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經濟學的理論基礎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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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勞動經濟學的理論基礎范文
關鍵詞：主觀價值論 政治經濟根源 勞動價值論
一、主觀價值理論的發展歷程
(一)主觀價值理論的理論淵源
主觀價值觀念，即效用價值的思想早已有之，在近代大致與勞動價值思想同時出現。邊沁的功利原理和自利原理，是主觀價值論的哲學基礎。17世紀英國的巴爾本就認為商品價值是由效用決定。18世紀中葉，瑞士數學家伯努里提出邊際效用和邊際效用遞減的思想。意大利著名思想家加里安尼于1750年在《商業與管理》中，從物品的稀缺性論述效用，他認為效用隨物品的稀缺性而變化，稀缺的物品往往具有最大的效用，為邊際分析開了先河。西尼爾則從供求關系的角度來考察效用，把效用歸結為人的主觀感受，效用的大小取決于商品供求關系，效用隨供給的增加而減少。意大利經濟學家孔迪亞克在1778年出版的《談商業與政府關系》一書中，就提出了效用價值觀，他認為價值是經濟學的中心問題，而效用則是價值的源泉?？椎蟻喛怂^的效用是消費者基于商品消費所得的滿足感而賦予商品的主觀屬性。可以說孔迪亞克是主觀效用價值論的開山鼻祖，孔迪亞克的這種經濟思想迅速地傳播到法、德、英等國，并得以深入和發展。重農學派的杜爾哥和法國經濟學家薩伊都在不同程度上把價值看成人們對產品效用的主觀評價。
不過，從18世紀中葉到19世紀30年代，以勞動價值論為基礎的古典經濟學占支配地位，效用價值論僅緩慢發展。19世紀30年代以后，古典經濟學的衰落為邊際效用價值論的發展提供了機會和刺激。英國的勞埃德被認為是明確以邊際效用來說明價值決定的第一人。愛爾蘭的朗菲爾德提出了邊際成本和邊際需求的概念。法國的古諾較多使用了邊際分析方法。并且是數理經濟學的鼻祖。德國的屠能也使用了邊際分析法，并對馬歇爾產生重大影響。戈森被視為邊際學派的直接先驅者。他1854年發表的《人類關系法則及人類行為規范》中提出了“戈森定律”，即邊際效用遞減規律和效用最大化規律(邊際效用相等規律)，為邊際效用學派的產生奠定了基礎。
(二)主觀價值理論體系的創立與發展
主觀價值理論體系產生于19世紀70年代。英國的杰文斯、奧地利的門格爾、法國的瓦爾拉斯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幾乎同時并獨立地提出了具有深遠影響的效用價值論，該理論首先從價值理論開始。然后推進到生產理論和分配理論，進而引發了幾乎整個西方經濟理論的變革。他們認為價值具有主觀性，從而把經濟財貨的價值歸結為主觀價值，并提出用主觀價值(即對人類福利的重要性)和客觀交換價值(即購買力)來替換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認為主觀價值決定客觀交換價值。奧地利學派在考察價值尺度或主觀價值量的測定時，引申出了邊際效用量決定財貨價值的規律。邊際效用學派認為，價值不取決于生產商品所耗費的社會必要勞動量，而是取決于物品的效用和稀缺性，取決于消費者主觀心理上感覺到的邊際效用。效用價值論包括基數效用論和序數效用論兩套原理和方法。在帕累托之前。整個邊際效用學派都是在基數概念的基礎上建立效用理論。帕累托第一次清楚地區分了基數效用和序數效用這兩個概念，并系統地提出了序數意義上的效用理論，即假設商品效用能用第一、第二、第三這樣的序數來計量，從而使邊際效用理論“擺脫”了“主觀感覺不可計量的批評”。而美國經濟學家克拉克提出的邊際生產力分配論，則標志著邊際主義學說的完成。20世紀初邊際學派已從異端和支流成為西方經濟學的正宗和主流。
均衡價格論的創立可看作是主觀價值理論體系的發展。馬歇爾在其供求論基礎上對各種相關的價值論進行了綜合：他將效用價值論當作需求的基礎，通過需求價格的引進將邊際效用遞減規律轉化為邊際需求價格遞減規律。推導出需求曲線；將生產費用當作供給的基礎，把實際生產費用看作是勞動的“反效用”和資本的“等待”的總和，通過貨幣生產費用的引入，在邊際生產成本遞減的基礎上推導出供給曲線；然后，由供給和需求所決定的市場均衡價格來解釋價值決定問題。后來，?？怂估眯驍敌в谜撏茖С鲂枨笄€并擴展了瓦爾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論。而最終的集大成者是薩繆爾森。
二、主觀價值論的政治經濟根源
(一)主觀價值論的政治根源
反對古典學派的勞動價值論和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是主觀價值理論(邊際效用價值)產生的政治根源。19世紀70年代，在政治上，當時的資本主義社會由自由競爭向壟斷階段過渡，以李嘉圖為代表的古典經濟學由于未能合理地解決利潤與價值規律的關系和平均利潤與價值規律的關系兩大難胚。已遠遠落后于政治、經濟發展的現實，并且最終全面崩潰，經濟學內部發生了深刻的危機。而薩伊的客觀效用價值論也已經不能滿足大資本家的需求。另一方面。19世紀末，由于的廣泛傳播，各國工人運動風起云涌。在這樣一種背景下，資產階級急需一種和勞動完全脫鉤的價值理論來作為自己的理論武器，邊際效用價值論應運而生，西方經濟學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邊際革命。以邊際效用學派為代表，在理論內容上把人對商品效用的主觀評價作為商品的價值實體，而人的主觀評價是由人的趨利避害心理決定的，所以價值是由人的心理規律決定的。他們借助于當時的心理學的發展成果，將心理分析引人經濟學研究領域，認為商品價值的實體是商品的邊際效用。所謂邊際效用。按照邊際主義經濟學家的觀念是：消費者在消費某種商品的最后一個單位(或每增加消費一個單位商品或勞務時)所獲得的滿足程度。是一種主觀心理上的東西，商品的價值就是消費者以邊際效用為依據賦予商品的一種主觀的評價，從而形成一種主觀效用價值理論――邊際效用價值論。
邊際效用價值論是“邊際革命”時期西方經濟學乃至當代西方經濟學的理論基礎。這一時期邊際主義經濟學家們繼承了其辯護性的固有傳統，表現在更加敵視和反對勞動價值論和剩余價值論，他們將經濟學意義上的價值觀定位在邊際效用價值論上。這樣一來，商品的價值就和勞動徹底脫鉤，不會留下任何口實說社會的財富都是工人創造的，資產者得到的部分是對工人的掠奪和欺詐。邊際效用價值論被西方經濟學家奉為經濟學全部理論的基礎而沿用至今的原因正在于此。
(二)主觀價值論的經濟根源
經濟建設的需要是主觀價值論的經濟根源。19世紀末，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由自由競爭向壟斷階段過渡，古典經濟理論已經不能很好解釋壟斷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理論與現實問題。與此同時，勞動價值論的產生與發展，在不同程度上影響和改變著資本主義的經濟關系。對當時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來
說，資產階級在政治上已經完全站穩了腳跟，資本主義已經向世人充分地證明了其相對于封建主義的種種優越性。現在所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如何在現有的技術和資源條件下來增加社會財富，提高公眾的生活水平，把資本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發揚光大。即如何搞好經濟建設問題。歸結為一點，，就是如何以最小的投入獲得最大的產出(對消費者來說就是如何以最小的支出獲得最大的滿足)。這一問題實際上又是微觀經濟管理問題，即社會對既定的資源量，企業(個人)對既定的資源量如何進行管理。要實現這一點，從微觀的角度來說，就是要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以往的各種經濟理論都無法圓滿地解決這一問題，而邊際效用價值論可為這種分析提供理論基礎。于是以理性經濟人和資源稀缺性的假設為前提。研究在現有生產條件下的資源配置問題，始終追求效用最大化是其目標的邊際效用價值論應運而生。它從需求和效用角度，以邊際效用遞減規律為原則，研究為達到效用最大化的資源和產品在生產與配置中的最優數量和途徑問題：從微觀層次，通過對個人消費者、單個廠商的行為分析，尋求單個產品市場的均衡問題。
總之，邊際效用價值論作為一種資產階級價值理論，從其發展、演變的軌跡看具有明顯的資產階級的功利目的，以效用取代勞動，以效用解釋價值。邊際效用價值論旗幟鮮明地表現出西方庸俗經濟學為資產階級政治、經濟發展服務和辯護的特征。
三、對主觀價值論的評價
(一)主觀效用價值論的錯誤與缺陷
邊際效用價值論的根本謬誤在于，把價值歸結為一種沒有社會歷史內容的主觀的永恒范疇，一筆抹殺了價值范疇的社會規定性和客觀性，從而掩蓋了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對抗性和剝削性。不僅被用來反對古典學派的勞動價值論和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而且具有強烈的為資本主義辯護的色彩。
主觀效用價值論的缺陷深植于其理論體系中。邊際效用價值論認為商品的價值是人對物品的效用(滿足人的欲望的能力)的主觀評價。價值來源于效用，又以稀缺性為前提，其尺度是邊際效用。不能滿足人的欲望的生產資料價值由其生產最終消費品的邊際效用決定。物品的市場價格是供求雙方物品主觀評價達到均衡的結果。效用價值論研究的重點是商品的主觀的使用價值，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從財富的效用到邊際效用。從基數效用到序數效用等。其缺陷主要有下列幾點：(1)效用不能計量。效用價值論的根本錯誤在于違反了確定交換比例的原則。因為，效用價值論所說的效用，是消費者對物品滿足自己需要的一種心理感受和主觀評價。不同的人對同一種商品的偏好和評價是千差萬別的，同一個人在不同的時間對同一種商品的偏好和評價也是千差萬別的。不論是生產者還是消費者，通常沒有也不可能用基數或序數來計量商品的效用。商品的效用是無法計量的。(2)效用不能說明新價值的創造和舊價值的轉移，因而不能解決價值的補償問題。生產中耗費的價值應在交換中得到補償，這是商品生產發展的內在要求。但是，按照效用價值論的觀點，效用是消費者對商品帶來的滿足程度的評價，消費者在評價某件商品的效用時，是絕不會考慮生產該商品所耗費的生產資料的效用是多少，勞動耗費是多少。因此，效用根本不可能轉移。按照效用價值論的觀點，產品的效用決定生產它的生產要素的效用，相應地，產品的價值決定要素的價值，這在現實中顯然是不成立的。(3)效用不能在交換中決定。價值理論的任務是要解釋商品交換的比例和價格的確定?，F實情況表明，凡是參與交換的商品，都必須有明確的價格。不存在沒有交換比例或價格的交換活動。但效用價值論所說的效用卻不能在交換中確定，只有在消費者實際開始消費商品后才能做出評價。至于邊際效用，更要等到消費足夠數量的商品之后才有結果。但事實是，消費者在消費他通過交換而得到的商品之前，已經支付了商品的價值或價格，
邊際效用價值論將邊際效用混同于商品價值的基礎和實體，并以此錯誤的理論基礎來證明其系統理論的先進性、科學性。這就使整個理論推理過程充滿矛盾、混亂，使得“邊際革命”以后，西方庸俗經濟學走人了死胡同。
(二)主觀效用價值論的借鑒作用
第2篇：勞動經濟學的理論基礎范文
關鍵詞：宏觀經濟學；教學效果;主體性地位
中圖分類號：G424.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宏觀經濟學是經濟類、管理類學生學習專業課程的重要理論基礎。盡管就考試而言，學生表現尚可，然而學生對宏觀經濟學思想的理解與應用并不理想。據此本文擬分析宏觀經濟學教學效果現狀及原因，在此基礎上探索改進教學方式，以提升宏觀經濟學教學效果。
一、宏觀經濟學教學效果現狀及原因分析
1、教材內容較為抽象，政治辨別能力較差
宏觀經濟學具有完整的理論體系，表現在假設體系、數學模型與圖形推導具有高度一致性。然而從教學效果來看，學生對數學模型與圖形推導掌握較差，對于假設理論體系背后的經濟思想理解也較為零散。即使通過死記硬背，能夠正確把考試題目做對，但是并不理解數學模型背后的思想。其原因在于，宏觀經濟學是對人類自身經濟生活的思考，是現實生活的高度抽象，其假設剔除了現實生活中的種種影響因素，難以與現實生活直接掛鉤。宏觀經濟學每一條規律都具有悖論性質，即單個個體完全有可能不按照這一規律行為。這對一些社會閱歷較為簡單、對自身經濟生存現狀缺乏真正理解的學生來說，會有相當多的困惑和不解。此外，教材本身意識形態判斷力往往不足，宏觀經濟學的教材體系與經濟學有一定的差異，經濟學的一些重要觀點，如剩余價值、異化勞動、階級等在宏觀經濟學現有教材中都沒有得到體現。其重要原因是我國西方經濟學引入課堂的時間較晚，對充分就業、供需分析、勞動力市場等概念和工具的理解和消化不足。由于缺乏這一分析，增加了學生理解宏觀經濟學的困難。
2、教學手段有限，課時缺乏保障
由于宏觀經濟學的抽象性，教師很容易陷入“填鴨式”的灌輸，其表現是課堂上全面講授概念、原理和方法，而不關心如何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使學生的學習主體地位得不到發揮學生嚴重缺乏學習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直接影響教學效果。此外，宏觀經濟學的知識體系多，需要花費大量的課內與課外時間，課時安排上學校往往不能保證。最終導致學生知識應用能力較差，學生只能將精力用于記錄和背誦，用于做題目，而很少主動思考和獨立分析問題，對待現實問題依然會憑感覺回答，而不會用于經濟學經典的問題分析方法。
3、案例教學不足，考核方式單一
案例教學法是培養高素質、實用型和創新能力強的經濟管理人才的重要教學方法，其最大特點是培養重點是學生的知識應用能力。我國學校案例教學法總體上尚處在初步引入階段，與國外高校有著較大的差距。案例分析往往是混雜于教學的課件里面，案例教學課件往往也較為缺乏。目前學校宏觀經濟學的考核主要通過閉卷考試，卷面成績是衡量學生掌握情況的標準。期末考試僅僅是考察記憶和考前突擊能力，這種較為單一的考核形式使學生平時不太注重積累，考前死記硬背，然后作業抄抄了事。為了學生考出好成績，老師需要花更多精力關注學生考試問題，因此往往又把大量時間用于講解練習題，使學生難以全面理解宏觀經濟思想的本質。
二、提升宏觀經濟學效果的建議
1、加強宏觀經濟學的研究
本科生所學習的宏觀經濟學在理論上看似淺顯，然而只有教師的理解水平達到一定深度，才能做到在教學中深入淺出，使得學生掌握起來較為輕松。因此，作為教師本人，不能只是簡單地背課本，對理論的發展歷史及其意義要有更為廣泛的涉獵，對經濟中正在發生發展的熱點問題和前沿問題要有所研究。除了教師自身拓展之外，為促進宏觀經濟學的教學，應嘗試組建宏觀經濟學教學團隊，組織教師經常進行座談，就宏觀經濟學中各流派對經濟問題的看法、西方經濟學和經濟學之間的關系等進行研討，拓展知識面，使得問題的研究和理解不斷走向深入，以提升教學隊伍整體的素質。
2、突出學生教學中的主體性地位
宏觀經濟學理論性較強，與學生的以往經濟教育背景，與我國的國情差異很大，其特定的概念體系與數學模型讓學生容易感到枯燥乏味，難以將所學與實際生活更好的結合在一起。因此經濟學“填鴨式”教學中最大的弊端是無法調動學生的主動性，體現不了學習的主體地位，無法培養獨立思考習慣，提升不了學習效果。教學過程應該是在教師的引導啟發下，以現行教材為基本探究內容，以學生獨立學習和合作討論為前提，以學生周圍世界和生活實際為參照對象，通過個人或小組等形式，激發學生學習興趣，將所學知識應用于實際問題。應大力推行案例教學方法，以現實中存在的經濟問題為對象，將經濟理論以更加生動的形式介紹給學生，引導學生使用經濟指標和經濟理論來分析實際問題，提高分析與解決各類經濟問題的能力，進而增強其將來走向社會、適應工作崗位的能力。
3、改進考核方式
根據宏觀經濟學的特點，其考核應改變單一的考試考核方式，轉向采取多元化考核。根據以上分析，宏觀經濟學應以經濟思想介紹、案例等定性分析為主，而定量分析為輔。因此在采用期末閉卷考試考核同時，平時應豐富考核方式?？荚嚳己酥袦p少計算題的比重，而增加學生應用知識對當前經濟熱點問題、經典案例分析的比重，平時課堂討論、小組討論、小論文等也應增加比重。
參考文獻
[1]張新艷.《宏觀經濟學》教學改革探討[J]. 中國外資,2012,275(10):260.
第3篇：勞動經濟學的理論基礎范文
[關鍵詞]：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方法論
[Abstract]: Marx 's whole world view is a method, therefore, studying Marx's Political Economics focus lies in the methodological mastery. So far, Marx's political economics method still is a kind of advanced thought. This article on the Marx political economics scientific methodology method were analyzed.
[Key words]: Marx; political economics; methodology
政治經濟學是的重要組成部分。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方法論的主要方法包括：馬克思政治經濟社會矛盾的分析方法、歷史分析方法和階級分析方法，其中矛盾分析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方法論的核心。本文也主要對這三種方法進行分析。
一、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社會矛盾分析方法
馬克思將分析矛盾引入到政治經濟學中，對矛盾分析清楚后，再分析經濟問題。在現實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社會中存在很多矛盾，這些矛盾都是不可避免的，都是各自代表為了獲得更多利益而產生的，如勞動創造的價值和支付的工資之間的矛盾、產品價值與售價之間產生的矛盾、無產與資產階級兩種階級之間的矛盾等，經濟學理論體系是否成熟的主要標志就是看它們是否承認這些真實存在的矛盾。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社會矛盾分析法主要包括：
（1）雖然已經統一了各種社會經濟關系，但是這些社會經濟關系中還存在對立的一面，因此，要很好的把握住這對立的一面。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社會矛盾分析法中把握對立就是指在分析事物時，將事物看作是一個矛盾的統一體，從它們內部的對立面來否定它們相對對立的性質。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對立現象普遍存在。但是這里所說的對立并不是說各種經濟關系外在對立，要想闡述各經濟關系對立的本質涵義，必須從各種經濟關系的相互依賴中把握它們的相互否定的對立性質。英國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的主要代表之一的David Ricardo認為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各類經濟關系是存在對立的，并且他以此構建了屬于他的理論體系。但是最終他還是以失敗告終，這是因為它對各種經濟關系之間的對立進行研究主要是從形式邏輯的思維出發，它認為這些經濟關系之間的對立沒有相互聯系、沒有相互轉化的關系。例如李嘉圖認可的勞動價值理論，但是該理論不能解決勞動力得不到同等價值的問題，工人勞動所得的工資與工人所創造的價值成對立關系，而不能相互轉化分析這種對立。其實李嘉圖沒有看到資本主義的工人工資是作為資本的投入創造了價值，那么工人創造的價值中所包含的剩余價值滲入到了工人創造的價值中，從而導致其理論最終以失敗告終。
（2）從社會經濟關系的對立中把握統一。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社會矛盾的分析方法中從社會經濟關系的對立中把握統一就是仍然將事物看作是一個矛盾的統一體，從它們內部的對立面來把握它們的統一性質。在對資本主義經濟關系認識的前提下，把握資本主義諸多經濟關系中的統一，這樣才能表示認識經濟現象。但是，必須在它們內部的對立面把握它們的統一性質，這是真正把握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的統一性。這種統一性是對資本主義經濟關系認識的前提。正是由于資本主義統一的經濟關系內部存在，使得社會中經濟關系的統一非常必要，這也指明了各種經濟關系統一的方向。
（3）社會經濟關系范疇對立統一的基礎是堅持用人的實踐。由人類實踐所不斷生成的對立統一才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社會矛盾分析方法中的對立統一，而并非是表面上的抽象對立統一。因此，社會經濟關系范疇沒有永恒的經濟范疇，都是將人類的社會實踐作為基礎，隨著人類社會實踐活動的變化而變化。而且，社會經濟關系范疇是不斷變化的，其一直是以獨立統一著稱，其是一個不斷更新過程，消滅-產生-消滅……，這個過程同時也是由人類不斷開展社會實踐而實現的。隨著人類社會實踐活動的不斷開展，人類對實踐中的經濟認識也越來越高，消滅原來的經濟關系范疇，建立新的經濟關系范疇，或者擴展原來的經濟關系范疇。
二、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歷史主義分析方法
用歷史的和發展的維度來看待分析經濟問題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科學方法論的一種有效方法，由此產生了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歷史主義分析方法。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歷史主義復分析方法主要包括：
第4篇：勞動經濟學的理論基礎范文
關鍵詞:環境宏觀經濟學;IS－LM－EE模型;環境定向技術;商業周期
傳統的宏觀經濟學往往更多的強調在需求及膨脹等內容方面的問題，而忽略了環境在宏觀經濟中的重要性。盡管在資本主義市場形勢下環境對宏觀經濟并沒有太多的影響，但當今社會世界經濟形勢已然產生了巨大的變化，傳統的宏觀經濟形勢也暴露出了極大的缺陷，其必然也需根據市場經濟形式的轉變而做出創新，將環境所具備的影響納入其理論中，這也是環境宏觀經濟學出現的原因。下文將就環境宏觀經濟學的興起與發展展開相關研究。
一、環境宏觀經濟學的興起
環境宏觀經濟學出現于上世紀90年代，由美國著名的經濟學家HermanE．Daly提出。其認為經濟在其增長過程中應受其所處整體大環境的限制。受市場形式的影響，往往在環境、資源等方面會出現濫用等現象，因此，要切實推動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就必須能保證在經濟增長等方面的適度性。通過總結來看，其在環境宏觀經濟學方面的思想主要表現在:
(一)研究任務的提出
在研究中Daly認為要完善對環境公關經濟學的研究，首先就必須對研究的任務等進行明確，而這一任務就是要針對環境宏觀經濟學制定相應的經濟制度。這一任務就好比是要在船上設置承重線來明確其載重的標準一般，經濟制度的制定就是為環境宏觀經濟設置同樣的限制，以此來預防環境宏觀經濟超過其速能承載的負荷。其也指出，就如同家庭等經濟形式從屬于整體的經濟市場一般，環境宏觀經濟也從屬于大的自然系統，且這二者也相互承擔能量的投入與產出，而這也正是環境宏觀經濟學的主要內容。
(二)研究主題的明確
關于環境宏觀經濟學的研究，Daly指出其所研究的內容更多的集中在規模等方面，而不是經濟配置的相關問題。且在這一研究中其也對規模和配置等進行了劃分，并同樣以船的承重線進行比喻指出，當水位超過船的承重線之后無論船的質量有多好也難逃下沉的結局，同樣，當經濟的形式超過了在一定時期內環境所能接受的承載度，那么盡管經濟形式使用如何優質的配置也難以繼續發展。所以，針對環境宏觀經濟學的研究除了要制定相應的經濟制度之外，還必須要在適度性的原則上研究其規模，以此來保證經濟能得到持續的發展。
(三)重視相關的環境政策
以環境宏觀經濟學所研究的主題來看，其對經濟所明確的規模往往和傳統經濟學中所指出的公平與穩定等方面的目標存在一定的共通性，因此，這也必然應成為環境宏觀經濟學所要研究的重點內容。然而，由于環境宏觀經濟學的規模適度可能與其他目標之間存在一定的沖突性，因此，但規模和配合問題處于同一系統中時往往無法得到有效的解決，這也就要求能在解決中采用相關的政策來作為工具。而Daly指出在這一問題中所運用的政策工具就是從可持續發展的目標出發來對人口的規模進行有效的控制，轉變以往知識產量的觀念而給予產率更多的重視。
二、環境宏觀經濟學的發展
HermanE．Daly提出了環境宏觀經濟學之后，有很多經濟學家也對其這一觀念表示了認同，并在Daly的環境宏觀經濟學基礎上提出了一些自己的設想。如IS－LM－EE模型、環境定向技術、商業周期理論等等。
(一)IS－LM－EE模型
IS－LM－EE模型Heyes在21世紀初繼HermanE．Daly所提出的環境宏觀經濟學之后所提出了一種模型形式，這也是對環境宏觀經濟學最具影響的一項研究。對于環境宏觀經濟學而言這是一種全新的理論框架，能有效對其進行重新的評估，且從可持續發展的角度來看其也為經濟的發展提供了相關理論的支撐。而之后的Lawn和Sim等也在IS－LM－EE模型上有所研究。首先，Heyes在IS－LM－EE模型的研究方面提出了“環境均衡曲線”的相關概念，為Daly的環境宏觀經濟學提供了理論支撐;其次，Lawn在Heyes的IS－LM－EE模型基礎上對其進行了擴展，融入凈賬戶等相關的因素;最后，Sim同樣對在Heyes的IS－LM－EE模型基礎上對其進行了擴展，但與Lawn之間不同的是其在模型中更強調產出方面的缺口問題。
(二)環境定向技術
環境定向技術是上世紀90年代末在環境宏觀經濟學的基礎上利用其框架對技術、經濟、環境這三要素的關系所進行的研究，也是在環境宏觀經濟學的基礎上所出現的一個全新的研究方向，而其中最為重要的就是在環境定向技術方面的研究。而在這一研究中也可針對對象的不同來進行進步模型的劃分:首先，節能技術。其在環境定向技術中具有典型性，能放寬在源消費基礎上經濟增長與其之間的限度;其次，環境定向技術的進步模型。這一概念由Acemoglu提出要求能融入勞動及資本等不同的要素;最后，開放經濟下的進步模型。這一模型主要是對封閉的經濟體進行擴張，讓其能在開放的經濟形式中實現進步模型的建立。
(三)商業周期的理論
在以往，商業周期的相關理論主要是對經濟波動的現象進行研究，但其主要從微觀的角度對技術等進行研究，就往往存在一定的假設性。而隨著人們生活質量的日益提高所帶來的環境問題也日益惡化，因此，在商業周期的相關理論中也應當融入相關的環境政策內容。而在這一研究中所采用的環境政策主要包括:“不確定沖擊”背景下的環境政策、“商業波動”背景下的環境政策、“確定及不確定”背景下的環境政策、“能源密集度模糊”背景下的環境政策。
三、結語
綜上所述，宏觀經濟學和環境之間往往有著非常密切的關聯，而就傳統的宏觀經濟學來看，其往往忽視了環境的重要性，而對相關經濟學的研究產生了一定的限制。而環境宏觀經濟學其提出了背景就在于環境在行為等方面的制約性，因而，要切實做好環境宏觀經濟學的研究就無法與環境等相脫離，因此，這一領域的研究在未來也將成為經濟學研究發展的主流。
［參考文獻］
［1］任力，梁晶晶．環境宏觀經濟學的興起與發展［J］．經濟學動態，2013(09)．
第5篇：勞動經濟學的理論基礎范文
關鍵詞：勞動價值論 要素價值論 國民生產總值 第三產業 勞動生產率
一、問題的提出
為了全面反映第一、二、三產業的總成果和總水平，便于同世界上大多數國家作經濟比較，以及反映產業結構狀況及變化趨勢，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我國逐漸放棄了原社會主義國家普遍采用的與社會總產值指標相聯系的物質產品平衡體系，簡稱MPS核算體系，改用與國民生產總值指標相聯系的國民經濟賬戶核算體系，簡稱SNA核算體系。
國民生產總值指標和社會總產值指標相比，其主要優點在于:(1)它只計算了最終產品的價值(或各種產品的增加值)，而沒有計人中間產品的價值，因而在它里面不包含重復計算的部分，而社會總產值指標把中間產品的價值作了重復計算;(2)它不僅計人了物質生產部門的增加值而且計人了所有服務部門的增加值，因而反映了現代產業結構的變化，反映了教育、科學技術、金融等第三產業在社會經濟中的作用。由于有這兩個優點，國民生產總值被認為比較真實和全面地反映了一個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總水平和整體實力，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比較真實和全面地反映了一個國家勞動生產率的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所以從MPS核算體系向SNA核算體系的轉變，是我國經濟核算領域的一次重要實踐創新和理論突破。但是，在我國SNA核算體系的建立，是否意味著我國經濟理論基礎發生轉變，政治經濟學及勞動價值論失去了在我國的基礎理論地位?是否要用西方經濟學的多元價值論或要素價值論取代勞動價值論的指導地位，重建價值理論體系?SNA核算體系能否在勞動價值論的范圍內得到釋解?這些問題在理論界產生了不同看法和爭論。本文提出一些粗淺看法，以求批評指正。
二、對幾種代表性觀點的述評
本文首先對幾種具有代表性的觀點作一簡單述評:
有一種觀點認為，勞動價值論是被實踐證明的科學真理，SNA核算體系和勞動價值論是對立的，沒有必要為SNA提供勞動價值論的基礎?；赟NA核算體系對勞動價值論所作的拓展是對勞動價值論的否定。有作者說:“在我們看來，為了進行國際比較，采用SNA進行國民經濟的統計核算是必要的，但是，正如吳易風同志所指出的，‘我們沒有必要，也沒有可能給國民經濟核算體系(SNA)提供勞動價值論基礎?！X(伯海)先生說吳易風同志把話‘講絕了，一點回旋余地也沒有’，看來，錢先生也好，(錢先生的)20位博士生也好，都是在為找到‘一點兒回旋余地’而努力。但是，因為SNA的理論基礎和勞動價值論是根本對立的，要想為SNA建立勞動價值論的基礎就像馬克思說的，是‘企圖調和不能調和的東西’，還必需指出的是，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是經過一百多年實踐檢驗的科學真理，其本身也早已成為一個客觀存在，不是想怎樣‘解釋’就可以怎樣‘解釋’，想怎樣‘改造’就可以怎樣‘改造’的?！?nbsp;
上述觀點是作者在批評錢伯海教授的物化勞動創造價值的觀點時提出的。持這種觀點的人實際上把看成了封閉的理論體系，阻塞了理論發展的通道，削弱了勞動價值論在發展了的社會現實面前的說服力，正好為勞動價值論的否定者提供了口實。晏智杰教授就說:“如果SNA制度的理論基礎不是勞動價值論，而勞動價值論又真如上述作者所言，那么SNA這種制度本身也必定不會是正確的了;既然不正確，當然就應予以否定或取消，并恢復原先的基于勞動價值論的MPS制度，或者，除了‘進行國際比較’以外，不能容許將SNA用于其它方面，等等。但是這樣一來還有一個問題是不能回避的:如果這種核算制度的理論基礎是不科學的，那么基于這種理論基礎所進行的‘國際比較’還能是可靠可信的嗎?結論當然也應當是否定的”。
第二種觀點認為，勞動價值論與SNA核算體系是不相容的，說明在新的社會現實面前勞動價值論已經失去了令人信服的解說力，應該用西方經濟學的多元要素價值論取代勞動價值論，重塑經濟學的價值論基礎。晏智杰教授認為，從MPS到SNA核算體系的轉變，表明我國已經從傳統的一元勞動價值論轉向同它對立的多元要素價值論，這“無疑于一場思想革命”。SNA制度就是多元要素價值論的體現和運用，“要求現代SNA制度體現勞動價值論的要求，哪怕是擴大的或發展的勞動價值論的要求，不能說決不可能，至少是很不現實的。
其實，SNA核算體系與MPS核算體系相比，只是拓寬了生產性勞動的范圍，把第三產業服務行業也納人生產性勞動的范圍，成為價值創造的源泉，這里只是涉及生產性勞動范圍大小的問題，并不能由此導出多元要素價值論，第三產業是否創造價值和資本、土地、自然力等能否創造價值不是一回事。晏智杰教授為了肯定他的多元要素價值論，硬要把SNA核算體系與要素價值論結合在一起，把MPS核算體系與勞動價值論結合在一起，認為即使擴展生產性勞動的范圍，也無益于彌補勞動價值論的缺陷和不足，以至得出否定勞動價值論的結論。但是遺憾的是晏智杰教授在他的文章中也并沒有拿出多少令人信服的論據，來說明SNA制度與要素價值論一定就是相容的，SNA制度的合理性并非一定就能說明要素價值論是正確的。
第6篇：勞動經濟學的理論基礎范文
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
弄清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對于理解政治經濟學的全部內容十分重要。政治經濟學作為一門社會科學，它的研究對象是人類社會生產關系及其發展規律。生產關系就是人們在生產過程中形成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經濟關系，即物質利益關系。這種關系貫穿于社會生產的全過程，即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四個環節。政治經濟學所研究的就是在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中所形成的人們之間的相互關系。在生產關系中生產資料所有制性質決定了生產關系的性質，生產資料所有制就是生產資料歸誰所有，它是生產關系的基礎，它決定人們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關系，并通過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等環節來實現自己。比如，誰占有生產資料，誰在生產中就處于支配地位，同時占有勞動產品。和生產關系緊密相連的一個重要概念是生產力。生產力是具有一定生產經驗和勞動技能的勞動者進行生產時所形成的物質力量。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構成生產方式的兩個方面。那么，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是什么樣的關系呢？一方面，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有什么樣的生產力就有什么樣的生產關系，生產力的發展變化決定生產關系的發展變化；另一方面，生產關系反作用于生產力，當一種生產關系適合生產力性質時就會推動生產力的發展；反之，就會阻礙生產力的發展。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狀況的規律，是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的基本規律，貫穿于人類社會的始終。所以，對經濟規律的研究同樣是政治經濟學研究的重要內容。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起點就是從改革生產資料所有制結構入手的，所有制結構的改革調整，適合了我國生產力水平，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這種改革從理論上說符合了社會經濟發展規律的要求，是我們黨對社會經濟發展規律正確把握的結果。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的確立就是這一規律的體現。
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基礎
政治經濟學建立的理論基礎是科學的勞動價值理論。馬克思勞動價值理論是對商品經濟一般規律的論述，在發展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商品二因素理論。商品作為用來交換的勞動產品具有使用價值和價值兩種屬性。使用價值是商品用來滿足人們某種需要的有用性，是商品的自然屬性，是一個永恒的范疇。社會物質財富是由使用價值構成的。作為商品的使用價值是為社會、為他人的；商品使用價值一定是通過交換才能獲得。凝結在商品中的無差別的人類一般勞動形成商品的價值。價值是商品的社會屬性，是個歷史范疇，價值所反映的是商品生產者之間的勞動比較關系。對于商品生產者來說他關心的是商品價值，對于消費者來說他關心的是使用價值。生產者之所以也關心商品使用價值是因為使用價值是價值的物質承擔者。生產商品的勞動二重性理論。勞動二重性是指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在一定具體形式下進行的勞動叫具體勞動，創造商品的使用價值；拋開勞動的具體形式無差別的人類一般勞動叫抽象勞動，抽象勞動形成商品價值。抽象勞動是一個歷史范疇，是生產商品的社會勞動所特有的。勞動二重性決定了商品二因素。勞動二重性理論是馬克思首先提出來并論證的，是理解政治經濟學的樞紐。商品價值量理論。商品價值量是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商品生產者生產商品所消耗的勞動時間叫個別勞動時間，決定個別價值。個別勞動時間與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之間形成的比列關系不同對商品生產者影響不同，只有當個別勞動時間少于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時商品生產者才處于有利地位。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以簡單勞動為基礎，復雜勞動等于多倍的簡單勞動。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會隨著勞動生產率的發展而變化，商品的價值量與生產商品的勞動生產率成反比，與包含在商品中的勞動量成正比。所以在現實生產中每一個商品生產者都千方百計地提高自己企業的勞動生產率，使得自己生產商品的個別勞動時間低于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使商品個別價值低于社會價值，從中獲得價值差額。無論是在簡單商品經濟條件下還是在現達的商品經濟條件下都是如此。價值規律理論。價值規律是商品經濟的基本規律。價值規律的主要內容是，商品的價值量由生產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商品交換以價值量為基礎實行等價交換。在商品交換中，商品的價格除了受商品價值決定之外，還受多種因素影響，其中最主要的是市場商品的供求關系。當某種商品供不應求時，價格上漲到價值以上；反之，供過于求時，其價格就會降到價值以下。商品價格總是隨著供求關系的變化圍繞價值上下波動，這就是價值規律作用的表現形式。價值規律的作用：首先，它可以自發地調節生產資料和勞動力在社會生產各部門之間的分配，起到資源配置的作用；其次，價值規律自發地刺激商品生產者改進技術，提高勞動生產率，從而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第三，價值規律促使商品生產者兩極分化。當然，價值規律對經濟的調節具有自發性、盲目性和滯后性的特點，會造成資源的浪費。為了克服價值規律對經濟生活調節的這種消極作用，所以在現代市場經濟中都缺少不了國家宏觀調控機制，現代經濟的調節機制是價值規律調節機制和宏觀調控機制的結合。的貨幣理論。在商品經濟中，貨幣是和商品緊密聯系的一個重要經濟范疇。通過對貨幣產生過程的分析，馬克思指出，貨幣是從商品世界中分離出來的固定地充當一般等價物的特殊商品。貨幣的產生是商品內在矛盾發展，即商品交換發展到一定階段上的產物，是價值形式長期發展的必然結果。貨幣的產生使商品內在的使用價值和價值的矛盾，發展成為商品與貨幣的外在對立。商品生產者必須想方設法將商品換成貨幣。商品到貨幣的轉化，馬克思將之稱為商品的驚險跳躍，這個跳躍完不成，摔壞的不一定是商品，但一定是商品所有者。馬克思這段話深刻地揭示了市場銷售對于商品生產者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關于貨幣的職能，馬克思認為它是在商品流通中產生和發展起來的，是貨幣本質的具體體現。貨幣的基本職能是價值尺度和流通手段。
第7篇：勞動經濟學的理論基礎范文
關鍵詞：經濟學范式；中國經濟學；經濟學；西方經濟學
改革開放以前，中國經濟學表面上是以經濟學為指導，但實際上是傳統的蘇聯范式占統治地位。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理論界對構建中國經濟學理論體系進行了許多積極的探索，提出了許多不同的觀點和見解。盡管這些觀點還不十分成熟甚至存在某些嚴重的缺陷，但對于我們探索中國經濟學的建設與發展之路具有十分重要的啟發作用。在全面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新的歷史條件下，我們應當在以往探索的基礎上繼續前進，努力構建科學的中國經濟學理論體系。
一、近年來經濟理論界對構建中國經濟學體系的構想
近年來，立足于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豐富經驗和巨大成就，面對新形勢和新問題，經濟學界對中國經濟學體系的建設討論十分熱烈，百家爭鳴，百花齊放，形成了不同的觀點和思路。
(一)堅持和恢復政治經濟學。這種觀點認為，構建中國經濟學不應當全盤西化，而應當堅持和恢復政治經濟學。在堅持經濟學的基本前提下，人們提出兩種不同的具體思路。一種是認為傳統經濟學雖有缺陷，但其基本理論是的，所以應該補充而不是放棄。這種思路主張在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借助“西方范式”來分析市場經濟問題，用“板塊式結合”的方法來修補“爐灶”，這種“兩張皮”或“雙基礎”并存體系，同傳統政治經濟學研究被分割為兩大板塊，并具有不同的研究層次和邏輯體系的“拼盤”結構并沒有本質上的區別，使人難以認同其科學性與合理性。另一種觀點則認為傳統的經濟學基本上不能采用，因為傳統政治經濟學是蘇聯教科書的翻版，是計劃經濟的產物。它不僅不能解釋目前中國的經濟問題，與市場經濟根本對立，而且它歪曲了政治經濟學的本來面目。要解決這一問題，首先必須正本清源，恢復的本來面目，真正按經濟學的方法來重建中國經濟學。
(二)中國經濟學市場經濟一般化或西方化。這種思路主張對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進行嫁接，用西方經濟學的原理來解釋中國目前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種觀點認為構建中國經濟學應當而且可以照搬西方經濟學，用西方經濟學取代政治經濟學。因為中國既然轉軌為市場經濟，那么研究市場經濟的西方經濟學當然也可以用來解釋中國的市場經濟，成為主體經濟學，因而也就無需再煞費苦心地去建立什么新的政治經濟學。按照這種觀點，構建中國經濟學應當采取完全替代性體系取向，主張引進反映“資源配置全過程”的現代經濟學范式(魏杰，1997)，不贊成“建立有別于西方經濟學的、在概念上和體系上完全不同的中國經濟學”(樊綱，1998)。
(三)中國經濟學本土化。這種思路強調中國特色，強調中國國情，主張要在評判過去和現有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弊端的基礎上建立或重建中國經濟學。持這一觀點的人認為，應創建自己的經濟學。西方經濟學和傳統經濟學都不能采用。因為與西方相比我們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與傳統的經濟學相比，我們不再是以計劃經濟為特征的傳統的社會主義，而是以市場經濟為特征的社會主義。因此，經濟學必須扎根本土，以研究時代為基本任務，從踏踏實實研究中國改革發展的具體問題人手，一步一步走向理論的圣殿。也有人認為，中國目前最大的國情是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過渡，中國經濟學應研究過渡經濟學問題，研究轉型時期的經濟關系。也有學者認為，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其經濟發展與實踐給中國經濟學家提供了理論創新空間，現代中國經濟學的本土化研究將為發展的經濟學注入新的活力，為中國經濟學走向國際化道路奠定基礎(殷德生，2000)。
(四)中國經濟學綜合化。這是許多觀點具備的共性，也是各方面學者對政治經濟學學科發展的共同要求。各派總的來說都主張以的基本理論為指導，借鑒西方經濟學的一些有用的東西，以中國實際問題為對象，運用更多的學科，使中國經濟學成為一個跨學科、多角度、具有超前性的經濟學。中國經濟學首先應該是一個開放的系統，在經濟理論的指導下，比較研究世界上現有的各種經濟理論，大膽吸收，揚優棄劣。在繼承、綜合人類一切優秀經濟理論基礎上構建中國經濟學。在其內容上既要有生產關系方面的理論，又要有資源配置方面的理論；既要有宏觀經濟的理論，又要有微觀經濟的理論。中國經濟理論要百家齊放，百家爭鳴，在競爭中繁榮，在競爭中統一。在構建過程中，對于經濟理論，要堅持、澄清與發展；對西方經濟理論，要了解、批判與吸收；對于中國古代經濟理論要挖崛、繼承與揚棄(周小亮，1997)。中國社會主義理論經濟學的重建，應在保持與經濟學的主要學術淵源關系之外，放眼世界，綜觀歷史，積極汲取古今中外一切經濟學說的合理成分，并實現某些理論原創。其重點有兩個：首先，創新的中國社會主義理論經濟學，必須科學地汲取當代外國經濟思想。現代主流西方經濟學的理論，自然要高度重視，但也不能輕視發達國家非主流經濟學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學說。其中，西方激進政治經濟學關于“市場社會主義”的各種經濟理論和政策主張，對我國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與實踐具有較直接的借鑒意義。其次，創新的中國社會主義理論經濟學，必須科學地汲取中國古近代經濟思想(程恩富，2000)。
筆者認為，以上四種觀點中有的表面上似乎有一定道理，但實際上是不科學的、不可取的；有的總體上是科學的但尚存在一些重要缺陷，因而也是不可取的。如，主張中國經濟學全盤西方化的西化主義觀點和“半西方化”基調和傳統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折中主義觀點，以及主張脫離經濟學的一般軌道而獨立地發展中國本土經濟學的狹隘民族主義觀點，總體來說都是不科學的、不可取的；那種主張回歸馬克思、按本來面目重建中國經濟學的“原教旨主義”觀點和主張實行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大綜合、中外經濟學大統一的混合主義觀點，在總體上大方向是正確的，但卻要么缺乏與時俱進與創新發展的品格，要么缺乏內在邏輯的一致性和理論體系的科學性。要構建中國經濟學，必須克服上述觀點的缺陷，確立科學的方向和正確的原則，
堅持以經濟學為指導、以中國問題為導向，在經濟學科學范式的基本框架內，認真總結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經驗和理論成果，充分吸收西方經濟學的科學方法與成果，構建現代中國經濟學的科學范式。
二、構建現代中國經濟學范式應當遵循的基本原則
所謂“范式”是指在某階段科學共同體所采取的整套的原則、理論、方法。“范式”一詞具有既相互聯系又相互區別的兩個方面：一方面它是指世界觀即共同信念及價值標準；另一方面它是指方法論，即一套概念體系及分析方法以及科學共同體成員共同接受的一套假定以及在此基礎上的定理。任何學術研究活動只有納入一定的范式體系，才能使之具有其科學性質，才能使該研究從“前科學”階段進入“常規科學”階段。無論任何范式，要具有其科學性質，都必須具備兩個基本條件：一是自身的規范性，即有其確定的共同信念及價值標準，以及一套概念體系與分析方法、一套假定及其基本定理。二是對客觀對象的適應性，即它能夠科學地解釋其客觀對象的性質、特征與發展規律，否則就無法說明日益增多的“反?，F象”，從而使該研究陷入“范式危機”。科學范式是一個不斷批判、繼承和發展的演進過程。一般說來，科學范式的運動表現為兩種基本形態：一是縱向批判，繼承，形成經濟學史上的一次又一次的經濟學革命；二是橫向兼收并蓄，形成經濟學史上一次又一次的大綜合。筆者認為，構建中國經濟學必須堅持科學的方向，必須確立正確的原則。具體說來，構建現代中國經濟學科學范式必須遵循以下三大基本原則：
(一)科學性原則。所謂科學性原則，就是中國經濟學研究不能不要規范而簡單地描述現象、總結經驗，也不能隨意地進行理論批判或“理論創新”，而是必須納入科學范式的軌道。首先，必須堅持科學的世界觀，應當確立科學的共同信念與基本價值觀，確立中國經濟學研究的科學哲學。其次，必須堅持科學的方法論。必須確立一整套科學的概念體系，采用一整套科學的分析方法，確立一些科學的基本假定，形成一系列科學的基本定理。為此，構建現代中國經濟學必須把中國經濟學的研究納入一種科學范式的軌道。問題在于對于目前中國經濟學來說究竟哪一種經濟學范式才是更為科學的?這一問題在經濟學范式本身范圍內是無法解決的，它應當而且只能用客觀的和實踐的標準來驗證，即某一經濟學范式究竟是適應還是不適應現實經濟生活，或者說究竟哪一種經濟學范式對分析與解釋社會經濟現象具有更為廣闊和更為深刻的適應性。
(二)適應性原則。經濟學范式的根本作用與生命力在于解釋客觀經濟現象與指導人們從事經濟發展與經濟變革的實踐。構建現代中國經濟學必須遵循“適應性”原則，使中國經濟學理論“以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實際問題，以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為中心，著眼于理論的運用，著眼于對實際問題的理論思考，著眼于新的實踐和新的發展?！睆目陀^實際來看，中國基本國情與社會主義經濟的實踐不僅西方經濟學理論是不適應的，而且經濟學的經典理論在許多方面也是不適應的。從歷史上來看，中國是在經濟、文化十分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條件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這同經濟學所指出的社會主義應當而且只能建立在先進的生產力基礎上的經典理論是有著巨大差別的。從現實來看，中國正在從傳統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這同經濟學所指出的社會主義應當而且只能實行計劃經濟的經典理論也是有著巨大差別的。所有這些，都是以往各種經濟學范式所不能解釋的“反常現象”，從而導致了傳統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雙重“范式危機”。因此，構建中國經濟學應當而且必須打破各種教條主義，從中國基本國情與客觀實際出發，科學地解釋這些“反?，F象”，實現經濟學中國化的創新與發展。
(三)綜合性原則。理論范式的范疇體系還必須向外部世界全方位學習和借鑒人類優秀的文化成果，為理論范式的整體創新提供厚實的平臺，從而使中國經濟學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從實際出發，立足于理論聯系實際，致力于回答新情況和新問題。這一理論的特征和實質必然要求中國經濟學綜合古今中外的合理經濟學思想，構建一種能夠揭示經濟運行機制和發展規律的經濟學范式。經濟學不僅是一個科學的體系，而且是一個開放的體系。因此，構建中國化的經濟學應當以經濟學為榜樣，科學地吸收各種經濟學的合理成分。具體來說，構建中國經濟學既應當堅持與繼承經濟學的科學方法論與基本原理，也應當充分吸收西方經濟學特別是新制度經濟學和演化經濟學等異端經濟學的合理成果；既應當肯定當代中國化的經濟學理論，也應當借鑒當代西方經濟學理論。這就要求我們在大綜合中來構建中國經濟學。
上述基本原則，對我們構建中國經濟學提出以下基本要求：
(一)構建中國經濟學不能以西方經濟學為基礎。西方經濟學之所以不能作為構建中國經濟學的基礎，主要是因為西方經濟學所依據的世界觀和方法論都是不科學的。西方主流經濟學不僅把資本主義制度一般化、永恒化，而且還單純從個人本性出發來解釋人們的經濟行為，用機械的均衡方法與形式化的數學方法來解釋現實經濟生活。因此，西方經濟學的哲學基礎是唯心史觀，它的根本方法是形而上學。同時，西方經濟學的研究對象觀也是不科學的。自從邊際主義的代表杰文斯把經濟學的列車開上了資源配置的軌道之后，西方主流經濟學便開始背離了經濟學的古典傳統，把經濟學的研究問題局限于資源配置問題。萊昂內爾·羅賓斯第一次正式地把稀缺資源的合理配置規定為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他說：“經濟學是一門作為目的和具有不同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間關系的人類行為的科學?！睆拇酥?，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教科書很多都把羅賓斯的定義作為樣板。應當指出：作為西方經濟學研究對象的資源配置與作為經濟學的研究對象的生產方式是有著密切聯系的。經濟學的生產方式范疇，不僅包括生產的社會形式，也包括物質生產方式即勞動方式與生產形式，其中勞動方式特別是其勞動組織就是微觀層次上資源配置方式，而生產形式作為人們勞動的交換形式和社會生產要素的分配方式，就是宏觀層次上的資源配置方式。因此，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已經囊括了西方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或者說西方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已經包括在經濟學研究對象的內容之中。二者的區別不在于要不要研究資源配置方式，而在于怎樣研究資源配置方式：是密切聯系生產的一定社會形式來客觀地、歷史地研究資源配置方式，還是拋開生產的一定社會形式而單純地研究資源配置方式。西方經濟學強調資源配置的一般性，是一個純生產力的抽象范疇，它主要取決于一個社會的技術水平。經濟學強調資源配置方式的特定社會歷史性質，它是一個社會歷史范疇，它主要取決于一個社會占統治地位的所有制形式，因而不同的社會有不同的資源配置方式。由于西方主流經濟學把經濟學研究對象局限于資源配置，因而縮小了資源配置的外延，只研究技術意義上的資源配置。因此，他們必然是以制度不變為假設來研究資源配置。事實上，在他們那里，資本主義私有制是人類最美好的、永恒的制度，所以他們不可能分析社會經濟制度的基本特征及其變革。正因如此，在西方社會經濟制度的巨大變化面前，西方主流經濟學表現得蒼白無力，從而導致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基本理論目前正陷入深刻的范式危機之中。為此，以科斯、諾斯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將制度變量引人經濟學研究范圍，以彌補主流經濟學的缺陷。西方經濟學不僅具有其明顯的不科學性，而且對中國具體國情及其發展要求來說，還具有嚴重的不適應性。在基本國情上，中國與西方差別很大，而西方經濟學中很多結論和觀點是從它們的國情背景下得出的。因此，就總體來說西方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對分析中國社會經濟問題就具有明顯的不適應性。具體說，一方面，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目前尚不具備足夠的市場機制賴以順利運行的條件，而西方發達國家這些條件都已經具備。另一方面，中國目前正處于體制轉軌時期，從原來的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過渡，市場機制賴以運行的制度框架尚不完善，如現代企業制度、法律法規、公民的市場合約意識等等。西方經濟學所分析的是市場制度較為完善的情況。同樣的事物，在西方發達國家可能就辦得有板有眼、較為順暢，在我國當前可能就無章可循、有章不循或坎坷難行。在這些制度條件具備以前，市場機制的作用程度和范圍也要受到限制，西方經濟理論在我國的應用也會出現程度不同的失靈(尹伯成，2006)。由此可見，要構建現代中國經濟學范式，絕不能照抄照搬西方經濟學，也不能以西方經濟學為基礎。
(二)不能構造一種折中主義的經濟學范式。自改革開放以來，在我國經濟理論界一直存在著一種比較普遍的傾向，即試圖調和傳統社會主義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建立一種折中主義的“中國經濟學”。這種折中主義的經濟學范式的主要特征是：認為原有的“蘇聯范式”的主要問題是“教條主義”，在于過分拘泥于經典作家的現成公式和現成“提法”，而沒有創新與發展，從而使理論僵化，不能反映變化了的現實。按照這樣一種思路，人們認為應該做的就是在原有的范式中加進一些反映市場經濟的新東西，以這種方式使原有的范式得到改造與更新，適應新的需要。這種傾向既表現為一般地或在具體理論問題上批判教條主義，也表現為那些試圖引入西方經濟學理論體系中的一些方法和內容來對舊的范式進行“補充”。這樣，就形成了一種比較流行的折中體系：蘇聯范式的“生產關系論”+西方范式的“資源配置論”，即傳統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現代的“市場經濟體制”。很顯然，這種折中主義范式脫離了經濟學的科學軌道，是傳統的蘇聯范式與主流的西方范式的“混合體”。同時，既然這種折中主義范式本質上是蘇聯范式與西方范式的雙重翻版，因而它不僅在理論、邏輯上具有其尖銳的內在矛盾性，而且在實踐上也具有與中國當代國情與發展要求的嚴重不適應性。說到底，這種折中主義范式是傳統教條主義與現代教條主義的“雜交物”，雖然它試圖反映當今中國現實，但實際上并沒有、也不可能反映中國經濟體制轉軌的客觀現實及其基本要求。因此，構建中國經濟學不應當采用這種折中主義范式。
(三)不能建立“描述主義”的中國經濟學。近些年來，在我國經濟理論界存在著一種以描述中國現實、總結中國經驗和肯定中國模式為主要特征的傾向，即直面中國現實的“描述主義”。它認為可以不要基礎理論、只要分析現實問題、進行對策研究，使研究更好的聯系實際就可以建立中國經濟學?！懊枋鲋髁x”經濟學范式的理論特點是：一是具有強烈的現實關懷；二是為了準確地反映現實情況，理論抽象程度低；三是為解決問題，具有明顯的政策導向，不注重自成體系的概念、范疇和分析工具，不強調理論自身的內在邏輯一致性；四是沒有突出的方法論，感性描述多于理性分析。作為一個理論范式，描述主義存在著兩個重大缺陷：一是缺乏獨立、統一的概念和范疇體系，分析工具缺乏系統性，范式自身是不穩定的而又沒有解決的途徑，因為一旦要提高理論抽象度，在當前條件下其前景很容易轉向經濟學范式或西方經濟學范式，這將使該范式自身不復存在。二是該范式的知識積累沒有有效的途徑，這與第一個缺陷緊密相關?？扑乖谠u價舊制度經濟學時指出，“除了個別的觀點外，只是一大堆可以一把火燒掉的描述性材料。”就長遠看，描述主義的文獻將面臨類似舊制度經濟學文獻的劫數。這雖然不能否定描述主義的學術價值，更不能否定其現實意義，但對于一個理論范式來說，其發展的連續性就成了問題(鄒東濤、時紅秀，2006)。因此，構建中國經濟學不能局限于這種表面化、局部化和經驗化的“描述主義”范式，而應當構造一種以科學世界觀為指導、具有其完整的概念體系和系統的分析方法的現代經濟學范式。只有這樣，才能揭示中國現實經濟社會的本質特征和發展規律，才能形成系統的、科學的中國經濟學理論。
(四)只能以經濟學理論為基礎，吸收西方經濟學的合理成分來構建綜合的中國經濟學。根據上述科學性、適應性和綜合性原則，構建中國經濟學應當而且必須以經濟學為指導。首先，經濟學具有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同西方主流經濟學相對照，經濟學的理論硬核可以簡要地歸納為三個要素。第一，否認存在著抽象的和永恒的人性。個人是具體的和歷史的，一方面它要受到歷史和制度條件的制約，另一方面它又是能動和有機的。人性由社會經濟關系所內生但又具有改變它的內在潛能，因而經濟學必須分析人性的起源與發展，而不是把它作為經濟學分析的前提。第二，經濟學分析的基本范疇是生產方式，而不是主流經濟學的“個人”，經濟學的方法是制度整體主義方法，而不是個體主義方法。第三，同主流經濟學的機械均衡觀不同，馬克思把生產方式與社會經濟形態的演化看作是由生產方式與社會形態內在矛盾的辯證運動所推動的有機的、內在不均衡的動態過程，這為中國經濟學的研究提供了一個更寬廣的框架。其次，經濟學的科學世界觀與方法論以及基本原理，對分析當代中國經濟轉軌與經濟發展具有廣闊的適應性。同西方主流經濟學相比，經濟學對于中國市場化的體制轉軌與制度創新問題具有很強的科學解釋力：中國經濟轉軌是當代中國生產方式內在矛盾發展的客觀要求，構造市場化的現代社會主義模式是當代中國社會生產方式發展的必然趨勢；同西方主流經濟學相比，經濟學對于中國現代化的經濟發展問題具有很強的理論指導力：中國經濟發展是當代中國物質生產方式發展的必然要求，實現工業化、現代化是中國當代勞動方式發展的必然趨勢?？傮w來說，當代中國面臨著物質生產方式及其社會形式變革的雙重任務，一方面物質生產方式的現代化要求并決定了當代中國社會形式的深刻變革，另一方面社會形式的變革與制度變遷又促進并推動了物質生產方式的現代化進程。最后，經濟學是一個宏大的制度分析框架，是一個開放的科學體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和研究范圍完全包括了西方經濟學的研究內容。因此，以經濟學為指導重建中國經濟學，可以在經濟學的科學框架內，廣泛借鑒古今中外各種經濟思想的合理因素，構造一個既繼承馬克思經濟學范式又發展馬克思經濟學范式，既超越蘇聯經濟學范式又超越西方經濟學范式的新體系，據此確立反映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獨特性的經濟學范式。這種中國經濟學的新范式是在繼承、批判和創新過程中逐漸塑造的。這就要求我們必須以經濟學為主體或基礎、以中國問題為導向，科學借鑒西方經濟學的合理顆粒，構建現代中國經濟學的綜合范式。因此，在構建中國經濟學過程中，對于經濟理論要堅持、澄清與發展；對于西方經濟學理論要了解、批判與吸收；對于當代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理論要總結、揚棄與升華。
三、中國經濟學范式的基本性質與主要內容
如上所述，根據科學性、適應性與綜合性的基本原則和以經濟學為指導構建中國經濟學的綜合體系的基本目標，中國經濟學就其性質來說既不是中國的“本土經濟學”，也不是中國版的西方經濟學，它應當而且必然是中國化的經濟學，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學。具體說來，中國經濟學綜合范式的內容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經濟學的科學世界觀、方法論與基本原理。中國經濟學本質上是經濟學，因此它應當而且必須以經濟學為基礎。首先，構建中國經濟學必須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世界觀，堅持以生產方式作為決定社會性質和推動社會變革與發展的根本力量，堅持在生產方式的框架內來分析資源配置問題，堅持以生產方式為基礎來研究生產關系與上層建筑。在此基礎上，構造出中國經濟學的基本分析框架——以生產方式為核心的經濟學制度分析范式。其次，構建中國經濟學必須堅持與繼承經濟學的科學方法，即唯物辯證法、二重分析法、矛盾分析法、實證方法、歷史方法和科學抽象法。再次，構建中國經濟學應當采用以生產方式這一基本范疇為核心的經濟學的一整套概念體系。如生產力、生產方式、生產關系、社會經濟結構和上層建筑等，再如生產條件、勞動方式、生產形式、生產的社會形式，以及資本、商品生產、市場機制、工業經濟、利潤、利息、工資、地租等等。最后，構建中國經濟學必須批判與繼承經濟學的基本原理。經濟學關于社會主義經濟的理論，既包括馬克思恩格斯關于未來社會主義經濟實現形式的具體結論，也包括關于社會主義經濟本質特征的基本原理。對于前者，我們當然是不能照抄照搬的，如單一社會所有制、計劃經濟和按勞分配等，而對于后者則應當始終堅持、科學繼承，如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建立自由人聯合體、重建個人所有制、實行對生產的有意識的社會調節、實現社會生產按比例協調發展和實行按勞動者貢獻分配等，這些基本原理應當而且必須成為構建中國經濟學的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
(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成果。作為中國化的經濟學，中國經濟學應當而且必須以中國問題為導向，應當而且必須分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及其生產關系，應當而且必須總結中國社會主義經濟轉軌與經濟發展的實踐經驗，應當而且必須總結與升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的理論成果。中國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既不只是生產關系，也不只是資源配置，它應當而且只能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產方式與生產關系。因此，中國經濟學應當研究當代中國的勞動方式、生產形式及其社會形式，應當研究當代中國的社會生產關系。在此基礎上，應當總結與升華一系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成果，如新型工業化理論、社會主義現代化理論、社會主義本質論、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理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分配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理論和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理論等等。毫無疑問，這些重要的理論成果都是構建中國經濟學的重要思想基礎與理論來源。
第8篇：勞動經濟學的理論基礎范文
關鍵詞：新制度經濟學 馬克思經濟學 企業理論 微觀經濟主體
20世紀80年代起，一些學者逐漸將西方新制度經濟學介紹并引入中國（如張五常）。新制度經濟學企業理論中的一些范式，如“產權”“交易費用”“委托—關系”等，對于我國傳統的企業運行機制的弊端具有較為充分的解釋力，因而引起了國內經濟學界較為廣泛的研究興趣。與此同時，作為我們指導思想的在企業改革中的作用，在某種程度上卻被忽視了。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是，國有企業在計劃經濟年代曾被淪為某些自我標榜為“”的極“左”思想的實現載體。因此，對新制度經濟學和馬克思經濟學的企業理論進行比較研究，提煉出其中的精華部分，應用于我國企業運營的實踐中，對推動我國國企改革的進一步深化和大型國際型企業集團的健康成長具有較強的現實意義。
新制度經濟學是在對傳統經濟學理論困境反思的基礎上興起的。新制度經濟學的創始人和代表人科斯從研究個人的成本與收益和社會成本及收益間的差別出發，提出減少交易費用是企業產生的原因；自此以后，張五常、威廉姆森、哈特等一些新制度經濟學家沿著他的思路，繼續探討企業的本質、企業能夠實現交易費用節約的規模邊界范圍以及合理的企業內部權力安排和剩余分配結構等。馬克思經濟學具有深厚的古典經濟學淵源，個人與社會的關系問題同樣也是其核心問題。雖然馬克思經濟學并未形成系統的企業理論，但在馬克思經濟學中所反映出來的許多關于企業性質、規模及其內部權力結構等方面的理論也具有相當重要的現實意義。新制度經濟學與馬克思經濟學在某種意義上來說都是對傳統“市場機制和諧論”的反思，都是在探討個人與社會相分離情況下微觀經濟主體的行為特點，這使二者具有了可比性的基礎。但新制度經濟學與馬克思經濟學在人的基本行為假定、經濟績效準則、企業理論的具體層面上存在諸多不同，因此有必要對二者進行比較分析研究，從而使企業理論體系更趨于完善。
綜觀新制度經濟學和馬克思經濟學當中的企業理論，可將其大致分為三個部分：企業的性質、企業的規模或邊界、企業內部的權利結構安排。因此，筆者擬從這三個方面對新制度經濟學和馬克思經濟學的企業理論進行比較。
關于人的本質和行為特點的比較
由于一切經濟活動都是以人為載體進行的，企業組織的運行也是以人的活動為基本要素的。因此在分析企業理論的具體層面之前，有必要對二者對人的本質和行為特點的論述作一比較。將“個人”的本質和行為方式作為經濟學理論體系的邏輯起點，這是新制度經濟學和馬克思經濟學的共同特點。但在新制度經濟學和馬克思經濟學的理論視野里，對于人的本質和人的行為特點的理解存在著根本性的差異。
第一，新制度經濟學帶有濃重的唯心主義的社會歷史觀背景，認為人的行動受主觀意識領域中的“理性”支配。盡管新制度經濟學相對于傳統經濟學而言已進了一步，他們在一定程度上也考慮到了約束著人們行動的現實因素，并對“理性”的作用與功能范圍作了一定程度的限定，但并沒有超越用主觀認知結構說明人們的行為選擇這一基本立場；而馬克思經濟學則以唯物辯證的社會歷史觀作為理論基礎，認為限制著人們的行動、規定人們行為的具體方式與特點的，是每個人現實擁有的、不以其意志為轉移的“社會關系的總和”。他并不否認人要滿足自己的需要，也不否認理性的作用，但馬克思經濟學在說明理性對人們行動的意義的同時，更強調理性作用的現實約束條件。因此，馬克思經濟學認為真正決定人們的行動及其特點的并不是理性本身，而是理性行為選擇據以進行的各種約束條件，這些條件包括行為人的財富占有、交往關系以及觀念意識結構等。所有這些約束條件構成行為人擁有的“社會關系總和”，構成可以進行理性選擇的廣度范圍，也決定著由選擇而采取相應行動的具體特點。
第二，新制度經濟學中人的行為具有普遍性、共性特征，而馬克思經濟學中人的行為特點因各自所擁有的“社會關系總和”不同，具有現實性和差異性。
第三，新制度經濟學對人性的單調定義必然導致對抗型的人際交往論，而馬克思經濟學對人本質的理解卻是多元的、與一定歷史條件相結合的，是協作型人際交往論的基礎。
企業的性質
企業性質研究就是要討論企業這樣一種特定的人與人之間的經濟交往方式空間意味著什么？它為什么會存在？或者說它存在的理由是什么？在新制度經濟學與馬克思經濟學這兩大體系中，企業都是作為人與人之間的某種一體化經濟聯系方式而存在的，企業所面對的也都是市場交易。但在它們各自的理論范式中企業產生的依據是根本不同的。
馬克思經濟學是從生產的角度說明企業性質的。他所關注的問題是：如果一切市場交易都是依照價值規律實行等價交換，那么資本家在生產前后付出和得到的貨幣額是一樣的，這根本無法解釋資本家組織生產的目的。因此，只有離開交換領域進入生產領域，才能真正揭示資本，以及作為資本現實存在形式的企業的本質規定性。他認為，企業是提高私人勞動社會性的經濟組織形式。一方面，在實質層面看，企業提高私人勞動的社會性有利于創造更多價值；另一方面，從形式層面看，私人勞動在企業中由于分工協作的存在提高了社會性，但在直接形式上卻走向片面化，勞動者在企業生產中逐漸失去了獨立完成整個產品的能力。因此，私人勞動是作為資本的形式存在的，在資本主義社會里，企業成了資本實現自我增值的工具。
新制度經濟學從流通領域來解釋企業存在的原因，認為企業是一種能夠減少交易費用的人與人之間交易關系的組織形式。從科斯的“不同的要素所有人與中心締約人之間訂立契約可以節省他們之間分別訂立契約的數量，從而節約了交易費用”這一說法，到威廉姆森將資產專用性程度作為說明選擇企業或者其他市場經濟組織形式的依據，再到詹森和麥克林將知識作為一種要素引入企業組織結構，新制度經濟學在企業性質觀上始終徘徊于用交易組織成本說明人與人之間組織關系存在的必然性，這成為新制度經濟學的企業理論陷入困境的一個主要原因。企業作為人們經濟活動的一種組織形式，其存在理由應當從人們組織經濟活動的生產性目的中尋找，而不應將流通領域內的某些特點作為企業的根本規定性。企業一體化的維系力量不是交易費用的節約，而是生產技術上的有機性。
企業的規模或邊界
新制度經濟學和馬克思經濟學企業理論都是依照某種經濟績效準則，通過技術、市場、資本屬性等變量來說明企業在不同狀態下的最優規模的。但是，這兩大學說的企業規模理論在具體層面上存在著差異。
第一，在引導企業進行規模調整的績效準則上，馬克思關于企業規模分析的績效標準主要是以價值規律為主的，其基本特點是客觀性和變動性，體現了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邏輯；而新制度經濟學企業規模理論的經濟績效準則是建立在主觀效用價值論基礎之上的，盡管引入交易費用使其經濟學研究逼近現實，但新制度經濟學企業理論所依據的經濟績效準則依然是新古典經濟學的帕累托最優準則。其中缺乏支配企業發展的動態性因素，僅局限于對發達資本主義階段的分析，在解釋企業長期規模調整狀況時陷入困境。
第二，在企業進行規模調整依據的經濟指標上，馬克思經濟學給出了技術、市場和價值三者之間的內在邏輯關系，而新制度經濟學企業規模理論卻用“交易費用”、“專用性”等概念概括可能影響企業規模的所有因素，具有明顯的調和特征。
第三，在研究企業規模的方法論特點上，馬克思經濟學企業規模理論應用了規范分析與實證分析相結合的方法，而新制度經濟學企業規模理論只是停留于企業規模邊界的規范分析。
企業內部的權利結構安排
新制度經濟學關于企業內部權利結構安排有代表性的理論包括科斯的“企業契約理論”、以格羅茨曼和哈特為代表的“新產權理論”、以詹森和麥克林為代表的“委托-理論”和以阿爾欽和德姆塞茨為代表的“團隊生產理論”，由于各自的關注點不同，以上新制度經濟學家們的研究各有側重，他們的觀點并未合成一個統一的理論體系。而馬克思經濟學對企業內部基本結構與關系的研究以唯物史觀為理論背景，用統一的邏輯脈絡說明資本主義企業形態的發展及資本與勞動關系變遷的歷史必然性。具體說來，這兩大學說體系關于企業內部權利關系結構的觀點區別，大體表現為以下方面：
第一，新制度經濟學的“剩余權利”是基于不完全契約的“剩余”，是用以說明企業內各利益相關者關系的重要概念；而在馬克思經濟學中也存在類似的“剩余權利”，用以說明資本與勞動間的控制與反控制關系，但這種“剩余權利”并非不完全契約而產生的剩余，而是體現了特定技術發展過程中資本與勞動雙方的力量對比關系。
第二，新制度經濟學認為通過某種符合“理性”的制度調整，就可以實現交易費用的減少和企業內部基本經濟關系的改變；但馬克思經濟學認為良好的經濟績效狀態不是通過生產關系意義上的靜態制度調整就可以獲得的，經濟關系的變化更根本地是基于經濟關系中各利益相關者力量的對比狀況，而這又取決于他們所代表的要素在核心生產技術應用中的地位。
第三，新制度經濟學家們針對現代企業關系，力求在人力資本與非人力資本間尋求合適的剩余權利分配關系；而馬克思經濟學的研究表明，現代企業中的一系列問題的根本癥結在于人力資本與非人力資本的分離，經濟發展的趨向應當是由各種形式高級的、全面發展的勞動者聯合占有非人力資本，只有這樣才能真正激發生產效率。
總之，無論是新制度經濟學還是馬克思經濟學，都是對傳統經濟學的“市場機制和諧論”的一次挑戰和反思，是更符合現代社會經濟運行規律的。這兩大學說體系相比較而言，馬克思經濟學的企業理論建立在唯物辯證的歷史觀這一基礎之上，更適應于現代企業的動態發展過程；但新制度經濟學的許多新的理論觀點，比如對知識資源在企業中的重要性的論述等可以成為馬克思經濟學有力的補充。在今后的理論研究中，應力求吸取這兩大學說企業理論中的精髓，并將其辯證地應用于企業改革的實踐中，從而指導我國新一輪國企改革的縱深發展，并加快完善我國的現代企業制度體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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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勞動經濟學的理論基礎范文
一、知識經濟的時代意義
按照世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定義:知識經濟即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是以現代科學技術為核心的,建立在知識信息的生產、存儲、使用和消費之上的經濟。從我們所看到的不少資料表明:人們在強調知識經濟這一概念時,主要是區別于物質、資本在生產中起主導作用的物質經濟和資本經濟而言的。但不能由此就認為知識經濟僅僅是區別于所謂的物質經濟或資本經濟。其一,人類經濟時代的劃分有自然經濟、工業經濟,但沒有物質經濟或資本經濟的提法。其二,一個經濟時代的劃分重要的不是生產什么而是用什么生產,這里包含一個重大的區別,即一定社會的主導生產工具及由此形成的產業,這顯然不是物質經濟或資本經濟所能反映的。而知識經濟不但從知識在生產中的核心作用表明自身的存在,更重要的是以信息產業為代表的主導經濟增長的知識性產業已經形成。
因此OECD定義知識經濟即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正是揭示了知識對現代經濟增長的基礎性作用,并準確地反映了知識經濟的現實。所以,我們從經濟時代的角度來認識知識經濟,才能切實地反映社會財富創造形式的歷史性變化和人類社會已進入一種嶄新的生產方式這一偉大現實。
二、知識經濟對經濟學基礎理論的沖擊
知識經濟對經濟理論的沖擊首先是基礎理論。知識經濟的出現使經濟學的基礎理論必然要合理解釋和反映這種社會經濟生活的新本質,從而在更新的經濟學基礎理論的基石上構建指導人類新的經濟實踐的經濟學。事實證明,經濟學的一些研究領域已經初步自覺或不自覺地反映著這種新經濟的沖擊。這里我們的研究主要是針對第一個問題,形成這一問題的核心內容是社會的財富是什么?如何實現這種財富的增長?對這兩個問題的認識集中地形成了經濟學基礎理論即價值理論以及增長理論。
我們從經濟學角度考察一定社會所追求的新的社會財富是什么,如何創造出來。不能不看到,新的社會財富的創造總是受制于當時社會的生產方式。從古代社會的錢物積累表現出的社會財富,及與之相應的注重農牧和戰爭掠奪的財富增長形式,到威廉•配第實質性地揭示出農業經濟條件下的社會財富創造中“勞動是財富之父,土地是財富之母”。這里的勞動成果是直接地表現為社會所認可的社會財富。隨著自由資本主義萌芽的到來,重商主義堅定地認為商業貿易創造價值、增進社會財富。事實上商業貿易只是轉移現實的社會財富,并不能在根本上創造新的社會財富。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第一次真正深入到人類經濟的核心,揭示了生產創造價值這一人類社會財富增長的實質。新增加的社會財富完全是表現為滿足人們各種各樣生活需要的商品,商品價值的大小及其得到社會認可的多少都直接地決定于生產它們所使用的技術的先進性。這使工業經濟時代的勞動價值論典型地表現為價值的技術決定論。
當人類進入后工業化社會的知識經濟時代,反映工業經濟時代社會財富創造的勞動價值理論在新的生產方式中表現出明顯的局限性。首先,在現代化的企業生產中,人們認識到外在于勞動過程的知識性的管理也成為創造商品價值的一個重要因素,經濟學界也提出了管理是創造價值的第四個要素。而管理正是隨著人們對企業自身性質認識不斷深化所形成的知識和信息,管理人員正是運用這些知識和信息,服務于生產過程而現實地增加產品的價值。其次,在市場自由競爭中企業所投入非生產性領域的大量廣告費、贊助費及各類社會投入,都不是用于直接生產領域,按勞動價值理論是不會創造價值的?，F在恐怕沒有企業界的朋友會否認這方面投入的豐厚回報,在這些非生產性領域的投入極大地提高了處于自由競爭市場中企業的知名度和美譽度,這些知識和信息是如此深刻地影響著消費者的選擇,對商品無論在價值大小以及實現多少上都起著關鍵的作用。第三,現在主要讓我們來看使工業經濟時代躍升到知識經濟時代的先導產業―――信息產業。美國人不無自豪地指出信息產業已成為美國經濟最大的新的經濟增長源,約占近年美國經濟增長的40%。如果你對這個數字還缺乏敏感的認識,那么你對這組數字肯定會感興趣:一個發展才十幾年但已擁有資產2600億美元的微軟電腦公司和已經發展一百多年才擁有400億美元資產的通用汽車公司,后者曾是美國工業經濟時代的象征之一。在這里已完全失去了工業經濟時代社會財富的生產和實現形式,知識經濟時代的社會財富已直接地與人類最寶貴的知識掛鉤,這不但突破著舊的社會財富觀,而且直接使人類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創造新的社會財富。
綜上所述,知識存在于當今源源不斷被創造出來的新的社會財富中,深刻地改變著經濟學的基本范疇的內涵及基本理論。正如我們分析的,一定經濟時代新創造的社會財富,總是最深刻地反映著一定經濟時代的社會生產的實質,并通過這個實質使一定時代的社會生產方式向更高級轉化。因此,我們可以說一切都是財富,一切都不是財富,對新增社會財富的考察必須和一定的生產方式相結合。如果說工業經濟時代商品的價值主要指一定技術條件下的無差別的人類勞動,價值的大小體現出在勞動時間多少上的競爭,那么知識時代的商品價值則主要是指在無差別人類勞動中所蘊含的知識和信息,價值的大小體現在勞動中對知識和信息的競爭。我們創造的新財富是未知的,但我們通過當前的勞動卻現實地改變著已經形成的社會財富的再分配。在這個循環上升的怪圈里,由于人們在現實消費需求中所消耗的社會財富總是有限的,因此大量的社會財富是以數字指標表明社會生產的創造能力,由于形成新的社會財富增長的途徑是唯一的,因此對一定生產方式下新形成價值的那種核心要素的競爭便是社會經濟增長的實質。而這種核心要素的分割、占有和積累,也就是對新增的社會財富的分割、占有和積累。因此,在知識經濟時代,與工業時代相適應建立起來的經濟學勞動價值理論亟待發展。只有解決了這個問題,我們才能說明知識經濟是存在的,使知識經濟有合理的理論基礎,把我們看到的現實和我們用于解決現實問題的理論有機地統一起來。
三、知識經濟對社會財富創造形式的改變必然意味著傳統經濟學的增長理論、貨幣理論、周期理論及其他一些理論都必須重構
知識經濟正以其在現實中的迅猛發展向我們展示出現代經濟新的生產方式和增長形式,使傳統經濟學理論所揭示的內涵式增長、外延式增長、規模經濟增長、投入產出等增長理論都表現出嚴重不足。首先,知識在現代經濟中的基礎性作用已徹底改變了傳統人、財、物要素配置所帶來的增長。其次,知識作為驅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它投入和參與生產的形式完全不同于傳統要素,并形成新興的主導產業。再次,同傳統工業經濟的規模相比較,依賴知識創造效益的增長正表現出同一產業的分散組合和不同行業間的技術融合,很難從規?；耐度牒彤a出上進行分析。
最后,知識在當今社會新財富創造中的獨特性和基礎性,使我們對形成社會財富增長的途徑并不能直接地從生產領域或某一產業中去尋求,增長的因素或動力也許是直接地存在于生產領域之外。知識經濟條件下,也許真正導致增長的投入在一些非生產領域而并非生產領域。只有我們把上述問題研究清楚,我們才能找到知識經濟條件下促進主導產業形成、推動經濟增長的有效作法。發展經濟學家羅斯托曾明確指出主導產業對一個時代的經濟起飛具有決定意義。曾因煤、鐵為主導產業相互推動而促成戰后經濟奇跡的日本在這一方面更有心得,日本工業調查會總經理志村幸雄撰文指出:“信息通訊產業可以說是21世紀最典型的主導產業。如果說20世紀基本上是發動機和電動機占主導地位的‘動力的世紀’,那么21世紀將是通信、廣播和電子計算機技術三位一體的‘信息的世紀’”。但我們必須認識到在這樣產業巨變的經濟時代,最能代表知識經濟特征的產業是主導產業但不可能是唯一的,甚至這一產業在根本上只是為知識經濟時代的其他產業提供生產手段。而各國在此基礎上所可能形成的主導產業仍然是要和國際分工、本國經濟現實相結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