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經濟政策呈現的趨勢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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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數字經濟政策呈現的趨勢范文

未來5年人力需求呈增長態勢

在 2008年全國高考發榜之際，國內教育專業研究機構盈速教育網了國內學科專業未來就業指數（2008年度）。本次的數據顯示，多個學科專業的指數出現升降變化，指數按高低排序前面五個學科專業分別是：能源科學，航空、航天科學技術，安全科學技術，中醫學與中藥學，電子、通信與自動控制技術。排位靠后的依然是基礎學科專業。

學科專業未來就業指數是盈速教育網獨家研究推出的就業趨勢預測指標。簡單來說就是相關學科專業在未來三到五年內的就業趨勢指標，指數測算的主要思路和參考依據，是以國家未來三至五年的宏觀經濟發展趨勢為主線，通過對教育政策、經濟政策的研究，并結合各類高等教育在校生總數、社會用人供求最新動態、學科專業的共通性、行業邊際效益等可能影響未來就業的各項因素，在適當的量化后，根據各項因素對未來就業供求的影響程度，分別以不同的權重，列入測算公式，最終計算出結果（見附表）。

從對有關數據分析看，指數的范圍從 -1到1，指數為零表示未來幾年該學科專業供求平衡，小于零表示供過于求，大于零表示供不應求，指數數值越高，表示需求越大而供應不足。

根據權威統計數據，全國各類高等教育總規模超過2700萬人，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達到 23% 。高等教育招生數和在校生規模持續增加，預計今后幾年內，每年的總數還將以 5%左右的速度遞增。

與上一次（2006年第二季度）測算結果相比，指數產生變化的有 11個學科（專業），其中 6個學科（專業）指數出現遞增， 5個學科（專業）指數出現遞減，這種上下變化，和《勞動合同法》頒布實施后，國內正在經歷產業結構調整的情況有密切關系。

能源科學、航空航天科學技術是未來需求一直保持增長的學科，而數字時代的來臨，使電子、通信與自動控制技術也保持在少數派的未來熱門學科中。

有一點需要強調的是，教育部近來新批準試點的新學科專業不一定是未來需求的熱門，例如“應急管理 ”專業，目前還只是定向培養，少量試點，“新”并不代表需求量大。

盈速教育網自從 2005年 9月以來，已經先后五次測算并修訂、公布了“學科專業未來就業指數 ”。 2007年度的指數原于當年底測算完畢，但因有關法規的頒布實施對未來就業趨勢影響較大，相關測算的指標公式需要重新評估調整，因而暫停公布。本次 2008年度的測算結果，已經考慮了相關法規實施的影響因素。

據悉，鑒于教育部二級學科專業（方向）每年均有一定程度的調整，且具體專業相關統計數據較缺乏，為此，盈速教育網課題組采納了專家意見，從 2008年起僅測算、公布一級學科，不再公布具體的二級學科專業 (方向 )的指數。

教育部新試點尚未正式列入國標的部分新增學科專業本次也未列入測算范圍。

盈速教育網邀請了經濟、教育、管理等各行業的專家，對今年以來國內發生的重大災害、股市房市大起大落的影響和未來就業趨勢的關系進行了研究、評估，專家得出結論是：地震、股災對未來幾年的就業趨勢影響有限。

第2篇：數字經濟政策呈現的趨勢范文

[關鍵詞]物價指數 CPI 傳導機制

一、引言

從世界主要發達國家的經濟政策來看,防止發生嚴重的通貨膨脹已經成為最主要的目標之一。改革開放后,隨著我國政府對價格管制的放松,價格水平的波動也逐漸加大。從1979年后,我國先后發生過四輪較大的價格指數上漲,分別是1980年、1985年、1988~1989年、1994年。從1998年起,連續5年又經歷了通貨緊縮。我國價格水平的變化其實折射出了近30年改革開放過程中,我國經濟社會所經歷的許多調整與變革,1997年之后的價格變化還受到國外因素變化的影響?？偠灾?在物價水平出現波動時,如何恰當并熟練的掌握與運用宏觀經濟政策以達到穩定物價的目標至關重要。

二、物價指數CPI的結構性探究

(一)CPI指標體系的構成

通貨膨脹是指物價水平普遍而持續性上升的一種經濟現象,CPI的高低可以在一定水平上說明通貨膨脹的嚴重程度。目前,我國的CPI指標體系主要由類產品構成,其權重如表1所示:

(二)CPI指標體系的缺陷性

1、食品類權重過高

在目前的CPI指數權重體系中,食品占34%的權重被認為過高。以美國為例,其食品類及能源類所占權重僅有18.6%,而中國這兩類消費品所占權重達40%。據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徐奇淵測算,在當前的統計指標中,食品是所有類商品中權重最大的分類項,而豬肉又是食品分類中最重要的子項目,約占CPI整體9%的權重,這也被認為是豬肉價格對CPI影響過大,公眾感覺到的則是,2007年物價上漲被戲稱為一只豬引發的通脹。

由于食品在CPI中權重過大,造成食品價格的波動對CPI拉動作用明顯。以2007年食品價格上漲帶動物價上漲時的數據為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2007年前7個月價格總水平上漲的原因是食品價格上漲較多,漲幅達8.6%,拉動CPI上漲2.8%,特別是肉禽及其制品價格上漲24.2%。

2、居住類權重過低

中國的居住類消費,在CPI體系中不僅其權重低,而且其基數十分的低。數據顯示,美國2006年居住類所占權重是42.1%,而中國目前大致13%左右,同時2003―2008年城市居民居住類年消費總額僅為699元、733元、808元、904元、982元和1145元,看上去這個數字每年增長幅度不小(年均增長超過了5%),但實際上,由于基數太低,居住類消費不管如何增長都十分有限。

目前我國CPI指數中的居住類消費指標,根本就沒有反映居民的實際消費水平及消費模式的變化。雖然CPI的統計中已包含居住價格這一項,如建筑和裝修材料、房租、水電費等等,然而房貸利率才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項。由于房貸利率與房價在很大程度上是反向波動的,兩者共同決定的房貸支付金額才是真正的居住費用。

三、物價指數CPI的動態傳導機制

1.動態傳導機制探究

物價指數CPI的傳導機制可簡單的拆分為三條路徑,分別是需求拉動型的通貨膨脹傳導、成本推動型的通貨膨脹傳導與結構型通貨膨脹傳導,以下便是三條路徑的具體傳導過程示意圖:

①輸入型通脹傳導路徑

這種傳導路徑主要是通過輸入型通脹對國內價格的傳導和影響而發生作用。近幾年來,國際市場上原油、糧食、鐵礦石等初級產品價格大幅攀升,而我國對石油、鐵礦石等初級產品的需求大幅增長,對外依存度很高。因此,國內成品油、食用植物油、化肥、鋼材等漲價主要受國際市場價格上漲影響,輸入型通脹的特征明顯。國際大宗初級產品的價格波動與國內CPI呈現正向推動關系,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輸入型通脹越明顯,則國內CPI漲幅也越明顯。

②投資需求拉動傳導路徑

這種傳導路徑主要是由于旺盛的投資需求推動而發生作用。2003年以來,我國經濟持續保持10%以上的高速增長,雖然遭遇了08年的金融海嘯,但政府4萬億的財政政策投資仍然保持了社會總投資的連續性。旺盛的投資需求推動國內投資品價格和土地、勞動力等要素價格上漲,并逐步傳導至CPI,推高CPI指標數值。

③結構型上漲因素傳導路徑

這種傳導路徑主要是由于農產品價格上漲為主而帶動的價格結構性上漲。2007年CPI走高開始于年初糧食和食用植物油漲價,加速于5月份豬肉價格突發性上漲,全年上漲4.8%。其中,食品價格漲幅達12.3%,影響CPI上升4.1個百分點。2008年一季度CPI同比上漲8%,增幅同比高出5.3個百分點,其中食品價格同比上漲21.4%。4月和5月CPI同比分別上漲8.5%和7.7%,其中食品價格同比分別上漲22.1%和19.9%,仍然是主要因素。因此,不論從農產品價格形成機制看,還是從農產品供求規律看,這一輪農產品價格上漲都是必然的。

2.宏觀數據指標傳導機制

①人民幣匯率

人民幣匯率,即人民幣價格,由于受到國際宏觀形勢的影響,人民幣供求的不穩定導致人民幣匯率的波動,因此也在一定程度上傳導反映在國內CPI指數上。當人民幣升值,美元貶值時,一方面抑制國內出口,另一方面,又導致國際上大宗初級產品價格的上升,從而進一步的帶動國內產品成本上升,推高價格,最終推高CPI指數。

②人民幣利率

央行實行貨幣政策三大工具都是以改變利率這一中間變量對社會總需求產生影響,從而調控經濟的目的,因此,利率的浮動對于宏觀經濟的運行尤為重要。當央行實行擴張的貨幣政策時,通過公開市場業務、降低貼現率或者降低準備金率等手段,從而降低利率。利率的降低又刺激社會總需求,投資增加,由CPI指數傳導機制可知,此時,CPI將呈現相對上升的趨勢。與此相反,當央行實行緊縮性貨幣政策時,CPI指數將呈現出相對下降的趨勢。

五、主要結論

本文從物價指數CPI的結構組成探究入手,并深入分析影響CPI動態變動的影響因素,以達到CPI指數動傳導機制探究的研究目的。根據以上研究,本文給出以下幾點結論:

1.消費者物價指數CPI較為全面的反映了我國總體物價水平的變動情況,但我國現階段的CPI指標體系也存在一些未能與時俱進的缺陷,例如食品所占權重過高,住房類所占權重過小等。因此,我國應進一步改進現有的CPI指標體系,并使之更具代表性。

2.CPI指數的持續性上漲主要由三方面的原因造成,分別為需求拉動型通貨膨脹、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與結構性通貨膨脹。與此同時,CPI指數的變動情況可適當參考其他一些宏觀經濟指標數據,例如匯率、利率和M1、M2值的變動情況等。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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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斯蒂格利茨著,《經濟學》(第二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

[4]高鴻業.《西方經濟學(宏觀部分)》,中國經濟出版社1996年版.

[5]林兆木.《確判斷物價上漲和宏觀經濟走勢》 《政策望》2008年 第08期.

[6]魏娜.《從當前物價走勢看我國宏觀經濟政策選擇》 《遼寧經濟》 2007年 第08期.

第3篇：數字經濟政策呈現的趨勢范文

對于未來股市行情，利多和利空因素交織在一起，利多因素為：政策扶持、資金面寬松、解禁股壓力相對不大；利空因素為：宏觀數據繼續下行、微觀惡化開始暴露、市場下跌、IPO重啟或創業板推出。下面就以上內容一一分析如下：

政策扶持

中國股市是個政策市，政策做多股市的意愿在2008年開始已表露無疑。一旦股指出現下跌，不排除政府繼續使用一些超常規的政策調控手段來刺激股市。目前可想象到的經濟政策是：對某行業的振興計劃、降息和降存款準備金率、發放消費券或其他刺激消費政策；對股市的政策是：融資融券推出等已有預期的利好。我們認為，一方面政策很難起到真正扭轉趨勢的作用，另一方面政策效用無論在經濟運動中還是在股市上對人氣的刺激作用都會逐步遞減。

資金面寬松

除政策之外，資金面寬松是對多方最有利的支持。從實證角度看，由于貨幣傳導機制不暢以及資本市場內生性缺陷，貨幣供應量減少，指數一定下跌；貨幣供應量增加，指數不一定上漲。

解禁股壓力相對不大

相對3月之后即將上升到月解禁股份250億股左右的數字來說，2月的解禁股為174億股，

比1月的127億股略大，但相對后幾個月來說算是比較少的。根據我們的統計，實際減持額與上證綜合指數有很明

顯的正相關關系。

宏觀數據繼續下行

這是制約2009年行情的最根本因素，盡管2008年12月的收官數據呈現一定的反彈，但我們當前面臨的最大問題是過剩的產能和有效需求不足之間的矛盾，在無內生性經濟增長因素出現之前，宏觀經濟數據很難出現向上的拐點。我們認為當前市場對宏觀經濟情緒頗為樂觀，對數據解讀有所偏差，這對節后真實數據出籠后的股價走勢很不利。

微觀惡化開始暴露

盡管宏觀數據早已下行，但微觀企業的業績暫時還沒有披露。從2008年披露的三季度報

表來看，全部上市公司歸屬母公司股東的凈利潤為7815億元，比2007年三季度的7039億元仍增加11%。宏觀數據在10月之后突然急轉直下，改變了下降的速率，對微觀經濟實體的影響尚未體現出來。而目前普遍觀點是：均認為公司業績下降在預料之中，但我們覺得2009年公司業績下降的幅度可能出人意料。隨著年報逐步披露，我們認為要警惕微觀經濟數據的惡化狀況和趨勢。

市場下跌

最近市場跌幅巨大，而A股始終能保持挺立不跌的態勢，符合節前“維穩”，但歷史一次次地告訴我們，人為力量最終斗不過市場趨勢。A股能走出獨立的強勢行情不僅不是我們應自豪的，反而應引起足夠的擔心：這使本來已為世界上最昂貴的A股市場估值水平進一步提高，未來的價值回歸過程將更痛苦和漫長。我們預計春節休市期間，周邊市場將出現新低行情。當市場盤跌或許A股仍能硬挺，而一旦大部分市場的指數開始創出階段新低，A股將迎來一輪恐慌性的補跌。

IPO重啟或創業板推出

市場目前依然比較低迷，我們預料IPO重啟及創業板在2月推出的概率并不大。不過仍要堤防這樣的風聲，一旦有關于這兩條消息的實質性內容，仍會給市場帶來人氣的打擊。

第4篇：數字經濟政策呈現的趨勢范文

[關鍵詞]后金融危機時代；宏觀經濟；戰略轉型

2009年上半年中國GDP同比增長7.1％，投資同比增長33.5％，消費同比增長15％，進出口同比下降23.5％。從統計數字看，中國經濟確實回升，但基礎尚不穩定。針對2009年前8個月經濟回暖的宏觀經濟形勢，現在有人開始討論經濟到底呈“V”型、“W”型還是其他型探底回升。研究經濟回暖軌跡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在正確研判當前經濟形勢的基礎上，研討下一階段經濟政策。按照經濟發展周期波動規律，宏觀經濟總會見底反彈，因此我們更要前瞻今后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整，考慮經濟企穩后的經濟政策，甚至“十二五”規劃的中長期政策制定。筆者認為未來的政策重點應是：(1)實現戰略轉型，培育新競爭力；(2)推行產權結構和產業結構調整；(3)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增收節支，科學、精細理財；(4)培育資本市場，加強國際金融合作；(5)宏觀經濟政策目標和工具更好相互協調。

一、國際宏觀經濟基本走勢

(一)全球經濟失衡，全球化進程放緩

全球經濟失衡主要體現在一些國家出現大量貿易赤字，與之相對應的是一些國家大量貿易盈余。之后，全球經濟失衡的范圍擴大到整個經濟領域。當今世界，全球經濟失衡的表現是以美國為代表的主要發達國家經濟增長速度放緩，持續出現貿易逆差和資本逆差，而一些新興工業化國家和主要產油國家經濟增長卻保持較快速度，持有巨額外匯儲備。隨著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的演變，主要發達國家需求還在下降，尤其是消費需求低迷，經濟失衡仍將持續，全球化進程減緩。

(二)全球增長模式轉型，凸顯新增長點

人類文明起源的一個重要特征是開始吃熟食，前提是人類掌握了取火技術。人類取火始于鉆木取火，實際上取的是碳基能源。從木材到煤炭、石油和天然氣，都是碳基燃料。在既定的技術約束下，碳基燃料對人類社會進步和發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碳基燃料增加了空氣中的二氧化碳，使全球氣候變暖。為了應對氣候變暖，一些專家建議未來能源開發的重點應該轉向清潔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以美國、英國為代表的一些大國正在新能源領域開展大量研究，力圖實現經濟發展模式轉型，發展綠色經濟和低碳經濟。這些國家在引領世界經濟發展的同時，將占領新能源標準的制高點?？陀^上，這些探索促進了經濟增長模式轉型，一些專家認為這也是未來世界經濟的新增長點。

(三)國際金融體系改革，重現金融新秩序

以美元為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在此次金融危機中未能發揮應有作用，盡到應有的責任。國際社會開始通過對話建立一個新型的國際金融體系。無論是超貨幣體系，還是其他金融秩序，都將對美元主導格局形成挑戰。在此背景下，一些發展中國家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話語權正逐步得到增強。中國本著負責任的立場，在國際金融危機中起到了穩定器作用。

(四)金融與實業并重，構建新的宏觀監管體系

此次金融危機的重要原因是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失衡。金融創新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在啟動國內消費需求替代、彌補國外消費需求不足的同時，根據本國比較優勢發展一些制造業，帶動國內就業，把金融發展落到實業上。也有專家認為，錯誤的宏觀政策是本次金融危機的重要原因。在危機來臨時，美國過度擴大消費信用以及過度相信市場都是金融危機的重要根源。因此，世界各國將會重新審視過去的宏觀政策決策程序和機制，構建新的決策程序和機制，通過建立新的監管機制加強宏觀政策管理和微觀領域監督。

二、中國經濟宏觀形勢基本判斷

據世界銀行《中國經濟季報》(2009年6月)報告，工業化國家金融市場開始出現趨穩跡象，全球經濟初步呈現回升趨穩態勢，但是仍然面臨諸多不確定性，復蘇速度不可能太快①。該報告還指出，目前斷言中國經濟快速穩健復蘇尚早。另據國家統計局數據，中國經濟出現回暖跡象，有望率先實現經濟復蘇。但是，中國經濟仍然面臨諸多亟待解決的結構不平衡問題。

(一)GDP小幅增加，財政收入回升

2009年上半年，國內生產總值13.99萬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同比增長7.1％，比第一季度加快了1.0個百分點。第一季度全國GDP總量6.57萬億元，比去年同期增長6.1％，第二季度7.41萬億元，同比增長7.9％。6、7、8月份，全國財政收入分別為6867.47億元、6695.91億元、5237.47億元，同比分別增長19.6％、10.2％、36.1％。國內生產總值和財政收入增長顯現出經濟回暖跡象，但是中國經濟復蘇的根基仍然不牢。

(二)城鄉居民收入持續增長，消費增長潛力凸顯

1～6月，城鄉居民收入繼續增長，轉移性收入增幅較大。城鎮居民家庭人均總收入9667元，人均可支配收入8856元，同比增長9.8％，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11.2％。農村居民人均現金收入2733元，增長8.1％，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8.1％。居民消費價格繼續下降，生產價格同比降幅較大。上半年，居民消費價格同比下降1.1％(6月份同比下降1.7％，環比下降0.5％)。8月，工業品出廠價格環比上漲0.8％，已連續5個月上漲。前8個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7.88萬億元，同比增長15.1％，比前7個月加快0.1個百分點。城鄉居民消費需求提升，消費能力提高，凸顯消費潛力。

(三)發電量和用電量雙回升，人民幣存貸雙增長

6月，全社會發電量同比增長4.7％，用電量增長4.3％。發電量和用電量上升既有經濟回升的因素，也有氣溫上升的因素。2009年8月末，廣義貨幣供應量(M2)余額為57.67萬億元，同比增長了28.53％。2009年8月末，金融機構人民幣各項貸款余額38.52萬億元，同比增長34.11％，環比增長了0.16％；金融機構人民幣各項存款余額為57.37萬億元，同比增長27.43％，環比下降1.13％。貨幣供應量增長28.53％。

(四)固定資產投資快速增長，房地產價格小幅上漲

2009年1～8月份，城鎮固定資產投資11.3萬億元，同比增長33.O％。固定資產投資資金主要來源于銀行貸款，2009年前8個月累計新增信貸規模8.15萬億元，同比多增5.04萬億元，比中國所有銀行過去兩年的貸款總額多，其中7、8月份分別為1650億元、4104億元，受央行政策影響，增速減緩。2009年5月、6月、7月、8月，七十個大中城市房屋銷售價格環比分別上漲0.6％、0.8％、O.9％、0.9％。從200個主產縣8月20～31日主要農產品價格變動情況看，包括肥豬在內的5種肉產品均上漲。房地產價格上升和主要農產品小幅上漲表明，過度的、甚至投機性的惡性貨幣投放，可能對未來形成溫和的通脹壓力。

(五)經濟結構不平衡仍然存在，潛在隱患不容忽視。

在中國，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城鄉不平衡，消費、投資與儲蓄不平衡仍然存在，“短板”要素制約經濟平衡增長。以城鄉居民收入之比為例，1978年城鄉收入之比為2.57:1，2007年提高到3.33:1，不平衡進一步擴大。經濟結構不平衡是一個比較突出的矛盾。這種不平衡不斷積累，將會降低經濟社會發展系統的整體協調性，一旦超過臨界點就會形成失衡狀態，激化潛在矛盾，甚至可能造成系統性風險和危機。

三、科學研判經濟形勢，及早規劃前瞻政策

“病來如山倒，病去如抽絲”。醫治好重病后，調養很關鍵。近期，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目標從“兩防”到“一保一控”，再到“保增長”，與之相對應，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由穩健的和從緊的轉向積極的和適度寬松的。經濟危機總會過去，那么，下一步中國應該思考調整宏觀經濟政策，將“十二五”規劃與“十一五”規劃穩步對接。

(一)實現戰略轉型，培育新競爭力

一是產業政策方面，以新能源、環保汽車、生物工程等為突破口，占領新興產業制高點，發展低碳經濟。重點開發可再生生物質能源和風力、水力、太陽能等新型能源。二是區域發展戰略方面，加快制定城市群發展戰略，提升城市競爭力。隨著經濟全球化加深，中國的城市群參與國際分工越來越廣泛。研究表明，國外資本對中國投資將主要依據現代城市群的經濟結構和競爭力進行戰略布局。今后，應提高中國城市群發展速度和質量，配套制定相關的法律制度、空間規劃和管理制度，在城市群內，培育具有核心競爭力的產業、企業和產品。三是決策機制方面，構建科學、民主決策機制，降低決策風險，提高政府行政管理競爭力?，F代社會的公共風險需要政府及時、有效、低成本地化解，對政府科學決策機制提出了挑戰。政府應科學論證、合理規劃，提高決策效率、降低決策成本，并致力于提高行政管理效率。

(二)推行產權結構和產業結構調整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中，中國逐步建立和完善了多種所有制市場結構。但是，仍然有部分壟斷行業和公共服務部門產權結構單一，進入門檻高，民間資本進入空間窄。除行業外，無論是自然壟斷行業，還是行政壟斷行業，提高市場化程度，推行產權多元化改革，是實現產權結構調整的必然趨勢，比如鐵路、電信、電力等；另一方面，今后，政府應打破行業壟斷，推行公共事業單位改革。政府應主要通過制定市場規制，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一些社會事業部門，比如體育、教育、衛生、社會保障等，也應允許更多民間資本進入。

作為工業化中期的國家，中國產業結構調整的重點在第二、三產業。在美國，到工業化晚期第三產業產值占GDP比重超過80％。2008年，中國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為40.1％，低于第二產業比重。2009年上半年，中國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為41.3％，低于第二產業比重。中國離工業化國家的產業結構尚有距離。

(三)培育資本市場，加強國際金融合作

繼續加大推進資本市場培育力度，開展多種形式的資本市場創新。推進創業板市場建設力度，擴大三板市場試點范圍，解決創業投資和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一國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的關鍵是健康的金融體系。在生產全球化、貿易一體化和金融全球化背景下，任何國家的金融市場都很難獨善其身。加強金融監管、促進金融合作以及增強金融抗風險能力是一國金融立足國際金融市場的關鍵。一是完善金融監管機構和體系，建立有效的金融創新監管體系，防止過度套利行為發生。二是加強國際金融合作。進一步建立雙邊貨幣互換、多邊外匯儲備庫建設等多種形式的區域金融合作，并適度推進人民幣國際化。三是增強金融機構和體系風險防范能力。一方面，充分利用危機后的恢復時機增強中國金融機構和體系的國際競爭力；另一方面，實現外匯資產保值增值。

(四)轉變政府職能，增收節支，科學、精細理財

經濟復蘇后，過渡時期應逐步轉向實施適度積極的財政政策，進而轉向穩健的財政政策。未來財政工作的重點不僅僅是切好蛋糕，更應該注重做大、做強蛋糕，在財政收入方面做好文章。樹立大財政思想，既要有財，更要有政。既要保證財政收入穩定增長，又要不與民爭利。正確處理政府收入與居民收入關系，做到國民收入分配比例合理化。從稅收收入看，今后工作的重點是擴大稅源，保證稅收增量漸進發展。一是擴大資源稅征收范圍。為了改變長期以來實行的資源低價政策，提高資源利用效率，保護資源，資源稅改革應在經濟復蘇后擴大征收范圍。二是試行個人所得稅轉型，探索綜合和分類相結合的有中國特色的個人所得稅制。當前的個人所得稅征收主要是以分類征收為主，沒有達到調節收入分配差距的需要。個人所得稅改革應著力減輕中低收入階層的稅負。三是試點物業稅。在繼續物業稅試點評估“空轉”的基礎上，進行分層價值評估，適時推出物業稅。四是繼續做好增值稅轉型工作。增值稅轉型有利于改變重復征稅，減輕企業稅負，提升企業競爭力。

在開源的同時仍需節流。從財政支出看，明確財政支出重點，增收節支，防范財政風險。一是轉變政府職能，縮減行政開支。在經濟復蘇后，政府應該“瘦身”，調整政府機構，建設高效廉潔的政府，提高政府供給公共服務效率。二是繼續提高財政預算透明度，保證精細化、科學化。信息透明是現代文明的一個基本準則，財政預算信息透明是實現人的基本人權，也是保證正確履行公民委托責任的需要。在美國，一次預算編制就相當于一部法律的制定過程，預算制定、執行、監督三權獨立，相互監督，并實行全過程公開。盡快實現財政預算透明法制化，加快政府預算信息公開改革步伐，達到精細化、科學化管理的需要。三是繼續加大基礎設施、醫療、社保、就業等領域的投入力度，促發展，保民生。明確財政支出重點是提高財政支出效率的前提。同時，這些領域也是和諧社會建設的重點領域。四是構建財政風險識別、評估和防范的全方位調控體系。財政風險防范要與金融結構風險防范緊密結合，不可單線作戰。

第5篇：數字經濟政策呈現的趨勢范文

關鍵詞：機械制造；機械工藝；制造業發展

1 現代機械制造工藝的特點

1.1 系統性

系統性是現代機械制造工藝的基本屬性，這是由于現代機械制造工藝是一個系統、整體的產業鏈，相比傳統的機械制造業，現代的機械制造業已經初具規模，尤其在我國日常生產過程中已經取得了長足的進步，突破了傳統機械制造業單一化的趨勢，將前期的設計、中期的生產與后期的管理納入了整體機械制造工藝之中，形成了一定的生產規模，因此現代的機械制造工藝已經不存在分離的環節，每一個環節都會影響到全局的生產效果。

1.2 穩定性

穩定性是制造業的第一要求，具體表現為機械制造業的穩定性得到保證，產品的生產率才能得到保證，因此除了合理化管理，還需要在前期制度設計上多下功夫，建立穩定的機械制造的產業鏈。從另一面講，機械制造工藝是流水線的藝術，產品與產品之間的誤差非常小，便于大量生產，因此產品質量容易控制，這是機械制造工藝產品的穩定性。

1.3 科學性

科技的進步也帶動了機械制造工藝的發展，高新產業對于機械制造工藝產生了巨大的推動力，說到底相比傳統的機械制造業，現代的機械制造業的工藝水平更高了，工藝水平的提高依賴于自動化技術、計算機技術以及材料技術的飛速發展，因此可以說機械制造工藝的發展離不開科學的進步，科技的發展。

1.4 市場化

自從我國開放以來，市場經濟成為我國的主要經濟政策，現代的機械制造工藝呈現出市場化的態勢，具體表現為市場決定生產，市場的需求決定了機械制造工藝的水平，而機械制造工藝也反作用于市場，只有滿足市面上提出的要求，才能進行生產，這使得現代機械制造工藝不斷的追求經濟性、使用壽命較長、材料耐用等特點，因為只有提高機械制造工藝才能在紛雜的市場中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從而提高自身的核心競爭力。

2 我國機械制造技術的發展現狀

近年來，我國的制造業一直是國家的支柱產業，在國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下，我國的機械制造技術已經有了大幅的提高，但由于我國在機械制造技術方面起步較晚，技術落后，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不小的差距。其主要表現有：

2.1 技術落后，理念陳舊

西方發達國家在經歷工業革命以后，制造業得到了極大的發展，目前機械制造工藝手法已經比較成熟。而我國由于建國較晚，而且建國初期人口多，底子薄，機械制造技術一直沒有得到較好的發展，很多地方仍是農間作坊的模式，雖有一定的機械工藝雛形，但缺乏高新技術。

2.2 制造行業企業管理制度落后

信息化時代，計算機在各個領域得到了廣泛的應用，目前發達國家已經將計算機運用到制造業管理中，提出了精益生產、準時生產、高效生產都全新的管理思想。而我國由于引進計算機和網絡比較晚，將計算機應用于制造業管理中還處在摸索階段，只有少數的企業運用了計算機管理模式，而大部門小型企業仍然處于人工管理階段。

2.3 自動化生產程度低

目前西方發達國家在機械制造領域已經普及全自動機械，實現了生產自動化、集成化以及智能化。而我國大部分民間的制造企業還非常依賴人工管理，自動化生產程度低。

3 我國機械制造工藝的未來發展趨勢

3.1 機械制造工藝自動化

在機械自動化中，自動化機械制造工藝的發展被一直被認為是機械制造工藝領域追求的最終目標。研發并應用自動化機械制造工藝不僅可以提高機械產品的生產率和質量，還可以幫助企業降低生產成本，大幅度降低工人的勞動強度。當今，自動化機械制造工藝水平已經得到極大的提升，令機械產品的加工質量及其加工效率都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3.2 機械制造全球化

國內外的機械制造市場的競爭日益激烈，大部分企業由于無法適應機械制造行業的高速發展，不在激烈的競爭中逐漸被淘汰，同時也有部分企業能夠適應潮流的發展，開辟新的生存道路，開拓新市場，通過充分利用網絡通訊技術，令自身的產業能夠在全球快速的發展。但要注意的是，企業自身的發展與激烈的市場是相輔相成的，這兩者的相互促進成為了制造業全球化的快速發展動力。

3.3 機械制造集成化

伴隨著機械自動化技術在我國各行業中廣泛應用，特別是在機械制造業中，機械制造工藝亦不斷趨于集成化發展，原本較為分散的加工模式也越來越向集成化方向衍，令機械制造工藝也開始具備了連續性和規模性。目前在機械制造業中集成化的利用主要是連續性加工和機電一體化，主要是針對零件加工的小規模一次性的完成，而集成化今后的發展趨勢則是使整個成品集體化生產。

3.4 機械制造數字化

機械制造工藝發展的另一個重要方向就是數字化，數字化的進程決定了整個機械準確性和整個機械制造系統的工作效率。設計和生產則是制造工藝中另一種數字化的表現，數字化的設計使得整個機械制造工藝的過程變得更加完整、更加高效。

3.5 機械制造虛擬化

機械制造虛擬技術能夠模擬和檢驗機械制造過程。機械制造業虛擬化需要以計算機仿真技術為核心，同時為了保證機械產品制造工藝和產品設計的合理性符合相關要求，虛擬系統的正常運行，保證產品制造各項項目的順利開展，并在發展的過程中不斷完善和改正機械生產設計中的問題和不足。

4 結語

機械制造自動化技術是結合許多技術、學科而發展起來的新學科技術，現在依然處于不斷的發展與探索之中。機械制造技術領域當中，通過使用自動化技術，給全部機械工業生產造成新的改革，不單純提升產品質量，還能夠加強優化產品的功能，讓機械產品更加可靠與穩定，在實際生產中發揮更積極的效果。

參考文獻

第6篇：數字經濟政策呈現的趨勢范文

雖然宏觀經濟現象十分復雜,但描述宏觀經濟現象的主要指標體系卻并不復雜,只有一些諸如經濟增長率、通貨膨脹率、失業率、投資率和其他描述實際經濟、名義經濟規模和變化的指標。雖然宏觀經濟指標體系并不繁瑣,但是處理和分析這些指標之間的相互關系卻異常艱難。如何判斷主要宏觀經濟指標之間的相互影響和相互替代等問題,已經成為宏觀經濟理論和經濟政策理論的核心內容。無論是作為重要政策分析工具的IS-LM曲線,還是市場均衡分析的AS-AD曲線,還是研究通貨膨脹率與失業率之間替代的菲力普斯曲線等,都在致力于分析宏觀經濟指標之間相互影響的作用機制。但在對這些曲線、機制的認同上卻存在著爭論,遠未達到理論和經驗分析的統一(Turnovsky,1996)。在對這些指標之間替代和影響關系的長期爭論中,雖然關于經濟增長率(下面簡稱增長率)與通貨膨脹率之間的影響關系沒有被研究者忽視,但似乎也沒有成為持久和突出的研究重點,只是近年來隨著一些國家經濟出現了新的態勢,才得到日益廣泛的重視(MallikandChowdhury,2001)。在目前的研究中,存在兩種具有本質差別的認識和觀點。一些研究認為通貨膨脹有礙快速經濟增長,因此他們推崇低通貨膨脹的經濟環境。例如Alexander(1997)堅持認為經濟政策的主要目標之一仍然是保持較低的通貨膨脹水平。

他的經驗研究采用了經濟增長方程,考慮了凈資本存量和勞動力增量等生產投入要素。在增長率的回歸方程中,資本和勞動投入等變量的系數是正的,但通貨膨脹率的系數卻是負的,它對增長率具有負的邊際作用,通貨膨脹有礙于經濟增長。Barro(1996)的類似研究具有一定的規范性,他認為保持低通貨膨脹不僅有利于提高增長率,而且“低通貨膨脹和高增長”的組合具有更高的社會福利水平和資源配置效率。為此,他在回歸方程中引入了經濟增長的收斂趨勢和人力資本的作用,使其具有內生經濟增長的特征。Barro認為通貨膨脹率增加10%,將使增長率降低0.2-0.3%,也使投資率(投資在GDP中所占比例)降低0.4-0.6%。需要注意,這只是通貨膨脹的“短期成本”,如果從30年后的長期效果看是使增長率降低4-7%,因此應該避免高通貨膨脹在經濟增長過程中的長期存在。另一種觀點否認或者不支持“低通貨膨脹是快速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條件”。例如Stanners(1996)通過對于不同國家截面數據的研究發現,一些通貨膨脹率較低的國家并沒有實現超出自然率水平的快速經濟增長。20世紀90年代,以日本經濟為代表的一些國家出現了低通貨膨脹下的經濟持續蕭條,這更促使人們開始懷疑低通貨膨脹水平帶來的增長效應。Krugman(1999)對日本經濟蕭條進行了長期研究,開出了一系列促使日本經濟脫離貨幣政策“陷阱”的主張,但是目前來看卻無一奏效。他認為根本原因就是貨幣政策的擴張性力度不夠,因而日本低通貨膨脹或者通貨緊縮現象沒有得到徹底緩解。

由此看來,將經濟從通貨緊縮轉向通貨膨脹,有時竟然比將經濟從通貨膨脹轉為通貨緊縮更為艱難。它帶給人們的啟示是:低通貨膨脹并非有助于經濟增長。如果研究我國經濟增長率和通貨膨脹率之間的影響關系問題,那么不僅需要采用新的研究方法,而且也要對結論給出新的解釋。我們注意到,以往的研究方法存在一定的缺欠或者不夠嚴謹的地方。首先,通過比較不同國家在截面數據上的平均表現,不能反映具體國家不同經濟發展階段所帶來的影響,要想獲得增長率與通貨膨脹率之間的動態關系,必須對同一國家進行縱向數據的影響關系研究。這要求目標國家的樣本當中實際經濟和名義經濟在不同階段具有不同的形態。考慮到我國無論是增長率還是通貨膨脹率都曾經出現過多種態勢的變化,因此我國可以作為具有單一國家縱向樣本數據的實例。其次,以往的研究僅注重增長率和通貨膨脹率水平值之間的相互影響,這相當于研究處于較高水平時增長率和通貨膨脹率之間的“靜態影響”。我們將比較增長率和通貨膨脹率增量之間的影響,以及兩者波動性之間的影響,以獲得動態相關性的認識,并檢驗兩者之間增量的“動態”互動性。

二、通貨膨脹率與經濟增長率相關性模型及其檢驗

我們利用變量gt和πt表示月度(同比)實際GDP增長率和月度通貨膨脹率;利用變量Tgt和Tπt表示序列當中的趨勢成分。由于增長率和通貨膨脹率當中顯然不存在確定性的線性趨勢成分,因此我們采用H-P濾波方法(HodrickandPrescott,1980)脫離時間序列當中的趨勢成分。定義增長率和通貨膨脹率序列當中的波動成分為:Cgt=gt-Tgt,Cπt=πt-Tπt。圖1和圖2給出了月度經濟增長率和通貨膨脹率的時間路徑,樣本范圍為1990年1月至2001年12月,數據來源于《中國人民銀行統計季報》。從圖1和圖2中的趨勢成分可以看出,增長率和通貨膨脹率具有類似的波動模式,而且波動的峰和谷是基本對應的。從圖中的波動成分來看,出現了明顯的波動聚類現象(在某個時間段內呈現密集性),這是條件異方差現象的體現。我們發現通貨膨脹率中的波動成分出現了穩定的持續性,這說明通貨膨脹率波動的方向比較穩定,體現了一定程度的價格粘性或者價格變化的單向性。由于經濟變量之間的影響可能是水平值之間的關系,也有可能是波動成分之間或趨勢成分之間的關系,因此在下面的經驗檢驗當中,我們將分別處理這三種形式。下面我們使用三種不同的模型對增長率和通貨膨脹率之間的關系進行檢驗。首先,我們使用水平值成分、波動成分和趨勢成分之間的Granger影響關系檢驗;然后,我們使用二元變量之間的協整關系和誤差修正模型,判斷兩者之間的短期相關性和長期均衡關系;最后,利用條件異方差模型(ARCH模型)來判斷兩者之間的“波動溢出效應”(volatilityspillovereffect)和波動性傳導的非對稱性等。

(一)經濟增長率與通貨膨脹率之間的Granger影響關系檢驗

首先描述增長率與通貨膨脹率之間的動態相關性。目前一些研究認為,即使兩者之間存在相關性,那么這些相關性在超前或者滯后上可能出現非對稱性,即超前和滯后通貨膨脹率同當期增長率之間的相關程度存在明顯不同(KimandThomas,2000)。這種非對稱性可能反映出價格調整在前,數量調整在后,名義經濟對于實際經濟的正向影響較強,對名義經濟的反饋影響較弱等特征。我們計算兩者之間的動態相關系數:ρ(j)=[cov(gt,πt+j)]/[σ(gt)σ(πt+j)](1)j=0,±1,±2,…,±p其中cov(gt,πt+j)是兩個變量之間的協方差,σ(gt)和σ(πt+j)分別表示各自變量的標準差。j>0時表示當期增長率gt與滯后j期通貨膨脹率πt+j之間的相關性;j<0時表示當期增長率gt與超前j期通貨膨脹率πt+j之間的相關性;通過計算樣本協方差和樣本標準差,可以得到圖3和圖4所示的動態相關系數軌跡。縱軸表示增長率與通貨膨脹率之間的相關系數,橫軸表示相關性超前或者滯后的時間長度(選取12個月的范圍)。可以看出,增長率與通貨膨脹率之間所有時滯長度內的相關系數都是正的,并且相關系數都在0.5以上,說明兩者之間的相關性在一年的范圍內都是比較穩定的;在12個月的期限內,這種相關性軌跡呈現出一種凸型變化模式,超前1至2個月,通貨膨脹率與當期增長率的相關性最強,達到0.67左右,這說明增長率對通貨膨脹率產生反應的最大可能是在1至2個月之間,產出反應是比較靈敏的,這可能是由于價格上升造成的“名義增值”直接累積到“實際增值”中,短期內“名義擴張”直接帶動“實際擴張”。從圖3中我們也觀察到動態相關性當中出現了一定程度的非對稱性,超前通貨膨脹率與增長率之間的相關性強于滯后通貨膨脹率與增長率之間的相關性。這種非對稱性導致了后面Granger因果檢驗當中通貨膨脹率對于增長率影響關系的單向性。

類似地,我們可以分析增長率和通貨膨脹率當中趨勢成分和波動成分之間的動態相關性。如果分析增量之間的動態相關性,那么將得到更為深刻的啟示。上述水平值之間的相關性是對兩者之間影響關系“事后”狀態的“靜態”推斷,是實際經濟和名義經濟經過“加速”或者“減速”后狀態比較,而我們更為關注其間的互動過程和連帶作用。圖4給出了兩者波動成分之間的動態相關性。首先,此時非對稱性更為突出,尤其是超前影響的變化更為明顯,而滯后影響變得極不穩定,甚至出現了方向上的更迭;其次,此時的相關程度遠遠低于水平值之間的相關程度,其中超前8個月的通貨膨脹率沖擊,對于當期的增長率波動影響最大,最大相關性達到0.32左右。這說明通貨膨脹率周期同增長率周期并不同步,具有大約半年左右的時差,這意味著刺激或者誘導的價格膨脹,其產出的增長效果最大可能在半年以后體現出來。增長率波動成分同滯后通貨膨脹率波動成分之間的滯后相關性非常微弱,意味著增長率的正向沖擊對于價格波動沒有顯著影響,這也是價格粘性或者調整緩慢的體現。我們需要在簡化式VAR模型中檢驗增長率與通貨膨脹率之間的Granger影響(Mills,1999)。例如描述增長率gt與通貨膨脹率πt的VAR模型的簡化式為:gt=α10+∑pi=1α1t-igt-i+∑pi=1β1t-iπt-i+ε1t(2)πt=α20+∑pi=1α2t-igt-i+∑pi=1β2t-iπt-i+ε2t(3)其中,εt是具有白噪聲性質的誤差項。

Granger影響關系檢驗是上述模型當中滯后變量回歸系數的顯著性檢驗。例如,可以檢驗原假設:β1t-i=0,i=1,…,p,如果檢驗的F統計量拒絕原假設,則認為通貨膨脹率對經濟增長率具有顯著的Granger影響,這時前期的通貨膨脹率水平(趨勢或者波動成分)具有解釋增長率水平(趨勢或者波動成分)的能力;如果F統計量未能拒絕原假設,則說明πt對gt沒有顯著的Granger影響,這時前期通貨膨脹率與現期增長率之間的相關性較弱,體現出價格波動和實際產出變化的兩分性。類似地,可以通過檢驗假設:α2t-i=0,i=1,…,p,來判斷增長率對于通貨膨脹率的反饋作用。如果gt對于πt具有顯著的Granger影響,則說明增長率的變化將導致通貨膨脹率的反應,這是實際經濟規模需要名義經濟規模支持的體現,此時名義經濟與實際經濟之間的關聯性較強。根據動態相關性,選擇半年時滯(p=6)進行增長率和通貨膨脹率水平、趨勢和波動成分之間的雙向Granger影響關系檢驗,得到表1的檢驗結果(Granger影響簡稱為G影響)。檢驗結果表明,通貨膨脹率的任何成分都對GDP增長率中的相應成分具有顯著Granger影響,這說明價格水平變化具有解釋實際產出變化的能力。這從邏輯關系上說明,目前我國經濟增長速度出現的下滑,同出現的輕微通貨緊縮有密切關系;在反向影響關系上,出現了增長率的趨勢成分對于通貨膨脹率趨勢成分的顯著Granger影響,這是產出趨勢成分對于價格趨勢成分的促進作用。

(二)經濟增長率與通貨膨脹率之間的協整關系檢驗與誤差修正模型

為了判斷增長率與通貨膨脹率之間可能存在的協整關系和誤差修正關系,需要先判斷增長率和通貨膨脹率序列的單整階數,為此采用單位根檢驗。表2給出了單位根檢驗的ADF統計量和PP統計量(Mills,1999)。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ADF統計量均無法拒絕存在單位根的原假設(增長率的PP統計量檢驗除外)。我們僅采用ADF統計量的檢驗結果。進一步對增長率和通貨膨脹率的差分序列進行單位根檢驗,在1%的顯著水平下,檢驗發現它們的差分序列已是平穩過程(檢驗結果略)。因此,可以推斷增長率和通貨膨脹率序列都是1階單整過程。假設二維隨機向量為Xt=(gt,πt)′,它的p階自回歸模型為:Xt=A0+∑pi=1AiXt-i+εt(4)t=p+1,…,T其中εt是序列無關的殘差序列,T是樣本容量。為了簡單起見,下述分析忽略了外生變量的影響。此時可以將上述模型表示為:ΔXt=A0+∏Xt-1+∑p-1i=1ΓiΔXt-i+εt(5)∏=∑pi=1Ai-I,Γi=-∑pj=i+1A如果矩陣是降秩的,即0<rank(∏)=r<2,這時存在列向量α和β,使得∏=αβ′,稱其中的β為協整向量,可以將其標準化(取第一個分量為1)。以協整向量作為組合系數,可以使得β′Xt是平穩序列,也即所尋求的協整組合。經濟時間序列的協整組合一般具有明顯的經濟含義,它表示這些經濟變量的趨勢成分之間存在長期影響關系,這種長期影響關系經常表示經濟變量之間的長期均衡關系。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似然比統計量34.4大于對應的臨界值15.4,因此檢驗拒絕“不存在任何協整關系”的原假設。

繼續比較第2大特征根可知,增長率與通貨膨脹率之間僅存在一個顯著的協整關系。估計標準化協整向量為(1.000,-1.321),則協整關系的估計方程為:gt-1.321πt-0.101=u1t(6)其中u1t為平穩序列,它表示協整關系當中的動態偏差,常數項表示增長率與通貨膨脹率之間的尺度差異。協整關系表明,增長率gt和通貨膨脹率πt之間存在長期均衡關系,并且具有顯著的正相關性,這不僅同圖1和圖2體現的基本特征相符,也同Granger影響關系檢驗的結果基本一致。利用協整關系方程,可以獲得樣本數據區間內協整誤差的動態軌跡,并分析增長率和通貨膨脹率短期偏離均衡關系的模式和時域。協整誤差的動態軌跡由圖5給出。從圖5所示的協整路徑圖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經濟增長率和通貨膨脹率之間的協整關系在1992年末至1996年底出現了比較急劇的調整過程。這個期間的實際經濟波動和名義經濟波動均顯著地偏離其均衡狀態,是我國經濟發展相當活躍的時期。當1996年經濟實現“軟著陸”以后,無論是實際產出變化還是價格水平變化,都體現出調整之后的顯著穩定性,這是經濟運行接近自然率水平的表現,此時實際經濟和名義經濟波動都呈現一定的惰性,并蔓延和持續下來。利用協整組合變量,可以得到下述描述短期調整的ECM模型:ΔXt=A0+αβ′Xt-1+∑p-1i=1ΓiΔXt-i+BZt+εt(7)其中系數向量α表示誤差調整過程的收斂速度。

如果誤差調整系數的絕對值小于1,則意味著短期波動將向長期均衡收斂。具體估計增長率與通貨膨脹率之間的誤差修正模型(協整方程當中常數項估計接近于零,且統計上不顯著,因此忽略。括號內數字表示t統計量,*號表示在5%的水平上顯著,下同)為:Δgt=-0.574ut-1(-7.58)*+0.311Δgt-1(3.86)*+0.288Δgt-2(3.52)*-0.248Δπt-1(-0.30)-0.359Δπt-2(-0.44)(8)Δπt=-0.003ut-1(0.43)+0.005Δgt-1(0.55)-0.004Δgt-2(-0.42)-0.306Δπt-1(3.55)*+0.156Δπt-2(1.81)*(9)其中ut-1表示上個時期的誤差修正項。誤差修正模型結果與Granger影響關系檢驗和協整關系檢驗的結果基本一致。首先,在增長率的調整過程中,協整誤差(與均衡水平的偏離)起到了顯著修正作用。由于修正系數是負的,因此修正過程中增長率將產生震蕩收斂趨勢,并收斂到同經濟發展階段有關的自然率水平上;同時,增長率序列中仍然存在自身的回歸調整,前期增長率和通貨膨脹率差分(短期波動成分)對于當期調整也起到了顯著作用。其次,通貨膨脹率的短期修正模式與增長率的調整過程存在兩點顯著不同。一是通貨膨脹率的調整并沒有對協整偏離產生顯著反應,這意味著實際經濟規模與整體價格水平之間的差異無法直接促使價格水平加速或者減速變化,需要貨幣和利率等中介工具作用;二是價格調整主要依賴自回歸過程,前期增長率的短期波動對于通貨膨脹率調整沒有顯著影響,這是名義經濟與實際經濟兩分,價格對于產出單向影響的體現。利用ECM模型可以求解出穩態均衡水平之間的關系。如果穩態通貨膨脹率增加1個百分點,則誘導穩態增長率增加1.32個百分點,增長率增加1個百分點,則帶動通貨膨脹率上升0.76個百分點。雖然這些數量關系同Alexander(1997)等人的結論大相徑庭,但對于判斷我國經濟增長和價格水平的長波趨勢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三)經濟增長率與通貨膨脹率之間的波動溢出效應分析

即使一個時間序列是平穩(無條件方差為常數)的,它的條件方差也可能出現隨著時間發展而變異現象,這就是Engle(1982)首先發現的條件異方差模型(簡稱為ARCH模型)。下面我們采用ARCH模型及其推廣形式(稱為GARCH模型)來描述增長率和通貨膨脹率當中的波動性及其相互影響。

1.描述通貨膨脹率πi的GARCH(p,q)模型由兩部分組成。第一部分是數據生成過程(均值過程):πt=α+∑mi=1θiπt-i+εt+∑nj=1ηjεt-j(10)上面假設通貨膨脹率πt服從ARMA(m,n)過程。其中殘差序列是條件異方差過程,表示通貨膨脹率的波動具有聚類性和持續性(如圖2所示)。在已知信息集It-1={πs,εs;s≤t-1}的條件下,假設絕對殘差序列的條件分布為正態概率分布,但具有隨時間變化(簡稱時變)的條件方差:εtIt-1～N(0,h21),t=1,2,…,T(11)GARCH(p,q)模型的第二部分由條件異方差過程組成(方差方程),假設條件異方差序列滿足:h2t=β+∑qt=1iε2t-i+∑pj=1ψjh2t-j(12)β>0;i>0,i=1,…,p;ψj>0,j=1,…,q這說明條件方差不僅依賴過去的條件方差(GARCH項),而且依賴模型過去絕對殘差的平方(ARCH項)。由于GARCH模型的條件方差依賴過去已經實現了的波動程度和已經變更的信息,因此它能夠用于描述一些平穩性和波動性混合的數據生成過程。利用信息準則和擬合優度檢驗(Mills,1999),選擇增長率的均值過程為AR(1),然后建立并估計GARCH(1,1)模型如下(僅給出方差方程,均值方程略):h2gt=1.69×10-5(0.56)+0.521ε2gt-1(6.98)*+0.758h2gt-1(22.5)(13)類似地,選擇ARMA(2,1)過程描述通貨膨脹率的均值過程,并估計通貨膨脹率序列的GARCH(1,1)模型:h2πt=4.45×10-6(2.32)*+0.123ε2πt-1(2.09)*+0.892h2πt-1(15.8)*(14)從方差方程估計的顯著性上看,上述模型的估計效果較好,表明增長率和通貨膨脹率序列中存在條件異方差現象。注意到上述方程中表示條件異方差影響的GARCH項影響更為顯著,這說明無論是經濟增長率還是通貨膨脹率的波動性都具有顯著的條件依賴性。條件異方差曲線由圖6和7所示。圖6表示的條件方差軌跡同預期基本一致,1994-1997年條件方差波動最為顯著,此時無論是實際經濟還是名義經濟都比較活躍,出現代表性的經濟“雙高”態勢;在圖7表示的條件方差軌跡中,第一輪波動聚類區間對應著1992經濟回升到1996年經濟“軟著陸”,這個期間出現了一個典型的價格波動過程。第二輪波動聚類區間對應2001年至今,這輪波動性是由通貨緊縮預期導致的。因為條件方差度量的是均方離差,無法識別向上波動和向下波動,因此第二輪波動聚類很可能表示緊縮波動,對此形成的加劇通貨緊縮跡象應給予足夠重視。

2.進一步可以判斷波動性對于序列絕對水平的影響。例如,我們將試圖判斷是否隨著增長率波動程度的加大,增長率的絕對水平也隨之增加。為此在均值方程引入條件標準差,構造GARCH-M模型:gt=α+λhgt+∑mi=1θiggt-i+εgt+∑nj=1ηjεgt-j(15)如果上述方程中當期條件標準差的調整系數λ>0,則意味著存在對波動性的“風險獎勵”,即經濟增長的風險(波動性)增加將導致增長率的絕對水平提高;否則,如果當期條件標準差的調整系數λ<0,則意味著存在增長風險帶來的“風險懲罰”。在存在“風險獎勵”或者“風險懲罰”時,還可以進一步計算出為了保持確定性增長而愿意放棄的增長水平(風險溢價)等。估計增長率和通貨膨脹率序列的GARCH-M模型結果為(均值過程和方差過程的階數不變):gt=0.028(2.47)*+0.297hgt(2.12)*+0.648gt-1(7.28)*(16)πt=-0.006(1.60)+0.711hπt(1.49)+0.942πt-1(50.1)*(17)上述估計結果表明,增長率序列存在顯著“風險獎勵”,這表明適度的增長波動性對于維持較高增長水平具有促進作用,同時也說明增長型經濟周期具有一定程度的內生波動屬性。通貨膨脹率序列中雖然存在正的“風險獎勵”,但是并不顯著,這是由于價格緊縮階段的穩定性導致的。

3.增長率和通貨膨脹率中的波動成分之間可能存在波動性的互動影響或者“溢出影響”,例如從通貨膨脹率波動向增長率波動性的短期“溢出效應”可以通過下述模型表示出來:hgt=β+∑qi=1iε2gt-i+∑pj=1φjhgt-j+∑rl=1ζlε2πt-l(18)ε2πt-l表示前期出現在通貨膨脹率中的沖擊或者擾動,如果這些擾動項的系數顯著為正,說明存在通貨膨脹率向增長率的溢出效應。類似地,可以度量從增長率向通貨膨脹率的波動“溢出效應”。具體估計“溢出效應”模型為:hgt=1.69×10-5(>10)*+0.521ε2gt-1(>10)*+0.758hgt-1(>10)*+2.54×10-14ε2πt-1(4.96)*(19)hπt=6.79×10-6(5.42)*+0.09ε2πt-1(26.9)*+0.80hπt-1(52.4)*+8.01×10-6ε2gt-1(0.42)(20)上述結果表明存在通貨膨脹率對于增長率的“溢出效應”,即價格波動性將導致產出波動性,這是價格機制的實際體現。與此相反,增長率波動性卻對價格波動性沒有顯著“溢出效應”,即使產出出現波動,價格水平卻存在一定程度的粘性。這說明出現需求沖擊時,市場的主要反應是進行數量調整,而沒有進行明顯的價格調整,這種現象可能是賣方市場的基本特征。

4.可以利用非對稱性的GARCH模型檢驗通貨膨脹率對于增長率中正向沖擊和反向沖擊的不同反應,判斷價格調整過程中存在的非對稱性。價格波動的“杠桿效應”可以通過閾值(threshold)ARCH模型描述(稱為TGARCH模型)。例如,描述通貨膨脹率的TGARCH模型的方差方程為:hπt=β+∑qi=1iε2πt-i+∑pj=1φjhπt-j+ωDπtε2πt-1(21)其中變量Dt是表示絕對殘差變化方向的啞變量,當εgt-1<0時,Dgt=1;當εgt-1≥0時,Dgt=0。在TGARCH模型中,如果系數ω<0并且顯著,則波動性對正向沖擊的反應大于對反向沖擊的反應,從而體現波動程度的非對稱性。TGARCH模型的具體估計結果為:hgt=8.29×10-5(2.04)*+0.803ε2gt-1(5.40)*+0.714hgt-1(22.5)*-0.629Dgtε2gt-1(-2.41)*(22)hπt=4.58×10-6(2.24)*+0.454ε2πt-1(2.17)*+0.874hπt-1(13.3)*-0.311Dπtε2πt-1(-3.21)(23)檢驗結果表明Dt的系數為負且顯著,因此增長率和通貨膨脹率的波動性中均存在一定程度的非對稱性,這說明增長率和通貨膨脹率中出現的反向沖擊降低了市場波動程度,而正向沖擊加劇了市場波動程度。非對稱性程度可以通過圖8和9體現出來。當增長率出現幅度為0.5的正向和反向沖擊時,增長率波動性的變化分別為0.005和0.003,顯然正向沖擊的作用更強一些;通貨膨脹率波動性中存在的非對稱性程度要比增長率稍強一些,這是由于價格調整中存在向下粘性所致。TGARCH模型所揭示的非對稱性具有重要的市場機制和政策操作方面的啟示。無論是增長率還是通貨膨脹率,一旦出現了正向沖擊,由此導致的“示范效應”和“追漲效應”將是非常明顯的,這些都同正向沖擊帶來的利潤預期增加和投資擴張等行為有密切關系。

三、經濟增長率與通貨膨脹率相關性的經驗檢驗結論和經濟政策啟示

上面我們使用了多種計量方法對增長率和通貨膨脹率之間的影響關系進行了檢驗,并且得到了許多重要的結論。需要說明的是,這些統計關系上的結論尚缺乏具有行為基礎的經濟模型支持,這也是目前增長率和通貨膨脹率關系研究的主要缺欠。準確和深刻地揭示兩者之間的本質關系,還需要通過實際經濟和名義經濟之間的數量轉換關系和國民經濟核算體系,通過各種理性或者漸近理性(利潤最大化和效用最大化等)約束下的資源配置過程來進行。由于目前尚無一個得到公認的模型體系,我們只能結合上述檢驗結果,討論兩者之間關系的一些典型特征,并分析相應的經濟政策啟示。

第一,毋庸置疑的是,在大量的經驗檢驗中,我們發現我國經濟運行存在增長率和通貨膨脹率(水平、趨勢和波動成分)之間顯著的正相關關系,并且比較穩定。這樣的統計結論支持“適度通貨膨脹有助于經濟保持快速增長”的理論命題。我們通過兩者各種成分之間的Granger影響關系檢驗,不僅發現通貨膨脹率對于增長率具有一定程度的促進作用,而且發現了增長率對于通貨膨脹率的趨勢具有反饋作用。這說明適度通貨膨脹對于保持經濟增長是有利的,但快速經濟增長會對通貨膨脹產生反饋作用,即“快速經濟增長會導致跟進的通貨膨脹”。因此,增長率與通貨膨脹率之間的關系,就像是在走鋼絲,艱難和復雜的影響關系將給制定經濟政策及其操作帶來了困難,同時也為制定和調整經濟政策帶來了深刻啟示。

第二,可以清楚地看出,我們采用單一國家的縱向樣本數據建立計量模型,將檢驗的重點放在增長率和通貨膨脹率波動成分和波動性之間的影響關系上,刻畫了波動性形成的“風險獎勵”和“溢出效應”等非對稱性。這些都是從增量角度和風險角度分析和度量增長率和通貨膨脹率之間“互動”、“反饋”和“引導”等關系的計量方法。我們發現,無論是增長率還是通貨膨脹率,較高的波動性或者變差都伴隨著較高的水平值出現,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現象,意味著經濟波動并不是什么“壞事”,對于增長型經濟周期來說,適度波動將促使平均增速得以提高,其啟示便是收縮階段將積蓄經濟反彈的能量,從而經濟周期具有一定的內生屬性。但是,當經濟處于收縮階段時,政策誘導的適度波動是促使經濟轉入擴張,還是加劇下滑,需要進一步思考和檢驗,這種非對稱性非常重要。

第7篇：數字經濟政策呈現的趨勢范文

[關鍵詞]城鄉差距　收入　消費

一、城鄉居民收入差距

城鄉居民之間收入差距一直是個引人關注的話題，但這個差距并沒有因此縮小，而是不斷擴大?？傮w來說，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都呈現出增長的趨勢，但二者的絕對差卻不斷擴大；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速大于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的增速，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呈現進一步拉大的趨勢。

1978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343.4元，2009年已經達到17174.65元．2009年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是1978年的50.01倍；1978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為133.6元，2009年達到5153.17元，2009年農村人均純收入是1978年的38.57倍；城鄉居民收入之比從2000年的2.79開始不斷擴大，到2009年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是農村人均純收入的3.33倍。

2010年我國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5919元，比上年增長14.86％；城鎮居民全年人均可支配收入19109元，增長11.26％。城鄉居民收入比從上年的3.33：1縮小為3.23：1。但是，2010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的差距仍在以9.7％的速度增長，達到了13190元，而2009年的數字為12021.48元。2009年－2010年，農民的人均純收入增加766元，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1934元。雖然城鎮居民收入的增幅小于農民，可他們的基數遠遠不在同一個檔次。從絕對額來看，城鄉收入的差距仍然是擴大的。

二、城鄉居民消費差距

消費的來源是收入，收入差距必然帶來消費差距。城鄉居民消費差距的走勢與收入大體相近，有逐年擴大的趨勢，這放慢了我國擴大內需的步伐，也阻礙經濟的快速增長。

1.城鄉居民消費水平

從宏觀的角度考察，消費水平指居民在一定時期平均享用的生活消費的產品的數量與質量。按農村人口平均計算的農村居民消費額，稱為“農村居民消費水平”；按城鎮人口平均計算的城鎮居民消費額，稱為“城鎮居民消費水平”。

2009年城鄉居民消費水平絕對差擴大到11004元，是1978年267元的41.21倍，是2000年4990元的2.21倍，由圖1可以看出這個差距在迅速變大。1978－1985年，城鄉居民消費水平比不斷縮小，1986－1995年又不斷擴大，達到歷史最大值3.8：1，2000年以后一直在3.7左右波動。

2.城鄉居民消費支出

城鄉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均呈現增長態勢，但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支出明顯大于農村居民，而且城鄉絕對差逐年增大。數據顯示，2009年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支出12264.55元是1985年的18.22倍，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支出3993.45元是1985年的12.58倍，可見消費支出都有很大提高。但是1985年城鄉人均消費絕對差為355.78元，2009年已經增加到8271.10元，是1985年的23.25倍。城鄉居民家庭人均消費支出比由1985年的2.12：1擴大到2009年的3.07：1，所以擴大內需首先要打開農村市場。增加農村居民的消費。

3.城鄉居民家庭恩格爾系數

我國城鄉居民的恩格爾系數總體上都有所下降，但兩者的差距還很明顯。城鎮居民恩格爾系數下降較快，2000年已經降至40％以下，從小康型過渡到富裕型；而農村居民恩格爾系數直到2000年才降至50％以下，剛剛解決溫飽問題，逐漸向小康型過渡。1978年我國農村居民恩格爾系數比城鎮高出10個百分點，到了2009年，我國城鎮居民恩格爾系數為36.52％(仍為富裕型)，而農村為40.97％(仍為小康型)，農村比城市要高出4.5個百分點。

三、縮小城鄉居民收支差距的建議

在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城鄉產業特性、工農業產品價格、城鄉分割的社會保障制度等各種因素作用下，城鄉居民的收支差距不可能被消除，但我們可以采取有效措施使其縮小，達到最大程度的公平。

1.改革現有城鄉分割的戶籍管理制度

二元戶籍制，是城鄉二元經濟結構體制下有代表性的典型制度，它使得城鄉居民機會資源不等，直接導致城鄉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如果能夠改革現有的戶籍管理制度，農村居民和城市居民沒有地位差別，享受同樣的國民待遇，將有助于縮小城鄉居民的差距。

2.政府應該通過優惠政策加大對農村和農業的投入

在市場經濟體制下，資源的逐利性導致農業投入的嚴重不足。優惠政策主要就是國家經濟政策的偏向性。政府要在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財政稅收、教育、科學研究及技術推廣、醫療社保和其他福利待遇等方面支持農村發展，保障農民利益。改革開放后我國優先發展城市和工業，現在一部分人已經先富起來，最重要的任務是讓另一部分人也富起來。

參考文獻：

[1]楊紅梅．淺談我國城鄉差距的現狀和原因[J]．商場現代化，2010(4)：188

[2]閆真．淺析城鄉居民收入差距[J]．合作經濟與科技，2010(3)：18-19

第8篇：數字經濟政策呈現的趨勢范文

關鍵詞?演外匯儲備；貿易順差；貨幣政策；通貨膨脹

中圖分類號 F832.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3-0461（2012）06-0078-05

一、引 言

從2000年開始，我國的外匯儲備快速增長，1996年11月，我國的外匯儲備首次突破1,000億美元；5年后，這一數字才翻了一番達到2,000億美元。2006年2月底，我國首次超過日本，位居全球第一；同年10月，我國外匯儲備首次突破

1萬億美元大關。2009年6月，外匯儲備突破

2萬億美元，此后不到一年時間，外匯儲備增長到

3萬億美元，增長率高達50%。2010年末，國家外匯儲備余額為28,437億美元，同比增長18.7%；截至2011年末，國家外匯儲備余額為31,811億美元（見圖1），外匯儲備仍然位居全球首位。如此巨大的外匯儲備意味著我國有著充裕的國際支付能力。它增強了我國對外支付能力和調節國際收支的能力，提高了我國的國際資信力和對國際金融風險的抵御力，為我國的漸進式改革提供了堅實的保障。然而，外匯儲備是一把“雙刃劍”，外匯儲備并非越多越好，外匯儲備規模的急劇擴張導致國內基礎貨幣投放的加劇，推動貨幣信貸的過快增長，引起投資擴張、通貨膨脹壓力加大和資產泡沫等問題顯現，危害我國的金融安全。

二、外匯儲備增長的動因分析

（一）貿易順差

貿易順差是中國外匯儲備的主要來源，從1994到2011年，中國已經連續18年保持貿易順差。1994年～1998年，中國貿易順差整體上呈現出逐年遞增的態勢：1994年僅為54億美元，1995年增至167億美元，1998年則增至434.7億美元，年均增長率高達到65%以上。1999年~2004年為貿易順差額小幅波動的階段，2004年全年實現貿易順差320.9億美元，比2003年增長約29.4%。進入到2005年后，中國貿易順差的勢頭陡然增強，2005年全年累計貿易順差高達1,020億美元，比2004年驟增217.9%。進入2007年，貿易順差快速增長的勢頭仍未減速，全年貿易順差額為2,618.3億美元；2010年全年貿易順差1,831億美元，同比減少6.4%；2011年全年累計貿易順差1,551.4億美元，同比減少14.5%。

從1994年到2011年連續18年的巨額貿易順差在造成中國的外匯儲備額的快速增長同時，也引發了越來越多的國際貿易摩擦，中國每月的貿易數字甚至也因此成為了全球矚目的“敏感信號”。在國際上判斷貿易順差是否平衡的指標，通常是用貿易順（逆）差額與當年進出口總額相比，在10%以內的為基本正常，這個“10%”也可稱為貿易失衡“警戒線”。1994年到2011年，中國貿易順差占進出口貿易總額的比重大部分都小于10%；其余時期稍微大于10%，剛剛觸及“警戒線”。2009年中國貿易順差占貿易進出口總額的比重為8.86%，2010年為6.16%，2011年為4.3%，明顯處在國際公認的貿易平衡標準的合理區間，說明中國目前存在的大額貿易順差基本是正常的。

（二）外商直接投資

外商在中國的直接投資也是外匯儲備增長的重要源泉。中國利用FDI真正的飛躍始于1992年，此后，呈現幾何級數增長，在1991年實際利用FDI僅為43.66億美元，到1992年上升到110.07億美元，增長率高達152.11%；1993年FDI為275.15億美元，增長率高達149.98%；1995年外商直接投資達到375.21億美元，1998年外商直接投資達到454.63美元。2002年FDI突破500億美元，達到527.43億美元；在2004年FDI突破600億美元，達到606.3億美元；2005年FDI小幅下降，為603.25億美元；2006年～2008年，FDI呈現高速上升的趨勢，平均增長率為15.45%（見圖4）。在2009年，受金融危機影響，中國的國際資本流動出現顯著下降，2009年實際使用FDI金額900.33億美元，全年同比增速為-2.6%。2010年全年全國非金融領域新批設立外商投資企業27,406家，同比增長16.9%；實際使用FDI金額1057.4億美元，同比增長17.4%，首次突破1,000億美元，創歷史最高水平。2011年，全國新批設立外商投資企業27712家，同比增長1.1%；實際使用FDI金額1,160.11億美元，增長9.7%。2011年全年東部地區實際使用FDI為966.04億美元，同比增長7.5%，占全國總額的83.3%；中部地區實際使用FDI為78.36億美元，同比增長14.3%，占全國總額的6.8%；西部地區實際使用FDI為115.71億美元，占全國總額的9.97%。

（三）中國經濟增長的趨勢

中國經濟持續的高速增長趨勢是外匯儲備增長的內在原因。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保持高速增長的趨勢，尤其是2003年至2007年，中國GDP保持在10%以上的增長速度，被譽為“金磚五國”之一。“十一五”期間，2006年我國GDP增長10.6%，2007年GDP增長13%，2008年GDP增長9%。2009年GDP 增長為9.1%，超過了“十五”時期8.8%的增速平均值，超額完成了保八的目標。2010年全年國內生產總值397,983億元，比2009年增長10.3%。2011年，我國經濟平穩減速，四個季度同比增速分別為9.7%、9.5%、9.1%和8.9%。2011年全年GDP實現471,564億元，同比增長9.2%，略高于9%左右的潛在增長水平。我國經濟增長的回落，既是政府為控制通脹主動調整宏觀經濟政策的結果，也反映了全球經濟復蘇步伐放緩對我國的影響。

三、巨額外匯儲備對中國的消極影響

（一）降低貨幣政策的有效性

外匯儲備的快速增加就帶來了高額的外匯占款。外匯占款的增加使得貨幣供應量增加，中國外匯占款存量與基礎貨幣存量之比已經達到70%以上，在2005年和2006年更是超過了100%，在2004、2005和2006年中國的外匯占款增量占到新投放基礎貨幣的295.104%、318.144%和202.183%。2009年和2010年，我國外匯占款增量分別達到26,966億元和32,683億元（王凱、龐震，2011）[1]；2009年和2010年我國外匯占款占M2的比重高達30%以上。截至2011年12月末，我國外匯占款余額達25.36萬億元，而2000年這一數字僅僅為1.43萬億，11年間，被動投放的人民幣高達24萬億元（見圖6）。外匯占款的比例在基礎貨幣的來源結構中急劇上升，不僅改變了基礎貨幣投放的結構，使得中央銀行的貨幣供給內生性加強，央行不能直接控制基礎貨幣的投放，約束了國內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政策實施的有效性。央行為了維持匯率水平的穩定，回收多余的基礎貨幣，央行需要不斷進行外匯市場對沖操作。從短期看，對因外匯儲備增加的貨幣供給有一定控制作用；然而從長期來看，外匯沖銷成本巨大，且與其他貨幣政策存在矛盾，干擾貨幣政策的靈活性和自主性，操作成本累計、虧損數額巨大，影響到國家的經濟效益（法文宗，2010）[2]。

（二）加大人民幣匯率的升值壓力

由于央行對于外匯儲備所帶來的過多外匯占款沒有足夠的資產進行對沖，導致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將隨外匯儲備的增加而加大。2010年6月進一步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以來，人民幣雙向浮動特征明顯，匯率彈性明顯增強。2011年，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最高為6.6349元，最低為6.3009元，244個交易日中143個交易日升值、101個交易日貶值，2011年最大單日升值幅度為0.30%（187點），最大單日貶值幅度為0.22%（139點）。2011年，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升值4.95%，實際有效匯率升值6.12%。2005年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以來至2011年年末，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累計升值31.35%；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升值21.16%，實際有效匯率升值30.34%①。

當外匯占款成為中國基礎貨幣投放的主要渠道時，基礎貨幣投放量也必然不斷增加，基礎貨幣的強大乘數作用必然帶來貨幣的供給量的數倍擴張，從而導致流動性過剩加劇。央行為了控制流動性過剩，必然加息，而加息的同時使得“中外反向利差”進一步擴大，從而促使人民幣匯率升值。這一路徑表示如下：國際收支雙順差外匯儲備增加外匯占款增加基礎貨幣供給量增加貨幣供應增加流動性過剩加息中外反向利差擴大人民幣升值。根據丁伯根法則的基本原理，實現N個獨立的政策目標至少需要N個相互獨立的政策工具，而中國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不可能同時完成穩定人民幣匯率和控制貨幣供應量兩種目標，這勢必導致人民幣匯率政策與貨幣政策的沖突（王凱、龐震，2011）[1]。

（三）增加通貨膨脹的壓力

外匯儲備對通貨膨脹的傳導機制大致為：外匯儲備的增加導致外匯占款的增加，既增加了基礎貨幣的投放，同時也提高了該國的貨幣乘數，從而使該國貨幣供應量增加，而隨著貨幣供應量的增加，必然會加大一國通貨膨脹的壓力，此傳導機制可簡單表示為。

受當前貨幣超發、成本推動以及輸入性通脹等因素的影響，進入到2011年以來，我國物價居高不下。2011年6月CPI創出三年來新高，豬肉價格是最大推手，6月CPI同比增長6.4%，創出2008年7月以來新高。2011年全年居民消費價格比2010年上漲5.4%，其中食品價格上漲11.8%；固定資產投資價格上漲6.6%；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上漲6.0%；工業生產者購進價格上漲9.1%；農產品生產價格上漲16.5%。物價持續上漲必然挫傷消費者的信心，物價上漲通常會推高消費名義增速。但由于目前蔬菜和非食品價格上漲更快，因此CPI持續高于RPI（商品價格指數）。2011年11月，消費者信心指數僅為97%（見圖9），從歷史上看，消費者信心持續大幅回落都伴隨著消費環比趨勢的下降。

四、應對巨額外匯儲備的對策

（一）保值、增值現有的巨額外匯儲備

外匯儲備迅速龐大的同時，伴隨而來的是這筆巨資如何保值這一難題。第一，從存量上加快外匯儲備資產的多元化，目前我國外匯儲備以美元和歐元資產為主，其中有約70%為美元資產。2011 年年末，人民幣對美元、日元匯率中間價分別為1美元兌6.3009元人民幣、1 歐元兌8.1625元人民幣，分別較上年末升值5.11%和7.89%，歐元和美元貶值已使得我國外匯儲備出現賬面虧損。因此，需要有計劃地減持美元資產，增加歐元、日元、英鎊等資產數量，逐步將美元資產占我國外匯儲備的比重控制在40%以內。同時增加黃金儲備和戰略性物資儲備，購買保值性有價證券，利用外匯儲備進行實物資產投資，同時將部分外匯儲備轉化為能源儲備，能源短缺有可能是影響未來我國經濟長期發展的重要因素（張志華，2009）[3]。第二，藏匯于民。長期以來，我國外匯政策以管制為主，并不鼓勵居民持有外匯，即使持有也只能買些理財產品或者外匯存款，海外投資渠道過于狹窄。應該采取積極措施，通過放松居民個人購匯進行外匯投資，來拓寬資本流入流出的“雙車道”，事前緩解外匯儲備的增長（倪鳳琴，2008）[4]。

（二）深化外匯管理體制改革

第一，改革結匯售匯管理，逐步從強制結售匯過渡為意愿結售匯，完善銀行結售匯頭寸管理。我國可以逐步取消銀行強制性結匯制，代之以比例結匯的自愿結匯制，可以降低中、外資企業的經營成本。第二，完善外匯占款沖銷政策。在現有條件下，完善央行的沖銷政策成了當務之急。繼續開發新的金融工具；組建短期拆借市場、短期票據市場及貼現市場等，為央行運用貨幣政策工具調控金融市場提供基礎（唐斯，2011）[5]。第三，加大公開市場業務。目前，在公開市場業務中，我國企業債券和國債雖然收益相對較高和穩定，但一般都是五年期或者更長期的債券，這影響了商業銀行參與公開市場業務的積極性，因此需要不斷優化我國債券的期限結構，以便更加有效地減少我國外匯儲備的變動成本（王楚明，2010）[6]。第四，加快人民幣的國際化進程。擴大人民幣用于國際結算的范圍，穩步推進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在有效防范風險的前提下，有選擇、分步驟地放寬對跨境資本交易活動的限制，逐步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進一步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深化外匯管理體制改革，加強本外幣政策協調，促進經濟發展和國際收支平衡。

（三）切實轉變對外貿易和投資的增長方式，促進國際收支平衡

我國的外匯儲備相當一部分規模的增加是靠低端貿易的規模擴張拉動經濟增長所帶來的副作用。因此當前切實轉變對外貿易的增長方式，促進國際收支平衡，成為抑制我國外匯儲備增長的根本舉措（張亮，2011）[7]。另外，繼續鼓勵企業實施“走出去”戰略，支持有條件企業“走出去”，可以做到“藏匯于企業”?？刹扇　把胄胸敻换穑ㄖ兴荆┱咝糟y行國有企業海外直接投資或者海外并購”這一模式。即央行將部分超額外匯儲備置換給中司，由中司向政策性銀行注資，再由政策性銀行向優質企業進行貸款融資，鼓勵其進行海外并購或者直接投資（孔立平，2009）[8]。

（四）進一步深化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緩解貨幣政策與匯率政策的沖突

2005年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以來至2012年3月末，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累計升值31.49%，匯率彈性明顯增強。我國應該進一步深化匯率機制改革，擴大人民幣匯率浮動區間，這不僅可減輕因匯率因素而導致的外匯儲備規模持續增長壓力，而且匯率變動會吸收部分外匯市場上供求差額，從而減少央行基礎貨幣投放，減少外匯儲備增長對貨幣政策的擾動和弱化，增加貨幣政策的操作空間（忠、全展鵬，2011）[9]。從短期來看，根據克魯格曼的“三元悖論”，在中國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雙順差的背景下，為維持央行貨幣政策的獨立性，遵循“三元悖論”的要求，應該更傾向于人民幣匯率漸進式的小幅升值，即以人民幣匯率的小幅升值來換取央行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從中期來看，“釘住籃子貨幣的目標區匯率制”是人民幣匯率制度實現最終改革目標的一個相對較優的過渡選擇，人民幣匯率制度在參照一籃子貨幣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的基礎上，可以適當放寬對人民幣名義匯率波動幅度的限制。從長期來看，實行完全浮動的匯率制度是一國匯率制度改革的最終目標，Goldstein（2002）[10]提出了稱為“管理浮動加”(MFP)的匯率改革機制，可以作為人民幣匯率可行的匯率浮動方案，也基本上符合人民幣匯率制度變遷路徑依賴性的要求?！肮芾砀蛹印保∕FP）機制一方面使匯率水平由市場供給和需求決定而自由浮動，另一方面可以使得貨幣政策獲得足夠的獨立性。

[1] 王凱，龐震，潘穎. 人民幣匯率改革的困境及對策分析[J]. 蘭州商學院學報，2011（1）：93-99.

[2] 法文宗. 外匯儲備快速增長對我國貨幣政策獨立性的影響[J]. 亞太經濟，2010（4）：32-36.

[3] 張志華. 人民銀行巨額外匯儲備的經濟性質及其出路[J]. 財經科學，2009（12）：1-9.

[4] 倪鳳琴. 我國高額外匯儲備風險防范[J]. 統計與決策，2008（2）：134-136.

[5] 唐 斯. 外匯儲備增長與通貨膨脹關系研究[J]. 區域金融研究，2011（7）：55-58.

[6] 王楚明. 我國外匯儲備變動的成本及其管理策略研究——機會成本和社會成本研究[J]. 國際金融，2010（3）：63-68.

[7] 張亮. 我國外匯儲備增長過快的深層次原因及其優化路徑分析[J]. 當代經濟管理，2011（5）：62-67.

[8] 孔立平. 次貸危機后中國外匯儲備資產的風險及優化配置[J]. 國際金融研究，2009（8）：77-84.

第9篇：數字經濟政策呈現的趨勢范文

*普遍審慎樂觀，信心指數略有回落

*經濟熱度略有回升，通脹壓力猶存

*宏觀調控仍有必要，但應以經濟性手段為主

*結構性問題制約經濟增長，改革待深化

2005年一季度經濟繼續保持較快增長，物價漲勢平穩，但同時煤電油運的瓶頸制約仍較明顯，房地產價格仍呈快速上漲勢頭；石油價格的持續上漲與世界經濟增長的放慢，對中國經濟的影響更不容忽視。而且，從今年公布的1、2兩個月的數據中，尚難以對中國目前的宏觀經濟運行進行清晰的解讀。

在此背景下，國家統計局中國經濟景氣監測中心于3月底進行了2005年一季度中國經濟學家信心調查。這也是《財經》雜志與景氣中心合作的第二次季度調查。

本次調查對象選擇了國內有代表性的、對宏觀經濟有研究的56位經濟學家。調查采用問卷方式，意在了解他們對當前經濟現狀和未來發展趨勢的判斷，以及他們對未來宏觀經濟政策和改革的建議。

參與調查的56位經濟學家是：陳東琪、陳淮、陳浪南、陳平、丁寧寧、馮興元、洪銀興、黃衛平、雎國余、李泊溪、李羽中、李京文、李善同、李天德、李曉超、李曉西、李子奈、林兆木、劉憲法、劉小川、盧中原、茅于軾、舒元、談世中、湯敏、汪丁丁、汪同三、王廣謙、王建、王王君、王小魯、王小廣、魏杰、吳曉求、夏興園、夏業良、許憲春、葉灼新、易憲容、袁鋼明、袁志剛、張承耀、張軍、光、章錚、趙凌云、趙志耘、鄭京平、鐘偉、周立群、周天勇、周學曾、周業安、周黎安、朱民、曾五一。

普遍審慎樂觀，信心指數略有回落

如上一次調查，通過對56位經濟學家回答的調查問卷進行編碼和統計處理后，計算得出經濟學家信心指數（下稱信心指數）。信心指數的取值范圍為1分至9分。

調查統計得出信心指數大于5分，表明經濟學家對經濟形勢的判斷傾向于積極、樂觀；得分越高，表明對經濟形勢預期越樂觀。相反，如果信心指數降至5分以下，則表明經濟學家對當前及未來經濟形式的判斷傾向于消極、悲觀。

經調查計算得出，2005年一季度經濟學家信心指數為5.71，比上個季度略有回落，但仍明顯高于2004年二、三季度的水平，取值位于對經濟發展表示樂觀的區間。

這表明，經濟學家認為宏觀調控效應進一步顯現，對經濟增長存在一定程度的滯后影響，但對經濟前景仍充滿信心。

本項調查中，信心指數由即期經濟景氣指數和預期經濟景氣指數兩者的算術平均計算而來。其中，前者根據經濟學家對當前總體經濟形式的判斷得分，后者為他們對未來六個月內經濟發展趨勢的預期和判斷得分。

關于對當前中國經濟形勢的評價，受調查經濟學家中，有86％對當前的經濟形勢表示“滿意”，比2004年一季度增加16個百分點；14％認為形勢“好”，比2004年四季度減少14個百分點。

關于對當前經濟形勢的判斷，在“好”、“滿意”、“差”三個選項中，本次調查經濟學家選擇中間項“滿意”的比重是歷次調查中最高的。整體而言，根據經濟學家對當前經濟形式的整體評價計算得出的即期經濟景氣指數，比2004年四季度略有下降。表明經濟學家對當前經濟形勢普遍持審慎的樂觀態度。

調查顯示，多數經濟學家（72％）認為，當前中國經濟中的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的評價，基本令人滿意；但相對而言，經濟學家對當前出口的滿意程度明顯高于對內需的滿意程度。與2004年四季度相比，經濟學家對投資、出口的需求判斷變化不大，但看好消費需求的比重有所下滑。

幾乎所有經濟學家（98％）都傾向于認為與去年同期相比，當前中國經濟形勢已經有所好轉或者持平。這表明，經濟學家對宏觀調控一年來對宏觀經濟形勢的影響，評價基本是積極、正面的。

關于對未來六個月內宏觀經濟的趨勢判斷，25％的經濟學家認為經濟形勢會“好轉”，71％認為將保持“不變”，4％認為會“惡化”。預期經濟景氣指數與2004年四季度幾乎完全相同，表明經濟學家對未來的經濟走勢繼續保持樂觀的預期。

與此相對應，多數經濟學家預期未來六個月內，中國國內投資情況和消費情況仍與上一階段基本持平；其中比較顯著的是，認為與2004年四季度比，中國投資形勢將會惡化的人數比重明顯減少12.5個百分點。

相對而言，經濟學家普遍預期外商直接投資升勢可能趨緩。關于未來六個月的外商直接投資形勢，認為會“上升”的經濟學家比認為將會“下降”的多18個百分點，比2004年四季度的相應數字少23個百分點。綜合分析，經濟學家對我國吸引外資的前景繼續保持樂觀的預期，但受宏觀調控及世界經濟增長放慢的影響，這種上升的勢頭可能趨緩。

但是，關于對未來我國外貿平衡的預期，經濟學家存在較大分歧。本次受調查經濟學家中，有四分之一認為進出口順差會“增加”，一半認為會“持平”，四分之一認為會“減少”。

經濟熱度略有回升，通脹壓力猶存

2004年，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行政措施、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進行宏觀經濟調控，抑制經濟過熱的勢頭。經過一系列有保有壓、綜合配套的宏觀調控措施，基本做到了在控制投資過熱和通貨膨脹的同時，沒有出現所謂“硬著陸”沖擊，2004年GDP仍然完成了9.5％的快速增長。

對于當前的經濟運行狀況，沒有人認為“過熱”，但有39％認為“偏熱”，比2004年四季度認為“過熱”和“偏熱”比重之和多11個百分點；53％認為“正?！保?004年第四季度減少近20個百分點；8％認為“尚難判斷”，比2004年四季度增加6個百分點。

具體而言，經濟學家們預期，未來六個月物價水平將繼續上揚，通貨膨脹的壓力不大。與2004年第四季度調查結果相比，認為未來六個月的通貨膨脹率（以消費價格指數計）將會“上升”的經濟學家比重增加了25個百分點；認為會“持平”和“下降”的則分別減少12和13個百分點。

此處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多數經濟學家預期通脹會上升，但73％的經濟學家認為通貨膨脹問題“不太嚴重”，只有23％認為“嚴重”，4％認為“非常嚴重”。由此可見，經濟學家預計未來一個時期物價水平將呈現上升態勢，但通貨膨脹問題并不嚴重。

但是，經濟學家對近期股票市場走勢的判斷分歧較大，股市未來走向尚不明朗。關于未來六個月國內股市價格，調查結果顯示，認為會“上升”、“穩定”、“下跌”的經濟學家比重幾乎各占三分之一。

以上調查結果清晰地表明，經濟學家普遍傾向于認為，經濟運行的“熱度”經過宏觀調控后的持續下降，目前出現一定程度的回升；但多數經濟學家認為，目前總體經濟運行狀況處于正常范圍。

在2004年四季度的調查中，我們發現，升息被多數經濟學家評價為上一輪宏觀調控中最為有效的貨幣政策。在今年一季度的調查中，仍有三分之二的經濟學家主張，未來六個月內仍將繼續提高存貸款利率。這一評價與2004年四季度的調查結果基本相同。由此可見，在央行于2004年10月29日實施的利率調整的基礎上，多數經濟學家認為，未來6個月應繼續加息。

盡管央行近期采取了提升房貸利率和首付比率的措施，仍有超過一半（52％）的經濟學家認為，未來六個月房地產價格會上升。與2004年三季度和四季度的結果相比，雖然認為“上升”的比重基本未變，但認為“持平”的比重有所下降，認為“下降”的比重略有提高。

由此可見，經濟學家認為，針對房地產的調控措施尚未取得明顯效果，房地產價格將繼續保持攀升的態勢。這也是經濟學家認為應該繼續加息的重要原因之一。

2004年年末以來至今，美元一路貶值，尚無回升跡象。調查顯示，經濟學家也傾向于認為人民幣仍然面臨升值壓力。根據本次調查結果，關于人民幣兌換美元的匯率，認為“存在低估”的經濟學家比重與2004年四季度調查時的情況基本相同，認為“合適”的比重增加了12個百分點，認為“高估”的則減少了11％；認為人民幣兌換歐元的匯率存在“低估”的比重，比2004年四季度提高了9個百分點；認為“合適”和“高估”的，分別比2004年四季度減少5個和4個百分點。此外，認為英鎊和日元被高估的比重分別為47％和43％。

以上結果表明，經濟學家仍然認為，人民幣對國外主要貨幣的匯率存在低估傾向，人民幣升值壓力依舊，此亦構成影響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因素之一。

結構性問題制約經濟增長，改革待深化

本次調查提出了需求不足、失業、通貨膨脹、缺乏國際競爭力、出口貿易壁壘、缺乏熟練勞動力、公共赤字、外債、資金短缺、投資過熱、三農問題、潛在金融風險、服務業發展滯后、收入差距擴大、農村勞動力轉移、環境壓力、能源供應緊張等17個問題，由經濟學家對每個問題作出“非常嚴重”或“嚴重”或“不太嚴重”的判斷。對選擇“非常嚴重”的賦值9分，選擇“嚴重”的賦值5分，選擇“不太嚴重”的賦值1分；然后根據經濟學家的判斷，為每個制約經濟增長的因素平均計算分值，得分越高說明問題越嚴重。該項目可能分值在1－9分之間，5分為中間值。

與2004年一季度的調查結果相比，17個制約中國經濟健康發展的問題中，經濟學家判斷，7個問題的嚴重程度明顯加劇。其中，最為顯著的一項是能源供應緊張，此項得分比上季度調查增加了0.66；其次是通貨膨脹，分值增長了0.61；外債分值增加0.56；缺乏熟練勞動力得分也增加了0.49。

與之相反，經濟學家對失業、三農、投資過熱、收入差距擴大等10個問題的嚴重性的判斷，較上季度相比有比較明顯的緩解。

與去年同期的調查相比，“能源供應緊張”取代“三農”問題成為諸問題之首，表明經濟學家對能源短缺的高度關注；而“三農”問題的緩解，主要來自近一年來中央對農業一系列扶持政策的落實以及2004年較有利的氣候條件但在目前“農村勞動力轉移”仍十分困難的情況下，“三農”仍是十分嚴重的問題，且不是光靠對農業的扶持就能解決的。

失業壓力的減輕主要來自于經濟的快速增長，投資過熱現象的緩解得益于有效的宏觀調控，這種動態平衡的延續寄望于更完善的宏觀調控藝術。

以上調查表明，從經濟學家判斷的嚴重程度看，目前困擾經濟發展的問題，主要是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資源、環境壓力加大，城鄉發展不平衡等結構性矛盾突出，金融等服務業發展嚴重滯后等因素造成。

調查問卷的最后部分，以開放式問題的形式，征求經濟學家對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建議與意見。綜合問卷內容可以發現，經濟學家對一年來宏觀調控的總體效果持肯定態度，基本認可今年以來國家實行的穩健的財政和貨幣政策。

他們對宏觀經濟政策的建議主要包括：宏觀調控要多用經濟手段，少用行政手段，應賦予中央銀行更大的自；要繼續做到“有保有壓”，一方面抑制過熱的投資尤其是地方政府投資、粗放型投資，控制房地產過熱的需求尤其是投機需求，注重經濟增長的效率，另一方面刺激消費需求，大力扶持和促進第三產業的發展，加大對農村公共服務尤其是教育、衛生方面的投資力度；采取綜合性有效措施促進新能源的研究開發，積極緩解能源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