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投資的利弊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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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直接投資的利弊范文

【關鍵詞】 無針密閉式輸液接頭；艾滋病；靜脈留置針；護理

DOI：10.14163/ki.11-5547/r.2016.13.199

隨著社會快速發展與生活方式變化， 艾滋病發病率呈逐年增長趨勢， 從事艾滋病工作的醫護人員為病毒易感的暴露群體， 其職業暴露已成為艾滋病一線防治人員面臨最大的威脅[1]。本研究針對已選定的46例艾滋病患者應用靜脈留置針配合無針密閉式輸液接頭進行輸液， 取得良好效果， 現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 1 一般資料 選取本院2014年10月～2015年10月收治的104例艾滋病患者， 根據輸液時不同方法分為對照組（58例）和研究組（46例）。對照組男女比例為22：36， 年齡20～47歲， 平均年齡（23.53±7.82）歲；其中18例有吸毒史， 40例性生活不潔；研究組男女比例為18∶28， 年齡22～45歲， 平均年齡（25.24±6.59）歲， 其中15例有吸毒史， 31例性生活不潔。文化程度：初中以下32例， 高中48例， 大專以上24例。兩組患者一般資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 具有可比性。

1. 2 方法 對照組予以常規留置針輸液， 穿刺部位選取肘關節以下靜脈；研究組予以靜脈留置針配合無針密閉式輸液接頭輸液， 護理人員認真檢查且取出接頭， 將留置針的接頭一端與含2 ml氯化鈉液注射器連接， 并把接頭的另外一端排空氣體朝上與留置針連接， 回抽注射器， 并排空接頭與留置針間存在的氣體。如不需立即輸液， 可把生理鹽水與留置針內的血液一同回沖到體內， 且予以膠布固定；如需立即輸液， 把輸液器的接頭與留置針的一端連接。

1. 3 觀察指標[2] 記錄并對比兩組留置針的留置時間與不良反應（疼痛、堵管、回血）發生情況。參照本院資深醫師設計護理滿意度調查表， 評估兩組護理滿意度， 具體包括非常滿意、較滿意、不滿意。總滿意率=（非常滿意+較滿意）/總例數×100%。

1. 4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18.0統計學軟件對數據進行統計分析。計量資料以均數 ± 標準差（ x-±s）表示， 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以率（%）表示， 采用χ2檢驗。P

2 結果

2. 1 兩組患者不良反應、留置針留置時間對比 研究組留置針留置時間為（6.15±1.27）d長于對照組的（3.48±1.57）d

（P

2. 2 兩組患者滿意度對比 研究組非常滿意15例（32.61%）， 較滿意28例（60.87%）， 不滿意3例（6.52%）， 對照組分別為14例

（24.14%）、32例（55.17%）、12例（20.69%）；研究組總滿意率為93.48%， 高于對照組的79.31%（P

3 討論

艾滋病屬于傳染性極強的一種疾病， 很大程度上加大醫護人員感染的發生幾率， 針對患者而言住院時大部分處于晚期， 此時其免疫系統破壞性較大， 若不及時予以有效控制， 將最大限度加重患者的病情， 并對正常治療造成阻礙[3]。

本研究結果顯示， 研究組留置針留置時間長于對照組， 不良反應總發生率低于對照組（P

綜上所述， 靜脈留置針配合無針密閉式輸液接頭并予以有效護理干預應用于艾滋病患者， 不僅保證置管時間， 而且可有效減輕患者疼痛及減少堵管、回血事件的發生， 從而提高滿意度， 值得臨床推廣。

參考文獻

[1] 李雪梅， 陶海燕， 劉錦峰， 等.無針接頭在傳染患者靜脈輸液中的應用體會.實用臨床醫藥雜志， 2013， 17（12）：57-58.

[2] 曹權， 曾慧頻， 石柳春， 等.正壓靜脈留置針在艾滋病患者輸液中的應用及護理.中華現代護理雜志， 2012， 18（23）：2758-2761.

[3] 覃勇新， 曾慧頻， 曹權.呋喃西林貼在艾滋病病人靜脈留置針護理中的應用效果觀察.護理研究， 2013， 27（11）：3521-3522.

[4] 陳如松， 石柳春， 黃薈.正壓靜脈留置針用于艾滋病合并多重耐藥菌感染患者的效果觀察.護理學報， 2014， 21（17）：59-61.

第2篇：直接投資的利弊范文

[關鍵詞] 外匯儲備規模

一、概述

國際儲備包括，一國的黃金儲備、外匯儲備、在IMF的儲備頭寸和特別提款權。對于中國來說，外匯儲備占國際儲備的絕大部分，所以，用來描述國際儲備的模型同樣適用于外匯儲備。

二、與外匯儲備有關的各種指標體系

1.外匯儲備/進口

根據美國經濟學家特里芬指出，一國的儲備對進口的比例一般以40%為適度，低于30%就需采取調節措施，最低不能小于20%。如果按特里芬提出的全年儲備對進口額的比例計算，約為25%左右，即一國的儲備量應以滿足3個月的進口額為宜。中國在1989年以前的比例是遠遠小于這個數字的，這說明那時中國的外匯儲備不能保證進口支付。但是自從1990年以后，中國的這一比例遠遠高于標準比例，有的甚至超過了進口額。

2.外匯儲備/外債

該指標反映一國外匯儲備對全部外債的清償能力。該比例在30%～50%之間最為合理，通常取40%左右的水平。中國在1993年以前是基本上小于30%，而從1994年以后，中國都大于50%。

外匯儲備與短期外債之比。這是衡量一國快速償債能力的重要指標，國際上一般用儲備與短期債務的比例來檢測預防性需求，它也是債務國對外融資舉債的重要保證，它以1位警戒線。中國的這一比例中國的這一比例在1988年以前是小于100%的，這說明當時中國的外債清償能力是嚴重不足的。在1989年以后，這一比例就遠遠大于100%，這有利于中國對外借款和增強債權人的信心。

3.利潤匯出比率

每年，外國投資者都要將投資經營的一部分利潤匯出。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外商直接投資企業的利潤匯出比例，通常為外商直接投資余額的 10%～15%。

三、我國適度外匯儲備規模模型的實證分析

根據我國學者武劍構造的模型指綜合考慮進口用匯、外債、貨幣供應量、利潤匯出，這四方面的因素，來分析外匯儲備的適度規模。

OFR= FR=α1×M＋α2×D＋α3×FDI+A

其中:OFR―外匯儲備的最優規模

FR―對外匯儲備的基本需求，α1×M ―進口用匯，α2×D―外債用匯，α3×FDI―外國直接投資的累計余額，A―國家干預外匯市場的用匯需求。

α1―維持正常進口的時間(以年為單位)，α2―外債還本付息比例，α3―外國直接投資企業匯出利潤比例。

根據中國近年來的實際情況并參照國際慣例：

20%≤α1≤30%；8%≤α2≤12%；8%≤α3≤12%；50≤A≤100；Imp，Deb，FDI 取當年數值。

來源

表最有外匯儲備的合理規模（單位：億美元）

武建認為，中國的外匯儲備明顯偏大，大于最優外匯儲備的范圍。

四、中國大額外匯儲備的利弊

中國外匯儲備作用是，龐大的外匯儲備可以起到調解短期國際收支不平衡，并可防止金融市場波動，增強國家清償能力、提高國內人民幣信心、應付可能的金融風險、維護國家經濟金融安全有著重要的作用。

中國大額外匯儲備的成本是，犧牲了自己國民消費和投資的機會向外國(主要是美國)提供低息融資，充當了他國用匯的現金流，放棄了在中國的高投資資本收益率來換回了外國國債或其它債券的低回報率。對人民幣升值產生巨大的壓力，引起通貨膨脹。

五、我國外匯儲備的管理

1.擴大內需和提高外匯儲備的投資收益

國家可以放開我國緊缺資源的物資進口配額，降低進口稅率，鼓勵大量進口緊缺資源物資；擴大進口先進技術、先進設備的免稅范圍，鼓勵企業大量進行技術改造，加大石油和礦產等戰略物資的進口。制定中國對外投資發展戰略，鼓勵出口創匯。

2.調整我國外匯儲備的幣種結構和資產結構

我國的外匯儲備幣種結構是以美元為主，但在資產方面要擴大投資項目，不僅僅是美國國債，也可嘗試其它收益性高的中長期債券。

3.調整中國貨幣的匯率制度

提高中國貨幣競爭力和人民幣匯率制度改善是我國外匯管理的關鍵因素。

4.對貿易結匯的管理

放松經常項目中對企業和個人外匯管理，增加售匯數量，滿足企業和個人的用匯、促進對外經濟貿易。

參考文獻：

[1]李鴻飛:我國國際收支“雙順差”現象思考.國際貿易問題，2004年6期

第3篇：直接投資的利弊范文

【關鍵詞】 欠發達地區；外資；經濟增長；投資

正確引導外資流向，提高外資利用效益，已成為我國提升利用外資質量的當務之急。所謂外資流向，包括產業流向和區域布局。目前，制造業占我國實際使用外資總額的64%左右，出口導向型外商直接投資仍占很大比例，約90%的外商直接投資仍集中在沿海地區。對于欠發達地區來說，實現外資產業規模和結構統一，集聚和要素集約利用相統一，引資速度、質量和效益相統一，引進資金和引進先進技術、管理經驗與高科技人才相統一，引資領域拓展和核心競爭力提高相統籌，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1調整外資利用結構

外資流向和結構科學、合理化，關系到欠發達地區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外資政策應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按照國家總體和地區情況相協調的宏觀發展目標，將利用外資與新型工業化、要素資源集約發展、產業結構優化有機結合起來，立足于欠發達地區經濟發展的模式、特點及其引資的長期目標與整體效益，協調引資的產業結構，堅持量質并重方針引導外資的流向，實現增長方式的根本轉變。我國在吸引外資中，應優先考慮那些產業關聯度高，能通過對外投資發展帶動國內產業技術進步和結構調整的有較長產業鏈的產業，抓緊修訂《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進一步細化產業指導目錄，進一步明確鼓勵、限制和禁止的范圍。欠發達地區目前的引導外資流向應予調整的方向包括：

（1）吸引外資投向基礎設施和基礎工業。交通、電力、通訊、能源、教育等基礎設施是制約欠發達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瓶頸”和主要障礙。基礎工業和基礎設施建設是經濟發展的基礎條件，需要的資金最多。引進外資來加強基礎設施建設是彌補國家投資將不足的有效途徑。通過引進外資，可以緩解欠發達地區基礎設施建設資金及技術上的壓力。同時，基礎設施建設屬于極具長遠效益的投資，通過利益誘導，完全可以成為引進外資的新的增長點。BOT是Build(建設)-Operate(經營)-Transfer(轉讓)的簡稱，是目前國際上比較流行的項目融資方式。其主要含義是：政府同私營部門的項目公司簽訂合同，由項目公司籌資、設計和建設基礎設施項目。項目公司在合同期限內擁有、運營和維護這項設施，并通過收取使用費或服務費用，回收投資并取得合理利潤。協議期滿后，這項設施的所有權無償移交給政府。

（2）優先引進高科技產業。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是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的關鍵，選擇性地利用外資，就是要鼓勵外商投資新技術、新設備和新材料，提高企業技術經濟效益。目前欠發達地區吸收外商直接投資皆以勞動密集型制造業為主，外商投資過多地流向制造業；輕工業項目外商投資過多，目前已經有許多行業供過于求，如家電、自行車、合成洗滌劑等。欠發達地區引資應立足欠發達地區開發高起點的要求，積極發展新能源、新材料、生物醫藥、信息軟件等高新技術產業，加快用高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以增加技術滲出，更好地帶動欠發達地區工業的發展。

2改變外資利用方式

利用外資中的直接投資、補償貿易、海外基金、國際商業銀行貸款，政府貸款、國際金融機構貸款、外商提供的出口信用、證券發行、租賃信貸等不同方式，各有特點，各有利弊。欠發達地區應從自身的條件和需要出發，順應當今國際資本流動的趨向，采取靈活的態度去拓寬引資渠道，并使各種方式相互補充，為我所用。外國直接投資往往涉及資金、技術和管理的一攬子轉移，不僅使東道國增加貨幣資本，而且帶來了包含先進技術和管理的真實資本以及國際市場信息，而國際借款、國際證券投資等間接投資方式只是涉及資金的單向流入。此外，外國直接投資不存在還本付息的問題，東道國的出口創匯壓力較小；投資期限一般都較長，不會輕易撤資；外國直接投資者獲得利潤后可能在東道國進行利潤再投資，資金流動比較穩定，不會增加我國金融風險。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實際利用外資的結構也經歷了對外借款為主到利用外國直接投資為主的轉變。當前欠發達地區應繼續堅持以引進外國直接投資為主的外資政策。欠發達地區應積極爭取和利用國際金融組織貸款，投放于農業水利、環境保護、交通運輸、文化教育和部分工業項目建設上，這些建設項目的建成，對于欠發達地區省區經濟社會的發展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

3實行差別化的引資政策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對外商直接投資實行了地區政策傾斜，該政策極大地促進了東部沿海地區的經濟發展的同時，在相當程度上擴大了我國的地區間差距。隨著我國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單純的地區差別政策顯示出嚴重不足，如地區之間過度競爭，產業布局不合理、資源浪費、經濟效益降低等，實行地區傾斜與產業傾斜相結合的外資政策成為必要。產業傾斜與區域傾斜相結合的引資政策就是在符合國民經濟發展總體規劃的前提下，在吸收外資中，對各區域內能發揮本地比較優勢的產業給予政策上的傾斜，從而使外資能推動我國各地區經濟均衡高效的發展。我國在吸收外資中應注意統籌規劃，發揮各地方的比較優勢，使各地區的協調發展。產業傾斜是建立在各地比較優勢之上的，發展區域內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可以促進地區經濟運行效率的提高，中欠發達地區可以同東部地區一樣，通過吸收外資來促進本地經濟的優化發展，從而減少全國經濟發展的非均衡性。從我國的國情現狀看，我國中欠發達地區幅員遼闊，農牧資源礦產資源、旅游資源豐富，人口眾多，市場潛力大，勞動力及土地等生產要素成本相對較低，這些都是吸引外資的有利因素，而我國東部沿海地區地理位置優越，經濟基礎好，科研能力雄厚，勞動力素質高，但能源、原材料缺乏，具有發展資本技術密集型、知識技術密集型產業上的優勢。

參考文獻

[1]魏淑清. 外商直接投資區位選擇影響因素實證分析[J]. 商場現代化，2011，(11)：194-196.

第4篇：直接投資的利弊范文

【關鍵詞】GDP；FDI；重慶；外商投資

在經濟危機頻發的時代，出口受阻，投資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便顯得更為重要。除了國內投資，國外資本的流入也是投資的重要組成部分。資本自由化的支持者認為，外國直接投資（FDI）是促進經濟增長的關鍵外生因素。相關實證研究表明，對于高速發展的發展中國家來說，經濟增長與FDI具有正的相關性。自改革開放以來，FDI不僅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還是促進各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受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2009年，我國實際利用外資總額同比下降2.56%，以外資作為經濟增長主要外部動力的長三角，珠三角以及京津唐等經濟發達地區也出現了外資進入減緩的勢頭。與之相反的是，中國西部地區吸引外資總數卻在逐年攀升。作為內陸開放高地的重慶，不僅在直轄15年間實現了經濟的級數增長，更日益成為外資競相追逐的熱土，在2006年2011年間，重慶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資（FDI）規模從6.96億美元劇增至100億美元。顯然，對于重慶而言，外資的大量流入對該地區的經濟增長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理論上講，FDI與GDP之間的關系是雙向的。但是在實證研究，經濟學家對FDI與流入國經濟增長的檢驗由于假定條件的不同、計量方法的差異，處理數據手段的不一以及資本流入國的實際情況導致所進行的檢驗是不固定的。本文從外國直接投資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出發，運用EVIEWS3.0軟件，通過ADF檢驗與協整檢驗判斷出1997年至2011年期間重慶市外商直接投資額（FDI）與國內生產總值（GDP）之間是具有協整關系，并用脈沖響應函數與Granger因果檢驗分析兩者相關性的持續性與穩定性。

一、外商直接投資與經濟增長的理論綜述

國外對于FDI與經濟增長之間相關性的研究尚未形成統一結論。1966年，Chenery和Adelman在哈羅德多馬模型的基礎上提出“雙缺口”模型，該模型認為，制約東道國經濟起飛的兩大瓶頸是“儲蓄缺口”和“外匯缺口”，而FDI是彌補這兩大缺口的最佳辦法。1995年，Borensztein，De Gregorio 和Lee通過對69個國家數據進行實證研究，結果表明FDI是一種重要的技術轉移渠道，其對東道國經濟增長的貢獻要大于國內投資。然而，Chakraborty和Basu（2002）在對印度19741996年度數據進行實證分析時發現真實GDP增長是FDI增長的Granger原因，但FDI不是真實GDP增長的Granger原因。De Mello（1996）通過對5個拉丁美洲國家（巴西、墨西哥、委內瑞拉、智利和哥倫比亞）的研究發現FDI與東道國經濟增長因果關系的方向取決于東道國的貿易體制、經濟開放程度以及國內政策。Agosin和Mayer（2000）以及Misun和Tomsik（2002）對不同國家的實證分析結果也都大致支持了FDI對不同國家國內投資的影響存在差異的結論。

國內對于FDI與經濟增長的相關性研究開始與上世紀90年代。沈坤榮，耿強（2001）指出外國直接投資（FDI）為國際資本流動的主要方式，FDI緩解了東道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資本短缺。通過總體生產函數的構建分析了FDI與經濟增長的關聯性。同年，竇祥勝從金融危機角度分析資本流動自由化的利弊，指出其對經濟增長的重要意義，同時提出中國應該實行適當的匯率制度，保持適度的外匯儲備，改善外資流動管理方面采取對策。肖繼五，李沂（2009）通過對我國1982一2008年間資本流動與GDP增長率變動情況的實證分析驗證其相互作用關系。胡祖六（2004）論述了中國引進外資方面的三個問題，即中國引進外資的成績如何的問題，外資在中國的作用問題，以及未來前景與政策影響問題，文章指出FDI為我國創造了大量的就業機會的，同時指出外資對中國的影響不總是正面的，所謂的技術外溢效應也沒有達到預期的水平，最后對我國今后在外資方面的相關問題提出政策和建議。

二、重慶經濟增長與外商直接投資現狀

1997年6月18日，占地8.24萬平方公里（主城區面積：640平方公里），擁有近3300多萬人口的重慶正式恢復直轄市的身份，此后，重慶經濟得到飛速發展。直轄當年，重慶全市國民生產總值（GDP）僅為1509.75億元，截至2011年底，該市GDP總額上突破10000億人民幣。不僅如此，重慶人均GDP在2009年突破3000美元，正式步入小康社會。在過去的一年里，重慶出現了諸多社會問題，但經濟增長的步伐并未就此放慢，據重慶市統計局公布的相關數據表明，2012年重慶人均GDP達到39083元，首次超過38449元的全國人均GDP水平，該市與北京、上海、廣東和浙江等地人均GDP的相對差距較1997年分別縮小16.4、24.9、25.5和17.2個百分點。

在利用外資方面，重慶實際利用外國直接投資額一直呈穩步增長的趨勢。重慶直轄當年，該市實際利用FDI僅為3.85億美元，占全國實際利用外資總額的比例不足1%。在提出西部大開發后幾年間，重慶實際利用外商投資呈小幅上升狀，總額始終停留在一位數（以億美元為單位）。直至2007年，重慶吸引外資額增長幅度達55.95%，首次突破十億美元大關，截至2011年底，重慶外商直接投資總額達105.29億美元，為1997年的27倍，占全國比例約9%，并連續三年成為西部吸引外資最多的城市。

參考文獻：

[1]Borensztein， E.&De Gregorio J.&Lee JW. “How doe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ffect economic，1988

[2]紀杰，龍勇.重慶FDI、國際貿易及經濟增長相關性研究――基于VAR模型的經驗實證[J].技術經濟，2010，（7）

第5篇：直接投資的利弊范文

［關鍵詞］經紀人；激勵；基金市場

［中圖分類號］F83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6432（2011）35-0012-01

本文旨在充分考慮合理選擇以更好地投資,同時解釋基金經理出售的低收益基金。我將較多研究競爭導致的投資者購買更多昂貴的經紀人服務和投資組合管理的服務。筆者的研究方法是先制定一個完整的經濟預測和必要的假設,然后提供多種多樣的內部一致的證據支持這個假設及預測。

1 模型的非均質性、經紀人激勵和市場細分

在研究中,我們采用了馬薩競爭模型,但改變兩個關鍵的假設。結合投資者異質性的范圍與規模經濟相對產量,馬薩模型得出兩種關于共同基金競爭的預測。第一個是市場將被分割。第二個預測是關注家庭的共同基金將超越關注大型家庭的共同基金。為運用馬薩模型,我們假設不同類型的投資者對投資組合和經紀人服務有不同的需求。第一個假設是一些投資者只考慮最后的收益,而另一些投資者會考慮除最大化收益之外的因素如接近經理人。第二個假設是因為經理人只能在投資者接受他們的建議并投資的時候才能獲得報酬,所以經理人不會向投資者推薦低價的基金。

結合我們的兩個假定條件,可以得出市場會被分割的結論。我們都能說明在總投資和收益之間消極的關系。

2 經紀人激勵是否驅動市場分割

（1）共同基金分銷渠道。之前的研究強調投資者接受的服務和零售共同基金銷售渠道之間的聯系。現在,市場上有很多經紀人可供選擇。投資者認為經紀服務很有價值。與經紀人安排相反,像美國的基金這樣的機構,通過獨立分配資金和普特經紀人能獲得大量的金額以達到批發價。

筆者得到了分銷渠道1996年到2002年間數據,每一個共同基金份額FRC指定的五類分布代碼:直接、俘虜、銀行、批發、制度。因為FRC也包括了理柏使用的代碼,所以我們設置而來兩個額外的分布代碼：保險和其他。筆者的測試假設共同基金分配資金通過家庭不同的渠道投資在不同的服務組合。為了爭取獨立的投資者,共同基金機構應投資于廣告,投資者認可的在線應用工具。證據表明,分銷渠道最好能捕捉差異而不是比較服務的荷載比和開放式基金。

為確定每一個共同基金的家庭主要分銷渠道,我們集合每個渠道所有資產,選擇占最高比例的資產。因為我們的主要興趣在于測試在不同分銷渠道的不同投資組合管理,我們專注于整個實體基金管理,從而排除了指數基金。

總的來說,我們的分銷渠道的數據從547家庭的共同基金中的524家獲得。經理人銷售渠道缺乏一定的敏感性。不像傳統的經紀人會計行業,經理人的報酬來自于客戶的投資額,基金經理人在報酬方面得到很少的激勵。

（2）經紀人的激勵和市場細分。和我們的預測符合的是,一般家庭投資在積極管理達到92.6%資產股權。有好幾個理由相信固定成本的主要推動力不是市場切分。第一，即使在25個最大的投資機構中,在主要渠道的平均資產分布率是85.8%,中位數是94.1%。第二,我們發現一個機構最主要分銷渠道高度堅持。特別是在1996年至2002年間,我們觀察到在直接投資和經理人投資之間的變化很少。1996年,116家機構的主要分配渠道是經理人間接銷售,而如今,只有一家轉變成直接投資。而109家機構的主要分配渠道為直接投資,現在也只有兩家轉變為批發銷售。第三,在某種程度上,家庭正在進入新的分銷渠道,新的渠道在分布上只是老分布的一小部分。相比之下,檢查家庭分布模式支持經紀人激勵的觀點。

總之,同時通過直接投資和經紀人投資的機構是非常少見的。

3 直接投資的機構會投資更多的資金用于投資組合管理

因為直接投資者是最為警覺的,他們期望收益最大化。我們預測,共同基金的直接機構服務是最愿意付出代價需要雇用和留住熟練的證券投資經理,相對于其他渠道的機構。分析咨詢報告的優勢是我們能分別觀察的管理費的組成和組合管理的功能。SEC要求共同基金披露家庭和咨詢小組之間的相關細節。2002年通過的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模型,我們收集資料的咨詢小組提供了一套完整的合同。咨詢小組合同的細節,包括咨詢的基金名稱,簽約雙方家人和咨詢小組（基金公司的名字）,咨詢費。我們確認他們是否在他們自己的品牌通過匹配對這個家族的姓氏和管理規范CRSP提供零售共同基金。

相反,當我們關注樣品的積極管理和指數基金時,我們發現,指數基金比積極管理基金每月多8.9基點（規范中沒有控制）。自從指數基金應該這樣做的阿爾法近零（尤其是因為我們是包括投資style-by-month固定效應）,積極管理的基金績效不佳和相對指數基金非常相關。同樣地,這是測量投資經紀人和投資組合管理之間的利弊權衡的另一種方式。

4 機構對客戶引導約束的反應

市場是一個有用的咨詢環境測試與市場細分一致的行為。如果機構真正面臨的經紀人引導約束,我們可以期望他們實行新的策略以克服這些障礙。此外,假如投資者偏好變化明顯,機構應該做決策以識別他們的目標顧客。在這一節中,我們認為咨詢決定參與到市場定的模式。

我們發現通過咨詢小組分布的擴張具有很重要的意義。86個咨詢公司已經有他們自己的零售分銷,我們發現,赫芬代爾分銷渠道平均水平指數從0.817下降到0.691，這表明在考慮咨詢的因素后由分布集中變得不集中。同樣,分銷渠道的平均數量從2增加到4。在每種情況下,中間安全區都被占滿了。管理下的資產規模而言,通過咨詢貯藏在新的途徑的資產占總資產的18.3%。總之,我們的證據顯示,為克服障礙而擴大分布伙伴的公司提供額外動機參與咨詢市場。

5 結 論

本文主要研究了影響投資者需求的經紀人服務異構性和在細分市場上的投資組合行為的性能、共同基金的家庭的行為之間的交互作用。投資者的非均質性和經紀人激勵導致投資者不能以低廉的價格購買基金。我們預測,目標導向性的家庭會直接投資,而認為經理人有價值的會尋求經理人的推薦。我們發現對于零售市場共同基金是高度分段的。

第6篇：直接投資的利弊范文

關于國際直接投資的經濟效應是麥克杜格爾模型。該模型認為，在產品和要素市場完全競爭的前提下，資本從資本要素豐裕的國家流向資本短缺的國家，主要是各個國家之間利率是存在很多的差異的。可是很多地方是存在的競爭的，資本的價格不是有一個人說的算，主要是由資本的邊際生產決的。很多國家資本是很富裕可是資本的邊際生產力低，價格很不是很高，很多貧窮的國家資本的邊際生產力高，價格卻非常的高，有時在價格的影響下，貧窮國家的資本慢慢的流入了富裕國家去了，導致了輸出資本的邊際生產提高，世界資源利用率提高，總產量增加，各國福利水平也隨之提高，由此也可以看出，麥克杜格爾模型包含嚴格的提前假設，在現實中這些前提假設有很多都是不成立的，但是不能因此就否認模型的基本邏輯，應當說，該模型對一般的國際直接投資都有較強的適用性。以此為基礎許多經濟學家還對國際直接投資利益的產生及相關方面做了一些更具體深入的分析。某些人認為，很多的公司會去果味進行投資，去賺更多的錢主要是因為它有自己的壟斷行業，能夠很好的控制其他國家的經濟，這是也就是為什么國家資本好的反而資本邊際生產力高的原因。任何產品成熟起來，都會選擇去富裕國家去投資，這樣可以取得很大經濟的利益而且能賺更多的錢，這也就是各個國家直接要去投資之前要做的分析等等。

2貿易投資一體化中的利益分配

對于各國來說，無論是民營企業，國企，最關心的還是本國從貿易投資一體化中所能獲得的利益，也就是貿易一體化中的利益分配問題，在貿易投資一體化條件下，利益分配基礎就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由于傳統國際貿易中的產品分工變成了要素分工，這一改變及即使貿易投資一體化與傳統國際貿易相比在利益分配方面具有很大的差別就比如說一下幾點：

2.1傳統的國際貿易，是貿易國按照國際分工完全利用本國資源生產貿易品并在國家間進行交換的貿易活動。現有的各種國際貿易理論、新古典貿易理論以及新貿易理論等一般都是以此為研究對象的，因此這些理論也就有一個共同的假設前提，即要素在國家間不流動，這樣國家間不流動想進步都很難的。

2.2貿易的投資突顯了貿易利益必定是要屬于貿易國的國別界限的。有些貿易品是需要有外國直接投資、外國要素或中間投入品的形式下變化而來的，貿易品的成本不僅僅是貿易單個國家生產要素根本，而且還是包括外國直接投資在內的多國生產要素下的產物。所以貿易國不能僅僅只在乎獨享貿易利益，更要在乎貿易與各個國家的緊密關系。

2.3貿易投資一體化是有利有弊的，要根據具體的情況而定，價位的高低直就影響到得收入的最基本點，這是顯而易見的，國內的產品出口的性價比高那GDP相應的就會增長，國內的生產量就會加大。生產量大了就代表著銷售渠道也要跟著增大，不然會導致國家經濟倒退，勞動者白費勞動力。

3金融服務貿易與金融開放之間的聯系

一般來說，貿易的開放是離不開金融服務的，他們兩者是相輔相成的，很多專家都在探討貿易的開放和金融的開放之間的利弊問題，提出了很重要的看法，權威人士指出“入市不等于開放，加入WTO就等于立即全面開放市場，實行自由市場經濟，這是一大誤區”因為在金融這個領域里我國還不是“孰能手巧”一定要腳踏實地的落實每一個計劃，金融服務開放度的提高對這一行業的人士來說可是一大優勢他提高了資金外換和產品出口安全控制度，從而促進國際貿易和貿易信貸，而且會降低國際投資的成本和風險，促進國際資本流動。NataliaT.Tamirisa的研究指出，對于銀行、保險和證券投資，股票投資這些不同類型金融服務貿易來說不同行業起到的作用是不同的，比如：中國內地的保險行業就不是很樂觀，這是一個高端的行業，但是他的人員流動量就很大，但是在美國，日本等一些國家保險行業就要比我國做的好的多。很高的金融經濟對貿易開放有著一定的的負向影響的，這代表著金融一體化的程度不高的國家，其貿易機會的不需要用投資的方式來完成，也就是說貿易和投資是可以替代的。所以金融開對放貿易開放是具有正面關系。我們需要利用他們的關系去制定更好的方案，提高國家的經濟。

4貿易開放與金融開放

簡單而言，國際經濟活動上在于拓展貿易開放與金融開放兩者之間的關系。貿易的開放直接關系這經濟增長的發揮機制，但是，很多國家的進京活動與國外的經濟活動也是有一定的區別的。要想他們之間存在著不同的效果，主要要對他們進行簡單的分析這有進行了分析才能了解并且利用好他們之間的關系。貨物貿易開放和服務貿易開放是貿易開放的兩個方面。貨物貿易開放，促使各個國家有了密切的銷售往來，東西不僅僅只限于本國商品。服務貿易開放能增進各國之間的關系往來，不在閉關自守。進出口偽報，是通過非法或虛假的經常項目交易向政府匯報確實有道的方式通過低開出口發票或高開進口發票，就可以實現資本的非法流出；反過來，通過高開出口發票或低開進口發票，就可以實現資本的非法流入。這是非法商家經常采用的一種獲取利益的手段，尤其是在服務貿易中，很多的高端產品出；進口不上稅偷誰的現象是很嚴重的，由于很多服務產品的價值難以準確確定或者是交易難以監管，更是為非法的資本流動提供了渠道。

5結論

第7篇：直接投資的利弊范文

筆者的這種想法，很大程度上與當代西方著名的國際政治經濟學權威――羅伯特?吉爾平――不謀而合。在他眼里，基于自由市場之上的、對外開放和成功的國際經濟有賴于穩定和友好的政治基礎。因而，筆者在其撰寫的《全球資本主義的挑戰――21世紀的世界經濟》一書中，受到很大啟發。

一、跨國投資取決于雙邊政府的政策導向

由于國際貿易量增加和貿易越來越深入地滲透到各國社會中去，國際貿易愈發與社會生活水融。很多人認為，跨國公司是市場運作、貿易自由的自然產物，認為它可以擺脫政府的干預，獨立一方，從事純粹的世界性的市場行為。然而，各國政府，無論是母國還是東道國，卻都總是想控制跨國公司的資產、左右跨國公司的戰略，以求其能在本國付出代價最小的范圍內最大限度地為本國謀取利益。

事實也正是如此，跨國公司能否順利出征、能否長驅直入、能否站穩腳跟，又能否達到其擴大市場的最終目的，來自其母國和東道國在政策上的導向甚至決定作用不容忽視。

二、東道國--我的地盤聽我的

印度由官方出面，命令可口可樂公司公布飲料配方；尼日利亞將英國石油公司收歸國有……還有這樣一組數字，1960年，共有22個資本輸出國的1535個公司在76個國家的511次行動中被征用；外國投資總額的12% 到1976年被東道國收歸國有……從這些實例中不難看出，東道國為維護本國自身利益對跨國公司時常以各種方式或借口加以控制，而跨國公司的戰略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東道國的經濟特征、現有的貿易壁壘、政治環境等因素的制約。因為任何一個國家，無論它有多么開放，都不會容忍外國公司無限制地滲透到本國市場和經濟中去。

我們固然承認這樣的投資會給東道國帶來諸多外溢效應，例如對本地工人的培訓、轉讓技術、增加本地就業、帶動民族經濟發展、解決資金短缺問題等等。然而，東道國對跨國公司的政策干預卻是不無道理的：誰能保證外國的直接投資不會削弱甚至阻礙本國公司在同一行業競爭？誰能保證跨國公司的“定居”不會引起對國家安全及文化的威脅？誰又能保證這些“異鄉客”不會沖擊民族經濟，不會侵害東道國的經濟獨立？所以說，東道國認真地權衡外國直接投資的利弊并制定有利于自己的政策，是無可厚非的。

東道國可以通過很多政治上的手段，來達到自身利益團體的政治目的，以最終為本國謀取最大限度的利益，諸如我們常聽說的東道國對跨國公司施加的“業績要求”、國家的產業限制等等。吉爾平也曾提到，“其中東道國施加的最為重要和最令跨國公司苦惱的要求是本地化程度……幾乎每個東道國都謀求跨國公司的產品盡可能本地化”。很多國家會擔心由于跨國公司母國政府的干涉而造成國家自的喪失；擔心跨國公司的進入造成了和本國公司之間的不公平競爭，因為外國公司通過補貼和工業政策得到母國政府得支持……基于這種種潛在威脅，東道國自然要憑借自身東道主的政治優勢，限制跨國公司，至少限制到本國企業強大得足以能夠抵擋外商競爭時為止，然后用這種方式刺激并帶動本國附屬產業的發展。

我的地盤聽我的。引進外資對東道國來說，除了直接成本之外，還可能要付出間接成本。那么支付了成本的東道國政府必將在充分利用跨國公司想降低成本、占領市場的趨利心理的同時，適時地平衡好自己的政治環境、政治決策，既保護本國的相關領域，又在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中分得一杯羹。所以說，跨國公司要想擺脫東道國的政治干擾，無憂無慮的賺著自己的海外巨資，似乎是根本不可能的。

三、母國--我的財產我做主

從事跨國投資與經營的國際企業，其實不僅關注東道國的政治環境，他們對來自其母國的政治風險也絲毫不敢馬虎。

90年代以來，很多企業為了能在全球市場上占據有利的競爭位置，都逐漸增加對外直接投資，或是為了更接近原料供應地，或是為了降低勞動力成本，抑或是為了尋找更具購買潛能的市場……總之是以求降低生產成本、拓展市場、謀取利潤。這樣的經濟行為源于市場的驅使，它的自由性、隨機性和不穩定性給母國政府必然帶來不安。因為按照古典經濟學的解釋，任何廠商的經營活動，都不能擺脫政府作為其“守夜人”的監督與服務，但跨國公司卻使其經濟行為游離于母國政府的監控之外，其結果是使母國的國家受到某種程度的侵蝕。因此，母國政府必然會采取措施，對到外國進行直接投資的跨國公司予以多方面的限制。

對外直接投資是否意味著本國工廠向外轉移？是否會削弱母國的經濟基礎？是否是慢性且變相的技術優勢的遺失？又是否會引起母國相關產業的“產業空洞化”……雖然這些問題在長期范圍內尚不得而知，但母國對這些跨國公司加強干預卻是必要之舉。

筆者認為，母國對它們的限制最主要體現在要求各跨國公司與本國的國家經濟、政治利益保持高度一致。也就是說，無論跨國公司在世界市場上多么的國際化，它都要不折不扣地遵循來源國對它的政策要求，否則就可能在源頭上喪失自。由于跨國公司是母國的“財產”，因而，無論是付出什么代價、做出多少犧牲，跨國公司都必須遵守母國的政策、與母國的政治立場保持一致、對母國產業結構的發展起到積極作用。

舉個例子來說，1991年海灣戰爭期間，美國不允許任何美跨國公司在伊拉克開展業務。于是，正值走向全球戰略的摩托羅拉通信公司，雖然預計將在伊拉克獲得巨大利益和廣泛市場，可還是要不得有半點遲疑地與伊拉克斷絕一切經濟聯系，只因為它是美國的公司，要聽從美國的政策要求，與美國的立場保持一致。所以，到今天為止，雖然美國的通信公司在全球橫掃千軍，但在伊拉克的通信領域，仍只有一家法國公司。

我的財產我做主。母國對跨國公司進行限制和干預，是母國維護國家必不可少的行為，這不僅關系到國家的經濟安全，而且對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目標的實現也是一個不可或缺的環節。在母國的經濟發展道路上，政府主動采取各種措施，從而提高國內就業率、推動產業結構的升級、防止“技術外溢”等等，都是無可厚非的，因為母國有這個權利來盡力維護自己的利益。而跨國公司是母國“財產”的一部分，它沒有能力脫離母國的支配，即便因此造成損失，它也別無選擇。

第8篇：直接投資的利弊范文

中國政府追求的國際化并非人民幣的完全可兌換或是成為國際儲備貨幣，而是希望在提升人民幣在國際經濟與金融活動中的功用，并繼續維持一定程度的資本管制，從而維護本國金融體系的安全。然而在這一戰略實施中，如何選擇適宜的資本開放度是不可回避的問題。因為不放松資本管制以及不實現人民幣的自由兌換，也就不可能做到真正意義上的國際化。

中國是否應推動資本開放并非沒有爭議。不過，目前多數的討論集中在資本管制的利弊是非之類定性話題上，當前中國資本開放程度的高低、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資本市場開放進程的快慢等定量問題，卻少有分析。

資本開放的對立面是資本管制。資本管制指政府對于各類國際資本交易的限制性法規，包括對貨幣兌換的限制、對進出境資本的數量及行業的限制、以及對跨境資本經營的征稅等。IMF從這些方面構建了Chinn-Ito指數，來衡量各國制度上的金融開放程度。這一指數的賦值介于-1.8和2.5之間，賦值越小表示資本管制程度越嚴格。2007年，發達國家該指數平均值為1.6，新興市場國家的平均值為0.2，而中國該指數值為-1.1，甚至遠低于發展中國家平均值。今天，中國在借用外債、對外貸款和直接投資、跨境證券投資等項目下，仍然保持著嚴格的資本管制。

事實上，一國實際的金融開放程度與其資本管制政策的嚴格程度往往存在差異。一國在國際資本市場上的活躍程度可由其所參與的跨境資本的規模來體現。中國近年來的國外總資產和總負債增長迅猛，中國的跨境總資產和凈資產總額已居世界前列。2009年中國的國外總資產以3.287萬億美元排名世界第七位，國外總負債以1.643萬億美元排名第十四位，占世界跨境資本總值的份額分別為4.1%和2.0%。二者相減便是凈國際投資頭寸。2009年中國的凈國際投資頭寸為1.644萬億美元，僅次于日本居第二位。

然而，要比較各國的金融開放程度，應當將上述絕對額指標除以本國經濟規模得到相對值。我的同事黃玲教授計算了國際總資產與國際總負債之和占GDP（以購買力折算）的比例：2009年，英國、美國、日本分別為4.95、2.27、1.66，而中國僅為0.55。中國不僅與儲備貨幣國家的金融開放度差距很大，與24個新興市場國家和121個發展中國家的差距也很明顯。

第9篇：直接投資的利弊范文

“走出去"與"請進來"是相互對應的，"走出去"與"請進來"共同構成了中國對外開放的兩個重要方面。"走出去"戰略有時也稱為跨國經營戰略、國際化經營戰略、海外經營戰略或全球化經營戰略，它可以大體分為兩個層次：一是商品輸出層次，是指貨物、服務、技術、管理等商品和要素的輸出，主要涉及貨物貿易、服務貿易、技術貿易以及承包勞務等；二是資本輸出層次，是指對外直接投資，主要涉及的是到海外投資建廠和投資開店。我們重點來探討第二個層次的"走出去"戰略。

為什么要“走出去”

要想享受入世后所應享有的權利就必須走出去入世后中國企業所獲得的權利和機遇主要體現在國外，體現在外國向中國的產品、服務和投資更大程度地開放市場和實行國民待遇等方面；而義務和挑戰則主要出現在國內。這說明，中國企業要想享受入世后的權利，要想抓住入世后的機遇，就應拓展視野，向海外進軍，去占領其他成員的市場。企業只有走出去了才能更好地享受應享有的權利，才能獲得新的發展機遇。如果不積極地實施"走出去"戰略，總是在國內迎接挑戰，那么企業的發展就將受到極大的制約，中國也就很難造就出一批能夠擁有國際競爭實力的跨國公司。

國內市場競爭的加劇迫使企業走出去當前，國際競爭國內化、國內競爭國際化的發展趨勢明顯。對此，企業要未雨綢繆，早作計劃，要在更大的范圍內考慮和安排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入世后，國界對國際競爭的屏障作用會越來越小，國內企業面臨著發展空間受到擠壓的危險，國內經營環境的變化和市場競爭的加劇迫使企業有必要走向國際市場。

首先，隨著國外商品和服務進入數量的增加，國內商品市場和服務市場將出現更加激烈的競爭，國內企業將面臨更加困難的經營局面。其次，由于入世后國內服務市場將擴大對外資的市場準入，外國服務業企業尤其是服務業跨國公司，將大舉進入中國的金融、保險、電信、旅游、商業、外貿和專業服務等行業，因而國內市場這方面的競爭也將空前激烈，企業也將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戰。再次，入世后，中國將根據世貿組織的原則對已經批準設立的幾十萬家外商投資企業逐步實行國民待遇，主要是取消給予外商投資企業的低國民待遇，如行業準入和業務經營限制等。這些都將使內資企業以往所獲得的一定程度的產業保護消失，從而增加生產經營風險和困難。國內企業要積極地迎接挑戰。一方面，要發揮本土作戰優勢，改進管理，勇于創新，切實提高競爭力；另一方面，就是要重視和實施"走出去"戰略，走向廣闊的國際市場，尋找新的企業生存和發展空間。

怎樣走出去

在實施"走出去"戰略時，企業要注意培育自身的國際競爭力，尤其是核心競爭力。只有國際競爭力提高了，才能更有效地開展海外投資，才能逐步成長為跨國公司；要充分利用和保護好企業的無形資產，注重無形資產的輸出和開發，要講究自主知識產權，形成技術與品牌優勢；通過對外投資到海外開展加工貿易時，要處理好出口零部件和原材料與享受所在地稅收優惠以及原產地規則之間的關系；要認真學習和研究國際慣例與規則以及東道國涉及外來投資的法律政策；要采取包括在國內外公開招聘等多種方式加快跨國經營人才的培養和選拔。

有利的國際環境與條件

入世后國際市場經營環境的變化為中國企業走出去提供了良好的條件。入世后，中國在履行作為世貿組織成員的義務的同時，也將享有相應的權利。這些權利主要有：多邊的、無條件的和穩定的最惠國待遇與國民待遇；普惠制待遇及其他給予發展中成員的特殊照顧；充分利用WTO的爭端解決機制解決貿易爭端；在多邊貿易體制中"參政議政"；等等。上述權利的享有將使中國的產品在最大程度上獲得進入國際市場的機會并享受到有利的競爭條件，將使中國企業獲得開展海外投資與跨國經營的良好環境。

根據世貿組織《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協議》(TRIMs)的規定，成員對外商投資企業不能采取下列措施：（1)當地成分要求；(2)貿易平衡要求；(3)進口用匯規定；（4)國內銷售要求。入世后，中國的海外投資企業在WTO成員中將享受到取消上述措施的好處，這有利于海外企業獲得國民待遇和更大的經營自，有利于海外企業按照最佳條件進行要素配置和開展生產經營活動，從而有利于海外直接投資尤其是海外加工貿易的發展。

《服務貿易總協定》(GATS)和《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TRIPs)等WTO協定的實施，也為中國企業在入世后擴大海外直接投資提供了良好的條件。按照上述協定的要求，世貿組織成員應擴大服務市場的準入程度，提高政策法規透明度，實行國民待遇，加強知識產權保護。這些措施對外國投資者的進入和國際資本流動都是有利的。

加入WTO意味著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更深入地接軌和融合，意味著中國將全面參與經濟全球化的進程。全球化的經濟是各國都從不同角度參與國際分工的經濟，是各國企業都從不同環節參與產品價值創造的經濟，是有來有往的經濟。因而，每一個成員入世后其企業都將更多地走出去。

政府幫一把

目前，國內企業在向外走時仍然面臨一些困難和障礙，例如：海外投資的審批管理程序比較煩瑣，人員出國不便，民企和私企走出去難，國有企業在治理結構上存在缺陷，一些地方不是通過整體規劃引導而是利用計劃經濟的手段組織、命令企業往外走，海外國有資產管理有待加強，海外投資缺乏專門的法律保護，等等。解決這些困難和障礙需要政府管理部門采取措施給予支持和幫助。

首先，向國內企業進一步下放海外投資權，切實簡化審批程序，改進審批管理制度，使包括民（私）營企業在內的所有符合條件的企業都具有走出去的權力，實現海外投資主體的多元化；其次，為海外直接投資提供保險，成立或指定全國性的海外投資保險機構，專門負責為中國的海外投資企業提供政治和經濟等類別的保險；第三，加快海外投資的立法進度，盡快制定出"中國海外投資法"和"中國海外投資保險法"等相關法規，使海外投資能夠建立在有法可依和有章可循的基礎上；第四，推進國有企業現代企業制度的建設，明晰企業產權，完善公司治理結構；第五，加強對“走出去"戰略的總體規劃和政策指導，明確指導原則、發展目標和一定階段海外投資的重點鼓勵行業；第六，完善對海外投資的資金、外匯、稅收和金融服務等方面的鼓勵政策；第七，在條件具備時，要支持和鼓勵企業多組建一些資產一體化的企業集團，實施大企業戰略，加快中國跨國公司的成長。

本系列相關鏈接

《中國汽車業：利弊得失冷思考》2001年23期

《中國銀行業：徹底開放下的出路》2001年24期

《中國保險業：應對深層次競爭》2002年2期《中國證券業：年輕的行業，巨大的壓力》2002年3期

《農業、農民與農村：沉重的話題》2002年5期《應對入世的政府職能轉變》(上、下)2002年6、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