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學和歷史學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考古學和歷史學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考古學和歷史學范文

1中央財經大學

金融和應用統(tǒng)計專碩初試筆試科目調整

2中央民族大學

招生專業(yè)及部分考試科目調整

3蘭州大學

各個專業(yè)招生專業(yè)目錄公布

最新的招生專業(yè)目錄之后，大家跟去年對比，畢竟專業(yè)課少不了歷年真題，如果考試科目有變化，大家做真題就要小心了。

比如：對比去年蘭州大學歷史學招生目錄來看，2019年蘭州大學歷史學招生有幾個變化：

①蘭州大學2018年招收歷史學研究生的專業(yè)只有考古學、中國史、敦煌學，2019年則加上了世界史專業(yè)，并且實行分科考試，這是一個重大的變化。②從招生人數來看，去年招生目錄顯示的招生人數為97人，推免30人。而2019年增加了世界史專業(yè)招生的情況下，招生目錄顯示招生人數為95人，推免人數29人。增加了招生專業(yè)，招生人數卻在減少，這說明除了世界史專業(yè)外，其他的三個專業(yè)招生人數會相對減少，這也是一個重大變化。③去年蘭州大學中國史、敦煌學、考古學均考的是“632歷史學綜合”，也就是這三個專業(yè)是同一張試卷。但2019年中國史、敦煌學均改為了“630歷史學綜合”，考古學改為了“629考古學基礎”，也就是說考古學現在實行單獨命題，不再和中國史、敦煌學一張試卷，命題將會以考古學內容為主，這是一個極為重要的變化。④中國史、敦煌學從“632歷史學綜合”到“630歷史學綜合”也是一個重大變化。雖然看起來只是考試代碼變化了，其中很可能蘊含著考試命題的巨大變化。考過或看過蘭州大學真題的同學肯定會清楚，蘭州大學之前雖然不招收世界史研究生，但在“632歷史學綜合”的試題中，包含著世界史的內容。

4南京大學

研究生招生專業(yè)目錄

具體招生專業(yè)請以南京大學當年招生目錄為準。

第2篇：考古學和歷史學范文

關鍵詞： 《中國古代史》 課程教學 學術前沿 多媒體教學

《中國古代史》是大學歷史學科的專業(yè)基礎課，一般在大學一年級開設。剛進入大學，學生的知識和思維一般還停留在中學階段，大學《中國古代史》課程無論是在基礎知識還是思維方式上，都提出了與中學階段完全不同的要求，如何迅速轉變學生的學習方法和思維習慣，使之適應大學階段學習的要求，是任課教師必須面對的問題。我通過教學實踐，對于《中國古代史》的教學有了一些體會和思考，現提出來，以期與同仁交流。

一、通過研究和討論的方式促使學生從單一性思維向多元性思維轉變

長期以來，由于受到應試教育的影響，中學生普遍存在重知識輕能力、重記憶輕創(chuàng)新的現象。某些中學生把中學歷史課本上的知識當做絕對正確的東西，而實際上，歷史知識和歷史理論的正確性永遠都是相對的。進入大學后，這種單一性的思維方式導致大學低年級學生不能較好地轉換角色，不能較好地轉變學習方法。當他們遇到與原來不一樣的說法和學術觀點時，往往變得不知所措，他們不免問：是中學歷史課本錯了呢，還是大學老師教錯了呢？這時，靠硬性灌輸不僅不能解決問題，反而會讓學生陷入進一步的迷惘之中。因此，促使學生由中學階段簡單化的單一性思維，向大學階段多元性的思維方式轉變，就顯得尤為迫切和必要。筆者在《中國古代史》課程教學中，運用討論和研究的方法，調動學生的學習主動性，通過提出問題，讓學生主動尋找答案，促使學生轉變學習方法和思維方式，并在這一過程中掌握系統(tǒng)的中國古代史知識。如對于中國封建社會開始時間的問題，中學歷史教材認為是戰(zhàn)國時期，雖然一些大學的《中國古代史》教材也認為中國封建社會開始于戰(zhàn)國時期，但對于學術界來說，中國封建社會開始于戰(zhàn)國時期的說法只是學術界眾多觀點之一種，不是唯一的說法。因此，讓學生掌握目前學術界關于中國封建社會開始時間的幾種觀點，是非常必要的。我的做法是，首先介紹目前學術界關于中國封建社會開始時間的幾種說法，如中國封建社會開始于戰(zhàn)國時期的說法①，中國封建社會開始于西周的說法②，中國封建社會開始于春秋時期的說法③，中國封建社會開始于西漢時期的說法④，中國封建社會開始于東漢時期的說法⑤，中國封建社會開始于魏晉的說法⑥。其次讓學生閱讀相關資料，比較幾種觀點的不同理由，形成基本看法。最后通過課堂討論的形式，加深對這個問題的理解。雖然這種研究和討論的結果，最終并不能解決中國封建社會開始時間的問題，但通過這種方式，可以促使學生掌握關于中國封建社會開始時間問題的基本內容，改變中學階段形成的歷史觀點絕對正確性的誤解，有利于調動學生學習的主動性和積極性，養(yǎng)成思考問題的良好習慣，有利于學生開拓思維，培養(yǎng)創(chuàng)造性思維的能力。

二、站在學術前沿的角度，介紹學術研究的新成果

現在大學里使用的《中國古代史》教材，種類不少，數量很多，但大都存在一些問題。一是內容和觀點老化。許多教材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編寫的，材料不全，觀點守舊。盡管后來也陸續(xù)編寫了一些教材，但大多是過去教材的改良，并無多大新意。比如目前所用的朱紹侯先生主編的《中國古代史》教材[1]，我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讀大學時就用過，現在還在使用，雖然有些邊邊角角的修改，但整體上來說，換湯不換藥，從形勢到內容，在體系上并無多大變化。八十年代以后，是中國歷史研究的黃金時期，新材料、新觀點和新成果層出不窮，也更成熟，但這些很少反映到教材中。學術研究的新成果不能及時反映到教材中，所謂新教材，仍然延續(xù)過去不成熟的，甚至已經被證明是錯誤的觀點，這不能不令人感到遺憾。比如關于井田制的觀點，教材一直沿用郭沫若先生的解釋，即周天子在名義上是全國土地和人民的最高主宰，周天子將土地和依附在土地上的人民分封給諸侯，諸侯再將土地分給卿大夫，卿大夫再將土地分給士，從而使各級奴隸主貴族成為所受封地的實際占有者；在井田制下，卿大夫以下的貴族所分得的田地，不經王室或公室的特許，不得隨意買賣轉讓，因而成為“公田”，在西周中期以后，在“公田”之外，一些奴隸主貴族往往驅使農人和奴隸開墾荒地，增加分外的土地，有時王室也常將一些未墾辟的荒地或者山林隨意賞賜給下級貴族，這些田地不屬于“公田”，不征貢稅，實際承認為他們私有，稱為“私田”⑦。二是缺少個性和獨創(chuàng)性。大多數《中國古代史》教材，都是眾人合作的結果，很多教材只是材料和觀點的集合，難免顯得渙散和粗疏。

基于這兩點因素，我認為，目前的《中國古代史》教材，難以達到讓大學低年級學生系統(tǒng)掌握中國古代史知識、培養(yǎng)學生創(chuàng)造性思維的目的。因此，在教學中，應不單純依靠教材，而是注意介紹學術界的最新研究成果，使學生盡量靠近學術前沿。

三、將考古學的成果運用到教學中

由于受學科特點和教學方法的影響，考古學的成果往往不能很好地運用到中國古代史的課程教學中。正如有的學者所指出的：“中國的考古學與狹義歷史學兩個學科間的關系長時間以來仍然處于較嚴重的隔離狀態(tài)，考古學家與以研究文獻為主的歷史學家之間的交流應該說是很不夠的，彼此間在心態(tài)與操作層面上都有隔閡，甚至缺少對話。”[2]考古學與歷史學之間長期的弱交流態(tài)勢，不能不說是考古學和歷史學的共同損失。歷史學，特別是中國古代史的研究，需要考古學的參與，為其提供證明觀點的有力證據，考古學需要中國古代史為其提供基本方向和指引。

中國古代史的研究大多依靠傳世文獻，傳世文獻的抵牾和錯訛之處甚多，加之古人用語的模糊和缺乏對概念界定的習慣，使得對一些歷史問題長期爭論不休而得不到解決。考古學通過科學的地層分析和器物界定，給我們提供了較為確定的歷史信息，使我們一步步走近歷史真實。因此，利用和吸收考古學的研究成果，是中國古代史研究不可缺少的必要環(huán)節(jié)。李玄伯先生說：“解決古史的唯一方法就是考古學。”⑧這可謂一語中的。殷墟的發(fā)掘和甲骨文的出現，解決了商文化的問題；睡虎地秦墓竹簡的出土，回答了秦律的疑問；張家山漢簡的出土，為漢代土地制度的研究帶來了新的機遇，等等，無不是考古學成果的作用。可見，中國古代史學科的發(fā)展離不開考古學的支撐。王國維先生曾經提出研究中國古代史的“二重證據法”，即以“地下之新材料”與“紙上之材料”相互印證的研究方法，可謂慧眼獨具。

具體涉及中國古代史的課程教學，我們需要跟蹤考古學的新成果，及時將考古學的成果運用到教學中。如講述夏代，應聯系二里頭考古發(fā)掘情況，證明夏文化的確鑿無疑；講述《孫子兵法》，應聯系銀雀山漢墓出土的《孫子兵法》，證明其所言不虛。總之，在講述具體歷史史實時，結合考古發(fā)現的新成果，不僅具有很強的說服力，而且可以糾正中國古代史教材中一些相對滯后的內容。

四、運用多媒體教學技術和手段，提高課程教學質量

隨著現代教學技術和手段的進步，多媒體技術在教學中的應用越來越廣泛。在中國古代史課程教學中運用多媒體技術，可以更好地完成教學任務，提高教學質量。

在傳統(tǒng)中國古代史教學中，教學主要以講授為主，手段單一，靠的是教師的一本教案、一支粉筆、一張嘴。但中國古代史課程內容繁雜，歷史時間跨度大，教學時間有限，因此，要面面俱到，不僅困難，而且教學效果不佳。多媒體具有傳統(tǒng)教學手段無法比擬的優(yōu)勢，它通過直觀的影像，配以聲音信息，讓學生如身臨其境，能夠充分調動學生的視聽器官，幫助學生掌握和理解問題，提高學習興趣。如在講授原始社會時，通過直觀的圖像，可再現舊石器時代和新石器時代工具的不同形狀，使學生快速把握舊石器和新石器的差異和不同特點；可以再現北京猿人和山頂洞人的不同外形，讓學生更好地理解進化的意義。

在中國古代史教學中，基本史料和各種流派的觀點非常多，這些都是需要學生掌握的。如果利用傳統(tǒng)的教學手段，將其均寫在黑板上，那么不僅費時費力，而且?guī)熒紩械狡７Γ粌H影響教學任務的完成，而且使學生覺得枯燥，降低學生的學習興趣。利用現代多媒體技術，可以節(jié)約時間，給學生提供盡可能多的基本史料和學術動態(tài)，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更好地完成教學任務。

中國古代史課程是一門基礎課，涵蓋面非常廣泛，涉及政治、經濟、文化、科學、藝術等各個方面。教師在課堂上要盡可能多地為學生提供信息資源。傳統(tǒng)的教學手段所傳遞的信息是非常有限的，多媒體技術通過信息存儲器和更廣泛的網絡，能夠克服傳統(tǒng)人力的局限，為學生提供各種需要的信息。正如有的學者所說的，在中國古代史課程教學中運用多媒體課件，“增強了教學的直觀性和互動性，學生在課堂上可以直接觀看到與中國古代史教學有關的人物、器物、地圖、遺址、表格、文獻資料、思考題等”[3]。這正是多媒體教學的一個重要優(yōu)點。

當然，無論多媒體技術多么優(yōu)越，它總是教學的輔助手段，對其不能過于依賴。教學不僅是傳授知識的手段，而且是師生心靈溝通和情感交流的過程。過于依賴多媒體手段，會影響教師與學生的溝通和交流，最終影響教學效果。因此，無論現代技術如何發(fā)達，都不應該忽視師生交流，現代教育技術只有和傳統(tǒng)教學手段相互配合，取長補短，才會發(fā)揮作用。

注釋：

①戰(zhàn)國封建說以郭沫若先生為代表，也是中學歷史教材長期采用的觀點。郭沫若先生在《中國史稿》（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一書中，以公元前475年，即戰(zhàn)國開始的時間，作為中國封建社會開始的時間。楊寬先生也是戰(zhàn)國封建說的主張者，但他在《戰(zhàn)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一書中，以韓、趙、魏三家滅智氏，即公元前453年，作為中國封建社會開始的時間。呂振羽先生在《簡明中國通史》（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一書中，把韓、趙、魏三家分晉，即公元前403年，作為中國封建社會開始的時間。

②西周封建說的代表有范文瀾、、王亞南等人，范文瀾在《中國通史》（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在《中國史綱要》（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王亞南在《中國官僚政治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中，都認為西周時期是中國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轉變的時期。

③主張此說者有李亞農、唐蘭、祝瑞開、吳慧等。代表作有李亞農《李亞農史學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唐蘭《春秋戰(zhàn)國是封建割據時代》（《中華文史論叢》第3輯，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年版）、祝瑞開《春秋初中期齊晉楚的封建主革命》（《西北大學學報》1979年第1期）、吳慧《西周的奴隸制及其向封建制的演變》（《社會科學戰(zhàn)線》1980年第2期）。

④西漢封建說以侯外廬、趙錫元為代表。侯外廬在《論中國封建制的形成及法典化》（發(fā)表于《歷史研究》1956年第8期）一文中把有無固定的法典作為中國封建社會開始的標志，他認為直到西漢初，才有固定的封建法典。趙錫元在《論中國奴隸制形成和消亡的具體途徑》（發(fā)表于《吉林大學學報》1979年第1、2期）一文中通過探討中國奴隸制的滅亡過程，考察封建社會的開始時間，他認為直到漢武帝統(tǒng)治時期中國的封建社會才得以形成。

⑤東漢封建說的主要代表是周谷城和鄭金滏。周谷城在《中國封建社會論》（發(fā)表于《文匯報》1950年7月27日）一文中認為，中國奴隸社會一直延續(xù)到西漢末，封建社會到東漢才開始。鄭昌淦在《井田制的破壞和農民的分化》（《歷史研究》1979年第7期）一文中也持此觀點。

⑥魏晉封建說以陶希圣、尚鉞、王仲犖、何茲全、唐長孺等為代表。代表作有陶希圣的《中國社會形式發(fā)達過程的新估定》（《中國社會史論戰(zhàn)》第2輯）、尚鉞主編《中國歷史綱要》（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和《關于中國古代史分期問題》（《歷史研究》1979年第3期）、王仲犖《關于中國奴隸社會的瓦解及封建關系的形成問題》（《文史哲》1956年第3、4、5期）、何茲全《中國古代社會》（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和《漢魏之際封建說》（《歷史研究》1979年第1期）、唐長孺《魏晉南北朝隋唐史三論》（武漢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

⑦朱紹侯、張海鵬、齊濤主編《中國古代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5-67頁。關于郭沫若的觀點可參見其《奴隸制時代》，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5-6頁。這種關于井田制的觀點，特別是關于“公田”和“私田”的解釋，已經被絕大多學者所否定，被證明是錯誤的。（郭沫若關于井田制觀點的錯誤之處，可參見金景芳：《論井田制度》，齊魯書社1982年版，第19-23頁。）

⑧李玄伯.古史問題的唯一解決方法.現代評論，第1卷第3期，1924年12月27日。

參考文獻：

[1]朱紹侯，張海鵬，齊濤.中國古代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

第3篇：考古學和歷史學范文

文物與博物館學考研屬于文物與博物館學科，屬于歷史學門類；

博物館學專業(yè)是研究涉及博物館物品的陳列等諸多問題的專業(yè)。現代的博物館學一般都和考古學專業(yè)或歷史學專業(yè)設置在一起。博物館是保藏并展出有關歷史、文化、科技等方面的文物資料或標本的一種文化機構，可以對人們進行教育和宣傳，本專業(yè)培養(yǎng)具備文物學、博物館學的系統(tǒng)知識，能在政府文物管理和研究機構、各類博物館和陳列展覽單位、考古部門、文物與藝術品專營單位、海關、新聞出版、教育等單位從事文物與博物館管理、研究工作的博物館學高級專門人才。

（來源：文章屋網 ）

第4篇：考古學和歷史學范文

為了說明問題，這里有必要先簡單敘述一下傅斯年的這一史學思想。《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以下簡稱《工作旨趣》）是傅斯年于1928年5月撰寫的，它揭示了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的方向、方法和宗旨。有學者把它和的《國學季刊發(fā)刊宣言》并稱為近五十年中國文化史研究的兩大重要文獻，奠定了中國現代歷史學的基礎。《工作旨趣》同此前于1927年11月為中山大學學生講課而寫的《中國古代文學史講義》中的《史料論略》部分、1930年代初在北京大學講授《史學方法導論》（計七講，現僅存《史料論略》）、《考古學的新方法》（1929年）、《史料與史學發(fā)刊詞》（1943年）等文一并都闡發(fā)了“史學便是史料學”這一史學思想，從中可以看出其思想的一貫性。

傅斯年在《工作旨趣》一開頭就明確指出歷史學不是“著史”，只是“史料學”。他說：“歷史學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帶點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倫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歷史學只是史料學，利用自然科學供給我們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著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學所達到的范域，自地質學以至目下新聞紙，而史學外的達爾文論，正是歷史方法之大成。”他還在《史學方法導論?史料論略》中表達了相同的意見：“史學便是史料學”，“史學的對象是史料，不是文詞，不是倫理，不是神學，并且不是社會學。史學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藝術的建設，不是作疏通的事業(yè)，不是去扶持或推倒這個運動，或那個主義。”史學不是做文章，不是說教，不是搞政治宣傳；史學的對象是史料，其工作是整理史料，以建立史實。

傅斯年認為判斷一種學問是否進步，取決于三個標準：第一，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進步，凡間接的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創(chuàng)造之系統(tǒng)，而不繁豐細密的參照所包含的事實，便退步。第二，一種學問能擴張他所研究的材料便進步，不能的便退步。“西洋人作學問不是去讀書，動手動腳到處尋找新材料，隨時擴大舊范圍，所以這學問才有四方的發(fā)展，向上的增高。”“材料愈擴充，學問愈進步，利用了檔案，然后可以訂史，利用了別國的記載，然后可以考四裔史事。” 第三，凡一種學問能擴充他作研究時應用的工具的，則進步，不能的，則退步。“現代的歷史學研究已經成了一個各種科學的方法之匯集。地質、地理、考古、生物、氣象、天文等學，無一不供給研究歷史問題者之工具。”“若干歷史學的問題非有自然科學之資助無從下手，無從解決。”譬如我們要掘地去，沒有科學資助的人一鏟子下去，損壞了無數古事物，且正不知掘準了沒有，如果先有幾種必要科學的訓練，可以一層一層的自然發(fā)現，不特得寶，并且得知當年入土之蹤跡，這每每比所得物更是重大的智識。

總之，傅斯年強調研究歷史學要能運用新工具（如地質學、地理學、考古學、生物學、氣象學、天文學等自然科學），擴充新材料，“以工具之施用，成材料之整理，乃得問題之解決，并因問題之解決引出新問題，更要求材料與工具之擴充”，相互促進，史學方可走上科學的大道。正因傅斯年視史學為一門科學，所以他“要把歷史學語言學建設得和生物學地質學等同樣”，成為“純粹客觀史學及語學”，也正因要建設客觀史學，所以“我們反對疏通，我們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則事實自然顯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貨，十分材料出十分貨，沒有材料便不出貨。”“我們存而不補，這是我們對于材料的態(tài)度；我們證而不疏 ，這是我們處置材料的手段。材料之內使他發(fā)見無遺，材料之外我們一點也不越過去說。”這正體現客觀史學（實證史學）重視材料，無征不信，實事求是的精神。

“歷史的對象是史料，離開史料，也許成為很好的哲學和文學，究其實與歷史無關。”史料搜集以后，下一步工作就是整理史料。那么，如何才能把史料整理好呢？傅斯年的方法是：“第一是比較不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較不同的史料，第三還是比較不同的史料。”通過比較不同的史料，可使史實得以“近真”。這種方法也就是“排比、比較、考訂、編纂史料之方法”，“所以近代史學亦可說是史料編輯之學”，也可稱為“史料整理學”。傅斯年說：“歷代官修史書，不甚足憑，而私人所記，每取傳聞，又多失實，后來史學，只應是史料整理學而已。”因此，傅斯年所說的“史學便是史料學”，實際上是指“我們要建立的近代歷史學便是史料整理/編輯學”。它既是針對過去史學的弊病而發(fā)，又是針對近代史學的缺點而論：“過去史學與其謂史學，勿寧謂文學；偏于技術多，偏于事實少；非事實的記載，而為見解的為何。史學界真正有價值之作品，方為近代之事。近代史學，亦有其缺點，討論史料則有余，編纂技術則不足。”

前面談到，學界對此思想評價不一。一種在肯定其重視史料、強調考證的同時，也指出其證而不疏 、輕視理論、割裂主觀與客觀、實證與義理的統(tǒng)一等弊端。一種則充分肯定其思想的正確性，批評對其主張的誤解，或望文生義，或斷章取義。

出現分歧的原因，一是對傅斯年的這一思想理解不同。雙方都認為傅斯年重視對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促進了史學的現代化、科學化。但前者認為，史料學派在“史學即史料學”的理論支配下，他們的“證”的范圍則退縮到材料的真?zhèn)芜@一點上。在這種情況下，真正的史學研究是無從開始的。所以我們雖然同情史料學派對“證”的強調，但是卻絕對不以此為史學的止境。傅斯年把史料學的地位提高到不合適的高度上，認為歷史學科里唯一可以稱得上科學的是史料學，歷史學的全部功夫要看處理史料的能力如何，于是在史學研究中不可避免地出現重史料輕理論、重考據輕思辨的傾向，其結果往往陷入繁冗瑣細的考證中，難以發(fā)現事物、現象的內在的、本質的特征及其聯系。后者則認為傅斯年所說的“史料”實有廣狹二義：《旨趣》所闡發(fā)的是廣義說，在專義的史料之外，還包含理論、學說、知識等可供史家利用的“工具”在內；《史料與史學發(fā)刊詞》所重申的，大體是狹義說。世人不察，每以狹義代廣義；或望文生義，誤認他和歷史語言研究所同仁但求史料不講史學；或斷章取義，刻意在“史學便是史料學”這句話上做文章，指責傅等非止本身不講，甚至不許他人講求史學義理。因此，只要不斷章取義，或望文生義，就不會以為他真在“史學”與“史料學”之間劃了等號。綜合《旨趣》的要旨及其他有關論述看，所謂“史學便是史料學”，或“史學本是史料學”二語，無非是要強調，史學研究當以史料學為根本。鄧廣銘曾說，史料之于歷史學若如生命之源，傅斯年所言歷史學即史料學是不錯的。史學是史料學不等于史學即史料，一個“學”字的學問大也；離開了史料談史學，講探求歷史規(guī)律，這樣的學問就不能說是史學。前者以為傅斯年只講史料，不講理論；只講考證，不講規(guī)律。后者則指出傅不僅重史料，也講理論，史料學不等于史學，史學也不等于史料學。

二是評價的角度和標準不同。批評者站在今天的角度，以所謂正確的理論和真正的史學來分析評價史料學派。認為“真正的史學應當是實證與闡釋或義理、考據與辭章的完美結合”，“史觀與史料、義理與考據、實證與闡釋猶如鳥之兩翼，缺一構不成完整的史學，無論哪一翼膨脹，都將導致史學的失衡。”余英時說：“從理論上說，這兩派（指史料學派與史觀學派）其實各自掌握了現代史學的一個層面：史料學是史學的下層基礎，而史觀則是上層建構，沒有基礎，史學無從開始；沒有建構，史學終不算完成。所以史料學與史觀根本是相輔相成，合則雙美，離則兩傷。”因此，史料學派的史學思想是偏頗的，真正的史學研究也就無從開始。而肯定者則站在當時時代的角度，“能同情地理解”傅斯年的這一史學思想。許冠三說：“從否定的界說看，或許更易明了傅氏倡此義例的苦心和時代意義。他當時似乎亟于要澄清史學界的惶惑與迷亂，特別要和舊式‘著史’、歷史哲學以及國學或漢學劃清界限，故《旨趣》一開頭就表白：‘歷史學不是著史’。”另有學者也指出，傅斯年重視史料是代表一種史學理論，而他的主張絕非無的放矢。他有他面臨的問題，當時國內最大的勢力當然是顧頡剛。史學即是史料學，以求實的態(tài)度破疑古派的陷虛。他要找遍一切可用的材料，來重建歷史。而傅斯年反對疏通的史學方法，基本上也是針對日正當中的疑古派說的。可見，傅斯年提出“史學便是史料學”并非只是一句標新的口號，而是針對當時時代（及以前時代）學術所存在的問題而發(fā)的。

綜觀上述兩種觀點，我們以為，第一種觀點有“以后世之理論決事實”之嫌。在這種觀點的指導下，對各派就會“各打五十大板”，以示客觀公正，其實，“后世之理論”本身是否真理也難說，不然，這些理論也就不會“此消彼長”了。第二種觀點則以同情的、了解的態(tài)度，結合時代背景去分析評價，在此基礎上的是非得失才不至于離事實太遠。此點陳寅恪作了極好的闡述：“對于古人之學說，應具了解之同情。”“蓋古人著書立說，皆有所為而發(fā)。故其所處之環(huán)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則其學說不易評論，極難推知。”因此，“對于其持論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詣，表一種之同情，始能批評其學說之是非得失，而無隔閡膚廓之論。”此論也同樣適用于近人的學說。

第5篇：考古學和歷史學范文

書名：《暗流：1949年之前安陽之外的中國考古學傳統(tǒng)》

作者：徐堅著

出版社：科學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2年4月

橫跨河南安陽洹河兩岸的殷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有文獻可考、并為甲骨文和考古發(fā)掘所證實的古代都城遺址。從1928年到1937年，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在安陽進行的15次考古發(fā)掘工作。甲骨卜辭、青銅器、骨器、玉器等文化遺物，以及宗廟、王陵、族邑聚落遺址、墓群、甲骨窖穴、作坊遺址等殘留遺跡，將《史記—殷本紀》等史書中對商朝半歷史半神話式的寥寥數語記述，在實際物證支持下變成了3300年前殷商文明的真實面貌。

更重要的是，作為史上第一次由中國人自己主持的大規(guī)模、有目的的考古發(fā)掘，安陽發(fā)掘引入了科學的方法與態(tài)度，對塑造嗣后中國考古學與歷史學的學科特征影響極為深遠，更是至少造就了中國前兩代考古學人。但正如《暗流：1949年之前安陽之外的中國考古學傳統(tǒng)》一書標題所暗示的那樣，“安陽并非1949年之前中國考古學的全部”。在作者徐堅博士看來，如果過度強調安陽這一“主流傳統(tǒng)”，“很可能會忽視安陽之外的發(fā)掘、史語所以外的學人、有計劃的科學發(fā)掘之外的意外發(fā)現、田野調查和發(fā)掘之外的理論和方法的輸入和闡發(fā)等”；而恰恰是這些未受關注的、已被遺忘甚至遭到貶抑的“暗流傳統(tǒng)”（alternative tradition），構成了1949年之后中國考古學基礎知識、田野方法和闡釋理論的重要來源。

他認為，對1949年之前的中國考古學史的寫作不應簡單地滿足于按照年代關系匯總發(fā)現和研究，羅列考古發(fā)現、研究著述和學人事跡，而應該充分地展現學科范式形成和嬗變過程中多來源、多環(huán)節(jié)和多線索的多元景象，主要從人員和機構、“科學”與“非科學”之分、實證和理論之別等三個角度來厘定暗流傳統(tǒng)。

例如，史語所郭寶鈞主持的浚縣辛村、汲縣山彪鎮(zhèn)、輝縣琉璃閣等青銅時代墓葬發(fā)掘，吳金鼎在蒼洱之間的考古學調查和發(fā)掘，都具有超越安陽的重大價值。在史語所之外，國立歷史博物館、史學與國學研究機構、各省公共博物館與圖書館以及廣州、上海、北平等地的民間考古學組織，共同構成了早期中國考古學的主要參與力量。中國歷史悠久的古物收藏傳統(tǒng)與金石學、器物學研究，甚至“非科學”的遺跡盜掘、公器私藏與古物流通，對于中國考古學的發(fā)展也不能說毫無助益。具有鄉(xiāng)土史、人類學、民族學傾向的考古學暗伏于特定的學術傳統(tǒng)與研究主題中，與此同時，西方考古學的考古學史體系、發(fā)掘方法和類型學分析被“有意識、有傾向”地譯介到中國，讓中國考古學的實踐“有選擇性地接受”并融匯結合。可以說，這些暗流傳統(tǒng)的脈絡，既與作為主脈的安陽傳統(tǒng)相互呼應、交織糅雜，又顯示出獨特的人員、地域、學統(tǒng)和理路。

在作為中國考古學的搖籃的安陽，也見證了中央與地方、本國與外國、科學發(fā)掘與牟利盜發(fā)之間的角力和斗爭，以及在發(fā)掘、保管和闡釋各個環(huán)節(jié)中的沖突與矛盾。雖然史語所和地方政府聯合組隊進行發(fā)掘，但是中央和地方之爭從未消弭，河南本土人士基于鄉(xiāng)土文化保護意識、文物在地保護傾向以及發(fā)展本地博物館等考慮，曾抵制史語所的安陽發(fā)掘，使其短暫中止并代之以河南本土考古力量。另一方面，史語所按照每畝地每年180元標準支付的天價地租，依然讓當地村民覺得“阻擋財路”而憤懣不平，導致猖獗的盜掘屢禁不止。芝加哥大學東方語文系教授顧立雅親臨安陽考察時發(fā)現“地面上遍布三英尺見方的盜洞”，估算每年至少有50件以上的精美商代青銅器流往北平古董市場，其精致程度和罕見程度甚至勝于大部分田野發(fā)掘遺物。出于政治正確性和學術政治的考慮，中日戰(zhàn)爭期間日本學者在安陽的發(fā)掘和整理工作更是罕被提及。

《暗流》雖然是一部學術專著，但作者采用“回訪”、“深描”等情景分析方法，試圖審慎而準確地部分復原歷史的錯綜面貌，讓那些“隱匿的多數”、“執(zhí)拗的低音”重新發(fā)聲，于是我們就能在書中讀到關于一國一地一家的細微剖片，看到田野考古學家、金石學人、盜掘鄉(xiāng)民、古董掮客、洋人探險家、本土收藏家等共同織映出的歷史圖景。最有意思的是，書中如小說般起伏跌宕的最精彩“情節(jié)”，或許當數在安陽發(fā)掘之前1923年新鄭李家樓大墓的發(fā)現與發(fā)掘。

新鄭李家樓大墓在偶然中被發(fā)現，地主李銳并不接受知事上繳銅器的勸說，反而將菜園井坑所出銅器當成私家財產，待價而沽甚至已經售出。到底應當公藏抑或私存？駐軍靳云鶚部迅即介入，在多通電文中反復申明，“此項古物，皆祭祀宴享之器，實系中華國粹，片銅寸鐵，皆足寶貴，應由公家保存，不容私人所有。”李銳聯絡北京一帶官方人士疏通不果，不得不交出已出土諸件。

第6篇：考古學和歷史學范文

楊公驥是我國現代文史學家、學者，著有《中國原始文》、《中國小說史》、《西藏古史考》等。他12歲入中學，由于興趣廣泛，往往被學習中的疑難所牽引，跟蹤求索，遍讀各類圖書。他說：“這時期，我曾閱讀過有關天文學、歷史學、經濟學、哲學、心理學、倫理學、民俗學、考古學、語言學等許多著作和譯文。”他的一生中讀書都是采用跟蹤讀書方法。跟蹤讀書法是在讀書時發(fā)現疑難問題，追蹤求索，廣泛閱讀，多渠道、多學科地從外圍解決問題的讀書方法。楊公驥說：“學習研究猶如攻堅，攻堅城必須掃清外圍，因為堅城與外圍乃一整體，后者不破，前者難拔，學某一學科也必須兼通相鄰學科，因為任何一個學科都不是孤立發(fā)展、獨立存在的，都與其他學科有著千絲萬縷的內在聯系。”楊公驥讀書從不死板地按照預定計劃進行，而是在閱讀時發(fā)現疑難問題后馬上跟蹤下去。有時甚至由這學科轉到另一學科，直到把問題弄通為止。

    例如，他年輕時為了研究中國歷史的發(fā)展階段問題，閱讀了很多文章。但由于當時自己歷史知識貧乏，越讀問題越多。于是他跟蹤學習，閱讀了《古代社會》及考古學、經濟學、哲學等方面的大量書籍。由此及彼，舉一反三，便解開了自己的疑團。

    由于他采用了跟蹤讀書法，在讀書時往往為了解決具體問，“而在不知不覺中引起對許多學科的興趣”。如他母親因生他難產而著千絲萬縷的內在聯系。”楊公驥讀書從不死板地按照預定計劃進行，而是在閱讀時發(fā)現疑難問題后馬上跟蹤下去。有時甚至由這學科轉到另一學科，直到把問題弄通為止。

    例如，他年輕死，他隱痛在心，總想探其究竟，遂借閱婦產科醫(yī)書仔細閱讀。由此擴延，又讀生物學、生理學、遺傳學、人類學、民俗等書。他說：“這些不意中得之的知識都成了我?guī)齑娴挠杏貌摹！?/p>

第7篇：考古學和歷史學范文

作為擁有56個民族的“統(tǒng)一多民族國家”, 中國是如何形成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是如何形成的,這些問題在1900年以前的中國從未存在,因而也從未被提出過。蘇秉琦(1909―1997)這位土生土長的學者,用一生辛勤勞作,從中國考古這門學問給予沉雄有力的回答,勝義紛披,意蘊深遠,獲得國內一致的贊賞和廣泛的追隨、國外密切的注意。

幾十年來,在我們的歷史教育中,有兩個怪圈:一個是根深蒂固的中華大一統(tǒng)觀念;一個是把馬克思提出的社會發(fā)展規(guī)律看成是歷史本身。

在中華大一統(tǒng)觀方面,我們習慣于把漢族史看成是正史,其他的就列于正史之外。于是,本來不同文化之間的關系,如夏、商、周、秦、漢便被串在一起,像串糖葫蘆一樣,一根棍串下來,成為一脈相承的改朝換代,少數民族及與境外接壤的周邊地區(qū)的歷史則被幾筆帶過,這也使中國史與世界史的關系若明若暗。

其實,講到中國歷史,從孔夫子起就不是把中國史看成是鐵板一塊。子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就是把夏商周看成是三家來進行比較得出的結果,而不是看做一連串的三代。湯武革命不是繼承,三家各有千秋,可以互補,但還是周人的學問全面。“周禮”是國家大法,是周人建國治國的系統(tǒng)理論,以一個“文”字代表典章的制度化,是國家已成熟的表現,殷人還未達到這水平,所以孔子要以周為主。古人云,“入夷則夷,入夏則夏”,是看到中原的夏和四周的夷,各有各的根,周邊民族到中原來,就被中原民族同化,同樣,中原民族到周圍地區(qū),就被當地民族同化。這種同化過程往往是很快的,不過一兩代人,而且進來是華,出去就是夷,進來出去又多有反復,所以,華夷之間的差別也并不是絕對的。孔夫子“有教無類”的名言,也是認識到他的弟子們來自四面八方,民族文化傳統(tǒng)的背景來源不一樣,甚至差別很大,而且有不同種族之間的差別。“有教無類”的“類”,一般都解釋為身份、背景,較少聯系到種族問題,但殷墟的情況給了我們啟發(fā)。李濟分析殷墟大批人頭骨后,指出活動在商代中心地區(qū)人們的種族差別很大,他在《再論中國的若干人類學問題》一文中說:“從著名安陽遺址出土的人骨資料來看,就遠不是純一人種的。從研究這一人骨的頭形指數計算出的標準偏差數,遠遠超出正常范圍,這肯定地說明這一組顱骨有著極不同的來源。”雖然時代越近,人種差別越小,但孔子時代,中原地區(qū)的人種差別仍然很大,所以,“有教無類”主要不是指社會貧富等級差別,而是種族特征差別,孔子的教育思想是要平等待人,反對種族歧視,這當然是很進步的思想。由于面對的是多文化且復雜的民族傳統(tǒng)社會,所以他講課的內容也是包羅萬象,兼容并舉。《周禮》所講的“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就是包含了多文化的。至于“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那是漢武帝以后的事,把孔孟的書以朱熹的注解為標準,將朱熹一家定為一尊,那更是宋代以后才形成的。

司馬遷寫《史記》也是兼容并舉的,他不僅對百家學說,分門別類介紹,不歧視哪一派,比較客觀,而且修史內容超越國界,把西域的烏孫、康居、大月氏、安息都列為傳,當國史來寫,實際上寫的是世界史。

至于另一個怪圈――社會發(fā)展史觀方面,我們習慣于把馬克思提出的社會發(fā)展規(guī)律看成歷史本身。歷史本身是多種多樣、豐富多彩的。把社會發(fā)展史當成唯一的、全部的歷史,就把活生生的中國歷史簡單化了。幾本有影響力的中國通史就有這種傾向;1958年前后籌建中國歷史博物館時編寫的通史陳列說明詞、北京大學師生合作編寫的考古學教材,都是在這種思想指導下的產物。結果大量豐富的考古資料也只能“對號入座”,把一般的社會發(fā)展規(guī)律當成教條,再添加些考古資料便交差了事。連調查少數民族史也受到影響,一個現成的例子是,海南島的五指山,被說成是黎族由母系氏族社會向父系氏族社會過渡的標志。其實,五指是五支,代表黎族內部的五個各有特點的社會群體,五支之間不是社會發(fā)展階段不一樣,而是每一支都有自己的傳統(tǒng)、自己的標志,是社會內部群體分化,并不代表社會的不同發(fā)展階段,把它簡單說成是所有制問題,只進行階級分析,那就把黎族的民族及其內部的特色給抹掉了。

其實,把社會發(fā)展史視為全部歷史,在經典作家那里,并沒有找到什么理論根據。馬克思、恩格斯研究和概括社會發(fā)展規(guī)律的偉大工程時,是從研究具體史實開始的。恩格斯也并不認為人類社會從野蠻進入文明和國家產生的道路全世界只有一條,他在寫《家庭、私有制與國家的起源》一書時,就是在研究了他所處的那個時代所能得到的史料之后,提出國家的產生至少有雅典、羅馬和德意志三種不同的國家形態(tài),它們各有特點,通過不同的途徑,完成了人類社會發(fā)展規(guī)律所制約的由野蠻向文明的過渡和國家的產生。

第8篇：考古學和歷史學范文

亞歷山大建立了大約20個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城市，其中最著名的是埃及的亞歷山大市。他的遠征在客觀上使得古希臘文明得到傳播。作為歐洲歷史上最偉大的軍事天才，他成為后來的軍事領導者的楷模，全球軍校迄今仍在傳授他的軍事策略。然而，這個大帝也給世人留下了許多未解之謎。

死亡之謎

長期以來，古今學者們對亞歷山大的死因爭論不休。有史料說，隨亞歷山大征戰(zhàn)波斯的希臘預言家加南魯斯（于公元前323年在古波斯城市蘇薩自焚身亡）曾對亞歷山大說：“我們將在巴比倫重逢。”而他說這話時亞歷山大還無前往巴比倫的打算。還有史料說，公元前344年2月，亞歷山大命令他的軍隊向巴比倫進發(fā)。他的軍隊在跨越底格里斯河后與迦勒底人（居住在美索不達米亞東南部沼澤地的民族，曾短暫統(tǒng)治巴比倫）遭遇。后者警告他說：不要進入巴比倫城，否則他將面朝落日。“面朝落日”顯然是衰落的征兆。在亞歷山大病逝于巴比倫后，人們把他的死亡與這些傳言聯系了起來，認為這些都是亞歷山大將死在巴比倫的“預言”。當然，這些純屬巧合或人們的牽強附會。

關于亞歷山大之死，古希臘歷史學家迪奧多魯斯記敘說，亞歷山大為了祭神，喝下一大碗未經稀釋的白酒，之后便發(fā)病，并在經歷了一陣劇烈的痛苦后死亡。另一位古希臘歷史學家普盧塔克的記敘略有不同。他說，亞歷山大在死前大約14天，連續(xù)兩天與其部將飲酒作樂，之后便開始發(fā)燒。他的病情持續(xù)惡化，以致他無法開口說話。在他病情危重時，他身邊的士兵被允許列隊經過他的病榻，他則向他們緩緩揮手。

現代學者對亞歷山大的死因各說不一。有研究將亞歷山大之死歸咎于酒精性肝硬化和番木鱉堿中毒，但這兩種說法被認為缺乏證據。1998年，美國馬里蘭大學醫(yī)學院報告說，根據“史料”記載，亞歷山大很可能死于在古巴比倫很常見的傷寒癥或瘧疾—— 他在死前一周出現發(fā)冷、盜汗、虛脫、高燒癥狀，嚴重的腹痛還導致他痛苦喊叫，這些都是傳染性疾病如傷寒癥或瘧疾的典型癥狀。還有研究認為，亞歷山大是在死前兩周乘船視察沼澤地洪水防御工程期間感染瘧疾的。不過，這些“史料”的真實性都遭到質疑。

除生病之說，亞歷山大之死還有多個謀殺版本。這也并不奇怪，因為亞歷山大殺人不少（其中包括誤殺和錯殺），樹敵甚多。事實上，在馬其頓王朝，謀殺的確也是司空見慣的一種殺人手段。其中一個版本說，暗殺亞歷山大的主謀是被他革職的馬其頓總督安提帕特，后者在被亞歷山大召到巴比倫受死之前，安排自己的兒子、亞歷山大的倒酒師毒殺了亞歷山大。亞歷山大的恩師亞里士多德可能也參與了這場謀殺。還有一個版本說，亞歷山大是被他的同父異母私生兄弟托勒密·索特一世用砒霜毒死的。被懷疑為謀殺亞歷山大的兇手的人還有亞歷山大的妃嬪、他的將軍、他的御用歷史學家和顧問，以及王室侍女等。不過，下毒版本的始作俑者是《亞歷山大死亡證明》一書，但此書被認為是在大約公元前317年編撰的。

認為亞歷山大并非死于謀殺的根據有：亞歷山大的健康在多年酗酒和多處受重傷后每況愈下；亞歷山大的愛將赫費斯提翁之死加劇了亞歷山大的健康惡化；亞歷山大過量服用包含藜蘆的藥物，而大劑量的藜蘆是致命的。對暗殺之說的最強有力的反駁是，從亞歷山大發(fā)病到他死亡之間有12天，如此長效的毒藥在當時應該還沒有出現。不過，2010年的一項新理論指出，亞歷山大的癥狀與卡里奇霉素中毒相符，而這種由細菌產生的致命毒素存在于亞歷山大的飲水來源——斯提克斯河。

有流行病學家提出，亞歷山大可能死于西尼羅病毒。但也有流行病學家認為，西尼羅病毒感染人類不可能早于公元8世紀。科學家對亞歷山大的死因還提出了其他猜測，包括由酗酒和過度肥膩飲食誘發(fā)的急性胰腺炎、急性心內膜炎、血吸蟲病、卟啉癥和白血病等。有人將亞歷山大死前癥狀輸入“全球傳染病流行病學網絡”，結果在收集到的各種不同的診斷中，“流感”獲得了最高概率——41.2%。不過，也有科學家指出，亞歷山大的癥狀和發(fā)病時間與流感并不吻合，與瘧疾、血吸蟲病和中毒更不匹配。

亞歷山大的死因至今仍是一個謎。

埋葬之謎

關于亞歷山大之死，還有一個未解之謎，這就是：他死后被葬在了什么地方？有史料記載，亞歷山大在死前把自己的一個戒指交給一個名叫佩蒂卡卡斯的將軍，并任命其為攝政王，替他管理國家，直到他的王后羅克珊產下他們的孩子。這個孩子就是后來的亞歷山大四世。但是，亞歷山大四世很可能只是短暫地繼承了王位——他和母親都被人暗殺。

由于安葬去世國王被視為王室的特權，在亞歷山大的繼任者們?yōu)闋帄Z權力而發(fā)生的沖突中，擁有亞歷山大的遺體被視為權力合法的象征。那么，亞歷山大的墓葬究竟在哪里呢？據信，佩蒂卡卡斯決定把亞歷山大的木乃伊送往馬其頓的都城埃垓安葬。一份古籍記載說，設計和建造亞歷山大的靈車花了兩年時間，之后他的遺體被靈車運離巴比倫。至于在這兩年中亞歷山大的遺體是怎樣被保存的，考古學家并不清楚。據1889年的一份史料，亞歷山大的遺體當初有可能被浸沒在一大罐蜂蜜中。另有史料記載，亞歷山大的遺體被放在一口充滿蜂蜜的人形金棺里，金棺被放在一只金匣子里，金匣子則與亞歷山大的全套盔甲一起放在一輛金馬車上。

據說，運送亞歷山大遺體的靈車隊在敘利亞遭到亞歷山大的同父異母私生兄弟、后來的馬其頓統(tǒng)治者托勒密·索特一世的軍隊的襲擊。托勒密是亞歷山大手下的一名將軍，也被懷疑是暗殺亞歷山大的主謀。預言家加南魯斯曾預言說，亞歷山大的安葬地將是世界上最富饒的地方，而托勒密作為當時埃及事實上的控制者，自然希望將亞歷山大的遺體葬在埃及。公元前322年年末或公元前321年年初，托勒密下令把亞歷山大的遺體轉運到埃及，埋葬在孟斐斯（古埃及城市，廢墟在今開羅之南），這里因此成為亞歷山大的最初埋葬地。這一過程在史料中有詳盡記載。

公元前4世紀末期或公元前3世紀早期，亞歷山大遺體由托勒密一世的兒子托勒密二世從孟斐斯轉往亞歷山大城隆重安葬。在公元3世紀或4世紀居住于亞歷山大城的史學家塔提爾斯稱，亞歷山大墓位于當時亞歷山大城中心的陵墓區(qū)。普盧塔克則記述說：“國王（亞歷山大）的遺體在棺槨里躺了6天，在此期間每個人的注意力都從葬禮轉向了如何組成一個政府。當亞歷山大的朋友們最終有時間照料他的遺體時，進入安放棺槨的帳篷里的人們看見遺體沒有絲毫腐爛跡象，甚至也沒有變色。”其他多位古希臘和古羅馬歷史學家也都提到過這個陵墓區(qū)。在這里，亞歷山大的遺體被放在一座宏偉建筑內部的一具金棺里。許多考古學家相信，托勒密家族的成員也葬在這里。后來，托勒密四世又把亞歷山大的遺體放入亞歷山大城的集體陵墓。他還用一具玻璃棺材替換了亞歷山大的金棺，目的是用金棺鑄造金幣。

在埃及艷后克婁帕特拉死后不久，奧古斯都（公元前63年-公元14年，羅馬帝國第一代皇帝，愷撒大帝的外甥、養(yǎng)子、繼承人，原名屋大維）造訪了亞歷山大墓，據說他奉獻了鮮花，還在亞歷山大的頭上放置了一頂金王冠。但他在親吻亞歷山大的鼻子時，不小心將其碰掉。愷撒大帝也造訪過亞歷山大墓。大約在公元200年，羅馬皇帝塞維魯斯關閉了亞歷山大墓，理由是擔憂游客太多造成損壞。而有人說他把一些秘籍放進了墓中，他不想他人看到這些秘籍。據史料，最后一次有記錄的亞歷山大墓的造訪者是卡拉卡拉皇帝（塞維魯斯之子），時間是在公元3世紀。卡拉卡拉自詡是亞歷山大的化身。當時他向亞歷山大遺體供奉了自己的多件寶物。

在此之后，關于亞歷山大墓的記錄就變得模糊了。到公元4世紀，亞歷山大墓已經下落不明。雖然后來有學者稱看見過這座墓，但卻未說明具體地址。根據一種傳說，亞歷山大的遺體被埋在一座基督教堂的地下墓室里。

根據種種歷史文獻，包括文獻作者自己對亞歷山大墓的造訪，很多考古學家相信，亞歷山大城是亞歷山大的最終埋葬地。需要指出的是，這座城市曾多次遭劫掠，加之瘟疫、地震等多種災難，幾被毀滅。例如，公元4世紀的一場強地震導致王宮大面積被毀，其中包括著名的法羅斯燈塔和托勒密宮殿，王室墓地可能也受到了嚴重影響。在阿拉伯征服戰(zhàn)之后，亞歷山大城失去了重要性。到15世紀，該市人口大量消減，土耳其人幾乎終結了這座古城。亞歷山大墓逐漸被歷史長河所湮沒。

陵墓今何在

數百年來，人們對亞歷山大墓的尋找從未停止。例如，1737年，一名荷蘭船長造訪亞歷山大城尋找亞歷山大墓未果。1768年，英國人布魯斯尋找亞歷山大墓，無功而返。18世紀，意大利人賽斯特里尼為尋找亞歷山大墓而造訪了亞歷山大城，當時有人對他說亞歷山大墓在阿特里納清真寺。1803年，來自俄羅斯的一名高級教士在尋找亞歷山大墓未果后說：“雖然直到15世紀還可能知道亞歷山大墓的位置，但現在已無從知道了。”事實上，在15世紀以前很久，亞歷山大墓的確切地址就已遺失。

有研究認為，早期的埃及導游為了回答游客的詢問，編造了亞歷山大墓的原址是阿特里納清真寺之說。不過，這也并非空穴來風。早期游客知道的是，在這座清真寺里有一具表面雕刻著象形文字的花崗巖石棺，石棺后被拿破侖的士兵在1801年撤離埃及時帶走了。但英國士兵后來卻在埃及的一家醫(yī)院發(fā)現了它，并將它送到了倫敦的大英博物館。在那里，經過解讀上面的象形文字，石棺被證明是一具法老石棺，最初是裝內克塔內布二世法老木乃伊的，后被用來裝他人的木乃伊。有考古學家根據阿特里納清真寺庭院里的古代石柱推測，這里的確可能是亞歷山大墓的所在地。

根據史料記載，亞歷山大墓位于亞歷山大城的中心。亞歷山大城的形狀像西洋跳棋棋盤，由垂直方向和水平方向的兩條主要的大街構成，這兩條大街的交匯處靠近城中心，因此也就靠近亞歷山大墓原址。不幸的是，托勒密時代和羅馬時代的亞歷山大城地形早已未知。

1865年，埃及總督伊斯梅爾下令著名天文學家和工程師法拉基繪制了一張亞歷山大古城地圖。這張地圖引發(fā)了一種理論：亞歷山大墓位于距離納比·丹尼爾清真寺不遠的城中心。法拉基造訪了這座清真寺并報告稱，自己進入一間有著用石頭修筑的地下通道的大房子，高品質的建筑石塊讓他堅信：這些地下通道必定通往亞歷山大墓。

對亞歷山大墓的探索一直持續(xù)到19世紀末。在此期間，德國商人兼考古愛好者施利曼獲準在納比·丹尼爾清真寺發(fā)掘亞歷山大墓，但沒能成功。此后又有不少人在埃及的疑似亞歷山大墓遺址進行發(fā)掘，但都沒有取得實質性成果。后來，埃及政府禁止進行類似發(fā)掘。

1960年，波蘭考古隊獲準在納比·丹尼爾清真寺附近進行非破壞性發(fā)掘。波蘭人雖然未能找到亞歷山大墓，但發(fā)現了羅馬半圓形劇場、羅馬浴室和水池、羅馬居民區(qū)等遺跡，還發(fā)現了亞歷山大石雕頭像，其年代被測定在公元2世紀。20世紀上半葉，意大利考古學家亞德里亞尼對亞歷山大墓展開了調查，但他在將自己的發(fā)現公諸于世前過世。根據亞德里亞尼的調查，亞歷山大墓原址在古亞歷山大城東北部，距離王室居住區(qū)很近。1964年，他在那里的一座古墓里發(fā)現了用雪花石膏建造的墓室，他認為這就是亞歷山大墓。然而，這一說法遭到埃及考古學家的否認。

現在，又有考古學家提出，應該在亞歷山大城的地中海沿岸波濤洶涌的海面下去尋找答案，畢竟那里的海底躺著許多古跡，例如已經發(fā)現的克婁帕特拉的塑像。或許強大的自然力量已將亞歷山大墓掩埋在海底。

2013年8月底，國際媒體傳出一條引起不小轟動的科學新聞：發(fā)現于希臘古安菲波利斯遺址附近的一座墓葬，可能正是久已失落的亞歷山大墓。這座宏偉墓葬的墓墻長達500米，高達3米，考古學家相信墓主即便不是一位國王，至少也是馬其頓王朝的一名要員。目前這座墓的發(fā)掘仍在進行之中。

亞歷山大墓的四種“下落”

亞洲 有兩個亞洲國家—— 印度尼西亞和土耳其都聲稱是亞歷山大墓的所在地，大部分原因是它們都曾是亞歷山大的廣大帝國的一部分。然而，考古學家普遍否定上述聲稱，因為沒有發(fā)現任何歷史證據來支持這些說法。

馬其頓 有些人相信亞歷山大可能被埋葬在馬其頓帝國的都城埃垓，這里也是他的祖先們的安葬地。但也沒有任何歷史證據支持這種說法，僅有一些古代文獻表明他的靈車隊可能曾在某個時刻朝著埃垓的方向而去。

第9篇：考古學和歷史學范文

中國人民大學有完整的人文學科,如中文、歷史、哲學宗教學等,國學院與這些學科有聯系,但并不等于是這些學科的簡單綜合,那么,國學院的特點在哪里?

“五四”以后,我國大學的學科分類受科學主義影響,產生了兩面性。一方面,學科分類比較細,使學科的專門化得到保障,推動了具體學科的發(fā)展;但另一方面,難以從宏觀上去開拓學科的新領域。那么,如何在現有學科分類的背景之下,走出科學主義的藩籬,實現國學教育的“綜合創(chuàng)新”?

這些問題都很值得我們討論。如果我們把“國學”教育厘定為以中國傳統(tǒng)人文學術為研究對象的學科,那么,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為國學院本科生制訂合適的培養(yǎng)方案和教學計劃,在教學實踐中檢驗、修訂、成型,使得從這里畢業(yè)的本科生掌握有關國學的基礎知識、理論和專門技能,能夠在相應的機構(如文化機構、教育教學部門以及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機構)中勝任工作。

為此,我想提幾點建議。

1.國學院設立關于文獻學類別的課程

從某種意義上說,“國學”就是文獻學;作為“國學”的經、史、子、集,即著眼于文獻學。我在這里所說的文獻學,是指國學中的專門學問,如目錄學、版本學、校勘學、輯佚學、考據學、訓詁學等。這些國學的專門知識,不必按文、史、哲去劃分,而是以中國傳統(tǒng)人文學術中的重要文獻資料作為講述和研究對象。在我國高等教育中,有些綜合性大學將文獻學專業(yè)設置在中文系;有的則設置在歷史系,形成具體的歷史文獻專業(yè)等。如果超越學科的界限,一定會有助于突出中國古典文獻學的綜合性和基礎性特色,推動文獻學教學與研究,對各相關專門學科的發(fā)展也會起到促進作用。

2.設立關于考古學及其成果類別的課程

自從20世紀20年代王國維提出“二重證據法”以后,迄今將近九十年,以文獻資料與考古材料互相印證,取得許多重大的學術成果,這已經是有目共睹的事實,毋需論證。作為國學專業(yè)的專門人才,要有一定的考古學知識,特別是對出土文書,要有一些基礎知識(不是做專門研究,在大學本科沒有條件做深入的研究)。對于國學院的本科生來說,不可能也沒有必要像考古學專業(yè)的本科生那樣,用相當多的時間去進行田野考古,但是關于考古學通論、考古學方法、中國考古學一百多年來的發(fā)展等,開出若干課程,也是不可缺少的。

3.設立經學研究類課程

經學是國學的靈魂,儒家的“十三經”是國學的精髓。儒家的經書從西漢“五經”到東漢“七經”,到唐朝“九經”,再到宋代“十三經”,體現了古代社會不斷擴大儒家經書范圍的過程。歷代官方版刻經籍、社會啟蒙讀本、民間鄉(xiāng)約村規(guī),在思想觀念上都與經學有關。儒家經書從讀書人(士學)道德修養(yǎng)、立身處世到社會責任、實現理想,甚至如何調節(jié)個人的喜怒哀樂,都有所記述。其中所體現的包容性、倫理性、普遍性,成為中國封建社會最適用的百科全書,使得中國人很早就對本民族(中華民族)的文化有了認同。研究國學,不能不研究儒家的經書。當然,為國學院本科生開課,并不限于儒學,應擴大眼界,引導學生認真閱讀若干本有關中國古代所謂“百家之學”的代表作,這很有必要。

4.世界學術之介紹

國學院所要培養(yǎng)的,是既有世界學術眼光,又有本國傳統(tǒng)文化學術基礎的專門人才。眾所皆知,自文藝復興以后西方人文社會科學的發(fā)展,得益于經濟學、社會學、地理學、人類學、心理學、人口學、語言學等學科的交流和相互借鑒,而且和自然科學的發(fā)展緊密相關。這些不可能在國學院本科生的課程設置中全部反映出來,有些也難以構成一門課程,可以通過“講座”的靈活方式擴大學生的學術和知識視野。因此,我建議在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成立經常性的“國學與西學講座”,請不同學科的專家來做講演,特別是這二者的交融,以及這方面的代表作,可以著重加以介紹。

在培養(yǎng)國學專門人才的時候,關注將民族優(yōu)秀文化與全人類優(yōu)秀文化的結合,這個指導方針不可缺少。當然這并不是簡單地將國學院的課程分為國學與西學各占一半,而是學術眼光、學術胸懷和學術素養(yǎng)的大問題。過去有一種提法,就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20世紀80年代為矯正這種提法的不足,有學者提出“西學為體,中學為用”。這兩種體用關系使我們在吸收外來文化上一直存在著把中學與西學分割開來的甚至對立起來的局限。今天我們對待外來文化,需要真正實現民族優(yōu)秀文化與全人類優(yōu)秀文化的有機融合,實現體用合一和中西(中外)貫通。

5.鼓勵和引導國學院的學生關心和思考重要的理論問題

中華文化既包含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也包括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是奔騰不息的巨流。同志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說:“中華文化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團結奮進的不竭動力。”這就把中華文化提到一個新的高度加以論述。同時對我們專門研究中國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即國學和從事傳統(tǒng)文化教育的人來說,是很大的鼓勵。從學術研究的角度看,把中國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核心價值理念歸納為“文明”“和諧”可能不夠,其中的天人和諧、仁者愛人、自強不息、厚德載物、以民為本、尊師重道、居安思危、誠實守信、養(yǎng)生有道、和而不同、天下大同等可能是中國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核心價值觀所在。引導國學院的學生思考和研究中國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核心價值觀,以及它與我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關系,會有助于提高大學生的思想精神境界。持續(xù)辦好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需要有這種精神力量的指導和鼓舞。這才能表現出我們對于中國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即國學的研究既不同于漢代的經學箋注家們、宋明時期的理學家們,也不同于清朝的考據家們,而是具有我們自己時代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