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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西公共財政的相似點
我國和西方的公共財政,都是建立或基本建立在現代經濟基礎之上的,是國家或政府為市場提供公共服務的分配活動或經濟活動,它們都是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一種財政類型。因此,兩者有著相同或相似的特征和內涵。
1.彌補市場失效。市場經濟下,在市場有效的領域,必須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以達到帕累托最佳狀態。但是,在某些具有共同消費性質的領域和場合,就產生了所謂市場失效問題,其主要表現是:公共產品、外溢性、自然壟斷、風險及不確定性等現象的存在,以及社會分配不公和宏觀經濟總量失衡等。此時,大體上就要求政府通過公共財政的收支而為市場提供公共服務,從而直接彌補市場失效。
2.為市場提供一視同仁的服務。等價交換是市場活動必須遵循的基本準則,這一準則決定了政府為市場提供的服務必須是“一視同仁”而不能是“區別對待”的。市場的統一性,決定了政府作用于某個或某些市場活動主體的過程,就是影響所有的市場活動主體的過程。現實地看,財政收支對各市場活動主體有時候還是“有所差別”的,但這只是政府安排公共服務的一個手段而已,是為了保證市場與資本的正常運行,因此,從根本上看,仍是“一視同仁”的,這與“區別對待”有著本質的差別。“區別對待”的原則否定著等價交換準則,進而否定了市場經濟,它與市場經濟是不相容的。
3.不以贏利為目的。贏利性是人們參與市場活動的直接動力,之所以會產生市場失效問題,一個根本原因就在于無法保證正常的市場贏利。作為公共財政主體的政府,是以政權所有者和社會管理者身份而展開各種彌補市場失效的活動,其活動具有非贏利性。如果作為公共財政主體的政府,其活動以贏利為目的,結果必然是經濟活動政治化,從而導致整個市場經濟體系的崩潰。
4.運行法治化。市場經濟在某種程度上說就是法制經濟,財政作為政府直接進行的活動,在市場經濟下顯然必須受到法律的約束和規范,必須依法行事,從而具有法治性。財政法治化,意味著社會公眾可能通過相應的法律程序,其中主要是通過政府預算的法律權威而根本地決定、約束、規范和監督著政府的財政行為。
二、中西公共財政的不同點
導致中西公共財政差異的因素很多,有政治的、文化的因素,也有生產力、生產關系等方面因素的影響。這里主要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角度來闡釋雙方公共財政的同中之異。
1.生產關系性質的不同,導致了雙方公共財政的性質及有無雙元財政的差異。生產關系性質的不同,其中主要是生產資料所有制性質的不同,導致了我國公有制公共財政與西方的私有制公共財政的差異。西方的公共財政具有兩重性:市場經濟制度決定了它是公共財政,從而具有公共性;生產資料的私有制又決定了它是資本主義財政,從而具有剝削性。兩者的結合,就表現為: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公共財政是公共性和剝削性的統一。同理,我國的公共財政也具有兩重性:生產資料的公有制決定了它是社會主義財政,必須為屬于全體人民所有的國有資本保值增值服務,從而具有增值性。這樣,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公共財政就是公共性和增值性的同一。
進一步地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生產資料所有制性質的差異,還直接導致了我國的財政運行模式將是雙元(結構)財政模式,即公共財政和國有資本財政,而西方的財政運行模式只是較單一的公共財政模式。這是因為,公有制經濟是我國將要建立的市場經濟的主導經濟成分,贏利性是我國國有經濟的基本性質,這構成了同樣處于市場經濟下的我國與西方國家的一個根本區別。處于非市場領域的政治性政府,其收支活動構成公共財政,這是中西財政的一致之處;處于市場領域的經濟性政府,其收支活動構成國有資本財政,這是我國財政與西方財政的差異之處。兩者的結合,決定我國財政模式的雙元結構以及西方財政模式的單元結構。
2.生產力水平不同,導致雙方發展型公共財政與發達型公共財政的差異。我國生產力發展水平,總體上是落后于西方發達國家的,這決定了我國將要建立起來的公共財政有著諸多不同于西方發達國家的特點和內容,形成了我國發展型公共財政與西方發達型公共財政的差異。在稅收收入結構上,我國將長期以流轉稅為主,而西方大體上以所得稅為主;根據理查·馬斯格雷夫和羅斯托的“發展型”公共支出增長模型分析,我國正處在經濟發展的初級階段,公共投資在整個國家經濟總投資中占較高比重,為社會提供通訊、交通、教育、衛生等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促使經濟起飛。而西方國家的經濟大多進入成熟期,公共支出主要目標由提供社會基礎設施轉向提供教育、衛生、福利等服務,此時,用于社會保障和收入再分配方面的支出,所占比重較大。
一、多種所有制是市場經濟的基礎
市場經濟不可能建立在單一的公有制基礎上。這是因為當社會全體成員都是一個利益主體,不存在利益主體的區分,大家都是一家人,那也就不存在競爭,也用不著進行交換,因而也就不可能是市場經濟。只有當產權清晰并存在多方面的利益主體,那只“無形之手”才能發揮作用。當所有生產經營單位的財產都歸私人所有,建立在這種生產資料所有制基礎上的市場經濟,是古典的市場經濟。現代西方國家的市場經濟,既有私人經濟,也有共有經濟和國有經濟。可見,現代市場經濟既不可能是單一的公有制,也不可能是單一的私有制,而只能建立在多種所有制的基礎之上。
二、行為自由是市場經濟運行的前提條件
自由與競爭是不能分割的,自由是展開競爭并調動人們工作積極性的前提條件。只有當社會的每一個成員都具有充分的經濟自由,競爭才會具有可靠的保證。在市場經濟中每個企業和社會成員都應具有多方面的自由,包括財產自由、選擇職業自由、企業投資和經營自由、個人消費自由、貿易自由、貨幣兌換自由、遷徙自由,商品交換實行自由市場價格,工資由雇主與雇員自行協商等等。
三、相互交換是市場經濟的外部特征
市場經濟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交換經濟。這是因為交換可以更好地利用分工,進而提高效率。更重要的原因還在于,市場經濟存在多方面的利益主體,彼此之間不可能無償地取得對方的產品,而只能實行等價交換。交換的范圍越廣、數量越多,說明社會分工越細,生產的社會化程度越高。在市場經濟運行過程中,有企業與企業之間的交換、企業與個人之間的交換、企業與國家之間的交換、個人與個人之間的交換、個人與國家之間的交換等等。這些交換使社會再生產得以不間斷地、周而復始地進行,使社會資源配置在調整中得以優化。
四、有效競爭是市場經濟的核心內容
市場經濟是以競爭為核心的,競爭是一個使社會經濟得以發展的強有力的杠桿。有了競爭,才能使市場日趨活躍,才能使每一個人有機會發揮自己的創業精神和能力,提高整個社會的勞動生產率。當勞動生產率提高后,就會使產品的成本降低、質量提高,使生產者和消費者都獲得好處。總之,通過競爭可以創造出有效率的經濟,競爭是通向繁榮之途。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競爭是激烈的,是不講情面的,但也只有這樣才能保證效率的提高。當然,在現代市場經濟中,競爭必須遵循一定的規則,人們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時候,不能損害他人的利益。
五、拉開差距是市場經濟運行的必然結果,同時也是市場經濟發展的不竭動力
市場經濟使人們在機會均等的條件下產生結果(個人收入)不均等,但這也是市場競爭的基本前提和主要動力。用收入不平等來激勵人們從事經濟活動,才會有更大的積極性,從而導致效率的提高,這是任何有識之士都能明白的道理。當然,機會均等也有它的局限性。因為每個人所占有的財富,所接受的教育,所具有的天賦本來就不一樣,但只要是大家都有參與的機會,起跑線是一樣的,人們就不會把怨言灑向社會,效率也就會不斷提高。市場經濟的運行必然會拉開收入上的差距,同時也必然會促使效率不斷提高,農村的就是一個最好的例證。
六、宏觀調控是市場經濟運行的校正器
論文摘要:文章就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運行機制建立健全中存在的一些問題進行論述,以期通過對一些基本概念的再定義重新定位對市場經濟的概念性理解。
一、對市場經濟的理解
改革開放20多年來,我們對市場經濟的理解更加深刻。首先,根據西方經濟學的理論闡述,通過對商品和要素的供求理論框架,分析并指出了市場經濟是通過價格實現有效的資源配里的機制。這樣的分析雖然能夠建立概念的基本要求,但是卻沒有得出概念的本質屬性,存在一些限制性的假設,如:企業利潤最大化行為、充分信息、完全競爭市場等等。這在現實生活中存在明顯的缺陷,一方面,市場經濟中人的行為的深層次機制沒有被研究。供給和需求對研究資源配置雖是強有力的工具,但是掩蓋了供給需求背后的形成機制。另一方面所有的分析都假定信息是對稱的、充分的,因而所給出的資源配置的預測常常與現實不符,有很大的局限性。本文就第一個問題,即供給需求背后深層次上的制度問題進行論述。
回顧經濟思想史。自馬歇爾等分析供給與需求以來,資源配置問題就成為經濟分析的主流。但并不是惟一的,也有非主流的,比如奧地利學派的熊彼特和哈那克,對市場經濟的理解并不局限于資源配置,從另外一個角度看市場經濟。熊彼特認為資本主義的活力就在于創新和企業家精神;哈那克則是側重經濟自由、信.息和制度。經濟學分析從來沒有研究經濟主體之間的規范性關系,只是研究供給與需求的關系。顯然,所得出的結
論是非常正確的,但沒有現實指導意義。縱觀整個西方經濟思想史,現代經濟學理論的主要依據就如英國經濟學家西尼爾所主張的一樣;別除了經濟研究過程中的立法、行政、哲學、道德,采用了抽象演蜂的方法,所得出的是人們觀察和意識到的最一般的、主要的、基本的,帶有共性的推論,我們稱其為“純粹經濟學”。
通過一些轉軌國家的經驗我們發現,那些特別簡單地認為自由化、私有化和民主化足以實現轉軌顯然有好多問題。現代主流經濟學已經拓展到研究制度和政治因素,新古典經濟學引入了博棄論、信息、合同和產權等。已經不是簡單地認為市場經濟只是資源配置的一種手段。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的區別不僅僅在于是否用價格實現資源配置,更不在于自由、私有或民主化的程度。其最本質的區別是激勵與約束的機制不同。簡單來說,市場經濟通過制度安排給予廣大的人民對生產和對創新提供了非常強有力的激勵;同時它又對每一個經濟決策者有約束,這種約束使得他要對自己的經濟決策的后果負責。這是兩個方面的,千好了有獎勵,可又不能亂來;造成了壞的經濟后果,就要受到相應的懲罰。強調在市場經濟中激勵與約束的重要作用,以及對人們行為的影響。激勵與約束兩者缺一不可。但首先是約束,約束使競爭更加有序,競爭可以使約未變得可信,激勵就像汽車的發動機,汽車要走必須要有發動機。但是僅有發動機汽車照樣也不能開上路,還必須要有剎車裝置。每個人要付他的經濟后果負責任,也就是說,他要受到約束。從激勵與約束角度來分析問題,我們對市場經濟的理解就會深化一步。
二、現階段對激勵的反思
按照霍姆斯特姆和邁格仁的分法,激勵措施有三種:以科斯和西蒙的理論為基礎的工作設定,以克萊因、威廉姆森、格羅斯曼、哈特等人的交易費用理論為基礎的產權激勵,以阿爾奇安、德姆塞茨、霍姆斯特姆等人的委托理論為基礎的狀態依賴報酬激勵。本文針對的是第三種。
計劃經濟的失效,不僅僅是資源配置上的無效率。市場經濟的重要特點是分散的決策過程,而這一過程的背后是每一個人都可以充分地利用他所觀察到的信息。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計劃可以有效地利用經濟中的全部信息。而人們之所以愿意去發現信息,利用獲得的信息,是因為可以從中得到回報,這就是市場經濟背后的激勵。這里的信息,并不是“專業知識”,專業知識非常重要,它是人類對規律性東西的總結。但是最重要的知識,特別是在經濟活動中,是那種分散在大眾中的、非專業的非常本地化的知識,哈那克稱之為“本地信息”。是關于當地、當時、不斷變化萬千的各種知識。這種知識才是創造財富的重要源泉。即使是在高科技方面,也是分散在各個群體里面,而不是高度集中的。只有發揮全社會每一個人的積極性,讓他們自己去創造,經濟才有活力。計劃經濟的失致證明了哈那克的論點正確。就是在法國和德國這樣的非常成熟的資本主義制度,由于清規戒律也很多,所以那里也沒有產生出硅谷來。以發展高科技的為例。國內都非常關心知識經濟,發展高科技的勁頭十足,學習仿效硅谷—這一全世界公認的成功典范。但是硅谷是怎么形成的呢?從本質上講根本沒有計劃成份,也不是美國政府規劃出來的,它是由全社會的力量凝聚而成的。他們之所以愿意創新企業,是因為他們的知識商業化,最終通過企業上市實現自身的價值。正是在市場經濟的激勵機制下,涌現了無數的人才和財富。同樣的道理,以前我們認為股票市場的作用僅僅是籌集資金,而沒有想到的是,股票市場的建立更重要的是其約束激勵作用。
然而,一個奇怪的現象是在非常多的時候,在不完善的計劃經濟條件下和不成熟的市場經濟制度下,對于經濟主體和經濟行為而言,社會的激勵作用非常有限。
論文關鍵詞:市場經濟;激勵;約束;再理解
論文摘要:文章就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運行機制建立健全中存在的一些問題進行論述,以期通過對一些基本概念的再定義重新定位對市場經濟的概念性理解。
一、對市場經濟的理解
改革開放20多年來,我們對市場經濟的理解更加深刻。首先,根據西方經濟學的理論闡述,通過對商品和要素的供求理論框架,分析并指出了市場經濟是通過價格實現有效的資源配里的機制。這樣的分析雖然能夠建立概念的基本要求,但是卻沒有得出概念的本質屬性,存在一些限制性的假設,如:企業利潤最大化行為、充分信息、完全競爭市場等等。這在現實生活中存在明顯的缺陷,一方面,市場經濟中人的行為的深層次機制沒有被研究。供給和需求對研究資源配置雖是強有力的工具,但是掩蓋了供給需求背后的形成機制。另一方面所有的分析都假定信息是對稱的、充分的,因而所給出的資源配置的預測常常與現實不符,有很大的局限性。本文就第一個問題,即供給需求背后深層次上的制度問題進行論述。 回顧經濟思想史。自馬歇爾等分析供給與需求以來,資源配置問題就成為經濟分析的主流。但并不是惟一的,也有非主流的,比如奧地利學派的熊彼特和哈那克,對市場經濟的理解并不局限于資源配置,從另外一個角度看市場經濟。熊彼特認為資本主義的活力就在于創新和企業家精神;哈那克則是側重經濟自由、信.息和制度。經濟學分析從來沒有研究經濟主體之間的規范性關系,只是研究供給與需求的關系。顯然,所得出的結
論是非常正確的,但沒有現實指導意義。縱觀整個西方經濟思想史,現代經濟學理論的主要依據就如英國經濟學家西尼爾所主張的一樣;別除了經濟研究過程中的立法、行政、哲學、道德,采用了抽象演蜂的方法,所得出的是人們觀察和意識到的最一般的、主要的、基本的,帶有共性的推論,我們稱其為“純粹經濟學”。
通過一些轉軌國家的經驗我們發現,那些特別簡單地認為自由化、私有化和民主化足以實現轉軌顯然有好多問題。現代主流經濟學已經拓展到研究制度和政治因素,新古典經濟學引入了博棄論、信息、合同和產權等。已經不是簡單地認為市場經濟只是資源配置的一種手段。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的區別不僅僅在于是否用價格實現資源配置,更不在于自由、私有或民主化的程度。其最本質的區別是激勵與約束的機制不同。簡單來說,市場經濟通過制度安排給予廣大的人民對生產和對創新提供了非常強有力的激勵;同時它又對每一個經濟決策者有約束,這種約束使得他要對自己的經濟決策的后果負責。這是兩個方面的,千好了有獎勵,可又不能亂來;造成了壞的經濟后果,就要受到相應的懲罰。強調在市場經濟中激勵與約束的重要作用,以及對人們行為的影響。激勵與約束兩者缺一不可。但首先是約束,約束使競爭更加有序,競爭可以使約未變得可信,激勵就像汽車的發動機,汽車要走必須要有發動機。但是僅有發動機汽車照樣也不能開上路,還必須要有剎車裝置。每個人要付他的經濟后果負責任,也就是說,他要受到約束。從激勵與約束角度來分析問題,我們對市場經濟的理解就會深化一步。
二、現階段對激勵的反思
按照霍姆斯特姆和邁格仁的分法,激勵措施有三種:以科斯和西蒙的理論為基礎的工作設定,以克萊因、威廉姆森、格羅斯曼、哈特等人的交易費用理論為基礎的產權激勵,以阿爾奇安、德姆塞茨、霍姆斯特姆等人的委托理論為基礎的狀態依賴報酬激勵。本文針對的是第三種。
[關鍵詞]兩權分離私營經濟私有經濟所有制實現形式
改革開放以來,私營經濟得到了迅速發展,并為我國國民經濟做出了巨大貢獻。但是在我國理論界和人們觀念中,卻把私營經濟與私有制經濟等同起來,認為私營經濟就是私有制經濟,這是不正確不符合實際的,也是經濟理論中的一個重大誤區。不改變這種觀念,不走出這一誤區,既不利于私營經濟和私有制經濟健康發展,也不利于公有制經濟的多種實現形式的形成和完善。
一、“私營”與“私有”的不同含義
簡而言之,“私營”是指公民個人對資產享有經營權,但不一定享有所有權;“私有”是指公民對資產享有所有權,但不一定享有經營權。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是由于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機制作用的結果。為了追求經濟效益的最大化而彌補個體間相互短缺的資源,資產所有者往往把資產的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開來,將經營權讓渡給他人從而實現取長補短達到優化組合的目的。在一個資產的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的經濟實體里,所有者通過所有權獲得收益,經營者通過經營權獲得收益,二者所擁有的權利是涇渭分明的,也是不容混淆的。
如果將經營權與所有權等同起來,認為經營權就是所有權的話,那就會得出誰經營資產,誰擁有資產的所有權的結論。其結果,人們將都會去借貸、承包、租賃從而實現其財產的所有權。人們取得經營權的目的也不再是行使經營權了,而是要通過行使經營權把別人的財產變為己有,這與情與理是相悖的。否則,還有誰敢將自己財產的經營權分離出來讓渡給別人使用呢?一個實行市場經濟的社會,如果財產的所有權與經營權不能分離,那么這個社會何談“誠信”二字,人們沒有誠信,還怎么能建立經濟關系從事經濟活動呢?
經營權與所有權分離是生產力推動生產關系變革的結果,是經濟社會發展的標志。可以肯定地說,“私營”權最早是從“私有”權中分離出來的。但隨著社會的發展,“私營”決不再是“私有”的專利,而是發展市場經濟的手段,成為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一種形式。當然,私營將導致私有但私營畢竟不是私有,所以不能將私營作為私有的代名詞。
二、在我國出現將私營與私有兩者混同起來的主要原因
在我國,將私營和私有兩者混為一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1)從歷史的角度看,我國公有制建立之前私營經濟都是私有制經濟,這樣就造成了公有制建立后延用私營經濟代替私有制經濟的表述習慣。(2)從改革開放角度看,我國將社會存在著的純而又純的單一的公有制經濟成份變為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并存的經濟成份,這就使人們容易在市場經濟體制建立后仍然通用私營經濟和私有制經濟這兩個概念。(3)從認識的角度看,主觀與客觀相脫離,認識落后于實踐。在改革開放之初農村實行的聯產承包責任制,就是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農民承包集體土地實行的經營方式就是私營。但是人們卻沒有及時地認識到,這是改革開放我國出現最早的也是最大規模的具有家族企業性質的私營經濟。但這絕不是私有制經濟。(4)從理論角度看,為了彌補市場經濟理論上的不足,在借鑒西方市場經濟理論的過程中我們沒有足夠地注意到西方是私有制經濟的社會,私營與私有是合一的,而我國則是以公有制為主多種經濟成份共同發展的社會。如果不加區別地用西方的市場經濟理論分析我國的市場經濟現象,就會出現把私營經濟與私有制經濟混同起來的情況。
三、“私營”的市場優勢
為了進一步說明私營與私有的不同,闡述在市場經濟中私營的優勢是非常必要的,因為這些優勢與私有不存在必然的聯系。
由于私營與公民個人及家庭利益直接相聯,因此絕大多數私營經濟表現為家族制,家族制能夠在經營上充分發揮“私”字上的優勢。其一,可以充分發揮經營者的管理才能。由于經營狀況與經營者的切身利益直接,手握管理大權實行家長制領導的經營者,會一絲不茍地組織生產,精打細算。其二,可以充分發揮血緣親情凝聚、減少信任成本。以血緣親情凝聚起來的家族成員能夠形成堅強的戰斗堡壘,對經營中需完成的任務和遇到的困難會團結一心、全情投入,“打虎親兄弟,上陣父子兵”就是這個道理。其三,經營機制靈活。供求關系的變化是經營者的晴雨表,對此業主能建立快捷、靈活的運轉機制,把握商機,面對瞬息萬變的市場信息適時決策,力爭處于最佳競爭地位。其三,講誠信、重服務。業主在經營中會深刻體會到信譽就是市場、效益、生命,不講誠信、不重服務只顧眼前利益無異于飲鴆止渴。其四,善于利用社會關系。良好的社會關系,也是經營者的經濟資源,它可以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為其經營服務。
總之,對于經營者來說,制度、規矩這些剛性游戲規則固然重要,但有時,血緣、親情這些非制度的文化因素在相互溝通、取得共識等方面,會產生正式制度所不能產生的獨特作用,親情凝聚、全情投入、機制靈活、家長制領導、低耗成本等正是私營經濟的市場優勢所在。所以,公有制經濟完全可以發揮私營經濟的長處,使之成為公有制的實現形式之一。
四、“私營”是公有制重要的實現形式
在十五大報告中指出:“一切反映社會化生產規律的經營方式和組織形式都可以大膽利用。要努力尋找能夠極大促進生產力發展的公有制實現形式。”其中私營就是改革開放后被采用的重要的公有制實現形式之一,其特點是資產的所有權歸集體或國家而經營權由公民通過承包、租賃等方式取得,承包、租賃都有一定的期限。
最早實行公有私營這種實現形式的,是改革開放之初農村的聯產承包責任制。在那里,農戶家庭作為相對獨立的經濟實體,根據合同自主進行生產經營活動,其經營收入在繳納國家稅金和按合同規定提繳部分給集體之后,全部歸農戶。這種私營方式,極大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他們高興地說:“繳夠國家的,留夠集體的,剩下的全是自己的。”
黨的十五大以后,公有私營這種經營方式作為對國有中小型企業的一項改革措施,開始在城市中逐步實現。其途徑還是通過承包、租賃的方式進行。這樣盤活了一些中小型企業的國有資產,并實現了保值增值。當然,并非所有的國有企業都可實行私營這種經營方式的。一些國有大中型企業可以采取其它經營方式,有的還可以繼續實行國有國營的管理方式,我國鐵路等部門的國有資產目前仍然如此。不管怎樣,把私營經濟等同于私有制經濟顯然是不對的,通過上述可以看到,私營經濟中有集體和全民等公有制經濟存在。
五、正確區分“私營”與“私有”的意義
首先,有利于進一步解放思想,求真務實探索公有制多種實現形式。將私營經濟與私有制經濟混為一談,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受傳統觀念禁錮和生搬硬套西方經濟理論所致。解決問題的最好辦法就是從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出發,分析和認識私營經濟和私有制經濟的區別和聯系,包括中國的與西方的區別和聯系。只有這樣才能打破人們的傳統觀念、主觀臆斷和簡單套用西方經濟學說對我們思想造成的束縛,才能大膽地為公有制尋求到有效的多種實現形式。
其次,有利于揚長避短充分發揮它們在實現我國工業化、經濟的社會化、市場化和現代化過程中的積極作用。私營經濟與私有制經濟是我國經濟建設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揚長避短充分發揮它們的積極作用,前提就是把它們科學地區分開來,分門別類進行分析研究,從而制定出具體的針對性強的鼓勵它們發展的方針政策,這樣才能充分利用其積極的方面,限制和消除其消極方面,使它們得到健康發展。
關鍵詞:市場經濟;生態市場經濟;蛻變;研究
中圖分類號:F27;F12 文獻識別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6)030-0000-01
一、前言
市場經濟是從工業革命后興起的,隨著時代不斷的發展與進步其中的觀念也得到了更新,例如當前的市場經濟中融入了較多有關于環境保護、人文關懷以及可持續發展等理念。因此市場經濟當前不斷的對于以上內容進行融入,也就實現了向生態市場經濟躍進的過程。我國對于市場經濟進行發展的時間大約有三十年,當前國內以及國際的環境不斷受到威脅因此結合著當前的這些要求,我國市場經濟得到了蛻變。
二、生態市場經濟概述
生態一次本源于生物學,指的是自然界之間的能量轉換關系,即展現了物種之間相互制約的關系,而將生態運用到社會科學之中后,就會使得和諧的含義得以體現。因此生態一詞主要應包含兩方面的含義,其一是自然界之間人與人的和諧關系,彼此之間相互依存相互制約共同促進;其二是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共處關系。
當前,人與自然的關系較為緊張,發展的過程之中存在著許多的矛盾,并且當前的人口過多,生存斗爭愈發激烈。我們縱觀歷史,歷次世界大戰都是由于對于土地等資源的爭奪而引起的,都涉及到人與自然的關系,再引發人與人之間的戰爭。生態文明主要就是對于生態以及人文進行關懷,從而通過對于人與環境之間的和諧相處來實現人與人之間的和諧共處,并且不斷將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進行改善,從而使得人類自身的需求得到滿足。
當前的生態市場經濟則是指一種具有環保性的經濟,更加的在市場經濟中融入了節能、低耗、無公害等內容,從而進一步對于人們的健康以及經濟的綜合效益進行關注,生態市場經濟不是一種局部的經濟,而是今后發展的一種經濟形勢。
生態市場經濟這一概念是隨著社會不斷的發展所提出來的,在今后的發展過程中也會隨著社會的不斷進步進一步得到改善,這一經濟形態主要體現了當前人類與自然之間相處的模式,并不斷的對于可持續發展理念進行融入,從而使得以生態市場經濟作為基礎的經濟運營模式得以建立,市場經濟進一步得以完善。
三、生態市場經濟改革是當代世界變革的主要標志
生態市場經濟在不斷的發展過程中引發了全世界的注意,從而逐步成為了當前發展過程中的一種顯著性標志。
當前的經濟運營模式逐步向著生態化改變,其中以發達國家為首,對于資源進行節約,并且保障勞工的合法權益。將生產者的意識以及行動當作市場準入的標準,以使得在這一經濟形勢應用的過程中,仁愛的思想得以實現。
由此可見,生態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充滿了對于生態以及人文方面的關懷,這與傳統的市場經濟相比有了極大的轉變,傳統的市場經濟過于注重經濟的發展,而忽略了對于生態的保護,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也十分冷漠,重點全都投入在社會的利益當中。對比后可發現當前的轉變是十分必要的,因此今后的發展就需要不嗟慕市場經濟進行轉變,從而使得資源進一步得到合理的配置。
四、生態市場經濟正在對世界進行改變
生態市場經濟是將從前的市場經濟作為基礎,在其中不斷的融入相關環境保護措施以及倫理等內容,從而使得市場經濟中的倫理價值得到促進,與此同時,生態市場經濟也對于世界有所改變,其提出相應的倫理價值,從而使得大眾的行為準則在這一過程中得到凝固。市場經濟中所融入的倫理價值雖然是由專人進行提出的,但由于應用的范圍管飯,因此也需要大多數人能夠對其進行接受和實施,在將其與經濟利益相掛鉤,從而使其得到實現。在對于市場利益進行確立的過程中,大眾需要對于原有的一些行為進行改善和進一步規范,由此可見市場經濟邁向生態市場經濟的過程中,會對于實際的發展都造成很大的影響。
這種蛻變主要是通過市場中的機制的變化來進行實現的,蛻變后主要對于倫理價值進行應用,而傳統的市場經濟中都是對于規范性的倫理進行應用的,這二者的區別就在于,規范性的理論更具備強制性,忽略了實施的人民對于相關理論的理解性,而倫理價值則是通過對于少數人提出的理論進行講解和傳播,使得更多數的人對于這一理論進行理解,并直至所有人對其接受,成為大眾所共同遵循的價值規范。從而實現對于資源的節約,環境的保護以及對于人們自身的要求進一步得到重視和滿足。在蛻變后,人們更加對于人與自然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進行重視,這有助于在以上關系中建立雙方的良好交流,使得人與人之間以及人與自然之間加強相處的和諧性。
制度通常都具備強制性,在制度體制下,人們難以實現自身選擇的自由性,而生態市場經濟的發展過程中就對于這一情況進行了改變。生態市場經濟中會對與相應的價格有所調整,從而使得人們在今后的發展過程中受到價格的影響從而改變自身的行為,達到選擇的自由性。其中價格體系就涉及了對于生態觀念以及人文觀念的引導。例如在碳排放的方面來說,每個國家都有一定的限制數額,若是超過了制定的數額就會造成相關的懲罰,因此在這一情況下,不斷的將人文以及環境融入其中,對于人們的觀念進行引導,從而就能夠使得二者之間的選擇以及利益得以更好的協調,進一步加強倫理價值在社會中的主導地位。
五、結語
結合本文以上所述,生態市場經濟的發展能夠對于人們的生態理念以及人文理念進行良好的樹立,因此不管當前國家的實際情況如何,都應將生態經濟建設進行推進,從而實現今后的進一步發展,并在發展過程中不斷的進行研究和完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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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被賦予這層道德內涵是通過對“市場”的田園牧歌式的想象完成的。這里有必要區分兩種“市場”概念的區別:一、在自然演進中形成的、作為真正的“自發秩序”的市場,即原初意義上的集市;二、現代意義上的市場經濟。第一種意義的市場在任何經濟中都存在,但并非包含市場的經濟都可以稱為市場經濟。如卡爾·普蘭尼所做的區分,市場經濟指的是一切社會關系嵌入其經濟體制的社會經濟形態,而在“包含市場的經濟”中,市場是嵌入其社會關系當中的。
第一種意義上的市場可以視為人類聚居的產物,是人的社會生活的自然延伸,我們也可以稱之為人類學意義上的市場。在偏遠地區,這種市場仍在某種程度上得到了延續,比如以趕集等形式存在,雖然內在邏輯已經不可能完全相同。這樣的市場有兩個典型的特點:首先,它是“熟人市場”,不僅承擔著人們進行商品交換以滿足生活需要的功能,而且也是社區的一部分,是人們的社會生活發生的所在;其次,這類市場上的經濟交換原則不是孤立地和絕對地存在的,更不是重構社會關系的力量,而是被置于其他社會關系的控制之下。
自由的價值只在人與人的社會性聯系中才能得到體現,對漂流到荒島之上的魯濱遜而言,討論自由是無意義的。市場之所以被奉為體現自由、保障自由的機制,據說是因為市場交換最能夠體現自由的精神:買家和賣家具有同等的地位,交易在自愿的基礎上發生;信息充分而透明,使欺詐和壓迫沒有存身之地。
但是,這種對市場與自由關系的新自由主義想象是基于人類學意義上的市場生發出來的,在現代市場經濟的條件下,這些想象已經完全不成立了。市場經濟的規模不斷擴展,從一地到一國,如今已發展到全球的范圍,這就給市場經濟打了一個明顯的印跡:匿名性。當我們在超市購買一件商品,我們并不了解它的生產過程,也不知道誰是生產者;當我們在收款臺結賬的時候,看起來是在與收銀員進行交易,但實際的交易對象是誰,我們可能根本無從知曉。
【關鍵詞】經濟法 調整對象 獨立性
一、從調整對象看經濟法的獨立性
法律之調整對象就是社會關系,一國之法律體系及法律部門歸根結底是由該國的社會關系的性質及內容決定的,因此,法律部門劃分之客觀基礎是在于現實生活中存在的社會關系。從當今各國法律體系來看,通常是對法律規范進行若干分類,分類的標準主要是根據法律對象的不同,從而將一國法律規范分為不同的獨立法律部門。因此,每個獨立法律部門就必需有其特定調整對象,因這些特定的調整對象有其特殊性,為了更好地進行調整,各部門法律需要采用不同種類的調整手段或方式。也就是說,只有具有特定的調整對象,才存在獨立的法律部門。所以,劃分法律部門之標準應該是看其是否有特定的調整對象。
因此,關于經濟法的獨立地位問題,關鍵是看經濟法有沒有自身特定之調整對象。有關這一點,眾多學者從不同角度對經濟法調整對象作了深入探討。有學者認為,經濟法調整對象可界定為四類:市場運行關系;國家經濟管理關系;涉外經濟關系;組織內部經濟關系;有學者認為,經濟法調整對象包含維護公平競爭關系、組織管理性的流轉和協作關系及經濟管理關系三類;另還有學者則認為,經濟法調整對象是在國家協調本國經濟運行過程中發生的經濟關系,具體分為市場管理關系、企業組織管理關系、社會保障關系和宏觀調控關系四類。
二、從與民商法的關系看經濟法的獨立性
(1)經濟法與民商法在職能上互為補充。民商法屬于市場經濟常態的法律,它大多是通過其任意性,體現出“無形之手”的要求,強調“市場機制的內部化”,充分發揮市場主體的能動性,同時也少有強制性規范范疇,導向市場主體自覺地遵守市場規則。而經濟法是市場經濟非常態的法律,它多是通過強行性規范,強調“市場機制的外在化”,提供具有干預性、宏觀性、整體性、政策性、公法性的規則,以解決市場失靈,促使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地發展。根據市場經濟的原理,市場時時在進行著自我調節,市場在失靈的時候市場經濟本身首先是會采取自身的自我調節方式進行調整,調整無法達到效果時,則國家會對市場進行干預調整,即市場首先采用民商法調節,其次才是采用經濟法來加以調節。
(2)經濟法與民商法調整范圍具有交叉重合之處。民商法和經濟法在調整范圍上會有交叉重合,是因為市場調節和國家干預基本覆蓋了整個社會。民商法所調整的對象是平等主體之間的人身關系與財產關系,從經濟學上看,此類關系屬微觀經濟范疇,而經濟法調整的對象既包括微觀經濟關系,亦包括一國宏觀經濟關系。
(3)經濟法與民商法價值取向基本相同。從民商法的發展趨勢來看,民商法有轉向社會化與公法化的趨勢,而經濟法亦正是以社會化為其價值取向,經濟法與民商法的價值取向已逐漸趨同。但是,由于民商法理念具有限制性,所以不論民商法本身達到怎樣的社會化程度,也只是能夠保證各個體不損害其他個體的利益。而民商法在此方面的不足卻正好可以用社會化的經濟法來彌補。
如以上所述的理由,故而導致了不少學者并不認同經濟法之獨立性。但如換一角度思考,視這些內容為經濟法對民商法之補充,這正說明了經濟法與民商法之間是密不可分的,并從另一方面論證經濟法應作為獨立的法律部門之必要性。
而從社會市場經濟的發展來看,經濟法和民商法不僅僅存在著聯系,亦存在著一定區別,主要有如下幾點:
(1)意思自治之區別。民商法強調意思自治,即所有行為必須為其個人行為,每個人可自由地選擇自身作為或不作為,并不受任何外部強制力干涉到個人的意志與行為,而經濟法卻是限制著意思自治,即它以社會的公共利益作為前提,社會公共利益大于個人的利益。
(2)市場主體的保護不同。民商法強調一切主體平等,但是經濟法是為了保護市場經濟中的弱勢群體,并對弱勢群體是有所側重的,與民商法中所強調的平等是有所差異的。
(3)目標內容。民商法所重視的主要是有關經濟的目標,但經濟法卻不僅僅著重于經濟的目標,且社會目標亦是經濟法所重視的目標之一。
(4)國際性的比較。民商法在不同的國家之間是可直接拿來借鑒或者直接運用,但是因各個國家經濟生活存在差異,經濟法又是與各國經濟的政策是緊密相連的。經濟法與民商法最大的不同在于體現的理念不同:前者強調社會公共利益,后者強調個人利益。也正因為如此,經濟法所假設的人性標準明顯高于民商法,它則是具有高尚情操的“君子”。可見,經濟法與民商法理念的不同亦是兩者的重要區別之一。
三、從與行政法的關系看經濟法的獨立性
(一)經濟法與行政法的調整方法
從法律規范的調整方法來看,經濟法的調整方法是多種多樣的,主要包括運用行政方法、刑事方法、民事方法、對市場進行全面干預和監控。在以上方法中,民事方法具有被動性、滯后性、補償性,其限制著經濟法之目的與宗旨的實現,而刑事方法則是作為最后的調控手段,其具有嚴厲性,故應保持在合理限度內,否則會對市場經濟造成嚴重破壞,因此,唯有行政方法是既適應經濟法的目的與宗旨又能維持調整的適當性的調整手段。
(二)經濟法和行政法的任務
經濟法的主要任務就是運用國家行政權力,調整干預市場經濟活動的,避免市場經濟的不完全競爭、外部性等市場失靈的問題,以及重新分配社會財富以求經濟公平。在此過程中基于現代法治國家的要求,國家經濟決策機關的地位、職能及其與相對人的關系必須納入法治的軌道。兩者也存在實體法和程序法的關系。
(三)兩者的管理職能
從國家調整市場經濟的角度看,行政法主要通過程序法的規范實現政府的管理職能,而經濟法主要通過實體法的規范實現政府的管理職能。相對于通過程序法干預一國市場經濟的行政法,經濟法會對行政機關授予行政權力,并規定著市場的參加者在經濟上實體的權利義務。
公共財政制度是我國財政改革的長遠目標,對于怎樣恰當地對公共財政進行定位,理論界在某些方面還存在不同的意見,甚至不愿意使用“公共財政”這個名稱。但是,無論從政府的財政規劃方面,還是諸多財政雜志來看,“公共財政”這一稱謂事實上已經越來越普遍化,被越來越多的人認可。因此,對于公共財政的界定,需要形成一個明確的意見,以適應現實的需要。
一、公共財政的一般界定
從本質上來看,公共財政與財政、國家財政并沒有差別,都是特指國家進行的分配活動,都涉及財政收支、財政平衡、財政管理等內容。它們在中文名稱上的不同,主要是翻譯的問題,英文中的財政概念用“public finance”來表示,如果對其直譯就成了“公共財政”。然而“finance”一詞具有多種意思,可翻譯為“財政”、“財務”、“金融”等,只有在其前面加一個“public”進行限定,才能明確地表示“財政”這一概念。可見,“公共財政”和“財政”都對應于“public finance”,二者并無本質區別。財政是國家進行的分配活動,本來就是公共性的,因此,在“財政”一詞加上“公共”二字似乎有同義反復之嫌。
雖然從本質上看,公共財政與財政具有共性,但是,由于歷史上認識偏差的原因,使二者出現了一定的差異。在改革開放很長一段時間,“人們習慣上把資本主義社會的財政稱為‘公共財政’,而把社會主義財政稱為國家財政,是生產建設性財政。這樣一來,約定成俗,公共財政就成為資本主義財政的代名詞,自然兩者之間就有了根本的區別。”①另外,從相關的理論研究來看,公共財政的討論多是西方財政學上的一些內容,由此可見,我國的公共財政研究在若干方面是與西方財政理論緊密聯系在一起的。筆者認為,公共財政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一種財政模式”。其主要原因可以從現實經濟和財政理論兩方面來認識。
政府的財政活動屬于經濟范疇,資本主義國家的基礎經濟制度是市場經濟制度,按照的觀點來看,經濟決定財政,因此有必要對西方國家的財政進行重新認識,不能把公共財政等同于資本主義財政。在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中,政府和理論界都認同了要構建適應我國特色的公共財政制度,那么,公共財政也就不可能是獨立于國家財政之外的財政,而只能是國家財政的一種;是與我國原計劃經濟體制下所實行的財政模式不同,與市場經濟體制相聯系的財政模式。
之所以認為公共財政是國家財政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一種財政模式,還因為公共財政理論中的市場失靈論。無論從古典的自由主義理論,還是近代的政府干預主義,政府財政活動的主要目的都是為了彌補市場失靈。古典經濟學的財政思想,來源于亞當。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一書中。其學派反對國家干預主義,主張實行“廉價政府”,一般都認為國家的財政支出不具有生產性,應該盡量控制,而讓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來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認為市場機制可以實現經濟發展的各種目標。因而財政支出的范圍僅限于市場機制無法作用到的國防、司法、公共工程、公共機關等方面。這一觀點在西方持續了一百多年,財政一直也都限制在特定的范圍內。
但是,20世紀初資本主義國家在自由市場經濟條件下發生的多次經濟危機,導致了嚴重的社會蕭條和動蕩。許多經濟學家開始認識到古典的自由市場經濟并不能自動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經濟穩定發展、充分就業等宏觀經濟目標。經濟發展中存在許多市場自身不能解決的問題,即所謂的“市場失靈”。為了彌補市場經濟的不足,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建立了全新的政府干預主義理論。主張通過政府的財政支出來影響社會總需求,從而保障經濟的平穩運行和發展。在20世紀中期,資本主義進入了一個“滯脹”時期,一些經濟學派如供給主義、貨幣主義等派別又開始重視自由市場主義,他們認為政府的大量干預并沒有帶來比市場更多的效率,從而反對過多的政府干預,讓市場自身去解決問題。
縱觀西方市場經濟國家的財政,其基本要點有:第一、政府財政的支出范圍主要著眼于社會公共需要方面,不去干涉市場經濟能夠處理好的私人需要方面,不直接介入社會生產性領域,把社會資源配置的主要任務都交由市場去完成;第二、財政支出十分注重效益的提高,并采取各種數量方法如成本效益法、最低成本法等來進行財政支出決策,只有具有較大效益的項目財政才會介入;第三、預算管理制度化,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經濟生活逐漸復雜化,財政本質上作為一種利益分配的關系,必須建立相應的法治制度,才可能保障財政分配達到預期目的;第四、在財政體制上堅持分權制下的制衡,社會公共需要是有區域性的,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也具有地域性,地方政府在處理地方事務上比較有效率,所以,適當的分權有利于經濟效率的提高,但是,各地之間又有很大差別,財力也各不相同,所以,權力也不能下放過多,還要保持一定的制衡力量;第五、堅持稅收負擔的最小化來設計稅制,在設計稅制的過程中充分考慮公平與效率的關系,盡量做到“稅收中性”,在征稅的過程中努力降低征管成本和納稅人的奉行成本。
二、公共財政(public finance)的內涵與特征辨析
關于財政(public finance)的定義,早期的西方學者認為,財政是政府收入和支出的管理,或者稱之為政府資金的征收、使用和管理。我國傳統財政學關于財政的定義,盡管表述各異,大體上還是概括為國家的收入和支出活動,甚或將收支活動等同于分配活動。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的public finance,日本岸田俊輔在1978年的《圖說日本財政》將其定義為“政府所進行的經濟活動”②,美國馬斯格雷夫在其1973年初版的《財政學理論與實踐》一書中的序言中說:“財政這一名詞,傳統地應用于包含稅收和支出措施的那套政策問題。這不是一個好名詞,因為根本問題不是資金方面的,而是涉及資源利用、收入分配和就業水平的,不過這個名詞已為人們所熟知,而且稱之為公共部門經濟所引起的誤解將不會更少些。”他在該書1980年第三版中說:“本書論述公共部門經濟,不僅包括其資金,而且包括它對資源利用的水平和配置,以及它在消費者之間的收入分配的全部關系。雖然我們的主題是歸屬于財政學的,但它涉及到問題的資金方面,也涉及到實物方面。而且,它不單純是個公共經濟問題。因為公基部門是在和私有部門相互作用之中運行的,所以兩個部門都進入分析,不僅支出和稅收政策的效果有賴于私人部門的反應,而且對財政措施的需要也取決于財政措施不存在時私人部門如何行動。”③而中國前財政部長項懷誠主編的《領導干部財政知識讀本》一書認為,財政,也叫“國家財政”,是以國家為主體;通過政府的收支活動,集中一部分社會資源,用于履行政府職能和滿足社會公共需要的經濟活動④。廈門大學張馨教授在《公共財政論綱》中的定義是:公共財政(public finance)指的是國家或政府為市場提供公共服務的分配活動或經濟活動,它是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一種財政類型和模式⑤。
總之,中外傳統財政學基于時代的背景和條件,把財政定義為收入和支出,如以現代市場經濟的觀點考察,實在是太偏狹了,有的學" 者將收支活動等同于分配活動更不足取。將財政定義為“政府所進行的經濟活動”,表明public finance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已不限于財政收支及其管理,更不能限于貨幣資金管理,而要從政府與市場的相互作用,結合到資源的配置、收入的分配、經濟的穩定,從宏觀和微觀的角度分析,強調財政是經濟的一個范疇,甚至于用中文的“公共財政”來替代“財政”。但是,將財政定義為“政府所進行的經濟活動”又失之過寬,因為無論中外,除政府的財稅部門之外,央行、計經委、通產省、商務部等之類的政府所屬機構,其經濟活動斷然不屬財政。反觀項懷誠和張馨的public finance定義,將財政定義為政府所進行的某種(類)經濟活動,則有其合理之處。所以,公共財政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財政,已為大家所公認,盡管理論界的描述尚不盡統一,問題的關鍵在于對分配活動或經濟活動的進一步界定,它既是對財政活動的高度概括,又涉及財政活動的范圍,關系到以公共財政為基點的公共經濟及其財務管理等諸項活動的范圍、目標與方式。
筆者認為,public finance是國家為了實現其職能,憑借國家的權力,參與一部分社會產品或國民收入分配所進行的一系列經濟活動。
1.public finance的理財主體是國家,具體包括各級政府及其理財專職機關,其理財主體具有層級性。這里的各級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級政府,政府又設置具體的理財機關,專司相應的理財職能,如中國目前的財政、海關、國家稅務局和地方稅務局系統等。
2.public finance活動的目的是實現國家的職能,過去理論界對國家職能的概括一般指政治職能和經濟職能,這沒有錯,目前理論界關于公共財政的核心演化為滿足社會公共需要,是有其道理的。如果說前者的關系鏈為:國家或政府的職能——社會公共需要——財政的職能——……;后者的關系鏈是:社會公共需要——國家或政府的職能——財政的職能——……。
那么,問題的癥結之處在于國家職能和社會公共需要的關系。就國家職能而言,“橫看成嶺側成峰”,其既可分為政治職能和經濟職能,也可分為階級性方面的職能(對外進行戰爭或防御、對內維護統治階級的統治等)和社會性方面的職能(提供公共福利、優化資源配置、公平收入分配、穩定經濟并有適度的經濟增長等)。再就社會公共需要來看,社會的即公共的,社會的職能亦即社會公共需要的職能,在傳統財政學描述的實現國家政治、經濟職能中,是包含著社會公共需要的,只不過公共需要在不同的歷史發展階段(如資本主義發展初期和當代資本主義時期、我國計劃經濟時期和市場經濟階段等),其內容、范圍、方式有所差異,并反映著不同的生產關系。以此觀,前述關系鏈誠可為:國家或政府的職能——社會公共需要的職能——財政的職能——……。
3.public finance活動的根據(或依據)是憑借國家的政治權力、財產權力、行政管理權力和信用權力。政治權力即國家作為主權者的權力。馬克思指出:“在我們面前有兩種權力:一種是財產權力,也就是所有者的權力,另一種是政治權力,即國家的權力”⑥。政治權力為國家所獨有,其主體就是國家,所以,政治權力即是國家作為主權者的權力。國家政治權力所涉及的對象范圍,從地域的角度看,就是政治權力所能達的全部空間,如領土、領空、領海;從人員的角度看,就是該國所判定的公民或居民。政治權力在經濟上實現的形式就是稅收。
財產權力就是所有者的權力,所有者的權力不僅包括生產資料(含土地)的所有者權力,而且包括勞動力所有者的權力,其借以在經濟上實現自己的形式,進一步分割為產業利潤、商業利潤、借貸利息、地租及工資等。由此可見,所有者的權力主體具有多樣性,不僅包括國家,而且包括企業、單位和個人。就財政而言,這里的所有者權力主體就是國家,國家作為生產資料所有者權力或出資者的權力主體,以上繳利潤形式參與國有資本及相關的資本組織形式的利潤分配,在我國目前階段,依國有經濟的實現形式即經營形式的不同,進一步界定為直接上繳利潤、國有股紅息、承包費和租賃費等。(特殊的)行政管理權力,是就政府與市場的關系而言,若把政府也看作市場經濟主體的一員,(特殊的)行政管理權力就是特殊的經濟主體的權力,之所以特殊,在于其對象范圍限于特定的對象、實施特定的管理所收取的規費和特許權使用費,其經濟上的實現形式即是政府收費和政府性基金。至于國家的信用權力,不獨體現在財政范圍,央行行使的也是國家的信用權力。就財政而言,國家的信用權力在經濟上實現的形式就是國庫券或國債,或財政性貸款。就四種權力來看,政治權力和財產權力是財政依據的一般權力,行政管理權力和信用權力是財政依據的特殊權力。
4.public finance參與“分配”是過程而不是結果。如果把財政的結果歸之于分配活動,這是正確的,但需明確的是,這是指社會再生產四個環節即生產、分配、交換、消費中的“分配”,亦即財政分配制約生產,生產又決定財政分配;財政分配與交換、消費相互影響、相互制約;財政分配與其他社會產品分配‘(如工資分配、價格分配、信貸分配、財務分配等)相互影響、相互制約。所以,從社會再生產的角度,立體的、多維的把握財政分配活動,是理解財政是一種分配活動的關鍵,但如果把財政分配活動僅僅歸之于組織收支活動,則是有所偏頗的,是與現實經濟情況不相符的。
5.public finance活動的結果是其一系列經濟活動,具體包括組織收支活動、調節控制活動和監督管理活動等。這些經濟活動的貨幣表現則為財政資金,具體包括財政收入和財政支出。
三、對公共財政模式的再認識
廈門大學張馨教授認為,公共財政是“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財政模式”⑦,中國人民大學安體富教授認為,公共財政實質是市場經濟財政⑧,我們認為,只有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財政的公共性才真正取得獨立、成熟、規范、完全的存在形式——公共財政,亦即市場經濟財政⑨。所以,我們主張和贊同公共財政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財政模式這一觀點,但公共財政這一財政模式和經濟條件、國家財政是什么關系,顯然有必要進一步研究。
理論界有一種流行觀點認為,人類歷史所存在的經濟體制有三種類型,與此相適應,財政類型或模式也分為三種:自然經濟——家計財政、計劃經濟——國家財政、市場經濟——公共財政,應當說,這種分類有一定新意,但我們認為,既然財政就是國家財政、政府財政,公共財政就是國家財政的一種: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財政,同理,國家財政中尚包括計劃經濟條件下的財政。
財政=國家財政 計劃經濟條件下的財政(生產建設財政或統收統支財政)
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財政(公共財政)
順便指出,理論界有人認為,國家分配論強調,財政本質也是“國家分配”,因而“財政”就是“國家財政”。還有同志認為,國家分配論是財政本質的理論,公共財政論是財政現象理論或財政模式理論⑩。筆者認為,國家分配論不應僅僅是關于財政本質的理論,國家分配論除本質論外,尚包括運行論、調控論、政策論等,當然,這些理論必然且必須隨著條件的變化而發展變化,而發展了的國家分配論與公共財政論并不矛盾,所以,核心是要強化對市場經濟這一條件的研究。
既然公共財政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財政,那么,與自然經濟和計劃經濟相比,市場經濟則拓寬和規范了財政關系涉及的經濟主體和分配范圍,財政關系的主體涉及到國內外市場的參與者,涉及社會經濟生活的各個層面,財政分配范圍不僅擴展到社會再生產的各個環節,而且擴展到國內外市場及市場作" 用不到的范圍。正因為如此,商品經濟乃至市場經濟,要求用法制規范財政關系的主體和分配范圍,正確劃分市場和財政各自作用的范圍,凡是由市場能夠解決好的,就讓市場解決;財政轉向市場作用不到或市場失效的領域或產品,凡市場管不好或管不了的,就由財政通過各種手段來管。與自然經濟和計劃經濟相比,市場經濟則改變了財政的運行過程,使財政關系的運行過程由經費供給變為經營管理,財政再分配也相應變為市場性的再分配和非市場性再分配相結合。這種變化,使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財政關系運行不僅與自然經濟中的財政關系運行有了原則區別,而且與計劃經濟中的財政關系運行也有了很大的區別,如果人們仍然用原有的某些理財思想來看待市場經濟中的財政關系,必然要產生嚴重失誤,造成財政運行過程的紊亂。所以,按照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把財政關系納入市場經濟體制運行的軌道,是財政體制改革需要妥善解決的問題,諸如國庫集中統一收付、部門預算、收支兩條線、政府采購等應運而生。與自然經濟和計劃經濟相比,市場經濟則拓展了財政的職能,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和生產社會化程度的提高,財政的職能有了明顯的擴大和調整。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在資源配置、收入分配和穩定經濟發展等方面起著基礎性的作用,而財政分配正是立足于這種基礎,成為資源配置、收入分配、穩定和發展經濟最有效的調節機制,可以加速或抑制經濟發展的速度,引導生產經營方向,調整產業結構、產品結構和技術結構,公平分配收入,平衡社會總供給和總需求等。如果沒有財政的“第二次”調節,那就只能任憑經濟的盲目發展,使社會經濟處于波動或混亂狀態。所以,市場經濟的發展,不僅為財政關系的發展創造了物質條件,而且擴大并強化了財政的職能,使財政關系在現代經濟生活中占有舉足輕重的重要地位。
①安體富:《論我國公共財政的構建》;高培勇:《公共財政:經濟學界如是說》,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
②③王國清、程謙:《財政學》,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
④項懷誠:《領導干部財政知識讀本》,經濟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
⑤張馨:《公共財政論綱》,經濟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
⑦ 張馨:《公共財政論綱》,經濟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
⑧安體富:《論我國公共財政的構建》,高培勇:《公共財政:經濟學界如是說》,經濟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
⑨ 王國清:《公共財政:財政的公共性及其發展》,《經濟學家》。1999年第6期。
⑩轉引自樊麗明等:《探討財政改革,完善財政政策》,山東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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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20世紀 新自由主義 市場經濟
近代史上一個顯著的史實,就是一次世界大戰后,自1929年到1933年資本主義世界所經歷的“大蕭條”,商品的大量過剩,壟斷形式的廣泛存在,使古典主義經濟學所設想的完全的、純粹的自由經濟處于尷尬境地,以至在一些國家中,如美國,不得不由政府出面,開始奉行所謂的國家干預主義。但這一切是否由市場自身的原因而形成?自由主義還要不要了呢?
19世紀初,德國還是一個政治割據、經濟相對落后的帝國。但到19世紀末,經過了一個世紀的變革,廢除了農奴制、統一關稅、工業革命、建立新的國家制度等,使德國經濟得到突飛猛進的發展。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德國的自由主義經濟達到了頂峰,在此期間德國一直奉行自由主義經濟政策。19世紀末20世紀初,出現了兩種威脅自由的資本主義經濟因素。一是壟斷加強,卡特爾組織發展迅猛;二是社會主義運動的開展。該運動的矛頭直指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在經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戰爭本身的消耗、戰敗后的巨額戰爭賠款使德國經濟走向崩潰的邊緣,發生了惡性通貨膨脹,以至至今善于總結歷史教訓的德國對通貨膨脹還心有余悸。后期,德國的統治者希特勒推行了“軍事計劃主義經濟政策”,也對德國經濟發展造成了很大的影響和制約,非常具有愛國情懷的德國學者對此憂心忡忡,自發形成了以歐根為核心的包括經濟學和法學的學術群體,同時該群體對外部的一些學者也有一定的影響,比如被稱作“社會市場經濟之父”的艾哈德。他們把自己的理論稱為“社會市場經濟理論”。它既不同于傳統的經濟自由主義,又不同于各種形式的國家干預主義。他們認為,政府的責任不應該是直接干預私營企業的經濟事務,而必須是制訂和執行私人經濟活動所應遵守的規則,鼓勵競爭,為市場經濟的順利運行創造適宜的環境。當經歷了從20世紀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以艾哈德為代表的基督教民主聯盟同社會內的凱恩斯主義者所展開了的激烈論戰后,新自由主義成為德國的主流派。“西德奇跡”創造了新自由主義取得成功的范例。其中尤其需要特寫的一點是,新自由主義流派的學者們提出了“自然秩序和人為秩序”,認為人為秩序要符合自然秩序。想要“尋找合乎人和物的本質的秩序”,“賦予新的工業經濟一個有運行能力的合乎人的尊嚴的持久的秩序”。他們首先提出“經濟秩序的差異是什么?”的問題,然后進行了比較找出優缺點,最后提出解決問題的策略。他們人為經濟秩序存在兩種,即集中領導型(封建采邑經濟、埃及法老奴隸制經濟、希特勒軍國主義經濟、前蘇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和交換型經濟。前者具有完整的計劃,直接配置資源;后者則是個別的計劃。兩者的區別主要在于“如何決策,如何獲得信息”。前者的弊端在于由于中央機構的決策的目的與消費者決策的目的是不同的所以存在大量的浪費;后者的弊端在于自由競爭必然導致生產聯合,然后又必然導致壟斷聯盟。同時又說用中央計劃的方式代替交換經濟的方式不僅起不到積極作用,反而更促使經濟進一步惡化。單純的走兩條道路是不行的,只有走“第三條道路”。“第三條道路”是:首先建立競爭秩序,要對競爭進行保護、鼓勵。表現為三條:1.建立一個有運行能力的完全競爭的價格體系――由市場供求自己形成價格體系,而不需要國家的干預;2.建立穩定貨幣幣值的貨幣體系――不要由于幣值的升降而影響價格來誤導消費者的決策;3.生產資料私有制――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第二是建立維護競爭的秩序,使弱者能維持繼續競爭。以上就是弗萊堡學派的基本觀點。后來被時任總理的艾哈德作為政策的理論基礎付之實踐,為德國贏得了20世紀70年代的“經濟奇跡”。弗萊堡學派的觀點顯然是自由主義的,也就是說,發展經濟還需要“自由主義”,但我們不難發現這個“自由主義”較以前有了新的變化與發展。
第一,他們提出了對經濟秩序的研究,所謂秩序也就是資源配置方式,第一次劃分出兩種資源配置方式,以及其區別、優缺點。這是以前不多見的,引起了人們對資源配置方式這個問題越來越大的關注,這同時也是針對當時社會主義運動的高漲,前蘇聯在大蕭條過程中的經濟發展和軍國主義計劃經濟中出現的以國家配置資源為手段的方式而著重提出來的,后來兩種資源配置方式的區別甚至一度演變成不同社會制度的分歧。自由主義學者明確了自己的觀點,認為單獨使用任何一種方式都會把經濟搞糟,是不行的,只有走“第三條道路”。
第二,對自由的理解由無序的自由變為有序的自由。自由競爭階段的自由主義是無序的,也許因為是在資本主義上升階段還是剛從封建社會的束縛中解脫出來,在強烈的管制和壓抑下追求的“自由”必然是無條件的、絕對的、純粹的,而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逐漸趨向理性化,而且其自身的矛盾不斷暴露比如壟斷的廣泛存在,破壞了原來的無序的自由主義存在條件,使其必然重新理解自由主義的含義,重新制定政策來迎接經濟現實的挑戰。但他們又不會完全的去管制經濟,而放棄自己自由經濟的信仰,一切的政策還是基于讓市場自由調節配置資源,只是需要維護經濟自由發展,即能夠使價格由市場自發形成,保持穩定的貨幣幣值使消費者不被誤導,另外要有保障私人的財產制度。
第三,反對壟斷,主張對競爭的保護和維持即使國民經濟在一個可持續的競爭環境中發展。在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中,自由必然導致生產的聯合,生產的聯合又必然導致壟斷的出現, 而壟斷是德國新自由主義所要規避和排除的,他們不但要排除私人壟斷,更要反對社會組織的壟斷(例如工會組織就是對勞動市場的壟斷)。這是資本主義的經濟學家對壟斷問題認識的一個飛躍,他們開始正視自由經濟存在的問題,而不認為自由主義經濟一直是一副優美的田園風光畫。
第四,從對勞動者的保護的角度提出了累進稅等減少兩極分化的措施。要實現勞資的合作,實行“經濟人道主義”,提出工人和資本家是社會伙伴,因此經濟的發展需要勞資雙方的合作。同時,認為實現經濟人道主義的實現途徑是國家通過稅收政策,調整由市場引起的收入的不公平,從而實現公平分配。這也是面對工人階級日益壯大,減輕社會壓力,緩解社會矛盾的手段,在工人階級沒有形成一定的力量時即資本主義發展的早期是沒有的。
第五,主張國家從上層建筑的角度,即法律制度等方面來對經濟有所作為。新自由主義的國家觀較以前的國家觀有區別的。亞當?斯密主張“小政府”,而且政府僅僅就是“守業人”的角色,即只是維護國家不受外國侵略,保障社會安定而已;新自由主義學者認為除此之外國家還要維護社會經濟的正常運行,而且是通過上層建筑即法律的手段來保障,而不是直接用經濟的手段來干預,強化了依法治國的重要作用,為經濟發展鋪墊了良好的環境,同時又保障經濟是自由的發展。
理論只有見之于實際才能放射出巨大的光芒。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最初20年,新自由主義一直是西德的政府的指導思想,以至后來為德國帶來了“經濟奇跡”。研究外國的經濟思想關鍵是看能否為我所用,能否借之以促進我國正在進行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這項關乎國計民生的偉大事業。那么,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思想對我國有何借鑒意義呢?我國經歷了建國初期一直到改革開放之前的完全的指令性計劃經濟,在跨越那段特殊的歷史時期之后,實踐證明計劃經濟是不利于經濟的長足發展的。當前,我們搞的是市場經濟,正在進行的是市場化改革,雖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同時也存在大量的問題。新自由主義的思想也許可以給我們一些啟示:就自由主義的三大特征來說,它描繪了市場經濟基本特征即要求市場自主形成價格;要求穩定的貨幣幣值;保護私有財產即激勵制度。仔細想一想我國現存的問題基本都是由于這三個方面沒有做到位。隨著我國進入WTO以后,與世界經濟聯系的更緊密了,對于國際上通用的準則和模式我們必須適應,否則就會因為無法融入經濟一體化的浪潮中而導致邊緣化,是否是市場經濟國家是進入WTO的一道重要門檻,我國雖說已是市場經濟國家,但是只有不斷深化對市場的認識才能促進經濟的持續、健康、快速的發展。20年改革開放的實踐證明市場化搞得越好,經濟就越發展。美國商務部提出了市場化進程的標志:貨幣的可自由兌換程度;企業勞資雙方進行工資談判的自由度;設立合資企業或外資企業的自由度;政府對資源的擁有和控制及分配程度;企業生產和定價的程度。從這些仍然可以閃爍出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想理論光芒的“標志”中我們得到的正是我們所需要的。
參考文獻:
[1]何正斌:《經濟學300年》.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