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羅馬的文學成就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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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古羅馬的文學成就范文

［關鍵詞］ 西方電影，文學，關系

一、電影與文學的關系

文學是文本思維的領域，電影是視聽思維的陣地，二者看似互不相關，但是電影自誕生之日起并且一直受到文學作品的影響。我們也發現最優秀和最有影響的影視劇，大多出自文學改編和作家改編。那么，文學具有哪些優勢，使得它成為影視創作中不可或缺的資源？首先，文學對影視的貢獻之一在于它的故事性。眾所周知，故事性是影視劇的核心。影視劇要用故事的藝術性、情節的嚴密性，生動鮮明地將故事要素以視聽的敘事方式呈現給觀眾。而文學作品在敘事方面與影視創作有著相通之處。其次，文學對影視創作的貢獻在于它為影視劇提供了人物素材。文學作品以或是虛構、或是真實刻畫現實主義的人物的形式對人物進行塑造，這與影視劇創作人物形象的訴求一致。影視劇中性格鮮明的人物形象通常都會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讓人過目不忘，久久回味。再有，文學作品的語言對于影視創作也是一個重要的來源。文學的語言由描寫語言、心理語言和對話語言組成，影視創作通過鏡頭和畫面來取代文學作品中的描寫語言，但是生動并富有特色的心理語言和對話語言在影視制作中通常會被保留和利用。由此看來，電影源于文學，文學造就電影，甚至一些影視評論者認為“電影是文學的”。

二、西方文學在影片制作中的體現

西方電影的文學源泉來自于西方文學。西方文學有兩大源頭：古希臘羅馬文學和以《圣經》為代表的古猶太文學，兩者對西方文學產生了深刻、全面的影響。

古希臘文學產生于公元前8～5世紀，其主要成就在于詩歌和戲劇。荷馬的兩部史詩《伊利亞特》和《奧德賽》是古代詩歌的杰出代表，電影《木馬屠城記》就是根據《伊利亞特》改編的反映古代特洛伊戰爭的經典之作。而取材于神話的悲劇則是古希臘羅馬文學的頂峰，索福克勒斯的悲劇《俄狄浦斯王》更是皇冠上最耀眼的一顆明珠。電影《瑪蓮娜》中，一個西西里島的青春期男孩講述了一段美麗又殘酷的初戀故事。真正優秀的電影總有著豐富的意蘊，不盡的解讀空間，《瑪蓮娜》也不例外。在這個有著純凈風景的世外桃源般的小島上，在一群活出了人類各種原罪的小鎮居民中，沉淀著《圣經》帶給電影作品的想象力。眾所周知，《圣經》作為基督教的經典，對世界各民族尤其是歐洲文學藝術產生了無可比擬的深遠影響。《圣經》的敘述與意象遍布歐洲文學藝術的各個角落，如果沒有《圣經》，一部西方文學史要重新編撰。歐美各國幾乎所有重要詩人、作家都與《圣經》中的觀念和意象緊密相關。而《瑪蓮娜》的導演托納托雷正是出自意大利這一有著深厚的基督教傳統的國家。因此，若在《圣經》的觀照中來審視這部電影，用來自《圣經》中的原始意象解讀這部電影的人物與敘述模式，能使這部名片的內涵得到更清晰的闡釋。這一時期的戲劇除悲劇還有喜劇，最優秀的是阿里斯朵芬的《阿卡奈人》等。古羅馬文學主要繼承希臘文學而逐漸發展起來，在戲劇、史詩、小說、神話、散文、文藝理論等方面均取得巨大成就。

《圣經》由《舊約全書》和《新約全書》組成，合稱《新舊約全書》，與古希臘羅馬文學一道形成了西方文學與文化的兩大源頭。

第2篇：古羅馬的文學成就范文

關鍵詞：歷史記憶；草紙；皮紙

只要一提起西歐中世紀早期的歷史，一定會令人想到那位皈依基督教，為法蘭克國家奠定基礎的克洛維一世，以及統一了西歐大部分地區并重建“羅馬帝國”的查理大帝。的的確確，法蘭克王（帝）國的歷史是中世紀史學人無法回避的研究對象，因為法蘭克人在西歐中世紀早期的歷史舞臺上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他們在西歐社會由古代向中古交替嬗變的過程中，以一種相對落后的文明征服了西歐的大部分地區，并君臨西歐大陸諸民族之上，實現了西歐社會的封建化。所幸的是，在法蘭克人建立的第二個王朝加洛林王朝統治時期，曾經衰落的古典文化有所復蘇，史學創作也較為活躍，這為還原那段歷史提供了便利。1另外，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就是今天所能看到的許多前加洛林時代的歷史著作，并非最早的原初版本，而是由加洛林時代的抄書員重新謄抄整理后留下的。2毫無夸張地說，古代世界的許多歷史記憶都是借加洛林法蘭克人之手保存下來的。加洛林法蘭克人為何能在保存歷史記憶方面有如此突出的貢獻？1西方學者做過多方面探索，如：伯恩哈德?沃爾特?肖爾茨和芭芭拉?羅杰斯認為“查理曼時代的教育改革和學術復興大大改進了當時的拉丁語風格，激發了人們對古典學識和古代基督教加以深入探討的興趣，匯集了日耳曼人對以往的記憶，引入了盎格魯――薩克遜的史學傳統。而其所導致的結果就是一種范圍寬泛、關注現實、個性化的且超越地方狹隘視野的史學編纂的興起。”2詹姆斯?韋斯特福爾?湯普森認為“加洛林王朝文藝復興的根子扎在不列顛的土壤中。這個王朝的史學主要是在盎格魯―薩克遜史學的啟發下復興的。”3史學事業的“繁榮”必然會對加洛林法蘭克人保存歷史記憶的活動產生重大的影響。因為史學“繁榮”意味著更高的史學創造力，許許多多的歷史記憶會由于高產的史作數量而被記載下來。另一個不大為人關注的現象是：加洛林時代的法蘭克人主要以皮紙作為自己的書寫材料，于是，筆者魯莽地另辟蹊徑，試圖以書寫材料為視角，揭開加洛林法蘭克人保存歷史記憶貢獻卓著之謎。不當之處，還請方家不吝指正。

一、史學的基本任務――保存歷史記憶

史學是一種記憶的形式，史家的基本任務或最重要的任務就是保存和傳承記憶。古往今來，人類各個民族的歷史能跨越時空存留在后人的心目中，主要歸因于人類借助了語言、文字等手段對歷史記憶加以保存。在古文字產生之前，人類借助語言的形式，如傳說、神話、民謠、口碑等傳承延續著人類的歷史。然而，靠語言延續下來的歷史畢竟是有限的，而且在世世代代口耳相傳的過程中，必然會存在由于以訛傳訛而造成的訛誤現象。所以口頭記憶在文字出現之后便降為了人類保存歷史的一種補充形式。相較于以語言為載體的口頭記憶形式，以文字為載體的文本記憶形式能夠容納更多的信息量且更為準確地保存人類的歷史。筆記、日記、檔案、石刻、碑文、方志、歷史著作等均為人類保存歷史的文本記憶形式，但它們所容載的歷史信息大多屬于歷史片斷似的不完全記憶，無法反映歷史的全貌，唯有歷史著作能夠更為全面、充分地反映歷史的前因后果乃至細枝末節。

西方史學自萌生時期起，就與歷史記憶密切地聯系在一起。古代希臘史學脫胎于散文記事。那些古老的散文作家大多有聞必錄，將散于民間的系譜、神話、傳說記載下來，傳承下去。4

希羅多德在《希波戰爭》（《歷史》）開篇之初，即已告知我們，他的寫作目的在于保存和傳續歷史記憶，他寫道：“在這里發表出來的，乃是哈利卡納蘇斯人希羅多德的研究成果。他之所以要把這些成果發表出來，就是為了保存人類所達成的那些偉大成就，使之不致因為年代久遠而湮沒不彰，為了使希臘人和異邦人的那些可歌可泣的豐功偉績不致失去其應有的光彩，特別是為了要把他們之間發生戰爭的原因記載下來，以永垂后世。”5及至中世紀，盡管西方史學在文筆流暢、修辭優雅方面不及輝煌的古典時代，但其保存歷史記憶的基本職能卻并未喪失。都爾的格雷戈里在《法蘭克人史》的序言中寫道：“盡管我言辭粗鄙，但也要把往事的記憶流傳后世”。1我們從加洛林史家的述說中也能充分地體會到這一點，如普魯姆修道僧勒齋諾對于修史存志、保存歷史記憶的重要性有著深刻的體認，他曾為加洛林史家的失職無為而痛心疾首。他在《普魯姆勒齋諾編年史》的序言中寫道：“希伯來人、希臘人、羅馬人以及其它民族的歷史學家們通過其著作將他們那個時代的事跡傳達給我們，然而有關我們自己時代的事跡卻（無人述說），未曾有人打破這一連續的沉默，盡管它們距離我們更近，似乎在我們自己的時代里，人類的活動業已終止，或許人們的所作所為絲毫不值得記憶，倘若那些值得記憶的事情卻曾發生過，那么一定是沒有能夠勝任其職的史作家把這些事跡付梓成書，史作家們由于粗心大意而趨向于無所作為。”2有鑒于此，勒齋諾撰寫了一部能夠保存傳承加洛林王朝全部歷史記憶的史著――《勒齋諾編年史》。

加洛林時代的史家為保存歷史記憶而創作出許多記史體裁。其中在加洛林時代興起、繁盛的年代記體裁3（annals）即因記憶備忘之需而產生。通常的觀點認為最初的年代記以復活節年表頁邊注釋的形式呈現于世，之后經歷了一個由簡到繁的演化過程，最終形成了詳實的大年代記。事實上，在法蘭克王國，復活節年表僅僅是原始年代記（簡短的頁邊注釋）最主要的載體，而非唯一的載體。殉教者名錄、死亡者名單同樣也是原始年代記的載體，例如，在埃希特納赫的殉教者名單上便出現了類似于復活節年表頁邊注釋的簡短年度詞條。4這些原始年代記完美地體現了用文字形式記載保存歷史記憶的功能，因為這些記載在殉教者名錄、死亡者名單上的年度詞條詮釋了殉教者、死亡者的生平事跡，保存了有關逝者的歷史信息，生者能夠透過它們追憶逝者，由此，對逝者的回憶和對歷史的感知錯綜復雜地交織在一起，難解難分。如果說上述原始形態的年代記保存的是有關個人歷史記憶的話，那么修纂于修道院中的小年代記則保存了有關修道院的歷史記憶。這些小年代記記載的主要是修道院及其周邊地區的歷史事件，英國學者羅塞蒙德?麥克特里克特將其定性為一種只關注修史主體（修道院）自身歷史的內視性文獻并認為公元8、9世紀的小年代記纂修者不遺余力地修纂這種小年代記是為了構筑本修道院的歷史記憶，在這些小年代記中，一些早于纂修者時代的歷史信息也被囊括其中，以致人們對于修道院的歷史記憶能夠一直追溯至往昔的墨洛溫時代，甚至一直追溯至遙遠的古代。一所修道院據此能夠尋找到某種歷史認同感，其成員的精神情感也能找到某種歷史寄托。5

在加洛林時代，許多歷史著作都帶有某種回憶錄的味道，它們是一種以回憶形式保存下來的歷史記憶，反映了僚屬、隨從對昔日恩主的追憶與懷念。愛因哈德的《查理大帝傳》就屬于此類作品。愛因哈德曾任查理曼的侍從秘書，得以參與各項機密政事。他在《查理大帝傳》的序言中明確表示對于先皇查理的恩寵眷顧，銘感五內，無法釋懷，唯有把先皇的豐功偉業著錄下來，方能報恩于萬一。他在序言中寫道：“還有另外一個理由，甚至單憑這個理由就足以讓我動筆，那就是我所受到的養育之恩以及我與國王本人和他的孩子們的友誼，這種友誼自從我在宮廷里居住的時候起，一直沒有間斷。由于在這種情況下他使我同他如此投合，使我在他生前和死后感戴不已，如果我把他所賜給我的一切恩惠忘掉，如果我使這樣恩遇我的人的豐功偉績湮沒無聞，如果我容許讓他的生平不見著錄，不受頌揚，就像他沒有存在過一樣，那么說我忘恩負義，對我來說則是罪有應得的。”1結舌者諾特克的《查理曼事記》也反映了僚屬、隨從對于主君的回憶，盡管諾特克并非查理曼同時代的人，但他在寫作《查理曼事記》的時候，采訪了其朋友韋林貝爾特的父親阿達爾貝爾特。阿達爾貝爾特系查理曼妻舅克羅爾德的部下，曾跟隨查理曼參加了針對匈奴人（諾特克記載為匈奴人，實際上是阿瓦爾人）、薩克森人和斯拉夫人的戰爭。據諾特克所述，他年幼之時曾住在阿達爾貝爾特的家中，阿達爾貝爾特常常向他講述一些有關查理曼征戰的軼事。2

阿達爾貝爾特的回憶成為了諾特克寫作的主要材料來源。除了上述兩部史著，根據英國學者羅塞蒙特?麥克特里克特的考證，“天文學家”的《虔誠者路易傳》、出自美因茲大主教隨從之手的那部分《富爾達年代記》、虔誠者路易宮廷圖書館管理員杰沃德撰寫的《克桑滕年代記》都帶有一點回憶錄的味道，反映的都是僚屬、隨從對于主君的回憶。3

由此可見，自古典時代以降，直至加洛林時代，保存和傳承歷史記憶一直是西方史學的基本任務。那么，在這一史學基本任務始終如一的前提下，西方不同歷史時期歷史記憶的保存狀況為何會有所差別呢？筆者以為這種差別不僅受社會文化水平、史家個人素養等環境、主觀因素的影響，也受到書寫材料這一客觀因素的制約。

二、古代世界的兩種書寫材料

在加洛林時代以前，環地中海世界主要盛行著兩種書寫材料――草紙和皮紙。草紙是一種生長在埃及野外沼澤濕地中的水生植物，其底端的根莖宛如人的臂肘般大小，倘若要把這種植物制成卷軸，則須先把其根莖的外皮削去，然后再把它的內莖切成若干長條，之后把這些長條切成一片片薄片并排放在一起，薄片之間的邊緣部分要有少許的重疊，之后再在這一層薄片上以同樣的方式垂直鋪加下一層薄片。然后把這兩層薄片平攤在亞麻布中間，使用木槌趁其濕潤用力捶打，于是薄片被壓成皮片，再擠去水分并用石頭等重物壓，待其干燥后用浮石磨光就制成了草紙。草紙一般以卷軸的形式使用，即把多張草紙黏在一起并卷成一卷存放，使用時則把其展開。在古典時期，草紙是地中海世界最為普遍的書寫材料。4根據瑪爾庫斯?瓦羅（Marcus Varro）的說法，古希臘人和古羅馬人對于草紙的使用始于亞歷山大東征時期，當時亞歷山大大帝征服了埃及，發現了草紙這種書寫材料，此前，并無古希臘人和古羅馬人使用草紙的記載。他們使用棕櫚樹葉、樹皮、鉛片、亞麻布片、蠟板等多種材料進行書寫，但自從亞歷山大大帝發現草紙后，這些書寫材料便統統被草紙所取代。正如古羅馬作家、博物學者老普林尼在他的《博物志》中所記載的那樣：“我們的文明或我們所記載的一切事情基本上都依賴于（草紙）這種紙的使用。”5由于草紙僅僅產自埃及等東部地中海沿岸地區，墨洛溫法蘭克王國所需之草紙皆源自海外貿易。格雷戈里的《法蘭克人史》向我們揭示了這一點，格雷戈里在書中提到了南特主教費利克斯寫信咒罵他的這一事實，格雷戈里以如下的話作答：“但愿當初馬賽接受你為主教！因為船舶決不會給你運來油或其它商品，只會運來草紙。這樣你就可以有更多的地方來寫詆毀好人的話，現在由于缺少草紙，你的嘮叨也為之縮減了。”6可見，在墨洛溫王朝的治下，馬賽這一海港城市系地中海世界草紙貿易的集散地。不過，作為源自埃及的一種書寫材料，草紙在低緯度地區干燥的氣候條件下能夠保存完好，但是在西歐這樣的高緯度地區，這樣寒冷潮濕的氣候條件下，草紙的保存狀況就不能令人滿意了。由于冬季天氣的寒冷，草紙的質地更為脆弱，在卷攏攤開卷軸的過程中很容易發生紙張破損的現象，而且它還會經常受到潮濕氣候和霉菌的影響而腐爛變質，其記載的文本內容往往因為書寫材料的毀損而丟失。羅馬教廷的檔案保存狀況清楚地表明了草紙的這一特點，在西方社會全面使用皮紙以后，恪守傳統的羅馬教廷仍堅持使用草紙頒布公文，直至公元10世紀后半葉教皇檔案處（papal chancery）方才使用皮紙，教皇檔案處現存最早的草紙文件是公元788年哈德里安一世書寫的一封信函，自此之后直至公元10世紀后半葉，僅有40份教皇訓喻的原件保存了下來，數以千計的草紙文件消失得無影無蹤。1

皮紙的產生要晚于草紙，它最早產生于公元前190年的小亞。據古羅馬作家、博物學家老普林尼《博物志》的記載，當時帕加馬國王歐邁尼斯二世打算建立一個能夠與埃及亞歷山大里亞圖書館相抗衡的圖書館，面對帕加馬的競爭，埃及法老托勒密五世停止了向其出口草紙，于是歐邁尼斯二世被迫開始生產和使用皮紙。2

皮紙是一個寬泛的術語，不僅包含了羊皮紙，也包括那些使用牛犢、豬、兔子等其它小型哺乳動物皮革制成的皮紙。生產皮紙的過程描述起來很簡單，但實際操作起來則需要具有高超的技藝和準確性，首先須把帶有毛發或皮毛的皮子放在石灰水中浸泡幾天以溶解皮毛和脂肪，之后擠壓擰干并刮掉多余的毛發和皮脂并攤放在皮架子上晾干。當皮子被完全晾干后，再用一把半月型的刀刮皮子。之后，把皮子裁剪成恰當的尺寸并保存起來以便備用。皮紙一般以抄本（codex）的形式使用，即按照刀數（二十四或二十五張皮紙為一刀）把一張張皮紙折合在一起，再在上下兩面各自添加一個或硬或軟的封皮，最后縫合起來形成一個抄本――我們有時也把一個抄本稱為一卷。皮紙是一種奢侈的書寫材料，一本手抄本皮紙《圣經》就要耗費近250張皮子，其價格之昂貴可想而知。倘若使用皮紙來大規模地保存歷史記憶，則必須有一個具有強大經濟實力的力量作為后盾，否則的話根本不可能實現，因為如此勞民傷財的文化活動絕非史家個人的經濟實力所能承受。由于皮紙價格的昂貴，人們被迫在蠟板上進行寫作，但蠟板上的字跡易受摩擦而模糊，故而蠟板也不是一種好的保存歷史記憶的書寫材料。

三、加洛林時代皮紙的使用和生產

在加洛林時代，人們主要使用的書寫材料是皮紙。傳統觀點認為，由于阿拉伯人于公元634年征服了草紙的供應地埃及，影響了埃及對西歐的草紙供應，這才迫使法蘭克人驟然停用草紙，轉而就地取材使用皮紙。3近年來，隨著相關研究的進一步深入，許多學者都證明了阿拉伯人的崛起并非加洛林法蘭克人使用皮紙的唯一原因。4不過，不管是否出于阿拉伯人的原因，法蘭克人在由文化蠻荒時代走向文化建設之際，愈益青睞皮紙卻是不爭的歷史事實。公元7世紀墨洛溫法蘭克君王的敕令直觀地反映了他們的這一使用偏好，墨洛溫王朝的中書監最早以皮紙頒布的一份敕令是公元677年9月以狄奧德里克三世的名義頒布的，而之前的敕令盡皆使用的是草紙。1從使用的角度來看，皮紙抄本要比草紙卷軸優越，因為皮紙抄本的正反兩面都能攤開平放，人們能夠利用皮紙的正反兩面閱讀和書寫，而且與草紙相比，皮紙的紙質更硬，加璽蓋印后不會導致紙張的破損變形，在法蘭克人愈益依靠印章來鑒定和簽署證書文獻的年代里，皮紙方便了人們對于印章的使用。另外，皮紙抄本也使得圖書館的圖書分類工作更為容易，因為抄本能夠被垂直地放置在書架上。單就質量而言，皮紙也是一種較好的保存文本內容的書寫材料，因為獸皮不易腐蝕，如果保持干燥和清潔，在良好的保存狀態下能夠存在3000年不腐，而加洛林時代距今也不過1200余年，所以在加洛林時代使用皮紙重新謄抄和書寫的史作大多能夠傳延至今。下列這兩組數據能夠清楚地表明皮紙長久保存書寫內容的功效。“公元800年之前的西歐大陸只有1800部手抄書籍或殘篇流傳了下來，而且其中大部分是公元8世紀謄抄的。然而同樣在西歐大陸，我們卻擁有9000多部由抄書員在公元800年至公元900年謄抄的手抄書籍或殘篇。”2加洛林時代傳世的著作如此之多，甚至遠遠超過了之前所有歷史時期的總和，恐怕并不能簡單地歸功于當時加洛林法蘭克人的創造力，因為即便在“加洛林文藝復興”的推動下，加洛林法蘭克人的文化水平恐怕也難以超越文化昌盛時期的古希臘人、古羅馬人，例如，在他們所謂原創的作品中，有許多是對古典作品亦步亦趨的模仿，如愛因哈德的《查理大帝傳》就是模仿《十二凱撒傳》寫成的。看來，這種數量上的超越只能歸功于下列原因：加洛林法蘭克人使用的書寫材料――皮紙比古希臘人、古羅馬人常用的書寫材料――草紙能夠更為長久地保存書寫內容。

但從供應量和成本方面來看，皮紙并不是一種理想的書寫材料，我們毋需多想，便能體會到一本由250張皮子制成的《圣經》意味著一筆多大數額的財富。正因為受限于高成本，在加洛林時代，主要掌控這一稀缺資源的是：修道院、主教區大教堂以及加洛林宮廷。上述都建有抄寫室和圖書館，在中世紀的西歐，舉凡建有抄寫室和圖書館的機構一定擁有大量的皮紙，否則，抄寫、保存圖書的活動必然走向無以為繼的窘境。另外，皮紙是一種可重復使用的書寫材料，若用小刀刮掉上面的字跡，則可重新書寫，圖書館中收藏的皮紙圖書皆為潛在的書寫材料，故而，抄寫室、圖書館的所在地往往擁有較多的皮紙。

在加洛林時代，由于查理曼等帝王的鼓勵和期許，許多修道院、主教區大教堂已然成為了帝國文化和學術活動的中心。查理曼不僅是一位杰出的軍事統帥，也是一位遠見卓識的政治家，他懂得“馬上得天下，但不能馬上治之”的道理。在其當政期間，查理曼頒布了若干督促地方教士和修士發展文化教育的敕令，如由阿爾昆起草的《論學術知識的培養》（On the Cultivation of Learning），旨在督促修士研習《圣經》并對青年予以指導。《798年敕令》（Decree of 798）則督促高級教士（prelate）和鄉村教士要為民間孩童開辦學校。3無論是鉆研神學，還是普及教育都離不開圖書這一知識傳播工具，故而這一時期的修道院大多設立了謄抄皮紙抄本的抄寫室和保存皮紙抄本的圖書館，其中，圣?阿曼德、圖爾、科爾比、富爾達、切爾斯、圣高爾等修道院均為當時法蘭克帝國讀寫文化發展的重要基地。為了滿足抄寫室中的修士對于皮紙的需求，當時的修道院可能自主地生產這種書寫材料，而修道院自給自足的經濟模式又恰好能支撐這種生產活動。加洛林時代的修道院均為一個個自給自足的經濟組織，修士們自己種植谷物和蔬菜，烤面包、釀啤酒、經營魚塘、香草園和果園。盡管修士們只有在身患重病的時候，方才被允許吃肉，但奶、奶酪和禽蛋卻是修士們日常飲食的重要組成部分，所以修士們也喂養家禽和牲畜。修道院完全可以就地取材，依靠自養的牛犢和羊羔為修道院中的抄寫員們提供皮紙。由于缺乏充足的資料，筆者無法得出絕對的結論――加洛林時代的修道院普遍存在生產皮紙的活動。但從現有的資料來看，至少公元9世紀早期的科爾比修道院存在過這種生產活動，在科爾比修道院住持阿代爾哈德于公元822年頒布的一條法令中提到了一位皮紙制造者，他是一位俗人，在本院生產皮紙的活動中，負責對皮革的加工處理工作進行監督。1不僅修道院，某些主教區的大教堂也掌握了不少皮紙，如維爾茨堡主教區的大教堂，抄寫室、圖書館、教育年輕教士的學校等文化設施一應俱全。維爾茨堡主教亨伯特還是一位熱忱的書籍收藏者。他意圖收藏富爾達修道院住持哈拉班?莫爾評注的《圣經》，于是向富爾達修道院發去了一份請求謄抄的申請函，并送去了大批空白的皮紙。2

這一事實至少說明了維爾茨堡主教區并不十分缺乏皮紙，否則，亨伯特主教也不可能如此的大方。在中央層面，以王/皇室的富有，估計建有抄寫室、圖書館的加洛林宮廷同樣不會缺少皮紙，宮廷用“紙”的奢華充分表明了這一點，加洛林宮廷不僅使用黃色、白色等天然色澤的皮紙，還使用一種用紫色燃料浸染過的皮紙，以彰顯王/皇家的尊貴與奢華。如公元783年查理曼就曾授意宮廷抄寫員哥德斯卡使用紫色的皮紙抄寫《福音書》。3

四、教職人士壟斷修史活動的物質基礎

修道院、主教區大教堂、宮廷對皮紙實行占有的事實對加洛林法蘭克人保存歷史記憶的活動有著重要的影響。如果我們細細地梳理一下加洛林史家的身份，便會發現一個令人驚異的事實――這一時期絕大多數的史家都是教職人士，包括以默思修道為業的修士，以教化俗人為業的教士以及那些身處宮廷，為君王效力的宮廷教士，而真正世俗出身的史家只有查理大帝的外孫，《虔誠者路易諸子的紛爭》的作者尼薩德1人。如此不平衡的比例，難道是因為教職人士對于修史活動情有獨鐘，而俗人對之了無興趣嗎？恐怕并非如此，正如前文所提到的，西方史學自古典時代以降，直至加洛林時代，保存和傳承歷史記憶的功能始終如一，如此看來，古往今來之人皆有保存歷史記憶的欲望和沖動，這種欲望和沖動自然也不會因為人的世俗身份而有所消減。譬如，在西方的古典時代以及修史活動異常發達的古代中國，都存在著大量世俗身份的史家，而并沒有出現修史活動被祭司、僧道等教職人士壟斷的局面。唯獨中世紀的西歐，教職人士壟斷史壇的現象較為嚴重，筆者以為這種壟斷不僅與教職人士壟斷文化的狀況有關，也與教職人士占有皮紙這一稀缺而昂貴的書寫材料密不可分。無論是西方古典時代的草紙，還是古代中國的紙張都比皮紙更為廉價和普及，即便古代中國某些封建王朝施行高壓專制的文化政策，但由于紙張的廉價和普及，大量的稗官野史也始終未曾斷絕，從而使古代中國形成了官私并存的雙軌修史格局。反觀加洛林時代的法蘭克王（帝）國，皮紙稀缺而昂貴的特點為人們步入史壇設置了較高的門檻，有能力讀寫的普通人即便存有保存歷史記憶的念頭，也很有可能由于無法得到高價皮紙而不得不放棄這一想法，保存歷史記憶的活動只能由那些掌握和接近皮紙資源的人――修道院中的修士、主教區中的教士以及宮廷教士來執行了。

在加洛林時代，由于擁有充足的皮紙，那些在修道院、主教區大教堂抄寫室、圖書館中任職的修士、教士得以把本修道院和本主教區的歷史記憶保存下來，于是，他們為后世留下了一部部小年代記、歷代主教傳、歷代住持傳：

《圣阿曼德年代記》（Annales Sancti Amandi）、《蒂里安年代記》（AnnalesTiliani）、《倫巴森年代記》（AnnalesLaubacenses）、《摩澤爾年代記》（AnnalesMosellani）、《伯塔維安年代記》（AnnalesPetaviani）、《給爾服拜坦年代記》（AnnalesGuelferbytani）、《納贊里安年代記》（AnnalesNazariani）、《薩爾茨堡年代記》（AnnalesSalisburgenses）、《因沃文森年代記》（AnnalesInvavenses）、《弗洛達爾德年代記》（AnnalesFlodoard）、《拉文納歷代主教傳》（Liber pontificalis ecclesiae Ravennatis）、《萬德里耶歷代住持傳》（GestaabbotumFontanellensium）……一些修士甚至并不以單純保存同時代的歷史記憶為滿足，他們在謄抄、繕寫皮紙抄本的同時，也把一些古代的史作謄抄了下來，如公元8世紀末、9世紀早期的洛斯奇修道院留存了許多載有古代晚期史作的抄本，其中就包括了奧羅修斯、尤西比烏斯、魯菲努斯、約瑟夫斯、赫格西仆、阿米亞努斯?馬塞林、愷撒、李維的作品。1在我們今天已知的大部分古典著作中，有70位古典作家的作品，其最古老的抄本是由公元750年至公元900年加洛林時代的抄書員整理的。2今天我們看到的凱撒、薩魯斯特、李維、塔西陀、蘇埃托尼烏斯的史作都是由加洛林時代的抄書員重新抄錄到皮紙上方才幸存至今。在中央層面，那些在加洛林宮廷文秘機構（中書監、王室祈禱堂、王室圖書館）中任職的教士――如“天文學家”、杰沃德等人同樣不會因為缺少皮紙而苦惱，他們有充足的物質條件把其昔日恩主――加洛林君王的種種功績以回憶的形式保存下來，從而為后世留下了一部部帝王傳記和宮廷年代記：《查理大帝傳》（Vita KaroliMagni）、《虔誠者路易傳》（Vita HludoviciImperatoris）、《克桑滕年代記》（AnnalesXantenses）、《王室法蘭克年代》（Annales regni Francorum）……無論是加洛林史家原創的史作，還是由他們謄抄的前代史作，都由于著錄它們的書寫材料――皮紙的不易腐爛、持久耐用而長存于世。盡管“加洛林文藝復興”充其量不過是把處于普遍文盲狀態中的歐洲提高到小學生的水平，加洛林法蘭克人的史學創造力也根本無法與古代希臘、羅馬人相提并論。但在歷史記憶的保存方面，加洛林法蘭克人卻做出了令人矚目的貢獻，由于加洛林法蘭克人常用的書寫材料――皮紙比古希臘人、古羅馬人常用的書寫材料――草紙能夠更為長久地保存書寫內容，所以不僅加洛林法蘭克人原創的史作能夠傳承下來，甚至許多古典史作也都是仰賴加洛林法蘭克人的重新謄抄，方才穿越漫長的歷史時空而幸免于湮滅的命運。

五、結論

史學是一種記憶的形式，史家的基本任務或最重要的任務就是保存和傳承歷史記憶。自古典時代以降，直至加洛林時代，盡管西方史學在史學精神方面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即由古典史學的“人本”轉變為中世紀史學的“神本”，但西方史學保存和傳承歷史記憶的功能卻從未改變。自文字產生以后，人類保存歷史記憶的能力便開始受制于書寫材料。皮紙由于其材質的不易腐爛而成為了古代世界一種有效保存歷史記憶的載體。加洛林法蘭克人能夠傳承如此之多的歷史著作，在歷史記憶的保存方面貢獻卓著，似乎并不僅僅是他們史學創造能力提升改善的結果。誠然，由于“加洛林文藝復興”的推動，加洛林法蘭克人的史學創造力在墨洛溫時代后進的基礎上有所提升，更多的人有能力從事史學創作和前代史作的謄抄，但這種有限的提升只有和他們常用的書寫材料――皮紙結合起來才能起到有效保存歷史記憶的作用。否則，即便如古希臘人、古羅馬人那么出眾的史學創造力，也無法把他們史作的原始版本全部保存下來。所以我們在評判某一歷史時期的史學狀況時，不能僅僅著眼于當時史學創造力的進步與否，對于書寫材料保存歷史記憶的因素也應予以充分的重視和考慮。

第3篇：古羅馬的文學成就范文

一、全面整合學科知識

1.用通史體例整合歷史知識，增強歷史的時空感。

新的歷史教材（必修）是按政治、經濟和思想文化三大模塊來編排教材的，導致學生在學習過程中難以培養出較強的時空感，因此按通史來整合歷史知識是非常必要的。

首先，按通史體例將教材整合為中國古代史、中國近代史、中國現代史、世界古代史和世界近代現代史五個部分。然后將每個部分按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等模塊來整合。如中國古代史可以整合為：

2.用專題來整合歷史知識，構建學科主干知識體系。

近幾年高考試題中，無論是選擇題還是問答題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根據某一專題挑選材料，然后依材料設計問題。因此按專題來整合歷史知識、構建學科主干知識體系也是非常必須的。

如中國古代史先秦和秦漢時期的階段特征可以整合為：先秦（遠古～公元前221年）是中國古代文明的形成時期；秦漢（公元前221年～公元220年）對整個中國古代文明起到了奠基作用。

政治方面：

（1）商周時期，王位、爵位實行世襲制；地方管理實行分封制，確立了周王天下共主的地位；王族內部實行宗法制。

（2）春秋戰國時期，分封制逐步走向瓦解，出現了諸侯爭霸和割據混戰的局面；各國紛紛開始變法，封建制度逐步確立。

（3）秦朝統一后，中央實行帝制、三公九卿制，地方推行郡縣制，建立起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

（4）漢承秦制，又有所損益。漢武帝時重用身邊工作人員，削弱相權，地方推行郡國并行制，又實行“推恩令”等措施，解決了王國問題。

經濟方面：

（1）生產工具：自原始社會的刀耕火種到春秋戰國時期鐵犁牛耕方式的轉變；漢代犁壁的發明和二牛一人犁耕法使牛耕方式發展。鐵犁牛耕成為古代主要的耕作方式。

（2）經營方式：經歷了從集體勞作到個體自耕農的發展過程，以家庭為生產、生活單位，“男耕女織”、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成為中國古代社會最基本的經濟形態。

（3）土地制度：經歷了井田制到封建土地私有制的發展過程，封建土地私有制成為封建社會土地兼并現象的根源。

（4）經濟政策：從西周時期“工商食官”到春秋戰國時期大商人的出現；秦漢統一了貨幣，但秦漢時期歧視商人和實行專賣制度，繼續推行重農抑商政策。

（5）手工業：商周時期，青銅器盛行；漢代開始用煤作燃料冶鐵；秦漢時期，陶瓷絲綢遠銷歐洲，獲“絲國”稱號。

思想文化方面：

（1）春秋戰國時期，儒家、法家、墨家、道家紛紛登場，提出各種治國方案和道德思想主張，形成了“百家爭鳴”的局面，奠定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基礎。

（2）秦漢時期，實行思想文化專制，西漢董仲舒以儒家思想為基礎，吸納了法家、道家、陰陽家等眾多學派的思想，形成了新儒學；漢武帝接受“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思想逐漸成為官方思想和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

（3）文學藝術、科學技術也得到了很大發展。春秋戰國時期，《石氏星表》成為天文歷法成就的代表；《詩經》《楚辭》代表了當時的文學成就；戰國的帛畫浪漫而古拙。秦漢時期，以醫學、數學、天文學和造紙術為代表的古代科技得到發展；“賦”成為主要的文學體裁；“印宗秦漢”的篆刻藝術產生。

3.用不同的歷史觀整合知識，培養多角度深層次分析歷史事件的能力。

（1）從文明史觀看，其主要內容有：

從橫向看，包括經濟文明（從農業文明到工業文明）、政治文明（從人治、專制到民主、法治）和精神文明（從迷信、愚昧到科學、解放）。

從縱向看，人類文明經歷了農業文明時代（新石器、青銅、鐵器）、工業文明時代（手工工場、蒸汽、電氣和信息）。

從范圍上看，可分為古希臘、古羅馬文明，中華古代文明，西方資本主義文明，社會主義文明等若干系統。

文明史觀的掌握一要注意不同文明類型的特點與主要成就。二要抓住兩個重點：農業文明時代的中華文明（古代）、工業文明時代的西方文明（近現代）。三要突破一個難點：政治文明史。以政治制度文明為核心，輻射物質文明史和精神文明史。

（2）從現代化史觀的角度看，其主要內容有：

物質生產方式的改變――工業化、市場化、全球化。

民主政治體制的確立――民主化、法制化。

人們思想意識的演化――世俗化、理性化、科學化。

社會生活和風俗的演進――城市化、衣食住行現代化。

對現代化評價：現代化既有積極的一面，也有消極的一面，需要人類在探索中糾正失誤。如工業革命后的資本主義國家工人生活惡化，女工、童工問題和環境問題等。

（3）從全球史觀看，其主要內容有：

資本主義世界市場開始、初步形成、最終形成；世界經濟的體系化、制度化、全球化、區域集團化發展；中國古代文明對西方文明進步的影響及相互關系；西方近代文明對中國等落后地區的沖擊與這些國家的變化；中國對外開放歷程與和諧世界建設的主要舉措等。

（4）注意在不同史學觀理論的指導下多角度地審視重大歷史事件。

二、如何提高材料處理能力

通過前面知識的整合，學生的基礎知識和歷史思維能力都會有較大的提高。但要想高考得高分，還需要提高材料處理的能力。

1.仔細審題，帶著問題精讀材料。

無論是哪種類型的材料解析題，仔細審題都是解題的前提條件。審題要做好“四讀”：一讀提示語，判斷是根據材料來作答還是結合所學知識來作答；二讀主干語，劃出材料中的主干知識，去粗取精，去偽存真；三讀限定語，找準限定內容的時空范圍，有的放矢；四讀求答項，找準要求回答的內容。

2.把握命題意圖，弄清幾組關系。

首先是材料與設問之間的關系。據統計，70的主觀性試題都是要求直接從材料中提取答案，這就要求我們必須帶著問題去讀材料，同時在閱讀時要時刻想著問題。其次是設問之間的關系。主觀題各設問之間往往是遞進關系，問題設計由淺入深、由易到難，直至推導出結論。在解答時不僅要注意各問之間的縱向聯系，還應關注其橫向關系。最后是材料與教材之間的關系。高考設計的材料再新，也都與教材有著密切的聯系，均是針對某一知識點而設計的，所以，再難懂的材料，也可以與教材中的具體專題對號入座。

3.提煉觀點，列出相應提綱，整合有效信息。

材料中體現出來的信息（包括顯性和隱性兩種）均顯現或隱于材料之間。這些信息需要去歸納、提煉、總結。然后依據總結、提煉的觀點，列出相應提綱，在列提綱時注重層次性。

材料一 ①歷代盛行的官營作坊，在明清時期受到沖擊。②江南城鎮附近農戶不事農耕，“盡逐綾綢之利”，漸成風尚，城中“絡緯機杼之聲通宵徹夜”的情形亦載于史籍。③明萬歷年間，僅蘇州絲織業中受雇于私營機房的織工就有數千人，是官局的兩三倍。清初在蘇州復置官局，設機800張，織工2300名。至康熙六年（1667）缺機170張，機匠補充困難，而同一時期蘇州民機不少于3400張。④“家杼軸而戶篡組，機戶出資，機工出力，相依為命久矣。”

――摘編自許滌新、吳承明主編的《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

材料二 ①自中世紀晚期開始，鄉村手工業特別是毛紡織業在英格蘭東部、西部和約克郡地區快速發展。②商人發放原材料，回收產品，銷往海內外，這種新型的“鄉村制造業活動”被稱為“原工業化”。③在此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工廠”，推動了手工業的發展。16世紀初，紐貝里的一家毛紡織“工廠”雇傭了1140名工人，其中近三分之二為婦女和兒童。海外市場的需求大大的刺激了此類“工廠”的發展，英國成為歐洲最重要的毛紡織產品生產和出口國，1700年毛紡織品占國內出口商品的70%。④棉紡織業作為新興行業隨之興起，其他行業也迅速擴張。機械化逐漸成為新的生產方式的重要特征，并在歐洲大陸廣泛傳播。

――摘編自《劍橋歐洲經濟史》

材料三 包含著整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萌芽的雇傭勞動是很古老的；它個別地和分散地同奴隸制度并存了幾百年。但是只有在歷史前提已經具備時，這一萌芽才能發展成資本主義生產關系。

――恩格斯《反杜林論》

（1）根據材料一并結合所學知識概括指出明清之際江南手工業發展的特點。

（2）根據材料二并結合所學知識，說明19世紀中期以前英國工業發展的階段及階段性特征。

（3）根據材料并結合所學知識，闡述對恩格斯所說“歷史前提”的認識。

步驟一：整理設問，理清目標與路徑。

步驟二：概括材料，結合所學，得出關鍵詞。

步驟三：判斷觀點，尋找依據，做出論述。

觀點描述：資本主義萌芽發展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需要相應的歷史前提條件。

尋找證據

從材料看：材料一描述了中國古代手工業在明清之際得到發展，并出現資本主義萌芽；材料二描述了中世紀后英國手工業得到發展，不僅產生了資本主義萌芽，而且向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轉變。通過材料一、二的對比，材料三借恩格斯的言論做出結論：資本主義萌芽發展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需要相應的歷史前提條件。

從所學看：教材提到明清之際中國出現資本主義萌芽，聯系以后的歷史看，卻沒有發展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原因在于專制主義制度的束縛。教材也提到歐洲資本主義萌芽產生后，在新航路開辟、殖民擴張的刺激下，資本主義獲得長足發展。所學知識與材料信息基本一致。

第4篇：古羅馬的文學成就范文

關鍵詞：漢語書寫系統字母詞

一、漢語書寫系統面貌更迭

書寫系統指的是由文字符號、標點符號、圖形符號等構成的，用來書寫記錄語言的視覺符號體系。以具體語言種類作為區分標準，書寫記錄漢語的就是漢語的書寫系統。

眾所周知，漢語的歷史要遠遠早于漢字。漢字產生之前人們口耳相傳，只有口語沒有書面語；漢字產生以后，打破了漢語在時空上的局限，成為記錄漢語的最重要的符號，漢語的書寫系統隨之形成。漢語最初書寫體系不僅符號單一――只有字符，而且字符形式單一――只有漢字。后來，符號形式慢慢地有所增加，除了字符外還出現了“句讀”和段落號，甚至出現了“。。。。。。”“……”這樣強調句子的精彩部分的密圈、密點。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古代的非字符號多用來表示停頓，沒有多少意義上的差別，而且這些符號的使用也極少，所以古漢語的書面書寫系統總體上看還是比較單調的。以后，新思想傳入，西式標點也跟著進來了。1919年4月，以為首，包括錢玄同、劉復、朱希祖、周作人、馬裕藻在內的六位教授在國語統一籌備會第一次大會上提出了《請頒行新式標點符號方案》的提案，要求政府頒布通行“，。；：？！――（）《》”等標點。11月底，對上述方案作了修改，把原方案所列符號總名為“新式標點符號”。1920年2月2日，北洋政府教育部第53號訓令――《通令采用新式標點符號文》，批準了《請頒行新式標點符號方案》，我國第一套法定的新式標點符號誕生，使得漢語書寫系統發生了新的改變。此外，字符形式也有所變化。公元13到14世紀，阿拉伯數字傳入我國。由于我國古代有一種數字叫“籌碼”，使用漢字書寫，所以阿拉伯數字當時在我國沒有得到及時的推廣運用。20世紀初，隨著我國對外國數學成就的吸收和引進，阿拉伯數字在我國才開始慢慢使用，阿拉伯數字在我國推廣使用才有100多年的歷史，現在已成為人們學習、生活和交往中最常用的數字了。阿拉伯數字與漢字數字目前在漢語書寫系統中均在使用。《出版物上數字用法規定》（1996）對二者的使用范圍進行了界定。至此，我國漢語書面書寫系統產生了重要的改變：由古漢語時期漢字字符包打天下，“句讀”等符號若有若無的狀況轉變為漢字字符和標點符號“雙管齊下”，漢字式數字和阿拉伯數字“比翼齊飛”的局面。

標點符號和阿拉伯數字已經大幅度地改變了漢語書面書寫系統的面貌，然而由于文字才是記錄語言的最重要的工具，而在我國封閉的封建社會里自古以來就由漢字來擔任這個工作，其他類型的文字不可能對漢字的地位產生影響，所以在漢語書面書寫體系當中漢字“唯我獨尊”的狀況并沒有徹底改變，直到字母詞在漢語中異軍突起。

二、字母詞的緣起

字母詞進入漢語大眾書寫系統的源頭，可以追溯到現代白話文運動的先驅――魯迅先生的身上。魯迅用字母詞“阿Q”創造了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一個彪炳千秋的人物形象。另外，與“阿Q”同時存在的還有“小D”一詞。然而，從那以后漢語中字母詞銷聲匿跡，直到后來，3K黨、X射線擴大了“勢力范圍”，最終進入漢語的詞匯體系，阿Q才不再孤獨[1]，但字母詞在那時仍然人丁不旺。不過，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與世界的信息交流日趨頻繁，字母詞于是如雨后春筍般在漢語里蜂擁而現。如卡拉OK、X光、B超、AA制、T型臺、IC卡、IT業、T恤、IP電話、BBS、CT、E-mail、HSK、VCD、WTO、WC、Windows98/2000/XP等等不一而足。2001年7月，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了一部《字母詞詞典》，這部詞典收錄了2000余條字母詞。近十年之后，字母詞的數量又要遠遠超過這個數字了。如今好多的綜藝節目中，源自網絡游戲的“PK”一詞已經大行其道了。字母詞已經成為現代漢語詞匯體系中的一員，而且隨著時代和社會的發展，隨著科學技術交流日益頻繁，隨著中國與世界融合得越來越緊密，它在漢語中的作用和影響也必定要不斷擴大。

中國幾千年來一直是以漢字作為漢語詞匯的書寫形式。從甲骨文、金文到篆書再到隸書、楷書，乃至由繁體變簡體，不論如何演變始終都沒有脫離漢字這一文字形式體系。而現在，許多拉丁字母形式的詞匯大量地在漢語詞匯系統中出現，這里面必定含有特殊的因素。筆者認為之所以如此，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詞語意義內容與承載意義的文字形式之間的矛盾。文字與語言是記錄與被記錄的關系，即形式與內容的關系。而內容決定形式，形式服務于內容則是一條根本規律。文字歸根結底是記錄語言的詞匯，這一點從魯迅為“阿Q”命名上就可以得到證明。阿Q沒有姓氏，人都叫他阿Quei，為了給這一音找到合適的漢字，魯迅費了不少工夫，但最終都不能準確地表示阿Q的名稱概念，最后只好“照英國流行的拼法寫他為阿Quei，略作阿Q”。漢語詞匯中的第一個字母詞就這樣誕生了。正是由于詞語意義內容的要求，其文字形式才不得不繞過漢字而采用了拉丁字母。后起的字母詞同樣都具有這一內因。

事物的產生、發展是內因與外因共同作用的結果，內因是根本，外因是條件。字母詞的出現離不開所處的歷史條件和社會環境。20世紀初，正是東西方文化激烈碰撞的時代，西方的新思想、新文化不斷涌入，對中國產生了巨大影響，對語言文字也不例外。同樣，改革開放之后，中國開始與世界接軌；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后，中國加快了融入世界的步伐，信息化、現代化過程中，拉丁字母詞才脫穎而出。我們從更深層次的文化角度來看，字母詞實際上也就是文化流動的“風向標”。文明落后的古羅馬人征服了文明發達的古希臘人，反過來要學習希臘文化，借用大量的希臘詞匯，以致于在拉丁字母表中還加進了兩個希臘字母“Y”“Z”。目前，中國在科技、文化上遠遠落后于發達國家，向先進學習的過程中，在文字上就會留下某些印記。“傳統文化是不能造成與漢字不匹配的，只有現代科技和外來文化才可能造成不匹配。而這種不匹配必然促使尋找新的補充物來加以調整。看來，處于現代文化革新階段的中國，不斷輸入新的或外來的視讀單位也是必然的，也就是拉丁字母出現在漢字系統中是不可逆的”[2]。

除此之外，當代字母詞的興起還有一個重要的外部環境就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大規模地推廣、普及英語教學及漢語拼音教育。這也是為什么在20世紀80年代以前，無數次外來文化的輸入和沖擊，都沒有在社會上產生像今天這樣多的外文字母詞的緣故。英語教學的普及，拼音字母的推廣，使得普通人對英語及拉丁字母也較為熟悉，也使得拉丁字母詞在社會上、在民眾中有了存活的環境與土壤。

三、字母詞與漢語書寫體系的變革

如前文所述，漢語書面語體系符號單一，即使后來有阿拉伯數字和標點符號，但書面語字符仍然是漢字一元格局。字母詞成為漢語書寫體系變革的里程碑。

首先，字母詞的出現，打破了漢字一元格局。漢字在中國有幾千年的歷史，它與埃及的圣書字、兩河流域的釘頭字并稱為“三大古典文字”[3]。漢字在中國的語文生活中占據至尊的地位，被附著上一層神圣而神秘的光環。在古代，人們就認為“倉頡四目，生而知書”；“倉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漢字神圣，一筆一畫無非天經地義”。現代仍然有人認為“漢字是世界上最優越的文字”。幾千年的時間積累，使人們對漢字普遍懷有一種眷戀情節，把它當作一種文化標志的符號和文化區別的象征，有些人甚至將漢字作為圖騰來崇拜。漢字也的確在中國的文化傳承與發展中發揮過巨大的作用，為多民族、多地域方言的中國書面語統一立下過汗馬功勞。但是，在信息技術瞬息萬變的今天，漢字也的確存在著諸多不合時宜之處。在表達新概念、新事物，尤其科技內容很多的詞匯時，漢字就會捉襟見肘。比如，一度非常流行的“MPEG 1 Audio Layer3”，漢語翻譯時用漢字來記錄則相當困難。實際上只能做到為它做闡釋說明，即“一種常用的數字音頻壓縮格式，也指采用這種格式的音頻文件及播放這種格式音頻文件的袖珍型電子產品”[4]，根本就沒有辦法為它立名。而且，翻譯中“一名之立，旬月躑躅”，“一名之定，十年難期”與現實交際的迫切需要嚴重脫節，所以通用、簡潔的“MP3”就被大眾約定俗成了。字母詞也因此理所當然地成了漢字的助手，在它“不便或不能使用的領域”替代漢字來為漢語服務。從此漢字就不再是記錄和書寫漢語的唯一的文字了。漢語的文字格局就要從原來的漢字一元化漸漸走上字母與漢字二元化的道路。

不管人們感情上是否愿意，心理上能否接受，字母已經在漢語里大量使用卻是不爭的事實。對于漢字而言，字母詞的出現實在是“及時雨”。它不僅幫助漢字更好地完成了服務漢語的任務，而且將漢字從“高不勝寒”的神壇地位上解放出來，打破了漢語只能由漢字來記錄的偏見。它可以幫助人們更冷靜更理智地去對待漢字，不“掩瑜”也不諱飾。字母詞從另一個側面印證了文字為工具的本質，使人們可以更清楚地區分語言和文字的關系，促使我們可以真正地把漢字作為一種工具來看待，而不只是圖騰標志。

字母詞打破了漢字一元格局，也就改變了漢語書寫體系的面貌，成為漢語書寫體系變革的里程碑。它的出現和大規模使用使得書寫漢語又多了一種形式，而且多了一種文字形式。漢語文字體系由“一語一文”（漢語普通話和規范漢字）變為“一語雙文”（漢語普通話和漢字及拉丁字母）。

字母已經和漢字混用形成字母、漢字的混合體。在詞匯上有漢字、字母共同組成的詞，如AA制、IC卡、T恤等。在語句中有字母與漢字共存的句子，如“北大彩票所結合了MPA與MBA二者的特點，進行課目設置。”[5]在當今的書刊、報紙、雜志上，這樣的情況已經屢見不鮮了。當然，現在來看，字母與漢字還不成比例，漢字仍占主導地位和絕對優勢，字母相對而言還處于弱勢。但是不管怎樣，這畢竟是現代漢語書寫系統發生的新變化，必然會對將來的語言文字生活產生更深遠的影響。

字母詞的出現和使用標志著中國正在進入雙文制時代。因此，它也成為漢語書寫體系變革的里程碑。

注釋：

[1]我國權威的規范性詞典《現代漢語詞典》于1978年12月初版把阿Q、三K黨和X射線收入詞典。

[2]史有為：《漢語如是觀》，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308頁。

[3]周有光：《漢字和文化問題》，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9頁。

[4]中國社科院語言研究所：《現代漢語詞典》，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年第五版，第183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