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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精髓部分,富含非常深刻的管理理念,經過長時間的傳承,儒家思想不斷發揚光大,逐漸形成一個博大精深的思想體系。儒家思想在現代企業管理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應用價值。本文從“仁”、“和”、“義”、“誠”和“中庸”五個方面分別進行闡述。
關鍵詞:
儒家思想;現代企業管理;應用;價值
一、引言
以孔子、孟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是中華傳統文化的主干和基礎,幾千年來被數代中國人所傳承、發展,并對中國文明、文化歷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時至今日,儒家思想依然在深深影響著我們的思想觀念和行為規范。中國歷朝歷代的統治者均以儒學作為治國安邦之道,實際上,其中蘊含著豐富的與現代企業管理方向所契合的管理思想。所以,儒家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對于現代企業管理具有現實的指導意義。如何深刻的理解儒家思想相關的理論原則,合理有效的運用于現代企業中,將不但有助于實現企業利潤最大化,提升企業的整體形象,同時對于企業的戰略發展也具有不同尋常的意義。
二、儒家思想的形成與發展
儒家思想最早形成于春秋戰國時期,核心思想是“仁”。儒家思想的代表有“孔孟學說”,“兩漢儒學”等。孔子提出以“仁”修身,孟子對孔子的思想進行了進一步的發展,在基礎上提出“性善”論,推行“仁政”。與孔孟的學說相比,荀子主張強調“性本惡”、“禮法并施”,其理論則更具有現實主義傾向。兩漢儒學提出了以禮義治國的主張,程朱理學與陸王心學進一步將儒家思想發展成熟。最終,儒家思想的主要內容被概括為“三綱五?!?三綱:指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五常:指仁、義、禮、智、信。),從而走入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現在,有人將傳統儒家思想與當前時代特征相結合,并稱其為“現代新儒家思想”。
三、儒家思想在現代企業管理中的應用與價值
1.“以人為本”——企業管理的核心“仁”作為五常的核心,在儒家思想中,是最為核心的部分。儒家思想的許多經典著作中對“仁”的解釋雖然不甚相同,但是其本質是一致的,即“愛人”?!墩撜Z·顏淵》中有云“樊遲問仁。子曰:愛人?!比寮宜枷胫鲝垺懊駷橘F,社稷次之,君為輕”、“天生萬物,唯人為貴”、“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天地之性人為貴”。在儒家看來,天地之間只有人是最寶貴的,是萬物之靈??梢哉f,儒家思想本質特征在于肯定人的價值,重視人的尊嚴?,F代企業經營管理越來越強調一個理念——以人為本。人是企業管理的主體和客體,“以人為本”的核心思想便早已成為人們的共識?,F代企業管理活動中需要解決的首要問題,是通過塑造一種氛圍、打造傳播一種理念,是的組織內的人員思想及步調一致,最大限度地激發人的潛能,調動工作積極性。也有人稱這種富有人情味的管理為“東方式管理”。方太總裁茅忠群對方太施行的便是儒家文化管理模式,茅忠群認為,可以治理國家的思想,一定是可以管理企業的。他要求管理者要設身處地的時時為顧客著想,事事替下屬著想,方方面面替相關方著想,如此以來,這些人也一定會反過來設身處地的替公司著想,力爭創造更大的業績及成績回報公司,使大家共同開創合作、共贏的局面。員工的個人發展是企業實現戰略目標的一部分,要把員工的成長放在與企業發展一樣重要的位置,注重對員工的人格尊重、生活關愛和能力培養,用真情打動員工管理員工,設身處地為員工著想,用仁愛的精神營造一個和諧協調的管理氛圍。與此同時,企業管理者要切實了解員工真實的想法、需求和愿望,在合理范圍內,盡量滿足員工的精神層面和物質層面的需求。在企業的經營管理中,讓員工積極參與進來,領導和員工互為彼此,互相關心和體諒,企業在這種氛圍中才會不斷發展壯大。
2.“以和為貴”——企業旺盛的法寶《論語》中有云:“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君子和而不同”。孟子也主張“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梢?“和”為儒家思想中的基本精神。中國人十分注重和諧局面的實現和保持,即“人和”,主張人與人之間的交往要安定和諧、團結協作。“和”在組織中表現為動態的和諧,是企業倫理道德一種理想境界的反映,是企業文化建設始終追求的重要目標之一。“和”不但崇尚擁有共同的價值追求,又體現和而不同、的原則。一個企業內部如果和諧融洽,那么全體員工的團隊凝聚力便是一種無形的巨大力量。從根本上說,現代企業管理就是要營造這種內外關系和諧的局面。當今許多知名的大型企業非常注重團隊意識,這些企業平時十分注重團隊建設,提倡并實行團隊領導與員工的有效溝通。組織企業員工參加拓展訓練,各種豐富多彩的業余集體活動,增強企業與員工的親密度。在這種和諧的氛圍中,員工也能夠更理性、更全面的對管理者提出自己的真切意見,達到“共同管理”、“和氣生財”“共贏發展”。
3.“見利思義”——企業發展的保證孔子曰:“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謀道而不謀食”、“憂道而不憂貧”。“義”是指道德規范,“利”是指“經濟利益”,孔子主張,要“見利思義”、“以義統利”,即“義先利后”。儒家在處理義與利的關系方面,要求將義放在首位,在特定的情況下甚至不惜舍生取義,殺身成仁。孟子強調“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孟子·離婁上》)。儒家思想重義是毋庸置疑的。對企業內部來說,如何處理好義利關系是企業經營管理要面臨的第一大問題。企業經營的目的就是求“利”,即追求企業利潤的最大化。所以從道理本身來說是無可厚非的,但如果“唯利是圖”而損人利己,是為“不義”,并且最終會影響到這個企業的長期利益,甚至會葬送企業的大好前程。因此,企業管理中應當堅持“見利思義”、“先義后利”的原則,將經營謀利與“博施濟眾”結合起來,才能保證企業長遠、健康的發展。當然,這并不代表儒家思想是反對“利”。儒家思想中對于富與貴從來不反對,因孔孟都認為:“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論語·里仁》),儒家思想反對的是采用不正當的手段得到,子曰:“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
4.“誠實守信”——企業生存的基石誠實守信是儒家傳統美德的重要組成部分??鬃釉性?“民無信不立,人而無信,不知可也”。孟子則把“信”視為儒家基本倫理規范之一,“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也”。誠信在傳統儒家思想中被視為立身立政之本和進德修業之本,因此,誠信的倫理價值一直以來也受到了高度的重視。誠實守信一直以來是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美德,它不僅是一種優秀的企業文化,也是企業的道德基礎。在企業價值觀的塑造過程中,“誠”是企業聚心之魂,“信”是企業立足之本,誠信理念是現代企業文化建設的重點之一。但是,誠信缺失問題是當今社會上的許多企業都面臨的一個突出問題,企業經過多年的艱苦經營發展,但卻因為一朝誠信缺失,致使企業品牌一夜倒塌?!叭鼓谭邸笔录闶且粋€典型的例證。可見,只有誠實守信,重約守信,才能維護企業的信譽和形象,才能增值企業的無形資產,保證企業在日趨激烈的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
5.“中庸之道”——企業管理的精髓“中庸”一詞始見於孔子《論語》:“中庸之為德,其至矣乎?民鮮久矣?!薄爸杏怪馈钡木枋遣黄灰?它主張“取中貴和”,是儒家哲學的最高命題,也是儒家學說的基本方法論。由此可見,孔子的中庸觀它源于道德生活中的理論思維,包含有一般方法論的意義。它主張要“叩其兩端”、“允執其中”,這是歷代帝王的治國之道,也被越來越多的應用到現代企業管理中,主張公平、合理、最優。將“中庸”之道運用于現代企業管理,意味著要重科學、講規則。在團隊建設、人際關系、客戶關系中要講究中庸的藝術。因為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企業經營中遇到的許多問題,用道理去套,用理性去解決,經常是行不通的。其次,還要注意說話辦事收放自如,進退有節,凡事應把握分寸,留有一定的余地,才能牢牢立于不敗之地。最后,管理中要做到文武并用、剛柔相濟,所謂“文武之道,一張一弛”,這是符合中庸之道的辯證思想,運用于企業管理中,可以使企業管理效率達到最大化。四、結語在風起云涌的商業巨潮中,企業要贏得戰略上的優勢,占領文化制高點是極其重要的手段。這就要求現代企業就要在管理中賦予其時代的文化新內涵,才能在日趨激烈的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并且促進現代企業能夠更加健康、長遠、蓬勃的發展。儒家思想是中華民族寶貴的精神財富,其博大精深的內涵值得現代企業不斷學習和繼承發揚,對現代企業管理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和應用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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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鹽鐵論;經濟政策;王道;霸道
《鹽鐵論》是漢宣帝時廬江太守丞桓寬就當時的御史大夫桑弘羊和賢良文學的辯論寫成的“議文”,即今天人們所說的“會議記錄”。
一、《鹽鐵論》展現的各方觀點。
御史大夫桑弘羊所代表的是帶有法家思想的維護漢武帝時期政策的利益集團。他們站在統治者的角度,更看重的是政策的實用性,因而主張繼續實行鹽鐵專營以增加政府的財政收入,削弱地方勢力。而賢良文學一派則是從儒家思想的角度出發,更多提到百姓利益,似乎看重的是政策的施行效果的長期性。對于實行這兩種政策的好壞及這場辯論的輸贏,學術界的分歧較大。一種觀點認為,以賢良文學代表的儒學派更多的考慮了普通百姓的利益,進一步促進了儒家思想的發展與傳播,是真正的贏家,事實上《鹽鐵論》一書的作者桓寬在寫這本書使也是明顯傾向于賢良文學一派的思想的。另一種觀點認為,以御史大夫桑弘羊為代表的捍衛漢武帝時期有效的政策一派的論證有理有據,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是正確的。
二、《鹽鐵論》中雙方辯論的問題
(一)辯論的中心問題:是否取消鹽鐵官營政策。這個辯題不僅僅只涉及了鹽鐵官營的一項政策,它還可以拓展到以農為本還是農商并重的問題。對于是否取消鹽鐵官營這個問題,桑弘羊明確的指出了鹽鐵官營對于中央財政及中央財政支持下國防費用的意義。對于桑弘羊的這一鮮明觀點,賢良文學們的回答并不能令人信服,他們說:“畜仁義以風之,廣德行以懷之”。賢良文學們的觀點突出了傳統的仁義,但須知仁義德行并不能當飯吃,國家的財政及對軍隊的支持并不是仁義德行能夠解決的。
如果將他們辯論的這個問題推廣到現在,我們會發現《鹽鐵論》所涉及的這個問題在當代表現在產業結構方面的意義更為突出。無論是當時的官營還是現在的國營,都是體現了中央政府對一個國家經濟的控制能力,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對產業結構的調節能力。這是政府對國家進行治理的先決條件之一。從產業結構的代表的角度看,以桑弘羊為代表的革新派是當時構建新型產業結構的代表,即從完全的農業產業到農商并重的產業結構轉變的代表。而賢良文學一派則是舊的奴隸社會式的落后產業結構即單一農業結構的代表。在當代,人們考慮更多的是在農業發展到足以滿足人們的吃飯的需要的同時,如何協調好各產業之間的比例和關系。正如桑弘羊所提倡的這種現實的、使利益最大化的思考問題的方法一樣,我們在如何協調各產業之間的比例這個問題上也應該這樣考慮。
(二)國家的對外政策問題。從表面上看,桑弘羊的觀點好像帶有一定的侵略性,對內郡的條件感到不滿足并覬覦匈奴的豐草肥馬,但放在當時那種大的國與國之間的關系的背景下,我們就能理解到這與近代邊界已經基本確定卻貿然入侵的其他國家的情況是有著本質區別的。在九州未定,開疆拓土的年代,這種想法就是進步的,有益的。而賢良文學的觀點是對中原之地處于中心地位的自信的表現,仔細分析下就可以察覺到其實是有種在裝腔作勢下自卑的據守一隅之地的意味。
同樣的,桑弘羊的這種強硬的外交思想在當代也有著重要借鑒意義。桑弘羊的觀點,拿到現在并不是要我們出去侵略,而是要拿出足夠的勇氣和具有前瞻性的眼光來實行我們的外交政策。
(三)對腐敗問題的思考。這主要是從賢良文學的觀點中得出的。文學曰:“古者事業不二,利祿不兼,然后諸業不相遠,貧富不相懸也。夫乘爵祿以謙讓者,名不可勝舉也;因權勢以求利者,入不可勝數也。”(貧富第十七)這句話對現在社會很有啟示,事業不二,利祿不兼就能夠使諸業不相遠,貧富不相懸。這可以類比到當今的官員不能從事或間接從事和自己職權有關的工商業活動,這樣可以有效減少貪污的發生。漢朝人對中國的腐敗問題就已經有足夠深刻的認識,可見腐敗與反腐敗一直是中國歷史發展過程中不可繞過的一個話題。要進行廉政建設,就要從這些早已經被確定是正確了的結論中吸取教訓,總結經驗。
(四)王道政治與霸道政治的交鋒,或者說是儒法之爭給當代的啟示。在古代中國,儒家的王道政治取得了絕對的勝利。但在當代,并不存在這兩種思想的絕對對立,非要一爭高下不可。二者都是古人給我們留下的寶貴的精神遺產,這兩種思想對當代都有借鑒指導意義:第一,桑弘羊為代表的法家的無條件的行使中央政府權力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是必要的,因為在社會還沒發達到“絕對和諧”的情況下,必然需要一種無條件的強制力來實現國家的統治目的。但在絕對權力行使的同時發揮儒家所倡導的以禮治國的民主也有其深刻的合理性的。第二,從桑弘羊的思想角度看,有些時候我們需要從政治家管理好國家的角度思考問題,而不是只一味的機械的強調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從較為狹隘的角度來看,這里強調的是高明的政黨或者政治家應該具備的煽動人民向著好的方面、利于自己所設想的方向發展的能力。即通常所說的執政能力問題。第三,由腐敗問題引發的思考。政治是政治家執政的手段,而國家的發展的進程甚至是方向很大程度上是由政治家的良心和能力決定的。
《鹽鐵論》作為一部中國古代的有著深刻思想內涵的著作,它對當代的啟示性遠不止這些。我們要做的是分析其中各學說的合理性,并把這些合理性應用到當代的國家建設上來,這樣才能實現古代的思想的進一步發展和當代社會更好的得到治理的雙贏。
參考文獻:
論文摘要:中國古代倫理財富思想是建立在封建皇權統治的政治基拙與儒學倫理思想的思想基礎上的,西方古代學理財富思想是建立在法制與神權的政治基礎和民主理念與宗教文化的思想基礎上的。通過中西方古代倫理財富思想與學理財富思想的比較,我們可以發現中西方古代在思維方式上,特別是在理論思維、邏輯思維、創造性思維以及人性意識方面有著明顯的分異,而這就是中國古代倫理財富思想之所以沒有形成較完備理論體系的重要原因。面對這一尷尬,我們必須努力運用現代經濟研究方法,不斷創新思維,把古代倫理財富思想中的正義與道德價值訴諸當代中國現實載體中,加快中國古代倫理財富思想的現代轉換。
人類對財富的認識源于對自然與社會的實踐。然而,囿于社會歷史背景、經濟方式、文化背景的差異,人們在認識財富、創造財富的實踐中也會形成不同特質的財富思想。中西方古代都有豐富的財富思想。“人們普遍有一種感覺,中國古典經濟思想越是往前追溯其成就就越明顯。很多在先秦出現的經濟思想,后世竟未予以發揚廣大。而古希臘的經濟思想卻“得以發展為學說體系”,并成為西方近代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學體系的重要先導。中國古代和西方古代在經濟思想中都包含很濃的倫理因素,但是各自的后繼者卻走出兩條不同特色的道路。中國古代財富思想中的倫理觀與政治思想緊密結合,并最終成為政治倫理思想的附屬物,從而枯萎了其學理內涵。西方學者把古希臘的財富倫理思想在經濟板塊中不斷加以充實,超越了單純的人性善惡與義利之辯,形成了“以價值判斷為主軸”的一種規范研究方法,豐富了財富思想中的學理成分。財富觀念與財富思想作為人類經濟活動的產物,必然具有歷史繼承性。從這個角度來看,完整的經濟學理論體系沒有在中國形成而在西方形成,這與經濟思想(當然包含財富思想)的歷史繼承性有一定關系。所以,我們從“倫理財富觀”與“學理財富觀”上來定位中西方古代財富思想的特質是有道理的。這個定位是依據它們形成的歷史背景基礎而構建起來的。
一、倫理財富思想形成的歷史背景
中國古代關于財富等經濟思想肇始于奴隸制時代,但“中國奴隸制時代的經濟思想材料較少、較零散,而且表現得不夠明確”。因此,中國古代財富思想主要反映在封建時代。在從先秦到清朝兩千年左右的歷史時代中,中國古代財富思想綿延流長,形成了以儒家倫理為本位,以適應中國封建政治統治為要求的倫理財富思想。
(一)封建皇權統治是倫理財富觀形成的政治基礎
中國古代倫理財富思想從經濟的角度論證了封建皇權統治的合理性。中國古代倫理財富思想強調獲取財富的正義性和使用財富的正當性,以義利觀為標準來看待財富。在孔子看來,義處在社會價值體系中本體論的地位,它是一種具有獨立自主價值的存在,無需在道德之外去尋找其他存在的依據。“之于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于此?!?《論語·里仁》)反映的就是這種思想。義作為人的內在道德需要,在與其他需要(如利的需要)相比較中,被孔子視為一種根本性的需要或第一性需要,具有被優先考量的地位,這就是“義以為上”(《論語·陽貨》)、“義以為質”(《論語·衛靈公》)。與義相比,利的需要是第二性的。所以,在倫理財富思想的視野中,當社會矛盾尖銳時,要以義為重,反對利大于義;要以社會的大義為重,反對個人利益大于社會利益。這種倫理財富思想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社會階級矛盾。中國古代倫理財富思想推崇重農抑商政策和倫理至上主義,這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社會生產力與經濟的發展。在倫理財富觀那里,道德與經濟始終頭足倒置,在它看來,經濟活動的最高價值不是發展社會生產力,推進社會財富的增長,而是實現社會道德的完善與和諧。這種以倫理道德為核心的倫理財富思想,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推進社會變革的經濟力量的產生和壯大,有力維護了封建皇權統治。另外,中國古代倫理財富思想強調人們在經濟生活中,要尊崇誠實守信的交換原則、先公后私、博施濟眾的分配原則和節儉愛物的消費原則。這種主張有利于防止財富懸殊分化,對協調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消除不公平的社會現象、維護社會穩定都起到一定的積極效果,從而對封建皇權的統治與社會的發展有著重要的保障作用。
(二)儒家倫理思想是倫理財富思想形成的思想基礎
一個時代的經濟特征除了受社會生產力的制約外,還要受到當時社會主流思想意識的影響。倫理財富觀的產生、盛行與中國封建社會儒家倫理思想有著緊密的關聯。在中國漫長的封建時代里,由于儒家思想所倡導的倫理理念對維護社會穩定、緩和階級矛盾有著重要的作用,而被歷代統治階級所接受,并發揚光大,成為中國封建社會主導的正統思想。儒家思想以重倫理、尚道德為核心內容,并把其所倡導的倫理道德滲透到社會政治、經濟、文化與教育中,從而成為影響中國封建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的主導力量。由此可見,中國封建社會的經濟思想與財富思想不受儒家倫理思想的影響是不可能的。一是儒家思想把作為其理論基礎的人性論納入到對財富的認知中。儒家倫理思想認為,人不僅要具有從事生產勞動的能力,還要具有道德倫理與善性。人是國家的第一要素,而人的善性與道德倫理又是影響社會經濟活動與財富創造活動的重要因素。儒家倫理思想還把人性與社會經濟管理活動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儒家以人為本的經濟管理模式。在對財富的價值目標上面,儒家倫理思想認為,財富的生產與創造有利于實現國富與民富,更有利于實現國家整體經濟利益與個人人格完善。二是儒家思想把其義利觀滲透到經濟活動中。儒學義利觀認為義重于利,義大于利,義先于利,反對談物質利益,專注于禮義與仁政。所謂“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論語·里仁》)、“抑末利而開仁義”、“以禮義防民欲”(《鹽鐵論·本議》)反映的就是這種思想。在儒家義利觀的影響下,儒家倫理思想與中國古代財富思想形成了以倫理本位為主導的獨特的結合形式,即倫理財富思想。三是儒家思想把其政治倫理觀念滲透到經濟活動中。儒家倫理思想的政治目標是經國濟民。所以,在儒家思想的視野里,倫理道德不僅是政治的基本原則,也是經濟的基本原則。在封建政治體制中,君與民的關系是社會關系的最基本形式,儒家思想認為,君主在治理國家的時候要做到“民為邦本”,要惠民、愛民、恤民,這就是中國古代政治文化的軸心—民本思想。以“民為邦本”為核心內容的民本思想不僅深刻體現了中國古代政治統治模式,也反映了中國古展社會經濟的根本措施,這種措施就是儒家政治倫理在經濟上的延伸與運用。
二、學理財富思想形成的歷史背景
“在西方,通常把奴隸制時代稱為‘古代’,而把封建時代稱為‘中世紀’;在中國,人們習慣地把isao年以前的歷史時代稱為古代。但如果從經濟學以一門獨立學科形態出現的時代來看,很顯然,亞當·斯密之前的財富思想和經濟思想都不能算是現代意義上的經濟思想。所以,從經濟思想的歷史演化上看,研究西方古代的財富思想,可以把西方的封建時代—中世紀作為研究的對象和內容。在此意義上,我們研究西方古代財富思想的時空范圍就擴展了很多。西方的古代,尤其是古希臘人在財富等經濟問題上提出了許多天才的見解,這些見解“歷史地成為現代科學的理論的出發點”。正是基于西方古代經濟思想對現代經濟學的重要影響,我們可以這么說,西方古代的財富思想已經具備了初級的“科學”理論因子了,而這與其財富思想形成的時代背景密切相關。
(一)法制與神權是學理財富觀形成的政治基礎
西方古代與中世紀是兩個截然不同的社會時代,但這兩個時代都沒有阻止思想家們對財富思想的較填密的思考。西方古代思想家們形成的財富思想,與古代希臘、古代羅馬的政治體制特點、民主理念的蘊育有著緊密的關聯,而中世紀的思想家們所形成的財富思想與神權統治下的人性“吶喊”也不無關系。
古希臘奴隸城邦制度的形成、發展為農業、手工業與商業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古希臘城邦往往是一個獨立的實體,可以自由獨立地進行農業、手工業、商業活動。在奴隸制城邦中,有大量的自由民和奴隸,自由民是經濟權力與政治權力的所有者,而奴隸勞動則是農業、手工業與商業活動中主要的勞動力來源,也是希臘經濟能夠進人極盛時期的重要原因。可見,奴隸城邦制度為古希臘經濟的繁榮與財富生產活動提供了政治空間。同樣,古羅馬奴隸制政治體制中統一的行政系統與羅馬法律也促進了古羅馬奴隸制經濟的繁榮。當然,西方古代財富思想的發展不僅依賴于經濟的繁榮和財富增長,還與古希臘、古羅馬所倡導的民主理念密切相關。民主一詞最早來源于希臘文,意思是人民的政權、人民自主的管理。古代西方在財富等經濟活動中形成的較為系統的經濟思想與民主理念的內在精神是一致的。其一,西方古代學理財富思想的品性—經濟自由。民主與法制反映在經濟活動中,就是要求實行經濟自由?!跋ED的貿易基本上是自由的,國家沒有什么限制,但個別商品除外。同樣,羅馬法中規定,“商品所有者彼此以平等的身份進行交易,要求商品有平等的價值標準和統一的等價物,同時它要求人們享有各種交易自由,不受束縛”??梢?,西方古代學理財富思想是在經濟自由的基礎上產生的,因而它必然承襲經濟自由的品性。其二,西方古代學理財富思想家的身份—非政治性。從色諾芬到亞里斯多德,從賈圖到奧古斯丁,從阿奎拉到休漠,大部分經濟思想家的身份都不是依附于政治權勢的政治家或官吏。這就決定了這些思想家可以以自由的精神狀態來探究財富活動,從而形成較為系統的科學的財富理論。其三,西方古代學理財富思想的內容與主旨—財富增殖。色諾芬認為,莊園經濟的管理應“能夠繼續支付一切開支,并獲有盈余使財產不斷增加”。古希臘其他思想家還論證了分工可以增加財富數量,提高產品質量等。
西羅馬帝國的滅亡,標志著歐洲中世紀的開始。這是一個壓制人性的時代,也是一個貶斥私有財產的時代?;浇屉m然鞭撻私有財產,但卻規定財產公有只是適用于從事完善事業的神職人員,不難看出,這種財富思想是為了鞏固基督教神權統治的。但關鍵的一點,基督教是如何將美好的憧憬引人到人們的頭腦中的呢?這是一個難以解釋的問題,可我們不得不承認,人的主體性力量是人的本能沖動、理性思考和某種精神信仰交互作用的產物,其中理性思考居于主導地位。就連中世紀基督教信仰的建立也得依靠理性思維的神學論證。想必,在那個依靠“理性”的神學論證建立起來的基督教的時代,經濟思想家們對財富理論的論證又怎敢不理性、不科學呢?所以,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中世紀時代的財富思想也是充滿理性思考的,這與基督教神學理性并不相悖。
(二)民主理念與宗教文化是學理財富觀形成的思想塞礎
誠如上述所言:一個時代的經濟特征除了受社會生產力的制約外,還要受到當時社會主流思想意識的影響。西方古代學理財富思想的形成與發展也必然受到當時的民主理念、宗教文化的深刻影響。不管怎樣,和中國古代財富思想相比較,西方古代財富思想更具有整體性和全面性。這個觀點已經得到當前經濟學界的普遍認同。其緣由在哪?筆者認為,民主與法制的理念給了經濟思想家們開放的視野和科學研究的運行規則,自由的思想與法制的約束更開闊了經濟發展的新空間,這必然為深人研究財富問題提供可能的對象與載體?;浇套诮涛幕谝欢ǔ潭壬弦步o了經濟思想家們以理性的思考,另一方面,基督教對人性的壓制更加促使了人們對人性的呼喚、對人本主義的探索、對理性的追求,這種結果勢必會給財富的科學研究帶來新的精神動力。
三、倫理財富思想與學理財富思想比較中的啟示
中國古代倫理財富思想可謂博大精深,但遺憾的是沒有發揚光大,在現代經濟學理論體系中也很難尋找蹤跡,而西方古代學理財富思想卻能不斷傳承并發揚光大,成為現代經濟學理論體系的先導,這個問題不得不讓我們深刻思考。倫理財富思想與學理財富思想深刻反映了人們在財富認識方面的思維方式與人性意識的不同。
(一)思維方式
其一,理論思維。這種思維源于古希臘。古希臘人的科學活動有一個完整的體系或者說有一個十分明顯的框架,無論體系還是框架都是以幾個最為一般的原理為基礎建立起來的。以此為源頭,古希臘人通過演繹方法將知識具體化,取得知識,走出一條推演的路,而不是發現或想象這條路,因而貫穿推演道路始終的基本上是理論形式。這種思維一旦運用到財富活動中,易于形成一個較為系統完整的知識體系。而我們中國古代財富思想就恰恰缺少這種思維。所以,學者吾淳就認為:“中國人的知識體系似乎顯得四分五裂、支離破碎。這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國的科技活動沒有像希臘那樣被高度理論化。因此,中國的知識體系便沒有可以貫穿始終的‘線索’,……它如同一盤散沙,難以取得高水平的理論體系,也難以取得與高水平的理論體系相配套的高水平的推理方法。所以,我們不難想象為什么古希臘、古羅馬的經濟思想得以發展成為學說體系。
其二,邏輯思維。多數學者認為,中國古代缺乏邏輯思維。許悼云認為:“中國的數學發展就好像是為了作實際的四則雜題一樣發展起來的,并不是為了抽象的思考而發展的,這與古代希臘的數學有很大的差異。中國古代的思維傾向于直觀性和模糊性,所以,邏輯思維在中國古代“一直發展緩慢,始終沒有建立起西方那樣的公理化、形式化的邏輯推理體系”。缺乏邏輯思維對經濟思想形成與發展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這也是中國古代經濟思想沒有能夠成為完備理論體系的又一個重要原因。
其三,創造性思維。中國古代重視“天人合一”,“它是一種封閉的思維,不重視與外部交流”,缺乏革新性。日本的學者也指出:“缺乏個人的創造了性,沒有將知識推向進一步充實和獨立的發展,這是東方精神所特有的一種束縛性的必然結果。與中國古代相比較而言,古代希臘、羅馬人更具有競爭意識和創新精神,這一點在古希臘城邦經濟的獨立性方面可以有所窺見。
(二)人性意識
古希臘、羅馬時代有很強的公民意識。這種公民食識,可以看做是一種民族主義和國家觀念。后來私有意識超越了公民意識,西方社會轉向了以私有為本位。私本位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喚醒了人性意識,激發了西方人文主義的發展,而人文主義就是西方古代經濟思想能夠發展成為體系的一個關鍵性的因素。中國古代官本位思想不僅表現在政治上,也滲透到經濟中。自秦王朝開始,“士志于道”的觀念“變得高度的政治化了”。從漢武帝后,中國的士大夫很少沒有“恒產”的。隨著士大夫官僚制度的成長,士大夫的實力也不斷增強,他們既擁有借政府之名的社會統治權,又擁有跟地主一樣的財產權。長期以來的官本位思想,極度壓制了人性意識,致使中國古代經濟思想自先秦以后,就呈現出一個精華遞減的走勢,最終沒有走上“復興”的道路。
(三)現代轉換
中國古代倫理財富思想雖然沒有形成完備的科學體系,但其蘊含的精華在今天的經濟活動中依然有著重要的意義。但如何體現這個意義,把意義轉化為現實,需要我們認真地思考。
一是要積極整理古代倫理財富思想中的理性部分,運用現代經濟學研究方法,使古代倫理財富思想中的精華部分形成一個完整的邏輯體系,同時,要積極把中國古代倫理財富思想中的精華納人到當代中國經濟學學科基礎理論之中。
二是要積極關注古代倫理財富思想中的正義與道德價值,并把倫理財富思想納入到中國當代經濟理論與實踐中,同時,要積極將倫理財富思想中的正義與道德價值滲透到當代中國社會的經濟倫理觀念中,使之與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在內在本質上具有一致性。
一
從成長的時代與環境來看,其實是與梁啟超、王國維處于同一時代的人物。在面對西學東漸的大潮時,他們都注意到,對于西學的引進、吸收,不能只停留于表面,而應真正深入到學理的層面,從文化的高度來加以把握。這使得他們都注意到科學、美育的重要性,但是各自的態度又有微妙的差別。
梁啟超在《五十年中國進化概論》中曾經總結了中國向西方學習所經歷的三個階段的變化:從器物到制度到文化。這種轉變與中國知識分子對西方的認識逐步走向深入有密切的關系。梁啟超認為,在接觸西方之初,中國知識界只是見識到了西方的船堅炮利,翻譯了一些科學書籍,思想上沒有什么震動;到后來見識到了西方政治制度的先進,于是強調中學與西學的互補,這一時期的知識分子,主要是經由日本而接觸到西學的,是“不懂外國話的西學家”;直到社會變革屢遭失敗,留學歐美的知識分子介紹西方文化,中國在引進西學時才真正延伸到了文化的層面。因此,梁啟超在介紹西學時,對西方的科學是極為關注的,同時又注重對西方思想文化的研究,力圖以一種科學的精神來貫穿。
也作過類似的分析,在他看來,中國的歐化歷程是十分曲折的:“我國輸入歐化,六十年矣,始而造兵,繼而練軍,繼而變法,最后乃始知教育之必要。其言教育也,始而專門技術,繼而普通學校,最后乃始知純粹科學之必要?!辟x予了教育一種形而上的性質,使教育不至于淪為政治的工具,賦予教育獨立的品格,使民主時代的教育與專制時代的教育劃清界限。這也是教育觀念上的重大變革。認為中國在吸收西方文化上經歷了如此坎坷的歷程,與中國人的實用主義傳統相關。
梁啟超與之間的共同點在于,因為他們出生與成長的年代,正是中國面臨深重的民族危機與文化危機的時代,他們從小都接受了嚴格的舊式教育,儒家思想對他們影響很深。因此,在美學、文藝問題上,盡管梁啟超是從政治的需要出發,抱著直接的功利主義觀念,而則強調學術的獨立性,要求尊重美術自身的規律,但是在最終的歸宿上,他們都是希望文藝能夠發揮變革人心的功效以改變中國的社會現實。這是因為,中國自古就沒有純審美的傳統,儒家的實用主義、現世主義把審美與道德修養密切地聯系了起來。在危機深重的時代,中國知識分子也不可能像康德那樣完全走向純審美的境界,出于以天下為己任的責任感與良知,他們必須對現實危機提出自己的方案。看似注重純審美、純學術的王國維,在政治上其實也是極為敏感,而他提出的以體育、智育、德育、美育造就完全人物,以宗教和美術治療國民精神疾病的方案,都是他關心現實的表現。在傳統與現實的雙重壓力下,梁啟超、都是注重審美的功效的,這也就可以理解在提倡美育時為什么會從美育的功效入手。而且在他們那里,審美也不是最終的目的,是為道德服務,最終是為了造就具有新道德的國民。
當然,在具體的設想上他們存在明顯的區別:梁啟超是工具論,強調致用,文藝和美育在他那里沒有獨立的地位;則是主張無用之用,有學者把這種觀念歸納為“審美功利主義”,以便與梁啟超的“政治功利主義”或者說是“道德功利主義”相區別,這是很有道理的。
二
在引進西學時,新舊文化陣營都注意到了科學的重要性,面對急劇變化的時局,與梁啟超都認為,這是一個“教育萬能、科學萬能”的時代。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五四”時代是高揚民主與科學的時代,在摧毀舊文化的征途中,科學成為現代知識分子手中的有力武器。同時,實業興起,也有賴于科學。從他的教育救國理想出發,認為教育為改良社會的根本,其途徑就是培養人才,美學的地位就顯得十分重要。推廣開來,認為科學對于人生具有不可忽視的重要意義,因而在教育上,科學也占有重要地位。因此,強調“吾國之患,固在政府之腐敗與政客軍人之搗亂,而其根本,則在于大多數之人皆汲汲于近功近利,而毫無高尚之思想,惟提倡美育足以藥之。我自民國元年以來,常舉以告人。惟提倡美育,必須先輸入歐洲之美學及美術史”。美育要真正為國人接受,還必須借助于學術研究。因而在這一時期,他非常重視對美學和美術史的研究。
但是,一戰的爆發,卻讓中國的知識界對西方深感失望,由此也帶來對科學的反思。梁啟超原本也是對科學推崇備至。在一戰結束不久,梁啟超前往歐洲,他發現“科學昌明之后,第一個致命傷的就是宗教。……哲學家簡直是投降到科學家的旗下了”,于是唯物論者建立了“純物質的純機械的人生觀”,否定自由意志,以致道德問題都受到了懷疑。梁啟超雖然表示“我絕不承認科學破產,不過也不承認科學萬能罷了”,但是西方戰后的現實以及部分西方學者對東方文化的推崇使梁啟超深信作為西方專利品的科學不能擔負起拯救人類的重任,所以中國人對世界文明也擔負著責任。因此,梁啟超認為,只有中國的傳統文化,才能最終拯救世界。
梁啟超在審美觀念上的政治功利主義態度使他把文藝直接當作了政治宣傳的工具,因而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中他才會把小說當作新民的最有力的工具。但是在接受西方的哲學、美學思想后,思想觀念發生了轉變,與王國維更為接近了。他強調“精神之快樂”的重要性,于是科學、美術應運而生,“自初等小學始,以至中學,即可注重實業、美術,其中可包括文學等”,美術“似無用,非無用”,因而與人生密切相關。
在這一問題上,與梁啟超不一樣,他有自己的見解。他固然對“科學萬能”產生深深的懷疑,但并沒有完全否定科學。發現“現在的世界,一天天望科學路上跑,盲目地崇尚物質,似乎人活在世上的意義只為了吃面包,以致增進食欲的劣性,從競爭而變成搶奪,我們竟可以說大戰的釀成,完全是物質的罪惡”。在看來,一戰是人盲目地追求物質的結果,因而科學反而變成了幫兇。要真正制止戰爭,還是要從人性那里找原因:“根本辦法仍在于人類的本身。要知科學與宗教是根本絕對相反的兩件東西??茖W崇尚的是物質,宗教注重的是情感。”
三
是把教育當成一項系統工程來加以研究和推行的。1913年冬,到法國,與、李石曾等人商議創辦《學風》雜志。在《學風》發刊詞中,提出要以世界之一分子的地位,與他人“通力合作以增進世界之文化”,而其中合于世界主義的,就是科學與美術。在《哲學大綱》中,進一步明確了哲學、科學、美學之間的關系,從價值論的角度探討了美學,提到“科學在乎探究,故論理學之判斷,所以別真偽;道德在乎執行,故倫理學之判斷,所以別善惡;美感在乎賞鑒,故美學之判斷,所以別美丑,是吾人意識發展之各方面也”。在《簡易哲學綱要》中,進一步認為“以倫理為中堅,而以論理與美學為兩翼,這才是最中正哲學”。由此建立起了意志—知識—情感、倫理學—論理學—美學、道德—科學—美術、真—善—美等相互聯系而又內在對應的框架結構。落實到教育上,就是德育—智育—美育的體系架構。
梁啟超也曾提出過趣味教育、情育等觀念,顯然也是對藝術教育的重視,同一樣,他的藝術教育思想也是立足于人生,力圖找到人生的趣味,使人的情感世界豐富完滿,這樣的人生才是有意味的人生。
從人的精神、心理層面入手探討人格問題,依據知、情、意的劃分提出智育、美育、德育,其根據顯然來自西方哲學、美學??档抡J為“啟蒙運動就是人類脫離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狀態”,席勒則認為“只有各種精神力均衡地混合在一起才能造就出幸福而又完善的人”。在通過思想文化的變革以實現社會的變革這一點上,作為中國現代啟蒙思想家的一員,與梁啟超都吸收了他們的觀念與主張。但與西方啟蒙思想家不同的是,又受到了中國傳統思想尤其是儒家思想的影響。中國古代思想家就很關注自我人格完善問題,他們把自我修養作為達到人格完善的重要途徑,在這一點上儒家表現得尤其明顯。儒家重視修養,強調自省,他們所要達到的,是高尚的道德境界。
關鍵詞: 新課程改革 高中歷史 學科素養
至今為止,新課程改革對于提高我國人才素質發揮了重要作用,高中歷史教學在新課程改革日益深入的過程中,進一步明確教育的最終目的是發展人本身。對學生進行歷史學科素養的培養有助于實現這一目標,逐漸成為教學研究的焦點。本文首先介紹了新課程改革深入對高中歷史教學提出的新要求,并從情景教學法和理論聯系實際的角度出發,對加強高中歷史學科素養培養的方法進行探討。
一、新課程改革深入對高中歷史教學提出了新要求
(一)新課程改革對教學目標設計的要求
近年來,隨著新課程改革的不斷深入,高中歷史教學目標發生轉變:①促使學生獲得知識與能力的雙面成長。新課程改革要求將課堂的主體地位還給學生,學生在學習中能夠更加積極主動地思考,逐漸強化歷史思維能力;②教師注重提高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而不是進行知識灌輸。教師充分發揮客體作用,引導學生提高學習技能,并逐漸培養合作精神等。這一過程中,學生不僅掌握了知識,還體會到了學習的快樂,提高了學習興趣,為終身學習奠定良好基礎;③注重培養學生正確的情感態度價值觀。在教師的引導下,學生通過對歷史知識的學習與探討,弘揚民族精神、愛國主義精神,能夠在生活中尊重生命并積極進取,對人類文明產生認同感和崇拜感。因此,要培養學生的歷史學科素養,教師設計教學目標時要體現歷史意識、自主學習、合作精神、終身學習、民族精神、愛國精神及尊重人類文明等教學目標,從而體現高中歷史教學的意義。
(二)新課程改革對教學內容達成的要求
教師在引導學生學習史實性知識要點時,新課程改革要求高中歷史教師轉變傳統的“填鴨式”教學方法,靈活運用歷史比較、情境創設、史論結合等多種教學方法,幫助學生梳理時空、因果等基本史實要素。教師通過不斷創新教法而呈現的教學內容,不僅加強了學生的歷史知識記憶,在今后的學習中有助于建構全面的知識框架,而且為進一步深入挖掘歷史意義[1]打下基礎。歷史意義是歷史與現實的聯結點,學生學會感悟這一聯結點,才能以史為鑒、指引未來,才能提高高中歷史學科素養。
例如,教學“秦朝統一與中央集權制度的建立”時,依據《普通高中歷史課程標準》看,學生需要掌握基礎史實性知識:秦朝統一;皇帝制度;三公九卿制;郡縣制;中央集權的形成與影響。教師創設歷史情境,并引入相關史料進行實證,引導學生分析對比,旨在培養學生歷史思維能力,使學生認識到秦朝的統一符合歷史發展的趨勢和人民的愿望,進而激發學生的民族自豪感、愛國主義精神及維護和平與國家統一的情感態度價值觀。
二、高中歷史學科素養培養的措施
人的發展是歷史教育追尋的目標。在新形勢下,教學目標和教學內容的轉變要求高中歷史教師有效利用科學的教學模式,逐漸引導學生形成良好的高中歷史學科素養。
(一)情景教學法是培養學生學科素養的有效途徑
歷史知識的習得與理解有限制性――時空限制。要想引導學生對歷史知識進行充分理解,并培養學生的歷史學科素養,可以積極應用情景教學法,對歷史事件進行還原。這種教學法首先要求教師有較強的歷史移“情”能力,再將這種情感觀融入教學過程中,同時創設基于事實基礎的歷史情境,從而幫助學生理清時空觀念,透過歷史現象看本質,增強歷史洞察力,提高歷史學科素養。
例如,在進行《古代希臘民主政治》一課的講解中,本課要培養的歷史學科素養主要體現在雅典公民對自由、平等的政治追求上,教師可以創設以下情境:主人公為雅典公民,擁有參加每十天一次的公民大會的權利,盡管會耽誤家中的事情,但是參加這一會議可以得到工資。在大會現場,工作人員對今天討論的主題進行了描述,每個人都可以在紙上寫下自己的意見等。
古代希臘的歷史具有較強的時空限制,教師在尊重公民大會這一史實的基礎上,通過合理構建場景,激發了學生學習歷史的興趣,同時對古希臘人民、輪番而治的民主政治的特點有了初步理解。這一過程中,教師要求學生對照書本史實和課前查找的相關資料,自主學習,相互合作探究,對歷史資料進行論證辨偽,提高歷史思維能力,并感悟到民主、平等對人類文明的重要作用。因此,情景教學法是培養學生學科素養的有效途徑。
(二)理論聯系實際是提高歷史學科素養的關鍵
理論與實際相結合是促使學生提高歷史學科素養的關鍵因素。理論與實際相聯系,可以達到以史為鑒、指引未來的教育目的。因此,高中歷史教師應充分發揮歷史的育人作用,引導學生將理論聯系實際,從而培養德、智、體兼備的人才。
例如,在講解“百家爭鳴與儒家思想”時,對于儒家“以德治國、以人為本”的思想、法家“以法治國”的思想,教師要注意引導學生感悟先秦時期傳承下來思想在當今社會中的應用價值,可以讓學生大膽地論述這些思想在現代社會的應用意義[2]。教師可以提供論點:如“傳統的思想同現代社會時隔上千年,二者嚴重脫軌,已經不適用”,再如“儒家以人為本等思想對現代社會的發展是十分有益的”。二種觀點各執一詞,教師可以引導學生進行分組討論,結合社會實際,讓學生在相互討論、傾聽中學會辯證地看待歷史問題。由此看來,理論聯系實際可以加強對學生歷史學科素養的培養。
三、結語
高中歷史教學有助于提高高中生對歷史的洞察力,提高民族自豪感,利用歷史思維指引未來。積極加強高中歷史學科素養的培養,不僅可以有效提高學生文化素養,還可以逐漸形成穩定的心理,以更加健康的思想面對社會和人生。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高中歷史教學中加強學科素養的培養是我國新課程改革不斷深入的產物,因此應繼續貫徹落實新課程改革,為促進人才的全面成長奠定良好基礎。
參考文獻:
[關鍵詞] 網絡化生存 學生思想政治教育 接受主體
網絡化生存是信息技術發展的階段性產物,它作為一種生存方式和交往方式滲透到了生活中的各個角落,而當前在校大學生也不可避免地成為了這一時代的群體性力量。作為一種虛擬的生存狀態,網絡化生存影響著大學生的思想意識、行為方式、交往規則和價值取向,影響著教育主體的施教活動,也影響著高校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實踐中接受主體對教育主體思想政治教育內容的接受水平和接受效果,對高校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帶來前所未有的機遇和挑戰。
一、網絡化生存的界定及表現狀態
網絡化生存是以信息網絡為主要內容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態度,從微觀上講是采用二進制編碼通過數字化信息網絡對其進行的加工、轉換,從而對社會經濟、政治、科技、文化教育等領域產生不同的實踐活動和影響[1]。網絡化生存作為一種虛擬性存在,而“虛擬實踐活動是人的智能活動的直接物化和延伸,是人類意志駕馭自然、社會等一切對象的物質器官,是人類的手創造出來的人類頭腦的器官,是物化的知識力量,在本質上是人類智能活動的外化和延伸”[2]。網絡化生存在構建的虛擬世界里具有“開放性、虛擬性、交互性、平等性和自由性特征,個體與網絡整體形成了點對面的共時往關系,從而使人在思維方式上樹立系統思維、非線性思維和超前思維”[3]。
對于高校學生來講,網絡化生存是指學生群體的學習、生活、娛樂等各方面都離不開網絡,具體表現為:其一,網絡作為工具理性的存在。“工具理性作為實現滿足欲求目標的工具,只關心工作實現過程的程序與條件,而不思考這一目標的價值意義,特別是不進一步深入研究或評估這一目標在人生與人類整體中的地位”[4],這也正契合了當前高校學生運用網絡進行知識結構的完善、外界信息的獲取、娛樂和交往的工具理性。其二,網絡作為心理依賴和行為依賴溫床的存在。由于網絡化存在具有“超越時空、弱化不平等性和多重信息反饋的特征”[1],使得部分在現實生活中心理失衡、找不到自我的學生將目標指向網絡,他們可以在網絡世界中以自我為中心被公平的對待,而不必考慮周圍人的權利和地位,掩飾住自身與別人的差距和病態心理,享受網絡世界中的平等和自由,重塑自信,進而對網絡世界產生一定的心理依賴和行為依賴。其三,網絡奴隸的存在。曼紐爾·卡斯特的《網絡社會的崛起》一書中,把網絡社會中的群體分為了“網絡工作者”“被網絡連接者”和“被隔離的勞工”,認為當“被隔離的勞工”從現實社會轉移到網絡虛擬空間中,由于對網絡技術的不掌握、對網絡精神的不了解,自我完全喪失個體,成為網絡運營商賺錢的搬運工,精神被控制,意識被主導,就成為了網絡空間運營商的奴隸[5]P294。大學生在網絡化生存中,典型的就是其在沉迷網絡游戲后,身體和精神都被游戲運營商牽引、指使和控制而難以得到解放。
二、網絡化生存對高校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挑戰
網絡化生存作為社會人在數字化媒介中的生活方式,為大學生拓展交往空間提供了有效的途徑,也為大學生獲取信息、拓寬視野提供了便利條件。但由于網絡空間存在著良莠不齊的信息,各種價值觀念相互交融,以及網絡具有的超越地域性、自由性、開放性特征,對高校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帶來著巨大的沖擊和挑戰。
1.網絡的超越地域性對接受主體價值觀的沖擊
超越地域性作為網絡時代的重要特征之一,打破了傳統的文化、思想、價值觀念和意識形態的傳輸途徑,同時也成為多元價值觀相互碰撞和交融的一個平臺,其信息的傳播速度和傳播范圍以及滲透性超越了以往的傳統媒體?;ヂ摼W誕生以來,一直被西方發達國家所控制,他們利用這個有效的信息傳播平臺,通過資金支持和技術優勢,廣泛輸出和傳播其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現實的政治霸權在互聯網上演變成一種‘文化霸權’甚至‘文化殖民’,變成了一場爭奪青少年尤其是大學生為目標的沒有硝煙的戰爭”[6]P389。作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接受主體,還處于由感性思維向理性思維的過渡階段,其價值觀念尚未完全形成,價值判斷能力和辨識能力相對較弱,對網絡世界多元化的價值取向缺乏理性的思考,在充溢著中西方思想、文化價值取向和意識形態相互碰撞的網絡世界中被一些錯誤的言論和極端的思想所誤導,增加了接受主體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難度,影響著思想政治教育的實效。
2.網絡的自由性造成網絡道德失范現象
在網絡社會中,由于人交往的方式由現實性轉變為虛擬性,致使“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和交流較現實社會中更全方位和多樣化”[3],成為人與人之間溝通的有效平臺,但也存在著與之伴生而來的問題。在充滿誘惑的網絡世界中,人們隱匿起姓名、年齡、性別,按照自己的主觀意識形態和價值評判標準,在一個虛擬空間的“公共領域”,體驗著不同于現實空間的超脫和自由。另外,由于沒有了現實空間人與物的限制,一些網絡自由客利用網絡空間中這只看不見的手來操縱社會民眾的道德尺度,甚至違反道德標準和法律,在網絡散布虛假信息、制造和傳播網絡病毒,“這種無排他性、無節制性、無過濾性的特點導致網絡信息的過度膨脹和嫉妒泛濫”[6]P392,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網絡空間的無序性。而“網絡的無序化導致價值標準迷失和道德失落,網絡的隱蔽性和匿名性淡化了大學生對現實社會的責任感”[7],給高校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帶來了巨大挑戰。
3.網絡的開放性對傳統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的沖擊
思想政治教育接受活動是接受主體認同思想政治教育主體傳授的政治觀點、思想體系、道德規范和價值觀念,并把其內化為內在的主觀意識,再由內在的主觀意識轉化為個體的思想政治素質結構,最后作用于社會的一種力量和自我意識的過程[8],這個接受過程呈現出一定的系統性和科學性。而在網絡化生存空間中,“信息傳播的即時性、便捷性和廣泛性徹底改變了傳統教育過程中教育者與受教育者‘信息不對稱’的格局,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在信息占有方面是平等的”[6]P391,顛覆了思想政治教育過程中教育者的主體地位。其次,接受主體接受來自網絡空間的大量信息,有些信息具有明顯的片面性,“而部分信息存在著意義的空白和不確定性,各語義單位之間存在著連接的‘空缺’,以及對接受主體習慣結構的否定,引起接受主體心理上的‘空白’”[9],造成思想政治教育過程中主客體之間的矛盾沖突。再次,接受主體將網絡碎片文化進行吸收,形成主觀價值判斷,將自己置身于現實的社會環境中進行多維度的觀察、評價與思考,獲得不同的心理體驗,產生不同的心理需要?!斑@些不同層次、不同指向和不同強度的需要都將作為思想政治教育活動中接受的一種驅動力,形成對教育內容的欲求傾向”[10],不利于思想政治教育活動的接受,沖擊著傳統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
三、網絡化生存視域下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徑選擇
網絡化生存作為一種虛擬性存在成為人的一種生存方式,彰顯了人在社會環境維度上的個性人格的發展和豐富,也促使高校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隊伍、育人理念、育人環境和育人方式方法等方面必須發生重要的變革,提升網絡化生存視域下高校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實效。
1.建立網絡思想政治教育隊伍
要做好網絡化生存狀態下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關鍵在于隊伍建設。高校的“兩課”教師、黨政管理干部、輔導員班主任是這支隊伍的骨干力量。首先,這支隊伍不僅要有較高水平的政治素質、理論素質、能力素質和人格魅力,更要把握網絡化生存的特征,要了解當代大學生的成長規律和特點,掌握他們在網絡化空間中的生存狀態。其次,著重提升這支隊伍在網絡化生存狀態下的基本知識和技能。一是要真正融入網絡生活,真切感受網絡文化,體驗大學生在網絡空間交往、學習和娛樂過程中思想、心理和行為的發展變化,與大學生共境。二是要掌握網絡話語,真正與大學生展開思想對話和交流。三是要轉變教育觀念,降低姿態,與大學生進行平等對話。
2.主導網絡思想政治教育主旋律
網絡上這樣來形容微博的影響力:“你的粉絲超過一百,你就好像是本內刊;超過一千,你就是個布告欄;超過一萬,你就好像是本雜志;超過十萬,你就是一份都市報;超過一百萬,你就是一份全國性報紙;超過一千萬,你就是電視臺,超過一億,你就是CCTV了。”[11]而網絡良莠不齊的混雜信息和西方敵對分子的網絡煽動,均會影響到學生的思想走勢和價值判斷。我國現階段處于以儒家思想為主的中國傳統價值觀念、以個人主義為核心的西方價值觀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三者共生的時代,多元價值觀之間有著不同程度的沖突和矛盾。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有效融合了“理想與現實、物質與精神、個人與集體的價值追求和價值判斷”[12],“實現了政治理想、社會導向、行為準則的統一,實現了國家、集體、個人在價值目標上的統一,兼顧了國家、社會、個人三者的價值愿望和追求”[13]。因此,必須通過將大眾媒體的相關信息移植到網絡,實現與網絡傳媒的優勢互補,來增強網絡思想政治教育的感染力和吸引力,并充分發揮多媒體技術優勢,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主題內容制作成圖文并茂、聲像交融的視頻資料,來增強其生動性和鮮活性,達到唱響網絡思想政治教育主旋律的目的。
3.改革傳統思想政治教育模式
首先,正確理解思想政治教育的價值和內涵。“思想政治教育屬于價值認識的范疇,而非科學認識的范疇。思想政治教育作為價值認識理論,具有較強的階級性、政治性和鮮明的國家意識形態性。根據價值認識的特點,思想政治教育不僅要強調我們想教什么,同時必須要研究接受主體的特點、需要等,這樣才能使主體性與客體性較好地統一”[14],思想政治教育活動才能夠取得較好的效果。因此,我們在進行思想政治教育活動中,只有把握住接受主體的自我認知需求、情感性需求和自我發展需求原則,才能夠理清思想政治教育活動的價值是否得到了實現,其價值是正價值、無價值抑或是負價值。
其次,改變教學內容和方式。思想政治教育教學內容既要有中華民族傳統文化思想的精華,又要有具有時代特征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內容,而這些具有抽象性、理論性、長效性等特點的理論內容,要求教育者創建和豐富思想政治教育信息資料,結合思想政治教育接受主體的需求,通過貼近學生生活的教育實踐活動,解讀出讓大學生能夠切身感受和理解的內容,對有礙思想政治教育目標的信息進行合情合理的解釋說明和批駁,使接受主體潛移默化中接受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方式上要改變單線條的灌輸為多元的立體的信息輸出,把握接受主體的心理需求,加強與接受主體的互動和交流,注重同接受主體生活經驗、思想積累和文化背景的融合,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實效。
4.構建網絡思想政治教育交流互動平臺
“互聯網是現實社會與公眾心理的延伸、拓展、承載與反映,而互聯網中所出現的問題大多都是對現實的社會問題、社會心理問題的反映,而這些來自互聯網的信息必然會對處于網絡化生存狀態中的學生思想狀態產生很大的影響?!盵15]思想政治教育過程是以形成接受主體一定的思想品德為目標,教育主體與接受主體共同參與、雙向互動的教育活動過程。而新媒體所具有的邊界開放、平等性和自由性特征,為思想政治教育過程中教育主體和接受主體之間提供了更多的主動權和話語權,從而使得兩者之間交流的平等性具有了可能。因此,網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隊伍要充分利用新媒體的優勢,通過BBS、QQ群、微信、飛信、網絡空間、微博等形式,降低姿態,以平等的身份同接受主體進行溝通和交流,因勢利導,有針對性地進行網絡思想政治教育。
網絡相對于傳統媒體的最大區別就在于其受眾有很大的自由性和選擇性,是“眼球媒體”。網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隊伍要時刻關注大學生在網絡空間的動態,洞悉生活中的變化,關注反應時代特征的活動形式和內容,關注社會熱點問題和校園學生關心的焦點問題,并結合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標,充分利用新媒體技術撰寫主題博文和評論文章,來激發青年學生的心理體驗和理性反思,達到增強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5.健全管理體制,凈化網絡環境
一是要加強網絡立法,強化他律約束,使傳統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保持必要的張力,維護教育主體在信息空間的管轄力。二是要加強對局域網、校園網的管理,規范大學生的網絡行為,及時清理網絡中的消極信息和垃圾信息,并通過網絡監控,發現大學生中存在的和反映的問題,在做好教育引導的同時解決學生的實際困難。三是要推動大學生的道德自律,加強對大學生的網絡管理和法制教育,使他們樹立正確的網絡道德觀念,規范和控制自己的網絡行為,不制造不傳播網絡污染信息,自覺抵制網絡垃圾的侵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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