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外直接投資的概念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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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對外直接投資的概念范文

關鍵詞：對外直接投資；第三產業；問題

一、對外直接投資概念及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概況

對外直接投資是指一國的投資者將資本用于他國生產經營，并掌握一定的經營控制權的投資行為。這種資本包括資金、設備、原材料、工業產權等資本。同時，這種投資行為不包括從事有價證券買賣、國際信貸等行為。①我國于1979年拉開對外直接投資活動的序幕，經過30多年的發展，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活動取得了優異的成績。尤其是進入21世紀以來，我國不斷加快對外直接投資步伐，對外直接投資總量不斷增加。2002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規模為27億美元，到2011年為746.5億美元，居世界第6位，年均增長26.9%。截止2011年底，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為4247.8億美元，居世界第13位。隨著發展，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形式不斷創新，領域逐漸拓寬。目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遍布全球178個國家和地區，香港、維爾京群島、開曼群島、澳大利亞、新加坡等國家和地區成為中國對外投資的主要目的地，對外直接投資主要涉及商業服務員、批發零售業、采礦業、交通運輸、制造業等領域。

二、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行業分布特點

1.流向第一產業的投資總額大幅增加，比例有所下降

第一產業主要包括農、林、牧、漁業。在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中，流向第一產業的投資額從2003年8700萬美元到2011年為7.98億美元，投資額增長了近10倍。2003年農、林、牧、漁業所占比重為3%，到2011年僅為1%，流向第一產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占投資總額的比重逐年下降。這表明，對第一產業進行的對外直接投資增長幅度小于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增長幅度，同時，也表明在近年來的發展中，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在行業結構上不斷進行調整、優化。

第2篇：對外直接投資的概念范文

一、經濟全球化的主要表現

(一)生產活動全球化。生產活動的全球化主要表現為傳統的國際分工正在演變成為世界性的分工：1國際分工的內容發生變化。國際分工從傳統的以自然資源為基礎的分工逐步發展成為以現代工藝、技術為基礎的分工；從產業各部門間的分工發展到各個產業部門內部的分工和以產品專業化為基礎的分工；從沿著產品界限進行的分工發展到沿著生產要素界限進行的分工；從生產領域分工向服務部門分工發展。2國際分工的形成機制在變化。即由市場自發力量決定的分工，向由企業，主要是由跨國公司經營的分工和由地區經貿集團成員內組織的分工發展，出現了協議性分工。3水平型分工成為國際分工的主要形式，其內容為產品型號的分工，產品零、部件的分工和產品工藝流程的分工。4形成了世界性的生產網絡。5世界性的國際分工使各國成為世界生產的一部分，成為商品價值鏈中的一個環節。它有利于世界各國充分發揮優勢，節約社會勞動，使生產要素達到合理配置，提高經濟效益，促進世界經濟的發展。

(二)世界多邊貿易體制形成。1國際貿易對世界經濟拉動作用增強。它表現為國際貿易增長率大大高于世界經濟增長率。如以1990年為100，世界貨物出口值指數從1985年的56，上升到1995年的144，同期世界生產指數從86上升到107；世界實際國內生產總值指數同期從85上升到106。1990-1995年間，世界貿易出口量年均增長率為6％；同期世界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率為1％。2服務貿易發展迅速。世界服務貿易額從1985年的3809億美元增加到1995年的11，678億美元，在國際大貿易(貨物與服務)中的比重同期從163％上升到188％。3國際貨物貿易交換品種多樣化。在世界貿易中，占世界出口1％以上的貨物從1980-1981年的11種增加到1993-1994年的21種。在發展中國家出口貨物中，80年代中期，制成品所占比重開始超過一半；在出口中占1％以上的貨物種類從1980-1981年的6種增加到1993-1994年的19種。4發達國家同類貨物相互交換增加，主要的經濟貿易大國一般既是某類商品的主要出口國，也是該類商品的主要進口國。5國際貿易趨同化。它表現為：電子化貿易手段普遍使用，EDI(電子數據交換)已在國際貿易中廣泛使用，其他如電子商務(EC)，電子貿易撮合(ETM)，電子資金轉賬(ETF)等已在許多國家開始使用；ISO9000系列成為國際貿易商品的共同標準；貿易合同標準化。6世界貿易組織建立，多邊貿易體制正式確立。1995年1月1日誕生的世界貿易組織，標志著世界貿易進一步規范化，世界貿易體制開始形成。作為世界多邊貿易體制組織和法律基礎的世界貿易組織，以其法人地位對所有成員方都有嚴格的法律約束力。因此，世界貿易組織的建立標志著一個以貿易自由化為中心，囊括當今世界貿易諸多領域的多邊貿易體制大框架已經構筑起來。

（三）各國金融日益融合在一起。1金融國際化進程加快。90年代以來，西方國家的大銀行根據《巴塞爾協議》的要求，開始了大規模合并、收購活動，以提高效益。如法國里昂信貸銀行買下了大通曼哈頓銀行在比利時和荷蘭的附屬機構。德意志銀行、巴克萊銀行和國民希敏寺銀行也吞并了一些歐洲其他國家的小銀行，以擴大在歐洲的網絡。為了提高本國銀行的競爭能力，很多國家對于大銀行的合并表示了支持的態度，1993年以來，世界排名在200名之內的大銀行之間至少發生過25次合并。2地區性經貿集團的金融業出現一體化。歐盟統一大市場建立后，銀行、證券公司和投資基金等金融機構可在歐盟內經營不受國界限制的保險和投資業務；美國和日本的銀行則可通過收購、兼并等形式加緊滲透歐洲市場，歐洲的金融市場將演變為真正的國際金融市場。3金融市場迅猛擴大。到1995年，外匯交易額已上升為世界貿易額的60倍，全球外匯日交易額已超過12萬億美元。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特別是國際信息的網絡化，外匯市場的資金交易正以"光的速度"從一個市場轉移到另一個市場。

(四)投資活動遍及全球，全球性投資規范框架開始形成。其主要特點如下：

第一，投資成為經濟發展和增長新支點。國際直接投資額年均額與年均國際貿易額的比例在縮小，國際直接投資額年均增長率高于國際貿易年均增長率。1990-1996年年均世界出口貿易額為41，14571億美元；同期，世界各國對外直接投資額為2，56535億美元，二者之比為160∶1，差距進一步縮小。1991-1996年對外直接投資年均增長率為118％；而同期世界出口貿易額年均增長率為7％，后者大大低于前者。

第二，國際對外直接投資與吸收外國直接投資主體多元化。據統計，全球對外直接投資總額已從1985-1990年年均1，55578億美元增長到1996年的3，46824億美元。同期，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額從1，45005億美元增長到2，94732億美元，在全球對外直接投資中的比重從932％下降到849％；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額從10554億美元增長到51469億美元，在全球對外直接投資中的比重從67％提高到148％。同期，全球吸收外國直接投資額從1，41930億美元增長到3，49227億美元，其中，發達國家從1，16744億美元增長到2，08226億美元，在全球吸收外國直接投資額中的比重從822％下降到596％；發展中國家從24736億美元增長到1，28741億美元，所占比重從174％上升到369％。第叁，對外直接投資與吸收外國直接投資并行，一些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與地區成為吸收外國直接投資的主要對象。發達國家中主要對外直接投資的國家同時也是吸收外國直接投資的主要國家。1995年，德國、法國、瑞典、英國、加拿大、美國、澳大利亞、荷蘭和日本等發達國家占當年世界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756％；同年，除日本以外的上述國家占當年世界吸收外國直接投資總額的53％。與此同時，一些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和地區成為吸收外國直接投資的主要對象。1985-1995年，有20個國家和地區成為世界外國直接投資的主要吸收者。第四，國際借貸資金流動量增長很快，證券股權投資迅速發展。1993年流動金額為8185億美元，1994年增加為9534億美元，1995年增加為12，584億美元。與外國直接投資一樣，證券股權投資依然偏向于少數新興市場國家，1995年亞洲就占了流向新興市場的外國證券股權投資凈流量的53％。此外，外國證券股權投資的來源存在一定程度的集中性。1992-1994年，流向新興市場的這種投資35％以上來自美國，15％來自日本，11％來自英國。近幾年來，香港特區和新加坡的投資者也向新興國家進行這種投資。第五，投資自由化成為各國國際直接投資政策的目標，國際直接投資規范安排提上日程。90年代以來，保護和促進投資的雙邊投資條約數量大幅度增加，截至1997年1月1日，全世界已簽署這種條約1330個，涉及162個國家，在5年里條約數增加了2倍。1991-1996年，各國政府共對外國直接投資管理體制進行了約600次調整，其中95％是放松對外資管制的措施。1995年，在64個國家的112項立法變化中，106項屬于趨于自由化或促進外國直接投資的立法。國際社會為達成國際性的投資協議開始行動。關貿總協定烏拉圭回合多邊貿易談判第一次將投資問題納入多邊貿易的體系，并達成《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協議》。出現通過協商建立一個綜合性多邊國際直接投資框架的行動，1996年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第九次會議對未來多邊投資框架進行了探討，并已達成協議。

(五)跨國公司作用進一步加強。90年代以來，跨國公司蓬勃發展。第一，跨國公司的數目劇增。據統計，1996年跨國公司已達到44，508家，在全球的附屬企業已達到276，659家。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增加到36，380家，所占比重下降到817％；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跨國公司增加到7932家，所占比重上升到178％。第二，以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為基地的最大跨國公司日益全球化。按外國資產排列的100家最大的跨國公司在它們的外國附屬企業中擁有17萬億美元的資產(控制了約1/5的全球外國資產)。第叁，跨國公司開始結成新型的"戰略聯盟"。面對競爭壓力、自由化浪潮和新投資領域的開放，越來越多的企業，包括發展中國家的企業采取各種辦法參與全球化經濟的活動，通過各種形式結成聯盟。通過兼并與收購在國外建立自己的生產設施，以保護、鞏固和增強自己的競爭能力。1988年到1995年間，全球跨國兼并與收購總額增加了一倍，達到2290億美元。1996年，有45起跨國兼并與收購的規模超過10億美元。與此同時，一些跨國公司以協定(股份和非股份)方式加強聯合。1995年締結了近4600項這樣的協定，而1990年只有1769項。1990年以來，跨國公司之間在核心技術(信息和生物)方面也加強了戰略性研究與開發伙伴關系。第四，跨國公司國際生產的規模和重要性日益增加。跨國公司內部貿易在其國家貿易中的比重提高，出現了無國界經濟。

(六)經貿文化、人才出現世界性。以全球化、高速化、個體化為特征的多媒體網絡正在覆蓋全球；出現了經濟生活和貿易文化的全球性趨同現象；"國際人"開始走俏，全球性的共同發展目標形成。為了在經濟競爭中取勝，"國際人"正在成為各個國家、各大公司的首選目標，培養"國際人"、尋找"國際人"已成為世界性的人才戰略潮流。日本公司率先提出"國際人"戰略。他們認為，國際人應具備以下10個基本條件：積極肯干，但是不蠻干；人際關系融洽，不以自我為中心；興趣廣泛，知識豐富；外語出色，樂意結交外國人；行動迅速，快食、快眠、快便；迅速適應并愛上異國他鄉；意志剛強，富有忍耐性；深謀遠慮，但不優柔寡斷；安排、處理好家庭生活關系；身體健康，精神煥發。此外，綠色主義、環保哲學，共同反黑、掃黃、打白(毒)和反腐敗，共同致力于發展與和平，共同把可持續發展作為經濟發展戰略目標，均成為國際社會的共識。

二、經濟全球化對世界經濟貿易的影響

經濟全球化對世界各國的經濟貿易發展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對傳統的衡量國家之間經濟貿易權益的概念與統計構成了嚴重的挑戰。

(一)經濟全球化使得各國經濟相互依存與互動加強。

1.經濟全球化使得世界各國經濟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相互依存進一步加強。隨著世界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發達國家之間貨物、服務、資金、技術和市場高度融合，而且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上述關系也在加強。

2.經濟全球化使得各國經濟相互傳遞障礙在減少，互動性加強。在經濟全球化趨勢加強下，對外貿易與國際資本流動在各國之間的經濟傳遞中的作用在加強。80年代以來，在經濟全球化趨勢下，對外貿易與投資逐漸變成雙向傳遞渠道，發達國家把經濟發展與衰退通過對外貿易與投資傳遞到發展中國家；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和金融波動也將影響到發達國家。1994年底，墨西哥金融危機震動了全世界；1997年7月由泰國引發的金融危機并未使發達國家幸免。

(二)經濟全球化迫使人們的概念在創新。1大國際貿易概念出現。在經濟全球化下，一國對外經濟交往合作中，不能只考慮貨物貿易，還要把貨物貿易與直接投資、金融、服務、技術綜合考慮。因為，貨物貿易與投資相輔相成，互相促進，已成為各國經濟發展的兩個支點。2將大國際貿易概念與本國經濟的調整優化、改革開放密切地結合起來；"貿易立國"、"貿易為本"的傳統信條已讓位于"經濟接軌"和"市場融合"。3變被動接受經濟全球化為主動參與經濟全球化。越來越多的國家認識到經濟全球化是科技革命作用的結果，是大勢所趨，紛紛主動改革本國經濟體制，發展開放性經濟，推行貿易、投資和金融自由化，為跨國公司創造投資條件，并積極參與多邊貿易體制和活動。4變單邊制裁為求得"雙贏"。在經濟全球化下，一國對另一國單方面采取"貿易保護"、"貿易摩擦"、"貿易制裁"等以鄰為壑的措施，已開始由自我保護的工具變成了雙刃劍，在制裁別國的同時也會使自己受到傷害。其上策是通過談判，達成互惠互利的協議，促進雙方的經貿發展，取得"雙贏"。

(三)經濟全球化使國家受到沖擊，相互協調成為時代主旋律。面對經濟全球化的新形勢，傳統的國家內容發生了一定程度的改變。原本是一國獨有的權利，日益成為國際社會共同擁有的權力。各國的經濟活動越來越多地遵循國際條約、協定、規范和慣例來運作；跨國公司在各國經濟生活中地位的提高，使國家對產業政策的干預作用在減弱。在國家存在的情況下，出現了讓與，但它是以對等為原則的。當今世界各國都是擁有的獨立國家。共享是讓與的前提，沒有共享也就不會有讓與。經濟全球化迫使各國把二者結合起來，出現了相互協調，使它逐步成為各國處理對外經濟貿易關系的基石。隨著烏拉圭回合談判的結束和世界貿易組織的建立和運行，協調管理貿易政策在國際上和各國貿易政策中開始成為主流。

(四)經濟全球化要求貿易理論與國際直接投資理論一體化。20年來，面對國際貿易格局的變化，特別是產業內部貿易的增長，新貿易理論將產品差異、規模收益遞增和不完全競爭等工業組織理論引進傳統的比較優勢框架，為國際貿易理論分析做出了貢獻。但它仍然假定企業只在某一個區位生產商品和服務，將對外直接投資排除在分析之外。同時，對外直接投資(跨國公司)理論成功地解釋了不同類型跨國公司直接或間接地創造的各類貿易流動，但仍是以單個企業為依據的投資分析，未推廣到國家層次。80年代初以來，經濟全球化要求把貿易與投資理論結合在一起分析貿易與投資利益與效益，出現了新的理論分析，其理論模式主要集中于縱向或橫向一體化。在這些理論分析中，產品增值鏈活動的不同假定可以在不同地理位置上進行，在不同的國家可以進行完全相同的生產加工。在貿易與投資一體化理論中，企業行為被分為兩大類型：

第一，總部行為。總部行為包括工程、管理和金融服務，以及信譽、商標等甚至可以無償轉讓給遠方生產區位的服務，這類行為有時被簡化概括為研究與開發。

第二，實際生產行為。實際生產行為又可再分為上游生產(中間產品)和下游生產(終極產品)。所有這些行為都被假定為具有規模收益遞增效應。由于總部服務的運輸成本極低，企業可以將生產行為從總部分離出去，但為了獲得規模經濟效益，企業將某些生產行為集中在某一區位。在貿易分析中典型采用的兩國均衡框架，國外市場和國內市場之間不存在任何差異。企業在兩個國家進行活動時，可以將總部行為安排在母國進行，但其實際生產或轉移到東道國進行(縱向一體化)，或者既安排在國內，又安排在國外進行(橫向一體化)。因此，現在的企業不僅通過價格和質量進行競爭，而且還通過生產的組織進行競爭。這些理論模型要解決的核心問題是單個企業的經營活動決定了國內、國際經營企業的總格局。這一問題屬于理論分析中的國際化生產部分。一旦國際化生產活動分布格局形成，國際貿易的格局便隨之確定。貿易與投資理論的一體化表明，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不能以單純的貿易行為來衡量國家之間的經濟利益。

(五)經濟全球化對表明國家之間經貿權益的傳統概念和統計方法提出了挑戰。1傳統的對外貿易差額概念未能反映經濟全球化下國家之間實際的貿易利益。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國家之間的經貿利益出現了幾種變化。第一，在產業內部和跨國公司內部貿易大量增加下，按總貿易和專門貿易劃分的國家之間的進出口掩蓋了國家之間在產品價值上的實得；第二，母國公司對東道國的直接投資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母國公司對東道國的商品直接出口，變相地進入了東道國的國內市場，因此，母國公司在東道國國內的投資和商品、服務的銷售收益應計入母國的經貿收益；第叁，在一國以加工貿易為主的情況下，把該國進出口貿易額作為該國的貿易利得，更加失實。因此，在經濟全球化下，在計算各貿易國的貿易收益時，上述幾個現象不能忽略。2以原產地規則為核心的國際貿易統計滯后于經濟全球化的現實，應予修正。以原產地規則為核心的國際貿易統計制度來源于美國，并逐漸成為世界貿易各國的貿易規則的重要組成部分，原關貿總協定和世界貿易組織對之都有相應的條款和協定。在國際貿易局限于產業間和投資不普遍的情況下，按原產地進行統計基本上可以反映貿易國的貿易利益。但在經濟全球化趨勢下，按原產地統計則會出現兩種誤差。第一，未能如實反映跨國公司在全球的大規模的直接投資活動。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進行全球化經營，它們生產的零部件、產品的進出口，按價值鏈、資本所有，理應屬于母國，但卻計入東道國的貿易統計。第二，原產地規則以貨物貿易為主，未包括服務貿易等，因此，原產地統計在不能真實反映貨物貿易的同時，也不能全面如實地反映國與國之間的大貿易關系。

(六)經濟全球化對發展中國家來說機遇與挑戰并存。經濟全球化給發展中國家提供了發展的機遇。

第一，有利于發展中國家利用外資和資本外投。1996年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的《1997年世界投資報告》指出，發展中國家1996年接受了1290億美元的外國直接投資，對外投資了510億美元，二者都創造了歷史最高紀錄。它們在獲得世界投資總額中的比重從1995年的30％上升到1996年的37％。其中，48個最不發達國家在1996年的資本流入量也增加了56％。

第二，促使發展中國家的出口商品結構優化。由于資本的流入、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活動和本國產業結構的改造，發展中國家出口商品結構有所改善，制成品在出口中的比重從1980年的560％上升到1990年的733％和1994年的777％。

第三，迫使發達國家把發展中國家面臨的問題予以考慮和解決。發達國家日益認識到在經濟全球化下，它們的經濟穩定和發展有賴于發展中國家。在債務解決、地區經濟一體化和聯合國的改革等問題上不得不考慮發展中國家的權益。

第四，經濟全球化有利于發展中國家的整體改革。

經濟全球化對發展中國家構成了嚴峻的挑戰。1經濟全球化有利于發達國家構筑以其為中心的國際經貿基礎。在此情況下，發展中國家的將會受到更大的削弱。2發展不平衡在加劇。

第一，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不平衡在加劇。經濟全球化為以發達國家為主的國際資本開拓了尋求更高利潤的地域和空間，在發達和發展中國家經濟實力相差甚大的背景下，經濟全球化，使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收入差距在拉大。1965年，七個主要發達國家人均收入是世界最貧困國家的20倍，1995年擴大到39倍。

第3篇：對外直接投資的概念范文

【關鍵詞】對外直接投資 動機 區位選擇

Stephen P.Meyer和Milford B.Green（1996）為了研究加拿大跨國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他們收集了超過4500個數據，運用回歸分析方法對加拿大對外直接投資進行了實證研究。他們通過研究發現，加拿大的FDI 大多聚集在西歐、加勒比、澳大利亞、巴西和亞洲一些地區和國家。加拿大對外直接投資大多流向東道國擁有較大的市場潛力，與加拿大有著良好的貿易伙伴關系的國家。

Lilach Nachum，Srilata Zaheer和Shulamith Gross（2008）以美國的跨國公司為例，實證研究出不僅東道國自身的稟賦會影響到美國跨國公司投資的區位選擇，而且東道國在全球中與其他國家的地理距離的接近程度也會影響到美國跨國公司投資的區位選擇。如果東道國與世界上其他知識、資源都比較豐腴以及市場開放程度較高國家的地理距離比較接近的話，就會在一定程度上刺激美國的跨國公司到該國投資。

Bala Ramasamy，Matthew Yeung和Sylvie Laforet（2012）以2006—2008年中國跨國公司為樣本，運用泊松統計數據回歸模型，來研究國有企業和私營企業在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上的差異，他們研究表明，所有權不同的跨國公司，它們的投資的動機也存在差異。中國的國有企業在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上，主要會選擇一些政府風險比較高（腐敗、貧富差距大、法制不健全、人權不平等）的國家，且這些國家的自然資源比較豐富；私營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則是一種市場導向型，是為了尋求更大的國外市場。但是，無論何種所有權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它們在追求獲取技術進步和創新的目的上是一致的。

Yuanfei Kang和Fuming Jiang（2012）構造了一個概念性的框架，綜合傳統的經濟因素和制度因素，在提出一些列假設的基礎上，以中國企業對東亞和東南亞8個經濟體13年的投資數據，構造面板數據進行實證分析。結果發現，一方面，傳統的經濟因素對于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起著一定的重要作用，而制度因素相對于傳統經濟因素來說，對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影響的作用更大且表現出較高的復雜性和多樣性；另一方面，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具有一定的動態特征，即中國FDI會在不同的經濟體之間，不同的時期，其規模和流向會出現明顯的差異。同時，發達國家現有的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理論和研究框架并不完全符合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從制度變量來看，中國國內的制度和政策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中國跨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

Steven Globerman，Ari Kokko和Fredrik Sjoholm（2000）以瑞典大型跨國公司和中小企業如何更好獲取國際技術外溢為研究對象，結果發現，這兩類公司主要通過貿易和對外直接投資來獲取國外的技術和知識，并且這兩類企業的資本傾向于向專利數較高且與瑞典地理距離較近的一些國家，同樣瑞典這些企業貿易對象的選擇也具有同樣的特點。從總體上看，跨國直接投資是瑞典大型跨國公司和中小企業獲取國際技術溢出的最重要的方式，而貿易一般對于中小企業顯得更為常用和重要。

Carmen Stoian（2013）以歐洲經濟合作組織的20個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狀況作為面板數據，母國的制度變量在很大程度上會影響到其對外直接投資。在構造的隨機效應模型中，包含著制度變量，將會增加模型的解釋能力，并且母國的競爭策略和制度改革（貿易自由話制度、公司重組制度等）狀況，對解釋歐洲經濟合作組織成員國的對外直接投資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結果還發現，母國的技術水平對對外直接投資并沒有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母國接受FDI的流入量和人均GDP，也會在一定程度上促進其對外直接投資。

Wen-Chung Hsu，Xingbo Gaohe和Hsin Mei Lin（2011）探討臺灣制造業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給臺灣技術進步帶來的影響，研究發現，對外直接投資所帶來的技術進步效應是中性的。但是，這種技術進步效應會隨著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不同而不同，從臺灣制造業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看，對中國的投資給臺灣技術進步帶來的效應并不明顯，而對其他國家的投資則會顯著促進臺灣制造行業生產效率的進步。

Allan Webster（2013）以世界上其他國家對美國的直接投資為研究對象，研究發現，其他國家企業到美國設立子公司的目的，主要是由于美國國內擁有大批技術熟練的工人和先進的科學技術的優勢。然而，其他國家企業對美國直接投資最重要的戰略動機上看，是希望通過對美國直接投資這種途徑來獲取美國國內的戰略性資產（知識、生產效率）。

Wilbur Chung·Juan Alcacer（2002）他以1987-1993年OECD國家對外美國制造業投資的區位選擇，使用隨機參數邏輯回歸方法，來研究企業在不同投資動機下對美國FDI的選擇。他的研究不僅證實了之前企業追求更大的市場規模、低生產要素成本、低進入壁壘對FDI的吸引力的研究。而且通過研究還發現通過FDI獲取技術的特征。從OECD國家對美國的直接投資以獲得技術溢出來看，東道國的R&D密度并不能夠吸引他國的直接投資，因為這些跨國投資企業往往處于技術密集度很低的行業中，相反，研發密度較高的跨國企業，受東道國的R&D密度的吸引力就比較大。

參考文獻：

[1]Stephen P.Meyer & Milford B.Green. outward Canadian direct investment and place-specific attributes：an empiric alanalysis[J].Geoforum，1996.

[2]Lilach Nachum & Srilata Zaheer & Shulamith Gross. Dose It Matter Where Countries Are Proximity To Knowledge ， Markets and Resources ， and MNE Location Choices[J]. Management Science，2008.

[3]Bala Ramasamy & Matthew Yeung & Sylvie Lafore.China'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Location choice and firm ownership[J].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2012.

[4]Yuanfei Kang&Fuming Jiang.FDI location choice of Chinese multinationals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Traditional economic factors and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J].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2012.

第4篇：對外直接投資的概念范文

在世界經濟中，國際直接投資是最能體現經濟全球化概念的經濟運作方式之一，且與國際貿易有著密不可分的內在聯系。隨著經濟全球化的進程加快，從總體上看，國際對外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相互作用、相互促進，都在大幅度增加和日益擴大。但具體而言，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一國的對外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究竟存在著何種關系，是具有互補性還是具有替代性？對外直接投資是促進了國際貿易的發展還是相反？在加入WTO之后，我國政府和企業如何充分利用WTO的規則，在對外直接投資中促進貿易出口的增長，本文試圖對這些問題做一分析。

一、國際直接投資與貿易的理論解析

影響國際貿易增長的因素有許多，從理論上講，僅就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的關系而言，直接投資究竟是構成對貿易的替代，還是產生了對貿易的創造，這主要取決于國際直接投資的類型。

按照小島清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從一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分析，國際直接投資可分為三種類型：(1)自然資源導向型投資。在東道國尋求某種自然資源既是為了滿足母國本國的需要，也可以向其他國家出口。因此，資源導向型的投資不僅擴大了母國自然資源的生產規模，而且也促進了母國與東道國之間的國際貿易發展，甚至還擴大了與其他國家之間的國際貿易發展。(2)市場導向型投資。如細分起來還可以分為突破貿易壁壘型投資和占領市場型投資。因此，在這種類型中，國際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之間的關系比較復雜。如：跨國公司在東道國投資后的初始階段，因各種需求的存在，貿易是創造性的；當投資和生產形成一定規模時，“就地生產，就地銷售”的結果勢必會減少貿易的往來，因而具有貿易替代效應。但如果是突破貿易壁壘型投資，也許這種投資對貿易的間接促進會使貿易的規模進一步擴大。但全面地分析，即使是前面所述的替代貿易時，在東道國進行市場導向型投資也可能會帶來服務貿易方面新的需求。(3)生產要素導向型投資。這主要是指在東道國尋求低成本勞動力的投資。這種類型的投資，因國家之間比較優勢而形成的國際分工，在初始乃至相當長的一個階段中無疑是加大了貿易的發展，如發達國家在發展中國家投資而進行的加工貿易。但因比較優勢是動態而非靜態的，這種投資與貿易的關系也要視具體情況而進行具體分析。

在理論上闡述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貿易的替代關系的還有佛農(Vernon.R)，他在其著名的產品周期理論中，通過對新產品、新技術的創新、模仿和擴散的動態分析，闡述了母國的出口與對外直接投資的關系。在新產品的第一階段，產品在技術創新國國內的生產、銷售主要以滿足國內需要為主（也存在向收入水平和消費結構比較接近的其他國家出口的可能性）；但是，隨著技術的成熟化，同時又面對其他國家企業的競爭，降低產品成本成為技術創新企業維持其海外市場占有率的必然要求，這時便出現了技術創新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佛農認為，一般地這種對外直接投資不會產生對母國出口的替代效應。但是，如果這種投資發生得過早，就有可能替代母國的出口。在技術進步日益加快的情況下，隨著跨國公司國際化程度的提高，新產品的生命周期不斷縮短，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出口貿易的替代影響將越來越明顯。

總之，對外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的關系即存在互補性，也具有相互替代性，這要根據母國（或跨國公司）投資的動機、類型和發展階段而定。

二、國際直接投資與貿易的實證檢驗

當我們從實證分析的角度再來看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關系時，會發現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在這方面存在一些異同。因此，在下面的分析中，我們將對這兩類國家分別進行研究。

（一）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關系

國外一些學者將對外直接投資與某些產業的實際出口聯系起來進行了實證研究。如，伯格斯坦(Bergsten.C.F.)認為，在美國不同的對外直接投資產業中，那些對外直接投資程度較低的產業，其出口水平也較低；隨著對外直接投資水平的提高，出口規模也相應上升；但是當對外直接投資超過一定規模后，追加的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的促進效應就逐漸消失了。因此，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貿易之間既是互補關系也是競爭關系。隨著跨國公司國際化程度的提高，其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的競爭（替代）也將不斷加劇，因而海外子公司的生產將逐漸替代美國的出口。同時，學者們也有相反的發現，利普賽(Lipsey.R.E.)和威斯(Weiss.M.Y.)的研究表明：無論在發達國家還是在發展中國家的市場上，美國的出口與美國海外子公司銷售額都是高度正相關的，而且美國海外子公司的生產銷售都部分替代了美國出口競爭伙伴中的發達國家企業的出口

（二）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關系

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除去個別的現象，較大規模的起步應從20世紀60年代算起，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委內瑞拉，亞洲的印度、韓國、新加坡、菲律賓和中國臺灣地區都是從那時起陸續向國外或境外進行直接投資的。20世紀70年代后期，中東石油輸出國組織一些成員的投資方式也從貸款轉向間接投資，再由間接投資轉向直接投資。（注：宋亞非：《中國企業跨國直接投資研究》，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雖起步較晚，但發展速度較快，而且由原來主要投資于鄰近的國家和地區，逐步轉向向發達國家進行直接投資。

伴隨著經濟實力的提高，發展中國家企業進入世界級大企業的數量也在逐漸增加。1997年，發展中國家企業進入“全球500強”的僅有22家，平均營業收益率為3.6%；而2000年入圍企業增加到33家，平均營業收益率提高到5.2%，且高于“全球500強”4.7%的平均收益率（注：張金杰：《國際直接投資形勢與跨國公司的戰略調整》，王洛林、余永定主編《2001-2002年：世界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

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健康發展對貿易的促進也有其特點。首先，小規模和特殊商品是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優勢。由于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大多數屬勞動密集型的小規模生產，資本勞動比率比發達國家跨國公司低許多，發展中國家東道國更愿意接受勞動密集型高的項目投資。即使是進行規模較大的生產性投資項目，與發達國家相比，作為母國的發展中國家也占據勞動力成本低的優勢。同時，這種生產性投資也將給母國帶來原料、設備的出口增加，因而具有很強的投資與貿易互補性。其次，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一般側重于擴大出口的市場銷售戰略。無論是為保護原有的出口市場，或是開辟新的市場，還是避開貿易壁壘，發展中國家多采取各種方式保障出口，在達到一定實力和經驗積累后，逐步再向全球經營戰略發展。

考察韓國的經濟，其迅速發展得益于通過出口把國內產業與國際市場緊密連接的結果，從而使國際市場容量的不斷增大，并對國內經濟的增長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從1991年韓國全國經濟學家聯合會的一份《韓國制造業的國外投資經營成果調查表》（注：參見杜玲博士論文：《發展中國家／地區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經驗與趨勢》，2002年5月。）中，我們看到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總的來講與貿易聯系較多，所占比重也較大。如開拓市場與回避進口限制兩項都與貿易緊密相連，其之和所占比重在韓國整個對外直接投資動機中達到35.7%。當然，從表中還可以看出，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因區域不同而有所差異。在北美洲和歐洲地區，開拓市場的動機比重最高，占到29.3%，比其他動機的比重平均高出10個百分點，這是為適應當地區域化經濟和確保新產品市場的結果；在拉丁美洲、大洋州地區，最高比重的動機為回避進口限制，占27.3%，也比其他動機高出10.4個百分點，這說明韓國對外直接投資在此兩個地區對貿易壁壘的突破動機占據很重要的地位。

但具體到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行業，還有更進一步的動因分析。如李宏格（音譯）(Lee,Honggue)對韓國電器行業的研究。電器是韓國最重要的制造業部門，在20世紀90年代初韓國就已成為世界第五大電器生產國。李宏格指出，韓國電器行業在1989年的對外直接投資額比1979年增長了85%，顯示出韓國在該行業的對外直接投資于20世紀80年代末達到了頂峰——盡管與韓國電器產品的出口相比其投資的規模是非常有限的：1976-1992年間電器行業對外直接投資為5億美元，而1992年電器產品的出口額卻高達161億美元。李宏格分析，韓國電器行業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主要表現為維持和擴大出口的需要，即通過對外直接投資提高出口產品的競爭力。那么，這種對外直接投資的壓力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方面，是韓國本身國內勞動力成本不斷上升所造成的壓力，迫使電器行業利用對外直接投資，在國外尋求廉價勞動力以降低生產成本（主要是在亞洲地區）；另一方面，則是來自歐美國家貿易保護主義的壓力，在韓國擴大對歐美出口的同時，其電器產品也已成為反傾銷的對象——這一點對我國在加入WTO之后，重新審視海外投資與貿易的關系時，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綜上所述，盡管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有所不同，但總的趨勢是積極的，對外直接投資有利于一國的對外貿易乃至國際貿易；由于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互補關系和替代關系在不同的發展階段表現不一，所以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出口的影響具有動態效應；在經濟全球化的今日世界，對外直接投資已不僅僅是發達國家的“專利”，它對發展中國家來講同樣是必不可少的經濟運作方式。

三、中國海外投資發展與貿易的關系

為了論述的方便與國土概念上的準確，我們把以下涉及的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稱為“海外投資”。

（一）中國海外投資的發展與現狀

中國海外投資的發展，比較準確的提法應該從1949年算起。但因那個時期的海外分支機構都是一些貿易企業，規模又非常小，一般不在我們的討論之內。從1978年的改革開放至今，中國海外投資的步伐越來越大。截至2001年年底，經外經貿部批準的企業就達6610家，中方海外投資總額已達83.5731億美元，遍布全球153個國家和地區（注：此海外投資的區域數字以《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年鑒》（2001年）為準。）。

1.中國海外投資的區域分布。中國海外投資在全球的區域分布正逐步由集中化向多元化方向發展。但目前從投資的額度來看，集中化的表現還依然存在。截至2001年底，中國海外投資企業數量在全球主要63個國家和地區的分布見表1。從基本格局看，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占28.99%，發達國家（歐洲、大洋州和北美）占27.99%，加上中國港澳地區33.46%的分布，大致呈現出各占1/3的態勢，可以說是一個多元化的分布。具體的投資額度和比重見表1。

表1中國海外投資區域分布表（截至2001年底）

附圖

資料來源：根據外經貿部《對外經濟貿易簡要統計》(2001)整理。

通過以國家和地區分布的形式進一步對投資額排序，我們就可以看到中國海外投資分布的集中化：即地緣優勢和人緣優勢使相鄰國家（地區）和海外華僑聚集的國家（地區）成為中國海外投資的集中區域。至于在拉美地區和非洲投資額分布得較高，一般為投資行業的原因所致，這將在下面進一步闡述。

2.中國海外投資的行業分布。中國海外投資是從貿易型企業起步的。這些貿易型企業開始在海外做的商業性工作是為對外貿易企業提供信息、進行市場調查和客戶聯系服務的。20世紀90年代以后，在中國政府有關政策的引導下，生產加工型企業有所增加。但總的來看，服務貿易型的投資行業特點仍十分突出。根據對外經貿部的統計，截至1999年，中國海外投資中服務貿易型企業，無論從企業數量上還是在投資額度上仍占絕大多數；生產加工型企業雖然在企業數量上增加較快，但在投資額度上還處于較小規模；而資源開發型企業在投資額度上比生產加工型企業還要大些。詳見表2。

表2中國海外投資的行業與投資額分布（截至1999年底）

附圖

資料來源：根據中國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提供的數據整理。參見：外經貿部發展司：《中國的境外投資狀況》，《國際貿易論壇》2000年第5期。

一般地，中國海外投資在發達國家的多為服務貿易型和研究開發型，即非生產性項目。服務貿易型企業的運作主要是為了服務于國內企業的出口，以促進中國產品的出口；在海外投資于研究開發型企業則是為了更有利地接近發達國家或地區的先進技術，以提高我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而中國在發展中國家的投資則大多為資源開發型和生產加工型，即非貿易性項目。資源開發型的投資，主要是為了獲取國外開采條件較好或儲量、品位較高的石油、礦產、林業、漁業等資源，以滿足國內經濟發展的需要；生產加工型投資，主要為轉移國內長線產品的生產能力或發揮中國在技術、管理上的比較優勢以占領當地的市場，同時帶動相關材料、設備、零配件的出口。因此，這也是生產加工型的投資大多集中在亞洲、拉美和東南亞地區的主要原因。

（二）中國海外投資與貿易的互動

1.中國進行海外投資的動因。從外部條件上看，經濟全球化使各國經濟進入生產、銷售、采購的全球體系成為必然。中國既然已經實行了“引進來”的改革開放，也必然要實施“走出去”的對外開放，以充分利用國內外“兩個市場”和“兩種資源”，實現資本、技術和人力等生產要素的雙向流動，提升國內的產業結構，促進本國經濟的發展。

從中國國內經濟發展的需求上看，“走出去”到海外投資不僅是政府的政策號召，更主要的是國內企業自身發展的利益驅動和內在要求。如前所述，一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有許多動因，具體而言，中國海外投資的動因主要有如下五點：(1)尋求資源開發。中國雖地大物博，但人均資源占有率很低。在進入21世紀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中，資源短缺對中國經濟將是一個嚴重的制約。其中，開發的重點放在對我國經濟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對外能源投資，即對石油、天然氣的開采；此外，還有一般性資源（如：黑色和有色金屬礦產資源、樹林資源等）的開發。在海外投資開發資源，主要是為了保障我國資源長期、有效和穩定的供應。(2)擴大出口貿易。無論是從中國政府政策的角度，還是從企業投資的角度，利用對外直接投資帶動材料、機器設備、零部件的出口，甚至帶動服務業的出口，都是目前進行對外投資最多的動機。在政府制定的有關海外投資政策中，著眼點基本上都是擴大出口，是與對外直接投資有關的貿易措施；綜合對中國海外投資企業的動機調查，擴大出口也占了相當大的比重。（注：參見段云程：《中國企業跨國經營與戰略》，中國發展出版社1995年版；謝康：《跨國公司與當代中國》，立信會計出版社1997年版；魯桐：《中國企業海外經營：對英國中資企業的實證研究》，載世界經濟學會編《世界經濟與中國：2000-2001年》，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3)開拓國外市場。在中國國內需求不足以及同類企業競爭激烈的情況下，積極開拓新的國外市場是企業利益驅動的內在動力所致，也是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動機之一。這與理論上闡述的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之一——尋求市場型是相同的。(4)規避貿易壁壘。從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上講，規避貿易壁壘或突破貿易壁壘都是尋求市場型的一種動機。由于我國現已加入WTO，關稅逐步下調后，規避各種貿易壁壘已成為擴大出口和占領國外市場的一個重要手段。特別是近年來，出口配額限制、對中國出口產品的反傾銷等情況越來越嚴重，因此利用海外投資建廠生產可謂是突破貿易壁壘的一個有效方式，也是對特殊貿易限制的一個反應。(5)獲取高新技術。在海外投資是中國企業獲取高新技術的一條重要途徑。中國的一些航天、航空、電子、生物化學和機械業的大型企業已經開始通過對外直接投資的渠道學習國外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少數中國企業還在國外投資建立了研究和開發機構，用最近的距離、最快的時間學習、研發最新、最前沿的技術。當然，這種類型的投資需要雄厚的資金支持，但它將是最具潛力的海外投資。

2.中國海外投資對貿易的影響。如前所述，無論是從理論研究還是實證分析上，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即存在互補關系也不乏替代關系，即存在貿易創造效應也有貿易替代效應。具體到中國的實際，由于投資行業的特點和投資區域的不同，海外投資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要視具體的投資行業和投資區域而定。首先，服務貿易型企業的投資，動機與目標非常明確，肯定是為擴大出口服務的，因此這類企業的海外投資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無疑是積極的；其次，資源開發型企業的海外投資，進口的資源都是我國相對成本低或戰略的需要，同時還能帶動設備、制成品（如鋼材）、技術和勞務的出口，雖然會帶來一定的進口貿易增長，但從整體上看對我國出口貿易還是起到了促進作用；最后，生產加工型企業的海外投資對我國對外貿易的影響情況較為復雜。我們將對生產加工型企業的海外投資做一個具體分析。(1)機械行業。機械行業中如汽車、摩托車零配件組裝，家用電器中的CKD、SCD等，由于絕大部分甚至全部都要使用國內的零部件，在初期設備投資之后，后續的零部件就成為組裝生產的必備條件。因此，從總體上看，機械行業在海外投資對我國出口的帶動作用是持續且長期的。特別是大型家用電器，這是典型的加工組裝型產品，根據外經貿部的有關統計，家電行業投資帶動出口的系數比其他產品高達20-30倍。金城集團的案例也顯示，摩托車產品在海外投資建廠生產后，大幅度地帶動了該集團的出口：1997年海外銷售收入250萬美元，帶動出口近150萬美元；1998年海外銷售收入近600萬美元，帶動出口達400萬美元（注：李鋼主編：《“走出去”開放戰略與案例研究》，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出版社2000年版。）。實證分析表明，機械行業由于技術與原材料、散件的高度結合，海外投資就可帶來明顯的貿易創造效應。(2)輕工行業。嚴格地講，輕工行業中也有屬于機械行業的產品，區分出來的主要是體積較小的機械產品如自行車以及其他輕工產品。這類產品的特點是，體積較小，出口運費沒有體積較大的機械產品高，與海外加工的生產成本比，在國內的生產成本更低，因此這類產品的海外投資與出口很可能出現替代關系。也就是說，在國內生產此類產品后出口更經濟，就很少會有企業再到海外投資生產；即使在海外投資并形成規模生產，對國家的出口帶動作用也不大。(3)紡織服裝行業。紡織服裝業的投資主要是規避貿易壁壘，由于根據多種纖維協議，在投資國的出口配額已經用盡時，如果東道國尚有未使用的配額，投資國便可以使用。中國在紡織品領域受歐美出口配額的限制非常嚴重，因此不少的紡織服裝企業到海外投資主要動機都是為了突破配額的壁壘，在海外尋求更廣闊的市場。這種類型的企業在海外的投資也要視情況而定：一次性投資建廠可以帶動國內紡織機械的出口，但對出口貿易沒有持續的帶動作用；使用國內材料多的，可以促進國內原材料、面料的出口，但有原產地規定比例的國家對此也有一定的限制；在有的國家（地區）可以享有免配額、免關稅的優惠，則可以大大提高我國產品出口或向第三國出口。因此，紡織服裝行業在海外的投資對我國出口貿易的影響是擴大還是替代，兼而有之，目前尚未找到實證數據。

四、結論

1.綜合國際直接投資與貿易關系的理論，回顧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關系中的發展，以及中國海外投資與貿易的現狀與特點，論述了中國海外投資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我們進一步證實了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既存在互補又存在替代關系、中國的海外投資既有貿易創造效應又有貿易替代效應的理論。有意義的是這些互補和替代關系，或稱貿易創造和貿易替代效應，在不同的投資領域、投資行業、不同的投資區域以及不同的發展階段中是有所差異的。

第5篇：對外直接投資的概念范文

國際經濟合作是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的一門必修課，針對經濟管理類專業的高年級本科生開設，側重研究國際貨物貿易以外的其他國際經濟業務與交往方式，核心內容是探討生產要素(資本、技術、勞動力等)國際流動的具體形式、原因和效應。該課程具有以下特點:

(一)廣泛性與關聯性我國對國際經濟合作學科進行系統研究始于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隨著我國參與國際經濟技術合作規模的擴大和形式的增加，國際經濟合作課程的教學內容日趨龐雜，主要內容包括:國際投資合作(國際直接投資與間接投資)、國際技術合作、國際工程承包與勞務合作、國際租賃、國際經濟援助、中國對外經濟合作等領域的基本理論、基本內容與操作方法，及國際經濟協調機制和國際經濟合作主體權利的法律保護。課程內容的廣泛性導致課堂教學存在兩大難點:一是教師在有限的課時內(多數開課為每周2學時)如何深入講授龐雜的課程知識點，課程重難點如何突出;二是如何解決課程知識點與其他課程教學內容存在的重復問題，如國際直接與間接投資內容屬于國際投資學，國際技術貿易、跨國公司內容在某些院校已經單設課程講授。關聯性是指國際經濟合作各種形式之間的聯系比較緊密。目前在信息化與全球化基礎上進行的生產要素國際間轉移與重新配置多數情況是資本、技術、勞動力等要素結合在一起產生的一攬子生產要素的國際轉移與配置。如中國對外承包工程本身就涉及可行性研究、國際工程承包、國際勞務輸出、國際技術轉讓、國際租賃等多種形式的合作。

(二)時效性與實踐性進入21世紀以來，全球化與信息化的迅速發展使得全球范圍內優化配置的生產要素種類不斷增加，在傳統的資本、技術和勞務的基礎上發展出許多新的內容，如土地、信息、企業管理、風險投資等成為國際經濟合作新的內容。此外，中國開展對外經濟技術合作的理論與現實案例日益豐富。時效性要求授課教師隨時關注國際經濟貿易形勢的變化，不斷更新教學內容，做到與時俱進。盡管國際經濟合作課程涉及要素流動的基本理論，但其理論沒有嚴格的體系，多數理論是對國際貿易、國際投資等課程相關理論的歸納，課程內容主要側重于實務，特別是各種經濟合作方式的操作程序與環節，如國際技術轉讓、國際工程承包、國際租賃、可行性研究報告等實踐性較強的內容。

二、國際經濟合作課程教學改革探討

(一)整合教學內容明確課程定位是整合教學內容的前提。結合課程特點和教學對象，將國際經濟合作課程明確定位為:拓展學生的專業知識面、為將來的工作與深入學習打下基礎。具體而言，一方面，通過學習，使學生形成一個關于國際經濟合作較為完整的知識架構，特別是掌握重點概念與理論;另一方面，使學生掌握國際經濟合作主要方式的實際操作，把握國際經濟合作實務發展的新趨勢與動態。目前，多數高校國際經濟合作教學采用的是對外經貿大學盧進勇教授主編的國家級規劃教材《國際經濟合作》，筆者以此教材的框架體系為基礎，結合地方產業結構特點，遵循應用性、時效性與重點性原則，對課程教學內容進行了優化與整合。1.導論。主要內容包括國際經濟合作的概念界定、類型與研究對象;國際經濟合作的產生與發展;國際經濟合作的主要理論。2.國際直接投資。國際直接投資的概念、形式與發展趨勢;國際直接投資主體—跨國公司概述;國際直接投資的動機;國際直接投資環境。3.中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或者外商對華直接投資)。中國利用FDI的發展歷程、主要特點與作用;中國利用FDI的主要方式;中國利用FDI的政策法律規定。4.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走出去”戰略內涵與必要性;中國境外FDI的現狀、特點與問題;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管理;中國企業走出去的文化融合。5.國際間接投資。國際間接投資的含義、特點、分類與影響因素;國際債券投資;國際股票投資;中國對外間接投資。6.國際技術貿易。國際技術貿易的含義、內容;國際技術貿易的主要方式;國際技術貿易價格;中國對外技術貿易管理;自主創新與技術引進的關系。7.國際工程承包。國際工程承包概述;國際工程承包招投標程序;國際工程承包合同;中國對外承包工程的特點與問題。8.國際勞務合作。國際勞務合作的含義、本質與主要形式;國際勞務市場的發展趨勢與特點;國際勞務合同的基本條款;中國對外勞務合作的現狀與特點。9.國際租賃。國際租賃概述;國際租賃的主要形式;國際租賃合同;租金的計算。10.國際發展援助。概述;國際發展援助機構;中國與國際發展援助。11.可行性研究與項目評估。可行性研究的含義、階段、主要內容與工作程序;項目評估的概念、主要內容與工作程序;項目評估與可行性研究的關系。12.特色專題:浙江省對外經濟技術合作現狀、問題與對策。

(二)改進課堂教學方法目前，國際經濟合作課程多采用理論講授、案例分析、課堂討論和課后練習相結合的教學模式，這些教學方法的綜合運用有助于提升教學效果，但有必要進一步探索新的教學方式。1.主體參與教學。主要做法包括:在教師的指導下，由學生充當教師講授部分教學內容，如國際直接投資章節中的國際投資環境;培養學生自主查詢數據與資料、EXCELL圖表制作與歸納能力，如要求學生上網檢索世界投資報告(英文版)并將其主要觀點翻譯成中文、要求學生到國家統計局下載中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相關數據，利用數據繪制圖表并歸納觀點，并將過程當眾演示;要求學生上網檢索《國際經濟合作》雜志，圍繞某一個主題閱讀文獻20篇，并撰寫讀書筆記;鼓勵學生參與教學大綱與教學環節的設計等。這種教學方法有利于改變教師包攬一切、學生消極應付的被動教學方式，有助于調動學生積極性和主動性，鍛煉膽量，提高語言表達能力。2.啟發式教學。在教學過程中可采取不同的形式對學生進行啟發引導，如直觀啟發、視頻啟發、語言啟發、圖示啟發、對比啟發等。如跨國公司在華投資的效應，可先擺出現象或事實，啟發學生進行歸納，然后結合相關理論進一步深化;國際技術貿易章節的教學可適當拓展，利用數據、案例、對比的方式啟發學生思考技術引進與自主創新的關系;BOT投資方式的含義與特點由教師講解比較枯燥，可采用通過相關視頻啟發學生進行思考、教師提問的教學方法;結合具體案例進行啟發式教學，如雅戈爾集團與吉利走出去的案例，啟發學生思索企業走出去的經驗與教訓。3.項目規劃教學。項目規劃教學是把教學內容分解成若干個項目，從程序上將項目設計、實施與結束的全過程設置一系列的操作環節，從時間上更關注項目的未來發展。如可行性研究報告撰寫項目，首先由教師在學期初設計若干子項目;再根據全班人數分成若干執行小組，每個小組選定一名組長，組員各司其職，有的負責市場分析，有的負責投資環境，有的負責財務分析等;教師提供查找資料的途徑，并根據小組要求提供必要幫助，安排組長每2周匯報一次項目進展情況;報告完成后要求學生制作PPT，并邀請部分教師對報告進行現場評比，評比結果作為過程考核的一部分。

第6篇：對外直接投資的概念范文

所有對外直接投資和跨國企業理論的出發點就是，要確保跨國企業的投資有利可圖，進入東道國的跨國企業必須具備當地競爭者所沒有的優勢。也就是說，擁有特定的優勢是跨國企業在當地投資的前提條件，跨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正是利用其既有的特定優勢的過程。實際上，跨國企業實施FDI也可以是構建新的競爭優勢的過程，目前僅擁有部分競爭優勢的后發企業可以對外直接投資，吸取和積累知識型資產，在未來形成新的競爭優勢。傳統理論將具備壟斷優勢視作先決條件的靜態化處理方法，正是造成發展中國家對外投資困局的根本原因所在。

藉此為突破口，吳先明教授的新作《創造性資產與中國企業國際化》(人民出版社，2008年4月版)從創造性資產的分析視角對既有理論進行了積極拓展，從理論上解釋了中國企業的海外投資行為，為蓬勃興起的中國企業國際化進程指明了方向，并為發展中國家的企業打破對外投資困局提供了很好的途徑。

本書一個很重要的特色就是從傳統理論的核心問題和基本前提入手構建新的理論框架，立意高遠。跨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研究的核心問題是，跨國企業為什么愿意并能夠以直接投資的形式到東道國從事經營活動?以國際生產折衷范式為代表的傳統理論認為這取決于三個基本條件。企業之所以能夠到國外經營，是因為企業擁有高于其他國家企業的壟斷優勢；企業之所以采用直接投資的方式，是因為企業使自身優勢內部化比出售或出租給外國企業更有利；而企業之所以愿意到東道國經營，是因為企業在東道國結合當地要素投入來利用其優勢時比利用其本國要素投入更有利。將企業擁有壟斷優勢視作其對外投資的既有前提是傳統理論的根本缺陷，這一缺陷不僅造成了發展中國家企業投資兩難的理論困境，也使得傳統的理論范式不斷受到現實中跨國企業發展的新情況和新變化的嚴重沖擊。比如本書中所提到的三個影響深遠的變化：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發展中國家企業對歐美等發達國家的直接投資增長迅猛；90年代以來，跨國公司的全球研發活動蓬勃興起；以及90年代中期以后，跨國并購取代新建投資成為企業進入國際市場的主要方式，等等。

基于此，本書利用鄧寧1993年所提出的創造性資產的概念，強調跨國企業通過對外直接投資獲取競爭優勢的動態化過程。該書指出，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跨國企業國際生產的動機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越來越多的跨國企業在實施FDI較少地強調利用既有的所有權特定優勢，而更加關注通過并購新的資產，或與外國公司建立合作伙伴關系來擴展自身優勢。因此，在經濟全球化的新型競爭條件下，對外直接投資不再是以壟斷優勢為先決條件，擁有局部競爭優勢的后發企業可以通過對外直接投資的方式獲得創造性資產，形成新的競爭優勢。例如，發展中國家可以在與跨國公司的競爭中逐步形成低成本制造等局部競爭優勢，以此為基礎在全球范圍內重構自身資源和能力基礎，通過對發達國家的逆向投資去尋求和獲得重要的創造性資產――如創新技術、商業信息、全球化的管理技能等。

本書所建立的理論框架是其一大貢獻。可以說。該書的理論框架既是對傳統理論的繼承，又是對傳統理論的突破和創新。一方面，本書基本理論框架和國際生產折衷范式并無太大差異，因此它仍然可以解釋傳統意義上的對外直接投資現象；另一方面，它又對折衷范式中某些基本前提進行了修正，賦予其動態化變動的涵義，使其更符合跨國公司發展的新發展和新情況，從而增加了理論的解釋力度。

與同類書籍相比，本書的另一個特色是其理論分析和經驗分析緊密結合。由于數據難以獲取，對發展中國家企業對外投資的研究大多偏重于理論分析，或者一般意義上的定性分析。但由于跨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具有很強的實踐性，經驗分析如果缺乏深度就難以得到有說服力的結論。基于此，本書不僅以邏輯一致的理論框架為基礎進行了深入的理論分析，而且每個理論分析結論都注重以充分的經驗分析作為支持。

第7篇：對外直接投資的概念范文

[關鍵詞]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比較優勢；后發優勢

[中圖分類號]F75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3890(2007)03―0042―05

一、引言

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速，各國的對外投資活動日益頻繁，對國際直接投資的研究已成為各國經濟學家和企業界關注的焦點。近年來，在經濟全球化和投資自由化的國際背景下，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格外令人矚目。聯合國貿發會議的研究顯示，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存量從1990年的1470億美元猛增到2004年的1萬億美元；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的企業正在成長為跨國企業，《財富500強》中發展中國家企業已從1998年的29個增加到2005年的45個。[1]

發展中國家在對外直接投資領域的競爭一方面向發達國家提出了挑戰，另一方面也對傳統的國際投資理論提出了新的課題，現有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理論并不能完全解釋現實的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活動。筆者把后發優勢理論應用于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領域，認為后發優勢可以對現有的投資理論起到豐富和補充的作用，從而指導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

二、文獻綜述

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直到20世紀80年代后半期才初步形成，至今仍無一個完整的分析框架。其中代表性的理論主要有五種。

(一)小規模技術理論

20世紀80年代美國經濟學家威爾斯(Wells)用小規模技術理論從技術角度對發展中國家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競爭優勢的來源進行解釋。該理論認為，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主要是發揮其低成本優勢，這種優勢主要來源于三個方面：(1)發展中國家擁有為小市場需要提供服務的小規模生產技術。(2)發展中國家在民族產品的海外生產上頗具優勢。(3)低成本產品營銷戰略。

(二)技術地方化理論

拉奧(Lall)在小規模技術理論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技術地方化理論。拉奧認為，第三世界跨國公司技術的形成包含著企業內在的創新活動，發展中國家能夠形成和發展自己的“特有優勢”。這主要表現在：(1)發展中國家技術知識的當地化是在不同于發達國家的環境下進行的，這種新的環境往往與一國的要素價格及其質量相聯系。(2)發展中國家生產的產品適合于他們自身的經濟條件和需求，他們的產品能夠更好地滿足當地或鄰近市場的需要。(3)第三世界企業在新的創新活動中所產生的技術在小規模生產條件下具有更高的經濟效益。(4)在產品特征上，第三世界企業能夠開發出與名牌產品不同的消費品，特別是當國內市場較大、消費者的品位和購買能力有很大差別時，來自第三世界的產品具有一定的競爭能力。上述優勢還會由于民族的或語言的聯系而得到加強。

(三)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理論

坎特維爾(Cantwell)和托蘭惕諾(Tolentino)主要從技術累積和技術創新的角度來解釋發展中國家的對外投資行為。他們認為，發展中國家產業結構的升級過程是企業技術能力提高的過程，而企業技術能力提高則是不斷積累的結果。同時，發展中國家企業的技術能力提高是國際直接投資累積增長的重要決定因素。因此，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遵循下面的發展順序：(1)利用種族聯系，在周邊國家進行直接投資；(2)隨著海外投資經驗的積累，種族因素重要性下降，逐步從周邊向其他發展中國家擴展直接投資；(3)在經驗積累的基礎上，為獲得更復雜的技術開始向發達國家投資。

(四)動態比較優勢理論

日本學者小澤輝智(Ozawa)認為，任何一國的比較優勢都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會隨著時間和條件的變化發生轉移或自然消失，因此他提出“動態比較優勢理論”。該理論認為，當一國的比較優勢發生變化后，產業結構和投資結構也隨之變化，這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對外直接投資的變化。按照這一理論，使本國比較優勢不斷增強從而保持經濟競爭力的動機，是發展中國家從純外資進入的國家演變成向海外投資的國家的基本原因。小澤輝智把這一階段分為以下幾個階段：(1)吸引外國直接投資階段。(2)外資流入階段向對外投資階段的轉型階段。(3)從勞動力導向的對外投資向貿易支持型和技術導向型的對外投資過渡階段。(4)資本密集型的資金流入和資本導向型對外投資交叉發生的階段。

(五)發展中國家FDI理論的幾點評價

從上述四種代表性的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理論中，可以看出，比較優勢原則是解釋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一個基本原則或核心部分。對外直接投資的一般途徑均是各國如何發揮自己的比較優勢，從而獲得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比較優勢包括兩個層面，一是靜態比較優勢，在這一原則的指導下，一國應該努力尋找各國不同產業或產品之間的差異和比較優勢的所在，再根據比較優勢的分布來確定本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選擇和區位選擇。如小規模技術理論和技術地方化理論。二是動態比較優勢，靜態比較優勢原則無法解釋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格局的長期變化，將其動態化則可以起到一定的彌補作用。如小澤輝智認為，隨著經濟的發展，發展中國家的比較優勢由勞動密集型產品的生產轉移到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品的生產，從而引導發展中國家順利實現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和產業的演進。然而，動態比較優勢的提出更多地是一種理論上的論證，靜態比較優勢和動態比較優勢之間如何轉化并沒有找到令人信服的邏輯解釋。

發展中國家FDI理論強調的比較優勢原則對發展中國家開展對外直接投資活動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但發展中國家如果只利用自身已有的優勢進行對外投資，還只是“順梯度投資”的投資方式，即對外投資并不能改變發展中國家在全球產業分工格局中處于低位的狀況。對于發展中國家，要想真正實現跨越式發展，就必須采取適當的方式大力發展逆梯度型的對外直接投資，主動獲得世界最新技術，拓展國際市場并促進國內高技術產業的發展。有關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的影響的實證分析顯示，很多發展中國家的跨國公司在對外直接投資之后，技術創新能力得到提高，經濟實力進一步增強。[2]

此外，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研究主要是從技術演進的角度為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尋找比較優勢，強調技術轉移、技術積累以及技

術創新對發展中國家投資擴張所起的關鍵性作用，而忽略了制度因素，忽視了發展中國家的政府在開展對外直接投資中所起的作用。而在當今世界經濟中，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政府已經認識到，對外直接投資是促進經濟增長和企業增強國際競爭力的重要戰略選擇，并采取了一系列的鼓勵性政策措施。因此，重視制度因素在對外直接投資中的作用也是至關重要的。

三、發展中國家FDI后發優勢分析框架

(一)后發優勢內涵

一般在各項研究中，后發優勢只是籠統地定義為后發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相對落后和遲緩所形成的有利條件，或存在的各種機遇。后發優勢假說(Gerchenkron，1962)提出之后，一些學者用這一理論來檢驗拉美以及日本、韓國等亞洲新興工業化國家的經濟發展過程，如赫爾希曼(Helpman，1991)、南亮進(南亮進，1992)等。國內也有學者用它來分析經濟增長過程，如陸德明、李清均、施培公和張偉等。但就整體而言，這一理論假說尚未引起眾多研究者的重視，國內外對后發優勢假說進行研究與應用的文獻并不多見，專門利用它來研究對外直接投資的文獻也尚未出現。

發展中國家主要有兩種優勢可以利用，一是比較優勢，另一種是后發優勢。目前，學術界大多重視比較優勢的作用，相對忽視后發優勢的作用，而事實上后發優勢理論對于發展中國家加速經濟發展和追趕發達國家非常重要。[3]在國際直接投資領域，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與發達國家相比而言，投資規模小，產品技術含量低，缺少名牌產品等。如果不能利用后發優勢，難以實現進一步的成長和發展，發展中國家FDI也難以實現持續快速地發展。因此，把后發優勢假說引入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領域，將其作為現有發展中國家FDI理論的補充，可以在相當程度上彌補現有理論的以比較優勢原則為理論核心的不足。靜態的比較優勢容易使發展中國家陷入比較優勢陷阱而難以自拔，而動態比較優勢的提出更多地是一種理論上的論證。把靜態比較優勢轉化為動態比較優勢是合乎邏輯的推理，但其中的轉化機制卻模糊不清。筆者認為，正是后發優勢在其中起到了關鍵的轉化器的作用。發展中國家通過發揮后發優勢，促使本國原有的比較劣勢產業轉化為新的比較優勢產業，從而使靜態比較優勢轉化為動態比較優勢，促進本國的FDI的發展。

(二)發展中國家FDI后發優勢的作用機制

1．政府的干預。經濟學家劉易斯認為：沒有一個國家不是在明智政府的積極刺激下取得經濟進步的。[4]政府的干預與后發優勢的關系可以用圖1表示，圖1中縱軸代表發展中國家FDI的后發優勢，用字母B(Backward Advantage)來表示，橫軸代表政府的干預措施，用G(Government Intervention)表示。從對外直接投資發展的角度來看，發展中國家在對外投資的初期，后發優勢通常隨著政府的干預力度的增強而增加。這是由于，投資初期資本市場通常未能得到完整的發育，缺乏投資的有效資本，作為投資主體的企業和企業家也嚴重缺乏。此時，為了使企業較快地在國際市場上取得立足之地，企業力量的弱小和企業家的缺乏可以先由政府替代的方式進行解決。政府可以采用國家組織，或者國家與民間資本結合等方式，使企業迅速形成較強的企業有效資本與管理能力。

隨著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達到M點時，潛在的后發優勢已經全部轉化為現實的競爭優勢，企業具備參與國際市場競爭的核心競爭力，政府的干預度已達到最佳。M點之后政府干預所能起到的作用逐步下降，這意味著若政府長期替代資本市場和企業家的功能，則會導致企業依賴政府，缺乏創新精神，企業家因沒有一個良好的成長環境而難以成長，社會上尋租活動盛行，對外直接投資發展也缺乏持久的推動力量。因此，到投資發展的中后期，政府應逐步退出和還原。

2．技術學習和技術進步。由于知識和技術具有溢出效應，學習與借用知識和技術能夠帶來后發利益。發展中國家可以直接從發達國家中獲取已有的知識和技術，大量節省下來的研發費用、創新成本或探索成本，包括時間節約和經驗教訓等，就可以看作是發展中國家巨大后發利益的一種表現。[5]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發展中國家在技術轉換成本上也存在著一定的優勢，通常發達國家企業的轉換成本要大大高于發展中國家。由于發達國家大多數企業設備較先進，使用年限不長，固定資產投資尚在回收之中，應用新技術而報廢現有設備必然遇到很大阻力，而發展中國家企業往往生產設備陳舊，資產存量小，軟系統也不穩定，轉換成本小，采用新技術的阻力小。因此，發展中國家企業可以盡可能多地采用先進技術，跨越某些發展階段，以比較低的轉換成本形成對發達國家企業的有效追趕。圖2表示了后發優勢與技術學習和技術進步之間的關系，圖2中B表示后發優勢，T表示技術學習和技術進步。企業在技術學習和技術進步的過程中，從t1～t2是一個學習的過程，企業的技術學習主要以積累和內部化為主，這對提高企業的競爭力并沒有太大的貢獻；在t2～t2階段，企業對技術的學習導致企業的技術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從而迅速增強企業的國際競爭力；t3～t4階段，隨著企業技術的進步，企業通過技術學習所能帶來的后發優勢的邊際效率將逐步減少，企業必須由技術學習階段轉向技術的自我創新。

除模仿創新之外，一個重要的技術的后發優勢就是技術的跨越式發展，即在一定條件下跨越技術發展的某些階段，直接進入技術的前沿領域與發達國家展開競爭。信息化已成為現代社會的主要特征，充分利用先進國家開發的現代信息技術加速后發國家經濟發展和工業化步伐是新時期發揮技術的后發優勢的一個重要方面。

3．制度學習和制度變遷。制度對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有著重要的作用，對外直接投資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能夠減少企業的交易成本，提高投資活動的效率，激勵企業開展跨國經營活動，最終促進對外直接投資的較大發展。楊小凱認為，制度學習是發展中國家利用后發優勢的根本性手段。發展中國家往往學習技術比較容易，學習制度比較困難，因為改革制度會觸犯一些人或集團的既得利益，因此發展中國家會傾向于技術學習。然而，政府的推動，技術的學習和進步，能夠在發展初期帶來比較好的效果，但如果沒有制度變革作為保證，這種增長很可能是不能長期維持的。

后發優勢理論另一方面也認為，制度因素不可能一直是經濟增長的原動力。生產力才是整個社會經濟發展最活躍的成分，制度可帶來的經濟效應只能在既定的生產力水平下，制度不均衡或是沒有達到適應生產力的狀況下才會發生。而一旦制度已達

到新的均衡，起作用的將不再是制度，而是技術(生產力)。制度學習和制度變遷與后發優勢的關系可以用圖3來表示，圖中橫軸以I表示制度學習和制度變遷，縱橫以B表示后發優勢。如上所述，后發優勢隨著制度的學習和變遷而不斷增加，但它所能達到的最高點是由現有的生產力水平線(圖3中的虛線)所決定的。

(三)發展中國家FDI后發優勢的約束條件

后發優勢只是一種潛在的優勢，并不能自發實現，后發優勢的實現受到一些條件的制約，或者說存在一些障礙。對后發優勢持懷疑態度者過分夸大了這些約束條件的負面影響，有人還針對后發優勢提出后發劣勢。[6]筆者認為，與其說存在后發劣勢，不如說是后發障礙或約束更合適，而且這些障礙或約束并非不可逾越。

1．觀念約束。后發優勢中最重要的一項內容就是落后能夠刺激人民的憂患意識，激發企業和國家學習先發國家先進的技術和制度。然而，不同的國家和企業，學習的內在動機的強烈程度也不同，這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了不同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發展績效的差異。解除觀念束縛的主要措施有：政府應以企業為主體，制定對外直接投資戰略；提高企業信息化水平，提高企業經營決策效率；完善內部激勵機制，培育國際化經營管理人才等。

2．先天稟賦約束。企業的先天稟賦主要可以從資本、技術和制度三個方面來看：(1)資本約束。傳統的過剩資本論和壟斷優勢資本論在發展中國家的適用過程中受到極大的挑戰，兩種理論都不能完全解釋發展中國家的FDI行為。目前國內學術界提出的“有效資本”概念彌補了上述理論的缺陷。所謂有效資本是指能夠適應經濟全球化的發展，有效集合生產要素建構或進入跨國性行業增殖鏈的資本[7]。有效資本注重的不是資本的數量規模和壟斷性優勢的大小，而是強調資本的要素整合能力、跨國性增殖鏈建構能力和對投資區位優勢的適應性反應能力。其中要素的整合能力和跨國性產業增殖鏈的建構能力是企業開展FDI的必要條件，而對投資區位優勢的適應性反應能力則是充分條件。(2)技術約束。首先，對于發展中國家，由于其落后的經濟、社會結構以及對國外技術的過度依賴，其內生的科學技術的作用極不顯著……這也就是為什么有些學者認為發展中國家的落后性問題不能視為與發達工業化國家早期發展階段的情況等同的原因。[8]也就是說，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發展軌跡并非是同一發展軌道上的前后兩個階段，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技術發展有其獨特性。其次，世界性技術進步有成為發展中國家技術和經濟發展阻礙因素的趨勢。發達國家能夠為自我保持的技術和經濟進步提供持續的手段，而這種進步卻超出了大多數發展中國家財政和技術的能力，這就是窮國與富國之間鴻溝似乎逐年擴長的一個真正潛在的經濟學原因。[9]因此，發展中國家在技術創新能力不足的情況下，走學習型創新道路，建立發展自主技術能力是尋求突破技術約束的最有效的途徑。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只有建立發展自主技術能力才能更有效地使用引進技術，并在引進技術上加以改進并創造出具有適用技術特征的新技術，從而減少對發達國家的技術依賴。(3)制度約束。如前文所述，發展中國家的制度建設一般比較落后，同時，由于技術模仿比較容易，制度模仿比較困難，發展中國家會從比較容易的技術模仿開始做起，把比較難的制度模仿放在后面。從技術模仿開始做起，比較容易在短期內取得資本積累、結構變遷、技術創新，經濟發展比較快，但這樣會給長期的發展留下許多隱患，制度可能會成為設置長期發展的一個障礙[6]。根據新制度經濟學的研究，制度變遷具有路徑依賴性，最優的制度安排實際上是內生的。發展中國家企業跨國經營過程中，為解決內部制度約束問題而尋求外部制度供給時，更應注重外部制度與自身條件的整合和優化。

3．東道國環境約束。國際投資可能遭遇的風險比國內投資大得多，東道國的投資環境與投資者所熟悉的本國投資環境有很大差異，其變化程度也有更大的不確定性，重大歷史事件的出現、國際經濟秩序的調整等，有時為投資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機遇，有時又極大地妨礙甚至中斷了投資發展的進程。此外，國際投資行為必然包含的其他文化差異對投資也可能產生影響。

[收稿日期]2006―11―20

第8篇：對外直接投資的概念范文

影響國際貿易增長的因素有許多，從理論上講，僅就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的關系而言，直接投資究竟是構成對貿易的替代，還是產生了對貿易的創造，這主要取決于國際直接投資的類型。

按照小島清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從一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分析，國際直接投資可分為三種類型：（注：［日］小島清：《對外貿易論》第423頁，南開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1)自然資源導向型投資。在東道國尋求某種自然資源既是為了滿足母國本國的需要，也可以向其他國家出口。因此，資源導向型的投資不僅擴大了母國自然資源的生產規模，而且也促進了母國與東道國之間的國際貿易發展，甚至還擴大了與其他國家之間的國際貿易發展。(2)市場導向型投資。如細分起來還可以分為突破貿易壁壘型投資和占領市場型投資。因此，在這種類型中，國際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之間的關系比較復雜。如：跨國公司在東道國投資后的初始階段，因各種需求的存在，貿易是創造性的；當投資和生產形成一定規模時，“就地生產，就地銷售”的結果勢必會減少貿易的往來，因而具有貿易替代效應。但如果是突破貿易壁壘型投資，也許這種投資對貿易的間接促進會使貿易的規模進一步擴大。但全面地分析，即使是前面所述的替代貿易時，在東道國進行市場導向型投資也可能會帶來服務貿易方面新的需求。(3)生產要素導向型投資。這主要是指在東道國尋求低成本勞動力的投資。這種類型的投資，因國家之間比較優勢而形成的國際分工，在初始乃至相當長的一個階段中無疑是加大了貿易的發展，如發達國家在發展中國家投資而進行的加工貿易。但因比較優勢是動態而非靜態的，這種投資與貿易的關系也要視具體情況而進行具體分析。

在理論上闡述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貿易的替代關系的還有佛農(Vernon.R)，他在其著名的產品周期理論中，通過對新產品、新技術的創新、模仿和擴散的動態分析，闡述了母國的出口與對外直接投資的關系。在新產品的第一階段，產品在技術創新國國內的生產、銷售主要以滿足國內需要為主（也存在向收入水平和消費結構比較接近的其他國家出口的可能性）；但是，隨著技術的成熟化，同時又面對其他國家企業的競爭，降低產品成本成為技術創新企業維持其海外市場占有率的必然要求，這時便出現了技術創新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佛農認為，一般地這種對外直接投資不會產生對母國出口的替代效應。但是，如果這種投資發生得過早，就有可能替代母國的出口。在技術進步日益加快的情況下，隨著跨國公司國際化程度的提高，新產品的生命周期不斷縮短，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出口貿易的替代影響將越來越明顯。（注：Vemon.R:"InternationalInvestmentandInternationalProductionintheProductCycle",

pp255-267,Vol.41,No.4,OxfordBulletinofEconomicsandStatistics(November,1966).）

總之，對外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的關系即存在互補性，也具有相互替代性，這要根據母國（或跨國公司）投資的動機、類型和發展階段而定。

二、國際直接投資與貿易的實證檢驗

當我們從實證分析的角度再來看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關系時，會發現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在這方面存在一些異同。因此，在下面的分析中，我們將對這兩類國家分別進行研究。

（一）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關系

國外一些學者將對外直接投資與某些產業的實際出口聯系起來進行了實證研究。如，伯格斯坦(Bergsten.C.F.)認為，在美國不同的對外直接投資產業中，那些對外直接投資程度較低的產業，其出口水平也較低；隨著對外直接投資水平的提高，出口規模也相應上升；但是當對外直接投資超過一定規模后，追加的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的促進效應就逐漸消失了。因此，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貿易之間既是互補關系也是競爭關系。隨著跨國公司國際化程度的提高，其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的競爭（替代）也將不斷加劇，因而海外子公司的生產將逐漸替代美國的出口。（注：Bergsten.C.F.,ThomasHorst&Theodore.H.M.:"AmericanMultinationalsandAmerican

Interests",WashingtonD.C.BrookingsInstitute(1978).）同時，學者們也有相反的發現，利普賽(Lipsey.R.E.)和威斯(Weiss.M.Y.)的研究表明：無論在發達國家還是在發展中國家的市場上，美國的出口與美國海外子公司銷售額都是高度正相關的，而且美國海外子公司的生產銷售都部分替代了美國出口競爭伙伴中的發達國家企業的出口（注：Lipsey.R.E.&Weiss.M.Y.:"ForeignProductionandExportsinManufacturingIndustries",

pp488-494,Vol.63.No.141,ReviewofEconomicsandStatistics(November,1981).）。

（二）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關系

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除去個別的現象，較大規模的起步應從20世紀60年代算起，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委內瑞拉，亞洲的印度、韓國、新加坡、菲律賓和中國臺灣地區都是從那時起陸續向國外或境外進行直接投資的。20世紀70年代后期，中東石油輸出國組織一些成員的投資方式也從貸款轉向間接投資，再由間接投資轉向直接投資。（注：宋亞非：《中國企業跨國直接投資研究》，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雖起步較晚，但發展速度較快，而且由原來主要投資于鄰近的國家和地區，逐步轉向向發達國家進行直接投資。

伴隨著經濟實力的提高，發展中國家企業進入世界級大企業的數量也在逐漸增加。1997年，發展中國家企業進入“全球500強”的僅有22家，平均營業收益率為3.6%；而2000年入圍企業增加到33家，平均營業收益率提高到5.2%，且高于“全球500強”4.7%的平均收益率（注：張金杰：《國際直接投資形勢與跨國公司的戰略調整》，王洛林、余永定主編《2001-2002年：世界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

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健康發展對貿易的促進也有其特點。首先，小規模和特殊商品是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優勢。由于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大多數屬勞動密集型的小規模生產，資本勞動比率比發達國家跨國公司低許多，發展中國家東道國更愿意接受勞動密集型高的項目投資。即使是進行規模較大的生產性投資項目，與發達國家相比，作為母國的發展中國家也占據勞動力成本低的優勢。同時，這種生產性投資也將給母國帶來原料、設備的出口增加，因而具有很強的投資與貿易互補性。其次，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一般側重于擴大出口的市場銷售戰略。無論是為保護原有的出口市場，或是開辟新的市場，還是避開貿易壁壘，發展中國家多采取各種方式保障出口，在達到一定實力和經驗積累后，逐步再向全球經營戰略發展。

考察韓國的經濟，其迅速發展得益于通過出口把國內產業與國際市場緊密連接的結果，從而使國際市場容量的不斷增大，并對國內經濟的增長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從1991年韓國全國經濟學家聯合會的一份《韓國制造業的國外投資經營成果調查表》（注：參見杜玲博士論文：《發展中國家／地區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經驗與趨勢》，2002年5月。）中，我們看到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總的來講與貿易聯系較多，所占比重也較大。如開拓市場與回避進口限制兩項都與貿易緊密相連，其之和所占比重在韓國整個對外直接投資動機中達到35.7%。當然，從表中還可以看出，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因區域不同而有所差異。在北美洲和歐洲地區，開拓市場的動機比重最高，占到29.3%，比其他動機的比重平均高出10個百分點，這是為適應當地區域化經濟和確保新產品市場的結果；在拉丁美洲、大洋州地區，最高比重的動機為回避進口限制，占27.3%，也比其他動機高出10.4個百分點，這說明韓國對外直接投資在此兩個地區對貿易壁壘的突破動機占據很重要的地位。

但具體到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行業，還有更進一步的動因分析。如李宏格（音譯）(Lee,Honggue)對韓國電器行業的研究。（注：參見Lee,Honggue:"Globalization,ForeignDirectInvestmentandCompetitiveStrategiesof

KoreanElectronicsCompanies",inNomuraResearchInstitute&InstituteofSoutheast

AsianStudies(ed.),TheNewWaveofForeignDirectInvestmentinAsia,InstituteofSoutheastAsian

Studies(1995).）電器是韓國最重要的制造業部門，在20世紀90年代初韓國就已成為世界第五大電器生產國。李宏格指出，韓國電器行業在1989年的對外直接投資額比1979年增長了85%，顯示出韓國在該行業的對外直接投資于20世紀80年代末達到了頂峰——盡管與韓國電器產品的出口相比其投資的規模是非常有限的：1976-1992年間電器行業對外直接投資為5億美元，而1992年電器產品的出口額卻高達161億美元。李宏格分析，韓國電器行業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主要表現為維持和擴大出口的需要，即通過對外直接投資提高出口產品的競爭力。那么，這種對外直接投資的壓力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方面，是韓國本身國內勞動力成本不斷上升所造成的壓力，迫使電器行業利用對外直接投資，在國外尋求廉價勞動力以降低生產成本（主要是在亞洲地區）；另一方面，則是來自歐美國家貿易保護主義的壓力，在韓國擴大對歐美出口的同時，其電器產品也已成為反傾銷的對象——這一點對我國在加入WTO之后，重新審視海外投資與貿易的關系時，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綜上所述，盡管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有所不同，但總的趨勢是積極的，對外直接投資有利于一國的對外貿易乃至國際貿易；由于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互補關系和替代關系在不同的發展階段表現不一，所以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出口的影響具有動態效應；在經濟全球化的今日世界，對外直接投資已不僅僅是發達國家的“專利”，它對發展中國家來講同樣是必不可少的經濟運作方式。

三、中國海外投資發展與貿易的關系

為了論述的方便與國土概念上的準確，我們把以下涉及的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稱為“海外投資”。

（一）中國海外投資的發展與現狀

中國海外投資的發展，比較準確的提法應該從1949年算起。但因那個時期的海外分支機構都是一些貿易企業，規模又非常小，一般不在我們的討論之內。從1978年的改革開放至今，中國海外投資的步伐越來越大。截至2001年年底，經外經貿部批準的企業就達6610家，中方海外投資總額已達83.5731億美元，遍布全球153個國家和地區（注：此海外投資的區域數字以《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年鑒》（2001年）為準。）。

1.中國海外投資的區域分布。中國海外投資在全球的區域分布正逐步由集中化向多元化方向發展。但目前從投資的額度來看，集中化的表現還依然存在。截至2001年底，中國海外投資企業數量在全球主要63個國家和地區的分布見表1。從基本格局看，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占28.99%，發達國家（歐洲、大洋州和北美）占27.99%，加上中國港澳地區33.46%的分布，大致呈現出各占1/3的態勢，可以說是一個多元化的分布。具體的投資額度和比重見表1。

表1中國海外投資區域分布表（截至2001年底）

附圖

資料來源：根據外經貿部《對外經濟貿易簡要統計》(2001)整理。

通過以國家和地區分布的形式進一步對投資額排序，我們就可以看到中國海外投資分布的集中化：即地緣優勢和人緣優勢使相鄰國家（地區）和海外華僑聚集的國家（地區）成為中國海外投資的集中區域。至于在拉美地區和非洲投資額分布得較高，一般為投資行業的原因所致，這將在下面進一步闡述。

2.中國海外投資的行業分布。中國海外投資是從貿易型企業起步的。這些貿易型企業開始在海外做的商業性工作是為對外貿易企業提供信息、進行市場調查和客戶聯系服務的。20世紀90年代以后，在中國政府有關政策的引導下，生產加工型企業有所增加。但總的來看，服務貿易型的投資行業特點仍十分突出。根據對外經貿部的統計，截至1999年，中國海外投資中服務貿易型企業，無論從企業數量上還是在投資額度上仍占絕大多數；生產加工型企業雖然在企業數量上增加較快，但在投資額度上還處于較小規模；而資源開發型企業在投資額度上比生產加工型企業還要大些。詳見表2。

表2中國海外投資的行業與投資額分布（截至1999年底）

附圖

資料來源：根據中國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提供的數據整理。參見：外經貿部發展司：《中國的境外投資狀況》，《國際貿易論壇》2000年第5期。

一般地，中國海外投資在發達國家的多為服務貿易型和研究開發型，即非生產性項目。服務貿易型企業的運作主要是為了服務于國內企業的出口，以促進中國產品的出口；在海外投資于研究開發型企業則是為了更有利地接近發達國家或地區的先進技術，以提高我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而中國在發展中國家的投資則大多為資源開發型和生產加工型，即非貿易性項目。資源開發型的投資，主要是為了獲取國外開采條件較好或儲量、品位較高的石油、礦產、林業、漁業等資源，以滿足國內經濟發展的需要；生產加工型投資，主要為轉移國內長線產品的生產能力或發揮中國在技術、管理上的比較優勢以占領當地的市場，同時帶動相關材料、設備、零配件的出口。因此，這也是生產加工型的投資大多集中在亞洲、拉美和東南亞地區的主要原因。

（二）中國海外投資與貿易的互動

1.中國進行海外投資的動因。從外部條件上看，經濟全球化使各國經濟進入生產、銷售、采購的全球體系成為必然。中國既然已經實行了“引進來”的改革開放，也必然要實施“走出去”的對外開放，以充分利用國內外“兩個市場”和“兩種資源”，實現資本、技術和人力等生產要素的雙向流動，提升國內的產業結構，促進本國經濟的發展。

從中國國內經濟發展的需求上看，“走出去”到海外投資不僅是政府的政策號召，更主要的是國內企業自身發展的利益驅動和內在要求。如前所述，一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有許多動因，具體而言，中國海外投資的動因主要有如下五點：(1)尋求資源開發。中國雖地大物博，但人均資源占有率很低。在進入21世紀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中，資源短缺對中國經濟將是一個嚴重的制約。其中，開發的重點放在對我國經濟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對外能源投資，即對石油、天然氣的開采；此外，還有一般性資源（如：黑色和有色金屬礦產資源、樹林資源等）的開發。在海外投資開發資源，主要是為了保障我國資源長期、有效和穩定的供應。(2)擴大出口貿易。無論是從中國政府政策的角度，還是從企業投資的角度，利用對外直接投資帶動材料、機器設備、零部件的出口，甚至帶動服務業的出口，都是目前進行對外投資最多的動機。在政府制定的有關海外投資政策中，著眼點基本上都是擴大出口，是與對外直接投資有關的貿易措施；綜合對中國海外投資企業的動機調查，擴大出口也占了相當大的比重。（注：參見段云程：《中國企業跨國經營與戰略》，中國發展出版社1995年版；謝康：《跨國公司與當代中國》，立信會計出版社1997年版；魯桐：《中國企業海外經營：對英國中資企業的實證研究》，載世界經濟學會編《世界經濟與中國：2000-2001年》，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3)開拓國外市場。在中國國內需求不足以及同類企業競爭激烈的情況下，積極開拓新的國外市場是企業利益驅動的內在動力所致，也是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動機之一。這與理論上闡述的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之一——尋求市場型是相同的。(4)規避貿易壁壘。從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上講，規避貿易壁壘或突破貿易壁壘都是尋求市場型的一種動機。由于我國現已加入WTO，關稅逐步下調后，規避各種貿易壁壘已成為擴大出口和占領國外市場的一個重要手段。特別是近年來，出口配額限制、對中國出口產品的反傾銷等情況越來越嚴重，因此利用海外投資建廠生產可謂是突破貿易壁壘的一個有效方式，也是對特殊貿易限制的一個反應。(5)獲取高新技術。在海外投資是中國企業獲取高新技術的一條重要途徑。中國的一些航天、航空、電子、生物化學和機械業的大型企業已經開始通過對外直接投資的渠道學習國外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少數中國企業還在國外投資建立了研究和開發機構，用最近的距離、最快的時間學習、研發最新、最前沿的技術。當然，這種類型的投資需要雄厚的資金支持，但它將是最具潛力的海外投資。

2.中國海外投資對貿易的影響。如前所述，無論是從理論研究還是實證分析上，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即存在互補關系也不乏替代關系，即存在貿易創造效應也有貿易替代效應。具體到中國的實際，由于投資行業的特點和投資區域的不同，海外投資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要視具體的投資行業和投資區域而定。首先，服務貿易型企業的投資，動機與目標非常明確，肯定是為擴大出口服務的，因此這類企業的海外投資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無疑是積極的；其次，資源開發型企業的海外投資，進口的資源都是我國相對成本低或戰略的需要，同時還能帶動設備、制成品（如鋼材）、技術和勞務的出口，雖然會帶來一定的進口貿易增長，但從整體上看對我國出口貿易還是起到了促進作用；最后，生產加工型企業的海外投資對我國對外貿易的影響情況較為復雜。我們將對生產加工型企業的海外投資做一個具體分析。(1)機械行業。機械行業中如汽車、摩托車零配件組裝，家用電器中的CKD、SCD（注：CKD:CompleteKnock-Down，即全分解裝配：將產品全部拆散成零件后提供給買方組裝成整機；SKD:SemiKnock-Down，即半分解裝配：將產品拆散成部件或部分部件、部分零件后提供給買方組裝成整機。）等，由于絕大部分甚至全部都要使用國內的零部件，在初期設備投資之后，后續的零部件就成為組裝生產的必備條件。因此，從總體上看，機械行業在海外投資對我國出口的帶動作用是持續且長期的。特別是大型家用電器，這是典型的加工組裝型產品，根據外經貿部的有關統計，家電行業投資帶動出口的系數比其他產品高達20-30倍。金城集團的案例也顯示，摩托車產品在海外投資建廠生產后，大幅度地帶動了該集團的出口：1997年海外銷售收入250萬美元，帶動出口近150萬美元；1998年海外銷售收入近600萬美元，帶動出口達400萬美元（注：李鋼主編：《“走出去”開放戰略與案例研究》，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出版社2000年版。）。實證分析表明，機械行業由于技術與原材料、散件的高度結合，海外投資就可帶來明顯的貿易創造效應。(2)輕工行業。嚴格地講，輕工行業中也有屬于機械行業的產品，區分出來的主要是體積較小的機械產品如自行車以及其他輕工產品。這類產品的特點是，體積較小，出口運費沒有體積較大的機械產品高，與海外加工的生產成本比，在國內的生產成本更低，因此這類產品的海外投資與出口很可能出現替代關系。也就是說，在國內生產此類產品后出口更經濟，就很少會有企業再到海外投資生產；即使在海外投資并形成規模生產，對國家的出口帶動作用也不大。(3)紡織服裝行業。紡織服裝業的投資主要是規避貿易壁壘，由于根據多種纖維協議，在投資國的出口配額已經用盡時，如果東道國尚有未使用的配額，投資國便可以使用。中國在紡織品領域受歐美出口配額的限制非常嚴重，因此不少的紡織服裝企業到海外投資主要動機都是為了突破配額的壁壘，在海外尋求更廣闊的市場。這種類型的企業在海外的投資也要視情況而定：一次性投資建廠可以帶動國內紡織機械的出口，但對出口貿易沒有持續的帶動作用；使用國內材料多的，可以促進國內原材料、面料的出口，但有原產地規定比例的國家對此也有一定的限制；在有的國家（地區）可以享有免配額、免關稅的優惠，則可以大大提高我國產品出口或向第三國出口。因此，紡織服裝行業在海外的投資對我國出口貿易的影響是擴大還是替代，兼而有之，目前尚未找到實證數據。

四、結論

1.綜合國際直接投資與貿易關系的理論，回顧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關系中的發展，以及中國海外投資與貿易的現狀與特點，論述了中國海外投資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我們進一步證實了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既存在互補又存在替代關系、中國的海外投資既有貿易創造效應又有貿易替代效應的理論。有意義的是這些互補和替代關系，或稱貿易創造和貿易替代效應，在不同的投資領域、投資行業、不同的投資區域以及不同的發展階段中是有所差異的。

第9篇：對外直接投資的概念范文

盡管上述研究從不同側面討論了對外開放程度對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影響，但是還沒有人詳細闡述這種影響的具體機制，相關的實證研究也缺乏理論基礎。所以，本文首先對東道國開放度影響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具體機制進行了描述，然后又以趙奇偉等人（2007）所建立的一個包含制度因素的內生增長模型為基礎，建立計量模型，就東道國開放度對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影響進行實證檢驗。最后，根據計量分析的結果做出結論，并提出政策建議。

一、東道國開放程度影響

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機制分析

在進行實證分析之前，我們有必要解釋東道國對外開放度是如何影響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實現途徑的。

1.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實現途徑

外商直接投資的溢出效應包括積極的技術溢出效應和負向的競爭效應。首先，跨國公司在東道國實施外商直接投資可以引起當地技術進步，帶來積極的技術外溢效應。張誠等人（2001）認為積極的技術溢出效應主要通過以下途徑實現：第一，跨國公司采用先進技術對當地企業產生示范作用，或者通過增加競爭壓力，迫使國內競爭對手謀求提高技術水平，并引起當地企業的模仿；第二，通過跨國公司的員工流向本地企業而實現技術溢出；第三，跨國公司子公司會以供應商、顧客、合作伙伴等身份與當地企業建立起業務聯系網絡，從而通過前向聯系與后向聯系帶來技術溢出。其次，跨國公司也會擠占當地企業的市場份額，引致負的溢出效應。在進入初期，跨國公司通常會帶來激烈競爭，改變當地市場的供求狀況。在這種情況下，雖然當地企業受益于積極的溢出效應而降低平均成本曲線，但因為跨國公司擴大市場份額或將需求從當地企業轉到其他企業，從而使當地企業維持低成本所需要的生產規模無法實現，結果是企業實際生產點只能沿其平均成本曲線向上移動，其實際生產的單位成本仍很高，甚至高于跨國公司進入以前的成本(Markusen&Venables,1999)。此外，如果東道國的勞動力市場低估人才的真實價值，跨國公司的進入就會從當地企業吸引大量人才，造成負向的溢出效應。

可以用一個簡單的模型來描述外商直接投資積極的技術外溢效應和負的競爭效應（Aitken&Harrison,1999）。假定在一個完全競爭的本地市場中存在若干面臨固定生產成本的企業。由于邊際成本較低，跨國公司通常會選擇更大的生產規模，而為本地市場生產時跨國公司就將會擠占當地企業的市場份額，迫使其削減產量。如圖1所示，積極的技術溢出效應使得本地企業的平均成本曲線由AC0下移至AC1，但額外的競爭迫使當地企業的產量從Q0削減至Q1。由于現在當地企業只能在一個更小的產量上平攤固定成本，所以平均成本沿AC1上移至C點，外商直接投資的凈效應是提高了當地企業的平均成本(由最初的OA′提高至OC′)。可見，如果競爭效應B′C′足夠大，則即使存在積極的技術溢出效應A′B′，外商直接投資的凈溢出效應A′C′也會為負。

2.東道國對外開放程度對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影響

東道國對外開放程度可以對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產生重要影響。東道國對外開放程度的提高使得當地企業可以從全球范圍內進行融資和招募人才，當地企業就更有機會利用新技術，經由示范模仿、人員流動和產業關聯等途徑獲取積極的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溢出效應。同時，對外開放程度的提高使得當地企業面臨更為廣闊的全球市場，所以當地企業可以在不斷擴大生產規模中獲取規模經濟，降低生產成本，縮小內外資企業的能力差距，使得當地企業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獲取更為有利的位置。相反，如果東道國對外開放程度很低，當地企業就難以達到最優的生產規模，內外資企業的能力差距就會加大，限制了東道國企業吸收外商直接投資帶來的正溢出效應。

東道國開放程度對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影響可以用圖1來說明。如上所述，積極的技術溢出效應和負的競爭效應分別取決于A′B′和B′C′的大小，而外商直接投資的凈溢出效應則由A′C′表示。東道國的對外開放程度會影響到企業的平均成本。如果東道國的對外開放程度很高，當地企業不僅更容易獲取所需生產要素，還可以面臨更廣闊的市場，從而比封閉國家的企業更容易形成最優生產規模，在圖1中AC1必然是該期內較低的一條平均成本曲線，當地企業充分獲取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溢出效應。同時，由于內外資企業的競爭能力更為接近，跨國公司就難以大幅度擠占當地企業的市場份額，所以當地企業產量削減不會太多，Q0和Q1比較接近，故而競爭效應B′C′較小。這樣的話，外商直接投資的凈溢出效應就會為正，在圖形上體現為C′落入A′B′線段上。東道國的對外開放程度越高，當地企業獲取所需生產要素就越便利，企業的生產規模越趨于最優規模，正的外商直接投資凈溢出效應就會越大，C′就會越接近于B′點①。相反，在相對封閉的國家，當地企業就很難獲取所需生產要素，技術溢出效應不會使AC0下移到最低的平均成本曲線，而競爭效應則會使產量削減的幅度足夠大，結果使得C′就會落在A′點之上，外商直接投資的凈溢出效應為負。所以，外商直接投資凈溢出效應的大小取決于東道國對外開放的程度。

二、東道國開放度對外商直接投資

溢出效應影響的實證分析

趙奇偉、張誠（2007）建立了一個包含金融制度在內的內生增長模型，在模型中，金融深化程度通過影響國內研發部門的知識積累對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溢出的途徑產生影響。我們可以把他們的理論模型進一步擴展，可以理解為包含對外開放程度等因素在內的制度變量對溢出效應的影響。所以，在他們理論模型的基礎上，我們可以構建計量模型如下：

γYit=β0+β1FDIit+β2Hit+β3θit+β4openit+β5openit×FDIit+uit，i=1、2、......31；t=1、2、......8（設1997年為時刻1）。

其中，被解釋變量γYit為我國1997～2004年31個省市中第i地區第t年的工業總產值增長率。工業總產值用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1991=100）調整為實際值，單位為億元，數據取自1997～2005年《中國統計年鑒》。類似地，Hit為i地區第t年的人力資本存量，由各地區受教育年限的加權平均值來刻畫。具體計算時，我們把小學、初中、高中和大專及以上的受教育年限分別記為6年、9年、12年和16年，則各地人力資本存量的計算公式為：小學比重×6+初中比重×9+高中比重×12+大專及以上學歷比重×16①。所使用數據來自1998～2005年《中國勞動統計年鑒》。

θit為內外資企業的技術差距，計算方法為外資企業勞動生產率與內資企業勞動生產率之比減去1。其中，勞動生產率表示為工業增加值與就業人員的比值。在這里，外商投資工業企業工業增加值單位為億元，外企就業人數單位為萬人，兩類數據均來自《中國工業經濟統計年鑒》。內資企業工業增加值缺乏直接數據，由各地區工業增加值扣除掉外商投資工業企業工業增加值得到。其中，各地區工業增加值單位為億元，數據取自國家統計局網站②。

openit是對外開放度。一國的對外開放度可以用外資依存度③來表示。外資比重越大，當地企業與其接觸的機會就越多，示范-模仿效應發生的可能性就越大（Findlay,1978）；開放度還可以用一國的貿易依存度來表示（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發展報告課題組，1995），發展對外貿易一方面可以加速世界先進科學技術的知識和人力資本在世界范圍內的傳遞，使知識和專業化人力資本能夠在貿易伙伴國內迅速積累；另一方面，由于知識傳播與人力資本的外部效應，各國之間開展貿易還可以節約一部分研究與開發費用，避免重復勞動。這些都為東道國獲取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創造了更多條件；此外，也有人綜合考慮前面兩個因素，用外資依存度和貿易依存度之和來表示對外開放度（蘭宜生，2002）。本文中選取的指標是貿易依存度，即進出口貿易總額與GDP之比來表示open，這主要是為了避免回歸分析中的多重共線性。其中，進出口總額根據各年度匯率中間價調整為人民幣計價,以和GDP單位相統一。進出口貿易總額、匯率中間價和各地區GDP數據均來自1998～2005年《中國統計年鑒》。

在把openit和FDIit作為控制變量后，我們就可以用openit×FDIit來衡量受東道國開放程度制約的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為了更準確地衡量外資的技術溢出效應，我們分別用兩個指標來刻畫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額在中國經濟中的存在水平。一是用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額GDP和的比值FGDP，另一個是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額和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之比AFDI。所用數據均來自1998～2005年《中國統計年鑒》。我們約定，使用FGDP時的計量模型為模型1，使用AFDI時為模型2。

根據表1的回歸結果，開放度所決定的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在1997～2004年期間為負，即開放度相對于外資規模來講相對較低。這個結論可能和很多人的判斷不一致，因為他們覺得中國的對外開放度已經很高了。這需要從兩方面來解釋：第一，為了避免多重共線性，我們采用外貿依存度而不是外資依存度和外貿依存度之和來表示開放度，這顯然會低估開放度的值；第二，蘭宜生（2003）指出，盡管我國目前的名義貿易依存度已達到較高水平，但綜合考慮經濟規模、貿易形式差異、匯率和通貨膨脹率等因素的影響，我國的實際貿易依存度并不高，遠低于主要發達國家及大部分發展中國家，只略高于印度和巴西；第三，國內許多產業雖然貿易依存度很高，但沒有形成較強的前后向聯系，不能起到結構進步的“出口導向”作用。為了觀測我國對外開放度對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動態影響，我們分1997～2000，2001～2004年再做計量分析。如表2所示，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在1997～2000，2001～2004年兩個階段都為負，但是在第二個階段負效應更為明顯。這說明，開放度在第一個階段相對于外資規模已經較低，到了2001年，隨著外資累計規模的進一步增大，開放度相對更低了。

三、結論

根據上述理論模型及實證檢驗結果，可以得出如下結論：

第一，東道國對外開放程度是決定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溢出效應的重要因素。由于開放度高的國家可以為當地企業提供融資、獲取人才、以及接觸外資企業上的便利，所以開放程度高的國家或地區可以獲取正的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溢出效應，而開放程度低的國家或地區的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不明顯甚至為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