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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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自由主義經濟政策范文

［關鍵詞］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理論

一、新自由主義的產生及發展

新自由主義產生于20世紀20－30年代，是在當時特定的歷史環境下形成的。一方面是自由資本主義向壟斷資本主義轉變對資產階級古典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挑戰;另一方面，社會主義的實踐壓抑和刺激了資產階級古典自由經濟理論。而20世紀30年代爆發的經濟危機，使凱恩斯主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新自由主義受到了冷落的同時變得更加系統化。70年代的石油危機，使資本主義陷入了“滯漲”的局面，新自由主義將其歸結為國家干預過度。此時，在否定凱恩斯主義的聲浪中，新自由主義開始占據美英等國家的主流經濟學地位。到了70－80年代，隨著科技革命的興起，資本主義國家由西方壟斷向國際壟斷發展。至此，新自由主義已成為美英國際壟斷資本主義推行全球一體化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標志性事件即為1990年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召開的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美國財政部及拉美國家部分學術機構代表參加的會議，最終達成的“華盛頓共識”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新自由主義取代凱恩斯主義成為了當代資本主義的主流意識形態。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自由主義研究”課題組認為新自由主義是在繼承資產階級古典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基礎上，以反對和抵制凱恩斯主義為主要特征，適應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向國際壟斷資本主義轉變要求的理論思潮、思想體系和政策主張。

二、新自由主義的基本主張

從新自由主義的主流學派可以看出其基本主張。自由主義經濟學有三個重要的理論觀點和政策主張，即市場化、自由化和私有化。有如下主要特點:1.認為市場萬能，拋棄“公共產品”的理論。要讓市場機制充分地發揮作用，將一切的社會經濟活動進行商品化，利用價格機制配置資源主張，解放私企，開放國際間自由流動。推行生產資料所有制領域的全面“私有化運動”。

2.完全否定國家計劃經濟，反對新老凱恩斯主義的國家干預政策。認為充分的經濟自由是提高經濟效率的前提，反對任何形式的計劃，反對政府國家干預，倡導政府功能最小化。

3.主張私有化，放松管制。認為應該把公有資產給私人，給私人經濟活動以充分的自由。新自由主義認為只有私有制才具有內在穩定性和最大優越性。放松國家對經濟的管制。主張減少一切形式的、可能會危及企業利潤率的政府行為。

4.主張削減政府在教育、醫療等方面的支出。弱化政府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的作用和“福利國家”功能。

在削減政府作用的名義下，放棄對鐵路、橋梁、供水系統的維護。

三、新自由主義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實踐

新自由主義在一定程度上適應了經濟全球化和國際壟斷資本主義發展的要求，但它不可能解決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以及由此造成的經濟危機。從實踐上看，新自由主義的理論和政策在西方發達國家和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強制推行，產生了經濟增長遲緩，貧富分化加劇，社會矛盾激化等消極后果。

(一)美國的新自由主義

以美國為例，在20世紀80年代初，隨著里根政府的上臺，美國將新自由主義作為國家經濟綱領，進行新經濟改革，成為新自由主義經濟模式的重要踐行者。反映在經濟政策上，主要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市場化，認為市場是萬能的，全部經濟運行依靠市場機制自發調節;自由化，反對一切政府干預和宏觀調控，讓市場放任自由發展，認為自由是效率的前提;私有化，主張全面的私有制。

這段時間新自由主義雖然給美國帶來了一定程度的繁榮，但也產生了許多消極后果。比如減少公共開支使得社會購買力降低，導致總需求不足。通貨緊縮的危機—27—貨膨脹的危機，美國經濟學家大衛．M．科茨也從GDP增長率和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率兩方面證明，新自由主義政策阻礙了經濟增長;其導致的泡沫經濟使資本主義經濟面臨了新的危機;加劇了西方社會結構的兩極化。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認為美國當前這次危機是整個近30年來世界經濟危機的一個延續。近30年來，無論是拉美各國的金融危機、東南亞各國的金融危機，還是當前美國的金融危機都不過是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所產生的結果。

(二)拉美的新自由主義

從20世紀80年代后期開始，很多拉美國家在“華盛頓共識”精神的指導下，已經開始進行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推行華盛頓共識的結果是拉美國家發生一連串的經濟和金融危機，20世紀90年代的經濟增長率平均比80年代下降了一半。

新自由主義模式雖然為拉美地區的經濟發展做出了貢獻，但也給拉美地區帶來了不少經濟問題，新自由主義模式通過把拉美地區更大程度地融入全球經濟，使拉美各國更加依賴于全球經濟的發展變化，經濟地位變得很脆弱。此外，拉美各國經濟相對國際金融繁多的變化也顯得更為脆弱。拉美各國推行新自由主義雖然獲得了經濟增長，但收入不平等現象加劇。民眾受到的排斥日益增多，而社會保障也在不斷削減，社會貧困現象大量增加。新自由主義并不能解決拉美國家面臨的經濟問題，雖然緩和了危機，但不能消除危機，甚至積累了矛盾，釀成了更大的危機。總體看來，社會福利機會的不平等性成為新自由主義經濟模式的一大特征。拉美無疑是新自由主義的重災區。

四、新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影響

新自由主義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流入中國并傳播開來，在學術界對新自由主義的爭論和分歧很大，有大力宣揚也有全面否定，也有學者認為應當客觀地學習外來的理論與文化，批判地吸收和借鑒新自由主義。

在全球新自由主義一度嚴重泛濫的大形勢下，世界各國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響，我國也不例外。新自由主義在政治經濟以及思想文化上都對我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本文僅從經濟角度加以論述。

新自由主義對我國經濟的影響不可忽視。新自由主義強調市場機制減少政府干預，對我國加速對社會主義市場機制的建設起到了巨大的促進作用，同時轉變了政府職能并且提高了政府的效率，但總的來說，新自由主義在我國的傳播給我國帶來了嚴重的經濟后果。

首先，其私有化的主張使得國有資產大量流失，短時間內近90%的中小國有企業實現了事實上的私有化，公有制經濟比重大幅下降。

其次，“看不見的手”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最基礎的理論依據，新自由主義主張市場自由化，反對任何形式的國家干預，反對新老凱恩斯主義的國家干預政策，造成了我國嚴重的地區、城鄉收入差距。市場可以推動消費和創造財富，但不能公平地分配財富。

再次，新自由主義排斥政府干預和計劃，主張自由化否定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甚至有外國學者認為我國的宏觀調控干預過多，認為應該僅實行財政和金融手段，放棄政府對經濟直接干預。這對于我國現在的發展狀況是不利的。雖然在中國經濟的發展進程中，市場的作用越來越大，但政府始終發揮著重要作用。

最后，在依賴外資的程度上有所加深。我國為了適應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浪潮，實施了一系列政策鼓勵外商投資，外商直接投資已經成為我國經濟中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不利于民族企業與外資企業的競爭。

五、其他國家實踐對我國的啟示

從2006年春開始，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危機逐漸席卷全球，占主流地位的新自由主義的思想毫無疑問應當承擔一定的責任。新自由主義作為一種經濟學思潮和理論已經逐漸在我國傳播開來，我國應從其他國家的實踐來吸收經驗教訓，防止新自由主義的悲劇在我國上演。

第一，要正確認識新自由主義的本質，警惕新自由主義思潮的泛濫。新自由主義是西方發達國家用以推動全球自由化進程的工具，它是為西方發達國家服務的。它強調市場化和自由化，主張私有化，既不適應我國的社會經濟體制，也不適合我國當前的國情。

第二，警惕新自由主義帶來的貧富分配不均勻。從實踐新自由主義的國家及新自由主義在我國的發展情況來看，它加劇了兩極分化的現象。我國要堅持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并存的制度，要堅持以按勞分配為主、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這樣才能達到縮小貧富差距，消除兩極分化的經濟目標。

第三，應發揮市場機制作為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建立宏觀調控體系。但要注意的是市場機制不是萬能的，而且市場還存在著自發性、盲目性等弊端，因此應當謀求促進經濟與社會協調發展的新戰略。同時要堅持獨立自主的發展方針，防止對外資的過度依賴。

第四，應當根據國情，逐漸適應經濟全球化，金融全球化，信息數字化的潮流。在實行對外開放政策的同時，實行獨立自主的發展經濟政策。

［參考文獻］

［1］何秉孟．新自由主義評析［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

［2］黎映桃．論新自由主義對當代中國的影響［J］.財經理論與實踐，2005(11).

第2篇：自由主義經濟政策范文

[關鍵詞] 金融危機 金融監管制度 超前消費 自由經濟制度

近年來美國次級房地產抵押貸款市場危機爆發，房地產業嚴重衰退，造成一連串重大金融事件，比如：美國政府托管“兩房”（房地美和房利美）、美林被收購、雷曼兄弟公司申請破產保護等，由此引發全球股市大跌，中國股市上證指數也跌穿2000點。全球金融領域面臨嚴峻挑戰，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認為，當前這次金融危機的嚴重性，已經超過上個世紀30年代美國的金融危機。金融危機是指一個國家或幾個國家與地區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標(如：短期利率、貨幣資產、證券、房地產、土地(價格)、商業破產數和金融機構倒閉數)的急劇、短暫和超周期的惡化，包括貨幣危機、債務危機、銀行危機等類型。處于全球領先地位的美國金融系統，無論是發達程度、透明度、監管力度，還是融資規模、金融產品多樣化等都堪稱世界之最，為什么目前出現了這種日益嚴重的金融危機呢？我們對美國金融危機的爆發原因做了深入分析。

一、金融監管制度缺陷

美國金融危機表面上看是由住房按揭貸款衍生品中的問題引起的，深層次原因則是美國金融業嚴重缺乏監管，內部管理機制失誤造成的。美國從上世紀80年代末以來，推出了許多金融衍生產品，這對繁榮金融市場和市場經濟發揮過重要作用。但是，衍生產品太多，加大了投機風險，而與此有關的風險預警機制及防范措施卻未能跟上，從而為金融危機的爆發埋下了禍根。美國本輪金融風暴是次貸危機進一步延伸的結果，而次貸危機則與美國金融機構在金融創新中過度利用金融衍生品有關。

在各種可能導致金融危機的因素中，美聯儲政策的失誤可能是較為嚴重的一個危機因素。在格林斯潘主持美聯儲期間，特別是在2000年到2005年之間所采取的低利率貨幣政策在美國經濟和金融體系中埋下了危機的種子。長期的低利率給美國經濟帶來了三大負面影響：一是扭曲了信貸市場和房貸市場，二是減少了居民儲蓄，三是加劇了美元的貶值。低利率促使美國民眾將儲蓄拿去投資資產、銀行過多發放貸款，這直接促成了美國房地產泡沫的持續膨脹；而且美聯儲的貨幣政策還“誘使”市場形成一種預期：只要市場低迷，政府一定會救市，整個華爾街彌漫著投機氣息。然而，當貨幣政策連續收緊時，房地產泡沫開始破滅，低信用階層的違約率開始上升，由此引發的違約狂潮開始席卷一切賺錢心切、雄心勃勃的金融機構。龐大的赤字需要有大量外國資本的彌補，結果是美國的資本賬戶逆差大幅度增長，加劇了經濟失衡的風險。一旦出現經濟波動，引起外資撤離，美國就難免陷入一場金融危機。

二、超前消費陷阱

美國經濟發展的支柱主要依附于消費，使得經濟基本面發生了問題。為推動經濟增長，政府鼓勵寅吃卯糧、瘋狂消費，引誘普通百姓通過借貸消費。自上世紀90年代末以來，隨著利率不斷走低，資產證券化和金融衍生產品創新速度不斷加快，加上彌漫全社會的奢侈消費文化和對未來繁榮的盲目樂觀，為普通民眾的借貸超前消費提供了可能。很多人都在透支消費，而這主要是依靠借貸來實現。特別是通過房地產市場只漲不跌的神話，誘使大量不具備還款能力的消費者紛紛通過按揭手段，借錢涌入住房市場。但從2006年底開始，雖然美國房地產價格的漲勢只是稍稍趨緩和下降，經過金融衍生產品等創新金融工具的劇烈放大作用，美國金融市場的風險和危機就難以遏制地爆發出來。

消費、投資和出口是拉動一國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這三者是相輔相成的。如果消費太多，則會使得儲蓄減少，從而影響一國的資本積累，導致投資不足，影響經濟的下一輪發展。而美國正是消費的過于旺盛，擠占了投資，坐吃山空，經濟遲早會出現問題的。

三、對自由經濟的過度迷信

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是把“雙刃劍”，對于美國金融危機的發生，一般認為這場危機主要是金融監管制度的缺失造成的，但是這場危機的根本原因不在華爾街，而在于美國近30年來加速推行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所謂新自由主義，是一套以復興傳統自由主義理想，以減少政府對經濟社會的干預為主要經濟政策目標的思潮。其始于上世紀80年代初期，背景是上世紀70年代的經濟滯脹危機，內容主要包括：減少政府對金融、勞動力等市場的干預，推行促進消費、以高消費帶動高增長的經濟政策等。客觀而言，新自由主義改革的確取得了一定成效，例如，通貨膨脹率下降、經濟增長率回升、失業形勢得到一定緩解等。

但任何理論都有它存在的現實基礎，而現實是在不斷發展變化的，無休止地把這種自由主義政策推向極端，必然會給社會帶來難以估量的威脅和破壞。大量金融證券機構置國家經濟安全于不顧，利用寬松的環境肆意進行投機，并因此獲取巨額利潤，導致投機過度，尤其是嚴重脫離實體經濟的虛擬經濟，比如：互聯網和房地產等，嚴重損害市場穩定的基礎，產生嚴重的泡沫風險。近幾屆美國政府沒有意識到美國已經變化了的經濟狀況，過于迷信自由經濟理論，終于導致這次金融危機的發生。

通過上述分析可知，美國金融危機表面上看是由住房按揭貸款衍生品中的問題引起的，深層次原因則是美國金融秩序與金融發展失衡、經濟基本面出現問題。美國當前遭遇的危機，是一場與美國自身的經濟、政治、社會體制密切相關的危機。盡管美國金融危機及其所帶來的全球金融動蕩對我國金融體系的影響有限，但我國存在著許多類似美國華爾街金融危機的“病因”，因此，反思美國金融危機的成因對維護我國金融體系的穩定和安全具有重要借鑒意義。

參考文獻:

[1]楊公齊:經濟全球化視角下的金融危機成因解析[J].現代財經,2008,28(8):25～28

第3篇：自由主義經濟政策范文

美國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逐漸形成了金融化資本積累模式。對于其形成機制，現有的經濟停滯－金融膨脹因果推論解釋被指責為過于簡單化，而基于“行為”的分析思路需要具體闡釋行為轉變背后的動因。本文結合非金融企業利潤率動態、宏觀經濟政策轉向和國際貨幣體系等因素，分析了其實現機制。作為多因素危機論的利潤率下降理論不僅能為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經濟危機提供解釋，也設定了新自由主義宏觀經濟政策轉向和企業行為轉變的經濟背景。對美國非金融企業利潤率的測算表明，利潤率下降危機發生后美國實體經濟利潤率長期未得到有效恢復;在此背景下，新自由主義興起，推動了金融監管的放松，并通過股東價值運動改變了企業行為，為金融化提供了制度條件和微觀基礎。然而，美國金融化資本積累模式的形成，關鍵在于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地位，即由于“美元霸權”的存在，它使美國能夠維持一種由金融膨脹所支撐的經濟，這是其他國家所無法實現的。

關鍵詞:

金融化;利潤率下降;新自由主義;美元霸權

一、引言

過去三十多年，美國經濟出現的一個顯著變化是金融部門興起，取得了相對于產業部門的優勢。一方面，金融資產的數量和金融交易量急劇增加，金融創新不斷，涌現了眾多令人眼花繚亂的金融衍生產品。另一方面，金融滲透到了產業部門，產業部門日益卷入了金融擴張過程。西方非主流經濟學者用“金融化”描述上述過程。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主要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經濟都出現了金融化傾向，但只有美國形成了金融化資本積累模式。要深刻理解這一轉變過程，需要結合資本積累過程中的基本矛盾、宏觀經濟政策轉向和美國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特殊地位等因素進行分析。雖然主要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經濟都出現了金融化傾向，只有美國在美元霸權的支撐下形成了金融化的資本積累模式。目前學界對金融化并沒有一個統一的定義，不同學者從自己的研究角度做了不同的闡釋，包括資本積累模式角度、壟斷資本角度、階級關系角度、金融地位角度、新自由主義重構角度、資本主義長波角度、公司治理角度和資本主義當事人行為轉變角度等。克里普納(2008)在《美國經濟的金融化》一文中將金融化定義為一種資本積累模式，“在這種模式中，利潤主要是通過金融渠道而非貿易和商品生產生成”。

［1］以斯威齊、巴蘭(1977)［2］和福斯特為代表的“每月評論”派基于壟斷資本理論闡述了金融化興起的內在邏輯。他們認為在壟斷資本主義下由于生產力進步與壟斷的存在，資本家積累了大量經濟剩余，巨大的剩余無法得到吸收，經濟最終會陷入停滯，而金融資本的擴張是對過剩資本的吸收渠道之一，金融化是對生產停滯的反應;福斯特(2007)［3］沿襲了斯威齊的分析傳統，用“壟斷金融資本”形容金融化階段的壟斷資本。杜梅尼爾和列維(2011)［4］采用了階級分析方法，認為金融階級的上層一直在謀求建立自己的統治，并且它們善于利用資本主義的結構危機增強自身力量，以謀取更多利益;金融化是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結構危機背景下金融階層權利的恢復與擴張，是金融霸權的復興;它削弱了工人階級的力量，不僅獲得對工人階級的壓倒性力量，而且取得了資產階級內部的統治地位。愛潑斯坦(2005)［5］從金融在現代經濟中地位的角度定義了金融化，認為金融化就是指金融動機、金融市場、金融參與人與金融機構地位的日益上升。結構凱恩斯主義者帕利(2007)［6］認為金融化是新自由主義下金融部門為實現自身利益而推動的一系列重構帶來的，包括經濟結構、經濟政策和公司行為的重構。具體說來，金融部門為實現自身利益，改變了金融市場的結構與運行，取得了相對于實體部門的力量優勢;理論反映了金融部門的利益，推動了公司行為的變化，經理利益與股東利益日益結合在了一起;在經濟政策方面，金融部門為實現自身利益促成了一個政策框架———新自由主義盒子，它由四面組成:全球化、小政府、靈活的勞動市場和拋棄充分就業目標。阿瑞基(2011)［7］將金融化放在了一個資本主義跨越百年的長周期中考察，認為資本主義存在所謂的“體系積累周期”，每一個體系積累周期跨越百年，由一個核心大國主導;歷史上先后有熱那亞、荷蘭、英國主導的體系積累周期;在周期的末尾，物質擴張停止，霸權國家積累的財富投入金融領域，成為靠食利維持的國家并最終衰落;此次金融化不過是美國主導的體系積累周期的衰落。拉佐尼克和奧沙利文(2000)［8］從公司治理的角度出發，將金融化看作是公司治理的轉變，即公司治理中股東價值上升，公司開始面向金融市場經營。拉帕維查斯(2013)［9］認為成熟資本主義已經金融化了，應該從資本主義經濟當事人的行為轉變中探尋金融化的根源。過去三十多年，非金融企業日益擺脫了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獨自在金融市場上進行交易;銀行集中于在公開金融市場上進行交易以賺取費用，并為家庭提供金融服務以賺取利潤;個人和家庭則日益依賴金融市場獲取關鍵商品和服務，包括住房、教育和醫療等。

然而，由于理論基礎和價值取向的不同，各學派對金融化的闡釋存在很大差異。以斯威齊為代表的美國新者，將金融化看作實體經濟停滯的后果，這一點無疑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他們認為壟斷資本主義下馬克思的利潤率下降規律已經轉變為剩余過剩規律，并用這一規律解釋資本主義的經濟停滯趨勢，從而沒有看到利潤率下降規律仍在發揮作用，利潤率下降危機為金融化興起的背景。結構凱恩斯主義者帕利認為金融不穩定和經濟停滯的主要原因并非在于資本主義制度本身，而是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對凱恩斯主義的違背。因而通過拋棄新自由主義、實行分配制度的重大改革、促進投資社會化和讓食利者安樂死等凱恩斯主義政策，就可以挽救資本主義。帕利的缺陷是沒有看到金融化的興起根植于資本主義制度和資本積累過程中的矛盾，也沒有看到他所主張的政策在資本主義制度框架內的不可能性。明斯基的金融不穩定性假說很好地描述了金融危機周期性形成的過程，但是“他卻沒有考察金融的長期增長問題，實際的經驗研究在他的著作中很少，因此，他未能發展可稱為經濟‘金融化’的理論，即經濟重心從生產向金融的轉移。他也沒有考察經濟停滯問題，即居于體系中心地區的資本主義經濟的緩慢增長”(福斯特和邁克切斯尼，2010［10］)。正如拉帕維查斯(2011)［11］指出的，金融積累與實際積累并非簡單的此消彼長的邏輯關系，金融與生產的關系比人們通常所認為的要復雜的多，二者之間存在中介過程。目前許多非主流學者的金融化文獻存在的主要問題就是沒有解釋清楚這個中介過程，簡單地將生產停滯與金融膨脹歸結為直接因果關系。此外，拉帕維查斯認為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中并沒有一個明顯的食利者階層，將金融體系與資本家階級中的食利者部分混為一談是錯誤的。金融機構首先是將社會閑散資金調動起來的中介者，而非一個食利者社會階層———雖然其在當代的掠奪性日益增強。拉帕維查斯的解決方法是從金融機構、非金融企業和家庭行為的變化出發，建立了金融化轉變的“行為”機制。然而，行為的變化只是結果，是由背后的目的和動機驅動的。金融機構、非金融企業和家庭行為的轉變是一系列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僅從行為轉變出發分析金融化的形成機制仍有停留在現象層面的嫌疑。

拉帕維查斯集中于“行為”的方法克服了經濟停滯－金融膨脹因果推論的缺點，但是我們需要解釋驅動資本主義當事人行為轉變的具體因素。資本主義的金融機構和非金融企業是以盈利為目標的資本主義企業，從根本上說，它們的動機和行為反映了資本的內在要求———尋求增殖。因此，對資本主義當事人行為轉變的分析不能脫離對實際資本積累中存在的問題的分析。筆者認為，在這方面馬克思的利潤率下降趨勢規律仍在發揮著作用。二十世紀七十年生利潤率下降危機后，美國實體經濟的利潤率并未得到有效恢復，金融化就是在此宏觀經濟背景下興起的。新自由主義與金融資本的利益不謀而合，推動了金融監管的放松，并通過股東價值運動改變了企業行為，為金融化轉變提供了制度條件和微觀基礎。此外，現有文獻主要集中于實際資本積累遇到的障礙這個“推力”，以及食利者復興、新自由主義重構的“拉力”，卻往往忽視了另外一個重要因素———美元霸權的關鍵作用。本文試圖結合實際資本積累遇到的問題、制度條件、公司治理和國際貨幣體系等因素，對金融化資本積累模式的形成機制進行闡釋。對金融化的分析，不能脫離資本積累過程中的基本矛盾，不能單純分析金融膨脹過程，而是應該在利潤率下降規律基礎上將這些因素綜合起來。有些學者認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都經歷了金融化轉型，而另一些學者只專注于美國經濟的金融化。如果金融化只是描述一種變化趨勢，那么無疑除美國之外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也都顯示出了一定程度的金融化傾向。如果金融化特指資本積累方式的徹底轉變，那么只有美國發生了這種徹底的轉型。因為正如本文所論證的，美元的地位使美國能夠維持一種金融化的積累模式，這是其他發達國家所不具備的。本文提到的金融化為后者，即美國金融化積累模式的轉型。

二、美國非金融企業利潤率:1945－2013

(一)利潤率下降危機二戰后，美國形成的福特主義生產組織開始在世界范圍內擴展，成為占主導地位的生產組織。它以大批量、標準化的生產和大批量、標準化的消費為特征，國家對經濟整體進行管理和控制，在微觀上倡導經濟自由的同時，實施了凱恩斯主義宏觀管理政策，對金融實行監管，使之服務于生產資本。這一體制促進了戰后經濟的恢復與發展，資本主義經歷了二十多年經濟發展的“黃金時代”。隨著資本積累和經濟增長的加速，資本主義國家的生產能力得到了極大提高，大量的制造業產品開始充斥世界市場。另一方面，歐洲、日本和美國在國際市場上展開了激烈的競爭，而第三世界國家較低的國民收入和沉重的外債制約了其購買力。生產能力擴大與市場需求相對不足的矛盾造成了生產過剩和資本過剩，最終引發了一場利潤率下降危機(謝富勝，2007［12］)。學者對于經濟危機的成因一直有很大爭議，因為并不存在一個一致的危機理論。危機每次發生之后，消費不足危機論者、比例失調危機論者、利潤擠壓危機論者和利潤率下降危機論者都會從自己的角度作出不同的解釋。然而，對于二十世紀七十年生的經濟危機，者普遍認為危機之前利潤率下降有經驗證據。謝克(2014)［13］認為資本主義積累有其內在的節奏，由相互關聯的總和因素與特殊的歷史事件共同調制，特定歷史階段的積累模式從根本上都是由利潤驅動的，利潤是商業行為的核心調控者。因此，一個完整的危機理論需要綜合考察一般因素與特殊因素。作為多因素危機理論的利潤率下降理論能將勞資斗爭、價值實現和資本有機構成等因素綜合起來(謝富勝等，2010［14］)。利潤率動態不僅能為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經濟危機提供解釋，也設定了八十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宏觀經濟政策轉向和企業行為轉變的經濟背景。盡管學者普遍認為利潤率在資本主義再生產過程中居于中心地位，對于利潤率的測算方法依然存在爭議，特別是在所涉及的企業范圍和如何計算資本存量與利潤流量方面存在很大分歧。杜梅尼爾和列維認為應該扣除利潤稅，并用重置成本測算資本存量;于松則將公司部門利潤與業主收入都納入進來，從而使用了最廣泛意義上的利潤概念———包括稅收、利息、股息和金融部門的利潤;與二者不同，克里曼主張用歷史成本測算固定資產價值，從而需要校正通貨膨脹因素(周思成，2011［15］)。文章采用杜梅尼爾和列維(2004)［16］的方法計算了1945－2013年美國非金融公司稅前利潤率。利潤率公式的分母為非金融企業的非金融資產(按現行成本計算，包括建筑物、設備和存貨等)，分子為凈利息支出與企業稅前利潤(包含存貨價值調整和資本耗費調整)之和。如圖1所示，1965年之前美國非金融公司的稅前利潤率雖有波動，但一直保持在較高的水平。這一利潤率從1965年開始下降，整個七十年代在較低的水平上波動，始終沒有恢復到1965年前的水平。1973年石油危機爆發后利潤率降到了谷底。資本主義世界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陷入了危機之中，表現為經濟停滯、利潤率下降、通貨膨脹加劇和企業大量破產，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

(二)恢復盈利的努力對于生產過剩和利潤率下降危機，20世紀60年代還能起效的凱恩斯主義宏觀管理政策失去了效果。資本主義國家試圖通過兩種方式來克服。第一種方式是將一部分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到勞動力成本低的第三世界國家。這使亞洲和拉丁美洲興起了一批實行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的國家，使過剩資本找到了一條新的出路。但這并無助于全球生產能力過剩問題的解決，反而最終會加劇這一問題，因為生產能力在這些國家中進一步擴大了。第二種方式是將資本轉移到金融部門。這是資本盈利的要求對實體經濟利潤率低的自然反應，“當制造業和實體經濟的利潤率低下，資本會自然涌向金融部門，通過對虛擬資產的全球性經營來獲取高額利潤”(高峰，2010［17］)。無論是在國家之間轉移，還是在部門之間自由流動，資本都需要一個相對自由和寬松的環境。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下，資本的國際流動受到了嚴格的限制，顯然不利于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產業轉移。同時，凱恩斯主義宏觀管理政策實施的年代，政府在經濟生活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對金融實行了必要的管制，不利于資本的自由逐利活動。要通過上述兩種方式解決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生產過剩和利潤率下降問題，需要拋棄過去的監管框架，為資本的自由逐利活動掃清障礙。新自由主義的興起滿足了這一要求。

三、新自由主義興起———金融化的制度條件與微觀基礎

(一)新自由主義興起與金融監管的放松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背景下，作為已破產的凱恩斯主義的替代品，新自由主義漸漸興起，在理論和政策上都取得了支配性的地位。它主張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場化，即對企業實行私有化，削弱工會，削減社會保障，減少政府的作用，開放商品和資本市場，讓自由市場原則調節經濟運行。在國際層面，它主張掃除一切對資本國際流動施加的障礙，促進資本的全球自由流動。新自由主義與金融資本的利益不謀而合，它主張實行金融自由化，減少政府對金融的管制，為金融資本的擴張提供了理論和政策支持。科茨(2011)用積累的社會結構理論分析了金融化興起與新自由主義的關系。積累的社會結構理論認為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福特主義積累體制發生危機后，新自由主義成為最新的資本主義制度模式;它是一種社會積累結構，促進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利潤率的恢復與增長，為資本積累提供了一個新的制度框架。對于究竟是新自由主義帶來了金融化還是金融化導致了新自由主義的興起，科茨認為，“近幾十年來推動金融化進程的直接原因在于新自由主義的重構，而并非金融化導致了新自由主義的產生”［18］。新自由主義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期取得了統治地位，關于國家干預是壞的而自由市場調節是好的信條已經深入人心。在英國和美國，撒切爾夫人和里根總統開啟了自由化改革。為了能夠自由地追逐利潤，金融部門積極推動了對自己監管的放松。美國1980年通過了《存款機構放松管制和貨幣控制法》，1982年通過了《吸收存款機構法》，1987年通過了《公平競爭銀行法》。這些法律逐漸放松了對金融機構的管制，包括放松對存貸款利率的限制，打破對金融業務范圍的限制，鼓勵金融機構競爭和并購等。特別是1999年廢除了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代之以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打破了銀行分業經營格局，為銀行開展投資銀行業務和涉足房地產行業鋪平了道路。據福斯特估計，美國總金融利潤直到1989年才開始超過1970年左右達到的20%的水平，即大約對金融業放松監管八年之后，金融業利潤才出現快速增長(福斯特，2010［19］)。如圖2所示，金融去監管化與金融部門的實際工資基本保持了同步變化，戰后金融監管的加強抑制了金融部門的實際工資增長，然而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的金融去監管化使金融部門的實際相對工資急劇攀升。不言而喻，新自由主義的重構為金融化開辟了道路。金融化只有在一定的條件下才能發生，如監管的放松、一個完善的金融市場等，新自由主義為金融化提供了制度條件。

(二)股東價值運動除了對金融監管的放松外，新自由主義還以另一種方式推動了金融化，即通過股東價值運動改變了公司高管行為。新古典金融學家提出了“人理論”，它主張通過股票市場實現對經理人員的監督，使企業面向金融市場經營。這是與金融階層的利益相符的。股東價值運動改變了人們對公司的看法，公司日益被視為是一種資產組合，可以出售效率不高的部分以推動股價上漲。在這一理論的指導下，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出現了惡意兼并狂潮，侵蝕了企業組織的團結性，加劇了金融市場的波動。股東價值運動最深刻的變化在于改變了企業的行為，企業由過去的保留利潤與再投資，轉為為股東分配利潤，為了維持股價上漲而大量回購股票。克羅蒂認為股東價值運動使非金融企業管理者和金融投資家之間形成了一種新型聯合。這種聯合是通過將股價上升的壓力內化為非金融企業高層管理人員自己的努力目標而實現的。對于這種壓力，非金融企業的管理者并沒有理由抵制，因為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后期的時候，美國主要的非金融企業高管的收入主要是由股價決定的。從1979年到八十年代后期，股票期權收入占前100名首席執行官收入的平均份額從22%上升到了50%。一方面，金融投資家們要求非金融企業能夠推動股價不斷上漲，以滿足他們客戶的要求。另一方面，非金融企業的高管們也迫切需要企業股票價格上漲，否則他們手里的股票期權就會貶值，為此他們將利潤的很大比例用于了股票回購(克羅蒂，2009［20］)。海因和特瑞克(2010)［21］在卡萊茨基增長與分配模型中引入股東價值增強影響經濟的三種渠道———偏好渠道、融資渠道和分配渠道，闡釋了企業層面上股東價值增強與勞動者壓力增加、犧牲工資的再分配之間的聯系，及其對產能利用率、利潤和資本積累造成的宏觀經濟影響。具體說來，偏好渠道是指基于短期盈利和金融市場結果的激勵機制弱化了管理者對增長的偏好，從而影響了對資本存量的長期投資;融資渠道是指股東迫使企業分配很大份額的利潤，企業被迫減少了新股發行(會降低股價)并進行股票回購，從而減少了內部融資來源和實際投資;在中期和長期，股東價值傾向通過分配渠道使收入再分配犧牲了勞動份額。概括起來，在宏觀經濟層面上，股東力量增強會通過偏好渠道對產能利用率、資本積累和利潤率產生負面影響;融資渠道則同時產生了正面影響和負面影響———利息、股息支付既抑制了企業投資，也提高了食利者的收入和消費;同樣，取決于利潤份額對企業投資影響的大小，分配渠道既有正面影響也有負面影響。

四、美元霸權———美國經濟金融化的可能性

在實體經濟盈利受阻的背景下，新自由主義推動了對金融業監管的放松，股東價值運動重塑了微觀層面的企業行為，二者共同促進了金融部門的擴張。然而，除了實際資本積累遇到障礙這個“推力”，以及食利者復興、新自由主義重構的“拉力”之外，美國金融化資本積累模式的形成還需要一個其他國家并不具備的關鍵條件———美元準國際儲備貨幣的地位。

(一)“石油美元”的確立1971年美國取消了美元與黃金的掛鉤，美元有失去國際儲備貨幣的危險。但是美元與石油這種戰略性資源的重新掛鉤挽救了美元的地位，形成了一個所謂的“石油美元體系”。美國和沙特阿拉伯在1972年到1974年間達成了一系列的協議，并成立了美國—沙特阿拉伯聯合經濟委員會。按照雙方達成的協議，將來歐佩克的石油銷售只用美元來計價。石油美元的確立增加了對美元的需求，因為石油的計價和購買都用美元進行，其他國家為購買石油而儲備貨幣。事實上，石油美元取代了之前的黃金美元本位制。這一制度重新恢復了美元的霸權地位，為美國帶來了雙重的好處，“一方面，美國可以制定國際石油貿易的條件;另一方面，美元的價值上升，而且不受國內貨幣政策和經濟政策的束縛。石油美元體系制造了對美元的需求，需求決定了美元的價值，因此美國不必放棄其他商品和服務，只需印制美元購買石油就可以了”(格卡伊和惠特曼，2011［22］)。

(二)美元的特殊地位與美國金融化積累模式的形成美元成為了事實上的國際儲備貨幣，美國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特殊地位支撐其形成了金融化資本積累模式，這是其他國家所無法實現的。具體可以從三個方面說明:第一，美元作為準國際儲備貨幣，為美國吸引了大量資本流入，使美國可以用資本項目盈余彌補經常項目的赤字。同時，大量資本流入到金融部門，推動了一輪輪的資產投機泡沫高漲。當代世界經濟運行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全球的國際收支失衡。日本、中國和亞洲的一些新興市場國家對美國出現了長期的經常項目盈余，積累了大量的美元外匯儲備。作為美元霸權的結果，美國能夠用其資本項目盈余為經常項目赤字融資。持有美元外匯儲備的國家購買了大量美國金融資產，為金融市場注入了充足的流動性，助長了美國國內的金融膨脹。第二，美元作為準國際儲備貨幣，支撐了美國的負債消費模式。根據美國2008年的財政報告，美國政府的債務累計總量已經達到了65．5萬億美元，是美國國內生產總值的四倍，并超過了當年全世界的生產總值，而美國政府的凈價值是－59．3萬億美元。試想一下，換做是任何一個其他國家如此負債的話可能早已破產了。美國卻可以利用美元的準國際儲備貨幣地位通過債務讓全世界為他融資，支持國內的經濟發展和向全世界的擴張。第三，美元作為準國際儲備貨幣，成為美國將國內經濟問題轉移給其他國家的工具。每當美國國內出現經濟問題，發生增長減速或股市下跌時，美聯儲就開動印鈔機，實行量化寬松的政策，大肆注入流動性，向全球輸出通貨膨脹。例如1987年10月美國股市出現了問題，道瓊斯指數一日之內下跌了22．6%，美聯儲向銀行系統注入了170億美元。這一做法成為了美國應對國內金融危機的標準做法。

五、總結

第4篇：自由主義經濟政策范文

關鍵詞：經濟自由；市場調節；國家干預；市民社會；經濟法制化

中圖分類號：F0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3）19-0087-02

在皮埃爾?羅桑麗隆所著的《烏托邦資本主義》中，他主要闡述了對于市場觀念、市場經濟和市場社會的看法，作者指出了市場經濟的特性和作用主要體現在使決策權分散化，并可以進行自動調節。而市場調節并不僅僅是簡單的經濟調節，還需要具有廣泛的社會調節作用的方式來完善市場經濟。通過建立社會的問題論述，引出從“神建”到“人建”的轉變，最終達到“小政府，大社會”，有著適當政府干預的社會。因此，我們要想建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要遵循歷史的線索，通過學習與理解經濟自由與國家干預的理論與實踐的背景來進行研究。這樣，通過深入了解理論背景變化的同時，開拓市場經濟下的新模式，從而促進我國市場經濟有序快速的發展。

一、經濟自由的解讀

自由，有史以來都是一個令人向往和追求的崇高信念和理想。從某種意義上說，人類歷史是為自由而斗爭的歷史。經濟自由直接關系到社會經濟關系中人們經濟利益的分配與實現，而且經濟自由的實現還決定社會成員的社會政治自由權利的現實狀況。

經濟自由是經濟自由主義的產物，并且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而變化。在15世紀到17世紀，代表了資本原始積累的重商主義是商業資本利益和要求的經濟學說和政策體系。他們政策倡導帶有極端的國家干預主義色彩，認為國家這只“看得見的手”是資本主義存在和發展所不可缺少的手段，并且應該落實有利于商人的政策。這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封建自然經濟的解體和資本主義經濟的建立。但隨著英、法等國已經相繼完成工業革命，這一國家干預的政策已經無法滿足資本主義發展的需要了，取而代之的是古典經濟自由主義。

在18世紀，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已經從幼年進入青年時代。亞當?斯密就提出了一種完美的“自由放任”的經濟自由發展模式：每個人都是“經濟人”，以謀取個人利益和利潤最大化為目的，因此社會要為個人自由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國家應該放任經濟自由發展，而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要讓社會公共資源得到自發的優化配置。這個想法在新興資產階級中代表了一種信念：沒有封建君主專制的國家干預，他們也可以更好地管理自己的事物。這時，封建君主專制國家逐漸成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的障礙。但斯密的思想，對后世100多年自由主義思潮的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19世紀末20世紀初，自由資本主義過渡到了壟斷資本主義階段。這種背景下，凱恩斯的國家干預理論就取代了經濟自由理論。但到了20世紀60年代以后，出現了提倡自由放任為主，政府干預為輔政策的新經濟自由主義，這使得凱恩斯的“看得見的手”的政府干預理論得到了新的挑戰。但新經濟自由主義提倡的自由，在某種程度上很好地對古典和新古典學派的完全自由放任和完全排斥政府干預的經濟主張進行了修正。

通過研究經濟自由主義發展的歷史軌跡，我們得出經濟自由是符合人性的，并且應是任何法律制度要加以保護的自由。

二、經濟自由與國家干預

資本主義發展到現在，市場調節和國家干預一直是資本主義國家調節經濟所使用的兩種手段，只是每個時期的側重有所不同。重商主義強調國家干預，亞當?斯密偏重市場，到凱恩斯主義時期的偏重國家干預，又到新自由主義時期的回歸市場。這種側重的不斷變化，總是在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付出了相當大的代價后進行的，也正是在這種側重面不斷變化的過程中使資本主義得到發展。

當經濟自由主義無力面對經濟危機、大蕭條時，國家干預主義就應運而生，各有自己的成就和輝煌。但面對“滯脹”，國家干預主義也無能為力，此時，自由主義似乎顯現出活力。我們可以很容易地看到，經濟自由與國家干預是兼收并蓄，互相滲透的，國家過多的干預和一個完全放任自由的市場，都是不利于經濟發展的。從現代西方經濟學的發展和各國的現行政策看，單一的國家干預或者是經濟自由是不存在的，應該形成有著有適度國家干預和科學計劃指導的，二者相融合的現代市場經濟。一方面，國家干預主義逐漸承認了市場經濟的效率，同時注意了將宏觀經濟政策同發揮市場機制作用相結合；另一方面，相對于完全自由放任，適當的國家干預也得到了大多數的經濟自由主義倡導者的認可。

然而在現實中，市場并不符合自由主義經濟學者所設想那樣的“有效市場”，因為經濟的相互作用十分復雜，市場參與者也遠不未能夠完全理性。盡管國家具有一定的強制力優勢，但在解決信息的不對稱和不完全而導致合作難以達成的問題時，同樣產生了相互依賴性的其他沖突和矛盾。因此，傳統的市場經濟理論下國家和市場的組合，在實際相互依存的人類合作中有難以克服的局限性，這就要求我們要超越這種方式，去重新認識我們熟知的“市場經濟”。

三、基于市場、市民社會和國家協調下的市場經濟

在青木昌彥的思想中，協調是指“經濟主體間各種行為間的調整，各經濟主體為了使決策能夠彼此調和從而達到有效地利用稀缺資源的目的，應如何共享信息和分享利用的問題”，可見，如何更有效率地獲取和利用信息是一個非常值得關注的問題。同樣，市場和國家在市場經濟活動的協調過程中存在諸多信息失調的問題，諸多這樣問題的解決就需要不被重視的社會組織來做。社會的發展需要兼顧個人與公共利益，同時也不能忽視各種社會組織與社會團體的利益。如同馬克思所說：“在生產、交換和消費發展的一定階段上，就會有一定的社會制度、一定的家庭、等級或階級組織，一句話，就會有一定的市民社會”。

市民社會在17至18世紀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的西歐真正走向成熟，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和不同的歷史環境中都有著不同的內涵，可以定義為在市場經濟的背景下糅合國家利益、個人利益以及代表小范圍內特殊領域中的集體利益的特殊工具。市民社會是經濟發展的必然產物，它不僅僅體現了群體和組織內的認同與協作，通過形成內部的信息共享，來降低小范圍內成員間合作或者沖突的交易成本，進而降低市場交易風險。同時，市民社會組織也可以成為國家協調公共利益的有利工具，從而減少過多的國家干預，更利于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社會有序發展。

現今的市場經濟，最大的目的是進行稀缺資源有效并且合理的分配，進一步來講就是要促進人類歷史的文明和普遍提高社會成員的福利水平。這一偉大目標的實現，無疑要依靠國家和市場在不同領域解決問題的不同優勢，但是因為信息不完全的缺陷所制約，會出現普遍的協調失靈。這時候通過市民社會組織的協調，利用其信息和成本的優勢，為平衡市場和國家提供了有利條件。因此，按照人類社會相互依賴性所要求的協調機制而言，市場經濟實質上應該是基于市場調節、市民社會組織和國家干預這三位一體的聯合協調機制。

四、我國的實踐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利用市場和國家干預相協調的機制來發展經濟，使得國民經濟水平也持續健康快速發展。十報告最新提出的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就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特別強調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的“三個平等”原則，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重大突破。這個經濟理論創新是要把經濟體制改革核心定位為處理好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場“無形之手”這“兩只手”的關系，做到不同市場主體競爭的“三個平等”。這就要我們在法律的監督下，兼顧國家、市場和市民社會組織的平等協調，來促進我國市場經濟正常、有序、優質的發展。

現代經濟法的基本價值在于保障經濟自由，維護市場主體的合法權益。經濟法作為具有普遍約束力的行為規范和裁判規范，是經濟自由行使的邊界和國家干預合法性的源泉，做到有限的政府和經濟的法制。所謂有限政府就是要求國家在干預市場時必須遵循有限權力原則，即行政權力的授予意味著權力行使應受到法律的限制，受到行政相對人的限制，同時也受到其他權力的限制，因而一切行政權力都是有限的。

在法律范圍內，市場本身可以解決的問題，政府不必插手；而市場自身面臨的無力解決的問題或者解決成本過于昂貴的問題政府要介入去幫助市場解決難題。通過市民社會組織的和市場、國家干預的協調，限制政府機關的權力，平衡各個競爭主體之間的權利和義務，來實現社會的協調發展，這也保證了市場的自由與競爭和政府服務于公共社會利益。這樣才能從現實的角度實現我國市場經濟健康、有序、快速的發展，真正實現在十報告中提出的，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確保到2020年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宏偉目標。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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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日]青木昌彥，等.市場的作用，國家的作用[M].北京：中國發展出版社，2002：87.

第5篇：自由主義經濟政策范文

「關鍵詞經濟法、凱恩斯主義、干預主義、協調主義

經濟法的本質和法的本質一樣也有兩個方面的含義。一種就是經濟法和其他所有的法律部門一樣，是階級統治的工具。另一種含義是經濟法區別于其他法律部門的質的規定性，也就是經濟法的法律屬性。傳統法律部門是以調整對象和調整方式來劃分的。這種劃分方式，受到了來自經濟法理論和實踐兩方面的挑戰。因為包括經濟法在內的許多法律部門都可以調整兩種或兩種以上的社會關系。本文是在第二種含義上討論經濟法的本質，對法律部門的劃分采用的是主客觀相統一的觀點：任何一個法律部門的形成，都有主客觀兩方面的條件。客觀方面是由社會環境造就出的具有某種特殊性的社會關系和法律關系領域，主觀方面要由法學家來解釋和總結。對于從與其他法律部門相區別的角度來理解經濟法的本質，經濟法學界主要有兩種觀點：干預主義和協調主義。

一、干預主義

1.干預主義的內涵。持干預主義的學者認為經濟法是國家為了克服市場調節的盲目性和局限性而制定的調整需要由國家干預的具有全局性和社會公共性的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或者簡而言之，經濟法是調整需要由國家干預的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實際上，國家干預和政府干預是沒有本質的區別的。因為國家干預是通過政府或者說主要是通過法律的形式來實現的。干預主義的經濟學基礎是凱恩斯主義。1926年，現代經濟學最有影響的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發表了《自由放任主義的終結》一文，開始否定傳統經濟學的基本命理。1936年凱恩斯出版了《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以下簡稱《通論》）。在《通論》中，凱恩斯否定傳統經濟學中建立在薩伊定理上的充分就業觀點，論證一國短期的均衡收入和就業水平是由有效需求決定的。所謂有效需求是指商品總供給與總需求價格達到均衡時的總需求，而總供給在短期內不會有大的變動，因而就業水平實際上取決于總需求或有效需求。他指出，資本主義國家存在蕭條和失業，是因為“消費傾向”、“對資本的未來收益的預期”以及對貨幣的“靈活性偏好”這三個基本心理因素所造成的有效需求不足。資本主義不存在自動達到充分就業均衡的機制，因此，他主張國家干預經濟，通過政府的政策、特別是財政政策來刺激消費和增加投資，以實現充分就業。

凱恩斯主義從產生直到上個世紀70年代西方國家一直以其為理論基礎，制定了大量的以國家干預主義為基礎的經濟政策，并且將許多政策都上升為法律。1946年英國制定了《就業法》，首次把凱恩斯的“充分就業”思想應用于立法實踐。二戰之后，英、法、德、日都制定了反壟斷法，在經濟法思想比較發達的日本制定了包括反壟斷法在內的大量的經濟法。這一時期對經濟法本質的認識也受到凱恩斯主義的影響，把經濟法定為國家干預之法。人們將凱恩斯稱作戰后“繁榮之父”。

2.干預主義的破產。70年代初，西方國家出現了一種奇怪的經濟現象：滯漲，即高失業和高通貨膨脹同時并存。滯脹的現實對占統治地位的凱恩斯主義給予了有力地批判。因為，按照凱恩斯主義的理論，失業率高時，通貨膨脹率下降；失業率低時，通貨膨脹率上升。于是，西方學者開始懷疑凱恩斯的國家干預主義，向自由放任的自由市場制度“復歸”；以弗里德曼為代表的新貨幣主義、以拉夫爾為代表的供給學派、以華萊士為代表的產權學派、以加爾布雷斯為代表的新制度學派、以布坎南為代表的公共選擇學派等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潮在西方經濟學中逐漸代替了凱恩斯主義并逐漸占據主導地位。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基本主張是：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的看不見的手的原理仍然是正確的；資源的有效配置只能由市場來執行，任何市場以外的力量都不能代替市場的作用，而只會起破壞作用；即使市場本身具有難以克服的缺點，但克服與糾正市場缺點的唯一辦法在于通過產權明晰等措施來予以完善，決不能依賴市場以外的政府干預。以往之所以會出現市場失靈，正是由于政府干預的結果，而不是市場本身的原因，政府本身也有不可克服的致命缺陷。因此，70年代以后，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取代凱恩斯主義在西方國家取得了主流地位。多數西方國家都加速私有化，減少政府的干預，發揮市場調節的作用。

80年代，由于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在解釋現實問題上依然乏力，一批主張“國家干預”的經濟學家在繼承原凱恩斯主義基本信條的基礎上，引入一些新的經濟分析方法對原凱恩斯主義進一步修正，提出國家的經濟政策還是有積極作用的，這批經濟學家的主張被稱為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在西方不停地論戰，以建立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主流地位。但從經濟生活的發展歷史中可以看出，這兩種經濟學的主張將長期并存，任何一方都不能絕對地取代另一方。從以上論述中可以看出，現代社會對經濟生活的調整，是綜合運用“市場之手”和“國家之手”的結果，忽視任何一個方面都會造成災難性的后果。

二、經濟法本質：協調主義及其經濟學基礎

從人類發展史看，社會整體利益和社會個體（組織和個人）利益的矛盾是人類社會的基本矛盾，支配著人類社會的始終。這一矛盾又表現為國與民、國家和企業、宏觀和微觀、統和分、管理和自主、經濟集中與經濟民主、縱向關系和橫向關系、計劃與市場、國家調節和市場調節、秩序和自由、公平與效率，以及公法與私法等等。在以上矛盾中，最重要的是處理國家與企業的關系。即要處理國家的意志、行為和利益與企業的意志、行為和利益之間的關系，以達到關系協調、利益兼顧，使各方都處于應有的合理位置和最佳的聯結狀態。經濟法是社會協調說，是社會經濟法。“經濟立法和執法要從整個國民經濟的協調發展和社會整體利益出發，來調整具體經濟關系，協調經濟利益關系，以促進、引導或強制實現社會整體目標與個體利益目標的統一。轉

協調主義的經濟學基礎是市場缺陷和政府失靈的對立統一的經濟學。一般地認為，市場缺陷有三類：第一類是市場本身缺陷：一是自由競爭的結果是必然導致壟斷，而壟斷必然增加社會成本。二是市場不能很好地解決某些外部經濟問題。“只要一個人或一家廠商實施某種直接影響其他人的行為，而且對此既不用賠償，也不用得到賠償的時候，就出現了外部性。”（注：［美］斯蒂格利茨：《經濟學》（上），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46頁。）外部性分為正的外部性和負的外部性。負的外部性一般來講對社會是有害的，比如污染使一方受到損害卻得不到賠償。三是市場機制不能解決宏觀經濟均衡，經濟主體追求利潤最大化時或效用最大化行為恰使每一市場的供求相等，均衡價格把秩序強加在可能發生的混亂上，這時政府或國家的干預是有用的。四是市場經濟存在信息不對稱，信息不對稱會導致市場失靈。五是市場機制無法解決公共物品的生產。六是市場無法解決社會公正問題。自由競爭所導致的收入和財富的兩極分化，只有通過國家廣泛控制社會資源的制度，從而使中央有計劃地分配工業品成為可能，這樣才能找到有效的補救辦法。第二類市場缺陷是由于市場本身發育不完善而出現的功能。市場缺陷的存在要求國家對經濟生活進行干預。但國家干預也不是萬能的。國家即政府在干預經濟時，也存在國家失靈或曰政府失靈（雖然政府失靈和國家失靈在政治學上有一定的區別，但從對經濟生活干預的角度上來說，國家失靈和政府失靈沒有本質的區別，因此，下文中提到政府失靈也是指國家失靈）。正如斯蒂格利茨所說“對那些提議對市場失靈和收入分配不平等采取政府干預的人們，經濟學家提醒他們也不要忘記政府同私人市場一樣有缺陷”。（注：［美］斯蒂格利茨：《經濟學》（上），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502—503頁。）“當政府政策或集體行動所采取的手段不能改善經濟效率或道德上可接受的收入分配時，政府失靈便產生了。”（注：［美］保羅？A？薩繆爾森、威廉？D？諾得豪斯：《經濟學》（下），中國發展出版社1992年版，1189頁。）受現在流行的公共選擇理論的影響，經濟學家又把政府失靈稱為公共失靈。（注：公共選擇理論是當代西方經濟學的一個分支，同時也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政治學研究領域。它運用現代經濟學的邏輯和方法，分析了現實生活中與我們密切相關的政治個體（選民與政治家）的行為特征以及由此引出的政治團體，特別是政府行為的特征。公共失靈即政府失靈是公共選擇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一般認為，公共失靈有以下幾個原因：一是政府所獲得的經濟信息受政府本身的信息傳遞機制和政府本身的判斷能力的限制，這些限制會使政府的決策失誤。二是政府機構的低效率。即政府機構本身缺乏競爭導致低效率；沒有機制能降低成本；監督信息不完備。三是政府的干預容易導致尋租（rentseek）。尋租是指“為了尋求對自己有利的政府政策而采取的活動”。（注：［美］斯蒂格利茨：《經濟學》（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426頁。）政府是一個特殊的組織，它擁有一般組織所沒有的權力。政府制定的政策有時會對一些人有利，而對另外一些人不利，這時，某些企業或個人就會設法使政府制定對他們有利的政策，導致政府的政策不一定對社會的資源配置有利。市場缺陷和政府失靈在任何社會都存在。在自由主義盛行的時代，忽視政府或國家的作用，市場失靈就更加明顯。在國家干預主義盛行的年代，忽視市場的作用，政府失靈更加明顯。“市場機制的缺陷和有時失靈為政府干預留下了作用的空間，其存在和發生作用的價值需要經濟法加以確認。而政府干預的缺陷和有時失靈也不容忽視，它需要經濟法予以糾正、限制乃至禁止。這樣，就產生了我們認識經濟法本質的基礎。”（注：王保樹：《論經濟法的本質》，載馬俊駒主編《清華法律評論》（第二輯），清華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61頁。）因此從市場缺陷和政府失靈的邏輯中，我們可以看出，強調任何一方面都存在著巨大的隱患。因此，筆者認為，我們應當強調經濟法的本質是協調。

三、把協調主義作為經濟法的本質有重要的法學意義

第一，有助于正確指導我國經濟立法的實踐。法學理論對實踐最直接的作用就是對立法活動的指導。強調經濟法的本質是協調主義就要求在制定經濟法時，既要規定政府的權利，也要規定政府的義務和責任；既要規定市場主體的義務，也要規定市場主體的權利。忽視任何一方的權利和任何一方的義務和責任，都會導致法律的失誤。特別是對正處于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我國，既要肅清國家干預過多遺留的問題，又要防止片面強調市場調節的作用，認為市場調節就可以解決一切問題的不切實際的做法。

第二，強調經濟法的協調主義符合法律的發展趨勢。其實，強調公正的法學家從另外一個角度，也論述了協調思想。美國社會法學的創始人龐得把法律看成是一種在通過政治組織的社會對人們的行為進行安排而滿足人們的需要或實現人們的要求的情形下，能以最小代價為條件而盡可能地滿足社會需求的社會制度。龐得對法律秩序所應保護的利益進行了分類。他把利益劃分為個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社會利益。最后一類利益中，除了其他內容以外，他還把一般安全利益、個人生活方面的利益、保護道德的利益、保護社會資源（自然資源和人力資源）的利益以及經濟、政治和文化進步方面的利益包括在內。龐得也認識到了各種利益之間的沖突，提出在一個時期可能應該優先考慮一些利益，而在另一時期則該優先考慮其他一些利益。但是龐得認為“法學家所必須做的就是認識這個問題，并意識到這個問題是以這樣一種方式向他提出的，即盡可能保護所有的社會利益，并維持這些利益之間的、與保護所有這些利益相一致的某種平衡或協調。”（注：龐得：ASurveyofSocialInterests，57HarvardLawReview1（1943），pp.1—2，轉載于博登海默《法理學：法律哲學與法律方法》，第148頁。）雖然龐得是從法學家的任務提出的，但是他的各種利益的平衡協調的思想是與經濟法本質的思想是一致的。這也是經濟學家和法學家思想在協調主義方面的耦合。事實上，要求所有的法律部門都兼顧各種利益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每一種法律部門總要優先考慮某一方面的利益。比如民法始終不能也不必沖破“自由的財產流轉法”的藩蘺，否則民法不就是民法了。而作為社會化生產與生產關系的矛盾、經濟管理的社會化與國家介入經濟生活、“無形之手”與“有形之手”即兩只手的協同并用、縱向經濟關系與橫向經濟關系的平衡結合、經濟集中與經濟民主的對立統一之經濟法，比其他法律部門更應當強調協調主義。

第6篇：自由主義經濟政策范文

關鍵詞: 自由放任;國家干預;滯脹 

    自英國古典主義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在1776年3月9日完成了他的經濟學著作《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即《國富論》)之后,“自由主義經濟”就被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奉為經濟運行的金科玉律。他們認為: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會自發地調節供需之間的平衡,市場就是萬能的上帝,而政府的角色只應是資本主義的“守夜人”。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這一經濟法則之下,經濟迅速發展,物質財富急劇增加。馬克思當年曾經這樣感嘆道:“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由于資本主義制度是建立在生產資料私人占有基礎之上的,放任自由的經濟必然會因其個體生產者的短視而盲目無限制地擴大生產規模。因此在資本主義早期經濟蓬勃發展之時,放任自由的經濟發展自身所具有的缺陷也就不時的暴露出來,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的頻繁發生就是這種缺陷的真實寫照。自1825年英國發生第一次經濟危機之后,經濟危機就像一個幽靈一樣困擾著資本主義世界,不僅表現在危機爆發的周期越來越短,而且所產生的破壞性也越來越大。每當經濟危機到來之時,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生產停頓,經濟滑坡,工人失業,各種矛盾極端尖銳,整個資本主義世界處在一片風雨飄搖之中。

    在資本主義世界爆發的經濟危機中,1929~1933年危機是資本主義歷史上最深刻的一次危機。工業生產下降的幅度是之前歷次危機所從未有過的,而且,其延續時間也異常持久。以美國為例,由危機時的最低點恢復到危機前水平所需的時間,煤、生鐵、鋼等都長達四十多個月。因此,1929-1933年危機成為資本主義歷史上時間最長的世界經濟危機。此外這次危機還導致了資本主義世界信用,貨幣制度的崩潰。到1933年,美國銀行共倒閉11730家,企業倒閉252000家。這場空前劇烈的經濟危機,宣告了“自由放任主義”的失靈。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理論從此受到了冷落,市場萬能論的聲音日漸式微。于是,提出通過加強“國家干預”來刺激經濟和保持“充分就業”的凱恩斯主義便應運而生。1936年12月凱恩斯了發表他的著作《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在這本書中他說道,政府不應只是扮演“守夜人”的角色,而應該在經濟生活中發揮重要作用。他提出了國家應該積極的干預經濟,主張政府應通過調節需求來達到充分就業。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情況下,擴大政府開支,增加貨幣供應,實行赤字預算來刺激國民經濟活動,以增加國民收入,實現充分就業。應該說,這種主張基本上是符合當時資本主義世界的實際情況的,1933年。新上任的美國總統羅斯福正是接受了凱恩斯的經濟理論,在經濟生活中加大了國家干預的力度,實行積極的財政和貨幣政策,才逐漸克服了經濟危機的消極影響,使生產得以逐漸恢復。戰后,歐洲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也都對經濟進行了國家干預,還通過建立普遍的社會福利制度,緩解了日益緊張的勞資沖突,并且降低了失業率,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以前困擾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危機也沒有再次爆發,整個資本主義國家呈現出一派欣欣向榮的局面。以美國為例,戰后美國工業生產年平均增長率50年代為4.0%, 60年代為5.0%。 1970年與1950年相比,工業生產增加了1.24倍,其增長速度明顯地高于美國兩次大戰之間時期的速度。國民生產總值也從1945的3552億美元增加到1960年的5037億美元,人均收入達1883美元。60年代美國經濟繼續快速發展,渡過了“繁榮的十年”,1970年國民生產總值增加到9741億美元,人均收入增長了37.5%,達到了2579美元。

    在度過了20年的平穩發展之后,國家干預的弊端也逐漸顯露了出來。1973年12月至1975年4月,美國再次發生了戰后最嚴重的經濟危機。在這次危機中,美國的工業生產下降了13.8%,國民生產總值下降了7.8%,全國失業人口達850萬。1975年上半年危機渡過后,美國經濟增長速度緩慢,出現了相對停滯的趨勢,但同時又出現了通貨膨脹的情況。西方經濟學界把這種現象稱為“滯脹”。20世紀70年代資本主義國家出現的“滯脹”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但根本原因在于戰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國家干預的情況下,不斷推行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導致大多數國家財政赤字不斷擴大。另外,國家不斷推行反危機的政策和措施

,結果使得經濟危機不能充分展開,過剩的生產力和過時的機器設備不能夠被有效淘汰,所以生產的潛力不能被充分釋放。另外,國家的干預也使得企業自主性降低,企業的生產動能不足,組織和管理效率低下。而傳統的凱恩斯主義理論對當時的“滯漲”是無能無力的,因為根據凱恩斯理論,失業和通貨膨脹是不能并存的,但當時的情況卻是高失業率和高通貨膨脹一起發生,凱恩斯主義理論陷入了困境。在這種情況下,自由主義經濟思想又重新抬頭,曾經一度被忽視的市場作用又被重新提起。不過西方經濟學家也認識到,單純靠自由放任的市場調節,是絕對不可能處理好經濟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必須要將國家干預的宏觀調控和市場配置資源的微觀調節有機的結合起來,只有這樣,才能使經濟長期平穩地運行。因此,一種試圖糅合這兩種經濟思想優點的經濟理論——新古典綜合經濟理論,開始被后來的美國總統所采用,并作為指導國家經濟運行的主要經濟政策,逐漸使美國經濟從“滯漲”的泥潭中擺脫出來,并在20世紀的90年代步入高速發展的階段,自1991~2001年,創造了經濟連續增長10年,年增長率達3.5%的世界上最長的經濟持續增長周期的記錄。其國內生產總值占世界生產總值的比重也由“1990年的24.2%提高到28.6%”。可見,市場不是萬能的,但缺失了市場對資源的有效配置又是不行的。國家干預有一定的積極作用,但完全靠國家干預的弊端也是十分嚴重的。當前,我國正在致力于建設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市場已經在資源配置的過程中發揮了越來越大的作用。但并不表明有效的國家干預就該在經濟領域中完全撤出,必須要將國家干預和市場調節二者巧妙地結合起來,既要發揮我們國家宏觀調控的引導作用,又要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方面的微觀調節作用。并且廣泛吸取國外優秀的經濟研究理論成果,走一條獨具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發展之路,只有這樣,才能避免我國經濟產生大的波動,保持經濟的持續平穩快速運行,創造出惠及全國人民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最終實現我們目前正致力于建設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美好藍圖。

    參考文獻

第7篇：自由主義經濟政策范文

關鍵詞：經濟全球化 國際經濟 沖突問題

一、經濟全球化之下的國際經濟問題現狀

經濟全球化的提出時間是20世紀80年代，而其發展的黃金時期是90年代。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1997年5月給出的結論可知，經濟全球化的含義是商品、服務和資本等在全球范圍內流通量增加，及想關技術的快速發展使得各國在全球范圍內的經濟依賴性得到很大增強。隨著自由經濟的產生，國際經濟紛爭也不斷出現，尤其是經濟全球化的推進，更加劇了這種紛爭，而出現紛爭的國家主要為南北國家。大多數學者都提倡將國際經濟秩序由目前的“權力導向型”，轉化為“規則導向型”。塑造一個成熟秩序，不僅能縮短南北國家的經濟實力差距，更能防止國際經濟秩序成為經濟強國制定的游戲規則。秩序的出現將有效削弱強國對經濟的操控力，并激發國家反力，也就是國家采取政府控制的形式加強對經濟的操控力。有的學者也支持加強國家對其經濟的維護力度。但采取政府控制的方式僅是從單方面反擊削弱經濟的方式，它的出現將對國際自由經濟造成負面影響，還會增加與別國經濟行為出現紛爭的幾率。由于國家采取政府控制經濟而造成的國際經濟沖突一般包括管轄沖突與非管轄沖突。

二、政府控制易造成國際經濟沖突

因為政府控制而造成經濟全球化過程中出現管轄與非管轄沖突，將會給國際經濟貿易及其法規秩序產生重大沖擊，經濟全球化的目的是在全球范圍內實行自由主義經濟，但國家控制卻正好會限制自由主義經濟發展。法律手段也是保護國家經濟的常見方法，但實行法律手段的過程中常會損傷別國利益，這不符合國際經濟發展的秩序要求。

政府控制的最終目的是最大限度降低別國對本國經濟產生的影響。管轄沖突與非管轄沖突都是由法律手段所引發。歧視作為其他國家關系中限制自由主義經濟發展的因素必然會被消除。但事實上，經濟關系永遠都是暫時性的。同一時期的各個國家及不同時期的一個國家，所制定的貿易政策，均在單邊主義與相互合作之間擺動，尤其是雙邊協議、一般國際貿易標準和自由貿易及“保護主義”等政策的制定時。自由與限制將成為引發國際經濟貿易沖突不可調和的主要因素。而導致管轄與非管轄沖突出現的真實原因則是經濟全球化下國家對本國經濟的維護。利益是引發沖突的根本原因。國際經濟法中關于國家經濟的條例大多數是為維護利益而制定。所有具有制度性質的產物，如為維護經濟所提出的所有理論及概念，其最終目的不外乎增強生產力或維護一種特殊利益，具有很強的工具性。經濟全球化過程中出現的各種國際經濟組織并不具備高于國家經濟的權力。經濟全球化并不是利益全球化，全球化的內容僅包括市場與經營模式，因此經濟全球化也并不代表國際經濟組織、非國家化經濟組織以及多邊條約等可以起到協調各國、促進國際貿易發展以及各國經濟公平發展的作用，因此不能要求國家向其讓出經濟。

三、國際經濟法和國際經濟沖突兩者間的關系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經濟全球化所引發的經濟沖突絕不僅僅是經濟沖突，它的出現也代表著國家之間的法律政策沖突的出現。經濟沖突是造成法律變化的根本因素，也是引發國際經濟沖突基本原因及實質，國家體系及國家價值也會因這種沖突，而對法律進行修增。為了應對日漸增多的經濟往來活動，及日漸炙熱的經濟沖突，政府部門希望由法律變化而產生全新的規則體系。

經濟全球化所引發的法律反作用能夠對國際經濟沖突產生積極影響。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推進，經濟依賴性在各國之間被逐漸增強，以法律的角度看，各國修增后的有關經貿法條不斷走向趨同。同時多極化的出現有效增強了國際間聯系。趨同形勢下的國內法將會對減少國際經貿法律沖突產生積極影響。而沖突減少有利于加快經濟全球化的步伐。這樣一來，在全球范圍內經濟發展將會形成一個良性循環。

以經濟領域的角度看，金融危機可能也是促進經濟發展的動力。同樣，因國家價值所引起的法律變化也主要是由國際經濟法和國際經濟沖突兩者間相互作用下產生的。經濟全球化顯著體現在國與國之間經濟依賴性的增強，而增強后必然后對國家經濟起到削弱作用，這也是對該國國家價值的一種侵蝕。這不僅會引發國際間經濟沖突，并且，由于這個原因的存在，國家會利用法律手段將這種沖突實現單方面合理化及合法化。發展成熟的自由市場會更利于經濟強國。而經濟實力差的國家常會將國家利益作為理由，借此繞開市場，并使用法律及政策手段實行干預。經濟全球化的推進要求必須要制定適宜的法律法規解決頻繁出現的國際經濟沖突。實際上，因國與國之間的經濟依賴性在不斷加強，國內法與國家法之間也形成了互補關系。國際經濟法的主要目的在于降低國際經濟沖突，而就沖突自身而言，其在法律中是一種現象，它的存在能促進法律不斷完善。

四、緩和國際經濟沖突的主要策略

經濟全球化是經濟發展的趨勢，世界經濟一體化也必然會出現。在這個大前提下，國際經濟沖突一定會頻繁出現，即使統一實行國際經濟法律體制，也不能很好的將其“消滅”。因此，當沖突出現時，緩和成了最佳方法。實行統一的國際經濟法體制，即就是立法一體化，這個問題學者們爭議很大。國際經濟法體制的推行能直接降低國際法律沖突的出現幾率。但是在制定時，一定要充分考慮到各個國家的經濟利益及國家價值差異。另一種能夠緩和國際經濟沖突的方法為經濟沖突法。經濟全球化的推進是經濟沖突法出現的根本原因。但由于貿易保護主義的存在，各國都采取經濟干預來影響本國主要起到自治作用的經濟法的實行，并以此對他國經濟政策起到限制作用，進而維護本國利益。就現在而言，經濟沖突法依然只是一項單邊活動，其對于國際經濟沖突也只起到初步緩和作用。

五、小結

經濟全球化的過程必然曲折的，國與國、地區與地區在經濟貿易的過程中必然會發生沖突，處在經濟與意識相碰撞的時代，國際經濟關系是常見的犧牲品。經濟全球化需要實行公平、透明及高效的國際經濟新秩序，該秩序的創建要由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及非國家國際組織一起努力。

參考文獻

[1] 慕亞平，代中現，論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的國家經濟問題[M]，國際經濟法論叢（第6卷），2012年版

第8篇：自由主義經濟政策范文

二十世紀前蘇聯和東歐國家以及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轉型是一場內涵豐富的，深刻的歷史性大變革。這些國家的經濟轉型對現有的經濟學理論提出了重大挑戰，經濟學家們也廣泛運用各類經濟學前沿理論成果對在經濟轉型過程中出現的一系列與已有經濟學理論相違背的現象展開深入的分析。與此同時，這些理論成果也對國家經濟轉型的實踐過程起到了重要的指導作用。熱若爾•羅蘭認為經濟轉型是“一種大規模的制度變遷過程”[1]，也就是經濟體制的轉變，是在經濟運行中起基礎作用的相應制度的新陳代謝的體制轉變過程。洪銀興教授認為我國的經濟轉型涉及到四個方面的內涵：經濟體制的轉型、經濟社會發展階段的轉型、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經濟開放度的轉型。[2]第一點提出了經濟體制的轉變，后三點屬于經濟發展的內涵。經濟轉型應該在研究體制轉變的同時重視現實經濟的發展，把二者結合起來，并注重體制轉變對實現經濟長期發展的促進作用。經濟轉型的邏輯起點涉及到對原有的計劃經濟體制的改革和轉型的選擇問題。它不應該是簡單的針對計劃經濟體制內部的改革。只有對制度進行變革，打破原有計劃經濟體制對改革的制約，促使各個領域大規模的政策調整和制度變革，才能稱得上為轉型。而改革僅僅是轉型的準備階段。經濟轉型真正始于經濟體制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在經濟轉型的過程中，每個國家都必須根據各自的實際情況和基本國情作出合理的選擇，從而形成不同的市場經濟模式。現代市場經濟雖然顯示了多樣化的模式，本質卻是由市場機制和政府調控相結合的一種混合經濟。正如保羅•薩繆爾森所說：“我們的經濟是私人組織和政府機構都實施經濟控制的‘混合經濟’：私有制度通過市場機制的無形指令發生作用，政府機構的作用則通過調節性的命令和財政刺激得以實現。”[3]因此，經濟轉型的目標選擇是以市場機制為基礎的重視政府干預和調節的混合經濟模式。

二、經濟轉型的路徑依賴

路徑依賴是指在制度變遷中，存在著的報酬遞增和自我強化的機制使制度變遷一旦走上了某一條路徑，其既定方向會在以后的發展中得到自我強化。路徑依賴的自我強化表現在制度變遷在既定的路徑狀況下可能進入良性循環的軌道，也可能沿著原來的錯誤路徑下滑，還可能被鎖定在某種無效率的狀態中。經濟轉型是制度結構整體性的變遷，具有很強的路徑依賴作用。這種路徑依賴包括初始條件的依賴和自我強化機制的依賴。

（一）初始條件的依賴一國的經濟結構、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態是影響制度變遷從而經濟轉型的重要初始條件。就轉型的經濟條件來說，當前經濟發展水平所處的階段和作為制度變遷起點的原有的制度結構將影響經濟轉型的路徑選擇和經濟發展的方向。因此正確認識經濟發展水平當前所處的階段是實現制度變遷的漸進式經濟轉型的重要依據。因為在短時間內人們不可能改變現存的經濟條件，而必須以這些經濟條件為出發點進行合理的路徑選擇。但是經濟轉型的初始條件并不僅僅是指在轉型起點狀態的最初條件。事實上，在漸進式轉型過程中，制度變遷的每一步演進所帶來的對經濟發展的影響正是不斷地作為制度進一步演進的初始條件。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經濟轉型對初始條件的依賴是一個制度演進的過程，而不僅僅是最初的一點。因此，在研究經濟體制轉變的漸進過程中，要時刻把握經濟水平的動態發展，發揮制度演進的反饋機制。

（二）自我強化機制的依賴路徑依賴的自我強化機制是指經濟轉型中的制度變遷一旦選擇并走上某一路徑，其所選擇的方向將在今后的發展中得以不斷的強化。正如諾斯從制度經濟學的角度所指出的那樣：當人們最初選擇的制度變遷路徑是正確的，那么沿著既定的路徑，經濟和政治制度的變遷可能進入良性循環的軌道，并迅速優化之；反之，則有可能順著最初選擇的錯誤路徑一直走下去，并造成制度被陷入無效率的狀態中。這種無效率的路徑依賴，是導致一些發展中國家政治與經濟長期停滯不前的一個主要原因。[4]因此，路徑依賴的自我強化機制的理論意義，在于經濟轉型的起點上在制度變遷最初的條件狀態下相對理性地選擇合理的轉變路徑，并在既定的路徑下，在轉型的不同階段通過反饋機制不斷加以修正以削弱其中負面的自我強化機制；不斷地打破既得利益的束縛，使新制度要素產生正面的自我強化機制。如果既定的路徑已經被證明是最初選擇的錯誤路徑并顯示為負面的自我強化機制，那么就要試圖擺脫路徑依賴，進行跳躍性的制度變遷。跳躍性的制度變遷并不屬于激進式的經濟轉型方式的范疇。從長期看，跳躍性制度變遷只是制度徹底變革的開始，如果要完成最終的徹底變革，就還是一個漸進的過程。[5]經濟轉型中相對理性的路徑選擇或是對于路徑依賴的擺脫需要提供相應的經濟理論作為依據。換句話說，針對經濟轉型終極目標的路徑最初選擇，實際上是通過對現有的經濟理論的選擇來確定的。

三、經濟轉型中的經濟理論選擇

（一）主要經濟學流派分析經濟轉型的研究涉及到不同的經濟學流派，雖然國內外許多學者對經濟轉型問題給予了關注和探究，但是由于各流派研究的思路和框架不同，對于經濟轉型的研究方法和內容仍舊缺乏統一的觀點和認識。

1.新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派。新古典經濟學長期以來一直占據著現代經濟學的主流地位，而經濟轉型的研究最初就是在新古典經濟學的范式下進行的。新自由主義學派主要以現代貨幣主義、供給學派和理性預期學派等為代表，它們主張經濟上的自由主義，認為所有的經濟問題實際上都是稀缺資源的配置問題，并強調自由市場在資源配置方面的重要作用，希望能夠通過市場機制的自發調節來促使經濟體制的轉型。其政策主張就是所謂的“華盛頓共識”。完全的市場化和自由化以激進的、一步到位的方式來實現，而在全面轉型的過程中,市場機制會及時補上計劃體制退去后留下的空缺。這種思想的體現就是杰弗里•薩克斯所提出的著名的“休克療法”。在該理論指導下的前蘇聯、東歐地區的經濟轉型遇到了極大的困難，相反，采取漸進式轉型方式的中國卻成為世界上發展最快、增長最有活力的經濟之一。理論和實踐的反差使新古典自由主義經濟轉型理論經歷了一系列的批判和反思。因為這些理論在私有權制度下研究經濟運行的規律和資源配置的效率,而對于從公有制向私有制的轉化并沒有深入的認識，所以得出的結論只能是加快私有化和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進程。

2.制度—演進經濟學派。人們越來越清晰地認識到，轉型絕不僅僅是“華盛頓共識”所倡導的大規模私有化、穩定化和自由化。按照Kolodko所言“：是因為‘華盛頓共識’忽略了制度建設在轉型中的重要性，因此必然導致‘制度真空’。”[6]通過強調經濟轉型中的制度因素的作用而引入新制度經濟學和演進經濟學兩個學派的分析范式，促成了所謂的“后華盛頓共識”。新制度經濟學派研究經濟轉型問題的關鍵在于制度的選擇，核心是確定產權的標準，因此必須設計出各種制度以保證可能的最大效率。該學派成功地將產權、交易費用、激勵、經濟行為等因素納入到了轉型國家的制度變遷分析之中，并將轉型分析動態化；不足之處在于認為只有迅速地私有化和嚴格保護私有產權才能順利實現成功地轉型，從而陷入了新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派的研究范式。相比較經濟轉型過程中的制度轉移，演進經濟學派強調制度變遷的內生自我演化過程，認為不同的初始條件和不同的路徑依賴是產生多樣化制度安排的根本原因。青木昌彥以一種制度演進和進化博弈為分析工具，形成了一種內生性博弈均衡的制度演進觀，使對經濟轉型的分析范式回歸到了真實制度演進的歷史和邏輯相統一的過程中去。

3.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派。新凱恩斯主義主張政府對市場運行采取相機干預，其主要觀點是認為市場因其不完全競爭性必須借助于政府的干預才能有效運行。該學派對新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派的轉型觀和“休克療法”給予了嚴厲批評，他們認為價格機制作為解決經濟問題的惟一手段是不全面的，價格的全面放開會造成嚴重的供需失調，引起通貨膨脹，嚴重影響民眾的生活水平并使其改革信心受挫。市場體制的建立和完善也不是一蹴而就的，私有化必須在政府的宏觀經濟政策干預下循序漸進，快速私有化無法解決企業迅速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問題，相反會造成生產停滯、失業增加和矛盾的深化。因此，經濟轉型過程中政府的作用不僅不應削弱，而且還要加強，政權的穩定是推動經濟轉型順利進行的關鍵。正如該學派的代表人物斯蒂格利茨所強調的那樣，市場經濟中信息是不完全的、資本市場是不完全的、競爭也是不完全的。他也強調了政府在轉型中的積極作用。

第9篇：自由主義經濟政策范文

關鍵詞:民族主義;自由主義;

隨著人類經濟活動拓展到民族國家之外，經濟活動的主體從個人發展到民族國家與跨國的經濟和社會組織，政治與經濟互動關系已經不再是民族國家之內的問題，而是一種國際的政治經濟現象。對這一問題的系統研究構成了國際政治經濟學。

傳統意義的政治經濟學與國際政治經濟學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國際政治經濟學是從一般的政治經濟學中發展而來，都是力求探討社會政治與經濟的相互關系和聯系，并吸納一般政治經濟學的眾多理論與研究方法。但國際政治經濟學所關注范圍更大，“盡管不是完全地，(但)主要是集中于國際行為體(國家、全球公司、國際組織、社會運動等等)間的活動”①。國際政治經濟學又不完全拘泥于國際與國內的界限，因為隨著經濟全球化趨勢的發展，國家內部的政治和經濟活動也可能影響到國際間的政治與經濟關系，國際政治經濟活動也對國家內部的政治與經濟產生作用。但國際政治經濟學所研究的行為主體主要是民族國家體系內的國家等國際行為體而不是個人，因此，國際政治經濟學有著不同于傳統意義上政治經濟學的特殊性。

國際政治經濟學融合了經濟學與政治學的眾多內容，但它不是兩者的簡單結合，而是在兩者基礎上的新綜合。國際政治經濟學作為國際經濟學與國際政治學的交叉學科，它主要是研究國際經濟與政治的互動關系，但其中的政治、經濟因素不同于國際政治或經濟中的純國際政治或經濟因素，還包括國內的政治和經濟因素，甚至是文化的因素。

當代國際政治經濟學自60年代末出現后，近年來得到了極大的發展。由于這一學科的交叉性，它的理論來源的多樣化，研究的角度既有宏觀又有微觀，政治因素與經濟因素(最新的發展還包括文化因素)相混合，其理論分類較為多樣。但目前最為人們廣泛引用的是吉爾平的分類，即:民族主義(也稱重商主義、現實主義或國家主義)、自由主義(也稱全球主義)和①。作為國際關系理論的一部分，吉爾平對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分類應該說是以國際關系理論分類為基礎的，與國際關系理論主流分類相一致②，具有相對的包容性。但其自身由于研究內容不完全等同于以政治為主要特征的國際關系理論，因而這一分類也有一些自己的特點。

一、民族主義理論傳統及其當代代表

1 理論淵源。

國際政治經濟學的民族主義理論是諸流派中最具歷史傳統的理論。從政治經濟學上，它可以追朔到16世紀以來的重商主義思想，在政治思想上，它源于修昔底斯、馬基雅維里等人確立的政治現實主義傳統(這一思想傳統由于文章篇幅有限和已有很好文章論及③，這里不再贅述)。另外，韋伯的國家社會學中的許多思想也是民族主義理論重要來源之一。重商主義傳統　古典重商主義是最早對國際政治經濟關系進行研究的思潮和向當權者提供的政策建議。古典重商主義者如博丹、柯爾培、托馬斯·孟等人的思想本質正如瑞典經濟學家赫克歇爾所歸納的那樣，是使所有經濟活動服從于當權者的國家利益④。古典重商主義者吸收了如馬基雅維里和霍布斯等人的思想，認為正式的權威如果不能節制自我利益的追求，其結果將是殘酷的“天然狀態”。因此，必須用公共權威來使個人利益轉化為普遍利益⑤。古典重商主義是順應建立現代世俗國家要求的。因而在歐洲新型民族國家初創的一百年間它得到了普遍采納。但由于它對財富認識上的缺限和在實踐中的矛盾性。到了18世紀，受亞當·斯密等人嚴厲批判;加之推行自由貿易政策英國成為世界最大的霸主，一時重商主義似乎失去了昔日的光采。

19世紀初前后，重商主義思想又以一種經過改造的面貌出現。漢密爾頓和李斯特是代表。兩人都主要從國家安全的角度來論述貿易保護主義的必要性的。漢密爾頓把國家的經濟建設與年輕美利堅的生存和發展聯系在一起，強調經濟活動的布局與國家的生存息息相關。為此國家必須要“擁有一切必需的供應品”①。這種“進口替代”發展戰略思想的雛形不久又影響了李斯特。李斯特不僅從政治還從經濟上較科學地闡述了其重商主義思想。首先他認為自由主義論點是一種靜態和短視的學說，忽視了長期的和動態的比較優勢和經濟利益。其次，李斯特認為自由主義者漠視了國家具有不同于個人這樣的經濟主體的利益特殊性，國家所處的現實環境和它的歷史發展程度決定了國家間的對外經濟政策也不可能也不應該一致②。漢密爾頓和李斯特及其以后重商主義思想在西方學術界(主要是經濟學)并不占主導地位，但在國家的決策者中卻有著深刻的影響。特別是后起的工業國。

經濟學家維納對重商主義這種帶有強烈經濟民族主義色彩的理論總結如下:財富對國家來說是實力的基礎，不論為了防衛還是為了侵略;實力是國家獲取財富并使之成為必要和有價值的手段;財富和實力是國家的兩個根本目標，從長遠看兩者是統一的，但在某些時機為了長遠的經濟繁榮，國家有必要作出某種經濟犧牲③。韋伯的國家社會學對國際政治經濟民族主義理論的影響　韋伯的國家社會學中也體現了一定的政治經濟學思想。盡管韋伯不否認市場的效能和社會階級的力量，但國家在韋伯思考的政治經濟關系中處于中心地位。他認為政治與經濟存在著互動關系，在領土范圍內合法強制手段的壟斷使那些當權者具有對敵對社會力量的明顯優勢;所以，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既能支配市場又能控制社會階級，而現代國家的發展依賴于相對發達的資本主義經濟，市場不能脫離國家而存在，國家產生于市場，經濟過程又不能遠離社會與政治的過程，而是兩者相互關聯和相互依賴，兩者的關系是一種復雜的、歷史的具體結合④。韋伯的政治經濟思想與以往的重商主義在兩個方面是相似的，第一，認為民族主義是經濟活動的推動力量，經濟國際化是民族主義情緒的強化與外化;第二，把經濟活動放入到一個社會和政治是某種限制性或決定性因素和環境中來分析的。另外，韋伯的“理性”現代官僚的概念對國家經濟利益的決定對后來的民族主義理論微觀研究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2 當今國際政治經濟學民族主義理論的特點和代表。

特點　當今國際政治經濟學的民族主義理論雖繼承了16世紀以來的重商主義傳統和政治現實主義傳統。但當今民族主義理論的根基是已經演進的并更加系統化的國際政治的現實主義。他們認為國家對權力與財富的執著追求來源于人的政治動物本性(這一觀點最早來自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摩根索在其《國家間政治》中把它作為國際權力斗爭的最終決定因素)或者國際社會的無政府狀態(哈斯是較早論證了這一點的，后來沃爾茲在《國際政治理論》中將此作為國際政治結構理論基礎)。因此，民族主義論者強調國際關系的動力來自于這種國家的政治動物本能或國際政治的獨特結構，這也自然地反映到國家經濟關系之中。所以，他們認為國際政治與經濟的關系是政治環境和政治結構決定經濟關系，或更簡單地說是政治決定經濟。

國際政治經濟學的民族主義論者是從以下三個假設來思考國際政治經濟關系的。第一，民族國家是國際政治經濟關系主要行為者和分析對象。主權國家是其行為的最高判斷權威;其他行為者服從于主權國家，它們之間的相互交往的基礎受制于國家權威。同樣，在國際經濟關系中也服從這一法則。第二，民族國家是權力最大化的追求者。權力對國家來說既是目的又是實現其他目的手段。這是國家的政治動物本性或國際政治結構的自決定的。第三，民族國家是理性。以成本 收益法則行事，但這種收益不是絕對收益而是相對收益。因此，由于在國際政治經濟關系中國家之間對權力與財富的追求不是平行的和相等的，民族主義者認為國家間的政治經濟關系是一種互為消長的“零和游戲”，具有相互沖突性①。此外，民族主義論者還認為國際權力分配格局是決定國際經濟關系形式和狀態的因素。由于民族主義論者以國際政治現實主義的基礎來思考國際經濟，他們對國際政治經濟關系的發展前途大多是持悲觀態度的，強調對國際政治經濟關系的現狀維護和管理。

在民族主義理論中有兩種研究角度。一種強調國際關系權力分配格局或國際政治結構是國家對外經濟政策和國際經濟關系的基礎，它與國際政治現實主義理論的聯系較為密切，是一種宏觀的研究;其理論核心是所謂的“霸權穩定論”②。這種研究具有濃厚的實證主義和歷史循環論的特點。另一種重視國內的官僚制度、政治體制、政治特征和利益分配關系對國家對外經濟關系的作用，它的一些研究方法受一般政治學和行政學中的理論影響，如被稱為“官僚政治學研究方法”的國際政治經濟學受到兩方面理論的影響，一是韋伯的“理性”現代官僚概念，二是美國組織理論中“非理性”官僚概念③。后一種研究可稱為微觀研究。這兩種研究并不是完全沒有聯系的，只是各有側重，宏觀研究中也有一定的國內政治因素作用，微觀研究中也是以國際政治結構為前提的。宏觀理論的主要代表有吉爾平、克拉斯納等，微觀理論的代表有克岑斯坦、艾文斯等。由于微觀理論多從國內政治特點來分析國家的對外經濟關系，往往帶有比較政治經濟學成分。

代表作品　在宏觀理論中，吉爾平是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的《國際關系的政治經濟學》堪稱宏觀國際政治經濟學民族主義理論的集大成者。在此書中，吉爾平從政治經濟不平衡發展規則出發，認為國際政治經濟關系是一種動態的循環過程，國際權力政治的現實決定了國家間在國際政治經濟競爭中總是追求“相對領先”，由于各國經濟發展不平衡，后起的經濟強國必然要利用發展起來的經濟力量要求獲得政治上相應的權力，而衰微的強國必然利用舊的制度權力竭力阻止新興國家在國際政治經濟上的崛起，維持其原來的政治經濟特權，這種新舊勢力的較量最終可能是戰爭，結果是建立新的權力分配格局和新國際經濟體制，這種現象周而復始推動國際關系的發展④。

在微觀理論中，克岑斯坦的《權力與充裕之間》是較有影響的一本書。書中通過對6個工業化國家國內結構的解釋來試圖彌補宏觀理論過多注重國際和跨國因素而較少觸及國內因素的缺限。克岑斯坦認為在面對世界經濟的共同挑戰中，民族國家的內部結構是產生不同反映的主要原因，離開這一因素，就不能理解國際相互依存與政治戰略的關系，國際環境和國內結構共同作用決定著國家的經濟對外政策，但在某些特定的條件下如霸權衰落時，國內的政治結構在決定國家的對外經濟戰略上顯得尤為突出①。

二、自由主義理論淵源與當代代表

1 理論淵源。

自由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在一定程度上講是國際政治自由主義理論的經濟解釋。它是從經濟的角度解釋國家間合作可能性和必要性。它的理論主要來源于亞當·斯密開創的古典政治經濟學和凱恩斯的政治經濟思想。古典政治經濟學　自由主義的國際政治經濟學鼻祖當推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斯密從個人理性出發，認為以絕對成本差異為基礎的國際分工在不受政治因素的干擾下將最終導致個人和社會效率的提高、福利的最大化和社會的和諧，從而增進國家的實力和國家間的和平。因此，自由貿易是人類理性的最佳選擇，經濟不應該受政治機器的干預②。在亞當·斯密之后，李嘉圖、穆勒等人發展并改進了自由主義政治經濟學。首先，李嘉圖以相對成本法則來代替絕對成本法則，這使自由貿易理論更適用于一般的條件，更具普遍性。其次，亞當·斯密的理論在研究方法上是哲學的和整體性的，把政治經濟學放在一個道義的和歷史的背景下，而李嘉圖把理論注意力縮小，但使理論更具說服力，把經濟問題和政治與社會問題更明顯地分開并提出更為精煉的解釋;雖然亞當·斯密的研究主體是個體，但李嘉圖比亞當·斯密更明確地為自由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建立了方法論個體主義(methodologicalindividualism)的基礎，使之可以應用于各種條件下的個體，如國內經濟中個人、集團和國際經濟中的民族國家經濟，并為后來的經濟學一直所沿用。

盡管古典政治經濟學沒有在其理論中用其自由經濟理論來詳細闡述國際政治經濟的關系，但從其理論的內在涵義中可以看出其國際政治經濟觀:經濟自由主義相信貿易與經濟合作是和平的源泉，因為分工貿易下的國家間經濟關系是一種“雙贏”的游戲，并由此產生了一種國家間相互依存的互惠權利，有助于鞏固國家間的合作關系，從而對國際間的政治和平與穩定起促進作用③。凱恩斯經濟思想的影響　凱恩斯與馬克思一樣，認為資本主義的生產與消費存在著失衡，并且這種失衡是市場力量所不能解決的，必須依靠政治力量。這不僅在國內政治經濟中有著重要意義，對國際政治經濟也有著重要的意義。凱恩斯又一次把“純經濟學”帶回了政治經濟學的范疇。凱恩斯認為，優先考慮充分就業在一個開放的經濟條件下，既受國際經濟的影響又影響國際經濟。實現充分就業方法之一是擴大出口，但各國都以擴大出口來解決就業問題就又回到了重商主義的道路。如何解決競爭與國際和平這一矛盾，凱恩斯在反思30年代世界經濟大蕭條中各國在貿易上采取“以鄰為壑”政策所造成的政治經濟惡果后，提出了以國際經濟合作和政策協調來解決這一問題。這樣，凱恩斯在國際經濟領域中從某種意義上引入了經濟宏觀管理和協調的思想，他認為在無政府的國際結構下，建立類似政府在國內經濟中所起作用的國際制度是在競爭中促進合作有效途徑。這一思想對70年代以來的自由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特別是相互依存理論有著很大的影響。

2 當代自由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特點及其代表。

特點　自由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在思維上與國際關系中的理性主義思想是一致的。一般都承認國際無政府狀態，但他們更重視與這一狀態并存的還有有序的國際交往;強調國際關系中各國的共同利益、共同價值觀和共同規范對國際社會存在所具有的聚合作用和由此帶來的和諧性。因為這是人的內在的理性本質使然，人的這種內在理性本質使人能按照自然的法則，在合理保存和造福自我的同時發揮其固有的群體秉性①。自由主義理論正是從經濟上闡述這一思想的，其核心是比較優勢法則。自由主義理論按照這一法則，認為國家間的經濟交往的加深以及由此產生的相互依存關系在總體上對民族國家的“自治”有著一定的削弱作用;并且國家間經濟相互交往的加深在利益上造成的“一榮俱榮、一毀俱毀”狀態可以促使各國在經濟競爭中尋求政策的協調，良化競爭，而不是回到重商主義的“以鄰為壑”的相互殘殺之中。這種協調可以用一定的制度加以保證和促進，如當今世界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貿組織等。因此，自由主義者在國家與市場的矛盾關系問題上，更多地傾向于市場的力量，認為國際經濟交往與相互依存關系的存在可以改造傳統的權力政治特性或消融國際政治的沖突性，發展國家間的經濟交往是實現世界永久和平的重要途徑。這種經濟決定政治或改造政治的觀點是自由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最重要的本質。

自由主義理論也是從三個基本假設出發的。第一，個人是政治經濟學分析的主要出發點和行為角色，盡管國家在國際經濟交往中占重要地位，但社會經濟活動的目的最終要歸結到個人。第二，個人是理性的和功利(而不是權力)最大化的追求者。因為個人這種功利是主觀自我滿足的最高價值水平，是“兩利相較取其重，兩弊相較取其輕”的選擇的絕對利益的增加，而不是民族主義者的相對利益的領先。第三，個體間的這種利益機會成本間的選擇是促進彼此間合作的重要手段，因為這種條件下的經濟交往不再是一種“你得我失”的“零和游戲”，而是一種“雙贏”的互利。另外，自由主義論者盡管認為國家力量在經濟生活中應越少越好，否則會干擾市場的作用和回報，但也主張國家提供某些“公共商品”來為維護市場的自由競爭創造必要的條件，或阻止市場失敗②。因此，自由主義論對國際政治經濟關系發展是持樂觀態度。因為，在國際政治經濟關系中國家的利益認定不是現實主義者的權力增加，經濟交往的結果是彼此經濟和福利的增進，進而對國際關系的和諧有積極的作用。

自由主義理論內部在具體的研究上也有一些特點。一種是宏觀的自由主義觀點，強調世界經濟的發展對國際政治的改造作用。在宏觀理論中有極端主義的觀點，認為民族國家在世界經濟一體過程中已經讓位于市場，國家主權受到了一些巨治結構在世界經濟全球化中正在逐步過時，并將其權力轉讓給更能適應新的國際環境的跨國組織，聲稱技術和市場的發展使經濟消融政治已不可避免①。但更占主流的是吸收國際政治現實主義思想的相互依存理論。另一種是微觀理論，它把研究的側重點放在了國際經濟關系對國內政治的改造上，注重世界經濟相互依存關系的發展對國家內部政治關系的作用上。這種研究也同樣具有一定的比較政治經濟研究的色彩。但與宏觀理論(應該說宏觀理論中也有對國內政治的分析，但研究的重點是國際政治特征)相比，影響力較小。

自由主義理論與其他兩個理論在研究方法上不同的是，它更多采用科學的研究方法，而不象民族主義和理論主要以歷史—哲學的研究方法為主。

主要代表著作　自由主義理論最有影響的理論是相互依存理論。這一領域進行最早研究的是美國經濟學家理查德·庫珀。他于60年代末所寫的《相互依存的經濟學:大西洋共同體的經濟政策》是依存理論最早作品，并使相互依存這一概念普及化。庫珀在此書中認為技術進步已經從根本上改變了國際經濟的條件，更重要的是，傳統的比較成本的差異似乎正在消失，貿易利益明顯地來自競爭優勢;而且全球經濟一體化可能阻止了世界市場的均衡，在常規的周期內，未來的國際收支不平衡較之以往可能更加頻繁，而且規模更大，鑒于此，庫珀采納了凱恩斯的經濟合作思想，提出國際政策協調是在依存世界中唯一能實現各國經濟目標的途徑，重商主義既會引發失敗的競爭又為目前的國際制度所限制②。但他和凱恩斯一樣，較少考量國際政治條件是否能促進還是阻礙國際協調，只是假設各國領導應從功利“理性”出發摒棄自私政策，進行政策的協調。

約瑟夫·奈和羅伯特·基歐漢在70年代中期推出的《權力與相互依存》是相互依存理論中最具影響作品之一。他們認為當今世界相互依存的現實已經使長期占統治地位的現實主義解釋部分失效，應該用一種新的、更全面的理論來補充或替代現實主義理論。這一理論就是他們稱之為“復雜相互依存理論”的理論。這是帶有現實主義色彩的自由主義理論，但卻深入地分析了相互依存的現實對國際權力政治的改造。在書中，奈和基歐漢認為現實主義理論的三大假設在相互依存的條件下已經不再絕對化了。因此，在相互依存的條件下，傳統的一元化領導不可能有效，需要國家間多層次政策協調，使各國特別是弱國都認同國際制度的合法性③。奈與基歐漢此書可以說是自由主義理論中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理論，對后來的相互依存理論研究起了極大的影響。但它也存在這兩個方面的不足。第一，南北關系中的合作基本涉及很少;第二，國際制度的建立和維護論述不夠充分。80年代中期由基歐漢所寫的《霸權之后》，就是對國際制度的建立和維護進行進一步深入論證的專著。此書是較典型地采用科學研究方法，用博奕理論論證了自私者之間從理性出發也可以在競爭中的進行合作，并認為合作的程度取決于制度的功能①。同樣這一著作對南北關系也關注很少。

國際政治經濟學及其當代的研究

1 經典作家的政治經濟學觀。

以政治經濟學對國際關系進行研究一直是國際政治研究的基本方法，這一研究的理論基礎是歷史唯物主義。盡管當代西方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與經典作家在一些觀點上有所不同，但唯物史觀作為這一流派研究的理論指南并沒有很大的變化，而且經典作家對資本主義政治經濟關系分析得出的一些重要結論如剩余價值理論也一直是當代國際政治學研究中重要基礎。

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政治經濟關系的理論　盡管馬克思沒有對國際層面的資本主義政治經濟關系進行過系統的表述，但他的思想中也具有一定的國際政治經濟學成分。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內在動力是對剩余價值的無限制追求，其造成的社會政治結果是:社會再生產的不斷破壞和貧困人口的加劇。另外，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也是外向擴展性的，隨著商品和資本的輸出，資本主義在改造世界面貌的同時也帶來了發達國家與不發達國家的不對稱的依賴關系和全球性的資本主義政治經濟統治，并且促進了世界性的階級聯系和發展了世界性階級對抗的政治結構，這種階級結構關系使馬克思呼吁“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以推翻資本主義，而且這種革命的物質條件也在資本主義發展中準備好了。

列寧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　列寧的政治經濟學觀應該是一種真正意義的國際政治經濟學，它是在馬克思的理論基礎上并結合了當時世界資本主義最新發展的現狀建立起來的，其中吸收了羅莎·盧森堡、希法亭和布哈林等人的的政治經濟觀。列寧的理論集中地體現在《帝國主義論》這部著作中。在的基礎上，列寧從資本主義壟斷時期的五大政治經濟特征出發論證了其對外政治經濟擴張的必然性，認為由于資本主義各國在世界范圍內的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導致它們在國際上或暫時進行妥協或進行爭奪經濟資源的戰爭;無產階級可以在戰爭中從最薄弱的資本主義環節奪權，進而實現世界性革命的成功。因為資本主義社會這時不論從政治上、經濟上還是社會生活中已經腐朽和沒落。列寧的理論在很長時期一直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國際政治經濟研究的主導理論。

2 戰后政治經濟學研究②。

特點　當代國際政治經濟學盡管與經典作家在一些問題上存在著不同見解，但在一些最基本的觀點上仍然與經典作家保持著一致。如:認為資本主義創造了財富的兩極分化，并且否認個人之間的交換關系必然的導致社會福利的最大化這樣自由主義的觀點，相信資本主義體系作為一個具有內在沖突的體系應該也必然地要被社會主義所取代。因此，盡管在革命的道路和方式問題上有一定的分歧，但國際政治經濟學否定舊制度或資本主義政治經濟體系合理性，要改造這一體系，建立新體系的革命性沒有變化。從具體上講，戰后國際政治經濟學在以下幾點體現自己的特色:

第一，大多數國際政治經濟學學者仍然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解釋國際政治經濟關系，在政治與經濟的關系問題上，占主導地位仍是經濟決定政治。在國際政治經濟關系上，認為資本主義的生產本質決定了資本的擴張性和資本主義的世界經濟格局，這種經濟格局又決定著世界的政治面貌。第二，的國際政治經濟學認為政治經濟學的主體和分析單位是階級，或者資本和勞動。中心與外圍的世界經濟結構劃分就表現了國際階級劃分色彩。第三，他們認為在國際政治經濟關系中，階級的行為是為了本階級物質經濟利益的最大化。第四，由于資本主義的生產本質決定了在世界范圍內資本與勞動的關系不可能是一種和諧的關系，而且在經濟成果上必然“你得我失”，因此，的國際政治經濟學認為國際政治經濟關系是“零和”的①。

戰后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集中反映在三個領域:一是對第三世界的貧困和持續不發達的研究;二是對全球資本主義政治經濟體系的研究;三是對不斷全球化過程中西方工人運動命運的研究②。第一方面是以“依附理論”為主要特征，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既有第三世界的一些學者，也有一些西方的持觀政治經濟學學者;第二方面是以“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理論和西方者的“葛蘭西學派”為代表。第三方面的內容主要是對經濟全球化過程中，西方工人的權利和對資本流動的反應與斗爭策略的研究。最后這一內容的研究不如前二個方面研究有世界范圍的影響(所以下面不做介紹)。戰后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基本上是以宏觀為主，除“依附理論”和西方工人運動研究中有些對具體國家和地區的個案研究外，絕大多數都是側重整體研究。

代表性觀點　西方發達國家資本輸出并沒有導致不發達國家工業化程度的加快，是“依附理論”研究的起點。1957年保羅·巴蘭在其《增長政治經濟學》中首先提出這一問題，并認為:資本從亞非拉地區榨取剩余價值后，并沒有把剩余價值用于開發第三世界，而是返回到發達國家，從而造成這些地區的發展停滯③。在這位“依附論之父”的觀點基礎上，其他學者后來進一步提出各種“依附理論”④。其中現在較有影響是卡多佐的理論。70年代起，隨著一些第三世界國家與地區的經濟發展，針對這一現象，卡多佐認為:在一些欠發達國家和地區存在所謂的“歷史結構”條件時，即外來資本、本國資本和本國的政治統治處于一種相互有利的關系狀態下，外來資本引入可能導致資本主義的發展，但這種發展不同于早期的資本主義發展過程，而是一種聯系性的依附發展(associated depen dentdevelopment)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