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齡化帶來的市場機會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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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老齡化帶來的市場機會范文

關鍵詞：老齡化 老齡產業 療養服務貿易

在《聯合國2003年全球人口報告》中指出，人口過快增長和老齡化是當今世界無論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所面臨的主要人口問題。世界上許多國家、特別是發達國家同樣面臨著人口老齡化的問題。我國實行改革開放，建立并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一直致力于“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的開發和利用。既然老齡產業是在開放的市場經濟環境中成長并發展起來的，那么加強合作，并用開放的眼光尋求解決老齡化所帶來的諸多問題應成為一條重要的途徑。

療養服務貿易問題的提出

二戰后，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世界各國的人口再生產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的傳統類型逐步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的現代類型轉變，由此形成人口年齡結構從“年輕型”向“老年型”過渡的結果。特別是發達國家，普遍進入了老齡型社會。依據聯合國有關規定，一個國家65歲以上的老年人在總人口中所占比例超過7%，或60歲以上的人口超過10%，便被稱為“老年型”國家，我國于2000年跨入了這一行列。但是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我國老齡化有著自身獨特的特征，有學者將我國老齡化特征概括為“二高三大”，即高速、高齡；老年人數量大，老年人扶養比大，地區差異大，真實地反映出我國老齡化的現狀，同時也表明老齡化將給整個社會和經濟發展帶來巨大挑戰。

隨著社會發展，我國人口老齡化將經歷快速老齡化、加速老齡化和穩定的重度老齡化三個階段。2030年到2050年是我國人口老齡化最嚴峻的時期；而到2050年，老年人口總量將超過4億，需要撫養的老年人口將占人口總數的40%-50%。屆時，重度人口老齡化和高齡化將日益突出，我國將面臨人口老齡化和人口總量過多的雙重壓力。

雖然老齡化一定程度上可以減輕就業壓力，提高就業水平，但也會造成勞動力比例下降，形成勞動力供求不足的新矛盾。加之過去人口高增長帶來的“人口紅利”終將消失，由此導致勞動生產率和經濟增長的下降。不僅如此，老齡人口的過快增長提高了社會負擔系數，客觀上成為制約經濟發展的一個因素。目前我國的老年扶養比為0.11左右，即大約9個多勞動年齡的人就要供養1個老人。據測算，到2050年將上升到0.4左右。如此高的社會負擔系數需要強大的經濟實力和社會保障作支撐，也決定著傳統的居家養老方式難以維繼。而到2005年底，我國養老金“空賬”已達八千億。這需要大量的養老資金投入，但同時，我國人口老齡化速度加快，提前步入老齡社會使得老齡化超前于經濟發展水平和現代化，與發達國家在基本實現現代化的條件下進入老齡社會相比，我國成為世界上惟一進入老齡社會的發展中國家，具有典型的“未富先老”的特征。這種狀況表明在解決老齡化問題上我國面臨著嚴重的資金缺口。

老齡化也同時引發了嚴峻的產業結構矛盾，集中體現在與老齡人口消費需求相關的第三產業發展滯后上，包括醫療保健、生活撫養、休閑娛樂等方面。由此導致的結果是一方面存在前景廣闊的老齡市場，但另一方面卻對老年市場多元化的需要供給不足，同時又需維系并加強老年市場的購買力。更為重要的是，我國人口老齡化還存在地區發展不平衡、城鄉倒置顯著等特征，與經濟發展水平的地區差距及養老方式的城鄉差異交織在一起，使老齡化問題愈加復雜、艱巨。

上述分析指出的種種矛盾是化解老齡化危機不能回避、必須正視的問題。然而事情總有利弊的兩面。因為在壓力背后是開拓老齡市場和老齡產業的機遇，這必將對我國產業結構和消費結構帶來巨大的影響。但是問題的關鍵在于，老年人口的不斷增加確實形成了相當規模的市場需要，但那僅僅是一種潛在的市場，要真正形成市場供求，就需要老年人具有持續且具有一定水平的購買力，從而推動老年市場供給的增加及老齡產業的發展成熟。

療養服務貿易是指以國外人口、特別是老齡、高齡人口為主要服務對象，以醫療保健、旅游、休閑消費、養老托老等綜合服務功能為主要內容，以創匯為主要目的的新型國際服務貿易。最早提出發展療養服務貿易的設想是在上世紀末。然而由于發展條件和認識條件所限，并未在實踐中引起重視。近年來，經濟的繁榮增長和老齡化趨勢的進一步加劇使得從人口、市場、產業等多重角度的綜合審視具備了較為充分的條件，因而該領域的發展也正日益受到社會各界的關注。

療養服務貿易潛在的國際市場

目前跨國醫療、旅游、養老的人數不斷增加，全球“醫療旅游”人數已經上升到每年數百萬以上。到2010年，國際“醫療旅游”行業的年營業額將上升到400億美元。發達國家醫療保健費用高漲，為亞洲的醫療服務公司提供了賺錢的機會。如面對日本老齡市場巨大潛力，東南亞各國政府紛紛放遠眼光，在住房、醫療、旅游等領域制定中長期計劃。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菲律賓和泰國已經修改了移民、稅收和房地產購買的法規，以吸引富裕的外國退休者。雖然醫療旅游并非等同于療養服務貿易，但它是療養服務貿易的重要部分，由此可見開拓這一市場的巨大前景。

從產業屬性來看，療養服務貿易屬于消費者服務貿易，其不僅包括對相關服務供給能力的規定，從而對國內產業、消費結構和水平以及發展趨勢有所要求，同時又需要順應、吸引、引導外部需求以形成市場。而它也不同于一般服務貿易，需涉及自然人較長時期的跨境移動以及多方面的綜合服務內容，所以需要更多的法律保障和國家之間的合作。由此來看，發展療養服務貿易需要從供給與需求及外部條件和環境進行綜合審視，其自身較強的專業特征使得除消費者的消費能力及服務的相對價格這樣的決定需求強弱的因素外，消費者對服務的評價越加困難，所承擔的風險逐漸加大，因而消費服務的尋找及經驗特征減弱，信任特征加強，因此對相關服務質量和水平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我國發展療養服務貿易的可行性分析

療養服務貿易則從開放經濟的視野下為解決我國老齡化問題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和途徑。我國在開拓療養服務貿易新領域中較之開發“醫療旅游”的東南亞各國，除了共同的有利環境外，更有著自身厚實的優勢和基礎。主要表現在：

（一）療養保健資源是療養服務貿易的優勢和前提

首先必須充分發揮我國豐富而獨特的療養保健資源的功效。這些資源涉及自然、技術以及社會人文各方面，其中以自然及技術資源為基礎，以社會人文資源為依托，形成療養資源層級、互補結構。具體而言，我國地域遼闊，自然療養資源豐富，以這些資源為基礎已經開發出眾多旅游度假及療養勝地，為發展療養服務貿易奠定了基礎。此外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及民風民俗等對療養及形成健康、和諧的療養環境同樣重要。

（二）國內外消費能力的不斷提升是療養服務貿易的關鍵

從服務的提供地來看，本地經濟發展水平的高低對于開發療養資源及形成配套設施和措施而言比較重要；從服務的消費群體來看，目前能夠成為我國療養服務貿易市場開拓對象的國家和地區基本屬于發達國家和地區，其經濟實力及消費能力不成問題，而關鍵在于如何吸引并為自然人流動創造條件。如同旅游市場劃分等級一樣，療養客源市場依據地緣、經濟實力、消費能力等標準同樣可以確定需要開拓的不同等級的目標市場。顯然依據我國旅游業及服務貿易合作的發展形勢判斷，療養客源市場的開拓具有很大的地域空間。

（三）不斷增長的老齡人口是療養服務貿易的客源基礎

老齡人口無疑是療養服務的主要對象，尤其是人口老齡化及家庭結構、養老托老方式的變化，為該市場的開發注入了更強的動力。統計顯示，到2030年，西方7個主要工業化國家65歲以上人口將占全部人口的22%。因此，越來越多的富有的老年人選擇在國外消費和養老。如西班牙，憑借自身的旅游資源優勢，大力吸納日本的“出口”老人，積極支持國內企業在本國的療養度假地興辦日本老人村來接待和托管日本老人，為老人提供完善的醫療保健、生活和文化娛樂等方面的服務，賺取了可觀的外匯，還引進了日本現代科學管理和先進的科學技術，取得了很好的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我國開發療養服務貿易具備相關條件，并有著自身獨特的資源優勢和價格競爭力，通過積極的應對措施，可以形成廣泛而穩定的療養服務客源市場。

（四）開放條件下的區域合作是外部成長動因

開放經濟條件與封閉狀態相比，在謀求經濟發展的途徑、動力等方面顯然具備很多優勢。療養服務貿易的開展就是基于開放條件下的雙邊及多邊合作，它為解決各國及各地區所面臨的共同問題，如人口老齡化提供了一個合作平臺。基于國際貿易、國際投資、國際勞務合作、對外旅游等方面合作的加強，在解決療養服務貿易所涉及的一些關鍵性問題上的難度會逐步降低，合作空間將進一步拓展。

結論

毫無疑問，依據療養服務貿易的內涵，深入挖掘本國開展療養服務貿易的各種資源，采取支持、鼓勵、引導的政策措施促其發展，不僅順應了世界老齡化的趨勢，充分開拓了該領域的市場，將與療養服務相關的醫療保健、旅游住宿、養老托老等行業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形成較長的產業鏈，從而對開展該服務的東道國的產業結構和消費結構產生重大影響，而且發展了無煙而高利潤的產業，帶動了旅游保健資源豐富但經濟落后地區的發展，對于解決本國老齡化問題提供了強有力的財力和實踐保障，因此開拓療養服務貿易的新領域是化解老齡化危機的重要戰略選擇。

基于對我國老齡化過程中面臨的各種矛盾和挑戰的分析，要用開放的視野去尋求化解老齡化危機的途徑，大力發展我國療養服務貿易。而我國較之于發達國家，有著自身的優勢和良好的基礎來開拓更具綜合性和發展前景的療養服務貿易。這無論從財力保障，還是需求供給來看，對于解決我國不斷增多的老齡人口的生存及多樣化的養老需求都具有重要意義。當然，在發展療養服務貿易的同時要清醒意識到其中存在的困難，畢竟該領域在我國處于初始起步階段。鑒于療養服務貿易涉及的產業部門眾多，利益關系復雜，因此需要政府與服務企業共同努力，將療養服務貿易統一納入老齡產業發展規劃中，在政策、資金上給予引導支持，協調與療養服務相關的旅游、醫療、保險、養老、社會保障等部門，整合療養服務貿易涉及的各種要素資源，發揮地區優勢，促進區域合作，同時要重視服務標準的制定，法規的完善，創造療養服務貿易有利的發展環境，推動該領域的健康發展，使其成為拉動我國服務貿易發展的動因之一。

參考文獻

1.曾毅.中國人口老齡化的“二高三大”特征及對策探討[J].人口與經濟，2001(5)

第2篇：老齡化帶來的市場機會范文

【關鍵字】 人口老齡化 可持續發展 養老保障

一、引言

20世紀下半葉，人類社會經歷了人類歷史上最為迅速的人口老齡化進程，尤其是發達國家。人口老齡化是世界人口發展的普遍趨勢，是科學與經濟不斷發展進步的標志。中國人口老齡化對其人口、社會、經濟、政治等方面的影響不僅將是持續的，同時也將是全方位的，其中既包括人口老齡化對國家社會經濟發展所帶來的持續壓力和挑戰，也在一定程度上暗含著人口老齡化對經濟發展、制度變革等方面帶來的良好歷史機遇。事實上，我國人口老齡化所帶來的各種老齡問題也是重大的社會民生問題之一，是涉及國家國計民生和國家長治久安的重大戰略性社會問題。因此，正確處理好人口老齡化與經濟、社會發展間的關系，趨利避害，實現我國人口老齡化與社會各方面的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二、人口老齡化及可持續發展的涵義

聯合國認為，如果一個國家60歲以上的老年人口達到總人口數的10%或者65歲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總教的7%以上，那么這個國家就已經屬于人口老齡化國家。人口老齡化是人口年齡結構變化所產生的，而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取決于出生、死亡和遷移三個因素。決定人口老齡化最主要的因素是生育率下降。中國的人口老齡化也不例外，它也是在社會經濟發展、科技進步和生育率下降的情況下出現的。到1999年，我國已經進入人口老齡化的行列。可持續發展是指在人口、社會、經濟、資源、環境相互協調和共同發展的基礎上，整個人類社會能在資源保證、環境良性狀態下持續、健康發展，而人口老齡化無論現在還是將來都會對我國人口、社會、經濟、政治等方面的制度安排帶來不可回避且深層次的突出矛盾。使人口老齡化與社會、經濟協調發展就顯得尤為重要，人口老齡化與可持續發展就緊密地結合起來了。

三、中國人口老齡化現狀與趨勢

總體來看，2005年全國1%人口抽樣最新數據顯示，我國65歲以上人口達到10055萬人，占總人口數的7.7%。2006年統計數據表明，中國60歲以上的人口是14901萬人，占人口總數的11.3%，65歲以上的人口是10419萬人，占全國人口的比例為7.9%。同時我國人口老齡化有如下特點。

1、純老年人家庭迅速增加。“三代同堂”式的傳統家庭越來越少，一對夫婦同時瞻養四個老人和一個小孩的家庭逐漸增多。有關調查顯示，目前我國純老年人家庭占老年人家庭比例，城市約為40.3%，農村約為37.8%，并在繼續增加。

2、高齡老年人口急劇增長。我國人均預期壽命已達71.4歲，80歲以上高齡老人高達1520萬，高齡老人是老年人口中增長最快的群體。本世紀前半葉，我國高齡老年人平均增長率超過4%，是老年人口平均增長率的1.7倍。

3、城鄉人口老齡化程度倒置。發達國家城市人口老齡化水平一般高于農村，我國的情況則相反。2000年我國農村老齡化水平為10.9%，比城鎮高1.24個百分點，我國農村2006年老年人口為8557萬人，占全國老年人口總數的65.82%。可見，中國未來老齡化對中國的挑戰重點在農村。

4、老齡化超前于現代化。我國是在尚未實現現代化，經濟尚不發達的情況下提前進入老齡社會的，屬于未富先老，而發達國家的情況則相反。中國進入老齡化社會時人均GDP剛剛超過1000美元，屬于中等偏低收入國家行列，而發達國家進入老齡社會時人均GDP一般都在5000―100013美元以上。

以現在這種發展趨勢，中國老齡人口到了2010年將增加到1.12億，2020年將達到2.48億，2051―2100年將穩定在3―4億。人口老齡化的迅速發展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十分廣泛而深遠。

四、中國人口老齡化對經濟、社會的影響

1、我國人口老齡化對勞動力市場的影響。根據人口學的基本規律，老齡化使進入勞動年齡的人口比重下降和勞動力年齡老化，導致勞動力供給的縮減以及勞動生產率的下降。2045年勞動力老化程度可能升至32.14%。近年我國依靠供應充足的廉價勞動力進行勞動密集型產品，在國際競爭中處于優勢地位，然而老齡化將會弱化這種優勢。一方面，老齡化導致了勞動力供給的下降，從勞動力價格上升，產品的成本增加，導致商品價格優勢喪失。另一方面，人口老齡化，勞動者年齡的增長使得身體機能也會隨著退化，體力和腦力都處于衰退狀態，降低了勞動生產率。

2、人口老齡化使企業和政府的養老支出受到影響。對政府來說，老年人口數量的增加，對養老金、退休金，醫療保障的需求自然會擴大，引起老年退休金、養老金、醫療衛生支出、老年福利設施和老年服務等國家支出上升，也就意味著政府消費基金的增加。對企業來說，企業也要負擔一部分離退休金、醫療費用和社會養老基金。另一方面，國家為了緩解養老支出的財政壓力，會加大稅收，這就加大了企業的生產成本，打擊了企業的生產積極性，不利于企業的投資。

3、我國人口老齡化對消費結構的影響。老年人是特殊生活用品、住房、醫療保健以及護理服務等產品的主要消費者。特別是在生活水平快速提高的現代社會，老年人在滿足了物質消費的前提下，也會追求家庭服務、心理咨詢、休閑旅游等非物質消費，老年人由于心理、生理上的差異，衍生出了特殊的市場需求。隨著老年人占的比例不斷上升，社會對老年消費品的需求越來越大，這些物質的和非物質的消費正作用于現存的消費結構，促使其發生改變。

4、我國農村人口老齡化問題的壓力增大。中國老年人口的近60%分布在農村。同時，農村絕大部分地區尚未建立社會養老保險制度，農村新型合作醫療制度還處在試點階段，農民的養老、醫療社會保障有待加強。隨著人口老齡化進程加快，農村的養老、醫療等方面的壓力相對城鎮將更加突出，西部和貧困地區尤為嚴峻。

5、人口老齡化對醫療保障資金需求影響。人口老齡化對醫療保障資金需求壓力急速膨脹。老年人是醫療衛生資料的主要消費群體，是醫療保障制度的重點對象。國際資料表明，老年人的人均醫療費用支出是在職人員的3―5倍。2000年我國老年人口醫療費用占GDP的0.48%。預計到2010年將占到1.11%，2020年將達到3.06%。同期的老年人口將增加1倍，醫療費用將增長5倍。2030年老年人口醫療費用將占GDP的8%～9%。老年人口醫療費用的增長速度明顯快于GDP的增長速度。老年人口數量的急速增長加劇社會醫療保障費用支出規模的壓力。

6、人口老齡化對長期照料服務需求的壓力增加。長期照料服務是指面向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康復護理、精神慰藉和臨終關懷等綜合服務。老年人長期照料服務是人口老齡化過程中解決起來難度最大的一個嚴重社會問題。據推算，全國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口數量在2020年將超過2000萬人，2050年達到3800萬人。目前，我國各類為老服務的機構能夠提供的床位卻很少，其中的長期照料服務床位更是少的可憐。此外，長期照料服務專業性較強，涉及到醫療、康復、護理、心理、臨終關懷以及管理等多學科內容，僅靠家庭和政府是解決不了的，因此要大力發展長期照料服務機構。

五、促進人口老齡化與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對策

1、高度重視社區老年服務體系建設，強化社區社會福利和社會服務功能。面對日益龐大的老年人口規模，各級政府應該整合社區為老年人服務的各種資源，構建以政府主導，社會參與的社區服務籌資體系，并從政策優惠、服務機構設置、人員職業化建設等方面給予必要的支持，以便滿足老年人日益增長的物質和精神需求。

2、大力發展銀色產業。老齡產業還遠遠不能滿足老年人口的需求，全國老齡消費者中每年有100億的購買力得不到實現。換句話說，隨著經濟的發展，老年人口的養老金、退休金提高了，他們的收入也呈不斷上升的趨勢，老年市場商機無限，購買力非常可觀。特別是中國作為老年人口最多的國家，擁有巨大的消費潛力，如果能充分利用現有的前景廣闊的市場，將給我國人們創造許多新的工作機會，緩解社會就業壓力，給經濟發展帶來強大的動力。因此，企業開發產品時要針對老年人的需要為，根據老年人衣食住行的喜好，研制適合他們的產品。還要重點發展老年服務業，興建養老機構，包括醫療服務機構、保健機構、增加老年服務項目等。

3、充分利用老年人力資源。雖然人口老齡化，使得青年勞動力數量下降，老年人體力上的衰退，但他們積累了豐富的知識和經驗。開發老年人力資源，在實現了老年人的價值，增加了他們收入的同時，也有效地彌補了勞動力供給不足的缺口，促進了經濟的增長。可以返聘老齡高級人才，如高校和研究所中許多老齡人，仍然能繼續在自己的崗位上游刃有余。另一方面可發展老年教育，出于經濟的困難或排除空虛的需要，一些低齡老年人就業的愿望非常激烈，發展老年教育可以為社會提供更多的勞動力資源。

4、建立農村養老保障體系。大量的農村青壯年剩余勞動力紛紛涌入城鎮就業，大量老年人依然留守在農村，造成了農村老年人比例的上升，導致農村養老問題突出逐步建立覆蓋城鄉居民的養老保障制度。因此，加快健全農村新型合作醫療制度和醫療救助制度，并且根據農村老年人的需要，大力發展農村社區服務，興建老年人服務設施。

5、增強老年保健知識宣傳，提高老年人的獨立性。這就是要幫助老年人提高自立、自理、自助的能力。老年人從保持身心健康做起，提高實現健康老齡化的自覺性，減少病理性衰老，使各種器官及功能盡可能地延長，使生活自理時間延長，盡可能減少對社會和別人生活上的依賴程度。

總之，人口老齡化是世界人口發展的普遍趨勢，是科學與經濟不斷發展進步的標志。中國作為一個未富先老的發展中國家，必須正確對待老齡化現象，必須集中力量，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從根本上解決老齡化給社會帶來的壓力；與此同時，要轉變觀念，建立、健全養老機制，充分開發、利用老年人力資源，解決養老問題的同時發揮老年人的作用，使得人口老齡化與經濟社會相協調，做到可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1] 胡亞蘭：淺析中國人口老齡化與經濟發展的關系[J].商場現代化，2008（4）.

[2] 周戰超：中國人口老齡化問題研究[J].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07（1）.

[3] 劉建峰：淺談中國人口老齡化與可持續發展[J].隴東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3）.

第3篇：老齡化帶來的市場機會范文

關鍵詞：銀發產業；老年健康產業；老齡化社會

我國人口老齡化已邁入快速發展階段并有老齡社會的趨勢。時下，1對夫婦照料2對老人和1個孩子的“421”家庭格局已屢見不鮮，老年服務需求也隨經濟增長不斷提高，而老年市場中產品與服務資源卻供給嚴重匱乏，這助推了銀發產業的大力發展。綜合性的銀發服務體系在國家老年保障制度的基礎上，融合了老年人醫療衛生、養老護理、精神娛樂需求等內容建立了一體化銀色服務市場平臺，成為當今經濟市場的“潛力股”。

一、銀發產業需求與內涵

1.人口老齡化與老齡社會趨勢。老齡委數據顯示，2013年末，全國老年人口（60歲以上）已經突破2億，預計至2025年可能超過3億，2033年甚至可能突破4億。全國老年人數將在今后20年邁入穩步增長期。國際標準界定，國家老年人數（60歲以上）占總人數十分之一時為“老齡化社會”，當達到14個百分點時為“老齡社會”。因此，我國即將由“老齡化”轉型為“老齡”社會。

2.銀發產業基本內涵。銀發產業是針對老年人群體形成的新型綜合服務體系。在社會老齡化的大環境下和老齡社會的趨勢中，銀發產業被灌注了巨大的經濟能量和廣闊的發展空間。銀發產業已經不僅僅局限于老年人的基本養老服務與保健服務，除了本位產業之外，銀發產業發展了更多的相關產業與子產業，涵蓋了金融、保險、衛生保健、護理養療、旅游休閑、教育等諸多產業。銀發產業橫跨了制造業、服務業，面對“421”這座結構金字塔，產業的突出多元化使之聚沙成堆，商力無限。

二、銀發產業現狀與前景分析

1.銀發產業發展現狀分析。作為發展中的新型服務類產業，國內銀發產業整體缺乏標準化的運作和嚴格的監管機制，尚未完全形成“研產售”一體化產業集群。面對老年保健品基礎行業的“一枝獨秀”，其它潛力巨大的衍生產品卻仍然匱乏，創新產品需要穩定的資金流打入市場，例如老年電子服務類產品。社會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相對落后也使銀發產業的現實構想進展緩慢。發展滯后的老年市場已經無法滿足老年人的服務需求。

2.國外銀發產業借鑒分析。日本作為老齡化最嚴重的國家，一直把銀發產業當成經濟體系中的大力丸，這也讓英國雜志驚嘆：“日本正把經濟變為銀色。”日本用其護理保險制度解決了養護籌資問題，產業側重于預防健康與精神追求服務。韓國作為亞洲老齡化最快的國家之一，老年衛生體系與預防保健產業的資金投入逐年上升，在短短12年內用不到7個百分點的GDP就實現了全民醫保制度，對銀發市場的判斷和投資相當效率與準確。

3.銀發產業前景分析。社科院預計銀發產業在未來20年間有望達到20萬億的產業規模，這期間必將創造大批的就業機會，促進健康消費，拉動經濟內需，有利于產業升級轉型，經濟結構的調整。面對不同層次、年齡的老年人的不同服務需求，市場也會逐步發展得結構多元、內容豐富。銀發產業將由以“疾病”為中心逐步轉型為以“預防”為中心，朝向醫療衛生、現代服務、和電子信息技術的交叉領域發展壯大，有望形成我國衛生經濟轉型的新藍海。

三、銀發產業建設對策

國務院提出了《關于加快發展養老服務業的若干意見》，這也將助推銀發產業的蓬勃發展。以下是對銀發產業建設發展的一些建議：

1.銀發產業的發展需要老年護理保險制度和養老保險制度的保駕護航，這是我國重大而迫切的“銀色”任務。當前現有的護理保險制度尚缺乏護理保障，政府要有計劃，逐步深入地建立商業性銀發護理保險體系，這是國家養老的必然趨勢。

2.老年護理業和老年社區服務業作為銀發產業的主導產業需深入開發和實踐。多樣化、多層次的護理體系既是社會養老的迫切需要，也是創造就業機會的有效渠道，可實現銀發產業社會和經濟的雙重效益。

3.構建成熟穩固的金融支持體系是銀發產業擺脫規模小、融資渠道狹窄的必經之路。相關部門應協同市場大力宣傳“銀色”商機，積極引入投資者，成立專門的老年產業融資機構，建立融資服務平臺，為企業和服務機構創造持續穩固的資金流。

4.依托老年人不斷提升的生活追求和精神追求，拓寬銀發消費市場。針對老年人對旅游、文化活動、體育、保健等各種需求引領“銀色"產品的開發設計，打造老年品牌，突出銀發休閑娛樂，豐富銀發市場，實現“老有所樂”。

5.興辦老年教育是提升老年人生活質量的方式，也是銀發產業發展的重要途徑。老年教育以社區教育為依托，結合老年健康和老年福利教育促進老年教育的市場化、社會化，改變老年人陳舊的消費觀念和生活質量認知，提高老年人消費水平。

四、展望

銀發產業“錢”景可期，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人口老齡化給社會和資源帶來的巨大壓力。蓬勃發展的銀發產業將不僅推動我國經濟的增長，也將實現社會“老有所醫”、“老有所養”、“老有所樂”的最美夕陽構想。

參考文獻：

[1]陳希琳.“銀發”時代新“錢”景[J].經濟， 2013（12）

[2]芮曄平.發展“銀發產業”化解老齡化危機[J].現代經濟信，2013（16）

第4篇：老齡化帶來的市場機會范文

關鍵詞：老齡化；人口紅利；經濟增長；新紅利空間；制度

中圖分類號：F1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3）07-0235-05

引言

人口是綜合多種社會關系、經濟關系的社會實體。1798年馬爾薩斯《人口原理》的問世標志著人口理論的正式產生，也引發了學界對人口轉變（Demographic transition）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熱烈爭論。“人口紅利”最早由Mason（1997）在研究東亞經濟奇跡時提出，它是由人口年齡結構變動進而引發生產與消費變動產生的（Mason，2001；Bloom，2001）。人口轉變的三個階段會相應形成“人口負債（少兒型）―人口紅利―人口負債（老年型）”的紅利區間，在轉變的第二階段（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長率），少年人口數保持高位但逐漸降低，老年人口緩慢消減，少兒撫養比與老年撫養比都較低，此時總人口呈“中間大，兩頭小”的結構。年齡結構的變化導致有限時期內高儲蓄率與投資率、高勞動參與率、高人力資本、低社會負擔，從而實現各個增長要素的充分利用，由此帶來的額外的經濟增長就是“人口紅利”（于學軍，2003；蔡，2004；陳友華，2005）。

自建國以來，中國的人口問題一直受到重視與深入研究。（1957）立足1955年上海、浙江地區人口調查數據，結合當時中國人口增長快、資金積累少、糧食匱乏、工業化水低的國情，得出中國人口“非控制不可”的論斷。其理論在20世紀80年代得以實施，從1981年至今，計劃生育政策在中國人口年齡結構自然變遷的基礎上持續施加行政力量，干預了中國人口年齡結構的轉變，加速了人口紅利期的到來。中國在低收入條件下進入總人口呈“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長率”狀態、勞動年齡人口比重持續上升的階段，這種人口結構變遷對中國的經濟增長起到了促進作用。但是，隨著老齡人口比重快速上升，勞動年齡人口比重開始下降，社會撫養比逐年升高，中國未來經濟增長面臨新挑戰。老齡化新背景下，中國人口紅利能否繼續推動經濟增長？我們又如何實現對存續紅利的挖掘和兌現？這是亟待我們思考和回答的新課題。

一、中國傳統人口紅利對經濟增長的貢獻

正如Sala-i-Martin（1996）所分析的，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增長的實現，是由初始條件、人力資本狀況、制度環境、資源稟賦、開放程度、歷史機遇等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對于中國來說，20世紀80年代強有力的計劃生育政策加速了人口紅利期的到來，而改革開放、市場經濟制度的建立、公共衛生事業的進步、教育水平的大幅度提高，以及提高儲蓄水平的經濟政策成為了中國利用人口機會窗口的前提條件。

過去三十多年，人口紅利拉動了中國1/4以上的人均GDP增長（蔡，2006）。在部分具備人口紅利發揮作用條件的前提下，中國人口紅利主要通過要素供給為經濟增長提供動力，可歸結為三條路徑：一是豐富的人力資本及人力資源構成勞動力要素稟賦；二是勞動人口增加以及人口撫養比降低提高了全社會儲蓄率，利于資本形成；三是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成為重要的非有形生產要素部分。

（一）人口紅利對勞動力供給的影響

人口紅利帶來的最直接效應是適齡勞動人口增加和人口撫養比降低，它通過該路徑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不僅在于數量方面，還在于衍生出的人力資本提升與勞動力資源配置效率提高。具體包括：（1）提高勞動參與率。從數量上看，人口紅利期存在大量適齡勞動人口，使得中國勞動參與率在1990―2009年一直保持在73.8%～80%的國際較高水平（郭琳、車士義，2011），這是中國人口年齡優勢得以充分發揮的重要條件（都陽，2007）。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04）分析世界115個國家和地區40年（1960―2000）的數據，也得出了中國人均GDP與勞動適齡人口數量變化呈正相關的結論。（2）增加人力資本投入。人口是勞動力的源泉，人口增長既影響勞動力的數量，又影響勞動力的質量（李通屏，2002）。生產性年齡階段人口數量的增加，能通過競爭以及傳遞效應提高整個社會吸收新知識和新觀念的速度，提升人力資本，從而提高社會產出水平。（3）提高勞動力資源配置效率。針對中國城鄉二元結構，蔡（2008）認為勞動力從農村流向城市延緩了物質資本報酬遞減，從而維持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農村豐富的勞動力資源（中國人口紅利的大部分）流動到城市，向高生產率部門轉移，創造出了巨大生產力（汪小勤，2007）。而社會撫養負擔降低使更多勞動力從家庭非生產性活動轉移到生產性活動中，提高了社會總產出（Lindh and Malmberg，1999）。

實證研究的結果很好的支持了上述觀點。蔡、王德文（1999）通過對1978―1998年間中國經濟增長因素的分解分析發現，在此期間實現的年平均9.5%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中，勞動力數量增長的貢獻份額為24%，人力資本因素的貢獻份額為24%，勞動力部門轉移，即勞動力從生產率低的部門（農業）向生產率高的部門（非農產業）流動過程對增長的貢獻率為21%。世界銀行（1998）的一項類似研究表明，物質資本對中國改革期間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37%，勞動力數量的貢獻份額為17%，勞動力轉移貢獻了16%。

（二）人口紅利對儲蓄率的影響

人口紅利提高儲蓄率的理論源于“生命周期假說”，在消費者理性選擇下，儲蓄在個人及家庭生命周期中呈“倒U型”趨勢，人在處于勞動年齡階段時儲蓄能力最強。如果一個社會少兒和老年人比例增大，儲蓄傾向會降低，而適齡勞動力比例較大時，社會儲蓄率較高。國內外學者普遍認為人口紅利是儲蓄率上升的重要原因，而人口老齡化對儲蓄有著較強的消極影響。Leff（1969）通過對1964年74個國家（27個發達國家與47個欠發達國家）數據的截面估計發現總儲蓄率與非勞動年齡人口數成反比；Higgins和Willianmson（1997）分析亞洲國家數據得出了相同的結論。李克平（2006）認為由于中國家庭戶均勞動力比重高，老年和少兒撫養負擔較輕，因而出現高達16%的家庭儲蓄率。汪小勤（2007）則通過基本的哈羅德―多馬模型和新經濟增長理論模型從理論層面證明了儲蓄率上升對經濟增長的重大作用。在兩者數量關系的具體測度上，Loayza et al.（2000）運用面板分析發現少兒撫養比與老年撫養比的上升將導致儲蓄率分別減少1%和2%。王德文等（2004）利用Leff的模型得出中國少兒撫養比、老年撫養比對儲蓄率回歸系數顯著為負的實證結果。然而，也有學者對上述觀點持異議：Mason和 Lee（2004）指出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人口數量減少以及老齡化）會帶來人均資本增加以及個人養老儲蓄動機增強，同樣會有力促進經濟增長。保羅?舒爾茨（2005）對Higgins和Willianmson（1997）的研究擴展后發人口年齡結構并不顯著影響儲蓄率。袁志剛和宋錚（2000）構建迭代模型發現發現，人口老齡化一般說來會激勵居民增加儲蓄，這是造成中國城鎮居民儲蓄傾向上升的一個重要因素。

基于既有的共識與分歧，我們首先要肯定人口紅利通過提升儲蓄率對于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繼而一方面繼續利用現有人口紅利帶來的較多儲蓄，進行適度合理投資；另一方面關注和慎重考量老齡化時代儲蓄率變化情況，注重第二次人口紅利的實現，通過經濟增長提高人均收入，通過制度設計促使人們保持足夠儲蓄率，同時疏通投資渠道，利用好每一單位資本。

（三）人口紅利對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

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與生產要素單純的量的擴大沒有關系，而取決于GDP增長率中不能用勞動和資本投入增加來解釋的那部分剩余，實際上是一種余值增長。蔡（2012）認為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對在人口紅利消散背景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具有重要作用，現階段第二次人口紅利能夠在人力資本積累、技術進步和體制改革的共同作用下，實現后人口紅利時代全要素生產率的的改進，并提出應通過提高人力資本、積極應對老齡化、調整生育政策來改善這一生產率來源。車士義等（2011）利用全要素生產函數分解了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人口紅利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得出人口紅利每年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約為3%的結論，并提出了相似政策建議。

在以全要素生產率為角度展開的研究中，人口紅利并非單純被作為勞動力要素的貢獻者，而是作為對國民經濟增長的一種隱含著生產功能的投入，這樣的考量較全面完整地囊括了人口紅利的作用。這也提醒我們在老齡化時代更應注重人口結構轉變對人力資本開發、物質資本利用、技術進步帶來的作用，而非專注于勞動力數量的增減，以期更好地挖掘人口紅利并創造新的經濟增長點。

二、老齡化時代中國人口紅利面臨的挑戰與對策

從人口年齡結構演化規律以及其他國家經驗來看，人口老齡化是中國在21世紀繞不開的重大挑戰，也將是中國新時期人口紅利繼續發揮作用的一大掣肘。

（一）來自老齡化時代的挑戰

2010年中國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2010年中國總人口13.4億，其中60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13.26%，65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重達8.87%。根據“60歲及以上人口比重達到10%，或65歲及以上人口比重達到7%的人口結構為老齡化”的國際慣例，中國已于20世紀80年代中期進入了老齡化時代。據于學軍（2003）、陳友華（2006）的預測，中國人口紅利自20世紀90年代開始，可發揮四十年的作用，延續至21世紀30年代結束。而王德文、蔡、張學輝（2004）得出了更不容樂觀的結論，他們經過模型分析，認為2015年將是中國人口撫養比最低點（達39.4%）以及人口紅利轉折點，此后隨著老齡化進程加速，中國將進入人口負債階段。

曾毅（2005）認為中國老齡化具有老化速度快、高齡老人比例增長更快、老年人數量龐大、老年撫養比與總撫養比大幅度增高、獨居老人比例大幅度增加、城鄉與東中西部地區差異大等六大特征。此外，“未富先老”也是中國老齡化的一大特點。老齡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恰與人口紅利的促進路徑相反，盡管經濟增長是個復雜的過程，但人口老齡化對經濟增長的不利影響是不容置疑的：勞動力資源的收縮和勞動力年齡結構的老化導致勞動力供給的下降；儲蓄率的降低和資本的國際流動將導致人口老齡化較嚴重地區資本形成的減少；老年勞動力比重的提高將損害技術進步和制度創新，不利于全要素生產力的提高（齊傳鈞，2010）。

除了促進經濟增長的直接動力不足外，值得特別關注的還有老齡化帶給社會的沉重養老負擔以及間接制約：

1.老齡化加重國家財政負擔。在財政包攬傳統下，行政事業單位離退休人員工資支出規模不斷擴大；此外，企業職工、城鄉居民養老保險補貼以及老齡人口醫療補貼等都在快速老齡化趨勢下壓力大增（高淑紅，2011）。據《化解國家資產負債中長期風險》（2012）預測，到2013年中國養老金的缺口將達到18.3萬億元，養老金缺口將成為未來中國財政的最大風險。

2.老齡化降低消費傾向，引領消極消費結構。王金營、付秀彬（2006）通過分析中國1978年以來的時序數據，認為老齡化會使人均收入提高所帶來的消費水平的提高速度減小，長期將會降低未來的消費水平和消費比率。王森（2010）完善了王金營采取的計量方法，得出人口老齡化目前對居民消費呈現正負交錯的影響效應，但進入中度老齡化社會后將會對人均消費產生負面影響的結論。在消費結構方面，老齡化增大社會撫養比，使國民收入中用于非生產性消費（養老、護理、醫療等）支出增加，減少了個人儲蓄和生產性投資，會降低社會總產出水平（鐘水映、李魁，2009）。此外，老齡化還會導致農村收入和消費的不平等，盡管目前該影響并不顯著，但確實保有增長趨勢（曲兆鵬、趙忠，2008）。

3.老齡化牽制勞動適齡人口生產率。“養兒防老”是中國幾千年來的傳統觀念和客觀現實，當下中國第一代獨生子女正開始承擔“四二一家庭”養老重擔。根據國家統計局1994年10月1日的人口變動情況抽樣數據分析，在中國老年人主要經濟來源的排序中，57.1%的老年人主要依靠子女或其他親戚提供幫助，占最大比重。除過物質上的投入，子女還承擔著老人大部分的生活照料內容。① 而中國農村老年人口數量尤為龐大（占全國老年人口的60%以上），其中95%沒有養老金，只能靠家庭養老。如此一來，不得不考慮到老齡化時代適齡勞動人口在供養較多老人時投入的機會成本和對經濟造成的拖累效應。

（二）老齡化時代繼續發揮人口紅利的應對之策

基于中國實際情況，戶籍制度、城鄉二元經濟體制等制度性客觀約束致使中國傳統的人口紅利并未得到充分開發，仍有挖掘的潛力；與此同時，老齡化的人口結構也并不意味著人口紅利的徹底消失，在帶來挑戰的同時，它也賦予我們開發第二次人口紅利的新機遇。新背景下如何繼續挖掘與合理利用人口紅利是我們的探究方向。

1.實現勞動力充分就業。劉元春、孫立（2009）指出特定的人口年齡結構只是反映了潛在的勞動力資源數量，只有勞動參與率保持比較高的水平，同時失業率能夠維持在較低的水平，才能充分地發揮人口年齡結構所帶來的優勢。學者們普遍認為充分就業是實現人口紅利最大化的關鍵（于學軍，2003；蔡，2004；都陽，2007等）。如果勞動力人口不能充分就業，勞動力人口與未成年人口、老年人口就沒有區別，同樣是人口負擔。郭琳、車士義（2011）通過對1990―2009 年的時序數據的分析發現，中國勞動參與率在20世紀90 年代以來一直趨于下降，降低了人口紅利的作用力度。另外，車士義（2009）還提出個人參與工作的意愿也對勞動力資源是否充分利用起作用，由于退休年齡的規定和某些福利制度的刺激，導致目前相當一部分勞動適齡人口不愿參加工作。雖然中國目前勞動力市場還未表現出明顯而全面的供不應求，但在老齡化時代勞動力資源稟賦逐漸弱化的新背景下，只有保證較高的勞動參與率，實現勞動人口比例上的提升，才能彌補其總量上的降低，為經濟增長奠定基礎。

2.實現勞動力自由流動。中國存在明顯的城鄉二元經濟體制，東、中、西部發展也很不平衡。在此背景下，勞動力特別是龐大的農村勞動力自由流動是人口紅利兌現的重要條件。據 Francis （1997）的研究，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年均9.2%的GDP增長率中含有勞動力流動方面16.3%的貢獻。中國當下城市化、工業化進程不斷推進，與老齡化構成并生共存、相互影響的態勢。此背景下實現勞動力自由流動的方法可總結為兩個方面：（1）城市化、對外開放進程自然誘發勞動力流動。毛新雅、彭希哲（2012）認為城市化與對外開放政策為人口年齡結構優勢轉化為經濟增長優勢提供了政策制度保障，是引發勞動力流動、獲取人口紅利的重要條件。而通過推進戶籍制度改革和均等公共服務，又可以從城市化領域繼續開發第一次人口紅利的另一半（蔡，2010）。（2）用一元戶籍制度、城鄉統一勞動力市場制度支持勞動力流動。沈麗君（2005）提出只有通過建設城鄉間統一公平的勞動力市場、破除限制流動和轉移就業的政策制度障礙，將農村的勞動力稟賦與城鎮的經濟機會結合，從而延長農村人口紅利期、延緩城鎮老齡化，才能打通兌現人口紅利的渠道。車士義（2009）從中國現實出發，提出只有勞動力的自由流動才能使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得到充分發展，起到促進經濟增長的作用，而這需要通過戶籍制度的逐漸松動與大幅放開來實現。

3.實現勞動力結構優化升級。人口結構優勢能否轉化為經濟增長動力，要看勞動力結構是否適應中國的產業結構、工作崗位需求。在老齡化背景下，我們更要量體裁衣，實現有限勞動力資源的合理配置，發揮其促增長的作用。根據中國實情，不斷提高勞動力素質、將人力資源發展為人力資本是我們應迅速展開并長期堅持的重大策略。郭振威、齊險峰（2008）指出人力資本快速積累，不僅可以補償人口數量紅利的消失，而且可以為未來經濟增長提供持久的動力源泉。車士義（2009）提出勞動力素質應該適應新的產業結構，中國目前仍然存在大量的結構性失業，尤其是廣大農村勞動力，雖然大量存在，卻無法適應社會對農業以外勞動力的需求。在具體實施方面，依賴于對教育、公共衛生及健康、就業及培訓等公共投資（胡鞍鋼，2011）。

4.改革與完善養老保險體制。盡管中國已經實行“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的新型養老保險制度模式，但實際實行的是混賬管理的辦法，① 個人賬戶空賬運行多年且規模劇增，不僅造成巨大養老金缺口，而且對人口紅利的發揮造成束縛。蔡（2010）提出要建立起一個具有積累功能，而不是主要依靠家庭養老功能或現收現付的養老保障制度，可以利用勞動者的養老期望來增強儲蓄動機，以及資本市場的增值來保持高儲蓄率。在具體的實施方面，學者研究了以下途徑：（1）全面構建積累制的養老金。楊娟（2012）提出以EET 延期納稅模式鼓勵積累制養老金計劃發展，以信托模式構建積累制養老金計劃的安全運營機制，參考英國SERPS 計劃的退出選擇（contract out）機制，構建與收入相關聯的強制型個人賬戶養老金計劃。（2）實現養老保險基金的保值、增值。袁志剛（2004）提出達到養老金增值目的首先要規范資本市場，現階段可讓社會保障基金通過委托國際性基金公司走向國際資本市場，得到盡可能高的資本回報。王怡等（2012）提出應借鑒英國經驗，由政府設立專門投資運營養老保險基金的部門，來統一運營養老保險基金；并降低銀行存款及國債投資比例，適當放開股票市場。而唐均（2012）呼吁“投資不等于入市”，反對證券投資，認為既有國情下仍應通過中央專管機構給予有保障的利率（譬如設立社會保險銀行，保證比CPI 高1個百分點）以實現養老金增值。

雖然中國目前正在邁入高速老齡化階段，但短期內勞動力資源的優勢并不會消失殆盡。鑒于中國城市化雖然經歷了超常規增長，但仍然有著城市化滯后于工業化、人口城市化滯后于土地城市化等方面的非典型特征（蔡，2010），傳統人口紅利仍有很大的挖掘空間。

結語

過去三十多年里，人口紅利作為中國最為典型的要素稟賦，通過勞動力供給、儲蓄率、全要素生產率三條路徑促進了中國經濟騰飛，而其作用的順利發揮是以改革開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建立、教育水平的大幅度提高等相應制度的建立為前提的。充足的勞動力供給與有所改觀但不甚完善的制度激勵相容，從而對中國三十多年來的經濟增長起到了顯著的積極作用。

面臨老齡化時代的新挑戰，一些不完善的經濟、行政制度，以及長期存在的不良經濟結構已經喪失了過去勞動力要素稟賦對其的替代和彌補作用（戶籍制度束縛勞動力自由流動；養老保險體系面臨日益增大的資金壓力；不健全的市場經濟環境造成勞動力市場低效率等）。當老齡化打破了中國經濟增長原有的穩態時，其對中國人口紅利的繼續兌現和進一步挖掘產生了客觀的阻礙。而為了保持人口紅利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我們一方面要在給定人口資源約束條件下，糾偏人口要素的錯配，提高既有紅利的使用效率；另一方面要通過制度設計，開發第二次人口紅利。這些設想的實施需要落實在養老保障體制、金融體制的完善，城鄉二元經濟體制、戶籍制度的打破，以及一系列經濟增長要素的聯動之中。

可以說，能否兌現既有人口紅利以及創造人口紅利新空間，就在于靈活貫通的勞動力市場、完善的教育體系、合理健康的產業結構等一系列良好外部環境能否建立起來，其關鍵還是得依靠相關政策制度的改革與完善，這也是新的資源約束條件下提升經濟效率的最優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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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老齡化帶來的市場機會范文

【關鍵詞】延遲退休 失業 年輕人

一、引言

隨著人口老齡化的加劇，老年人在人口結構中所占比例日益增加，養老金支付風險和人口紅利的消失等問題的越演越烈，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面臨著巨大的挑戰。根據《中國養老金發展報告2012》，在32個統籌單位中（31個省加上新疆兵團），如果剔除財政補貼，2010年有17個收不抵支，缺口達679億元；2011年收不抵支的省份雖然減少到14個，但收支缺口卻高于2010年，2011年達767億元。這意味這中國養老金制度潛在的財務風險已出現明顯化趨勢，從另一方面也可以想象，如果繼續保持現狀不采取適當措施，這種風險將會擴大到何種程度。

為應對人口老齡化帶來的一系列問題，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特別是發達國家主要是采取延遲退休年齡這一政策， 在我國，近幾年越來越多的學者也提出推行這一政策。但延遲退休年齡究竟對就業市場有著怎樣的影響呢？

二、延遲退休年齡對就業市場的影響分析

事實上，延遲退休年齡對就業市場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對年輕人，特別是16-24歲的年輕人。根據全國的統計數據，16—24歲的人口失業問題最為嚴重，他們大致占總失業人口的26%。此年齡段的失業人比25—34歲失業人口多26%，他們往往缺乏工作經驗，自身技能單一，一旦遇到整個社會就業崗位減少的情況，總是最大的受害者。因此，本文將主要從延遲退休年齡對年輕人就業影響的角度來對延遲退休年齡對就業市場的影響進行分析。

（一）延遲退休年齡不等于擠占就業崗位

表面上看，退休年齡的延遲導致更多的勞動者在勞動領域停留更長的時間，勞動市場上勞動力總供給量增多，對勞動力市場就業人員特別是年輕人有擠出效應。中國目前本身就面臨著巨大的就業壓力，特別是近2年我國經濟出現下滑趨勢，政府雖然在努力為勞動者提供的更多的工作機會，但工作崗位畢竟有限，此時失業率將增加。

這實際是簡單的認為，一個職工退休創造了一個新的工作崗位，這種認為是十分片面的。首先，一個經濟社會就業量取決于勞動力市場的供給和需求，而個人的可支配收入是決定一個人消費需要的最重要因素，早退休職工收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其消費水平自然降低，總的消費水平降低自然間接給勞動力市場需求帶來負面影響。其次，人口老齡化加劇，如果退休年齡保持不變，退休的人將會越來越多，養老金缺口加劇，國家不得不通過提高費率、稅率來保持養老金收支平衡，這自然抑制了企業的發展積極性，從而導致勞動力市場需求的下降，失業率增加。

相反，在此分析下，延遲退休年齡也可能為勞動力市場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除上述兩方面的影響外，老年勞動力的經驗往往更豐富，通過對其人力資本的開發，延遲退休年齡還可能增加經濟總量從而創造新的就業。另外，老年人因其經驗與技能是年輕人在短時間內難以替代的，其間并不一定存在必然的替代關系。Kalwij（2010）就利用22個世界經合組織國家（OECD）1960-2004年的相關數據分析得出，青老年間的就業并不具有替代性，相反不同的年齡組具有一些微小的互補性。他指出，55-64歲間的老年人的再就業率會對16-24歲及25歲-54歲的就業證產生微小正效應，每增加1個老年再就業者，就會有0.059個青年人加入勞動力市場。

因此，可以看出，延遲退休年齡有可能對勞動力市場造成擠占，也可能為勞動力市場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而這種效應的正負取決于各方面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

（二）延遲退休年齡影響力的有限性

在比較規范的勞動力市場條件下，退休年齡的延遲可以有效增加勞動力供給，以應對勞動力資源供給不足的風險。但從我國實際情況出發，我國每年離退休人員只占全社會就業規模的0.45%，不到1%，雖然每年這個規模在不斷增加，但與總的就業規模相比，依然是非常小的。另外，延遲退休年齡對就業的負面影響主要是體現在對國家機關和企事業單位，而非正規部門受此政策影響并非特別大。經調查表明，大部門非正規部門職工在到達退休年齡后往往會選擇繼續就業，城鎮正規部門人員選擇再就業僅占其很少一部分。可見勞動力市場每年受退休政策的影響是有限的，并非想象中那么大。

中國城鎮失業的主要特征是就業崗位的短缺與就業崗位的空閑并存，現在勞動力的過剩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過剩，而是結構性的過剩，是低素質人才的過剩。特別是對大學畢業生而言，很多并不能適應老年人退下來的強專業性和技術性崗位，加之吃苦能力較差，其就業主要渠道就是國家機關和企事業單位。因此，延遲退休年齡對年輕人就業，特別是大學畢業生就業影響會更大。

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延遲退休后，老年人崗位的再停留及經濟社會發展創造了的更多就業機會，大學畢業生迫于國家機關和企事業單位工作的有限性，存在向非正規部門流動的趨勢，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其實又緩解了其對大學畢業生就業的負影響。

三、結論

當前，關于延遲退休年齡的就業效應的爭論主要有兩種觀點：一種是延長退休年齡將導致失業人口激增、失業率上升；另一種是延遲退休年齡不會對就業造成嚴重影響，原因在于老年人與年輕人的就業之間不存在替代關系，相反老年人的就業可能會有助于經濟總量的增加，為年輕人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

本文通過分析認為，以上兩種觀點都不存在絕對性。延遲退休年齡對勞動力市場的影響在一定程度上是有限的，而這種影響有可能是正影響也可能是負影響，影響的結果取決于上述分析過程中所提到的各種影響因素的綜合作用結果，而不是僅從某方面去進行片面的分析。延遲退休對勞動力市場特別是年輕人勞動力市場的影響，需要在考慮綜合因素的條件下，從實證上下更大的功夫去獲得所需要的結果。

參考文獻：

第6篇：老齡化帶來的市場機會范文

關鍵詞：低齡老年人 人力資源開發 路徑

一、引言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2014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數據顯示2014年年末我國60周歲及以上人口數為21242萬人，占總人口比重為15.5%;65周歲及以上人口數為13755萬人，占比10.1%，首次突破10%。根據國際標準我國已進入深度老齡化社會，同時也是世界上第一個和唯一一個老齡人口超過2億的國家，中國老齡化程度之深令人堪憂，但更應引起注意的是中國老齡化的進程仍在加速。據統計資料顯示，我國人口老齡化的速度年均遞增3%，遠高于總人口增長率1.68%，我國已經進入了人口老齡化的快速發展期。中國在二十年不到的時間里完成了從“少年中國”到“銀發中國”的轉變，將“未富先老”這一問題擺在了一個突出的位置上。不難預見，中國將成為養老負擔最高和老齡化程度最嚴重的國家之一，因此積極開發低齡老年人力資源，充分發揮老年人口紅利具有重要的意義。

二、老年人口紅利理論的提出

長期以來，對人口紅利的研究集中于人口總量或人口增長速度的變化對宏觀經濟影響方面，較大程度地忽略了人口年齡結構性變化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機理。世界銀行和國內外學術界運用“人口贏利”和“人口機會之窗”審視和預測人口老齡化對社會經濟發展的影響。以此為基礎，老年人口理論（新人口理論）的提出完善了人口年齡結構性變化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機理，該理論強調老年人口預期壽命和健康預期壽命在延長，老年人口數量和比重的提高，也意味著可以利用的老年人力資源和老年人力資本的存量在增加。如果老年人力資源的開發、利用快于勞動適齡人口比重的下降，總體上由于“傳統人口紅利”減弱所帶來的生產能力損失就能夠被生產性老齡社會帶來的經濟社會貢獻增加所替代。

三、城市低齡老年人力資源開發現狀與障礙

1.低齡老年人力資源開發嚴重不足

在低齡老人的年齡劃分上，按照聯合國教科文衛組織的規定，60-69歲為低齡老年人，屬于還能有所作為的年齡段。

從供給角度來看，我國現有8000萬企業退休職工領取退休待遇，他們退休時的平均年齡只有54歲左右。60歲及以上人口中，健康狀況較差的僅占 26.9%，在那些退休人口中有不少人是具備較高技術水平，積累豐富的專業技術和領導管理經驗的。雖然為減輕老齡化現狀政府實施了多項改革，但解決重點主要放在老年人的供養、社會保障及娛樂休閑上，卻忽視了老年人的社會創造價值，潛意識里將老年人視為單純的弱勢群體和消費群體。這種“一刀切”的思維使許多仍有勞動能力的低齡老人被武斷地排除在勞動力陣營之外。

從需求角度來看，《人力資源藍皮書2013》數據顯示我國技能人才總量不足，特別是高技能人才嚴重短缺。勞動力市場對中級以上技工的供求倍率一般在1.3-1.4，短缺程度嚴重的地區高達1.6倍，全國技工的供需缺口在2200萬-3300萬人。在這樣大的缺口的存在的情況下，每年仍有不少擁有豐富技術和經驗的老年人才不斷地退出勞動力市場，造成老年人力資源的嚴重浪費。

2.對開發低齡老年人力資源存在認知偏見

認同是國家繁榮穩定的基礎，但是當前社會大眾仍未普遍認同老年人重返勞動力市場，傳統的“退休后就該頤養天年”的觀念桎梏了低齡老年人力資源的進一步開發，對低齡老年人力資源的整體素質也缺乏客觀估價。當前社會主要注重的是老年人文化生活的豐富和滿足，這些形式主要體現的是老年人的倫理性和被動性，忽視了老年人的進取性和社會參與性。即便是老年大學等教育組織，其課程仍然傾向傳統文化、生活技能等方面，課程內容專業化設計的匱乏使得教育輸出大多淪為老年人的“娛樂活動”，短視和非專業性現象嚴重，導致老年大學教育在對低齡老年人實現生產性的后職業發展上的作用顯得微不足道。

3.以市場為導向的低齡老年人力開發系統相對缺乏

如今的人才市場基本上是年輕人的競職中心，要實現低齡老年人力資源與勞動力市場的對接，使準備就緒的擁有相當經驗和技術的低齡老年人在市場上找準自己的位置還任重道遠。老年人才的開發利用還未被納入人才市場建設的規劃中，相關部門對低齡老年人參與經濟社會發展的平臺搭建不夠穩固，當前的老年人力資源收集程度和共享程度均較低，難以為有關部門規劃和利用低齡老年人力資源提供決策依據，更難以實現老年人才與企業間的供需銜接，導致低齡老年人力資源的開發陷入停滯階段。

4.退休人員再就業的法律保障體系尚不完善

要使低齡老年人重返勞動力市場，至關重要的一步是低齡老年人得到企業聘用并且聘用關系得到法律的保障，但是目前法律和制度還沒有形成一套完備的支持和保障低齡老年人再就業的激勵機制和實施方案。當前，在退休人員再就業路徑中，退休人員與企業間的勞資關系缺乏法律保障被廣為詬病，嚴重挫傷了企業和勞動者的積極性。從企業角度出發，一旦員工達到退休年齡就不再受《工傷保險條例》的調整，員工一旦出現人身意外，企業需按侵權責任法進行賠償，企業要承擔較大的風險;從已達到退休年齡的勞動者角度出發，《勞動合同法》已不能保障其權利，企業與員工間的勞動關系被勞務關系取代，此時員工處于相對弱勢的地位，不但面臨隨時被解約的風險，其薪酬福利也將被大幅削減。

四、城市低齡老年人力資源開發的路徑選擇

1.促使低齡老年人樹立再就業的理念

由于固有觀念，部分人群對開發低齡老年人力資源仍有心理抵觸，這就要求國家加強宣傳和教育，在各個社區舉辦有關低齡老年人力資源開發的宣傳講座，小步徐趨、漸進到位，慢慢破除老年人的陳舊觀念。同時也在老年教育機構和課程內容上進行改革，包括改革現有老年大學，從休閑娛樂型向職業技能型轉變;也可建立專業的老年職業教育大學，繼續進修本職業技能;或是高校辦老年職業教育學院，獲得國家學歷資格認可。運用一切可能的資源，在全國范圍內覆蓋老年職業教育，促使老年職業教育成為社會常態。

2.產學合作，以市場為導向進行老年職業教育

通過老年職業教育開發低齡老年人力資源是一項行之有效的“人才儲備機制”，它在很大程度上提供了低齡老年人參與社會所必需的培訓內容，在主觀上疏通低齡老年人的再就業和創業渠道，促進低齡老年人的“后職業發展”，從而使“老齡化對社會經濟的壓力轉化為促進可持續發展的動力”。在這一過程中，政府的主導作用毋庸置疑，但僅靠政府難以鼓動老年群眾的積極性，企業也應廣泛參與到老年職業教育中來，逐漸形成投資、主體多元化的局面。在職業培訓方面，政府可委托社會經濟組織來負責，并對其實施稅收減免或進行補貼等優惠政策，實現產學合作、工學結合。這種“學校-企業”的模式可使低齡老年人才的供給與市場需求緊密貼合。

3.完善法律體系，為低齡老年人再就業提供制度保障

開發低齡老年人力資源是一個強政策性工程，有必要通過制定相關政策法規解決低齡老年人在再就業過程中遇到的收入福利、競爭激勵、年齡歧視等問題。一方面，有關部門需加快出臺例如《老年人就業保障條例》等保障老年人再就業的法律法規，針對低齡老年人的需求，提出具體的再就業政策，為低齡老年人提供一個良好的大政策背景;另一方面，改革企業退休制度，完善返聘制度，保障退休返聘人員的權利，學習日本制定《高年齡者雇傭穩定法》等法律法規：鼓勵企業設計適合老年人的工作崗位，借鑒韓國開發“老年人工作崗位事業”，把推動低齡老年人再就業視為一項政府工程。

4.建立國家層面的老年人力資源開發體系

成立國務院下屬的“人口老齡化對策委員會”，由各部委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衛生計生委、教育部、財政部等主要部長級單位負責人和人口老齡化研究領域專家組成，制定國家層面的開發低齡老年人力資源的政策。同時設立低齡老年人才數據庫、建立低齡老年人就業指導中心、完善老年人才市場以及成立老年人再就業權益保護協會等，與當地政府、經濟組織聯手建設業務合作網絡，提供各工作崗位信息，并理順目前各個政出多門、歸口不一的老年機構隸屬關系，推動低齡老年人再就業，使點狀的、分散的開發轉向統一的、有組織的開發。（本文第一作者：王紅燕;通訊作者：項瑩、楊華）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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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潘靜靜，程承坪.中國低齡老年人力資源開發研究[J].當代經濟管理，2013（3）：6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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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K.W.夏埃等.成人發展與老齡化[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

第7篇：老齡化帶來的市場機會范文

關鍵詞：人口年齡結構；人口負債；經濟增長

中圖分類號：F830.4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913X（2014）02-0015-02

我國人口年齡結構在現階段出現了人口老齡化現象，人口老齡化對經濟帶來的問題主要是指人口負債，在醫療、財政支付和養老保險制度上。隨著人口紅利機會窗口逐漸消失，社會老齡化的現象越來越成為研究者關注的焦點。我們可以認為人口紅利是對往期人力資本投資的一種收入，那么人口老齡化就是人口變遷所呈現的經濟、社會負債。

一、中國人口年齡結構變化趨勢

中國人口年齡結構主要表現在出生率、死亡率、人口增長率和總負擔比、兒童撫養比以及老年撫養比兩個方面。中國人口年齡結構轉變是在國家政策的實施下提前發生和進行的。20世紀70年代，中國人口年齡結構開始發生巨大的變化，到90年代人口紅利的機會窗口開始顯示，但是隨之2000年，全國65歲以上老人占全國人口總數達到了7%以上，也預示著中國人口老齡化也提前到來。

從下圖可以看出，中國人口出生率從1978年到1987年都處以一個上升時期，最高點在1987年達到23.33個百分點。但從該年以后出生率都處于一個下降趨勢，從最高點開始下降到2010年11.90個百分點；死亡率的變動情況一直處于一個變幅不大的水平區間，但是2000以后可以看出，死亡率開始上升。由于死亡率保持一種不變的速率，人口增長率的起伏與出生率正相關，在1987年是一個臨界點，該點之前，人口增長率表現出高增長水平，1987年以后，人口增長率開始下降。

從人口總負擔比、兒童撫養比和老人贍養比的情況來看，總撫養比與少兒撫養比正相關。自改革開放后，人口總負擔比與少兒撫養比開始下降，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78年到1987年，在這一階段總負擔比和兒童負擔比迅速下降，可表現為計劃生育政策實施后，兒童數量開始下降而勞動者開始增加；第二階段是1987年到1999年，總負擔比和兒童負擔比變化不大，處于平穩波動過程，可認為經過計劃生育政策后，出生率陡然下降，但是隨后出生率達到平穩下降水平，此時勞動力卻在之前兒童成長后開始增多，也達到勞動者數量略有增長的平穩過程；第三階段是2000年到現在，經過十多年人口變化后，十年前的勞動者開始走向老人階段，老齡化開始出現。因此，總負擔比中老人負擔比開始增加，兒童負擔比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人們更加理性地對待“一個孩子“的問題，出生率下降。老人撫養比在三十多處于平穩增長階段，以2000年是一個臨界點，在2000年老人負擔比上漲到7.0%以上，中國開始進入老齡化階段。

中國經濟奇跡有很大因素是來源于中國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動。中國經濟增長中人口勞動力的貢獻超過了25%。中國的人口紅利逐漸式微，對于勞動力的減少和老人撫養比的上升會影響中國經濟的可持續增長。也就是說人口年齡結構的進一步的發生改變，對中國經濟會產生不確定的影響。

從下表中可以看出，15歲-59歲的勞動者在2008年出現下降，2012年出現負值，15歲-65歲這一年齡段的人口增長將會持續到2014年，達到9.97億人口。社會總供給勞動力數量開始遞減，勞動力出現短缺既能表現在總數量，也能表現在質量上面，中國對兒童成長教育的觀點是以讀大學本科、碩士研究生和博士生為榮，而對少年去參加技校，學一門技術的職業學校卻帶有鄙視心理，這種心理的作用也造成了我國勞動者在藍領階層出現短缺，在大學生及以上學歷的水平上畢業生出現過剩的現象。

通過分析中國近三十年來的變動軌跡可以總結出我國人口年齡結構變動的總體呈現以下特征：第一，勞動人口在總人口比重逐漸上升，其中勞動人口中的就業人數也呈增長態勢；第二，相比勞動人口比重，少年和老人人數在總人數的比重呈現相反趨勢，兒童少年人數逐漸下降，老人人數比例逐漸增加；第三，與經濟增長速度相比，人口結構轉變速度要高與經濟增長速度，這種人口轉變速度不是指的是人口增長速度，而是人口逐漸老齡化速度加快，與之相配套的經濟增長總體結構并不能與之相適應，會呈現養老福利基金缺口現象；第四，人口年齡結構變動特征和人口紅利的出現、消失以及老齡化的出現是在計劃性政策的干預和經濟發展共同驅動的結果；第五，人口年齡結構變動具有不均衡特征，表現在城鄉變動不均衡和地區變動不均衡。城鄉人口年齡結構變動不均衡是因為農村中存在無限勞動供給使農村勞動力大量向城市遷移，地區人口年齡結構變動不均衡是因為東部地區經濟發展程度要高于中西部地區，是中西部地區勞動力相東部地區遷移，隨著西部地區的大開發政策和中部地區的崛起政策，以及東部發達城市生存成本過高導致東部地區勞動者又開始向中西部地區流動。

二、人口負債分析

隨著人口紅利機會窗口逐漸消失，人口老齡化就是人口變遷所呈現的經濟、社會負債。老人的增加，勢必會增加財政支付和較少生產勞動力，降低社會總體收入，對于這一系列的影響，可認為是人口負債。

老齡化對經濟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人口負債上面。中國在2000年就已經進入老齡化時期，但是中國經濟尚未達到應有的發達水平，人民生活水平還沒有得到質的提高，社會養老保險機制尚未完全建立，中國現行家庭的“四二一”格局使得家庭贍養壓力增大，中國將會出現“未富先老”的局面。中國由于在政策上對人口變動實行強制性的管理，使得我國人口年齡結構與其他國家變動不一致，在中國經濟運行規律上也表現不一致，使中國在沒有達到富裕水平的時候人口就已經在開始老齡化，而這種“先老”的局面也增加了社會勞動力供給緊張的情況。

根據聯合國對中國人口年齡結構的預測，在2030年以前，中國0-14歲區間的人口比重逐步下降，15-64歲區間的人數呈現先上升后下降的變動情況。勞動人口的絕對規模在2015年將會達到最高點。從而可以得出一個重要的信息，中國人口總體不僅出現老齡化，并且勞動力人口也在將來出現老齡化現象，這種現象對經濟增長將會產生一定的副作用，也可以認為是提前到來的人口紅利對在未來進行經濟補償，也就是人口負債會在我國出現。

三、人口年齡結構變動與經濟增長可持續性分析

中國經濟自改革開放后其增長速度年平均達到了9.79%，這種高速增長狀況一直保持著持續性，被世界稱為“經濟奇跡”。中國經濟增長模式一直是以高投資為主要形式，拉動中國經濟的“三駕馬車”——消費、投資和出口，其中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超過了50%，較高的資本形成率促使了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但這與索洛模型所得出來的結論向左。索洛模型認為，資本對經濟增長具有邊際報酬遞減規律，儲蓄向投資轉化的比率與人均產生水平成正相關，高的儲蓄投資轉化率可以促使人均產生的增加，但是這種穩定狀態不是穩定的，具有不可持續性。中國能夠保持經濟增長的持續性，是因為中國人口年齡結構變動導致在勞動力市場供給方面有充足的勞動者。勞動者在各部門自由流動，由低生產率部門向高生產率部門轉移，從農村向城市地區遷移，使得中國經濟保持持續增長。

但是隨著中國人口結構中老年人口逐漸增加，勞動者所占比開始下降，勞動力市場的無限供給開始向有限供給方向發展，“劉易斯拐點”即將出現。基于此背景，中國一直保持的高投資驅動高增長的模式可能受到挑戰。另外，具有工作收入的人群具有投資擴散效應，他們對投資和儲蓄的需求會導致外資流入國內；但隨著人口偏向老年型轉移，這種投資擴散效應也開始消失，隨之對資本流入造成影響，甚至可能出現資本外流的情況。

第8篇：老齡化帶來的市場機會范文

關鍵詞：人口老齡化； 經驗對策； 借鑒； 發達國家； 中國

中圖分類號：K901.2 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9/j.issn.1004-9479.2013.01.017

1 引言

人口老齡化是一個日益受到全球各國普遍關注的重大問題。國際上公認，當一個國家60歲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達到10%時，即進入老齡化社會。一些發達國家早在上世紀中葉就跨入了老齡化社會，如世界第一個老齡化國家法國、“老人王國”瑞典、“長壽王國”日本以及西班牙、德國等。David預測到2050年不論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將同樣面臨嚴峻的人口老齡化壓力，人口老齡化將成為一個世界性的問題[1]。目前國內外關于老齡化問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1）不同國家或地區老齡化的時空演變特征及發展趨勢分析和預測。如Karl分析了近50年來奧地利人口的時空演變規律及特征[2]，Joshua對2050年美國老齡人口規模和老齡化程度進行了預測和分析[3]；李日邦等對我國人口老齡化發展的時空間分布特點及區域差異等進行了研究[10-12]。（2）老年人群相關社會問題研究。主要包括老年人貧困問題[13]，老年人日常生活行為時空分異[14-16]，老年產業發展和社會養老設施建設[17]等。（3）人口老齡化的社會經濟影響研究。Sumiko等對老年人口及年輕人口遷移對日本傳統社會養老模式的影響進行了研究[4]；David、Frank等利用OECD國家相關數據，對各國人口老齡化與勞動力供應、居民儲蓄以及居民消費水平之間的關系進行了研究[1，5]；張桂蓮等認為中國人口老齡化將通過勞動力供給、勞動生產率、消費、儲蓄、人力資本投資和社會養老保障等對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18-20]；魏立華等對老年人口對旅游業發展的影響進行了研究[21-22]。（4）應對人口老齡化的對策研究。如Maliki、Linda等對人口老齡化背景下進行醫療保險制度改革提出了建議[6-7]；紹國棟等對我國退休制度改革問題進行了研究[23-24]；李春玲等對國內外企業年金制度的實施和現狀進行了比較研究[25]；姚靜等就人口老齡化背景下我國養老模式的選擇和轉型進行了探討[26-27]。已有研究對人口老齡化及相關問題進行了較為全面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但尚缺乏全面和系統的總結。本文在我國人口老齡化趨勢日趨嚴峻、人口老齡化問題日益凸顯的背景下，以已有研究為基礎，選擇瑞典、日本、美國、法國等幾個較早進入老齡化的國家，系統總結它們在應對人口老齡化方面的典型對策及特點；并結合我國國情，提出我國解決老齡化問題的對策和措施。對于有效解決我國老齡化問題，推進和諧社會建設，促進社會和經濟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2 發達國家應對人口老齡化的主要對策

2.1 鼓勵生育，應對少子化，促進女性投入勞動力市場，保證勞動力持續供應

老齡化和少子化同時存在于老齡化社會，兩者緊密相關且影響勞動力的供應。因此應對少子化是解決老齡化問題的一個重要方面。國外進入老齡化較早的國家從完善刺激生育的福利待遇和保障因生育而暫時離職的女性職工重返勞動力市場兩個方面解決少子化和勞動力短缺問題。一方面，政府采取育兒津貼和帶薪假期，向離職生育期間的女性提供一定的醫療、營養和薪資等補助和津貼，刺激女性的生育意愿。另一方面，政府加大公共福利在兒童教育、看護和醫療等方面的投入，推行并延長“爸爸月”，縮短低齡兒童父母的工時，實行父母保險（即企業給父母雙方帶薪假期以照顧幼兒；保證因生育而暫時離職的女性能重回原工作崗位或者提供類似的工作等）等，以緩解家庭看護幼兒的壓力，使父母雙方兼顧工作和育兒的雙重責任，保證女性職工能重回勞動力市場（表1）。

2.2 延長退休年齡，保證老年勞動力來源，緩解政府養老金支付壓力

國外主要老齡化國家普遍通過延長退休年齡的方法對退休年齡制度進行了改革。延長退休年齡，一般有兩種方式：一種是提高領取退休金的最低年齡，將現行領取退休金的年齡向后延遲，相應延長工作年限；另一種是設立彈性退休年齡制度，即對不同退休年齡的老人給予不同數額的退休金，退休年齡越大，退休金數額也越大。日本、德國和法國等主要采用第一種方式延長退休年齡，如日本政府在2006年把領取養老金的最低年齡從60歲提高到65歲，法國在2011年將最低退休年齡從60歲提高到62歲，德國政府計劃在2011和2018年期間逐步將退休年齡從65歲提高到67歲[28～29]。瑞典和美國等主要采取彈性退休年齡制度，如瑞典法定退休年齡為65歲，對于提前退休的60-64歲的職工，每提前一年退休減發退休金的5%；65-70歲的推遲退休的人員，每延遲退休1個月增發退休金的0.6%；對于有經驗且有能力繼續工作的退休老人，政府為其提供做義工的機會并根據他們提供服務的多少增發一定比例的退休金（表2）。

2.3 完善社會服務支撐體系，推行“以居家式社區養老為主，社會養老為輔”的養老模式

根據養老場所和居住方式的不同，養老方式可分為居家養老和機構養老。受老齡人口增加、女性就業率提高和年輕勞動力遷移影響，空巢老人數量不斷增加，傳統居家養老模式難以滿足老年人的需求，而機構養老又受到老年人經濟狀況和傳統養老觀念的影響而在現實中難被老年人接受[27]。目前國外老齡化國家的養老模式主要以居家式社區養老服務模式為主，社會養老為輔。在以“家庭為基礎，社區為依托，機構為支撐”的居家式社區養老的服務體系中家庭養老發揮著基礎作用，但在個人和家庭無能為力的情況下引入社會化服務；政府負責采取相關激勵政策引入市場機制實現項目建設及服務活動的社會化和產業化經營并協調參與建設和服務的各主體的利益關系；社區負責培育在宅服務人員并不斷拓展服務業務范圍為老年人上門提供幫助，服務內容主要有住房維修、日常照護、醫療保健和精神慰藉等[30]。養老服務所需的資金來源在不同國家會有所不同：如瑞典的養老服務帶有很大的福利性質，服務費用主要由政府承擔，但老年人如果想獲得更好的服務就必須自己支付一定比例的費用，屬于“國家負擔型”；美國老年人養老服務所需的資金主要由個人承擔，屬于“個人負擔型”即“投資人同時也是受益人”，這種“個人負擔型”的資金來源方式也使得美國“以房養老”的發展在世界上最具代表性（表3）。

2.4 建立多樣化的養老金保障體系，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

經過不斷改革和調整，世界主要老齡化國家的養老保障體系逐步實現了從單一養老保障制度向多支柱體系的轉變[31]。目前這些老齡化國家的養老保障體系主要包括三種基本的保障制度：基本養老金制度、企業年金制度和個人儲蓄養老保險金制度。其中，基本養老金制度是養老保障體系的重要基礎，一般由國家按照統一政策規定向符合條件的人員支付；企業年金制度是養老保障體系的第二大支柱；個人儲蓄養老保險是社會養老保障體系的重要補充。后兩種制度對緩解國家養老金支付壓力起到了重要作用。主要老齡化國家的基本養老金的資金都來源于政府，用于保障職工退休后的基本生活需要。各國也十分重視企業年金保障制度的建設和完善，如美國政府推出“整合企業年金計劃”， 把企業年金計劃提供的養老金與公共養老金制度所提供的基本養老金進行協調。目前，美國企業年金的規模已經超過了國家管理的社會養老金規模[25]。另外，美國不同運營規模的企業間養老金的資金來源不同；日本則依據國內勞動力結構，在不同的行業實行不同的養老金支付方式和資金分配比例，從而使得養老保障體系不僅具有“多支柱”的特點，還具有“多層次性”（表4）。

2.5 開發老年人市場，發展老年產業，滿足老年人的物質和精神文化需求

除應對人口老齡化對人口可持續發展、勞動力供應和社會保障體制帶來的一系列挑戰外，開發老年市場，發展“老年產業”是解決老齡化問題、促進經濟發展的另一有效途徑。國外發達國家的老年產業一般遵循“政府引導，市場化運作”的發展模式，即政府建立市場規范和行業標準，并采取相關的優惠和扶持措施，按老年人的消費需求引導企業向老年產業領域投資推動老年產業的社會化和產業化經營。目前，國外的老年產業主要包括以下幾類：第一類是圍繞老年人日常生活需求發展的產業，如老年餐飲、老年人用品生產（保健品、化妝品、服裝、交通輔助用品、體育健身用品、生活輔助用品等）、老年房地產開發等；第二類是圍繞老年養護形成的產業，包括老年公寓、養老院、老年保險、老年醫療康復用品生產、長期照護產業、醫護人員培訓等；第三類是滿足老年人精神文化需求發展起來的產業包括老年大學、老年旅游、心理咨詢、老年圖書館、老年電視廣播節目等。另外，由異地養老和跨國養老而帶動的養老產業在一些自然環境良好、適宜老年人居住的地區逐漸興起（表5）。

2.6 注重法制建設，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權益

為維護老年人的合法權益，保障與老年人有關的福利保障、產業發展政策等的有效實施和運行，國外主要老齡化國家建立了比較完善的法律體系及相關的管理機構。目前日本與老年人有關的法律體系由《國民年金法》、《老人福利法》、《老人保健法》等三大支柱及《介護保險法》組成[32]；美國政府先后頒布《社會保障法案》（自1935年實施后經過多次修改與完善，目前已經形成了比較完整的養老保障制度，主要包括養老保險制度、醫療保險與救助制度等），《美國老年人法》和《禁止歧視老年人就業法》等[33]。管理機構的主要職能在于利用國家權力對法律的運行和實施進行監督和管理。如美國政府設立的專門管理老齡問題的機構包括老人問題管理署、政府老齡問題顧問委員會和社會保障總署[33]；瑞典政府設有三個“地方公共保險法院”和一個“高級公共保險法院”，當公民應該享受的社會福利待遇的權利不能實現或受到侵犯時，可以向地方公共保險法院；公民對地方法院判決不服時，還可以繼續向高級法院申訴。

3 國外發達國家人口老齡化對策的主要特點

3.1 “開源節流”的人口政策、退休年齡和養老金制度

主要老齡化國家從人口和勞動力的出、入端來應對老齡化及由老齡化帶來的少子化、勞動力短缺和養老金支付壓力等問題。如鼓勵生育、吸引海外移民的政策，拓寬了勞動力的來源；推行“爸爸月”和父母保險等為因生育而暫時離職的女性重新進入勞動力市場提供了保障；提高法定退休年齡或施行彈性退休年齡制度則延長了老年勞動力的工作年限，減少了老年勞動力的流出。這些措施共同減少了老年人口的比重、保證了勞動力的持續供應。在養老金保障體系方面，主要老齡化國家通過引入市場機制、廣泛動員社會力量建立的多支柱、多層次的養老金保障體系拓寬了養老資金的來源、緩解了國家支付巨額養老金的壓力，也使得現有的養老金保障制度更具生命力（圖1）。

3.2 “無差別”的全民養老保障制度

主要老齡化國家在廣泛動員社會各方面的力量建立多支柱、多層次的養老保障體系時堅持以“平等、共享，自助、互助”為原則，注重對老年人的人性關懷，尊重老年人的生存尊嚴、為每位老年人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重視由國家和地方政府提供的基本養老金在養老體系中的基礎作用，保障全民基本生活需要；同時明確規定了包括政府在內的非政府組織、企業和個人在繳納養老金和社會保險時所必須承擔的比例，所有公民“要想獲得更多的福利、享受更好的養老服務和設施，就得付出更多”，由此建立起了“無差別”的全民養老保障制度。

3.3 廣泛動員社會力量，政企合力，多方應對

主要老齡化國家意識到單純依靠政府養老的壓力和不足，采取了“政企合力，多方參與” 的策略來實現“積極老齡化”和“健康老齡化”；不管在發展老齡產業，建立社會服務網絡、推行居家服務的養老模式，還是在建立多元化的養老保障制度等方面，政府在積極發揮行政管理和宏觀調控作用的同時引入非政府組織、企業和個人的力量，構建起多元化的資金來源渠道和投入模式，從而保證了人口老齡化背景下各項制度和社會經濟等的健康、可持續發展。 4 解決我國人口老齡化問題的經驗借鑒

國外主要老齡化國家應對人口老齡化問題所采取的措施不單涉及人口生育政策，還與社會保障水平、經濟發展以及人們的生育意愿等密切相關，涵蓋社會物質、文化和制度生活各個層面。在人口老齡化背景下，我國尚缺乏應對老齡化問題的完善的法律保障和養老服務體系；在以老齡化為契機、開發老年市場形成全社會力量“積極老齡化”和“健康老齡化”的局面等方面，與國外發達發達國家相比也存在一定的差距。我國人口老齡化的原因和特點不僅與西方發達國家不同，在國內各地區之間也存在很大的差異，這些差異性有其形成的內外因條件且有長期存在的可能。所以，我們應該從我國的實際國情出發，一方面要肯定我國實行計劃生育所取得的重大成效，繼續把“實行計劃生育，穩定低生育水平”作為我國的基本國策，另一方面也要重視人口發展過程中出現的一些新變化和新問題，在“堅持以人為本，堅持統籌協調，堅持科學指導，堅持創新發展”的基礎上，尊重客觀差異性并考慮制度的公平性和彈性，從完善各項保障制度和服務體系、以老齡化為契機促進老年產業發展經濟入手，“因地制宜”地采取應對措施統籌解決人口老齡化問題。

4.1 “分區域、分行業”，建立適合不同區情和行情的退休年齡制度

我國自1950年頒布退休人員管理辦法以來，現行的退休年齡制度僅有過兩次（分別在1983年和1990年）關于延長退休年齡的規定[54]。考慮到目前社會、經濟發展形勢和人口結構等各方面都已發生了重大變化，我國的退休年齡制度確實有再次進行改革的必要。我國是在“未富先老”和“城鄉二元結構”二者并存的國情下進入老齡化社會的，人口老齡化與經濟發展水平、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不相適應，同區域差異、城鄉差異、貧富差異等問題相互重疊[10，13]；從目前我國人口老齡化對就業的影響來看，由人口老齡化造成的勞動力短缺問題并不十分突出[24]。這些特點使得我國退休年齡制度的改革極具特殊性和復雜性且不能在短時期內一蹴而就。大部分學者認為，目前我國的退休年齡制度沒有進行改革的必要；但從人口老齡化發展趨勢來看，未來二三十年，我國退休年齡制度的改革勢在必行。我國各地區間經濟發展水平、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以及不同行業對勞動力的需求特點的差異，在一定程度上為實行地區間和行業間有差別的退休年齡制度提供了一定的客觀條件[34]。因此，我國可以根據不同地區和行業的具體情況，將改革退休年齡制度與完善社會養老保障制度相結合，積極探索漸進式的改革退休年齡制度的方式。針對經濟發展水平較高、人口老齡化程度和勞動力結構性短缺較嚴重的地區以及對技術和經驗水平有要求較高的科、教、文和政、企高管類等行業，可以采取梯度式的退休年齡制度并適當提高退休的最低和最高年齡，鼓勵老齡人口延遲退休或退休后再就業；針對處于底層、體力勞動強度較大的行業，可以采取按工齡計算的彈性退休制度，在退休年齡上給予照顧。

4.2 改革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完善并普及企業年金制度，優化養老保障體系

就目前來看，我國的基本養老保險存在兩個主要的問題：一是保障水平偏低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老人的養老問題，尤其是農村老人；二是全國實行的“統一標準”與經濟發達地區的標準存在很大差距，所以對這些地區來說“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在保障居民基本生活方面并不能發揮多大作用。針對上述兩個問題，我們可以借鑒國外建立“無差別”的全民養老保障體系的做法采取改進措施：以社會救助、社會福利為基礎，以基本養老、基本醫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為重點，重視農村基本養老保障制度的構建和完善，構建更加公平的社會養老保障體系；各省市、地區可以根據自身的經濟實力和居民的經濟承受能力，設立不同的繳費和待遇標準，完善城鄉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逐步提高保障水平，刺激居民參保的積極性和有關措施實施的有效性。

我國養老保障體系中的第二大支柱—企業年金制度，在我國仍處于起步階段并存在相關法律法規缺失、規模小、覆蓋面低和基金收益率低等問題[35]。所以，現階段我國最重要的是制定相關法律框架給予企業年金明確的法律地位和實施辦法，以法律的形式嚴格界定企業年金同基本養老保障的關系，企業年金的保障范圍、水平、權利和義務以及企業年金的組織和監管體系等；同時注重有關企業年金投資管理的配套立法，發揮政府的引導和管理作用，拓寬企業年金的投資渠道、減少收益風險、提高企業年金基金的收益率[35]，以刺激具有一定經濟實力的企業管理層的參與意愿，逐步提高企業年金制度的參與率和覆蓋面。

4.3 “因地制宜”，發揮家庭、社區、機構等多方作用，引導多種養老模式的構建和完善

人口老齡化趨勢的日益加劇、家庭結構的變化以及人口的遷移和流動使得家庭養老的功能日益弱化，養老模式的選擇和轉變逐漸正在成為解決我國龐大數量的老年人口的養老問題探討的焦點。目前我國正處于養老模式的轉型階段，無論在農村還是城市家庭的養老功能都在逐步弱化，居家式的社區養老模式正在興起[27，30，47，57]。考慮到居民傳統的養老觀念以及現階段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我國應堅持以“充分發揮家庭、社區、機構等各方面在養老中的作用，引導多種養老模式的構建和完善”[30]為要旨，在弘揚“孝道”思想、充分發揮家庭養老的基礎作用的同時，鼓勵并扶持社區老年服務組織的發展，明確將社區老年服務體系納入公共服務體系建設之中并作為政府支持和發展的重點，使社區養老與家庭養老相結合構建居家式社區養老的服務模式[27]。針對不同的地區和家庭類型有重點地采取養老撫助政策：在農村地區，加大政府財政支持和社會化養老的宣傳力度，發揮社會和集體養老的補充作用[57]；在城市地區，以市場為導向并采取激勵政策推動城市養老向居家式社區養老模式的轉變；另外在有條件的城市地區可以借鑒國外“以房養老”的模式，加大“以房養老”的宣傳力度和業務試點并對其進行適合中國國情的改造[55～56]。最近幾年來，我國“失獨家庭”和“421家庭”的數目越來越多，這兩類家庭的養老壓力也日益明顯。政府可以在社區養老服務組織和體系構建的過程中實施一定的優惠和扶助政策鼓勵慈善團體、非營利機構大力興辦公益性老年服務機構，給予上述兩類家庭物質和精神照護。

4.4 做到“兩個結合”，針對主要領域發展老年產業

目前我國老年產業發展的理論研究還相對比較薄弱[36]。因此，未來要加強老年產業發展的理論研究，做到“理論研究與政府決策、企業產品開發和市場培育相結合”，重點對老年人的需求及消費心理和消費行為，老年產業特征、市場規模、基本規律及老齡化過程對市場體系的影響等進行研究，從而為政府科學決策和企業老年產品開發提供理論咨詢和支持。另外，國外有相當數量老年產業是圍繞居家式社區養老而發展起來的。我們可以借鑒日本在這方面的做法，與推行社區型居家養老模式相結合，以滿足老年人的物質和精神文化需求、使老年人“老有所養”、“病有所醫”和“老有頤養”為主線，充分發揮政府和企業在養老產業發展中的作用，重點在養老機構和設施建設、養老入戶服務、護理、老年用產品等具有較大市場潛力的領域，開發一批滿足老年人需求、適合老年人特點的產品。具體措施為：政府制定相關的行業標準，推進公辦示范性養老機構建設，同時提高對養老機構建設和運營的補助標準，建立健全養老機構用地、用水、用電、用氣等優惠政策，大力支持社會力量興辦養老機構，尤其是鼓勵發展醫養結合型護理機構以及養老護理人員培訓機構和專業服務隊伍的建設，以不斷提升養老服務水平，使老年人“老有所養”、“病有所醫”、“老有頤養”；政府或企業在以城市社區為依托建設綜合性居家養老服務中心、居家養老服務站，為居家老人提供家政服務、生活照料、康復護理、文體娛樂和精神慰藉等社會化服務的同時積極向農村社區推進，形成以點帶面的聯動的效應，不斷拓展養老入戶服務的范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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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老齡化帶來的市場機會范文

關鍵詞：農村城鎮化 農村養老 循環經營

1、我國老齡化趨勢嚴峻，農村老齡化趨勢更加突出

農村老齡化速度將快于城市。因為計劃生育初期，即20世紀70年代到80年代初，無論城市或農村，生育率下降的速度都很快，但城市略快于農村。進入90年代以后，城市的生育率基本保持了相對穩定的狀態，而農村卻出現了較大幅度的下降。從水平上看，城市人口的生育率從80年代中期就已經達到了相當低的水平，婦女總和生育率約在1.0左右，到目前為止并沒有太大幅度的下降。而農村的總和生育率則從70年代的6.4下降到了80年代的3.5左右，到90年代已達更替水平以下。由此可以看出，未來農村人口老齡化速度會大大快于城市。

隨著我國市場化經濟的快速發展，城鎮化建設的逐步推進，農村大量青壯年涌入城市將不可避免，從而導致農村老年人口比例會大幅度上升，城市人口老齡化速度放慢。21世紀農村人口老齡化速度會高于城市。而且由于城鄉差距和城鎮化建設使農村老齡人口的養老問題更加突出，應引起足夠重視。

2、城鎮化建設給農村養老帶來新的問題和需求

近年來隨著城鎮化建設在各地區的發展，雖然在解決城鄉二元經濟方面有著積極的作用，但由于建設速度過快，一些配套措施不完善，模式也相對簡單，沒有充分考慮農村老齡人口的具體問題，因此給農村老齡人口的養老帶來了新的問題和需求。

2.1城鎮化建設使農村原有的熟人社會變成了陌生人社會使更多的老齡人更加封閉

根據對城區周邊城鎮化社區的調查，很多在原來本家聚居，家庭之間互相照顧的情況下，很多老齡人家長可以互相走動串門照顧，但由于搬進新型社區，彼此之間距離遠了，聯系少了，大家都是大門緊閉。原因有三：一、人多了安全問題凸顯。二、社區管理混亂，不信任感加劇。三、配套設施不完善，溝通機會少。

2.2過渡時期的城鎮化建設給農村老年人帶來新的負擔

城鎮化建設使人口集中，庭院減小，使一些家庭養殖，種植成為不可能。由于文化程度低，接受能力差，很多農村的老齡人唯一的愛好就是種地，養殖。因此一些城市社區的休閑方式并不完全適合農村社區。

再者農村老年人基本都是弱勢群體，無法適應社區改革帶來的負擔。他們在沒有滿足原來的需求的情況下又帶來新的負擔，生活更加沉重。一些老年人只有一人住在老村莊，政府在破壞了他們原有的生活環境卻沒有給他們提供新的生活環境，他們的養老沒有得到改善反而下降。

2.3農村婦女的比例大于男性，因此應該特別關注農村婦女的養老需求

由于歷史和社會的原因，我國老年婦女文化水平低，生育子女多，青年時就業率低，職業婦女多數從事體力勞動和工資較低的工作，退休年齡又早于男性，因此收入較低，又因為女性人口壽命長于男性，因此寡居者比重較高，因而她們是更加貧困和脆弱的群體，所以我們在城鎮化建設中應特別關注她們的養老需求。

3、在城鎮化過程中的養老問題提出幾點建議

3.1城鎮化建設關乎社會的改革，應統籌兼顧制定完善的建設方案

地方城鎮化建設不能操之過急，應在條件成熟的地方先搞，積累經驗，總結教訓，然后再逐步推廣。在建設過程中應該充分論證后，在政府主導、人民群眾的監督，社會各界人士的關注下進行。而且還得特別關注老年人這樣的弱勢群體，體現出城鎮化建設是一項惠民工程。

3.2走養老服務專業化的道路

其一，實行準入制度。當前應盡快出臺老年服務的相關法規，規范服務市場，嚴格就業門檻，實行資格考試，從業人員通過考試后方可從事相關職業。其二，加強學校教育。隨著養老形勢日益嚴峻，未來對老年服務專業人士的需求將會大大增加。學校教育應契合社會形勢的發展，加大培養養老服務專業人才的力度。其三，利用各種形式組織培訓。如社區、各職業學校也可以開辟這塊陣地，從事培訓，盡快提高從業人員的素質。通過以上方式，社區發展所需的人力資源就能得以儲備與保證。？？？

3.3建設城鎮社區養老循環經營模式

農村城鎮化社區建設過程中必然遇到土地，資金，人員等很多實際經營問題。所以在建設過程中應找到一條循環經營模式。首先，在農村社區建設過程中留出社區經營性菜地，養殖區等專門提供給老年服務中心的土地。土地在群眾的監督下合理利用，為社區提供經營性農副產品。其次，建立老年社區服務隊，在老年人力所能及的情況下，發揮他們的社會價值。最后，政府應制定城鎮社區建設實施方案，不應該摸著石頭過河，政府應該在建設之初就充分考慮到農村老百姓的實際問題，也應特別關注到農村老年人的養老問題，這些都是農村城鎮化建設的關鍵。

總之，農村城鎮化建設過程中帶來了一些農村老年人養老的問題，因此在今后的城鎮化建設中應特別關注農村老年人養老的具體問題，利用科學統籌，制度管理，政府支持，社會關注，群眾監督等方法一步一步的去解決他們的問題。我想我國在農村城鎮化建設過程中一定能走出一條自己的模式。

參考文獻：

[1]彭松建.西方人口經濟學概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