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公益的感受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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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做公益的感受范文

手工創意感恩賀卡成品圖手工創意感恩賀卡材料工具卡紙，剪刀，膠水

手工創意感恩賀卡制作步驟第一步

首先裁剪出三根一樣長短大小的白色紙條，和一個綠色半圓，然后把紙條一個一個的彎曲起來對折粘貼，將粘貼口攏在一起粘貼固定，用綠色半圓紙片粘貼在并攏的位置

第二步

準備好一張賀卡的底卡，可以是單張，也可以是對折的翻折賀卡，然后把花朵貼在合適的位置，裁剪一些長短不一的長葉子

第2篇：做公益的感受范文

關鍵詞 抑郁癥；糖皮質激素受體；單核苷酸多態性：分子伴侶

分類號 B845

1 引言

世界衛生組織預測，到2030年抑郁癥將在疾病的總負擔中排名第一，且發病率也在迅速攀升，因而對抑郁癥發病機制的探討具有重大意義。目前，抑郁癥機制的探討主要圍繞HPA軸功能障礙和神經可塑性損傷展開。眾多研究結果指出抑郁癥患者存在HPA軸持續亢進和血高糖皮質激素的狀態；持續過高的糖皮質激素還可以導致一系列神經可塑性損傷如海馬、前額葉皮質等部位體積縮小、神經元萎縮甚至死亡、神經再生減少、神經營養因子減少等；進而導致抑郁行為。糖皮質激素受體是調節HPA軸功能的關鍵作用點，生理狀態下糖皮質激素與糖皮質激素受體結合啟動HPA軸的負反饋調節機制，使HPA軸的功能恢復正常。當糖皮質激素受體功能障礙，HPA軸負反饋機制失調并持續亢進，將導致血皮質激素水平升高，進而損傷神經可塑性，并最終導致抑郁行為。因而，糖皮質激素受體功能障礙在抑郁癥的發病機制中具有重要作用。糖皮質激素受體受多種調控因素的調節，其中基因單核苷酸多態性、分子伴侶是兩個重要因素，本文將對抑郁癥中這兩個因素導致的糖皮質激素受體功能障礙的機制進行綜述。

2 糖皮質激素受體功能障礙與抑郁癥

糖皮質激素受體幾乎在所有組織中表達，在海馬的分布尤其豐富。糖皮質激素受體是一種配體（糖皮質激素）激活的轉錄因子，沒有結合糖皮質激素時，主要分布在細胞質中，與熱休克蛋白和免疫親和素等分子伴侶結合形成蛋白復合體，處于失活狀態；結合糖皮質激素后，糖皮質激素受體結構改變并從復合體上脫離，在分子伴侶的協同下轉位到細胞核，調控糖皮質激素反應性基因的轉錄，啟動對HPA軸和神經系統功能的調節。

2.1 糖皮質激素受體功能障礙導致HPA軸亢進

過去40余年的研究表明抑郁癥患者一貫地表現出HPA軸亢進及血高糖皮質激素狀態。HPA軸是神經內分泌系統的主要部分，由富含糖皮質激素受體的海馬調控；當機體感受到應激源時，HPA軸興奮，海馬促使下丘腦室旁核釋放促腎上腺激素釋放激素，CRH繼而促使腦垂體合成并釋放促腎上腺皮質激素；后者作用于腎上腺皮質并促使其合成并釋放大量的糖皮質激素。糖皮質激素主要通過與糖皮質激素受體結合，發動多種能量來源調控多種基因的轉錄，一方面負反饋作用于HPA軸，抑制CRH、ACTH、糖皮質激素的合成和分泌，使糖皮質激素維持在正常生理情況下的較低水平；另一方面促進應激反應的終止和恢復，重新形成穩態，同時形成對應激源相關反應的記憶，以對抗未來的應激。當糖皮質激素受體功能障礙，與糖皮質激素結合受損，導致HPA負反饋機制失調并持續亢進，糖皮質激素水平持續過高。

糖皮質激素受體功能障礙參與抑郁癥及應激所致抑郁行為病理機制的論斷已經得到越來越多研究的驗證。抑郁癥病人基礎狀態下、服用糖皮質激素類藥物氫化潑尼松和地塞米松后，唾液中糖皮質激素的水平都顯著高于正常人，即大部分抑郁癥病人服用地塞米松并不能抑制糖皮質激素的分泌（即糖皮質激素抵抗），說明糖皮質激素受體功能障礙、HPA軸負反饋機制失調及亢進。慢性應激下調海馬糖皮質激素受體表達，降低海馬CA3區糖皮質激素受體和地塞米松的結合能力，導致血液中糖皮質激素水平升高。遺傳學的研究表明，糖皮質激素受體低表達的基因突變小鼠表現出應激誘導的皮質酮分泌增多，并且地塞米松和CRH測試也顯示皮質酮抵抗，且應激后無助樣行為增多。特異性前腦區（包括海馬、前額葉皮質、外側杏仁核）糖皮質激素受體基因敲除導致HPA軸負反饋機制失調及小鼠焦慮和抑郁行為增加；杏仁核中央核糖皮質激素受體的損壞則導致操作性恐懼行為的缺失。

2.2 糖皮質激素受體功能障礙導致神經可塑性損傷

抑郁癥的臨床和基礎研究都指出可塑性改變是抑郁癥的病理表現形式，也是很多腦功能異常和行為改變的神經基礎。抑郁癥腦成像表明抑郁癥病人存在前額葉、海馬、紋狀體灰質體積縮小等可塑性改變。糖皮質激素類藥物治療也引起抑郁癥患者外顯記憶的損傷。而動物研究方面，外源性長期注射皮質酮或飲用混有皮質酮的水引起動物糖皮質激素受體減少，海馬神經再生減少，錐體細胞凋亡及頂端樹體萎縮和收縮，神經纖維網減少，即外源性高水平的糖皮質激素損傷了糖皮質激素受體的功能，并導致海馬神經可塑性的損傷。在前額葉皮質也發現了類似的神經可塑性改變（Wellman，2001）。運用計算機對抑郁癥病人死后大腦組織進行三維細胞計數后發現，類似的可塑性改變在抑郁癥病人的大腦中也存在。此外，應激也可以導致上述神經可塑性的改變及動物體重減輕，依賴內側前額葉皮質功能的注意力轉移受損等行為改變。以上研究共同表明，糖皮質激素受體障礙導致抑郁癥中神經可塑性損傷及抑郁行為。

另外，糖皮質激素受體還可通過其他方式引起可塑性改變。糖皮質激素受體可以通過與B細胞CLL/淋巴瘤2（B-cell CLL/lymphoma 2，Bcl-2）結合轉移到線粒體，對糖皮質激素應答并調節線粒體代謝、膜電位、鈣容量等功能，提供神經保護作用（Du，McEwen，&Manji，2009），因此，糖皮質激素受體功能障礙可能會損壞這類神經保護功能。Alboni等人的研究表明正常生理條件下，下丘腦糖皮質激素受體受損的轉基因小鼠（GR-i）與野生型小鼠相比，整個大腦中對神經可塑性有重要作用的腦源性神經營養因子（Brain-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BDNF）基因第九個外顯子轉錄的mRNA水平下降，海馬區域BDNF基因的第四個外顯子轉錄的mRNA水平也下降，且BDNF基因上游轉錄因子cAMP反應元件結合蛋白（cAMP-response element binding protein，CREB）與BDNF基因的結合能力下降；急性限制性應激后，下丘腦糖皮質激素受體受損的小鼠CREB磷酸化水平顯著降低，而CREB作為轉錄因子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神經可塑性調節中發揮關鍵作用。這表明糖皮質激素受體受損影響了BDNF和CREB的表達或激活，從而影響神經可塑性。

綜上，抑郁癥中糖皮質激素受體功能障礙，導致HPA軸負反饋機制失調并持續亢進和血高皮質激素狀態，進而導致中樞神經系統可塑性損傷和抑郁行為。

3 糖皮質激素受體功能障礙機制

目前已有的研究結果顯示糖皮質激素受體基因的單核苷酸多態性、分子伴侶等導致糖皮質激素受體的功能障礙的機制包括改變糖皮質激素受體的表達、糖皮質激素受體與糖皮質激素的結合力、糖皮質激素受體的轉核活性、糖皮質激素受體與目標基因DNA的結合能力、糖皮質激素受體α亞型和糖皮質激素受體β亞型的比率（糖皮質激素主要通過和糖皮質激素受體α結合發揮作用，糖皮質激素受體B沒有轉錄激活作用）等，從而影響HPA軸功能、神經可塑性和抑郁行為。

3.1 基因單核苷酸多態性影響糖皮質激素受體功能

編碼糖皮質激素受體的基因定位于人染色體5q31-32，包含10個外顯子，且第2至第9個外顯子包含著編碼區。糖皮質激素受體基因單核苷酸多態性和抑郁癥的發病有關。單核苷酸多態性（SNP）是指基因組水平由單個核苷酸的變異引起的DNA序列多態性。West等人運用基于全基因的單核苷酸多態性的關聯分析技術，將比利時和瑞典北部的抑郁癥患者和正常人的基因進行比對，發現糖皮質激素受體基因5'端的多態性與抑郁癥的易感性有關：NR3C1-1是位于外顯子lC啟動子區域的SNP片段，其等位基因胞嘧啶（C）比胸腺嘧啶（T）在抑郁癥和正常人群中的攜帶頻率都顯著更低，因而與T相比，C稱為次要等位基因；且在比利時的樣本中正常人C的攜帶頻率要顯著高于抑郁癥患者，提示了次要等位基因的攜帶頻率的差異與抑郁癥的發病有關。Wrist關于兩個腦源細胞株的研究還發現，在未受刺激和刺激方式不同的情況下，NR3C1-1的次要等位基因C還導致糖皮質激素受體的轉錄活性下降。West等人在瑞典人中發現了另一個與抑郁癥發病有關的SNP片段R23K（也稱為ER22/EK23），R23K位于第2個外顯子，其次要等位基因腺嘌呤（A）在抑郁癥患者中的攜帶頻率更高：且Rossum等人關于德國人及少量高加索人的研究還發現R23K與糖皮質激素抵抗有關：且與未攜帶R23K的抑郁癥患者相比，抗抑郁藥在攜帶R23K的抑郁癥患者中有著更快的療效。由此可見，次要等位基因攜帶頻率的差異與抑郁癥糖皮質激素受體的反應性、轉核活性及轉錄活性異常有關，進而影響HPA軸功能及抑郁癥狀。

另外，Zobel等人關于德國抑郁癥患者的研究則發現某些非編碼區的SNP片段和神經系統改變有關：rs10052957（位于轉錄啟動區的A/G SNP片段，其中“/”后的堿基表示次要等位基因，下同）、rs1866388（位于內含子2的G/A SNP片段）及rs2918419（位于內含子2的T/C SNP片段）等次要等位基因的純合子攜帶者比其他基因型的攜帶者海馬體積顯著要小，其中rsl0052957及rs1866388攜帶者的左側杏仁核體積大小也和抑郁癥發病相關，這表明單核苷酸多態性也能影響抑郁癥患者的神經可塑性。

從目前的研究結果來看，糖皮質激素受體基因的SNP片段中次要等位基因的頻率差異與糖皮質激素受體功能障礙是伴隨關系。需要注意的是，次要等位基因在抑郁癥和正常群體中都存在，只是攜帶頻率的差異就影響了抑郁癥的發病和糖皮質激素受體功能，這背后復雜的基因表達機制可能才是糖皮質激素受體功能障礙的原因，因而還需要結合其他基因技術進行更深入的研究。另外，攜帶這些次要等位基因的抑郁癥患者對抑郁癥的易感性高，對抗抑郁藥也更敏感，很可能和這些基因本身的敏感性有關。

3.2 分子伴侶導致糖皮質激素受體功能障礙

糖皮質激素受體對HPA軸的負反饋功能還有賴于眾多與其結合的分子伴侶蛋白網絡的調控。分子伴侶是一類在序列上沒有相關性但有共同功能的蛋白質，它們在細胞內幫助其他含多肽的結構完成正確的折疊和組裝，而且在組裝完畢后與之分離，不構成這些蛋白質結構執行功能時的組分。糖皮質激素受體的分子伴侶以分子伴侶熱休克蛋白70、90為基礎發揮作用，這些伴侶分子在糖皮質激素受體的正確折疊、形成、核轉位及與靶基因的DNA結合中起重要作用。在這些伴侶分子中，已經證明B細胞CLL/淋巴瘤2關聯凋亡基因1（B-cell CLL/lymphoma 2-associated athanogene，BAG一1）和FK506結合蛋白51（FK506 bindingprotein 51，FKBP5 1）與情緒疾病的發病相關。

3.2.1 BAG-1

BAG-1作為糖皮質激素受體的伴侶分子，它的C末端序列能夠和Hsp70結合，進而結合糖皮質激素受體并與之相互作用。Kanelakis等人運用體外細胞培養發現BAG-1過表達對糖皮質激素受體的調節主要通過兩種模式實現，一是抑制糖皮質激素受體與糖皮質激素的結合能力，二是抑制糖皮質激素受體的轉核活性。抑制糖皮質激素受體與糖皮質激素的結合能力可以維持糖皮質激素受體與糖皮質激素結合與分離的動態平衡，防止糖皮質激素受體被糖皮質激素過度占用。抑制糖皮質激素受體的轉核活性則可以保持糖皮質激素受體在細胞質和細胞核的合理分布，防止糖皮質激素受體過分集中于細胞核。糖皮質激素受體的過度占用或在細胞核的過分集中都將影響糖皮質激素受體和后續糖皮質激素的結合，進而導致糖皮質激素抵抗和HPA軸負反饋失調。

BAG-1對糖皮質激素受體的調節機制的很多研究結果都是通過體外培養各種細胞獲得。Kullmann等人研究發現RAP46（即BAG-1的亞型BAG-1M，分子量為46kDa，分子量大小在所有亞型中處于中間位置）通過與糖皮質激素受體的鉸鏈區結合，抑制糖皮質激素受體與靶基因DNA的結合及糖皮質激素受體介導的轉錄激活作用。運用RNA干擾技術降低BAG-1所有亞型蛋白的表達阻斷了糖皮質激素受體對部分靶基因的轉錄抑制作用；沉默BAG-1的表達沒有顯著改變糖皮質激素受體介導的轉錄激活作用。Zhou等人的研究表明，長期施用鋰劑和丙戊酸鈉均抑制地塞米松誘導的糖皮質激素受體核轉位及糖皮質激素受體介導的基因轉錄；降低BAG，1的表達發現，鋰劑和丙戊酸鈉對糖皮質激素受體的抑制作用減弱，這表明抑制作用至少部分是通過BAG-1介導的。總體上，體外研究表明BAG-1表達異常的確可以導致糖皮質激素受體功能障礙。

另外，體內的研究結果也表明BAG-1表達異常可以導致糖皮質激素受體障礙。Katz等人對有抑郁癥狀的懷孕婦女的研究發現隨著懷孕進程和抑郁癥狀的增多，BAG-1、FKBP51等的mRNA表達小幅升高，但是懷孕中后期BAG-1及FKBP51的mRNA表達量的增加量還是低于非抑郁的懷孕婦女；外周血細胞檢測還發現糖皮質激素受體敏感性逐漸下降，也許和懷孕中后期BAG-1及FKBP51的mRNA表達增多有關。Bourke等人的研究表明，青春期接受過慢性復合應激的雌性大鼠成年后遭受急性應激，海馬內的糖皮質激素受體的轉核活性下降，且海馬內BAG-1的表達升高。與野生型小鼠相比，BAG-1過表達的小鼠在高架十字迷宮的測試中顯示出更少的焦慮行為，且從無助樣行為恢復的概率更高；而與野生型小鼠相比，BAG-1敲除的小鼠從無助樣行為中恢復的概率更低；BAG-1過表達的小鼠Hsp70的表達量顯著升高，FKBP51的表達量顯著下降，但是糖皮質激素受體的表達量與野生型小鼠無差異，而糖皮質激素受體的表達量很可能是BAG-1、Hsp70、FKBP51共同作用的結果：但是BAG-1過表達明顯改善了應激引起的焦慮和抑郁行為，背后的機制是否與糖皮質激素受體功能改善有關尚不可知。與體外的結果綜合考慮，抑郁癥中BAG。1表達改變的確可以導致糖皮質激素受體功能障礙。3，2，2

FKBP51

糖皮質激素受體激活可以誘導另一重要分子伴侶FKBP51的表達。FKBP51通過與Hsp90結合，進而與糖皮質激素受體結合，且結合后降低了糖皮質激素受體對糖皮質激素的親和力。體外研究表明，人類FKBP51過表達降低了糖皮質激素受體對配體的親和力，減少了糖皮質激素受體的核轉位。慢性溫和應激也可以增加腹側海馬、前額葉皮質FKBP51的表達及細胞質中糖皮質激素受體水平，說明FKBP51表達升高很可能降低了糖皮質激素受體的轉核活性。FKBP51也可以通過提高無活性的糖皮質激素受體β的核轉位，從而減少整體的糖皮質激素受體信號轉導。

另外，FKBP51基因的單核苷酸多態性也會影響抑郁癥狀、患者對抗抑郁藥的反應性及糖皮質激素受體功能。FKBP51基因定位于人染色體6p21.31，包含10個外顯子。Binder等人發現rs1360780（位于內含子的C/T SNP片段）次要等位基因的T的純合子TT基因型的攜帶者細胞內FKBP51 mRNA的表達顯著增加，且外周血中皮質醇水平升高與FKBP51 mRNA表達量升高呈顯著正相關，表明FKBP51的確可以抑制糖皮質激素受體與配體的結合能力，并使HPA軸的功能亢進；另外，TT基因型攜帶者對抗抑郁藥的反應也更迅速，但抑郁發作的頻率增加。Menke等人也發現rs1360780片段T的抑郁癥攜帶者FKBP51 mRNA的表達升高，糖皮質激素受體與配體結合力下降。FKBP51的單核苷酸多態性不僅可以影響HPA軸和糖皮質激素受體的功能，還能影響攜帶者對應激、抑郁癥的易感性，影響抑郁行為。Appel等人發現rs1360780的TT基因型攜帶者對實驗性應激的不良效應更易感，且身體被虐待的TT基因型攜帶者也更容易患抑郁癥。FKBP51基因的rs1360780、rs4713916（G/A SNP片段）及rs3800737（A/C SNP片段）等3個SNP片段的純合子攜帶者在應激后皮質醇的分泌并不能完全恢復正常，且伴有焦慮反應。由此可見，FKBP51的確導致了糖皮質激素受體功能障礙。另外，FKBP51的SNP片段次要等位基因的純合子攜帶者與其他基因型的攜帶者相比，HPA軸、糖皮質激素受體的功能更易受損，也表現對抑郁癥和應激的易感性，對抗抑郁藥的敏感性，很可能是由其基因本身的敏感性決定的。

總之，抑郁癥中分子伴侶的異常可以導致糖皮質激素受體功能障礙。需要注意的是，目前抑郁癥中分子伴侶對糖皮質激素受體的調控的相關研究更多地是分別考察每類分子對糖皮質激素受體的影響，而忽略了整個分子伴侶網絡對糖皮質激素受體的綜合調控。

4 結論與展望

第3篇：做公益的感受范文

的種種新品，也把目光聚焦在甘南窮困地區搖搖欲墜的小學校

以及每一個懷揣著舞蹈夢想的貧困或聾啞孩子身上。

她一路走過物質的殿堂和人心的沙漠，心卻從不為形役。

/心略安，意略平/

文學家雨果曾說過這樣一句話：“繪畫是用線條來散步的藝術，舞蹈是用手足書寫的詩。而音樂則表達了那種不能見于言辭，而又不能安于沉默的事物。”

當被問及為什么做公益時，她選擇把所做的事情送回到起點。“藝術對每一個受其影響的人的價值是不可估量的。藝術最易觸動人的靈魂，是人們彼此心靈溝通的催化劑，如果談及對人的影響，恐怕鴻篇著作也難以講清。” 她從不曾站在俯身憐憫的城樓上，更沒有把自己定位成救死扶傷的角色，她從初衷里就摘去了孩子們特殊的帽子，這樣的觀點比救世主似的心態更無可挑剔。“和‘劉巖文藝基金’的合作，是希望能讓更多的孩子通過舞蹈的學習接觸到藝術并融入其中，為他們的童年甚至更長的人生時期帶來快樂和希望。”

“那有沒有覺得現在所做的事情更像是一個公益人？”“公益人？”她笑笑說：“那言過其實了。只是希望能盡己所能、利用雜志的媒體平臺多做一點對社會有益的事情，哪怕影響的只有身邊的人。”

“但這其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做這么多為了什么？”她說：“只求心略安，意略平。”

/心似薔薇，晚來有香/

“子涵這孩子跟我女兒差不多大，一樣高呢。”她親昵地抱著身邊的孩子，一臉柔軟的神情。身為母親的她似乎相當享受跟一群孩子們拍攝的過程，也似乎更能體味出孩子們心中的小小“五味雜陳”。

在暮春彥的世界里，“幸福感”是一個又大又具體的概念，每個人的感受度都不一樣，但每一個孩子生來去獲取幸福的權利都是一樣的。她把感受幸福當做是一種重要的人生素質和生活能力，藝術的熏陶則變成讓孩子們更敏感、更容易感受到幸福的能力。

在教育方面，她常常說“育兒先育己”，小孩子會帶給我們更多的生活靈感，“他們讓你不得不放慢節奏、調整狀態、甚至一些長久以來形成的固有的思維方式。而每一個孩子都是這樣的寶藏，他們讓你看到萬花筒一樣純真美好的世界。”

“我曾經帶著自己女兒去探訪過北京郊區的兒童村，也有過一對一的私下援助，但最讓我感動的是，他們探究世界的方式，他們每一天的成長，其實都能引發我們更多的思考。 每一個孩子那發自內心的純真、快樂、向上的生命力。”這種力量是給每一個成人最好的教育，讓我們重新審視內心并得到成長。

“做過這么多公益方面的事情，自己在關懷他人時，會有一些有效的方法和技巧嗎？”

第4篇：做公益的感受范文

【關鍵詞】公益類節目 真心 社會責任心 良心

隨著新媒體的涌入，我們不難發現，現在已經是一個公益類節目爆發時代，小到網絡上的直播平臺名字叫公益類平臺，大到很多一線媒體和名人參與的公益類節目，名人熱衷于公益已經屢見不鮮，名人利用自己的影響力來做公益做慈善，使得更加多的人加入其中是非常值得提倡的，也使得很多人得到了幫助。而諸如“公益”“慈善”等等詞匯，很容易觸動人心中柔軟的一塊，很容易引起受眾的共鳴，因而把個人的私生活搬到了電視熒屏之上。各大衛視很早就推出了類似的節目，就連央視都推出了《為了你》《夢想星搭檔》等一系列節目。

筆者在開始思考到底什么是公益類節目的時候，試圖去想給“公益類節目”一個明確的定義，于是百度了一下，公益類節目尚未收入百度詞條。翻閱了大量的專業書籍，也沒有給出明確的概念。既然沒有明確的概念，筆者只能自己找出其中個別詞匯去分析。公益：社會的公共利益；對公眾有益的事。指對社會做出有意義的事情，同時能夠幫助弱勢群體快速成長的一種性質，公益是指有關社會公眾的福祉和利益。“公益”為后起詞，“五四”運動后方才出現，其意是“公共利益”，“公益”是它的縮寫。因為沒有明確的定義，那么也無從判斷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壞的，所以，筆者僅對自己策劃組織參與的公益類節目提出一些淺薄的見解。公益類節目如何沖出尷尬之境，在各種節目中展現出獨有的特色，媒體責任的擔當，這是一件必須面對又需要思考的問題。

做公益類節目首先要有一顆真心，這顆心真誠、善良而又悲憫。這是做公益節目的初衷。2015年，阜新廣播電視臺新聞廣播《金色年華》節目，發動了一種新的廣播模式，廣播加微信平臺，當然這也是時代特色的體現。《金色年華》節目的記者無意中發現朋友圈都在轉發阜新本地農村一個患有白血病的uu小朋友急需捐款的事，因為已經完成了五次化療正在治療階段，康復的可能性非常大，而孩子的家庭卻因為經濟條件要中斷治療。節目組經過確查和研究后決定推出一期直播節目，在直播前一周，發動了節目平臺的大量的宣傳，印制了宣傳小冊，在節目直播前收到了上百個聽眾的主動請愿，希望能夠加入到直播節目中為uu小朋友助力加油并捐款，節目的小嘉賓們紛紛當起了義工，幫忙分發宣傳小冊，在節目開播前四十分鐘，就有很多小聽眾帶著家里的父母長輩在直播間的門外等候。雖然僅有半個小時的直播，通過連線直通醫院的uu小朋友也通過電波對所有的愛心人士真誠地說了聲“謝謝您”，八個愛心人士和孩子參與了直播間直播，另有許多聽眾參與了電話直播。有的小聽眾甚至拿出自己的壓歲錢要幫助uu。節目中直接播送了孩子父親的銀行賬戶，參加節目的愛心嘉賓在直播中就捐出近萬元。加上的平臺，收聽到節目的聽眾，以及各方的呼和援助，真是應了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口號。后續統計收到善款十余萬元。當然，最好的結果是孩子可以繼續好好地治療。兩年后的他現在也已經康復快快樂樂地去幼兒園了。

做公益類節目其次是要有社會責任心。2014年阜新市圖書館新建落成后少兒圖書館藏書稀缺，《金色年華》節目得知后便發動了“為圖書館捐書吧”活動，從前期策劃到運行再到節目直播，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果和認可。原本只是發動大家捐些閱讀后的舊書，但是卻收到大量的新版精致的新書，不乏珍貴的繪本圖書、立體圖書，近年獲得國際國內大獎的優秀圖書。為此阜新市圖書館特別推出愛心書架閱讀區域。錄制活動宣傳的采編人員至今都記憶猶新――“您家是否有圖書被遺忘在角落里蒙塵？您是否覺得小時候的書既占用空間又舍不得丟棄？那么請裝滿您的愛心，讓他們來圖書館安家吧！讓你的圖書插上愛的翅膀繼續啟程，去為需要它們的讀者帶去快樂和溫暖。阜新廣播電視臺《金色年華》節目‘感恩 分享 閱讀’，主題捐贈活動期待您的參與。”捐贈圖書的現場小朋友們親自簽名并附上了愛心寄語。小朋友在捐贈的圖書的愛心貼紙上寫著“我們一起看吧”“這是我最喜歡的書，希望你也喜歡”等等充滿愛和童真的話語。整個過程中，分享的不僅僅是一本書，還有品德和責任心，是一種傳遞閱讀快樂和誠信的閱讀游戲，捧著一本本圖書，孩子們個個愛不釋手，他們交換著彼此的珍藏，也交換著對圖書的感悟，或細細品讀，或共同討論。孩子不僅能閱讀到妙趣橫生的繪本故事，還學會了分享，從分享交換中得到了更多知識，相信圖書將把世界上最珍貴的禮物帶給孩子，會將更多的驚喜帶給家長；孩子們在今后的時間里，通過長期日積月累的閱讀，也會積淀人生更多珍貴的東西。

做公益類節目想做好最重要的是良心。我們為什么一直堅持做公益類的節目？公益累，公益類節目當然更有強度。古語云“投之以木桃，報之以瓊瑤”，現在說“予人玫瑰，手有余香”，都是教育人們要與人為善，摸著良心做公益節目，不圖名利，不圖回報，甚至不圖一聲謝謝，公益類節目做好的精髓就是良心。

深入社區感受“小巷總理”們――街道干事的酸甜苦辣，走進公安局派出所感受民警一天的工作強度，下鄉去與留守兒童一起度過2016年的國際兒童節，陽光啟智園里那新增添的輔導教材和鍛煉康復器械都是節目后續的愛心展現。那一張張鮮活的面容，都融進每一次節目的直播中，那不論是粗獷的溫柔的甜美的稚嫩的聲音都傳遞在聲波里。

公益類節目的意義遠大于它所產生的經濟效益，也不是三言兩語就能表述出的或感恩或激動或哭泣的心情和行為，一種參與度高的活動不一定使得精神得到成長和進化，比如廣場舞參與的人也非常多啊，公益節目最大的益處應該是當我們參與其中時我們不自知，但當我們回想起時，我們仍然感動于心。在日后的工作學習和生活中將這樣的情懷和精神發揚并擴散。

誠然，公益類節目只是一個起點，以推廣的更高標準和要求來衡量任重道遠。說白了推廣這種公益的精神要從一個孩子、一個家庭、一個班級做起，擴大到一個社區、一個單位直至整個社會。

第5篇：做公益的感受范文

/漂亮說話，不如漂亮做人/

一聊起公益慈善，她立馬收起了北京女孩兒的大大咧咧。“其實在很多天災人禍后，我都會參與捐款，但都會以公司的名義或者用家人的名義來參與捐款，因為我是挺怕拿捐錢說事兒的人，而且我也挺怕這些問題的。”金牛座的女生固執地堅持著她的初衷，“因為其實也沒想特別多，總有人問我為什么做公益或者別的，其實我覺得只要是有時間的話我會盡量去參加，我沒有過多地想，就是盡量擠出時間來。”

在李小冉的世界里，做公益是給自己看的，只求在受益者得到應有的幫助后不愧于心。她話真的不多，甚至有些生拉硬拽，因為她始終執念地認為“做公益用不著那么多漂亮話”。漂亮說話，不如漂亮做人。

/將心比心/

以前對公益的印象，就是付出。總認為公益是已經成功擁有之后再考慮的事情。但我們總會發現常做公益的人有些不同，他們的微笑純粹、談話舒服而直接。因為他們會把微笑、談話都當做了不起的公益，從某種意義上說，當你把心放空，公益便成為了一種幫助自己的方式。

第6篇：做公益的感受范文

湖北紅安縣七里坪方西河幼兒園的孩子們坐在嶄新的小板凳上，有的用小手撫摸光滑的小課桌、有的干脆趴到小桌子上靜靜地看著其他小朋友。這批桌椅是這間教室里最“體面”的設備，與角落里孩子們之前使用過的破舊桌椅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是這學期最后一節課了，孩子們和自己的老師一起等待著這批桌椅的捐贈者——雅詩蘭黛公司的代表以及志愿者的到來。

加入彩虹橋工程

實際上，方西河幼兒園是此次“彩虹橋工程”——雅詩蘭黛公司關愛留守兒童公益行動的第二站。在此之前的幾個小時，作為“彩虹橋工程”的一分子，雅詩蘭黛公司關愛留守兒童公益行動捐贈儀式及員工志愿者走訪老區幼兒園活動在紅安縣直機關幼兒園舉行了樸素而溫暖的愛心捐贈儀式。公司將211張桌子，1266把椅子，930張兒童床等設施捐贈給當地有需要的幼兒園，企業志愿者們還帶去公司近400名員工捐贈的愛心禮物與祝福。

“彩虹橋工程”由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于2012年10月首先在湖北省紅安縣正式啟動，它是公益項目與民間外交相結合模式的一種創新探索。即以拓展民間外交工作渠道為核心，以貧困革命老區為切入點，整合國際跨國公司“企業社會責任”的項目資源，在跨國公司與貧困革命老區之間搭建一座旨在改變思想觀念、傳授知識技能、“授人以漁”，攜手互助、合作共贏的橋梁。

雅詩蘭黛公司加入“彩虹橋工程”開展公益項目，旨在幫助改善革命老區留守兒童的生活及學習條件。雅詩蘭黛公司中國區總經理樊嘉煜表示，“我們對于此次能參與‘彩虹橋工程’感到非常興奮。雅詩蘭黛公司進入中國已經超過十年，我們在發展業務的同時也在思考，如何更有效地履行企業公民責任。近年來中國留守兒童的社會現象引起了我們的關注。對于這樣一個人數高達6500萬的特殊群體，我們一直希望能有機會幫助他們。”

捐贈儀式上，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會長李小林充分肯定了雅詩蘭黛公司在積極參與“彩虹橋工程”公益項目發展過程中所做出的貢獻和努力。李小林告訴記者，“‘彩虹橋工程’從紅安起步，將逐步擴大到其他貧困老區。在一系列項目中，雅詩蘭黛公司主要針對留守兒童做了很多工作。雅詩蘭黛公司積極參與和支持‘彩虹橋工程’，展示了其作為一個負責任的企業公民，在承擔社會責任、參與中國教育事業發展方面所做出的積極努力。”

本土公益的嘗試

與雅詩蘭黛公司旗下各品牌以往色彩繽紛的公益項目不同，此次“關愛留守兒童”公益行動是雅詩蘭黛集團中國公司成立11年以來首次純本土化公益的嘗試。

2002年，雅詩蘭黛集團中國公司成立，并在華經營12個護膚、彩妝及香水品牌。自2003年起，雅詩蘭黛集團在國內開展了“粉紅絲帶乳腺癌防治運動”，號召女性朋友定期檢查乳腺健康，并資助國內醫學機構的研究活動。MAC品牌抗擊艾滋病活動、海藍之謎“世界海洋日”活動及悅木之源“Origins悅木之林”中國生態林種植項目均取得良好的社會效應。這些公益項目是雅詩蘭黛旗下產品品牌公益活動的全球化實施。它們全部來自集團總部成功的項目實施經驗并糅合了中國本土化的特性后落地中國。

隨著中國公司業務的不斷壯大，更有效地履行企業社會責任就顯得尤為迫切。究竟要關注哪個群體呢？公司首先在內部員工中做了調研，結果80%的員工選擇了“留守兒童”這個特殊的弱勢群體。“雅詩蘭黛公司的顧客群體主要是女性，是女性這個群體成就了公司的事業，而孩子則是每位母親心里最柔軟、最重要的部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很多孩子不能和父母在一起成了留守兒童，我們希望通過我們的公益行動幫助到他們。”雅詩蘭黛集團公共事務與企業傳訊部總監劉薇如是說。

關于此次雙方的合作，雅詩蘭黛公司相當謹慎。負責項目前期對接的雅詩蘭黛對外事務副總監李茜親自跑到紅安縣，觀摩其他加入“彩虹橋工程”的企業公益項目的實施情況。當一切心里有底之后，新的問題又來了。公司原計劃幫助的對象是留守的小學生，結果發現已經有其他公司關注了這個群體。當地相關部門了解到這個情況后向她介紹了幼兒園留守的孩子，“如今，留守兒童越來越低齡化了，這是我們實地考察之前所沒意料到的。”李茜告訴記者。

經過一番實地調研之后，公司決定作為“彩虹橋工程”三年合作的第一年，先幫孩子們解決最急需解決的困難。“先雪中送炭，再根據實際情況考慮是否錦上添花。這是公司首次純本土化公益的嘗試，我們也在摸著石頭過河，我們希望在實施過程中尋找最佳的解決方案。”劉薇向在場的記者這樣闡述了這次的公益行動。

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差異，外國人并不明白“革命老區”這種極具中國特色的語境，如何讓公司高層理解、認同、接受并支持這個公益選擇充滿了挑戰。在這個看似傳統的公益行動背后，卻凝聚著雅詩蘭黛中國公司的不懈努力。

員工的第二事業

“我不是第一次參與公司舉辦的公益活動了，之前我就利用我的化妝特長教乳腺癌患者們如何將自己打扮得更美麗，能幫到別人我感到特別高興，也特別感謝公司給我們創造了這樣的志愿服務機會。做公益是件會上癮的事，一旦邁進來就停不下來了。”作為此次活動的企業志愿者房蓉非常興奮。

企業志愿者服務，則是這項公益行動的另一大亮點。“員工是公司最大的財富，我們的員工都特別有才華、有愛心，這次有近400名員工捐贈了6808件愛心物品。我們在公司內部征集志愿者，大家積極踴躍地參與讓我非常感動。我們希望員工在分享企業成功帶來的成就感的同時，能夠感受到企業勇于承擔的社會責任，并加入進來一起添磚加瓦，把做公益當成每位員工的第二事業。”劉薇介紹說。

第7篇：做公益的感受范文

兒時夢里的俠義情

面對奉獻社會多于善待自己的人，人們習慣問“為什么”。于是筆者向佟麗華拋出了第一個問題：為什么放棄待遇優厚的商務律師職業，登上了公益律師這條“穩賠不賺”的船？

佟麗華喜歡用“簡單來說”開始自己的回答，但他的回答顯然不是那么簡單。

他說，那是因為向往古時的俠義之情。在中學期間，佟麗華讀過很多的武俠小說，像許多青年人一樣，他向往那種匡扶正義、除惡揚善的俠義精神，那種精神讓他熱血沸騰。

自小生活在農村，來北京上大學是他第一次走進大城市，佟麗華深刻地體會了人在弱勢情況下“幫助”的可貴。大學的教育更讓他明白，我們生活在法治社會，法律替代刀劍實現著“匡扶正義”的作用，保護弱者，保障尊嚴。

從1998年初創辦以個人名字命名的“佟律師法律熱線”開始，到他所在的律師事務所將公益法律援助做成自己的事業，佟麗華的公益法律援助逐漸囊括了未成年人、農民工、農村法律事務和刑事案件（主要是農民工刑事案件）這四個領域。農民工與未成年人的權益保護成為佟麗華心中的牽掛。

對于未成年人，佟麗華謹守一個樸素的道理，“孩子是祖國的未來和希望”。但他考慮的更加現實，“孩子在很小的時候受到傷害時，得有人站出來幫助他，法律就應該發揮這樣的作用”，否則他怎么可能對社會充滿信心和希望？

從除惡揚善的綠林英雄到理性思維的職業律師，佟麗華始終沒有缺失的就是那股“俠義之氣”。他說，“有時候想想，小時候看很多俠義的故事，歷史上最大的俠客可能也沒有我們今天幫助的人數多”。

“為什么”是一種開始，“堅持什么”才是人生的過程，“靠什么堅持”則是人們想挖掘的深度。筆者以采訪者的口吻詢問著，佟麗華則以律師慣常的邏輯思維回答著，“一方面……另一方面……”這樣的關聯詞一次又一次地出現在他的回答中，“我認為我是一個有強烈社會責任感的人，我從不回避這件事情，有時候夜里做夢都在想工作。一方面，我們看到了太多人需要幫助，另一方面我們也感受到自己的幫助給人們帶來的改變”。

佟麗華說：“我們每天做那么多事情，幾十萬人從我們的幫助中受益，我們改變了很多孩子的成長軌跡，給很多家庭帶去快樂，這就是我們的價值。”

為了公益法律援助事業，佟麗華不僅失掉了待遇優厚的工作，在創業初期更賣掉了自己170多平方米的房子。在佟麗華看來，“不是特別富裕，但干著自己熱愛的事業”就可以了。

“俠之大者，為國為民”，沒有執劍天涯，憑著法律的盾牌，佟麗華也如愿實現了自己的俠義豪情。

帶著“鐐銬”行走的十幾年

公益是人類共同的事業，區別在于更多的人只能把公益放在自己的業余生活，而有人卻把公益當成畢生的事業來做。圈子外的人能夠想象做公益會遇到的困難，但永遠無法理解這些困難的深度。

佟麗華說：“我想讓社會各界了解辦理一起復雜案件的歷程，讓法學院師生真切地感受到法律是如何被應用的。”他曾寫過一本名為《為了正義——致誠公益十年》的書，從294頁到324頁，整整三十頁，卻只講完了一個案件的辦理過程。除去時間和精力的耗費，公益法律援助的經費問題更是棘手的問題。

佟麗華希望無論是在兒童領域還是農民工領域，都能培養更多專業、專職的律師，但人才的培養是復雜的工程，“我們給農民工、未成年人提供的幫助是免費的，但是律師也要生活，他們也有家。單位的運轉同樣需要經費”。作為這項事業的帶頭人，資金問題成為了佟麗華的最大壓力之一。

他坦率地說：“在當前這樣一個時代，發牢騷的人多，空談的人多，我們要動員更多的人去干實事。”他希望有更多的律師用業余時間幫助農民工和未成年人，“對于我們來說，我們考慮的不是個案的問題，而是要推進中國公益法律事業發展的問題。即怎樣從制度層面讓更多的困難群體在權利受到傷害時，得到他人的幫助”。

十幾年的公益法律援助，在有據可查的公益法律服務當中，直接獲益于佟麗華和他的團隊法律援助的農民工和未成年人“應該超過四十萬”。他推動成立了被國內外公認的全球最大的未成年人保護志愿律師網絡，“比如說，縣里發生案件，就近我們有志愿律師，如果希望我們幫助，我們就聯系他們過去提供幫助，總的來說，我們是動員更多的律師來關注孩子的成長，發動縣里的律師去關注農村的孩子”。所謂的“志愿律師”，就是讓更多的律師愿意在業余時間去幫助那些需要法律援助的孩子們。

筆者問到：在援助的這些人中，您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次？佟麗華說：“坦率地說，這樣的事情太多了。”他提到了斷臂的童工，提到了帶著很少錢來到城市的農民工。對于佟麗華來說，無論哪一次的法律援助，都是一種心靈的震撼。

做公益不是沒有疲倦，佟麗華說：“我們總在面對案件，我們也經常心力交瘁。”但他依然說，“我是一個務實的理想主義者，不會去觀望，也不會停下來彷徨”。

援助的不僅僅是一個人

公益從來不是一個人能完成的事業，公益法律援助也不僅僅是某個人的案件，而是關乎法律改革的問題。

佟麗華說：“作為法律工作者，我認為我們所做的公益與一般的公益還是有區別的。我們非常重視實證研究及推動法律改革。”

第8篇：做公益的感受范文

2

011年，在云南，很多山區孩子每天能吃上一個雞蛋了；在青海，400名寄宿學生有了洗澡室；在河北、河南和安徽的138所鄉村學校，近30000余名小學生每一季都能讀到《綠孩子》季刊。

支持這些項目的資金，部分來源于周賢依照“社會企業”概念創辦的善淘網。通過善淘網，她做到了兩件事情：做有趣的慈善、做持續的慈善。

大別山之旅催生的公益夢

“社會企業”的概念來自于英美等公民社會和公益理念相對成熟的國家，強調通過商業手段和創新的模式來更好地解決社會問題。

在接觸到“社會企業”概念之前，公益的種子早已在周賢的腦海中萌發。那是2005年的夏天，周賢在大別山山區參加志愿者助學活動，大別山區的貧困刺痛了她。她第一次萌生出做公益的想法。

曾在德國學過MBA的周賢此時在國內已經創辦過數家企業，都很成功。然而大別山之旅讓周賢深切地感受到做公益的必要。從大別山回來后，她開始廣泛閱讀資料，并和熱衷于公益事業的朋友們交流。2006年，一位好友推薦給她一本書：《如何改變世界》，在這本書里她接觸到了“社會企業”概念，并讓她明確了自身的發展方向。

為了更好地了解“社會企業”，周賢決定放棄已有的事業，去社會企業的大本營英國讀她的第二個碩士：社會服務管理碩士，以便更好地了解這個領域。

在英國，周賢被大街小巷的各式慈善商店所吸引。英國的慈善商店往往是一個社區人氣最旺的地方，明星、藝術家、主婦、游客、流浪漢……各種各樣的人都喜歡到這里來淘寶，這里沒有施舍，沒有慈善一貫的“奉獻”味道。但慈善商店卻是英國慈善事業的主要手段，全英國有約7000家慈善商店，年交易總額在3.5億~4.5億英鎊，年收入1億英鎊左右，這個數字占英國年零售業總額的2‰。

這種不依賴于社會捐款、“自給自足”同時又能解決大量社會問題的慈善商店不正是周賢一直在尋找的“社會企業”的范本嗎？她當即就有了把慈善商店開到中國的想法。

慈善商店的中國旅程

2007年，周賢回到中國，滿懷信心開始了她的慈善計劃。然而讓她始料不及的是，在中國開慈善商店完全不像英國那樣簡單。

慈善商店在英國已經成熟，并滲透到社會的肌理當中，能做到一個志愿者管理一家店鋪，并且大部分店鋪都是免租金的。而在中國，慈善商店幾乎是一種全新的公益方式，無論是公眾意識、政府支持，都遠遠沒有達到這種水平。

此時國內也出現了一些慈善商店， 如2003年就開辦的上海愛心慈善超市等，但由于實體店租金貴，營運成本高，風險大，真正能撐下來并經營良好的非常少。 這讓周賢的公益之夢受到了很大的阻礙。

“為什么不能通過開網店的方式解決實體店的租金壓力呢？” 在2009年9月的一個黃昏，一個念頭閃電般劃過。目前國內擁有高達1.2億的在線購物人群，大部分年齡介于20~40歲之間的城市人群已經非常習慣在線購物。周賢終于找到了解決節省成本、降低風險的好主意。

這一次，她的創業感覺完全不同以前，她找到了志同道合的伙伴，開始了一個全新的社會企業“善淘網”的征程。從2010年的春節到秋季，周賢和創業伙伴們每周都定期出現在一家昏暗的咖啡館，為善淘網的雛形而爭論不休，時而沮喪，時而興奮。直到12月份，善淘網的雛形完成，今年1月，善淘網正式上線。

善淘的挑戰與未來

善淘網的營運模式是：通過在線出售捐贈者提供的閑置衣物，籌得善款，并在扣除掉運作成本（約占銷售額的30%左右）以后，全部作為捐款返回到合作的公益機構。

在周賢看來，與政府扶持的“慈善超市”等模式相比，善淘網更加有趣，而且各個群體都能參與進來。與公益組織以及網上社區開展的二手市場相比，善淘網更為專業。

周賢在善淘網上線的時候就了一則特殊的招聘啟示，希望能招募殘障人士加入，負責平時線下營運中心的日常工作，想通過這種方式為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殘障人士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如今，盡管高管不拿工資，但對于基層的員工和這些兼職的殘障工作伙伴，網站依然按照正常的勞務標準發放工資。

善淘網所面臨的最大挑戰卻是觀念的宣導。要想讓人們接受慈善商店，首先要讓慈善捐贈和購買成為一種潮流。

第9篇：做公益的感受范文

“長尾理論”闡述的是小眾市場顯露的種種商機。作者認為，所有非主流的市場累加起來就會形成一個比主流市場還大的市場，這些少量的需求會在需求曲線上面形成一條長長的“尾巴”，實現小眾的極大數量。

這一理論在前不久的汶川地震捐贈救援中也得到了體現。盤點汶川地震捐款時我們發現，2005年才正式上線的易寶支付（）與淘寶支付寶、騰訊財付通共同躋身于三大網上捐款平臺，這被業內稱之為“互聯網公益奇跡”，易寶支付副總裁余晨認為，這主要得益于“長尾”的力量。

公益事業更需要“長尾”效應

每次災難過后，一些大企業往往動輒捐出數百萬乃至上千萬的善款；一些具有號召力的明星，也會紛紛走到前臺，不僅自己捐出大批善款，也會號召他（她）的影迷、歌迷去捐款。這些在慈善舞臺上頻頻露臉的公眾人物，無疑仍是當前中國的捐款主流。而作為社會捐款的生力軍――普通的社會大眾卻被忽略了，這恰恰是中國公益事業發展的“短腿”。據統計，美國的捐款10%來自企業，5%來自大型基金會，而80%以上則來自大眾。而中國，來自大眾的捐款則不到10%。

“公益事業更需要長尾效應。” 余晨認為，長尾理論是針對“二八法則”提出來的。在一些經典的營銷理論里面，“二八法則”是最為重要的基礎，即80%的好東西都集中在20%的人手里，如辦企業，80%的盈利可能來自于20%的客戶。同樣在公益領域，80%的捐款可能來自20%的企業或個人。但長尾理論并不排除主流，它只是消除了“二八法則”的盲點，如同釣魚，如果一次一次釣的話，要用“二八法則”，如果規則允許更換工具使用漁網，就可以實施長尾法則。“長尾”作為發展公益事業的一種戰略，是可以成就公益事業逐步做大的，易寶支付之所以在前不久的抗震救災中募集了1800多萬元，原因就是聚集了眾多的“長尾”（社會小眾），體現了小眾的極大數量。

談起此次“紅十字汶川地震救援行動”網上捐贈項目的長尾戰略運用，余晨感覺收獲頗多。“互聯網發動的是小眾捐款，且本身不接受捐款，只是建立一個公眾向具有公信力的公益機構捐款的便捷渠道，是公益事業的有機補充。捐款并不僅僅需要大企業、名人參與，需要各個渠道發揮力量，既需要大企業的捐款，也需要初創型、成長型的企業貢獻力量，同時除了大災大難，平時的捐款也非常重要，地震之后的網上捐贈同樣需要長尾。”

捐錢多少并不是衡量企業公益行為的惟一標準，像中國移動在地震發生后最大的公益價值就是恢復災區的通訊，對易寶支付來說，價值不是企業要捐多少錢，而且在第一時間提供了一個小眾可以捐款的平臺。

網絡公益的快速興起，募款數額的迅速攀升，似乎預示著公益事業由此將步入繁榮時代，余晨卻表現得異常平靜，“如果僅以捐款的多少來判斷公益價值，實際上對公益事業發展是非常不利的，因為捐款的第一原則就是自愿，強迫個人或企業捐款是不長久也是不健康的，一定要培養企業肩負社會責任的公益文化，讓公益行為成為企業的一種日常活動，像一些企業因突發災害而‘臨時抱佛腳’的公益行為，是很難實現企業與公益組織雙贏的。”

互聯網是發掘公益“長尾”的最佳載體

對于易寶支付來說，與淘寶的支付寶、騰訊的財付通一樣，它們的最大能力是能夠提供第三方支付平臺。所不同的是，該公司對于慈善的關注“似乎與生俱來”。2004年底，該公司的網上支付業務還未真正推出時，12月發生印度洋海嘯，余晨和他的同事利用還未正式上線的測試版本，為北京市紅十字會組織了為印度洋海嘯災難的捐款。之后，易寶支付一直在兩個方面實踐自己的公益理念：一是與北京市紅十字會合作，長期在網上提供捐款的平臺和通道；二是作為電子支付企業，每一筆支付交易發生，易寶支付就捐出其中的一分錢給公益機構，長此以往，一直堅持。

與全社會數百億元的捐贈比起來，網絡捐贈的數額畢竟是滄海一粟。不過，一個富人捐款100萬元和1萬個普通階層捐款100元不一樣的是，前者是表達了一個人的愛心，后者是1萬個人的心意，余晨認為后者的價值更大。

以“一個人、一個月、一塊錢”為理念，創立 “壹基金”的著名影星李連杰曾表示：“一個貧困學生捐的1塊錢跟一個富人捐的10萬元，在量上是有區別的，但在本質上并沒有區別。”

民政部救災救濟司司長王振耀曾經說過：“做慈善，絕不僅僅是富人的事情，尤其在現階段，慈善絕對不是高高在上，只有富人和圣人才能做的事業??平民慈善不開發，中國的慈善如無源之水。”

頗有同感的易寶支付CEO唐彬認為，互聯網讓大眾參與公益事業的方式，進入了“2.0”時代。公益事業“2.0”，致力于“人人可慈善”，讓全民都成為慈善的源泉。全民公益這個資源，一直分布在公益事業的“長尾”部分，以前由于程序、手續的繁瑣，無法得到有效的開發，而隨著互聯網手段和平臺的充分使用，全民公益變得容易了。借助于功能強大的網絡工具，公益活動不僅實現了圖文視頻的在線傳播，讓網友更直觀全面地了解、感受到公益活動的真實性，也讓網友的參與方式和手段更加豐富多彩。在線義賣、在線捐助等，都讓普通大眾感受到，參與公益活動是那么便捷，僅僅只是“舉手之勞”，互聯網被認為是傳播“人人可慈善，時時可慈善”的最佳載體。

電子支付是互聯網金融支付的主要手段，與“人人可慈善”有著天然的姻緣關系。與以信息傳播為主要功能的網站不同，電子支付網站所聚集的網友，都是有網上購物和支付習慣的人，且大多為普通的社會群體，這些群體都分布在公益事業的“長尾”部分，雖然也有做公益的想法，但苦于手續繁瑣、渠道太少，對他們而言，在線“隨手”完成捐款，是一個極其便捷投身公益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