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經濟政策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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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傳統經濟政策范文

1.1重農抑商的傳統管理思想

這種管理思想歷史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戰國時期，重農抑商也是古代經濟政策的重要內容之一。在古代，儒家和法家雖然持有不同的價值觀，但在重農抑商這一點上，兩大家卻持有共同的觀念。孟子認為“為富不仁”，他又將謀富強者視為民賤，荀子強調富強，但卻不放棄“工商眾則國貧”這一思想理念，這二人雖然是著名的思想家，但二人的思想顯然被當時農業社會的經濟現實禁錮。而儒家思想的權威性使得古代這種經濟政策有了更加牢固的思想基礎，嚴重阻礙了古代經濟的發展進程。

1.2儒家和墨家思想的影響

儒家思想注重教化，通過三從四德、三綱五常的倫理教化，對家族關系進行了嚴格的界定，這也為當時經濟社會的穩定打下了基礎。早在前秦時期，由于中國古代社會存在較大的貧富差距，因此很多思想家不斷努力，來改變這種境況。墨家和儒家都認為，經濟生活要人人平等，孔子就是最早提出均平原則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就是這種思想的體現。顯然這種思想是錯誤的，這也是運動失敗的原因之一，“均平富”的經濟指導方針是不符合客觀實際的。

2傳統經濟思想對當代經濟管理實踐的啟示

隨著我國社會的不斷發展，尤其是進入社會主義之后，傳統經濟思想已經難以適應當代社會經濟發展的要求。但是傳統經濟的思想仍然值得我們分析和探討。

2.1對現代企業經濟管理的啟示

縱觀歷史，我國當代企業經濟管理的理論與方法除了來自于西方以外，就是從古代經驗理論逐步發展而來的。“實踐出真知”“，摸著石頭過河”這是這種理論的形象表達。在經濟管理過程中，任憑出現再多的學派，但這個基礎從來不變。這也是東方傳統管理與西方傳統管理區別之所在。

2.2對現代農業經濟的啟示

農業是中國傳統經濟的命脈。發展農業也是傳統經濟管理思想精髓所在，在現代社會，雖然出現了工業和第三產業這兩大產業，但是國家對農業的發展要求依然是十分依賴，農業不僅是國民生產的重要內容之一，更關系著國計民生，因此現在社會重視農業經濟的指導方針和傳統經濟管理的思想是相統一的。古代中國農業社會雖然是分散的、小規模的、靠天吃飯狀況，但提高農產品產量的探索從來就沒有停止過。自先秦以來，中國社會的管理者不僅在思想上重視農業，在實踐中也不斷對農業的區域結構、水利設施、收儲政策等方面進行不斷的探索與改進，目的是力求使農業的發展能夠長期穩定，這和當代中國對農業的管理思想上是一致的。為了使當前農業經濟能夠長期穩定發展，國家不斷進行“三農”改革，不斷打牢農業基礎。這也是傳統經濟管理思想對現代農業管理的啟示，只有農業結構能夠穩定長久發展，社會才能安定，民生才會和諧。

2.3對貨幣金融管理的啟示

我國傳統貨幣金融管理體系中，人們最關注的就是商品的價格，并始終按照谷米價格作為定價的基準，避免“谷賤傷農”是這一時期的主要政策。從奴隸社會到現代社會，人們一直在對貨幣的管理進行改革，從秦始皇統一貨幣一直到兩宋、元朝、明朝、清朝直至當代，貨幣的形式與內容都發生很大的變化，但以農業豐、欠作為考量貨幣發行多少的基礎一直沒有變。雖然在當代金融界，出現了諸如基金、保險、股票、國債等多種金融形式，政府對金融管理的方式也多種多樣，但整個金融界對農業的依賴程度有增無減。這樣才能保證金融市場的穩定，才能夠讓我國平穩健康的發展。

3結語

第2篇：傳統經濟政策范文

迄今為止，人類社會進行物質資料生產的經濟活動，大約已有200萬年的歷史。在經濟活動中對資源有效利用問題的探索，也經歷了2000多年的時間，最終成為一門獨立的經濟學科，則是近幾百年的事情。有關文獻資料表明，經濟學出現于奴隸社會產生以后，古希臘思想家色諾芬（約公元前430—前354）的《經濟論》一書問世，表明了西方開始出現了早期經濟學。《經濟學》是一部研究奴隸主家庭經濟管理問題的著作。色諾芬認為，經濟學研究的是善良的主人如何管理好自己的財產。經濟學雖然出現于奴隸社會，但在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并未能形成一門獨立的學科。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的社會科學并取得政治經濟學這一科學名稱，是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產生與發展而形成的。17世紀初，法國重商主義代表安•德•蒙克萊田（1575-1622）出版了《政治經濟學》，其用意在于表明他所論述的經濟問題已超出家庭或莊園經濟的范圍，而且涉及國家或社會的經濟問題。但重商主義經濟學還不能算做真正的現代經濟學，因為其研究范圍僅局限于流通過程。真正的現代經濟科學，只是當理論研究從流通過程轉向生產過程的時候才開始的，完成這一轉變的是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

本方經濟學從產生到現在，已有200多年的歷史。200多年來，西方經濟學的發展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古典經濟學階段、傳統經濟學階段、現代經濟學階段。

第一階段：古典經濟學階段古典經濟學產生于17世紀中葉，是由英國古典經濟學家威廉•配第開始發展起來的。但它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則是由另一位英國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創建的。1776年，亞當•斯密出版了《國民財富的性質與原因的研究》一書，標志著古典經濟學的正式創立。在這本著作里，亞當•斯密提出了著名的被后人稱之為“看不見的手”的原理。亞當•斯密寫到：每個人都在力圖應用他的資本，來使其生產品能得到最大的價值。一般地說，他并不企圖增進公共福利，也不知道他所增進的公共福利為多少。他所追求的僅僅是他個人的安樂，僅僅是他個人的利益。在這樣做時，有一只看不見的手引導他去促進一種目標，而這種目標絕不是他所追求的東西。由于追逐他自己的利益，他經常促進了社會利益，其效果要比他真正想促進社會利益時所得到的效果要大。古典經濟學批判和否定封建主義的生產方式，研究和提倡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但是，隨著資產階級確立政治統治地位，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矛盾趨于激化，使古典經濟發生了危機。

第二階段：傳統經濟學階段18世紀末，古典經濟學宣告解體，形成了以法國的薩伊、英國的馬歇爾等為代表人物的傳統經濟學派。其標志是馬歇爾在1890年所出版的《經濟學原理》一書。傳統經濟學主張自由競爭和自由放任的經濟原則，反對政府干預經濟，認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能夠自行調節而實現經濟資源的有效配置，保證經濟增長。但是，20世紀30年代，資本主義國家發生的嚴重經濟危機，使傳統經濟學走入困境。

第三階段：現代經濟學階段現代經濟學產生的標志，是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于1936年出版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一書。在書中，凱恩斯表示，資本主義市場機制并不能自行調節資源的有效配置，資本主義經濟也不總是實現充分就業，相反，資本主義經濟常常沒有達到充分就業。他主張，要實現充分就業，資本主義國家就必須對經濟進行干預，有效刺激總需求。凱恩斯的國家干預政策，幫助危機中的資本主義國家走出了困境，困此受到了普遍的重視。

但是，20世紀70年代初，西方國家普遍發生了經濟“滯漲”，即經濟停滯與通貨膨脹并存。凱恩斯主義對此無法解釋，也沒有有效的應對方法，從而使西方經濟學又一次陷入困境。面對這種局面，西方經濟學的眾多流派紛紛出現，主要包括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貨幣學學派、供給學派、理性預期學派、新制度學派等。新自由主義者強調市場機制自動調節作用，反對國家對經濟生活的過度干預；貨幣主義者強調貨幣政策的重要性；供給學派主張削減稅率；理性預期學派則試圖用信息的不完全來解釋資本主義經濟運行的波動。經濟學產生和發展的歷史研究表明，對各種經濟活動和經濟關系的研究形成經濟理論，研究人類社會活動和經濟關系的各種經濟理論形成經濟學。經濟學（economics）研究社會如何管理自己的稀缺資源，即研究資源的優化配置和充分利用。

二、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內容

現代西方經濟學根據其研究的對象、內容和研究方法，大體上可以分為兩類：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

（一）微觀經濟學

1、微觀經濟學的定義

“微觀”的英文為“Micro”,意思是“小”。微觀經濟學以單個經濟單位為研究對象，通過研究單個經濟單位的經濟行為以及相應的經濟變量的單項數值的決定，來說明價格機制如何解決經濟資源的配置問題。微觀經濟學的定義包括三個方面的要點：第一，研究對象是單個經濟單位。單個經濟單位是指組成經濟的最基本的單位，即家庭與企業。家庭是經濟中產品的需求者（消費者）和生產要素的供給者；企業是經濟中的產品的供給者（生產者）和生產要素的需求者。家庭面臨的問題是，在既定收入的約束下如何使自己的滿足程度（效用）最大化。企業面臨的問題是，在投入一定生產要素條件下，如何使利潤最大化。既然微觀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單個經濟單位，那么其研究方法就只能是個量分析。個量分析是研究經濟變量的單項數值如何決定。單個經濟變量包括單個生產者的產量、成本、利潤，單個消費者的效用，單個商品的需求量、供給量、價格等。第二，中心理論是價格理論。在市場經濟中，家庭和企業的行為都要受到價格的影響，生產什么、如何生產以及為誰生產都由價格決定。價格像一只看不見的手，調節著整個經濟活動，實現了經濟資源的最優配置。因此，微觀經濟學的中心理論是價格理論，其他內容都圍繞這一中心問題進行的。所以，微觀經濟學又稱為價格經濟學或價格理論。價格理論實際上就是古典經濟學的創始人英國經濟學家亞當•斯密所提出的“看不見的手”的原理。第三，解決的問題是資源配置。資源配置就是經濟資源的不同用途的選擇。解決資源配置就是需要使資源配置達到最優化，即使社會福利達到最大化。微觀經濟學從研究單個經濟單位的最大化行為入手，來解決經濟資源的配置問題。其原理如下：如果每個經濟單位都實現了最大化，那么，整個社會的資源配置也就實現了最優化。

2、微觀經濟學的研究內容

微觀經濟學主要的研究內容包括：第一，均衡價格理論。研究某種具體商品需求、供給以及價格的決定。在此基礎上，分析價格如何調節整個經濟活動。這一部分是微觀經濟學的中心內容，其他內容都是圍繞這一中心而進行的。第二，消費者行為理論。研究消費者（家庭或個人）如何在有限收入條件下購買各種商品組合，以實現效用最大化。消費者的購買行為從需求方面決定了價格。第三，生產者行為理論。研究生產者如何在有限投入條件下使用各種生產要素組合，以實現利潤最大化。生產者的生產行為從供給方面決定價格。第四，市場結構理論。研究廠商在不同結構市場上的行為特征與市場均衡。前述的均衡價格理論研究的對象是完全競爭市場，這一部分研究其他市場結構中均衡價格的決定的理論。第五，分配理論。研究社會產品按照何種原則在集團或個人之間進行分配，即研究工資、利息、地租和利潤如何決定。在一部分是運用價格理論解決為誰生產的問題。第六，一般均衡理論與福利經濟學。研究經濟資源配置最優化的實現以及社會福利的實現等具有一般性的問題。第七，市場失靈與政府失靈。傳統微觀經濟學理論有比較嚴格的假定條件：完全競爭、完全理性、完全信息。現實生活中，這些假定條件很難同時滿足，這是因為存在著公共物品、外部性、壟斷與信息不完全。在這種情況下，價格調節經濟會受到影響，并不總能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被稱為市場失靈。解決市場失靈可能需要政府對經濟進行適當干預。但是，政府在制定經濟政策調節經濟過程中，也會出現一系列問題，從而導致資源配置的無效率，即政府失靈。除此之外，現代微觀經濟學研究的內容還非常廣泛，如產權經濟學、制度經濟學、家庭經濟學、人力資本理論等。例如，像國企、私企、外企等根據市場要求組織生產配置人力、物力、財力。生產什么，生產多少，怎么生產，按什么價格出售等等每一環節，都是微觀經濟學研究的內容。

（二）宏觀經濟學

1、宏觀經濟學定義

“宏觀”的英文為“Macro”，意思是“大”。宏觀經濟學以整個國民經濟為研究對象，研究社會總體經濟問題以及相應的經濟總量如何決定及其變化，最終說明經濟資源如何充分利用的問題。宏觀經濟學的定義包括三個方面的要點：第一，研究對象是整個國民經濟。宏觀經濟學所研究的是各個經濟單位所組成的國民經濟整體。如果把各個經濟單位比喻為一棵棵樹木，那么由它們所組成的國民經濟整體就好像森林。宏觀經濟學就要研究整個經濟運行規律，從總體上分析經濟問題。宏觀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決定了其研究的方法，只能采取總量分析。總量是指能反映整個國民經濟運行狀況的經濟變量，主要包括國內生產總值、總投資、總消費、一般價格水平、經濟增長率、國際收支、匯率、貨幣供給量、貨幣需求量等。宏觀經濟學通過分析這些經濟總量的決定、變化及其相互關系，進一步說明整體經濟運行狀況，以及經濟政策的運用。第二，中心理論是國民收入決定理論。宏觀經濟學把國民收入（國內生產總值）作為最基本的經濟總量，以國民收入的決定為中心來分析整個國民經濟的運行規律。國民收入決定理論是宏觀經濟學的核心，其他經濟理論則是運用這一理論來解釋整個經濟中心出現的各種問題。第三，解決的問題是資源利用。宏觀經濟學把資源配置作為既定的前提，解決經濟資源的充分利用問題。宏觀經濟學主要研究已經配置到各個經濟單位的經濟資源的利用情況、充分利用經濟資源的途徑以及對一國經濟總量的決定問題。

2、宏觀經濟學的研究內容

宏觀經濟學的研究內容主要包括：第一，國民收入決定理論。國民收入（國民生產總值）是宏觀經濟學最基本的經濟總量，是衡量一國（或地區）國民經濟整體狀況的基本指標。宏觀經濟學主要通過研究國民收入的決定，進一步研究宏觀經濟中的其他問題，如物價水平、就業狀況、經濟周期問題等。第二，失業與通貨膨脹理論。失業反映一國資源的閑置狀況。通貨膨脹是指一國一般物價水平的持續上升過程。失業與能貨膨脹是任何國家都非常關注的問題。宏觀經濟學將失業與通貨膨脹聯系起來，分析其產生的原因，尋找克服的途徑。第三，經濟增長與經濟周期理論。經濟增長是指一國（或地區）國民收入的持續增加。經濟周期是指國民收入在短期內由衰退與繁榮交織而成的波動狀況。這一理論主要研究國民收入短期波動的原因、長期經濟增長的源泉等問題，以求實現較小波動的長期經濟增長。第四，開放經濟理論。現實中的經濟都是開放的。在開放經濟下，商品與要素跨越國界，在世界范圍內流動，從而將各個國家的經濟緊密聯系在一起。開放經濟理論分析國家間經濟過程的相互影響，進一步提出調節經濟的措施。第五，宏觀經濟政策。宏觀經濟學在分析整體經濟運行狀況的基礎上，提出國家調節經濟的理論和方法。宏觀經濟政策就是在宏觀經濟理論指導下，由政府出面對經濟進行有效的干預。宏觀經濟政策主要包括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宏觀經濟政策理論主要研究政策內容、政策目標、政策工具以政策的傳導機制。例如，國民收入、財政、稅收、失業通脹治理、我國的可持續發展戰略、拉動內需等等都屬于國家宏觀調控，屬于宏觀經濟學研究的范疇。

第3篇：傳統經濟政策范文

一、轉型發展、資源配置制度與國民經濟政策體系

本文對制度變遷條件下國民經濟政策體系的模式定位的研究借鑒了西方學者的已有成果，但是本文的分析與其存在諸多差異。這種差異顯著地表現在兩者的分析前提和假定上。

（一）極度不合理資源定價機制與不完備資源市場假定

制度變遷條件下中國現階段的極度不合理資源價格與不完備資源市場是西方學者無法完全想見的；

（二）制度變遷條件下中國的資源市場長期處于短缺的非均衡狀態

（三）制度變遷條件下資源分配的非市場化與過多行政干預

（四）資源管理中政府官員行為動機復雜化

其中，資源管理階層為了獲得行政職級晉升，在經濟管理中導入非經濟目標，從而成為中國現階段國有資源型企業有的“政治―――經濟人”。

中國學者與西方學者對制度變遷條件下資源價格定價機制與資源市場的論述存在差異，主要原因是西方學者對資源價格定價機制與資源市場進行分析的制度背景是規范的市場經濟制度，而中國資源價格定價機制與資源市場分析的制度背景是中國資源配置制度正處于以轉型發展為主要特征的制度變遷過程。轉型是指中國資源配置制度正從計劃模式轉向市場模式，發展是指中國資源配置的管理機制正從不發達狀態邁向現代化。正是因為這一制度背景的特殊性，使得制度變遷條件下中國資源價格定價機制與資源市場等經濟問題尤為錯綜復雜，是西方市場經濟理論所不能涵蓋的。

制度變遷條件下，中國資源配置制度改革宜于采取漸進模式。正如許多專家指出：大約需要5―10年左右的時間，才能建立比較合理的資源配置制度。在不合理資源配置制度下，企業既不能實現要素最適組合，也不能貫徹利潤最大化原則，還會引致企業短期均衡與長期均衡中平均成本過高(相對與發達國家)，損害企業利益與社會福利，根本不可能形成完全意義上的現代企業運營制度。參照資源配置制度范式，中國資源價格定價機制與資源市場狀況可以簡略概括為：超經濟壟斷（行政壟斷）與過度分散競爭并存；資源利用集約程度低與企業競爭限制并存；經濟性管制和行政性管制并存。總之，中國現階段資源價格定價機制、資源市場結構與資源配置制度的優化要求尚存在相當大的差距。

二、循環經濟―――國民經濟政策體系的模式選擇

我國人口眾多，資源相對貧乏，生態環境脆弱。在資源存量和環境承載力兩個方面都已經不起傳統經濟形式下高強度的資源消耗和環境污染。如果繼續走傳統經濟發展之路，沿用“三高(高消耗、高能耗、高污染)”粗放型模式，以末端處理為環境保護的主要手段，那么只能阻礙我國進入真正現代化的速度。從長期角度來看，良性循環的社會應從發展階段開始塑造，才不會走彎路，才會得到更快的發展。我國的消費體系仍在形成階段，建立一個資源環境低負荷的社會消費體系，走循環經濟之路，已成為我國社會經濟發展模式的必然選擇。隨著未來工業化、城市化的快速發展以及人口的不斷增長，也必然要求我國選擇建立循環經濟。根據《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綱要》，到2010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要在2000年的基礎上再翻一番，今后10年的經濟依然需要保持較快的增長速度。很顯然，如果繼續沿用傳統“三高”發展模式來帶動經濟高增長，那么只能繼續削弱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換言之，我國現有的資源和能源供給幾乎不可能繼續滿足傳統“三高”模式下的未來10年經濟的高速發展。正確的選擇應該是利用高新技術和綠色技術改造傳統經濟，大力發展循環經濟和新經濟，使我國經濟和社會真正走上可持續發展的道路。

三、國家層次的國際經驗比較分析

隨著20世紀60年代以來生態學的迅速發展，使人們產生了模仿自然生態系統的愿望，按照自然生態系統物質循環和能量流動規律重構經濟系統，使得經濟系統和諧地納入到自然生態系統的物質循環過程中，建立起一種新的經濟形態。到20世紀90年代，隨著可持續發展戰略的普遍采納，發達國家正在把發展循環經濟、建立循環型社會，作為實現環境與經濟協調發展的重要途徑。在發達國家，循環經濟正在成為一股潮流和趨勢。循環經濟已經在一些發達國家中取得了成功的實踐。目前，從企業層次污染排放最小化實踐，到區域工業生態系統內企業間廢棄物的相互交換，再到產品消費過程中和消費過程后物質和能量的循環，都有許多很好的成功實例。

從國家層次來看，比較成功的國家主要有德國和日本。德國分別于1991年和1996年頒布《包裝廢棄物處理法》和《循環經濟和廢物管理法》，規定對廢物管理的首選手段是避免產生，然后才是循環使用和最終處置。日本是發達國家中循環經濟立法最全面的國家，立法的目標是建立一個資源“循環型社會”。目前，日本已經頒布了《推進建立循環型社會基本法》、《有效利用資源促進法》、《家用電器再利用法》、《食品再利用法》、《環保食品購買法》、《建設再利用法》、《容器再利用法》等七項法律。從2001年4月開始，日本開始實施這七項法律，爭取一邊控制垃圾數量、實現資源再利用，一邊為建立“循環型社會”奠定基礎。日本將走出大量生產、大量消費和大量廢棄的社會，逐步走向“循環型社會”。日本七項法律的基本精神就是體現三個要素，即資源再利用(Reuse)、舊產品和舊零件再利用(Recycle)和減少廢棄物(Reduce)的3R原則。

四、構建我國循環經濟政策體系的基本路徑分析

循環經濟是一種新型的、先進的經濟形態，是集經濟、技術和社會于一體的系統工程。現階段，我國循環經濟的進展，還更多地停留在概念層次上。發展我國的循環經濟，需要政府、企業、科學界、公眾共同努力，通過建立法規制度、推行綠色核算、開發綠色技術等措施來推動。

循環經濟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優化選擇。然而，由于循環經濟思想的前瞻性和長遠性，并不是每個企業和消費者都具有能夠理解并主動地實施它的理念。因此，國家和政府在建立循環經濟戰略的任務上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政府應該制定一系列有效的政策來引導和促進企業和消費者實施這項戰略。

（一）戰略選擇：實現國民經濟的信息化

實現國民經濟信息化要求加強經濟活動中智力資源對物質資源的替代。實現國民經濟信息化的核心是科技，關鍵是人才，基礎是教育。因此，實現國民經濟信息化，就是要發展科技，發展高新技術，促進高新技術產業化。同時重視教育，加強人才的培育，以保證智力資源的再生。

（二）經濟政策：明晰環境資源產權，調整資源價格體系，建立循環經濟模式的國民經濟賬戶

環境資源問題很大程度上根源在環境資源的濫用。而引發環境資源濫用的經濟機制在于缺乏合理的環境資源價格體系來消除經濟活動的外部性問題。在現實經濟中，環境資源的價格未能正確地反映其供求關系，低價甚至免費的資源使用使人們產生了資源豐富的錯覺，促使人們對有關資源過分使用，引發大量的環境資源污染。如果能夠建立完整的環境資源價格體系，使環境資源價值得到相對完整的體現，環境資源濫用的現象就可以得到有效的緩解。因此，經濟政策的重點就在于利用市場機制，明晰環境資源產權，使資源和其他物品一樣走入市場，使其價格正確地反映它的全部社會成本。明確的產權，合理的價格會促進稀有資源的有效使用，確保循環利用原則的實施。

在宏觀層次上，現行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也不適應循環經濟的需要。在現行體制下，人類生產和消費活動中使用環境資源和自然資源的真實成本得不到反映，而環境資源質量的退化等環境資源債務也在國民賬戶的資產負債表上缺乏反映。同時，計算方法上，環境資源污染導致環境資源質量的下降，不僅沒有從最終附加值中扣除，環境資源治理的費用還被列入了國民收入。現行核算方法嚴重背離了實際的經濟運行，并不能對“原則”的實施提供正確的指導。因此，應當采用符合循環經濟的綠色國民經濟核算方法，使其準確地反映發展中資源的代價和環境資源污染的程度。

（三）產業政策：加速實現產業發展的“循環化”和“節約化”

循環經濟并沒有所謂的“循環產業”，它只是要求對現有的產業進行“綠化”，使之符合循環經濟的要求。對工業而言，應該大力發展生態工業，也就是運用工業生態學的觀念來改造現行的工業系統。就微觀層次而言，就是按照清潔生產的理念來組織工業生產，促進原料和能源的循環利用；就宏觀層次而言，就是要大力發展工業生態鏈和興建工業生態園，在產業、地區、國家甚至世界范圍內實施循環經濟法則，使微觀企業之間形成共生系統，盡量消除廢棄物的產生。比如可以在石油冶煉、化學制劑生產等企業之間交換能量和原料。與工業類似，循環經濟的農業也應該是可持續的，它包括有機農業、生態農業等形式。目前歐盟已有包括德國在內的多個國家正在推廣一種“作物綜合管理”的持續農業計劃，擬減少對環境有害的化肥和農藥的用量，同時增加有機肥的投入。大力發展環保產業是改善現有環境的重要手段。目前我們的環境已經遭受了嚴重的破壞，基于此，一方面應該大力發展循環經濟，確保以后的環境不再遭受破壞，另一方面，對于環境已經遭受的損害，應該采用積極的方式恢復環境的清潔面貌，環保產業是彌補以前對環境欠賬的有效措施。從廣義來講，資源回收產業也是環保產業的一個組成部分。資源回收和綠色消費、綠色生產相互銜接起來，就會形成一個全社會范圍內的“自然資源―――產品和用品―――再生資源”的完整的循環經濟環路。

（四）技術政策：發展高新技術和環境無害化技術

高新技術被認為是知識經濟的技術載體。而知識經濟的發展也是符合“減量化”的要求，因此，循環經濟的技術政策中應該包括大力發展高新技術，包括信息技術、生物技術等等。

環境無害化技術是指減少污染物的排放量，合理利用資源和能源，促進廢物和產品的循環利用，或以環境友好的方式處置廢棄物的技術。它主要包括污染治理、廢物利用和清潔生產技術等。污染治理技術就是傳統的環境工程技術。廢物利用技術是進行廢棄物再利用的技術，它符合“再使用”和“再循環”原則的要求。清潔生產技術則和“減量化”原則相一致。高新技術和環境無害化技術是構筑循環經濟的物質基礎，它已經成為當今技術發展的主要潮流。一旦在這些技術上取得突破，必將加速促進循環經濟的建立，人類也會早日重建與地球的和諧關系。

（五）消費政策：引導“無公害”消費和“綠色”消費

消費在經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產品或服務只有在被最終消費之后才能真正實現其價值。因此，倡導“無公害”消費和綠色的消費政策是構建循環經濟最重要的環節。“無公害”消費和綠色消費的概念是廣義的，它有三層含義：一是倡導消費未被污染或者有助于公眾健康的綠色產品；二是在消費過程中注重對垃圾的處置，不造成環境污染；三是引導消費者轉變消費觀念，注重環保，節約資源和能源，改變公眾對環境不宜的消費方式。在目前消費疲軟的情況下，倡導“無公害”消費和綠色消費不僅可以創造新的消費熱點，拉動消費，更重要的是處于買方市場的消費需求會更有效地引導綠色生產。

（六）教育政策：開展“無公害”教育和“綠色”教育

所有政策最終的執行效果都和公眾的參與密切相關。為了提高循環經濟政策的實施效果，需要加強對公眾環境意識的培養。綠色消費引導綠色生產，而公眾的環境意識又決定其消費偏好。所以建立循環經濟最終要落腳于公眾環境意識的提高。“無公害”教育、綠色教育政策包括：逐步建立和完善環境保護工作制度，帶動民眾廣泛參與環保實踐；經常舉辦環境污染案例聽證會，加強環境案件的社會影響；加強輿論宣傳，強化環境意識。新聞媒體對綠色產品類的廣告予以優惠，政府部門應該帶頭使用綠色產品；加強教育培訓，普及環境知識；增加環保投入，加快信息自動化建設，并定期公布環境質量狀況；引進生態理念，科學規劃社區環境。

五、建立循環經濟法律保障，培育國民的循環經濟理念

為了防治污染，保護環境，我國自20世紀八十年代以后，從國情出發，制定了“經濟建設、城市建設和環境建設同步規劃、同步實施、同步發展”，“實現經濟、社會和環境效益相統一”的戰略方針，實行“預防為主”，“誰污染、誰治理”，“強化循環經濟管理”三大環境政策，以此為循環經濟保護立法、執法和守法的基本準則。初步形成了循環經濟資源保護的法律體系框架。

第4篇：傳統經濟政策范文

隨著環境保護工作的不斷深入，環境問題的復雜性日益凸顯，傳統環境管制手段已暴露出嚴重的缺陷，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的環境經濟政策應運而生。近年來，環境經濟政策在西方發達國家尤其是OECD(經合組織)中發展迅速，已經在環境保護工作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和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完善，環境經濟政策也備受青睞。《國家環境保護“十二五”規劃》提出以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提高生態文明水平的新要求，積極探索代價小、效益好、排放低、可持續的環境保護新道路。［1］說明環境經濟政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但由于受長期計劃經濟的影響，我國的環境治理仍以直接管制手段為主，尚未建立起一套利用市場經濟的環境保護政策體系，環境經濟政策還只是政府環境管制的一種輔助手段。環境經濟政策應該成為協調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柱，我國要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也必須依賴環境經濟政策。

目前對環境經濟政策的研究多側重于經濟學、法學領域，鮮有從哲學、倫理學角度進行研究的。誠然，在環境經濟政策的經濟學和法學研究中，許多學者都已意識到環境經濟政策的哲學、倫理學研究對環境經濟政策有著意識形態的根本導向作用，但是這一方面的研究卻遲遲未有進展，主要是因為它尚未引起倫理學界足夠的重視，其他學科領域對環境經濟政策的研究中雖然有所提及，但都是淺嘗輒止，缺乏深度和廣度。并且由于我國還是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任務艱巨，環境經濟政策遇到重重阻力，加上長期以來的行政主導的環境管制模式，導致部門間利益關系錯綜復雜，這些都導致環境經濟政策研究更多地注重經濟上和行政上的成本計算，掩蓋了環境經濟政策內在的倫理訴求。實際上，環境經濟政策需要倫理學為其提供價值支持，而倫理學要發揮其實踐哲學的作用，其中一種非常重要的方式就是對社會制度進行審視和反思，并將其理念滲透到制度的制定過程中。

一、環境經濟政策的本質

按照環境經濟學的觀點，環境問題產生于外部不經濟行為。外部性是經濟學中的一個重要概念，由馬歇爾首先提出，經過他的學生庇古的發展，成為現代福利經濟學、制度經濟學和環境經濟學的重要理論。外部性有負外部性和正外部性兩種。外部性發生的前提是市場在配置公共物品方面的效率低下，公共物品具有“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消費的非競爭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2］(P23)的特征，因無法排斥任何人使用公共物品會出現大量“搭便車”行為，最終導致過度使用公共資源而產生“公地悲劇”，而肇始者不但不用為此付出相應的代價還有可能從中受益(至少是短期利益)，這一危害和補償的成本被無償地轉嫁給他人和社會，這是負外部性的表現。而正外部性表現為私人行為存在溢出效應時，無法排除他人的使用，又無法要求他人支付相應的價格，其勞動成果被他人和社會無償使用。

環境問題就屬于典型的外部性問題，因為環境多屬于公共物品或準公共物品，因此導致在環境問題上總是負外部性過多而正外部性太少，即污染環境者獲得利益而保護環境者利益受損，使得市場在環境保護方面總是動力不足、效率低下。環境經濟政策利用經濟手段解決環境問題，正以“外部性問題內部化”為宗旨，以“污染者付費原則”為核心，試圖建立起一套以市場經濟為調節機制的環境保護體系。具體地說，環境經濟政策是“根據環境經濟學原理，利用價格、稅收、信貸、投資、微觀刺激和宏觀調節等經濟杠桿，調整或影響有關利益相關者的環境行為而實現經濟建設與環境保護協調發展的政策組合”［3］(P8)。環境經濟政策是環境政策與經濟政策的交叉運用，既有環境政策性質又有經濟政策性質。［4］(P252)但不是所有具有環境影響的經濟政策都能稱之為環境經濟政策，只有以環境保護為目的的經濟政策才屬于環境經濟政策，如個人所得稅改革必然對居民的消費行為造成影響，進而產生環境影響，但不屬于環境經濟政策;也不是所有運用到貨幣、財政工具的環境政策都能稱之為環境經濟政策，只有運用市場經濟價值規律，以調節市場主體的環境行為為目標的環境政策才能稱之為環境經濟政策，如行政性的環境收費或罰款也涉及到財政問題，但也不屬于環境經濟政策。按照OECD的觀點，當某種手段的應用足以影響到經濟當事人對可選擇的行動的費用進行評估時，該手段之前便可以冠之以“經濟”之名。［4］(P253)從環境政策和經濟政策的關系來看，可以將環境經濟政策分為廣義與狹義。廣義的環境經濟政策包括可以納入環境政策范疇的經濟政策和可以納入到經濟政策范疇的環境政策，是協調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的手段。而狹義的環境經濟政策僅指環境政策內部的經濟手段，是環境管制手段的一種。［3］(Pv)環境經濟政策的廣義與狹義實際上反映的是它的不同發展階段:狹義環境經濟政策是其基礎和初級形態，而廣義環境經濟政策是其高級的、較完備的形態，二者之間是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的。

厘清這兩者之間的關系，對于我們深入了解環境經濟政策的本質和指導環境經濟政策的建設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從環境管制的角度來看，與環境經濟政策并駕齊驅的環境管制手段是傳統的“命令控制型”手段，一個是間接管制，一個是直接管制，各自的優勢領域有所不同。經濟手段最大的作用就是鼓勵創新，刺激市場主體保護環境的動力，從而解決效率問題，從源頭減少環境污染和資源消耗。但由于是間接管制，必然受到市場因素變化的影響，可能不完全符合設計的初衷，甚至可能出現扭曲。例如環境稅收政策如果受到通貨膨脹的影響卻沒有作出適當的稅率調整，就會使得環境稅的實際作用大打折扣。而命令控制型手段最大的優勢就是直接針對問題，效果立竿見影，適合管理突發性環境事件和有毒污染物的排放。因此，如果只考慮環境保護范疇，基于市場的環境經濟手段和命令控制型手段的作用不存在孰優孰劣的問題。［3］(P50)如果我們看待環境經濟政策的眼光就局限于此，環境經濟政策的價值將會被低估，其發展就會受到限制。

我們應該從更宏觀的視野來看待環境經濟政策:人類又面臨一個文明的岔路口，選擇的關鍵詞是“生態”。生態文明是一場包括經濟、政治、文化在內的整個文明范式的轉變，其中經濟的生態化具有基礎性作用，所有的經濟政策、經濟活動或遲或早都要經歷一場“綠色化”的洗禮，朝著環境友好型經濟發展。以經濟激勵為調節機制的環境經濟政策抓住了兩個根本問題:一是環境問題產生的根源，二是治理環境的動力根源。同時，環境經濟政策的實施需要配套政策措施的配合，需要比較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它將會推動經濟制度的生態化，促進市場經濟體系的完善，減少“市場失靈”，這對于我們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實現環境友好型經濟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可以說，環境經濟政策體現了人類改變經濟生產方式的自覺性，是可持續發展和生態文明的重要助推器。目前我國的環境經濟政策還只是政府環境管制的輔助手段，還不足以和直接管制手段平分秋色，現在我國關于環境經濟政策的研究和制定基本上都把它定位在一種環境管制手段上。不可否認這是環境經濟政策發展的必經階段，但要想使環境經濟政策發揮最佳效用，我們就不能把眼光局限在環境管制手段上，還需要更廣闊、更宏觀的視野，來引導現階段的環境經濟政策建設，真正發揮環境經濟政策在協調環境保護和經濟建設、實現可持續發展的作用，這才是我們選擇環境經濟政策的最終目的。#p#分頁標題#e#

二、環境經濟政策的價值理念訴求

我國的環境經濟政策起步較晚，還處在介紹、借鑒西方國家經驗的階段，尚未探索出一套具有中國特色的政策體系，又因為長期以來我國的環境經濟政策的行政色彩濃厚，很多政策手段都不可避免地帶有應急性的特征，缺乏前瞻性，使得我國的環境經濟政策從制定到執行，都還沒有擺脫“零敲碎打”的尷尬局面。要想擺脫這種視野上的障礙和實踐中的困境，建立一套即符合我國當前國情，又符合可持續發展的需要，并能和國際環境經濟政策平行接軌，共同治理全球環境問題的環境經濟政策體系，必須具備明確的政策理念。理念是制度的靈魂，是一項制度得以確立的根本指導思想。自從1987年前挪威首相布侖特蘭夫人將可持續發展定義為“既能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對后代人滿足其需要的能力構成危害的發展”以來，可持續發展就迅速成為各國制定發展路線的基本準則。我國制定環境經濟政策也必須堅持可持續發展的基本理念。可持續發展表達的是一種新的發展倫理觀，即我們當代人的發展必須考慮自然環境和子孫后代的利益，它在時間和空間上都擴大了利益共同體的概念。但是可持續發展沒有現成的模式可以走，也沒有既定的標準可以衡量，“可持續發展是經濟增長的壓力和生態環境資源保護的動力兩種力量的妥協。妥協要求國家在某一時間背景下權衡經濟增長和生態資源保護，并在二者之間進行取舍和抉擇。”［5］(P135)我們就需要根據本國的國情和實際發展需要來研究制定階段性的可持續發展戰略，并隨著認識和實踐的深入不斷將其推進。因此，環境經濟政策對可持續發展理念的踐行，既要符合本國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階段性需要，又要符合環境經濟政策自身的發展規律，從而形成環境經濟政策的特有理念。

環境經濟政策最初是作為一種環境政策出現的，因此初期的環境經濟政策應該強調環境保護的功能，堅持將環境保護作為基本理念，這是環境經濟政策的立足之本。這是因為:首先，只有把環境保護這個基礎發揮好了，充分體現出環境經濟政策在環境保護方面的高效率、低成本優越性，才能使它在環境政策中的作用從輔助手段上升為重要支柱，使環境經濟政策的地位得以鞏固，才能談得上實現其作為協調環境保護與經濟建設的宏觀杠桿的遠景目標。其次，環境經濟政策是政府手段與市場手段的結合，運用政府手段來管理環境是古已有之，而運用市場手段來保護環境卻是新生事物，要在市場機制和運行目標中注入環境保護理念需要一個較長期的博弈過程，不僅要把環境保護理念嵌入原有的市場手段中，還要用環境保護理念重新詮釋和改造整個市場手段。因此在現階段，環境經濟政策首先要考慮的是牢固確立自身地位的問題，必須堅持和創造性地發揮環境保護理念。具體而言，環境經濟政策的途徑有兩種，一是利用市場，如環境稅費、環境保險、綠色信貸等，二是創建市場，如環境權交易。前者是在傳統的經濟手段中增加新的環境保護功能，而后者是創建全新的環境市場。它們不僅是傳統經濟手段在功能上的改變，更需要理念上的根本轉變。因為這些原屬于市場經濟范疇的傳統手段，已經形成較為固定的制度理念和行業規則，我們現在要把這些經濟手段“綠色化”，就必須對這些經濟手段的本質和基本理念進行重新認識和重新定位，發掘其在環境保護上的固有優勢，改造其不生態、反生態的落后理念，并以環境經濟政策的整體理念引導之，實現“內生”和“外灌”的結合。與此同時，還要注重環境經濟政策與其傳統制度的融合，這關系到環境經濟政策能否從現有的制度體系中獲得支持的問題。例如在稅收制度中引入環境稅。而環境稅從本質上說是一種行為稅，即它的主要目標是通過稅收改變市場主體的環境行為。雖然環境稅也具有一定的籌集資金功能，并且這一功能在環境稅開征的初期會起到比較大的作用，但是隨著環境稅作用的深入，環境稅收收入會出現累退現象，這與傳統稅收的理念不一致。因此要融合環境稅與傳統稅制，還需要對稅收的本質、稅收的理念進行重新界定，其他環境經濟政策也是如此。

進而言之，環境經濟政策的理念還需要進一步分解為若干實踐原則。原則就是把理念轉變為具體化、可操作性的、規范性的指導思想，是溝通理念與實踐的橋梁，是指導環境經濟政策具體制度安排的行動指南。OECD環境委員會于1972年制定的“污染者付費原則”已成為環境經濟政策的核心原則，隨后又制定了“使用者付費原則”。根據中國的環境保護特點，我國又提出“受益者付費原則”和“破壞者付費原則”。這四項原則結合起來，形成一個相對完整的環境經濟政策原則體系［3］(Piv－v)，涉及到污染防治、環境服務、生態補償和資源開發領域，基本上能涵蓋環境經濟政策的主要內容，但其缺陷在于缺乏銜接性、協調性的原則，容易導致各個領域各自為政。實踐證明，任何一項具體的環境經濟政策都有著自身無法克服的缺陷，單一的環境經濟政策能發揮的作用是很有限的，它需要與其他政策的配合。而這些政策手段之間又往往存在著部分功能相互重合、相互抵銷、相互沖突的情況，處理不好就會導致政策體系的混亂和對市場機制的扭曲。

環境經濟政策只有形成一個完整的體系才能發揮其應有的效用，因此必須進一步開發銜接性原則和協調性原則，促進各項子政策之間相互配合、相輔相成，尤其是要處理好各項政策之間相互沖突、相互抵銷的作用。由此可見，環境經濟政策及其下屬的各項具體政策手段，都面臨著自身合理性定位和內部協調，并與傳統經濟政策、環境政策相協調的問題，這些問題都有賴于環境經濟政策是否具有一個明確的價值理念并有效地運用，這也正是環境經濟政策對倫理學提出的迫切要求。同時，我們也要抓緊研究國外環境經濟政策理念，不僅是為了學習和借鑒西方先進理念，更重要的是促進我國環境經濟政策從理念到制度的國際協調，因為國際協調既能促進我國環境經濟政策的發展和完善，又能應對共同的環境問題，防止污染轉嫁和生態掠奪。

三、環境經濟政策與環境正義

環境正義是當代環境倫理學的重要議題，它代表了環境倫理學的實踐轉向，即環境倫理學不再只是抽象地談論自然權利和全人類的利益，而是更加關注現實的環境保護問題。“‘環境正義’問題的凸現體現了人們對現實環境權益的關切，而這種關切也就是如何分享環境利益和分擔環境責任的問題。”［6］因此，環境正義成為環境倫理學觀照環境保護現實的基本途徑，也應該成為我們評價環境經濟政策的基本原則。環境經濟政策的基本原則與環境正義原則有著共同的詣趣，從而有助于環境正義的實現。首先，環境正義有兩個基本維度:種際正義和人際正義。種際正義是人與自然之間的正義;人際正義從時間維度又可分為代際正義和代內正義，代際正義是當代人與后代人之間的正義，代內正義是當代人內部的正義。代內正義是解決環境正義問題的關鍵，因此“‘環境正義’更主要的是強調同時代內在環境利益分配時強勢群體對弱勢群體的不正義現象及其校正。”［7］環境經濟政策正切中了經濟利益這一要害，運用經濟杠桿作為分配環境利益和環境責任的手段，有利于從根本上解決環境正義問題。環境經濟政策認為引起環境不正義的根源在于市場失靈所導致的外部不經濟。無論是負外部性還是正外部性，都是環境資源的低效率配置現象，效率低下必然妨害公正的實現。環境經濟政策在環境保護上最大的優勢在于運用市場可以解決效率問題，并促進技術的革新。它以“外部性問題內部化”為基本原則，一方面能夠減少由人們的經濟地位不平等所帶來的環境不正義，促進人際正義的實現;另一方面能夠通過技術創新來幫助經濟突破傳統意義上的增長極限，使人類更合理、更友好地利用自然，促進種際正義的實現。其次，市場手段在環境保護方面始終存在缺陷，必須要政府的適當干預。但政府自身的失靈也可能導致環境問題。政府失靈的表現有兩種:決策失靈和管理失靈，這兩種失靈會導致政府在環境方面的政策決策失誤和政府權力尋租問題，從而對市場機制造成進一步的扭曲，使環境問題加劇。環境經濟政策是政府手段與市場手段的結合，運用政府手段與市場手段的彼此互補的作用，既重視公平又重視效率，在克服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上都有很好的效果，從而維護了環境正義。此外，政府手段還能夠起到補償正義的作用，因為環境經濟政策的一個重要目標就是為環境保護事業籌集資金，通過政府的作用，在環境利益的分配上更加注重公平。環境經濟政策的宗旨與環境正義原則在總體方向上是一致的，這一點勿庸置疑，但環境經濟政策自身存在著局限，如果處理不當，則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損害環境正義。#p#分頁標題#e#

首先，環境經濟政策提出一個“最優污染水平”方法，即一個環境與經濟的平衡點，它是在測算好環境容量和資源存量臨界點的前提下，制定一個污染排放值，并為環境物品制定合理的價格，通過市場的價格信號來調節人們的環境行為。這一理念應該說是符合環境正義原則的，它以尊重自然規律為前提，又克服了直接管制對經濟規律的扭曲，還有利于發展生態經濟。但問題就在于這個“最優污染水平”存在諸多問題:一方面由于我們對環境問題的認識尚不全面，很多環境問題都具有潛在性，我們無法完全預知現在行為的未來影響，無法準確測算出這個“最優污染水平”;另一方面，由于我國是發展中國家，發展任務還十分艱巨，工業化進程深入、城市化速度加快、人口繼續增長，雖然局部環境治理取得成效，但結構性的污染總量還在不斷攀升。而“最優污染水平”實際上是環境與經濟之間的權衡，在發展任務非常迫切的情況下，環境保護還是很有可能讓位于經濟，從而使環境正義的總體實現程度受到限制。

其次，環境經濟政策是間接管制手段，一方面，因其對環境治理不能發揮直接作用，很可能會因為市場因素或技術水平的限制而消弱了其有效性。仍以環境稅為例，環境課稅是越接近污染源頭越有效，因此在生產環節征收環境稅應該是最有效的，但受管理成本和技術水平的限制，稅收征管部門很難知道企業準確的污染水平，因而就會采取對管理和技術要求較低的方式征收，把征稅對象設為容易計算的污染投入物(指包含污染因子的原材料或能源)或污染產品。這樣一來是可以解決征收問題，但是又會產生新的不公正。比如對投入物征稅，它對于在生產環節采取節能減排技術的企業不公正，會降低他們節能減排的積極性。另一方面，環境經濟政策如果制定得不科學或缺乏配套措施，不但不能減少污染，還有可能造成扭曲作用，產生更大污染或污染轉嫁，從而產生新的不正義。

第5篇：傳統經濟政策范文

關鍵詞：變革；經濟法；可持續發展

由于人口與自然環境與資源還有經濟增長之間形成的矛盾，在巨大的壓力之下人類提出了一種新的發展理念，可持續發展。為了可持續發展能夠實現，傳統的發展模式在世界各國都紛紛得到了改變，從而引起了另一種風潮，對傳統法律的變革，而所有法律變革的核心是經濟法的變革，它協調了經濟的運行以及維護了社會經濟秩序的需要，是協調國民經濟活動與國家管理的基本法律形式，實現發展模式的調整和可持續的發展必須借助調控機制與經濟法的功能。而傳統的經濟法無法有效科學的解決發展與環境之間的矛盾。因此可持續發展的實現必須依靠經濟法的變革。

一、讓生態本位取代社會本位的變革

社會本位向生態本位的變革是經濟法實施可持續發展的關鍵。維護公共利益是現代法律制度的出發點，而忽略了個人利益的維護，這一觀點更加傾向于社會本位。協調人口、資源、環境以及發展之間的關系是可持續發展的思想核心所在，還有在發展的過程當中不能損害其他人的利益以及影響子孫后代的利益。它承認了維護人類的利益是制定法律的最終目標。將人類與自然之間的利益有機的結合、自然與人和諧統一，這是生態本位的法律觀。

可持續發展的理念與生態本位的規律比較契合，側重于生態本位的經濟法律制度更加有利于可持續發展的實現。當代人的利益是傳統經濟法制定的出發點和歸宿，他以社會為本位而忽略了對未來社會、對后人的利益的保護以及欠缺了對宏觀經濟發展模式的思考，只看重了當代社會的發展以及當代人類的利益，所以要進行變革，將社會本位變革到生態本位，因此來滿足可持續發展的要求。在進行市場調節立法時與宏觀調控時法律的制定要以生態本位為觀念，從而將環境效應、社會效益、經濟效益統籌規劃。在這個社會中，要想更好地調節社會整體的利益，就要完成生態法的社會本位變革到生態本位。

二、變革經濟發展模式

將傳統經濟發展模式變革為循環經濟發展模式是經濟法實施可持續發展的核心。協調資源、環境與發展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主要任務。高開發、高排放、低利用以及由資源到廢物的線性開發系統是傳統經濟發展模式的特點。而從產品到資源再到再生資源這一反饋式的流程，具有低開發、低排放、高利用的特點，這是循環經濟所具有的。使得資源的利用率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提高，生態化了經濟活動，起到較少環境污染的作用，促進了經濟發展，從而實現可持續發展。經濟發展模式轉變的過程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便是立法的變革。社會經濟是不可能單獨完成自身經濟模式的轉變。應該使得能源產業的結構得到有效合理的調整，加大環保投入，使生態破壞的相關法律得到最大程度的減少，來建設以及實現循環經濟。

三、綠色化變革部門經濟法

要想實現可持續的發展，對部門經濟法實行綠色化變革是必不可缺少的，也是讓可持續發展得到實現的保障。社會經濟生活與可持續發展之間息息相關，這一特性賦予了經濟法的長期性與巨大性。國民經濟的各個方面都涉及到了可持續發展，它是人類發展過程當中的一場重要的變革，可持續發展的實現需要可持續發展的計劃。并且還要針對計劃進行及時的完善，使得國家計劃的宏觀性、戰略性、政策性和強制性得到突出，以可持續發展思想為在制定社會經濟發展戰略的指導思想，在確定計劃指標以及經濟調控時，要以資源的可持續利用為指導，同時生態本位是確定宏觀經濟政策的基礎。

實現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稅收，想要完全實現經濟保護的目標，單憑依靠市場機制的作用在如今的經濟體制下是不可能的，所以一項重要的經濟調節杠桿便是經濟稅收。現今，很多國家已經建立了環境稅收制度，并且是作為一種主要環境政策。然而在我國這方面還需要加強。同時還應該建立一系列的法律制度來實現綠色化的變革。例如、完善政府采購制度、金融法律制度、建立和完善會計、審計制度以及變革競爭法、價格法、消費法等多個領域。

總而言之，進行經濟法的變革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前提，這是一項內容宏大的系統工程，涉及了社會的各個領域，因此需要更多堅持不懈的努力以及勇敢前進的力量，所以為了保護后代子孫的利益實現可持續發展以及人類社會的健康，所有關于法律變革的嘗試和努力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產業政策法的知道思想和基本原則應該是實現可持續發展以及尊重生態規律，對可持續發展有促進作用的技術與創新應大力支持。在經濟法變革的前提之下實現可持續的發展，不僅保障了當代人類社會的利益也可以保障未來社會以及子孫后代的利益。（作者單位：中國政法大學）

參考文獻：

[1] 陳泉生；可持續發展與法律變革：21世紀法制的研究[M]法律出版社；2000

第6篇：傳統經濟政策范文

關鍵詞：中國經濟 投資 增長 凱恩斯主義

中圖分類號：F831.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770(2007)0-004-04

一投資過度、貿易順差與流動性過剩

中國經濟從2002年起進入本輪經濟周期的擴張階段，在完成從經濟蕭條到經濟繁榮的周期形態轉換后強勁擴張，連續4年實現10%以上的實際GDP增長速度。2006年以來，中國經濟在保持高經濟增長與低通貨膨脹良好配合格局的同時，呈現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過快、國際貿易順差過大以及銀行體系流動性過剩的“三位一體”問題，對于其形成機制的主要分析方法存在著結構主義與貨幣主義的類型區別。

結構主義分析方法認為，在國有企業和地方政府的投資決策中，仍然殘余超越利潤動機和成本收益核算的計劃經濟因素；受不完善的市場機制局限，非國有企業投資在經濟繁榮時期無法避免過度樂觀、盲目從眾或者短期投機的非理。中國投資的非均衡性主要表現為投資效率低下條件下的過度投資行為。

結構主義分析方法則強調國有企業與地方政府的投資擴張沖動，從非理性的固定資產投資規模膨脹起始，描述中國宏觀經濟運行的鏈式作用過程：“投資規模增加 國內供給能力增加（超過國內吸收能力） 凈出口增加（吸收國內供給能力） 外匯儲備增加 貨幣供應增加 信貸規模增加 投資規模增加 … ”；相應地，結構主義分析方法提出控制固定資產投資規模的基本政策主張。

貨幣主義分析方法認為，巨額并且持續擴大的國際貿易順差以及加速積累的外匯儲備，相對于國際收支基本平衡的目標，人民幣匯率是明顯低估的，人民幣匯率的均衡化調整是必要的。中國經濟趕超過程必然重合（本幣核算的）國民收入增長過程和本幣匯率升值過程，將在成為完全可兌換貨幣和主要國際貨幣的同時，人民幣持續升值。

貨幣主義分析方法強調人民幣匯率的非均衡性，從低估的人民幣匯率導致國際貿易順差起始，描述中國宏觀經濟運行的鏈式作用過程：“凈出口增加 外匯儲備增加 貨幣供應增加 信貸規模增加 投資規模增加 國內供給能力增加（超過國內吸收能力） 凈出口增加（吸收國內供給能力） … ”。相應地，貨幣主義分析方法提出升值人民幣匯率的基本政策主張。

如圖1所示，依據結構主義分析方法與貨幣主義分析方法，固定資產投資、銀行體系流動性與國際貿易順差相互激發而形成正反饋性質的不穩定累積循環過程。

就貨幣主義與結構主義的觀點對立而言，貨幣主義分析方法雖然同意固定資產投資規模過度膨脹的結構主義觀點，但是認為若延誤人民幣匯率升值過程，控制固定資產投資規模這樣的需求減少（demand-reducing）政策措施將減少進口需求，可能惡化（而不是改善）國際貿易不平衡狀況。結構主義分析方法懷疑人民幣匯率升值這樣的需求轉換（demand-switching）政策措施對于恢復國際收支平衡的實際效力，認為中國國際貿易順差有著（除人民幣匯率以外）包括國內貿易發展方式、國際貿易發展趨勢和全球經濟結構調整在內的多種結構性原因，不可能唯一地通過人民幣升值途徑加以克服。

二投資規模與投資效率的國際經驗

費爾普斯的經濟增長黃金律理論，揭示以追求高速經濟增長為目標的高儲蓄行為和高投資行為卻最終降低居民消費水平這樣的動態無效率（dynamic inefficiency）非合意現象，經常被引證來說明中國經濟的儲蓄過度和投資過度問題。然而，有必要具體理解黃金律理論構建的歷史背景，界定黃金律理論的模型化對象和適用條件。不能夠僅僅依據固定資產投資規模的高速增長，判定中國經濟已經違背最優國民收入儲蓄比率的黃金律，從而判定投資規模是過度膨脹且不可持續的。

20世紀中葉是前蘇聯經濟增長和美國經濟增長的黃金時代。不過，前蘇聯經濟增長模式與美國經濟增長模式有明顯差異：前蘇聯經濟通過高儲蓄―高投資模式維持高速經濟增長，居民生活水平改善卻較為遲緩；美國經濟的國民收入儲蓄比率相對低下，投資增長與經濟增長速度平緩，居民生活水平改善卻較為明顯。經濟增長的黃金律理論肯定美國經濟增長模式而否定前蘇聯經濟增長模式，然而從儲蓄過度和投資過度角度給出的前蘇聯經濟失敗的經濟學解釋是不充分的。事后回顧，主要是投資內容的非生產性偏向（如軍事投資支出）和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投資效率缺乏，而不是單純的高投資行為本身損害前蘇聯經濟增長的潛在能力及其可持續性。

在黃金律理論的標準模型中，可能的動態無效率現象既包括中央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投資過度狀態，也包括分散市場經濟體制下的投資不足狀態，在資本邊際生產率低于人口增長率、產出增長率和資本折舊率總和的條件下發生。對于中國經濟體系，并沒有觀察到（凈）投資收益率低于人口增長率與產出增長率總和的普遍現象；同時，其人均資本存量向發達國家水平持續收斂的發展中國家性質，也是與黃金律理論加以比較并且從中選擇最優國民收入儲蓄比率的定態（steady state）模型對象不一致的。

無論羅斯托的經濟發展階段理論，還是庫滋涅的現代經濟增長理論，均認為國民收入投資比率的提升，不僅是從傳統經濟向現代經濟轉變的前提條件，而且是現代經濟區別于傳統經濟的典型特征。國際經驗和歷史經驗的比較研究，普遍支持國民收入高儲蓄傾向和高投資比率對于長期經濟增長的積極作用。特別是對于后發國家，由國民收入高投資比率驅動的大規模資本積累與快速技術進步，構成其成功趕超戰略的核心部分。日本和韓國先后在20世紀70年代和20世紀90年代完成對歐美發達國家的經濟趕超，而在經濟趕超時期維持30%以上的國民收入投資比率。其間，日本的國民收入投資比率在1952年至1961年間從26%增加至41%，韓國的國民收入投資比率在1991年達到39%的高峰值。

即使作為先發國家的美國經濟，其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信息技術革命中的領先優勢也同樣依賴于由國民收入高投資比率驅動的大規模資本積累與快速技術進步。美國經濟的貿易和財政雙赤字以及低居民收入儲蓄傾向，給出美國經濟投資不足的扭曲印象而低估其實質的國民收入投資比率。一方面，全球經濟一體化便利和促進美國經濟在國際資本市場融資。充足的國際資本流入在彌補巨額美國貿易順差的同時，有效松弛美國國內儲蓄能力不足對其國內投資需求的資源約束。另一方面，美國經濟在20世紀70年代進入服務經濟時代，并且在20世紀90年代進入知識經濟時代，其資本積累形式已經從以物質資本積累為主轉變為人力資本積累為主。包括在居民消費內容中的個人教育和醫療服務支出，以及包括在政府消費內容中的公共教育、科學和醫療服務支出，構成人力資本投資的重要渠道而具有投資支出性質，然而在SNA統計制度下卻歸屬于純粹消費項目。

從粗放經濟增長方式到集約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是從傳統經濟結構到現代經濟結構轉變的實質內容，也是中國經濟結構現代化的基本標志。依據中國與發達國家的資本積累財務指標差距而否定中國投資效率，這樣的靜態機械思維無視中國經濟落后于發達國家的發展階段，也忽略經濟轉型以來特別是本輪經濟周期以來中國投資效率的重要改善。

美國經濟政策界與經濟學界推崇美國經濟的效率和彈性，其重要經驗依據就是美國經濟應對本次嚴重逆向供給沖擊的良好表現。與20世紀70年代石油危機時不同，面臨石油和原材料產品價格大幅度上漲沖擊，美國經濟通過技術進步途徑，沿產業鏈逐級消化源于石油和其他礦產品價格的通貨膨脹成本推動因素，在保持快速經濟增長的同時實現價格穩定。由于美國經濟的輕型服務經濟結構和中國經濟的重型工業經濟結構，本次石油和原材料產品價格大幅度上漲對中國經濟的逆向供給沖擊更為嚴重。中國經濟能夠與美國經濟一樣，在保持快速經濟增長的同時實現價格穩定，其技術進步表現更為優異。

隨著中國經濟體制的市場化轉型取得巨大進步，市場機制對于投資行為已經發揮基礎性調節作用，（市場）理性因素在國有企業與非國有企業以及地方政府投資決策的主導地位已經確立。在本輪經濟周期中，中國經濟的市場體制效率與分散投資理性，在高投資行業的（事后）產能相對平衡和高收益回報中得到經驗證明。在警惕高投資行業產能過剩問題的同時，需要認識到，高投資行業產品價格首先因需求增加而上升、隨后因供給增加而下降的超調（over-shooting）現象，部分屬于需求拉動型產品投資周期的典型價格行為。

三從投資缺口到均衡化調整：凱恩斯主義研究路線

中國國民收入的高儲蓄傾向在經濟學意義上是部分合理的，可以同時從經濟體制轉型過程中積累功能的重新配置、年輕人口與高成長經濟的凈儲蓄余額以及經濟擴張階段的投資支出順周期行為等多層面進行解釋：（1）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漸進過渡，伴隨著居民收入補償的“完全化”，居民收入增長部分來自適應積累功能重新配置的收入分配結構調整，不可能形成消費支出；（2）年輕人口在高速經濟增長時期凈流入勞動力市場，在當前高收入基礎上進行的正儲蓄，必然超過老年人口在既往低收入基礎上進行的負儲蓄，從而提升國民收入的總體儲蓄傾向；（3）在消費平滑化機制的作用下，消費支出的順周期（pro-cycle）行為較為平緩，其增長速度在經濟擴張時期慢于投資支出，而在后繼經濟收縮時期快于投資支出。

在可預見的未來時期，中國消費比率在經歷長期下降后將趨于穩定，促使中國國內收入最終消費比率長期或者短期下降的各種因素將逐漸消失或者反轉。例如，中國經濟周期從擴張階段向收縮階段的演化，中國經濟體制市場化轉型的完成，中國人口結構的老齡化，特別是隨著社會保障體系的完善，未來收入與支出的不確定性降低而居民預防型儲蓄動機弱化。

國民收入分配結構是內在于經濟發展過程的自然歷史現象，庫茲涅茨總結現代經濟增長的國際經驗而觀察到國民收入分配差距隨經濟發展水平演化而呈現倒U型歷時軌跡。經濟學嚴厲批判西斯蒙第的消費需求不足論。凱恩斯革命超越古典經濟學，從有效需求不足視角，而不是從收入分配差距、消費需求不足的視角，給出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危機的宏觀經濟學解釋和需求管理解決方案。中國宏觀經濟政策設計應該遵循凱恩斯主義研究路線，從有效需求視角給出經濟增長與經濟波動的經濟學解釋，主要通過調節有效需求（而不是收入分配）途徑促進中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面臨高儲蓄傾向的有利國民收入分配結構，有必要建立以投資需求管理為軸心的宏觀經濟政策體系，通過增加國內投資需求實現高儲蓄向高投資的有效轉化，以充分積累的資本存量與相對短缺的勞動力互補，支持20世紀中后期來臨的中國老齡化社會。

不斷擴大的巨額國際貿易順差有著包括國內貿易發展方式、國際貿易發展趨勢和全球經濟結構調整在內的多種形成原因，然而也真實反映了國內儲蓄的相對過剩狀況。依據國民收入雙缺口模型，國內儲蓄缺口（I - S）映射為國際貿易缺口（M - E）。國際貿易順差直接體現的是低于國內儲蓄能力的國內投資能力，而不是超過國內消費支出增長的國內投資支出增長。增加國內投資需求將縮小國內儲蓄剩余（S - I）從而縮小國際貿易順差（E - M），最終消除人民幣升值的結構性原因和實現可持續的國際收支平衡，并且將通過乘數機制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從而自然增加居民消費需求。

有關日本經濟蕭條時期“失去的十年”的形成機制研究，不恰當地強調“廣場協議”以后日元匯率急劇升值這樣的貨幣經濟原因，而忽視日本國內投資需求不足這樣的真實經濟原因。從20世紀80年代起，面對居民收入的高儲蓄傾向和企業投資需求的疲軟狀態，日本放棄通過擴大政府支出縮小國內儲蓄剩余的凱恩斯主義財政政策，選擇通過日元匯率升值消除國際貿易順差而通過寬松貨幣政策刺激國內居民和企業支出的實際政策組合。然而，匯率調整無法根本消除根源于國內儲蓄剩余的國際貿易順差，而低利率的金融政策在悲觀的市場預期下無法啟動居民消費支出和企業投資支出，來自國際貿易順差的銀行體系中的過剩流動性最終過度投資于不動產和股票而導致泡沫經濟。

對于中國經濟體系，雖然固定資產投資增長較快，但是國內投資需求相對于國內儲蓄能力不足；雖然無法通過人民幣匯率升值消除國際貿易順差，但是人民幣匯率相對于國際收支平衡目標都是低估了。基于這樣的推論前提，凱恩斯主義分析方法在固定資產投資、銀行體系流動性與國際貿易順差間的累積循環過程中，發現中國經濟均衡化調整的自我校正機制，如圖2所示。

其中，從相對于國內儲蓄能力不足的國內投資需求出發，存在縮小國內儲蓄剩余的負反饋調整過程：“投資需求不足國內吸收能力不足(低于國內供給能力)凈出口增加(吸收國內供給能力)國際貿易順差增加外匯儲備增加貨幣供應(以及信貸規模)增加投資規模增加投資需求增加”。從相對于國際收支基本平衡目標低估的人民幣匯率出發，存在促使人民幣實際匯率升值的負反饋調整過程：“匯率低估 凈出口增加（吸收國內供給能力） 國際貿易順差增加 外匯儲備增加 貨幣供應（以及信貸規模）增加 投資規模增加 有效需求增加 通貨膨脹率上升 （實際）匯率升值”。

由于二元結構條件下非遞減的資本邊際收益，中國經濟增長過程具有資本深化特征，而重化工業化階段的大批量生產方式和資金密集的產業發展性質，必然要求大規模增加固定資產投資。中國經濟失業問題包含古典型勞動力失業問題與凱恩斯型資本失業問題，需要分別通過增加資本積累途徑解決和通過增加有效需求途徑解決。向投資需求傾斜的國民收入支出結構將在短期內增加有效需求而在長期內增加資本積累，同時實現經濟增長目標與就業目標以及長期就業目標和短期就業目標。

四樂觀的前瞻與積極的政策

關于中國經濟奇跡的經濟學解釋，存在著華盛頓共識與北京共識的對立和爭論，特別聚焦于市場機制對中國經濟奇跡發生的解釋能力，經常表現出對于市場經濟的原教旨主義狂熱崇拜和后現代主義盲目貶斥的極端態度。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經濟進行大規模的資本積累與勞動投入，所實現的持續快速增長是可以理解的，有助于淡化所謂中國經濟奇跡的神秘色彩。看不見的手（the invisible hand）在計劃經濟時代以后其功能被重新發現，而在向市場經濟過渡過程中其形式進行適應性調整。中國經濟的市場體制是不完全的，具有不同于發達國家的非典型特征。然而，離開“自由了的手（the freed hand）”，中國經濟奇跡是不可想象的。

在全球經濟一體化時代，國際資本流動對區域間與產業間的比較收益反應敏感，以國家為供給方而以國際資本為需求方的競爭性經濟政策市場逐步形成。與商品本位制度下貨幣市場通行的劣幣驅逐良幣的格雷沙姆定律（Gresham's Law）相反，以市場為基礎的自由化和均衡化經濟政策優于反市場的壓制性和扭曲性經濟政策，主導經濟政策市場的必然是“好”政策驅逐“壞”政策的反格雷沙姆定律（anti-Gresham's Law），而市場導向的國家經濟政策必然使得國際國內經濟體系趨于充分競爭。

中國經濟在體制改革、對外開放與經濟發展三重協同轉型方面的長足進步，已經奠定持續快速經濟增長的資源、技術和制度基礎。二元經濟結構提供近似無窮的剩余勞動力，年輕化人口結構與高成長經濟前景蘊含高居民儲蓄傾向，先進技術跨國轉移和吸收在經濟全球時代更加便利，重化工化、城市化與全球經濟一體化過程開辟廣闊的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空間，共同蘊含高速經濟增長的長期歷史趨勢。

由于日益重型化的產業結構、日益嚴格的環境保護標準以及日益完善的國有產權制度，資源性產品價格的持續上漲是難以避免的。不過，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的有效競爭有效促進技術進步，能夠沿從產業鏈方向逐級吸收資源性產品價格的成本推動影響。PPI指數與CPI指數在本次經濟擴張階段的歷時差異，不僅僅體現通貨膨脹成本推動因素的傳遞時滯，而主要反映技術進步對通貨膨脹成本推動因素的逐級消化。中國通貨膨脹率將呈現從PPI指數到GDP平減指數到CPI指數依次遞減的動態結構，保持溫和的最終消費品通貨膨脹率。

本次經濟擴張階段中國經濟高速增長，連續突破對潛在總供給增長速度事前估計的統計和心理界限，并且伴隨著重要原材料、能源、交通運輸瓶頸制約緩解和產業結構高級化，提供通過增加有效需求而增加實際總供給、進而實際總供給增加導致潛在總供給增加這樣的“反向軟著陸（reverse soft-landing）”成功范例。在高速經濟增長和劇烈結構轉變時期，由于潛在總供給能力連續擴展而難以及時準確預測，低估潛在總供給能力而實行緊縮性需求管理的政策風險是存在的。中國需求管理有必要采取微撞(fine-tapping)模式，即反復“小幅度增加總需求―等待通貨膨脹反應―(若無通貨膨脹加速)小幅度增加總需求/(若通貨膨脹加速)小幅度減少總需求”的探索過程，通過間歇性增加有效需求而追蹤潛在總供給前沿。

與發達國家的最低可持續失業率(LSUR)(lowest sustainable unemployment rate)目標對應，中國經濟應該建立最高可持續增長率(HSGR)(highest sustainable growth rate)目標，作為中性需求管理的政策指導線，以避免政策偏好從計劃經濟時代的速度饑渴反轉為市場經濟時代的速度恐慌，造成非理性經濟蕭條。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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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Rommer, David, Advanced Macroeconomics. McGraw Hill,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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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傳統經濟政策范文

[關鍵詞] 循環經濟困境思考

循環經濟，是指以資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環利用為核心，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為基本特征的一種經濟增長模式。循環經濟的基本原則是“減量化、再利用、資源化”。所謂“減量化”，是指在生產和服務過程中，盡可能地減少資源消耗和廢棄物的產生，核心是提高資源利用效率。所謂“再利用”，是指產品多次使用和修復、翻新或再制造后繼續使用，盡可能地延長產品的使用周期，防止產品過早地成為垃圾。所謂“資源化”是指廢棄物最大限度地轉化為資源，變廢為寶，化害為利，既可以減少自然資源的消耗，又可以減少污染物的排放。

一、我國發展循環經濟的必要性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但由于走的是傳統經濟發展之路，資源、能源消耗大，效益低，而且生態環境破壞嚴重，致使本應在不同發展階段出現的生態環境問題在短期內集中爆發出來。據統計：我國每萬元GDP能耗與世界平均水平相比，高出2.4倍，我們每制造1美元消耗的能源，是美國的4.3倍、德國和法國的7.7倍、日本的11.5倍。素稱地大物博的中國，已經難以滿足日益迅速膨脹的資源需求。近幾年我國每年由生態環境破壞帶來的損失要占到GDP的8%以上。如果繼續走傳統經濟發展之路，沿用“三高”（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粗放型模式，必將使原本就十分脆弱的資源基礎和生態環境遭受更加嚴重的破壞，實現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也就成為一句空話。隨著未來工業化、城市化的快速發展以及人口的不斷增長，必然要求我國選擇建立循環經濟。

二、我國發展循環經濟面臨的主要困境

發展循環經濟需要從多層次統籌規劃，如國家層次、區域層次、企業層次等等，但最終將現實地落實到企業層面。因此，我們主要從企業層面入手，對發展循環經濟面臨的矛盾與困境進行分析。在企業層面，發展循環經濟可能存在兩個效益來源，一是廢棄物轉化為商品后產生的經濟效益，二是節約的廢棄和排污成本。但目前普遍存在原材料價格障礙和循環過程成本障礙，使這兩方面的效益難以顯現。

首先是價格障礙。現行市場條件下源自再利用和再生利用的原料不僅性能上不占優勢，價格上往往也不占優勢。造成這種情況有多種原因，一是因為初次資源和再生資源的價格形成機制不同。如在礦業生產中礦藏資源價格和生產支付的環境成本過低，相當于廉價侵吞了公共資源；二是在國際分工中存在對原材料和能源提供國明顯的價格不利因素；三是以大規模、集約化為特征的現代生產體系使得多數原材料的開采和加工成本日益降低，而對各種廢舊產品和廢棄物的集中回收成本高，再利用和再生技術發展滯后，規模效益差。這樣，再利用和再生利用原料的成本常常比購買新原料的價格更高，由此構成了推進循環經濟的價格障礙。價格扭曲，直接導致資源整體配置不經濟。在現實經濟中，環境資源的價格未能正確地反映其供求關系，低價甚至免費的資源使用使人們產生了資源豐富的錯覺，導致人們對有關資源的過度使用和浪費。缺乏價格這只手的有效調節，企業很難產生對自身的傳統經濟模式進行調整的動力。

其次是成本障礙。環境容量資源在不同發展水平的國家具有顯著不同的消費者支付意愿和市場價格，目前我國的環境容量尚沒有作為嚴格監管的有限資源，企業和大眾消費者支付的廢棄和排污費不僅遠低于污染損害補償費用，甚至也明顯低于污染治理費用，這就使廢棄物排放具有顯著的外部性。如果不能將這種外部成本內部化，循環型生產環節一個重要的效益來源就不能顯現，循環型生產環節的成本就很難收回。以污染治理為例，過去我們主要從技術角度看待污染問題，認為污染治理主要是一個技術問題，對污染的經濟學特征重視不夠，這是一個誤區。在自然特征上，資源和生態環境的天然性、流動性、外部性等特征決定了其產權難以實現私有化，任何私人和企業都無法有效行使對生態環境的產權，在利潤的驅使下，企業往往選擇污染而不是治理。

第8篇：傳統經濟政策范文

1.機制差異

循環經濟發展戰略以實現物質的閉路循環為線索，節能減排提高能源利用率。傳統經濟僅關注經濟總量經濟的發展，不做長遠的考慮尤其是對環境的發展沒有思考。循環經濟的資源配置和內在邏輯統籌規劃是按照生態型資源循環發展的而制定的，在實施過程中，市場機制起著基礎性的作用，同時政府部門的作用在不斷的發揮，在某種程度上來說起到決定的作用。

2.目標差異

傳統經濟是依賴資源消耗的線單純性增長模式，雖然以提高經濟系統的生產能力和提高消費者福利和效用為目標但是經濟的增長卻是以消耗稀缺經濟資源為代價。在這種情況下，即使生產者獲得利潤、消費者獲得效用、政府獲得稅收，但是不長久，政府、企業主僅看到幾年甚至更短時間的發展沒有去思考長遠的發展規劃。循環經濟是以長期發展為發展目標，實現質量型的價值增長，實現環境與經濟的良性循環。兩者之間有著本質的差別，一個注重短期的發展另一個重視長期的發展。

二、人力資源管理在煤炭企業中的新挑戰

由于兩個經濟發展模式即循環經濟與傳統經濟在各個方面存在巨大差異，尤其是資源配置機制、經濟增長方式和經濟發展三個方面存在實質性差別，煤炭企業本質上是屬于傳統的經濟范疇，但是從長遠的發展來看，必須走循環經濟的路線才能保證其可持續的發展，在某種程度上來講，循環經濟給煤炭類這種傳統經濟為主的企業帶來更大的挑戰，這種挑戰不僅來自循環經濟的本質和目標，還來自循環經濟與煤炭企業理念上的某種矛盾，所以說，煤炭企業的循環經濟的實現某種程度上要依靠思想、戰略等方式的實現，更要依賴人力資源管理。1.在循環經濟法的實施推廣過程中，廣大群眾應該使用節能環保、節水循環使用水、以及有利于環境的產品，對于企業而言就應該盡可能的降低能耗，嚴格意義上來講其本質是和煤炭企業相矛盾，煤炭企業的發展是以破壞自然環境為手段的，不斷開采地球資源，但是在循環經濟視角下這種破壞行為要有序、有節制、有計劃、可再生的開采，在建議政府發展循環經濟的信息了解并提出意見，這將至少在循環區域和行業范圍內經濟實施實現。2.國家將在法律層面保護環境，并制定一系列的管理制度促使企業健全建立加強資源消耗，尤其是在循環經濟可續持發展的背景下，提高產品利用率、減少對不可再生能源的依靠，綜合利用產品的全生命周期是每個企業必須要考慮到的，循環經濟促進法頒布之后，煤炭企業陳舊的設備將被淘汰，過舊的思想也無用武之地。相應的人力資源，包括經營與生產理念等各個方面均需要調整，提高企業的人力資源管理的水平及效率，使用宣傳等手段提升員工的節能減排意識。3.循環經濟實施的范圍以及地域內，以自身發展以及自身盈利為目的的可能性會不斷增強。在整個行業中，關于循環經濟技術創新的激勵機制將會逐步形成與完善，在循環經濟發展中發揮技術指導和服務作用是相關部門。并符合國家循環經濟政策的公司以及企業各類指標定期將向社會公布，企業乃至整個行業產業才會得到政府的認可市場的支持，否則將會付出較大的代價。4.在國家相關政策鼓勵下，循環經濟實施整個體系中，下面的企業和下面的企業是個密不可分的系統，上游企業的廢棄物將會成為下游企業的有用的材料，這種邏輯性思維以及創新發展的手段是促進企業升級轉型的關鍵，創造更多價值并有效的解決就業問題實現企業的經濟價值以及社會價值。不論是企業還是個人均要意識到以循環經濟為中心會得到政策的支持以及相關部門的肯定。設計、制定出與企業長期發展戰略相吻合的企業人力資源管理計劃并按照其嚴格執行，是符合內部循環經濟實施區域內戰略環境的變化，因地制宜制定出其實施方案。這些方案要企業經營環境特征相匹配的戰略計劃。所以說人力資源管理是企業管理職能中一項重要的管理職能。

三、煤炭企業人力資源管理符合循環經濟探討

從發展戰略高度來看，在系統中，循環經濟企業人力資源管理戰略即人員管理的方式方法需要與企業經營環境相適應。其方法是圍繞企業自身的特點，制定相關的政策法規。循環經濟系統中的企業可以從多個層面，尤其是公司、業務和職能層面制定更加適合的人力資源發展戰略框架。這些戰略的成果與否主要取決于：組織結構；工作任務設計；人員的甑選；薪酬系統；信息及信息系統的類型。意味著企業在制定戰略層面的公司政策時需要審時度勢，同時不斷提升自我的戰略執行力，國家及社會發展的戰略目標相一致，大力發展循環確保組織的發展戰略。

1.煤炭企業人力資源戰略適應循環經濟相適應

企業的經營環境將會在循環經濟促進法的實施中發生變化這種變化是往好的方向發展，需要重新評估企業有可能遇到的困難，同時要看到自身的優勢并制定相應的政策，在人力資源管理上成立專門的部門即原先的人力資源所。（1）以政府部門和行業協會為投資主體與循環經濟發展特點相適應，通過各種媒體的宣傳、主要包括紙媒（報紙、雜志等）以及員工喜歡的網絡媒體的宣傳獲得員工的支持，并推廣使廣大職工具有環保意識、使循環經濟正在的被全體員工所接收。（2）循環經濟的一個重要目的是使企業獲得競爭優勢，鼓勵生產提高的技術創新并包括清潔生產方面。提高企業人力資源和管理水準從企業資源循環事資源循環利用和方面的技術能力。（3）迅速提高組織員工知識水平及完善其結構的循環經濟，這種提高不僅是知識層面的也是認知層面的是使員工全面發展的提高，創新能力培養員工的創新意識。

2.細化考評制度

在煤炭企業的各級考核中加入循環經濟的考核指標，不論是領導還是部門的職工。企業是構成社會的經濟系統的基本單元，這種單元對社會的貢獻取決于單位或是企業自身的效益，效益越好對社會的貢獻越大，同時這種效益不能僅看短期的利益，對于企業而言應該注重長期的效益。（1）建設循環經濟區域內相應的評價指標體系。企業可以建立區域內的當地條件和循環經濟實施相應的評價指標體系。可以采用目標管理的方法，一般的指標體系可以分解為多步，每一個指標到原來的部門和個人的績效考核體系，通過建立循環經濟績效評價指標體系。根據企業和部門的相關經濟指標大幅獎勵。（2）系統設計以循環經濟為主線的績效考評指標體系。嚴格處罰沒有按照循環經濟思維做事的部門和企業。不同的地區和行業循環經濟具有不同的指標體系，并以此為依據制定企業發展規劃、公司政策、評價企業營運效果的重要指標在制定總的企業循環經濟指標體系提高企業循環經濟發展戰略的實施效果。

3.制定制度保證實施

第9篇：傳統經濟政策范文

完整意義上的經濟新聞應該包括政經新聞、產經新聞、財經新聞和消費新聞。反觀我們晚報都市報，記者分兵把口，從經濟職能部門獲得一點信息，算得上是政經新聞。跑跑市場，關心一下價格變化，查查假冒偽劣，算是消費新聞。除此之外，我們還有什么呢？我們的產經新聞似乎還沒有真正破題，我們的財經新聞大量地被銀行、保險、券商的廣告軟稿所替代。而且，我們僅有的經濟新聞被分割在各個板塊，形成不了規模效應。

經濟新聞的大爆發是因為受眾對經濟新聞所蘊涵的實用價值的迫切需求。“新聞創造價值”，這是經濟新聞樹起的一面大旗。但是不專業的經濟新聞創造不了價值。都市類報紙要做好經濟新聞，當務之急是，從事經濟新聞報道的記者要加強專業化、職業化修煉。

一個職業化的財經記者應該具備什么樣的素養？

一是胸中有大局。什么是大局？就是國際國內經濟形勢、中央和地方的經濟政策。不僅要關心、積累，而且要理解、領會。要真正懂，能說出個一二三。比方說，當前的全球金融危機究竟是怎樣發生的？怎樣影響中國的？中國的一攬子應對方案是怎么回事？彼此間是什么樣的關系？山東是怎么落實的？效果怎么樣？如此等等。不懂大局，就不會有對新聞的發現力和判斷力。

二是筆下有故事。新聞是“事學”，嚴格來說，沒有事就沒有新聞。所謂的調查、對話、述評，都是圍繞事件展開的。記者了解政策，并非抽象地報道政策就完成任務。政策總是作用在人身上，變化總是體現在具體的事件上。許多財經新聞不生動、不鮮活、不可讀，都是因為沒有撲下身子去尋找反映變化的具體人、具體事。梁衡說，記者要善于尋找春風中破土的草芽。如果說政策是春風，故事就是草芽。有沒有故事，不單單是技巧的問題，更是作風問題。

三是對話有底氣。做經濟新聞，免不了要采訪財經官員、企業家。心中沒有底氣，對話可能就變成單向灌輸。不是引不起采訪對象的交流興趣，就是容易被對方忽悠。底氣來自哪里呢？來自對一些基本的經濟學知識的掌握，來自對經濟形勢和政策的熟悉，來自對所在行業、企業的提前了解。這些功課有些可以臨時抱佛腳，有些非得平時積累不可。

四是調查有方法。調查是采訪的基本形態。從什么地方著手調查，循什么思路調查，用什么方式調查，這些都直接影響調查結果的客觀性和真實性，也直接影響經濟新聞報道的公信力。公眾關心房地產市場是否回暖，如果記者只是問幾家售樓處，很可能被售樓小姐忽悠。如果記者再調查幾家銀行，看看房貸有沒有增長，到房管局看看交易登記，甚至晚上去完工的小區數一數亮燈的窗戶，調查結論就更有說服力。要做到這一點，需要記者熟悉經濟運行的特點和各主管部門的職能。這同樣需要積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