析結果可以得出結論，制造業勞動力成本上升是一個基礎性影響變量，可以引發一系列參量的變動，尤其是當勞動者工資提高的同時，拉動了國民消費水平，從而拉動內需增長。進口額以及居民消費價格指數這兩個指標與平均工資的相關性是最為突出的，呈現出顯著地相關關系。

2. 對外商投資的影響

我國長期以來，吸引外資的最主要因素還是勞動力成本較低，從而使得企業投入回報率高，這也就是我國所謂的人口紅利優勢，但隨著我國勞動力成本的提高，有不少外國投資企業向印度、馬來西亞等的方進行了轉移，即我們不能否認的是，這種外商投資流失的現象還是存在的。

但隨著社會環境的進一步改善，外商投資在選擇地區時還是不會僅僅考慮勞動力成本這一個因素的，其他方面諸如法律環境、經濟發展狀況及當地居民消費潛力等等也都是外商考慮的關鍵因素，綜合起來的選擇效應才是最終決定因素。實際情況是，我國內部經濟發展狀況的良好程度是不言而喻的，整體投資環境得到了良好的改觀，外商投資企業法中制定的種種針對外商的優惠政策、投資鼓勵政策都是前所未有的。大多數外商投資進入中國看中的是中國國內市場龐大的消費潛力。雖然我國勞動力成本的趨勢屬于不斷攀升的，但是，我國勞動力的勞動生產率的增加速度更快，超過了勞動力成本本身的增長，繼而，總體的勞動投入產出回報率卻是很高的，超過了其他亞洲地區低勞動力成本的國家。

由此可見，雖然勞動力成本上升對外商投資的影響是有的，但由于國內綜合投資環境的改善以及我國勞動力勞動生產率的更大程度的提高，都使得外商選擇中國進行投資的動機更加強烈。

3.對就業水平的影響

我國長期以來都面臨著就業水平有待提升的困境，尤其是隨著畢業的大學生數量的逐年攀升以及進城農民工的與日俱增，就業水平問題變得更加突出也更加具有重要性。按照理論分析我們可以知道，勞動力成本一旦上升，會迫使很多企業尤其是實力不足夠強的企業降低勞動力的雇傭，轉而在生產設備等方面進行更多投資，這種情況的預測是合乎理論邏輯的。然而，現實情況卻不盡如此，我國勞動力需求即使有略微縮小的現象，但現有的勞動力規模依然不能滿足現有的勞動力需求，失業率呈現逐年下降的趨勢。以北京為例，根據2013年中國統計年鑒的數據可知2005年失業率為2.1%，2010年為1.4%，2012年降至1.3%。

四、我國制造業勞動力成本上升的正面效應

（一）對內需水平的影響

工資的提升即收入的增加自然而然將會引起消費欲望的增長以及消費額度的提升。我國勞動力成本上升的一個有利因素就在于能夠引起勞動者消費水平的提升，這是擴大內需的一個顯性通道，也是一個明顯的因果聯系。

在之前文中所展示的表3 中我們已經看到了1978―2012年我國居民消費水平情況，明顯可以看出隨著年序的變化其數值也在不斷攀升，并且進入21世紀以來其增長速度也變得越來越快，下面用我國居民消費水平走勢圖來更加清晰的展示出這一變化。

圖11978～2012年我國居民消費水平走勢圖

[數據來源：《中國統計年鑒》（1978-2012）]

（二）對勞動力素質水平的影響

勞動力成本的提升即勞動者收入的提高達成之后，勞動者除了對自身物質生活的改善以外，也很注重對自身教育文化以及生產技能進行提升，有了更高的收入，自然也會對自身進行更加系統有力的素質改造，以期能在今后的工作中自我表現可以更突出，自我才能可以更發揮作用，利用自身更高的文化水平以及技能水平，可以取得更高的收入以及獲取自我價值滿足感。

根據《中國統計年鑒》2013年版的數據顯示，2012年我國各級各類學歷教育學生情況相比歷年來的一個教育情況而言，可謂是形式良好，教育人員數量以及畢業數量都比之前有了很大的提高。由此可見，我國勞動力成本的提升也是有其有利的一面的，勞動力在增加自我教育培訓等方面的投入的同時，勞動力素質水平自然也得到提升。

五、應對我國制造業勞動力成本上升的對策建議

我們知道，制造業是偏向于勞動密集型的行業，其受勞動力成本上升的影響后果是不可忽視的，要積極應對我國制造業勞動力成本上升的情況，除了國家政策的調整以外，最重要的是行業和企業對自身發展模式的改進，以適應并良好應對我國制造業勞動力成本上升的現實狀況。

1 .國家宏觀層面應對策略

首先，應加快促進產業結構的升級。威爾斯和赫西哲驗證出了針對區域經濟發展的梯度轉移理論，其根源是產業生命周期理論和工業區位論，這些理論對我國目前制造業通過產業結構調整來解決勞動力成本上升的問題是有一定的指導意義的[5]。工業區位論就是指企業最佳的生產地區應該是企業生產成本最低的地方，企業應該向企業生產成本低的地方轉移生產力。按照此理論我國制造業的梯度分布為：東南沿海地區是高梯度區，而中西部則屬于低梯度區。但隨著近幾年來的勞動力成本上升，我國東南沿海地區的勞動力成本較低的優勢已經在逐漸消退中，向中西部地區進行產業力量得轉移是必須的。同樣的道理，我國的制造業發展面臨較重的成本負擔的前提下可以向中國周邊國家比如東南亞國家甚至是非洲國家的區轉移我國行業生產力量。

其次，應大力推進城市化進程。前文已指出我國制造業發展的一大阻力便是我國勞動力供給數量的欠缺，而城市化可以釋放更多的農村勞動力，繼而增加勞動力從業人員數量。我國城市化的規劃已經形成，城市化的加快與進展將是對勞動力供給狀況的改善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應當注重推動我國農村鄉鎮企業的發展，著重鼓勵鄉鎮企業做大做強，在政策上以及資金上面都應該給予優惠支持。除此之外，國家應保證農村人口在基本社會福利達成的前提下，加大對農村教育師資力量得投資，加大對農村勞動力人口的技術技能培訓，從而提高勞動力素質水平。

最后，應建立鼓勵企業創新的政策法規。在企業進行自我革新的過程中，國家對企業政策的出臺是至關重要的。迄今為止，國家對企業創新升級的鼓勵與優惠指導政策目前來說是欠缺的，我國應加大對企業創新轉型的政策出臺力度，利用強而有效的政策方案或者法律法規，在約束企業正當經營的同時，指導企業走向創新發展的道路。例如建立產業研究基地、技術型大專院校、生產研究開發中心等科研與生產基地，與此同時，在鼓勵企業自主研發自主創新方面，國家可以大力推進先進技術獎勵、企業自主研發獎勵、降稅免稅等一系列政策措施。

2. 行業應對策略

我國制造業整體仍趨于勞動密集型的產業類型，那么產業自身在勞動力成本上升的背景下應該如何應對呢？顯然，我國勞動力成本優勢依然存在，制造業就應當先將此優勢充分利用起來，使得勞動力成本優勢充分發揮其作用。首先，制造業產業的加工程度以及產業鏈條長度都應當得到加大。因為，產業鏈長度的增加將使行業的成本控制能力加大，從而也能縮小勞動力成本上升所帶來的壓力。與此同時，制造業產業的加工程度也是很關鍵的一個影響因素，隨著加工程度的加深，制造業產品的附加價值將更加高，利潤也將加大。其次，應當偏向于產品差異化的生產思路。在物欲橫流的當下時代，追求個性的思想觀念變得愈加強烈。產品差異化，除了更能排除異己，在競爭中能夠樹立起自己的品牌與口碑，從而可以獲得與之俱來的難以復制的競爭優勢。最后，應當加大技術含量高的制造業產品的投資與生產。技術含量程度越高，產品的投入回報率自然是更高的，而且可以避免勞動力成本繼續攀升所帶來的威脅。我國不能再一味的停留在低端制造的定位，而應該將高新技術普及開來，將制造業的技術含量提高起來，從而可以大大提高產品自身除勞動力以外的附加值，那么，制造業產品的利潤也將更加客觀。

3 .企業應對策略

在勞動力成本上升的前提下，作為微觀要素的企業應當從自身角度出發積極應對，正如前文所說提升自身高新技術研發能力與創新能力的提升。其次，企業應當盡力做到滿足現有員工的工作期望回報，從而吸引優秀人才。與此同時，應當提高員工的生產能力以及教育水平等綜合素質，比如，企業可以自行開展職業技能培訓課程及相關考核體制，與大專類院校合作進行在職員工校園授課的教育，支持員工進行相關證書的考試并予以報銷等鼓勵，以獎金的方式支持員工對技術的創新與改造。尤其是中小型企業，更要著重依賴于產業集聚區的規劃與整體效應來提升自我的發展。例如西安的高新區即為高新技術開發聚集區，中小企業可以借鑒大企業的創新創造能力，跟著研發新的生產技術或者新的生產工序，繼而提高自身的效率與利潤率。企業的融資與上市等都形成了規模性的牽連體制，相互依托又相互幫襯。從而，勞動力成本上升的影響力度相對來說將會減弱，企業自身的創造力與品牌力量得到提升的同時，其實力與競爭力也將得到很大的提高。

由以上分析可知，我國制造業勞動力成本上升趨勢的現狀是不可避免的，也將是會在一定時期內繼續保存下去，因此，制造業等行業要想適應此環境并仍能保持優勢，首先就要先利用好我國依然存在的勞動力成本優勢以及我國卓越的勞動力勞動生產率提升迅速的優勢。即使我國制造業勞動力成本上升造成了對進出口總額、物價水平、我國吸引外資水平以及我國就業從業率等方面的一系列問題，但這些并不妨礙我國制造業自身通過產業結構升級以及產業聚集效應來用技術與資本來替代勞動力的效應從而減弱勞動力成本上升的影響力度。

無論在國家層面、產業層面還是企業層面上，都應該一起采取積極的應對策略，只有各個層面的應對策略齊頭并進，相互協調整合，才能充分發揮我國制造業勞動力成本上升的正面效應，又可以協調的避免我國制造業勞動力成本上升的負面效應對我國經濟的沖擊力，如此一來，即使在我國制造業勞動力成本上升的趨勢下，我國制造業的發展也將會邁上新的增長模式，我國經濟的整體發展水平也將步入一個嶄新的臺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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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新創造勞動力自身的價值范文

【關鍵詞】管理型人力資本；技術型人力資本；現代企業；C―D模型；博弈合作條件

隨著經濟全球化和知識經濟的發展，公司價值創造的關鍵驅動要素已經從有形資本轉向無形資本。對于上市公司來說，合理配置和有效營運資源，最大化股東財富仍是其目標。然而現實中常會出現：一些財務報告資源十分有限的上市公司，能夠創造數倍乃至數十倍于資源的產出；一些資不抵債（即屬于股東的財務資源為負值）的上市公司依然可以在資本市場上出售。這些表明衡量公司的價值時，不單需要衡量物質資本，還需要考慮人力資本，二者共同決定公司價值。目前我國高科技上市公司的行業分布比例過于集中，IT、電子信息、制造業占據了80%以上，很多行業高科技上市公司數量仍然為零，行業風險抵抗能力較弱。而高科技產品的特點決定高科技上市公司技術優勢和技術專利雖然使得競爭中的市場偏向于領先者，但受到替代品和替代技術的威脅也更大，使得高科技上市公司的研發成本在其總成本中必然占據較大比例，再加上多數高科技上市公司盈利能力不高的現狀，使得公司抵抗市場風險和行業風險的能力相對較弱。因此，同為高科技上市公司價值創造源泉的管理型人力資本如何妥善選擇技術性型人力資本，避免技術型人力資本流動性威脅，成為高科技上市公司持續發展的一個重要課題。

一、高科技上市公司管理型人力資本和技術型人力資本的內涵

人力資本作為公司價值創造的根本性、能動的活資源，是勞動者在勞動過程中體現出來的體力、知識、技能，其效率的高低直接決定著公司效益。而依據人力資本的非同質性，可以將人力資本劃分為：管理型人力資本和技術性型人力資本，兩者同為創造企業價值的根本性資源。本文的管理型人力資本指市場上處于稀缺狀態，且具有不可替代的高級管理人員的管理才能。其價值體現為管理型人力資本所有者在經營管理方面提供的現實的和潛在的創造性勞動。技術性型人力資本指特定的群體擁有的技術、專業技能、專業經驗，具有著創新性、營利性、價值波動性、流動性和團隊性的特點。其價值體現為技術型人力資本所有者在勞動過程中體現出的創新能力。

對于高科技公司上市來說因其產品的特點使得較其他上市公司而言，高科技上市公司研發成本在其總成本占據較大比例，次等產品獲得領先優勢的可能性將威脅既得利益者的領先優勢。高科技上市公司的上述特點決定了對于公司價值的評估不應過分看重目前的盈利狀況，而應注重行業發展前景、以及由技術創新能力決定的成為行業領先者的潛力。在不考慮外部因素的情況下，技術創新能力便成為了企業價值評估的關鍵。因此對于高科技上市公司來說，相比較管理型人力資本，技術型人力資本對于企業價值成倍增長或快速下降起到更為重要的影響，即相比較管理型人力資本，技術型人力資本是企業價值創造的核心。

因此，考慮到技術型人力資本的流動性特性，管理型人力資本所有者為了公司的持續發展，必然會依托于所處公司管理體系中的較高層次，依據自身能力和職位權利選擇的他們認為適合的技術型人力資本，即兩者之間存在博弈分析。

二、管理型人力資本選擇技術型人力資本的博弈分析

現代企業是指在既定的自然資本和社會資本的環境下，由物質資本所有者、人力資本所有者和勞動力所有者三方經過動態博弈簽訂一份特殊的市場契約而形成的一個具有有機整體性、生產性與交易性的法人組織。高科技上市公司作為現代企業中的一部分，因其技術型人力資本是企業價值創造核心的特殊性，使得研究現代企業范疇下的人力資本成為了關鍵。

根據馬克斯、恩格斯的剩余價值理論，人力資本即勞動力價值等于必要的勞動價值和剩余價值之合。其中，必要的勞動價值作為補償勞動力消耗的部分，體現為人力資源的投入成本；而剩余價值部分則體現為人力資源所創造的新增的價值部分，是企業新創造的價值。因此企業的新增價值是以物質資本所有者提供的資源為基礎，由人力資本所有者和勞動力所有者運用自身的體力、知識、技能共同創造所得。再根據人力資本的進一步劃分：管理型人力資本和技術型人力資本，則企業價值的創造者應擴展為：管理型人力資本所有者、專業性型人力資本所有者和勞動力所有者。

依據管理型人力資本的定義，知道管理型人力資本所有者的創造性勞動是以其管理地位和才能為基礎。而創造性勞動的實現需要消耗一定的生產和生活資源。對于高科技上市公來說，管理型人力資本在實現其功能的過程中消耗的這些資源來一部分來自于物質資本所有者提供的物質資本；另一部分來自于管理型人力資本所有者創造的價值，目的是為公司創造新的價值。因此為實現最大化股東財富，無論是物質資本所有者提供的物質資本，還是管理型人力資本所有者創造的價值，在職權范圍內這些資源都將為管理型人力資本所有者持續擁有。并且管理型人力資本以上述資源為基礎選擇技術性人力資本所有者。因此，本文認為管理型人力資本所有者持續擁有的、可以作為選擇技術性人力資本所有者依據的資源為管理型人力資本所有者的物質資本M1，其創造性勞動為人力資本K1。同理，技術型人力資本所有者持續擁有的、可以作為選擇管理性人力資本所有者依據的資源為技術型人力資本所有者的物質資本M2，其創新能力勞動為技術型人力資本所有者的人力資本K2

假定上市公司的生產函數為：

F=f（N，S）（M，K，L）=A（N，S，L）×Mα×Kβ=A×Mα×Kβ

式中，F表示總收益；f（N，S）表示在既定的自然資本N和社會資本S下的函數結構；M表示物質資本；K表示人力資本且經過適當調整使得一單位的人力資本等于一單位的物質資本；L表示勞動力；A（N，S，L）表示在勞動力固定的前提下，具體的C-D生產函數的系數函數，且為常數A，并且0≤α≤1，0≤β≤1。從而，C-D生產函數可簡化為F=A×Mα×Kβ。

綜上所述，假定管理型人力資本所有者具有的物質資本M1和人力資本K1，專業性型人力資本所有者具有物質資本M2和人力資本K2。根據人力資本的達爾文性：現代企業的金字塔結決定了下級員工必須在上級員工的授權范圍內進行活動。因此對于高科上市公司來說：管理型人力資本因為所處的層次較高，其所有擁有的物質資本必然大于專業性型人力資本；而作為價值創造核心的專業性型人力資本所有者擁有的人力資本必然大于管理型人力資本所有者擁有的人力資本：M1>M2，K2>K1，即K1∪K2=K2。從而，管理型人力資本所有者的單獨收益為FMK=A×M1α×K1β，專業性型人力資本所有者的單獨收益為FPK=A×M2α×K2，兩者合作收益為FMP=A×（M1+M2）α×（K1∪K2）β=A×（M1+M2）α×K2β。按要素公平分配可得：管理型人力資本所有者獲得收益FMP×（M1+K1）/（M1+M2+K2），技術型人力資本所有者獲得收益FMP×（M2+K2）/（M1+M2+K2）。根據博弈公平的收益分配方式：合作雙方各自的單干收益就是各自的博弈力量，雙方按照博弈力量的比例相對公平地進行合作收益分配，管理型人力資本所有者獲得收益FMP×FMK/（FMK+FPK）。技術型人力資本所有者獲得收益為FMP×FPK/（FMK+FPK）。

因此，管理型人力資本（MK）選擇專業性型人力資本（PK）并且能為專業性型人力資本所接受的條件是合作收益大于雙方單獨收益之和，即FMP>FMK+FPK，顯然合作方式亦要滿足兩個分配條件：FMP×FMK/（FMK+FPK）>FMK，FMP×FPK/（FMK+FPK）>FPK。

為更清楚地說明問題，此時假定專業性型人力資本所有者的物質資本M2=0，即高技術型人力資本所有者在被管理型人力資本所有者選擇前不具有物質資本，此時他的人力資本價值因為沒有資源而無法利用，只能尋找管理型人力資本所有者合作。并合理地規定α=β=1，FPK=K2，有FMP=A×（M1+M2）α×K2β=A×M1×K2，雙方合作的基本條件變為：A×M1×K2>A×M1×K1+K2K2>A×M1×K1/（A×M1-1）。

由雙方合作條件為K2>A×M1×K1/（A×M1-1），求導得：dK2/dK1>A×M1/（A×M1-1）>0。此時，K2為K1的嚴格單調遞增函數。

由此可以得出結論：在確定的生產函數和按照博弈公平分配收益的前提下，高科技上市公司的技術性型人力資本所有者的人力資本K2不但要大于管理型人力資本所有者的人力資本K1，還必須有一定的人力資本差額，且應隨著管理型人力資本所有者的人力資本增加而嚴格增加。在滿足合作的條件下，管理型人力資本所有者會選擇技術型人力資本所有者，而具有較少物質資本的專業性型人力資本會樂意接受選擇；反之，上述情況則不會發生。

因此，管理型人力資本所有者為減少企業風險，在選擇技術型人力資本所有者時，會先對技術型人力資本所有者進行評估，判斷其人力資本是否大于管理型人力資本所有者的人力資本。同時技術型人力資本所有者也會對物質資本經行評估，尋找最能發揮自己人力資本的職位。現實中，物質資本的大小較為容易判斷，技術型人力資本所有者的人力資本因為其價值――創新能力需要在勞動過程中才能體現，無法在前期準確判斷。因此本文引入依據其他信號指標對技術型人力資本所有者的人力資本評估。

三、技術型人力資本所有者的人力資本的評估依據

本文以人力資本所有者擁有人力資本的六大信號為基礎，結合管理型人力資本和技術型人力資本特點認為選擇選擇技術型人力資本所有者時，應考慮以下六點：

1.物質資本。對于管理型人力資本所有者而言，無論技術型人力資本所有者擁有的物質資本是他過去所創造，還是今后能持續擁有這些物質資本，都說明其具有較高的人力資本。

2.文憑培訓等相關證書。相關證書直接顯示技術型人力

資本所有者在既有的天份下，正式接受教育培訓或自學實踐等勞動投資的成果，可以作為判斷其擁有人力資本的重要標志。因為，雖然具有人力資本不等于能夠使其人力資本大于管理型人力資本所有者擁有的人力資本。但依據平均概率，選擇較高勞動投資成果的風險低于較低勞動投資成果。

3.過去的成績。技術型人力資本所有者在過去時間內取得的成績，只要與現今的高科技上市上市公司所處的環境沒有太大變化，且技術型人力資本所有者在生理與心理上也沒有大的變化的情況下，過去的業績顯然證明其人力資本的價值。

4.生態位人力資本，指個人位于社會經濟系統中的位置與功能，以及由此導出的在經濟方面的影響力。由于現實社會的信息不對稱性，首先進入管理型人力資本所有者搜索范圍的人選，必然是與他具有直接強關系的候選人。其次才可能是間接的弱關系的候選人，最后才是沒有關系的人。顯然，具有較高的生態位人力資本會成為影響管理型人力資本所有者正確判斷的影響因素。

5.道德水平。本文認為道德水平高的人相比較而言是負責任的人。如果個人不符合公司要求，沒有較高的人力資本，出于道德束縛不會接受選擇。

6.風險偏好。分享上市公司剩余收益領取薪金的情況下，風險規避型的技術型人力資本所有者如果沒有較高的人力資本，可能不會接受選擇。

六點指標中前三點比較直觀為顯性指標，后三點較為隱秘為隱性指標。因此判斷時，應有所側重。綜上所述，高科技上市公司的管理型人力資本所有者在選擇技術型人力資本所有者時，應該在博弈合作的基礎上，依據六點指標有所側重的對技術型人力資本所有者進行正確評估。

四、結語

本文依據高科技上市公司的特點，論述了管理型人力資本和技術型人力資本的價值特征。同時依據現代企業概念以C―D函數為基礎，論證了管理型人力資本選擇專業性型力資本的博弈合作條件，并提出了評估技術型人力資本所有者的六大指標，為高科技上市公司減少企業風險提供了建議。但是本文也有不足之處，比如在進行博弈合作條件的分析時，沒有考慮到技術型人力資本所有者的自我實現需求，同時也沒有對六大指標進行進一步的量化等。對此，今后將進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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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新創造勞動力自身的價值范文

關鍵詞：創新；創業；能力

中圖分類號：G642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002-7661（2014）10-006-02

在新的形勢下加強大學生創新精神和創業能力的培養是高校人才培養的戰略性問題，全面開展切實有效地創新創業教育，進一步加強對學生創新精神與實踐能力的培養，越來越成為我國高等教育改革發展面臨的重要任務。

一、培養大學生創新創業能力的必要性

1、培養大學生創新創業能力是緩解不斷擴大的社會就業壓力的需要

進入21世紀的第一年，我國普通高校畢業生只有107萬。2013年，全國普通高校畢業生規模達到699萬人，比2012年增加19萬人，高校畢業生就業形勢更加復雜嚴峻。由21世紀教育研究院、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聯合主辦的“深化教育領域改革研討暨《中國教育發展報告(2014)》新聞會”在北京舉行。會正式了2014年教育藍皮書《中國教育發展報告(2014)》。《教育藍皮書》指出，2013年“史上最難就業年”高校畢業生初次就業率為71.9%。

面對日趨嚴峻的就業形勢，在大學生中開展創業教育，對于大學生參與社會競爭，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高校畢業生大多在20～25歲之間，這個年齡的人具有強烈的求知欲和好奇心，他們要求獨立地、有主見地處理自己的事情，依賴父母的心理逐漸消失，社會責任感和道德感明顯增強，同時又處在人生的重大轉折和突變時期，有很大的可塑性。

2、培養大學生創新創業能力是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城鄉產業結構將依據市場的不斷變化進行相應調整，從而帶來勞動力的轉移和職業崗位的轉換，而且還應該具備新技術、新工藝的實施以及新產品的開發和創造能力。也就是要求未來的勞動者不僅要具備從業能力，還必須具備創新創業能力。因此，不斷加強大學生創新創業能力的培養正是適應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對人才培養方面的諸多要求，同時也能促進高等教育自身的改革與發展。

二、大學生創業能力存在的問題

大學生在創業的知識以及相關能力存在有一定的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三點：

1、大學生對創業的了解程度及看法方面了解不深入

多數學生雖然對創業的信息或多或少的了解一些，但并未真正的了解到創業所要求的專業知識，對政府所實施的大學生創業優惠政策也是了解不夠深入，不少學生對于自主創業，只是處于想想而已，如果讓其選擇，多數同學還是會選擇找一份工作，不管這份工作是否有發展前途。

2、大學生對自身創業能力的認知不足

自主創業要求學生自身具備特定的素質和能力，但是多數學生認為自己缺乏創業能力，表現出不自信的態度。每個人自身的特質不同，并不是要求人人都可以成為企業家，因為成為合格的企業家需要具備開拓魄力、冒險精神、遇到困難百折不撓的毅力等多方面的素養。雖然我們不能每個人都盡善盡美，但是教育卻可以在這方面進行努力，培養學生的能力，使學生具備自主與適應社會的能力、出色的團隊合作的能力、較好的專業知識與優秀的管理經驗、創新與創造思維的能力、有效地溝通與表達的能力、坦然應對壓力與挫折能力等能力。使學生具備相關能力也就是將每個人塑造成美玉的過程，這個過程也就是對學生自身人格、能力、素養從新塑造的過程。

3、大學生在對自身優劣勢認知不足

學生普遍認為，自己的劣勢主要表現在缺乏社會經驗、創業的專業知識與技能和資金上。缺乏相關經驗與資金這是每個初創業者都面臨的困境，但是學生自有其他創業者所不具備的優勢:年輕有拼搏精神、有創新精神與創造能力、具備專業技能，這些都是大學生在開展創業時所擁有的優勢，但是僅憑熱情與活力還遠遠不夠，深入認清創業的運行機制才是學生初創業時所首先面對的。

三、高校在培養大學生創新創業能力的途徑

1、加強創業教育師資隊伍建設，培養創新創業品質

高校人才培養的質量和成果價值最終都取決于教師。具有較高創造性思維修養和創造精神的教師，才能培養。具有質疑精神、思考能力的學生，學生才敢于冒險、敢于探索，才會突破常規，進行創造性的研究性學習。沒有一定數量的創造性教師隊伍。就不可能培養具有創新創業品質的學生。學校可以聘請社會上成功的創業人士或校友為客座教授，為學生開展專題講座，傳授創業技能知識，使學生獲得實際經驗。

一批優秀的創業教育師資隊伍可以對大學生的團隊精神與協作意識等創業品質給予強化。創業往往不是一個人單槍匹馬所能實現或完成的。它需要組建起自己的團隊。一個精誠團結、各方面能起互補作用的團隊，才能實現1+1>2的效果，才能保證創業的成功。通過教師隊伍的指導，引導學生正確認識和分析自我，確定正確的人生目標，樹立高度的責任感和榮譽感，培養合作意識。將為大學生創業能力的形成產生深刻的推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