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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美國勞工部公布的經濟數據令人雀躍:美國初次申請失業救濟人數繼續下降,去年第四季度勞動生產率年率從最初估計的同比下降2.0%向上修正至同比下降1.9%。另外,美聯儲上周四公布銀行壓力測試的結果指出,18家接受測試的銀行中有17家可以在嚴重的經濟衰退中維持正常運營,可見金融行業也運行良好。
最重要的是支撐美股持續走高的內在動力——全球量化寬松政策基石沒有動搖。3月7日,包括日本、英國、歐洲、印尼和巴西央行在內的多家央行,都先后公布了各自的利率決定,不約而同地選擇了維穩戰略。湯森路透最新的調查結果顯示,分析師們認為在今年年底前英國央行再推量化寬松政策的機率高達60%。此外,市場普遍預期,日本新一屆央行官員將采取更大規模的寬松措施。
有一個現象值得注意:美國標普500公司近5年回購超過1萬億美元的股票,也是2009年以來的首次。這也是美股保持向上的一個影響因素。
諾森布拉特證券首席市場策略師布萊恩-雷諾茲(Brian Reynolds)認為,上市公司買回自己的流通股票以降低市場中股票數量的這種做法可以幫助推高股價。“在當前這個開始于2009年的信貸熱潮中,股票回購一直是股價走高的主要驅動力,其他主要市場參與者合并起來一直是凈賣出方。在2013年年初出現一些弱勢表現之后,回購只會有增無減。”
不過,他也表示,股票大額回購,是信貸膨脹達到一個新高度的警示性信號,正在延續的信貸膨脹,特別是債務抵押證券和擔保債務憑證的大量發行恐怕再次帶來金融危機。不過,目前還沒有達到危險的程度。
關鍵詞:電視臺新聞;編輯策劃;核心競爭力;提升;路徑
新時期形勢,既給媒體行業創造、提供了更多的發展機遇,又給媒體行業提出了更嚴苛的要求。當前,媒體行業呈現激烈競爭的趨勢,電視臺新聞媒體亦不例外。編輯在電視臺新聞中發揮著巨大的作用,編輯是整個電視臺的軸心,是新聞內容的把關人,是聯系受眾與電視臺的橋梁。因此,編輯的編輯策劃能力對提高電視臺新聞質量、核心競爭力非常重要。加強電視臺新聞編輯策劃,對提高電視臺媒體競爭力具有深遠的戰略意義。
一、注重受眾的主體地位,滿足受眾日益增長的文化需求
電視臺新聞編輯在工作過程中主要負責制定編輯方針、策劃安排報道、組織稿件、選擇稿件等任務[1]。由此可見,電視臺新聞編輯的綜合素質直接影響電視臺新聞的核心競爭力。對于優秀的電視臺新聞編輯而言,注重受眾的主體地位,滿足受眾日益增長的文化需求尤為重要。
(一)電視臺新聞編輯應該具備洞察時事,緊抓社會熱點的能力
國家政治方向會對新聞輿論方向造成巨大的影響。因此,在選取新聞素材的時候,編輯應以社會主義時事政治為出發點。電視臺新聞編輯在實際工作中,首先,要對整體局勢有所把握,其次,須樹立正確的新聞輿論導向,與國家政策相符;須高瞻遠矚,顧全大局,切實為國家、人民利益著想;須與時俱進,確保思想、價值觀適應時代潮流;須具備創造力,深入挖掘人民日常生活所發生的事件,進而豐富新聞內容。例如:山東平邑9•14縱火案新聞,在全國引起了強烈的輿論效應,電視臺通過連續報道,為受眾及時播報縱火案審查進展消息,滿足受眾對此事件的關注需求。在這則新聞中,就充分體現了編輯對社會熱點、受眾需求的關注。
(二)電視臺新聞編輯應注重滿足受眾對高層次文化的需求
新聞應貼近受眾實際生活,并及時跟新消息。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我國人民群眾對新聞的需求已開始向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轉變,這反映了人們更高的精神文化需求。因此,編輯在編輯策劃新聞的時候應加大新聞的深度、寬度,進而豐富人們的精神世界。
在組稿、選稿的時,稿件不僅要滿足受眾需求、貼近受眾生活,而且要引起強烈的輿論效應。與此同時,編輯可以利用自身專業知識豐富報道方式,從而提升新聞報道的整體效果。
要想在競爭激烈的媒體行業中平穩立足,提高電視臺新聞質量,增強自身核心競爭力尤為關鍵。眾所周知,新聞事件具備時效性、真實性、簡潔性等特點,事件發生較為突然,且具有很強的輿論導向,對于重大新聞事件須進行連續報道,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吸引受眾注意力[2]。不同媒體對同一新聞題材的報道較為普遍,為提升自身競爭力,很多電視臺新聞編輯都將重心集中于創新新聞報道形式。新時期背景下,電視臺新聞編輯應掙脫傳統編輯理念的束縛,對報道形式大膽創新,形成獨家新聞特色,進而增強自身的核心競爭力。此外,電視臺新聞編輯應樹立終身學習的觀念,做到與時俱進,提高自身綜合素養。只有這樣,才能把握社會熱點,在新聞報道中占據優越的位置,為受眾提供豐富的新聞信息。在新時期環境中,編輯要有自主參與新聞報道的意識,與現場記者保持緊密聯系,對新聞事件有個整體的把握。通過親身參與,有利于編輯更好的編輯策劃新聞,提升新聞質量。
三、加大電視臺新聞宣傳
電視臺新聞在具備時效性、間接性等優點的同時,也要具備不易存儲、極易消逝等缺點。因此,電視臺新聞編輯應對新聞報道進行綜合分析,通過采用集中宣傳、反復宣傳兩種形式,營造特定的輿論氛圍[3]。其中,集中宣傳,即在特定時間內對特定內容進行集中宣傳,旨在強化輿論氛圍、擴大傳播范圍;反復宣傳,即通過采用不同方式,從不同角度對新聞事件進行全面報道,從而達到豐富新聞內容的目的。由此可見,集中宣傳與反復宣傳存在很大的區別,集中宣傳主要是為了擴大宣傳面,而反復宣傳則是為了讓受眾透徹、全面的理解新聞。電視臺新聞編輯應高度重視集中宣傳、反復宣傳的實施,使新聞來源于生活,服務于生活,進而提升電視臺新聞編輯策劃的核心競爭力。結語綜上所述,新時期下,為應對媒體行業競爭激烈的形式,電視臺新聞編輯應通過采取轉變編輯策劃理念,注重滿足受眾文化需求,增強編輯策劃創造力,加大集中宣傳與反復宣傳力度等有效策略,提升自身核心競爭力,進而提高電視臺新聞的質量,使電視臺成為媒體行業的翹楚。
【參考文獻】
[1]白國英.新時期提高電視臺新聞編輯策劃核心競爭力的策略[J].科技傳播,2015,02.
[2]蕭少雅.提高電視臺新聞編輯策劃核心競爭力的建議[J].新聞傳播,2015,09.
關鍵詞:金融業務 金融政策 經營方式
一、撫順市銀行機構存貸款變化情況綜述
撫順市銀行機構存貸款變化情況。截止2011年8月末,撫順市金融機構本外幣各項存款余額1069.22億元,比年初增加119.97億元,余額同比增長14.65% 。其中本外幣單位存款余額337.48億元,余額同比增長21.50%,本外幣個人存款余額695.17億元,余額同比增長12.09%。
截止2011年8月末,撫順地區金融機構本外幣貸款余額428.69億元,比年初增加51.63億元,同比增長15.11%。其中,短期貸款203.89億元,同比增長27.01%。中長期貸款204.09億元,同比增長24.02%。票據融資20.71億元,同比下降56.42 %。
二、穩健貨幣政策背景下銀行經營行為變化趨勢
1. 信貸結構趨于優化。從貸款期限結構看,短期貸款占比逐步提高。在穩健的貨幣政策背景下,商業銀行逐漸壓縮中長期貸款的比重,縮短資金占用的時間,達到資金的有效使用,加速周轉,降低風險。從撫順市1-8個月份本外幣存貸款情況,短期貸款203.89億元,余額同比增長27.01%。中長期貸款204.09億元,余額同比增長24.02%。從8月份撫順金融統計月度簡報顯示,短期貸款占比由年初的43.07%上升到47.56%,上升4.49個百分點。
2. 從企業貸款結構來看,中小企業貸款比重加大。2011年8月末企業貸款余額為256.6億元,比去年同期增長17.8%。大、中、小型企業貸款在企業貸款中占比分別為30.6%、25.7%和43.7%。大型企業貸款占比去年同期下降4.2%、中型企業貸款占比比去年同期增長0.9%、小型企業貸款占比比去年同期增長5.2%,商業銀行轉變經營觀念對中小企業貸款支持力度加大。通過走訪調查了解到:各行紛紛成立小企業中心或小企業貸款專營機構,單列了信貸規模和考核指標,針對小企業融資“短、小、頻、急”的特點,加大小企業貸款業務產品的創新力度,在風險可控的前提下簡化審批流程。
3. 從貸款種類來看,票據貼現大幅度下降。截至8月末,撫順市票據融資20.71億元,比年初下降18.06億元,降幅46.58%,比上年同期下降56.42%。穩健貨幣政策實施后,商業銀行信貸規模相對減少,貸款增量受到明顯制約,商業銀行從自身經營需要考慮,積極壓縮票據貼現貸款,為公司貸款、個人貸款等實體貸款投放增加空間。
4. 銀行貸款議價能力增強、定價空間進一步加大。由于貨幣政策趨緊,信貸規模總量減少,商業銀行為彌補貸款增速減緩帶來的損失,保持盈利能力,只能向提高貸款收益率上要效益,以盡量提高貸款利率,增加業務收入。以撫順工行2011年1-8月發放貸款情況為例:1-8月全行累計發放貸款(不含貼現)143240萬元,利率平均浮動幅度為4.0139%,較同期增加2.4082個百分點。信貸政策的調控,貸款的相對緊張,為銀行提高貸款利率的議價能力提供了一定空間。
5. 儲蓄存款呈增長趨勢,銀行付息成本增高
(1)儲蓄存款呈增長態勢。撫順地區個人存款整體呈現穩步增長態勢,截至8月末,撫順市本外幣個人存款余額695億元,同比增長12.09%。個人存款在撫順市各項存款中占比為66%。2011年,央行2次上調存貸款基準利率,老百姓儲蓄意愿提升。同時,由于加息抑制通貨膨脹,股票市場下滑,使得資金向儲蓄轉移。
(2)定期存款比重上升。以工商銀行為例,活期存款增量同比下降7.48億元,其中活期儲蓄存款增量同比下降5.10億元。定期存款增量同比增加7.03億元,其中定期儲蓄存款增量同比增加7.74億元。造成活期存款增量同比下降,定期存款增量同比上升的主要原因是定期存款利率提高,居民和單位趨利因素影響所致。活期存款增量同比下降,定期存款增量同比上升,使得銀行存款總體付息成本上升,影響經營效益。
6. 銀行理財產品成為金融市場追逐的熱點
今年以來,銀行系理財產品呈現快速增長勢頭,獲得了投資者的關注。從1-8月份理財產品銷售情況看,銷售額逐月攀升,截至8月底,全市理財產品余額40億元,比年初增加25億,增長幅度為166%。
2011年,貨幣政策回歸穩健,對于已連續兩年高速放貸的銀行業來說,意味著錢關收緊。銀行要確保贏利能力,就必須增大存款規模,研發各種理財產品成為銀行吸引更多的投資者有力工具。理財產品已經成為銀行間爭奪客戶資源的重要手段。
相對穩健而收益相對較高的銀行理財產品受到投資者追捧主要基于以下兩方面主要原因:第一,房地產市場上,受到房地產調控政策,如限貸、限購政策的影響,房地產作為特殊的投資渠道被“掐斷”,投資需求通過行政手段被控制,這部分資金需要找到比較穩妥的投資渠道;第二,證券市場的持續低迷,也不斷產生資金的流出,加上通脹未得到緩解,由資金趨利所推動的低風險投資需求便節節上升。
7. 存貸比仍在低位徘徊
截止2011年8月末,撫順市金融機構本外幣各項存款余額1069.22億元,貸款余額428.69億元,存貸比為40.09%,較上年同期存貸比增加0.87個百分點,存貸比始終在低位徘徊,存貸差呈逐年擴大的趨勢。
通過走訪調查了解到,穩健的貨幣政策背景下,撫順市銀行金融機構貸款未受到明顯沖擊,流動性比較充足,國有商業銀行信貸資金未受到限制,大部分銀行為了擴大信貸投放、支持中小企業發展專門設立了信貸機構,并開發了具有針對性的信貸產品。撫順市貸款增長緩慢的主要原因:一是部分大型國有企業資金需求非本地化。在企業結構上缺少總部型大型企業,是影響撫順市貸款增長的主要原因。二是國有及股份制銀行的信貸權限上收,信貸規模受總行限制。三是中小企業貸款難問題沒有根本解決。企業財務制度不健全、信用評級、抵押擔保等方面達不到銀行放貸標準。此外,擔保體系發育不健全,環保查詢機制缺失等等多方面的因素拉低了撫順地區銀行機構的貸款增量。
三、穩健貨幣政策背景下商業銀行存在的問題
1. 過度依賴于貸款,信貸規模受限時直接影響其經營效益
在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下,銀行存貸差的利息收入增勢明顯,對于提高銀行效益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當貨幣政策轉變為“穩健”的貨幣政策時,隨著存款準備金提高,用于放貸資金受限,非利息收入成為銀行增長利潤的必須趨勢。很多銀行也都在努力提高非利息收入比重,目前,部分銀行通過理財產品等中間業務形式增加非利息收入,但對于地方法人機構,其業務形式單一,經營范圍過窄,金融收入來源依然缺乏,因此過度依賴于存貸利差的盈利模式是不可持續的,必須加快業務結構調整,實現收入多樣化。
2. 不能完全適應撫順地區經濟發展需求調整信貸結構
撫順市是以能源、原材料為主的資源型重工業城市,長期以來,煤、油、電、鋼、鋁五大產業一直是經濟發展的主要支柱,工業的90%是能源和原材料工業,不僅能耗高、污染重,而且效益低,競爭乏力,易受市場波動影響。由于原來撫順市所轄商業銀行過度依賴于資源型主導產業,隨著資源的不斷減少,經濟轉型是撫順市可持續發展和提升競爭力的必要途徑。撫順市所轄商業銀行要想生存與發展就必須適應撫順市由資源型城市向資源深加工城市轉變,信貸結構要趨向多元化,信貸投向將不在依賴于大型企業,更多向中小企業靠近。
四、穩健貨幣政策背景下商業銀行應采取的措施建議
穩健的貨幣政策對商業銀行帶來一系列影響,面對“適度寬松”到“穩健”這一貨幣政策的轉向,商業銀行將面臨嚴峻的挑戰,必須適應這一政策轉向,積極采取有效措施:
1. 進一步轉變經營理念,優化盈利模式
撫順市所轄地方經濟與發達地區有很大差距,尤其在商業貿易、進出口貿易存在一定落后,相對來說許多金融市場交易品種、針對進出口貿易的金融產品等在撫順地區還未開展,金融機構傳統觀念更愿意依賴于幾個大型企業的貸款、項目貸款,在穩健的貨幣政策下,信貸總量的調整的情況,金融機構過多依賴于貸款這種局面亟待轉變。一是要管住信貸總量,優化新增貸款投向。二是要完善風險定價機制,提高貸款綜合收益水平。
2. 加快業務創新,優化經營收入結構。隨著信貸宏觀調控力度的加大,非對稱加息縮減了銀行的存貸利差,壓縮了銀行貸款利潤的空間。對此,商業銀行必須順應銀行業務發展趨勢,在經營結構上由傳統的存貸業務結構向資本節約型的綜合金融服務轉變。要重視科技創新和業務創新,拓寬金融服務領域,努力增加中間業務收入等非利息收入占比。穩健的貨幣政策有利于為銀行業創造一個穩定、協調的貨幣環境,倒逼商業銀行進行經營收入和客戶結構的調整,改變目前80%利潤來自存貸利差的現狀,大力拓展中間業務是國有商業銀行規避利率風險的有效途徑之一。
3. 適應地方經濟發展需要開展各項業務
深入研究在撫順市由資源型城市向資源深加工城市轉變過程中的金融服務需求,充分發揮現有金融支持工業優勢,又要補齊金融支持服務業和縣域經濟兩塊短板,發展低碳經濟、循環經濟,用信貸增量調整資產結構,在銀行自身經營結構調整中做大地區經濟總量,提高撫順市經濟向前發展。
4. 加強對理財產品市場監管,避免無序競爭
據我的觀察,這種重大的變化集中在宏觀經濟的布局上有如下四個方面:
第一,宏觀經濟政策的定位已經同時指向經濟健康持續發展和社會和諧穩定。以往談到宏觀經濟政策的功能定位的時候,顯然都是要突出速度的,我們曾經用過又快又好,又好又快,最近幾年用的是平穩較快,談到宏觀經濟政策,都難免一個快字。這一次用的是健康、持續這樣的經濟增長,這顯然標志著幾層意思,一層意思,大家對中國經濟乃至全球經濟的發展態勢,起碼中國將由高速轉入中速,特別是個位數的增長,在這點上已經大致形成共識。
其次,大家對于這場危機的長期化和持續化也已經形成共識。比如世界經濟將低速增長,何時走出危機,目前難以預測,這是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講到的話。
第三,用健康持續這四個字作為我們對經濟增長的追求,并且給出了幾個可以測的標準,比如說沒有水分,實實在在,有效益,有質量,可持續等等,這是一個在經濟增長方面的一個非常重大的變化。與此同時還把社會和諧穩定與健康持續發展并列起來,這表明對于中國的經濟增長和社會穩定之間的關系,對于改革、發展之間的關系,也有了高度的共識。中國的經濟增長不可能沒有一個穩定的社會環境作為基礎。在各方面的矛盾十分尖銳的背景條件下,要保證經濟社會的持續穩定發展,健康發展,顯然要求一個特別穩定的社會環境,也正因為如此,經濟健康持續發展和社會和諧穩定,同時作為宏觀經濟政策的功能定位,這是第一個變化。
第二個變化,宏觀經濟政策的作用同時指向逆周期調節和推動結構調整,以往我們談到宏觀經濟政策的時候,頂多是反周期的作用,這次除了逆周期調節這個表述之外,還提到要推動結構調整,同時把兩個作用同時并列起來,顯然也有深層次的考量。
比如,當談到世界經濟將長期處于低速增長這樣一種態勢的時候,實際隱含著對這場危機的最深刻原因的一種判斷。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有一種表述,世界經濟已經從危機前的快速發展轉入到深度轉型調整期,這場危機的爆發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結構出了問題,緊接著判斷是,中國也好,世界也罷,要使經濟真正走上全面復蘇的軌道,它是不可能建立在現有的經濟結構基礎之上,要反危機,要使經濟步入復蘇的軌道,必須轉方式,必須調結構,逆周期調節和推動結構調整,同時界定為宏觀經濟政策的兩大作用,這是第二個變化。
第三個變化,宏觀經濟政策的目標,2008、2009年的時候,宏觀經濟政策目標是惟一的,就是保增長,后來又加上了控物價,再后來到了去年,又加上了轉方式調結構,今年宏觀經濟政策的目標同時指向五個,穩增長,轉方式,調結構,控物價,又加上一個防風險。我們都有一個共同的體會,當目標是單一的時候,你可以全力去追求,當目標變成多元化的時候,你就不得不分散精力,所以在這樣的一種多重目標同時作為宏觀經濟政策的著力方向的時候,很難想象我們像過去那樣,把全部的精力用于實現穩增長或保增長,這也是一個非常重大的變化,當然這是在中國以及全球經濟復雜多變的背景條件下所做出的適當的選擇。
第四個重大變化,今年的宏觀經濟政策盡管在表述上仍然是積極的財政政策加穩健的貨幣政策。從2011年到現在,我們實施的都是這樣一種積極穩健的貨幣政策,中國的宏觀經濟政策歷來是有很大的距離,名義上相同,但是實際內容上卻有細微的、甚至是非常重大的差距。我體會今年的積極穩健配,相對于前兩年發生的重大變化,從宏觀經濟政策的總體上是趨向于穩健的,而不再是趨向于擴張性的積極的,整個宏觀經濟政策搭配處于從擴張向中性的這樣一種過渡狀態,貨幣政策方面的表現我不多說,就積極的財政政策而言,盡管要在穩增長政策的追求方面擔當主力部隊,但是今年和去年相比,從文件的表述上都可以看到它的細微變化。
關鍵詞:循環經濟;宏觀經濟政策;作用
中圖分類號:F061.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4)09-000-01
引言:循環經濟視角是在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和人們對經濟發展方式的思考轉變的前提下衍生出來的一種新的經濟發展視角。循環經濟的發展主題是實現經濟發展的可持續化,能夠發展綠色化、環保程度較高的經濟方式。立足于循環經濟的視角思考宏觀經濟政策的作用,能夠更好地將國家調整經濟發展的政策與可持續發展的環保觀念結合起來,實現經濟社會的更好發展。
一、循環經濟視角下宏觀經濟政策的不足
1.片面追求經濟增長速度。立足于循環經濟的視角下分析宏觀經濟政策制定過程中的問題,可以發現宏觀經濟政策是存在一些發展上的滯后的。循環經濟模式提倡的是實現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可以開展更高效的、更環保的經濟發展模式。而縱觀傳統的宏觀經濟政策,可以發現,宏觀經濟政策追求的主要是國家經濟發展的速度,實現經濟發展的高速性,而完全忽略了循環經濟模式追求的經濟與自然的和諧統一。僅僅追求經濟發展的高速性,是不能實現高質量的經濟發展水平的。
2.忽略了自然環境的保護。從循環經濟模式的角度考慮,宏觀經濟政策的另一個不足之處是在經濟發展中忽略了對自然環境的保護,造成了資源能源的較大浪費。宏觀經濟政策所起的主要是統籌經濟整體發展趨勢,促進整體社會經濟穩定發展的作用,追求的是經濟發展水平的大幅度提升。而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則忽略了對自然資源的保護,現代經濟快速發展的模式中,耗費了大量的自然資源與能源,造成了自然生態環境的破壞,嚴重影響了自然環境的質量。
3.缺乏多元化的發展模式。立足于循環經濟的視角來分析宏觀經濟政策的作用,可以發展其在經濟發展中的經濟調控手段還相對比較單一,缺乏多元化的經濟發展模式。宏觀經濟政策作為一種國家調控經濟發展態勢的手段工具,對經濟整體的發展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基于循環經濟視角考慮當下的宏觀經濟政策,可以發展經濟政策中的經濟發展模式相對比較單一,手段也較少。缺乏多元化的經濟發展手段。
二、循環經濟視角下宏觀經濟政策的作用
1.能夠促進經濟發展的速度加快。立足與循環經濟的視角來考慮宏觀經濟政策的作用,可以發現,宏觀經濟政策能夠促進社會經濟發展速度的加快。循環經濟模式是對經濟發展模式的內在思考與追求,旨在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而宏觀經濟政策則主要對經濟發展的整體態勢做出一個調節與掌控作用。二者相互結合,結合循環經濟模式的理念來制定宏觀經濟政策,能夠有效地結合現代經濟社會的現實狀況,實現經濟社會發展的高速度。
2.提高經濟發展的整體質量。基于循環經濟的視角下來考慮宏觀經濟政策的作用,還可以發現宏觀經濟政策實現了社會經濟整體發展的高質量。循環經濟模式考慮的是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和長久性,這符合經濟增長向著內在化要求轉變的發展趨勢。能夠在追求經濟增長速度的同時實現經濟發展的高質量,實現經濟速度與質量的有效統一。將循環經濟的發展理念與宏觀經濟相結合,能夠大大提高宏觀經濟政策的可持續性,更好地促進社會經濟發展的質量提高。
3.實現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的同步。立足于循環經濟的視角考慮宏觀經濟政策的作用,還能發現宏觀經濟政策有效地實現了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工作的有機結合。傳統的經濟發展模式下,僅僅追求經濟發展上的速度,在發展的過程中忽略了對自然環境的保護,造成了環境資源的極大破壞。在循環經濟的發展要求下,更注重對經濟發展過程中自然環境的保護,資源能源的節約。這樣就能有效地實現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工作的同步進行,可以更好地促進經濟發展的質量,實現經濟社會發展的高質量。
三、如何促進宏觀經濟政策更好制定
宏觀經濟政策的制定對我國經濟社會的穩定發展是起著重大的促進作用的,保證宏觀經濟政策制定的合理性,才能實現政策為經濟發展服務的最終目標。在現代經濟發展越來越注重質量的背景下,要實現宏觀經濟政策制定的高效性,就要立足于循環經濟模式。將循環經濟模式的環保發展理念與宏觀經濟政策的制定工作相結合,才能立足于現代經濟社會的真實現狀,提高經濟政策與經濟社會發展的契合性。而且循環經濟政策的發展理念符合經濟發展的趨勢,有效地提高了經濟發展的質量。
四、總結
立足于循環經濟的視角下對宏觀經濟政策在社會經濟發展中起的作用做出一個正確的評析與探討,對現代經濟的高速發展是有著極為重大的意義的。通過以上對基于循環經濟視角下,宏觀經濟政策發展中的不足以及針對缺陷需要進行的改進措施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立足于循環經濟的視角來分析宏觀經濟政策的作用,能夠更好地促進宏觀經濟政策的制定,實現經濟社會的更好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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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1940 s, especially after entering the 80 s, although the concept of value engineering was used widely, but they have not given a clear and unified definition of the concept of the national defense economy policy value. The author firstly established the concept of the policy cost, function and value of national defense economic policy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put forward three kinds evaluation mode of the policy value, discussed the basic steps and methods of establishing national defense economic policies and procedures model based on value engineering analysis, explain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ternal elements of the system and its determinants, and gave the general description of the internal factor relationship of value engineering analysis. It provided innovative analysis tool for national defense economy policy value analysis.
關鍵詞: 價值工程;政策評價;政策成本
Key words: value engineering;policy evaluation;policy cost
中圖分類號:[F063.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4311(2013)28-0001-02
0 引言
20世紀40年代,尤其是進入80年代以后,隨著國防經濟學和管理學的不斷發展,價值工程的概念被廣泛地運用于產權結構、關系、外部性問題、集體行動、尋租活動、政治制度等研究領域。盡管價值工程概念獲得了廣泛的應用,但迄今并未對政策價值概念給出清晰、統一的定義。有的學者認為,政策成本是事先安排協約和事后監督、維護協約的費用總和;與成本相對應的功能則是指執行協約的效益。這個定義僅把成本與協約關系相聯系,影響了定義的普遍性。有的學者則認為政策成本是制度運行的成本。價值工程學是對政策價值發展的一個重要推動。值得關注的是價值工程學強調成本與功能的聯系。因為從價值的角度分析,國防經濟政策評價中各個主體民意的表達或表達是一個關于政策價值評價的交流和信息傳遞的過程。
價值是否就是功能呢?對此,作者認為,國防經濟政策價值中功能與價值存在聯系,但這種功能不等同于價值。
1 國防經濟政策的成本與功能:價值工程分析
對國防經濟政策進行現代價值工程學層次上的深入分析,要具備兩個條件:①具備統一的價值工程科學的實證化的方法論;②建立針對國防經濟政策價值的評價標準。價值工程分析的意義在于為國防經濟政策價值的研究提供現代價值工程學的方法論——價值工程分析。本文將探討如何建立針對國防經濟政策的價值工程分析。
國防經濟政策價值中的功能與價值的聯系是:在信息不完全的條件下,主體之間進行國防經濟政策的參與權利交換(即交易)的許多行為將產生價值:①搜集有關國防經濟政策價格(納稅額度)、國防經濟政策供求的信息,了解主體的民意和所處的政治環境;②主體之間的協商與談判;③主體之間形成關于經濟社會的契約或協議;④監督國防經濟政策的執行;⑤獲得關于國防經濟政策執行后果的信息;⑥保護居民的經濟社會權,防止其受到侵犯所作的宣傳。上述這些國防經濟政策價值的活動所形成的費用大部分可歸結于功能,但不是功能的全部,而且應當強調的是它們與主體的民意相聯系。從國防經濟政策價值的角度,可以給出政策價值概念的定義:政策價值是指在信息不完全條件下的政策市場中,通過主體進行民意表達或表達(即交流民意信息,協商或談判等),實現其經濟社會權利的交易過程中所產生的政策功能,其中包括關于國防經濟政策的談判、制定、監督執行和維護有關管制的政策功能。
2 觀經濟政策的價值評價:實證分析
2.1 國防經濟政策價值的概念 針對國防經濟政策價值的成本概念的界定,為國防經濟政策的價值工程分析提供了前提。一般地講,價值工程學經常以成本或者費用之和(總成本)與總功能(政策或制度功能)相比較說明經濟過程的價值。這樣的說明不準確,因為由交易活動所引起的功能,即交易功能未能得到獨立的表達,而且沒有直接將交易功能與成本進行比較。借助成本與國防經濟政策價值之間的聯系,針對國防經濟政策價值,作者界定國防經濟政策成本和國防經濟政策功能的概念,以此為基礎提出國防經濟政策價值的概念。國防經濟政策成本包括:①成本;②國防經濟政策的提出、審議、制定、執行、監督和評價引起的直接支出;③相關政府人員的工資支出等。國防經濟政策功能主要是指主體對于政策滿意度的增加,或者政策政策成本期末比基期的減少數量。國防經濟政策的價值指由于政策決策過程的優化而增加的功能與該過程運行所損耗的成本之間的比較。用公式表達是:MP=■
式中:MP指國防經濟政策的價值,PR指國防經濟政策價值的功能,PC指國防經濟政策價值的成本。
價值的概念體現了這樣一個基本思想:把國防經濟政策價值作為一個相對獨立的政策形成(功能)過程,并通過對其中投入功能比較說明國防經濟政策的價值。
2.2 政策價值的評價標準與帕累托最優 國防經濟政策價值容易受到很多不易觀察或測量因素的影響,必須通過適當的評價標準指標替代或轉換,才能準確地表達出這些評價標準指標對國防經濟政策價值變化的貢獻(或者影響)。實際上要做到這一點并非易事。作者在此進行的開拓性嘗試,實際具有理論上的試錯性。建立國防經濟政策價值的評價標準,一般要使用一組評價標準指標或者多組評價標準指標。國防經濟政策價值是主體、政策市場、行政決策機制開放程度、政治環境、政府偏好等要素共同作用的結果,用公式表示是:∑CR=f(MF,PF,EF,OF,GF,NF)
式中:CR(Course result)——過程結果;MF——主體要素;PF——政策市場要素;EF——政治環境要素;OF——行政決策機制開放程度要素;GF——政府偏好要素;NF——其他要素。
結合以上公式,作者提出了如下6項評價標準指標:①主體結構狀況指標;②政策市場供求穩定性狀況指標;③行政決策機制開放程度指標;④政治環境公開性指標;⑤政府偏好合法性指標;⑥其他指標。這種方法適合于從宏觀范圍評價國防經濟政策的價值,而不適合于對國防經濟政策價值作微觀、具體的分析。對微觀、具體的分析來說,這種方法所取的指標并非十分合適。
需要說明,在選擇指標時往往因人而異,帶有較大的主觀隨意性。因此,首先要對選擇哪些國防經濟政策價值評價指標達成共識,否則就無法實際展開對國防經濟政策的價值評價;其次,即使能夠在選擇國防經濟政策價值評價指標上達成一致意見,如何對這些指標作綜合評價的問題仍然懸而未決,如各個指標之間如何排序,對各個指標應給出多大的“權數”等。在選擇同樣指標,但對指標排序和“權數”確定不同的情況下,對國防經濟政策價值的總體評價便可能相差甚大。作者認為,使用帕累托最優標準評價國防經濟政策的價值比較合適,因為國防經濟政策價值變革和創新的目的就是為了實現“帕累托改進”。帕累托最優標準可以為評價國防經濟政策的價值提供一個單一而精確的尺度,雖然運用這一評價標準還需要進行理論上的深入探討,但是在邏輯上是可行。
3 推論:關于政策價值評價的功能和價值進一步分析
在討論國防經濟政策的價值評價方法以前,有必要進一步對價值評價的功能和價值進行探討。
在理論上追求一種完美的、面面俱到的評價標準是脫離實際的。前面討論的政策價值的價值評價概念不會構成這樣的標準。如果只是使用價值評價的一項標準(即使是前述的政策價值評價的帕累托最優標準),放棄或很少使用其他評價標準,自然會產生片面性或某種“缺點”。只要價值評價能夠滿足本文分析政策價值評價的特定要求,以這些片面性或缺點為代價就有其合理性。那么,本文對分析政策價值有什么特定要求呢?或者說,本文分析政策價值的著眼點在哪里呢?簡單地說,本文把節約或價值評價改進作為分析政策價值問題的關鍵所在。本文強調對政策價值作微觀、具體的分析,有時也需要有一些宏觀和相對抽象的分析。正如前面的討論所闡明的,政策價值的評價標準能夠較好地適應這些要求。①
同時,作者也重視政策價值評價的可觀察性、可評價性,以及應用這些標準作政策價值工程分析時的可操作性。這些要求將集中體現在對具體的價值評價方式的選擇和設計上。與那些雖然邏輯上精確但不易評價,甚至不易觀察的價值評價方式相比,本文更關注那些雖然邏輯上不很嚴格,但易于把握的價值評價方式。這一點正是本文在提出若干理論化的評價方式后,又提出了一些借助常識就可以作出判斷的評價方式的原因所在。這樣,雖然總體上說本文評價政策價值時采取的是單一的價值評價,但價值評價的方式則是復合的。需要說明,應用價值評價分析政策價值本質上是一個價值判斷過程。例如,價值評價高的政策價值是“好”的、“優”的,價值評價低的政策價值是“不好”的、“劣”的。同時,作者對政策價值的評價分析是實證的,本文描述的是政策價值實現的價值狀態,并不對這種價值本身的狀態進行評價,以避免過多的規范性分析。可以說,規范性和實證性的統一是政策價值的評價分析的一個特色,雖然這不影響在實際分析時把二者相對分開。
4 結論
本文論證的邏輯基礎是:不同類型的國防經濟政策價值,其構成要素是相同的,只是構成要素的組合結構不同。在此基礎上,構建了用于分析具體的國防經濟政策的價值工程分析。國防經濟政策的價值工程分析可以劃分為主體、政策市場、政治環境、行政決策機制開放程度、政府偏好等多個要素子系統,多個子系統之間構成了多種結構關系。探討了建立基于價值工程分析的國防經濟政策程序模型的基本步驟與方法,對系統內部要素及其決定因素的關系作了典型性說明,并對價值工程分析內部要素關系進行了總體描述。這為國防經濟政策價值分析提供了創新性的分析工具。結合成本探討了如何建立針對國防經濟政策價值的評價標準。作者建立了政策政策成本、功能和價值的概念;提出了政策價值的三種評價方式;指出在實際評價分析中借助那些不“規范”的,但易于觀察和判斷的評價方式,則可能達到更好的效果。
注釋:
①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劉世錦的有關論述.
參考文獻:
[1]庫桂生等著.中國國防經濟史[M].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1:50-56.
中國經濟增長正處于“V”型曲線的右端,諸多宏觀經濟指標都呈加快上升勢頭。面對這種情況,經濟政策轉型需積極應對國際挑戰,審慎處理國內關系,推動宏觀經濟政策首先從刺激轉向穩健,進而到緊縮。
應對三大國際挑戰
從國際形勢看,當前和今后一段時間里,中國經濟增長將面臨三大挑戰。
首先,在這次金融危機沖擊下,中國的產業結構已經明顯不能適應國際市場供求格局的新變化。在金融危機之前,原有的世界供求格局中,美歐發達國家生產并出口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產品,大量進口勞動密集型產品,而中國、印度等發展中國家則大量生產并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進口高科技產品。
全球金融危機打破了以往的供求格局,在去杠桿化作用下,美歐國家紛紛改變高負債的消費方式,減少消費,增加儲蓄,由此不斷壓縮勞動密集型產品的進口需求。同時,為了改變長期貿易赤字,這些國家還加大了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產品的出口力度。
這種變化從兩方面給中國帶來了壓力。一方面中國業已形成的以外需為目標的大量勞動密集型產品,短期甚至長期內要穩定增加出口越來越困難,因為中國生產了太多世界發達國家目前要減少甚至停止購買的產品;另一方面,為提高中國的國際市場競爭力,政府鼓勵發展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產業也遇到來自美歐等發達國家的挑戰。
在危機中后起的發展中國家,如印度、越南、印尼、洪都拉斯等利用比中國更低的成本優勢,開始向美歐等發達國家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大有替代中國之勢。因此,中國產業結構調整遇到“高端”排擠和“低端”擠出效應。
其次,世界經濟回暖后,由于大宗商品特別是資源性產品漲價,使得中國經濟發展成本有進一步提高的風險。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中,世界各大經濟體紛紛采取刺激性的貨幣政策,向市場大量注入流動性。
隨著世界經濟的回暖,這些流動性正沿著產業鏈不斷向實體經濟傳遞,最終必將引起石油、鐵礦石、銅、鋁、大豆、植物油等大宗資源性產品價格的快速上漲。中國是資源短缺型國家,在經濟發展方式沒有實質性轉變之前,經濟增長需要投入大量資源性產品。
大宗資源性產品漲價,會明顯增加中國的投入成本,給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帶來更大的壓力。
再次,國際貿易保護主義抬頭,使中國經濟政策轉型面臨考驗。在金融危機爆發時,美歐經濟下滑,他們需要中國的合作與幫助,對中國的對外經濟政策相對寬容。
隨著世界經濟的回暖與復蘇,美歐發達國家國內需求上升,經常賬戶得到改善,勢必會采取多種方式加強貿易保護,由此將提高中國的出口阻力。就目前而言,發達國家對中國采取的貿易保護措施包括,反傾銷、反補貼、特殊保障條款和技術壁壘,還有對人民幣升值施加壓力。
面對不斷加強的貿易保護,我們企圖延續危機前以及危機中所實行的政策安排,恐怕越來越難。
比如,針對美元貶值,中國面臨兩難選擇,如果選擇緊隨美元貶值,不但會使中國既有的外匯儲備相應貶值和蒸發,而且還將遭到世界許多經濟體的強烈反應,他們會采取更加強烈的措施限制中國產品的出口;如果較大幅度實行人民幣升值,國內勞動密集型產業在短期內將受到很大打擊,直接影響數以百萬計的勞動力就業。
謹慎處理國內關系
從國內形勢看,當前中國經濟政策轉型面臨四大關系需要謹慎處理。
第一,流動性過剩控制與既有投資刺激計劃的關系。2009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增加了3萬多億元,但M2(廣義貨幣供應量)增加了13.05萬億元,貸款發放了9.63萬億元。按道理,實施適度緊縮的貨幣政策,回收多余的資金是正確的,也是應該的。
但是,既有的4萬億投資計劃怎么進一步落實,是中國經濟政策轉型遇到的難題。如果緊縮過快、過緊,勢必會形成半拉子工程、爛尾工程,造成許多不良貸款。
第二,以政府投資打頭的經濟增長與以民間投資和社會消費為主體的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為了應對金融危機,政府出臺以投資打頭的經濟刺激計劃,這個計劃有效地替代了外需下滑,實現了經濟的較高增長。
正常的經濟增長不能過久、過強地依賴政府推動,必須依靠市場力量,讓民間投資和社會消費成為增長的主體。問題是,危機過后,政府何時退出,民間投資和社會消費何時能及時、有效地接替政府去推進經濟增長,這是我們急需處理的新課題。
第三,保平穩增長與防通脹的關系。十七屆四中全會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都提出,要努力實現經濟平穩較快發展。很顯然,保持經濟平穩較快增長,就必須有適度積極的財政貨幣政策,在經濟增長還存在許多不確定因素的情況下,過快、過強、過密的收縮經濟政策,勢必為實現經濟平穩較快增長帶來困難。
相反,防止通脹,是要實行適度緊縮的財政貨幣政策,面對CPI、PPI已經由負變正、通脹預期正在形成的態勢,如果過慢、過弱收縮經濟政策,通脹程度勢必會從輕度轉化為中度甚至重度。
第四,短期經濟增長與長期經濟可持續增長的關系。一般而言,短期增長與長期增長之間既是相輔相成的,又是矛盾的。因為,當短期增長中的許多因子恰好是促進長期增長中所需要的元素,此時每個短期經濟增長相加組成長期的經濟增長。但是,當短期增長中許多因子是不利于未來增長的元素的,此時短期增長將抑制長期增長。
中國在應對金融危機中,一些地方政府往往為了追求短期經濟總量增長,盲目增加投資,結果造成產能進一步過剩,甚至上了一些高耗能、高污染的項目,這不利于長期增長。在經濟政策轉型過程中,采取什么樣的政策組合,才能使短期增長與長期增長相吻合,這是本次金融危機過后需要注意的重要問題之一。
金融危機之后,中國的宏觀經濟政策如何轉型需要選擇。
是從強刺激政策首先轉向穩健政策,還是直接轉向緊縮政策;是采取強緊縮還是弱緊縮政策;還有,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搭配上,是同時收緊財政和貨幣政策,還是先緊縮一個方面,都需要科學考慮。
當前,盡管中國經濟增長已經進入快車道,但還面臨著許多不確定因素,宏觀經濟政策應首先從刺激轉向穩健,進而到緊縮;即使是采取緊縮政策,密度不要過高、力度也不要過大。在政策轉向過程中,最好先采取單邊政策選擇,然后在經濟全面持續過熱時再采取雙邊緊縮政策選擇。
關鍵詞:新形勢;通貨膨脹;充分就業;貨幣政策;研究
中圖分類號:F822.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2)08-000-01
一、背景
自從2008年爆發美國次貸危機以來,各國政府紛紛采取寬松的貨幣政策、加大信貸投放力度,甚至由政府直接注資實體經濟,以期通過這些宏觀經濟政策拉動經濟,提升總需求,從而確保經濟增長與就業崗位的增加。然而,這些旨在刺激經濟發展的宏觀經濟政策本身亦包含著某些潛在的負面影響,在增加就業崗位、拉動經濟發展的同時,寬松的貨幣政策亦將導致較高的通貨膨脹和加速物價水平上升。
就業與通脹控制,歷來是宏觀經濟中的一道兩難題目,特別是當前經濟危機仍未過去,歐洲債務危機此起彼伏,市場前景仍然充滿了不確定性,宏觀經濟政策的制定稍有不慎,就將引起嚴重的問題。因此必須加以重視,筆者以為,宏觀經濟政策必須要遵從以下幾條原則:從國民經濟的長遠發展和產業結構調整的高度進行把握、深入研究通脹和失業的內在聯系,從而確保將兩項指標控制在可接受區間、健全社會保障體系,拉動社會總需求、最后就基于菲利普斯曲線所揭示的兩者的關系進行相關決策時,要對其結果條件對應關系進行準確把握。
二、當前通脹與就業問題存在的原因
隨著經濟危機的不斷深入,各國政府紛紛出臺新的宏觀經濟政策,力求扭轉或減輕經濟危機給本國經濟帶來的沖擊與負面影響,保就業、保增長。然而,隨著最初的刺激經濟增長政策的效果過去,各國卻不約而同的陷入了政府赤字高筑、經濟增長放緩、物價上漲加速的困局之中,更有甚者,出現通脹與失業率“雙高”的現象,陷于被動局面。那么,為何會出現這些問題?雖然經濟發展有其自身的規律,但究其原因,主要是以下幾個方面:
1.政策制定偏重就業,忽略對通脹的治理
危機發生后,各國面對經濟衰退,生產下滑的局面,不約而同的采取了刺激經濟、保障就業的政策,對于通脹的控制有所忽略,而這種經濟運行的結果就是時至今日,63.4% 的市場經濟體制的國家普遍出現了經濟增長率不超過 2% 的經濟緩慢增長與 6% 的高通脹水平、9% 的高失業率水平相伴的“雙高”局面。這一方面說明由于失業率上升,就業壓力大,各國在制定經濟政策時偏重于解決就業問題,放松對通脹的管理控制,但另一方面,也說明某些國家對于通貨膨脹和充分就業問題全面內涵及其相互作用機制的了解不足,使得相關的宏觀經濟調控政策實施效果與主觀目的之間發生了背離,出現了較高通脹水平下仍然保持了較高失業率的水平這一矛盾和困境。
2.社會保障制度不夠完善、抑制了總需求
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是提升社會總需求的前提條件,在本次經濟危機中不難觀察到,但凡具備較為完備的社會保障體系的國家,社會的需求總量仍然能夠保持在一個較高的水平上,而一些發展中國家和不發達國家,社會公眾對于未來的收入預期不明朗,與之相對應的,則是公眾的支出計劃變化幅度較大。這是因為保障體系健全,公眾未來預期向好,刺激其有效消費需求,進而帶動社會再生產相關環節,反之則結果也相反。
3.偏重短期目標,忽視長期發展
針對突出其來的經濟危機,一些國家在制定宏觀經濟政策時,優先考慮的不是整個國民經濟的長期發展,而是追求一些短期的、見效快的模式,這一現象在某些西方國家的近期經濟政策制定過程中顯現無疑:為了獲取足夠的票數,取得競選與連任的勝利,一些西方政治集團更加傾向于采用見效快、時間短的經濟政策,從而忽略了長期的經濟政策的穩定性與連貫性,造成數年之后,政策的負面影響浮出水面的惡果。
三、協調通脹與就業問題的對策建議
1.從長期和發展戰略的高度去制定宏觀經濟政策
經濟發展有其自身規律,而經濟政策的制定通常是用于引導經濟的發展方向,調整產業的結構組成,因此宏觀經濟政策具有長期性的特點。而當前部分國家為了應對突出其來的經濟危機,急切的采用一些短期博弈行為來保障就業,從而導致在就業問題和通脹問題上遇到了兩難的困境。一個健康健全的經濟體運行特征應該是具有一個合理通脹水平和物價水平以及將失業率控制在一定范圍內,而要做到對這個兩難選擇的準確把握,就必須將通貨膨脹和充分就業的問題從經濟結構調整戰略轉型及其長期發展的規劃上來看待和加以審視,只有這樣才能保證在處理通貨膨脹時不傷及到就業問題,而在解決就業問題時候通貨膨脹水平依然控制在一定的范圍之內。
2.科學決策,將通脹和失業率控制在可控范圍內
多年的經濟研究表明,通脹與一定程度的失業率,是經濟發展所必不可少的劑,也是經濟增長的必然產物,因此在制定宏觀經濟政策時,要充分認識到這兩個數據的真實含意:引發通貨膨脹的原因是多種多樣的,是現代經濟的一個普遍現象,而失業率則是一項指標,用于衡量就業程度。二者的存在是一種正常的現象,徹底的消滅或者長時間的壓制都是不現實的,宏觀政策的制定目標應當是將這兩項數據控制在可控的、社會可承受的范圍之內。
3.加強社會保障體系建設
公眾對于未來經濟的預期也將影響公眾的支出計劃,因此,良好的社會保障體系建設不僅能夠有效的釋放公眾的購買力,促進經濟增長,而且即使經濟增長陷入停滯不前的境進,或者處于通脹與高失業率并存的“兩高”局面,由于社會保障體系的作用,公眾依然敢于消費,從而推高了社會的總需求,進而拉動經濟發展,促進新的就業崗位的誕生。因此,加強社會保障體系建設,雖然從數據層面難以表明其對經濟的支撐作用,但由于它是通過對于社會公眾的心理預期影響而最終實現其作用的,因此,在制定宏觀經濟政策的時候,不能忽視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工作。
參考文獻:
建設資源節約、環境友好型社會是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一項中長期的戰略任務,又是科學發展觀的重要內容和內在要求之一,是切實改善人民生活環境和質量,體現“以人為本、執政為民”的執政綱領和政治理念的重要任務。一方面,現代社會是經濟社會,市場機制是資源配置的基礎性力量,另一方面,環境問題本質上是發展方式、經濟結構和消費模式問題,制約資源節約、影響環境友好的制度環境和個人行為中的絕大部分也是存在和產生于經濟系統中,因而可以說,構建環境友好的國民經濟體系,是建設資源節約、環境友好型社會的最核心任務。而環境經濟政策作為環境政策與經濟政策結合點、全面協調發展與保護關系切入點、規范和樹立市場經濟條件下各主體資源節約、環境友好行為的有力準則和長效機制,其建立和完善又是構建環境友好的國民經濟體系的最主要任務。據此,本文以我國環境經濟政策為研究對象,對其研究、制定和實施的進展以及存在問題進行了梳理,結合新時期、新階段構建環境友好的國民經濟體系賦予的新要求、新任務,對環境經濟政策體系下一階段研究和制定的重要內容提出了建議。
環境經濟政策研究制定的進展和存在問題
環境系統對人類經濟社會系統提供的服務的公共品特性和長期性是自然資源過快損耗和環境污染的基本原因,歷史上的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都未能有效解決這些問題。環境經濟政策的設計使用正是針對上述基本原因,以內化環境成本為原則,力圖通過政府規制和市場調節的有機結合,通過經濟激勵使市場主體的行為向有利于環境改善的方向轉變,并建立保護和可持續利用資源環境的激勵和約束機制。具體來講,環境經濟政策是指根據環境經濟學原理,利用價格、稅收、信貸、投資、微觀刺激和宏觀經濟調節等經濟杠桿,調節或影響有關利益相關者的行為,而實現經濟建設與環境保護協調發展的政策組合。
“十一五”時期,基于構建兩型社會的要求,環境經濟綜合決策機制受到了有關政府部門的高度重視,國家和地方兩個層面均出臺了大量的環境經濟政策,主要集中在環境財政政策、環境稅費政策、環境資源定價政策、綠色金融政策、綠色貿易政策、排污權交易政策、生態補償政策、行業類環境經濟政策等方面。經過政策實踐,環境經濟政策有力地促進了重點行業的節能減排,保障了“十一五”環保規劃目標的實現,利用市場手段促進污染減排、防范環境風險、維護群眾利益的新機制初步形成,政策成效初步顯現。但是,應該看到,環境經濟政策的研究、制定和應用仍然存在諸多問題。具體體現在:
第一,環境經濟政策研究制定過程中若干關鍵性的理論問題仍有待明確。
一是對環境經濟政策體系本身的定位和建設的目標與任務仍未明確。首先,應主要通過環境經濟政策來解決的環境問題不明確。環境問題是多維度、多角度的問題,我國需要解決的重大環境問題非常多,包括常規污染物減排、重金屬、持久有機污染物、化學品污染防治和環境風險防范等方面的問題,哪些應該主要或輔以通過環境經濟政策這種“內在約束、低成本”的政策手段來解決,尚不明確。其次,環境經濟政策在環境政策體系中的定位和作用不明確。環境經濟政策與環境行政、法制和技術政策共同組成環境政策體系,雖然從世界各國環境政策發展的潮流來看,均是向規制工具和經濟手段并存的方向發展,但是,即使在西方發達國家,經濟手段仍舊只是作為直接管制的補充而形成所謂“混合”模式,并不能代替直接管理類手段。因而,環境經濟政策究竟應該在哪些領域發展到何種程度,其目標不明確。應該說,不同的環境問題有不同的產生原因和發生發展機制,不同的環境政策有不同的前置條件、運行機制和適用范圍,因而,環境經濟政策應該有針對性地解決哪些污染主體、在什么樣的情況下產生的何種污染行為和環境問題,與環境行政、法制和技術政策如何分工協同,是一個奠定環境經濟政策定位、指明環境經濟政策建設目標和任務的重大研究課題。
二是對環境經濟政策的政策作用客體缺乏深入分析。企業是一個國家的經濟主體,也是制造污染的主要源頭,是環境經濟政策作用的最主要的政策客體,從西方發達國家的經驗來看(圖1),政府與企業在環境管理上的態度經歷了一個從不信任、管制到信任、支持和消極、抵觸到積極、主動的過程,這種變化直接影響著環境管理政策工具的選擇。而由于我國區域發展水平差異明顯,又因存在不同所有制和不同規模的企業,所以導致企業對政府的環境管制同時存在著“抵觸、跟進、積極和主動”的不同態度,而現有的環境經濟政策的制定,多將企業視為有“抵觸”的敵人,未能有效分化從而更好地實現政策目標,影響了資源配置的有效性。
三是對環境經濟政策的作用機理、協同機制缺乏深入研究。以綠色金融政策為例,其通過綠色信貸、綠色創投、綠色證券和公眾(投資者)監督等
四條途徑對企業的環境守法、淘汰落后產能和產品和工藝創新產生影響,從而影響企業的環保績效(圖2)。而其他環境經濟政策缺乏類似長邏輯鏈的作用機理和關鍵節點的多種環境經濟政策協同作用效果的分析。上述三方面問題,是制約環境經濟政策形成有機整體和系統體系的最根本原因。
第二,環境經濟政策在若干基本制度和關鍵領域上尚未取得制度性突破。
一是現有環境經濟政策種類雖然豐富,但多是基于政策工具的易得性和易用性構建和開發的,制約和影響我國資源環境問題的若干關鍵領域和制度尚未突破。例如,全面反映資源開發、環境破壞和安全生產成本的重要資源全成本定價機制,反映污染治理及損害以及生態恢復成本的排污收費體系等重要基礎的環境經濟政策體系尚未建立,這就產生了扭曲的價格信號,使得企業缺乏治理污染的內在動力,忽視環境保護、偷排漏排的現象普遍。
二是一些由于格式差異造成的、制約環境政策與經濟政策融合的關鍵制度尚未破除。以綠色貿易為例,基于產品口徑的稅則號(商品編碼)系統是整個貿易體系的根基,而雖然確有部分應該全部予以淘汰或限制的“高污染、高環境風險”產品(稅號),但是,從環保角度來講,更多地是應該鼓勵清潔生產工藝生產的產品出口、限制重污染工藝生產的產品出口,如此一來,環保層面的基于工藝口徑的政策需求就與外貿管理上基于產品口徑的政策供給間產生了差異和障礙,影響了相關政策的研究制定。可以說,目前的多項環境經濟政策,只是基于工具的易得易用性向相關經濟管理政策中添加了些許環保元素,遠未達到將環保內化成相關經濟政策研究制定的主要目標之一、實現環境管理體系與經濟管理體系融合的目的。#p#分頁標題#e#
第三,環境經濟政策在研究、制定和應用的實踐中也有若干關鍵技術性問題未得到解決。
一是以環境保護優化經濟發展的環境經濟政策種類少、作用小。綠色貿易、綠色金融、綠色信貸等能夠有效促進先進生產力跨越式發展的環境經濟政策受重視不夠、研究不深、實踐不廣。目前上述政策的應用基本僅停留在通過限制落后來倒逼污染治理和環保升級上,而對能夠通過環保優化發展的鼓勵先導類的貿易、信貸和金融的環境經濟政策研究和應用還非常少。
二是對環境經濟政策的政策效益的評估尚待深入。區別于傳統的直接管制類政策,環境經濟政策的作用對象界限不清晰、作用機理復雜、政策協同運用多,導致其政策效益較難評估。具體體現在:首先,缺乏對部分環境經濟政策環境效益的評估,比如綠色信貸政策,對其效果的評述僅局限于“4萬余條環境違法信息、7000余條項目環評審批驗收信息進入銀行征信管理系統”;其次,缺乏對大部分環境經濟政策經濟效益的評估,各項環境經濟政策減少了多少污染、減少了多少資源消耗等資源環境效益,相對來說較好估算,但是,其具體減輕了多少環境代價、取得了多少的經濟效益、相對備選的直接管制類政策的成本效益究竟如何,這些研究較少;再次,對環境經濟政策效益的定量化評估,整體上進展緩慢。
第四,一些重要的配套措施尚未建立。例如,一些重要環境經濟政策缺乏法律法規支撐。如排污權有償使用和交易、生態補償和環境責任保險等環境經濟政策,尚缺乏明確、具體的法律法規依據。這些政策在試點后的全面推行將面臨著法律障礙。
新形勢對環境經濟政策提出了新要求
第一,新時期的資源環境新問題給環境經濟政策提出了新的要求和任務。
一是我國目前“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靠投資和出口來拉動經濟的增長模式所帶來的資源環境問題仍未得到有效解決。我國形成了“低成本、低技術、低價格、低利潤、低端市場”、“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靠投資和出口來拉動經濟的增長模式,產生了資源透支、產能過剩、排放過量、生態環境惡化等問題。如2009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占全球的8.5%,而消耗的鋼材占46%、煤炭占45%、水泥占48%、油氣占10%,電力、鋼鐵、有色、石化、建材、化工、輕工、紡織等8個行業單位產品能耗平均比世界先進水平高47%。2010年,我國分別排放化學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2551.7、264.4、2267.8和2273.6萬噸,均居世界最前列,大大超過了環境容量和自凈能力。二是伴隨著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和人民消費水平的提高,出現了一系列以資源的大量消費和廢棄為特征的城市生活型環境新問題。如2011年我國機動車保有量達到2.25億輛,排放各種大氣污染物近6000萬噸;城市空氣環境質量退化,東部地區城市細顆粒物污染嚴重,部分地區出現臭氧、揮發性有機化合物、汞等新型大氣污染問題,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等地城市灰霾天氣頻率普遍提高,廣州、深圳、上海、南京、蘇州、天津灰霾天數接近全年的30%~50%。隨著電子產品更新換代速度的加快,電子垃圾的產生速度進一步加快,我國現在每年至少產生電子垃圾230萬噸,僅次于美國位于世界第二,電子垃圾中含有鉛、鎘、砷、汞、聚溴二苯醚和聚溴聯苯等幾百種物質,其中50%對人體有害。表面活性劑壬基酚(NPE)和表面防污劑全氟辛烷磺酸鹽(PFOS)等具有遺傳毒性、雄性生殖毒性和內分泌干擾作用的新興污染物污染范圍越來越廣、污染程度也在加重。
第二,新時期經濟社會發展遇到的新問題給環境經濟政策提出了新的要求和任務。
一是環境經濟政策應著力抹平我國區域、城鄉和群體間的差距,促進和提升社會發展的公平性。一方面,基本的環境是一種公共產品,但目前我國環境基本公共服務供給不充足、城鄉不均衡、區域不協調現象較為嚴重,另一方面,隨著收入水平的增加、環境需求的提升,人們對環境污染的容忍度在降低、對環境污染的敏感性在增強,環境問題直接影響著發展的進程和發展的環境,該階段資源環境問題如果處理不當,很有可能引發諸多社會矛盾。就環保政策來講,需要通過環境財政轉移支付等手段,著力縮小環境基本公共服務水平與人民群眾新期待的差距,推進環境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通過前瞻性的、主動性的戰略調整,可通過資源環境問題的解決協助降低各類矛盾的峰值水平,促使各類矛盾水平提前下降、提前緩和,保障發展的進程、穩定發展的環境。
二是環境經濟政策應著力激發社會創新潛力、推動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高度融合,促進和提高社會發展的效率。我國目前已成為“中上等收入”國家,進入了由中等收入國家向中等發達國家邁進的重要爬坡過坎期,該階段會逐漸失去在勞動密集行業的比較優勢,必須努力提高人力資本、加強創新、不斷推動產業結構升級、改進增長質量、提高生產效率,以實現新的增長。波特假說指出,環境管制可以激勵企業進行生態創新,并進而建立競爭優勢。因而,應著力通過適當、有節奏、有重點的環境經濟政策加強環境規制,促進企業開展生態創新,提高國家競爭力。
環境經濟政策研究制定的下一步重點工作建議
第一,設計和構建環境友好的國民經濟體系的框架。
一是在經濟領域和非經濟領域同時推動環境友好國民經濟體系建設。在經濟領域,推廣和鼓勵綠色生產、綠色消費、綠色采購;在非經濟領域推廣和建設綠色社區、綠色交通和綠色設施;在整個社會范圍內建立和完善綠色制度、綠色激勵機制,樹立綠色文化和綠色理念。二是在生產領域和消費領域同時推動環境友好國民經濟體系建設。在生產領域,建設綠色產業(包含綠色工業、綠色農業、綠色服務業),研發和推廣綠色設計、綠色技術、綠色投融資機制等,并進一步鼓勵節能和新能源開發、鼓勵治理污染減少排放,并鼓勵資源循環再利用;在消費領域鼓勵綠色消費,倡導綠色行為。如圖3。
第二,明確環境經濟政策的定位和建設目標。
研究明確環境經濟政策所應著力解決的哪些污染主體、在什么樣的情況下產生的何種污染行為和環境問題,及其與環境行政、法制和技術政策如何分工協同;明確環境經濟政策體系建設的總體目標和階段性目標。
第三,推動環境制度和政策體系與關鍵基本的經濟制度和政策體系相融合。
推進環境與經濟的融合,其關鍵一點就是環境制度和政策體系與經濟制度和政策體系的融合,而環境經濟政策體系作為融合的連接點,是最為關鍵的。環境經濟政策體系,不是一個脫離現有的環境政策體系和經濟政策體系的純新構建的政策體系,而是現有的環境科學技術體系和環境管理政策體系與已有的經濟制度和經濟政策相融合、相結合發揮合力的一個結合體的政策體系。因而,在純新建立政策體系和融入現有經濟政策體系中時,必須考慮與其銜接。#p#分頁標題#e#
一是實行自然資源資產化管理。明確環境資源及其產品的各種權屬關系,劃清環境權、所有權、使用權和經營權之間的界限,建立環境資源資產管理制度,強化環境資源所有權組織對全國環境資源資產的調查和統計,明晰資源所有權。實行環境資源所有權和使用權分離,對環境資源實行有償使用和有償轉讓制度;建立環境資源產權市場,使資源的有償使用和轉讓規范化、制度化。尋求能滿足環境資源持續供給要求的產權管理制度,建立環境資源實物賬戶和價值賬戶,編制資源資產負債表。
二是加強資源環境經濟核算,把自然資源的核算納入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和經濟效益指標體系。用環境會計來核算環境成本和收益,因為根據平衡原則,既然把環境納入經濟系統,那么生產活動中對環境數量的消耗和環境質量的影響就要以價值形式作為固定資本消耗計入生產成本之中。在可持續發展綜合經濟效益的投入方面,必須包括全社會經濟活動中自然資源的耗減和環境降級的花費,應使這部分貨幣化,并記作成本;在產出方面,除包括經濟的有效成果之外,也應包括有效保持自然屬性的成果,同時使生態效益、資源效益達到最大。
第四,推進環境經濟政策法制化。
及時評估和總結環境公共財政、綠色金融、環境稅費改革、綠色貿易、生態補償、排污權有償使用和交易、環境價格、環保綜合名錄等環境經濟政策的實施效果,有計劃、有重點地將實踐證明成熟的環境經濟政策上升為法律法規,充分發揮環境經濟政策對于環境保護工作的規范和引導作用。
第五,建立綠色產業采購鏈。
參照染料-紡織、皮革和玩具產業鏈建立的供應鏈生態控制理念,由專業公司(如天祥公司)依據歐盟REACH法規以及較為流行的各行業標準,針對各類消費品加工過程中使用的化學品是否含有禁用的有害物質進行檢測和評估,對通過評估的產品可以獲得該公司出具的測試報告、認證證書及認證標志。在有效期內認證證書和認證標志可以用于已通過認證產品的宣傳和推廣當中,從而通過整個供應鏈的上下游的配合逐步建立化學品生態數據庫并進行有效溝通,真正降低整個供應鏈生態風險和生態控制的成本。可在若干行業開展試點,建立覆蓋產業鏈上下游供應鏈的生態供應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