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與金融危機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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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經濟與金融危機范文

本文選取全球范圍內67個代表性國家和地區的數據作為研究樣本，涵蓋全球各大洲的主要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國家，其中：亞洲國家和地區18個，歐洲國家23個，美洲國家14個，非洲國家10個，大洋洲國家2個①。樣本的時間范圍為1989年至2009年，這是金融危機發生頻率較高的一段時期。根據金融危機變量的賦值特征，本文選擇Probit模型來估計。參考馬勇（2009）[8]、Fukuda（2011）[9]的相關研究，具體的模型設定如下：Prob(Yit=1)=Φ(α+β1iINSTit+β2iEXCNit+β3iCAit+β4iFDIit+β5iABit+β6iCPIit+β7iFDit+β8iBCit+uit)Φ()為標準正態分布的累計概率密度函數。其中，Yit為被解釋變量，代表金融危機的發生。如果一個國家在樣本區間發生了危機，則賦值1，未發生的國家則賦值0。INSTit為解釋變量，表示一國產業結構。EXCNit、CAit、FDIit表示促進一國的經濟增長的需求結構。ABit代表經常賬戶差額。除了前面代表經濟結構的核心解釋變量外，我們還納入一些控制變量，描述不同國家的宏觀經濟和金融行業的基本特征，如CPIit、FDit、BCit分別代表通貨膨脹率、金融發展水平、銀行集中度。α為常數項，β代表影響系數，uit為隨機擾動項。

二、變量說明與數據來源四、實證結果

為了考察金融危機與經濟結構各變量之間是否存在系統的相關關系，我們運用極大似然法，對系統性銀行危機的發生概率及影響因素進行回歸估計。回歸結果見表2。（1）產業結構顯著負向影響系統性銀行危機的發生概率，且影響程度最大，這意味著產業結構中工業比重越大的國家，其發生系統性銀行危機的可能性越小；反之，當一國的工業規模不斷縮小、服務業不斷擴大，制造業萎縮，則會形成實體經濟空心化，則發生系統性銀行危機的可能性就會增大，而這種現象在以美國為代表的部分西方發達國家表現更為明顯，并被認為是觸發美國次貸危機的經濟結構性因素之一（朱太輝，2010[4]；巴曙松和李勝利，2008[3]）。（2）國內投資比重顯著負向影響系統性銀行危機的發生概率，表明國內投資水平越高的國家，其發生系統性銀行危機的可能性越小。這是一個在全球樣本下的多次金融危機檢驗得到的普適性結論，這一結論與JohnRoss（2009）[10]分析2008年金融危機原因時的觀點相一致，他認為正是由于美國過低的投資率及阻止美元匯率下降的畸形匯率政策導致金融危機的發生。（3）經常賬戶差額顯著正向影響系統性銀行危機的發生概率，意味著經常賬戶順差或逆差的數額越大的國家，其發生系統性銀行危機的可能性越大。如在金融危機爆發前4年，亞洲金融危機中代表性國家泰國、韓國和印尼的經常項目逆差和美國2007年次貸危機爆發前的經常項目逆差基本上都在高位運行，并在金融危機爆發的前一年達到頂峰，經常項目赤字的積累加速了金融危機的爆發（苗永旺、王亮亮，2009）[11]。同時，經常項目順差數額過大，則會導致貨幣發行量增大、流動性過剩，進而加劇金融風險。（4）在代表經濟結構各變量中，出口-消費比、國外直接投資對系統性銀行危機的發生概率影響不顯著。這表示在跨國樣本的多次金融危機檢驗中，一國經濟是出口驅動型還是消費驅動型并不會增加金融危機的發生概率，國外直接投資的規模大小也不會影響金融危機的發生。（5）宏觀經濟因素（通脹水平）、產業層面因素（金融發展水平、銀行集中度）均顯著影響系統性銀行危機的發生概率。通脹水平產生正向影響，金融發展水平、銀行集中度產生負向影響。在考察各經濟結構變量對金融危機發生的影響顯著性后，我們進一步考察金融危機對一國經濟的沖擊程度和經濟結構變量間的關系。以2008年金融危機為例，選擇2008年至2009年各國GDP變化百分比作為因變量，2008年各國的經濟結構變量、宏觀經濟變量、產業層面變量作為自變量，對橫截面數據進行OLS回歸。結果見表3。表3顯示，經濟結構變量中出口-消費比、經常賬戶差額顯著影響GDP受沖擊程度。其中，出口-消費比影響方向為正，表示在一國的需求結構中，出口需求比重越大、消費需求比重越小則該國產出受金融危機的影響越大，產出減少的越多；經常賬戶差額影響方向為負，表示如果一國經常賬戶順差數額越大，該國產出受金融危機的影響越小，產出減少得越少。反之，如果一國經常賬戶逆差數額越大，該國產出受金融危機的影響越大，產出減少的越多。

三、結論與政策建議

第2篇：經濟與金融危機范文

【關鍵詞】實體經濟；虛擬經濟；金融危機

【作者簡介】黃錫富，廣西師范學院學院教授，廣西南寧530001

【中圖分類號】FO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434（2013）03—0122—04

一向自認為經濟制度優越無比的美國于2008年爆發次貸危機，并通過貿易、投資和金融等傳導機制向世界各主要經濟體蔓延發展，引發了國際性金融市場的激烈震蕩及世界性經濟衰退，至今仍未見到盡頭。美國金融危機促使人們開始認真探究其爆發原因，也促使人們認真思考實體經濟、虛擬經濟及其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及相互關系如何等，思考如何更有效地防范金融危機，實現經濟健康持續發展等問題。

一、實體經濟及其在經濟及社會發展中的地位

實體經濟是指物質的、精神的產品和服務的生產、流通以及直接為此提供相關服務的經濟活動，包括農業、工業、能源、交通運輸業、通信、商業服務業、建筑業等物質生產和服務部門，也包括教育、文化、知識、信息、藝術、體育等精神產品的生產和服務部門。

實體經濟是人類社會生存與發展的基礎，更是整個國民經濟健康運行發展的基礎。

1、實體經濟是人類生存與發展的基礎。人類要生存發展，必須首先要解決吃、穿、住、行等所需物質產品。而人類生存發展所需要的各種物質資料都是實體經濟生產出來。若實體經濟的生產活動一旦停止，人們的各式各樣的消費活動也就沒有了基礎和可能。若沒有實體經濟更高級的生產活動，人們也就無法提高生活水平。若沒有實體經濟提供人們精神生活所需的各種產品，增強人們綜合素質也就無從談起。只有實體經濟發展繁榮了，人們才可能日益縮小其為生存而奔波的時間，才有更多的自由支配的時間，才能更好地發展。

2、實體經濟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基礎。實體經濟直接創造各種物質財富。馬克思指出：“不論財富的社會形式如何，使用價值總是構成財富的物質內容”。人類社會發展的目的就是實現人的全面而自由發展，而要實現此目的就必須有堅實的物質基礎。堅實的物質基礎離不開實體經濟的發展。只有實體經濟的發展繁榮，才能為人們提供就業，其才能得以發揮。只有實體經濟繁榮發展，才能使民眾收入不斷提高，才能為穩定物價、構建和諧社會創造物質條件。沒有實體經濟的健康發展。就不可能有人民生活的改善，也不可能有社會的和諧與發展，人類社會也就難以發展。

3、實體經濟的健康發展是國民經濟健康發展的前提和基礎。實體經濟是支撐一國發展的基礎，是改善人民生活及人民安居樂業的基礎，是國民經濟健康發展和具備長遠競爭力的關鍵所在。實體經濟強盛，則國家強大；實體經濟衰退，則國家沒落。改革開放前，我國由于忽視生產力的發展，實體經濟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各種物質產品匱乏，人民生活水平長期得不到改善提高，國民經濟發展到了崩潰的邊沿。科技、教育及文化體育等各項事業發展受到了極大的制約。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差距越來越大，社會主義優越性得不到發揮。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重視發展生產力，重視發展實體經濟，充分利用自身勞動力資源豐富及其成本低廉的比較優勢。大力發展制造業。國民經濟得到快速發展，我國的糧食、棉花、肉、蛋、魚等大量農產品產量世界第一。工業經濟實力也顯著增強，水泥、鋼鐵、造船、煤炭、電解鋁、電視機、洗衣機、電冰箱、空調，汽車、電腦、服裝、制鞋等220多種工業品的產量世界第一。占我國國民經濟40%份額的工業，已為我國在世界經濟中地位的不斷前移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實體經濟的繁榮發展使得我國綜合國力迅速增強，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文化教育科技體育等也得到了快速繁榮發展。

4、世界經濟發展史表明，強大的實體經濟是增強國民經濟競爭力的前提和國民經濟健康發展的保證。從世界經濟發展歷史看，強大的實體經濟是增強綜合國力的基礎，也是在國際競爭中取勝的法寶。英國曾因“食利”、忽略實體經濟而喪失強國地位；拉美因過度城鎮化、實業衰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的日本經濟大衰退，就與當時日本產業空心化、房地產泡沫化、日元大幅度升值、實體經濟青黃不接，導致經濟增長停滯和衰退。同一時期爆發的亞洲金融危機。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相關國家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過分脫節、實體經濟虛弱所致。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以及歐洲債務危機充分揭示了過度金融創新、金融業脫離實體經濟所造成的“物極必反”的結果。而德國經濟在金融危機和債務危機中仍然“一枝獨秀”，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德國一直重視實體經濟發展，尤其是制造業的發展，其工業制造業成為經濟“脊梁”。正因德國長期以來沒有離開過制造業和自己的比較優勢產業，也沒有離開過革新創造，因而確保了經濟增長始終具有活力，經濟能長期保持一種健康穩定發展態勢。由于我國重視實體經濟的發展，工業規模不斷擴大，工業品結構不斷優化，工業品出口結構不斷優化升級，中高端產業國際競爭力持續增強。在電工電器、高精密機床、工程機械、重型礦山等行業的出口產品中，成套設備、高附加值的產品占較大比重，也使得我國能較好的應對世界金融危機。國際經濟發展一再證明，只有發展實體經濟，壯大實體經濟，社會的基礎才會扎實，經濟發展的動力才會強勁。

二、虛擬經濟及其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

虛擬經濟是一種與實體經濟相對應、與傳統的物質生產及其有關的一切勞務活動相區別的經濟形態，是指金融證券及以資本“運作”為手段實現增值的經濟形態，是基于信用、未來收益索取權等符號經濟。其表現形式就是以錢炒錢，以錢生錢。

虛擬經濟是實體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虛擬經濟的適度發展是有利于實體經濟的發展，也有利于國民經濟及社會發發展。

1、虛擬經濟的發展有助于為實體經濟發展提供融資，促進社會資源的優化配置，促進經濟快速發展。經濟越是發展繁榮，資本所起的作用就越突出。虛擬經濟在經濟發展中所起的作用是可以高效地集中社會大量閑置和零散資金投資實體經濟，滿足實體經濟發展的資金需求，從而成就某一產業的發展。這正如馬克思所說，“假如必須等待積累去使某些單個資本增長到能夠修建鐵路的程度。那么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還沒有鐵路。但是，集中通過股份公司轉瞬之間就把這件事完成了。”19世紀后半葉，美國鋼鐵工業的迅速發展，并迅速超過歐洲各國鋼鐵產量的總和，主要得益于資本市場的發展，也就是虛擬經濟的發展。又如1913年，阿根廷人均GDP約4000美元，美國5000美元左右。但經過20世紀的發展，擁有豐富自然資源的阿根廷已元法同美國相提并論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美國有高度發達的金融市場支持，而阿根廷沒有重視虛擬經濟發展，缺乏高效的金融市場，社會大量閑散資金無法有效地為經濟提供支持。從而喪失一次次工業化機會。虛擬經濟通過資本價格引導社會資源的流向，引導資本向生產效率更高、且經濟效益更好的實體經濟的相關行業與領域流動。使相關行業經濟效益進一步提高，并借助產業鏈帶動上下游相關產業發展，促進整個產業結構調整優化，從而提升社會資源的整體配置效率。虛擬經濟在國民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最主要是為解決實體經濟運行中的資本流動、資金籌措，減少交易成本，優化社會資源的配置效率與促進調整產業結構。

2、虛擬經濟有利于提高整體經濟的運行效率，為經濟提供持續發展的動力。實體經濟要健康運行發展，需要有足夠的資金支持。虛擬經濟的發展拓寬了企業的融資渠道，為企業規模擴張提供資金支持，如企業可以憑借股權置換、控股收購等方式，為企業實現低成本規模擴張。虛擬經濟的發展帶動實體經濟部門之間技術、勞動力以及自然資源的流動，促進科技成果轉化和產業結構升級，使有限的經濟資源優先流向更有發展前景的實體經濟部門，從而提高社會整體經濟資源的利用效率，為實體經濟發展增強其后勁。

3、有助于分散市場風險，充當實體經濟的緩沖器。市場經濟條件下，虛擬經濟適度發展可以分散市場風險，緩沖實體經濟的過分波動。當市場貨幣供應超出實體經濟實際生產能力時。必然出現過剩儲蓄資本，進而導致社會物價上漲。而虛擬經濟的發展可以提供更多的投資渠道，引導大量的社會閑置資本進行投資或投機，從而降低資本集中投資到實體經濟中的風險，緩沖實體經濟運行波動。

任何事物發展都有兩面，盡管虛擬經濟發展對實體經濟發展有積極的促進作用。但若其脫離實體經濟盲目擴張，過度炒作，對實體經濟發展也將產生巨大破壞作用。首先，虛擬經濟的過度炒作會引發經濟泡沫。實體經濟是虛擬經濟的基礎，離開實體經濟，虛擬經濟就會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若虛擬經濟過度炒作，資本脫實向虛，實體經濟無法獲得資金支持或資金成本過高，必然會催生經濟泡沫，從而對實體經濟產生巨大破壞。其次，虛擬經濟過度炒作會擴大社會貧富差距。資本過度炒作的結果都是各種物品價格的大起大落。資本炒作結果的受益者往往是大量資本持有者即炒作的最先發起者，而后跟進者往往是受害者，造成財富集中在少數群體的集中，加大社會貧富差距。再次，虛擬經濟易于扭曲人們致富觀。任何社會財富的創造都是實體經濟創造，都是靠人們辛勤勞動。資本的過度炒作，社會極少數人的暴富，扭曲了人們的致富觀，誘發了社會上捷徑致富、追求暴富的致富觀，使許多曾經靠艱苦創業、勤勞和實業致富的生產經營者不愿意從事實業。而這種觀念一旦形成，要扭轉需要很長時間，從而加大了社會發展的風險，阻礙社會發展。

三、重視和加快實體經濟發展

實體經濟是一國經濟的立身之本，是最大的就業容納器和創新驅動器，是國民經濟健康發展的基礎，也是虛擬經濟健康發展的基礎。但是我國近年經濟發展過程中，虛擬經濟發展有嚴重脫離實體經濟的傾向，實體經濟發展遇到了極大的困難。主要表現就是中小企業面臨融資難、用工荒和成本高的嚴重生存困境，處于停產、半停產狀態。壟斷使得民間資本投資實業發展受阻，迫使大量民間資本難以進入金融行業、基礎設施、社會事業和公共服務等領域。由于行業利潤分配缺乏合理規制，實體經濟與金融體系之間“兩極分化”：做實體經濟面臨高成本和高稅費兩頭擠壓，利潤“比刀片還薄”，大量虧本運營；而金融行業利潤賺得“不好意思說”，虛火好旺。因此，為了在競爭激烈且變化莫測的現實世界中掌握主動，實現國民經濟的健康穩定發展，更須重視和加快實體經濟發展。

1、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促進實體經濟發展。一是加大財稅對實體經濟的扶持。我國實體經濟發展，尤其是中小企業發展面臨的主要困難是生產成本上升、稅負重、利潤薄、資金困難、壓力大等。因此，要制定財稅扶持政策，進行結構性減稅，切實減輕企業負擔。通過貼息貸款、低利率貸款、中小企業發展專項資金、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專項資金等措施扶持中小企業發展，尤其是符合產業政策的勞動密集型和科技創新型的小型、微小型企業發展。二是加大政府資源的支持。為扶持實體經濟發展，政府應把更多的政府資源投入到實體經濟發展之中，并發揮“種子資源”的作用，吸引更多的社會資源參與實體經濟的投資與發展，以形成政府支持實體經濟發展的中長期預期，增強經濟發展的內生動力。三是放寬市場準入。讓更多的社會資本進入基礎設施、公用事業及其他行業和領域，讓實體企業有利可圖，有空間可以發展，讓所有做實業的人感到有奔頭、能致富、受肯定、得支持，增強民間資本專注于實業發展的信心和決心，引導資金流回實體經濟。四是要為實體經濟發展創造一個良好的環境氛圍。政府要加大遏制投機炒作，改變個別領域一段時期以來非理性暴漲、輕易獲取暴利的狀況，促進更多資本從虛擬經濟轉回歸實體產業。同時，通過各種媒體的宣傳，改變一段時期以來人們浮躁及快速暴富心理，讓人們腳踏實地從事實體經濟發展，為實體經濟發展創造一個良好的輿論環境。

2、加快產業結構調整，促進實體經濟健康發展。產業結構是提升經濟競爭力，促進國民經濟健康發展的基礎。面對金融危機沖擊，世界主要國家都重新審視本國的產業結構，加快發展實體經濟。美國提出要吸引在國外的美國制造業企業遷回本國發展，壯大美國實體經濟。隨著金融危機發展，發達國家消費需求也在發生變化，表現就是進口明顯減少，消費方式上也提出低能耗、低污染產業的需求。國內消費市場也在發生變化，消費水平提高，形成新的消費需求，致使一些傳統產業出現萎縮。為適應這一變化，要加快產業結構調整。一是大力扶持和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把戰略性新興產業作為經濟發展的突破口，以新興產業支撐創新型經濟、引領危機后經濟增長以致成為新的產業增長極。尤其是市場前景廣闊，產業關聯性強的戰略性產業，如節能環保、新能源、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車、高端裝備制造、生物產業、信息產業等，形成我國實體經濟新的增長點。二是大力發展現代服務業。經濟的快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對現代服務業的需求快速增長。經濟全球化發展，特別是信息技術的廣泛應用。可貿易服務業也迅速發展。只有大力發展現代服務業，提升其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才能更好地滿足消費升級和服務業全球化競爭的需要，也才能更好地為產業升級提供動力和空間。三是加大對傳統產業的改造升級。傳統產業如鋼鐵、紡織、建材、石化、船舶、汽車、有色金屬、機械制造、電子信息、輕工食品、醫藥等，仍是我國實體經濟發展的基礎和重要支撐力量。要運用信息技術改造傳統產業，實現其轉型升級，增強實體經濟發展活力和后勁，增強市場的持續競爭優勢。促進企業創新與塑造品牌，提升產品質量與附加值，提高企業利潤率，提高投資回報率，增強競爭力，保持實體經濟的長久活力。

第3篇：經濟與金融危機范文

［摘 要］如何在金融危機的影響下,推進我國轉變經濟發展模式是我國經濟發展中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本文論述了金融危機對我國的影響,并且提出了一些解決措施。

［關鍵詞］經濟發展方式；金融危機；對策

［中圖分類號］F12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5-6432（2011）39-0062-01

1 國際金融危機爆發的原因

近幾年來,金融危機影響了全球經濟的發展,雖然通過全球改革政策來挽救金融危機對各國經濟的嚴重打擊,但是由于金融危機波及范圍之廣泛,再加上發生的經濟危機在短時間內不能有效解決,這使全球開始對經濟進行深刻的反思。經分析發現,爆發國際金融危機的根本原因是全球經濟發展方式不協調,這就必然導致了全球金融危機的發生,并且對全球經濟影響極大。

全球經濟的協調發展成為當今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必要方法,革新傳統的經濟發展模式,并且形成新型的經濟發展模式,是各個國家發展市場經濟的迫切要求。正因為全球經濟發展方式的嚴重失調,使金融危機一直危害著全國經濟的發展。我們應該全面并且透徹的去分析此次爆發的金融危機,全球經濟發展的不協調與美元在世界上貨幣所處的特殊地位有著密切的關系。美國經濟的發展處于世界的前列,并且擁有雄厚的經濟實力,究其原因,我們不難看出,美國利用對世界其他國家發行國債并且對外貿易中所存在的貿易逆差是其經濟發展的關鍵性因素。一些經濟發展較為落后的國家為了確保美國對其的投資,持續的購買美國的國債并且向美國以低價出售國內能源,這種形式上所謂的“協調”,在實際上只是促進了美國國民經濟的發展,卻極大的危害了世界其他國家的利益,金融危機的爆發最終揭示了這個虛偽的“協調”,使美國經濟迅速衰退,導致了全球經濟嚴重受到了金融危機所帶來的負面性影響的打擊,如果不盡快的調整全球經濟維持到新的平衡狀態,那么,金融危機將會持續的影響全球經濟的發展。

所以,客觀并且深入地分析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發展的影響,并且合理地轉變我國經濟發展的形勢,是我國經濟發展中必須要解決的問題。

2 國際金融危機對轉變我國經濟發展模式的影響

2.1 我國經濟發展模式中的弊端

我國經濟發展的模式為高度消耗能源、高度影響環境、高度的資金投入,這樣的經濟發展模式只是暫時性的,不能對我國經濟的發展起到長期的推動作用,而且嚴重的消耗了我國的能源儲備,對環境也造成了極大的污染。以短暫的能源損耗來換取經濟發展的繁榮,必將導致我國經濟付出沉重的代價,而且近幾年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的打擊,直接影響了我國經濟政策的改革。

2.2 革新市場經濟體制難度較大

(1)只有不斷地去改革我國市場經濟體制,才能促進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由于全球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的不斷沖擊,我國政府加大了對國有企業的扶持力度,而對一些非國有企業,國家政府卻沒有進行有力的支持,最終使一些非國有企業在金融危機的沖擊下破產停業,這必將會增加國有企業與非國有企業之間的矛盾,甚至形成經濟上的惡性競爭。

(2)發展我國市場經濟要求政府不能過多的干預經濟的發展,市場經濟與國家政府之間應該有明確的界限,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經濟問題發生。但是在金融危機的影響下,國家政府會對市場經濟進行必要的干預,來幫助我國市場經濟渡過國際金融危機的這道難關。

2.3 經濟增長產業之間的帶動轉變難度較大

只有通過加強新興產業的發展速度、加強新型農業的發展以及促進制造產業的發展速度,才能使第二產業帶動第三產業的發展,但是金融危機大大影響了經濟轉變的過程,具體表現在：

(1)由于現在農民工失業問題嚴重,使大量的農民工返鄉大大增加了農村多余的勞動力,而由于農村勞動力的剩余,使土地的壓力增大,農業生產嚴重滯后,影響了城鄉一體化的改革措施的推進。

(2)金融危機的爆發,嚴重抑制了我國服務業的發展,由于工業在金融危機的壓力下不能正常生產,這就使服務業的物質匱乏,最終導致服務業的發展停滯。

(3)我國制造業也受到了金融危機的負面性影響,造成了產品積壓,無法找到銷路的僵持局面。 3 面對金融危機我國采取的措施

3.1 加強對制造業的發展

我國勞動力比較豐富,因此,在加工制造業的發展上有著很大的優勢,而且我國的制造業的產品以物美價廉的特色銷往世界各地,給我國制造業不僅贏得了良好的口碑,而且帶來了很好的經濟效益,如何加強制造業的發展,要從以下幾點來著手：

(1)質量是工業制造產品要把好的第一道關,不能只求數量上的增大,重點要加強制造業中產品的質量,只有這樣,才能使我國制造業經久不衰。

(2)國家不能只注重大型企業的發展,對于一些中小型企業也應該加大扶持力度,這些中小型企業是我國經濟發展中不可或缺的力量。

3.2 調整外部資產結構,促進經濟發展

(1)我國的一些企業已經處于領頭企業的地位,在行業整合的產業鏈下,金融的杠桿可以使更大的企業放大市值,從而處于一個與國際巨頭競爭的地位。

(2)我國近一些年一直處于一個穩步的發展態勢,世界500強的公司排名也越來越靠前,這些企業可以充分的利用一些占據產業鏈高端的跨國巨頭企業受到沖擊、股權被貶低的“天時”,去參股這些跨國公司。另外,軌道機車、發電設備、汽車等行業的企業也可以充分的利用自身的強大訂單配置能力,考慮參股上游的公司。

(3)我國可以對于外匯的儲備進行多元化的配置,利用外匯的儲備來增加對我國戰略能源的儲備。需要鼓勵銀行把支持實體經濟放在全球的產業布局上來。需要實行精細化管理,企業如果想要做強離不開先進的管理方式,質量管理需要落實在每一個行動上,徹底擺脫“求數量、求速度”的傳統管理觀念。

3.3 促進國內消費

由于收入狀況的不佳或者環境因素的不允許,導致了我國國民消費水平較低,因此,提高我國國民的收入,建立良好的社會保障,并且提高就業率,是促進我國國民消費的有力措施。受國際經濟危機的影響,我國國民消費水平再度降低,因此,制定合理的消費方案,并且創建良好的消費環境,是促進我國國民消費的必要措施。

3.4 完善市場經濟體制

我國政府應該大力的支持并積極的引導我國國有企業經濟的發展,在金融危機的威脅下,為非國有企業開辟出一條經濟發展的道路,努力地維持我國經濟發展中的平衡。

第4篇：經濟與金融危機范文

關鍵詞:經濟增長理論;金融危機;中國經濟

中圖分類號:F122.2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09)30-0015-02

西方經濟增長理論總的特征是運用均衡分析方法,通過建立各種經濟模型,考察在長期的經濟增長的動態過程中,假如要實現穩定狀態的均衡增長所需具備的均衡條件。

經濟增長最常見的有兩種相互聯系的定義。一種認為,經濟增長是指一個經濟所生產的物質產品和勞務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的持續增長,也即是實際總產出的持續增長。另一種則認為,經濟增長是指按人口平均計算的實際產出,即人均實際產出的持續增加。

1.哈―多模型。哈―多模型(哈羅德―多馬模型)是在承襲凱恩斯有效需求決定均衡國民收入的理論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它假定生產技術固定不變,即資本―勞動比率和資本―產量比率(V)是固定不變的,如果用G代表增長率,S代表儲蓄率,由此可以得出哈―多均衡增長模型:G=S?V或G?V=S。在S和V為既定的情況下,在經濟增長過程中要實現每一年的總供給與總需求總是相互平衡的均衡增長,要求有足夠的有效需求,以便由需求所帶動的國民收入(產量)的增長率(G)所引致的投資(G?V)恰好能夠完全吸納既定的儲蓄。因此,我們看到哈羅德和多馬強調投資作為需求因素對經濟增長的決定作用。該理論還認為,在保證S/V=Sw/Vw=Sn/Vn的前提下,經濟將達到一個穩定的增長狀態。在這種狀態下,宏觀經濟將以人口的自然增長速率n增長。但是在這種情況下,人口平均的產出將趨于穩定。

2.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索洛認為,哈―多模型假定生產技術固定不變是不符合經濟現實的。因為即使假定技術保持不變,但隨著資本積累日益深化(即每個工人人均資本量隨時間增長日益增多),資本與勞動的比率要發生變化,資本―產出率也要發生變化。所以,索洛在模型中首先假定資本和勞動可以相互替代,并假定資本邊際收益遞減、完全競爭(隱含規模報酬遞減),在此基礎上,索洛建立起他的典型的經濟增長模型(索洛―斯旺模型):Y=A+αG+βG。其中Y、A、G、G分別為總產出、全要素生產率(技術進步)、資本增長率和勞動增長率。α、β分別為資本、勞動在國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額。

在索洛―斯旺模型里,經濟增長過程中最終的收入分配是有利于勞動力而不是資本所有者的。

3.內生經濟增長模型。美國經濟學家保羅?羅默創立了新經濟增長理論。它與新古典理論相比在以下幾方面更趨合理,更接進現實。一是在新古典生產函數中增加了知識這一要素,從而說明了長期的資本收益增長,并解釋了不同國家間經濟發展水平和增長率的差異;二是產品的產出作為知識及其他投入的函數,具有遞增的規模收益,內生化了知識;三是羅默理論強調投資促進知識積累,而知識積累又促進投資,從而得出對知識投資的持續增長可以長久提高一個國家的經濟水平。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盧卡斯將舒爾茨的人力資本理論引入經濟增長領域,視人力資本為經濟長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并使之內生化。現在,在盧卡斯等人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新增長理論認為,知識積累、技術創新及專業化人力資本不僅能使自身的收益遞增,而且還可以使其他投入函數遞增,從而使經濟增長動態化。這明確說明了經濟長期增長的原動力。

4.新劍橋經濟增長模式。新劍橋模式人為新古典模式中的技術是獨立因素不現實,因為沒有投資就沒有技術進步。他們提出在資本產出比一定的情況下要實現經濟穩定增長只有調節儲蓄率s。而儲蓄率是由資本家收入儲蓄率Sp和工人收入儲蓄率Sw決定的。因此,社會儲蓄率為:s=(P/Y)?Sp+(W/Y)?Sw。該模型的含義是在既定的技術水平下,經濟增長率決定于利潤率的高低以及資本家和工人兩個階級的儲蓄傾向。

5.錢納里的經濟增長理論。美國經濟學家錢納里對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提出了批評,認為這種競爭均衡的分析方法可能忽略了一些重要的因素和約束條件。特別是當把這種方法用于發展中國家時,缺乏有效性。錢納里認為,在發展中國家,要素市場的非均衡現象表現得非常突出,諸如要素市場分割和調整滯后等。要素市場的非均衡意味著要素在不同部門中邊際生產率可能存在差異。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通過減少瓶頸和再分配資源于高生產率的部門可以加速經濟的增長。一句話,錢納里強調了經濟結構轉變對于經濟增長的潛力和意義。

1.經濟增長在中國的涵義。經濟增長的兩種定義對于不同的問題具備各自的優越性。如果研究一國經濟實力的變化,那么實際總產出的增長就具有重要性,如果要研究人們生活和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那么人均實際產出的增長就具有決定意義。

就中國目前所處的具體情況來看,經濟增長問題在中國不僅僅是經濟總量的增長,人均增長也是同等重要的概念。就此我們可以明白在對西方的經濟發展理論上的態度來說,最好是找到既解決總量增長,又解決均量增長的理論。從上面我們可以看出,哈―多模型和索洛―斯旺模型都沒有解決個量增長,而內生經濟增長模型可以解決總量和個量的共同增長問題。所以,從這個角度講我們在運用西方的經濟增長理論時,內生經濟增長理論可能更適合中國國情一些。

2.資本積累問題。從哈―多模型我們知道要經濟穩定增長,積累是關鍵。保持較高的資本積累率,優化資本配置結構,是實現經濟增長的基本保證。但是哈―多模型經濟均衡增長的基本條件是“儲蓄等于投資”,而中國的現實情況是積累率大于投資很多,因此就中國的特殊情況來看,關鍵還在于刺激投資,以滿足其穩定增長的條件。近來,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對中國經濟造成的巨大影響的時候,4萬億投資計劃以及家電下鄉、汽車減免購置稅等促進消費的措施也都成了十分現實和必要的選擇。

3.技術進步問題。哈―多模型可以解決總量增長,但是對均量的穩定增長無能為力。雖然索洛―斯旺模型已經引入技術是解決增長的最重要影響因素這樣的概念,但它也同樣無法解決均量的穩定增長。只有到了內生經濟增長模型那里均量增長才真正得以解釋。而內生經濟增長模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將技術等因素引入到經濟增長的模型里面,作為經濟增長的一個變量。

中國目前需要解決的是總的增長速度增長的前提下個人收入的增長如何也同樣保持一種穩定、高速的發展。從西方經濟經濟增長理論的發展來看,我們在這個問題上的解決途徑只能來自于將內生發展的因素加以重點對待,也就是說在能夠解釋總量和均量共同發展的理論與哈―多模型等的差異中尋求解決辦法。現在看來,這就是一個技術進步和人力資本的發展問題。在現實中就是要抓好教育并提高科技創新能力,這里涉及到國家增大在研究開發和教育發展上的投入問題,國家在這兩方面投資,無論是從經濟的長足發展還是從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角度來講都是非常值得的,這也被國外不少國家的發展證明。特別是在當前國際金融危機的大背景下,建議中央政府將4萬億投資計劃中的相當部分或重新追加部分投資用于上述領域,各地政府也應該抓住機遇加大投資,以技術進步去彌補金融危機帶來的損失。

4.收入結構問題。就經濟增長的結構問題來看,新劍橋學派和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在收入的最終實現時的結論是恰恰相反的。從中國的現實來看,資本報酬率降低的現象并不是很明顯,而相反,倒是新劍橋學派關于社會儲蓄率是由工人和資本家的不同儲蓄率共同的更符合實際。目前,中國應特別注意收入分配和收入的均等化問題。使儲蓄率最終達到適合經濟發展滿意的水平,經濟實現穩定增長。建議政府進一步提高個稅的起征點并同時適當提高相關稅率,在盡可能保持總稅收不大幅下降的同時來減少貧富差距。

5.產業結構調整問題。從錢納里對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的批評我們可以發現就發展中國家的現實來看,經濟發展不均衡的確是一個現存的、嚴重的問題。因此,產業結構問題也就具有現實的意義了。

第5篇：經濟與金融危機范文

關鍵詞：金融加速器；債務－通貨緊縮－大蕭條機制；順周期；金融經濟周期

中圖分類號：F83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176X(2009)10-0065-06

一、金融經濟現實挑戰傳統周期理論

短期經濟波動是使經濟學家著迷的永恒話題。克拉克曾經說過：“現代世界關注經濟周期就像古代埃及人關注尼羅河泛濫一樣，這種現象間斷地反復出現，它對每個人都極為重要，而它的自然原因卻無法理解”。我們顯然要比古代埃及人幸運。主流宏觀經濟學為我們提供了觀察經濟波動并對其進行數量分析的框架，然而近些年來，金融經濟現實卻向傳統周期理論提出了越來越嚴峻的挑戰。

傳統周期理論面臨的最嚴重挑戰之一是不能為金融在經濟周期中的作用提供滿意的解答。真實經濟周期模型和凱恩斯主義的IS―LM模型是宏觀經濟分析中應用最為廣泛的兩類框架。雖然兩者在許多方面完全不同，然而卻都因循莫迪利安尼-米勒定理(MM定理，1958)的假設，其結論是金融市場和信用市場的各種變化不影響真實經濟活動。直到20世紀80年代，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仍然墨守MM定理和從生產函數角度推導經濟波動原因的理論傳統，在其框架中，金融市場的作用往往被簡化成一個代表資金流向的函數，無法被引入經濟周期模型。隨著金融在經濟中作用的凸顯以及經濟的日益虛擬化，現代經濟周期愈來愈呈現出明顯的金融經濟周期特征：經濟運行與金融市場、資產價格的變化有著越來越緊密的聯系；金融經濟活動在內外部沖擊下，通過金融體系傳導形成持續性波動和周期性變化；任何微小的變化都可能通過金融市場的放大和加速作用而對一國乃至全球經濟產生巨大的沖擊，造成經濟的劇烈波動甚至嚴重的衰退。顯然，傳統周期理論無法為這些現象提供令人滿意和信服的答案，宏觀經濟分析迫切需要尋找更加貼近現實、更具現實解釋力的分析框架。

前任美聯儲主席伯南克(Bernanke)從探討“大蕭條”的非貨幣效果人手，發現信貸市場某些條件(如信息不對稱導致的借貸成本等)的變化會放大并傳播初始沖擊對經濟的影響，隨后他和戈特勒等人將金融市場摩擦納入經濟周期波動的一般分析框架，闡述了最初的微小沖擊通過信貸市場狀態的改變被傳遞和加劇的機理，提出了“金融加速器”的概念。金融加速器理論奠定了金融經濟周期理論的基礎和一般分析框架，為現代金融經濟周期的諸多現象和特征提供了強有力的解釋力。

二、金融加速器理論的萌芽與發展脈絡

伯南克等提出的金融加速器理論并不是全新的思想，其思想源頭可以追溯到剖析大蕭條的大師歐文?費雪(L Fisher)的“債務－通貨緊縮－大蕭條機制”。費雪認為，1929--1933年間，在以高杠桿形成的一系列信用鏈中，初期的商業下滑導致了一些企業的破產和支出下降，并直接導致新一輪的破產潮。在這種直接作用機制以外，是一種涉及所有借款人的更為重要的間接機制在起作用：資產和商品價格給名義債務人造成巨大償債壓力，迫使他們低價傾銷資產，這反過來又迫使價格進一步下降，觸發金融危機。在費雪看來，廣泛的借款人資產負債狀況惡化以及與此同時發生的產出和價格的自由落體式下降，使當時的美國經濟出現一種債務－通縮(Debt-Deflation)越來越嚴重的自我加速惡性循環。信用市場條件惡化并不僅僅是真實經濟活動下滑的簡單被動反映，它們本身就是導致經濟衰退和蕭條的主要力量。“債務――通貨緊縮―大蕭條機制”雖然內涵豐富且思想深邃，但當時并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時隔半個世紀，伯南克重新喚起了費雪的主題。伯南克在分析了美國大蕭條期間貨幣與金融總量的相對重要性后，強調金融系統的崩潰才是決定大蕭條的深度和持續性的關鍵因素。他指出，1930-1933年金融體系全面崩潰、市場服務和信息服務效率急劇下降、真實融資成本大幅上升和銀行信貸全面緊縮等導致了當時的經濟下滑并轉變成長期的經濟蕭條。伯南克(1995)基本厘清了“金融危機一信用成本上升―真實產出持續下滑”的微觀機理，在此基礎上他還和戈特勒(Mark Gertler)等人將金融市場摩擦納入經濟周期波動的一般分析框架，最終提出了“金融加速器”理論。

伯南克和戈特勒(以下簡稱BG)在一個“非莫迪利亞利－米勒世界”中，基于一個具有固定規模投資計劃借款者(或企業)面對“有代價的狀態證實”(Costly State Verification，“CSV”)問題的代際交疊模型，闡述了“金融加速器”的基本思想。在CSV框架中，企業家凈財富水平的下降會導致外部融資溢價的上升。因此，一個初始的不利沖擊(比如生產率的下降)會減少企業家的凈財富，導致內部融資能力降低、外部融資溢價的上升，企業由于融資約束收緊而減少投資支出，這進一步降低了下一期的經濟活動水平和企業凈財富。伯南克和戈特勒等對此機制進行了梳理，正式提出了“金融加速器”的概念。他們提出：“假設信貸市場存在摩擦或成本、總的融資需求不變、存在不對稱信息，標準的貸款行為分析模型證明：外部融資額外成本與借款者資產凈值負相關。一般而言，借款者的資產凈值隨經濟周期正向變動(比如企業的利潤和資產價格就是隨經濟周期正向變動)，那么外部融資額外成本將隨經濟周期反向變動，由此觸發企業融資的波動，隨之而來的是企業投資支出和生產波動。我們將由信貸市場狀況變化導致的初始沖擊被放大的機制稱作金融加速器”。伯南克和戈特勒等(1996)提出了金融加速器的兩個宏觀經濟動態含義，并運用商業季度金融報告(QFR)的制造業企業面板數據證實了金融加速器理論的預測。該文為檢驗金融加速器效應的現實存在性提供了基于計量手段的實證路徑。

伯南克等早期的開創性研究激發了眾多學者的興趣，金融加速器模型隨后得到不斷拓展和深化：在BG模型中，金融合約只在單一時期有效，戈特勒(1992)證明即使允許放款人和借款人簽訂多期合同，類似的結論仍然成立；BG的另一個簡化假設是產出變化僅僅反映在生產率變化和資本存量的變化上，經濟中的總就業保持不變。Greenwald ＆ Stiglitz證明廠商對就業的需求也會受到金融因素的影響，并產生金融加速器效應。Aghion ＆ Bolton詳盡分析了整個宏觀經濟的短期和長期動態過程。BG模型假設真實利率由當前可供選擇的技術決定，且固定不變。Aghion，Banerjee ＆ Piketty

(1997)刻劃了當利率變動是內生變量時，此類模型的動態過程如何被影響。在BG(1989)模型里，企業凈值順周期變化的主要渠道是外部沖擊改變企業現金流。實際上，企業資產凈值更大幅度受其真實資產和金融資產之價值變動的影響。Kiyotaki ＆ Moore在Hart ＆ Moore債務合約框架的基礎上將上述論點模型化，其動態一般均衡模型的突出特點是資產價格內生的、順周期的變化是導致借款人的凈財富、信貸可得性、支出和生產水平等波動的主要原因。特別是，Carlstrom ＆ Fuerst將信用市場的特征方程納入通常的真實經濟周期模型，藉此量化經濟周期中成本對廠商投資需求和經濟總產出的影響，從而建立起一個可計算的一般均衡模型。這直接啟發了伯南克等的研究。Ber-nanke、Gertler ＆ Gilchrist(以下簡稱BGG)的在Carlstrom ＆ Fuerst研究的基礎上，將信貸市場不完美和企業凈值納入動態新凱恩斯(Dynamic New Keynesian，簡稱DNK)模型的分析框架，設計了一個可供計算的包含金融加速器的一般均衡框架，并通過該模型定量地展示了金融加速器在經濟周期中的作用。BGGTM是金融加速器領域研究的重要文獻，其所建立的數量經濟周期中的金融加速器模型為后續學者的理論和經驗研究提供了方法借鑒。此后有關金融加速器的大多數研究多是基于BGG在隨機動態一般均衡(Stochastic Dynamic General Equilibrium，簡稱DSGE)的框架下展開的。隨后，伯南克和戈特勒(2001)探討了金融加速器效應下針對資產價格動蕩的貨幣政策規則，提出總體宏觀經濟穩定和金融穩定目標下的靈活的通貨膨脹目標準則。自此有關金融加速器的研究形成了較完備的理論體系。

三、金融加速器理論的現實解釋力

金融加速器理論為理解金融市場在經濟周期中的作用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視角。基于金融加速器理論，可以對現代經濟周期以及金融危機中的諸多現象給予更加貼近現實、更具說服力的解釋。

1．經濟周期中的金融加速器

現代經濟周期的一個典型特征是周期的蕭條、衰退階段往往發端于資產價格泡沫的破裂。一個典型例子是日本從20世紀80年代后期開始的長時期衰退。Ichiro Fukunaga(2002)指出，20世紀80年代后期到20世紀90年代早期由泡沫破裂導致的資產價格劇烈波動以及90年代晚期銀行系統的大規模運轉失靈，可能存在非常顯著的金融加速器效應。他運用日本數據校準了包含金融加速器效應的動態一般均衡模型，結果發現金融加速器機制確實能夠解釋日本20世紀80年代后期開始的經濟衰退中企業投資的大幅波動。Hitoshi Fuchi、Ichiro Muto和Hiroshi ugaj(2005)同樣對日本20世紀80年代以來由資產價格泡沫破裂導致的經濟衰退進行了歷史考察。他們對BGGTM模型進行了修正，并對修正后的模型進行了GMM估計，之后通過模擬發現可識別的凈值沖擊對產出和價格產生了顯著而持久的影響，結論是負的金融加速器效應對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初日本經濟的長期停滯產生了重要影響。

金融加速器效應能否對經濟蕭條、衰退時期投資、產出的大幅波動給予更好的解釋呢?學者們基于BGGTM模型，在隨機動態一般均衡模型的框架下，借助真實經濟周期的校準技術對此進行了經驗研究。Simon Hall(2001)在對20世紀80年代后期和20世紀90年代早期英國企業的投資支出、財務狀況和融資可得性相互關系的考察基礎上，基于BGGTM模型用英國數據進行了校準、模擬，結果顯示有金融加速器的模擬結果能夠更好地符合此期間企業的真實活動和融資行為的關鍵特征，這表明金融加速器效應能夠較好地解釋20世紀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早期英國經濟的衰退中企業投資和金融狀況的關系以及投資、產出的波動。

現實經濟周期的另一個顯著特征是周期動態的內生非線性，貨幣政策的周期非對稱性即是很好的例證。基于金融加速器的視角，可以對此給予很好的解釋。金融加速器的宏觀動態預測之一是隨經濟衰退程度的加深，金融加速器效應越來越顯著。這是因為在擁有充裕內部資金的經濟中，當前企業利潤的噪聲沖擊對投資支出沒有影響，金融加速器機制效應微弱。相反，利潤波動將對支出產生很大的影響。隨著衰退程度的加深，貨幣政策不僅通過資金成本等直接效應對經濟體產生影響，同時由于融資者資產狀況的持續惡化導致金融加速器效應越來越顯著，從而對經濟產生愈來愈顯著的影響。現實經濟周期的另一個顯著特征是非對稱性，一個現實例證是在由緊縮貨幣政策引起的經濟下滑初期，小企業存貨、銷售等下降得更快、更多，小企業在產出的下降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Gertler ＆ Gilchrist，1993，1994)。金融加速器對此同樣具有很好的解釋力。這是因為，一般而言，中小企業的信息問題更加突出，外部融資的成本更高。在經濟繁榮時期，順周期的企業凈值為外部融資提供了充足擔保，因此，不同類型企業的真實經濟行為差異表現不明顯。而在經濟下滑時期，企業凈值的變化使得中小企業的問題凸顯，銀行信貸更多地流向大企業，導致中小企業的固定資本、存貨投資支出等更早、更大的波動。

2．金融加速器與金融危機

(1)金融加速器與亞洲金融危機

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后，學者們基于金融加速器理論對金融危機和匯率制度安排、國際經濟波動的傳播等進行了探討，相關的文獻如Gertler，Gilchrist和Natalucci建立的小型開放經濟模型，Faia建立的兩國模型，Gilchfist，Hairault和Kempf(2002)的歐元區模型以及Natalucci(2001)的三國模型等。

亞洲金融危機時期，泰國、菲律賓、馬來西亞、新加坡、韓國和印度尼西亞等貶值國經濟的急劇崩潰使傳統開放經濟理論遭到了廣泛質疑。傳統的蒙代爾一弗萊明模型表明本幣貶值將提高外國產品相對于本國產品的價格，導致本國產品被更多的消費，從而通過“支出一轉換效應”帶來產出的擴張。基于金融加速器理論的視角，學者們認為由貨幣貶值帶來的企業資產負債表的惡化是導致亞洲金融危機時期產出急劇下降的主要推動力量。這是因為，東南亞新興市場的外部債務幾乎全部是以發達國家貨幣(主要是美元)計價的。當企業的收入以本國貨幣計價而債務以美元計價時，未預期的本幣貶值嚴重惡化了企業的資產負債表，這反過來影響了其借貸能力。而貶值進一步惡化了借貸國整體的“資產負債表”，外國資本的風險溢價大幅度上升，外國借貸急劇收縮，由此導致經濟狀況的進一步惡化甚至崩潰。Cespedes，Chang and Velasco將上述作用渠道納入不完全競爭、粘性價格的新興開放宏觀經濟模型中，對資產負債表效應導致的產出收縮給予了更加正規的描述，同樣的結果被Gilchrist，Gertler ＆ Natalucci(2003)、Tovar(2003)和Cook等發現。

對開放經濟中的金融加速器效應討論的另一個重點是金融危機和匯率制度安排的關系問題。

Gertler，Gilchrist & Natalucci(2003)結合亞洲金融危機期間韓國的經歷，建立了包含金融加速器機制的小型開放經濟的模型，揭示了影響企業產量的財務狀況與匯率體制之間的關系。他們指出，如果將金融危機模型化為對大量的未預期的本國風險升水增加的內生效應，在浮動匯率制下，風險升水的增加將被本國貨幣的貶值所抵消，貶值減弱了對本國利率的影響，避免了資產價格和投資支出的大幅下降；在固定匯率制下，本國風險升水的增加導致本國利率的立即上升、資產價格的大幅下降和外部融資升水的增加，因此，固定匯率體制下金融加速器效應大于浮動匯率制下的金融加速器效應。

學者們亦把金融加速器原理運用在解釋國際經濟波動的傳播方面。Gertler & Gilchrist(2002)分析了金融加速器在貨幣聯盟體系中的應用，結果發現金融市場的摩擦為統一貨幣區的不對稱沖擊提供了重要的國別間傳導渠道，金融合約不對稱的存在放大了貨幣區國別經濟周期的差異。Ashoka Mody，Lucio Sarno ＆ Mark P.Taylor(2007)的研究則提供了跨國金融加速器存在的經驗證據。他們將信貸市場不完美導致的宏觀經濟波動與國際間、地區間的經濟波動協同研究結合起來，考察了國家間和國別上的信貸周期在解釋產出波動中的重要作用。他們運用四個主要經濟體和兩個地區1971-2001年的數據，發現地區和國家信貸可得性指標在解釋產出的共同活動方面具有非常強的解釋力。

(2)金融加速器與次貸危機

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美聯儲為刺激經濟復蘇連續調低利率，美國房地產市場持續火熱，學者們對房地產部門經濟中的金融加速器效應給予了高度關注。Aoki等在BGG模型中引入了房地產部門。在該模型中，住房既提供消費流，又是家庭借貸的抵押品，房地產價格的上漲使得家庭擁有更多的抵押價值，反過來刺激其更多地借貸為消費或房屋投資融資，從而推動新一輪的房地產價格上升和經濟擴張，貨幣沖擊在房地產價格、住房投資和消費中的作用通過金融加速器效應被放大了。通過模型化以房屋所有權為擔保的額外借貸成本的降低，Aoki等指出金融監管的放松和金融創新會強化金融加速器效應。Matteo Iacoviello(2005)發展了一個包含名義債務和與房地產價格相連的擔保約束的名義貨幣周期模型，其中金融加速器機制通過兩個渠道產生，房屋的擔保效應提高總需求對房地產價格沖擊的影響，需求沖擊推動房地產價格和名義價格同方向運動，并被放大和傳導；價格水平的上漲又減少了名義債務的實際價值，由于借貸者的邊際消費傾向大于貸款者，以及財富的重估效應從而刺激消費和產出的進一步上漲(即名義家庭借貸進一步放大了房屋的擔保效應)，產生更加顯著的金融加速器效應。

其他學者運用跨地區(Lamont and Stein，1999)或跨國(Alemeida，Campello and Liu，2005)的時間序列數據，在檢驗家庭(或消費)金融加速器效應假說的有效性的同時，提供了有關房地產價格、凈債務可得性和家庭消費間同向運動的強有力證據，表明了信貸的超常增長與金融不穩定之間的緊密關系，Richard Disney，Sarah Bridges ＆ John Gathergood發現相對于無信貸約束的家庭來說，房屋價格的上升放松了有信貸約束家庭的信貸約束，因此這些家庭會更多地再融資，從而可能推動房屋價格的進一步上升和商業周期的繁榮。Dell Ariccia等的實證檢驗表明，房貸標準的放松與信貸的超常增長、房價的過快上漲以及按揭貸款的高證券化率等聯系緊密，且呈現正相關關系。這些研究基于金融加速器的視角為透視次貸危機的產生提供了很好的分析框架。

第6篇：經濟與金融危機范文

［關鍵詞］石油價格沖擊；金融危機；中國經濟

［中圖分類號］F7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6432（2011）15-0146-02

1 引 言

近年來，石油價格如過山車一樣劇烈起伏，先是從2002年的26.18美元/桶開始發力攀升至2006年的66.05美元/桶；隨后至2007年金融危機前夕上漲勢頭更為猛烈，一直飆升到2008年年中133.88美元/桶的高位；隨后，伴隨金融危機的全面爆發，油價同世界個各國股市一樣急轉直下，一直到2009年年初才有所起色，進入了上漲通道，至2011年1月已經翻了一番，達到89.17美元/桶。

石油有“工業的血液”之美譽，多數國家把石油儲備作為戰略能源。石油作為國際貿易的大宗商品派生許多的金融衍生品，在世界金融市場占一席之地，油價的劇烈波動為金融危機的爆發推波助瀾。震蕩的油價不僅對各國的經濟產生沖擊，對世界金融市場的平穩發展也帶來許多不確定因素。油價的長期高升和金融危機使全球經濟都進入了蕭條階段，即使中國保持著經濟的高速增長，也難以擺脫二者的負面影響。

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對石油的需求不斷攀升，至今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費國。1994年起中國成為石油凈進口國，且石油的進口依存度越來越大，2010年達51.29%，國際能源機構（IEA）曾預測，中國2020年的石油的進口依存度將達到77%。石油供給的短缺無疑已成為中國長期可持續發展戰略關注的焦點。

中國的可持續發展需要一個安定的國際環境。后金融危機時代，金融危機的余震及相互影響的石油價格與國際政治，對中國經濟穩定發展提出了不小的挑戰。因此，分析石油價格沖擊對國民經濟均衡的影響和金融危機前后不同的特點，對中國經濟的平穩發展顯得相當必要。

2 石油價格沖擊影響經濟的理論分析

關于石油價格對經濟增長影響的研究，國外的相關研究開始地比較早，有一個比較成熟的理論體系。19世紀70年代的石油危機導致了西方發達國家經濟的“滯脹”，而當時盛行的凱恩斯主義無法解釋這種現象，于是經濟學家開始關注和研究石油價格波動對國民經濟的影響。

石油價格對經濟的影響是非對稱影響，石油價格上漲引起的經濟衰退幅度與石油價格下降引起的經濟增長幅度不同（Finn，2000）。石油作為一種原料投入，油價的外部沖擊（主要指油價上漲的情況）會導致能源投入減少，從而使得產出下降，勞動的邊際產品下降并可能帶來投資減少、利率上升和通貨膨脹（Finn，2000；Keith Sill，2007）。油價沖擊還增加了高能耗行業（如化工業）的投入成本而使得這類行業減少了投入，并在配置渠道方面降低了對低能耗行業產品的需求，這兩方面的共同影響導致經濟衰退（Lee and Ni，2002）。石油價格的變化會影響均衡失業率，從而導致經濟衰退（Carruth等，1998；Davis等，2001）。

以上理論多以美國經濟為研究基礎，部分理論也得到了中國經驗數據的佐證。首先，油價沖擊對我國經濟造成的影響是非對稱的，油價上升會滯后地阻礙經濟增長，而油價下降僅在短期內對經濟有正面的刺激作用（于偉、尹敬東，2005）。其次，油價沖擊對我國經濟造成的沖擊主要表現為國際收支惡化和產業結構變動（史丹，2000；何念如、朱閏龍，2006）。最后，石油價格上漲對CPI的沖擊是正向遞增的（郭凱，2008）。

然而，現存文獻缺乏對石油價格沖擊對國民經濟均衡的綜合分析，并且金融危機的爆發對油價和中國經濟的影響是巨大的，本文正是從這兩方面尋找理論突破口。

3 實證分析

3.1 變量選取與數據來源

除國際石油價格（Oil Price）外，其余變量是反映我國國民經濟均衡的情況的指標，本文選取了GDP增長指數、消費價格指數（CPI）、出口總額（EX）、進口總額（IM）4個宏觀經濟指標。本文并未考慮消費這一指標，原因是國外學者的研究主要以美國為主，美國的消費支出占GDP的約2/3，而中國的情況與之大相徑庭。在數據處理上，為了消除數據中的異方差等影響并且不改變原始數據的性質，對OIL、GDP、CPI、EX、IM分別取自然對數得時間序列lnOIL、lnGDP、lnCPI、lnEX和lnIM。

數據考察范圍為1990―2010年，主要是考慮到1994年中國成為石油凈進口國，且1991年可作為中國經濟發展的分界點（數據回歸時滯后一期）。利用的宏觀數據的均來自《中國統計年鑒2010》和國家統計局網站，其中GDP增長指數是用實際GDP求得，與消費價格指數都以1989年為基準年。國際石油價格采用的是WTI原油現貨價格的年平均值，來自美國能源部（EIA）網站。

3.2 模型設定與回歸結果

考慮到經濟增長和通脹的慣性，以及石油合同的分批性和石油價格沖擊對經濟影響的滯后性，借鑒Keith Sill（2007）的做法，把變量都滯后一期，回歸方程如下：

lnYi，t=αi+β1，ilnYi，t-1+β2，ilnOILt+β3，ilnOILt-1+μi

其中i=GDP，CPI，EX，IM；對應lnY分別為lnGDP，lnCPI，lnEX，lnIM。α為常數項，μ為回歸殘差。回歸結果如下表所示。

總體來說，回歸結果較好，部分結論與現存研究結果一致。首先，石油價格沖擊對GDP有負面影響，每上升1%的油價，將造成0.26%的GDP增長率損失。其次，油價對進出口的負面沖擊滯后性較大，但是影響程度最深，每上升1%的油價，將造成0.3%的進出口增長損失。最后，石油價格沖擊對CPI影響較大，油價每上升1%，CPI將上升0.06%。

3.3 金融危機前后中國經濟的特點

通過觀察2006年至今的季度或月度數據，不難得知：①金融危機前的油價大幅上漲，并未對GDP的增長帶來災難性的影響，且危機爆發前夕GDP增長率先于油價下降；2009年1季度二者同時出現向上的拐點，可見中國需求對油價有一定的影響。②金融危機前油價的持續高升對CPI的影響不斷累積，在投機最狂熱的時候達到頂點，隨后隨著油價一路下滑；然而油價翻轉后，CPI仍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下滑并處于負值，說明油價影響的滯后性和金融危機帶來的恐慌的持久性。③金融危機爆發后，進出口并未隨著油價的下降而上升，反而不斷下降，這主要是與金融危機帶來的財務危機和恐慌性預期造成的；后金融危機時代，油價又隨著進出口的復蘇而攀升，需求的上升帶動著油價。這也解釋了為何當期石油價格沖擊對進出口的正向影響。

4 小 結

通過上述分析易知：石油價格沖擊對GDP有負面影響；對進出口負面影響最大，但滯后性較強，且進出口的增長會帶動油價的上漲；CPI受油價的沖擊是不斷累積的。

后金融危機時代，經濟發展要注意以下幾個問題，做到未雨綢繆。其一，金融危機爆發后，中國經濟受影響較小，實質上是靠大規模投資拉動的，而粗放型、高消耗的發展模式不改變，中國經濟將難以擺脫油價沖擊的后續影響，投資拉動的增長方式是難以持續的。另外，目前持續上升的進出口的部分得益于金融危機爆發后油價不斷的下降，而近期不斷上漲的油價將對未來進出口貿易造成滯后性的沖擊。其二，中國市場的巨大和石油的進口高度依存度，對油價上漲有一定的拉動作用，這將反過來削弱經濟的平穩性，因此，要積極尋求長期穩定的石油來源，以減輕這種影響。其三，油價沖擊對近期的CPI不斷超出預期影響很大，而油價隨著中東北非的惡化局勢不斷拉高，這將成為我國抗通脹工作的極大挑戰。

參考文獻：

［1］史丹.國際油價的形成機制及對我國經濟發展的影響［J］.經濟研究，2000（12）：48-53.

［2］于偉，尹敬東.國際原油價格沖擊對我國經濟影響的實證分析［J］.產業經濟研究，2005（6）：11-19.

［3］郭凱.石油價格沖擊對中國實體經濟的影響［J］.時代經貿，2008（6）：82-83.

［4］Finn.Perfect competition and the effects of energy price increase on economic activity［J］.Journal of Money，Credit and Banking，2000，32（3）：400-416.

第7篇：經濟與金融危機范文

關鍵詞：經濟危機；次級債；中國中小企業

此次全球金融危機的產生主要由于美國的房地產泡沫及金融衍生工具的杠桿造成的，其原因如下：

1、 美聯儲長期的低利率政策，造成固定資產投資的泡沫及經濟的虛假繁榮；

2、 美國衍生工具和信用評級的金融監管不力，致使類似網絡泡沫的經濟重現，使世界各國深受其累；

3、 美國對次貸危機的危害性估計不足，沒能在早期及時糾正和提供必要的支持，造成現在難以收拾的局面。

一、2008年中國經濟受全球金融危機影響分析

美國是典型的低儲蓄高消費的國家，其經濟發展對債務存在高度的依賴性，次級債危機必將導致其國內市場信用級別下降，而這會減少流向美國的國際資本，于是建立在國際資本流入基礎上的美國國內需求將因此而下降。與美國相反，中國目前正處于高儲蓄的狀態之中，外部需求的增長成為國內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國內經濟對外貿的依存度較高。美國對于中國而言，比中國對于美國而言更為重要。美國對中國的貿易總量高達中國出口貿易總量近百分之五十。當因美國經濟增長乏力導致的國內需求下降發生后，其對中國商品需求的增速也將下降，這將對中國的出口貿易增長造成抑制作用，從而影響國內經濟的發展。當大批以出口加工貿易為主體的中小企業處于生產萎縮、利潤下降的狀態時，為中小企業提供能源、礦產、鋼材等上游產品的國有企業也難以避過產能過剩的困境，國有企業利潤下降、上繳稅收大幅度減少在最近幾個月表現特別明顯。而此前存貨較多的國有企業將不可避免地陷入經營困難的地步。此外，從全球市場的角度看，在次級債的影響下，發達地區受到打擊最大，在美國對中國商品需求下降的同時，歐洲以及日本對中國商品的需求也會相應下降，這對于中國的經濟無疑是雪上加霜。美國的需求下降時，歐盟和日本的需求也跟隨下降，歐盟與日本沒有能成為美國份額下降的替代區域。因此，外向型經濟主導下的中國經濟產能過剩的問題將會越來越突出。

1.由于中國國際收支的資本項目還未完全開放、資產證券化的規模還處于初級階段、中國有大量外匯儲備，這些因素是中國免于受到此次金融危機嚴重沖擊的原因。

2.中國金融資產在美國的實際損失預計是巨大的。

3.中國雖然沒有在金融上遭受嚴重危機的沖擊，但全球金融危機及經濟衰退的影響對中國的沖擊和考驗也是嚴峻的。

4.世界巨頭的危機靠他們自己是無法消化的，中國勢必會成為最終的買單一族。

5.中國雖然采取了一系列的舉措，試圖用啟動強大的內需來化解此次外需不足造成的經濟影響，但為時太晚，長期的外需拉動型經濟不是短期內可以改變的。

二、全球金融危機及經濟衰退對中國中小企業影響

世界經濟危機的影響和國內經濟環境的低迷，給中國企業發展帶來了特殊的挑戰：

中國金融環境首當其沖地會受到巨大影響，金融環境的變化會導致一系列政策的調整，中國市場宏觀環境發生變化，這使得所有的企業都會受到影響。中國整個消費市場將發生變化。一旦普通消費者感覺到”嚴冬”來了，一定會收緊支出，這對消費市場的刺激會產生很大的影響。當消費市場不旺盛的時候，對所有的企業都有影響。對企業價值鏈的影響。當某個運行良好企業的上下游企業受到經濟危機的波及，照樣會影響到這個企業的運作。因為，只要產業價值鏈任何一個環節出現問題，企業都難以獨善其身。直接對出口企業造成影響。在經濟危機中，受到沖擊最大的將是在中國經濟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中小型勞動密集型、出口加工型的企業。

因此，隨著經濟危機影響的深入，中國企業面臨的困境會越來越大。在新的經濟形勢下，如何突破發展瓶頸，一系列的問題與困惑擺在了企業面前：

1.出口增速下降，將面臨更多的貿易保護壁壘。全球經濟會對中國企業的出口產生較大負面影響。

2.境外投資企業的業績下滑，經營成本上升。受境外投資企業所在國經濟增長放緩影響，中國境外投資企業的業績不容樂觀。所在國的信貸緊縮，將導致企業的經營流動資金吃緊，對資金量的需求相應增加；如果所在國實施資本項目管制，那么境外企業與境內企業間的資金流動鏈條將斷裂。

3.國際商品市場價格下跌，中國企業的原材料成本下降。

4.國際金融市場動蕩，外匯衍生品風險上升。全球性金融危機形成后，國際金融市場動蕩，美元、歐元、英鎊、澳元等國際貨幣的波動幅度增大，從事外匯交易的風險大增。此前，有些中國企業在國際貿易或投資中為避免匯率損失，從事套期保值交易；另有一些企業從事外匯衍生品投機交易，這些交易中的風險因素不可忽視。

三、中國中小企業應對金融危機的舉措

此次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正在給處于轉型期的中國經濟帶來沖擊，對中國企業的負面效應開始顯現。但需要指出的是，在分析金融危機對中國企業的影響因素時，應當將外部沖擊與中國自身經濟周期的特點分離，以避免得出錯誤的結論。

1.出口企業應積極實施市場多元化。雖然美國經濟的放慢會拖累其他經濟體的經濟增長，但是中國企業通過實施市場多元化，仍有可能擴大出口。

2.以內需市場為導向，主動調整結構。由于中國的金融體系與外部基本是隔離的，中國經濟的基本面與其他主要經濟體比較是良好的。隨著多年的高速發展，中國國民收入不斷提高，內部需求也逐漸旺盛。因此，在外部市場深陷金融危機的時候，潛力巨大的內需市場應該成為中國企業的重要目標市場。

第8篇：經濟與金融危機范文

關鍵詞：河南省；經濟結構調整；高職教育

高職教育與區域經濟發展關系密切。區域經濟發展水平決定了地方高職教育發展的規模、層次，高職教育必須依托于區域經濟發展，以其為經濟基礎。而高職教育則為經濟發展提供豐富的人力資源和先進的科學技術。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區域經濟的發展顯得日益突出和重要，而區域經濟的核心競爭力來自于經濟特色化，所以區域經濟在發展和形成特色的過程中，需要建立與之相適應的高職教育系統。只有實現高職教育和地方經濟的成功對接，才能從根本上解決高職教育發展過程中存在的問題，達到高職教育和地方經濟二者的良性互動發展。

一、 河南省的高職教育發展過程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政府角色定位不準確

河南省作為中部大省，經濟發展水平與周邊省份及發達省份相比，還是由較大差距，在國內教育大的環境下，政府對高職教育也給予了一定的政策和資金支持，但在高職教育發展過程中政府的角色定位仍有些偏頗。具體表現為： 第一，對高職院校的結構布局政府缺乏合理規劃。第二，缺乏完善健全的高職教育法律體系。第三，政府對高職教育的財政投入不足。第四，高職院校缺乏有效的政府監管。

（二）高職院校辦學定位不明晰

就河南高職教育發展現狀來看，無特色的辦學模式是大多高職院校存在的問題。這就削弱了對地方經濟的服務功能和降低了對經濟結構調整的適應性。

首先，辦學方向不明確。其次，人才培養目標與區域經濟發展需求不匹配。最后，雙師型教師隊伍建設落后。

（三）專業設置與產業結構調整不適應

調查得知，專業設置與區域經濟產業結構調整不相適應這一現象廣泛存在于河南省的大多高職院校的發展過程中。后危機時代，河南省產業結構調整和優化迫在眉睫，勢在必行。產業結構調整和優化的方向重點在于：戰略支撐產業和支柱產業要做大做強，戰略新興產業必要加快發展。但目前河南省大多高職院校的專業設置中缺乏與產業發展需求一致的專業及相關人才培養，高職院校設置專業數量雖多，但特色性較少，靈活性和針對性不足，以致于高職院校的專業設置不能適應和滿足產業發展需要。

（四）人才培養模式相對滯后

近年來，河南省高職院校不斷創新教育理念，在人才培養模式方面，逐步改變單一的人才培養模式，而努力使人才培養模式多元化、多樣性。目前“工學結合、校企合作”的人才培養模式已被高職教育廣泛認同并作為其主要發展途徑。但在具體實踐和落實過程中卻出現了一些問題，所培養的人才不能及時滿足社會行業企業的需求。主要原因是：對“工學結合、校企合作”的人才培養模式的理解有誤；企業對高職教育的參與積極性不高。

二、河南省高職教育適應經濟結構調整的對策

（一）加強政府的主導性宏觀調控功能

1.制定和完善相關的政策法規。為推動高職教育與經濟結構調整二者的互動發展，政府應以本省高職教育發展和經濟結構調整的現狀為基點，做全盤考慮，針對其規劃目標制定相應的政策法規，以保證二者的協調良性發展。政府在制定政策法規時應兼顧三方面要求。第一，目的明確。第二，實際運作具有可行性。第三，政策法規條文必須細化。

2.政府采取有效措施，以調節高職教育發展。政府在經濟結構調整過程中可運用宏觀經濟政策和產業政策，引導社會總需求，從而關聯到人力資本市場對人才的需求，進而對整個高職教育發展產生影響。政府可運用財稅政策杠杠調節高職教育適時發展。政府可通過制定相關的勞動就業政策、人事工資政策及教育方面的政策來調節高職教育的發展。政府可利用其信息優勢發揮公共服務職能。

（二）增強高職教育發展的適應性

1.高職院校辦學定位要明確化，辦學方向要區域化。高職院校辦學定位必須明確，辦學方向必須清晰，以服務區域經濟發展為宗旨。

2.加強高職院校的專業建設。（1）高職院專業專業設置遵循的原則與要求。專業設置遵循的原則包括：針對性、立足資源實際、科學合理實效性、優化資源配置等原則。（2）優化高職院校專業結構與布局。高職院校必須立足于學校自身的辦學條件和當地的產業結構調整及經濟發展，進行合理科學的專業設置。 首先，高職院校不能脫離本校實際盲目追求大而全，而必須立足于自身教育資源，通過教學內容、教學方法、教學手段等的改革與創新，靈活培養高技能應用型人才。其次，高職院校設置專業應適應產業結構調整的需求。高職院校設置專業時應聯系市場、行業、產業的具體情況，培養適應當地經濟發展需要的高技能人才。這樣才能進一步推動河南高職教育與區域經濟結構的協調與同步發展。（3）加強特色專業建設。由于河南省的高職院校多屬地方政府主管的、由地方財政支持的地方性高職院校。地方經濟的發展狀況決定了高職院校的辦學規模和水平，同時高職院校對地方經濟具有服務功能，所以高職院校必須根據本地產業結構優化調整和當地人力資本的供求信息來開設特色專業，只有做到“人無我有”、“人有我優”、“人優我特”，才能增強學校的吸引力和加強學校的品牌效應。

第9篇：經濟與金融危機范文

文書的作者戴維•歐瑞爾系應用數學家出身，從畢達哥拉斯的數學談起，結合新發展出來的數學領域、系統工程、牛頓力學、統計學、心理學、倫理學等學科背景，對主流經濟學及其政策應用進行了駁斥。在他看來，經濟學只是對人類行為的數學表述，但這門學科確立的假設前提非常不切合實際，因此，與其說經濟學是科學，不如說是一門觀念學。

經濟學認為，人是理性、獨立的市場主體，經濟則是理性自私的人為實現個人效用最大化而采取相互獨立的行動的最終結果。這種假設實際上取于物理學，假設人無限接近甚至等于牛頓學說中的原子，不存在過大的個體差異、選擇差異。在2007-2009年金融危機爆發之前，此種觀念與假設曾長期驅動美國及世界其他主要金融市場去監管化的政策方向，從根本上忽略了節點風險，更無法預防整體風險。

經濟學的又一個重大假設是，經濟本質上是穩定的，價格只是發生微小且隨機的變化，所以波動很快就會被市場力量這只“看不見的手”平息下來。戴維•歐瑞爾認為，這種假設與金融史相悖，他一一分析并駁斥了威廉姆•斯坦利•杰文斯、利昂•瓦爾拉斯和維弗雷多、帕累托三人奠定新古典經濟學理論基礎的論證：杰文斯只接受和分析事實上不存在的理想化市場，其中，每個個體決策的基礎是“對自己的要求或私利的單方面關注”，“交換的意圖眾所周知”，而且市場參與者之間存在著“完全自由的競爭”；價格機制跟鐘擺運動一樣，將最終停止在理想的供求平衡狀態。

瓦爾拉斯直接將數學原理用于經濟學分析（經濟學家熊彼特高度贊賞瓦爾拉斯的貢獻），他的學生帕累托則在老師學說基礎上拓寬了其數學基礎。戴維•歐瑞爾指出，此三人將穩定性的概念從物理學和工程學范疇引入到經濟學，但沒有且無法證明他們列出的方程組具有穩定解，他們可用的數學工具僅僅適用于研究靜態系統或只適用于周期性波動的系統。

主流經濟學及由其指導的金融理論一貫認為，經濟中的風險特別是金融風險可以通過科學方法、建立風險模型來管理。如前述，投資者是理性的、獨立的，市場是穩定的、價格變動是隨機的等觀念前提存在諸多缺陷，但風險管理理論及實踐恰恰就建立在這些存在極大缺陷的觀念前提基礎之上。這方面最典型、最具有諷刺意味的例子就是1998年倒閉的美國長期資本管理公司，該公司是由多名諾獎經濟學家組建管理，利用有效市場理論發放高杠桿效應的債務，主要出售對極端小概率事件的保險。同樣，2008年初，美國貝爾斯登公司還在報告說其業務風險系數得到穩定控制，隨后不久就全面崩盤。書中引用了對沖基金經理大衛的一番話稱，金融風險定量管理帶給使用者一種“錯誤的安全感……就好比一只好用但出事故時卻壞掉的氣囊”，低估風險發生概率、錯估風險規律使得風險行為增多，從而提高了經濟運行不穩定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