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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貫徹落實黨的十精神,水利部提出加快推進水生態文明建設,水生態文明建設是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部分。水生態文明建設的關鍵在于水生態保護,加快水利建設,建設生態水利已成為水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內容。
水利工程在生態文明建設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而生態文明建設對水利工程建設也提出了更多高的要求,生態水利工程的發展愈加迅速且具有時代性。很多人過于重視水利工程建設帶來的經濟效益,忽視工程建設對生態環境產生的影響。在水利工程建設中,如何實現工程建設與生態系統保護和諧發展,如何建設好生態水利工程,大力推進水生態文明建設至關重要。
1 傳統水利工程與生態水利工程的區別
近年來,我國的傳統水利工程正經歷一個前所未有的大規模建設階段,人們通過開發、利用、改造及控制河流等手段,滿足了日益增加的供水、發電、灌溉、防洪等需求。但是,水利工程的建設會不同程度的影響河流生態環境和陸生生態環境,比如會影響氣候、土壤環境、地質、河流的水質水溫、陸地環境及生物、人文環境、森林和植被等。我們正面臨著淡水短缺、生態環境逐漸惡化的嚴酷局面,這些與水生態文明建設要求建立良好的生態系統,發展生態水利是十分不符的。
相較于傳統的水利工程,生態水利工程更注重對自然生態的保護、改善或修復,以強調生態、服務生態為建設目標,以經濟性和環境友好性為設計重點,更關注其生態效益。可以說是加快傳統水利向現代水利、生態水利、可持續發展水利的轉變。
2 生態水利工程在水生態文明建設中的重要性
2.1 典型的生態水利工程
生態水利工程分為直接保護改善生態型、替代型和綜合型3類。從古至今,都有典型的工程案例,且其意義重大。例如中國最早的保護生態的水利工程是大禹治水疏通九河,因其疏河而保護了黃河流域生態,抵御了洪澇災害的侵擾;典型的替代型生態水利工程是秦始皇時代修建的靈渠,溝通了湘江和漓江,解決糧草運輸,對統一嶺南發揮了重要作用,同時該工程還以“三七分水”的形式實現了對湘江原河道的生態保護;都江堰是綜合型生態水利工程的典范,歷史悠久且效益顯著,它將生態環境保護和經濟社會發展需要完美的結合,做到了人水和諧、道法自然,同時還發揮了巨大的經濟、社會和生態效益。
中國古代建設并使用至今的大型水利工程。而今,生態水利工程建設越來越多,其生態效益十分顯著,有塔里木河調水、黑河調水和扎龍濕地補水工程,桂林兩江四湖的建設,北方黃土地區的淤地壩建設以及小水電等。
2.2 生態水利工程建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經濟社會不斷發展,人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人們對生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既要保護生態,更要改善生態,這就要求我們興建更多的生態水利工程。生態水利工程不僅高效開發利用水資源,還妥善保護環境資源,體現了人與自然、社會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關系的和諧統一,符合了生態系統的可持續發展需求,構建了傳統水利工程和現代生態學的有機結合。
推進水生態文明建設,要求治水的各項工作都要堅持以人為本、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堅持可持續發展,處理好興水利、除水害和生態環境保護的關系。水生態文明建設要求著力加強水土資源保護和修復、水資源水環境承載能力,要求著力抓好重大節水供水工程建設。而生態水利工程建設在水生態文明建設中的國土開發格局優化、促進資源節約、維護生態系統穩定和保護環境、以及建立水生態文明的制度保障體系中都有著重要的作用,已成為水生態文明建設的重中之重。
2.3 生態水利工程建設的要求與措施
2.3.1 生態水利工程建設的整體要求
生態水利工程的建設,要始終遵循保護和恢復多樣化河流、保持和維護自我恢復能力、以修復整個水域生態系統為目標等3個原則,堅持“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和“生態環境保護優先”的方針,充分發揮水利工程生態環境效益。
2.3.2 生態水利工程建設的具體措施
“從水利實際看,任何一項水利水電工程,其本質都應該是生態工程”。建設生態水利工程是一項復雜的工程,這就需要科學布局治理開發工程,全面落實水利工程生態環境保護措施。
不僅要在工程的規劃階段融入生態水利的理念,而且要將其融入工程建設的每個環節中去,這就要求工程既要滿足整體系統的生態要求,還要滿足個體的生態設計要求。在水利工程的前期規劃、設計、施工方式和方法、后期管理和運行等各個環節滿足生態要求,努力把對生態環境的影響降到最低。在工程的規劃設計中,工程設施必須符合水文學和工程力學的規律,嚴格按照規范進行內容設計,并與環境工程設計有機結合。在施工過程中,應優先采用生態環境友好的技術措施,做好污、廢水棄渣處理,加強工程環境監測,做好工區保護等。施工完成后,落實竣工后跡地恢復,并實行規范管理、科學管理、依法管理,施行引入生態水利工程的后評價,建立工程生態環境影響的監測和反饋機制等。
3 展望
伴隨著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人們對供水量的需求不斷增加,排污量也在增加。同時,面臨著生態環境受到嚴重污染、水資源短缺的局面,加強水生態與水資源環境保護、促進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已成為現代水利建設的主要內容。生態水利工程是水利工程和生態建設的有效結合,既能實現對水資源的開發和利用,還能保護和尊重自然生態環境,會是未來水利工程建設發展的必然趨勢,對推進水生態文明建設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三江源;生態環境;保護;建設
中圖分類號:F124.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4161(2015)05-0021-04
三江源地區位于中國西部、青藏高原腹地,是黃河、長江、瀾滄江的發源地,也是我國重要的淡水資源補給區和生態安全屏障。受人類活動和氣候變化等影響,從20世紀70年代起,三江源地區草原沙化、冰川萎縮、水源涵養功能退化等問題日趨嚴重,生態安全問題日益突出。為加強三江源地區的生態環境保護和修復,我國政府投入巨資、先后啟動了兩期三江源生態保護建設工程。作為西部大開發的骨干工程和一項國家戰略,三江源生態保護建設能否順利推進,不僅對源區人民具有重要意義,更對維護三江流域乃至國家生態安全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將立足于公共經濟學和區域可持續發展的角度,對三江源地區生態保護建設的戰略意義、工程實施效果及其存在問題進行深入系統的分析,以期為建立三江源生態保護建設的長效機制提供參考與借鑒。
一、三江源生態保護建設的重要意義
目前,對于三江源生態保護建設的認識,往往局限于其生態環境功能,但實際上三江源生態保護建設是一項具有多重意義的國家戰略。
首先,三江源生態保護建設是維護國家生態安全的重要舉措。三江源地區是我國淡水資源的重要補給區,水資源蘊藏量超過2000億立方米,長江總水量的25%、黃河總水量的49%、瀾滄江總水量的15%源自于此,有“中華水塔”之稱。長江流域、黃河流域是中華民族的起源,是中國經濟社會最發達的地區,三江流域(長江、黃河、瀾滄江)省市總人口和GDP總量均占到了全國的90%以上。因此,三江源地區承載了極其重要的生命負荷和經濟社會發展負荷,保護好三江源的生態環境對于三江流域乃至整個中國的生態安全和可持續發展都具有重要意義。
其次,三江源生態保護建設將為我國主體功能區規劃的落實特別是限制開發區、禁止開發區的可持續發展提供可資借鑒的經驗。根據我國主體功能區規劃,國土空間被劃分為重點開發、優化開發、限制開發和禁止開發四類。其中,限制開發區和禁止開發區一般是關系到國家或區域生態安全的生態屏障區和自然保護區。如何平衡好這些限制開發區、禁止開發區的保護與發展,是當前我國面臨的重要難題。從公共經濟學的角度,三江源等生態屏障地區為流域地區乃至國家提供的是非競爭性、非排他性的生態財富和生態服務,具有典型的公共產品特征,理應由公共財政(包括中央財政和下游各地區財政)來購買其生態財富和生態服務,共同維護好流域和國家的生態安全。因此,三江源地區的生態保護建設不僅對當地人民的生存發展具有重要意義,更對其他類似地區特別是我國西部廣大的限制開發區和禁止制開發區的可持續發展具有先行探索意義。
第三,三江源生態保護建設將為探索不同利益主體之間的生態補償提供參考和借鑒。如何進行廣范圍、跨區域、不同主體間的生態補償,是一個極少有成功案例的世界性難題。三江源在生態保護建設過程中,同樣面臨如何確定其生態服務的受益者、受益范圍、受益大小,以及如何通過生態補償體現其生態價值的難題,其探索和實踐將為我國和世界其他地區建立生態保護的長效投入機制提供有益參考。
最后,三江源生態保護建設是中國參與全球環境保護、強化國際話語權的重要媒介。三江源及其所在的青藏高原是世界大江大河發育的集中地,是亞洲國家的江河之源。三江源區獨特的地形,阻截了西南氣流攜帶的大量水汽,形成了充沛的降水,對大江大河起著源頭補給和初始循環的作用。同時,三江源也是最重要的世界高原生物基因庫,有9個植被型、50個群系、70多科、390屬、1700多種植物,其中包括重點保護植物34種;有各類野生動物396種,其中國家級重點保護動物69種;對維護亞洲生態安全和世界生物多樣性具有重要意義。在生態外交日益成為國際外交重要內容的今天,中國可以通過三江源生態環境保護,以水為紐帶,加強與瀾滄江下游、東南亞5國的生態合作與經貿文化交流,進一步鞏固地緣政治。同時,樹立負責任大國的形象,提升在國際生態環境領域的地位和話語權。
二、三江源生態保護建設工程實施效果評估
為確保三江源生態保護建設工程實現其預定目標、發揮其重要作用,需要對工程實施情況進行動態評估,發現問題,及時反饋,以期為工程的順利推進提供參考。截止目前,我國先后啟動了兩期三江源生態保護建設工程。其中,一期工程于2005年啟動,2013年完成。二期工程于2014年啟動,保護面積和規劃投資均擴大到一期工程的2倍以上(具體見表1),是一期工程的延續和深化。由于二期工程剛剛啟動,本文將主要對一期工程的實施效果進行分析與評估。
三江源生態保護建設一期工程總投資75億元,覆蓋范圍包括青海省玉樹、果洛、黃南、海南4個藏族自治州、18個自然保護區,總面積15.23萬平方公里,主要內容包括生態保護、農牧民生產生活基礎設施、支撐項目三大工程和退牧還草、鼠害防治、草地保護、退耕還林、水土流失治理等22個子項目。2005-2013年一期工程實施期間,三江源地區累計完成封山育林511萬畝、退牧還草5671萬畝、退耕還林近10萬畝、濕地保護160萬畝、黑土灘綜合治理523萬畝、地面及地下鼠害防治11781萬畝和沙漠化防治66萬畝,同時配套開展了生態移民、基礎設施建設、新農村建設和小城鎮建設等工作,取得了較為明顯的生態保護成效。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水源涵養能力提升,流域供水能力加強。根據監測,一期工程的實施使得三江源地區的水資源總量增加了約85億立方米,湖泊面積增加了760平方公里,濕地面積增加了104平方公里,草原生態系統水源涵養量增加了約29億立方米,由2004年的169億立方米提高到2012年的198億立方米,長江、黃河、瀾滄江的年出境水量比工程實施前的2004年增加了20%以上。同時,水體質量得到有效改善,長江、黃河、瀾滄江源頭干流水質連續8年達到Ⅱ類以上。上述數據說明,三江源生態保護建設工程使該地區水源涵養能力提升、水量增加、水質改善,對于保護地區生態環境和保障長江、黃河、瀾滄江流域的水資源安全發揮了重要作用。
2.草原退化得到初步遏制,水土保持能力提高。自2005年三江源生態保護建設工程實施以來,工程區域內的植被明顯恢復,中等覆蓋度草地面積呈現穩定態勢,高覆蓋度草地面積以每年2378平方公里的速度增加;黑土灘治理區的植被覆蓋度由治理前的20%提高到80%以上,大面積沙化地區的植被覆蓋度由治理前的不到15%提高到38%。工程區內的草原退化趨勢得到初步遏制,水土保持能力有所提高,特別是人工增雨工程對緩解荒漠化的作用尤為顯著。
3.區域生態系統改善,生物多樣性逐漸恢復。2005-2012年,三江源地區森林面積增加了150平方公里,工程區域內草原植被覆蓋度提高了11.6個百分點,植物種群得到有效保護,各種野生動物種群明顯增多。目前僅瑪多縣境內的藏羚羊數量就已達到4萬只以上,比10年前增加了1.5萬只;藏野驢達到3萬多頭,增加了0.2萬頭;巖羊達到0.7萬只,增加了近0.5萬只。區域生態系統有所改善,生物多樣性正在逐漸恢復。
4.城鄉基礎設施改善,農牧民生產生活條件提升。加強基礎設施建設、改善農牧民生產生活條件是三江源生態保護建設工程的重要組成部分。工程實施以來,三江源地區共完成生態移民5.6萬人,建立了86個生態移民社區,改善了23個小城鎮的基礎設施條件,增加了5萬畝灌溉飼草料基地,投入了3000萬元生態移民創業扶持基金,解決了13萬人的飲水安全問題,農牧民純收入年均增長10%左右,吃水難、行路難、用電難、上學難、就醫難等民生問題都得到明顯改善。
5.生態環保意識提高,生態文明理念增強。三江源生態保護工程實施以來,通過廣泛的宣傳、教育、培訓和各種生態工程的建設實踐,當地干部群眾對加強三江源地區生態環境保護的認識有了明顯提高,參與生態環境保護建設的自覺性和積極性明顯增強,傳統過度放牧的“掠奪性”生產方式也發生很大改變。
三、存在的問題及其原因探析
盡管三江源地區的生態保護和建設工程已經初見成效,工程區內的生態環境也得到較為明顯的改善,但仍然存在著許多問題:
1.生態環境惡化趨勢并未得到根本性遏制。一期工程實施以后,雖然工程區內的生態環境有所改善,但據監測,整個三江源地區的草地仍在以每年近8萬畝的速度退化和沙化,水土流失情況和荒漠化趨勢依然嚴峻。究其原因,一是生態恢復的艱巨性與資金投入的有限性矛盾使然。三江源地區的生態環境非常脆弱,歷史欠賬過多,生態恢復、保護與建設的成本高、任務重、難度大,需要長期、持續和穩定的資金投入。目前,盡管國家已經陸續投入大量資金,但總體上依然存在較大缺口,環境治理的速度跟不上生態退化的速度。二是生態建設的長期性與工程項目的短期性矛盾使然。生態環境的保護、恢復與建設是一個長期的、復雜的過程,但目前三江源地區的生態環境保護主要是以階段性、項目式的工程建設為主,缺乏可持續的長效機制。如國家從1998年開始實施的退耕還林、退牧還草等政策紛紛到期,根據《國務院關于完善退耕還林政策的通知》(國發[2007]25號),還草補助期限僅為2年,而三江源地區的牧草生長周期很長,恢復原生草原植被大約需要15年甚至更長的時間。三是生態保護的整體性與具體建設的局部性矛盾使然。區域生態系統的保護建設要求整體性和協同性,但2005年啟動的三江源生態保護與建設一期工程覆蓋面積只占三江源地區的40%,尚有60%的地區未能開展協同建設。二期工程雖然涵蓋了整個三江源地區,但生態保護建設資金多頭管理、分散使用、政出多門現象比較普遍,生態保護建設尚未形成合力,給區域生態系統的整體保護、整體建設帶來難度。四是特殊地理環境和全球氣候變化的影響使然。如生態保護建設工程實施以來,工程區內的植被覆蓋度明顯提高,但由于高寒地區特殊的自然環境,那些對于水土保持更具意義的植被根系層卻恢復緩慢;又如全球氣候變暖使三江源地區的冰川融水增多、區域水量增加,但隨著冰川消融速度加快、雪線持續退縮,從長遠看,冰川對河流的補給可能經歷先增后減的倒U型變化,使三江源地區未來的持續供水能力堪憂。
2.生態移民“留不住、難致富”的難題亟待解決。三江源生態保護工程實施以來,先后有5萬多牧民實施了退牧搬遷,但其中相當一部分人面臨著“留不住、難致富”的困境。其原因主要在于:一是生活補助低。圍欄禁牧、退牧還草等措施的實施,使眾多遷移牧民失去了放牧、養殖等基本生活來源,且很多日常生活必需品,如牛羊肉、牛奶、酥油等,由自給自足變為對外購買,生活成本大幅提高。而三江源生態保護建設一期工程對每戶牧民僅給予每畝5.5斤飼料糧、折合現金約2.5元的補助,整體搬遷牧民每戶每年補貼8000元、連續發放10年,補貼標準明顯偏低,不足以彌補其發展成本和生活成本的損失。二是就業能力弱。三江源地區的生態移民大部分以畜牧業為生,文化素質低,勞動技能差,很多藏民講不好漢語,很難找到正規穩定的工作和持續的經濟收入來源。三是接續產業發展難。三江源地區海拔高、氣候惡劣、地處偏遠、交通不便,生產建設和產業發展的成本高,受生態保護的限制大,當地市場消費能力不足且又遠離主要市場,接續產業和替代產業發展困難,移民就業渠道十分狹窄。很多牧民特別是老一代牧民在搬遷后找不到工作,只好靠國家發放的退牧還草補助勉強維持生計,部分生態移民的生活水平出現較為明顯的下降。而且一旦退牧還草政策結束后,這些移民的長遠生計將會面臨更大困難。如果不能很好解決這個問題,未來這些移民可能存在回流的危險。
3.生態補償機制尚需進一步完善。三江源地區生態保護所需資金巨大,必需建立完善的、多元化的生態補償機制,才能從根本上形成三江源生態保護建設的長效投入機制,對三江源的生態環境進行可持續的保護和建設,真正維護好其生態安全。從目前來看,三江源地區的生態補償機制仍然存在許多問題。一是補償主體單一。作為中國最重要的生態安全屏障和水源涵養區之一,三江源地區的生態效益惠及范圍廣、涉及主體多,但目前其生態補償資金主要來自于國家,體現其巨大生態價值的流域間、區域間、上下游之間的生態補償機制尚未建立。二是補償標準相對較低。2005-2013年,國家為三江源生態保護和建設工程累計投資75億多元。但實際上,為保證長江、黃河的水質和流量,三江源地區每年僅禁伐和休牧就要損失數十億元,生態補償與三江源地區放棄發展的成本相差很大。三是缺乏持續穩定的利益補償機制。退牧還草、退耕還林補償等政策都是為了通過對生態移民進行經濟補償而進一步促進生態環境保護,但目前這些政策大多以工程、項目的方式組織實施,具有明確的時限,缺乏延續性,存在較大變數和風險。
4.專業化管理體系建設相對滯后。面對大規模的生態建設,三江源地區生態保護的專業化能力和管理體系建設明顯滯后。一是組織機構不匹配。實施三江源生態保護建設工程以來,當地政府的主要職能由經濟建設轉為生態環境保護,但政府的機構設置和承擔職能并沒有進行相應的改變。三江源辦公室等管理部門大多屬于負責項目實施的臨時性機構,生態環境保護缺乏有效的組織機構保障。二是專業化人才匱乏。生態環境保護是一項系統工程,需要大量的專業化人才,如生態監控、草場管護、水土涵養、沙化治理、動植物保護等,同時地區建設如社區管理、產業發展等也需要一支具有現念和專業素養的人才隊伍。而三江源地區地處偏遠、氣候惡劣、條件艱苦,很難吸引和留住人才,各類專業化人才都嚴重匱乏。三是管理措施不到位。特別是對退牧、禁牧出來的草場管理出現真空,既無相應的管理機構和管護人員,又缺乏必要的管理措施,禁牧區草場管護問題日見凸顯。
四、推進三江源生態保護建設的對策建議
三江源生態保護和建設二期工程的規劃目標是:林草植被得到有效保護,生態惡化趨勢得到有效遏制,生物多樣性顯著恢復,農牧民生產生活水平穩步提高,生態系統步入良性循環。根據上述目標,針對三江源地區生態環境保護當前存在的問題,本文提出以下對策建議:
1.創新生態保護模式,推動自然修復與人工修復相結合。從三江源地區以往的生態保護實踐來看,退耕還林、退牧還草、封禁管護、圍欄封育等措施對短期內減輕草場負荷、增加地面植被、遏制土壤沙化發揮了很大作用。但從長期來看,一味強調“退、封、禁、圍”,單純使用人工修復手段,既缺乏科學性,阻隔了動物遷徙途徑、割裂了食物鏈條;又不尊重自然規律,忽視了牛羊群、野生動物適度啃食、排便對草地牧場所起到的非常重要的強化與養育作用,其結果往往適得其反。因而,在三江源生態保護和建設過程中,必須尊重自然規律,堅持采用人工手段與自然修復相結合,逐步減少人為干擾,促進并最終實現自然生態系統的自我修復和動態平衡。
2.建立生態移民的多元途徑,讓移民“穩得住、能致富”。在三江源地區,當地牧民通過千百年的游牧活動,已經成為草原生態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三江源地區的生態惡化雖然是由于人類對自然資源的過度掠奪所引發,但如果因此而因噎廢食,通過大規模生態移民和簡單禁牧、制造無人區,就會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事實上,野生動物的采食量遠大于家畜,如一頭藏野驢的采食量大約相當于6只羊,如果缺少人類制約,野生動物無序增長,會對草原生態造成新一輪的破壞。因此,在生態移民的實踐過程中,要根據不同地區的不同情況采取靈活多元的移民模式。在空間上,要根據保護區、核心區、緩沖區、實驗區以及區域自然生態的不同情況,科學制定移民規劃,引導牧民有序遷移,優化人口空間布局,合理確定畜牧數量,促進草畜平衡、人與自然平衡;在結構上,對于很難實現職業轉換的老一代牧民,可以通過定畜定量、減牧補貼、聘用為生態保護監督員等措施,讓他們在合理放牧的過程中主動參與到草原生態的保護中來。對于知識結構較新、職業轉換相對容易的新一代牧民,可以通過加強職業培訓和定向勞務輸出等,引導他們走出去,向周邊城鎮乃至外省轉移和集聚,實現非農化和異地城鎮化;在措施上,可以一方面加強對遷移牧民的基礎教育、職業教育、生產技能培訓和就業指導等,提高他們自身的人力資本和就業創業能力;另一方面綜合運用財政補貼、稅費減免、創業扶持基金、產業引導基金、低息和貼息貸款等多種優惠手段,促進生態旅游、鄉村旅游、特色文化產業、民族手工業、農牧產品加工、藏藥藏香等產業的發展,積極拓寬生態移民的就業創業渠道,讓牧民“移得出、穩得住、能致富”。
3.建立健全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形成生態補償的長效機制。首先,要正確認識和充分體現三江源地區的生態環境價值,進一步加大中央財政轉移支付的力度,提高一般性轉移支付中的生態補償比例,從實際出發,對因保護生態環境而造成的財政減收,應作為財政轉移支付的重要因素加以考慮,并盡可能減少或取消地方財政配套,使生態補償資金發揮最大效益。其次,應借鑒國際類似地區的先進經驗,探索建立流域上、中、下游地區之間的生態補償機制,根據中、下游地區的用水分布、用水規模以及生態受益范圍,征收不同標準的生態補償基金,直接或通過第三方轉移支付給三江源地區,用于加強生態涵養、保護和建設。第三,可探索建立多元化的轉移支付方式,如人才支持、技術轉移、設備轉移、資產轉移、教育培訓轉移等,促進三江源地區的生態建設和經濟發展。最后,應根據三江源不同地區的生態貢獻和生態保護建設需要,確定不同的資金分配和補償標準,立足整體層面,形成具有針對性和可操作性的多層次生態補償體系。
關鍵詞:生態環境污染犯罪;刑事責任;司法實現
中圖分類號:D922.6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7)02-0150-02
近年來,廣西的經濟社會發展取得長足進步,然而讓人痛心的是環境污染事件不斷發生。一直以來,刑事救濟成為捍衛生態法益的最后一道法律屏障,但其所取得的效果不容樂觀。筆者在分析廣西生態環境污染面臨的刑事司法困境的基礎上,提出相應對策,以期對生態廣西、美麗廣西建設有所裨益。
一、廣西生態環境污染的刑事司法困境
1.環境司法專門化并未落到實處。2014年7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成立環境資源審判庭(簡稱“環資庭”)后,地方各級法院先后成立這一審判組織。環資庭在成立初期,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環資庭的職責規定,主要負責審判第一審、第二審有關大氣、水、土壤污染等民事侵權案件,地礦資源保護與開發利用中有關權屬爭議的民事案件,森林、草原保護、開發、利用過程中發生的自然資源民事糾紛案件[1]。由此可見,環資庭仍然既沒有從刑事審判中剝離出來,也沒有涉及環境行政違法案件的專門化審理[2]。2015年6月,廣西壯族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正式成立環資庭,但其他各地市都沒有設立環資庭。而且,廣西高院的環資庭還負責交通事故和勞動爭議案件的審理,并非僅僅承擔環境污染刑事案件的審判工作。
2.行政權過于強勢,地方保護主義不當干預司法,導致刑事責任難以實現。由于涉案企業往往是當地的納稅大戶,因而在對其實施的環境污染犯罪案件的處理過程中常常會受到地方政府的干預,最后大多以經濟制裁或行政處罰手段進行處理,真正進行刑事處罰的不多。更有甚者,刑事判決猶如一紙空文,得不到有效執行或是根本不執行。久而久之,就讓人覺得只要事后繳納罰款即可了事,不必過于擔心。如此之下,犯罪成本不高,使得犯罪分子肆無忌憚,再次實施犯罪的時候完全沒有心理壓力。此外,環境行政執法機關與環境司法機關在工作上沒有良好的銜接,常常各行其是,執法上的空白給犯罪分子留下可乘之機。
3.刑事判決有失偏頗。根據我國《刑法》第338條的規定,污染環境罪是過失犯罪,那么當犯罪人故意實施污染環境的行為時應該如何認定呢?實踐中,司法機關在萬般無奈之下,通常只能以投放危險物質罪定罪量刑。這兩罪之間雖然有相通之處,但在犯罪客體以及主^方面的具體內容上仍然是有很大區別的,再加上不同時期不同地域對于環境保護的認識、判斷標準不同,最終會導致同案不同判,大大損害了司法權威。
4.民眾的環保意識偏弱,導致司法機關在辦案過程中勢單力薄。由于大多數民眾認為環境保護工作是政府部門的職責,因而對于污染環境的行為往往視而不見、漠不關心,這就使得司法機關在收集案件線索、尋找犯罪嫌疑人、審理案件以及執行判決的過程中常常陷入困境。
5.環境公益訴訟難以推進。第一,提起公益訴訟的社會組織,不僅要面對當地政府施加的壓力,還要有雄厚的資金做后盾,面臨著資金、技術和律師等問題。第二,環境污染公益損害追償機制缺失,法官在處理環境污染犯罪案件的過程中,通常只是對犯罪人判處罰金和賠償直接經濟損失,忽視該犯罪行為對社會和環境帶來的長遠影響,因而在環境的后期治理和長久損害方面沒有要求犯罪人承擔補償責任。第三,環境公益訴訟的可復制性難度大。同樣的案件,有些地區會進行審理,有些地區立案后被駁回,有些根本沒有立案。案件審結后,一些企業常常以虧損為由拒絕履行賠償義務,導致大量環境違法行為沒有受到處罰,刑事判決猶如一紙空文。
二、廣西生態環境污染的刑事司法對策
1.將環境司法專門化落到實處。2016年7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中國環境資源審判》(白皮書),要求中級人民法院應在高級人民法院的統籌指導下合理設置環境資源審判機構,個別案件較多的基層人民法院經高級人民法院批準,可以考慮設立環境資源審判機構。據此,廣西地方各級人民法院應增設環資庭或環境資源合議庭,尤其是在工業發達、礦產資源豐富和水資源集中的區域優先設立,從而將環境資源刑事、民事、行政案件由環資庭統一審理,提高審判資源的利用率,實現環境資源案件審判的專業化。同時,吸收環保專業人士作為人民陪審員參與案件的審理工作,以便于提高司法效率、節約訴訟成本、增加判決的權威性。以廣西高院為試點,逐步構建起包含審判機構、審判機制、審判規則、審判理論和審判團隊在內“五位一體”的環境司法專門化體系。
2.加強生態環境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的銜接,恰當處理地方利益保護與環境司法保護之間的沖突。首先,2015年廣西高院與自治區公安廳、檢察院、環保廳共同簽訂了《關于辦理涉嫌環境違法犯罪案件銜接工作的意見》,進一步加強與公安機關、檢察院、環保行政機關之間的協作。2016年5月27日,廣西高院又與自治區國土廳、環保廳簽訂了司法與行政執法協調配合備忘錄,建立完善環境保護部門和司法機關環境執法聯動機制。考慮到我國行政機關、司法機關均由人大產生,對人大負責、受人大監督,為促進司法機關與各行政機關的通力合作,建議由各級人大的法制工作委員會(以下簡稱“法工委”)來領導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的銜接工作[3],具體做法是:一是由法工委牽頭,從司法機關及行政機關抽調骨干成員成立聯合執法領導小組,搭建一個“兩法”之間溝通和交流的平臺,解決“兩法”工作過程中的沖突和矛盾,減少執法空白;二是主持每個季度的聯席會議,聽取該季度的環境監督和環保執法工作報告,總結工作經驗,指出不足之處,提出執法工作改進意見;三是督辦大案要案,及時跟蹤案件的查處進度和處理結果。
其次,要實現行政處罰和刑事處罰的無縫對接。在日常工作過程中,環保部門要認真履行監管職責,對于一般的污染行為,符合《環保法》規定的處罰情形的,要及時進行處罰和監督教育;對于污染環境構成犯罪的案件,要及時移送給公安機關進行立案偵查。公安機關在偵查終結后,及時將案件移送人民檢察院審查,人民法院經審理后確定被告人有罪并需承擔刑事責任的,應當判處刑罰,不能用行政處罰來代替。在立案、偵查、、審判、執行的每一個環節,人民檢察院均要認真行使法律監督權,確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出現重大環境污染事件等緊急情況時,環境保護、公安、檢察機關要迅速啟動聯合調查程序,防止證據滅失。
再次,轉變地方官員崇尚的“GDP第一”的片面政績觀,堅決杜絕任何單位和個人不當干預司法機關工作的行為,否則要追究其相應的法律責任:對干預行為構成犯罪的,要及時移送司法機關進行處理;沒有構成犯罪的,由上級行政主管部門進行行政處分。
最后,人民檢察院應依法及時地介入環境污染違法犯罪案件,對環境行政、民事、刑事案件認真行使法律監督權,并嚴查環境污染現象背后的國家工作人員貪污、索賄受賄、失職瀆職等職務犯罪案件。
3.依法公正判決,維護司法權威。人民法院在審理生態環境污染犯罪案件過程中,首先區分環境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對于環境刑事案件,又要進一步區分是構成污染環境罪還是構成投放危險物質罪及是否同時構成污染環境罪與投放危險物質罪,根據案件證據認定污染事實,運用想象競合理論進行充分說理,適用恰當罪名,以真正保護生態環境。
4.鼓勵、引導民眾參與環境監管,走群眾路線。首先,加大環境保護法律法規的宣傳教育力度,開展送法到鄉村、到社區、到學校、到企業活動,提高民眾的環保意識。其次,建立健全有獎舉報制度,鼓勵公民舉報任何環境違法行為。最后,利用各種渠道通報環境違法案件及其處理結果,邀請民眾參與執法監督。
5.推進公益訴訟的發展。首先,指派律師提供法律援助、成立專項基金、邀請環保專I人士加入,從制度上、資金上支持符合條件的社會組織提起公益訴訟,減免訴訟費用。其次,完善環境公益訴訟追償機制。要求法官在處理環境污染刑事案件的過程中,不僅要計算污染行為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更要評估該行為給環境帶來的長遠影響和對環境進行治理的費用,要求犯罪人統統買單。如此算來,應該是一筆巨大的開支,起碼能讓犯罪人不敢輕易以身試法。再次,判決、裁定生效后,要及時敦促違法企業執行判決、裁定中的內容,有能力履行義務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必要的時候,會同水務、電力、工商、稅務、房產部門及金融機構對違法企業采取停水停電、吊銷營業執照,凍結賬戶、查封房產等強制措施。
6.創制典型案例。地方各級法院可以充分發揮智慧能動,在審理生態污染犯罪案件時,通過弘揚司法理念、論證法學理論觀點甚至填補法律空白等方式創造性地適用法律,做出一批有特色的刑事判決,比如,只要污染了環境,即使沒有造成人員傷亡財產損失,也要追究行為人的刑事責任,以凸顯生態法益的刑事保護;在對生態環境污染犯罪分子判處刑罰的同時,判處非刑罰措施,如處以植樹、清污等生態修復性責任方式,實現被污染的生態環境的全面修復;建立一個相對統一的辦案標準,要求各級法院對不同地區發生的相同類型的案件要做出基本相同的處理決定,實現生態污染犯罪量刑規范化;對于證明生態污染犯罪的因果關系和主觀罪過極為困難的情形,可通過推定因果和推定過錯的方式,降低證明難度以追究刑事責任等等。地方各級法院適時對創制的典型案例進行選編,首先在各自轄區內發揮一般性指導作用,進而對典型案例的理論和實踐價值進行探討和挖掘,力爭將其上升為指導性案例,以發揮其強制性指導作用,實現典型案例與指導性案例的良性互動[4]。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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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周訓芳.生態環境保護司法體制改革構想[J].法學雜志,2015(5).
【關鍵詞】 循環型農業 可持續發展 經濟效益
循環經濟是按照生態學規律,合理利用自然資源和環境容量,以物質、能量梯次和閉路循環流動為特征的生態經濟。其對經濟的持續發展的意義體現在三項原則,即減量化、再使用和再循環。
循環型農業是循環經濟理念在農業經濟建設中的體現和應用,循環型農業擯棄了傳統農業的掠奪性經營方式,把農業經濟發展與生態保護有機結合起來,從而成為農業經濟發展的新模式。客觀規律表明,發展循環型農業既需要遵循生態規律和經濟規律,同時還需要外部條件的充分保障。從宏觀上來說,循環型農業是我國經濟社會大循環的子系統,也是人類賴以生存和持續發展的根本;從微觀上來說,進入新世紀,尤其是我國加入世貿組織后,對農業生態環境、“綠色”農業和產品質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而,發展循環型農業就成為我國農業可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
一、什么是循環型農業
1、循環型農業的特點
循環型農業是循環經濟理念在農業經濟建設中的體現和應用,它既具有一切經濟活動的特征,又具有其農業自身的特殊性。循環型農業的概念可概括為:尊重生態系統和經濟活動系統的基本規律,以經濟效益為驅動力,以綠色GDP核算體系為導向,按照減量化、再使用和再循環這三項原則,通過優化農業產品生產至消費整個產業鏈的結構,實現物質的多級循環使用和產業活動對環境的有害因子零(最小)排放的一種農業經營模式。
以經濟效益為驅動力體現的是經濟規律、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效益是人們規劃自身行為首要考慮的因素,是人們從事一切相應活動的源動力和基礎,只有有了經濟效益的活動才能更好地保護生態環境。減量化、再使用和再循環這三項原則是循環型農業的精髓,其中,減量化反應的是農業經濟活動的投入最小、成本最低化傾向;再使用是以動、植物的生物鏈為基礎設置農業生產規劃,實現追求定量資源最大利用率目的;零(最小)排放則是循環型農業要達到具體目標,是整個產業過程考慮問題的出發點和歸結點。
傳統的農業發展模式漠視了產業發展和生態環境二者的聯系,無意之中將生態環境保護與農業發展兩者對立起來,沒有有效地利用生態環境使之成為經濟的源泉;而循環型農業將二者有機的結合起來,有意識地在實現產業經濟發展的同時,有意識地挖掘和利用生態環境中有利因素,促進生態環境保護或保持生態環境的良好狀態,使二者相互促進,相互發展,這是循環型農業的創新。
2、循環型農業的特征
首先,循環型農業作為循環經濟有其一般特征:以資源高效利用和循環利用為核心,以減量化、再使用和再循環這三項原則為標準,通過產業結構的設計和品種結構的合理配置,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為基本特征。
其次,循環型農業有其特有的特點,主要表現在:一是注重農業生產環境的改善和農田生物多樣性的保護,摒棄對生態環境保護不利的生產方式和產品配置。二是提倡農業的產業化經營,實施農業清潔生產,改善農業生產技術,適度使用對環境友好的“綠色”農用化學品,實現環境污染最小化。三是利用高新技術優化農業系統結構,按照“資源―農產品―農業廢棄物―再生資源”這一反饋式流程組織農業生產,實現資源利用最大化和最優化。四是延長農業生態產業鏈,通過要素耦合方式與相關產業形成協同發展的產業網絡,在農產品的“生產―運輸―加工―銷售―消費―資源再利用”整個產業過程自始至終將生態環境保護問題作為發展的起點加以考慮。
二、經濟效益是循環型農業發展的內在動力
經濟效益是一切經濟活動的原動力,雖然社會十分關心農業的生態效益,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一種農業發展模式能否生存并得到推廣,關鍵在于它能否帶來經濟效益,這是維系其生命力的關鍵。循環型農業主要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獲得經濟效益:一是通過區域大循環獲得規模經濟和結構效應;二是通過企業小循環和產業鏈延長獲得經濟效率產業鏈增值。
1、通過區域大循環可以獲得規模經濟和結構經濟二者的良性循環
循環型農業要求根據區域農業資源優勢、產業結構特征以及廢棄物特征和分布狀況,實現區域范圍的大循環。我國地廣物博,南北差異、東西差異巨大,這就要求循環型農業的組織規劃時要充分考慮實施地的各類生態特點,因地制宜。這種結合當地特點的大循環能促進一個地區農業經濟的持續穩定地增長,無疑促進了規模經濟的形成和產業結構調整所帶來的結構效益。
首先是規模效益,由于農業生產加工過程相對較分散,廢棄物也較分散、規模較小,農業生產經營者往往無法對廢棄物進行處理或至少處理成本太高或根本沒人關心。問題的關鍵是如何使傳統作業中分散的廢棄物能有效聚集,如果在區域內有相應的處理中心,以一定的經濟手段讓農民自己將廢棄物送到處理中心集中處理,便可以實現規模經濟,造就產業化經營,一方面廢棄物得到清理,另一方面廢棄物也可得到充分利用。除此以外,也可以考慮設置一個地區的農產品集約化加工中心,以方便對廢棄物的集中處理再利用,可以通過對廢棄物的集中處理效益與成本的精確計算,對廣大農戶實行低收費加工、免費加工甚至貼補運輸費用加工等方法,在確保廢棄物的集中處理經濟效益的同時,提高廣大農民對農產品集中加工的熱情。在想方設法提高農民集中處理廢棄物的過程中,在東南沿海經濟較發達、地方財政實力較強的地區,地方政府也應有所作為,可以考慮設立相應的財政補貼經費,確保農民和加工企業二頭都能得到實惠,二頭都能長久地保持積極性,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可持續”發展。
其次是結構效應,循環型農業要求通過產業結構調整推及區域范圍的大循環,在實現污染最小化和集中化的同時,必須實現專業化和規模化。根據產業經濟學原理,調整農業產業結構,會產生一種“結構效應”,即不需要增加任何要素的投入而只是調整其配置或方向,就會產生比原來更多的產出。例如通過調整要素在種植業、養殖業、林業、漁業等產業內部的配置,不但各業的產值會發生變化,而且農業的總產值也會增加。這其中,各地的農業科研院所和相關高等院校應加大研究和指導實施的力度,通過各級農科、農技人員深入一線的調研,為從事不同農業生產活動的農戶的產生結構調整規劃設置出切實可行的不同生產方案,畢竟,廣大農民絕大部分是相對文化水平較低的,這是我們國家切切實實的國情。
2、企業小循環和產業鏈延長獲得經濟效率產業鏈增值
這里要考慮的問題關鍵是一個運行模式是否適合企業、能否得到推廣應用,要點是能否有經濟效益,因為這是經濟主體(涉農企業和農戶)更關心的問題,這是在遵循科學的生物生態規律的前提下必須考慮的,也是一個循環型農業項目的生命力所在。
經濟效率主要表現在盡量降低成本的同時,盡可能大地增大利潤空間。由于循環型農業遵循3R原則,這實際上就是遵循了經濟效率延長了產業鏈,實現了產業鏈增值。一個典型案例就是現在不少企業開始廢水回用,不僅減少了對水資源的浪費,減少了水污染,同時降低了成本,實現了經濟效益。就農業生產而言,品種繁多,生產過程各異,能節約利用、重復再利用、利用生態特性相互利用的環節和物品是相當廣泛的,能挖掘的潛力是很大的。
三、循環型農業發展的保障體系
1、建立有利于循環型農業發展的政策和法律體系
首先,要借鑒發達國家發展循環農業經濟的經驗教訓,建立和完善推進循環型農業發展的法律法規體系,要確立相應的使污染者得到懲處、受益者獲得補償的機制,這種機制的實施應該是大力度的,以保證實施能取得實實在在的效果。我國是一個農業大國,“三農”問題關乎國計民生,鑒于我國居民,尤其是廣大農村居民對生態環境保護知識較為缺乏和意識比較薄弱的現狀,要加強對循環型農業發展的重要性教育、宣傳和引導。其次,政策的實施不應出現“對民不對官”和現象,政府應強化責任意識,應通過立法把發展循環型農業納入地方政府的職責范圍,并作為一個地方政府、一屆地方政府的主要政績指標加以考核。第三,要綜合運用財稅、投資、信貸、價格等政策措施,充分應用經濟杠桿的作用,加大對符合循環型農業發展道路項目的支持力度,制約傳統浪費型項目的再生產,調節和影響農業投資主體的經營行為,建立自覺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激勵機制。
2、加大政府對農業科技開發的扶持力度
推行農業清潔生產的新技術農業循環經濟是農業生產技術的革命,它必須以先進技術為支撐點,這從中需要政府從總體上加大對農業科學技術扶持力度,包括科技力量的配置、科研經費的設入、基層農技服務的普及等一系列問題。一是對農業經濟發展有重大影響的技術應重點資金扶持,從經費上確保農業循環經濟有序漸進;二是建立一批高效運作的農業科研組織與管理機構,從組織機構上予以保證;三是在農業科研運行機制與模式上進行探索與創新,把農業循環經濟作為重點研究方向;四是通過各種渠道和方式,加快農業清潔生產技術的擴散、傳播和普及。
3、建立適合循環型農業發展的管理體系轉變政策目標導向
要徹底轉變單純追求GDP增長的政策目標導向,建立相應的綠色GDP核算體系,將農業生態環境成本和農業生態環境效益納入農業經濟增長機制之中;結合國情、資源能源特點有選擇地吸收國外成功的經驗成果,尤其是先進的農業生產經營管理方法,從而形成一套適合自己發展的管理模式。同時,我們的農業生產還必須應對全球產品綠色化的需求,和國際標準接軌,推動我國農業向國際化方向的順利發展。
【參考文獻】
[1] 宣亞南、歐名豪、曲福田:循環型農業的含義、經濟學解讀及其政策含義[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05(2).
[2] 王志永、李軍利、董金彬:循環型農業的發展模式探討[J].科技資訊,2011(24).
一、農村環境問題的現狀及成因
當前我國農村環境污染主要有以下三方面:一是農業生產物資,包括農藥、化肥、地膜等的不合理使用所導致的土壤污染。有關資料顯示,農藥直接作用于作物和害蟲的僅5%左右,約80%左右的農藥殘留進入環境。土壤污染除了引起土壤質量下降、農作物產量減少、品質低劣外,同時更為恐怖的是土壤對污染物的富集作用,這會導致一些毒性大的污染物聚集到農作物中,進而引發人或牲畜食用后的中毒。二是鄉鎮工業排放的廢水以及農村居民的生活污水所造成的水污染。我國農村每天約有1.2億t生活垃圾沒有經過任何處理。水環境的破壞易導致疾病的產生和傳播,極大地危害了我國農民的身體健康,我國的癌癥村等都讓人觸目驚心。同時,污水的灌溉和養殖對我國農業會造成巨大破壞,污水灌溉所造成的各種損失難以估算。三是農村焚燒的垃圾以及鄉鎮企業生產過程中所產生的廢氣所造成的大氣污染。大氣污染嚴重危害了農民的身體健康,同時影響農村植物的生長,尤其是引發農作物的抗病抗蟲能力降低,影響農作物的數量與質量。
造成農村環境問題日益惡化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一是農村環保意識整體性不高。長期以來,政府“重經濟、輕環境”、“重城市、輕農村”,在政策、制度等方面都向經濟發展和城市環境保護方面傾斜,造成對農村環境的忽視和農村環保宣傳的不足,公眾從各相關部門及組織所舉辦的環境保護宣傳、教育活動中獲得的環境保護知識信息的比例較低,其中政府部門的環境保護宣傳活動只占了13.5%。二是農村產業結構和工業布局的不合理。我國一直都推行優先發展重工業的經濟政策,以解決經濟發展中的“瓶頸”問題,這些基礎產業大多是石化、鋼鐵、交通運輸等污染較重的行業,高污染的重工業優先發展的產業結構和工業布局是造成農村環境問題的一個剛性因素和歷史性原因。同時為了加快地區發展,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資的過程中往往不考慮環境因素,導致一些重污染的企業進駐農村;再加上有些地區城市污染向農村的轉移等等,都是造成農村環境問題的現實原因。三是農村環保資金缺乏“資金”是農村環境問題的最大瓶頸。近幾年,中央財政專項資金解決了少數農村基層長期想解決、而沒有能力解決的環境問題,然而,大多數農村仍然沒有提供環保的配套資金;農村環保中除一些示范試點和創建活動有少量的資金投入外幾乎沒有其他資金投入,這就導致農村環保工作的開展困難重重。
二、地方政府承擔農村環境治理責任的必要性
第一,環境治理本質上是一種公共產品。所以,環境治理具有明顯的非排他性特征,每個社會成員都能享受環保所帶來的利益。另外,環境治理還具有非競爭性,在一定程度其未達飽和范圍內,社會成員對環保收益享用的增加并不會帶來相應環保成本的上升。環境保護的公共產品性質,就決定了政府不可替代地扮演環境保護這一公共產品提供者的角色,政府在環境保護中具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第二,農村環境治理具有外部性,外部性可以劃分為正外部性和負外部性。農村的環境污染不僅會破壞農村的田地、河流等,同時還會對周邊環境造成影響,所以農村環境問題是一個典型的負外部性問題。負外部性僅僅靠市場機制是很難解決的,還需要政府干預環境治理來解決市場無法解決的問題。
第三,政府具有環境保護治理的職能。我國政府職能主要包括政治職能、經濟職能、文化職能和社會職能四大方面,而保護生態環境和自然資源的職能是其社會職能的主要內容之一。我國《環境保護法》的第十六條指明“地方各級人民政府應當對本轄區的環境質量負責,應采取措施改善本轄區的環境質量。”
第四,我國政府間的關系特征決定了地方政府必須承擔農村環境治理的責任。我國政府間的關系分為橫向和縱向兩個方面。從縱向上看,地方政府隸屬于中央政府,中央政府統一領導全國各級地方政府的工作,地方政府負責實施本轄區的具體工作。所以,農村的環境治理的重任需要地方政府來承擔。從橫向上看,主要是指地方各級政府之間的關系。地方政府為了本區域的利益存在激烈的競爭;同時,現在很多問題都帶有區域性,僅靠一個地方政府的能力是很難解決的,于是各級地方政府之間又存在橫向合作。農村環境問題需要各級地方政府加強合作來共同承擔這一責任。
三、完善地方政府對農村環境治理責任的措施
(一)完善農村環境保護的法律法規
目前,我國尚未有專門針對農村環境問題的立法。因此,我國有必要盡快制定出臺一系列針對農村環境問題的法律法規。對農村的有關防治畜禽污染,農村化肥、農藥、農膜污染以及“白色污染”等方面的問題作出專門性規定。對農村污染源問題的預防、治理以及實施污染所應當承擔的責任等問題,作出全方位的規定。
另外,針對我國目前環境立法內容滯后、懲戒力度小等問題,主要應當從以下方面入手:首先,對農村環境污染問題責任主體要進行界定。不僅僅要包括農村鄉鎮企業,還應當把農民以及地方政府也納入責任主體的范疇,增強其環境責任意識。其次,修改我國相關立法,加大環境污染懲治力度。特別是針對地方鄉鎮企業,在出現環境污染問題后,地方政府往往出于地方保護主義,對污染企業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導致企業有恃無恐,變本加厲地實施污染。因此,有必要加大對企業環境污染的懲治力度,改變目前企業守法成本遠遠高于違法成本的怪異現象,從根本上抑制鄉鎮企業的污染問題。
(二)普及宣傳農村生態環保知識
地方政府必須樹立保護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破壞環境就是破壞生產力,堅持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并重,把農村環境問題納入基層政府的重要議事日程,努力實現“村容整潔”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目標。充分利用各種新聞媒體,加強環保知識宣傳,提高城鄉干部群眾生態觀念,形成全民參與農村生態環境保護的良好氛圍。
第一,提高各級領導干部對農村環境污染治理工作的認識,使其充分認識到保護環境,提高環境質量的必要性、緊迫性,牢固樹立和認真落實科學發展觀,摒棄以犧牲環境,破壞資源為代價的粗放型增長方式,樹立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觀念,在發展農村經濟的同時,保護好生態環境,建設城市綠色生態屏障作為農業發展的長期戰略,實現可持續發展。
第二,加強對農民群眾的思想教育。積極開展生態環境警示教育系列活動,利用舉辦展覽,發放環保書籍和宣傳畫等多種形式,逐步在農村普及環境科學知識,促進農民更新觀念,不斷從自身做起,保護身邊環境。可以通過環境警示教育這一有效形式,用身邊的反面案例,使廣大干部群眾從內心深處受到震撼和教育。
(三)努力發展生態農業
要通過發展農村生態平衡、農村生產發展、農村環境條件三者的有機結合建立良性農村生態環境。盡快出臺相應的法規和政策。抓緊編制生態環境建設和保護規劃,為全面促進農村生態環境建設和保護提供法治和科學依據;把發展農業清潔生產技術作為今后工作的重點領域。具體措施有:一是大力推進農村清潔能源利用和秸稈綜合利用,加大作物秸桿再利用技術的推廣力度,建立秸桿粉碎還田、秸桿氣化綜合利用、減少化肥的使用。二是大力發展無公害、綠色、有機食品,大力扶持生產并推廣使用高效、低毒、低殘留農藥、生物農藥和有機肥。科學規劃、合理布局養殖業的發展,開展畜禽養殖污染防治示范工程建設,推廣養殖模式和養殖小區污染集中治理模式。三是加大農村環境整治力度,進一步加快集鄉鎮建設和舊村莊改造、改水改廁進程和基礎設施配套建設,減少分散居住給周邊環境帶來的生活污染。同時盡快將城郊結合部的市容、環保等納入城市管理范圍,在農村逐步推行鄉鎮、村民生活垃圾集中收集處理,切實改善、提高農村居民生產、生活環境。
(四)建立多渠道集資形式,加大資金投入
資金的缺乏一直是阻礙農村環境治理的大難題,在當前形勢下,我們必須依照“政府主導、市場推進、公眾參與”的原則,逐步建立多元化、全方位的農村環境治理投人機制。完善我國農村環境治理投入機制應從以下方面入手:一是在堅持城鄉公平的原則下充分發揮公共財政作用,把農村環保放在重要位置,每年給農村環保提供一定的資金,為農村環境治理提供合理的國家財政支持。二是農村環境治理集資應該適應當今的市場體制,建立農村生態環境保護的多渠道投資市場機制,通過當地政府環保政策的積極引導,調動一切因素盡可能的吸納多方社會資金來治理農村環境。廣開農村環境治理資金來源渠道,完善環保財政分配體制,逐漸形成政府主導、多方投資、大眾參與的農村環保資金市場運行機制,使農村環境治理逐步步入市場化的大道。具體做法有:設立政府農村環境治理專項基金,落實農村新建、擴建、改建項目的污染防治資金,嚴格依法足額征收企業的排污費,落實各項農村環保財政、信貸、稅收優惠政策等等。
(五)加快環保科技進步,建立農村環境科技發展機制
1海河流域水生態環境現狀
1.1水污染嚴重
1998年,全流域廢污水排放總量已達到55.6億t,這些廢物水中大部分末經處理就直接排入河流和水庫,造成地面水的嚴重污染。流域現狀地表水的污染河長比例高達75%,2/3站井的地下水達不到飲用水要求,水污染形勢十分嚴峻。
1.2河道干涸、功能退化
由于用水大量增加,造成河道干涸斷流、河道功能退化等問題。現狀流域各河大都成為季節性河流。據初步統計,在流域一、二、三級支流的近10000km河長中,已有約4000km河道長年干涸。一些河道雖然有水,但主要是由城市廢污水和灌溉退水組成,基本沒有天然徑流,“有河皆干,有水皆污”已成為海河流域的一個突出問題。河道干涸還引發河道內雜草叢生、土地沙化、土壤鹽分累積。山前平原與河道兩岸附近的淺層地下水位持續下降地區,河流沖積沙地和砂質褐土、砂質潮土、砂質草甸土等耕地沙化趨勢嚴重,沙土隨風遷移造成覆蓋沙地。近30年來,流域內“沙化”土壤面積不斷擴大。由于缺少人海水量,山區進入平原的徑流、引黃水量和降雨中帶來的鹽分不能排出,引起區域性的積鹽。
1.3入海水量銳減、河口生態環境退化
統計表明,90年代與50年代相比,流域年平均入海水量減少了72%。90年代年平均入海水量只有68.5億m3,只相當于總水資源量的18%,而且40%集中在灤河及冀東沿海地區。由于入海徑流減少,各河河口相繼建閘拒咸蓄淡,引起閘下大量海相泥沙淤積。據統計,閘下總淤積量達9500萬m3,致使海河流域骨干行洪河道泄洪能力衰減40%。另外陸源污染也給河口近海地區造成很大影響。渤海灣受納天津、北京兩大城市的污水,無機氮、無機磷、化學耗氧量等指標嚴重超標。由于入海徑流減少和嚴重的污染,河口地區具有經濟價值的魚類基本上絕跡,渤海灣著名的大黃魚等優良魚種基本消失。近10年來,渤海赤潮頻頻發生,造成了嚴重的經濟損失。
1.4濕地大幅度減少、生物多樣性消失
50年代海河流域有萬畝以上的洼淀190多個,洼淀面積超過10000km2。現今,除白洋淀和部分洼淀修建成水庫外,大部分的洼淀都已消失或退化,即使加上30多座大型水庫和100多座中型水庫,濕地面積僅剩2000多km2。在區域湖泊洼地演變過程中,人類活動干擾是其中最重要的驅動因素。以白洋淀為例,50年代以后,白洋淀上游興建了總庫容達36億m3的水庫,大大減少了入淀水量,1964~1981年,白洋淀因圍墾造田減少了90%的湖面面積,導致1966~1995年出現5次干淀,1990~2000年又多次面臨干淀的威脅,依靠定期補水才得以維持。
1.5地下水嚴重超采
海河流域地下水大規模開采始于70年代。到1998年,扣除補給量后,全流域已累計消耗地下水儲量896億m3,其中淺層地下水471億m3,深層水425億m3。地下水過度開采造成了地面沉降、地裂和塌陷等一系列環境地質問題。天津和流域中東部平原已發生區域性地面沉降。至1998年,河北平原累計沉降量大于300mm的面積達1.82萬km2,天津市累計沉降量大于1500mm的面積133km2。平原區已經發現地裂縫近200多條。地下水位下降還引發海水入侵和咸水入侵等問題,使得成淡水邊界向淡水區移動。
1.6水土流失嚴重
水土流失是海河流域主要自然災害之一。海河流域年降雨量雖然不大,但多以暴雨形式出現,而另一方面流域內山區地面坡度較大,且土質疏松,植被覆蓋率低,加之人口密度大,生產落后,廣種薄收,陡坡開荒等人為因素,導致流域內山丘區存在嚴重的水土流失問題。
1.7污灌造成環境污染和健康危害
由于水資源短缺,海河流域排放的廢污水很大一部分被用于農業灌溉,絕大部分灌溉污水未經任何處理,給周邊環境和人體健康帶來危害。
2海河流域水循環與水生態環境關聯分析
流域的水循環與水生態環境有著極為密切的天然聯系,千萬年來大自然所形成的自然水循環造就了一個地區特有的穩定水生態環境。而近幾十年來由于人類對水資源的大規模開發利用改變了水的自然循環,使一些地區穩定的水生態環境趨于不穩定,并出現流域水生態環境整體退化現象,海河流域就是這樣一個典型。南水北調工程直接對流域進行大規模補水,加大了流域水循環通量,雖然其直接主要供水目標不是流域生態環境,但也會對流域的水生態環境產生一定影響。為了定量研究評估這種影響,首先需要研究流域水循環與水生態環境之間的自然關聯。
2.1流域水循環與水生態環境關聯分析方法
為了比較簡單清晰的描述流域總體水循環的狀態及其與水生生態環境的關系,本研究不著眼于流域內降雨、地表水、地下水和土壤水之間的轉換關系,而以整個流域為一個單元,以年為尺度,重點描述流域各種水量變化與各種耗水之間的關系,以揭示水循環過程、狀態與水生態環境演變的宏觀關聯。
研究的方法是在水平方向以流域邊界為界,在豎直方向以深層地下水上隔水層為下邊界,以地表及其附屬物、植被為上邊界形成一個封閉的單元。首先分析年度間進入單元的總水量,單元內的總蓄變量和總消耗量,摸清水循環過程中各種水量之間的轉化關系,然后分析各種水量對不同水生態環境子類的驅動關系,以此分析和判斷流域水生態環境的現狀和對未來的水生態環境進行分析和評估。水循環的過程可通過水量均衡方程式來表示。
Twe-TWs=TWc
式中:Twe——進入單元的總水量;
tWs——單元的總蓄變量;
TWc——單元的總耗水量。
在水量均衡方程式中,進入這一單元的水量有降雨形成的當地水資源總量(包括地表水和地下水資源量并扣除二者的重復計算量)、從外流域調入的地表水水量和從深層開采的地下水量三項;平衡方程中的總蓄變量是當年在單元內增加(或減少)的水量,包括水庫蓄變量和淺層地下水蓄變量;總耗水量是指通過不同方式排出本單元的總水量,主要包括水平排出單元的入海水量和豎直排出的蒸發消耗量。總耗水量又可以根據其消耗性質分為經濟社會耗水量和非經濟社會耗水量。經濟社會耗水量是指由人工供給的用于國民經濟發展和人類生活所消耗的水量,包括農業用水、工業用水、城市生活和農村生活用水的消耗。而非經濟社會耗水可視為水生態環境消耗水量,包括維護河口生態環境的入海水量,水系生態環境耗水量和陸地生態環境耗水量。其中水系生態環境耗水量包括天然河道水面蒸發量、湖泊濕地水面蒸發量和城市河湖水面蒸發量。陸地生態環境耗水是指平原區和山區河谷盆地陸地上地下水的騰發量,但不計灌溉回歸地下水的騰發量。
應用以上方程式可以描述流域單元的整個水循環過程和狀態,同時由于水循環中的各項幾乎都與水生態環境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因此通過水循環中各項的分析就可以反映出流域水生態環境的狀況。上述水量均衡方程式中的各收支項可以對三類水生態環境問題進行分析評價:第一類有關地下水超采問題,包括進入單元的總水量中的深層開采量以及淺層地下水蓄變量。從多年平均來看,如深層開采量過大形成深層超采或淺層地下水蓄變量小于零形成淺層地下水超采時,水生態環境就受到破壞,超采量越大,受破壞的程度就越深,直至出現地面沉降、地裂和塌陷以及引發海水入侵等各種環境問題;第二類是水系生態環境耗水量和陸地生態環境耗水量減少問題,如果二者特別是水系生態環境耗水量不能達到一定要求,則會出現河道干涸,湖泊萎縮,濕地消失、土壤沙化、生物多樣性消失等一系列生態環境問題;第三類是入海水量衰減問題,如果入海水量不能滿足河口生態環境要求,則河口海區會出現鹽度升高、升溫遲緩、松散的底質消退,進而影響魚類產卵、生長,導致近海漁業資源的衰退。此外,入海水量減少還造成泥沙淤積、河道萎縮、河道自然功能下降。
在流域水循環中,水量平衡方程兩側收支各項是遵循流域水循環的規律相互關聯的,即來水。蓄存和消耗量之間存在此消彼漲的關系,比如經濟社會耗水增加,非經濟社會耗水必然減少;河道、湖泊濕地耗水增加,入海水量也會減少。因此區域水循環的狀態可能會因為人類不合理的開發利用而被改變,從而引發嚴重水生態環境問題;但另一方面通過區域水資源合理的開發利用與優化配置,甚至采用跨流域調水,可以重新調節水循環狀態而使區域水生態環境得以改善。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流域水循環的收支平衡關系直接影響流域水生態環境狀況,因此既可以利用水循環的狀態來評價水生態環境情況,還可以通過分析預測不同水資源開發利用方案情況下的流域水循環狀態去預測流域水生態環境未來情景,進而從流域水生態環境的角度去調整水資源的開發利用方案,以實現區域水資源開發利用與生態環境的相互協調,這就是水循環與水生態環境關聯的分析方法和思路。
在此需要特別補充說明的是,由于本單元將深層地下水上隔水層作為單元的下邊界,對深層地下水的開采作為系統的輸入處理,因此關于地下水超采問題并不放在循環過程當中進行研究,而是利用深層地下水補給相對穩定的特點,通過直接比較單元該部分輸入和深層地下水補給量的大小來進行判斷。
2.2海河流域現狀水循環與水生態環境關聯分析與評價
根據以上水循環與水生態環境關聯物理模型的分析,建立了相應的流域水循環與水生態環境關聯的數學模型。應用1994~1999年水資源公報和海河流域水資源規劃的相應數據,對單元水量平衡方程各項進行了計算,得到相關的水生態環境現狀評價結果,見表1。
表1海河流域1994~1999年流域水循環相關數據與計算結果(單位:億m3)
數據來源:1994~1999年《水資源公報》和《海河流域水資源規劃》。
從表1中進入單元總水量欄可以看出,進入單元的總水量主要受降雨影響。如降雨最小的1997年和1999年,年降雨量分別為366mm和385mm,進入單元的總水量分別為329.6億m3和317.6億m3;降雨量最大的1995年和1996年,年降雨量分別為609.0mm和599mm,進入單元的總水量分別為556.5億m3和635.1億m3。進一步考察表1數據總體構架和變化,由于流域降雨年際變化大,因此不同年份進入流域的總水量變化很大,變幅可高達300億m3,導致相應的蓄變量和總耗水量變化也很大。當流域單元在輸入減少條件下,總耗水量也減小,同時蓄變量也呈現為負值,說明枯水年份會消耗地表水和地下水的蓄存量以支撐國民經濟的發展。
另外從表1輸入欄和蓄變量欄間的數據波動關系看出,總水量加外調水量與深層開采量加淺層超采量之間有非常明顯的負相關關系,前者越小,后者就越大,說明在當地水資源與外調水量不足的情況下,對深層地下水的開采量和淺層地下水的開采量成為滿足區域用水需求的主要途徑,從而發生超采并引發相關生態環境問題。
考察枯水年份的各分項耗水,可以發現盡管總耗水量大幅度減少,但在一定國民經濟發展水平下經濟耗水量的變化不大,變幅大多在10億m3以內,而非經濟社會耗水會大幅度減少,與總耗水量呈明顯的正相關關系。這進一步說明了即使在降雨小、水資源量少的情況下,經濟社會用水并未因此受到較大幅度的影響,仍然通過超采深淺層地下水、擠占非經濟社會耗水等手段來維持,總耗水的減少幾乎完全轉嫁為非經濟社會耗水量的減少。在非經濟社會耗水項各欄中,水系生態耗水目前所占比例很小,非經濟社會耗水的大量衰減主要是減少了入海水量,從而對河道內和入海口的生態環境造成破壞。
比較非經濟社會耗水和入海水量,可以發現二者之間存在良好的正相關關系(圖1)。對非經濟社會耗水量和入海水量進行回歸得到方程:
式中:x——流域非經濟社會耗水量
y——入海水量
該關系式相關系數R2=0.9381,相關關系極為顯著。因此在得知非經濟社會耗水的情況下可由此式推求入海水量,反之亦然。
圖1入海水量與非經濟社會耗水量關系圖
以上探討了海河流域近年的水循環狀態,從它與生態環境的關聯中可知,目前海河流域地下水超采嚴重,雖然全流域淺層地下水蓄變量6年平均衰減8.9億m3,但由于超采區比較集中,因此超采區生態環境破壞嚴重;另一方面流域水系生態環境耗水量很小,說明流域內河道干涸、湖泊濕地萎縮現象由來已久,水系生態系統長期處于破壞狀態,給今后流域的河流、湖泊、濕地生態系統的恢復帶來很大困難:現狀入海水量在偏旱年份僅有十幾億m3,在一般年份也只有幾十億m3,河口生態環境堪憂。
3不同情景下海河流域水生態環境預測
通過以上水循環與水生態環境關聯分析方法的介紹和現狀生態環境評價案例分析可知,只要對水量平衡方程式兩端的若干輸入和輸出變量進行界定和計算,并確定好狀態約束條件,即可根據未來不同時段流域水循環收支項變化去預測同期的水生態環境的情景。
作為情景分析,本報告中擬定對兩種類型的四種水資源配置方案下的水生態環境進行預測,簡要分析如下:
(1)無南水北調條件下的水生態環境預測。包括兩種情景,一是延續現狀水資源開發利用方式,包括保持現狀外調水水平、繼續保持現狀深層和淺層地下水超采水平以盡量滿足經濟社會耗水需求;二是以生態環境保護為中心的水資源開發利用方式,包括停止深層淺層地下水超采,恢復湖泊、濕地等水系生態面積;
(2)南水北調工程實施條件下的水生態環境預測。包括兩種調水方案相對應的兩種情景,其中基本方案2010和2030年調水總規模分別147.0億m3和223.0億m3,其中調入海河流域片分別為61.0億m3和96.0億m3;高方案2010和2030年調水總規模分別164.0億m3和249.0億m3,其中調入海河流域片分別為69.0億m3和103.0億m3。兩種調水方案情況下均采用以生態環境保護為中心的水資源開發利用方式,包括停止深層淺層地下水超采、恢復湖泊、濕地等水系生態環境面積。
3.1計算條件和輸入變量
3.1.1無南水北調情景
在無南水北調工程供水時,水量平衡方程式兩端各項輸入和約束條件如下:
(1)進入流域單元的總水量
水資源總量:為反映出海河流域現狀水資源衰減的實際情況,水資源總量按1994~1999年6年平均值358.0億m3考慮。
外調水量:目前海河流域實際平均引黃水量一般在54.3億m3,但實際配水定額只有41.0億m3,因此按41.0億m3計算。
深層開采量:
情景一仍保持目前深層開采水平,年均深層開采量為62.0億m3。
情景二考慮生態環境保護要求,停止深層地下水超采。目前海河流域深層地下水年均開采量為62.0億m3,但對超采量的認識差別很大。《海河流域水資源規劃》提出深層超采14.8億m3,另外此規劃認為承壓水開采量為25.0億m3;《海河流域環境用水研究》提出深層超采41.0億m3;水文地質研究所海河流域地下水現狀評價提出深層地下水補給量僅13.0億m3,則按現狀開采量計算超采49多億m3;也有認為深層地下水全部屬超采。根據本次研究成果,以超采量占41.0億m3考慮,可以開采但要逐步替代的開采量按22.0億m3考慮,因此計算中深層開采量以22.0億m3計。
(2)流域的蓄變量
水庫蓄變量:水庫蓄變量取為零。
地下水蓄變量:
情景一按近年年平均蓄變量一8.9億m3計算。
情景二考慮生態環境保護要求,停止淺層地下水超采。淺層地下水具有以豐補枯的能力,因此超采與否按多年平均的蓄變量來考慮。從流域平均概念出發,地下水蓄變量為零即可滿足不超采。但由于海河流域超采主要集中在海河南系,而其他區域如灤河和徒駭馬頰河地下水開采較少,流域片內各區來補平衡必需考慮這種來補地域不均衡現象。全流域實際年均蓄變量僅為-9.0億m3,而實際局部地區多年平均超采量為20.0億m3,因此只有全流域在蓄變量為11.0億m3條件下,才能實現海河南系等嚴重超采區的采補平衡,實現全流域各片均不超采的生態環境目標,因此地下水蓄變量按11.0億m3考慮。
(3)消耗水量
經濟社會耗水量:本次研究當中,單元的經濟社會耗水量是按流域片的供水量和耗水率相乘求得。今后供水增長主要用于工業和生活,二者目前的耗水率很低,通過節水耗水率會有提高;而農業用水由于節水措施的實施,耗水率也將有所提高。根據分項分析計算,2010年總耗水率比現狀0.667提高至0.687,2030年提高到0.705。
水系生態環境耗水量:
情景一不考慮水系生態環境的改善,耗水量按目前年平均值2.7億m3計算。
情景二以實現生態環境目標所需的耗水量為標準。根據海河水利委員會的“海河流域環境用水研究”所提出的保護目標,流域片水系生態環境用水目標必需在2010年“保證南運河、清涼江等骨干輸水河道用水,重點補充京津石等大城市周邊和東部地區1900km河道用水,恢復水面面積445km2。濕地修復,重點做好白洋淀的保護,改善團泊洼、大浪淀、千頃洼三個濕地的生態環境,4處濕地面積471km2”。另外兼顧考慮北京、天津、石家莊及河北11個省轄市的河湖用水,水面面積100km2左右。根據以上水面面積、蒸發量、降雨量計算水系生態耗水量。2030年在2010年基礎上增加滹沱河、滏陽河、唐河、子牙河干流、大清河干流等河道的水面使恢復水面的河道長度達到4100Km,面積達到1023Km2。濕地計劃全面恢復,包括寧晉泊、東淀、青甸洼、西七里海;大黃鋪洼、思縣洼等6處濕地,面積559km2,加上2010年恢復的白洋淀等4處,共計1023km2。城市河湖補水面積達到373km2。三項總計水系面積達到2426km2。
3.1.2有南水北調情景
在有南水北調供水時,水量平衡方程式兩端各項輸入和約束條件如下:
(1)進入流域單元的總水量
水資源總量:按近6年平均值358.0億m3考慮。
外調水量:目前海河流域實際平均引黃水量一般在54.3億m3,但實際配水定額只有41.0億m3。按41.0億m3計算。另外在高方案中需要扣除被置換出去的那部分引黃量。再加上南水北調進入海河流域的水量則外調水量是:
情景三在2010年為99.4億m3,2030年為1345億m3。
情景四在2010年為108.2億m3,2030年為142.0億m3。
深層開采量:同情景二,考慮生態環境保護要求,停止深層地下水超采,深層開采量以22.0億m3計算。
(2)流域的蓄變量
水庫蓄變量:水庫蓄變量取為零。
地下水蓄變量:按情景二,考慮生態環境保護要求,停止淺層地下水超采,地下水蓄變量按11.0億m3考慮
(3)消耗水量
經濟社會耗水量:按流域片的供水量和耗水率相乘求得,2010年總耗水率比現狀0.667提高至0.687,2030年提高到0.705。
水系生態環境耗水量:同情景二,以實現生態環境目標所需的耗水量為標準,2010年達到各類水面面積共1016km2,2030年達到各類水面面積2642km2,以此計算耗水量。
3.2不同情景下的流域水生態環境預測分析
將以上各情景下的輸入變量和總體約束條件代入模型進行計算,得到2010年和2030年有天南水北調條件下四種配置方案的運算結果(表2)。
根據以上運算結果,2010年和2030年
表22010年、2030年海河流域不同方案水循環(單位:億m3)
不同方案的水生態環境預測結果分述如下:
情景一:無南水北調工程且延續現有的水資源開發利用方式
在這種情景下,2010和2030年外調水量維持現有的41.0億m3,深層地下水保持年超采41.0億m3,即開采水平62.0億m3,加上多年平均水資源量358.0億m3,進入單元的總水量為461.0億m3,全流域深層地下水超采22.0億m3,水系生態耗水保持目前水平。在這種條件下,2010年和2030年經濟社會耗水量分別為298.8億m3和320.8億m3,較1994~1999年的平均水平分別增加16.2億m3和38.2億m3,增長幅度為5.66%和13.52%。在經濟社會耗水增長的同時,2010年和2030年非經濟社會耗水較現狀平均值分別衰減15.5億m3和37.5億m3,減幅為7.67%和18.56%。在非經濟社會耗水子項目當中,水系生態耗水繼續維持現有的極低水平,區域陸地生態耗水無明顯變化。入海量較現狀平均水平進一步下降,2010年和2030年分別衰減17.1億m3和33.5億m3。另外單元年平均水資源蓄變量為-8.9億m3,為淺層地下水年均蓄變量,年均深層超采量為220億m3。
從以上分析可知,在無南水北調工程條件下,繼續采取現有的水資源開發利用方式,2010年和2030年經濟社會耗水雖有增長但仍與國民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提高的需求相距較大;而水系生態系統繼續維持現有的病態,陸地生態系統無明顯變化,入海水量進一步有所下降。更為嚴重的是,按目前開采規模,淺層地下水在80年內所有淺層含水層將完全枯竭,深層地下水10年左右將會完全疏干,從而必將造成無可挽回的生態環境災難。
綜上所述,本情景分析中模擬的水資源開發利用方式,對于區域水循環過程來說無異于殺雞取卵。為了經濟發展進一步破壞了自然水循環狀態,既不能滿足國民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提高對水的需求,又將直接導致生態環境的全面退化,直至區域生態系統的崩潰,從而造成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可持續性。
情景二:無南水北調工程但以生態環境保護為中心
在這種情景下,2010和2030年外調水量繼續維持現有的41.0億m3,停止深層地下水的開采41.0億m3,加上多年平均水資源量358.0億m3,進入單元的總水量為449.0億m3,較現狀平均水平減少25.2億m3。另一方面,為保證淺層地下水不超采,淺層地下水蓄變量必需維持在11.0億m3。根據流域生態環境保護目標,2010年和2030年水系生態耗水量分別達到6.4億m3和13.2億m3,較現狀耗水量增加1.37倍和3.89倍,水系生態系統有很大程度的恢復,到2030年基本上可以實現流域提出的水系生態環境保護目標。陸地生態耗水主要受區域氣候背景影響,無明顯變化。本方案下2010年和2030年入海水量分別為47.1億m3和32.5億m3,較1994~1999年的平均水平低39.9%和58.5%,介于1998年和1999年之間。可以看出,本方案下的入海水量不僅沒有改善,反而有較大幅度地衰減,入海口生態環境將進一步惡化。
本方案中2010年和2030年的經濟社會耗水量分別為256.9億m3和277.8億m3,較1994~1999年的平均水平低25.7億m3和4.8億m3,這表明在今后的二三十年當中,經濟社會耗水不但沒有上升,而是在現狀水資源短缺的基礎上進一步下降,從而轉化為經濟損失量。以上數據和分析表明,在實施本方案情景下,區域社會經濟發展將受到極大制約,甚至出現倒退。
綜上所述,本情景中模擬的水資源開發利用方式,雖然對于地下水超采、水系生態環境等問題有較大的改善,基本能夠實現既定環境保護目標,但入海水量仍將進一步減少,河口生態環境得不到改善。更為突出的是,將大大限制區域社會經濟發展的規模和速度,如果不依靠調整產業結構,社會經濟甚至有可能倒退,人們生活水平將會降低。但如果打破原有產業結構,勢必要放棄原有的一些優勢,如土地資源等。可以看出,本情景是一種典型的以經濟換生態的方案,與區域社會經濟發展階段不符合。
情景三:實施南水北調工程基本調水方案
本情景2010年和2030年南水北調工程調水規模分別為147.0億m3和233.0億m3,其中調入海河流域單元的水量分別為61.0億m3和96.0億m3。在有外調水條件下,水資源開發利用過程中,將停止深層和淺層地下水超采。在滿足上述前提條件下,2010和2030年進入流域單元的水資源總量分別為479.0億m3和515.0億m3,較現狀平均水平高出8.8%和13.5%。
在這種調水規模下,2010年和2030年水系生態耗水量分別為6.4億m3和13.2億m3,水系生態系統有很大程度的恢復,到2030年基本上可以實現流域提出的水系生態環境保護目標。同時,2010年和2030年入海水量分別為55.8億m3和51.5億m3,比1994~1999年平均入海量要低22.8億m3和26.9億m3,可以看出這一規模的調水對于入海水量的增加沒有明顯效果,河口生態環境狀況仍然較差。陸地生態耗水與與無南水北調工程時沒有明顯差別。
本情景中2010年和2030年的經濟社會耗水量分別為291.0億m3和332.0億m3,較1994~1999年的平均水平要高出7.0億m3和50.0億m3,比情景一高出0.3億m3和11.0億m3,比情景二高出33.0億m3和54.0億m3。可以看出,南水北調工程在很大程度上緩解了區域經濟社會耗水增長需求與區域水資源形勢的矛盾。
綜上所述,本情景中模擬的外調水方案,對于深層和淺層地下水超采、水系生態環境等問題都有較大改善,2030年基本能夠實現既定環境保護目標,但對于入海水量的增加無明顯效果,河口生態環境不會因為南水北調工程而出現明顯改善。另一方面,本方案經濟社會耗水量較現狀水平有了明顯提高,對于區域社會經濟發展有巨大的促進作用。
情景四:實施東中線調水高方案
本情景2010年和2030年南水北調工程調水規模分別為164.0億m3和249.0億m3,其中調入本流域單元的水量分別為69.0億m3和103.0億m3。在該調水規模,水資源開發利用過程中將完全停止深層和淺層地下水超采,另外仍需利用引江水置換出相關引黃水退還給黃河流域。基于上述前提條件,2010和2030年進入流域單元的水資源總量分別為488.0億m3和522.0億m3,比現狀平均水平高出14.0億m3和47億m3。
在這種調水規模下,2010年和2030年水系生態耗水量按水系生態環境保護目標要求,分別達到6.4億m3和13.2億m3,大大改善了水體生態系統狀況,到2030年基本上可以實現流域水系生態環境保護目標。另外,2010年和2030年入海水量分別為57.9億m3和53.1億m3,雖然較情景二和情景三略有增加,但由于經濟用水的擠占,與1994~1999年平均入海量相比仍低20.5億m3和25.3億m3,可以看出這一規模的調水對于入海水量的增加依舊沒有明顯效果。陸地生態耗水與與無南水北調工程時沒有明顯差別。
本情景中2010年和2030年的經濟社會耗水量分別為297.0億m3和337.0億m3,較1994~1999年的平均水平要高出14.0億m3和55.0億m3,2030年較比情景一高出17.0億m3,比情景二高出40.0億m3和60.0億m。依據前面研究結果顯示,在這一規模的調水情況下,海河流域2010年和2030年缺水率為6.8%和3.4%。可以看出,南水北調工程基本上能夠滿足區域經濟社會耗水增長需求。
綜上所述,在高方案調水規模情景下,海河流域單元內深層和淺層地下水超采問題基本得到解決,水系生態環境問題也有較大程度的改善,2030年基本能夠實現既定環境保護目標,但對于入海水量的增加仍然沒有太大效果,河口生態環境不會因為南水北調規模的加大而出現明顯改善。另一方面,本情景經濟社會耗水量較現狀水平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基本能夠滿足經濟社會耗水增長的需求,從而保障了區域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但與基本調水規模方案相比無大的差別。
4結論
海河流域水資源短缺,由于經濟發展對水的需求的壓力造成水資源開發利用過度。人類大規模的水資源開發利用使得流域天然水循環過程和狀態發生了很大變化,與之有關的水生態環境也發生了巨大改變。目前海河流域已經出現了地面沉降、地裂、海水入侵、河道干涸、湖泊濕地萎縮消失、土地干燥沙化、河口生態環境退化、水質污染等一系列與水有關的生態環境問題。如果繼續延續現有的水資源開發利用方式,按照情景一的預測結果,海河流域的生態系統將遭受無法逆轉的損害,從而并發區域經濟發展將不可持續問題。換一個角度來說,如果采取以生態環境保護為中心的水資源開發利用方式,在沒有外來水源的條件下,其結果必將如情景二所描述那樣,區域社會經濟發展因此受到極大制約,甚至有可能產生經濟倒退現象,其前景也是不足取的。從情景一、二預測結果分析表明,如果沒有外來水源,海河流域今后的發展勢必陷入在經濟和生態間進行兩難選擇的困境。
我縣是全省、全市生態文明建設示范縣,生態資源是既是我們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礎,也是我縣最大的優勢和展示對外形象的金字招牌。今年以來,各鄉鎮、各有關部門按照縣委、縣政府有關部署,加強配合,聯合執法,加大對盜采盜伐生態資源等行為的打擊力度,取得了明顯成效。但近段時間以來,濫伐林木、盜采奇石等現象有所抬頭,個別地方出現蔓延態勢,嚴重破壞了生態資源。各鄉鎮、有關部門務必要引起高度重視,抓緊落實切實有效的措施,嚴查嚴管嚴控,堅決查處和打擊破壞生態資源的行為,確保生態資源安全。
二、突出重點,強化執法,從嚴打擊破壞生態資源的違法行為
一要嚴厲打擊盜伐、濫伐林木資源行為。各鄉鎮和縣林業局要加大巡查力度,對發現濫采濫伐刺槐、松樹、板栗等生態公益林以及在林區內開展非法開墾、采石、采砂等破壞林木資源的,要依法制止,嚴肅查處,同時落實好補種補植措施,確保林木資源總量不減。縣林業部門要嚴格執行林木采伐審批程序,加強對收購、運輸等環節的監督檢查,確保林木資源保護工作成效。
二要加強水資源和水生態環境保護與管理。各鄉鎮和縣水利局要認真落實最嚴格的水資源管理制度,對未經許可擅自取水或未依照規定條件取水的,要責令停止,依法處罰,并限期落實補救措施;要加強水庫采砂管理,嚴格落實禁采區、禁采期內禁止采砂的規定,同時堅決制止任何單位、任何人在河道內從事采砂河道。縣環保、水利等部門要加強對飲用水源地保護區的巡查,嚴禁任何單位和個人設置排污口,對發現的排污口要責令立即拆除,依法處理處罰到位。
三要強化土地礦產資源管理。各鄉鎮和縣國土局要對無證采礦、盜采奇石以及私采濫挖粘土、建筑石材、鐵礦石等行為,加大巡查檢查力度,發現一起要查處一起,并查封采礦設備和工具,限期恢復原狀。對超層越界采礦的,要沒收違法所得,責令退回設定的礦區,并根據情節輕重,依法處理處罰到位。
四要防治水土流失。各鄉鎮和縣水保局要在爭取和實施水土保持項目建設的基礎上,加大巡查和執法力度,嚴禁在崩塌滑坡危險區和泥石流易發區從事取土、挖砂、采石等活動,嚴禁在25度以上陡坡地開墾種植。對發現私挖亂采的,縣水保、公安部門要責令停止違法行為,既要嚴肅處理土地承包人,又要從嚴處理機械作業人員。
關鍵詞:水源地;生態敏感區;有機農業;生態補償;外部性
1水源地生態敏感區發展有機農業的必要性
眾所周知,化肥、農藥等人工化學品的過量使用所造成的農業面源污染已成為現代農業生態化面臨的主要問題和挑戰。“綠色革命”以來,以石油農業為特征的現代農業在提高農業生產效率,大幅度提高單位面積產量并帶來巨大經濟效益的同時,也產生了明顯的負外部性影響。20世紀初期,美國學者富蘭克林•金訪問了東亞中日朝三國,認為東方農耕是世界上最優秀的農業,并著成《四千年農夫:中國、朝鮮和日本的永續農業》一書[1],認為農業可持續發展的關鍵是保持土壤的肥沃,東方農耕的核心技術是豆科綠肥、人畜糞便還田和多熟種植等。東方農耕類似于有機農業,有機農業生產系統強調生物動力驅動而非人工物質與能量,在實現環境保護、動物福利、食品安全和人體健康、資源可持續利用、社會公信目標時,有機農業是解決農業負外部性問題的一個途徑[2]。雖然有機農業的理念重新出現在20世紀初期,但直到80年代才受到各國重視。僅靠消費者的青睞和支持并不能從根本上促進有機農業的發展,它主要還是依賴政府的政策扶持和引導。歐盟理事會1991年EC法規第20929/1號首次在歐洲確立了有機生產、有機產品標識和檢測的大體法律框架[3]。受益于得力的政策,歐洲的有機農業在20世紀90年代增長率超過了75%。美國農業部1980年編寫并了《關于有機農業的報告與建議》,1985年農業法案制訂農地保護計劃,1990年明確發展有機農業和認證制度。日本民眾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就在實踐有機農業,并在“產消合作(提攜)”原則的基礎上建立了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的信任關系,但90年展起來的種植標準和農產品認證卻沒有歐美嚴格[4]。20世紀90年代,現代有機農業開始引入中國[5],但常規農業化學投入品仍居高不下,2010年全國的化肥施用量達到了5460萬噸,而農藥的施用量平均每年140多萬噸,其中主要是化學農藥,占世界施用總量的1/3。2015年,國家農業部公布了“一控兩減三基本”政策,并計劃在2020年實現化肥、農藥兩個“零增長”。現代農業生態化轉型是中國實施綠色經濟戰略和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任務之一,在生態敏感區發展有機農業并對其進行生態補償,解決生態敏感區的負外部性問題尤為重要。徐留福等[6]提出了農田、水源地、海岸帶、河岸帶、城鎮5種主要生態敏感區類型。對于水源生態敏感區的水質保護而言,減少或改變農業化學品投入是核心。同時,有機農業發展與水源生態敏感區的生態安全維護息息相關,科學合理地對有機農業進行生態補償,是促進水源地有機農業發展的重要激勵手段[7]。以南水北調沿線水源區為例,為保證一江清水北上,2014年出臺的《南水北調工程供用水管理條例》提出了“三先三后”的原則,即“先節水后調水,先治污后通水,先環保后用水”。南水北調丹江口水庫庫區主要有兩類水污染:一為工業廢水和城鎮生活污水排放;二為化肥農藥使用、畜禽養殖和農村居民生活污水排放[8-9]。前者是點源污染,易于發現和監控;后者是面源污染,難以防治。按照《河南省淮河流域、“南水北調”中線工程沿線區域農業面源污染調查工作方案》,南陽市從2005年開始就對淅川、桐柏、鎮平、方城、鄧州、宛城、臥龍、西峽8個縣的化肥、農藥等農用化學物質、畜禽養殖廢棄物、農村生活廢棄物和水產養殖廢棄物等造成的農業面源污染進行了調查,并逐步在水源區開展了有機農業示范工程[10-11]。2015年的《丹江口水庫(河南轄區)飲用水水源保護區劃》規定了陶岔取水口至上游中線距離10千米為一級保護區水域,還分別規定了二級保護區及準保護區的水域和陸域,湖北省也制訂了相應規劃和保護方案。2016年河南省南水北調水源區的淅川縣、西峽縣、內鄉縣和盧氏縣被劃入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把發展有機農業作為重點方向,但水源生態敏感區的有機農業生態補償才剛剛起步。
2國內外流域生態補償研究進展
生態補償在國際上又稱作生態系統/環境服務付費(PES),是一種使外部成本內部化的環境經濟手段,誰補償誰、補償多少、如何補償是其核心問題。Wunder[12]認為PES應包含以下幾方面內容:一種自愿的交易行為;能夠很好地被定義的生態系統/環境服務(ES);至少有一個ES的購買者;至少有一個ES的提供者;確保ES的提供。2007年,關于流域生態補償的貝拉吉奧會談[13]達成一致意見,即流域生態補償中的下游服務使用者從上游土地利用實踐中獲益,這會確保諸如土壤免受侵蝕和河流穩定性等服務的供給。Pigou提出政府干預是解決經濟外部性帶來的市場失靈的一種手段,比如稅收和補貼金。Coase[14]認為外部性問題的實質在于雙方產權界定不清,出現了行為權力和利益邊界不確定的現象。要解決外部性問題,必須明確產權。在國際環境與發展研究所(IIED)的研究著作中,Landell-Mills&Porras[15]對PES做了分類,同時強調了政府和市場的作用以及它們之間互相依賴并合作的關系。其先驅性工作對之后的研究有著極大影響和借鑒。補償主體不僅是政府,還有供水公司、基金會、非政府組織以及用水戶,而受償主體有上游種植戶,包括村委會、社區,還有地方政府。要實現諸如好的水質和健康的環境等正外部性,避免市場失靈,當實際行為不可盈利的情形下,政府需出面以逐步達成雙贏狀態。多元化的項目發起人和中間“人”也是有力保障。在流域生態補償領域,特別是關于南水北調水源區的生態補償,國內的相關研究較多。王金南等[16]指出,狹義而言,生態補償指國際上生態服務付費的行為,或者增加污染者付費和受益者補償的內容;廣義而言,指有利于生態環境保護的經濟手段,不僅包括對生態環境成本內部化的手段,也包括與自然地域環境相關的區域協調發展政策。俞海和任勇[17]認為由于環境資源產權界定或權利的初始分配不同,造成了流域上下游發展權利事實上的不平等,這就需要一種補償來彌補這種權利的失衡以及生態環境保護產生的正外部性。朱桂香[18]闡述了生態補償主體的范疇,包括對生態環境本身的補償、對生態保護做出貢獻者給予補償、對在生態破壞中的受損者進行補償、對減少生態破壞者給予補償和對個人或區域保護生態環境的行為進行補償等。俞海和任勇[17]指出南水北調中線工程下游沿線享受生態服務的中央、地方政府應當是提供補償的主體,而上游水源涵養區的地方政府、企業法人與社區居民等是接受補償的主體。生態補償的范圍包括生態建設和保護的額外成本和發展機會成本的損失等。如何建立合理的生態補償機制,制定合理的生態補償標準是流域生態補償研究的主要方向和核心內容。Brouwer等[19]對世界47個案例的分析表明,服務提供者的選擇、社區參與、量化目標的監督和中間“人”的數目使得項目參與期限和條件達成的環境目標效果顯著。曹明德和王鳳遠[20]認為生態補償機制是自然資源有償使用制度的重要內容之一,其包括兩層含義:一是自然資源作為資源性資產,具有經濟價值和生態價值,是所有權人實現其經濟利益的方式;二是對生態環境保護做出貢獻并付出代價者理應得到相應的經濟補償,因為生態功能是具有價值的。邵毅[21]基于博弈論和前景理論的視角,將南水北調工程的水源區和受水區看作兩個“個體理性人”,當兩者陷入“理性陷阱”.缺乏主動合作的行動時,中央政府的監督懲罰機制變得十分必要;當“集體理性”得以實現時,雙方會主動尋求合作,監督懲罰機制的作用越來越小。李平[22]指出建立南水北調中線工程生態與水資源補償機制的條件已趨于成熟,輸水地區經濟落后,為水資源保護付出代價大,流域用水矛盾突出,經濟社會發展對生態環境的壓力大等。而解決水源地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兩難處境的突破口就在于建立南水北調水源保護區的利益補償機制[23]。喬旭寧等[24]對流域生態補償的關鍵問題,諸如補償主體和對象的界定、補償標準的確定等進行了探討,并在此基礎上構建了流域多種生態要素、多元主體間的流域生態補償機制研究框架。李雪松和李婷婷[25]強調建立真正的生態補償機制,關鍵問題是如何分配和使用補償資金,誰來征收,誰來使用,分配到何處,如何監督和評價政策或機制的效果。因此國家需要建立責權利統一的生態補償行政責任機制。外部性的生態補償量很難直接貨幣化,往往要從成本彌補的角度來考慮。不僅要考慮生態建設和保護的直接成本,還要考慮損失的發展機會成本和政策投入等[26]。所采用的計量方法包括機會成本法、費用分析法、生態系統服務價值評估法、水資源價值法等,條件價值評估法更是被廣泛用于生態補償實踐[27-28]。可以將其歸納為兩種,即核算法和協商法[18]。近年來,各位學者對南水北調受水區的各個省市應該給予水源區的各個省市的生態補償量做了標準計量。李懷恩等[29]、史淑娟等[30]以陜西水源區水土保持補償量為著眼點,對各種補償量模型進行了估算,表明基于保護水源所付出成本的水源區生態服務補償支付較為可行。周晨等[31-32]運用CVM方法對農戶的支付意愿和受償意愿進行了估算。Li等[33]、Wei等[34]分別采用了生命周期評價和水足跡的方法對受水區的水資源和作物進行了考察。李亦秋[35]、韓德梁[36]利用3S技術及數理統計方法,對丹江口庫區和上游生態系統服務價值進行了分析和估算。胡儀元[37]對漢水流域生態環境狀況的歷史變遷、生態保護與生態補償的現狀及未來對策進行了考察和調研。譚秋成[8]認為為保護丹江口水庫水質,減少氮、磷流入水體,可考慮以生態補償方式鼓勵農民將部分土地休耕或退耕,并估算種植小麥須補償259.69元/畝(1畝=1/15公頃,下同),玉米須補償331.64元/畝,水稻須補償567.31元/畝等。由上述研究可以看出,基于不同方法對不同地域甚至相同地域的標準估算值還存在著一定差異,其標準的實際可行性還有待進一步商酌。總體上看,國內外關于水源生態敏感區有機農業生態補償的研究文獻并不多見。
3水源區有機農業生態補償實踐
國內外流域及水源區有機農業與生態補償積累了一些典型案例和實踐經驗,通過對其補償機制進行分析和比較,可以為水源地生態敏感區尤其是南水北調丹江口水庫庫區的有機農業發展與生態補償提供可行的參考依據。
3.1國際案例
在歐洲,1987—1992年對有機農業轉換的財政資助包括了丹麥、瑞典、挪威、芬蘭、瑞士、奧地利和德國。歐洲經驗表明,轉換補貼可以促進有機農業份額的增長[38]。歐盟通過歐洲農業保障基金補貼到各國。2000年,歐洲各國政府簽署了水框架指令(EEC/60),有強制義務在2015年達成優質地表和地下水的目標。2004年,歐盟出臺《歐洲有機食物和農業行動計劃》,這一計劃表明了有機農業在歐洲農業政策下的相關性,指出了有機農業提供公共物品服務和受到消費者關注的雙重社會角色,但發展目標沒有設定清楚。2007年,CE834定義了“轉換(conversion)”為從常規農業向生態(有機)農業的轉變,包括在一段時期內有機生產的供應。該文件還明確了一年作物的轉換期為兩年。歐盟除轉換期補貼外,還有維持補貼、認證補貼、農業環境補貼等多種有機農業補貼形式。新歐盟共同農業政策改革(2014—2020年)保留了市場支持和直接補貼、農村發展這兩個支柱,更加注重政策的統籌協調,兼顧公平和效率,注重促進有機和可持續農業的發展。羅馬尼亞西北部的Satu-Mare縣有450公頃農場,主要生產小麥、玉米、向日葵和大豆等作物。2010年羅馬尼亞政府759號決議規定,如果農場在有機農業系統中注冊并且處于轉換期,其種養業生產將受到特別資助,具體補助金額為5公頃以下補償540歐元,5~20公頃補償611.43歐元,20公頃以上補償510歐元。有機農業的面積從2006年的4.56萬公頃增加到2012年的17.46萬公頃,增長了3.8倍。相關研究表明,在羅馬尼亞有機作物的經濟效率要略高于常規作物[39]。德國的農業生態補償實行政府補償為主、市場補償為輔的復合型補償機制[40],包括直接補貼、生態轉型補貼等。德國巴伐利亞州首府慕尼黑南部的Mangfalltal流域下游有130萬住戶,年需供水1億立方米左右,供水公司發現由于上游農業和畜牧業活動導致水質逐步惡化,他們決定采取用水保護措施。1992年,公司與三個有機農業聯合會一起在該流域發起了一個有機農業項目,旨在減少水中的硝酸鹽和農藥含量并改善水質。至2010年,流域上游150戶簽約,他們需要加入其中一個有機農業聯合會來獲得認證從而得到現金補償。在該項目中,受益者是慕尼黑的用水戶,他們繳納稅金享受供水。供水公司作為中間“人”代表了用水戶的利益,他們負責項目的準備、簽約,而監管則屬于有機農業聯合會。2008年,大約有2500公頃土地轉向了有機農業。1992—1998年,有機農業補助為281歐元/(公頃•年),1998—2010年為230歐元/(公頃•年),2011年以后補償分為三個區,每年最多補償380歐元[41-42]。德國巴伐利亞州的另一城市Augsburg南部有30萬居民,2011年接受供水1680萬立方米,上游流域是農牧混合區。當地90個農戶中有60個簽約了有機補償計劃,1991—2009年,若不用農藥補助175歐元/(公頃•年),不用農藥、化肥補助250歐元/(公頃•年),若通過有機農業認證則補助400歐元/(公頃•年)。控制硝酸鹽分三個標準給予0~100歐元的生態補償資金,2009年以后分11個標準,以上補償標準每5年更新一次[42]。法國是歐洲第一農業生產大國,其農業產值占歐盟農業總產值的1/5,農產品出口長期位居歐洲首位。法國1990年以后開始發展生態(有機)農業。Lons-le-Saunier市西北的Villevieux地區有2.5萬人,2011年接受供水180萬立方米。Vallière流域有75個農戶,65%的耕地種植小麥和玉米,30%為永久牧場,5%為葡萄園。20世紀80年代以后,該流域開始為控制硝酸鹽和農藥污染按面積分區進行補償。1993—2006年,若減少使用20%的化肥和農藥,則給租地戶補助170歐元/(公頃•年),農場主補助260歐元/(公頃•年),補償標準每3年更新一次。2006—2009年,共計對1500公頃農地給予了生態補償[42]。在哥倫比亞,20世紀90年代甘蔗種植的擴張直接面臨著缺水問題,用水戶自己成立了一些聯合組織來節約用水,Asobolo就是這樣的中間組織之一,創立于1993年。該案例的ES目標是水流調節和水量,提供者是上游Bolo河流域的農戶,他們通過社會和農業環境發展項目接受實物補償。受益者是下游的用水戶,他們自愿支付稅金來實施補償。Asobolo作為一個中間“人”,負責項目的準備、簽約和運行,他們也希望能夠改善農戶的生活質量[41]。美國的有機農業生態補償也是由政府和市場共同主導的。隨著美國環境質量激勵計劃的出臺,1997年,愛荷華州成為首個實踐有機農產品質量激勵計劃的州。2002年出臺的農業法案規定,農業部通過實施生態保護補貼計劃,以現金補貼或計劃援助等方式,把資金直接分發到農戶手中或用于各種生態保護補貼項目。2003—2007年,美國每年撥付300萬美元用于資助有機農業研究[43]。非政府組織(NGO)在生態補償中發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有機農業的發展是以政府的直接政策為依托,但同時也離不開自下而上的非政府組織的建立和發展。國際有機農業運動聯盟(IFOAM)是最具影響力的非政府組織之一,1972年在法國成立,成立之初僅有英國、瑞典、南非、美國、法國5個會員國,目前已經成為一個擁有來自100多個國家700多個集體會員的國際有機農業組織,通過定期召開有機大會將世界各地的有機農業從事者們聯合在一起,并且制定了基本的有機生產規范[44]。IFOAM是有機農業生態補償的重要力量之一,建立政府、市場等多方聯動的生態補償機制,是實施有機農業生態補償的根本發展趨勢。
3.2國內案例
關于水源地生態敏感區有機農業生態補償的實踐,國內相關研究還不多見。以下以北京市密云水庫退稻還旱項目、云南省洱海流域農業生態補償、云南省哈尼梯田受償意愿、云南省松華壩水源保護區農業發展模式、遼寧省大伙房水源保護等生態補償項目為例進行總結分析。2001年5月公布的《21世紀初期(2001—2005年)首都水資源可持續利用規劃》在北京市密云水庫上游的潮河、白河、黑河流域實施了退稻還旱工程,以改善水質與來水量。2003年開始試行,涉及北京市與河北省多個縣市。2006年,在張家口赤城縣黑河流域成功實施了1.74萬畝稻改旱試點項目。2007年正式在赤城縣和承德豐寧、灤平兩縣開始實施稻改旱的項目。北京市每年補貼5665萬元支持河北張家口承德地區,共實施了10.3萬畝稻改旱,其中,承德市兩縣7.1萬畝,張家口赤城縣全縣境內3.2萬畝水稻全部退出耕種,改種節水型大田作物。補償金額也從補貼450元/(畝•年)到2008年以后提高到550元/(畝•年)。云南大理州洱海流域2003—2009年累計推廣“控氮、減磷增施有機肥,隔年隔季施肥”的農業生態補償實踐20.78萬公頃,每畝農田每年補貼100元,全部用于購買肥料,由大理州政府在栽種前以實物的形式發放到農戶。項目實施后,平均每畝減少施用純N2.49千克,P2O52.23千克,增施K2O2.14千克,糧食平均每畝增產4.5%。具體措施包括:首先,開展“一池三改”工作,即改廁、改廚、改廄,建設三位一體沼氣池,累計建成沼氣池8984口,發展種養結合型生態農業模式,不僅減少了畜禽糞便的污染,而且為農產品生產提供優質肥料。其次,實施稻田養魚,每畝產水稻619.1千克,較普通農田增產1.71%,魚成活率80%,畝產65千克,平均增重2.6倍,每畝稻魚新增純收入240元;減少了化學農藥的使用,平均每畝減少使用除草劑100克,尿素18千克,普鈣40千克,既節約了成本又改善了農田生態環境。農產品質量安全認證工作以產地認證和產品認證為重點,實施以綠色食品為先導,以有機食品、地理標志認證為補充的“三位一體”監管模式。洱海流域目前生態補償主要來源于3個方面:一是國家各部委行業單項補償資金;二是州、縣市視財力財政專項轉移支付;三是征收洱海水費、風景名勝資金費等[45]。在云南哈尼梯田的案例研究中,劉某承等[46]以受償意愿問卷調查為基礎對補償標準進行了探討,分別估算了在農藥化肥各自減半為零、同時減半或同時為零的情形下,哈尼梯田稻田養魚戶接受的政府直接補貼形式的生態補償意愿值為3727~8732元/(公頃•年),與人工化學品投入限制標準成正相關。從生態補償的收益來看,以高收益的化肥用量減半農藥禁用情況為例,當1千克稻米價格提高1元時,如果每公頃補貼7112元,政府投入盈余為335元。昆明市政府對松華壩水源保護區實施了“全面禁牧、禁漁業、禁花限菜、限制規模化養殖”等環境保護政策,加強了對城市水源地的保護力度。儲博程[47]在充分考慮水源保護區政策、資源、市場、技術、農戶意愿五大因素的基礎上,提出了幾種水源地農業發展模式,包括核桃間種、林藥模式、有機野生菌和人工食用菌結合。
4生態補償機制分析
生態補償機制主要包括生態系統/環境服務目標、補償主體、受償主體、中間組織等。通過對國內外典型案例進行比較和分析,可以看出其異同點.從生態/環境目標看,在國外案例中的主要生態系統服務目標都是為了控制硝酸鹽、減少化肥農藥等化學物質的使用以及改善水質,并保障下游地區的正常用水,與我國基本一致;從生態補償發起人和生態補償主體來看,國外既有政府、也有公司和中間組織,而我國的生態補償項目多是以政府為主導開展生態補償。國外項目在由誰發起的問題上更為靈活,多為市場主導,也有以政府為主導。法國案例表明在當地政府和用水公司之間有競爭關系;而在德國,用水公司則從屬于市政,運作更有效。補償主體在我國是由政府出面來對上游農戶進行補償,法國同樣是政府出面,而德國則通過供水公司和用水戶,哥倫比亞通過用水戶聯合會。參與項目的各利益相關者主要有四類任務:分配水資源、通過運作項目改善水質、資助項目和技術支持。德國的供水公司雖然屬于私有性質,但也從屬于市政部門,同時具有分配水資源、運作和資助項目的作用和職能。不同項目有著不同的中間“人”,生態補償協議的簽署也取決于當地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環境,達成協議的過渡期會比較長。羅馬尼亞Satu-Mare項目由政府發起和主導,為了保證農產品質量,政府規定如果農場處于轉換期其有機產品生產會得到補助,但限制最大面積為20公頃,而農場的收入還是要依賴市場需求,由政府和市場共同進行補償。通常情況下,生態補償是按區給予的,在德國,分區決定基于一個標準——雨水向井水的轉變時期,在法國,是根據水文學、實踐經驗和限度的社會認可程度[42]。但德國Augsburg和法國Lons-le-Saunier的案例并不成功,當地農戶渴望一種更有效的用水種植模式。Lampkin&Padel[38]所指出的現象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即盡管社會認可和公共支持度在增加,但鄉村社區對大范圍轉向有機農業生產仍有抵觸情緒。我國的生態補償需要逐步建立起以政府、企業、市場和非政府組織為主體的多元化補償主體,實踐經驗表明,生態補償只有政策支持還遠遠不夠,還要跨過技術和經濟這兩大門檻。
5結論及建議
一、當前新晃縣“兩型社會”建設和縣域經濟發展的現
狀
近年來,新晃縣圍繞打造“湘黔邊界特色經濟走廊,建設生態宜居家園,構筑懷化西大門”的目標,大力實施“工業強縣、農業穩縣、生態立縣、旅游活縣、環境
興縣”的五大戰略,縣域經濟不斷壯大,社會各項事業取得長足發展。2009年,全縣完成國內生產總值(GDP)21.5億元,較2005年104573萬元增長83.0%,其中,第一產業增加值31694萬元,第二產業增加值79848萬元,第三產業增加值79866萬元,一、二、三產業結構由2005年的28.733.737.6調整為2009年的16.641.741.7。2009年,全縣二氧化硫排放量3297噸,較2005年排放量2934噸增長12.4%,但年排放強度由2005年的23kg/萬元,降至2009年的17kg/萬元;2009年全縣化學需氧量排放1507噸,較2005年1235噸增長22%,但年排放強度由2005年的12kg/萬元下降至2009年的8kg/萬元。空氣環境質量穩定在二級標準以內,舞水河新晃段水質維持在國家地表水II類標準以內,縣內其它主要支流也穩定在控制指標范圍內,鎮城飲用水源水質達標率達100%;2008年,通過了創建全國生態示范縣的驗收。
二、當前新晃“兩型社會”建設和縣域經濟發展存在的問題
1.經濟總量偏小,經濟實力不強。全縣人均生產總值只是全省20226元的39.7%,是懷化市人均生產總值12034元的66.7%;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全省為4910元,懷化市為2905元,而新晃縣為1894元;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全省為15084元,懷化市為11114元,而新晃縣為7473元。
2.生產經營模式粗放。農副產品深加工程度低。雖然新晃組建和引進了一批相應的農產品加工企業,但仍然存在著農產品深加工程度低,產品附加值小,生產技術落后,產品種類單一等問題。除肉牛加工小有名氣外,仍有很多農產品沒有進入市場。同時,這些加工企業規模小,布局分散,家庭作坊式生產,管理落后,品種雷同,企業品牌不足,企業生存發展比較艱難。
礦產資源開發利用不合理。礦產資源開發利用率不高,開采技術落后,屬于初級生產加工企業,缺少上游產業。新晃目前開發最好的是重晶石,已引進了紅星、魯湘鋇業兩家深加工企業,但這兩家企業所要求的原礦品位都有較高要求,全縣低于70度的重晶石礦基本上是廢棄的,資源浪費嚴重。
森林資源開發利用低。近年來,林木產業發展還是較快的,但多屬于規模小、效益差的初級加工企業,木材產品主要是技術含量小的鋸板、原木、人造板、指接板等,高檔家具和木制工藝等商品比較缺少,木材深加工方面存在較大的發展潛力。
3.環境保護壓力增大。 由于企業環保措施不足,污染治理設施投入不夠,對環境污染也造成一定影響。縣內冶煉、化工、礦山等企業多次發生環保問題,如半江鉛鋅礦、紅星、原隆鑫、藍天等,當地群眾反映意見較大。另外,一些企業環保意識不強,如:大興復混肥,“三廢”的無害化處理不當,這進一步加大環境保護的壓力。
三、發展壯大縣域經濟,加快推進新晃“兩型”社會建設
新晃縣屬于山區,應從山區從實際出發,發展山區經濟,堅持打好“綠色牌”,大力發展生態經濟,走出一條符合新晃實際、符合科學發展觀要求的縣域經濟發展新路子。
1.加快農業產業化,激活農村發展活力。新晃是山區農業縣,農村占大頭,農業是大項,縣域經濟發展的重點在農村,難點在農業,只有加快農業產業化發展,把“三農”問題解決好了,縣域經濟才能實現大發展。一要積極組織開展農業實用技術培訓。可以充分運用遠程教育開展蔬菜種植、水果栽培、養殖等技術培訓。并通過網絡了解市場需求及提高農產品附加值的新技術。通過培訓,增強農村居民的科技意識,提高生產技能,提升農業生產水平和經濟效益。要組織農村居民參加勞動力轉移技能培訓,增強外出務工人員的就業競爭力,幫助剩余勞動力轉移就業,拓寬群眾增收渠道。二要加快基礎設施建設。大力推進通鄉公路改造工程和通暢工程建設。圍繞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加大農田水利建設力度,完成中低田改造,抓好大田、劉坪等4座病險水庫的除險加固工作。鞏固以點代燃項目成果,積極推進小水電開發,完成杉木塘電站二期工程建設。加強農村安全飲用水工程建設,解決1.5萬人的安全飲水問題,深入實施農村清潔示范工程,積極推廣農村太陽能熱水器,新建沼氣池。結合“村村通”工程、農網改造、組建扶貧等工作,進一步改善農民的生產生活條件。三要發展特色產業,堅持品牌帶動。積極挖掘提升新晃縣農業“三寶”(黃牛、烤煙和龍腦)的價值和效率,大力調整農業產業結構,加快農業產業化進程。圍繞打造“三湘黃牛第一縣”目標,依托新晃黃牛肉列入國家地理標志產品的大好契機,推動產業品牌整合,提升地標產品認證價值。“品牌+公司+基地+協會+農戶”的發展模式,建立和完善統一品牌、風險共擔、利益共享、產銷結合的產業發展機制。要提升和保護品牌、發展壯大龍頭公司的實力,增強抗風險能力。只有品牌提升了、公司有絕對的實力,才能讓老百姓放心,才能促進規模養殖,擴大養牛總量,從而不斷提高肉牛產業化水平。依托“天堂”牌烤煙的品牌優勢,積極發展烤煙生產,大力實施煙基工程,建設規范化煙田。加快發展右旋龍腦樟,可以積極申報國家地理標志保護產品認證,爭取把新晃建成全國最大的天然冰片加工基地。同時,要依托我縣良好的生態環境和長期種植傳統,大力發展高寒地區超級水稻和綠色、有機食品,狠抓優質超級稻基地和現代農業示范園建設。同時積極招商引資,加快相關后續產業發展,不斷提高糧農的產業收入。目前,有十個鄉鎮在建設優質稻。
2.大力發展工業經濟,促進縣域經濟崛起。工業是立縣之基、興縣之本、財源之柱,亦是縣域經濟崛起的重要支柱。一是按照“布局集中、用地集約、產業聚集”的原則,大力發展園區經濟。新晃縣“一園三小區”的工業發展格局已初步形成。要加快推進園區基礎設施建設,做好在建或意向入園企業的服務工作;繼續加大招商引資力度,引導相關產業和企業向園區集聚,促進資源集約和優勢互補,以從分發揮園區的集聚帶動功能。要有針對性引進已落戶企業的上下游產業落戶新晃縣,形成“落戶一個,帶來一批”的滾雪球效應,實現縣域經濟發展的新突破。二是依托全縣豐富的礦產和電力資源,加快礦產品深加工和冶煉工業發展。在積極引導現有工礦企業改造升級,壯大產業的同時,注重培育龍頭企業和產業鏈的拉伸;要大力扶持循環經濟,初步形成了資源永續開發、合理利用的新型工業經濟模式,成為縣域工業的主要支撐。三是堅持走科技創新之路。現在,土地等要素供給越來越緊張,環境制約越來越大,粗放式、低水平發展已越來越沒有出路,發展縣域經濟,必須依靠科技創新。
3.積極融入“武陵山脈經濟協作區”,做大做強旅游產業,帶動三產快速發展。武陵山區是我國跨省交界人口最多的少數民族聚居區,是全國十集中連片貧困地區之一,是國家西部開發和中部崛起戰略交匯地帶。2010年3月,國家發改委辦公廳發出[2010]448號《關于開展武陵山經濟協作區發展規劃編制工作的通知》,正式啟動《武陵山經濟協作區發展規劃》編制工作,主要內容是闡明國家推進集中連片貧困地區協作發展的戰略思路,明確武陵山經濟協作區發展的主要目標,以旅游產業為先導,統籌協調區域基礎設施建設、生態環境保護、社會事業發展與特色產業布局,研究提出保障武陵山協作區發展的有效機制和政策措施。這必將促進武陵山區特色產業發展。
旅游產業是無煙工廠、朝陽產業。新晃的地理位置十分特殊,素有“湘黔通衢”、“滇黔咽喉”之稱,擁有豐富的人文資源(神秘的儺技儺戲、侗寨風情、夜郎文化等)、夜郎大峽谷等自然景觀資源,發展旅游產業有基礎、有條件,也有潛力。要積極引進戰略投資者,加快重點景區景點及配套設施建設,啟動了八江口夜郎王溫泉生態度假區、夜郎十里長街項目建設,加緊對龍溪古鎮、涼傘沖首侗寨、貢溪四路天井寨、黃家壟森林公園等旅游資源的保護與開發。同時,要依托優良的生態優勢,培育生態特色旅游產業,把“生態旅游”作為新的經濟增長點來抓。
4.加大“兩型社會”建設的宣傳力度,營造良好的社會氛圍。一要加強宣傳教育。以新晃縣爭創“國家文明衛生縣城”和創建“全國生態縣”為契機,采取多種形式,如開展“樹立節能低碳意識,共建綠色生態家園”活動,宣傳國家有關資源節約、環境保護的方針政策、法律法規和標準規范,以及資源節約、環境保護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重要作用和戰略意義。二要加強社會監督。健全公民參與環保的監督機制,完善環境信息公開、公示等制度,保障公眾環境知情權,自覺接受群眾監督。推出一些資源節約、環境保護的先進典型,曝光一批嚴重浪費資源、污染環境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