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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文化;文化差異;國際商務談判
商務談判作為人際交往的一種形式,必然涉及不同地域、民族、社會文化的交往與接觸,從而產生跨文化談判。在跨文化談判中,不同地域、民族、文化的差異必將影響到談判者的談判風格,從而影響到整個談判的進程。因此,從事跨文化的商務活動,就必須了解和掌握不同文化間的聯系與差異。在作談判準備時,更要明了文化差異對談判的影響,只有積極地面對這種影響才能實現預期目標。
一、文化差異
(一)文化的概念
文化是個復雜的名詞。文化廣義指人類在社會歷史實踐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狹義指社會的意識形態以及與之相適應的制度和組織機構。作為意識形態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的反映,又作用于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隨著民族的產生和發展,文化具有民族性。每一種社會形態都有與其相適應的文化,每一種文化都隨著社會物質生產的發展而發展。
人們每天都在通過與周圍人的交往學習文化。確切地說,文化是指一個國家或民族的歷史、地理、風土人情、傳統習俗、生活方式、文學藝術、行為規范、思維方式、價值觀念等。它包含信仰、知識、藝術、習俗、道德等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
(二)文化差異及其產生的原因
文化差異廣泛地說,是指世界上不同地區的文化差別,即指人們在不同的環境下形成的語言、知識、人生觀、價值觀、道德觀、思維方式、風俗習慣等方面的不同文化上的差異(尤其是東西方文化差異),導致了人們對同一事物或同一概念的不同理解與解釋。造成文化之間存在差異的原因很多。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經濟差異
人們會因為經濟水平的高低而關注不同問題。例如,發達國家的人們生活富裕,受教育水平普遍較高,人們在滿足了溫飽問題之后,更注重生活品質,對安全的欲望普遍較強。而在經濟相對落后的國家或地區,人們主要關心的是吃飯問題。
2.地域差異
地域差異指不同地理區域由于地理環境而造成的差異,人們因在不同地域而往往有著不同的語言、生活方式和愛好,而這些必將影響到他們的行為習慣。中國的古諺中有“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的說法,說明地理上的差異對文化差異產生的巨大影響。
3.民族差異
由于歷史、飲食等種種原因,民族與民族之間的差異體現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拿維吾爾族和漢族來說,維吾爾族男女老少,能歌善舞,熱情好客。而漢族人性格溫和,情感不外露。這就形成了維吾爾族人在飲食、服飾、居住、節日、禮儀等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上與漢族的顯著差異。
4.宗教差異
宗教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世界上有三大宗教:基督教、佛教和伊斯蘭教。不同的宗教有著不同的戒條,從而影響到人們認識事物的方式、行為準則和價值觀念。
(三)文化差異對國際商務談判的重要性
國際商務談判是指處于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商務活動的當事人,為滿足各自需要,通過信息交流與磋商爭取達到意見一致的行為和過程。它具有跨文化性。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談判者有著不同的交際方式、價值觀和思維方式,這就意味著在國際商務談判中了解各國不同文化,熟悉商業活動的文化差異是非常重要的。
在談判實踐中,很多談判者往往沒有足夠重視文化差異對談判結果的影響問題。對于外國談判方的文化,即使有些談判者已經注意到談判對方是“不同的”,但卻認為并不重要。同樣,有些談判者去異國他鄉談判時,為與對方保持融洽的關系,他們會注意到雙方文化上的相似之處,而忽視其不同之處。
二、文化差異對國際商務談判的影響
文化對談判的影響是廣泛而深刻的。不同的文化將人們相互疏遠并形成溝通中難以逾越的障礙。因此,談判者要尊重、接納彼此的文化,而且要透過文化的差異,了解對方行為的真正意圖,并使自己被對方所接受,最終達成一致的協議。總的來說,文化差異對談判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語言溝通技巧的運用
文化差異對談判過程的影響,首先表現在談判的語言溝通過程中。語言是任何國家、地區、民族之間進行溝通的橋梁,在國際商務活動中語言的差異是最直觀明了的。雖然解決語言問題的方法也很簡單,如雇傭一個翻譯或者用共同的第三語言交談就行了。但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談判人員所使用的語言行為存在著很大的差異,如果不了解這些差異,那么就很容易誤解對方所傳播的信息,從而影響談判目標的實現。
關鍵詞: 中西文化 文化沖突 跨文化交際
一、跨文化交際的研究背景及其定義
近年來,隨著國際間經濟、貿易一體化的增強,國際合作的持續加強、跨國公司地位不斷鞏固,各國之間的文化交際、友好往來也得到了大幅度的增強。如何在不同文化間進行有效、恰當的交流逐漸成為世人所關注的焦點。此外,英語作為國際語言的地位不斷得到提高,以英語為主導的外語專業也隨之成為高校熱門專業之一,大學英語和各門外語課的重要性也正逐步得到了國內教育界的重視。對于外語教學而言,學生學習了一門語言,并不意味著他們一定能有效地將其運用到與目的語國家人士進行有效的交流之中。如何培養學生的跨文化交際能力也成為了大學英語及其他外語類課程改革的一個重點。在此背景下,我們有必要深入了解并研究跨文化交際,以此來減少文化沖突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保證在各文化間進行有效的交際。
首先,我們來了解一下什么是跨文化交際。關于跨文化交際的定義,通常認為:跨文化交際是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信息發出者和信息接收者)之間的交際;從心理學的角度講,信息的編、譯碼是由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所進行的交際就是跨文化交際。它是一門邊緣性學科,與其交叉的主要學科有人類學、語言學、心理學、文化學、語用學、民俗交際學、哲學和符號學等。(賈玉新,《跨文化交際學》,1997)
二、中西文化沖突的實例
眾所周知,來自不同文化的人在進行交流時,除了語言方面的差異外,還存在著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等方面的差異。下面列舉一些文化沖突的實例:
對于同樣一個物體或概念,在一個國家可能象征著吉祥、幸福;而到了另一個國家它可能變成災難、厄運的代表。比如中國人偏愛“龍”,視其為吉祥的動物,因此在喜慶時節,街頭巷尾舉行舞龍表演,龍燈展出等。婚慶的場合,按照中國人的傳統,也會將新房貼上龍鳳的圖畫,象征婚姻的喜慶。甚至中國古代的君主帝王等也將自己視為是“龍”的化身。然而,如果我們對西方文化稍有了解就不難發現,“龍”這一概念,在西方文化中的原型是“恐龍”(dinosaur),因而“龍”(dragon)這一動物,在西方總是被描述成身強體壯、爪牙堅硬、眼中充滿邪惡、騰云駕霧、嘴里噴出熊熊的烈火。這樣一個動物,在西方人的眼中幾乎沒有什么好的象征含義,往往代表著邪惡、災難。
此外,對于一些相同的數字來說中西方同樣存在不同的偏好。中國人,尤其是做生意的人偏愛數字8,因為它和“發”諧音,被視為發財的意思;而數字4,由于發音和“死”相似,所以遭到人們的厭惡。這兩個數字在西方文化卻沒有什么額外的含義,也不會給人其他的聯想。數字13,對中國人來說并沒有什么特殊含義,但在西方國家,由于受基督教的影響――耶穌殉難時的最后一次晚餐是13人,因此西方人對于這個數字是十分厭惡的。在酒店賓館里,樓層的設計會避開這一數字,在西方高層的建筑物里,12層以上就是14層或者用12-B,14-A來表示;此外,房間號也是盡量避免使用以13為房號的數字。
中西方文化間的沖突除了體現在圖像、數字上,還體現在語言結構方面。來自不同文化的人們在交流時,除了感到己方的語言同交際對方的語言存在語音、書寫等表層方面的差距外,還會感到對方使用的語言在表達、語氣等深層結方面,也同自己的語言存在著天壤之別。
比如在和外國朋友聊天的時候,我們很可能會碰到沒有聽清楚對方的哪一句話,或者哪一個詞的情況。這個時候,為了避免理解上的差異,我們也許會問對方“你能重復下剛才的話嗎?”在漢語里,我們會說“什么?”但是如果把“什么”的對應詞“what”放在這樣的語境來詢問對方時,按照西方人的思維,外國朋友可能會覺得你是在命令或是訓斥他,而不是用客氣的語言來詢問剛才的話。
我們再來看一個例子:在色彩方面,中西文化也有不同的偏好。紅色在中國象征著吉祥、喜慶。所以新婚夫婦會身著大紅色的衣服,新娘子的頭上會罩著紅色的蓋頭,新娘的化妝也是以鮮艷的紅色為主調。然而在西方人的眼里,紅色是血液的顏色。它暗示流血、厄運等。在西方,新娘結婚時,絕對不會用紅色作為自己的婚紗,取而代之的是選擇白色作為婚紗的顏色。原因在于白色在西方人的眼里象征純潔、清白,恰如其分地體現了新娘新婚前的身份。白色在東方,尤其古代的中國,傳統上來講,白色象征著死亡、喪事。將白色作為婚紗的顏色,是無論如何讓祖先也想不到的事情。只有在吊喪或人死之后,人們才會身著白色。(近年來,隨著西方文化的影響,我國也開始流行西方白色的婚紗,這一點是由于西方文化的滲透、影響。)
中西文化方面的沖突還體現在會話交流方面。中國人見面時,會禮貌地尋問對方“你吃飯了嗎?”這樣的話如果用來詢問外國朋友,他會覺得你是在詢問他的隱私,或者會被理解成是在邀請他一同吃飯。同樣,在國外尤其是在英國,對話常常以詢問天氣開始“Lovely day, isn’t it?”不了解這一現象的人,初到國外的時候,往往會感到不知所措:明明是下著大雨,對方為什么還說“Lovely day”呢?這是由于不了解文化差異,便會回答“No, it isn’t.”從而造成了雙方誤解的尷尬局面。西方人在對方打噴嚏之后,往往說“Bless you.”實際上是 “May God bless you a healthy body.”的省略形式。因為在他們看來,打噴嚏是身體虛弱的表現,因此他們會為你祈福上帝保佑。不了解這一習俗的人,在面對對方所說的話,往往會覺得不知所措。
三、造成文化差異的原因
通過上面的例子我們不難看出,中西方在文化方面存在差異。在跨文化交際中,由于文化差異所造成的沖突數可謂舉不勝數。那么,造成這種差異的原因是什么?在此我們按照價值觀、世界觀、民族性格和思維方式的不同,來做個分析和歸類。
1.價值觀念系統的差異
每一種文化都有自己獨特的一套系統,它告訴人們什么行為是社會所期望的,什么行為是社會所唾棄的,學者們把這套系統稱之為價值體系或價值觀念。東方人的觀念是“天人合一”,而西方人則主張“天人分離”。這種不同的價值觀念造就了東西方人在人與人交際中,文學作品里及哲學主張等都存在著不同的看法和行為準則。
2.世界觀的不同
世界觀是指人們如何看待世界,以及人們如何看待人與世界關系的觀念。總結來說,東西方人在世界觀上最大的差別在于:東方強調統一、和諧;西方強調分離、獨立。
3.民族性格的不同
一個民族的民族性格也塑造了他和其他民族在進行交流時的不同特征。中華民族的性格特征是以人和人為中心,注重人與自然的和諧,如何做人,人和人之間關系的協調,以及順應自然成中華民族的整體精神。西方人主張去客觀地看待世界,乃至改造世界。
4.思維方式的不同
東方人,又以中國人和日本人為代表,習慣“歸納式”的思維方式。所謂“歸納式”思維方式指的就是講話人總是先陳述原因、背景,以便使對方有個思想準備,引起對方的同情和理解,之后才提出自己的要求。(賈玉新,《跨文化交際學》,1997)而西方人習慣“開門見山”直截了當的思維方式:他們總是先陳述具體事實,再交代其原因、條件等。
四、文化沖突的應對策略及其對外語教學的啟示
從上面的例子中我們不難發現,東方和西方在文化的根源存在很大的差異,而這種差異在交際時尤為突出。為了確保和外國文化進行有效、友好的交流,我們有必要去學習、認識不同文化之間的差異,在交際時盡量去避免這些差異,――這些也正是跨文化交際學科研究的重點。
總的來說,我們應該盡量在交際過程中,尊重對方文化的特點,尊重對方。交際時采取積極的態度。向對方表示感興趣,從而建立一個好的交際前提和基礎。其次,在涉及到己方觀點的時候,我們要盡量采取描述性、非批評性和非判斷性的態度;這一點要求我們盡量避免以自己民族的標準來衡量交際對方,避免交際的誤解或傷及對方感情。除此之外,我們在交際時,應盡可能設身處地的站在對方的角度去思考問題,同樣的問題,如何處理才能給對方帶來愉悅。
這些方法歸結到實處,就是我們在學習外語的時候,要盡可能的去區分目的語國家文化和母語文化的差別。在學習語言知識之外,要盡可能地去了解國外風土人情、民族特點等。除此之外,廣泛地閱讀外國原著、欣賞外國電影等都是很好的方法。
最后,中西文化間的沖突也留給外語教學很多啟示。作為英語教師,在課堂教學過程中,應適當地給學生傳授跨文化交際的能力,不能只傳授語言知識和基本技能。教師在教學時,應該將詞匯、短語放到大的文化背景下去講解。碰到英漢翻譯練習也要注意講解東西方思維的不同,啟發學生在翻譯時加以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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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紅樓夢》;文化差異;翻譯;影響
一、引言
現如今,世界文化傳播與交流呈現良好勢頭,尤其是我國加入世貿組織,改革開放政策深入貫徹執行以來,文化的交流更是不斷加強,但是如何將中國文化走出去便成為了學術界人士日益關注的問題。作為軟實力的一種,名著翻譯成為弘揚本國文化的一種方式。但是,由于地域、歷史、思維方式的差異造成了文化的異質性,即文化差異。正是這種差異使翻譯活動出現了“文化缺失”“文化矛盾”等現象。基于這樣的現實情況,本文就以名著《紅樓夢》影響力最大的英國著名漢學家、翻譯家大衛•霍克斯所翻譯的TheStoryoftheStone和楊憲益及其夫人的翻譯本ADreamofRedMansions為例,從中西文化差異為基點對譯文進行對比分析,研究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譯者在翻譯活動中所采用的翻譯方法和策略,探究中西文化差異對翻譯的影響。
二、文化差異與翻譯
所謂文化,不是民族在成立之初就形成的氛圍,它是經過長期的積累和經濟的發展而逐漸形成的內部共同特征,也可以說是一個民族在生活與活動方式上的總和,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與風俗習慣、文學藝術、科技科學、以及法律體系都有密切的關聯。顧名思義,文化差異就是在文化方面所展現出的不同。具體而言就是由于不同地域人口生存環境的差異,而長期養成的習慣,處世態度、觀點信仰、宗教理念、思維方式以及價值觀等方面的差異。正因為如此,生活在不同地區的人們在民族習慣和習俗上都表現出了較大的不同,都有自己特有的文化特征,文化差異也就表現得非常明顯。翻譯是一種最常見的文化傳播方式,也是一種跨文化的信息傳遞行為,它主要是通過不同的行為規范,將語言進行轉換,利用不同的符號傳達相同的思想。翻譯的終極使命就是將文化從一種語境轉移到另一種語境,并保證最大限度地保持原文意思,不改變其中蘊含的道理,能夠讓別國的人們在自己的語境下進行全面的理解。所以,翻譯又可以被看作是連接兩種語言文化的橋梁,二者的關系密不可分。按照文化翻譯學的觀點,語言是文化的載體,文化是語言的管窺,翻譯則是文化與文化的對話,是譯者在不同規則的符號系統間進行信息傳遞的文化活動。歸根結底,翻譯就是從一種社會文化語境走出來再走進另一種社會文化語境的過程。表面上看是兩種語言之間的溝通,實質上則是兩種文化之間的交融。故文化差異勢必對翻譯有一定的影響。
三、中西文化差異對翻譯的影響
中華文化博大精深、歷史悠久,具有幾千年的文化傳承史,在長期的積累和生活中保留著文化的精髓,語言特點非常鮮明,漢語也以婉約含蓄、簡潔明白為具體特征。《紅樓夢》作為我國四大名著之一,被譽為“百科全書”式的著作,更是有著濃郁的語體風格,再加上文化差異的影響,使得翻譯過程變得尤為復雜。直觀地了解了文化差異與翻譯的相關理論,有必要以《紅樓夢》的楊霍譯本為例,從中西文化差異的具體方面對翻譯的影響進行分析研究,從而加深文化差異對翻譯活動影響的理解,以便更好地欣賞作品內涵將原作的文化特征有效傳播。
(一)生態文化差異對翻譯的影響
地球之大,遍布各個國度甚至是同一國度的不同地域的人們所使用的語言各有特色,歸根究底是由人們所生存的環境所決定的。中英兩國生態環境的差異影響著人們的思維方式和語言也影響著人們的生活方式和飲食習慣。在翻譯活動中,這些差異也影響著譯文的表達。對比楊霍二人對中國名著《紅樓夢》的英譯文,明顯地看出中西生態文化的差異對翻譯的影響。例:對立東風里,主人應解憐。(第十八回)楊譯:Facingeachotherinthesofteastwind!...霍譯:Theirmistress,standinginthesoftsummerbreeze....原文中,“東風”一詞看似很普通的詞語,可是在中英兩位翻譯家的譯文中明顯看出,它的表達用語是不一樣的。楊譯文中,用了直譯法將其譯為“eastwind”,而霍譯文中卻用了“sum-merbreeze”。簡單的一個表示風向的詞語,中英兩位翻譯家的譯文差異竟如此之大!究其原因,只是中英兩國由于地理位置的不同,風向所代表的季節和風的特征就不同。中國位于北緯81度至南緯11度之間,北臨北冰洋、東臨太平洋、南臨印度洋,大陸性氣候特征顯著,季風氣候典型。所以,漢語中的“東風”代表春、夏季節從太平洋上吹來的溫暖而潮濕的氣流。然而,英國地處亞歐大陸的西端,西臨大西洋,東隔英吉利海峽,與歐洲大陸相望,因此源于墨西哥灣的熱帶暖流通過大西洋到達英國的西風溫暖宜人,而從西伯利亞刮過來的東風則比較寒冷。故在英國,“東風”卻指秋、冬季節從歐洲大陸吹來的寒風。在上面例句中,中國翻譯家楊憲益先生因中國的生態環境特點忠實于原文采取直譯法,將“東風”譯為“eastwind”,體現了譯者的主體性,對中國讀者來講,意義簡潔明了,可是對西方讀者來講會誤解其真正的意蘊。而霍克斯則考慮到讀者的感受把“東風”轉換成“summerbreeze”。這種表達方式,即適合中國生態文化中東風代表春夏季節的意象,又表達了其的內涵特征“breeze”,不論是中國的讀者還是西方的讀者都會明白其內涵,沒有形成文化缺失與沖突。同時,地理位置的差異導致人們生活方式和飲食習慣的差異,這種差異對翻譯的影響也不容忽視。例:巧媳婦做不出沒米的粥來。(第二十四回)楊譯:Eventhecleveresthousewifecan'tcookamealwithoutrice.霍譯:Eventhecleveresthousewifecan'tmakebreadwithoutflour.中英兩國地理位置的差異造成了兩國人民飲食習慣的不同。中華文明起源于中國古代中原地區的農耕文化。楊憲益先生祖籍是淮安盱眙(今屬江蘇省淮安市)屬于中國南方,人們以大米為主食,人們也經常用“魚米之鄉”來指物產豐富的地方,現代漢語中也有“巧婦難為無米之炊”一說。所以,對于土生土長在中國南方的楊憲益先生來說,大米是人們一日三餐中的主食,在他的譯文中“沒米的粥”當然就直譯為“amealwith-outrice”。相反,西方文明主要由游牧民族發展而來,游牧生活居無定所,自然就沒有固定的農耕收獲。所以,西方食物的來源主要來自于放牧的牛、馬以及獵物等,還有動物的奶類,即以肉、奶為食。英國是一個島國,海洋環境造就了人們不可能發展農業。所以,英國人食品的主食是牛奶、面包。生活在英國的霍克斯就是根據英國人的飲食習慣把“沒米的粥”轉換成“breadwithoutflour”。由此,我們不難看出生態文化的差異影響著譯者的翻譯方法。
(二)宗教文化差異對翻譯的影響
語言與文化相輔相成,語言以文化為載體而文化又反映在語言的各個方面。從實質上來講,翻譯活動就是語言之間的一種轉換行為,也是不同文化間的轉換活動。《紅樓夢》是中國最有名的古典名著之一,其文化內涵博大精深,尤其涉及到的宗教文化耐人尋味。而宗教乃是社會文化和人類意識形態不可或缺的部分,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特征是不同文化的表征。從某種意義上講,宗教文化貫穿人們的整個社會生活、藝術、傳統習俗,又可稱為是一個社會基本的道德標準或行為準則,這種標準和準則影響著人們的意識形態。在對《紅樓夢》的翻譯中,由于受宗教文化的影響,不同的譯者采取了不同的翻譯策略和方法,充分體現中西宗教文化的差異對翻譯的影響。例:賈瑞一把抓住,連叫“菩薩救我”。(第十二回)楊譯:…heseizedholdoftheTaoistandcried:“Saveme,Bodhisattva!Saveme!”霍譯:“Holyone.Saveme!”Hecriedoutagainandagain.“菩薩”全稱為“菩提薩埵”,梵語Bodhisattva,是典型的佛教用語。“菩提”本源于“菩提樹”因為佛祖就是在菩提樹下大徹大悟的,所以,“菩提”之意又為“覺”或“覺悟”;“薩埵”意為“有情”,有情是指有情愛與情性的生物。故菩薩便是覺而有情,顧名思義,就是要自覺地徹底覺悟并且要有情愛和情意,在佛教文化中國指將自己和一切眾生一齊從愚癡中解脫出來的人,也指信佛學佛之后發愿自度度人乃至舍己救人的人,這樣的人便叫做菩薩。在民間,人們通常把熱心腸的,能為眾人著想的,助人為樂的人成為“菩薩”。在上述的翻譯中,楊熟知中國宗教文化,使用直譯法,在譯文中運用“菩薩”的本源詞匯,保留了原文的宗教文化內涵,對于精通中國宗教文化的讀者來講,這種表達無疑是既遵循了“信”的翻譯標準有達到了“雅”的表達效果。可是霍譯中,卻將“菩薩”替換成基督教里指代的“上帝”將原文翻譯為“holyone”,“holy”意為神圣的;值得尊敬的;值得推崇的;圣潔的,圣徒般的;宗教的,霍譯文中,使用ho-ly單詞完全是受其基督教文化的影響。故,不難看出,宗教文化差異影響著譯者的文化傾向和價值取向從而導致譯文表達的差異。
(三)文化意象差異對翻譯的影響
意象,顧名思義,是“意”和“象”的組合體。“象”者“物”也,“意”者“寓意”也,就是用物來表達語言的真正寓意。通俗地來講,就是用具體的東西來表現抽象的概念。其中,“象”是一種或多種能感觀感知的具體事物,而意則是一種抽象的思想或情感。文化意象不斷出現在各民族的語言里,逐漸形成了一種文化符號,帶有豐富的寓意,深遠的聯想,以多種多樣的表現形式向人們展示了該民族的歷史和文化背景。在翻譯過程中,如果對文化意象的差異處理不當,就會造成文化意象的錯位和丟失,產生誤譯。民族文化在意象上進行凝結,英語和漢語的適用人群不同,地域形成有別,文化意象的差異自然也就非常大。以《紅樓夢》楊霍譯本中譯文為例,即能明白這種差異之大,便能理解中西文化意象差異對翻譯的影響作用。例:早被她外祖母一把摟入懷中,心肝兒肉叫著大哭起來。(第三回)楊譯:…“Dearheart!Fleshofmychild!”shecried,…霍譯:…“Mypet!”and“Mypoorlamb!”burstintoloudsobs.漢語中,人們通常都說兒女是父母的心頭肉,也通常用“心肝寶貝”代指父母疼愛的子女。對原語中的“心肝兒肉”,楊氏采用直譯的方法完全忠實于原文將其譯為“Dearheat!Fleshofmychild”,意在表達賈母對外孫女黛玉的疼愛之情,這完全符合中國的傳統文化,對中國讀者來講,即可心領神會其中的奧妙,可以想象外祖母對外孫女的疼愛程度。而霍氏將之譯為“Mypet”和“Mypoorlamb”。首先使用pet一詞,原意為寵物還指受寵的人,這里用它指代黛玉,表示黛玉就是賈母所寵愛的人。“lamb”本指羔羊,小羊,在圣經中是耶穌基督的象征,喻指溫順柔弱的人。霍克斯使用“poor”一詞來修飾lamb。首先,當時的林黛玉進賈府時母親已經去世,父親也離開了他,她是個孤女,顯得有些可憐,這符合poor的本意。但是,和lamb放在一起有表現出對其的疼愛,且說是意味深長,同時又體現出基督教文化對霍的影響,所以,使用lamb從多方面都體現出西方文化的特色,表達準確,意義深刻,便于西方讀者理解和接受原語的內涵與意蘊。
(四)文化背景差異對翻譯的影響
翻譯作為一種認知的再造過程,難免會出現各種各樣的偏差,翻譯者處于一個獨特的地位,當然會受到自身所處的生活環境的影響,楊霍二人的譯文之所以有差異,很多方面都是由于中西文化差異的影響作用,而文化背景是造成中西文化差異最根本的因素。楊憲益先生是我國著名的翻譯家,受到傳統文化的影響,他的譯文作品則更加具有民族特色,多采用直譯的翻譯方法,運用異化的翻譯策略,希望將原著的意思完整的表達出來。戴衛•霍克斯雖是一位著名的漢學家,但英國的本土文化對他的影響根深蒂固,在《紅樓夢》翻譯上他受英國生態文化,西方宗教文化,社會文化的影響,多處運用意譯的翻譯方法,以讀者為翻譯的目標對象,以交際為主要目的,希望讀者與原作者產生共鳴,能夠實現同樣的讀書效果。例:葫蘆僧亂判葫蘆案。(第四回)楊譯文:Aconfoundedmonkendsaconfoundedcase.霍譯文:Andthebottle-gourdmonksettlesaprotractedlawsuit.“葫蘆”一詞看似很普通,但它的用意并非那么簡單,對其的理解決定著譯文的表達,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對它的理解是不同的,形成的譯文自然也就不同。霍譯文中,將“葫蘆僧”翻譯為“thebottle-gourdmonk”這只是形象地描述了一下主體,而沒有將“葫蘆僧”的真正用意表達出來,也沒有將“葫蘆”之意體現出來,對原文內涵的表達出現了很大的缺失,信息傳遞有誤且使原語文化意蘊淡然無從。對不懂中國文化的讀者來講,對其的理解充其量也就是云里霧里直指其一而不知其二,沒有辦法領會原文的精髓。反之,楊譯文中,正是由于結合了中國文化的背景下,用到了“confounded(糊涂的)”一詞,意味深長,既說明了僧人的特點又說明了案件的實質,凸顯了原文內涵,結構簡潔明了,意義言簡意賅,便于讀者理解原文的真正意義和作者的目的。由此可見,譯者的文化背景差異同樣影響著翻譯活動。
四、結束語
關鍵詞:文化差異;國際化;發展路徑
中圖分類號:G1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14)05-0270-01
一、文化差異與普世價值
(一)文化差異和普世價值的概念
如果要從文化差異和普世價值的關系角度來討論問題,首先我們需要明確什么是文化差異和普世價值。
文化差異是不同文化之間的差別,當他們相遇之時會產生沖擊、競爭及失落等反應。文化差異可能由于宗教界別、種族群體、語言能力、政治立場、社會階級、性別、民族主義、年齡代溝、文學修養、藝術認知、教育程度等之不同,而產生文化差異。可以說造成文化差異的原因是各種各樣的,舉例來說,甚至根植于不同民族所長久以來生存的地理環境等因素,我們比較熟悉的如海洋文化和大陸文化的差異。
普世價值的概念是很難具體做出一個定義的,這方面存在很多的爭論,各個學科都有對于它的認識,但是總體說來,我們可以認為普世價值泛指了那些不分領域,超越宗教、國家、民族,只要本于良知與理性皆為所有或幾乎所有的人們認同之價值、理念。
(二)二者聯系
如果要對文化差異和普世價值的關系做一個簡單的概括,那就是文化差異是不同文化之間對于價值觀所體現出的不同,而普世價值則是人類所共有的價值上的認知。可以說,這是一個相同和不同的關系。我們可能對于猶太教的割禮沒有什么認同,但是對于反戰和平我相信全人類都是有著共同的期盼的。這就是一個文化差異和普世價值的最明顯的例子。
但是需要明白的是,之所以說到了二者的辯證關系,也就是說明了二者之間實際上并不存在一條清晰的界限將其分離。
套用一句簡單的話說二者是對立統一的,并不是說凡是民族特有的存在差異的東西就不包含有普世價值的觀念。比如我們常常說的美國的英雄主義,美國在很多的影視作品和漫畫作品中塑造了無數的英雄,那種可以獨當一面就千萬人于水火之中的人物,或者你可以說這明顯不是一個普世價值的概念,但是我們很難說美國的英雄主義是僅僅屬于這個國家和又或者說這一群人的,實際上面,在每個人的心中,包括所謂的很強調集體主義的中國人心中,也渴望著英雄的出現,和英雄所創造奇跡所帶來的喜悅。交響樂不是中國人創造的,但是這絲毫不妨礙一個沒有多高什么音樂素養的中國人聽貝多芬的《命運交響曲》時所感受的心靈沖擊;油畫也不是中國人所熟悉的,但是這也不影響我們去欣賞梵高畫作所表現出來的對生命的表現。
而反過來說,很多普世價值在各個文化當中所表現的也是存在差異的,比如我們所熟悉的孝道,可以說對于長輩的尊敬已經贍養是普遍認可的一個價值觀念,但是這一點在中國比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體現的更加明顯。中國人的孝道甚至已經遠遠超過了對于長輩的尊敬和禮讓。
二、存在問題及國際發展途徑
(一)存在問題
中國文化產品的最大問題就是找不到一個文化差異和普世價值的平衡點。現有的東西不是過于強調中國的風格、內涵;就是完全模仿國外的作品。單單強調中國的文化就會放大了文化差異的問題,對于一個完全不了解的東西,人們是很難保持興趣的。但是過于強調和國際接軌,就會表現不出來中國的文化特色,也就不能認為是中國的文化產品了。就像動畫片《兔爺傳奇》,你可以說它是中國人做的,但是我覺得它絕對不能體現中國的文化。
只有那種找到平衡點的文化產品才能始終具有生命力和吸引力,真正有國際發展的可能。我們可以舉這樣一個例子,比如我們的器物文化里面有中國結,當外國人不知道中國結是什么意思的時候,他們也許覺得這個東西形式很不錯,看上去很好看,他們只是一種獵奇的心理作用來看待這個東西。但是如果他們了解了形式背后的內涵,這象征著平安、美滿,他們對于中國結的認同就進入了一個新的層次,中國結對他們來說就有了不一樣的意義。當一個東西可以很好地體現中國的文化特色又表現普世價值的時候,那么它就具備了進一步發展的潛質。
特別要注意不要純粹中國化。從文化差異和普世價值的辯證關系我們可以知道,中國的文化產品想要走向世界,探索國際發展途徑的問題在于各個國家、民族是存在文化差異的,這就使得我們要求中國的文化產品體現單單中國特有的文化是不現實的,因為國外的人并不一定了解那么多背后的深意。所以我們必須借鑒普世價值,做出具有普世價值的文化產品,這樣才能讓很多的人更加容易接受。
這一點其實是很好理解的,比如好萊塢賣座的電影《阿凡達》、《泰坦尼克號》都是體現了普世價值中的人與自然的關系、人與人之間的愛、對于災難的態度等等。這樣的普世價值使得全球的觀眾,無論膚色、種族還是國家,接受起來都沒有任何的障礙,因為這是他們在內心當中所熟知的、所認可的東西。
需要注意的是文化的東西,特別是有民族特色的文化,只有在可以給人以相似感和陌生感同時存在的情況下才能贏得贊譽。完完全全的陌生感是不會持久的,比如說中國的國粹京劇,如果說原汁原味地讓國外的人欣賞,也許短期人們圖了視覺上的和形式上的新鮮還有所興趣,但是長此以往絕對不會再有人來聽,因為對于不了解中國文化,甚至是不了解中國戲劇文化的人來說,他們所接觸的文化產品的形式和內容完全都是陌生的,這不會帶給他們絲毫的共鳴。
(二)解決辦法
關于中國文化產品國際發展途徑,我認為可以分為三個階段,但不是一個絕對時間上的順序,而是一個層次上的順序。
首先,形式上的具有明顯的中國特色。我覺著形式是非常重要的,文化的東西往往有形的比無形的讓人接受起來快的多,因為人們很容易對一個自己不是很熟悉的形象、形式感興趣。中國的建筑、繪畫、家具相比較而言就會比中國的電影更加能夠吸引別人的關注,因為它很明顯的在形式上就具有文化的特殊。所以中國的文化產品在最開始的時候,尤其是形式上一定要有中國的文化特色,這里找尋最能體現中國的文化符號非常重要。
接下來,找到文化特色和普世價值的平衡點,做到形式有中國文化特點,內容上體現普遍認同的普世價值。
我前面已經說過了,單單靠形式上的奇異和新鮮感是很難一直吸引人的,我們必須在作品當中體現一種更加為人認同的人文關懷。就比如在影視作品中,體現人類普遍情感的生命、死亡、愛情都是很好的主題。其實國外有很多值得我們借鑒的東西,在影視作品方面,國外的成功的大片幾乎全部都是體現著普世價值的內核。
最后,發掘我們自己的普世價值。也許普世價值是一個基本已經相對完整的概念,但是很多時候它并沒有完全被展現出來。
美國在這方面做得非常好,可以說由于美國在普世價值的宣揚上面的成功,它很多的自身的文化都已近被發掘成了具有普世價值意義的東西,比如我前面提到的美國英雄主義、美國夢,這些都是他們對于自身的發掘。要達到這一步是經過了很多的努力和嘗試的,而當這些漸漸為人所接受的時候,美國人真正輸出了自己的文化,不單單只是具有普世價值的東西,同樣是自己文化特有的東西,當《復仇者聯盟》《黑衣人3》這樣的片子在全球熱映的時候,我們慢慢也接受了美國的幽默,美國的生活方式,我們現在不僅僅看好萊塢的電影,還看美國的電視劇、輕喜劇、脫口秀,也許之后的幾個不是帶有普世意義的,但是的的確確文化卻輸出給了我們。
當我們可以用很強的形式吸引人的眼球,用被人認可的價值觀贏得贊譽的時候,我們可以在這個基礎上面再挖掘一些,人類所共有的,但是在我們身上尤為突出的普世價值。比如歌劇《木蘭詩篇》在國外的巡回演出就取得了不錯的效果,我認為這部歌劇不僅是有著濃郁的中國風,同時很好的發掘了普世價值,木蘭替父從軍的故事不僅僅是中國人才認可的,同時也是人類對于孝的普遍認知。
三、結論
中國文化產品的國際發展途徑,需要由形式上的特色引人注意,需要形式上的特色結合內容的普世價值來為人認同,需要對于自身文化的普世性發掘來以進一步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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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中學英語教學 跨文化敏感度 文獻綜述
一、 語用失誤與跨文化交際
(一)國外研究現狀
語用能力一詞是在語言能力和交際能力之后提出的一個重要的術語及概念,在教學中早已被廣泛使用,但是人們對語用能力的理解和解釋并不完全一致。諸多語言學家對語言能力、語言行為、語用能力及它們之間的關系都有闡述。1965年,Chomsky首次對“能力”(competence)和“表現”(performance)這兩個重要的概念做了嚴格的界定,他認為“能力”指說話人和聽話人的內在語言知識(或稱內有語法),與語言的實際使用(即表現)無關。后來的語言學家則研究得更具體,Widdowson(1989)認為:“能力”有兩個組成部分:知識和技能。這兩個組成部分和Hymes的兩個參數相對應:語法能力(the parameter of possibility)和語用能力(all the other parameters)。英國學者Nattinger等(1992)則反對Widdowson(1989)把語法能力和語用能力看成是并列的組成部分,他們認為,不應把語法能力和語用能力看成是并列的組成部分,應把語法能力和語言表現看成是一個連續體,語用能力知識只是這一連續體中的任意一點。語用能力是語法的延伸,涉及的是語言使用的規則,不僅包括正確的使用語法規則組詞造句的能力,而且包括語言形式在一定語境下正確使用的能力,指學習者在一定語境下創造語法正確的語言表達形式,貼切表達語義或利用語法知識,準確領悟其功能意義的能力(洪崗,1991)。
很多學者都意識到提高語用能力的重要性,對我國的英語教學而言,由于我國英語教學受到傳統語言學、結構主義語言學和轉換生成語法的影響,偏重于語音、詞匯和語法的語言形式教學,單純的語言技能訓練和機械的句型操練充斥課堂,學生雖然掌握了不少語言知識,具備了一定的語法功底和口語表達能力,但實際交際能力不強,使得在實際使用中,不少交際者經常出現言語和非言語行為不得體的失誤,導致出現沖突或誤解(錢冠連,2003)。要提高語用能力,就要減少語用失誤,因為語用失誤可以反映語用能力的強弱。語用失誤越少,語用能力就越強。對言語使用失誤的研究始于英國蘭徹斯特大學的學者Jenny Thomas等。Thomas(1983)將文化不同的交際者在交際過程中因未能準確及時地理解話語的隱含意義而導致的誤解和沖突現象定義為語用失誤。她認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在交際時發生的語用失誤是語用規則遷移所造成的。
(二)國內研究現狀
就語用失誤的成因而言,國內學者大都歸結于文化差異、母語文化因素和語用規則遷移。在跨文化交際中,由于一方(或雙方)對另一方的社會文化傳統缺乏了解,交際雙方各持不同的文化觀點參與跨文化交際,從自己的文化角度揣度其他文化背景的人,結果兩種文化觀念不能相互融合,當發現與自己的預期不同,就會產生文化沖突,出現不恰當的言行。呂文華(1993)認為:“由于學生的母語語用規則和文化因素是自幼習得的,已是他們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準則,對學習和使用外語會形成干擾。”戴煒棟和張紅玲(2000)指出:“文化遷移是指由文化差異引起的文化干擾,它表現為在跨文化交際中或外語學習時,人們下意識地用自己的文化準則和價值觀來指導自己的言行與思想,并以此為標準評判他人的言行和思想。”文化遷移往往導致交際困難、誤解,甚至仇恨。跨文化交際中文化差異和文化因素也是導致語用失誤的主要原因之一(曹春春,1998)。
基于以上的研究,國內越來越多的學者意識到要提高語用能力,減少語用失誤,就應該在英語學習中貫穿文化教學和文化差異的教育,更多的人意識到文化教學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我們應該把文化教學融入英語教學中。韋慶春(2006)提出:“只有了解語言的文化背景,了解文化差異,充分認識并重視文化差異,增強跨文化交際,才能真正提高學生學習語用的素質和語用能力。”于利偉(2010)提出,語言和文化的關系密切,語用不能脫離文化存在,我國的外語教學應該一改只重視語言形式的教學,重視外語國家文化背景的教學,忽略文化背景知識則無法準確運動這種外語,即語用能力大大降低。
二、跨文化敏感度
(一)國外研究現狀
跨文化敏感度是一個多層面概念,它“包括六個要素:自尊、自我監督、思想開放、移情、交際參與度和理性判斷”(Chen&Starosta 2000:1-15)。對于文化敏感度的研究,有R.Hanvey和Bennett對文化敏感度的階段分類,K.Cushner創建了跨文化交際敏感度目錄表。根據陳國明和Starosta的理論,跨文化交際能力由跨文化意識、跨文化敏感度、跨文化技巧組成,其中跨文化敏感是連接跨文化意識和跨文化技巧的核心因素,只有對異國文化有正確的情感傾向,才能激發相應的文化意識,從而在跨文化交際中運用正確的交際技巧,進行有效的交際行為。對跨文化敏感度的研究,被認為是提高跨文化交際能力的起點(畢繼萬,1999)。
Bronfenbrener,Harding和Gallway是最早提出敏感度(sensitivity)的學者,他們認為,對本國文化和對個體差異的敏感是兩個重要的交際能力。Hart,Burks,Carlson和Eadie把敏感看做日常生活中經常用到的思維模式。自1992年以來,各種測量方法開始出現,但由于缺乏信度和效度,往往不被采納。直到1998年,在其跨文化敏感的發展模型的理論基礎上,Bennett和Hammer發展了跨文化發展測量問卷(Intercultural Development Inventory),成為較為有效的測量方法,在美國、亞洲和歐洲廣為應用。(Chen和Starosta 1997:1-16)。Bhawuk和Brislin開發了跨文化敏感度目錄(ICSI),用于測量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兩種文化的跨文化敏感度(Chen和Starosta 1997:1-16)。然而,這份調查問卷的信度和效度均遭到專家的質疑。Chen&Starosta(1997)認為跨文化敏感 (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與跨文化交際能力兩個概念一直混淆不清,兩者缺乏清晰的界限。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他們對跨文化交際能力和跨文化敏感進行了反復研究,認為跨文化交際能力包括認知、情感和行為三個層面。跨文化敏感這一概念即指跨文化交際能力的情感層面。因此,將跨文化敏感定義為:人激發自己理解、欣賞并且接受文化差異的主觀意愿。這一概念應限制在情感層面上。跨文化敏感作為一個獨立的概念,包含以下六個因素:自尊、自愛(self-esteem)、自我監控(self-monitoring)、思想開明(open-mindedness)、為他人著想(empathy)、參與交際(interaction involvement)和理性判斷方式(non-judgment)。根據六個要素組成的概念框架,采用因子分析法,Chen和Starosta開發出測量跨文化敏感度的專用量表――ISS,這一量表的效度和信度都達到了比較理想的水平(邵思源,2011)。
Chen和Starosta認為,跨文化敏感度較高的人與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溝通時,具有良好的自我評價意識(self-esteem),能更快地適應陌生的環境,更樂觀地看待壓力和挫折,更從容地應對跨文化交際過程中出現的各種文化差異。根據以上對跨文化敏感這一概念的定義,Chen和Starosta首先設計了73個利克特量表來測定跨文化敏感的六個特點。他們在留學美國的國際學生中收集到數據后,使用因子分析的方法,減去因子負荷值在0.5以下的49個問題,然后用保留下來的24個問題組成量表,并在這一群體中再次進行有效性和可靠性測試,最后于2000年在雜志Human Communication上發表了該研究所采用的跨文化敏感量表(Fritz,Mllenberg&Chen 2002:165-176)。隨后,Wolfgang Fritz和Antje Mllenberg采用了此跨文化敏感量表,對541個德國學生進行了測評,研究結果證明,Chen和Starosta設計的跨文化敏感度量表具有有效性和可靠性,并適用于各種文化。
(二)國內研究現狀
跨文化交際從上世紀的八十年代開始被引入到中國,到目前為止,已經出版了相關內容的著作和教材幾十部之多,有2000多篇文章在學術期刊上發表。司聯合(1998)提出:“文化教學指與人們交際或外語教學有關的文化知識的傳授,也就是研究兩個社會文化的相同和差異之處,使學生對文化差異有較高的敏感性,并把它用于交際中,從而帶來圓滿成功的交際。當學生了解了更多的中西方文化差異后,他們就不會有頭暈目眩的感覺,而會把文化差異的敏感性成功用于交際中。”司聯合更提出語用能力與文化差異敏感性的關系,文化差異的敏感性高低和語用能力的強弱成正比。隋曉荻和潘麗探討了文化背景對語言交際的影響,采用了1992年Bhawuk和Brislin的跨文化敏感度目錄(ICSI)(孫亞,2002)。周杏英(2007)采用了Chen和Starosta的跨文化敏感度量表,對大學生跨文化敏感度進行了水平測試。像這樣的對跨文化敏感度的測試還有很多,這在后來的邵思源(2011)等人的《一項對高中英語教室跨文化交際敏感度的調查》一文中也體現出來。
三、結語
我們要提高學生使用語言的能力,就要從文化教學入手,提高學生的跨文化交際能力和跨文化敏感度。文化教學指與人們交際或者外語教學有關的文化知識的傳授,即研究兩個社會文化的相同和差異之處,使學生對文化差異有較高的敏感性,并把它們用于交際中,從而帶來圓滿的成功的交際。跨文化敏感度作為反映跨文化交際能力的重要指標,在跨文化交際能力培養體系中備受關注。對其他文化的敏感,是成功進行跨文化交際的首要條件,因此培養跨文化敏感通常被視為提高跨文化交際能力的第一步。 跨文化敏感的測量是跨文化交際培訓的首要步驟,作為跨文化交際能力的重要組成部分,一定的跨文化敏感度對于成功的跨文化交際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培養跨文化敏感度是提高跨文化交際能力的重要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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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經貿翻譯所涉及的文化問題處理是翻譯成功與否的關鍵。常見的一些經貿翻譯文化問題可分為文化欠缺和文化誤譯,而導致這些問題出現的根本原因,是譯入語與源語之間的文化差異。本文通過分析這些文化問題以及產生問題的原因,歸納了四種有效的翻譯策略:加注法、音譯法、意譯法和仿譯法。
關鍵詞 :經貿翻譯 文化 翻譯策略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加速,國與國之間的交流日趨頻繁,世界日益成為一個整體。世界各國的交流涉及多個方面,其中包括經貿方面。21世紀以來,經貿方面在各國的交流活動中占據著重要地位。為了使經貿交流順暢有效,經貿翻譯活動必不可少。經貿活動涉及面廣,覆蓋政治、文化、經濟、法律等多個領域。在經貿翻譯活動中,由于各國文化的不同,在文化問題上的處理顯得至關重要。
一、經貿翻譯中存在的文化問題
文化與人們的生活息息相關,自人類有了語言起,就有了文化。在進行各類題材的翻譯時,文化問題總是不可避免的,經貿翻譯也是如此。例如,在翻譯一家公司的產品廣告時,產品的名稱和廣告語中就會包含各種文化背景。這些文化背景是否能準確地傳達給譯入語讀者,是這則廣告翻譯成功與否的關鍵。現在的一些經貿翻譯在處理其中的文化背景時,主要包括兩方面的問題:一是文化欠缺,二是文化誤譯。
(一)文化欠缺
文化欠缺是指將源語文本翻譯到譯入語時,原本存在的一些文化背景在譯入語中有所欠缺。源語文本中包含的文化背景極為重要,若在譯入語中有所欠缺,會導致源語信息缺失,降低翻譯質量,阻礙目的語讀者獲取信息,從而影響交際目的的實現。如:在一段經貿翻譯材料中,涉及到了中國有名的“杜康”牌酒的廣告語“何以解憂,唯有杜康”。曹操《短歌行》中的“杜康”在中國文學史上成了酒的指代。在翻譯“杜康”一詞時,有些譯文直接采用“杜康”的拼音“DuKang”。若直接譯為“DuKang”,目的語讀者缺乏中國文化背景,可能會對此一無所知,更體會不到這背后的酒文化。這樣,交際目的就沒有達到,因此譯文在此處應加上注解,解釋“杜康”一詞。
(二)文化誤譯
經貿翻譯中的另一種文化問題是文化誤譯。由于不同國家的地理環境、風土人情、政治因素等存在不同,在進行翻譯活動時,如果不了解源語文化和譯入語文化,就可能造成文化誤譯,也會導致交際目的的失敗。如中國的一個電池品牌“白象”,若直譯,則為“white elephant”。大象性情溫柔,又力大無窮,能遠行,能負重,在中國以及東南亞一些國家都被視為吉祥的象征。而“w h i t eelephant”在英文中卻有“龐大而無用的累贅”之義,這與中國文化中“象”的寓意完全不一樣,如果直譯,就會產生文化誤譯的現象。
中國翻譯家嚴復在《天演論》序言中談到,“譯事三難:信、達、雅”。此后,“信、達、雅”成為了翻譯的標準。無論是文化欠缺,還是文化誤譯,都沒有將源語文本中的文化背景準確地傳達出來,都沒有達到“信”的要求。因此,在經貿翻譯中,要杜絕這兩方面問題的出現。
二、經貿翻譯中存在文化問題的原因
上文提到,經貿翻譯之所以會出現文化欠缺和文化誤譯兩種現象,歸根結底,是因為源語文化和譯入語文化的差異,這種差異大致可分為文化背景的不同和思維模式的不同。
(一)文化背景的不同
不同的國家在其漫長的發展過程中,由于地域、政治、歷史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因而就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例如,在中國文化中,數字“9”是能給人們帶來吉祥的數字,因為“9”與漢字“久”諧音,寓意“長長久久”;“8”也是吉利的數字,因為與中國一些地區的方言“發”諧音,義指“發財”“財源滾滾”。而這些數字的寓意在西方國家是沒有的。又如“孔雀”姿態優美,羽毛多彩絢麗,在中國文化中象征著優雅、漂亮。但是在英語中,“peacock”有“愛炫耀,愛虛榮”之義,“as pride as apeacock”——“孔雀般虛榮”。在翻譯過程中,對于源語文化和譯入語文化有所差異的詞應尤為注意。
(二)思維方式的不同
文化滲透人們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各個方面,自然也包括思維方式。思維方式的不同也會影響文化的發展。例如,在漢語里,為了使文章具有音韻美,一些意思相同或相近的疊詞出現頻率較高。這些詞盡管意思大同小異,但是讀起來瑯瑯上口,絲毫不給人冗余感。在英語中,卻很少出現這樣的情況。英語力求具體簡潔,重復使用意思相似的詞會給人多余之感。
三、處理經貿翻譯中文化問題的策略
為了使譯文符合“信、達、雅”的標準,將源語文本所蘊含的文化背景準確恰當地傳達出來,使譯入語讀者獲得與源語讀者相同的感受,最終實現交際目的,在處理經貿翻譯中的文化問題時,大致可以采用以下幾種方法:加注、音譯、意譯、仿譯。
(一)加注
加注譯法是指針對源語文本中的一些詞或句子,在譯文中添加一定的解釋性話語,讓譯入語讀者獲得更準確的信息。這種方法適合于源語文化和譯入語文化存在文化差異的情況。例如:
(1)曹州城內有一隅首,名曰“尤之女”,據傳尤之女釀得一手好酒,偶被孔子一飲,贊曰“圣賢至美”!故得名“圣酒”。(曹州圣酒)
There is an intersection named“Girl Youzhi”in Caozhou City.The story goes that Girl Youzhi madea good drink of liquor which Confucius drank byaccident.He praised this Liquor as a delicious one.So it got its name as Liquor “Shengjiu”.[1]
孔子在中國是家喻戶曉的文化名人,對于孔子及其儒家文化,中國人非常熟悉,但是對于缺乏一定中國文化背景的西方人來說,若單純譯為“Confucius”,讀者對此可能不甚了解,所以,應采用加注譯法,譯為“Confucius,the great ancient Chinese educator”。
(二)音譯法
音譯法是指根據源語的讀音,在譯入語中重新創造一個與源語讀音類似的詞,能最大限度地保留源語文本的音韻美。如:“美加凈”-“Maxam”,“Glory”-“歌莉婭”,“Maybelline”-“美寶蓮”,“Coco Cola”-“可口可樂”,“hacker”-“黑客”,“pizza”-“披薩”等等,都是音譯的例子。
(三)意譯法
由于漢英文化的差異,有時候同一個表達在兩種文化中的意思完全不一致,若直譯,則會造成文化誤譯的問題。此種情況適宜采用意譯法。意譯法是指在忠實于源語文本的基礎上,擺脫源語的語言結構束縛,傳達源語文本的意義。
(2)江蘇已成為外向型經濟發展的一個熱點地區 。
Jiangsu has become a hot spot for its development of export-oriented economy.[2]
據《現代漢語詞典》解釋,“熱點”是指在某個時期非常引人注目的地方或者問題,毫無“危險、沖突”之義;但是“a hot spot”根據《牛津高階字典》解釋,是指一種“艱難或者危險的情形,或者有政治等問題產生的地方”。由此可見,中西方對于熱點的理解完全不一樣,因此,“a hot spot”應改為“a focus of attention”,避免文化誤譯。
(四)仿譯法
在處理文化問題時,仿譯法是非常有效的。仿譯法指在譯入語中用一個常用的習語或句子來翻譯源語中帶有文化背景的語句,達到一種語言風格、文化意義對等的效果。例如:
(3)Tasting is believing.
百聞不如一嘗.[3]
(4)車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豐田車。
Where there is a way, there is a Toyota.[4]
第一個句子套用的是“seeing is believing”,而在漢英中剛好有“百聞不如一見”這個表達,譯文同樣套用漢語的這個表達,“百聞不如一嘗”,這樣譯文就與源語文本一樣,在結構上一致,并兼具音韻美。第二句中“車到山前必有路”是人們熟知的習語,該廣告之所以用這個結構,是希望用熟悉的習語來引起消費者的共鳴,而英文中有“where there is a will,there is a way”,同樣為譯入語讀者所熟知。
簡言之,經貿翻譯涉及的題材豐富,有些經貿題材的翻譯在文化上處理得不夠妥當。要恰當地處理這些文化問題,應先找出造成這些問題的原因,再對癥下藥,尋找合適的翻譯策略,最終將源語文本的文化背景傳遞給譯入語讀者,實現翻譯的交際目的。
(本文為湖南省社科基金外語科研聯合項目“言外之意翻譯的關聯理論視角”[項目編號:12WLH48]的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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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全世界很多區域都在進行對于二戰結束五十周年的反思和紀念。在這個年頭里,和日本的知識界并沒有表現出對于這一事件的共同性立場,相反,除了少數有識者之外,在各種形式的合作中,中國和日本的知識分子基本上回避正面觸及這段歷史所造成的感情創傷,以知識的態度對待這段歷史。于是,自己管好自己的事,成了一個約定俗成的潛在前提。與此相關,1995年也是中國普通公民又一次強化戰爭記憶、燃起民族仇恨的年頭。各種形態的有關歷史的回憶,使得中國人特別是年輕一代中國人在感情上加深了與日本的對抗情緒。與此同時,全球化也已經進入了中國人的生活,它很快帶來了文化上的全球化要求,于是,中國人從日常生活到感情和文化選擇,都發生了潛移默化的變化。既有的價值觀念還在,但是它們已經被結構進一個完全不同的序列里,從而發生著不同的作用。
當全球化被語焉不詳地不斷復制為一個既定前提的時候,有關全球化的了解反倒被擱置起來了。特別是全球化與"普遍性"、"國際性"等概念聯系在一起的時候,對于中國人來說,最緊迫的任務被理解為與國際"接軌",并由此衍生出所謂國際化與本土化兩種立場。但無論是哪種立場,都忽視了一個最基本的,那就是全球化過程將帶來的不是本土文化的開放或者消亡,而是本土文化的重新結構,在這個重新結構的過程中,本土文化的實體性將要受到挑戰。
本文所要討論的不是全球化本身的定義問題,而是在中國知識界普遍接受了全球化這一前提下所出現的一些基本狀況;我認為,這些狀況反映了某些誤區的存在,它們集中地體現在"跨文化"對話的活動當中。實際上,在近年來中國的"跨文化"活動中,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大多被理解為某種實體,開放文化和固守文化只是在對立的兩極上強調了文化的實體性而已,因而,全球化的過程所帶來的本土文化的自我否定和重新結構的可能性,被這種實體化的思維方式遮蔽殆盡,它基本上變成了一個輕松的敘述。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經過兩年的準備,在1997年,在少數中國和日本知識分子之間,開始了一個非常艱難的對話過程。我們給這樣一個對話的嘗試命名為"知識共同體對話"。不言而喻,主要發起人和參加者試圖在這樣的對話中建立的,是一種跨文化的共同性知識立場。這一嘗試所試圖面對的,則是在輕松的全球化敘述和謹慎的跨文化對話背后所隱藏著的、存在于中國和日本社會與知識界之間的尖銳的文化沖突。通過對這種文化沖突的觸及,我們希望能夠揭示全球化認識背后所隱藏的思維方式的誤區,從而勾勒全球化文化互動的真實狀態。我們非常清楚,文化差異的表述通常被一些似是而非的假象所遮蔽。這種遮蔽導致的后果恰恰是被遮蔽的差異和矛盾的深刻化和白熱化。僅就中國和日本而言,在兩國的知識界之間進行的"文化交流"一直令人目不暇接。特別是進入90年代,以各種面目呈現的學術交流和友好往來似乎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熱鬧程度。但是,在各個層面的交流之中,有一些被自覺回避的問題總是會以人們最不情愿的方式爆發出來;而其中的核心問題,就是戰爭歷史的責任問題。這是一個始終未能在中國和日本的文化交流中獲得明確定位的問題。這樣說倒不是意指這個問題沒有得到討論,或者沒有得到注意,而是說這個問題一直沒有找到合適的和真實的表達途徑。所以,在各種正式和非正式的場合,有關戰爭責任問題的交鋒往往會突如其來地爆發,又被突如其來地壓抑。與此相關,如此頻繁的文化交流,其實卻是在非常狹窄的思路中進行的:所謂"專家式對話"是構成文化交流的基本模式。在這個模式中,只允許就一個方向展開話題,比如兩國中國學家的交流或者日本學家的交流是最典型的例子:這種交流只以話題所依賴的某一方文化為基礎,而相互之間的文化差異則僅僅被視為背景從而被虛化或擱置,只有當討論無法順利進展的時候,文化差異才被作為"退路"提出來,它的作用又往往在于以文化特殊論堵住另一方發言者的嘴:關于我們自己的問題,只有我們才了解。毋庸置疑,這樣的模式沒有給文化沖突準備余地,而且通常由于話題的設定是在一種文化內部,而這種文化又被視為是自足的,所以來自該文化的學者就無形中充當了"先生"的角色。也由于同一個原因,作為專家式對話的伴生現象,跨文化的學術交流常常會引起一些潛在的糾紛,而這些真正的文化沖突基本上被視為附加的問題被草率處理掉,從未構成討論的主要對象。這使得跨文化交流的友好表象建立在極其虛假的層面上。
出于上述種種原因,我們認為,建立一個真正意義上的跨文化知識空間,把一直被遮蔽的文化沖突和文化差異問題推到前臺,是一個迫切的課題。為此,我們在"知識共同體對話"的起點規定了如下幾個基本的前提:
[關鍵詞]電影 文化沖突 刮痧
引言
《刮痧》這部影片的再生產我們可以看到這樣一個事實,由于時空上的差異,造成文化、觀念上的不同而表現為行為上的沖突。差異性從時間上來看,主要表現為國家間的傳統與現代兩者的矛盾。這不僅是局限于中國或西方世界抑或東西方,而是全球性的。從空間上來說,由于各國在地域、歷史、政治、經濟等方面的原因造成了中西方的差異,表現為民族傳統精神背景、文化背景、哲學背景。這種差異性不可能避免地存在衍變為沖突。但由于全球化的形成和人類文化的共趨性使這種差異性最終走向互解和融合。
1《刮痧》中的中西文化沖突
1.1 文化沖突在電影策略方面的表現
《刮痧》是一部以中外文化沖突為由頭,卻始終在講著中國人自己的故事的影片《刮痧》中最具代表性的事件是“刮痧”(治病)和“打孩子”(管教)兩件事,這是典型的中國人從肉體到精神上對人表示愛心的方式,表現中西方不同文化認知,教育方式和關注方式的事件,或許也集中體現了中國文化思維和行為特征。這在戲劇結構上構成了一個契機。當中國文化的方式被放置到異域的美國文化時空中時,一種文化認識的可能性與必然性就當然爆發了。作為電影作品的戲劇也就隨之出現了,就電影的戲劇而言,這是戲劇沖突和矛盾的巧妙起點,也是電影主題和傾向性展開的基本點。影片從兩種文化的沖突入手營造了故事發展的情境,卻并未順著這條路走下去。而很快轉入了情與理的沖突,從此展開發展脈絡。在接下來的故事中,矛盾的重心始終放在法律與人情的對立上。不知不覺間,中國人的骨肉親情成了該片表現的主要情節,觀眾在觀影的過程中始終被牽引。他們認同許大同的角色視點,為許家的分離和團聚唏噓不已,而影片所要表達的那一點文化的,理性的微光早就隨著人物感情的起起落落消失在視線之外,而在人物設置上,《刮痧》也采取彌合矛盾的策略。許大同一家遭遇純粹是誤會引起,之后他們想方設法的要解除誤會。戲劇化的故事,緊張的節奏,煽情的情節,夸張的表演,大團圓的結局,為了更好的表現文化沖突,鄭曉龍把拍攝地點選在了“以居民的頑固著稱的密蘇里州”,而不是自己熟悉的紐約或影視人才集中的洛杉機,因為這兩個城市“太國際化”,“根本不能代表真正的美國文化,在美國人眼中他們什么都不是”。其潛臺詞是,真正代表美國本土文化的地方,對外來文化是排斥的。而這也恰恰證明所謂的“文化沖突”絕不僅僅是外來文化者的主觀感受,具體到《刮痧》這部影片,不僅中國本土觀眾會關注文化沖突這個主題,美國本土居民因其對外來文化的排斥感,也會對其感興趣。
1.2 文化記憶與主體認同的沖突
中美文化沖突中蘊涵的權利政治創造了刮痧的文化神話,也造成中西文化種族話語的對抗。兩種文化都試圖壟斷刮痧神話的知識建構,從而控制文化話語的權利。對兩者來說,刮痧本身具有的技術或醫學意義已經不太重要,重要的是其文化和身份在玄學意義上的意指,也即刮痧神話對身份建構所具有的意義。因此,刮痧神話不僅是兩種文化種族意識的主戰場,也是兩種單一性集體文化身份對抗的直接體現,而對于移民個體來說,則更多的表現為文化記憶與文化選擇之間的沖突。刮痧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部分,代表著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異制之處,其神話內涵是中國文化身份的特征。對于許大同這一代移民來說,當他們踏上美國之時,便與中國文化相隔萬里,在美國生活多年以后,過去的文化記億變得越加模糊,身份也變得游離浮動,他們只能生活在破碎的歷史記憶與文化選擇的交叉地。刮痧沖突的發生,一方面徹底打破了許大同對美國夢精神的盲目認同,另一方面也使他清醒的認識到自身的身份問題,以及刮痧對在異國他鄉回歸文化身份的重要意義。對于他來說,刮痧是解決其身份問題、回歸中國文化的唯一途徑’如果他放棄為刮痧辯解、在法庭上接受西方知識話語的裁決,無異于背叛自己的文化記憶、放棄中國文化集體身份操守:而如果他堅持刮痧的合法性,則不僅是在捍衛刮痧療法與中國文化,同時也表明了自身向集體身份的回歸以及中國文化的認同。在刮痧沖突中,移民身份與文化選擇的復雜問題暴露無遺。刮痧神話,引起另外中美文化的對立和兩種集體身份的較量。在對抗中美兩種文化不但致力保持各自的集體文化身份,而且試圖控制移民主體的個體身份,強迫其在沖突中做出身份的選擇。
1.3 中西對“刮痧”理解的沖突
中國文化博大精深,陰陽概念的不同闡述就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種表述,就與中國文化相對而言,西方文化被我們認為是一種異質文化,當中國文化中的陰陽概念遭遇異質化時,文化沖突就不可避免。在《刮痧》中,許大同在法庭上試圖對刮痧進行解釋’“這是一種傳統的中醫療法,中醫認為,人體的七經八脈,就像無數條小溪流向江河。人的身體是一個復雜的生命脈絡,氣在全身流動,氣沉丹田。”許大同基于人體對人生病的理解是一個陰陽調和的過程。但美國人聽了許大同的解釋后感到莫名其妙,不知所云。能被美國人所接受的用現代科學話語解釋的刮痧的理解的概念是“凡是針灸。按摩能治的,刮痧都能治。它應用的是熱脹冷縮的原理,通過刮痧造成局部毛細血管擴張,以增加血容量和血流量,有利于促進血液循環,改善或重建人體自然生理循環系統。而丹尼斯背上因為刮痧留下的淤痕被美國醫生認定為是受到了虐待,把身體上的淤痕僅僅解釋是為了治病,這是西方人所萬萬不能接受的。在中醫學中,這種經絡學說實際上是一個實證的東西。也是一種科學的東西,是一種陰性的科學,中國特色的科學。而西方人覺得只能夠拿外部的一個儀器去證實。去觀察。沒有想到過人的本身也可以是一個實驗儀器。不同的文化體系和文化背景,決定了來自于不同文化的人對另一種文化如何選擇,如何切割,然后又決定了他對其認知和理解。然而文化沖突所帶來的震撼是巨大的。我們所能做的就是如何在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中架起一座橋梁,讓異質文化中的人相互理解,從而實現文化間的理解與溝通。
2 《刮痧》中折射的中西文化差異
關鍵詞:語言教學;文化教學;培養;跨文化交際;能力
中圖分類號:G64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0845(2007)06-0027-02
收稿日期:2007-02-12
作者簡介:劉百寧(1965-),女,西安人,副教授,從事語言學及大學英語教學研究。
語言是文化的載體,是人類用來表達思想、傳遞情感的交際工具。語言以不同地區、不同民族、不同社會集團內社會成員的共同認可為前提,以約定俗成的方式,形成各種語言符號或書寫符號,加上各種組合規則和表現形式,反映出使用該語言的民族的地域特征、經濟發展、風土人情和社會習俗。“文化是一個復合的整體。其中包括知識、信仰、藝術、法律、道德以及做為社會成員而獲得的任何其他的能力和習慣”(Edward Taylor)。不言而喻,語言反映社會文化,同時受到社會文化的制約。正如美國著名人類學家Goodenoungh指出的,“一個社會的語言是該社會文化的一個方面,語言和文化是部分與整體的關系。”早在20世紀20年代,美國語言學家Sapir就曾指出:“語言有一個環境,它不能脫離文化而存在,不能脫離社會繼承下來的傳統和信念。”不同的民族有著不同的社會文化背景和風俗習慣,了解語言所承載的文化有助于從文化意義的角度準確地再現原語文化所要傳達的意義、形式及風格。
一、文化教學的重要性
不同的民族有著不同的社會文化背景和風俗習慣,了解語言所承載的文化有助于學習者學習、掌握并應用該語言進行口頭和書面的信息交流,同時增強語言學習能力,提高語言綜合文化素養。大學英語教學要注意培養學生的跨文化交際能力。這種能力包括正確運用該語言的能力、對文化差異的敏感性、寬容性以及處理文化差異的靈活性能力。據此,教師在課堂上除了教授語言知識外,適時、適度地導入相關的文化知識是非常必要的。
由于中西文化在風俗習慣、、思維方式、道德觀、價值觀等方面存在著很大的差異,加之語言是客觀世界的反映,因此,中西方文化內涵的差異必然會造成詞義、句義、聯想意義、比喻意義等語言現象的差異。如文化中的習語。習語的意義往往借助本民族的歷史文化典故而形成,約定俗成地構成整體意義。形容一個人“脾氣倔強,不肯輕易改變主意”,在漢語中說“犟得像頭牛”,而英語中則用“as stubborn as a mule”(犟得像頭騾子)。再如“meet one’s Waterloo”(一敗涂地)Waterloo(滑鐵盧)是比利時中部的城市,1815年拿破倫(Napoleon)的軍隊在此大敗,之后便用Waterloo一詞來表示巨大的失敗。因此,如果不了解其相關文化背景,在語言交際過程中會不可避免地遇到文化障礙,甚至造成文化休克(culture shock)。
語言的學習過程就是文化的認知過程。著名語言學家Brown(1987)認為語言學習者失敗的原因很多,但主要是沒能把文化學習和語言學習有機地結合起來。
1.思想認識不到位。大學英語教學中此類問題尤為嚴重。教師們普遍認為教學課時少、任務重,不可能滲透文化教學內容,況且大學英語四、六級考試很少涉及此類試題;更有教師認為文化教學只是英語專業學生學習的內容,與大學英語教學無關。因此,教師在教學中往往沒有把教授語言知識和文化知識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
2.考試體制誤導了大學英語的教學模式和學習者的學習方法。學生在學習過程中過分依賴教師,習慣接受“填鴨式”的教學,缺乏學習的主動性。目前,由于等級考試的影響,學生很少利用課余時間讀有關英美文化背景知識方面的書籍,而是將大部分時間用于背單詞、短語、句型和大量做模擬題上。
3.教材內容單一化。長期以來,大學英語教材受國內政治氣候的影響較深。數年前學生使用的教材內容大多是一些對話、小故事、短劇、科普簡介等方面的文章。雖然教材的題材多樣,但內容單一,學生所接觸的并不是豐富多彩的、深入目標語社會的語言材料。由于教材講述的主要是勵志性的素材,所以盡管學生學的是英語,但其思想內涵卻還是中國文化。這樣,在日常教學中,語言和文化被人為地隔離開來。
綜上,既然文化可以分為知識文化和交際文化,那么,在大學英語教學中,教師就既要增強自身和學生的跨文化意識,又要注重培養學生的跨文化交際能力,從而改變我國外語教學“事倍功半”的現狀,實現英語的教學目標――培養學生的英語綜合應用能力,使學生在今后的工作和交往中能用英語有效地進行口頭和書面的交流,以適應今后工作特別是國際交流的需要。
二、樹立明確的跨文化意識,培養跨文化交際能力
Tomlinson(1998)認為,語言學習是一種“領悟過程”(conscious process)。在此過程中,有兩種本質不同的學習:直接學習和大量的語言學習,前者是“顯性”的(explicit);而后者是“潛意識”的(subconscious)、“隱性”的(implicit)。語言學習的過程是知識逐漸積累的過程,而交際能力培養的過程是“隱性”的、逐漸學習和應用知識的過程。在熟悉語言學習過程和語言應用能力的培養過程,了解語言和文化關系的基礎上,必須增強教師自身和學生的跨文化意識,培養學生的跨文化交際能力。
大學英語教師在教授語言知識和培養學生的語言能力的同時,既要做到不放棄知識文化的積累,又要加強交際文化的學習。交際文化的傳授應該從日常生活的各個方面入手,教師應將語言材料置于豐富多彩的文化背景之中,讓學生在發現、了解、對比、領悟、使用中掌握英漢語言在語言形式和風俗禮儀、、思維方式、道德觀、價值觀等方面的差異。語言教學不能脫離文化教學而獨立存在。既然外語教學過程是一種特殊的認知過程,那么,培養學生的跨文化交際能力就顯得尤為重要了。因此,在大學英語教學中,重視英語中的文化內涵,調動學習者的積極性,激發他們的英語學習興趣,而且教學相長,有利于教師和學生文化素養的提高。首先,要實現英語教學的最終目標,改革考試評價體系,在試題中增加文化方面的內容,是實現語言教學和文化教學交融的前提。其次,改變原有的教學模式,采用語言教學與文化教學緊密結合的新教學模式是實現英語教學目標的主要途徑。教師在講解課文時不能只停留在語言符號的表層含義上,應同時向學生傳授語言符號中隱含的深層文化內涵,從而使學生對西方文化的認識從文化知識層面提升到文化意識層面。據此,教師在傳授英語基本語言知識的過程中,應該注意下面幾點:
1.以教材為核心,進行語言文化基礎教學,引導學生了解中西文化的差異,達到打好英語語言應用基礎的目的。為此,要通過對語音、詞匯、語法結構、篇章結構、修辭等基礎知識的學習,使學生了解文章中蘊涵的文化意義以加深對文章的理解;要緊扣教材包中含的文化信息,進行基本的英漢語言文化的比較,使學生了解二者的語用差異,力求運用得體。
2.以課文和練習為線索,補充一定的文化教學內容,重在語言與文化教學的整合,培養學生的跨文化意識,提高學生的語言綜合應用水平和能力。教師可結合教材和補充內容,系統地比較中西文化之間的差異,培養學生對文化差異的敏感性和寬容性;要通過語言與文化教學的結合,使學生更好地了解英美文化及其他國家、其他民族的文化,如民俗、、思維方式、道德觀、價值觀等以及文學、藝術、經濟和自然環境等;要進一步加深對母語文化的認知,逐步培養學生形成相應的文化視角;還應引導學生養成自覺的文化意識,并將其正確應用于日常會話交流和書面交流。
3.以教材為核心,加強文化教學的比重,在了解中西文化差異和培養學生跨文化意識的基礎上,逐步培養學生聽、說、讀、寫、譯等方面的跨文化交際能力。教師可組織并鼓勵學生參加各種跨文化交際活動,培養學生正確理解和評價異國文化的能力;加強文化教學,使學生了解一定的英語國家物質文化、制度文化、習俗文化和精神文化等異域文化,培養其綜合、概括和整合能力,以避免學生在交際活動中的錯誤和尷尬;培養學生在跨文化交際中準確地接收對方信息和及時準確地發出信息的能力,使學生具有處理文化差異的靈活性。
總之,語言和文化教學本來就應該是一體的,而且是貫穿于整個英語教學的主線。對教師而言,它是通過語言基礎教學和跨文化意識培養,從而實現跨文化交際能力培養的教學實踐過程;對學生而言,它是一個由點到面、由表及里,將語言知識內化為自身素質,并逐步轉化成跨文化交際能力的學習發展過程。所以,在大學英語語言教學實踐過程中,應當將語言教學和文化教學視為一個整體,二者只是在實踐過程中根據不同教學階段和教學內容有所側重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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