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程度差異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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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文化程度差異范文
【關鍵詞】中日文化差異 跨文化交際 《日語精讀》
【中圖分類號】G6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9682（2012）10-0097-01
語言是文化的載體，任何語言都不能脫離其自身所處的文化背景而單獨存在，因此學習外語就必然要學習該國的文化，而文化教育也必須成為外語教學的重要一環。眾所周知，中日兩國一衣帶水，文化上有著緊密的聯系，以至于許多人認為中國人與日本人同文同種，但實際上，由于兩國之間各自受地理環境、社會狀況、、風俗習慣等諸多因素的影響和制約，兩國的文化是“貌合神離”的。因此，在高職日語教學的同時，必須要意識到中日文化的差異，要把文化差異融入日語的教學，這對于增強學生的跨文化意識，提高學生的跨文化交際能力，都具有重要意義。
高職類院校日語專業中的基礎主干課程《日語精讀》，是日語專業課程中課時比重最大的一門課程，在教學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在新趨勢下，眾多的高職日語教師已經意識到了高職《日語精讀》課程中日文化差異導入的重要性。
一、高職《日語精讀》的教學現狀
高職《日語精讀》教學是以日語語言知識與應用技能、學習策略和跨文化交際等為主要內容。其教學目標是培養學生的日語綜合應用能力，增強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提高學生的綜合文化素養。從課程要求而言，這門課程不僅是一門語言基礎知識課程，也是拓寬知識，了解日本民族文化的素質教育的課程。
但是長期以來，傳統的語言技能教學一直影響著日語教學的發展，特別在《日語精讀》課程的教學過程中過分強調日語語法結構的分析，常常運用單調的替換練習來訓練學生的語速和語調，并認為只有扎實的基本功，能靈活運用語法結構，能進行很好的語言交流，從而忽視了對中日文化差異的了解與認識。因此可能會導致學生所講的日語，盡管在語法結構上無可挑剔，卻未能把自己的意圖充分表達出來，有時甚至會犯下嚴重的語用錯誤。究其原因，主要是對中日文化差異以及日本語言特點了解不足所致。有些日本人評價中國學生，日語句子說得很嚴謹，像在背誦教科書上的語句，十分完整，卻說不出感情和韻味。還有的日本人反映，有些中國學生日語說得很流利但說得不得體，對日本文化尤其日本人的語言心理了解不夠，很難相處和交往。
以上說明了高職《日語精讀》教學中存在的主要問題是重語言結構，輕實際功能；重語言訓練，輕文化傳授。這些都與高職注重應用能力的培養目標相悖，不利于全面培養學生的運用能力。學生學到的純語言知識不能“學以致用”，難以產生學習興趣，從而喪失學習積極性，因此，教學效果和教學質量都很難達到要求。
二、高職《日語精讀》課程中日文化差異導入的重要性
1.中日文化差異主要體現的三大方面
（1）語言表達方式的差異。中日兩國在語言表達方式上可以說是大相徑庭。中國人喜歡用坦率、自信的語言表達方式，而日本人喜歡含蓄、曖昧的語言表達方式。
（2）行為方式的差異。若要表達對某一事物的看法，中國人習慣絕對的看法和說法，是非分明。而日本人的行為模式一般不會明確地表明自己的態度和看法，而是含糊其辭、委婉地表達，讓對方去揣摩他們的想法。
（3）邏輯思維方式的差異。中日兩國都擅長形象思維，但與屬于大陸文化的中國相比，日本屬于海洋文化。因此，即便是同一種事物，由于雙方的社會文化環境不同，對事物的定義或描述也會不同。
2.高職《日語精讀》課程中日文化差異導入的重要性
（1）語言和文化密不可分，是部分與整體的關系。這是由語言本身的特點及語言和文化之間的關系決定的。把文化導入日語教學中以提高學生的語言交流能力是十分必要的。如果只掌握語言符號系統或語法結構，而不學習其底蘊文化，就會造成雖能說一口流利日語，卻犯下嚴重語用錯誤的現象。所以，要培養學生的交流能力，必須在進行日語語言教學的同時，進行中日文化差異教學的導入，培養學生對社會文化的理解與認知的能力。
（2）近年來，中國良好的投資環境和巨大的市場潛力為日本企業的來華投資創造了有利條件，來華投資的日企數量大幅攀升，隨著中日經濟往來的日益頻繁，跨文化交流也隨之日益增多。從而，因不同文化之間存在差異在交往中引發的誤解也時有發生，這些事實使更多的日語教師認識到“社會文化能力”的培養在日語教學中的重要性。
（3）中日文化差異的導入可以激發學生學習日語的興趣，滿足語言學習的要求，從而促進日語教學，特別是《日語精讀》課程的教學。這會對學生學習語言知識產生積極的影響。在教語言的同時結合語境的文化背景、文化內涵，可以將中日文化常識融入教學，進一步鞏固專業知識點。
三、結束語
中日兩國的歷史背景、自然環境與人文環境截然不同，日本文化是日本人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吸納了包括中華文化在內的外來文化又將其巧妙地移植在本民族精神土壤上的產物。如果傳統的語言技能教學完全將語言和文化分割開來，只注重教授語法知識和訓練語言技能，而忽視中日文化差異教學，將導致學生缺乏跨文化交際意識，從而無法正確理解和運用日語。因此，將中日文化差異的教學融入高職《日語精讀》課程中具有一定的重要性。
參考文獻
1 陳巖.談中日跨文化交流中摩擦的主要原因[J].日語學習與研究，2002（1）
第2篇：文化程度差異范文
研究農村小學高年級學生父母教養方式，有助于了解農村小學生父母教養方式的一般特點，深化對西部農村小學生家庭教養觀念和教養特征的認識。兒童對社會的適應與認識能力受到各種外在因素的影響與制約，成年人給兒童創造的環境及所能夠提供的指導是非常重要的；家庭教養方式是父母能所能夠提供兒童成長環境與指導的集中體現。家庭教養方式是父母在撫養、教育兒童的活動中通常使用的方法和形式，是父母各種教養行為的特征的概括，是一種具有相對穩定性的行為風格。[1]父母與子女互動的結果不僅從父母對兒童的生理養育過程體現出來，而且從父母對兒童的行為規范中體現出來。通過父母的指導，兒童的認知能力才能超越現有水平而向上發展。
近年來，隨著教育的改革和社會壓力的增大，越來越多的小學生出現問題行為。通過對農村小學高年級學生父母教養方式的調查，有助于探求新時期農村親子關系的部分特點，有助于引起社會各界加強對農村小學生父母有針對性的指導。
一、調查對象與方法
此次調查于2014年3月進行，采用分層隨機抽樣、整班發放問卷方式，選取酒泉市瓜州縣農村的南岔中心小學和淵泉小學五、六年級全部小學生作為研究對象。共向學生發放問卷151份，回收145份，有效問卷為132份，問卷回收率為96.02%，有效率為91.03%。調查對象中有五年級男生32人、女生24人，六年級有男生40人、女生36人。
采用父母教養方式評價量表（EMBU）作為調查研究的工具。EMBU用來評價父母教養行為和態度，由Perris（瑞典，1980年）編制，我國岳冬梅等人對此量表進行了修訂（1993）。[2]父親教養方式中的主因素有：情感溫暖與理解、懲罰嚴厲、過分干涉、拒絕否認、偏愛被試、過度保護；母親教養方式中的主因素有：情感溫暖與理解、懲罰嚴厲、過分干涉/過度保護、拒絕否認、偏愛被試。修訂后EMBU與原量表的維度有較大的一致性，經測試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量表共66題，采用四等級記分，選擇由“從不”到“總是”四等級分別記 1-4分。各因素的內部一致性系數平均為0.75，平均分半信度為0.76，重測信度平均為0.70[3]。
使用SPSS 19.0統計軟件對調查問卷進行統計。
二、調查結果
1、農村高年級小學生父母教養方式總體的分析
小學生父親教養方式維度以“情感理解”維度最為突出，“偏愛被試”教養方式維度最不明顯。說明父親在“情感理解”維度呈現高理解取向的良好教養方式。小學生母親教養方式的維度也以“情感理解”最為突出，“偏愛被試”教養方式維度最不明顯。這說明農村小學生父母的教養方式整體上是積極的，正確的；母親的“情感理解”因子得分比父親要高，說明母親和子女的關系更加融洽。
2、父母對不同性別子女教養方式的差異
從父母對男孩、女孩的不同教養方式來看，男女生在父親“懲罰嚴厲”維度上差異非常顯著，且表現為男生的“懲罰嚴厲”程度高于女生的懲罰嚴厲程度，但在“情感理解、過分干涉、拒絕否認、偏愛被試、過度保護”維度上，男女生則無顯著性差異。男女生在母親教養方式各個維度上則均無顯著性差異。這說明父親比母親趨向于使用的嚴厲懲罰，對男孩則懲罰更重一些；母親對孩子的懲罰相對較少、較輕，母親更關心、體貼子女的成長和生活。
3、父母對不同年級學生教養方式的差異
父親對各年級的子女在教養方式上沒有表現出差異，母親對各年級的子女在教養方式上表現出差異；說明家長對孩子的教育更多體現為孩子年級越低，家長的教育方式越消極。
4、文化程度與父母教養方式的關系
本次調查對象中，父親、母親為小學及其以下學歷的，父親有3人，母親有2人；初中學歷的父親23人，母親110人；中專或高中學歷的父親有106人，母親有20人；從學歷情況來看，農村小學生父親的文化程度整體上高于母親。
為驗證文化程度對父母教養方式的影響，對父母教養方式各維度在文化程度上的數據進行分析。結果顯示：在父親教養方式上， “過分干涉”這個維度在文化程度上存在顯著性差異，說明文化程度在高中以上的父親對孩子干涉最少，文化程度在小學及其以下和初中的父親對孩子干涉最多。
不同文化程度的母親在教養方式上，在“懲罰嚴厲、過分干涉/過度保護”兩個維度上存在顯著性差異，小學及其以下文化程度高于初中和高中或中專文化程度。這說明母親文化程度越高，對于孩子的家庭教育更為重視，期望很高，要求更為嚴格；母親文化程度低的，對孩子過分限制，干涉孩子的發展。整體來講，隨著父母文化程度的提高，父母對孩子的教育方式更加科學。
三、調查結果分析與建議
通過對農村高年級小學生父母教養方式總體分析，父親對子女較母親更為嚴厲、更趨向于用懲罰的方式，父親對對子女有更明顯的操縱、控制行為，母親對子女則更加溫情，這些現象可能與中國的傳統文化有關。這些結論與張麗華[4]1997年和李丹[5]1994年的研究結論相似。
有研究認為，父母對男孩給予更多的管教和嚴厲的懲罰。[6]瓜州縣農村高年級小學生父母對孩子的教養方式存在性別差異（p
父親教養方式各維度上沒有年級差異，而母親教養方式在“情感理解、懲罰嚴厲”上年級差異顯著（p
第3篇：文化程度差異范文
關鍵詞 退休人員 控制感 健康
問題的提出
控制感是保持心態平衡的一種重要心理資源，其強弱決定個體能否積極主動地改善自己的處境，它表現為內控和外控兩種類型。許多研究表明，外控者比內控者更難應付外界的壓力情境或事件，因而更難應付應激生活事件，健康水平也更差[1]。我國工業心理學家陳立在“組織發展國際會議”上強調說，一定的自比提高工資更有效[2]，這句話最好地總結了提高控制感在實踐應用中的意義。
對于身處負性生活事件多發階段的退休人員，分析其控制感和健康的特點是為今后退休人員如何從控制感的角度預防疾病，保障健康的前瞻性問題。本文對現今城市老年人控制感和健康進行研究，以期更全面的關注退休人員的健康狀況，此項工作對于我國如何實現健康老齡化的研究不無裨益。
研究方法
被試：隨機抽取長春市退休人員374例，平均年齡62.5±7.25歲，其中男199例，女175例；文化程度：較低的（文盲、小學、初中）106例，中等的（高中、中專）126例，較高（大專以上）142例；家庭經濟狀況：較差的73例，一般的151例，較好的150例。
控制感量表：該量表是在深入家庭、社區、老年俱樂部、老年活動中心、醫院等地方進行逐個人員訪談、調查的基礎上根據控制感的定義，并以Rotter(1996)的內-外控量表[3]為參考編制而成的。控制感量表的α系數=0.79，重測信度=0.91。
自測健康評定量表（SRHMS）[3]：此量表由許氏等人采用Delphi法和現場調查法而編制的SRHMS自測健康評定量表。該量表非常適合我國國情和文化，包括生理健康、心理健康和社會健康3個維度。
施測過程：使用統一的指導語進行個別施測。實際印發問卷400份，收回386份，回收率96.5%，其中有效問卷374份，有效率為96.9%。
數據處理方法：先計算出各量表的原始數據，然后運用計算機在SPSSPC+V3.0軟件下，對數據進行分析。
結 果
退休人員控制感特點：以控制感的各因素為因變量，進行2（性別）×3（文化程度）的方差分析，結果發現，在控制感上不存在性別與文化程度的交互作用。進行單純主效應分析發現，退休人員的控制感不存在性別差異，但存在文化程度差異。見表1。
退休人員健康的特點：以退休人員健康的各因素為因變量，進行2（性別）×3（文化程度）的方差分析，結果發現，性別、文化程度的交互作用在生理健康上不顯著，但在心理健康和社會健康上都顯著。生理健康的性別主效應不顯著，但文化程度的主效應顯著，文化程度越高，生理健康水平越高。對心理健康和社會健康進行進一步的單純主效應分析發現，男性群體中，高文化程度的心理健康和社會健康水平要高于低文化程度的。女性群體的心理健康和社會健康都不受文化程度影響。
討 論
退休人員的控制感特點：退休人員控制感特點的結果表明，文化程度越高，內控者所占的比例越大。這可能因為文化程度較高者，由于知識積淀、能力形成、品位濃縮、價值實現，更能客觀辯證地看自己、看客觀世界、看周圍事物的變化，這樣一來，他們就不容易受外界的影響，更能積極主動地應付困難，更多表現為內控；其次，在整個退休群體中，內控者所占的比率要低于外控者，這說明，退休人員面對原有社會角色喪失所帶來的變化時，大多對克服困難缺乏信心，覺得自己無法改變現狀，產生行為結果不可控的結果期望，投入較少的時間和經歷去應付和適應退休后的變化，導致努力失敗，更加劇了他們對自己能力不足的負面判斷，如此積累會使退休人員產生退休后生活的習慣性無力感，因此社區工作人員和心理學工作者應設法找到培養退休人員適當控制感的有效對策和手段。
退休人員的健康特點：退休人員健康特點的結果表明，在生理健康上，文化程度的主效應顯著，文化程度越高生理健康水平越高。這可能與文化程度較高的退休人員，一般都有穩定的經濟收入和醫療保險有關，而文化程度較低的人退休后只能靠兒女的贍養和一些微薄的積蓄來生活有關。在心理健康和社會健康上，文化程度越高的男性其心理健康和社會健康的水平越高。前者可能與大多數女性都更注重家庭有關；后者可能因為文化程度較高的男性退休人員，由于文化知識的積淀更能客觀、辯證地對待退休后的變化，因此由于退休引起的一系列不適應性就會相對較小。
參考文獻
1 趙國秋，等.心理控制感對心理健康水平的影響.中國心理衛生雜志，2000，14（6）：370-372
第4篇：文化程度差異范文
［關鍵詞］ 兒童；精神發育遲滯；行為干預；康復治療
The Effect of Behaviour Infervtion on 26 Children with Mental and Development Alretardation
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therapeutic effect and prognosis of behaviour intervention and rehabilitation therapy on children with slow spirit growth.Methods We did integrative evaluation for 26 children with slow spirit growth. 16, as intervention group, received a six?month period of behaviour intervention and rehabilitation therapy. Other 10 children, as control group, did not receive any intervention. Children in two groups at last received evaluations with feeling integrative list, ability of adapted deed and intellect of "wei".Results Intellective level of children in intervention group was muchhigh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 (P<0.05); Their feeling integrative ability and adapted deep level were also significantlyhigher than that in control (P<0.01, respectively).children whose mothershave education level of seniorhigh school or above were diagnosed as slow spirit growth at much earlier age when compared with those whose mothershave education level of juniorhigh school or less (P<0.01). Conclusion Early diagnosis and intervention can not only obviously improve the feeling integrative ability and adapted deed skill of children with slow spirit growth, but also promote the intellective development. Their mothers' education level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gnosis ofslow spirit growth children.
Key words:Children; Slow growth; Behaviour intervention;Rehabilitation therapy
精神發育遲滯(mental retardation，MR)是指個體在發育時期內(18歲以前)，一般智力功能明顯低于同齡水平，同時伴有社會適應行為缺陷［1］，給社會及家庭帶來沉重的經濟和精神負擔。過去由于社會經濟條件以及醫療條件的限制，對這些患兒的行為干預和治療未受到足夠的重視，使得許多患兒錯過了最佳的治療時機，致使他們在認知、語言、感覺統合及肢體運動等方面明顯落后于正常兒童，隨著年齡的增長，他們與正常兒童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并出現心理及社會適應障礙等諸多問題。我們對26例MR兒童進行綜合評價及康復治療，現報道如下。
1 對象和方法
1.1 對象 2004年1月至2005年6月在我科就診的26例MR患兒中，有苯丙酮尿癥9例，先天性腦發育不良6例，腦性癱瘓5例，腦炎后遺癥4例，腦外傷2例。其中男18例，女8例；年齡在3歲10個月～6歲3個月之間。
1.2 評定方法 采用感覺統合評定量表、兒童適應行為評定量表、中國修訂韋氏幼兒智力量表,對兩組患兒進行綜合評價。根據行為干預和治療前后各項得分評定，得出兩組患兒治療前后的結果比較。
1.3 行為干預和治療方法 干預組進行行為干預和康復治療0.5 a，每周訓練5次，50 min/次～60 min/次；在訓練前和訓練達0.5 a時分別對患兒進行綜合評價。一方面通過訓練增強患兒平衡能力，提高運動的協調性，促進患兒認知行為和言語功能的發展；另一方面對患兒的父母進行教育指導，使其了解患兒功能障礙的情況，學習與患兒相處時正確的態度和溝通技能，掌握對患兒進行教育的技巧，并鼓勵他們參與患兒的康復治療。對照組在初診時先進行綜合評價，然后在進行1周～2周的短期康復治療，完成短期的康復治療后，回家由其家長按照相應的訓練方法和措施對患兒進行訓練，半年后回我科進行綜合評價。其中，干預組和對照組各有2例苯丙酮尿癥患兒，同時在兒科醫生指導下采用低苯丙氨酸飲食控制血清苯丙氨酸濃度。
1.4 統計學處理方法 量表評分采用Microsoft Excel進行整理計算，記量資料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采用χ2檢驗，用SPSS 11.0統計軟件進行數據分析。
2 結果
2.1 干預組與對照組在治療前后智力水平和適應行為水平及感覺統合能力的比較 治療前兩組的智能(IQ)、適應行為能力(ADQ)及感覺統合能力各項指數均差異無顯著性(P＞0.05)。治療后干預組智力水平較對照組患兒有明顯提高，經統計學處理，兩組差異有顯著性(P<0.05)；適應行為水平和感覺統合能力方面，兩組之間差異有非常顯著性(P＜0.01)，見表1。
表1 治療前后兩組IQ、ADQ及感覺統合能力各項的比較(略)
2.2 患兒父母的文化程度與診斷年齡的關系 以文化程度≤初中及≥高中來劃分比較，患兒父親的文化程度與患兒診斷年齡之間差異無顯著性(χ2＝2.78，P＞0.05)；而患兒母親的文化程度≥高中時患兒的診斷年齡明顯小于母親文化程度≤初中的患兒，經統計學處理，差異有顯著性(χ2＝17.82，P＜0.01)，見表2。
表2 患兒父母親的文化程度與患兒診斷年齡的比較 略
3 討論
3.1 兒童MR行為干預的必要性 兒童MR的康復有賴于對患兒的早期發現、早期診斷和早期干預。對患兒的早期干預能有效地減少或減輕該病癥狀的發生，且干預得越早，堅持的時間越長，效果就越好［2］。由于對患兒的康復訓練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伴隨患兒的整個發育期，許多MR兒童最終的預后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家長對兒童的態度以及對患兒功能障礙及能力低下的有效性處理［3］，教育、訓練和照管是治療的重要環節，家長對康復訓練的認識及配合顯得非常重要。行為干預和教育可使MR兒童的適應技能與智力得到發展，使之達到最佳的生存狀態。
3.2 早期發現、早期診斷和早期干預與MR兒童康復的相關性 MR患兒智力落后的康復治療極為困難，但由于嬰幼兒大腦有較大的可塑性和功能代償能力，若能早期發現并積極治療，可取得較理想的康復治療效果，其效果與年齡成反比。一般來說，可塑性的強度是隨著發育的進展而下降的［4］，因此，早期發現并進行干預是康復的關鍵。從本文結果分析可以看出，在進行康復訓練之前，兩組之間的智能、適應行為能力及感覺統合能力各項指數差異均無顯著性。干預組經過積極的康復治療，并輔以有效的家庭教育，半年后其在智能、適應行為能力及感覺統合能力等三項指數均有提高，與對照組相比，差異具有顯著性；尤以適應行為和感覺統合能力更為明顯，與對照組相比，差異有非常顯著性，所以早期診斷和早期干預是MR兒童康復的前提和基礎，也是患兒獲得良好預后的關鍵。
3.3 探討影響患兒早期診斷的因素 本文探討了患兒父母的文化程度與早期診斷之間的關系，結果顯示：當母親的文化程度≥高中時，其患兒的診斷年齡明顯小于母親文化程度≤初中的患兒，而父親的文化程度則與患兒的診斷時間無明顯關系。這或許是因為對患兒的生活照管通常主要由母親承擔，母親與患兒的接觸時間更長，關系更為密切的緣故。同時，文化程度較高的母親通常育兒知識更豐富一些，對患兒的觀察更細致一些，更易發現患兒的輕微變化，有利于對患兒的早期診斷。早期診斷和早期干預對患兒的預后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當然，影響患兒預后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除了早期診斷、早期干預，社會經濟因素也是一方面，這有待于我們進一步研究探討。
參考文獻：
［1］ 劉小紅，李興民．兒童行為醫學［M］．北京：軍事醫學科學出版社，2002：56?63．
［2］ Chamberlin RW．Developmental assessment and early intervention programs for young children：Lessons learned from longitudinal research［M］．Pediatr Rev，1987，8：8．
第5篇：文化程度差異范文
目的探討糖尿病下肢血管病變患者的疾病認知狀態和自我管理行為水平，并對認知和行為進行相關性分析，為制定適宜的健康教育方案提供依據。方法使用簡易疾病認知問卷和自我管理活動量表對患者進行現場問卷調查。結果認知得分(5．06±1．416)分，自我管理得分(52．22±15．73)分，差異有統計學意義(r=－0．156，P=0．021)。結論疾病認知方式與患者自我管理行為具有一定的相關性，適當認知方式有助于患者采取更為健康的自我管理行為。
關鍵詞：
糖尿病;下肢血管病變;疾病認知;自我管理行為
隨著社會的發展和人們生活方式的改變，糖尿病患病人群呈現全球增長的趨勢;全面控制糖尿病不能僅限于依靠藥物，要從糖尿病的一級預防做起，健康教育成為控制糖尿病的基礎工作［1］。本研究以健康教育信念模式為理論依據，通過調查糖尿下肢血管病變患者對自身疾病的認知情感反應狀態和自我管理行為水平，并對認知和行為進行相關分析，旨在尋找疾病認知對患者自我管理行為的影響，從而為臨床制定健康教育策略提供理論依據和實踐指導。
1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
2013年3月至2014年3月在河北醫科大學第四醫院內分泌科住院的2型糖尿病下肢血管病變患者205例，其中男85例，女120例;年齡(62±11)歲。文化程度:小學及以下43例，中學117例，大學及以上45例。納入標準:符合1999年WHO推薦的糖尿病診斷標準，明確診斷為2型糖尿病半年及半年以上患者;排除標準:(1)不同意參加該研究的患者;(2)有嚴重急性并發癥患者;(3)嚴重慢性并發癥導致的殘障，如失明和截肢;(4)糖尿病并發癥以外的嚴重軀體疾病，如外傷患者和腫瘤患者;(5)認知障礙患者，如嚴重的腦血管意外患者和精神障礙患者;(6)妊娠合并糖尿病患者。
1．2方法
橫斷面調查設計，研究者對患者面對面問卷調查，并檢查問卷填寫是否缺項，要求患者補充填全后當場收回;患者不能親自填寫的，以研究者提問患者回答的形式，由研究者問卷。疾病認知測量使用了簡易疾病認知問卷(thebriefillnessperceptionques-tionaire，BriefIPQ)［2］，該問卷含有9個條目，其中前8個條目采用0到10級評分法，條目3、4、7反向計分，各條目得分相加為問卷總分，分數越高代表患者認為糖尿病對機體危害越嚴重;最后一個條目為開放性問題，詢問患者認為自身患糖尿病的前三位的原因。該量表的中文譯本已經在國內應用并進行了信效度檢測［3］。自我管理行為采用DeborahJ．Toobert等設計的糖尿病自我管理活動量表［4］，該量表12個條目，包括飲食、運動、血糖監測、足部護理、遵醫用藥和吸煙情況6個分量表，每個分量表單獨計分，分量表內部條目平均分為該分量表得分，其中條目4采取反向計分。
1．3統計學分析
應用SPSS11．5統計軟件，計量資料以x珋±s表示，采用t檢驗，采用單因素方差分析，相關因素進行多元線性逐步回歸分析，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結果
2．1不同性別患者疾病認知和自我管理行為比較
男、女性疾病認知得分、自我管理行為得分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2．2不同文化程度患者疾病認知和自我管理行為的比較
不同文化程度患者的疾病認知得分分別為:小學及以下(5．67±0．994)分，中學(4．97±1．415)分，大學及以上(4．73±1．627)分，文化程度越高疾病認知得分越低。不同文化程度患者自我管理行為得分分別為:小學及以下(47．21±14．56)分，中學(52．57±16．19)分，大學及以上(55．86±14．57)分，文化程度越高自我管理行為得分越高。不同文化程度患者疾病認知和自我管理行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表2
2．3疾病認知與自我管理行為的相關性分析
疾病認知得分和自我管理行為得分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由此推斷，疾病認知與自我管理行為存在相關性，疾病認知得分越低自我管理行為得分越高。見表3。
2．4自我管理行為相關因素回歸分析
以自我管理行為為因變量，進行多元線性逐步回歸分析，依次進入的自變量分別為年齡、月人均收入、糖尿病病程、疾病認知。回歸方程:自我管理行為得分=46．98+0．132×年齡+1．420×月人均收入+0．365×糖尿病病程－1．986×疾病認知得分。矯正后的標準化回歸方程為:自我管理行為得分=46．98+0．117×年齡+0．110×月人均收入+0．208×糖尿病病程－0．187×疾病認知得分。決定系數R2=0．127，說明該方程能夠解釋自我管理行為得分變異的12．7%。見表4。
3討論
本次研究中入組患者多為老年人，糖尿病下肢血管病變發病率占糖尿病住院患者的5．2%［1］。本研究患者病程1～40年，平均(9．8±8．4)年，高于陳蕊華等［5］的研究。男性和女性在疾病認知和自我管理行為方面，不存在顯著差異。不同文化程度患者疾病認知程度有差異，文化程度越低，疾病認知得分越高，尤其是小學以下文化程度患者，疾病認知得分，明顯高于樣本平均分;得分越高說明患者認為糖尿病對其生活影響越嚴重;患者認為其患糖尿病的原因，經過匯總按率由高到低歸納為生活方式(65．07%)、遺傳(14．34%)、壓力(11．03%)、肥胖(3．68%)、知識缺乏(2．94%)、其他疾病(2．93%)等方面，生活方式中包括飲食(32．9%)。可見國人已經認識到飲食不合理增加患糖尿病的風險，與國外報道［6］一致。自我管理行為得分方面，也存在文化程度的差異，小學及以下文化程度患者得分分明顯低于樣本平均分分，這一結果與張明等［7］研究結果一致。進一步數據分析發現樣本中低收入患者組(月人均收入≤1000元)自我管理行為得分分低于樣本其他各組，而樣本高收入患者組(月人均收入4000～5000元)自我管理行為得分分高于其他各組。疾病認知與自我管理行為相關性分析，雖然具有顯著統計學意義，但是相關程度并不密切。說明疾病認知對采取健康的自我管理行為方式作用有限。對自我管理行為進行多元回歸分析，依次進入方程的變量有年齡、月人均收入、糖尿病病程、疾病認知，文化程度因素未進入方程。由此可以認為患者的疾病認知，僅僅能夠解釋不足10．8%的自我管理行為變異。患者經濟條件、日常生活能力、健康知識的獲取量、健康行為習慣的養成能力、不良情緒情感等，諸多因素可能會影響自我管理行為［7－9］。本研究以健康教育信念模式為理論依據，目的是想通過調查糖尿病下肢血管病變患者的疾病認知狀態和自我管理行為水平，分析疾病認知對患者采取健康行為的影響，為制定適宜的臨床健康教育方案提供依據，但研究結果并未達到預期的相關程度。樣本量還需要進一步加大，才能得出更加有代表性的結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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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張明，張玉芹，張小麗，等．文化程度及健康教育對農村糖尿病患者自我管理行為的影響．中華老年學雜志，2014，16:4687-4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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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文化程度差異范文
【關題詞】慢病相關危險因素；調查；目標人群；干預。
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發展和人口老齡化，以心腦血管疾病、腫瘤、糖尿病等疾病為主的慢性非傳染性疾病（以下簡稱慢病）已成為我國越來越嚴重的公共衛生問題。大量研究證實，慢病的發生和死亡，絕大多數與可改變的不良行為和生活方式密切相關，例如吸煙、飲酒、不良飲食習慣、缺乏體力活動、精神因素等［1］。而通過公共衛生干預促使自我行為的改變是預防慢病的主要策略，對慢病的預防，較大程度上依賴于人們自身不良行為和生活方式的改變。因此，監測人群中慢病相關危險因素的變化情況，可以有針對性地進行干預活動，降低相關慢病的發病危險。為了了解洛陽市城區居民主要慢病相關危險因素在不同人群中的流行狀況，以便找出干預的目標人群，為制定干預措施提供依據，我們于2009年對洛陽市城區居民慢病相關危險因素調查資料進行統計分析，現將主要結果報告如下。
1對象與方法
1.1 調查對象 洛陽市5個城市區18~69歲的常住居民。
1.2 抽樣方法 為保證監測樣本的代表性，同時考慮經濟有效的原則和抽樣方案的可行性，采用多階段隨機抽樣的方法，先在全市175個社區中隨機抽取30個社區，再在每個樣本社區中隨機抽取60戶居民，最后從樣本居民戶中抽取1名出生日期與21日最接近的18~69歲常住居民作為被調查者。
1.3 調查方法 采用問卷調查和體格測量的方法，以入戶調查的方式進行。
1.4 調查員培訓和質控 調查員為防病系統工作人員，經過嚴格培訓并考核合格。從調查工具準備、抽樣、培訓、現場調查、資料處理等各環節都進行嚴格的質量控制。
1.5 統計處理 采用EpiData3.1軟件進行數據雙錄入及邏輯檢錯，并核對調查表進行糾錯，用SPSS13.0軟件包進行數據分析。分類變量用卡方檢驗，數值變量用秩和檢驗對組間差異進行分析。
2結果
本次共調查1768人，合格問卷1750人（份），其中男性671人（占38.34%），女性1079人（占61.66%）。經檢驗，樣本人群的性別和年齡構成與2000年洛陽市第五次人口普查結果（同為城市區并與調查對象同年齡段者）［2］有差異（P均＜0.001），本調查女性人口比例較高；18~29歲組人口比例偏低，而40~49歲和60~69歲組人口比例偏高。為了從本次調查的數據更準確地估計各種慢病相關危險因素在洛陽市城區的總體水平，用2000年洛陽市第五次人口普查資料的標準人口對樣本數據進行了性別和年齡構成的調整。
2.1 鍛煉情況
2.1.1. 規律鍛煉情況
調查人群中規律鍛煉者1081人，規律鍛煉率為61.79％；約半數人（49.32％）每天休閑時靜坐時間為1~3h，有38.54％的人休閑時靜坐時間在3h以上。
2.1.1.1 不同性別、年齡組人群的規律鍛煉情況
表1顯示，洛陽市城區成人規律鍛煉率為61.79％，其中男性為60.81％，女性為62.81％，不同性別人群的規律鍛煉率無顯著性差異（χ2=0.734， p＞0.05）。總的來說，30~39歲年齡組規律鍛煉率最低（54.70％），50歲以上規律鍛煉率較高，不同年齡組人群的規律鍛煉率有顯著性差異（χ2=50.301， p＜0.001）。
2.1.1.2 不同文化程度、不同職業人群的規律鍛煉情況
表2顯示，文化程度為初中者規律鍛煉率最低（54.56％），其次是小學及小學以下者（61.58％），大專及大專以上文化程度者規律鍛煉率最高（66.70％），不同文化程度人群的規律鍛煉率有顯著性差異（χ2=15.908， p＜0.05）；工業（50.10％）、農業（51.04％）、其他勞動者（51.25％）和服務業（52.28％）等職業人群規律鍛煉率較低，離退休人員的規律鍛煉率最高（83.31％），不同職業人群的規律鍛煉率有顯著性差異（χ2=105.179， p＜0.001）。
2.1.2 休閑時間靜坐情況
最近1年內，約半數人（49.32％）每天休閑時靜坐時間為1~3h，有38.54％的人靜坐時間在3h以上；男性每天休閑時靜坐時間在3h以上者所占比例（43.38％）高于女性（33.44％），靜坐時間在30min以下者則低于女性，不同性別人群每天休閑時間靜坐情況構成有顯著性差異（χ2=19.622，p＜0.001）；男性18~29歲年齡組每天休閑時靜坐時間在3h以上者占比例最高（54.55％），30~39歲組每天靜坐時間在1~3h者占比例較高（52.79％），不同年齡組男性人群每天休閑時間靜坐情況構成有顯著性差異（χ2=28.547 p＜0.001）；不同年齡組女性人群每天休閑時間靜坐情況構成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9.211，p＞0.05）（見表3）。
2.2 超重和肥胖
本次測量的體重指數在15.19~39.10之間，均值為24.15。超重者（24≤BMI
2.2.1. 超重
2.2.1.1 不同性別、年齡組人群的超重率
洛陽市城區成人超重率為31.97％，男性（37.62％）高于女性（26.00％），性別間有顯著性差異（χ2=26.956， p＜0.001）；男女性超重率均隨年齡的增大而增高，不同年齡組人群超重率有顯著性差異（χ2=50.611， p＜0.001）（見表4）。
2.2.1.2 不同文化程度、不同職業人群的超重率
結果見表5。
不同文化程度男性人群的超重率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6.661，p＞0.05）；不同文化程度女性人群超重率有顯著性差異（χ2=18.908， p＜0.001）。
職業中，男性辦事人員超重率最高（55.31％），職業為工業者超重率最低（26.90％），不同職業男性人群超重率有顯著性差異（χ2=34.759， p＜0.001）；女性離退休人員（36.42％）、行政干部（36.17％）和農業等職業人群（35.77％）超重率較高，服務業超重率最低（15.32％），不同職業女性人群超重率有顯著性差異（χ2=20.091， p＜0.05）。
2.2.2. 肥胖
2.2.2.1 不同性別、年齡組人群的肥胖率（見表6）
洛陽市城區成人肥胖率為11.01％。其中，男性為11.21％，女性為10.79％，性別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0.090， p＞0.05）。總體上，隨著年齡增大，肥胖率也增高，不同年齡組人群的肥胖率有顯著性差異（χ2=43.092， p＜0.001）。
2.2.2.2 不同文化程度、不同職業人群的肥胖率
肥胖率隨著文化程度的升高而逐漸降低，不同文化程度人群的肥胖率有顯著性差異（χ2=50.699， p＜0.001）；離退休人員（19.56％）及農業（16.98％）、服務業（15.00％）等職業人群肥胖率較高，不同職業人群的肥胖率有顯著性差異（χ2=39.175， p＜0.001）（見表7）。
3結論與建議
3.1 50歲以下人群的規律鍛煉率較低，接近40％的人每天休閑時靜坐時間在3h以上。而久坐的生活方式會加大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和肥胖的危險；中青年人，文化程度較低者，以及工人、農民、行政干部、其他勞動者、服務員等職業人群尤其應加強鍛煉； 超重率、肥胖率均處于較高水平，尤以中老年人，文化程度較低者，以及農民、行政干部、男性辦事人員等職業人群為嚴重。許多研究證實，超重或肥胖與高血壓、高血脂、腦卒中等慢性病的發病有關［3］，而向心性肥胖者更易患病［4］。因此，應號召市民大力開展全民健身運動，制定工間操制度，提高鍛煉率，同時加強營養教育，改善不良飲食習慣，合理控制體重，預防和減少超重、肥胖的發生，降低相關慢病的發病危險，提高市民的健康水平。
3.2 建議進一步加強健康教育，營造良好的社會環境，提高人們的衛生知識水平，認識到鍛煉身體對保證自身健康、預防慢病的重要性，并養成規律鍛煉的良好習慣。
3.3. 發揮社區功能，搞好社區活動、鍛煉場所建設，便于市民開展健身運動，提高鍛煉率。合理利用社區衛生服務，對高危人群建立檔案，定期體檢，加強對慢病的管理。
3.4．對目標人群實行重點干預。洛陽市城區居民中缺乏鍛煉、超重和肥胖等慢病相關危險因素普遍存在，建議采取以健康教育為關鍵手段，以政策和環境支持為必要措施，以目標人群為重點干預對象的綜合干預措施。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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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文化程度差異范文
1 對象與方法
1．1 對 象
對我院離退休教職工340余人進行體檢，并進行問卷調查，參照《中國高血壓防治指南》診斷為原發性高血壓患者的122份答卷納入調查分析［2］。其中男性74例，女性48例；小學及小學以下文化程度52人，中學中專文化程度48人，大專及以上文 化程度22人；年 齡50～87歲，平 均（58．2±10．5）歲。
1．2 方 法
1．2．1 調查方法
收集問卷，不完善者由電話訪查和門診詢問補充，問卷內容包括姓名、性別、年齡、文化程度、服 藥 種 類 及 次 數、有 否 自 行 停 藥 等。 采 用Morisky－Green（MG）標準，詢問患者4個問題：①您是否有時忘記服藥；②您是否偶爾不注意服藥；③當您自覺癥狀改善時，是否停止服藥；④當您自覺癥狀更壞時，是否曾停止服藥。若4個問題都為“否”為依從性好，有1個以上為“是”則為依從性差［3］。
1．2．2 統計學方法
對答卷調查數據應用SPSS 13．0軟件進行統計分析。計數資料多組間比較應用χ2檢驗，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 果
2．1 不同年齡組依從性比較
表1顯示，122例原發高血壓患者藥物治療依從性好的77例，依從率63．11％。不同年齡組間，依從率最高為70歲以上組。組間比較發現：70歲以上組與50～59歲組依從性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12．12，p＜0．05）；70歲以上組與60～69歲組依從性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5．68，p＜0．05）；50～59歲組與60～69歲組間依從性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2．22，p＞0．05）。
2．2 不同文化程度人群間依從性比較
表2顯示，本次調查人群中具有中學及中專學歷者依從性最高達81．25％。組間比較發現：小學及以下學歷者與中學中專學歷者依從性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χ2＝7．45，p＜0．01）；中學中專學歷者與大專及以上學歷者依從性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χ2＝11．39，p＜0．01）；小學及以下學歷者與大專及以上學歷者依從性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1．37，p＞0．05）。
3 討 論
第8篇：文化程度差異范文
關鍵詞：腹膜透析；心理疏導需求程度；影響因素
腹膜透析患者多需長期進行治療，而這對患者的心理狀態造成不同程度的危害，表現出對治療態度的影響。而對于腹膜透析患者進行心理疏導方面的研究顯示，此類患者中較多對心理疏導的需求程度較高，臨床研究顯示，對此類患者針對性心理疏導的前提是對其需求程度與影響因素的掌握[1-2]，但是臨床中此方面的研究十分不足，且差異較大。故本文中我們就腹膜透析患者心理疏導需求程度及其影響因素進行研究與分析，分析結果總結如下。
1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 選取2014年3月～2016年12月本院進行腹膜透析治療的90例患者為研究對象，其中男性51例，女性39例，年齡：
1.2方法 將90例患者進行心理疏導需求程度的評估，然后將其中不同性別、年齡、文化程度、社會支持程度、情緒狀態、透析時間、經濟狀況及治療依從性患者的心理疏導需求程度，同時采用Logistic分析上述因素與此類患者心理疏導需求程度的關系。
1.3評價標準 心理疏導需求程度采用不記名問卷的形式進行評估，本問卷中主要包括三個選項，即患者對心理疏導的需求程度，三個選項分別為需求較高、需求一般及無需求，由醫護人員對患者進行問卷填寫前的培訓告知，問卷均有效回收。
1.4統計學分析 本研究中采用軟件SPSS18.0的數據檢驗，數據檢驗方式為t檢驗和？字2檢驗，P
2結果
2.1 心理疏導需求程度比較 90例患者中心理疏導需求程度較高者51例，占56.67%，不同性別、年齡、文化程度、社會支持程度、情緒狀態、透析時間、經濟狀況及治療依從性患者的心理疏導需求程度也存在明顯差異，P
2.2研究因素與心理疏導需求程度的關系分析 經Logistic分析顯示，性別、年齡、文化程度、社會支持程度、情緒狀態、透析時間、經濟狀況及治療依從性均與此類患者心理疏導需求程度有密切的關系，見表2。
3討論
臨床中關于腹膜透析治療患者的各個方面研究顯示[4-5]，此類患者的治療、生活質量及其他多個疾病相關方面均受其心理狀態影響較大，因此此類患者的心理疏導干預是護理過程中的重點。而要實現較好地心理疏導效果，患者自身對心理疏導的需求程度是一個重要的影響方面[6-7]，只有患者自身對于心理疏導的需求程度較高，其才會在心理疏導的過程中更為有效地配合及接受心理疏導，達到較好地心理疏導效果。故認為對腹膜透析患者進行心理疏導需求程度的干預價值較高，因此對其現狀及影響因素的研究與掌握是近期的研究重點。
本文中我們就腹膜透析患者心理疏導需求程度及其影響因素進行研究與分析，結果顯示，90例腹膜透析患者中心理疏導需求程度較高者為51例，占56.76.%，同時不同性別、年齡、文化程度、社會支持程度、情緒狀態、透析時間、經濟狀況及治療依從性患者的心理疏導需求程度也存在明顯差異，表現為女性患者、年齡較高、文化程度較低、社會支持程度較低、焦慮抑郁、透析時間較長、經濟狀況較差及治療依從性較低者的心理疏導需求程度較高，且Logistic分析顯示，上述因素均與患者的心理疏導需求程度有密切的關系。分析原因，我們認為女性患者的心理狀態更為細膩，對于疾病及其他相關方面的心理應激更為突出，因此其疏導需求也即更高；文化程度較低及社會支持程度較低的患者其疾病認知度較低，對于疾病治療、預后的擔憂程度更高，心理不良波動也更大，心理疏導需求也更高；透析時間較長及經濟狀況較差者對于治療的耐性較差，懈怠感較強，對于預后的影響也較大，心理疏導需求也較高；治療依從性較低及焦慮抑郁者心理狀態較差，疏導需求隨之更高。綜上所述，我們認為腹膜透析患者心理疏導需求程度較高，且性別、年齡、文化程度、社會支持程度、情緒狀態、透析時間、經濟狀況及治療依從性均是其重要影響因素，應針對這些因素進行干預。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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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文化程度差異范文
【摘要】 目的 分析離休干部抑郁癥患病率及相關因素，為離休干部抑郁癥的防治提供依據。方法 選擇968例離休患者，以漢密爾頓抑郁量表（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作為評價抑郁癥指標， HAMD評分大于20分認為存在抑郁癥。對所有入選病例進行HAMD評分，并調查抑郁相關因素。結果 968例離休患者中，抑郁癥患者49例，患病率5.06%。11.11%小學文化程度患者、6.49%中學文化程度患者、3.74%大學文化程度患者患有抑郁癥（P＜0.05）；4.31%認知功能正常患者、10.91%認知功能障礙患者患有抑郁癥（P＜0.01）；7.01%腦卒中患者、2.99%非腦卒中患者患有抑郁癥（P＜0.01）；18.18%腦卒中后遺癥患者，3.57%無腦卒中后遺癥患者患有抑郁癥（P＜0.01）；14.29%腫瘤患者，3.94%非腫瘤患者患有抑郁癥（P＜0.01）；0～1種軀體疾病患者2.37%患有抑郁癥， 2～4種軀體疾病患者5.22%患有抑郁癥， 5～6種軀體疾病患者11.54%患有抑郁癥（P＜0.05）；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顯示教育程度、認知功能、腦卒中后遺癥、腫瘤、軀體疾病種類與抑郁癥相關。結論 在離休干部中，抑郁癥的發生與教育程度、認知功能、腦卒中后遺癥、腫瘤、軀體疾病種類相關，應采取積極的干預措施，減輕抑郁情緒對身心的不良影響。
【關鍵詞】 離休干部；抑郁癥
離休干部是一個具有特殊身份的群體，離休后常有失落感，會導致抑郁癥，老年期抑郁問題在離休干部中并不少見〔1〕。研究表明，文化程度、身體狀況等是老年人抑郁癥的影響因素〔2〕，軀體疾病會伴發抑郁癥〔3〕。本文通過探討離休干部抑郁癥患病率及綜合分析抑郁癥影響因素，研究不同軀體疾病與抑郁癥關系，為抑郁癥防治提供依據。
1 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以2006年1月至2008年5月我科門診及住院老年患者中968例為研究對象，其中男709例，女209例，年齡60～98歲，平均年齡（77.45+5.49）歲，排除臨床診斷癡呆、急性心腦血管病、有精神疾病史患者。
1.2 方法
1.2.1 詢問病史
包括冠心病史、腦卒中病史、糖尿病史、高脂血癥病史、高血壓病史、腫瘤病史，男性患者詢問前列腺增生病史等。
1.2.2 評價指標
以24項版本漢密爾頓抑郁量表（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作為評價抑郁狀態的指標，由經過專門培訓的人員對所有患者行HAMD評分，總分＜8分為正常；＞20分可能為輕或中等度抑郁癥；總分＞35分可能為嚴重抑郁癥。以簡易精神狀態量表（MMSE）作為認知功能評價指標，由一系列問題組成，總分30分，評分≥24分為認知功能正常，評分＜24分為認知功能障礙。
1.3 統計學處理
應用SPSS13.0統計軟件，所有計量資料以x±s表示，兩組間比較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采用χ2檢驗，應用多元素Logistic回歸分析一個因變量與多個自變量的關系。
2 結 果
2.1 離休干部抑郁癥患病率
本組離休干部抑郁癥患病率5.06%（49/968）。
2.2 抑郁癥組與非抑郁癥組年齡、MMSE評分、體重指數（BMI）比較
抑郁癥組較非抑郁癥組MMSE評分顯著降低，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1)。見表1。表1 兩組年齡、MMSE評分、BMI比較（略）
2.3 性別、年齡、教育程度、認知與抑郁癥的關系
抑郁癥患病率隨教育程度增加而降低，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認知功能異常組較認知功能正常組抑郁癥患病率顯著升高，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1）。見表2。表2 性別、年齡、教育程度、認知與抑郁癥關系（略）
2.4 軀體疾病與抑郁癥關系
腦卒中患者（尤其伴腦卒中后遺癥患者）、腫瘤患者較無相應軀體疾病患者抑郁癥患病率顯著增加，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1)。見表3。表3 軀體疾病與抑郁癥關系（略）
2.5 軀體疾病種類與抑郁癥關系
隨軀體疾病種類增加，抑郁癥患病率顯著增加，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4。表4 軀體疾病種類與抑郁癥關系（略）
2.6 抑郁癥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
以是否患抑郁癥為因變量，以教育程度、認知功能、腦卒中、腦卒中后遺癥、腫瘤、軀體疾病種類為自變量，行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顯示抑郁癥與教育程度、腦卒中后遺癥、腫瘤、認知功能、軀體疾病種類相關。見表5。表5 抑郁癥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略）
2.7 抑郁癥患者主要臨床表現
49例抑郁癥患者臨床表現主要包括睡眠不深37例（75.51%）、入睡困難29例（59.18%）、早醒27例（55.10%）、能力減退感27例（55.10%）、全身癥狀23例（46.94%）、工作和興趣21例（42.85%）。
3 討 論
Chen等〔4〕對我國老年抑郁癥患病率的23次相關研究結果進行了薈萃分析，結果顯示，我國老年抑郁癥的平均患病率為3.86%。本研究患病率5.06%，與上述研究基本相符，其中男性患病率為4.74%，女性患病率為6.22%，女性患病率高于男性，但差異無統計學意義。Li等〔5〕認為老年抑郁癥的患病率與年齡沒有關系，本研究從年齡分組看，抑郁癥的患病率差異無統計學意義，但60～69歲組患病率8.86%，高于70～79歲組及80歲以上組（分別為4.68%及4.81%）。分析60～69歲組患病率較高原因，可能與老年人在離休后有一個明顯的心理適應期有關。文獻報道，負性生活事件的個數與老年抑郁癥的發病率密切相關，隨著生活事件發生頻率的增加，老年抑郁癥的發病率上升〔6〕，因此對這一年齡段患者應多進行溝通交流，合理安排生活。關于教育程度與抑郁癥關系，Abolfotouh 等〔7〕研究認為，文化程度低與抑郁明顯相關，本研究亦顯示小學文化程度患者抑郁癥患病率最高(11.11%)，其次為中學文化程度(6.49%)及大學文化程度患者(3.74%)，差異有統計學意義，因此應普及教育，提高知識水平以減少抑郁癥發生。Han等〔8〕研究顯示抑郁癥與認知功能障礙相關，抑郁癥患者MMSE評分低于非抑郁癥患者，本研究亦顯示抑郁癥患者MMSE評分低于非抑郁癥患者，且認知功能障礙患者抑郁癥患病率(10.91%)高于認知功能正常患者 (4.31%)，差異有統計學意義，因此對抑郁癥的治療有可能改善認知功能。
秦俠等〔3〕研究顯示不同數量軀體疾病老年人抑郁癥患病率之間差異有統計學意義，老年人患軀體疾病種類越多抑郁癥患病率越高，尤其是心臟病、中風或偏癱。周成超等〔9〕研究顯示隨著老人患病種類的增多，抑郁癥檢出率有增高的趨勢。本研究亦顯示隨軀體疾病種類增多，抑郁癥患病率增加；腦卒中、腦卒中后遺癥、腫瘤患者抑郁癥患病率高于不患有上述疾病患者，差異有統計學意義；高血壓、高脂血癥、冠心病、前列腺增生與抑郁癥無明顯相關性。軀體疾病易伴發抑郁的可能原因包括患病后日常生活能力下降，尤其腦卒中后遺癥患者，軀體疾病的慢性并發癥嚴重影響患者的生活質量，以及慢性病需要長期治療等。對于離休干部，應加強對軀體疾病的診治，并引導老人正確評價自身健康狀況，正確面對衰老與疾病，保持樂觀情緒。
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顯示教育程度、認知功能、腦卒中后遺癥、腫瘤、軀體疾病種類與抑郁癥相關。
離休干部抑郁癥表現主要為睡眠障礙，前三位分別為睡眠不深（75.51%），入睡困難（59.18%），早醒（55.10%）。因此，對于有睡眠障礙的老年人應警惕抑郁癥的存在，及早診治。
綜上所述，在離休干部中，抑郁癥的發生與教育程度、認知功能、腦卒中后遺癥、腫瘤、軀體疾病種類相關，應采取積極的干預措施，減輕抑郁情緒對身心的不良影響。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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