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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財務文化 周秦倫理 管理理論
近年來,國內外企業財務造假事件接連發生,于此相關的企業輕則股票在股市上應聲而跌,重則使企業喪失持續經營的生命力。這種慘痛的教訓迫使企業必須構建財務文化,塑造有利于企業長遠發展的財務精神。
財務文化內涵
一般來說,財務文化是指在一定的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等環境影響下,企業長期倡導和培育由理財者和全體員工共同塑造的道德精神、財務行為規范和實體性理財設施等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總的和。廣義財務文化指影響財務發展變化及其模式選擇和財務行為的所有文化構成,表現為財務物質文化、財務制度文化和財務精神文化。狹義財務文化指理財者和員工的財務道德精神,它居于觀念層次,表現為理財者和員工在處理財務問題時的思想意識和倫理觀念等內容,即所謂的財務精神文化。狹義的財務文化具有歷史繼承性和漸進性,并且具有比較穩定的狀態,是財務文化的靈魂,對其他層面的文化起支配、指導和統馭作用,是形成財務物質文化和財務制度文化的思想基礎和道德源泉,它一般直接作用于制度層文化并通過制度層文化影響物質層文化。它源于企業內、外部的經濟環境。
在競爭激烈的市場經濟環境下,企業的生存發展取決于產品與服務質量、經營管理成本和企業形象尤其是企業的信譽度,因此財務管理必須堅持誠信型長遠發展戰略;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和SA8000企業社會責任標準的逐步推廣,人們對企業的社會預期也在不斷發生變化,要求企業不只是對股東負責,還應以科學理性的態度處理好與經營者、員工以及債權人、債務人、政府和社會公眾的關系,追求社會利益相關者的滿意,把企業的第一位目標界定為保證自身的生存和發展,把利潤最大化作為第二位目標,關心企業長期的資本收益最大化,這必然要求企業在執行相關法律、規章和制度的同時,還應有一種倫理道德為全員所認同;另外,財務管理在企業現代管理中居于核心地位,綜合性極強,貫穿在運營的方方面面,所以企業精神就在籌資、投資、運營、收回和分配各理財環節廣泛滲透,形成財務文化的內容。優秀的財務文化會引導企業財務行為朝著誠實、守信、客觀、公正、和諧和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的良好方向發展,從而提升和改善企業的整體管理水平,促進和推動企業持續穩定地發展壯大。
財務文化的理論根基
中國文化源遠流長,從周秦以來就有重視德性與理性、“道德人”和“經濟人”統一的傳統,這是建構當代企業財務精神文化必不可少的民族文化根基。德國著名歷史學家馬克斯韋伯指出:一切有倫理取向的行為,都受著兩種不同類型的價值準則支配,一是信念倫理,二是責任倫理。而這兩種倫理正是中國周文化精神和秦文化精神的統一。周文化的基本內容是天命信仰、德性精神、禮樂象征體系。美籍華裔歷史學家許倬云認為,周文化在形成期就具有超越部族的天命觀念以及隨著道德性天命而衍生的理性主義,這使得周文化在倫理上具有包容性和開放性;他認為周人“天命靡常”、“唯德是輔”的價值觀第一次為人類社會生活確立了道德標準,賦予了人生在世以更為高尚的價值和更為深遠的意義。北京大學陳來認為,從西周到春秋的理性主義注重政治文明和人文德行。而秦文化的基本內容是“公利”原則、理性精神、法術勢管理體系。秦人經過商鞅變法,其行為目標已不是彼岸的天命信仰而是世俗的“公利”追求。秦人崇尚首功戰功,“非有文德”,寡義趨利,“不別親屬”,超越了以親緣關系為基礎的德行倫理,拋卻了以天命觀念為信仰的信念倫理。一切事情都按理性法律規范處理:在權力繼承上“擇勇猛者立之”,在耕戰技術上,重視理性的計算和操作,以至于富強起來并凌駕于他國之上。秦文化是兩千年中國文化的基礎,秦大一統后其觀念是責任倫理功效和價值體現。漢代的董仲舒綜合了周秦倫理精神,建構了“陽儒陰法” 、“德主刑輔”的綜合倫理體系,中國封建社會從盛(漢唐)到衰(明清)的社會倫理生活,一直受其支配。當前隨著工商文明的興起和發展,企業構建財務文化必須吸收周秦倫理文化的精神內涵,繼承周代的德行精神和寬容精神,繼承秦代的理性精神和勇敢精神。把德性與理性、“道德人”和“經濟人”融為一體,這也是現代經濟管理理論成果在企業財務精神構建上的具體運用。 在當財精神中融進德性與理性相結合的倫理價值觀更有著當代環境所導致的深層原因:
第一,隨著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社會公眾對優質的產品、清潔的環境、安全的工作場所、高尚文明的精神生活越來越渴望,這種需求強烈排斥企業的非道德理財行為,加之信息傳遞的迅速,非道德理財行為的暴露會使企業瞬間失去原有的一切,而且隨著改革的加快,法律法規在逐步完善,政府的執法力度在不斷加大,企業非道德理財行為成本必將高于非道德理財的投機收益。第二,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市場環境下,企業爭的是忠誠顧客,即顧客滿意度高企業就能持續發展,再加上有德行的企業能給員工創造不斷實現自我價值的職業平臺,從而留住人才。第三,管理的實質就是協調,想使理財活動卓有成效,就必須做到方方面面在利益的分配上相協調,這是企業科學理財的道德底線。
財務文化的倫理價值觀構建思路
基于以上論述當代財務精神應建立在理性和德性相結合的倫理價值觀基礎上。在理財實踐中首先以誠為本、以信守業。我國目前已經在《反不正當競爭法》中把它確立為基本原則,并在具體的條款中作了規定,在目前的市場經濟環境下只要堅持至誠守信,最終一定會帶來更大的利益收獲。誠實守信要求企業提供的財務信息如實反映財務狀況、真實披露財務成果,不偷逃稅金,對各種投資者同股同利,不故意拖欠供應商貨款,對債權人按期還本付息,不欺詐合作伙伴,不坑害消費者,遵守諾言、實踐成約。其次要崇德重利、以德載業。在處理財務問題碰到利義沖突時,要舍利取義。自覺遵守競爭道德文明經商,通過內部財務制度的制定和貫徹逐漸消除理財中的不良財務行為,籌資時既要計算籌資成本更要考慮籌資行為的合法合規性,投資時既要考慮企業的投資報酬與風險,更要考慮投資項目的社會效益和環保要求,運營中既要注意收支的積極適時平衡,增收節支開源節流,更要顧及員工的身心健康與消費者的“物有所值”。最后要和諧共進。制定財務戰略時注重協調,在理財中利用經濟手段協調國家、投資者、債權人、購銷客戶、經營者、勞動者等各方經濟利益,維護各方合法權益。對外追求“人和”,堅守正道,力避過與不及的短視理財行為,使企業外部財務關系保持一種正義和諧持久的良好狀態,以便充分利用外部資源,并使企業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民族工業的繁榮統一起來,使企業與人文社會環境、自然生態環境之間保持和諧的可持續發展,把企業利潤和社會文明、企業價值和社會價值以及環境價值相統一。
關鍵詞:優秀傳統文化;高職醫學院;思想政治教學;研究
中圖分類號:G71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9324(2017)23-0253-02
一、優秀傳統文化對高職醫學院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的時代價值
首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對高職醫學院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經過幾千年沉淀和積累,本身就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蘊,為高職醫學院校的教育提供了寶貴且豐富的教學素材。縱觀醫德所倡導的核心思想,以及社會普遍反映的醫德問題,大多都可以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找到答案,例如:“推己及人”、“醫非仁愛不可托”等,這些醫德的理念世代相傳,經久不衰,應該將其精髓引入高職醫學院思想政治教育課堂中,貫穿于高職醫學院思想政治教育整個過程。
其次,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對高職醫學院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具有重要的實踐價值。2014年5月4日主席考察北京大學在師生座談會上說過這樣一段話:中華文明綿延數千年,有其獨特的價值體系。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已經成為中華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國人內心,潛移默化影響著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必須從中汲取營養,否則就不會有生命力和影響力。高職醫學院校作為培養技術型醫務人員的重要陣地,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學中來,能夠更好地培養學生們擔負起生命的責任感和使命感,更具有實際的指導意義。
最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高職醫學院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內容是內在統一的。在高職院校的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中,主要是對學生進行思想道德的教育,以提高學生的綜合素養,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和價值觀為教育的目的。例如其內容包括理想信念的教育、思想道德的教育、以及愛國主義教育等,這些內容都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精髓不謀而合。在高職學院對醫學生進行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中,要善于挖掘中華文化傳統的精華,有利于更好地提高學生的思想道德修養和人格魅力。
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高職醫學院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中的缺失及其原因
(一)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高職醫學院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中缺失的現狀
隨著社會的發展,所有的高校中都存在一個普遍的現象:學生們都非常的時髦,他們受西方文化的影響,對西方的文化和節日非常了解,并被卷入“海外熱”的浪潮中。最熱衷于韓劇、美國大片等,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他們對中國傳統文化、歷史名人、名著等了解甚少,尤其是在高職院校,由于學生文化層次的差異,他們對中華優秀文化相關的知識十分薄弱。
(二)學院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中缺乏的原因
1.高職醫學院校教育的弊端。高職醫學院作為職業教育的醫衛類學院,主要是培養與社會接軌的醫務人員,醫學技術人才作為主要目標。學院都會比較偏向于醫學知識的專業教育,而對于基礎課程的思想政治理論課來說,一般都處于比較邊緣化的狀況,更不用說中華傳統的優秀文化的傳承和教育。導致培養出來醫務人員并不具備當代大學生的綜合素質,以及社會適應能力和創造創新能力都比較差的現象。這就是為什么高等職業教育與社會脫節的重要癥結所在,也是現在醫患關系愈演愈烈的重要原因之一。
2.教師正確地傳授觀念。在高職院校的課程教育中,教師應該對學生正確地進行知識的傳授,除了重視本課程的傳授之外,對其他門類的課程也不應該持有偏見。作為高職院校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專業老師,更應該對學生進行正面引導的同時,提升自己的人格魅力。要做好高職院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學,要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真正地融入到思想政治教育中,除了高校任教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之外,需要全體的教師們共同地參與其中,對學生進行正確觀念的傳授。
3.經濟社會發展的現狀。在經濟全球化大背景的影響下,很多高校在培養人才的時候目標非常的明確,這是為了提高學校的就業率,讓學生更好地就業就成為一個比較單一的培養方向。但很多的企業因為發展的需要,比較青睞復合型人才,他們更注重大學生的個人能力和綜合素養,以及他們受教育的程度。我們在重視專業教育的同時也要加強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學習,能更好地提高學生的道德素質和綜合素養。
4.學生自身的重視程度。職業院校的學生普遍來說都比本科院校的學生文化水平上存在一些差異,要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學中來,要讓學生首先從思想上得到一個根本性的轉變,提高學生重視傳統文化,重視思想道德教育。傳統文化是歷史的積淀,源遠流長,是值得每一個中華兒女一直傳承下去的。如果作為一個國人,作為一名當代的大學生連自己的國家傳統文化都不了解,是可笑和可悲的。
關鍵詞:儀態禮儀 傳統文化
現代禮儀規范了人們在儀態現象方面的行為舉止,它是從現代社會的需求來塑造每個人在社會交際中的儀態形象,開放帶來了東西方禮儀規范的趨同,但傳統的文化不會因為開放兼容而消失,反而會在某些方面更顯其獨特精神。縱觀歷史,我們不難從現代禮儀規范中找到傳統文化的影子。
文化是什么?傳統文化就是文明演化而集成的一種反映民族特質和風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歷史上各種思想文化、觀念形態的總體表征。簡言之,文化是民族傳承的精神,傳統是民族精神具體化的制度、習俗等。中華傳統文化是內斂的文化,它表現在個人修養方面最突出的特質是要做“謙謙君子”,所謂“君子慎獨”“仁愛”都是建立在內斂基礎上精神層面的塑造完美人格的行為標準,這種內斂的文化在禮制原則上又表現出高度的自謙。“溫、良、恭、儉、讓”是君子之人的行為準則。在與人交往時要放低姿態謙恭待人,尊重他人以贏得他人尊重。就如俠客交鋒,出劍的俠客總是在對方出手后方才拔劍出鞘,以守為攻,不溫不火方顯俠義之氣。
稱呼之禮,首在尊人抑己。人與人交流,稱呼對方是交流的第一步,稱呼不當,會為進一步的交流造成阻礙。我們的傳統文化在這一點上就能做到與人玫瑰手有余香。“尊”“貴”顯而易見是抬高對方,“敝”“在下”則是把自己放低到再下一個層次,明明自己的家人顏值很高,卻偏要謙稱“拙妻”“犬子”“小女”,中國人的自謙可謂是到家了,但這并不影響自身的形象,抬高了對方也彰顯了自己,雙贏的策略。
見面之禮,人們日常見面既要態度熱情又要彬彬有禮。一般性打招呼,傳統上行拱手禮。方式是雙手合抱舉至胸前,立而不俯,表示一般性客套。如果到人家做客,進門與落座時,主客互相客氣行禮謙讓,行的是揖禮,稱之為“揖讓”,揖讓時要低頭,上身略向前傾,我們的老祖宗同樣倡導“揖要深”。身份再高的人也要回禮揖讓。
入座之禮,不論是傳統社會還是現代社會,座次都講究井然有序,面門、居中、東向,尊卑自現、主次分明。誠然如此,所謂的西席,也就是人們常說的“上席”,被推舉為西席的人,在入座前要對在座的人拱手致意,感謝大家抬愛,方能入座,這叫“承讓”入座。
行走之禮,尊者居中、前行,是通行的禮儀規范。西方人講究挺胸抬頭昂然闊步。我們的文化傳統則內涵更加豐富。君子行路要四平八穩,取意在心性的平和,性格的健全。在長者、尊者面前,要表現出應有的禮節。首先要放低姿態,低眉垂手而立。古代有“趨禮”,即地位低的人在地位高的人面前走過時,一定要低頭彎腰,以小步快走的方式表示對尊者的禮敬。“孔鯉過庭”這個歷史典故大家都熟知,作為兒子,孔鯉每次經過父親堂前,都是“趨庭而過”,在父親大人面前,他必須表現出他的謙恭,;《戰國策》名篇《觸龍說趙太后》同樣寫了這樣一個細節,有腳疾的觸龍,面見太后之時“入而徐趨,至而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這種傳統,還體現在鄉間民俗里,即便是尋常百姓之家,那小小的門檻,也不是隨意能踩的,須是邁過方是正式的入門。這邁就意味著禮的存在。
2006年11月9日,在瑞士日內瓦,陳馮富珍當選為世界衛生組織新任總干事。在宣布當選結果之后,陳馮富珍女士以中國人傳統作揖的方式向在場的人表示感謝。
事后接受記者采訪時,陳馮富珍女士解釋,之所以選擇作揖的方式,“因為我是中國人,作揖又是中國的傳統禮儀。”在那樣一個場合,她認為用作揖這種方式比較恰當。而另一方面,確實也無法與全場所有的人一一握手表示感謝。
這是中國首次提名競選并成功當選聯合國專門機構的最高領導職位。這一天對于中國人來說,有特別的意義,而傳統禮儀的出現,無疑從心理上強化了這種特別意義。
然而,在過去的一百年,古代經典中的“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幾乎消逝怠盡。我們越來越少承繼自己民族的文化傳統和代表今天文明程度的諸種禮儀。
失禮導致失范
2006年9月,中央文明辦和國家旅游局公布了從網上征集的10類“中國公民出國(境)旅游常見不文明行為”:亂丟垃圾、坐公交車搶座,排隊加塞、大庭廣眾脫鞋脫襪赤膊袒胸、吃自助餐多拿多占,遇有糾紛惡語相加……
在歐盟整體對華開放僅僅一個多月的時候,法國媒體就有報道稱:如何解決蜂擁而至的中國游客帶來的新問題,如不遵守公共秩序、不講衛生、損害公物等,將是法國社會未來面臨的重大挑戰。
“我們生活在了一個沒有禮的社會。殊不知,大凡文明一點的國家都是有禮儀規范的,沒有禮的社會是失范的社會,是有問題的社會。”清華大學的彭林教授認為,中華民族是“禮儀之邦”,國人的形象應該是彬彬有禮的,但現在的情況顯然不是這樣。中餐館比西餐館嘈雜,公共場所里永遠有高分貝的嘈雜聲:北京的馬路越修越寬,堵車卻越來越嚴重,強行超車、加塞是司空見慣的現象;公交車站,沒有有序上下的習慣,沒有主動讓座的習慣;我們習慣了隨地吐痰,踐踏草坪,蹲踩公共座椅、衣冠不整,行為懶散,滿嘴臟話……現代人遠不如古人有禮。
國尚禮則國昌
追溯“禮儀”的起源,我們能找到其更本初的意義和內涵,也更明了傳統禮儀回歸之路的方向。
唐代孔穎達說:“中國禮義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謂之華。華、夏一也。”
中國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素有“禮儀之邦”之稱,中國人也以其彬彬有禮的風貌而著稱于世。禮儀即禮節與儀式。“禮”是指制度, “儀”是禮的表現形式,它是依據“禮”的規定和內容,形成的一套系統而完整的程序。
中華之禮,雖起源于鬼神信仰,但從西周開國之初,周公制禮作樂算起,禮儀發展日臻成熟。中國古代有“五禮”之說:祭禮、婚禮、賓客、軍旅、喪葬,其中包容了祭祀之禮,人際之禮,君臣之禮。禮儀文明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對中國社會歷史發展起了廣泛深遠的影響,其內容十分豐富。禮儀所涉及的范圍十分廣泛,幾乎滲透于古代社會的各個方面。
古人講“禮樂教化”,是“寓教于禮”,成年有成年禮,結婚有婚禮,人際交往有交際禮,鄉人聚會有鄉飲酒禮,人死了有喪禮和祭禮,國與國交往有聘禮等等,各種禮儀伴人一生,所以有“人生禮儀”的說法。
在中國古代,禮儀是為了適應當時社會需要,從宗族制度、貴賤等級關系中衍生出來,是為統治階級服務的,但仍不乏有積極的一面。孟子講“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中華之禮以道德為核心而建立,是對人性合理的制約,是中華民族價值觀、行為方式的體現,也是國家軟實力的重要內容。清代教育家顏元曾經說:“國尚禮則國昌,家尚禮則家大,身有禮則身修,心有禮則心泰。”
家尚禮則家大
古代的“禮”與現代的“禮儀”所涵蓋的范圍大不相同,前者幾乎是中國古代價值體系和社會制度的總和,而后者則只涉及人的一般行為和社會活動的某些格式,但它們都具有鮮明的文化特征,比如講究尊老敬賢,禮貌待人、容儀端正等等。
大到國家社會,小到家庭個人,禮使人與人之間的溫情體現于具體的形式中,所以《禮記》說,“禮者,因人之人情為之節文”。禮儀相對于其他文化形式來說最為具體,與我們的生活最為密切。
《論語》上說,對待父母至親,要做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這是為了培養子女與父母之間的親情。彭林教授曾舉例,父母雙親去世,人雖然不在了,但是彼此的感情還在,所以子女每逢季節轉換,或者歲末的時候,應該通過祭祀的方式來追思自己的親人。祭祀的時候要誠敬,應該“亭死如事生”,要像侍奉生者那樣侍奉死去的親人。
當然,這并不意味著要恢復繁瑣的古禮,孔子說:“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可見孔子主張禮儀并非形式越繁瑣越好,在保留傳統祭典精神的原則下,刪繁就簡,更重要的是內心誠敬。
同事的父親每年春節、七夕都有祭祀祖宗牌位的做法,許多年堅持不變。年少時,他一直認為這是迷信的做法,對此很不屑,直到奶奶去世那一刻,他忽然感到內心丟失了很多東西。從小帶他長大的奶奶,那么親的親人就這樣走了。年紀尚輕的他三步一跪送走了奶奶后,隨著生活閱歷的增加開始思考父親為什么堅持每年的春節、小年、七夕供奉祖先的牌位。他記得上大學時,父親每年大年初一丑時起床后,就坐在爺爺奶奶的靈牌前說這一年的大事小情,聊幾個兒女的工作生活。許多年后他才明白,這些儀式實際是表達對親人發自內心的愛,“我理解他是心里對已逝親人的思念,有這種情感,才會這么做,沒有情感,不會做這樣的事,或者很無聊。”我們身處這個社會,需要情感依托。如果用充滿情感的方式去看待那些禮,將使人在情感上有更多的依托。
身有禮則身修
在我的采訪過程中,一位湖南長沙的禮儀培訓老師講述了她的禮儀培訓經歷。她說人生的第一位禮儀老師是自己的外婆,她教育孩子們“話不高聲,笑不露齒,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年紀尚小的她不喜歡也不接受這些,認為那是一種束縛。上大學后,第二位禮儀老師說我們要通過禮儀形態使自己變得溫文爾雅,端莊,進而被更多人接受和喜歡。當她按照老師教授的一切和外界打交道時,卻發現將禮儀規范的一切標準做法教給學生并不能真正用于實際。而有的人并沒有經過禮儀培訓,其言談舉止處處有禮,讓人感到親切舒服,其人際關系,事業生活皆很成功,這是為什么?
通過對禮儀的文化根源的尋找和學習,她逐漸明白禮儀是一個人真正發自內心的那份恭敬。《禮記》上說,“德輝動于內”,“理(禮)發諸外”。正如北京家路禮儀培訓學校的校長趙家路女士所說:“內在的文化素養為禮,形諸于外的言行舉止為儀,內外兼修,乃為禮儀。因此,改變一個人,使其溫婉有禮,不是改變他(她)的舉止,而是改變其內心,有恭敬心自然舉止有度。”
關鍵詞:禮儀教育 意義 實施策略
十提出“加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和“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質”,“倡導富強、民主、文明、和諧,倡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導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并指出“要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加強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個人品德教育,弘揚中華傳統美德,弘揚時代新風,推進公民道德建設工程,弘揚真善美,貶斥假丑惡……”領會十精神,不難看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和“公民道德建設”里蘊含著中國傳統美德,而傳統美德是中國禮儀文化的核心內容,禮儀教育即素質教育和德育教育。可見,新形勢下,禮儀教育被賦予了重要的歷史使命。
大學生是中國公民的重要組成部分,隨著中國職業教育的迅速發展,高職院校的大學生將成為社會公民的主力軍。高職院校普及禮儀教育是提升大學生道德修養的重要途徑,禮儀教育應該承擔起“公民道德建設”這一歷史重任。
一、普及禮儀教育的歷史意義
“禮之用,和為貴。”禮儀教育在凈化社會風氣、提高公民道德素質、構建和諧穩定社會方面有著積極的作用。同時,禮儀教育還承擔著傳承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責任。禮儀的核心是尊敬,禮儀教育的目的是弘揚真善美,維護和諧有序的社會秩序,構建誠信友善的價值觀,這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不謀而合。因此,新形勢下普及禮儀教育具有長遠的歷史意義。
(一)植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在大學生頭腦中植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確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簡單的說教起不到作用,只有采取深入人心的教育方式才能被人接受,從而在大學生思想中樹立起堅不可摧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實踐證明,禮儀教育是大家樂于接受的教育方式,這種教育方式起效快、傳播速度快、學生運用得快。故而,通過禮儀教育這個載體,可以有效地將“文明、和諧、公正、誠信、友善”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播種在大學生的心中。大學生是思想最為活躍的群體,他們的價值取向直接左右著一個時代的價值觀。受各種思潮的影響,目前大學生價值觀存在不明確、不正確的現象。大學生是祖國的未來,他們的思想意識形態決定著國家的命運,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植入大學生思想中是大學德育教育的重中之重,而普及禮儀教育是實現這一教育目的的重要途徑之一。
(二)提升大學生公民道德意識
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質是社會主義道德建設的基本任務。在社會發展過程中,“依法治國”固然重要,“以德治國”也必不可少。中國經濟近三十年雖然快速發展,但公民道德卻出現了滑坡現象,譬如誠信的缺失、美丑的顛倒、不守秩序、廉恥觀念淡薄等;“飛機上群毆事件”“大學生毒害同學”屢屢曝出;“拜金主義”和“自私自利”思想泛濫;“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寧肯坐在寶馬車上哭,也不在自行車上笑”成為女大學生的口頭禪;公共設施遭到破壞、公共秩序被擾亂的現象屢見不鮮;國民言談舉止缺乏修養、國民國際形象不佳的事實存在……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十提出了“加強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個人品德教育,弘揚中華傳統美德,貶斥假丑惡……培育知榮辱、講正氣、做奉獻、促和諧的良好風尚”。
禮儀教育的主要功能就是德育教育,禮儀教育的終極目標就是教會公民為人處世的文明行為規范和高尚道德標準。禮儀的核心是“敬”,如果相互交往中以尊重為前提,人人和睦相處,事事順暢而行,社會必然和諧安定。通過普及禮儀教育,在一點一滴的小事中培養大學生高尚的情操和美德,養成文明習慣,必將大大提升大學生的道德水準和思想修養,從而實現公民道德建設,提升國家文明程度。
(三)傳承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
中華民族歷史悠久,傳統文化源遠流長,而禮儀文化是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自“周公設月制禮”,中國產生禮儀文化。禮儀的產生讓人們有了“廉恥榮辱”之分,孔子、孟子等儒家思想家進一步弘揚發展了禮儀文化,逐步形成了博大精深的中國傳統文化。但是由于歷史原因,禮儀文化的傳承一度遭到破壞,導致一些年輕人熱衷于西方文化,忽視中國傳統文化。比如,他們對西方節日的禮儀文化耳熟能詳,卻不了解中國傳統節日的禮儀文化。丟棄自己民族的傳統文化導致的后果是不堪設想的,中國之所以成為四大文明古國唯一存在國家,是與中國很好地傳承了傳統文化分不開的。大學生是傳承傳統文化的主要群體,普及禮儀教育可以讓大學生承擔起傳承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重任,使“禮儀之邦”的美譽代代相傳。
十報告提出“建設優秀傳統文化傳承體系,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歷史賦予了禮儀教育新的使命,普及禮儀教育是構建傳承體系的重要途徑,也是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有效措施。
既然普及禮儀教育有著如此重要的歷史意義,因此,如何普及成為高職院校急需解決的問題。
二、普及禮儀教育的實施策略
《高職院校普及禮儀教育的調查問卷》結果顯示,65%的高職院校沒有開設禮儀課程,88%的學生沒有接受過系統的禮儀培訓,96.5%的學生認為在大學階段非常有必要開設禮儀課。調查結果證明,現在高職院校還沒有把禮儀教育提上日程,而更多的是注重學生的技能培養,可見,在高職院校普及禮儀教育任重而道遠。既然新形勢下禮儀教育有著如此重大的歷史意義,因此,如何在高職院校普及禮儀教育成為當下德育教育探索的重要問題之一。
(一)擴大禮儀課程開設范圍,完善考核體系
高職院校教育普遍存在重技能、輕修養的弊端。調查顯示,部分高職院校開設禮儀課只是作為選修課或只在某個專業開設,無法實現普及的目的。若要普及禮儀教育,必須擴大開設禮儀課程的范圍,就像《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一樣作為大學生的公共必修課,并且對學生的禮儀修養進行量化達標考核,制定出相應的考核制度,通過理論和實踐兩個方面來考核學生的禮儀修養,把考核結果作為綜合評價大學生的參照之一,考核結果直接與學生的評優與畢業掛鉤,這樣才能有效地推進大學生的禮儀教育。
(二)豐富禮儀教育形式,營造禮儀文化氛圍
傳統禮儀教育普遍局限于課堂,由于高職學生的特點是實踐能力強,理論學習能力弱,這種單一的教學方式無法吸引高職學生。因此,禮儀教育應該是理實結合,注重實踐。除了課堂教學,學校還應通過講座、儀式、環境文化宣傳來營造一個大禮儀文化氛圍。
“好學者不如樂學者”,單純的課堂教學避免不了流于枯燥的說教,只有靈活多樣的形式才可以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聘請禮儀專家定期為大學生開展禮儀專題講座,不但可以讓學生吸收禮儀大家的思想精華,而且可以彌補課堂教學的局限與不足。此外,學校可以在不同階段為學生舉辦一些大型的儀式,如 “軍訓閱兵式”“開學典禮”“成人禮”“畢業典禮”“慶典儀式”“頒獎儀式”“升旗儀式”“捐贈儀式”等,讓學生在儀式中學習禮儀文化,感受儀式的莊嚴感。另外,學校還可以通過社團活動的方式踐行禮儀規范,如形象禮儀比賽、職場禮儀大賽、禮儀文化沙龍等,這樣可以大大發揮學生的主體性,也可以強化禮儀教育的實踐環節,活躍禮儀學習氛圍。學校還可以通過禮儀素養測試,如“乘車禮儀”“服飾禮儀”“行進禮儀”“乘坐電梯禮儀”“拜訪禮儀”“接待禮儀”“交換名片禮儀”“西餐禮儀”等,強化學生的禮儀修養。除此之外,學校可通過墻體標語、櫥窗、校園網來宣傳禮儀文化,營造時時禮儀、處處禮儀的學習環境,讓學生在濃郁的禮儀文化氛圍中受到潛移默化的熏陶,培養學生知禮、重禮的理念。
(三)融入學生日常管理制度,養成文明禮貌習慣
日常生活中的教育是最基本、最重要、效果最明顯的教育途徑。古代禮儀教育滲透到了衣食住行、言談舉止等日常生活的各個方面,比如說話要“穆穆皇皇”,即語言的美在于謙恭、和氣、文雅;儀態方面要“步從容,立端正,揖深圓,拜恭敬,緩揭簾,勿有聲”;儀表方面要“衣貴潔,不貴華,冠必正,紐必結”;衛生方面要“晨必浴,兼漱口”。此外,古代禮儀還主張對兒童要“教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禮,愛親,敬長,尊師,親友之道”。這些優良的傳統同樣適用于當今社會,并且已經成為大家生活中的一種行為規范。
在高職院校普及禮儀教育,應該把禮儀教育融入對學生日常行為規范的管理中。禮儀教育的難點不是掌握禮儀規范,而是將禮儀規范轉化為行為習慣。盡管開設禮儀課,學生也明白禮儀規范,但生活中仍有學生說話不講文明、對人不講禮貌、行為缺乏教養,這與學校日常管理缺乏引導有關。學生日常行為管理手冊里大部分強調的是紀律,而對學生的具體行為表現缺乏有力的監督。對于學校來說,紀律固然重要,制定文明禮儀管理制度同樣不可忽視。學校把文明禮儀教育作為學校日常學生管理的長效機制來抓,并且落到實處,必然對養成學生習禮、守禮的良好習慣起到重要的促進作用。
科技興國離不開職業教育,中國職業教育夢是“中國夢”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夢”是學生思想德育教育的重要抓手,高職院校應緊緊圍繞“中國夢”這一主題,采取有效的措施,加大普及禮儀教育的力度,實現高職院校“立德樹人”的目標,從而推動“全面提升公民道德素質”宏偉目標的實現。
課題編號:SZ123074。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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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柳建營,熊詩華,張明如.大學禮儀教程.學苑出版社出版,2005.
關鍵詞:中國傳統禮儀;尊師重教;師生關系
中圖分類號:G40-05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010X(2012)08-0007-04
近期熱播的電視劇《甄嬛傳》有一個頗令人稱道的特點——其細致到位的宮廷禮儀場景讓觀者眼前一亮,原來古人在禮儀方面可以做得如此細致,女子婉約、男子內斂、行為有度、舉止有禮。其實,對中國傳統禮儀進行考究的批判的借鑒,對當代國人素質提高和構建和諧社會有著重要的意義。
在歷史進程中,中華民族創造了其獨特的傳統文化,即禮儀文化。中國著名的歷史學家錢穆先生在會見美國學者鄧爾麟時說:“中國文化的特質是‘禮’。西方語言中沒有‘禮’的同義詞;它是整個中國人世界里的一切習俗行為的準則,標志著中國的特殊性”。也就是說,不同于西方人眼中的禮儀——根據民族或地域差異而區別的風俗,在中國人眼中,禮俗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社會生活中一切的行為準則。自古以來,中國就十分注重禮儀教育,而中國傳統禮儀教育,對于造就中華民族獨具特色的文化傳統,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禮儀就是禮節和儀式,在中國古代,有“五禮”之說,祭祀之事為吉禮,冠婚之事為嘉禮,賓客之事為賓禮,軍旅之事為軍禮,喪葬之事為兇禮。民俗學認為禮儀包括生、冠、婚、喪四種人生禮儀。實際上,禮儀還包括祭天、祭地、宗廟之祭,祭先師之圣、尊師鄉飲酒禮、相見禮等。關于“禮”的具體內容,《禮記·曲禮》中有明確的規定,“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辯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
《說文解字》云“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從示從豊,豊亦聲”①,段玉裁注“禮有五經,莫重于祭。故禮字從示。豊者,行禮之器”②。由此,禮的起源很早,它的產生不僅在文字出現之前,而且完全應該在人類成型的語言出現之前。現在世界上仍有一些原始部落,他們不知道文字為何物,但卻有著他們自認為合理的禮儀。自遠古至殷商,禮儀便是一種全民性的原始禮儀巫術。它起源于原始先民的祭祀活動,與祭祀有著密切的關系,而后,伴隨著階級和國家的產生,原始禮儀逐漸演變成社會的行為規范。
中國素來崇尚禮儀,特別是春秋時期,儒家圣人孔子提倡的禮儀教育。他一生致力于“克己復禮”,提出以“仁”為核心的禮儀規范。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論語·堯曰》),這里強調了“禮”在人生中的重要作用。而且在儒家十三經中,講述禮儀精神及其行為規范的就有三部之多,通稱“三禮”——《周禮》、《儀禮》、《禮記》,這成為中國歷代讀書人的必讀書籍。孔子認為“不學禮,無以立”,“禮”是一個人的立身之本,具有道德理想人格的“士君子”應該“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而儒學另一大家荀子也十分重視禮儀的教育,“人無禮則不生,事無禮則不成,國無禮則不寧”(《荀子·修身》)。南宋朱熹曾在白鹿洞書院制定《白鹿洞學規》,對弟子提出“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的要求。
禮儀文明是優秀的文化傳統在人們日常生活中的一個重要表現,由此,中國封建社會很重視禮儀教育,也就突出了教師的崇高地位,提倡全社會的尊師重教。《禮記·學記》云“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嚴師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學”,就是說,在教育問題上,最難的就是尊師,只有尊師,才能重教,才能使人重視學習。在古代社會,尊師重教思想十分深刻的,《呂氏春秋》中《尊師》篇云“義之大者,莫大于利人,利人莫大于教;知之盛者,莫大于成身,成身莫大于學”,只有通過良好的教育,才能培養出大批人才。在古代,師生關系是重要的社會關系之一,先生和弟子如何相處也是古代傳統禮儀的一大學問,探討中國傳統師生禮儀為當代師生關系的重塑提供了范本,有著重要的當代價值。
關鍵詞禮學鄉土社會禮俗
作為傳統文化的精髓,“禮”文化承載著儒家關于國家與社會治理的理想。“禮”文化內容豐富,包含著“禮學”、“禮制”、“禮俗”三個主要方面豍。在漫長的歷史之中,鐫刻在書本上的“禮學”思想影響著現實政治制度的建構與社會秩序的形成,由此形成了傳統社會的“禮制”體系與觸及社會生活的“禮俗”體系。作為傳統中國的主要社會形勢,“鄉土社會”秩序同樣受到“禮”文化的影響。這種影響是通過“禮”文化憑借其內在的道德約束通過禮儀與禮俗的途徑來約束與規范這一熟人社會中的個體的行為來實現對鄉土社會秩序的構建。這一過程的本質就是在以血緣關系為基礎的熟人社會中,“禮”文化在其演變過程中所具有的外在行為約束力與內在的道德約束力共同作用的結果。
一、“釋”禮
“禮”首先是社會生活中相互交往的一種行為規范。儒家的“禮”是指涵蓋與社會各個方面的,以宗法制度為核心的政治制度、等級觀念、道德行為規范及各種禮節儀式。所以,在傳統社會中,“禮”既是修身齊家的基本準則,又是治國平天下的根本綱領;既是道德評判與法律制裁的最終依據,又可以是社會機構運作中的一切精神的體現。
現在一般認為“禮”起源于遠古時期仙人的原始宗教,與原始的祭祀有關,如《說文》釋禮。“禮,履也,所以事鬼神致福也。從示從豐”;同時也源于人們的日常生活,“始諸飲食,本于婚”豎。至周朝,周公“援德入禮”對遠古流傳下來的原始禮儀及傳統習俗進行了大規模的整理與改造,使之系統化、制度化,成為一套完整的以維護宗法等級制度為中心的行為規范以及相配套的典章制度,這就是所謂的周禮。這使禮成為“宗法之禮”。春秋戰國時期,禮崩樂壞,以孔子為代表,儒家重“禮”。“克己復禮為仁”豏,孔子“援仁入禮”實現了以人自身道德情感為內在依據的,由外在向內在的理智與德治的價值轉換,使禮“宗法之禮”轉變為“人倫之禮”。同時,孔子開啟了禮學發展的“內圣”、“外王”兩種路徑,并分別為孟子、荀子所發展。孟子則“援義入禮”,直接秉承了孔子“以仁釋禮”。此時,禮更多是源于人的內心道德。而荀子“援法入禮”,提出了隆禮重法的主張,更強調禮的外在的規范原則和行為準則的含義。
總之,傳統思想中,“禮”首先是一種約束人的行為的社會規范,這種規范既有外在的規則(禮儀、禮俗)或制度的形勢,也有作為內在規范的道德判斷的內涵。“禮”的之一內涵特征,規定了“禮”文化對以血緣關系為基礎的“鄉土社會”的影響形式,即通過“禮”文化憑借其內在的道德約束和通過“禮儀”、“禮俗”外在的行為規則來約束與規范個體的行為,以來實現對鄉土社會的秩序的影響。
二、“禮”文化與“鄉土社會”
“鄉土社會”這個概念是先生在其著名的《鄉土中國》一書中提出來的,是對傳統中國社會基層形態的一種描述。豑在其書中,先生強調儒家的“禮”在鄉土社會中構建社會秩序的作用,認為鄉土社會是禮治社會,“鄉土社會秩序的維持,有很多方面和現代社會秩序的維持是不同的……這是一個‘無法’的社會,因為鄉土社會是‘禮治’的社會”。廈門大學董建輝教授認為鄉土社會并非只有無“法”雖與先生的觀點雖有不同,強調不能忽視“法”在鄉土社會中的作用,但是仍同意“禮”是鄉土社會秩序形成的重要影響因素。豓更多的學者認為鄉土社會中社會秩序是“禮法合治”的產物,以禮為主。其實,在荀子的思想中,“禮”、“法”是分不開的,“禮儀者,治之始也”、“法者,治之端也”豖,認為禮是起著指導作用的一般原則,而法是實現這個原則的一般手段。但是,儒家的“禮”文化是怎樣影響鄉土社會的秩序,以至于被稱為“禮治”社會?下面,本文就從鄉村的“禮儀”、“禮俗”的文化根源、社會作用等方面來回答這一問題。
其一,“禮”文化對鄉土社會的秩序的影響是從有關人的生老病死、婚喪嫁娶典禮的儀式開始的。鄉土社會是一個相對穩定的社會豗,在這缺乏變動的文化環境里,人的生老病死和婚喪嫁娶都是人們生活中的大事。這些典禮,每一種都有著嚴格的禮儀要求,以葬禮(漢族)為例,鄉村中的葬禮主要分殮、殯、葬三個階段進行。殮就是更衣下棺,分為小殮和大殮兩步;殯是葬禮的主體,殯期長短不一,少則3天,多則30天,分為奔喪、吊喪;其中吊喪之中,賓客需按照其與死者不同的血緣與地緣關系行不同的叩拜禮;葬,就是出殯,需要本村身強力壯的男子把棺槨抬到墓地安葬。殯葬的進行更是有多重的禮節,包括出殯送葬人的排序,喪服的類型,每個環節的長短等等。此外,還有賓客的招待、就餐的順序,座位的排序等等。“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這些古老的禮俗蘊含了豐富的“禮”文化。
首先,就鄉土社會中主要典禮的歷史根源來看:作為一種文化傳統,典禮的禮儀是歷史之中“禮”文化中“禮俗”的一種傳承;就其與“禮”學的關系而言,其有著文本的依據,因為作為“禮”文化的主要文本著作之一,《儀禮》之中詳細記載了冠、婚、喪祭、朝聘、射鄉五項典禮儀節,這些禮儀經時代變遷,形勢雖有所變遷,但在鄉土社會之中依然有著較為系統的保存與發展。
其次,這些“禮儀”不僅成為人們處理這些“大事”的準則,而且是維持鄉土社會秩序的關鍵。具體原因在于,這些禮俗是村民互助的一種形式。如此隆重的典禮,無論是喜事還是喪事,都將耗費巨大的錢財,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這些耗費往往能夠是一般的農民無法直接承擔的,必將對其正常的生活產生沖擊。但是,這些禮儀中的一些禮節的存在,巧妙的規避了這一情況的發生:一方面,這些典禮之中都有“隨禮”的禮節,就是參加這些典禮的賓客,都會按照習俗,依照其與這一家庭的血緣與地緣關系的遠近,送來一些數額不大的錢或物,稱為“禮金”。這樣,較大的花費就通過這些“禮金”得以匯聚,這樣,典禮的費用實際上是由有血緣與地緣關系的人共同承擔;另一方面,典禮的進行,需要大量的人力,家族內的成員或地緣上較近的鄰居就會按照禮俗承擔起典禮的各種工作,比如為賓客提供食宿,接送賓客,典禮所需物品的收集、購買與管理等等,使典禮順利進行。總之,在這樣的典禮中,村民的互助是至為關鍵的,而這些禮節就為村民提供了戶主的規則。而這些源于傳統的禮俗的互助形式,又在村民日常生活中得以體現,比如,農忙季節,村民會自發的彼此幫助是的農作物能夠及時的收割或耕種,誰家遇到歉收、意外事故或子女上學,會得到村民主動幫助,共度難關。
如上所言,村民在這些典禮之中的角色是很據其在血緣與地緣上的關系來確定的,也就是先生所說的“差序格局”,即是,血緣與地緣關系越近的需要承擔越大的責任,就是拿更多的禮金或干更多的活。當村民意識到這一血緣與地緣關系的存在是,為了在遇到大事之時有更多的人提供更多的幫助,村民的行為就會有兩個取向:
其一,團結并擴大本家族的范圍。
其二,搞好與其他村民的關系。
其二,“禮”文化影響著鄉土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的范圍以及發生形式。在鄉土社會之中,主要的人際關系分為血緣與地緣兩種,但這兩種關系的展開方式在傳統的“禮”文化中淵源深遠。《禮記祭統》中講了十倫,即鬼神、君臣、父子、貴賤、親疏、爵賞、夫婦、政事、長幼、上下,這包含了鄉土社會全部人際關系的種類,但同時這些“倫”在鄉土社會中其實就是一種以“己”為中心,以血緣關系為基礎的差序格局。人的權利與義務依據人在此格局中的地位、身份而定。鄉土社會即是典型的身份社會。在《中庸》中,孔子最注重的就是這種以自己為中心的倫常的推廣。在鄉土社會中,每一個人在另一個人面前都有一種明確的血緣上或地緣上的身份,在日常生活中,人們以這種具體的身份來確定自己的角色與行為。
“禮”文化不僅限定了鄉土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的內容與形式,而且影響了人們在交往時的原則。這個原則就是某種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良好保持的標準與方法。《禮記》中有言“仁者,人也,親親為大”豙,《論語》中有言“孝悌者也,其為仁之本與?”豛表現在儒家的理學思想之中即是如此,一個人必須首先面對家庭關系,并以“孝”、“悌”為標準規范自己的行為;而在家庭之外的社會關系中,彼此之間的往來不是直接的利益關系,而很大程度上是“人情”往來豜,這種“人情”關系是很難具體算清的,所以,家庭外的社會關系的原則是“禮尚往來”,即是“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豝。
關鍵詞:儒家文化;樂舞思想;山東秧歌;審美
山東地區是中華民族和中國古代文明的發祥地之一,早在舊石器時代,這里就有古人類生息繁衍。山東亦是先秦時期齊國、魯國所在地,號稱“齊魯禮儀之邦”。齊魯文化是一種以古代齊國和魯國為代表的地域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成為中華民族的主流文化,其精神作為中華民族的靈魂,至今仍具有強大的生命力。齊魯文化發軔于東夷文化。早在四五十萬年以前,東夷人的直系祖先沂源猿人面對群山樹海,勇敢地開始了從原始森林走向文明的艱難跋涉。“從原始社會至夏商時期,齊魯的東夷人逐漸形成了兩個文化中心。在泰山以北,以今之淄博為中心,是爽鳩氏、季荝、有逢伯陵和季蒲姑氏等活動的地域。泰山以南,以今之曲阜為中心,是少昊、蚩尤、顓頊、后羿、奄國等部落和方國的居地,同時又是中原文化和南方文化聯系緊密、便于交融的地區,因而有及其豐富的文化積淀。距今6000年左右,齊魯的原始居民進入新石器時代,他們被統稱為‘夷’或‘東夷’。”[1](P2)隨著生產力的提高,社會分工的發展以及對夏商文化的廣泛吸收,東夷文化與中原文化的聯系逐漸加強。西周建立后,通過分封建立了許多諸侯國,其中以齊、魯兩大諸侯國為主。齊國和魯國分別繼承了東夷文化和夏、商、周三代的先進文化,但由于兩國建國方略的差異和人文環境、地理條件的不同,此后的六七百年中,兩國各自沿著自己的軌道向前發展,逐漸形成了兩個既有共同點而又風格迥異的文化傳統———齊文化和魯文化。戰國時期,兩種文化體系開始逐漸融合,形成齊魯文化。齊文化具有“重實效、崇功利、舉賢才、尚法治、揚兵學、倡開放的文化品格”[2](P4),其精神主旨是“因時變化,與時俱進”,其思想代表是強調“與時移物,應物變化”的黃老學派。魯文化“講究道德名節,注重研究傳統文化和闡發宗法倫理觀念”[3](P4),其精神主旨是“固守傳統,強調原則性”,其思想代表是以“天下興亡為己任”的儒家、墨家學派。齊文化和魯文化的結合,共同締造了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源頭———齊魯文化,這使得山東的古代文化既重視人文價值理想,又重視現實國計民生;既注重道德禮儀的建設,又注重行政法規的完善;既保有厚重的傳統,又能兼容并包。齊魯文化所蘊涵的“自強不息、愛國主義、厚德載物、勤勞勇敢、求真務實”的文化精神,也是中華民族精神的重要資源和理論基礎。
一、講禮之風范儒家文化重視
“禮”,這是種極為森嚴的儀式形式,且形式大于內容,體現在在樂舞中就是講究排場和氣勢,如西周時期的“八佾舞”。“佾”是古代舞蹈陣容的衡量單位,一佾八人,最高級別給天子享用的舞蹈是“八佾”,八八六十四人,場面浩大,講究排場。古代的禮儀樂舞均講究祭拜的先后,如祭祀時,需先焚香叩拜,而后祭品呈上,再行叩拜,如此幾進幾出,彰顯對神靈的敬仰。因此,在儒家思想的制控下,華夏成為了禮儀之邦,一個講“禮”的國度。講,可視為講究,禮,可視為禮數,這些禮數也影響著山東秧歌的發展。孔子作為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十分重視樂舞的教育作用,強調樂舞為政治服務,還把規范人的倫理道德觀念的“禮”與樂緊密結合在一起。《論語•八佾》中記載,孔子因為大夫身份的魯國季氏僭越,擅自觀賞了只有天子才有資格欣賞的“八佾舞”而大聲抗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左傳》中記錄了周人對“禮”的認識:“經國家,定社稷,徐敏人”,其目的是:“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可見周人對“禮”體現出一種追求穩定的保守傾向,對此,孔子是極力維護的[4](P25)。孔子認為禮與樂的配合是統治百姓的有效措施,只強調規范性極強的禮,會造成不“和”,而樂可以“和民聲”,但樂也要依靠規范性極強的“禮”來節制。山東被稱為“禮儀之邦”,將社會政治、倫理道德相結合,“敬天尊祖”也滲透到了生活的各個方面,包括舞蹈。無論是上層社會還是底層百姓都自覺信奉。山東三大秧歌之一的海陽秧歌,受儒家傳統文化及樂舞思想的影響,對禮儀十分注重、講究。海陽秧歌中重要的禮儀就屬“拜進”,又稱“三進三出”,是在祭神、祭祖的“三叩九拜”的基礎上演化而來。大年初一,秧歌拜祭本家祖宗,后到各村串演,過程中要向東道村家廟、祠堂祭拜,而祭神的活動也離不開秧歌隊,也要行大禮。古時,參拜的禮數更為周全,也更為繁瑣,講究“進門一二三,出門三二一;一回三番九個禮,九回翻番八十一禮[5](P34)”。從進門到出門,過門就拜,鼓樂喧聲之中,眾目睽睽之下,秧歌隊有秩序、畢恭畢敬地表演一整套規范的動作,十分虔誠地完成對祖宗和神靈的祭拜過程。據說參拜儀式能持續兩個小時之久,其莊重、虔誠之心,熱烈程度可想而知。如今的“三進三出”比過去的“三拜九叩”在形式上簡化了不少,但其本質卻是相同的。“三進三出”是歷代秧歌隊必行的禮節,也從側面反映出齊魯人重儒尚禮的秉性。兩支秧歌隊若迎面相遇,不能繞行不能回避,而要行參拜之禮,如若這“三進三出”之禮做得不好,就等于說秧歌隊不尊重他人,不懂規矩,就會被人恥笑。正是因為極為重視禮儀,民風古樸,使得海陽秧歌在表演上套路規范、動作整齊。海陽秧歌講究禮儀,也彰顯出山東人重禮尚義的品質,所以說海陽秧歌明顯帶有儒家傳統文化及樂舞思想的印跡。
二、善美之體現
中國古代對舞蹈理論的研究始于春秋戰國時代,人們也將這一時期視為中國文化的軸心時期,而有關的樂舞思想也發軔于此。中國古代樂舞不分家,有樂必有舞,有舞必有樂,樂之為用,全在聲容兼備,有聲而無容,不能稱之為樂。先秦諸子百家中對樂舞理論有著比較深刻見解的首推儒家,而孔子作為儒家的創始人,雖然在樂舞理論方面沒有留下系統的著作,但是他總結了前人對樂舞的見解,在一些基本認識上,為儒家的樂舞思想觀的形成奠定了基礎。儒家提出的“美善統一”的思想,要求舞蹈的美必須與善相結合,唯此才能盡善盡美。孔子認為《韶樂》是盡美盡善之作,聞之“三月不知肉味”,而《大武》是歌頌武力取天下的樂舞,盡美卻未盡善。唐朝孔穎達對《禮記•樂記》做疏證時指出:“樂之善惡,初從民心而興,后及合成為樂。樂又下感于人。善樂感人,則人化之為善;惡樂感人,則隨之為惡。”[6](P26)這又將樂舞對社會生活、對人的作用闡發得明白曉暢。依據傳統的排列方式,海陽秧歌隊中走在最前面的是“執事”,緊隨其后的是“樂隊”,“舞隊”則走在秧歌隊的最后面。這三大部分分工明確,各司其職,且配合相當默契。執事與樂隊都是為舞隊而服務的,分別負責秧歌隊的禮儀事務和奏樂、營造氛圍。舞隊作為秧歌隊中重要的組成部分,角色眾多且極具個性特色。無論是錮漏與王大娘、丑婆與傻小子帶有情節性的雙人舞,還是扇女、小嫚的集體表演,都是在樂大夫的統一指揮下,即興表演,變換隊形,無不體現著對美的一種追求。說到海陽秧歌的禮儀莊重、陣勢龐大、規范嚴謹的美,不得不提春秋時期的齊國,這里曾經誕生了被孔子評價為“盡善盡美”“聞之三月不知肉味”的《韶》樂,其氣勢恢宏,規模龐大,藝術感染力強,體現出一種恢宏壯觀之美,這對后世齊魯樂舞的發展產生了極為重要的影響,這種影響也體現在海陽秧歌的表演形式中。優秀的舞蹈作品總能體現特有的民族審美習慣,倡導特定的時代審美追求。除了外在表演形式的美,海陽秧歌的美還體現著其內在的思想性。海陽秧歌的思想內容積極向上,崇尚對美好的追求,對生活的熱愛,倡導人們去追求真、善、美。古時它是祭神、祭祖的儀式,今日它成為廣大民眾精神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人際交流的重要方式,在歷史的每個階段它都譜寫了不朽的篇章。抗日時期它是宣傳抗日、激勵斗志的重要手段,如今它已然成為海陽市的文化品牌,也成為了招商引資的一種重要途徑。
三、真情之流露
儒家樂舞思想的代表著作《樂記》中指出:“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動,故形于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7](P26)作者以人心感物而動來探討樂的本質,認為樂舞是人們思想感情的表現,但并非所有的人類精神活動都是藝術。當人們的思想感情需要表達時,同時又通過特定的形式外化出來時,那才是藝術。如果只是發出自然的聲響,并不能算是“樂”,自然之“聲”禽獸亦可以發出。這樣的表述清晰明了,正印證了“內容決定形式,形式依附于內容,但形式又反作用于內容”的觀點。孔子認為,樂舞是人們思想情感方面的表現,可以通過樂舞觀察一個國家的政治面貌和民俗風情。樂舞不僅是人們思想感情的外化形態,它對人們的情感也具有反作用,因而孔子認為樂舞是移風易俗最有效的工具,也是教化民眾的有效工具。明代的樂律學家、舞蹈家、歷算家朱載堉在繼承儒家樂舞思想的基礎上,提出“論舞學不可廢”,把舞蹈看作一門藝術,看作人文科學的研究對象,他認為:“蓋樂心內發,感物而動,不知手足自運,歡之至也。此舞之所由起也”。他站在“天人合一”的角度強調:“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也,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此之謂也。”強調人與自然的相互依存、相互和諧的關系,并以此強調舞蹈所起的中介作用和各種功能,充分肯定樂與舞各自獨立的藝術品格與相互難以取代的重要作用。海陽秧歌中的錮漏與王大娘兩個角色,是從秧歌劇中演化而來的一對情景舞蹈演員,表演時也是成雙成對,不離不棄。他們是海陽秧歌中藝術風格最為突出的一對人物,有著優美的舞蹈動作和豐富的表現手法。二人眼神相互交流、互相,“你進我退,你攔我去,你去我追,你撲我引”[8](P108),盡情對舞,動感極強。錮漏與王大娘的傳說有多個版本,有說王大娘是玉皇大帝的小女兒,名叫旱魃,因眷戀人世不歸天庭,危害人間,后被土地神所化的錮漏匠利用情誼將其收服;也有說王大娘是千年狐仙所化,玉皇大帝命土地神化作錮漏將其收服,但土地神最終愛上了這個美麗的狐仙,與王大娘一起演繹了一場終破牢籠的愛情故事。無論是旱魃還是狐仙,無論天兵天將還是土地神,也無論錮漏與王大娘的結局如何,他們都是民間藝人將自己對美好生活的追求向往傾心附之的妖、仙、人化為一體的特殊人物,是人們借以抒懷,給自己以追求美好生活的希望和信心,同時也體現了對封建社會制度抑制人們情感的鞭撻和痛斥。呂文斌在《膠州秧歌的特征與形成》一文中談到膠州秧歌的審美時指出:“社會一方面要求男演員扮演的女角色要用女性動作的優美姿態滿足審美要求,另一方面社會又用儒家的觀念,要求扮演的女性角色表現出溫順賢惠、含而不露的品德。受這種社會審美心理的影響和約束,在秧歌表演中,男演員扮演女性角色也是在兩重心理下完成的,一重是他們為能借助自娛性的秧歌形式,盡力去表達自己生活中不能表達的內心情感而感到歡娛的心情,另一重又受儒教和社會審美標準的束縛,在動作上表現出既激動又沉穩的含蓄美的特征。秧歌中扭、擰、抻、韌的風格特點,就充分表現出了掙脫不了那個時代的婦女們被壓抑的內心激情,這一切可以歸納成一個‘曲’字。這個‘曲’,不只表現在女性角色代表的現實生活中的婦女們,同樣也體現在那個時代的男人身上。這種兩重心理的藝術體現,形成了膠州秧歌女性動作既有北方婦女舒展奔放,又有內在含蓄、含而不露的風格特點,令人感到別有風情,韻味無窮。”無論是海陽秧歌中為爭取自由的錮漏與王大娘,還是借助自娛性的秧歌形式表達內心情感的膠州秧歌,他們都是人們內心情感的一種寄托,一種表達。人們借助秧歌這一形式宣泄著內心的情感,秧歌又依托著人們的情感得以保存和傳承。綜上所述,秧歌作為一種身體符號,代表了農耕時代民眾的思想,體現著最樸素的民眾情懷。百姓在一年當中最適宜的時候,舉行最能表達他們心愿的活動———秧歌,他們在一起歡歌笑語、載歌載舞,用這樣一種獨特的形式來犒勞辛苦了一年的自己。海陽秧歌在中國民間舞蹈尤其是秧歌類舞蹈中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它歷史悠久、形式多樣、保存相對完好、普及范圍廣,與其它地區的秧歌(東北秧歌、河北秧歌、陜北秧歌等)有著鮮明的差異,風格亦有顯著不同。漲陽秧歌經歷了幾百年的發展和流變,印證了不同時期民眾的精神生活,同時也承載著多元社會文化內涵。它生長在素有“孔孟之鄉”的齊魯大地上,受傳統儒家文化思想及樂舞觀的影響,帶有鮮明的民間祭祀性質,也體現著中國傳統文化所蘊含的勤奮務實、勇于拼搏、自強不息、團結奮進的民族精神。隨著社會的發展、時代的進步,充滿韻味的膠州秧歌、古樸粗獷的海陽秧歌以其自身獨特的魅力,越來越多的受到廣大民眾的喜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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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射藝禮儀修養促進作用
中圖分類號:G8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6—1839(2017)11—0097—03
中國是世界上發明弓箭最早的國家之一,最開始,射箭作為一種狩獵和軍事活動存在,后來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歷經幾千年的歷史沉淀和發展,已逐漸跳出了純粹競技體育的圈層,演變為一項多元化的文化復合體。圣人孔子將其列入傳統六藝之一,成為君子修身養德和培養風度的方法。射藝包括射技與射禮兩大方面,中國傳統射藝它除了具備競技體育的屬性以外,同時彰顯了人文文化的回歸。
近年來,在“文化強國”的大背景下,中國傳統文化在社會上越來越受到重視,一些瀕臨失傳的中國傳統文化遺產正在挖掘、保護和推廣中。作為古代“六藝”之一的“射藝”正是在這樣的氛圍中重新得到生機。
本研究擬在國家文化發展戰略背景下,以傳統文化推廣戰略為契機,深入剖析射藝發展的成就和存在的問題。并在此基礎上,挖掘、比對和研究優秀射藝體系,努力構建完整、科學、合理而富于鮮明民族特色的中國射藝教學模式。在幾千年的發展過程中,很多中國傳統文化附加在習射里,從中可以了解中國古人的哲學理念,生活習慣和思考方式,而這些正被越來越多的人認為是珍貴的價值所在。
古人云:“射以觀德”,宏觀上講,是通過射箭運動反襯一個社會的整體道德水平;微觀來說,則是通過射箭行為體現出一個人的素質和修養。射箭同樣有射箭的禮儀,表現在外的,是儀式化的“射禮”,蘊含于心的,是射箭的修養。
1內容豐富的射藝古籍是我們修身養性的行動指南
在浩瀚的古代典籍中,與“射藝”相關的著作有120種,這些古跡內容豐富,史料與文化價值很高,是一項珍貴的民族文化遺產。我們國家由于一些歷史原因,射藝技術以及理論出現了歷史斷層,研究這些古籍,對射藝的恢復以及弘揚可謂是此道之捷徑。
在清李汝珍《西江月·射藝》第一句就指出,射貴型端志正,寬襠下氣舒胸。緊接著提到開要安詳大雅,放須停頓從容。對射箭是的姿態有基本的要求。王守仁《觀德亭記》寫道:君子之于射也,內志正,外體直,持弓矢審固,而后可以言中。后面就是射者在射箭時的種種心態進行分析,給人們何為射以觀德最簡潔的答復。
在禮記射義中寫道: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故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也。射者,仁之道也。射求正諸己,己正而后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孔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可以肯定的說,射藝古籍是古代體育類書籍中存世最多的書,每種射藝古籍在技術講解的同時,或多或少地提到道德修煉、禮儀培養的方式與方法,這些方式方法是我們現在進行射藝教學時文化傳承,禮儀修養的行動指南。
2射藝練習的程式是知行合一式道德訓練絕佳途徑
是通過技術練習來修身養性,了解傳統文化,在練習的程式中培養良好道德修養,可以稱之為君子之學。
孔子以射觀德,對“主皮之射”深不以為然,“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意思是說,比賽的射手之間力氣大小不一樣,不必非要射中,更不必要射穿標靶。禮射注重的是人的品行,射以養德,古老的傳統不主張射穿其皮,只要能射中目標即可,甚至稍微偏一點都是可以的。可見孔子時代“禮射”早已超越“主皮之射”。
面對春秋時期的“禮崩樂壞”,孔子呼吁重建西周初年的“禮樂”,因此他對射禮推崇備至:“君子無所爭,必有,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按照射禮的要求,所謂“不鼓不釋”,射箭的人只能在鼓樂配合時射中才能稱作“獲”。“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民”,夏商周三代的教育模式基本是官師合一、政教合一的精英教育。貴族精英文武兼修,他們的義務就是政治和戰爭。所學“六藝”包括禮、樂、射、御、書、數。
3射藝之射禮是道德教化不二法寶
在這幾種射法里,禮射影響巨大,尚武成風的商周時代,弓箭被賦予了深刻的人文內涵,被發展成為一種政治制度——射禮。射禮具有悠久的歷史,是一項體育運動,也是一種禮儀文化。在軸心時代,孔子將射箭賦予了禮的色彩,賦予了哲學的內涵,它變成了教化人修身養性的方式。
射禮分類可分四大類:一是大射,是天子、諸侯祭祀前選擇參加祭祀人而舉行的射禮;二是賓射,是諸侯朝見天子或諸侯相會時舉行的射禮;三是燕射,是平時宴飲舉行的射禮;四是鄉射,是地方官為薦賢舉士而舉行的射禮;射禮前后,常有燕飲禮,鄉射禮也常與鄉飲酒禮同時舉行。
鄉射禮盛行于先秦時期。每年兩季,各鄉的行政長官鄉大夫都要以主人的身份邀請當地的卿、大夫、士和學子,在州立學校中舉行鄉射禮。鄉射禮的主持者,由一名德行卓著、尚未獲得官爵的處士擔任,稱為“賓”。射位設在堂上,箭靶稱為“侯”,設在堂正南方三十丈遠的地方。侯的左前方有一曲圓形的皮制小屏,供報靶者藏身之用,稱為“乏”。弓、箭、算籌以及各種射具陳設在西堂。
鄉射禮的核心活動是射手之間的三輪比射,稱為“三番射”。每番比射,每位射手都以發射四支箭為限。具體操作方法如下:
配耦:射禮中司射把射藝相近者兩兩配合為一組,一共三組,分別稱為上耦、次耦、下耦,是所謂“三耦”,每耦有上射、下射各一名。搢三而挾一:每位射手每次射四支箭。三番射:古代射禮的顯著特點之一就是三番射,即一次射禮需要射三個輪次。第一番射“貫而不釋”,是說貫中目標也不計算成績,而側重的是要求及考察射者的進退儀容是否合乎禮節。以現在的習慣來看,可以視為熱身賽,而從整個射禮的程序看,此番射透出的信息是:射禮先要“中禮”。即射以觀德。第二番射“不貫不釋”,是指不能貫中目標就不計算成績,要求射者進退中禮之外,還要射藝嫻熟,禮技并重。此番射表達的信息就是:“中禮”、“中的”同樣重要。還有主人和賓。主人與賓配合為一耦,主人擔任下射,以示謙敬。第三番射樂工演奏《詩經·召南》中的《騶虞》。司射宣布:“不鼓不釋”。指射者進退還要應和樂節,并且每一箭都必須應和鼓節來發射,貫中后才能計算成績。此番射傳達的重要信息則是:“中禮”“中節”“中的”三中合一。
傳統射禮皆射三次,第一次射,但取合禮。第二次射,始取主皮。或謂射穿其皮,或謂中而不穿。第三次射,聽鼓樂之節制,則合于樂。三射以合禮樂為上,主皮次之。據說孔子本人就是一位“矢無虛發”的射箭高手,《論語·述而》中說孔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
4射藝傳承與發揚的當代意義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現代的體育賽事的獎杯就是一個放大的酒杯,來源與給勝利者飲酒祝賀,但我國的射禮的飲酒者是輸的一方,提示你在射技上,德行上需要提高,即禮記記載:“射者,仁之道也。射求正諸己,己正而后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
射禮講究謙和、禮讓、莊重,提倡“射者,仁之道也。射求正諸己,己正而后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射義》)重視人的道德自省。射禮本質上是一種健康道德的巧妙導引方式,是華夏先民寓德于射、寓禮于射、寓教于射的珍貴的人文實踐成果。對于今天的精神文明建設,對于社會道德意識的強化,無疑有著其積極的意義。
5結語
射禮的起源從經驗層面而言,一般認定為源自狩獵、軍事訓練或戰爭的需要,這種說法遭到了日本學者的反對。射的出現不代表射禮的一定產生,所以射禮重點在禮不在射,它的起源跟禮息息相關。“禮”并非通常所認為的禮節、禮貌、禮器、禮制,真正的“禮”本源于人們的誠摯之心,由心發端,施諸萬物。上古時期或早有“射禮”的意識,但無實物留存,因此起源問題不應貿然定論。
射以觀德的說法由來已久,大多人都看做是儒家依據自己的學術理論給射藝罩上的美麗光環。德國哲學教授奧根·赫立格爾曾在日本學習了六年射藝,通過弓道考試。返回歐洲后出版了《箭術與禪心》一書,用親身實踐證明了超然境界和道的真實存在。存世的明清射經雖然在語言表達上和日本弓道有差異,但究其本旨,細審對射藝功夫的描繪,并無二致,均是養氣正心、格物致知而“明明德”的過程。中國儒道經典中也有很多類似的記載,但因普通學者從未有過射的體驗,大都視作泛泛之談而略過。射不僅可以修德,亦可用以觀德。辭讓風度,進退周旋之儀禮,以樂為節從容發射,都是觀德的一部分。
射藝內有修身養性的功效,外有周還進退的舉止和肅穆莊重的姿態,但是,射本身也是武事,習武難免好爭斗、嗜殺戮。為了防范這些情況的產生,有識之士根據射藝本身的特點,加入飲酒禮和詩樂環節使其發展成“射禮”,強調即使比試競爭之時,也要始終保持人文的禮貌。鄉射禮主要分為四個環節,“三番射”是射禮的中心,其余環節大致與鄉飲酒禮相同。射禮的每個環節和步驟都有它設置的用意,整個射禮更多地承擔了教化民眾的社會意義。
詩樂和射看似兩樣毫不相關的藝術,其實詩和射同屬六藝,同源同功。詩以言志,射以明志,都有益于興發個人的高尚志愿,開啟對世間一切有限事物的超越感,升騰自己的內在生命,達到富而好禮、貧而樂道的仁者境界。詩和射均是教育一個人不可缺少的部分。在射禮中,正式比賽開始之前都有合樂環節,這正是周代禮樂“郁郁乎文哉”的表現;詩樂配合射藝,既完成了一場莊敬又生機盎然的典禮,又讓所有的人從始至終都沐浴在神圣、優雅、和諧的光華中,不知不覺中受到禮樂的陶冶熏染。
射藝曾經遠傳日本、韓國,如今在中國卻難覓蹤影。現代社會,人們對禮文化也有著很深的誤解。其實禮的終極目標是解放,把人從對立沖突中徹底解放出來,達到圓融和悅。射禮教育不僅蘊含了個人身心和諧發展之道,也涵蓋了社會和諧發展的理念。禮樂文明的復興必先了知禮樂實質。
由于中國傳統射藝瀕臨失傳,所以它的禮儀形式、內修的方法和理論有許多地方已經不清楚或者爭議很大,需要結合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各家學說來挖掘和整理。“射藝”從字面上看講求的是射箭的藝術,但它不僅僅是一項運動或武藝,更多的是通過技術練習來修身養性,了解傳統文化,在練習的程式中培養良好道德修養,可以稱之為君子之學。
射箭在世界各地都被當作一項高雅紳士的運動,但凡射藝高超的人,必定在為人處事方面品格不凡。傳統射藝的核心體現是“崇德、尚武、重禮、弘文”,敬人、敬物、敬事是射禮的基礎。曉禮儀、懂分寸、知進退。作為一項體育運動,最初吸引大學生的,不是這個內在的教化功能,而是表面的、膚淺的、天然的那些吸引力。二射藝本身的教化作用卻是潛移默化的,是通過射箭練習必然能體悟到的。所以說,初衷可能簡單,結果必然高大。因為大學生心智比較成熟,通過習射,他們就會體悟其中道理,即射以觀德,反求諸己。在體驗傳統文化中有效改善大學生禮儀修養風度與氣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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