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科學研究的科學性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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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社會科學研究的科學性范文

1. 體育社會心理學研究對象的研究方法與研究路徑

研究對象的清晰并形成嚴格的理論界定是某一研究領域發展為學科的必然要求，且在形成過程中遵守著學科發展的邏輯規律。目前,在尋求學科研究對象的研究方法上缺少成熟的研究范式,通過文獻資料法選擇了三條研究路徑對體育社會心理學學科的研究對象進行了探討：一是對已有的關于體育社會心理學研究對象的觀點進行闡釋；二是對體育社會心理學主要專著類文獻、學術會議文獻的相關研究主題內容進行歸類分析;三是對母學科社會心理學研究對象的梳理借鑒。在三條研究路徑的基礎上依據帕森斯的社會學理論、班杜拉的社會認知理論，運用歸納演繹法,通過邏輯分析指出了體育社會心理學研究對象和內容的邏輯框架,界定出體育社會心理學研究對象這一基本問題。

1.1研究路徑一：已有體育社會心理學研究對象的觀點分析

國際關于體育社會心理學的表述如下：SophiaJowett在《《SocialPsychologyinSport》(2007年）一書中做了如下描述:以社會心理學理論與方法研究運動中的關系,教練領導能力與群體動力、動機氣氛、運動中重要的社會認知過程，以及運動環境中的運動員3。在AAASP網站上指出：體育社會心理學是研究在運動與鍛煉情境中個體和群體的互動過程及其理論,探求關于運動參與者、教練、團體以及觀眾的社會心理因素。

英國Essex大學心理系開設的TheSocialPsychologyofExercise、HealthandSport的課程中說明如下：提供了深度的社會心理學方法來理解運動、鍛煉與健康等行為，包含了兩個顯著的領域：SocialPsychologyofSport領域是運用社會心理學的研究方法對運動行為、成就動機、焦慮與喚醒、人格、群體凝聚力、社會助長、侵犯、內部動機以及心理技能訓練進行研究；SocialPsychologyofExerciseandHealth領域是集中在社會心理學研究怎樣為提高或維持經常的運動參與者的健康利益方面，以及鍛煉堅持性的社會認知過程和途徑（自尊、自我效能理論、自我決策理論、成就目標理論、階段變化模式、鍛煉中的社會的及同輩群體壓力），鍛煉與心理健康、飲食失調與鍛煉成癮、動機調查、鍛煉與青少年健康。

美國Texas大學教育學院的SocialPsychologyofSportandPhysicalActivity的課程中做如下描述：是社會心理學的理論結構在運動中的應用，重點強調教練員在面對個體運動員和團隊時心理上的交互作用過程，包括自我效能與自信、歸因理論、成就動機與目標設置、自我表象問題、喚醒與注意、失常表現、社會抑制與社會促進、群體動力與凝聚力、青少年運動、反饋與學習、運動中的侵犯行為、應激與耗竭、運動損傷、鍛煉堅持性的社會心理因素。

美國伊利諾斯大學課程中對SocialPsychologyofSport做如下描述：主要探索那些影響運動行為與成績的社會心理變量,重點是在個體運動生涯中社會對個體社會影響方面，包括成就動機、競爭、焦慮、攻擊、個性等。

綜觀國外的關于體育社會心理學的描述，有如下特征：在解釋上從課程的角度出發，主要說明了體育社會心理學研究的主要內容,并沒有嚴格的研究對象的理論界定。盡管如此,對于課程的描述中必然隱含著學科研究對象。普遍認為該學科是依據社會心理學理論與方法來研究體育中的心理與行為過程;在具體問題層面上來解釋該學科的概念，多數是從課程的角度出發,并沒有運用嚴謹的語言來指出學科研究對象問題。值得一提的是在ESSEX大學的課程描述中，把該研究領域分為了運動心理學領域和鍛煉與健康領域，從兩個不同領域來分別指出該學科研究的具體問題，但是學科研究對象并不能僅僅依靠研究內容的羅列來界定，顯然無法明確學科的結構性要素。

1.2研究路徑二——體育社會心理學重要研究文獻的主題分析

查閱了上世紀70年代以來國內外所出版的比較有影響力的體育社會心理學的專著類文獻；同時，追溯了國際運動心理學大會歷次會議中有關社會心理學方面的研究主題。對研究主題的分析、歸類、提煉是明確研究對象的另一重要途徑。對如上研究文獻主題進行分類分析,發現主要是從幾個方向進行研究：

體育中的個體社會心理方面:體育與人的社會化、運動與人格、歸因、人際關系、社會動機、道德發展、侵犯行為等。

體育中群體方面研究:運動團體（凝聚力、構成、動力、團隊氣氛）、觀眾團體、運動與不同年齡或性別群體、領導行為，以及在群體中經常發生的一些社會心理效應，如社會促進與抑制等。

在2001年國際運動心理學大會上出現了“文化與體育運動”這樣一個研究主題。這一主題出現說明了體育中社會心理學研究有了新關注視角。

以上三個方面的分類總結涵蓋了以往的大部分研究主題。但是已有研究主題同其母系學科社會心理學研究相比是比較狹窄的，據此，選擇了第三條路徑——社會心理學研究對象的分析,再次進行體育社會心理學學科研究對象問題的探討。

1.3研究路徑三——社會心理學研究對象觀點的梳理

當前社會心理學分為三個不同方向，一是社會學的社會心理學，(SociologicalSocialPsychology,簡稱SSP),二是心理學的社會心理學(PsychologicalSocialPsychology,簡稱PSP)。三是新近發展起來的文化人類學角度的社會心理學（Cross-CulturalSocialPsychology,簡稱CCSP)。

SSP方向主要集中在社會情境對人的影響上,還有社會現象在心理上的解釋，以及社會群體、社會行為的研究。研究的著力點在社會情境和社會現象等對心理的影響，包括社會文化、社會制度等。多是從社會群體、社會組織、社會結構、社會規范、社會文化等方面入手來理解人類行為。PSP方向的觀點普遍認為，社會心理學是研究社會活動中人的心理現象，多數從心理出發來探求人們行為的原因和結果，其中個體、群體以及個體、群體間的相互作用發生心理現象和行為都是研究的內容。這個方向上的研究觀點認為社會心理學要從個體心理和個體人格結構中找到對人類行為的解釋，從個體心理入手來理解人類社會的發展變化及種種復雜難解的社會現象。CCSP是新近發展起來的，它主要是自20世紀20年代以后在上述社會學和心理學兩大傳統的影響下形成的。從文化人類學家半個多世紀的研究來看，文化人類學取向的社會心理學是從文化因素入手探索有關人類行為的解釋的。

三個方向上社會心理學研究對象的觀點，呈現以下特征:首先,都指出要研究人的社會行為。長期以來社會心理學家有關學科對象的爭論焦點是在怎樣研究社會行為上。心理學家強調個人、團體,社會學家強調社會因素，文化人類學家則強調文化因素。其次，人的行為是社會心理學研究的重要對象之一。研究行為的時候通常要解釋行為的心理活動過程。社會心理學研究是具有普遍意義的行為，它要研究的是群體共同表現出來的一些行為背后所蘊含的心理規律。

2 體育社會心理學研究對象的討論一三條路徑研究的分析整合

“一種理論是一種思想工具，用于向一種大量復雜的現實中引入秩序”。為了剖析體育社會心理學研究對象的構成,本文參照了以下兩個學術界較為有影響力的理論觀點。

帕森斯的理論認為社會由各個系統構成，不同社會科學分別以其中的一個系統為研究對象。例如心理學研究個性系統、人類學研究文化系統、社會學研究社會系統。這種宏觀的學科研究對象的解釋為分析學科結構性要素提供了一個較為明確的理論基礎。班杜拉的社會認知理論中指出了著名的三方互惠決定論。他深入分析研究了人的認知因素及其與行為、環境之間的相互作用，并給出了一個三方面的因果模型（圖1)。

    同時,美國文化人類學家拉爾夫?林頓在《人格的文化背景》一書中寫道“迄今為止，個人、社會、文化都是分別從各個領域進行探討的。心理學研究個人，社會學研究社會,文化人類學研究文化。但是，個人、社會、文化緊密聯系而不可分割,彼此之間的互動也是持續不斷的。任何脫離其他兩項，而單項地進行研究，都會行不通的。”體育社會心理學正是試圖從這樣的三個方向來理解體育中人的思想和行為。

依據以上兩個基本理論,根據三條分析路徑的研究——對于體育社會心理學家關于研究對象觀點的剖析；對國內外體育社會心理學研究內容進行歸納性的回顧和梳理；對其母系學科社會心理學研究對象的重新探討，運用歸納演繹指出體育社會心理學研究對象具有三個層次：它是在體育這一領域中從個體的社會心理層次、群體行為層次、社會文化層次來研究人的心理和行為的活動規律的科學（圖1)。

3 體育社會心理學研究對象三個層次的界定過程分析3.1三個層次之間的概念和關系分析

個體社會心理是指個體在與社會交互作用中發生的內部心理活動過程和現象。包括個體的社會認知、歸因、人際關系等。個體社會心理是群體行為發生的基礎。當某一種個體心理所引發的個體行為成為一種普遍存在的時候，在外顯的層次上就表現出群體性的行為，就成為了一種社會行為。個體的社會心理必然要經過群體行為的實踐過程在社行為的實踐得以存在。而在AlbertBandura的《思想和行動的社會基礎——社會認知論》這本富于影響力的著作中，早已對此做過深刻的分析,證明了認知過程在心理活動過程中的基礎性地位和對行為的決定性影響，所以把個體社會心理的研究作為體育社會心理學研究的第一個層次。

群體行為是指具有多數個體表現出來的普遍性社會行為,例如體育鍛煉行為、偶像崇拜行為、時尚行為、輿論行為等。關于群體,在鄭杭生主編的《社會學概論新修》（第三版）中指出“社會群體既是人們生存與生活的基本單位,又是社會的結構要素之一，它在個人與社會之間發揮著重要的橋梁作用。”36在本文中關于群體的理解是相對比較廣義的，它不僅僅指那些有組織的，例如家庭、學校、軍隊等，也包含著那些沒有組織的,但是有著某種共性行為特征的人的共同體,例如不同年齡構成的群體、性別群體、犯罪群體等。在本研究中群體既包括了個各種不同的運動員、觀眾、健身人群，也包括了在體育中具有共性行為的群體，即包括了以各種不同標準劃分出來的群體。

關于文化，著名社會學家AnthonyGiddens認為：“社會學家提到文化關心的是人類社會那些通過學習而非遺傳獲得的方面。這些文化要素只有被社會成員共享、合作和交流才能得以發生。他們形成了社會中的個體賴以生活的基本環境。”37社會學家與人類學家的共同定義是‘‘文化是人類群體或社會的共享成果，這些共有產物不僅僅包括價值觀、語言、知識,而且包括物質對象”38。從AnthonyGiddens和DavidPopenoe的理論中關于文化的概念可以看出文化的產生必須要經歷成員共享、交流、合作，也就是說必須要經歷一個群體行為的過程,是人類群體的共享成果。所以群體行為是社會文化產生的必要條件。沒有群體行為作為個體心理和社會文化之間的銜接,社會文化不可能產生。一是社會文化是構成社會的不可或缺的結構性要素之一。文化使社會有了系統的行為規范，文化塑造了社會的人。二是在社會對人的影響因素中，除了人際之間、群體對人的影響，文化是對人的行為最重要的影響因素之一，是研究人的社會心理和行為必須要關注的。

3.2體育社會心理學研究對象的界定

根據從理論上的演繹——對于體育社會心理學家關于研究對象觀點的剖析；又根據對體育社會心理學已有研究主題內容的歸納闡述對國內外體育社會心理學研究內容進行的歸納性回顧和梳理，參照對其母系學科——社會心理學研究對象的重新探討。以帕森斯、班杜拉兩人的理論觀點為理論基礎,指出體育社會心理學研究對象包含以下幾個層次:體育中個體的社會心理層次（個體社會化，社會角色，社會認知，人際關系,態度，歸因等）；體育中群體行為層次（團體研究：團體構成、特征、凝聚力、領導行為，競爭與合作：社會促進社會惰化,侵犯與利他行為，從眾與獨立行為，規范行為和失范行為，信任行為等）；體育中社會文化層次（民族、宗教、道德、政治、經濟、法律、輿論、習俗等）。

4.結論與建議

一門學科研究對象的探討可以采用如下基本研究范式，一是已有的學科研究內容主題的歸類分析，二是已有的關于學科研究對象的觀點分析，三是較成熟的相關母系學科研究對象的分析，四是對前三項研究加以歸納演繹并尋求一定的理論基礎,得出發展中新學科的研究對象,這樣一個研究范式為研究其他學科的研究對象提供了明確的研究范式。

第2篇：社會科學研究的科學性范文

關鍵詞：以生為本；有效性；德育

品德與社會課程是以小學生為基礎開展的，以學生良好品德形成為核心，促進學生社會性發展的綜合課程。教育中一再強調以學生為本，把學生作為支撐課程最原始動力的基礎。可當今的品德與社會課程往往脫離了學生的現實生活，僅局限于書本，人為造成了“純而又純”的書本教育，無法真正觸及學生的內心世界，這無疑是對品德與社會學科最嚴重的謬逆，要改變這一現狀教師必須認識到以學生為本，讓學生參與課堂，走向社會，才能拓寬學生視野、開發學生的潛能、培養學生的能力，讓學生處于開放的教學環境中，立足生活，自主實踐。

一、把教學目標融入課堂，讓學生參與目標的制定

1.依據課程標準在課堂教學中要全面、完整地把握與落實目標，并根據具體的內容和學生的實際情況有所側重，特別要重視學生情感、態度和價值觀的培養，防止把品德與社會的課堂教學變成單純的知識課。

2.課堂要符合“以學生發展為本”的理念。教師在課前要了解學生實際，精心設計并下發“課前調查單”，了解學生對教材的掌握情況。開學第一課不是直接上課而是帶著學生一起梳理教材，分單元帶著學生認識本課教材的教學內容有哪些，在遵循課程標準的基礎上使教學目標更具有針對性。

3.教學目標的表述要清晰。教學目標的落實應貫穿于教學的全過程，教師既要自己讀懂，又要能讓學生了解，一定要避免“讀懂”“了解”“清楚”這樣的模糊詞語，要用能使學生看懂的詞語，如“學會”“懂得”等。表述更有層次性，更易于全體學生掌握和達成。適當的時候合適的課程環節，可以適當出示給學生看，教學目標就是為學生而設計的。

二、本著以生為本的原則精心設計教學過程

1.品德與社會教學形式的本質特征是活動性。教學設計必須從學生的實際出發，充分發揮學生的主體作用，形成教學互動。教學過程中各教學環節及課堂提問的設計、教學方法和手段的運用，都應有明確的目的性，講求教學的實效。

2.結合學生生活實際，把自主學習、合作學習、探究學習與接受性學習有機結合起來，注重生成性教學，激發學生學習興趣，促進學生了解現實生活。教師應引導學生在有效的教學活動中體驗、感悟、探究。

3.要依據課程特點和學生身心特征，結合教學內容，采用生動活潑、形式多樣的教學方法和手段開展教學。積極創設教學情境，引導學生通過觀察、調查、討論、參觀、訪問、制作、種植、飼養、交流等多種方式進行學習，與環境互動，與伙伴合作。

4.要充分發揮教師在課堂教學中的主導作用。強調學生是教育的中心，教師是學生學習的服務者。教師要善于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注重學法指導；適時啟發點撥，進行必要的補充、修正、歸納和提升，從而使學生在原有水平上有新的提高。

5.要注重課堂教學與目標達成的整合。根據課堂的教學實際和學生反饋，正確有效地運用教學手段達成教學目標，提高教學效率。

三、注重教學內容聯系學生生活實際

品德與社會具有生活性、活動性、開放性和綜合性的特征。教師在開展本課程的教學時，要遵循兒童生活的邏輯，以兒童生活中的需要和問題為出發點，密切聯系兒童生活活動，注重學生生活與社會的聯系。兒童周圍的人和物、家庭、學校、社區、自然、環境設施、人文景觀以及兒童在生活中的體驗、經驗、發現等，各種節目、文化活動、重大事件、民俗活動等均可視為重要的課程資源。教師要在正確的價值觀引導下，實際提高兒童的生活質量，幫助兒童解決生活中的問題，在生活中發展，在發展中生活。

四、注意拓展教學空間

第3篇：社會科學研究的科學性范文

關鍵詞：高職體育課程；體育教學；健身健美；健身會所；能力素質

1.研究目的

2002年8月教育部印發了《全國普通高等學校體育課程教學指導綱要》，第二十條明確提出“因時因地制宜開發和利用各種課程資源是課程建設的重要途徑”。現目前，傳統的體育教學內容已跟不上時代的步伐，很多社會新穎的健身項目離學校體育課還有段距離。隨著時代的進步，高等職業院校越來越注重發展學生職業能力和社會適應能力。高職體育教學需要向健身性、終身性、實用性及時代性等方向發展。課程設置應注重對學生興趣愛好的培養，注重學生的鍛煉意識和運動方法的養成。學校體育教學引進時下流行健身項目可以很好的改進現在體育教學的局限性，也可以更廣泛的為學生創造其離開校園投身社會后繼續參與鍛煉的條件。

2.研究方法

2.1實驗法：

以重慶財經職業學院2012、2013級體育選項課健身、健美項目班（兩個年級各2個班）為實驗對象，共計140人。對其進行問卷調查，跟蹤其課中、課后鍛煉行為及教學效果。

2.2文獻研究法：

廣泛搜集整理國內外專家學者有關高職體育教學、健身健美類新穎課程的學術論文和文獻資料，以及近年來國內對高職體育課改新方向和新思想的研究文獻

2.3統計分析法

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利用現代統計工具對獲取的詳細數據進行統計和分析。

3.結果與分析

3.1新課程開發

目前，社會上較為流行的健身項目有瑜伽、普拉提、搏擊操、有氧操、防身術、動感單車、輪滑等。但都僅限于在健身會所開展，并未引入到學校體育教學。而在大多數新版高職高專體育教材中，都把這些內容羅列其中，歸為“健身、健美”或是“休閑體育”類。在新課程開設前，通過廣泛的查詢資料，結合重慶財經職業學院場地器材、師資隊伍等實際情況，課題組將課程名稱確定為“健身、健美”。并邀請了社會健身會所負責人及教練一起共同對新課程的教學資料進行開發。通過討論調研，確定健身健美課程涵蓋器械、瑜伽、防身術、有氧操、部分基礎理論等內容。并且在教學過程中設計了4個學時的校外健身會所實踐教學環節，讓學生實地體驗會所活動。

在經過了對2012級一期的教學后，根據學生的反應，課題組及健身會所相關人員對課程資料進行了修訂。因為女生和男生的興趣愛好差異，在修訂教案時提出了針對男生占多數的班和女生占多數的班兩種教學模式，同時調整教學中各項內容所占比例。修訂后，在2013級體育選項課中進行實施。

3.2學生參于新課程情況

開設“健身、健美”課之初，學生對該門課程充滿了好奇，提出的疑問也是最多。體育教師在對體育選項課進行宣傳的時候，很多學生表現出濃厚的興趣。學生選課時，傳統的熱門項目健美操、羽毛球依舊火爆，不過，“健身、健美”課也是在選課系統開放后3分鐘之內被選完的課程。

在2012級第一次課的時候，對每位學生發放了調查問卷，學生認真地參與了調查。從對調查問卷的分析中，發現有86%的學生是對課程非常感興趣，有9%的學生是跟隨好朋友一起來選擇的這門課，剩下的5%則是報以試試看的態度。在期末最后一次課的時候，我們對學生進行了跟蹤調查。調查結果顯示，有96%的學生表示對該門課程非常滿意，僅有4%的學生認為效果不理想。課題組在這96%的學生中隨機抽取訪問，被調查學生表示通過這門課程的學習，了解到了一些時下流行的體育健身項目，掌握了一些傳統項目以外的鍛煉方法。特別是一些小器械練習，可以隨時隨地的進行體育鍛煉。

在課題組收集到的學生反饋信息中，有幾條非常有意思，也從學生的角度反應出了對“健身、健美”課程的態度。有學生寫到“哇，我去了健身房了，看到了好多年輕人在鍛煉，有些人肌肉真發達。”；“去了健身房，有很多比我們大一些的年輕人，和他們交流了解到了一些在學校了解不到的東西。”；“今天去健身房體驗了瑜伽課，那個教練的身體好柔軟，動作好優美，看來我以后要加強鍛煉了。”；“動感單車真是太有激情了，太HI了。”。童言無忌，學生的思想是單純的，直接的。但是這反應出，學生對這4學時的健身會所實踐課充滿了驚喜，帶給了他們參與運動鍛煉的激情和不一樣的體驗。

3.3新課程對學生健康發展具有積極作用

先從“健身、健美”課程考核標準來看，考核內容1：身體各部位肌肉群練習動作和瑜伽基礎動作編排。考核時，教師隨機點2-3個肌肉群，由學生根據平時上課所學知識編排一套合理、有效的練習動作，此項主要針對男生；女生在考核時教師會隨機點2-3個身體部位，由學生根據瑜伽的基本動作來編排一套合理、有效的練習動作。第一項考核內容就明確的區分了男、女生的生理特性和興趣愛好，并且有效的激發了學生的創新意識，讓他們把平時所學的知識根據自己的理解和認識融合再發展。考核內容2：防身術。主要考核學生對防身術的一些基礎動作的掌握情況，例如：拳法、肘法和腿法。考核時教師會設計一個簡單的情景，兩位同學配合展示，點到為止。除開防身術的防身本質不說，防身術要求頭腦冷靜、反應敏捷、機智果斷善于分析和觀察，這卻是我們現代學生往往所不具備。在教學活動中，教師將這些能力教授給學生，也是對學生綜合能力的一種提升。

再從教學內容來看，器械鍛煉、瑜伽、有氧操、防身術這些內容不但具有一定的技術性，還具備一定的鍛煉價值。也就是說，在教學過程中，學生的運動量是達到了一定的程度的。這些都證明了“健身、健美”課程對學生的健康發展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

4.結論與建議

4.1將社會流行運動項目引入高職體育教學具有應用價值

高職學生根據其性質決定了他們在畢業后將直接走上生產第一線。初出社會的不適應，工作、生活的壓力往往給他們帶來較重的包袱。適時地、因地制宜地開展體育鍛煉能夠很好的起到鍛煉身體和減壓的作用。時下流行的辦公室運動也是由這些項目擴展來的，而在學校所學的運動技術和健身知識會給他們帶來很大的幫助。現在，很多年輕人喜歡到健身會所、俱樂部進行鍛煉，那么經歷過“健身、健美”類似課程的學生就不會有陌生感，反而會覺得如魚得水，信心滿滿。新設計的課程能夠給學生帶來如此多的積極作用，自然也就體現出了其在現代高職體育教學中的應用價值。

4.2結合實際情況適機開展

前面提到的理論研究和實踐應用都是在具備一定條件下展開的。首先需要有場地器材、設施設備，其次需要有具備專業知識和技能的教師。在這些條件不具備的情況下盲目將社會流行運動項目引進課堂可能就會適得其反。課題組在課題籌備初期就考慮到學院師資力量不足的問題，所以采取了和社會健身會所合作、共享資源和師資的辦法，最大程度的使新課程更加的專業和結合社會實際。

4.3打破傳統思維，擴展課程價值

高職學生精力充沛，課余時間無所事事，而成立多種單項體育俱樂部能夠吸引學生參加日常體育鍛煉，豐富課余文化生活。通過體育俱樂部的活動組織模式，將學生在課堂上所學的運動技能和體育知識運用于實踐，開展學生喜歡的體育競賽、體育表演，滿足學生的體育需求，有助于發展學生在校期間對體育鍛煉的認知，培養專業所需的身體素質。這對娛樂身心和強身健體，形成學生終身體育意識，滿足學生職業發展需要是非常有意義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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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姜維萍.試論普通高校健美操課的地位與作用[J].四川體育科學，1997（2）.

[3]韋繼康，等.論健美操運動在高等職業大學中的教育功能和社會功能[J].體育教學研究，2000（3）.

第4篇：社會科學研究的科學性范文

馬克斯?韋伯的《社會科學方法》一書主要選自《自然論文集》，本書由社會科學認識和社會政策認識中的“客觀性”、文化科學邏輯領域內的批判性研究、社會科學和經濟科學“價值無涉”的意義三篇長文組成，它們分別闡述了韋伯方法論思想中的一些重要的內容，是韋伯方法論著作的代表作。本文主要通過深入的閱讀研究韋伯的社會科學和經濟科學“價值無涉”的意義一文，進行淺析。

在《社會科學和經濟科學“價值無涉”》一文中，韋伯提出人們在大學授課時是否應當宣明他們所贊成的某種倫理的或者建立在文明理想以及其他世界觀基礎上的實際的價值判斷這一問題。針對此問題，有兩種不同的回答：其一是以可以從純邏輯演繹而得到的事實和經驗事實為一方與以實踐的、倫理的或世界觀的價值判斷為另一方的區分是正確的；其二是盡可能在課堂上不講實際的價值問題。對于上面兩種回答，韋伯發表了自己不同的見解，他認為大學教師在一切具體情況下，甚至在面臨使他的授課內容變得毫無吸引力的危險時，都會毫不猶豫地向聽眾，首先向自己宣明，哪些陳述是純粹從邏輯推理演化而來的或者對純粹經驗事實的說明，哪些陳述是實際的價值判斷，并且把這一點看作自己天經地義的責任。在這種情況下上述的第一種回答才可以接受；而韋伯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贊同第二種回答，認為第二種回答只適于掩蓋向聽眾發表的意見的實際影響，韋伯認為如果讓教師放棄實際的價值判斷，不能講激情昂揚的話語，會使聽眾迷失于各種不同范圍的彼此混淆之中。

在講壇上一般是否應該進行實際的價值判斷的問題本身就是一個政策的問題，因而它最終只能由個人根據自己的價值判斷而對大學的任務所取的觀點來決定。韋伯批評了種種不合時宜的德國教授們在大學課堂的言行，認為“如今的大學生在教室里應當向自己的教師學到的東西，首先是熟練地完成給定的任務的能力；其次，承認事實，即使是令人不堪的事實，然后把關于它們的規定和自己的價值態度區別開來；第三，使自己服從職責，因而首先抑制不必要地表示自己個人興趣和其他感受的沖動。”提出在每一項職責任務中，承擔任務者應當克制自己，排除那些不屬于職責的東西，而最需要排除的是他自己的愛與恨。

韋伯認為經驗科學只能告訴人們事實怎么樣，它可能怎么樣，但決不指導人們應當怎么樣，因此關于實在的經驗認識的科學必須拒絕承擔價值判斷的任務，從而保持科學認識的客觀性和中立性。科學研究者在涉及社會事實時，應當克制對它公開發表個人見解，韋伯寫道：“一個職業‘思想家’如果有什么職責的話，他所迫切要做的便是，面對時下盛行的理想，哪怕是傾人的理想，都要保持個人才智的清醒，倘有必要，就需‘逆潮流而動’。”韋伯深切地認識到研究者在科學研究的過程中和做學術報告時需要回避價值判斷，不借科學研究來鼓吹自己的價值觀；正是在這些因素之下，韋伯提出了“價值無涉”的概念。

韋伯寫《社會科學和經濟科學“價值無涉”的意義》這篇論文的意圖在于，批判德國的教授們利用自己不受攻擊的權威在學術講壇宣揚自己的價值觀點，混淆了價值判斷和關于經驗事實的科學知識之間的界限。在韋伯看來大學教授不能任意的發表其價值判斷。即應該做到價值無涉（價值中立）。所謂價值無涉是指要求研究主體按主觀愿望選擇了所要研究的問題之后，應該客觀地描述關于所要研究問題的全面資料和對這些資料進行科學分析所得出的結論，而不管這些資料和結論是否與研究主體、社會或者他人的價值觀念相沖突、相對立。

價值無涉這一原則首先是由韋伯提出的社會科學的客觀性原則，今天在社會科學領域內依然廣為接受的標準。社會科學是否需要堅持“價值無涉”的原則，引起了學者的廣泛爭論。這兩種立場在中國社會學界爭論了十幾年，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刊登在《社會科學研究》雜志上的鄭杭生教授和李金教授之間的爭辯。

李金教授對社會科學研究中堅持“價值無涉”的立場是持基本接受的態度。他在《為“價值中立”辯護》一文寫道：“在中國社會學界正如在社會科學的其它領域一樣，有一種十分流行的觀點，即主張我們應當在社會科學研究中堅決拒斥價值中立的研究立場。

鄭杭生教授對“價值無涉”立場是批判的接受。他在《究竟如何看待“價值中立”？――回應〈為“價值中立”辯護〉一文對我觀點的批評》中寫道：“‘價值中立’作為一種來源于實證主義的科學觀，是一個在總體上包含根本缺陷但又有局部合理性的西方社會學方法論原則，是一個在國外學術界有嚴重分歧、毀譽參半、仍難一致的爭論問題，是一個在本質上與相左但又有部分一致的理論命題，因此，對它極有必要采取具體分析的態度，既不能全盤肯定，把它夸大為我國社會科學的普遍的方法論原則，也不能全盤否定，將它說得一無是處，連它包含的合理因素也否認了。”

鄭杭生教授傾向于批判，他提出用“實事求是”的原則來代替“價值中立”。他在《關于我的社會學定義――序董駒翔主編的〈社會學〉?答我的一些批評者》一文中寫道：“總之，我與那位批評者的分歧根本不在要不要科學性，在堅持科學性上我絲毫也不亞于他；分歧在于科學性能否通過所謂‘價值中立’來達到。我認為通過所謂‘價值中立’不僅不能達到科學性，還會引起十分有害的后果；在我看來，科學性只有通過實事求是才能達到。”

在我看來，對“價值無涉”我們應該做到批判的保留，而不是簡簡單單地認為要完全接受或者是全面地、徹底地拋棄。“價值無涉”原則在韋伯那里是一種原則，而非方法。是以解決實際出現的問題為出發點的，這也是科學研究過程中所要求的基本態度。因此，我認為在大學教學的過程中大學教師可以適當地進行價值判斷、發表其主觀性的評論。以讓學生能夠更好的了解老師的思想，使大學課堂充滿活力、學生更加愿意地加入課堂討論，增加其知識，開闊其視野。

參考文獻：

[1]李金.為“價值中立”辯護[J].社會科學研究，1994，（4）：58-63

第5篇：社會科學研究的科學性范文

論文關鍵詞: 高職院校　人文社科成果　評價原則

論文摘要: 人文社會科學是人類整個科學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了解人文社會科學成果概念及分類，探討目前我國高校認可的社科成果評價體系，闡述高職院人文社會成果評價的八項原則。

我國人文社會科學成果評價已成為學術發展的瓶頸，不科學、不合理的評價已催生了大量的學術不端現象甚至學術腐敗，嚴重阻礙了學術的繁榮和發展。高職院校作為我國哲學社會科學事業繁榮發展的中堅力量， 迫切要求加強建立和完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成果評價體系和機制， 鼓勵科研創新， 營造崇尚學術、促進學術進步的良好學術氛圍和制度環境。探討高職學院人文社科成果的評價原則，有利于建立科學的評價體系，充分調動科研人員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提升高職科研競爭力。

一、人文社會科學成果概念及分類

人文社會科學以社會結構、社會組織、社會運作和社會變革等社會現象作為其研究對象， 其研究成果本身就是以對諸多社會現象、社會規律、社會實踐的價值和意義作出判斷和評價的形式而存在的， 相比自然科學研究成果的評價， 表現出其內在的廣泛性、復雜性、歷史性和社會性。人文社會科學是一個由眾多學科組成的龐大學科群，包括：哲學、歷史學、文藝學、宗教學、語言學、心理學、人類學、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法學、管理學、教育學、軍事學、新聞傳播學、體育科學、情報與文獻學、地理學等25大類。按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成果的形式可分為：著作、論文和研究咨詢報告三類，按研究的內容分為: 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和決策咨詢研究。

二、高校認可的社科成果評價體系

目前， 對于社會科學成果的評價， 我國高校比較認同的有:美國加菲爾德創建的《社會科學引文索引》(簡稱SSCI)和《藝術與人文科學引文索引》(簡稱A&HCI)、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評價中心主持完成的《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簡稱CSSCI)、中國社會科學院文獻信息中心主持完成的《中國人文社會科學核心期刊要覽》(2004 年版)、北京大學圖書館主持完成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總覽》(2008年版) 等。尤其是CSSCI 是我國社會科學管理部門和社科專家、學者對于建立科學文獻檢索系統和評價指標的實踐結晶， 是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國家教育部重點社科項目研究成果，作為我國社會人文科學主要文獻信息查詢與評價的重要工具。CSSCI來源期刊(2008－2009年版)共有25類學科528種，擴展版來源期刊24類152種，來源集刊19類?86種。經過十年的實踐， CSSCI 已經發展成為全國高校和其他科研機構以及廣大的社會科學研究人員普遍認同的、科學的、規范的期刊檢索系統， 已經成為社科成果評價的一種品牌， 標志著我國的人文社會科學的管理已按照國際標準， 從封閉走向開放，走向科學化、規范化的軌道。

三、高職院人文社會成果評價原則

1.科學性原則。首先要有科研理論做指導，使評價指標體系在基本概念和邏輯結構上嚴謹、合理，抓住科研工作的實質，并具有充分的針對性。同時，還必須客觀地反映高職院校科研實踐，抓住科研工作中最重要的、最本質的和最有代表性的方面。合理、有效的成果評價不僅包括制定科學的評價指標體系， 而且包括評價者對評價指標的科學、規范的掌握和運用， 即評價體系與評價形式的雙重科學性。 　2.創新性原則。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是以探索性和創造性為基本特征的，是對客觀世界的正確認識的過程，是不斷修正錯誤的理論和認識、正確把握客觀世界的運動規律、指導人們實踐的過程。高職社科研究成果是否具有創新性，應當是評價科研成果的唯一標準、最高標準。不具創新也就失去了學術意義。

3.可比性原則。評價體系要能適應在不同時期以及不同評價對象間的比較，既適應于同一對象基期與報告期的縱向比較，又適應于不同評價對象之間的橫向比較。同時，高職學院的科研水平與能力是不可能與辦學歷史較長的本科高校相比擬的，因此，在橫向比較時應按同類型、同層次的學校來進行比較和評價。

4.實用性原則。評價指標體系具有簡約性、可行性和可操作性。簡約性指盡量選取較少的指標反映較全面的情況；可行性指評價指標所需的數據要易于采集，無論是定性評價指標還是定量評價指標，其信息來源渠道必須可靠，數據的準確性和可靠性能夠保證，并且容易取得；可操作性指所選取的指標要盡量與評價對象現有數據銜接，必要的新指標應定義明確，便于數據采集。高職學院的在辦學過程中形成社科成果，必須對高職教育的理論與實踐有指導意義，產豐富與充實其它科學的的理論，才具有一定的實用價值。

5.實效性原則。一方面重視成果自身“含金量”及對學科理論的影響和推動作用；另一方面， 有些社科研究成果包涵巨大的潛在效益， 是社會現象歷史軌跡的再現， 需要時間和實踐的雙重檢驗， 社科成果評價者也必須重視這種潛在性。高職教育在我國的發展歷史不長，理論研究不足，因此研究和探索高職教育與院校管理的成果，對促進區域經濟建設、更好地實現服務地方經濟服務功能具有現實意義。

6.綜合性原則。成果評價不僅是對成果價值的一種認可， 更重要的則是對社會行為的規范發揮潛移默化的主導和輻射作用。由于社科研究的社會性和時代性以及成果價值的多樣性， 使得社科研究成果的評價表現出高于自然科學研究成果評價的復雜性。建立在成果價值多樣性和復雜性基礎之上的評價準則， 具體評價時必須考慮因地、因時、因人等各種主客觀因素， 確保評價的全面性和整體性。

7.發展性原則。社會在不斷發展，這就要求社科研究成果評價者必須與時俱進， 以科學的發展觀去評價具體的研究成果。另外， 評價的標準也要隨之不斷地發展變化， 以適應社科發展的趨勢和規律。隨著高職教育的發展，對高職教育的研究也在不斷地深入，因此，高職社科成果也要不斷推陳出新。

8.同行性原則。從對研究成果的認識和了解程度來看， 除作者之外， 對成果內容、意義理解力、認識力最強的就是高職學院的同行們。另外從學科發展和學術方向培育方面來講， 社科成果評價也必須高度重視和遵循同行評價原則。

參考文獻

[1]王曉麗，淺議高校人文社科研究成果的有效評價(J)科技管理研究2005.6

第6篇：社會科學研究的科學性范文

關鍵詞：社會科學方法論；康德；新康德主義；韋伯

自從蘇格拉底提出探求真理的“辯證法”方法以來，方法論就一直是哲學認識論的重大問題，不過，近代以前的哲學家大都是方法論上的統一論者，他們認為人類無論研究自然、研究人、還是研究社會，其研究方法從根本上說是一致的，都是方法論上的一元論者，他們無法想象針對不同的研究對象會有在原則上根本不同的研究方法。近代以后，一元論受到挑戰，這種挑戰源自兩個背景，一個是科學方面的，另一個則源自哲學。從科學方面說，近代自然科學的崛起和勝利，使得科學方法得到了廣泛的運用，但同時也出現了對這種科學方法的反彈，特有的社會科學方法論問題也日益凸現；從哲學方面看，近代認識論的特有論說，特別是其有關事實與價值的觀點從哲學層面催生了社會科學方法論學說的產生。當然，這兩個方面是相互影響、相輔相成的。本文撇開了科學方面，僅從哲學方面作一些粗略的探討。從哲學方面說，始于萊布尼茨、休謨等人的知識分類說以及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斷相區別的觀點是為社會科學方法論之源起。

一、社會科學方法論的源起

哲學家們很早就對各門科學知識進行過分類，比如，亞里士多德就把各門科學分為理論的、實踐的和制造的三大類，但它并未促成社會科學方法論的誕生，這主要是因為，（1）亞里士多德以來的知識分類說大都是基于研究對象的；（2）這種分類并未觸及價值判斷的特殊性問題；（3）亞里士多德以來的哲學家都是方法論上的一元論者，即都認為各門科學的研究方法在宏觀上和根本上具有內在的一致性。而自萊布尼茨以來，近代哲學家提出了一種不同于古代的獨特的知識分類說，正是這種知識分類說以及相關的價值判斷問題成為了社會科學方法論得以成立的前提。

與古代的知識分類說不同，近代的知識分類說不是基于研究對象的不同，而是基于一種判斷、一種知識的科學性和真理性的不同，萊布尼茨率先提出了這種知識論，他說：“有兩種真理：推理的真理和事實的真理。推理的真理是必然的，它們的反面是不可能的，事實的真理是偶然的，它們的反面是可能的。”①萊布尼茨的“兩種真理論”意味著存在著兩種不同類型的知識和真理，一種是推理的、必然的知識，這種知識只需要依內在的邏輯一致性即可證明為真，而且必然為真，另一種是事實的、偶然的知識，這種知識則需要借助外在的經驗觀察才能確定真假，而且這種真只具有或然性。

休謨則提出了與萊布尼茨幾乎完全一致的知識分類理論，休謨說，科學知識或者是關于觀念關系的知識，如數學和邏輯等形式科學。但與萊布尼茨不同的是，休謨知識分類說的本義是要明確科學知識的定義和范圍，以表明什么是科學，什么是非科學，從而把一切非科學的東西從科學領域中清除出去。為此，他更進一步提出了將“是”與“應當”、“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斷”作出嚴格區分的觀點，即人們不可能從“是”推出“應當”來，“是”的判斷（事實判斷）與“應當”的判斷（價值判斷）是兩種完全不同性質的判斷，因此，必須嚴格區分作為科學研究的事實領域與作為道德研究的價值領域（相當于現在的社會科學）。這樣，休謨不僅進一步確定了基于判斷之真理性的知識分類說，而且凸現了現代社會科學方法論的一個核心問題——價值問題。

萊布尼茨和休謨的上述觀點在康德哲學中得到進一步的明確和深化，康德將知識分為先天分析知識、后天綜合知識以及康德所獨創的先天綜合知識三大類，前兩種知識分別對應于萊布尼茨和休謨的觀念關系的必然知識和事實關系的或然知識，由于康德認識論的原意是如何證成科學知識的普遍必然性，因此在這三種知識中，康德本人更重視第三種知識即先天綜合知識，整部《純粹理性批判》可以說都是對先天綜合知識的論證，然而出乎康德意料的是，他的認識論中的前兩種知識，先天分析知識和后天綜合知識卻得到了后世哲學家更多的認同和研究。

另一方面，康德的認識論有一個與休謨相同的目的，即為科學定性和劃界，他是通過對人類理性認識能力的分析來進行論證的，康德一方面論證了科學（康德把它叫做“理論理性”）的價值和意義，在經驗的范圍內，科學真理（理論理性）具有普遍必然性，但若超出了經驗的范圍則科學（理論理性）必然陷入二律背反，成為一種先驗幻象，這說明科學（理論理性）及科學真理不是無限的，而是有限的，在科學的范圍之外還有一片廣闊的領域，這就是價值世界（康德把它叫做“實踐理性”），康德與休謨一樣，敏銳地觸及到了科學的有限性和價值問題，但與休謨排拒價值世界不同，康德認為正是因為科學（理論理性）的有限性使得價值（實踐理性）成為必要和可能，此所謂“揚棄知識，以便為信仰留下位置。”②在康德哲學中，在科學（理論理性）的范圍之外是廣闊的價值（實踐理性）的領域，而且與科學（理論理性）的經驗性、必然性相對應，人類的價值（實踐理性）領域則是超驗的、自由的王國，其重要性甚至在科學（理論理性）之上。因之，康德不只是區分了科學和價值，而且從哲學上對這兩大領域都進行了詳盡的分析和研究，此舉對社會科學方法論的意義極為重大，因為，在康德之前，人們對人類社會與自然界之間的區別雖然早有認識，但這種區別 “并沒有從基礎上以哲學的方式建立起來。人們一般認為，一切知識都有共同的理論基礎和哲學基礎。由于自然科學的成就，特別是邏輯、數學和物理學知識的確定性，這些科學的規范、原則和哲學基礎似乎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一切科學知識的準則。就認識論而言，康德并沒有超出這樣一種觀念。但是，康德的偉大之處在于為人的行為的可能性留出了一塊自由的畛域。哲學所要證明的，不僅包括人們達到對于自然的普遍必然的認識的可能性，而且還包括人們意志自由的可能性，也就是獨立于自然法則的自由法則的可能性。康德的這一觀點雖然尚未涉及文化科學的各種具體學科，也未涉及文化科學一般方法論問題，但是為一切主張文化科學區別于自然科學的思想提供了最基本的哲學根據，這就是人的行為的自由本性，人的行為以及由這種行為構成的社會的歷史性。”③

綜上所述，萊布尼茨以來的認識論有兩個重要的觀點，1，基于知識的形式特征（與經驗有關還是無關）和真理性（必然真理還是或然真理）的近代特有的知識分類說，這種知識分類說將知識分為兩大類，一類是與經驗無關的、具有必然性的邏輯——數學知識，另一類是與經驗有關的、只有或然性的經驗知識；2，與這種知識分類說密切相關的“價值論”，休謨和康德都區分了“事實判斷”和“價值判斷”，在科學領域之外劃出了一片價值的領域，“價值論”特別強調了與邏輯和事實判斷的科學性和客觀性不同，價值判斷是主體的和主觀的領域。近代認識論的第一個觀點將包含了價值判斷的社會科學排除在自然科學之外，不管作出這種分類的哲學家的主觀意圖如何，它在客觀上確認了存在著一種不同于自然科學的社會研究，導致了社會科學的獨立存在。第二個觀點以“價值”統攝社會科學，這不僅點出了社會科學的根本特征，而且對“價值判斷”的分析討論日后也成了社會科學方法論的核心命題，因此近代認識論的這兩個觀點事實上構筑了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基本前提。

二、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奠基

康德等人區分事實判斷和價值判斷的觀點是社會科學方法論得以建立的起點，也是一個獲得今日學術界廣泛認同的觀點，但進一步而言，我們究竟應該如何看待事實與價值之分？特別是應該如何看待包含價值判斷的社會科學？則又是一個引發了廣泛爭議的問題，由是而形成了兩種相互對立的思潮，因而康德之后的社會科學方法論思想是沿著兩種完全不同的思維路徑發展的，一種是主張社會科學科學化的實證主義，另一種是主張社會科學特殊性的歷史主義，兩種思潮都建基于休謨和康德的理論之上。

廣義的實證主義包括圣西門、孔德、密爾、斯賓塞、馬赫及邏輯實證主義等一系列人物和思潮，作為一種具有強烈科學主義傾向的哲學思潮，實證主義繼承了休謨和康德哲學中有關只有邏輯和經驗研究（自然科學）才是科學，價值判斷并非科學的著名觀點，從這一基本理念出發，實證主義認為，價值判斷和社會科學或者根本就不是科學，或者必須用自然科學的方法來進行整合和分析。而自然科學之所以成為科學，除了研究對象上的原因以外，研究方法上的優越性是一個關鍵因素，這種優越性使得自然科學的原則、規范和方法應該而且事實上是一切知識的準則，因此，社會科學要成為科學，只有使用統一的自然科學方法來分析和研究，實證主義與古代哲學家一樣是方法論上的統一論者，認為只要是真正正確的、科學的方法就既可以認識自然，也可以認識人和社會。實證主義并未承認與自然科學研究相比，社會科學研究有何特殊性，但實證主義仍對社會科學方法論有以下幾項貢獻：1、實證主義專門探討了科學研究（包括社會科學研究）的方法論問題；2、實證主義強烈主張社會科學應與自然科學一樣具有經驗性和科學性；3、具備了科學性的社會科學同時也應該是客觀的、價值中立的。

對社會科學方法論作出了更大貢獻的是新康德主義，這主要建基于這樣的事實，自然科學的研究對象——自然事實與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社會事實之間存在著重大的、甚至是本質上的差異。相對于無目的、無意識的自然事實而言，社會事實具有鮮明的目的性和意向性，因為社會事實都是人類行為的結果，而人類行為的主觀性、能動性、選擇性和價值性都是客觀的自然事實所不具備的。而且由于這種區別，自然科學研究的一些最基本的方法，如實驗法等實際上也無法在社會科學研究中加以運用。所以，在社會科學的研究中，除了運用與自然科學相同的一些方法以外，也應該存在不同于自然研究的、社會研究的特定方法，也即有一種所謂“社會科學的邏輯”，新康德主義正是從這里出發，肇始了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研究。

首先是狄爾泰，狄爾泰一生的偉大抱負是完成所謂“歷史理性批判”，他對歷史和歷史科學的獨到見解開啟了對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真正建構。他先從存在論的角度區分了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在狄爾泰看來，以歷史事物和文化現象為研究對象的人文科學與以自然事物和現象為研究對象的自然科學有著原則區別，自然科學以外在的物理世界為研究對象，而人文科學則以人的內在生命、人的精神世界為研究對象，自然的物理世界本身沒有意義，或者其意義需要人去賦予，而人類生活則是有意義的，由于這種區別，因此，從研究方法上說，“在自然科學中，任何對規律性的認識只有通過可計量的東西才有可能，……在精神科學中，每一抽象原理歸根到底都是通過與精神生活的聯系獲得自己的論證，而這種聯系是在體驗和理解中獲得的。”④這就是說自然科學通過感覺、思維等外在的認識方式來進行，它是用因果關系描述和解釋的科學，而人文科學則應通過人的精神活動內在地去領會，它是用將心比心式的心靈交互來體驗的理解的科學。“社會事實是被人們從內部理解的。我們可以根據對我們自己狀態的觀察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它們在我們之中再現。我們理解它們，就可以通過愛和憎，通過我們激情的變換，而使歷史世界再現。”⑤

與狄爾泰從存在論角度研究人文科學的特殊性不同，新康德主義西南學派的代表人物文德爾班和李凱爾特則主要從方法論的角度來探討自然科學和文化科學（社會科學）的區別。 文德爾班認為，由于自然“規律”是始終存在、反復出現、不斷起作用的東西，因而自然科學使用普遍化的方法，目的在于尋找自然界的“規律”、“齊一性”、“共相”、“不變的形式”， 它是“制定規律”的科學。而歷史“事件”則只有一次性、個別性和獨特性，因而社會歷史科學則使用個別化的方法，目的在于把某一過去的事件栩栩如生地再現于當前的觀念之中， 它是“描述特征”的科學。

李凱爾特進一步從質料和形式兩個方面區分了自然科學和文化科學，所謂“質料的分類原則”即從研究對象上來劃分自然科學和文化科學。李凱爾特認為自然是那些從自身中生長起來的、自生自長的東西的總和。文化則或者是人們按照預定的目的生產出來的。在這里，價值是區分自然和文化的標準，而所謂價值就是獨特性，一切自然的東西都是普遍的、重復的，因而沒有價值，都不能從價值的觀點加以考察。反之，一切文化產物之所以具有價值，在于它們的獨特性，它們的一次性發生過程。⑥

與“質料的分類原則”相比，李凱爾特更強調“形式的分類原則”， 即從研究方法上來對科學進行分類。從研究方法上說，自然科學是試圖從事物的普遍因素中形成普遍概念，因此，它必須采取“普遍化的方法”。文化科學所面對的是特殊的、一次性的研究對象，因此，它就只能采用“個別化的方法”。當我們從普遍性的觀點來觀察現實時，現實就是自然；當我們從個別性和特殊性的觀點來觀察現實時，現實就是歷史和文化。

新康德主義從康德關于自然領域和自由領域相區別的觀念出發，論證了自然科學和文化科學之相互區別在存在論（狄爾泰）和方法論（李凱爾特）上的內在根據，指出了歷史事實和文化現象與自然事實相比所具有的諸多特殊性，如價值性、個別性等，第一次明確地從學科類型上把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文化科學）區分開來。同時，新康德主義還對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進行了廣泛、深入的討論，取得了相當的成就，比如：狄爾泰對“意義”的分析、對神入型理解的闡述，文德爾班和李凱爾特對“價值”的強調、對個別化方法的探討等等，這些成就一方面正式開啟了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研究，另一方面，其中的許多觀點后來都成為社會科學方法論的重要原則。

三、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確立

如果說新康德主義開啟了對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研究的話，那么，20世紀德國最偉大的思想家韋伯則把這種研究向縱深推進，并最終確立了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基本框架和研究原則。

韋伯的方法論思想異常豐富，涉及社會科學方法論中幾乎所有的關鍵問題，首先是如何界定社會科學，劃定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界限，在這一點上，韋伯基本上接受了新康德主義的觀點，認為社會科學應從存在論和方法論兩個方面加以界定，社會科學既有不同于自然科學的研究領域，更由于有著不同于自然科學的研究視角和研究方法而有其獨特性。

其次，如何看待價值問題。自休謨、康德以來，“價值”乃是不同于“事實”的另一種判斷和另一個領域，是社會科學得以成立的基本前提，新康德主義更是以價值論為中心來建構人文社會科學，無論是韋伯時代還是在現代，價值問題都是社會科學方法論的核心問題，韋伯在價值問題上的觀點是一方面強調價值的獨特性和重要性，反對實證主義和自然主義，反對用尋找“規律”等來取代社會科學在對象和方法上的特殊性，另一方面也反對德國唯心主義，堅持社會科學也是一門客觀的經驗科學，不贊成用直覺等含混的方法來研究社會科學。具體而言，韋伯的基本主張是試圖將“價值關聯”與“價值中立”在方法論上統一起來。

韋伯認為社會科學首先是“價值關聯”的，這表現為價值是社會科學形成的先決條件，也是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區別所在，同時，“價值關聯”也表明社會科學家必定是在一定的價值觀念的背景下去從事研究的，研究課題的選擇和目標的確定與研究者的信仰、利益和偏見等密切相關。因此，價值關聯既是建立社會科學的前提，又是解釋社會科學研究者的興趣的根據，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價值分析則是價值關聯的具體化，它具體地揭示了文化意義之所在，它們是經驗分析必不可少的前提，但還不是經驗科學本身。

如果說“價值關聯”是社會科學得以確立的基本前提的話，那么，“價值中立”則是社會科學研究的根本方法，它向社會科學提出了一個客觀性的要求，這種要求與自然科學的客觀性要求是一致的。區分事實分析和價值判斷，將價值判斷從科學認識中剔除出去，這個由休謨率先提出的原則在韋伯手上得到了明確而系統地闡述。

韋伯認為，前述價值關聯的有效性只限于社會科學研究對象的確立，它不能代替對實在所作的科學分析。韋伯一方面通過一些具體事例，如對當時流行的工團主義理論和信念的分析闡述了科學與價值的分野，另一方面，在《“價值中立”在社會學和經濟學中的意義》和《社會科學和社會政策中的客觀性》等文中進一步從理論上證明“應把純粹從邏輯上可推演的斷定和經驗事實斷定與實際的倫理價值判斷或哲學價值判斷區分開來，這種觀點是正確的。”⑦因之，“價值中立”作為社會科學研究的根本方法論原則表達了三種規范，（1）必須將事實判斷和價值判斷區分開來，（2）價值判斷無法取代科學認識，（3）科學知識也無法得出有關價值的結論。“價值中立”表明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一樣必須追求真理，必須滿足客觀性要求，學者不是先知，教師不是宣傳家，講臺不是布道所，韋伯反復強調的這個原則如今已成為社會科學界大多數人的共識。

韋伯“價值中立”說的另一個意蘊是社會科學的價值論域沒有事實領域那樣的客觀真理，一切價值都是相對真理，無法在終極的意義上比較高下，價值論域是“諸神彼此之間永無休止的斗爭。⑧真、善、美是無法統一的，正所謂“一事物之所以為神圣，不但不因其為不美所妨礙，而且唯其不美，方成其為神圣……一事物之所以為美，不但不因其有不善之處所妨礙，而且唯其有不善之處，方成其為美……一事物之可以為真，不但不因其為不美、不神圣、不善所妨礙，而且唯其為不美、不神圣、不善，方可成其為真……”⑨因此，各種不同的價值觀和終極信仰都是平等的，哪一個都無權宣稱具有絕對的正確性和優先性，稟持不同價值信念的人均應相互理解和寬容。

韋伯對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另一個貢獻是提出了“理解”和“理想類型”兩個研究范式。韋伯認為，“理解”或是合理性的，即邏輯的或數學的理解；或是神入的，即對他人心理和行為的重新體驗。韋伯著重分析了神入性理解。神入性理解的必要性在于人類社會生活的許多方面，如價值觀念、終極目標、激情行為及所有的非理都很難用邏輯的方法來解釋，而只能作神入式的理解。神入性理解的可能性在于在大致相同的環境下，人們會產生大致相同的內心活動，因此人們可以通過分析在被理解者所處的情景中將會出現的內心活動來類推他人的內心活動。當然，由于這種神入性理解不具備合理性理解的邏輯明晰、普遍性和規范性，因而其正確性和有效性始終是有爭議的，不過，正如安德列斯基所說，盡管神入性理解有種種局限，但若無神入性理解，社會秩序在幾秒鐘內就會崩潰，因而它是無法從社會科學中排除出去的。⑩

“理想類型”是韋伯提出的社會科學研究的另一個范式，韋伯認為，由于研究者面對的社會事實紛繁復雜，要做出接近真實的研究頗為不易，因此需要建構一套去偽存真、去粗取精的概念系統，它是從歷史事件中抽取和歸納出來的一種概念構架，是為了透視實在的因果關系而構造的非實在的因果關系，這就是社會科學研究中的“理想類型”。韋伯的“理想類型”論以及韋伯在他自己的研究中提出的幾種“理想類型”：如新教倫理、科層制、三種統治形式等在社會科學研究中顯示了巨大的力量，成為人們廣泛使用的一種研究方法。

因休謨和康德提出事實和價值的分野而肇其始的社會科學方法論研究，到韋伯時代已完成了初步建構，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基本原則已經建立起來，并被廣泛地運用到社會科學的研究之中。比如，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斷的分離在今天已是學術界的共識，也是社會科學研究中一個重要的分類標準，經濟學據此就有實證經濟學和規范經濟學之分。又如，根據價值中立的研究原則，現代社會科學家都力求避免用價值判斷來代替科學的實證研究，以求得研究結果的客觀公正。另外，價值與事實的不同還表現在價值判斷并沒有事實判斷那樣的客觀性，各種價值具有不可公度性，而社會科學研究又無法回避價值判斷，因此在價值問題上，社會科學家要堅決反對和摒棄唯我獨尊的沙文主義，堅持相互理解、相互寬容和平等對話的原則。

總括本文，從休謨到康德、從新康德主義到韋伯，現代社會科學方法論由是得以建立。

引文注釋

① 十六——十八世紀西歐各國哲學[M].商務印書館，1975：488.

② 楊祖陶，鄧曉芒編譯.康德三大批判精粹[M].人民出版社，2001：59.

③ 韓水法.韋伯.臺灣東大圖書公司，1998：37-38.

④ 轉引自劉放桐.新編現代西方哲學[M].人民出版社，2000：125.

⑤ 轉引自韓水法.韋伯[M].臺灣東大圖書公司，1998：40.

⑥ 李凱爾特.文化科學和自然科學[M].商務印書館，1986：20.

⑦ 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M].楊富斌譯.華夏出版社，1999：100.

⑧ 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M].楊富斌譯.華夏出版社，1999：28.

⑨ 轉引自蘇國勛.理性化及其限制[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255.

第7篇：社會科學研究的科學性范文

一、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基本思路

所謂社會科學方法論，是指從事社會科學研究的方法論，這種方法論是建立在社會科學研究的各種方法之上的，它除了論述這些方法之外，還要進一步闡明這些方法的客觀基礎、本質根源、基本特征及其運用的原則。它是根據多少年來總結出的普遍存在于絕大多數案例的認識經驗，從而進行帶有客觀性、整體性、具體性和發展性的推敲所得出的認知方法觀念。我們去進行科學研究的時候，可以立足社會科學方法論所指引的路子，再根據自身特點來進行判斷和分析。

社會科學方法論并非解決的是一個單獨的事物所要面臨的具體問題，而是要揭示一種規律，甚至探測它的發展未來。伴隨社會科學的發展，目前，我國社會科學內部的方法論意識日益自覺，其科學性和實踐性在的認識論、真理觀，特別是唯物史觀的指導下，逐步成為了我們現階段學術研究的必備良藥，也是我國社會科學進一步發展的重要學術要求和前提。

二、社會科學方法論對探究藝術設計領域的作用

在藝術設計領域也同樣如此，我從本科就一直從事平面設計專業的學習，側重點不同，本科針對技能方面要求多些，而到研究生就將目光轉向了深層次的學術研究。尤其在現階段，我發現社會科學方法論恰恰可以幫助我很好的解決我探索本領域的一些困惑。

（一）看設計眼高手低。從本科到研究生，是一個由手到腦的轉變過程，長時間進行理論的學習，在遇到上交作品的時候，卻是只能闡述出自己的設計理念，而最終的成品根本達不到想要的效果。這就驗證了社會科學方法論中所強調的實踐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是理論必須和實踐相結合。

（二）藝術性、商業性失衡。對于我們設計者來說，追求自我個性的表現力和社會當中的商業需求永遠都是一個讓人糾結的矛盾。有時候太過去張揚個性，卻并不是大眾所喜歡，每次根據社會需求來做設計，又感覺完全在束縛我們對于藝術美的追求，永遠達不到更深的藝術境界。這可能就是我們社會科學方法論里所講的矛盾認知。對我們來說，如何認清這對矛盾是最主要的，這可能要根據具體問題來平衡二者的關系，而矛盾的對立統一關系，追求統一，講究關聯，系統的思考告訴我們的就是這個道理。

（三）缺乏原則。藝術這個領域在社會中所制定的規則過于少和簡單，這樣一方面會給我們設計者廣闊的施展空間，并不受太多束縛。但是另一方面卻有著秩序混亂的場面，比如設計的作品其里面的元素基本都是抄襲別人的元素拿來東拼西湊，告知別人這是自己的作品。所以這中原則和對待藝術的責任感是該在自己最初做設計的意識中存在，是尋求這樣的解決方法，講究原則。

（四）評判標準模糊。對于一個藝術作品是好是壞，我在現階段對其藝術價值缺乏一個正確的認識和考究，沒有很好的評判標準和底線設定。所以基本看所有作品都看表象，再深層面的東西我就會亂了方向，不知從哪里來尋求這個藝術作品帶給人們和社會的意義和價值。而在我們社會科學方法論根據哲學中總結要注重量的積累。沒有量的經驗積累，評判任何東西都不會是特別準確的，只有充足電，才會點亮屋子，將自己的觀點陳述的有理有據，有說服力，同時也才能夠更好的認識事物規律，揭發規律本質，從而達到質的飛躍。

三、如何利用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來更好的學習藝術設計

（一）重在實踐過程的體驗，理論和實踐相結合。每一個事物都必須通過實踐去認知，事實證明，我們設計者在設計作品的時候不能光去憑空想象，靠意識來主導事物的發展方向。而必須通過實踐來實現，用所吸取的理論養分盡情的灌溉整個實踐過程，才是最明智的選擇。社會科學方法論立足于實踐，堅信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對我們探索具體領域有很好的指導作用。

（二）學會系統整體的看待問題，不能孤立片面。任何事物都不是獨立存在的，考慮問題要想清楚某個元素和其它元素具有什么關聯，尤其在我們藝術設計領域，設計作品一定要注重把握整體感，色彩元素要和構圖以及圖形都要形成關聯，才會讓人看著舒服。并且不能只注重專業學習而忽略其它科學文化歷史的學習，只有一點點沉淀所學的文化知識，才能夠更好的服務于藝術設計，所設計出來的作品才會富有生命力和價值。

（三）合理的認清矛盾，掌握它的對立統一的規律。把握設計作品的定位，需要我們妥善的處理矛盾，盡可能不把這對矛盾永久的對立起來看待，要適當的根據實際情況學會化解矛盾的對立性，將其兩方面統一起來分析問題，把握矛盾的主要方面。所以我們在表現自我的同時一定要考慮其作品是否符合市場需求和大眾需求，是否能夠順應市場發展規律，在此基礎上來把握我們作品的定位和走向，去施展我們的個性，那才是好作品。一味的將自己陷入矛盾的困境，作品也將會跟著失去被人認可的價值。所以社會科學方法論對于矛盾的處理解決辦法對我們看待藝術設計同樣奏效。

（四）學會積累。自古以來，積累都是一種美德。我們學習藝術設計的設計者們很多情況下會走到一種極端，那就是只注重自己的專業，別的一概忽略，孰不知藝術作品的價值所體現的應該就是對人生的一種意識形態和歷史的沉淀、文化的傳播等等，我們如果不去熟知這些領域的東西，設計出來的東西只是表面文章而已。甚至這些會影響到我們去客觀評判一個藝術作品，連基本的背景知識都不熟悉，基本的理念和所表達的意思都沒辦法看懂，怎么去評判和學習。所以積累很重要，我們人的一生都應該學會積累，只有量的積累才能達到質的飛躍，人生的價值也會從中體現。

（五）學會用世界眼光看待問題。就拿我們藝術設計領域來說，不管從事的單位或企業規模如何，設計師的視野很重要。人們看到一個大氣的藝術作品背后，一定會有一種世界眼光來用心設計。世界眼光不一定是見的東西多，更重要的是意識領域的寬廣。想問題和設計思路都要注重大局，能夠對之后的前景有所遇見和規劃。這樣的思路和視野值得我們每一位設計者深思和學習。

第8篇：社會科學研究的科學性范文

科學價值中立說

關于科學的價值中立的觀點，在西方哲學思想中在較長時期內影響了占主導地位的科學觀和認識論。一般認為馬克斯?韋伯引入了現代的事實—價值兩分的觀點。他在《社會學與經濟學中“價值中立”的意義》這一經典論文論述了兩方面的觀點[1]。第一點他吸取了休謨的思想，認為在規范與描述之間、在斷言某物實際上是什么與理想上應當是什么之間，存在著不可逾越的鴻溝。因為我們加于事物的價值不屬于這些事物的真理性，科學關心的是描述實際發生了什么，并且解釋為什么。自然，科學能夠而且必須注意個人和團體在事實上怎樣做出評價，但他們卻不能從根本上真實地記錄這個或那個事物是內在地有價值的，因而是在范疇上應當被評價的。韋伯的第二個論點是有規定性的。他從不認為價值是無足輕重的，也從不宣稱每個人，特別是社會科學家應當總是避免價值判斷。與此相反，他堅持提出指認與評價的區別，二者不容混淆。一個人在表達價值判斷時，不應當自稱這種判斷是得到科學地確認的；因為事實上這是做不到的。當社會科學家推崇某種行動時，他們應當盡力地說明自己所說內容中哪些是科學的發現，哪些是具有很不同地位的政策建議。這是知識分子的真誠品質與尊重真理的原則所必然要求的。

20世紀的邏輯實證主義者一般都竭力提倡科學與價值、描述與規范、實然與應然判斷的嚴格區別，要求社會科學堅持價值中立的立場。亨普爾指出，有關科學的價值中立問題，可以說是圍繞著兩個不同的方面而展開，這就是：(1)科學家的實際研究行為，和(2)批判評價和論證科學斷言和程序的方法論標準。在科學家的實際行為層次上，價值評價作為科學研究的一個誘導因素無疑起了重要的作用。道德的準則、審慎的思考和個性等等顯然會影響科學家對所研究領域、問題和所采取的方法的選擇。社會和政治價值有可能削弱研究某些特殊問題領域的努力，也可能鼓勵人們贊同某些并無可靠根據的理論。當然，作為一種規律，科學研究中決定采取或放棄一個特定的假設或理論，將強烈地受到認知價值或準則的影響，這反映在他們堅持某種方法論程序的標準上。[2]

正是在構成研究行為的重要的誘導因素這個問題上，價值評價與科學研究相關聯。因此，必須在心理學、社會學和科學史解釋科學研究行為時考慮價值評價的作用。然而，這種科學解釋在談到科學家受價值影響的時候，并不涉及任何價值判斷。也就是說，它在解釋科學家接受或放棄一個理論時，并不論證這個理論的合理性，或表明這是個不合理的科學程序。而合理性問題要求的是在可以獲得的證據和其他系統的根據的基礎上對理論進行批判的評價。正是在這個問題上，傳統的科學觀，特別是邏輯實證主義的科學觀主張科學理論與證據關系有明確的客觀標準，并認為這種標準可用證據與理論之間的肯定或否定的的邏輯關系來表示，由此而為科學的客觀性與價值中立說提供了依據。按此觀點，恰當的科學研究及其結果是獨立于研究者個人的成見、信念或態度的，因而可以把某些程序看作違反了科學規范，并可以用對科學以外的價值觀的過度依賴來解釋研究者違背恰當的科學行為的動機。

與上述科學哲學觀點相類似，現代知識社會學(或科學社會學)的鼻祖卡爾?曼海姆也把自然的與文化的區別了開來，把數學、自然科學與宗教、道德、實踐領域等其他方面明確區分開來。“可以說，形式知識在本質上是所有人都可以接受的。其內容并不受個別的主體及其歷史社會條件的影響。但在另一方面，顯然存在著范圍廣泛的主體事務，它只能由某些主體、或在某些歷史時期被接受，而且從個人的社會目的來看，這也是顯而易見的。”[3]他認為，自然科學具有可重復性，而宗教道德等文化的領域則具有不可比的特征。所以他斷言，意識形態在本質上是非真理的。一般來說，意識形態的特征是對其范圍廣泛的對象進行高度明確的闡述，對其追隨者有權威的明確的命令性。與其他類型的信仰相比，意識形態更加系統化，圍繞一個或數個突出的價值觀而整合。它往往抵制信念的變革，它的接受或推行還往往伴隨著鼓動性的宣傳。誰接受它，誰就要完全服從它，誰的行為就必須完全滲透著意識形態。任何一種意識形態都產生于特定的文化中，因此它不可能與該文化的重要因素完全分開。意識形態故意掩蓋人們的動機與利益，這就迫使利益與對抗著的人們相互欺騙，并用貌似普遍化的方式掩蓋狹隘的局部目的和利益。意識形態不會把系統地追求真理當作自己的一項義務，因而采取取教條主義的認識態度，不愿接受新經驗和真理。作為一種文化的產物，意識形態對社會科學的影響尤其明顯。

曼海姆堅持認為，凡政治的或是涉及世界觀的一切知識，不可避免地都是有黨性的。他因此而暗含的論點是，像政治學、社會學等社會科學均無法擺脫意識形態和黨性的束縛，所以他也承認不同社會地位的人有不同的思想。這些觀點引起了美國實用主義者胡克的爭論。胡克在肯定了曼海姆的開創性工作以后指出，困難在于，曼海姆承認，表現階級立場的意識形態和烏托邦，導致在科學意義上被認為“真”的那些關于事物性質的理論和發現，因此，問題就轉移到這些“真理”是否取決于導致探索和發現這些真理的階級立場和階級利益這一點上。“階級立場和階級利益既然隨著歷史時期而改變，曼海姆認為這問題就成為一個知識社會學的問題。……現在假定科學的處理方法和客觀性是同一的，使曼海姆感到頭痛的問題是：任何一種的科學知識是怎樣成為可能的？曼海姆在他的書中，不同的一頁就有不同的答案，而使讀者對于他真正相信什么完全感到茫然。”[4]實用主義作為一種獨特形態的科學主義思想，對此作出了自己的回答。胡克實際認為，即使存在階級或黨派觀點的相對性，科學(包括社會科學)仍然存在超越主觀價值的客觀性基礎，比如根據經驗基礎所作的證實或證偽的判定。這是我們過去在認識實用主義時所忽視了一個重要論點。

因此，關于科學價值中立的觀點，反映了西方一些思想家在科學發展以后對其根本任務的一種認識論的反思。在科學知識系統發展達到一定水平以后，有必要主動排除意識形態等主觀價值的干擾，以相對純化的方式對待其研究，以便適應客觀性的要求。

對絕對價值中立說的批評

韋伯和邏輯實證主義者關于科學價值中立說的觀點，在近數十年受到了西方哲學家主要是歷史主義者和科學實在論者的批評或挑戰。庫恩以來的歷史主義學派深刻地批判了科學的積累發展觀，論證了科學理論的根本轉變不簡單地只是對關于事實的增長了的知識作出的理性反映。而科學不同學派之間的轉換更像是信仰的轉變，沒有太多的合理性基礎可言。勞丹則提出了一種關于科學家理的適中的觀點，指出理性的行動者持有各種目的和關于世界的預設信念，為了合理地接受一個信念，他必須能夠限定與自己的目標和信念有關的推理范圍。勞丹試圖把科學合理性的一般要求與價值論、方法論和事實層次的共識統一起來。

科學實在論者普特南對事實與價值關系的看法具有某些獨特的意義。他公然聲稱自己要為一種幾乎被了的觀點恢復名譽，這種觀點認為事實與價值的區分無論如何也是模糊不清、無法實現的。因為事實陳述本身，以及人們據以決定什么是事實和什么不是事實的科學探究實踐活動，都預設了價值。普特南指出，關于科學價值中立的傳統觀點是建立在科學的工具的成功和多數人的一致意見基礎上的。懷疑價值判斷具有認識功能的一個理由是，它們不能用“科學方法證實”，而且在福柯所討論的倫理學觀點中還強調調，在倫理問題上，人們不可能取得普遍一致或大多數人一致的意見。許多人相信科學理論的正確性可以作出使大家滿意的論證。但在事實上，對于任意選取的一個科學理論的真理性，人們不可能得到絕大多數人的贊同。許多人對于科學和很多理論都是可悲地無知，至于科學的工具的成功，由于科學的意義決非僅限于它的實際應用性，故不能由此而推出科學的合理性。所以，用工具的成功與多數主義來證明科學真理的合理性和價值真理的非合理性，這是站不住腳的。[5]

普特南強調，至少有些價值必定是客觀的。精確科學的理性上的可接受性取決于像“融貫性”和“實用的簡單性”之類認識上的優點，因此，至少有些價值詞項不僅僅代表使用這些詞項的人的情感，而且代表了它們適用的那些事物的屬性。如果這些詞項不代表理論的性質，而僅僅代表有關人對理論所持有的“態度”，那么像“正當的”、“充分確證的”、“最有效的解釋”等等，必定也完全是主觀的。因為理性上可接受性不可能比它所依賴的參項更為客觀。因此，至少這些價值詞項具有某種客觀的用法，即某種客觀的正當性條件。同樣，對于倫理學判斷的主觀方面也不能強調過分了。如果說，在科學領域堅持科學是一項客觀的事業，并不等于認為每一個科學問題都有一個確定性的答案，某些科學問題也許有一些客觀的、不確定的答案，那么，在倫理學領域，某些價值見解是確真的，某些是確假的。“總而言之，某些價值見解(以及某些意識形態)肯定是錯誤的，某些見解肯定不如其他見解，在這個意義上堅持倫理學探究是客觀的，同堅持根本沒有任何不確定性的情況這種愚見，是兩碼事。”[6]

由此可見，普特南在科學與價值的關系問題上，竭力從兩方面來闡述二者之間的融合、統一與制約。一方面，他不同意證實主義和舊實在論把事實與價值截然分開的觀點，而堅持科學對客觀真理的追求與融貫性、正當性、實用簡單性和完美性等價值要求的統一，科學的客觀性與多元性要求的統一。另一方面，從倫理價值的角度來看，普特南又不同意主觀主義、相對主義和功利主義的價值觀，而認為至少有些倫理價值是有客觀標準或依據的。就認識而言，對于概念構架的任一選擇，都是以價值為先決條件的，在選擇一個描述日常人際關系和社會事實的構架時，在眾多的因素中首先會涉及到人們的道德價值。因此，真理理論以合理性理論為先決條件，而合理性理論又以我們關于善的理論為先決條件。

普特南試圖把事實與價值、真理與價值有機地、內在地統一起來，既不放棄實在論的客觀真理論的基本前提，又不接受事實一價值兩分的傳統觀點。其觀點屬于一種形式的價值真理論，是對那種離開人的能動的認識過程，而僅僅在本體論上強調真理是對實在或事實的純客觀描述的傳統實在論的批評。它告訴人們，追求直理的科學不是與人的價值無涉的中性活動。

那么，是否可以像相對主義者所斷言的那樣，由此而徹底否定事實與價值、科學與意識形態的區別呢？顯然也不能。正如普特南所斷言的，每一個事實都有價值負載，每個價值又都負載著某個事實。這后一命題說明，沒有客觀性依據的價值不能算作真正的價值。因此，這里的價值又與傳統的事實價值兩分觀點所說的價值已不完全是一回事，因為后者主要指的是主觀價值。可見對價值的不同解釋預設了不同的結論。而從根本上說，價值具有主觀與客觀兩重屬性，純粹的主觀價值顯然無法與客觀性或科學性相統一。這里便存在不同層次的價值問題，客觀性與價值只能在科學發展的高層次上統一起來。

社會科學研究中的價值問題

前面論述了當代西方哲學有關事實與價值關系的一些基本觀點，這些觀點為我們合理解決社會科學研究中的價值問題提供了借鑒。

就本來意義而言，社會科學是以社會為對象的系統的知識探究，因此它在實質上與意識形態等主觀價值體系有所區別。其區別主要表現在基本立場、態度和方法上。從基本立場來看，社會科學以追求關于社會的事實知識或確切知識為基本任務，因而一般不預設立場。真正的社會科學是真誠而無畏的，無須迎合某些特定的個人或社會集團的口味，因而所采取的態度是合理的懷疑。研究無，一切似乎已成定論或天經地義的東西或結論，都可能成為社會科學家的懷疑對象。即使有可能在研究的過程中否定自己的先前結論或成見，也在所不惜，真正的社會科學家是“無我的”，不怕否定自己。因此，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正是社會科學的題中應有之義。在方法論上，社會科學多用歸納法、統計法等科學方法，以便從具體的社會現象中得出規律性的東西。盡管歸納法是不可靠的方法，但為了探究事實，社會科學家仍然頻繁地使用，包括統計法等科學的歸納方法。

意識形態等主觀價值的追隨者則與此不同。他們固執地追求信仰，從抽象的觀念、原則、口號出發，竭力為某些特定社會集團的利益服務，因而他們采取的是教條主義的頑固態度，對既成的傳統和信念不敢懷疑或質疑。其方法大多為演繹法，即從抽象的大前提出發，推演出脫離現實的結論，所以意識形態等主觀價值體系盡管也打著科學的旗號，但其論證方式卻十分繁瑣，追求華麗的詞句或動聽的口號，實質則空洞無物，思維也不講究邏輯，經常出爾反爾。歸納法和統計方法在意識形態那里只具有純粹工具的意義，事實成了任人打扮的女孩子。

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還存在一定的區別，前者指的是像政治學、經濟學、人類學等與自然科學更為接近的學科，可以采用經驗研究和統計學等手段，后者指的是文學、歷史、哲學、藝術學等更具有文化特點和包含更多價值判斷的學科，往往與特定文化的價值觀分不開。然而，當代的一個發展趨勢是日益要求人文學科也具有客觀性和科學性，即采用更多的科學方法和論證方式。比如，倫理學曾被認為只是關于規范價值的學問，但是，20世紀的科學主義者提出了倫理學不能與現實生活相脫離的任務，倫理價值前提應從實際生活的倫理中得出。因此，人文學科如仍停留在傳統的相對價值的水平，永遠自說自話，無法像科學那樣可作廣泛而重復的比較和討論，那顯然是一種落伍的表現。

將人文和社會科學只當作特定社會集團的學問，是其利益的集中表現，甚至提出所謂民族特色的科學、經濟學、政治學等等，這實際上是將這些學科降至不具普遍意義的私學的水平，與占星術、風水術沒有多少區別了。一門學科只有在成為可跨文化共同研究、討論和驗證的學問時，才能成為公認的科學。社會科學也許因為研究對象的文化特色而加入了某些價值因素的考慮，從而有可能影響研究者對具體社會問題的看法，但每門科學都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的公理、原則、范疇或概念，以及公認的研究和驗證方法，包括共同的邏輯工具。比如政治學中的國家、政體、民主制、權利等概念及相關學說，用于民意調查的統計方法和一般數學及邏輯方法，便屬于這種共同基礎性的東西。

當然，如前所述，純粹的絕對的價值中立在科學研究中也只是一種難以實現的理想，類似于烏托邦，而且正如普特南所說，從更高的境界來看，脫離客觀性的價值只是主觀價值，并不具有真正的價值意義。然而，這仍然不能說明科學研究絲毫不需要警惕主觀價值的束縛或影響，妨礙認識客觀性的實現。而且，人的認識與科學發展的高低階段之分，在時間上也有側重點先后的區別。可以說，只有在較低層次上解決了事實與價值相對區分的問題之后，才能實現較高層次上統一的任務。

由此來看我國當前的社會科學研究，仍然在相當程度上處于較低層次的主客不分、科學與意識形態混淆的狀況。舉例來說，倫理學幾乎還沒有脫離規范倫理的階段，對于當前人們實際上如何處理或對待人倫關系，較少作實事求是的描述性研究，一般仍停留在從抽象規范向下推演的水平。誠然，規范倫理是倫理學的重要內容之一，但作為科學的倫理學還要從事認定事實的工作，這就需要進行某種程度上價值中立的研究，避免把倫理的“應當”誤作“是”。在傳統倫理的研究上更存在事實與規范不分的情況，例如有人把寫在經典中的規范倫理與中國社會實際處理人倫關系的事實混為一談，幾乎不指出兩者間的區別；更有人將戰后日本等東亞社會的成功歸結為孔孟之道，對于這些國家在長期傳統中形成的帶有自身特點的倫理道德作如此輕率的概括，更顯出概括者社會科學研究常識的欠缺。

至于像社會學、政治學、法學等社會科學，也程度不等地存在著事實與價值混淆、應然判斷與實然判斷不分的情況。一些人不懂政策宣傳與事實認定之間的區別，硬是把“應當”當作“是”，不懂得意識形態與科學并不是一回事。立場相對中立的問調查和事實報告，特別是在涉及政治、性等敏感問題上，做得還相當不夠。有時候則以感情代替法律判斷。例如，某個新興小城市近年在吸引外資和城市建設及環境衛生方面做出了顯著的成績，但其干部在工作作風上卻存在著明顯的缺陷，長期要求機關干部普遍加班加點，休息時間極少，在維護城市衛生時采取了一些明顯違反法律規定的嚴厲懲罰措施等。這些都是涉嫌違反現有法律、侵犯公民權利的問題。但有研究者寫文章把這些歸結為“善良違法”，試圖以其行為結果的某些成績來論證其違法行為的合理性。請注意這里的“善良違法”這一提法，這是用倫理價值判斷來限定事實判斷。如果有點現代科學的常識，便不會這樣來認識問題。因為事實首先是，這些規定違反了我國現行法律的基本精神，至于行動者的動機是否善意，則完全是另外的問題。以對動機的價值判斷來為違法的行為作辯護，顯然是難以服人的。

造成這些情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歷史上的中國社會在“百家爭嗚”時期多種學派并存競爭，源于民間的學問可以被某些統治者所利用，但尚未出現官方壟斷學術的局面。只是到了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后，一切學問才被打上了官方的烙印。其結果是歷史、文學、哲學都擺脫不了官方意識形態的束縛，成為廣義的統治術的一部分，更不用說法學和政治學了。這種情況甚至蔓延到自然科學，如天文學為皇帝訂立歷法服務。當西學經過外國傳教士之手傳到中國時，官方思想已嚴重僵化和落后，采取了抗拒的態度。直到20世紀初的政治和文化變革，才最終沖破了官方意識形態的束縛，現代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才得以在在中國生根。然而，近百年史仍然是科學、特別是社會科學爭取相對獨立的奮斗史。實事求是的原則在社會科學研究中真正得到貫徹，經歷了百般曲折，至今仍然是項艱巨的任務。一些人習慣于唯上、唯書，偏偏不唯實，連面對現實的勇氣都沒有，制造了許多指鹿為馬、改事實、嚴重脫離實際的“研究成果”，以“遵命為術”為己任。因此，解放思想是項長期的任務，需要克服傳統的體制弊端，使研究者真正擺脫各種束縛，取得真知。

第9篇：社會科學研究的科學性范文

一、民族院校哲學社會科學的四項社會責任

民族院校哲學社會科學的社會責任，依據其自身發展定位，在以大學的職能為表征的外在向度上，主要包括對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學生的教學育人、創新與發現新知識的科學研究、服務包含民族地區在內的地方經濟社會發展三個方面；在以內在地存在于大學的本體價值中、以隱形形式作用于社會的內在向度上，主要指引領少數民族時代精神。

（一）民族院校哲學社會科學在教學育人中，應是促進少數民族與包括漢族在內的所有民族在核心就業能力和現代化程度兩個向度上同質化民族院校教學育人，面對少數民族和少數民族地區的學生，指的是“入口”，即他們是主要的招生對象。而從“出口”的角度，并不是說培養目標是讓民族院校的畢業生只能服務于少數民族或民族地區，或是只能適應民族地區的生活而不能適應除此之外的其他地區的生活而失去遷徙能力。如果民族院校的培養目標是讓自己的畢業生只有在少數民族或民族地區的環境下才具有適應力與競爭力，而失去包括發達地區在內的全國范圍內的競爭力與適應力，則是作繭自縛、自我矮化，甚至是為民族問題埋下致命的隱患。

（二）民族院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應區分民族文化研究和能服務經濟社會發展的應用型研究，其中應用型研究應追求與其他普通綜合性大學的同質化民族文化研究，畢竟只是少數民族學人類學研究者的研究，而對于絕大部分學生，尤其是本科生，他們畢業后，要面對的是激烈的就業市場。對于民族文化研究，應當繼續保護和傳承，繼續保持其民族特色。但對于服務經濟社會發展的應用型研究，應當“去少數民族化”，追求與其他普通綜合性大學的同質化。對于專門針對民族地區特殊自然、地理、風俗的應用研究，則應該依據解決這些特殊的的問題所需的專業知識走專業化或行業化道路，這本質上也是與普通綜合性大學的同質化。

（三）民族院校哲學社會科學服務社會，應當在加大應用型研究與普通綜合性大學的同質化進程中，追求服務社會能力的同質化在目前，民族院校服務社會的主要對象是民族地區。但服務的主要對象是民族地區，絕不意味著民族院校服務社會的能力只能服務于總體上還很落后的民族地區。民族院校應該具備服務包括發達地區的在內的非民族地區的能力，用能服務全國的能力去服務民族地區，即具備其他普通綜合性大學同質化的服務能力。

（四）民族院校哲學社會科學應當引領少數民族時代精神在踐行教學育人、科學研究、服務社會三大職能的過程中，為少數民族大學生創造機會接觸并深入理解先進的理念與思想，保障少數民族學生享有信仰與世界觀的選擇權，引領他們在自由選擇中形成與當代社會、當代文明相適應的現代化程度的同質化。

二、民族院校哲學社會科學在履行社會責任中存在的深層次問題

（一）教學育人的學科基礎弱民族學科在各個民族院校哲學社會科學體系中都居于主導地位，但在全國高校哲學社會科學體系中地位也很低。在教育部最新公布的高校重點學科中，一級學科，民族院校是空白；二級學科，只有一所院校擁有。這說明民族院校與國家普通重點高校之間，至少是在學科建設上還存在相當大的差距。[1]民族院校的辦學特色，首先是民族性。可是對“民族性”應該做進一步深入的解讀。本文認為，“民族性”，根本上是堅持把少數民族學生作為主要培養對象，應是促進少數民族與包括漢族在內的所有民族在核心就業能力和現代化程度兩個向度上同質化。為此，民族院校應當區分民族文化為核心的基礎學科和以培養少數民族具備同質化就業能力的應用型學科。對于后者，本文認為應當去民族化。民族院校的專業，未必非要牽扯民族性。如經濟學，未必非得學習民族經濟學不可。來自少數民族、民族地區的學生，更需要學習與其他普通綜合性大學同質化的課程，獲得與普通綜合性大學同質化的知識體系、思維體系與專業技能。同樣的商學院的教育，如果有北大清華商學院與民族院校商學院的課程可以選擇，我們認為民族院校的學生更應該選擇前者，甚至如果如果可以接受哈佛商學院的教育，那不是更好嗎？難道“民族化”了教育會比這對少數民族學生更好嗎？

（二）創新知識的科學研究弱民族院校的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與高水平大學相比，由于受地域、發展歷史、經濟以及其他種種因素的制約，在科研競爭意識、科研環境及條件、科研經費投入、科研管理體制與運行機制等方面都還存在很大的差距。民族院校哲學社會科學學科結構單一，學術積淀不深，限制了學術水平和學科的進一步發展。特別是有重大影響的、原創性的學術成果較少，標志性成果少；為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服務的能力還不強；科研的組織化程度不高，科研力量較為分散；科研基礎設施總量不足。我國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新階段出現的大量新情況、新問題、新矛盾，都迫切需要民族院校深入進行創新研究，做出解答。少數民族、民族地區全面建設小康、和諧社會中遇到的現實問題，都屬于其他相應專業的應用型學科范圍內的問題，只不過發生在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身上。而要解決這些問題，也應該是從相應專業或技術的角度來尋求解決方案，而不必非要牽扯上民族學不可。這就是說，民族院校要提高服務民族經濟社會發展的能力，根本上是要提高與普通綜合性大學同質化的專業能力。

（三）服務社會的能力弱隨著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大量的現實問題不斷凸顯出來，迫切需要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者去研究現實性問題，并在研究中能提出對策，為黨和政府在處理民族問題上提供決策服務。民族院校哲學社會科學在服務社會中努力進步，也取得一定的成效。但總的看來，民族院校服務經濟社會能力仍然較弱。以2007年民族院校的科研經費投入比例看，在3362.7萬元經費中，基礎研究是1323.16萬元，應用理論研究1686.69萬元，應用研究952.87萬元。應用研究和對策研究經費不到三分之一。[1]民族院校服務社會能力的弱，不是由于相關學科民族學特色不夠，恰恰相反，是解決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中遇到問題的學科能力與專業能力不強，即在服務社會的能力上與普通綜合性大學的差異化太大。民族院校服務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絕不是說民族院校服務社會的能力只能服務于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恰恰相反，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的落后，更呼喚強的服務能力。以弱扶弱，永遠孱弱。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要實現跨越式發展，就要求民族院校實現跨越式發展，形成不僅僅限于服務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而且還能面向發達地區、面向全中國的服務能力，即在服務社會的能力上追求與普通綜合性大學的同質化。前述三項如能達成，少數民族大學生，少數民族的精英分子就將在全國范圍內自由擇業，在祖國的發達地區也能找到建功立業的場所，散居到全國各地，并擁有較好的事業發展的機會，這對民族問題的解決、民族關系的和諧將是至關重要的。

（四）引領少數民族時代精神的氣息弱目前，民族院校哲學社會科學在爭奪哲學社會科學話語權和引領少數民族時代精神的氣息還比較弱。民族院校作為少數民族知識分子和精英分子薈萃的場所，承擔著傳承少數民族文化和批判性地更新和發展少數民族知識、理念的使命，不僅在關于社會政治、經濟發展的重大判斷和決策上，而且在人們尤其是少數民族區分善惡、建立信念和認識真理上，能夠代表“社會的良心”，以其新思想、新知識和新文化引導少數民族的時代精神。西方敵對勢力在文化上，不斷對我國高等教育進行文化和意識形態滲透，企圖用民族認同和宗教認同凌駕甚至替代公民認同、國家認同和社會主義認同，要對包括少數民族大學生在內的少數民族進行截然相反的精神引領。

三、提升民族院校哲學社會科學履行社會責任的能力的建議

（一）在國家政策層面上支持民族院校就業方向根本調整應當鼓勵一般的綜合性大學的畢業生尤其是高水平的一般綜合性大學的畢業生服務民族地區，而同時支持和鼓勵民族院校畢業生服務于發達地區。以往我們常常認為民族院校的畢業生主要來自少數民族或少數民族地區，因而應當服務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其實恰恰相反，來自少數民族或民族地區的生源更應當走向發達地區，走向全中國。而總體上仍欠發達的民族地區，更需要包括清華北大復旦在內的頂尖大學的一流畢業生的服務。越是落后，越需要水平高的服務與引導。國家應當在就業政策上給予民族院校政策上的幫扶與支持，尤其針對來自落后地區的少數民族學生，在促進少數民族畢業生在包括發達地區在內的全中國范圍的就業方面予以政策性傾斜。當然，國家還需要促進勞動力市場的自由流動，打破造成勞動力市場橫向分割的制度，保障少數民族畢業生自由遷徙與擇優的能力。

（二）提高民族院校學生就業能力，促進民族院校高校畢業生就業能力同質化。民族院校應當重塑培養目標，應當使得其培養對象尤其是少數民族學生在全國性勞動力市場范圍內能和漢族學生具有同等的競爭力。少數民族學生應當具有同漢族學生接近甚至是一致的機會進入到跨國公司管理人員、高精尖技術人員的行列。在全國范圍內，而不僅僅限于民族地區范圍內，少數民族勞動力的職業結構及其所服務的產業結構接近漢族。[2]作為第一個把國家安全同大學建設聯系起來的國家，美國大學的發展也具有國家行為特征，由國家重點支持。[3]在我國具體國情下，民族院校的建設與發展事關國家安全。國家應當加大力度，支持民族院校在教學理念、教師素質、培養模式、硬件建設等方面實現轉變與進步。民族院校對學生尤其是本科生培養，應當走應用型的發展方向，且應當與部屬普通綜合性大學畢業生在知識、技能上具有同等的競爭力。

（三）打造去少數民族化的但又有自身獨特核心競爭力的應用型學科群，造就民族院校服務包括發達地區在內的全中國的能力民族院校服務于民族地區，不應當是只能服務于民族地區，更不能以只能服務于民族地區的服務能力去服務民族地區。民族院校中有為數不少的是屬于新型的綜合性大學。新興的綜合性大學雖然學科門類齊全、學科發展均衡，但往往面臨高水平學科不多、學科競爭力不強等問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校長田長霖認為，世界上地位上升很快的學校，都是在一、兩個領域首先突破。一個學校不可能在很多領域同時達到一流，一定要有先后。要根據學校現有的辦學實力和發展潛能，集中力量重點建設關鍵學科，堅持有所為有所不為，否則，就會拖累前進的步伐，減緩發展的速度。對于那些沒有發展潛力的學科，要限制其發展，甚至淘汰拖后腿的學科。[4]民族院校根本的問題就是一個字，弱。要改變現狀，獲得自身獨特的核心競爭力，民族院校的領導者就決不能優柔寡斷，瞻前顧后，遷就現狀，否則就會喪失發展機遇，就要犯歷史的錯誤。走外延式的發展道路一定要慎重，再鋪新攤子一定要慎重，上新的學科門類，而應該重視那些與優勢學科相關的學科，或者盡量使較弱的學科與優勢學科形成交叉學科，從而提高全校學科的整體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