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學的本質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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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自然科學的本質范文
關鍵詞：自然科學 詮釋學 自然科學詮釋學
Abstract: The natural sciences before scientific revolution were hermeneutical， but when it comes to the modern natural science， only with respect to ontology it is completely hermeneutical. As far as methodology is concerned， only the basis of modern natural science is hermeneutical， and the normal scientific research itself is not hermeneutical.
Key words: natural science; hermeneutics; hermeneutics of natural science
自然科學的詮釋學問題在兩個層面上一直都是一個有爭論的問題：首先，自然科學究竟是不是詮釋學的？其次，如果是，它又如何是詮釋學的？在什么意義上是詮釋學的？在何種程度上是詮釋學的？
這里將跳過第一個層面的問題，直接從歷史的角度切入第二個層面的問題。在我們歷史地澄清了自然科學如何是詮釋學的以及它在什么意義上和在何種程度上是詮釋學的這樣的問題之后，也自然對第一個層面的問題給予了一個肯定的回答，而且是一個被清楚地澄清和界定了的肯定回答。
一、古代、中世紀以及文藝復興時期的詮釋學與自然科學
“詮釋學”一詞來源于赫爾默斯(Hermes)。赫爾默斯在希臘神話中作為諸神的一位信使，其任務是來往于諸神與凡人之間，給人翻譯和解釋諸神的消息和指示。由于神的旨意在許多情況下是通過自然現象來體現的，自然萬物本身也都體現著諸神的到場，所以，古代的詮釋學也意味著通過自然現象來解釋神的消息和指示。又由于占卜等也是一種猜測神的旨意的技術，所以柏拉圖在《伊庇諾米篇》中把占卜術與詮釋學歸為一類。
在中世紀，詮釋學主要是圣經詮釋學。不過，對圣經的解釋也包含著對自然的解釋，因為自然被認為是上帝之手寫就的大書，被稱為“自然之書”。“自然之書”觀念可以追溯到圣經的經文。在教父時期，許多神學家都發揮了圣經中所包含的自然之書觀念。在中世紀，自然之書觀念則廣泛流行起來。
所以，古代和中世紀的詮釋學本來就沒有把自然排除在外，它因而包含著古代和中世紀的自然科學，也可以說，古代和中世紀的自然科學作為對自然的解釋，本來就是詮釋學的。
這樣的詮釋學自然科學一直延續到近代科學革命時期。在文藝復興開始的時候，這種自然科學甚至呈現出日益繁榮的局面，而且也正是這種繁榮才拉開并推動著科學革命的進程。狄博斯說：“盡管我們指出數學抽象和量化的出現對于近代科學的發展來說是必不可少的，但這在當時的意義似乎不如現在這么重要。對于當時的許多人來說，回復到‘真正的’神秘主義和自然法術似乎遠為重要。”（[1]，p156）
文藝復興時期的神秘主義和自然法術以當時廣泛流行的赫爾默斯主義（Hermetism）為代表。這個赫爾默斯是一位被附會為埃及智者的人物，并被認為是由費奇諾（Ficino）所翻譯的《赫爾默斯全集》的作者。他是“在文藝復興時期的法術復興中最為重要的人物”（[2]，p.18）。赫爾默斯主義屬于新柏拉圖主義，它的最大特點是使用自然法術（包括煉金術和占星術等）來研究對自然的控制，把自然法術看作是真正的自然科學。在它看來，隱蔽著的自然的神秘力量、日月星辰的支配性力量等都不僅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是可以解釋和運用的，自然法術就是探討自然過程的最完美的科學。帕拉塞爾蘇斯及其學派的活動就典型地代表著這個時期自然科學的自然法術特色。
以“自然法術”形式存在的文藝復興時期的自然科學，不僅是要理解和解釋自然中的神意和神秘力量，而且更在于要把這種神意和神秘力量運用于人的實踐活動之中。它與古老的詮釋學一樣，是“理解的技巧”、“解釋的技巧”和“應用的技巧”的完整統一，屬于一種特殊的“實踐智慧”，所以也應該屬于詮釋學的范圍。
另一方面，文藝復興時期的赫爾默斯主義與“自然之書”觀念有著密切的聯系，而從更早時期流傳下來的“自然之書”觀念，在文藝復興時期乃至整個科學革命時期都是自然科學的一個突出特征。
在文藝復興時期，《圣經》和傳統自然哲學著作的權威一步步受到削弱，自然之書的重要性則越來越為自然科學家們所認同。人們“拋開蓋倫、阿維森那和亞里士多德的觀點，對自然進行界定——它是由上帝親自書寫、制作并編輯起來的圖書館”，“每一塊土地都是自然之書的一頁，而那些想探究自然的人必須用雙腳踏在自然之書上”。（[3]，p195） 托馬斯梯米（Thomas Tymme）在1612年的書中說：“自然之書的智慧……吸引我們去思索偉大的、難以理解的上帝。我們會為他的偉大的作品而感到榮耀，因為各種天體的規則運動……各種元素的聯系、一致性、力量、道德以及美……又有如此多的詮釋學者在教導我們，上帝是它（他）們的動力因，他們侍奉的上帝作為終極因顯現在它（他）們之中，并為它（他）們所證明。”（轉引自[1]，p20。對照舊譯本做了稍許改動）
作為近代物理學奠基人而為科學革命做出卓越貢獻的伽利略也沒有跳出自然之書的觀念。他認為，我們能在上帝的所有工作中發現上帝的偉大，能在打開著的宇宙書卷中讀到上帝的偉大，自然之書包含著深刻的無窮奧妙。對于神圣的自然之書，我們須使用神圣的數學予以解讀：“除非我們首先學會理解其語言并閱讀構成它的字母，我們就不能理解這本書。”（[4]，pp237-238） 甚至牛頓也認為自然是真實的天啟之源（[5]，pp232-3）。
二、從文藝復興到19世紀的自然科學和詮釋學
自然法術傳統和自然之書傳統的自然科學是詮釋學的，這一點應當是沒有疑問的。但是，自文藝復興之后，自然科學和詮釋學分別朝著相反的方向發展。到了19世紀，自然科學與詮釋學已經成為截然不同的兩種東西。
首先是自然科學經過科學革命而擺脫了自然法術傳統，并逐漸遠離了自然之書傳統。
持有自然之書觀念的開普勒比較早地批判過赫爾默斯主義和自然法術；笛卡爾的主客二分、機械論和普遍數學思想則早在自然之書觀念和自然法術盛行的時候，就已經在破壞著它們的基礎；伽利略在解讀自然之書的時候，由于拒絕“原因”解釋而僅僅使用數學描述，實際上也已經在侵蝕著自然之書傳統，與自然法術更是風馬牛不相及。牛頓曾全身心地從事煉金術研究，卻把有關煉金術的手稿都封存起來而不予以發表。這被人看作是一個象征：接下來的世紀將是神秘主義和自然法術被封存起來的世紀。
伽利略和牛頓已經不再妄想追溯現象背后的本質，自然界對于人類的理解而言始終是不透明的，甚至是永遠也無法理解的。用外在描述方式來代替解釋方式并以此來說明自然，由牛頓所定型的這種力學方法，自此之后迅速地擴展到物理學的其它領域，繼而又迅速地擴展到其它自然科學領域。到19世紀的時候，“實證的”自然科學已經在各個方面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與此同時，自然之書觀念也逐漸地在科學家那里失去了市場。地質學和生物學的革命向不變論提出了挑戰，這也使人們很難相信始終變化著的自然界仍然是上帝書寫的神圣之書。
另一方面，詮釋學自身在文藝復興以后的演變，也使得它越來越遠離自然和自然科學。
在文藝復興運動中，人們既展開了對自然的研究，又開展了宗教改革運動。就詮釋學的發展來說，宗教改革的最重要成就就是圣經的世俗化。它把圣經與古典作品同等對待，而這種同等對待就使得詮釋學逐漸成了對文本的一般性解釋方法。在18世紀，詮釋學從圣經注釋方法發展為語文學方法論。到19世紀初期，施萊爾馬赫把詮釋學發展為關于理解和解釋的一門普遍科學或藝術，使之包容流傳下來的所有文本，而不只是那些古典的、權威的或神圣的文本。從此以后，自然法術就不再是詮釋學所關注的對象了，而自然之書觀念的衰退也使得自然這本大“書”不再被包含在詮釋學的“文本”之中了。
到19世紀中葉，自然科學的“實證性”和有效性給人文科學提出嚴重的挑戰：人文科學的科學性和有效性何在？為了給人文科學奠定基礎，使之成為名副其實的科學，并同時與自然科學區別開來，狄爾泰進一步把詮釋學發展為人文科學的普遍方法論。在狄爾泰這里，人文科學是對世界的內在“理解（Verstehen）”，即理解世界的生命和精神，而這種理解所需要的程序、方法或技巧就是“解釋”（Auslegung）。由于生命和精神具有類似性和普遍性，所以人的內在經驗通過心理轉換就能夠進行轉移，人也因而能夠進入內在的精神世界。正是這一點使得以關于理解和解釋的詮釋學為其方法論的人文科學具有了科學性和有效性。狄爾泰確實在一定意義上為人文科學爭得了自身的獨特地位，但是他的做法實際上也已經默認了實證科學的強勢地位，只是力爭這種實證科學不要再進一步侵入到人文領域。同時，狄爾泰的詮釋學也由此確認并強化了科學與人文的二分。
按照狄爾泰的說法，自然科學的研究對象是可以直接觀察的、沒有目的的、自在的并受普遍必然自然法則所支配的物理事實，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是通過觀察和實驗而把個別事例歸入一般規律之下，但詮釋學所探討的是對生命和精神的理解和解釋，而生命和精神是不可直接觀察的、有目的的、從事著價值判斷的、有傳統的和變化著的東西。狄爾泰的“理解”和“解釋”特指對所說、所寫和所做的語言、文字、符號、遺跡和行為的把握，也就是對一般表達所包含的意義的把握。由此，自然科學對自然界的“說明（Erklarung）”根本就不能是這樣的“理解”和“解釋”。“解釋”是闡釋性的、揭示性的，而“說明”則是外在描述性的、因果性的。如果我們說“理解自然”，那也只是一種形象化比喻。
所以，只要把詮釋學看作是純粹人文科學的方法論，并以實證主義的方式來看待自然科學，那么，自然科學就不可能是詮釋學的。
三、20世紀有關自然科學詮釋學的爭論
波普爾既不同意實證主義的科學觀，也不同意狄爾泰僅僅把詮釋學局限于人文科學領域。他認為，人的認識是對事物的一種譯解或注釋，是不可能不出錯的；再者，知識絕不可能始于虛無，它總是起源于某些背景知識和某些問題，所有的觀察都是滲透著理論的、有選擇性的，總是在一定的境況中去發現某種結果。另一方面，波普爾認為，理解無疑是人文科學的目的，但同時也是自然科學的目的。人類和自然之間沒有不可逾越的鴻溝，愛因斯坦對宇宙實在的理解與人文科學中的理解至少有四點相似：“（1）如同我們由于共有的人性而去理解別人，我們可以因為自己是自然的一部分而去理解自然。（2）如同我們由于人們的思想與行為有某種合理性而去理解人們，我們可以因為自然規律中固有某種合理性或某種可理解的必然性而去理解自然規律。這幾乎是所有的大科學家（至少是從阿那克西曼德以來，如果不提赫西俄德、希羅多德的話）的自覺愿望；而這種愿望至少首先在牛頓、以后在愛因斯坦的引力學說里得到某種暫時的滿足。（3）愛因斯坦信中提及上帝，表明了另一種與人文科學相同的意義——試圖按我們理解一件藝術作品的方式去理解自然界，把它當作一種創造。（4）自然科學里有這種情況：人們意識到自己全部的理解活動最后歸于失敗——這一點人文科學家進行過許多討論；而且被歸咎于其他人的‘異己性’，任何真正的自我理解的不可能性，以及理解任何一個完整、真實的東西時的不可避免的過分簡化。”（[6]，pp194-5）
所以，波普爾反對“把理解的方法說成是人文科學的特點，說成是我們用以區別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的標志”，認為持這種觀點的人完全是把實證主義和科學主義看作是適合自然科學的唯一哲學。（[6]，p195）
波普爾的觀點對于自然科學詮釋學家來說是令人高興的，但是波普爾對狄爾泰和實證主義者的否定是以樸素實在論為前提的，在認識論方法論上又與其證偽主義觀點一樣犯了簡單化的錯誤。在上述引文中，他所談論的自然科學實際上指的都是自然科學的基礎，他所列舉的科學家都是一流的大科學家。當一流的大科學家探討自然科學的基礎性問題的時候，實際上是作為哲學家在探討自然哲學或科學哲學問題，這些探討確實是詮釋學的。但是，大多數具體的自然科學研究并不總是每日每時地去研究這些宏大的問題，并不總是連續不停地去提出新理論、證偽舊理論。[7] 庫恩就在自然科學的詮釋學問題上糾正了波普爾的這種偏頗。
波普爾的詮釋學觀點是在批判狄爾泰等人的觀點中提出來的，庫恩則是在與Charles Taylor的直接辯論中明確提出其詮釋學觀點的①。Taylor持有與狄爾泰相似的看法，認為人類行為的意義需要詮釋學的解釋，而自然現象則不需要這種解釋，如果說它們具有某種意義，那其意義對于所有的文化來說也都是一樣的。庫恩則認為，同一個自然物體對于不同的文化或共同體來說，其意義是不同的，我們今天的天體就與古希臘的天體不同，而且這兩種天體概念之間是不可通約的。這是因為關于自然界的概念都是為一種范式或一個共同體或一種文化所擁有的，從古希臘的范式到我們的范式，其中已經發生了革命，我們和古希臘人生活于不同的世界之中。
由于任何時期的自然科學都是以其從事者所接納的一組概念為基礎的，這組概念又是歷史和文化的產物，必須運用詮釋學的技巧才能讓非共同體成員加以接受。所以，庫恩把這組概念稱為科學的“詮釋學基礎”（hermeneutic basis），實際上也是他以前所說的“范式”。但是庫恩認為，在有了這種“范式”或“詮釋學基礎”之后，科學家所做的大部分工作——常規科學研究——則通常不是詮釋學的，因為這些工作只是根據范式來解決難題。因而，庫恩的最終結論是，“盡管自然科學可能需要我所說的一種詮釋學基礎，但是它們本身卻不是詮釋學的事業。”（[8]，p133）
雖然庫恩在科學詮釋學問題上得出了謹慎的、限制性的結論，但受到他本人極大影響的科學知識社會學家們卻并沒有遵守他的限制。他們大都把庫恩的科學共同體概念加以引申和改造，把整個的自然科學，包括具體的科學知識甚至具體的數學知識和邏輯知識，都看作是社會建構的產物，并都看作是詮釋學的。不過，科學知識社會學家大都把自然科學詮釋學作為他們工作的前提，然后就全身心地投入到對自然科學的社會學分析之中了。但受到歐洲大陸現象學-詮釋學強大影響的自然科學詮釋學家們則與之不同，他們不僅僅承認自然科學的詮釋學性質，而且還對自然科學展開大量具體的考察和分析，分別從科學史、科學實驗、科學發現、科學交流、科學描述等不同的方面來揭示自然科學的詮釋學性質。
綜上所述，自19世紀末期以來，關于自然科學詮釋學問題的爭論，大致已經出現四種不同的態度：受狄爾泰和實證主義影響的學者都否認自然科學的詮釋學性質；波普爾在科學哲學領域首先批判實證主義，把自然科學也看作是詮釋學的；庫恩通過科學革命和常規科學研究的區分，承認自然科學的基礎是詮釋學的，但否認常規科學的詮釋學性質；科學知識社會學家和自然科學詮釋學家則大都把“常規科學研究”也看作是詮釋學的。
通過前面的討論，可以說完全否認自然科學詮釋學的實證主義觀點是站不住腳的。那么，對于近現代科學來說，它又究竟如何是詮釋學的呢？是僅僅自然科學的基礎具有詮釋學性質，還是整個的自然科學都是詮釋學的？如果用庫恩的術語來說，這里爭論的焦點顯然就在于：“常規科學”究竟是不是詮釋學的？
四、存在論詮釋學與常規科學的詮釋學性質
至此，有必要重新審視一下詮釋學本身的含義。實際上，詮釋學在20世紀已經有了根本性的變革，已經完全不是傳統意義上的那種詮釋學了。經過海德格爾和加達默爾的根本性改造，詮釋學不僅是方法論的，它首先而且根本上就是存在論的（本體論的，ontological）。用希蘭（Patrick A. Heelan）的話說，詮釋學已成為指向存在的“強詮釋學（strong hermeneutics）”，而不是僅指向狹義文本的“弱詮釋學（weak hermeneutics）”。（[9]）
海德格爾首先把詮釋學改造為此在詮釋學意義上的存在論詮釋學。此在詮釋學要展示的是作為此在的人的本己存在的意義、一般存在的意義以及在人的周圍世界中的非此在事物的意義，它也因此為認識這些事物的科學提供基本的視域或方案。另一方面，此在詮釋學通過對人的生存的時間性和歷史性的展示，也為歷史科學（精神科學，人文科學）提供了可能性，因而在更深層次上也把狄爾泰的詮釋學包容了進來。
作為此在詮釋學，存在論詮釋學的理解不是與“說明”相并列的一種認識方式，也不是要進入他人的內心世界。理解本身作為此在“在世”的一種基本方式，是構成狄爾泰式“理解”和“說明”之共同基礎的東西。存在論詮釋學的解釋也不是狄爾泰那作為方法和技巧的“解釋”，而是指理解的“造就自身（sich auszubilden，developing itself）”（[10]，p188），即，把在理解中所突開的存在的種種可能性整理出來。這種解釋因而就具有理解的前結構，即“前有（Vorhabe，fore-having）”、“前視（Vorsicht，fore-sight）”和“前概念（Vorgriff，fore-conception）”。這種“前結構”是由事情本身所決定的，并構成解釋者不言而喻的先見。
在海德格爾思想的后期，隨著他的Ereignis的轉向，其存在論詮釋學也隨之有了進一步的含義，這就是突出強調對存在意義的聆聽和歸屬，對Ereignis的圣言（Sage）的接受和遵循。至此，海德格爾又在存在論層次上回復了詮釋學的某種古老的意義：詮釋學首先意味著“承載消息和音信”（[11]，p29），“在引出音信、保存消息的意義上”（[11]，p32）來使用“詮釋學”這個詞。
加達默爾遵循海德格爾的思路，把詮釋學進一步變成系統的詮釋學哲學，并以此來揭示那“超越我們的愿望和行動而與我們一起發生”的東西（[12]，p4），也就是揭示“先見”、“權威”、“傳統”的合法性和重要性。
如果對存在論詮釋學加以簡單概括的話，可以說它有兩個基本要點：一是存在論詮釋學把理解、解釋、保存和運用“存在的意義”看作是人之生存的本質；二是存在論詮釋學旨在從人的生存或存在的角度，而不是僅僅從人的認識方法的角度，去揭示人是如何理解、解釋、保存和運用“存在的意義”的，亦即它是從人之生存整體的角度去揭示人追求存在意義的一般詮釋學處境的。
從第一點來看，由于對存在意義的追求是人之生存的本質，所以它在本質上體現于人的所有活動之中，從而也體現于人的各種各樣的認識活動中，體現于自然科學的各種認識活動中。由此，對自然科學基礎的研究與常規自然科學的研究，都在根本上隸屬于對存在意義的理解、解釋、保存和運用，也因而都不可避免地帶有詮釋學的性質。
從第二點來看，在如何追求存在意義的問題上，存在論詮釋學給我們展示出來的一般詮釋學處境是：不管是在哪一種生存活動中——無論是日常的衣食住行活動，還是政治活動、經濟活動、宗教活動、藝術活動，也無論是實踐活動，還是認識活動——人都是從已有的對存在的源始理解出發，去追求存在的意義的。由此，作為人的生存活動之一的常規科學研究活動，必然與自然科學的基礎性研究以及人的所有其他活動一樣，作為本質上對存在意義的追求，都同樣是從已有的對存在的源始理解出發的，具體來說，都是從理解的“前結構”或“先見”出發而進行的一種“視域融合”。因而，常規科學研究無論如何也逃不出詮釋學的一般處境，它必然具有詮釋學的性質。
當然，常規科學研究是嚴密的、精確的、程序化的解題活動，常規科學知識是體現在命題、定律和理論中的確定的、客觀的知識，它不是像人的主觀精神那樣流動不居，它本身是主觀精神的客觀化和永久化。但是，常規科學知識正是以這些確定不變的形式，來長久“保存”在科學研究中所獲得的有關實在的信息，進而也長久“保存”在其范式和基本方案中所揭示的存在的意義。希蘭就認為，“生活世界的意義場域不斷地被科學的理論活動所精煉、替換或改變”，這恰恰顯示出科學的詮釋學性質。（[13]）
常規研究從一個方面說無疑是一種實驗研究，這種實驗是通過對實在的控制和逼迫，而提取出有關實在的信息。但這種控制性和逼迫性的操作是在認識過程中由原初的理解所必然衍變出來的，并歸根結底隸屬于對存在意義的理解。常規研究從另一個方面說也無疑是一種數學研究。但這種數學研究正是由自然科學的“數學因素”所決定的，也就是說，在為常規研究奠基的時候，那些基礎性的研究工作（比如伽利略的工作）事先從數學的角度為常規研究打開了視域，提供了對存在意義的基本理解，具體的研究只能在這種理解的基礎上進行，只能活動于這種數學的視域中，只能是一種數學研究。（[14]） 數學化的常規研究恰恰表明，其自身有一個數學化的“前結構”，是對原初數學式理解的展開、保存和運用。
總之，從存在論詮釋學的角度看，常規科學研究作為人的一種生存活動，必然歸屬于對存在意義的理解、解釋、保存和運用，因而必然具有詮釋學的性質。
五、自然科學如何是詮釋學的？
在我們揭示出常規科學的詮釋學性質之后，有必要再進一步指明其范圍和限度。這個范圍和限度就是：僅僅在存在論的意義上，常規科學才是詮釋學的。這同時也意味著：在方法論的意義上，常規科學不是詮釋學的。
方法論與存在論本來是不可絕對分開的，任何一種方法論都有其存在論預設。但是，當我們所說“任何一種方法論都有其存在論預設”的時候，我們已經表明方法論和存在論其實并不在同一個層次上，存在論是方法論的底層和基礎。這樣，當常規科學在存在論上具有詮釋學性質的時候，它在方法論上未必也保持其詮釋學性質。實際上，它恰恰在方法論上失去了其詮釋學性質。所謂在方法論上失去其詮釋學性質，就是說它的方法在整體上和細節上都失去了詮釋學的性質，其方法不是詮釋學方法。詮釋學方法是一種哲學方法，哲學方法嚴格說來不是方法，也就是說它不是那種程序化的和對象性的技巧。這樣，常規科學的數學方法和實驗方法以及各種各樣的更為具體的方法，就其作為方法而言，都由于其程序化和對象性的特征而不屬于詮釋學，因而在方法論上不具有詮釋學的性質。
到這里，我們就可以明白庫恩為什么要否認常規科學的詮釋學性質了。他的否認完全是從方法論的角度出發的，他完全沒有涉及存在論問題。（庫恩的否認還有另外一點考慮：他的范式和科學共同體概念有走向相對主義的可能性，而且事實上也確實導致了相對主義。這一方面引起了許多科學哲學家的批判，另一方面對于庫恩自己來說也確實是出乎意料的。于是他對自己的觀點進行了限制，并與傳統科學哲學觀點進行了某種妥協。在自然科學的詮釋學性質問題上，庫恩的這種限制和妥協就表現為僅僅承認自然科學基礎的詮釋學性質，而否認常規科學的詮釋學性質。）
至此，關于“自然科學如何是詮釋學的”這個問題，我們除了進行歷史的追述和廓清之外，又對近現代意義上的常規科學的詮釋學性質進行了專門分析。現在讓我們概述一下自然科學究竟如何是詮釋學的：
古代的、中世紀的和文藝復興時期的自然科學，在詮釋學的最古老的意義上，即作為對神的音信和旨意的理解、解釋和運用，都是詮釋學的；從后來的方法論詮釋學和存在論詮釋學的角度看，它們也都具有詮釋學的性質。對于近現代自然科學而言，在存在論的意義上，它完全是詮釋學的，也就是說，不僅自然科學的基礎是詮釋學的，而且常規科學也是詮釋學的；但在方法論的意義上，只有自然科學的基礎是詮釋學的，常規科學則不是詮釋學的。
對于近現代科學的詮釋學性質，我們明確區分了存在論層次和方法論層次，這具有特別的意義（[15]）。因為如果我們不加區分的話，籠統地說“自然科學是詮釋學的”很容易引起誤解。這種誤解首先是對自然科學本身的誤解：既然自然科學是詮釋學的，那它就與哲學人文科學沒有本質的區別了，它與神話、巫術和近代以前的科學也沒有什么本質的區別了。這就不能使人們真正把握近現代科學的本質和精神，甚至會對科學的自身發展造成一種干擾。這種誤解其次是自然科學家對自然科學詮釋學的誤解。由于科學家本身不是哲學家，他們一般對存在論詮釋學是比較陌生的，他們只可能知道作為人文科學方法論的詮釋學。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不加分別地告訴他們說自然科學是詮釋學的，他們就會認為詮釋學家完全是胡說八道：嚴密的、精確的、實證的、數學化的自然科學怎么能是“詮釋學的”呢？索卡爾（Alan D. Sokal）之所以會寫文章嘲弄科學知識社會學家和科學詮釋學家，其原因正在于此。
對于自然科學家難以理解存在論意義上的詮釋學，我們也應該予以理解。這種理解不僅僅是出于寬容，而且也有著學理上的根據。自然科學方法不可能把握自然科學本身。物理學實驗能夠研究物理的世界，但不能研究物理學本身。對于自然科學家來說，當他作為自然科學家而不是作為哲學家的時候，他是身在科學的“廬山”之中而純粹使用自然科學的方法，他因而就不能跳出科學之外來認識科學的“廬山”真面目，他無法看到那“超越我們的愿望和行動而與我們一起發生”的東西，無法在存在論的層面上看到常規科學的詮釋學性質。
所以，在與科學家對話的時候，我們必須申明：就方法論和方法而言，常規科學不是詮釋學的；科克爾曼斯（Joseph Kockelmans）所說的“科學事業自始至終都是徹頭徹尾的詮釋學事業”、“在每一方面都具有詮釋學的成分”、“生來就具有詮釋學的成分”（[16]）等，只有在存在論的意義上才是恰當的。
[ 參 考 文 獻 ]
[1] 艾倫G狄博斯. 《文藝復興時期的人與自然》. 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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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Galilei Galileo. The Assayer (1623). from the translation of Stillman Drake in Drake S. Discoveries and Opinions of Galileo. New York：Doubleday Anchor. 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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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波普爾. 客觀知識 [M]. 上海譯文出版社. 2001.
[7] 關于波普爾的科學詮釋學思想，可參見李章印“探照燈與數學因素——對波普爾與海德格爾科學詮釋學思想的比較”，《山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6期。
[8] Thomas S. Kuhn. “The Natural and Human Science”. in Introductory Reading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edited by E. D. Klemke，Robert Hollinger，David Wyss Rudge. 3rd. ed. New York：Prometheus Books. 1998.
[9] Patrick A. Heelan. “Galileo， Luther， and the Hermeneutics of Natural Science”. The Question of Hermeneutics：Festschrift for Joseph Kockelmans. Ed. by Timothy Stapleton. Dordrecht：Kluwer. 1994. pp.363-375.
[10] Martin Heidegger. Being and Time. Oxford：Basil Blackwell. 1962.
[11] Martin Heidegger. On the Way to Language. Translated by Peter D. Hertz. New York：Harper and Row. 1971.
[12] 加達默爾.《真理與方法》（上卷）. 上海譯文出版社. 1999.
[13] Patrick A. Heelan. “The Scope of Hermeneutics in the Philosophy of Natural Science”. Studies in th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29 (1998). pp273-298.
[14] 參見Martin Heidegger. "Modern Science， Metaphysics， and Mathematics". in Basic Writings. London：Routledge. 1993.
第2篇：自然科學的本質范文
關鍵詞:經濟學;科學;性質
中圖分類號:F0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3198(2009)23000402
1經濟學科學性質之“惑”
對經濟學的科學性質的爭論從經濟學的出現至今就沒有停止過。羅森伯格指出,經濟學是一門“處于純公理系統與應用幾何學的交叉點上、類似于數學的一個分支”的科學;米塞斯(L.V.Mises)認為:“經濟學不是來自經驗,它先于經驗,是行動和事實的邏輯”,“經濟學的定理不是來自于事實的觀察,而是從行動的基本范疇中演繹出來的”。按照米塞斯的這段話,其認為經濟學因為無法進行精確可控的實驗,所以經濟學不是一門科學;1974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瑞典經濟學家謬爾達爾在獲獎后批判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設立,因其認為經濟學不是一門科學。
2波普爾的科學劃界標準
在批判邏輯經驗主義和實證主義的基礎上,波普爾在其自傳中簡單明確地提出了自己對科學的劃分標準:可證偽性。從邏輯上來說,每次的實證描述都只是單稱描述,而一個全稱陳述的理論是不可能被一個個的單稱陳述所證實的。經濟學的三大基本假定之一:資源是稀缺的,我們可以從對某種資源的觀察得出結論來證實“資源是稀缺的”這一假定。但是我們是不可能窮盡世界所有種類的資源是否稀缺來證明這個假定的。因此它是不可證實的。但它卻有被證偽的可能性。我們或許可以找到這個假設的反例,從而推倒這個假設。但是人類發展至今,還未能找到什么資源不是稀缺的,因此這個假設暫時未被證偽。但是它有被證偽的可能性。這就是命題的可證偽性。可證偽性正說明了科學的科學性。波普爾從這個角度說明,科學的分界應該是可證偽性。此外,對科學性質無任何爭議的物理學,有存在無法實證的假定,例如物理學中的隨機性假定。
3經濟學的客觀性
3.1關于客觀性
科學的客觀性并“不是建立在脫離了科學家個人的價值判斷采取超然態度的基礎之上的”,這是波普爾的前提觀點。由于科學的客觀性在于科學方法的公共性質,所以具有不同意識形態的各種偏見的社會科學家們正是在充分徹底的討論中產生出客觀性。所以,相信自然科學家的態度比社會科學家的態度更客觀,這是完全錯誤的。人們之所以認為社會科學不具有自然科學的客觀性,是因為他們將以前自然科學的標準強加于社會科學的后果,是對客觀性本身的誤解。我們應該從一個全新的角度來考察客觀性問題,而不是去注意研究自然科學的研究對象與社會科學研究對象有何不同的問題。“與此相反,……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客觀性不是建立在科學家們的不帶偏見的心境的基礎上,……建立在科學事業的公眾性和競爭性的事實……客觀性建立在相互的理性批評,建立在批評的方法,批評傳統的基礎上。”從中可以看出,波普爾認為的客觀性與一般意義上的理解不同。他認為科學的客觀性是方法的客觀性,而不是內容的客觀性。
3.2關于經濟學預測不準確
經濟學家預測的不準確性是受人們詬病的一個方面。歷史決定論者主張:在經濟科學中不可能建立起客觀性。其根據之一就是預測具有自我實現和自我毀滅的雙重效果,波普爾把這兩種效果總結為俄狄浦斯(Oedipus)效果。具體來說,這種效果也就是指預測既可以成為引起某事件的原因,也可以成為阻止該事件的原因。如果經濟學家有意圖的進行預測,那么,他就要按照自己的愛好和自身的利害關系來進行行動。這種價值判斷就會影響預測本身的內容,給預測內容的客觀性和研究成果的客觀性造成各種各樣的損害。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曾經說過,在他認識的人里,很少有因為根據經濟預測采取行動而賺錢的人,倒是有不少靠賣經濟預測賺到了錢。
但是,波普爾認為俄狄浦斯效果屬于科學的處理操作內部的事情,即預測的準確與否不能成為一種理論是否成為科學的衡量標準。喬治•荷曼斯(GC.Homens)也認為:有效性和精確解釋等科學構成因素雖然說對一門科學而言極為重要,但它們只是社會科學的目標而不是科學研究的結果。喬治•荷曼斯(GC.Homens)舉了達爾文的進化理論為例:雖說它并未精確地敘述進化的過程,也未從其理論中引申出有效的預測,但沒有任何科學家會否認進化論在科學界中的地位以及它對現代遺傳學的貢獻。
3.3關于經濟學受經濟學家意識形態影響
人們普遍的看法是:在自然科學中,研究者比較容易保持“價值中立”,而在經濟學中,研究者既是觀眾,又是演員,很難保持“價值中立”。經濟科學中沒有普遍的永久性的法則,而自然科學中卻有。羅賓遜夫人坦言:經濟學的著作中幾乎找不到不包含自己主觀性偏見的論述。
從波普爾對科學的客觀性的看法可知,經濟學常受到的關于階級屬性的質疑是無意義的。因為經濟學的客觀性在于其研究方法的客觀性。經濟學發展到今天,不管是西方經濟學還是馬克思經濟學,其研究方法在任何制度、任何意識形態的國家里都是可以借鑒的。在經濟學的方法上,是無階級意識之分的。因此,對經濟學的階級屬性的質疑是對經濟學不公正的對待。至于部分經濟學家的帶有階層性質的,“巧”借客觀的經濟學分析方法的為某個階層服務的經濟理論,那就是那些經濟學家個人問題,而不能成為論證經濟學不是科學的論據。
4經濟學和自然科學的統一性
4.1研究對象
在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上,普遍的看法是,社會情況比自然情況更加復雜――這在經濟學科的研究中不勝枚舉,計量經濟學者更是常常為變量的選取與舍棄而大傷腦筋。也因此,認為經濟學沒有自然學科諸如物理學那樣的客觀性。波普爾認為這種偏見可能有兩個來源。一是我們往往把不應比較的事情加以比較,即具體的社會情況和人工隔離實驗的自然情況。二是一個古老的想法,認為社會情況的描述必須涉及有關的每一個人的精神狀態乃至生理狀態。他認為,這種看法是一種曲解,是不加思考隨波逐流的一種看法,“社會科學不但不如物理學那么復雜,而且具體的社會情況一般說也不如具體的自然情況那么復雜……”。波普爾的話可以這樣理解,經濟學中的經濟現象分析,不必考慮進社會全部的因素,我們能夠建立一些簡單的模型來分析經濟行為和經濟現象。而這種簡化的模型與自然科學的模型并沒有本質的區別。事實上,在自然科學的模型中,我們同樣不可能完全的掌握所有的變量。而那些普遍的自然科學研究對象可以更簡化,乃至可通過實驗來模擬,由此認為自然科學更具客觀性的看法只不過是自然科學的發展更具深厚的傳統罷了。經濟學和自然科學進行模型分析和應用的困難只是程度問題而并不是性質問題。
4.2科學發現方法
除了提出理論的劃界方法這一對經濟學有利的論斷之外,波普爾在理論發現的看法上也有力支持了經濟學是一門科學的觀點。在波普爾看來,科學發現的方法是試錯法。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都應該是堅持試錯法,他們都是人類理性的產物,理性是可批判的,因而在可錯性這一點上沒有本質的差別。經濟學中,從古典經濟學派,到凱恩斯學派,再到新古典綜合派,無不說明經濟學是在問題的不斷提出、解決過程中發展的。二戰后凱恩斯的國家干預主義,正是為了解決當時經濟中出現的問題而產生的。經歷了約40年的統治時期,資本主義進入滯漲發展階段,凱恩斯的國家干預主義也漸漸地失去其威力,于是新的學派出現。經濟學在不同時期出現的不同發展流派恰好體現了經濟學理論的發現遵循著波普爾的科學發現公式,這一點和自然科學的發展不存在實質性的差異。
4.3經濟學發展現狀
波普爾指出:“所謂科學學科不過是以人工的方式劃分的問題與嘗試性解決方法的混合物,真正存在的是問題和科學傳統”。由此我們甚至不應該太過注意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劃分,這可能只是一種傳統的偏見。確實這一看法也是符合社會科學發展現實,隨著自然科學家的新論點和文化研究的興起,“從根本上破除了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這兩個超級領域之間的組織分界”。許多科學家都承認不僅兩個領域的徹底區分是不可能的,就是對“對社會科學知識所作的鮮明制度性區別也具有相當大的人為性”。
5總結
波普爾的科學哲學觀點,應用在經濟學的科學性質上,從科學的劃界標準,研究對象,到科學發現方法等方面都可以得到論證,可以得出經濟學是科學這一結論。另外,經濟學發展至今,已經有了相當的規模,由于其與自然科學的融合,更有“經濟學帝國主義”之說。資源經濟學、環境經濟學、人口經濟學等新興交叉經濟學的興起,更是說明了經濟學和自然科學的不可分割性,他們在科學性質上并無實質上的區別。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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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卡爾•波普爾箸,趙月瑟譯.波普爾思想敘述[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8.[6]喬治•荷曼斯箸,楊念祖譯.社會科學的本質[M].臺灣:桂冠出版社,1987.
第3篇：自然科學的本質范文
關鍵詞：體育科學；學科；屬性；分類；體系
中圖分類號：G80－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1307－3612(2006)11－1453－04
1 體育科學學科屬性及分類研究沿革
20世紀90年代盡管國家已將體育科學歸屬于社會科學，但體育科學領域許多專家，還有科學學科研究的有些專家對于體育科學學科屬性及分類問題都提出了異議，發表了自己的看法與研究成果。
田雨普認為體育科學是介于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之間的綜合科學，其學科體系由基礎科學(包括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技術科學(包括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專業技術3個學科體系組成(圖1)。
熊斗寅認為體育科!學隸屬于科學體系中的“技術科學”。學科體系分為體育自然科學類、體育管理科學類和體育社會科學類(圖2)。
胡曉風認為體育科學學科體系由體育社會學學科、基礎學科、運動學學科3大類學科群組成(圖3)。
1982年出版的《中國大百科全書?體育》卷中，體育科學分支學科共有12個，即體育學、運動學、運動形態學、運動解剖學、運動人體測量學、運動局部解剖學、運動生理學、運動生物力學、運動生物化學、運動心理學、運動醫學、運動訓練。對上述學科劃分為3個層次和3大類(圖4)：第1層次是體育學，第1層次向第2層次過渡的學科是體育哲學和體育情報學，第2層次是體育基礎學科、運動技術學科和體育社會學科3大類，第3層次是下屬各門學科。
徐忠、屈世瓊認為，體育科學是屬于一門綜合性科學，與自然科學、人文、管理科學、交叉科學綜合融合而構成了體育科學學科群。從而提出體育科學體系結構為6個學科群：哲學方法學科群、人文社會學科群、自然生物學科群、運動科學學科群、管理信息學科群、交叉邊緣學科群(圖5)。
王續琨、劉永振認為：“體育科學現已發展成為一個包含眾多分支學科、邊緣學科，介于人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之間的交叉學科。”對體育科學分類提出了自己的構想，將體育科學的分支學科、邊緣學科區分為5個群組(圖6)。
邵偉德、馬楚紅在“體育學科分類體系的科學性探討”一文中認為體育科學簡單地歸為社會科學不夠合理，并指出了在體育學科分類時需注意的4個原則：科學性原則，發展性原則，實用、可行、方便性原則，統一性原則，由此而提出體育學科分類體系的構想圖(圖7)。
羅加冰對體育新學科進行了分類：體育自然科學類新學科，體育社會科學類新學科，體育管理科學類新學科，體育人文科學類新學科，體育綜合科學類新學科(圖8)。盡管是新學科分類，實際是他對體育科學學科的分類提出了自己的觀點，有一定的道理與意義。 上述關于體育科學學科屬性及分類研究后繼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2 科學學科分類研究
科學作為一種觀念形態和知識體系，是對整個世界的認識和反映。科學結構與它所反映的客體結構即整個客觀世界的結構是一致的。我國對科學學科體系的探索，有二元論、三元論和多元論之爭。二元論即認為科學學科分為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三元論認為科學學科分為自然科學、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多元論認為科學學科分為許多學科體系。恩格斯早在1874年提出對科學分類的觀點：“每一門科學都是分析某一個別的運動形式或一系列互相關聯和互相轉化的運動形式的。因此，科學分類就是這些運動形式本身依據其內部所固有的次序的分類和排列，并將科學分為數學、力學、天文學、物理學、化學、生物學及地理學6類。我國著名科學家錢學森根據系統科學的理論和方法，認為整個客觀世界從自然界發展到人類，同時出現人類社會和人類思維，由此而提出科學大廈由自然科學、人體科學、社會科學、思維科學、數學科學、系統科學6大部分組成。陳文化等學者依據“自然一人一社會”的演化次序與科學本身的“固有發展次序”有內在的聯系，認為科學學科分為自然科學、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三大門，并構建了現代科學體系――以人文科學為主體、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為兩翼的立體結構。由于當代跨學科的廣泛研究，出現了許多交叉性學科，如運籌學、環境學、人才學、管理學、信息學等，許多新學科的學科屬性屬于綜合性，難以隸屬于自然科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這3大科學，更難以涵蓋如雨后春筍日益冒出的大量復雜性、綜合性的新學科，因此，必須有一門科學學科可以涵蓋不隸屬于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人文科學外的一門學科――綜合學科。據統計，20世紀80年代以來，科學學科已發展成約有5550門學科，其中非交叉學科約有2 969門，而交叉學科總量已達2581門，占全部學科總數的46．58％。交叉學科僅在100年左右增加的學科數量就占總學科數量的一半，并繼續呈迅猛增長勢頭。有的學者將管理科學與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人文科學并列，并將交叉的綜合性學科歸屬至管理科學內，這是不妥的。追究管理科學，實際它介于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之間的邊緣學科，是一門多學科融合的綜合性學科，理應隸屬于綜合科學。特別現有許多交叉新學科根本沒有管理的屬性，按科學邏輯性無論如何也不能隸屬于管理科學，只有將管理科學和許多交叉新學科隸屬于綜合科學才比較合理，而不能將交叉性綜合學科歸屬于管理科學。這一隸屬關系不能顛倒。本人認為，現代科學學科應分為4大類學科相對比較正確，即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人文科學和綜合科學(圖9、圖10)。
3 體育科學學科屬性及其分類研究
對于體育科學學科屬性，劉仲林在《現代交叉科學》一書中指出，體育科學是一門由生理學、社會學、心理學、生物力學等20多門學科的滲透融合，廣泛應用電子計算機技術、聲像技術、遙控技術等現代技術的一門綜合學科。國外專家研究認為，一個運動員成績的提高是素質、體質、機能、心理、戰術、技術、智力等150多個因素綜合效應的結果。社會中的體育現象和運動中人的多樣性與復雜性決定了體育科學的跨學科性和綜合性。但體育科學的綜合性又不是各個學科研究結論的簡單相加，而是運用各學科的理論、方法和手段取得各種參數進行綜合運算，以得出比較全面的結論。隨著體育科學的迅猛發展，其綜合性屬性越來越凸顯。俄羅斯體育科研的綜合試驗臺，可對人的運動能力進行學科問的綜合性基礎研究。遺傳學家、教育家、生物力學家、生理學家、生物化學家、心理學家、計算機專家可在統一的試驗對象身上進行分子的、亞細胞的、細胞的、各器官的、各系統的以及整個有機體的試驗研
究。在綜合監督訓練過程中可運用近300種檢測演技的方法，檢測出3000多種訓練水平參數，在總訓練時間中約25％的時間用于進行各種檢測。因此，有人稱之體育是現代科學技術的窗口。體育的許多方面研究，都走到了科學的研究前沿，如檢測運動員興奮劑方面研究，運動生物力學方面研究，運動免疫學方面研究，運動康復研究等等，都與相關學科或母系學科的前沿科學研究并駕齊驅。可以說，在體育方面通過一系列實證，證實屬于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人文科學和綜合性科學方面的許多具體學科內容。體育科學學科有十足的理由分為4大類：體育自然科學、體育社會科學、體育人文科學和體育綜合科學。隸屬于體育自然科學類學科有：運動解剖學、人體生理學、運動生物化學、運動生物力學等；隸屬于體育社會科學類學科有：體育社會學、體育產業學、社會體育學、體育經濟學、體育法學、體育人口學、體育傳播學、體育教育學等；隸屬于體育人文科學類學科有：體育史、體育心理學、體育哲學、體育美學、體育科學學等；隸屬于體育綜合科學類學科有：體育控制論、體育信息論、體育系統論、體育決策學、體育運籌學、體育環境學、體育人才學等。因此．體育科學隸屬于科學學科體系中的綜合科學是非常正確的學科歸屬。
而國家將體育科學歸屬于社會科學，是否符合科學邏輯?首先要了解分析社會科學是一門什么學科?社會科學是一門以社會為研究的知識體系。我國的《辭海》中說：“社會科學是以社會現象為研究對象的科學……它的任務是研究并闡述各種社會現象及其規律。”由此可見，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就是社會，社會科學的性質與其研究對象本身的規定性是直接同一性的。社會科學的任務是揭示并闡明各種社會現象的本質及其發展規律等。從學科研究理論可以準確地告訴我們，科學的內在的直接同一性和邏輯辯證關系是學科分類的依據與方法：體育社會科學的母學科是社會科學，體育自然科學的母學科是自然科學，體育人文科學的母學科是人文科學，體育綜合科學的母學科是綜合科學。國家將體育科學歸屬于社會科學，依據科學學科的內在邏輯，體育科學是難以分化出體育自然科學、體育人文科學、體育社會科學和體育綜合科學的，而現實的體育科學恰恰能科學地梳理出體育自然科學、體育人文科學、體育社會科學和體育綜合科學，這些難道社會科學能包容得了嗎?即使硬包容著體育自然科學、體育人文科學等學科，這本身就違背了科學的內在邏輯性及其分類原則，產生了嚴重的自相矛盾和錯位現象。因此，硬將體育科學歸屬于社會科學是“牽強附會”的，是缺乏科學依據的，更是扭曲了體育科學的本質。隨著近幾年科學理論專家對科學學科分類研究的深入及其研究成果的不斷涌現，積極影響著體育科學學科研究的深化，逐步取得明朗化的研究進展。
我們研究認為，體育科學學科屬性是綜合性科學，是隸屬于科學學科體系中的綜合科學；體育科學學科分類類似于科學學科分類，是“大科學”學科體系的“縮影”，同樣分為4大類：體育自然科學、體育社會科學、體育人文科學和體育綜合科學(圖11)。從圖12可清楚地看出4個方面的學科群，而且在不斷地發展和龐大。仔細研究體育科學下屬4大學科，各學科發展“勢均力敵”。本研究為什么將田徑運動(學)、球類運動(學)、體操運動(學)等運動技術學科隸屬于體育自然科學類，這是因為體育自然科學是涵蓋著體育的“自然世界”。這些運動技術學科的本質都是具有自然科學屬性。從田徑的跑、跳、投到劉翔奧運會得金牌的神速跨欄動作；從籃球、排球、足球的跑、跳、投到姚明的扣籃等以及俄羅斯名將涅莫夫單杠上6個空翻抓杠動作等等運動技術，無不顯示出運動生物力學、運動解剖學、運動生理學、運動營養學、運動生物化學等方面的知識特征，顯示出運動技術科學的前沿科學知識，都是顯示出自然科學知識的屬性，應該隸屬于體育自然科學中的分支學科。這些學科還夠不上資格與體育自然科學、體育社會科學、體育人文科學和體育綜合科學相提并論的一門學科。田徑運動(學)、球類運動(學)、體操運動(學)等運動技術學科，這些成熟學科已經有幾百年的歷史了，應該規范學科名稱，在后面加上“(學)”。
目前，國家頒發的許多文件和權威性雜志里都認為體育科學是一門綜合性科學。在2004年10月20日國家體育總局頒布的“關于進一步繁榮發展體育社會科學的意見”中指出，“體育科學是綜合性科學，實施科教興體戰略包括繁榮發展體育自然科學和體育社會科學兩個方面，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體育事業，離不開體育社會科學的繁榮發展。”2005年《體育科學》雜志編輯部在第1期版2的序言“開拓創新任重道遠”中指出：“《體育科學》雜志記錄了這20多年來中國體育科學發展的成長歷程。記得在本刊創刊之初，學者們曾就‘體育’的科學屬性進行過熱烈的討論。而今，這種爭論也是不爭自明：因為隨著科技全球化的迅猛發展，體育科學研究的廣度、深度和研究的手段都取得了長足的進步。體育既與信息技術、生命科學、基因納米技術等當今世界的熱點科學與技術有著不解之緣，又與國家的政治體制、經濟發展、人文地理環境等有著密切的聯系。體育科學，已發展成為一門集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于一體的綜合性應用性的交叉學科。”
4 結論
第4篇：自然科學的本質范文
一、自然辯證法的課程定位及學習的作用
自然辯證法從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的角度出發， 研究的自然觀和自然科學觀，揭示了自然和科學技術、政治、經濟等各個方面的關系。它是世界觀、認識論、方法論的統一，是構成哲學的一個組成部分。這門課程不但把科學當作是一種社會現象來研究，揭示其中內在的規律，也研究其緊密相聯系的技術，涉及包括哲學、自然科學、科學技術政策等多個領域，是關于自然和對于自然認識和改造的哲學。這樣一門課程對大學生產生了一定的作用：
學習自然辯證法是為了樹立辯證唯物主義自然觀，提高辯證思維能力；了解自然發展的整體圖景，從宏觀上把握自然發展變化的規律。辯證唯物主義自然觀是自然辯證法的基礎和核心，是自然辯證法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從整體上、從相互聯系中揭示了自然界的運動、變化和發展規律。通過學習自然辯證法，可以正確認識人類自然觀的歷史發展過程，明確辯證唯物主義自然觀的科學性，認識到它所揭示的辯證法規律。
學習自然辯證法是為了從總體上了解自然科學，掌握科學技術的地位與作用，促進科技的迅速發展。通過學習自然辯證法，有助于大家把所學的各門具體自然科學知識聯系起來，深入到自然科學更本質的問題。這樣也助于我們樹立辨證唯物主義自然科學觀，就能夠更好的理解我國科技發展的模式，方針和政策的精神，自覺按照實際情況，正確執行方針，促進我國科學技術的發展，并推動經濟和社會協調發展。
學習自然辯證法是為了系統的掌握自然科學研究的一般方法的規律，從而有利于提高科學研究的能力。自然科學研究的方法論是從哲學高度對各類具體方法加以綜合與概括。這樣不僅可以使大家在掌握基礎理論和專業知識之外，增加了關于方法論的理論知識，還可以使大家在觀察問題、認識問題、思考問題以及研究問題和解決問題上，都上升到一個新的水平、新的高度。
二、自然辯證法與思想政治教育的關系
自然辯證法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科學自然觀的集中體現。“自然辯證法是關于自然界和科學技術發展的一般規律以及人類認識和改造自然的一般方法的科學”。它通過對自然科學歷史的闡述和對辯證唯物主義自然觀的研究， 深刻揭示了自然科學和辯證唯物主義的內在聯系。馬克思、恩格斯對當時自然科學各個領域的最新成就進行了極其廣泛、深入的研究， 發現了其中的發展規律，進而提出了自然辯證法， 而這種發現又堅定地證實了的科學性。這種證明與被證明的關系是整個這個開放發展體系的重要的實證基礎。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種實踐活動，是在理論指導下展開的。思想政治教育是思想觀念、政治觀點和道德規范的教育， 體現了真理性和階級性的統一。我國當前發展所面臨最大的障礙就是生產力水平較低。只有加大對科技研究的投入力度，率先發展科技，提高科學技術，才能切實提高生產力，增強我國綜合國力。通過學習自然辯證法，我們可以更好地掌握科學知識，培養科學理念和科學精神， 從而全面提高我們大學生的素質水平。自然辯證法的教學就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一部分，因此，學好自然辯證法，掌握其內在規律和方法，對于思想政治教育是十分有益的。
三、通過學習自然辯證法對大學生產生的教育價值
第5篇：自然科學的本質范文
關鍵詞：自然界；辯正自然觀；自然科學；辯正本性
中圖分類號：F124.5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3）33-0228-02
收稿日期：2013-08-19
作者簡介：黃柳（1992-），女，安徽六安人，本科生，從事理論研究。
一、運用整體論的思維方式來研究自然觀的整體特性
恩格斯在《導言》中集中解決的問題是自然界的辯正本性，創立了辯正自然觀，辯正自然觀的整體性就表明了自然界的辯正本性。也就是說，恩格斯在提出辯正自然觀時，首要的是運用整體論的思維方式從整體上考察辯正自然觀的整體特性。之所以這樣做的原因是因為任何事物的整體性都標志著事物的根本特性、基本特性或主要特性的，抓住了事物的根本特性，也就抓住了事物的本質或實質。這對于辯正自然觀的考察也不例外，從整體論上思考就會抓住辯正自然觀的根本特性。
從整體論的思維方式出發，一方面要考察自然界，另一方面要考察辯證法。而要揭示自然界的辯正本性，最終歸結為實現自然界與辯證法的結合。也就是說如果把自然界與辯證法這兩個方面結合起來，就有可能揭示出自然界的辯正過程和辯正發展。在此之前自然界與辯證法是分離的，取代辯證法地位的是形而上學，不管是近代的形而上學自然觀，還是黑格爾的唯心主義自然哲學，最后都導致在自然界對辯證法的否定。這樣恩格斯要確立辯正自然觀，從方法論上看就是要實現自然界與辯證法的結合和統一。
二、以自然科學作為中介來達到自然界與辯證法的統一
要實現自然界與辯證法的結合和統一，恩格斯運用了以自然科學為中介的方法，這就是選取了一個中介因素——自然科學，它既跟自然界發生聯系，又跟辯證法發生聯系。或者說自然科學之所以能成為中介，是由于自然科學與自然界的關系以及自然科學與哲學的關系所決定。如果說自然科學尚在哲學的母體之中，哲學與自然界是直接發生關系，那么當自然科學獨立后并從哲學中分化出來，就產生了自然科學與自然界的關系，同時也產生了自然科學與哲學的關系。但是由于自然科學存在于這兩種關系中而形成兩個層次關系，即自然界與自然科學是一種層次關系，自然科學與哲學又是一種層次關系。而且哲學位于自然科學層次之上，自然科學處于自然界層次之上，于是哲學、自然科學、自然界三者之間形成以自然科學為中間層次的關系，哲學就通過自然科學這一中介與自然界發生關系。這樣，自然界與辯證法的關系，實際上是自然界與哲學的一種關系，并且要通過自然科學與自然界的關系來解決。換句話說，辯正自然觀的確立要通過自然科學對哲學的作用來解決，而這種作用就是作為中介的自然科學的運用。
自然科學的中介作用是由自然科學的性質和特點決定的。自然科學的研究對象是自然界，但它不是研究整體自然界，而是研究自然界各個不同領域，它所獲得的成果是對自然界各個不同領域特殊規律的認識。辯正自然觀是研究整個自然界的，研究自然界的一般規律。這樣無論從研究對象和研究成果來看，哲學與自然科學的關系都可以歸結為一般與特殊的關系。而自然界中實際存在的是一般與特殊的關系。而自然界中實際存在的是一般與特殊的統一，或一般與個別的統一，并且直接存在的形式是具體的、個別的所以說一般與特殊或一般與個別的統一，實際統一于特殊或個別之中。這樣自然科學對哲學的中介作用，就表現為如何從特殊上升為一般，通過特殊的自然科學規律來論證辯正自然觀的普遍規律、揭示自然界本身的辯證法。自然科學作為中介，把自然界與辯證法統一起來來揭示出自然界的辯正本性。
三、自然界的辯正本性及其論證
既然以自然科學為中介，把自然界與辯證法統一起來揭示出自然界的辯正本性，那自然界的辯正本性到底是什么呢？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指出自然界的辯正本性就是“普遍聯系”和“永恒運動”。自然界是不是存在普遍聯系和永恒運動呢？這就要使自然界與普遍聯系和永恒運動統一起來。恩格斯就是運用自然科學的成果來論證自然界的辯正本性，揭示出自然界的各種物質存在的物體之間的普遍聯系和永恒運動。
（一）天文學成就中反映出自然界的辯正本性
1755年，康德發表的《宇宙發展史概論》中就提出了天體形成的星云假說。指出太陽系及一切恒星都是由原始星云在引力和斥力的作用下逐漸凝聚而產生的。原始星云的細小物質微粒在引力作用下相互轉動著的扁的云狀物中較大的團塊就凝聚成行星。恩格斯從康德的星云假說中看出：“關于第一次推動的問題別取消了；地球和整個太陽系表現為某種在時間的進程中逐漸生成的東西。”[1]“是從哥白尼以來天文學取得的最大進步。認為自然界在時間上沒有任何歷史的那種觀念，第一次被動搖了。”[2]但是當時大多數自然科學家仍受形而上學觀念的影響，康德的著作并沒有引起注意，對自然科學和哲學也沒有產生直接影響。
直到1976年，法國天文學家、數學家和物理學家拉普拉斯出版了《宇宙系統論》，提出了灼熱星云假說，并從數學上作了論證。認為高溫旋轉的星云由于熱量輻射到宇宙空間而逐漸冷卻收縮，星云越來越成為一個圓盤的星云塊，生成一圈又一圈氣體環，由于相互吸引形成團塊，最后形成行星，星云的中心部分形成太陽。直到這時康德——拉普拉斯的星云假說才引起人們的重視，并在以后的一百多年間占統治地位。以后天文學家獲得的一些材料表明假說還不夠完善，但是生成和發展的思想卻由此在天文學中得到了公認。
（二）地質學成就中反映出自然界的辯正本性
1830—1833年英國地質學家漸變論者賴爾的《地質學原理——參照現在起作用的各種原因來解釋地球表面過去發生的變化的嘗試》一書指出，通過風、雨、河流、海浪、潮汐、火山、地震等因素說明歷史上所發生的各種變化，認為地球的歷史在時間上是連續的，現狀是以前變遷的結果。變化的原因是由一系列微小的、緩慢的變化積累起來的，而不像災變論者居維葉所說的那樣是全球性的災變造成的。賴爾的地質學成就說明：“不僅整個地球，而且地球今天的表面以及生活在其上的植物和動物，也都有時間上的歷史。”[1] 對此，恩格斯指出，盡管賴爾的觀點也有缺陷，但賴爾卻是“第一次把理性帶進地質學中，因為他以為地球緩慢的變化這樣一種漸進作用，代替了由造物主的一時興發所引起的突然革命。”[1]
（三）物理學成就中反映出自然界的辯正本性
19世紀三四十年代，物理學的最高成就就是能量守恒和轉化定律的發現。恩格斯指出還有英國的焦耳和格羅夫也在這個期間提出。它表明“一切所謂物理力，即機械力、熱、光、電、磁，甚至所謂化學力，在一定的條件下都可以相互轉化，而不發生任何力的損耗”[1]，自然界物質運動的“相互聯系和轉化已經被證明”，“運動著的物質的永遠循環是最終的結論”[1]。對于這一定律的哲學意義，恩格斯指出：“如果說，新的發現、偉大的運動基本規律，十年前還僅僅概括為能量守恒定律，僅僅概括為運動不生不滅這種表述，就是說，僅僅從量的方面概括它，那么，這種狹隘的、消極的表述日益被那種關于能的轉化的積極的表述所代替，在這里過程的質的內容第一次獲得了自己的權利，對世外造物主的最后記憶也消除了。”[2] 現在“自然界中的一切運動都可以歸結為一種形式向另一種形式不斷轉化的過程”[3]，而且“轉化過程是一個偉大的基本過程，對自然的全部認識都綜合于對這個過程的認識中”[2]。
因此，通過這些自然科學成就所揭示出來的自然界的辯證法的整體特性是自然界的一切東西都產生、消逝、運動、變化、發展、聯系、轉化、統一之中，進一步概括升華就會得出自然界的普遍聯系——永恒運動的辯證法特性。表明“整個自然界是作為至少在基本上已解釋清楚和了解清楚的種種過程的體系而展現在我們面前”。
恩格斯通過自然科學及其成就實現了自然界與辯證法的結合、統一，揭示了自然界的辯正本性：普遍聯系——永恒運動，并對辯正自然觀的“基本點”給出了完整表述：“一切僵硬的東西溶化了，一切固定的東西消散了，一切被當作永久存在的特殊東西變成了轉瞬即逝的東西，整個自然界被證明是在永恒的流動和循環中運動著。”[1] 恩格斯這一表述是就其辯正自然觀的“基本點”說的，這里的“基本點”實際指的是中心、核心，即辯正自然觀的中心、核心是永恒運動。從辯正自然觀的整體性質是關于自然界的普遍聯系和永恒運動的見解中可以看出，辯正自然觀的基本點所強調的只是辯正自然觀關于自然界的辯正本性的一個方面——永恒運動。之所以要突出這一點，主要有三個原因：第一，恩格斯是針對形而上學自然觀“這個總觀點的中心是自然界絕對不變這樣一個見解”說的，辯正自然觀和形而上學自然觀截然相反，中心是自然界的永恒運動。第二，普遍聯系也是自然界的一個整體特性、辯正本性，但是自然界的這兩個辯正本性——普遍聯系和永恒運動從邏輯關系看，普遍聯系應該是邏輯在先的，所以僅僅承認普遍聯系還不能最終使辯正自然觀與形而上學自然觀區別開來，還必須在承認普遍聯系的前提下，承認這些普遍聯系的東西之間的相互作用而產生的永恒運動。第三，自然界的永恒運動不僅僅以普遍聯系為前提，而且它本身就包含著普遍聯系，永恒的運動表現為各種運動形式之間的相互作用、相互轉化，這本身就是一種相互依賴、普遍聯系的顯現。
參考文獻：
[1] 恩格斯.自然辯證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12-16.
第6篇：自然科學的本質范文
關鍵詞：社會科學；定性；定量；融合
中圖分類號：B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3）08-0025-05
一、社會科學中的定性研究
所謂定性就是要對研究對象進行“質”的方面的理論思辨研究，一事物與另一事物之所以有所區別，就在于他們內在的本質不同，“質”所表征的是一種內在的規定性。定性研究方法強調研究者要深入社會現象之中，通過身臨其境的親身體驗，建基于對原始研究資料的收集，對研究對象進行“情景化”、“主體間性”的意義解釋。社會科學之中的定性研究，主要具有如下幾個特色。
（一）自然主義式的探究
從自然主義的研究傳統來看，定性研究應當在一種自然情景之下進行，社會科學所面對的，是人類的社會生活世界，在人類的社會生活世界之中的個人及其行動都是包含動機、包含意義的，對社會中的個人及其行為所進行的研究，離不開其所在的社會文化情境。要想對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有一個準確的理解，社會科學的研究者就需要與之進行接觸、交往，對各種社會事件、社會事實進行觀察和描述，與研究對象進行交談，了解其所處的社會文化、環境、背景，在研究對象所處的“自然背景”之下，對其“本來面目”進行研究，從而才能對社會生活世界中的對象的思想、行為、動機、意義形成準確的理解。“自然探究的傳統還要求研究者注重社會現象的整體性和相關性，對所發生的事情進行整體的、關聯的考察。在對一個事件進行考察時，不僅要了解該事件本身，而且要了解該事件發生和變化時的社會文化背景以及該事件與其他事件之間的關系。”[1]在定性研究之中，對任何事件的理解都不能脫離開其所處的環境，定性研究之中的理解要涉及構成社會整體之中的各個部分之間的互動關系。
（二）對“意義”的理解
社會整體是由充滿個體性、主觀意識的個體組成的，所以要想把握社會現實、進行社會科學研究，就必須注重對社會個體的行動及其主觀意識、個人經驗和意義等進行理解、領會。在韋伯的理解社會學之中，他就十分強調“理解”在社會學的研究之中所占據的重要地位，認為“社會學指的就是一門試圖說明性地理解社會行為，并由此而對這一行為的過程和作用做出因果解釋的科學。”[2]
在社會科學的研究之中，對那些富于個性色彩的主觀意識、個人經驗和意義進行研究的時候，社會科學研究工作者會發現，難于找到一個像自然科學研究中的那種普遍適用的統一研究模式對復雜多變，充滿個性化、特殊性的社會生活世界進行研究，所以他們會更傾向于采用親身體驗的研究方法進行觀察、描述，從而達到對研究對象的準確理解，通過這種理解來準確把握人類社會生活之中的意義。在對研究對象的“意義”進行理解的時候，必須要刨除研究者自身的先見、偏見，以免使理解產生偏差。這種拋棄先見、偏見的主張，在胡塞爾的現象學思想當中也是有所體現的。
胡塞爾的現象學，強調“本質直觀”，主張人類要面向事實本身，挖掘現象背后的本質所在，現象學所要研究的現象，已經不再是那種感官知覺意義之上的現象，不是那種實證主義中所指的經驗層面之上的現象。“現象學所反對的是‘自然態度（natural attitude）’式的假說，即在習慣上相信實在的本質先于研究之前的假說。基于這種原則，現象學在方法論上提出了一個最基本的要求，即‘中止判斷’。其含義是，研究者在研究現象時，不要以任何假設或信仰為前提，而要‘中止’一切有關‘生活世界’的‘自然態度’。”[3]45所有的先見、偏見等都要被刨除出去，再對研究對象進行描述，對其進行準確定性，從而發現人類生活世界之中的本質所在。定性研究方法，強調對質的規定性方面的考察，強調對事物整體性質方面的斷定、把握，要想達到對研究對象真實本質含義的領會，單靠個人的感覺經驗是不行的。受現象學的理論影響，我們會發現，人類要面向生活世界，對社會生活進行研究，就必須要注重考查現實生活世界中那些意義層面的東西，對這種意義的定性研究，要靠動態的描述和理解，比如想象的方法、移情的方法等。
（三）不斷發展演化
社會科學中的定性研究是一個動態的過程，不管是研究對象還是研究者本身，都處在發展、變化、演變之中，“在這個動態的過程之中，研究者和被研究者雙方都可能會變，收集和分析資料的方法會變，建構研究結果和理論的方式也會變。”[4]社會科學的研究所面對的是形態各異、且呈現復雜性、突現性特征的社會實體，對這種復雜實體的定性研究，是一個動態的、發展變化的研究過程，“這種觀點決定了定性研究不是靜態地而是動態地來對待和分析社會實在，把它看作是一個過程，而不是一種僵死的象征。定性研究方法強調社會實在是一個變化過程的本質意義就在于：突出了社會實在的本質而不是現象，注重了社會實在的整體性而不是個體性，表明了社會實在的連續性和層次性而不是間斷性和孤立性，從而強化了定性研究方法的理性的約定而不是經驗的描述。”[5]
正因為定性研究是一種動態演化的發展變動過程，也賦予了定性研究一定的開放性和靈活性。在定性研究之中，無法邏輯地預設研究步驟，也無法預設研究結果，沒有預設的約束和限制，也就使研究者能夠在定性研究的過程之中，不受既定研究框架的約束，進行不斷地發現和創新。
（四）歸納法的使用
定性研究主要采用的是一種歸納的方法，在定性研究之中，研究者要親身體驗、深入實際，盡可能全面地了解研究對象各方面的情況，理解其所處的社會文化背景和習俗，也就是說站在特定的社會情境之中，通過收集研究資料、分析資料，在對資料的歸納、分析中，提出理論假設，進而還要在實踐的過程之中，對理論進行檢驗。也可以說，在定性研究中，運用歸納法收集資料、提出理論假設、通過實踐檢驗理論這些都是相互交叉，在同一個過程的不同方面得以協調的。
二、社會科學中的定量研究
與定性研究方法不同，定量研究方法則是一種運用數學、統計等量化分析方法、手段對研究對象進行研究的方法，主張使用這種研究方法的學者認為，從社會現象、事件的數量方面入手進行研究，以揭示社會現象背后的那種量化關系，由此得出科學性、客觀性的研究結果。
（一）定量研究的實證主義思想來源
定量研究的方法主要來源于自然科學，它具有鮮明的科學性、嚴密性、概括性等客觀性的特點，定量研究方法注重以數據資料、統計分析為基礎，主張對社會現象、社會事件進行量化研究，得出具有數量關系特征的研究成果、結論。雖然在定量研究方法的發展、演變歷史中，始終伴隨著和另一種定性研究分析方法的比較，但至今，在社會科學的研究領域中，這種帶有實證主義特點的定量分析研究方法，仍然在被普遍使用著。在遵循實證主義研究傳統的定量分析研究方法中，認為唯有進行像自然科學中所普遍使用的那種數量化的分析、統計計算，所得出的社會科學結論才夠“硬朗”，才夠“科學”，才具有強說服力，而那些非定量化的分析都應當被排斥在外。定量研究分析方法的特點表現在，對數據統計、量化分析的依賴性，研究結果的精確性，研究過程的可重復性等。
定量研究方法的創始時期，應當從17世紀的下半世紀開始，從那時起，便有一些社會科學研究者開始強調在社會科學研究中應當要注意定量分析研究方法的重要性，并指出，對社會科學的研究不能僅僅使用定性研究方法，還應當補充以實證定量研究。
英國學者威廉·配第（Willian Petty，1623—1687年），是政治算術學派的創始人，這一學派是于17世紀在英國開始興起的。配第在1690年出版了一本叫做《政治算術》的書，光從這本書的名字中，就可以看出很濃重的定量研究色彩，將社會科學學科——“政治”，與“算術”結合在一起，可以看出其對定量研究方法的重視。威廉·配第在書中對社會現象的研究，大量地使用數字、重量和尺度等能夠量化的詞匯來進行表達并加以比較，運用統計分組、推算、圖表法等定量方法和平均數、相對數等統計指標來分析英國的社會經濟狀況。他在此書的序言中寫道，“用數字、重量和尺度來表示的展望和論旨，都是真實的，即使不真實，也不會有明顯的錯誤。”[6]由配第所開創的政治算術學派，其顯著特點之一就在于，要對社會經濟現象、事件背后的規律以一種數量化的方式來給予顯現，為社會政策的制定，提供參考依據。在研究方法上，政治算術學派強調采用數字、重量、尺度等表現與比較的方法，對社會經濟現象進行研究、推算，配第本人甚至被稱為是將經濟學數學化的鼻祖。
在注重定量研究的潮流趨勢之下，隨著統計學學科本身的快速發展，在社會科學的定量研究之中，便開始大量使用統計學的定量研究方法，這一點尤其體現在社會學的社會調查統計研究之中，“最典型的案例是英國約翰·辛克萊（John Sinclair，1754-1835年）的統計社會調查。1791年至1799年，辛克萊發動宗教界人士為調查人員，對881個教區進行了統計性社會調查，他編制了116個項目的調查表，內容涉及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此期間他編寫出版了21卷本的《蘇格蘭統計報告》（1791-1799年）。辛克萊的統計性社會調查在歐洲許多國家影響很大，尤其對歐洲許多國家的人口普查影響更深。英國自1801年起，便開始經常性的人口普查，并規定每10年進行一次。辛克萊的工作是早期社會現象定量研究的一個范例。”[7]統計學的定量研究方法除了應用在對人口的數量調查研究之中，還被大量應用到其他研究之中。例如使用概率統計的方法，對社會生活之中的各種現象：自殺、犯罪等等進行研究，經過統計學上的測量、分析，在對大量類似的社會現象進行實證量化處理過程之后，得出包含某種規律性的社會科學結論。
實證社會學家迪爾凱姆的《自殺論》，便是社會學研究領域之中運用定量研究方法的重要經典。此書是迪爾凱姆于1897年出版的著作，他以社會生活之中的大量自殺現象為研究對象，對各種自殺現象、事件的數據進行統計、分析，從而為社會學理論研究之中的定量研究方法傳統樹立了典范。
“在社會科學領域中，定量研究是以特殊的形式化語言為主導方式，以自然科學的推理和證明模式為基礎，以實證性求解難題為趨向的研究方法。這意味著定量研究方法為社會科學的研究提供了一種以自然科學的邏輯和程序為范式的認識論標準，并且這一標準對任何具體的研究過程來講，都被認為是先驗地有效的和預設地真的。換句話說，先驗的預設條件與經驗的數學描述的統一構成了定量研究方法的實質。”[8]社會科學之中的定量研究方法具備一些鮮明的自然科學、實證主義特征，諸如客觀性、精確性、數量化等。在以數學、統計學為研究方法基礎的定量研究之中，總是首先強調研究者要搜集大量能夠被量化的數據資料，要把社會科學研究工作者所研究的社會現象、社會事件全都變成可供量化處理的數據，力圖通過對這些數據資料的分析，揭示各種社會現象、事件背后那種靠數量關系維系的特征，經過定量研究之后得出的研究結果、結論通常也都會以一種具有自然科學色彩的計算公式、圖表等形式來進行表現。從這一點上來講，定量研究的量化分析方法，會使社會科學的研究更靠近自然科學，帶有實證主義的特點。定量研究的明顯優勢就在于它可以對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做出數量級別上的精確描述，能夠采用量化分析模式，以一種自然科學的量化指標，通過直觀的數據來顯現各種社會現象、社會事件中的特征和差異。以數學語言、邏輯語言或是今天的計算機語言為基礎進行的定量研究，會使研究結果更加具備嚴密性和精確性。在科學技術迅猛發展的時代背景之下，借助于計算機的輔助計算，可以加速研究工作者對資料數據的統計分析，迅速得出精確度較高的計算結果，也大大便利了社會科學中的定量研究程序。
無論人們采用哪種自然科學方法在社會科學之中進行定量研究，從定量研究之中得出的結論都是為了便于人們揭示各種社會現象、社會事件背后的因果關系，找到社會生活世界之中的規律，人們可以利用通過定量研究獲得的這些對社會的規律性知識，確定性結論來對人類社會的未來發展進行預測。定量研究方法的精確性、客觀性等實證特點，在人類對未來社會發展進行預測之時，就會顯現出鮮明的優勢。經過量化分析得出的那些數據、信息、資料，也便于人們在短時間之內對事物獲得直觀簡便了解，而不必在各種紛亂復雜的社會現象、社會事件之中浪費時間，直接就可以在經過定量研究得出的數量分析結論之上進行預測。但是，社會科學中所進行的預測并不都是數量方面的定量預測，在社會預測之中也要包含定性研究的內容，而精確的定量分析預測可以為定性研究、定性預測提供更加精準的參考數據、資料，從而使社會科學中的預測更加具備精確性、科學性、客觀性，而不是僅憑主觀經驗、直覺判斷對社會的未來發展妄下結論。
（二）定量研究在社會科學研究領域中的運用
1.數學方法在經濟學中的運用
畢達哥拉斯學派斷言“萬物皆數”，伽利略也曾說過“自然之書是用數學語言寫成的”，數學研究方法具備一種實證主義的鮮明特征，它具備邏輯上的嚴密性，經過數學方法推論出來的結論又具備可靠性，能夠被廣泛使用到其他學科當中，數學中的公式、定理都是經過嚴格的邏輯論證、證明的，這可能也是數學能夠得到比其他學科更多的尊重、重視的原因所在，經典科學理論大廈的建立離不開數學工具的可靠分析、證明，自然科學在歷史發展過程中，所樹立起來的那種嚴謹、縝密、精確的形象，都是有賴于數學工具的輔助的。
數學研究方法在自然科學中本身也是一種非常有效的實證研究方法，它能夠從量的角度來研究、反映客觀世界及其各種研究對象背后的規律，雖然不能武斷地說，所有自然科學中的所有研究都能夠用數學的方法來進行分析、解決，但是歷史事實已經清楚明白地告訴我們，從伽利略時代開始，數學被引入了自然科學的研究之中，確實取得了很顯著的研究成效。在自然科學中，科學家們通過對自然事件、自然現象的數學化研究、處理、建模等，對之進行理性的分析、研究、推理，從而獲得關于因果性規律的知識，得出具有普遍有效性的確定性結論，甚至能夠進行精準的控制和預言。這種數學化的定量研究方法在社會科學學科的研究中也獲得了普遍的應用，社會科學也想借助這種定量化的自然科學研究方法，使自身變成像自然科學一樣的“硬”科學。于是人們除了使用數學工具來從事對自然的研究和認識工作以外，也將數學方法引用到對社會經濟的研究當中。
有人把經濟學稱作為是社會科學中的“王冠”，原因可能就在于，在經濟學中大量應用了可定量化研究的數學模型，以這種定量研究的實證方式來對社會中的經濟生活現象、經濟行為做出合理性的解釋、說明，并從中引發出社會經濟運行規律，指導人們的經濟行為，這也是自然科學中的定量研究方法在社會科學領域中的成功運用。比如說，在馬克思的著作——《資本論》中，他就特別青睞于使用這種具有實證主義特色的數學分析方法，大量地使用數學工具以論證他的經濟學原理。在經濟學領域當中，如果離開了以數學方法為基礎的定量分析研究，那么今日之經濟學的現狀將是不可想象的。
經濟學本身作為社會科學之中的一個分支學科，它離不開數量分析、量化管理，在很多方面都需要大量地引用數學方法來進行計算、評估，有的時候還要使用線性代數、微積分等高等數學的知識。數學與經濟學的交融滲透，也會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自然科學、社會科學領域中新的研究課題的涌現，而變得越來越明顯。甚至在經濟學當中，也涌現出了很多與數學緊密相關的分支學科、邊緣學科，例如經濟計量學，經濟預測技術等，而且數學建模的定量研究方式，在經濟學領域當中也在被大量地使用。
2.統計學的方法在人口學中的運用
人口學是一門專門對人口規模、地域分布、人口構成、人口變遷等，以及影響人口變遷的各種要素進行研究的學科。人口學作為一門交叉學科，它的研究領域不僅僅局限在一門社會科學學科之中，而往往是與社會學、經濟學、生物學甚至是人類學等研究領域都有著緊密的聯系，通過人口學的研究，能夠將人類社會生活之中各種與“人口”有關的事件，如出生、死亡、結婚、離婚等，都變成一種在科學研究之中能夠被觀察和度量的事件。這就使人口學較其他社會科學學科，能夠呈現出一種更為“精準”量化研究的學科特征。
在人口學之中有兩個重要的分支學科，一是形式人口學，二是人口研究。形式人口學較為關注對人口的生育、死亡、年齡結構、人口空間分布等方面進行研究，而人口研究則更多地會從社會、經濟、生物等多學科的角度來對人口構成和人口的變遷進行考察[9]214。可以說，人口學是社會科學領域之中的一門重要實證學科，因為它關注的研究對象是社會之中的人口，通過人口學的研究，能夠為社會科學之中某些方面的研究提供必要的基本人口信息事實。此外，在人口學的研究之中，通過利用統計學的定量研究方法，還能夠統計出關于人口的生育率、死亡率等數據，從而為社會未來的人口發展規模、社會保障需求等提供一種預測依據。“人口學家所使用的統計方法不僅類型多而且變化快，包括路徑分析（pathanalysis）、結構方程、對數線性模型、計量模型以及事件史模型。人口學中的大量研究通常都是有抽樣數據（相對于總體數據）的多元框架下的統計分析，有時，一些學者應用統計模型檢驗來自個體行為模型的假設。”[9]215可以說，統計學在人口學的研究之中，是一種典型而又重要的定量研究分析方法。正是因為借助了統計學的定量研究優勢，人口學家才能夠利用由統計學提供的各種抽樣數據、模型來對社會生活中人口的變化、變遷進行研究，借助于統計學方法在人口學研究之中的運用，也使人口學能夠成為一門應用性很強的學科。
現在，我們所生存于其中的世界，正處在一個人口發生巨大變革的發展時期，全球都面臨著一個公共問題——人口老齡化，并且這個全球性的人口問題，對于政治、經濟等的穩定發展都要產生巨大的影響。通過人口學的研究，我們會發現，在這個人口老齡化問題的背后，主要有兩方面的因素在起作用：一是生育率的下降，二是人類平均預期壽命的延長，人口學的研究結果還預測了人類在未來社會發展之中所要遭遇的一個重要轉變：全球人口老齡化的問題如果持續惡化，人口年齡結構的類金字塔結構就會發生倒轉，原先占據“金字塔”結構底端的是大量的年輕人口，而位于頂端的則是人口數量較少的老年人口，而隨著老齡化問題的日益嚴重發展趨勢，老年人口將會越來越多，充斥金字塔結構的底層，而年輕人的人口數量在金字塔中所占據的比重則會越來越少。這種從人口學的研究之中得出的預測，現在已經在全球范圍之內，引發了各國政府的重視，使他們在制定國家政策、制度的時候，要對由人口學研究領域所提出的預測給予必要的重視。
三、定性研究與定量研究的融合
社會科學中定量分析的研究方法，并不能用來對任何社會現象、社會事件進行量化分析，也不是社會生活世界中的所有事件、現象背后的本質性規律和關聯都能夠使用量化分析的數量關系、統計數字、圖表表征出來。在社會科學研究中很多微觀層面，個體性事件、狀態之中，還有很多具備特殊性，獨特性的、不能被量化的研究現象、社會事件，不適宜使用這種定量研究方法進行研究，或僅靠定量研究方法難以取得滿意、準確而可靠的研究結果。以社會學中的抽樣調查研究方法為例，所謂抽樣就要選取合適的樣本，選取哪些研究對象作為樣本，選取多少，為什么選取這些樣本，不選取哪些樣本進行調查分析，都需要進行均衡的考量。既然是抽樣調查就不可能采用完全歸納法對全體研究對象進行逐一取樣分析，在不能完全歸納的情況之下，進行的抽樣調查定量分析研究結果，最后可能會與研究對象的整體性真實狀態之間存在差異，抽樣調查的數據結果也只能作為參考，而不能作為決定性依據，要想實現社會科學研究的客觀性、確定性，除了定量研究之外，還要對研究對象中的個體性、差異性、特殊性等進行關注。有時候，定量研究也需要定性研究方法的配合輔助，才能夠在定量研究分析中，得出準確的結論，對于復雜多樣的社會現象、社會事件，僅使用一種定量研究方法，是不夠的，“人類的知識活動形態是多種多樣的，而自然科學只不過是其中的一種形態。如果無論什么都想以數量解析方法來解決，那可是相當無聊了。”[10]
社會科學研究中的定量研究分析方法雖然有效，但是并不一定能夠完全實現研究結果的科學性、客觀性，定量研究與定性研究可以結合使用，互為輔助。有人認為，在社會科學中所進行的定量研究，“它的具體研究對象是符合統計規律的數量較大的隨機樣本；它的資料收集方法是具有統計科學意義的封閉式問卷、統計表、控制性實驗和結構式觀察方法；它的具體研究程序是符合邏輯的實證科學程序；它的具體研究方法是各種實用的數理科學方法；它的運算結果、推論估計都有相當大的精確度和可信度。無論在描述性研究、解釋性研究和預測性研究中，它都有助于保證研究過程和研究結論的科學性。”[11]而社會科學中的研究對象有著不同于自然科學研究對象的獨特之處，想要用定量研究的方法把所有社會現象、事件都做量化分析，強求使用唯一的定量分析的方法是不可行的。定量分析的優勢在于，借助于數學工具、統計工具等，找出隱藏在社會現象、事件之間的數量關系特征，找尋社會事件之間的那種規律性，但是這種數量分析得出的結論不能替代或等同于對社會現象、事件的內在本質的揭示，社會科學研究中的規律、本質也不盡然都能在數量關系上有所體現。量化分析的手段在社會科學研究的整體性、宏觀層面上，在對能夠體現較強普遍規律的研究中，確實能夠起到很強的說明作用，但是對于社會微觀層次面上的研究，對于那些注重個體獨特性等的研究可能就不太適用了。可見定量分析的實證研究方法也是存在著局限性的。
如果遵循哲學原理中質與量之間的對立統一原理來說，任何一個客觀事物，它都是質與量的有機統一整體，對一個事物的研究，既要注重考查量的方面的規定性，又要注重考查它在質的方面的規定性，只有經過定量與定性兩方面的研究，才有可能對一個事物進行全面的了解和揭示，所以定量研究與定性研究的結合在哲學原理之上也是有根據可尋的。不管是定性研究，還是定量研究方法，它們的宗旨都是同一的，只不過是從不同的研究側面切入，最后都要實現對研究對象“質”、“性”方面的揭示。
“從已出版的研究成果來看，定量研究和有些種類的定性研究的互補性已是不可爭辯的事實。定性研究可以幫助研究者無偏見地發現問題，包括問題的內容、性質及其發展的形態，而定量研究則能幫助研究者去明了、確認問題的客觀性內容以及檢驗業已出現的理論之信度。如此觀之，兩種研究的對立就研究實踐而言是不存在的。”[3]47在社會科學的研究過程之中，定性研究分析方法與定量研究分析方法，二者孰優孰劣，并不是我們真正的著眼點，只要是能夠實現社會科學研究之目的的方法，都可以被拿來使用，在社會科學研究實踐之中，不論是定性研究，還是定量研究，他們在研究對象上是統一的，都要以社會實在為研究對象，研究目的都是要從對社會現象、社會事件的分析過程中，找到現象、事件背后起最終決定性作用的因果機制。定量研究方法與定性研究方法的結合是一種系統研究方法的體現，在前文中，已經論述過，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社會，是一個復雜系統、開放系統，那么在對社會系統進行研究的時候，也應當使用一種系統的方法，而不是片面使用一種單一的研究方法。定性與定量的融合統一，能夠突破社會科學中的單一研究結構，使各自的方法優勢得到充分發揮，使社會科學對社會現象、社會事件的研究呈現出更加真實、更加準確的結論。
在社會科學之中，不管是定性研究方法還是定量研究方法，在這些方法的背后都有一種實證主義的立場，其目的都是為了達到對社會現象、社會事件背后存在的那種本質性的東西的揭示，定性研究與定量研究，都承認這種本質性的東西是客觀存在的，但是對于本質的揭示，我們究竟是采用“定量”計算，還是“定性”規定，這只是方法選擇上的問題，其目的都是一致的，定性研究與定量研究之間的融合統一，這才是社會科學研究探索之中的“諾亞方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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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自然科學的本質范文
關鍵詞：義務教育；化學課程標準；“化學”概念；定義表述；研讀心得
中圖分類號：G633.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010X（2013）02-0015-03
《義務教育 化學課程標準（2011年版）》（以下簡稱新課標）正文首句為：“化學是在原子、分子水平上研究的物質的組成、結構、性質及其應用的一門基礎自然科學，其特征是研究物質和創造物質。”這是“化學”概念定義的一種新表述。它與2001年版《全日制義務教育 化學課程標準（實驗稿）》（以下簡稱原課標）的表述――“化學是自然科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側重研究物質的組成、結構和性能的關系，以及物質轉化的規律和調控手段”相比較，已有了較多的變化與差異；然而，它與2003年版《普通高中 化學課程標準（實驗）》的表述――“化學是在原子、分子水平上研究物質的組成、結構、性質及其應用的一門基礎自然科學，其特征是研究分子和創造分子”相比較，則基本一致。圍繞新課標定義“化學”概念的新表述，有許多值得我們深入探究、認知的問題。這是完整解讀、深刻領悟新課標的應有之義。
一、“化學”概念定義的教育價值與教育實際
縱觀我國中學化學課程歷來的教學大綱、課程標準及教材、教科書，都有重視“化學”概念定義教育的傳統。新課標也反映了化學課程的這種歷史慣性。這是因為通過定義“化學”概念，不僅可以揭示化學的研究對象、研究基礎、研究價值及學科地位等本質特征，以闡明化學課程的基本方向和基本任務；還可以揭示化學與物理學、生物學等其他基礎的自然科學的本質區別，以探求適合化學特點的思維模式和學習方法。
然而，在初中化學課程實施中，“化學”概念定義無論在教材還是在教學中都處于課程學習的起始階段，學生此時對于化學的感性和理性認識還近乎于空白，教師很難給學生解說清楚“化學”的概念，學生很難真正明白“什么是化學”或“化學是什么”。這是“化學”概念定義的教育價值預期與教學實際長久糾結、矛盾且至今尚無法解決的問題。久而久之，很多教師對于“化學”概念定義的教學大多是浮光掠影，行色匆匆，故而對“化學”概念定義及其教學問題皆缺乏深入探討、研究的興趣和動力，對其中的許多問題都不甚了了。因此，當發現新課標的“化學”概念定義采用新表述時，頓感困惑與不解：“化學”概念定義難道能變來變去嗎？新課標為何要采用“化學”概念定義的新表述？它比原課標的表述好在哪里？其實，這些問題也是我們在解讀新課標中應該解決的。
二、“化學”概念定義表述的多樣性
概念是人們在感性認知的基礎上形成的意識，是反映事物本質特征的一種思維形式，是構成判斷和推理的要素。因此，概念既是人們認知事物的總結，又是認知事物的工具。為了使人們能夠正確地運用概念，必須對概念的內涵和外延加以規約，即運用簡明的詞語對概念的本質特征進行表述，從而形成概念定義。顯然，概念所反映事物的本質特征是固有的、客觀存在的，但是，概念定義表述所選用的詞語及其所表達的、傾向的思維、意識卻無法超越人們主觀因素的影響。因此對于同一概念往往據其運用的環境條件、預期目標、價值取向等的差異，而采用不盡相同的詞語進行表述。由此，產生了概念定義表述多樣性的現象。
概念定義表述多樣性現象在基礎教育各門課程中都普遍地存在著。對于學生來說，許多概念的學習認識與理解運用不是畢其功于一役，而要隨著課程的進展不斷發展、不斷深化，在更高水平、更復雜情景中理解、運用概念。此謂概念學習的發展性與階段性，是基礎教育課程中概念教學的重要特征之一。像初中化學課程中的酸、堿、氧化、還原等一些基本概念，在課程進展的不同階段會有不盡相同的概念定義，且一般是從感性定義（發生定義）向理性定義逐步發展、不斷深化的。其目的是使認知概念的學習更加符合學生認知的發展規律，以促進學生更加有效地學習概念、理解概念和運用概念。否則，拔苗助長，欲速而不達。
在初中化學課程中，“化學”概念定義的表述問題不至于對學生學習課程產生直接影響，也沒有發展性的設計。但是，這并不排除根據課程的基本理念、認知視野、價值追求的新變化和化學科學的新進展，以及經濟、社會發展的新需求，而對“化學”概念定義給予新表述。其實“化學”概念定義表述的多樣性早已是不爭的事實，只是有些教師對此缺乏了解，未曾思索，故而對“化學”概念定義的新表述頗感突兀、困惑。為了更加確證“化學”概念定義表述的多樣性，現將我國中學化學課程指導性文件、教材和大學無機化學教材中若干有代表性的“化學”定義列于表1，作為佐證。
比較表1所列“化學”概念定義的不同表述，至少可以獲得以下的重要信息：（1）在反映化學本質特征的前提下，“化學”概念定義可根據主觀的價值追求與判斷（甚至包括政治情勢的影響）進行不盡相同的表述；（2）“研究物質的組成、結構、性質……”（這里使用“性質”比“性能”似更準確，因“性能”的釋義為“性質和功能”，而“功能”更準確地應歸于“應用”范疇），是“化學”本質特征的核心，是“化學”概念定義各種表述中都不可或缺的、幾乎恒定的詞語；（3）新課標采用與2003年版高中課標“化學”概念定義趨于基本一致的表述，有助于消除二者過大的差異，為初、高中化學課程的順暢銜接提供便利，更重要的是新課標的表述更有助于揭示化學科學的本質，更有助于學生理解“化學”概念。
三、“化學”概念定義新表述的解讀
新課標對“化學”概念定義采用了有別于原課標的新表述（詳見表1）。在學習、研究新課標中，我們很有必要探求“化學”概念定義舍棄原表述而采用新表述的緣由，解讀新表述所蘊涵的新意。
（一） 新表述對化學的學科歸屬定位更加精準
新表述將化學歸屬于“基礎自然科學”，有別于原表述的歸屬于“自然科學”。盡管二者的概念內涵相同，但概念外延有異。基礎自然科學（簡稱基礎科學）是“研究自然現象和物質運動基本規律的科學”[11]，它只包含數學、物理學、化學、生物學、地理學和天文學等六大一級學科；而自然科學則是“研究自然界各種物質和現象的科學”[12]，它包括基礎科學的一級學科及其二級、三級學科等（如，化學――物理化學――化學熱力學，化學――有機化學――有機高分子化學，就是化學的一、二、三級學科）其概念外延更加寬泛。因此，將化學歸屬于“基礎自然科學”而非“自然科學”不僅是用詞上更加精準，更為重要的是突出了化學在自然科學中的基礎性地位。
（二） 新表述對化學研究物質的層次更加明確
新表述中“化學是在原子、分子水平上研究物質的……”明確地表明了化學所研究物質的層次，而原課標的表述并未涉及化學研究物質的層次問題。在“化學”概念定義中明確化學研究物質的層次，能更清晰地體現化學的本質特征、反映化學問題發展現狀與趨勢。研讀表1資料還不難發現：從本世紀初開始，“化學”概念定義盡管仍有不盡相同的表述，但都不約而同地明確了化學研究物質的層次。這反映了化學科學自20世紀后期開始從宏觀向微觀研究發展的重要趨勢（同時還有從定性向定量研究、從靜態向動態研究的發展趨勢）。當今，化學現象的解析、化學理論的創立、化學問題的解決、化學物質的創造等大都是在原子、分子水平上進行的。這是現代化學區別于傳統化學的重要標志。
（三） 新表述對化學研究對象、目標的描述更加簡明
新表述對化學研究對象、目標的描述為“化學是……研究物質的組成、結構、性質及其應用，其特征是研究物質和創造物質”，而原課標的表述則為“它（指化學）側重研究物質的組成、結構和性能的關系，以及物質轉化的規律和調控手段”。顯而易見，新表述的科學性、概括性和邏輯性都更勝一籌。其中，新表述中隱蔽了“規律”一詞，這是因為化學作為一門科學，其研究“規律”已不言而喻地含蘊其中，毋庸贅言；新表述中使用“應用”一詞的含義非常豐富，既包含物質的組成、結構、性質之間的相互關系，執果索因、依因導果都是“應用”，更包含從物質的組成、結構、性質去研究物質轉化的規律和調控手段；新表述中強調“其（指化學）特征是研究物質和創造物質”，是對化學科學、化學研究本質特征的鮮明突顯，是對化學課程實施素質教育、培養學生創新精神、科學素養的明確引導，是對化學課程核心價值觀的精辟概括。
新課標的“其特征是研究物質和創造物質”與高中課標的“其特征是研究分子和創造分子”都是對化學本質特征及研究目標極為精煉的表述。二者雖有視角上的宏觀、微觀之別，但無實質性差異。因為，由原子組成的“分子”（應作廣義理解）是組成化學物質并能保持該物質全部化學性質的微觀基本單元（或稱微粒）。因此，研究和創造“物質”的實質就是研究和創造“分子”。值得注意的是，“物質”是一個內涵非常寬泛的概念，其在“化學”概念定義中是指化學物質（不含場物質），包括自然界存在的和人工合成的天然物質（分子），還包括通過人工合成而創造的自然界不存在的物質（分子）。依據學生的知識基礎和認知水平，新課標表述化學特征采用“物質”要比“分子”更易被初中生所接受。這是新課標對“化學”概念定義表述的創新。
結語
新課標采用“化學”概念定義的新表述，反映了對化學（現代化學）的新認識，對化學課程教育的新要求，體現了初中化學課程標準與時俱進、不斷創新的新追求。對于“化學”概念定義的教學應切實從學生實際出發，將其貫穿、滲透于初中化學教學的全過程之中，充分發揮其提升教師教育水平、促進學生學好化學與提高科學素養的作用。新課標中還有許多新表述、新提法、新措施、新思想，需要我們深入地研究、領會并創造性地實踐，以更加高效地實現化學課程目標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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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自然科學的本質范文
“形而上學”（metaphysics）的原義是關于世界本原或事物發生發展的原因的學說，即關于世界本體論的學說。公元前1世紀亞里士多德呂克昂學園的第11代傳人安德羅尼柯在編輯亞里士多德著作時，把亞里士多德的有關研究第一原因本身，即永恒的、非物質的、靜止不動的存在的著作，放在研究世界運動變化的著作（physics）之后，取名為meta-physics，直譯應為“后物理學”。由于在metaphysics中，亞里士多德研究討論的是事物的終極原因，世界為何存在和如何存在本身的問題（亞里士多德自己把它稱為“第一哲學”），而這些問題在人類的經驗范圍內是無法感知的、超驗的，是看不到摸不著的，所以我們中國人就借用《易經》上“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一語，把metaphysics譯為“形而上學”。值得指出的是，按照中國《易經》中的意思把metaphysics翻譯成形而上學，并且按《易經》中的思想理解“形而上學”，其實與西方人自己對meta-physics的理解是有較大差異的。差異之一是，中國人認為“形而上”的東西是虛無縹緲和難以捉摸的，比如說“道”、“太極”、“元氣”等，所以人們也無法用語言把它們的真實含義明確地表達出來，要想真正把握它們，只有通過直覺、內省、覺悟，即通過“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方法去體會；但西方人認為，盡管事物的本原、原理和事物背后的原因（柏拉圖稱為“理念”世界）是人類的感官無法感知的，但人類可以用理性思維去把握它、認識它（這也是古希臘人崇尚理性主義的重要原因）。差異之二是，中國人既然認為“形而上”的東西是難以把握的，因此就把“形而上學”看成是“玄學”（20世紀初有相當長一段時間metaphysics就譯為“玄學”），看成是一種“天道”，而“天道淵微，非人力所能窺測”（阮元《疇人傳》卷46）；但西方人認為，“形而上學”實質就是關于世界為何存在原因的學說，是世界存在本身或“第一存在”的學說，這種存在是其他所有存在的原因、前提或基礎，因此，這種學說比其他任何學說都更高級、更基本、更實在、更富有智慧。總之，所謂“形而上學”本質上就是關于世界為什么存在、如何存在的原因的學說，這種學說盡管沒有什么實用價值，也不討論有關現象世界或感性范圍內的認識，因而在人類的經驗范圍內也不可能得到檢驗，但它卻是現象世界或感性認識的基礎，一點也不“玄”，甚至比看得到摸得著的客觀事物更實在。正如亞里士多德所說，“有一門學問，它研究‘實是之所以為實是’，以及‘實是’由于本性所應有的秉賦。”〔1〕56而“為這門學術本身而探求的知識總是較之為其應用而探求的知識更近于智慧，高級學術也較之次級學術更近于智慧；哲人應該施為，不應被施為，他不應聽從他人，智慧較少的人應該聽從他。”〔1〕4那么，究竟什么是智慧呢？“智慧就是有關某些原理與原因的知識。”〔1〕5因此，形而上學知識是最有智慧的學問，是最高級的學術。
二、自然科學為什么必須以形而上學為基礎
亞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學》中曾明確指出：“凡為每一個有些理解的人所理解的原理必不是一個假設；凡為有些知識的人所必知的原理當是在進行專門進行研究前所該預知的原理。”〔1〕62他還進一步指出：“一切事物悉加證明是不可能的（因為這樣將作無窮的追溯，而最后還是有所未證明的）；假如承認不必求證的原理應該是有的，那么人們當不能另舉出別的原理比現在這一原理<矛盾律>更是不證自明了。”〔1〕63很明顯，亞里士多德在這里所說的“在進行專門研究前所該預知的原理”或“更是不證自明、不必求證的原理”正是探索宇宙奧秘的基礎或指南。而康德說得更清楚、更直接：“按其本義來稱謂的自然科學首先是以自然的形而上學為前提的。”〔2〕5不用說，在亞里士多德和康德看來，進行科學研究或探索宇宙奧秘必須要以“形而上學”為基礎、為前提。那么，究竟什么是自然科學的形而上學前提或基礎呢？它們在自然科學中究竟居于何種地位或起何種作用呢？這當然是非常值得我們認真討論的重要問題。“西方科學的本質在于，它是對自然現象產生原因的一種猜測或解釋。”〔3〕比如說，地球上所有人憑感官或憑經驗都知道“天冷的時候，水會結成冰”；都知道“天熱的時候，食物容易變質，不能再吃，吃了變質的食物，人就會生病”；都知道“月有陰晴圓缺”等等。但古希臘哲學家認為，人類不能以獲得這些感性知識為滿足，而應探究它們背后的原因。亞里士多德就明確指出：“研究原因的學術較之不問原因的學術更為有益；只有那些能識萬物原因的人能教誨我們。”〔1〕4然而問題是，人類可以憑感官感知到現象，但現象背后的原因卻無法通過感官感知到，它只有通過猜測才能知道，這種猜測所依靠的就是“理性思維”，而理性思維的核心就是“合邏輯地推理”。所以說，對現象背后原因猜測的過程實際上就是合邏輯推理的過程。康德之所以提出“人的理性為自然界立法”的口號，之所以把“人的理性為自然界立法”看作是“自然科學成為可能”的基礎，正是這個意思。接下來的問題是，人類根據其理智法則進行合邏輯推理必須有一定的前提或基礎，如果沒有這些前提或基礎，“合邏輯地推理”根本就無法進行。我們以阿基米德推導液體的浮力原理的過程為例進行分析說明。“木頭、樹葉等物體肯定有重量，但在河里它們都浮在水面上，并沒有沉到水底”，這顯然是鐵打的事實，是所有人都知道的自然現象或經驗。但這一現象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阿基米德通過猜測或合邏輯地推理，認為最好、最合理的解釋是，“木頭、樹葉這些物體肯定受到向上的托力（或浮力），而且這一托力或浮力必定是由水產生的”，這是猜測或推理的第一步。既然木頭、樹葉這些物體在水中受到水對之向上的浮力，那么其他所有物體在水中必定會受到同樣的浮力，否則是不合邏輯的，是不可思議的，這是猜測或推理的第二步。既然水對浸沒在其中的物體有向上的浮力，那么所有液體，象水銀、酒、油等，對浸沒在其中的物體必定也有向上的浮力，否則同樣是不可思議的，是不符合人類理智法則的，這是猜測或推理的第三步。這樣一來，阿基米德在看到或觀察到“木頭、樹葉等物體浮在水面上”的經驗事實的基礎上，通過一步步邏輯推理（即猜測），最終推導出了關于液體的浮力原理。筆者通過合邏輯地推理猜測，阿基米德當年“必定”是如此推演出浮力原理的。其實，普朗克也是在黑體輻射的所謂“紫外災難”的實驗結果的基礎上，通過邏輯推理推導出“能量子”理論的；等等。這充分說明，西方科學知識其實都是人類根據自己的理智法則，通過邏輯推理（包括數學推理，因為數學本質上也是邏輯）獲得的。不過，在這一系列嚴密的邏輯推理過程中，自始至終都必須有一個基本前提作為推理的基礎，這就是“世界是統一的”：同一類事物的屬性必然是相同的或一致的。而這一前提正是推導浮力原理的形而上學基礎，沒有這一基礎，浮力原理將成為空中樓閣。阿基米德認為，如果木頭、樹葉這些物體受到水對之向上的浮力，那么其他物體在水中必定也要受到同樣的浮力，這從何說起？有何根據呢？假如自然界中水只對木頭、樹葉有向上的浮力，而對鐵塊、石頭就沒有向上的浮力，咋辦？阿基米德憑什么就認定水對木頭、樹葉如果有浮力，那么對鐵塊、石頭必定也有浮力？這基于什么理由？（其實，這一問題與“休謨問題”密切相關）很顯然，這一推理過程必須隱含一個前提：“世界是統一的”。這一形而上學前提對于浮力原理的推理過程而言，是絕對不可或缺的。如果沒有這一前提，推理一步也不能進行，這樣一來，人類對自然界的認識也就永遠只能依賴于經驗（這正是休謨所認為的）。實際上，西方科學的任何理論都有其相應的形而上學基礎，正如康德自己所說，“只有那些其確定性是無可置辯的科學才能成為本義上的科學；僅僅只是具有經驗性上的確定性的知識只能在非本義上稱之為學問。”〔2〕3或者說，“一切本義上的自然科學都需要一個純粹的部分，在它上面可以建立起理性在其中所尋求的無可置辯的確定性。”〔2〕4不言而喻，這個具有無可置辯確定性的純粹部分正是自然的形而上學。大哲學家雅斯貝爾斯也明確指出：“一種純粹的科學需要一種純粹的哲學。”〔4〕德布羅意之所以提出“物質波”理論，愛因斯坦之所以提出光量子論、統一場論，摩爾根之所以把關于果蠅的遺傳規律推廣到一切生物物種等等，同樣也都是以“世界是統一的”這一形而上學命題為前提的；哥白尼之所以大膽否定“地心說”，提出“日心說”，愛因斯坦之所以提出相對論，是基于“世界是簡單的”這一形而上學前提；西方科學所有學科之所以都熱中于尋找現象背后的原因，是因為西方人堅信，客觀世界中的任何事物或現象都是作為原因的結果而存在的。為此，亞里士多德提出“四因說”對之進行解釋。作為中國人，我們通過學習對西方科學的內容幾乎都能夠掌握，但遺憾的是我們對西方科學從何而來，西方人為什么會提出近乎“荒唐”的大爆炸宇宙理論、能量子理論、物質波理論，為什么熱衷于用數學、實驗、分析、類比等方法研究探索自然界，尤其是對西方科學的形而上學基礎等等，都知之甚少。
三、對《自然科學的形而上學基礎》的深層理解
通過以上分析討論我們終于搞清楚了，西方自然科學知識僅僅是人類理性思維的產物，這正是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中所闡述的核心思想：自然科學之所以成為可能，是因為“人的理性為自然界立法”；而人類在進行合邏輯推理的時候，必須以“自然的形而上學為前提、為基礎”，而這正是康德的《自然科學的形而上學基礎》的核心內容；那么“形而上學”又是什么呢？亞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學》對之進行了詳細闡述。我們完全可以這樣設想，如果有人問哥白尼，“我們大家（包括你自己）都感覺不到地球在動，你哥白尼卻說地球和其他行星都圍繞太陽轉，而且速度那么快，這從何說起？有什么證據？你是怎么知道或你憑什么說地球和其他行星都是圍繞太陽轉的？”哥白尼的回答必定是，“柏拉圖早就指出，可感的現象世界是變幻莫測的、是不真實、不可靠的，我們不能相信，而‘地心說’用80多個本輪和均輪來解釋有關天文現象，顯然不符合‘世界是簡單的’這一基本原則，是不可思議的，上帝也絕不可能動用80多個本輪和均輪來創造宇宙。用‘日心說’取代‘地心說’解釋有關天文現象，最符合‘世界是簡單的、和諧的、在數上是成比例的’這一原則，因此宇宙必定如此。”無獨有偶，大科學家愛因斯坦說得更清楚：“溫和的形而上學者相信：邏輯上簡單的東西不一定都在經驗到的實在中體現出來，但是，根據一個建立在一些具有最大簡單性的前提之上的概念體系，能夠‘理解’所有感覺經驗的綜合。”〔5〕672這意味著，科學家在進行科學探索時，幾乎一刻也離不開某種信念，而這一信念正是“自然的形而上學基礎或前提”。正如愛因斯坦所說，“相信世界在本質上是有序的和可認識的這一信念，是一切科學工作的基礎。這種信念是建筑在宗教感情上的。”〔5〕409他還說，“理論家的方法，在于應用那些作為基礎的普遍假設或者‘原理’，從而導出結論。”〔5〕111愛因斯坦在這里所說的“作為基礎的普遍假設或者原理”顯然就是指科學的形而上學基礎。
四、從形而上學到實證科學
第9篇：自然科學的本質范文
傳統的課程只有教師與教材。新課標的數學課程是教師，學生，教學材料，教學情境與教學環境構成的一種生態系統，就是說，課程是變化的，是教師和學生一起探究新知識的過程，教師和學生是課程的一部分，也是課程的建設者，教學過程是教師與學生共同創新課程和開發課程的過程。
傳統教學只側重結果。新課標之數學教學不但重結果，更重過程，還側重學生個性的發展，重創新，重數學思想方法的教育以及學生的情感態度價值觀和思想品德教育。具體來說；
1.新課標之數學教學的過程是學生體驗數學的過程
讓學生體驗數學的什么？體驗數學的自然科學性，數學是一門自然科學，自然界的一切事物一切現象都存在一定的數量關系和空間關系。體驗數學的基礎性與工具性，數學是一切自然科學的基礎，也是自然科學的工具。任何一門自然科學都離不開數學，數學的思想，方法，語言，思維方式是研究其他自然科學的基礎。生活也離不開數學，商品買賣，儲存貸款，等等都要用到數學，用數學的思想方式可以提高人的生活質量。體驗數學之美。體驗數學是一種文化。體驗數學是一種思想。數學是一種科學思想，這種思想反映著數學知識的共同本質。數學之中含有豐富的思想：符號思想，集合思想，函數思想，分類思想，化歸思想，極限思想等等。
2.新課標之數學教學過程是學生做數學，探究數學知識，發現數學知識的過程，自主建構知識體系的過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