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理學和哲學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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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倫理學和哲學范文
1.1辯證唯物主義哲學觀對傳統風水地理學的認知
辯證唯物主義認為既不要用傳統風水地理學科學的一面來掩蓋其偽科學的一面，也不要用其偽科學的一面否定其科學的一面，要通過深入研究劃清其科學性與偽科學性的界限，弘揚其科學的一面，擯棄其偽科學的一面。科學的難能可貴之處就在于其具有邏輯推理與預言的能力。雖然現代科學是建立在嚴謹的定性、定量實驗基礎之上，并有嚴密的邏輯歸納推理，而現代堪輿學與之相比顯得原始落后，但二者竟有類似的追求“預言”的邏輯思維。因此，應該用科學哲學觀認知傳統風水地理學，其正確的成分要研究，發揚光大，做到古為今用；而其迷信的成分也要研究，揭示其實質，做到去偽存真，這才是對待傳統風水地理學的科學態度。
1.2中國風水地理哲學批判
無論自然科學、社會科學還是哲學，在其萌芽產生發展過程中，均含有迷信成分[1]。即使歐洲近現代科學的形成與發展，其源頭也含有神學思想，甚至一度神學起了主導作用。因此，產生于兩千多年前脫胎于易學的風水地理學，含有迷信成分，自然在情理之中。傳統風水地理學存在某些迷信和偽科學的思想，有其認識和社會歷史方面的局限[4-6]，因此，不應苛求古人，而應對傳統風水地理學中的迷信和偽科學思想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批判，去粗取精，去偽存真。中國哲學是綜合思維和辯證思維[7-9]，而西方哲學是邏輯思維和分析思維[10]。以西方哲學思維考察傳統風水地理學，就會認知到其科學和偽科學的雙面性。而其中的偽科學成分，正是中國哲學以綜合思維和辯證思維考察傳統風水地理中的人-空間關系，既確立了不乏經驗科學的理念，同時又給傳統風水地理學蒙上朦朧、詭異、神秘的面紗，并為大量的迷信活動提供了空間場所，故李約瑟（JosephNeedham）稱之為準科學[11]。準科學的概念包含科學的實質，又摻雜了偽科學的內容。傳統風水地理中的迷信產生的原因很多：社會發展的局限性、科技認知的淺薄性、經濟生產的落后性、封建統治者及江湖術士的需要性、哲學科學思維方法的局限性等。事實上，對傳統風水地理中迷信的哲學批判古已有之，王充、呂才、朱熹等有識之士就是典型代表[12-14]，由于其認識論和方法論的局限性，批判不徹底，未能區分傳統風水地理中的科學與偽科學成分。中國傳統哲學局限于類比方法認識世界，在傳統的“天人合一”觀念下，對表征萬物序列關系的宇宙圖式賦以象、數、理的意義而無限制地推演，附會以諸多牽強無稽的成分，這正是傳統風水地理學中迷信的源頭。必須進行剔除和現代哲學批判，去粗取精，去偽存真，構建中國特色的現代風水地理學。
1.3從傳統風水地理走向現代風水地理
傳統的堪輿學即風水學（廣義概念），其胎生于易學。堪輿學也稱風水地理學（狹義概念），實際上傳統的堪輿學（風水學）包括兩大部分，即傳統風水地理學和傳統玄學[15]。這2個傳統領域均含有迷信成分和偽科學思想。現代風水地理學是狹義的堪輿學，其主要研究聚落、民居、陵園等的選址、設計與規劃，是通過對傳統風水地理學的科學哲學過濾，剔除迷信成分和偽科學思想，以狹義堪輿學的科學哲學原理為基礎，結合現代地理學、建筑學、人類生態學、環境景觀學、環境倫理學、行為心理學等學科（不包括玄學），建立起來的一門具有中國特色的獨特的學科（圖1）。
2中國風水地理哲學基礎——《周易》中的“天人合一”觀
2.1《周易》中的“天人合一”觀奠定了傳統風水地理的哲學基礎
2.1.1“天人合一”釋義
“天人合一”是《周易》哲學思想的核心，其思想本質上是關于天人關系問題[9,16-17]。何謂“天人合一”？自“天人合一”思想萌芽至今，可謂智者見智，仁者見仁，觀點紛雜，見解不一。“天人合一”是中國古典哲學的根本觀念之一，與“天人之分”說相對立。《黃帝內經》“天人相應”學說認為有2個基石：一是大的生態環境，即天地（大宇宙）的本質與現象；二是生命（小宇宙）的本質與現象[18-19]。站在第一個基石上，中國古天文學給出了系統的闡釋，即：（1）天地對應；（2）天地氣交；（3）天地同律。站在第二個基石上，中國古中醫學給出了系統的釋義，即：（1）人天同構；（2）人天同類；（3）人天同象；（4）人天同數。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劉笑敢教授[20]對古代“天人合一”觀進行了梳理，提出8種“天人合一”觀：（1）天道人事相貫通的天人合一；（2）以人事為重心的天人合一；（3）以天道為重心的天人合一；（4）天人感通式的天人合一；（5）道家式天人合一說；（6）禪宗式天人合一說；（7）唯器說的天人合一；（8）作為贊頌語的天人合一。這些都是當代學者“天人合一”思辨研究有的不同傾向。還有學者把“天人合一”思想歸納為4種涵義：（1）“天人合一”思想是政治管理之策；（2）“天人合一”是理想的生存狀態；（3）“天人合一”是超拔的道德境界；（4）“天人合一”是高遠的審美境界[21]。關于“天人合一”的內涵，用《矛盾論》的觀點分析[22]，其根本表述是：“天”與“人”是世間萬物矛盾中最核心最本質的一對矛盾，“天”代表宇宙環境、自然環境、物質環境的物質客體，“人”代表認識宇宙環境、適應自然環境、調適物質資源環境的思想主體，“合”是“天”與“人”矛盾間的形式轉化，“一”是“天”與“人”這對矛盾相生相依、相互作用的根本屬性。“天人合一”構成了人類社會中最根本、最核心的矛盾對立統一體系，這一體系又按照由內到外的順序，存在著四大子矛盾系統（本我與超我、自我與外物、規律與原理、思想與現實世界），而人類一切活動的起點、發展趨向與終結，均在“天人合一”的四大子矛盾系統運動之中。“天人合一”哲學思想可概括為5個命題：（1）人類生于天地之間，既是天地之精華，又是天地組成部分；（2）天地運行的普遍規律人類必須遵循；（3）天地運行規律與人類精神和心理活動具有統一性；（4）人性即天道，道德原則和天地運行規律是一致的；（5）人生的理想和追求是天地人諧調和諧[23]。2.1.2“天人合一”的辯證思維奠定了傳統風水地理的哲學基礎無論對“天人合一”思想有多少種解讀，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即“天人合一”思想是中華民族五千年來的思想核心與精神實質[24-26]。之所以如此，“天人合一”思想的以下3個功能足以證明：（1）揭示了人與自然的辯證統一關系；（2）映射了人類生生不息，則天、希天、求天、同天的完美主義和進取精神；（3）體現了中華民族的世界觀、價值觀的辯證思維模式。中國人最基本的思維方式，具體表現在天與人的關系上，實際上體現的就是“天人合一”的辯證思維。其最基本的表現形式是“天”與“人”合而分，分而合的“合―分―合”關系，亦即“一分為二”與“合二為一”的對立統一關系[27-30]。“天人合一”的這種思維模式蘊含了整體性、矛盾性、系統性、聯系性和動態性五大特性，這五大特性為傳統風水地理的研究與實踐提供了哲學支撐，奠定了傳統風水地理的哲學基礎。
2.2現代風水地理的哲學基礎——新“天人合一”觀
2.2.1現代風水地理實踐賦予了“天人合一”新內涵
“天人合一”是傳統風水地理學的核心思想，現代風水地理學仍然是在風水這一特殊領域研究人與自然的關系（人地關系），離開了“天人合一”的哲學思想基礎研究人與自然的關系（人地關系），就會成為“無水之源，無本之木”，因此其哲學基礎依然是“天人合一”的哲學思想。但是，這里有一點必須明確，現代風水地理內涵與傳統風水地理含義有著本質上的不同，最關鍵的一點就是以現代科學為基礎，擯棄了封建迷信和偽科學思想。因此，其哲學基礎“天人合一”的思想，與傳統的“天人合一”哲學思想也有著本質的區別。這種“區別”最關鍵的一點在于對“天”和“人”的認識上[31-32]。通過現代風水地理實踐，通過對傳統“天人合一”哲學思想的梳理，將會逐漸認識到傳統“天人合一”哲學思想的科學性和非科學性，弘揚其科學的一面，擯棄其非科學的一面，使傳統風水地理學走向現代風水地理學。現代風水地理學認為，科學的“天人合一”哲學思想，對其“天”的解釋與以往不同，剔除了迷信成分。所謂的“天”，就是現代科學意義上的“自然”。自然（Nature），即天然，非人為的。自然是無窮多樣性的一切存在物，與宇宙、物質、存在、客觀實在等范疇同義[33-34]。自然，最廣義而言指的就是自然界、物理學宇宙、物質世界以及物質宇宙，從這個意義上講，還應包括人類社會（隨著人類的發展自然而然形成的）。自然通常分為非生命系統和生命系統，被人類活動改變了的自然界，通常稱為“第二自然界”，或“人化自然界”[35-36]。在此基礎上，從現代風水地理學角度出發，現代“天人合一”哲學思想對“自然”的解讀又賦予了新內涵。筆者認為這一新內涵就是把“天”看成是自然（環境）系統，這一自然系統可分為若干層次，但最基本的層次有3層：第1層次是宇宙自然（環境）系統；第2層次是地球自然（環境）系統；第3層次是與人類活動相一致的局域自然（環境）系統。各層次自然（環境）系統之間，緊密關聯，互相作用、互相影響，不停地進行物質、能量和信息交流傳遞，形成一個巨型、復雜、開放的自然（環境）系統。現代“天人合一”的哲學思想對“人”的解釋也賦予了新內涵，認為人是大自然的產物，既是在一定地域空間上從事生產活動、社會活動、各種生活的社會化了的人，又是具有豐富內涵、系統結構、組織功能的系統化了的人。這種對“天”和“人”內涵的新解讀，也給“天人合一”賦予了新內涵，其要義簡言之，即“以人為本，人與自然和諧（人地關系和諧），持續發展”。筆者稱之為新“天人合一”觀。
2.2.2新“天人合一”觀是現代風水地理的哲學基礎
新“天人合一”觀是現代風水地理的哲學基礎，主要是由其思想的要義和現代風水地理研究與實踐探索所決定的。1）以人為本是現代風水地理研究與實踐的最高宗旨現代風水地理研究的核心是新“天人合一”觀視野下的人地關系問題，其目的是探尋人地關系的規律，為科學調控人地關系提供科學依據，促進人地關系和諧發展，最終促進人的健康發展。現代風水地理的城、鄉及民居選址、規劃、布局，其目的就是創建人類和諧美好的生存環境，有利于人類與自然和諧，最大限度地滿足人類心理需求，有利于人類身心健康。因此，人地關系和諧、持續發展的核心就是以人為本。以人為本是現代風水地理研究與實踐的最高宗旨。2）人與自然和諧是現代風水地理研究與實踐的終極目標人生在天地間，和諧相處是終極目的。人與自然和諧的含義就是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的和諧。這種和諧是解決各種生態問題的根本途徑，是實現人地關系持續發展的根本途徑。現代風水地理研究與實踐的終極目標就是要協調人地關系，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發展。3）持續發展是現代風水地理研究與實踐的不懈追求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和諧發展，并不是一帆風順和一成不變的，總是處在由和諧到不和諧再到和諧這樣的周期變化過程中。每一個變化周期都推動人地關系向更加復雜的方向發展。因此，在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周期中，如果不能及時掌控人地關系發展演化的新動向，及時調控人地關系，就可能使人與自然關系惡化并走向極化，最終導致人地關系崩潰，人類走向滅亡。現代風水地理研究與實踐就是以風水地理環境這一特殊領域為基礎，結合現代地理學、氣象氣候學、水文學、生態學、心理學、行為科學、環境科學等探索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規律，為科學調控人地關系，實現人與風水環境持續發展，人地關系持續發展提供科學依據[23]。因此，人與自然（人與風水環境、人地關系）的持續發展是現代風水地理研究與實踐的不懈追求。
2.3新“天人合一”的哲學思想
對現代風水地理研究的意義新“天人合一”的哲學觀是現代風水地理學的哲學基礎，其核心內涵主要有3點：（1）以人為本；（2）人與自然和諧；（3）持續發展。以此為出發點，即可清晰地看出新“天人合一”觀對風水地理研究的意義主要體現在3個確立上：（1）確立了現代風水地理研究的基本原則——“以人為本”；（2）確立了現代風水地理研究的核心軸線——“人與自然和諧”；（3）確立了現代風水地理研究的戰略命題——“持續發展”。
3中國風水地理哲學基礎——“天人合一”觀與“人地關系”
3.1中國傳統“天人合一”觀對風水地理中“人地關系”的闡釋
“人地關系”不僅是現代人文地理學研究的主題與核心，而且也是中國人文地理學的分支學科風水地理學研究的源頭與核心。風水地理學自萌芽之日起，就把“人地關系”確定為永恒的研究課題。《周易》的“天人合一”思想，是風水地理學的基本哲學思想。因此，“天人合一”思想對“人地關系”的闡釋，是支撐風水地理研究的基本理論和方法論。前已述及，關于《周易》“天人合一”思想的解讀，可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五花八門，種類紛呈。為了清晰認識和把握“天人合一”觀對風水地理中“人地關系”的闡釋，以開展深入地風水地理研究，以諸多古代學者的相關研究為基礎[37-41]，歸納梳理傳統經典的“天人合一”觀對風水地理中“人地關系”的解讀，基本上都可以折射統一到5種理論模式中（表1）。
3.2傳統風水地理選址規劃布局中構建的“人地關系”模式
在中國這片古老的大地上，特別是漢族分布區，在傳統的聚落選址規劃布局中幾乎都打上了傳統風水地理的“烙印”，典型的案例不勝枚舉，這里僅以浙江蘭溪諸葛八卦村為例，簡析傳統風水地理選址規劃布局中構建的“人地關系”模式。諸葛八卦村于元代中后期開始營建，至今有600余年歷史。就地形、地貌、水文、氣候、植被、朝向、景觀等而言，堪稱人居理想環境之典范[42]。該村地形中間低平，四周漸高，外有八座山，形成外八卦，內以鐘池為中心形成內八卦。鐘池是諸葛八卦村的核心所在，也是布列“九宮八陣圖”的基點。“鐘池”乃設計的“太極”，在傳統風水地理布局中，往往把“太極”看作與宇宙相連。不僅如此，該村整體格局左有石嶺溪，右有高隆市，前有不漏塘，后有高隆岡，其地形、地貌正是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四靈守中”的風水格局，形勢契合了堪輿家的理想模式。綜觀諸葛八卦村的風水地理大勢，映射出山環水繞，負陰抱陽，藏風聚水的一種意境景觀格局（圖2）。由此可以看出，這種傳統風水地理選址規劃布局中構建的“人地關系”模式是：以人為本，人適應自然地理環境，自然地理環境對人具有重要影響甚至有決定性作用，人與自然地理環境之間有一種超自然的東西相關聯，具有神秘性。簡言之，這種“人地關系”模式是傳統的人地適應論、地理環境決定論、人地感應論的復合體，既是長期生活經驗的科學總結，又具有一定的神秘主義色彩。
3.3中國新“天人合一”觀和科學觀視野下的“人地關系”理論模式
在現代新“天人合一”觀的框架內，人地關系有了全新釋義，筆者認為主要體現在以下8個方面：（1）人類是自然界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2）自然界是人類存在與發展的根基；（3）自然的精華——人類創造了社會（人類是主體，具有強大的主觀能動性）；（4）人類自然社會構成一個復雜開放的人類生態系統；（5）人類社會必須遵循自然運行規律；（6）人類的物質、精神、心理活動以及價值觀念和倫理道德與自然運行規律具有統一性；（7）人類的理想是人類、自然、社會的統一和諧持續發展；（8）人類的追求是生活越來越美好。然而現代人對人與自然關系（人地關系）的解讀也是多種多樣，方創琳于2004年對此作了系統總結[43]。這里有一點需要注意，就是古代或者傳統的“人與天”“人與自然”，和現代的“人與天”“人與自然”或者“人與地（地理環境）”，既有著本質意義上的不同，又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因此，對人地關系中涉及到的“人與天”的問題，不要人為地賦予其神秘色彩，要把物質與精神統一起來以辯證的思維解讀“人與天”“人與自然”，辯證地解讀人地關系。以地理科學哲學發展的歷史軸線為基礎，按照不同的歷史階段，把中國“天人合一”觀和科學觀視野下的“人地關系”的理論模式和西方哲學科學視野下的“人地關系”的理論，作一歸納總結（表2）[43-47]，以便互相借鑒，取長補短，做到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為現代風水地理學在城鄉規劃、民居規劃中做到人地關系協調和諧，從哲學和科學上提供人地關系理論的支撐打下堅實的基礎。這不僅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而且更具有重要的實踐意義。
3.4現代風水地理選址規劃布局中構建的“人地關系”模式
現代風水地理選址規劃布局中構建的“人地關系”模式，與傳統風水地理選址規劃布局中構建的“人地關系”模式有著明顯的不同，主要是吸收了傳統風水地理選址規劃布局中科學的理論、方法和模式，剔除了偽科學和迷信的成分。現以青海黃河果嶺國際旅游度假區風水地理選址規劃為例進行分析。青海黃河果嶺國際旅游度假區位于青藏高原與黃土高原交界的貴德縣境內[1,48]，其周邊群山環繞，是相對封閉的盆地，同時，緊鄰黃河河谷，形成山環水繞的格局態勢。基地規劃面積約為47.7km2，水域面積18.8km2，內含侵蝕性構造高山、堆積侵蝕中低山、堆積階地、準平原和黃河現代河床等地形地貌，疊加著濕地、河流和草地等自然資源，構成極為壯觀的自然環境景觀。以基地內、外的自然環境景觀要素為基礎，結合其氣候、水文、風向等，實現青海黃河果嶺國際旅游度假區的軸線定位和主要功能定位。在風水地理經典理論“陰陽論”“五行論”“精氣論”“形勢說”等指導下，遵循現代風水地理選址規劃布局的整體系統、因地制宜、山水選擇、負陰抱陽、順乘生氣、陰陽調和辯證、合時有情、科學審美、改造風水（趨利避害）等原則，對基地及其周圍的自然環境景觀進行科學分析，在“預測論”“方位論”“四象模式”的指導下，確定青海黃河果嶺國際旅游度假區的中心定位和坐向；借助堪輿（風水）羅盤，確定其軸心線的走向，使基地各功能區的布局系統、協調、和諧，呈現出“天人合一”之美（圖3）。這一選址規劃布局體現出以人為本、天人感應；道法自然，天人合一；負陰抱陽，藏風聚水；順乘生氣，萬物感應；山環水繞，環境幽美。人、建筑、自然環境有機配合，趨利避害；協調統一，渾然一體；生機勃發，相得益彰，人與自然和諧順暢，做到了游人美、建筑美、自然美“三美”珠聯璧合，和諧統一，可持續發展。由此可以看出，現代風水地理選址規劃布局中構建的“人地關系”模式是：以人為本，人與自然和諧，可持續發展。即人地關系和諧可持續發展論。
4結論
1）《周易》是中國古代一部最偉大的哲學和預測學著作，其“天人合一”觀是風水地理學的哲學基礎。由于《周易》自古至今被人為地誤認為是算命之術，故也被人為地涂上了“迷信色彩”，并滲透到傳統風水地理學中。絕不能因為傳統風水地理含有迷信色彩和偽科學思想，對傳統風水地理所闡釋的而現代科學又無法解釋清楚的先人經驗和事象進行一概否定，因為即使現代科學對人-自然系統的認識也只是微乎其微，無法解釋的事象浩如煙海，數不勝數。傳統風水地理學含有迷信色彩和偽科學思想，必須進行哲學科學批判，必須進行革新，引入相關的現代科學理論、方法、技術，從定性研究走向實證研究，從傳統風水地理學走向現代風水地理學。
2）諾貝爾獎獲得者物理學家李政道曾經對科學巨匠錢學森說：“我國的《周易》是純之又純的科研成果”。其實，中國自古以來在治理山水，建造城鄉、宮殿、園林、民居等工程中，都是以“天人合一”哲學觀為主線，以風水地理學（堪輿學）為指導，風水地理學的實踐，充分體現了《周易》哲學思想“天人合一”的科學性。
3）傳統風水地理學的哲學基礎是《周易》中的“天人合一”思想，而現代風水地理學的哲學基礎仍然是如此。但是，在現代風水地理研究中，對“天人合一”思想在擯棄“迷信”思想的前提下，賦予了現代科學的新內涵，真正反映出其科學精髓，也可稱為新“天人合一”觀。現代“天人合一”思想的要義有3點：（1）以人為本；（2）人與自然和諧；（3）持續發展。此3點看上去極為簡單，但其哲學、科學內涵極為豐富深刻，是中華民族幾千年光輝哲學思想的結晶，是指導人類持續發展的最高準則。這些思想必須貫穿于現代風水地理研究的始終。
4）“人地關系”不僅是現代人文地理學研究的主題與核心，而且也是中國人文地理學的分支學科風水地理學研究的源頭與核心。風水地理學自萌芽之日起，就把“人地關系”確定為永恒的研究課題。《周易》的“天人合一”思想是風水地理學的基本哲學思想。因此，“天人合一”思想對“人地關系”的闡釋，是支撐風水地理研究的基本理論和方法論。
第2篇：倫理學和哲學范文
一、體驗哲學:體驗式教學的理論基礎
美國語言學家Lakoff和Johnson于1999年出版了《體驗哲學:基于體驗的心智及對西方思想的挑戰》,在書中提出了“體驗哲學”(EmbodiedPhiloso-phy)這一理論。體驗哲學的主要理論思想概括起來有三條基本原則:智的體驗性,認知的無意識性和思維的隱喻性,其中最為重要的是心智的體驗性。體驗哲學認為,人類的范疇、概念、推理和心智是基于身體經驗形成的。人類的認識始于范疇化,概念系統是根據范疇組織起來的。人類自從有了語言,就自然會將概念化和范疇化的結果相對固定在詞匯表達中,這稱為范疇或概念化的詞匯化,因此,范疇化具有體驗性特征,概念與詞語也具有體驗性特征。可見,英i吾詞匯的體驗性是對語言眾多屬性的一個補充。語言主要是人們通過感覺器官在對世界體驗的基礎上經過認知加工逐步形成的,是主客觀互動的結果?。人類的認識是基于對自身和空間的理解,沿著由近及遠,由具體到抽象,由身體和空間到其他語義域的道路逐步發展起來的。人類作為認知和語言形成的主體,在其形成的整個過程中自然發揮著最為關鍵的作用,這是不言而喻的。由此可見,通過體驗學習語言知識不但有足夠的理論依據,也有重大的實踐意義。DavidNunan也指出,對教學理念各個方面均有深遠影響的變化就是從知識“傳授式”的模式向“體驗式”模式的轉變。
體驗式教學強調“以學生為中心”、“以任務為基礎”,讓學生通過教師設計的真實有效的交際活動體驗和發現語言使用原則,培養語言使用技能并能夠應用到實際交流中。學生在教學活動中充當主體角色,自己去體驗整個學習過程,其角色是積極的參與者、大膽的表演者、有效的語言使用者、教師指導下的自主學習者。老師不再是單向的知識傳遞者,而是技能訓練的策劃者和整個體驗學習活動的組織者,在課堂中組織學生參與各種類型的語言交際活動,為學生提供豐富的學習情境,幫助和指導學生總結自己的經驗,真正實現以學生為中心、以互動式和啟發式為教學方法的英語教學。大學英語教師可以根據教材和大綱,結合自己豐富的教學經驗和與眾不同的教學優勢,以學生為中心,創造出針對性強、生動有趣的教學形式并組織學生開展豐富而有實效的語言技能訓練活動,始終堅持“教為練,練為用”的原則。只有這樣,教育才真正走進學生的內心精神世界,在學生的心靈與人生中留下有意義的痕跡,這也符合學生在認知上螺旋上升、不斷深人的學習規律。
二、體驗式英語詞匯教學的特點
(一)體驗式學習將英語詞匯學習引向深入
詞匯教學中最薄弱的環節在于學生的深層知識或詞匯知識結構,但在詞匯教學方法上仍存在一些誤區,如將英漢詞義籠統地對應起來,利用翻譯手段講解,或者先講某生詞在上下文的意思,然后舉例說明其語法結構的規則,而未能從構詞法、語義語用等方面去系統分析、拓展,結果是學生只會死記生詞的字面意思,對于詞的完整意義和使用方法卻不甚了解,不能靈活運用。Oxford認為記憶策略可以幫助單詞構建成語塊[4]。通常采用的技巧是:根據語義特征劃定詞語范疇,通過聯想擴展詞匯或把新詞用于語境之中;采取適當的行為(如利用身體的各種反應和不同感覺)增強記憶效果;根據學生的記憶特點,及時調整他們的記憶策略,使他們充分利用自己的體驗和已有知識加速詞匯的學習過程,指導學生把新學的知識合并到自己的詞匯內存中。因為哲學意義上的體驗,不是粗淺的體會、簡單的直覺,而是對事物的深切領會。具體到英語學習上,學生的學習體驗不只是得到“魚”,更重要的是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獲得了“漁”,即學習英語和使用英語的方法。因此,在實際的課堂活動中教師應通過大量的語言事例來幫助學生找到語言學習的規律,通過規律的探尋將英語詞匯學習引向深入,做到靈活運用、舉一反三,使學生產生成就感和自信,從而變被動式的應試教育為具有主觀能動性的自主學習。
(二)體驗式學石增加了詞匯學習的互動性和趣味性
教學中經常遇到的主要問題是詞匯負擔過重,生詞太多,記不住、消化不了;課堂氣氛沉悶,教與學之間缺少雙向交流,學生處于被動狀態,無法調動積極性;學生的觀察問題能力、創造能力更是無從培養。而“體驗式”教學更能調動學習積極性、主動性,學習效果也比較好。另外學生學習興趣的培養取決于老師講課的藝術、豐富的知識、精辟的分析、敏捷的思維、幽默的語言和含蓄的啟發。因此體驗式詞匯教學對教師素質的提高有了更高的要求:平時應積極探究多種教學途徑,提倡教學形式的多樣化,充分和利用課程教育資源,讓學生在一個民主、寬松、和諧的課堂氣氛和人際關系中體驗詞匯學習的樂趣,使枯燥無味的詞匯教學變得生動、形象、直觀。
英語詞匯教學
(三)體驗式學習為英語詞匯學習創造了真實的語言氛圍
英語語言的學習離不開一定的英語環境。在非母語的情況下,創造良好的學習環境至關重要,只有在良好的英語環境中,學生的英語語言能力才能有更大的提高。我們暫且把環境分為硬件環境和軟件環境兩個方面。硬件環境可理解為通過實物為學生創造的英語學習環境。如在教室后面制作一個英板報,為學生提供
一些全英文的書籍、磁帶、多媒體學習材料等。軟件環境是為學生創設易于運用的交往、學習與生活的英語環境。比如詞匯講解中可以用幻燈片打出釋義,即給出單詞內涵與外延的方法,要求學生猜出單詞,這樣做不僅有助于學生用英語思維,而且也可在學習新單詞的同時,幫助學生復習原有詞匯。此外,還可以指導學生經常觀看英文電影,欣賞英文歌曲等。學生通過較多的接觸、模仿、體驗有助于英語語言氛圍的形成和鞏固,也有利于激活學生的認知和情感區域,從而達到深化詞匯記憶的效果。 三、體驗式英語詞匯教學應注意的問題
(一)處理好與其他教學法的關系
任何課程要取得理想的教學效果,都需多種教學手段的相輔相成。詞匯學習作為語言學習的最小單位,客觀上要求教學方法要具多樣性和靈活性。總的原則應該是把優秀的傳統教法與現代語言教學理論結合起來,即一方面要強化記憶,精講多練,循序漸進,另一方面要傳授方法,啟發思維,培養學生創造性地學習的能力。因此,詞匯教學要求教師靈活運用包括交際教學法、講授法及案例教學法等多種教學方法。
(二)用課外活動補充課堂教學
在英語教學中,教師僅靠短短的幾節課來培養學生的語言習慣、擴大學生的詞匯量是不可能的。還得設法拓展和豐富英語課外活動內容,營造良好的語言環境,使學生在實踐活動中體驗英語學習過程,這對學生領悟、鞏固、內化及使用課堂上所學知識有著重要作用。比如可以充分發揮現代教育教學設備的作用,每周開播一次英語廣播或電視節目,讓他們體驗到英語文化深厚的底蘊。還可以以游戲的形式組織一些活動,像詞匯接龍游戲。這些活動不但能調動學生的學習積極性,也使學生了解到自身在詞匯上的一些不足,更為學生找到了在英語詞匯參考文獻:上的一些學習方法,對學生的學習起到了促進的作用。
(三)采用豐富多樣的學習材料進行輔助教學
只利用課本對學生進行重復、機械的訓練,會使學生感到厭煩和乏味。為了鞏固所學的詞匯,還必須大量鬩讀。泛讀的內容可先從簡易讀物、科普文章開始,再過渡到名人傳記、文學名著。教師可為學生準備盡可能多的閱讀、聽力材料及其他學習材料。學生自己也可發揮主觀能動性,以班、組、個人為單位訂閱或査閱英語報刊,利用這些材料進行學習、研究和交流,作為課本的補充。通過這些活動,學生可接觸大量的語言材料或實例,在語言的真實環境中豐富詞匯、擴大知識面,并且起到復習、鞏固已學單詞的作用.
(四)正確處理教學與評價的關系
第3篇：倫理學和哲學范文
【關 鍵 詞】現代合同 哲學起源 實踐 價值
合同法同財產法、侵權法共同鑄就了西方私法體系的基礎，隨著中國私法制度的日趨完善，世界范圍內對私法制度的重構與革新呈現著波動的態勢。而這種態勢下，學者們不自覺的從更深層次反思合同法發展至今的哲學基礎，這有利于我們以現代思維思考合同的實踐價值，從而修正我們審視合同價值的出發點與最終目標。美國學者詹姆斯?格雷德的《現代合同理論的哲學》一書，從亞里士多德到羅馬法和中世紀法學家，從自然法傳統中的割裂到19世紀自由主義對合同法的影響等諸多方面對現代合同的起源進行極為深刻的解讀，為我們探究現代合同的哲學基礎及實踐價值提供了必備的指引。
一、中世紀法學家視野下的合同
現代合同法的基礎性理論形成在19世紀，亞里士多德哲學與羅馬法對此貢獻良多，其以法國及德國的某些法律基本理論出發，再經過數百年的法學家不斷解析、重構后才形成了“意志理論”。這種意志理論在法學家不斷傾注“心血”的情況下，逐漸成為合同規范的根基。當合同發展至今，我們需要面對不斷出現的對合同法解釋的新理論，如信賴理論、效率理論、公平理論等等，諸多的新理論均從不同視角對合同法的基礎進行了理論層面的解析。我們注意到，意志理論強調只要自由主義受到不合理的多方面的沖擊，則意志理論可能面臨著走向衰落的命運。顯然，這種解析標記出了意志自由理論的缺點，即未能將自然法與自由主義真正的連結。
二、自然法傳統中的割裂
合同本身所產生的約束力有其所依據的基礎性支撐，這種基礎性支撐來源于亞里士多德，亞里士多德哲學關于人們之間信守承諾、正義、慷慨的德性加以深入的解析，構成了這種基礎。在后期，到了十七八世紀之時，哲學家對亞里士多德的哲學產生了懷疑。事實上，這種對哲學問題進行反思、批判的可能性一直存在，科學的進步及實踐的推動等諸多因素均導致這一情況的發生，當代法經濟學視野下對合同法理論根源的反思即說明了這一點。[1]
對亞里士多德的批評中，認為其基本的概念存在一些問題，例如實質形式、屬性、本質以及目的因或目的都是無意義的，或者像洛克所說，是不“重要的”。[2]在這個環境下，契約展現出了其強大的生命力，契約被認為對于解釋義務如何可能存在的問題是必要的。但是，在沒有這些概念的情況下對合同法進行解釋的問題，一直存在疑慮，較難解決。
三、自由主義下合同的實踐價值
許多經濟學家如斯密將稱自由和個人主義哲學的必然結果，即法律應當擴展其范圍并強制執行合同義務。現實中的法律也許在踐行著哲學理念，然而，其實效性如何，應有待考察。
一種哲學起源與根基是否擁有生命力，取決于這種哲學根基所制成的法律規則能否在實踐中解決問題。當代合同法學研究的哲學根基應在汲取歷史傳承中自由主義內精華因素的基礎上，審慎探求如何將哲學動力轉化為現實策略之路，最終以具有生命力的哲學思想指引法律規范在生活中的運行，這才會成為合同法領域持久性的哲學源動力。
自亞里士多德時代至今，自由主義理念對合同的形成乃至合同法的重塑發揮著重要的影響。在私法領域視野下，這種自由主義理念促生著合同法的強大生命力向“周邊”擴展。深深的推動著商事法律的高效發展。對此，我們應積極吸取域外的成熟且寶貴的經驗，并明晰私法領域中合同哲學起源對當代合同的影響及在實踐中價值，最終為我所用，修正現實中的相關法律。
參考文獻：
第4篇：倫理學和哲學范文
論文摘要：馬克思和現代西方學者都對股份制企業的由來、發展和運行提出了一些基本的理論觀點。兩者既有共同點又有差異。馬克思是將股份制企業的存在放在一個資本主義總圖景中來分析，探討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聯系。西方學者則是在否認企業本質的基礎上側重于企業各種表象的分析，更多地從企業本身的角度議論問題。所以，在階級本質和科學體系上，馬克思和現代西方學者是不一樣的。但在研究單個企業如何演進到股份制企業等方面，馬克思和現代西方學者的理論又有一定的相通性和互補性。
基金項目:本研究為中國人民大學“211工程”建設項目《中國經濟學的建設與發展》子項目《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的比較》的階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簡介:韓玉玲,女,山東鄒平人,山東教育學院副教授,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經濟學。
馬克思和現代西方學者都對股份制企業的由來、發展和運行提出了一些基本的理論觀點。馬克思是將股份制企業的存在放在一個資本主義總圖景中來分析，探討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聯系。從整體上看，馬克思是在確認企業表象的基礎上側重于企業本質狀況的分析，并更多地著眼于資本主義總體經濟關系的分析和經濟關系的演變。西方學者則是在否認企業本質的基礎上側重于企業各種表象的分析，更多地從企業本身的角度議論問題。所以，在階級本質和科學體系上，馬克思和現代西方學者是不一致的。但是，在研究單個企業如何演進到股份制企業等方面，馬克思和現代西方學者的理論又有一定的相通性和互補性。具體講，兩者的共同點和差異可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馬克思與現代西方學者對股份制理論研究的共同點
1、馬克思和現代西方學者在研究單個企業如何演進到股份制企業等方面都注意到了社會生產力發展的推動作用。
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股份公司是伴隨著商品經濟和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而逐漸發展的，是資本主義生產力增長和資本的個人所有制形式之間矛盾的產物，是社會化大生產的產物。馬克思說：“股份公司是隨著海外貿易和手工工場的出現而產生的，并席卷了它力所能及的一切工商業部門。”[1]因為海外貿易和手工工場的出現標志著社會分工和商品經濟的發展達到相當程度。工場手工業擴大了企業的內部分工，使得單個資本家需要更多的可變資本和不變資本，從而使得它開辦企業所需要的資本最低限額不斷增大。馬克思指出：“還在資本主義生產初期，某些生產部門所需要的最低限額的資本就不是單個人手中所能找到的。這種情況一方面引起國家對私人的補助⋯⋯另一方面促使對某些工商業部門的經營享有合法壟斷權的公司的形成。”[2]這些由過去獨資性質的私人企業轉化為國家投資與私人資本合股或私人資本之間合股經營的企業。“這些公司就是現代股份公司的前驅”[3]。所以，股份公司產生的首因是擴大再生產和資本集中的需要。18世紀產業革命興起后，商品經濟和科學技術進一步發展，企業的生產規模不斷擴大，創辦一個大型企業所需的最低投資額也在不斷增加。這時單純依靠資本積聚已遠遠不能滿足擴大再生產追加資本的需要，單個資本的數量有限性與創辦大型企業所需要的巨大投資額之間的矛盾日益突出。為此，資本家通過發行股票的方式籌集資本，實行資本入股聯合經營，創辦股份公司。馬克思說：“假如必須等待積累去使某些單個資本增長到能夠修建鐵路的程度，那么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還沒有鐵路。但是，集中通過股份公司轉瞬之間就把這件事完成了。”[4]正由于此，從18世紀開始，股份制企業成了西方國家普遍采用的形式。美國著名企業史學家錢德勒在其著作《看得見的手———美國企業的管理革命》一書中認為，1840年以前的美國企業基本上屬于傳統企業，其原因是由于技術和市場兩方面的限制。到19世紀70年代，技術的進步(鐵路、電報的廣泛應用)和市場的擴大，導致了企業規模的膨脹和現代工商企業的出現。現代工商企業首先是在“具有新的先進技術，而且有不斷擴大的市場的部門和工業中出現、成長并繼續繁榮的。”[5]
2、馬克思和現代西方學者都認識到了股份公司最重要的特征是資本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馬克思認為，與非股份制企業的資本所有權、經營管理權結合在一起不同，在股份制企業中，資本的所有權和經營管理權是分離的。資本所有者中的一部分轉化為單純的貨幣資本所有者或股東。他們雖然可以在股東大會上對公司的經營提出建議，并憑借股票取得一定股息，但實際上只是單純地擁有資本所有權；另一部分實際執行職能的資本家則轉化為經理，成為公司內其他資本所有者的資方管理人，擁有企業經營權，從而使”管理勞動作為一種職能越來越同自有資本或借入資本的所有權相分離”[6]。這樣，“實際執行職能的資本家轉化為單純的經理，別人的資本的管理人，而資本所有者則轉化為單純的所有者，單純的貨幣資本家。”[7]在股份制企業內部，“留下的只有執行職能的人員，資本家則作為多余的人從生產過程中消失了。”[8]出現這種情況的根本原因在于資本所有者擁有的資本與經營才能的不對稱。他們只得把企業的經營管理權讓渡給具有專門才能的人，而這些人卻不一定具有開辦企業所需的資本。兩權分離打破了傳統的獨資或合伙自營的經營管理形式，有利于實現經營管理的專業化和社會化。
美國經濟學家凡勃倫、貝利和米恩斯、伯納姆及加爾布雷思等人都提出了資本主義社會股份公司所有權和管理權分離的“經理革命”。凡勃倫在1923年發表的《無主所有制和現代企業》一書中認為，在社會經濟生活中，伴隨著股份公司的發達，其股權越來越分散，公司資產所有權與管理控制權分離的趨勢越來越明顯。因此，凡勃倫從財產實際占有的角度，把那些遠離公司控制權的所有者稱之為“不在所有者”，認為公司權力已逐漸轉移到了公司經理人員的手中，股份制則被稱之為“無主所有制”。1932年，伯利和米恩斯在合作發表的《現代公司和私有財產》一書中，首次比較系統地分析了資本主義社會股份公司所有權和管理權分離的事實。1941年，伯納姆出版《經理革命》一書，對現代資本主義企業制度和產權關系作了進一步分析，提出了“經理革命”這一概念。新制度學派的代表人物加爾布雷思也認為，在現代公司中，權力已從過去的資本所有者手中，轉移到了企業的經理人員和技術人員手中。
二、馬克思與現代西方學者對股份制理論研究的不同點
1、經濟分析方法的不同。馬克思是從生產力與生產關系兩個方面著手，認為經濟發展過程既是一個動態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交互作用的過程，也是一個由于技術和制度變動而導致的資源配置狀態演化的過程。所以，他采用的是歷史的、宏觀的、動態的分析方法，是從抽象到具體并以邏輯與歷史相統一的辯證方法來揭示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的。馬克思在技術分析和制度分析的結合點上突出預期利潤極大化的目的，認為資本家辦企業的目的是為了用最小的預付資本獲得最大的剩余價值或利潤。他把企業的規模大小和制度變遷置于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歷史過程之中，把它們看作是技術、協作、勞動力、資本、市場(競爭)和利潤等基本經濟條件變化的必然反映，是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不斷發展及相互作用的結果。馬克思認為，企業制度的演進受制于資本主義總體生產關系的變化。以企業制度演進為代表的資本主義具體生產關系的每一次變革又都受制于社會生產力的變化，同時又深刻地影響和制約著生產力的發展。由此，馬克思揭示了經濟發展諸因素之間相互對立統一的運動關系。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用大量篇幅客觀描述了企業規模、制度和效應的演進軌跡:簡單協作(企業的萌芽)工場手工業(初級企業)機器大工業的工廠制(典型企業)股份公司制度(現代企業)。企業演進的每一次實質性變化都反映著資本主義經濟運行過程中的矛盾運動。如果從資本形態來概括，還展示出另一種私人企業的演進軌跡:業主制企業合伙制企業公司制企業。在企業制度的每一次“革命性”跳躍的背后，技術或生產力的變化都是其深刻的根源。馬克思從揭示資本主義產生、發展、消亡的規律出發，遵循歷史—邏輯—實證的經濟分析方法來揭示經濟現象和股份制企業的產生和特點。所以，馬克思的分析方法對經濟運行的本質揭示得更為深刻，對包括股份公司在內的企業制度的描述具有更廣闊的視野、系統的認識和科學的邏輯，更具有歷史真實性。
在對股份公司這個問題的論述上，馬克思在歷史上最早而且最清楚地闡明了股份公司的資本組織形式和社會化生產力之間的辯證關系。他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兩方面對資本主義股份公司進行了分析。從生產關系方面看，股份公司的性質取決于它賴以構成的一定的所有制的性質，資本主義股份公司中的股份資本主要是資本家資本的聯合，這就決定了股份公司的資本主義性質。從生產力方面來看，股份公司作為發展經濟的一種資本組織形式和發展生產力的一種手段，適用于與社會化生產力相適應的整個商品經濟的歷史階段。
現代西方經濟學家則是采用微觀“技術”分析方法，即抽象的靜態分析，或至多是比較靜態分析。他們遵循假設—推理—實證的靜態分析方法，一般從其所論課題出發，先行假設若干既定條件，經過邏輯演繹，在得出結論之后，再來看一看發展起來的企業概念是不是與現實世界中的情況一致。這種分析方法就難以展示導致經濟發展的諸因素之間是如何從整體上交互作用的，同時也容易使人片面地理解經濟發展的全部過程。比如，美國芝加哥大學法學院教授羅納德·科斯對現代企業產生和發展的原因就只停留在表面層次上——市場中的經濟人根據對交易費用的比較從而在企業和市場之間選擇交易方式，而沒有更深入地分析和解釋企業橫向聯合和縱向一體化的根本動力，也沒有歷史地研究整個企業的發展史。1981年，美國經濟學家威廉姆森也寫道:“我認為要將現代公司主要理解成許許多多具有節約交易費用目的和效應的組織創新的結果。”[9]他們忽視和淡化了企業成長和發展的內在動力和深層原因，即追求利潤最大化。節省交易費用只不過是企業實現利潤最大化的手段。所以，他們的分析是不深刻、不充分的。
2、在對企業(包括股份制企業)職能的論述上，馬克思和恩格斯為了揭示資本主義剝削的本質把研究重點放在了生產上面。在他們看來，資本主義的本質在流通過程中往往被表面上的平等所掩蓋，而在生產領域則看得十分清楚。因為生產領域最能反映資本的本質，即追求剩余價值。所以，企業同時具有生產和交易兩個功能，但其本質功能是生產產品和創造剩余價值。企業的交易功能從屬于生產功能。馬克思早就看到:即使是簡單協作的企業，也能部分替代原來由個體所從事的生產及相應的市場交換;股份企業還能部分替代原來由政府所從事的生產和服務及相應的市場交換。而科斯、威廉姆森等人則片面地將企業僅僅作為一個交易組織來處理，忽視生產，注重流通，認為企業起源是企業作為市場的替代物而出現的，強調企業的顯著職能在于替代市場或市場機制，由一個企業家來支配資源，從而節約交易費用。3、在對企業(包括股份制企業)契約本質的分析上，馬克思認為，企業是一個由契約結成的經濟利益矛盾的統一體。他既承認和描述資本主義企業的契約所具有的形式上的自由和平等，即資本所有者與雇傭勞動者在市場上的“等價交換”，又揭示出這一契約在實質上的不自由和不平等。這就是當勞動力的買賣實現和勞動契約貫徹執行過程中，即進入生產領域時，基于資本主義私有制的雇傭勞動制度，資本所有者憑借對生產資料的所有權無償占有雇傭勞動者的剩余勞動。對于那些向資本所有者出賣自己勞動力的雇傭勞動者來說，由于沒有生產資料所有權，他們無論從事什么工作，都不能改變其受雇傭被剝削的地位。
在股份公司中，實際執行職能的資本家轉化為單純的經理，即別人的資本的管理人，而資本所有者則轉化為單純的所有者，即單純的貨幣資本家，表現為資本的管理權與所有權相分離，勞動也已經完全同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和剩余勞動的所有權相分離。在這種企業的組織結構中，短工、輔助人員、直接生產工人、工程師、監工、經理、監事、董事、股東等各類人員，其職責和作用是不同的。馬克思認為，包括直接生產工人、輔助人員、技術人員和經理(從事某種熟練勞動)在內的“總體工人”是產品價值的真正創造者。具有經營管理知識的經理階層作為喪失生產資料的雇傭勞動者，一方面受雇于資本所有者，他們雖然有時會由于資本所有者的恩賜分得一定比例的經營成果，但他們所得報酬的主要方面是領取相對固定的工資，因此，其利益實現方式在本質上與勞動者相同。另一方面他們又作為資本所有者的人，代表雇主行使經營管理權。在西方學者對此問題的論述中，他們強調雇主監督雇員并擁有剩余索取權是天經地義的。比如阿爾欽和德姆塞茨的分析就認為:企業生產是團隊生產團隊生產需要測量投入對成員勞動投入難以測量，團隊生產的參加者都想免費搭車需要監督成員以免偷懶監督者也可能偷懶企業最好的激勵機制是賦予監督者剩余索取權可免偷懶減少偷懶意味著效率高。剩余索取權等同于財產所有權。阿爾欽和德姆塞茨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私有制企業，享有剩余索取權的監督者就是企業家。他們用團隊去說明企業的內部關系，把企業說成是不同的要素所有者為了提高效率而進行合作、完全依靠協商形成的契約去維系的經濟組織。阿爾欽和德姆塞茨的激勵機制不過是資本主義剝削關系的一種歪曲的理論表現。因為明明是資本家憑借生產資料的所有權或資本的所有權無償占有雇傭勞動者的剩余勞動及其價值。工人作為勞動者處于被監督的地位。企業家作為財產所有者和剩余索取者處于監督者的地位。企業家和工人是剝削和被剝削的關系。但在阿爾欽和德姆塞茨的理論中，這一生產資料與勞動者的特殊結合方式卻被歪曲為團隊生產或協作群生產的一般和必然的結合方式，而且是雇員向雇主“分派”剩余索取權，是自愿讓與的結果。由此可見，西方學者模糊私有企業資本與雇傭勞動的本質關系，回避資本主義社會各階級利益的對立，這充分顯示了他們的階級偏見。經典作家透過被歪曲表現出來的經濟現象，闡明私有古典企業和股份企業契約本質的分析方法，超過了許多西方經濟學家。
4、在對股份制企業內部結構的分析上，馬克思清晰地指出了股份公司內部所有權與管理權相分離的某些特征和意義，并客觀分析了企業各類人員的不同經濟地位和在價值創造中的不同作用，從而得出西方學者無法理解的革命性結論。不過，馬克思對上述問題只作了一些原則性說明。對于象兩權分離的條件、具體的權利結構以及資本所有者如何對企業經營管理者的行為進行激勵和約束等問題沒有詳細闡述。這主要是由于當時股份公司剛剛出現，古典企業還占據著統治地位的緣故。同時，馬克思還只是把企業經營管理者看成是一個雇傭勞動者，而沒有把他們作為一個獨立的階層來看待。
西方學者則把企業經營管理者看作成是一個完全獨立的利益主體，它的效用函數和目標取向和資本所有者是完全不同的。他們甚至還會利用自己的信息優勢來擴大自己的權益，損害資本所有者的利益。正由于此，人們試圖通過股票、債券的優先選擇權以及薪水與股票掛鉤的形式給予經營管理者報酬，以便讓企業經營管理者和資本所有者的利益保持一致。如詹森和麥克林的委托理論。錢德勒強調了現代工商企業內部的科層組織或等級制組織，突出了“經理群”的管理權。威廉姆森也注重大公司的“H型”結構、“U型”結構和“M型”結構的變化，并獨創性地探討了企業內部治理結構的種種現象和機制。這類涉及股份制企業表象的結構分析，一向是西方學者研究的重點，也是較科學和最主要的學術成就。他們對資本所有者與企業經營管理者之間關系的深入分析還是有一定的實用價值的。
5、馬克思通過對股份制企業的分析，深刻地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化生產的發展規律和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趨勢，得出了隨著生產社會化的發展和企業規模的擴大將導致否定資本主義生產本身。如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股份公司“表現為通向一種新的生產方式的單純過渡點”[10]，是私有制轉化為公有制所不能繞開的歷史過渡階段。而科斯、威廉姆森等現代西方經濟學家對企業的分析則是尋求企業的最佳規模。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431.
[2][3][4]資本論(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358、358、724.
[5]小艾爾弗雷德·D.錢德勒.看得見的手——美國企業的管理革命[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7.2-3.
第5篇：倫理學和哲學范文
關鍵詞： 馬克思 技術哲學思想 合理性
技術哲學到十九世紀末才成為獨立的哲學分支學科，但馬克思早在十九世紀中期就對與自然、人和社會密切相關的技術問題進行了深刻的哲學探索。盡管馬克思是沒有寫過技術哲學專著，但在他的全部學術成果當中，關于技術的哲學思想卻占據著相當重要的地位。馬克思的技術哲學思想散見于諸多著作中，它不僅為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學說的創立奠定了基礎，而且對技術哲學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法國哲學家庫斯塔?阿克斯勞斯在《卡爾?馬克思思想中的異化、實踐和技術》一文中指出：“技術是馬克思全部思想的關鍵和核心，唯有同時深入研究馬克思對技術之意義的理解和對之意義的理解，才能有一種清晰的哲學認識。”［1］荷蘭著名技術哲學家E.舒爾曼認為：“如果不從哲學的觀點出發來考察技術的發展，那么，任何對技術和未來的研究都將是不完備的。”［2］美國著名學者N.羅森伯格強調：“馬克思對技術問題的系統表述依然值得成為任何的嚴肅的技術研究及其分支的起點。”［3］不管是從這些影響抑或是從其形成和發展的過程來著，馬克思的技術哲學思想確確實實存在著。“存在即合理”，那么馬克思的技術哲學思想的存在是否合理呢？又是如何體現其合理性的呢？下面對這一問題進行探討。
一
從馬克思的技術哲學思想形成的時代背景來看，十九世紀是近代科學的鼎盛期，近代科學革命的種子在這一世紀獲得了豐收，技術取得了輝煌勝利，在十八世紀第一次工業革命獲得成功的基礎上完成了第二次工業革命。莫爾斯的第一份電報內容是：“上帝創造了何等的奇跡啊！”［4］“到十九世紀，特別是下半葉，科學逐步成為主旋律，對文化的各個層面施加越來越大的影響……科學技術在它的文化背景中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科學技術升任為主角，科學家在十九世紀是受人尊敬的職業。……十九世紀不僅是科學知識、技術發明的鼎盛期，而且是科學在文化中地位的鼎盛期，科學家在社會中地位的鼎盛期”。［5］對技術的推崇和歡呼，馬克思并不是第一人，培根早就預言，操縱時代，改善人類生活的力量既不是宗教和政治，又不是思想，而是“機械技術上的發明”。“機械技術像被賦予生命力似的日益完善地成長”。［6］但在馬克思的思想中，技術承載著人對自然的能動關系并且反映出全部社會關系，體現著人對自然與社會自由的質與量。馬克思曾斷言：“工藝學會揭示出人對自然的能動關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產過程以及人的社會生活條件和由此產生的精神觀念的直接生產過程。”［7］因此，從這個角度可以說，當時的時代背景為馬克思的技術哲學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充分的基礎，沒有技術涌現的世紀，技術哲學思想也根本無從談起。
二
從馬克思的技術哲學思想形成的階段及其內容亦可以看出其存在的合理性。馬克思在1844―1845年形成自己的哲學觀點，這也是馬克思技術哲學思想的誕生時期。尤其是《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又稱《巴黎手稿》），為他后來技術哲學思想的全部發展提供了出發點和源泉。他在這個階段主要是受到人文主義傳統的熏陶，以及費爾巴哈人道主義的影響，關注對人的本質、價值和地位的理論探討，為探索“歷史之謎”和追求人類的解放，著手批判私有制。以批判異化勞動為背景，馬克思批判哲學與科學技術之間“始終是疏遠”的狀況，力圖從哲學的視野觀察科技與人的本質的現實性聯系。1845―1863年，從《關于費爾巴哈》開始，馬克思對以往哲學進行了全面清算，提出了建立實踐唯物主義的任務：“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8］在這個階段，馬克思已經徹底擺脫了費爾巴哈哲學術語的束縛，以實踐、生產力及生產關系等新范疇剖析資本主義發展規律。雖然這一時期馬克思對工藝學和技術哲學著作的主要研究方式僅局限于摘引相關論述，或潛在地以之為認識基礎支持建立實踐唯物主義，還不能對它們進行專門的批判性研究。但由于他重視實踐，重視改變世界，而技術活動是實踐的最基本形式，因此，他從建立實踐唯物主義的研究中天然地汲取了豐富的理論營養，揚棄了早期以思辨為主的人文主義批判向度，自覺向實踐唯物主義技術批判轉變，重視以實證的視角透視自然改造活動，取得技術哲學研究上的長足進步。這也可以說是馬克思的技術哲學思想的發展階段。而后來，馬克思在寫作《機器、自然力和科學的應用》手稿（即《技術手稿》）（1863）直至完成《資本論》時，對許多技術事實及工藝學術語就已經非常熟悉并能實際把握。1863年之后馬克思沿著自己一貫的社會批判理論軌跡，在成熟的實踐唯物主義原理指導下，揚棄了貝克曼唯技術論技術的工程學技術分析傳統，揚棄了尤爾等人的技術哲學觀點，從技術史實出發研究技術與社會互動的哲學問題，從而對資本主義制度進行透徹的批判，達到對技術的成熟反思，成為十九世紀最重要的技術哲學思想家之一。［9］因此，從馬克思的技術哲學思想形成的階段，從誕生到發展與成熟的時期，每一階段時期都有其顯著的特點，盡管有外部因素的影響，但更多的是馬克思在自己不斷地探索中所形成的自己關于技術哲學的觀點，因而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的技術哲學思想的存在是具備一定的合理性的。
誠然，在馬克思的技術哲學思想形成的三個階段中蘊涵著極其豐富的重要命題，而這些命題對于馬克思的技術哲學思想存在的合理性則具有相當有效的說服力。
（一）技術揭示了人的本質。馬克思指出：“工業的歷史和工業的已經產生的對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開了的關于人的本質力量的書。”技術體現為工業的本質，而工業的本質就是人的本質或人的本質的表現。在馬克思看來，技術是人巧妙地創造出來的勞動手段，主要包括物質手段，即生產工具和勞動者的技藝;而人類之所以會創造這些勞動手段，首先在于人的需要，在于經濟的和社會生產的客觀需要。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明確地闡述了技術的產生過程。他指出，一切歷史的第一個前提就是：“人們為了能夠創造歷史，必須能夠生活，但是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東西。因此第一個歷史活動就是生產滿足這些需要的資料，即生產物質生活本身。”在此，馬克思揭示了人體、需要和生產三者之間的內在聯系：人體的生命生存就是需要，而需要只能依靠生產來滿足。也就是說，正是人們的生活需要，才決定了技術的產生。同時，“已經得到滿足的第一個需要本身、滿足需要的活動和已經獲得的為滿足需要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從而形成“需要―技術―需要的滿足―新的需要―新的技術―……”的發展序列。［10］
（二）技術與社會的互動。技術對社會的決定性作用，是馬克思技術哲學思想的重要成果。在《政治經濟學的形而上學》中，馬克思指出：“隨著生產力的獲得，人們改變自己的生產方式，隨著生產方式即謀生方式的獲得，人們就會改變自己的一切社會關系。手推磨產生的是封建主的社會，蒸汽磨產生的是工業資本家的社會。”他指出：“各種經濟時代的區別，不在于生產什么，而在于怎樣生產（技術如何展現），用什么勞動資料（技術的展現）生產。”而列寧則指出：“只有把社會關系歸結于生產關系，把生產關系歸結于生產力的高度，才能有可靠的根據把社會形態的發展看作自然歷史過程。不言而喻，沒有這種觀點，也就不會有社會科學。”在社會的發展中技術是一個永恒的動力，技術及技術的物化決定著時代的變遷。事實上，技術對社會經濟、對生活質量、對社會關系的改變，對社會政治和文化，都有其決定性的作用和影響。技術作為生產力是人類追求自由的工具，是推進人類自由的強大動力。馬克思總是站在人類整體文明進步與社會發展的高度來理解作為生產力的技術在人的自由與解放中的巨大作用，總是從歷史發展的過程與現實的密切關聯中去認識技術、生產力與人類勞動的意義。在馬克思的思想中，技術既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又不是孤立的，獨立于社會之外的一個純粹領域，而是社會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是社會構成要素的一個基本要素，離開社會的技術是不存在的。
（三）技術異化。技術異化是馬克思技術哲學形成的三個階段當中所關注的焦點。在馬克思看來，無論社會分工的產生還是國家的出現，在本性上都是技術或工業在社會生產中應用的結果，因而，人的異化也是技術或工業的一個必然的結果。在他看來，人類有一個歷史的本質，但在人類的產生、發展過程中，人類歷史的本質被客觀化、異化了。人類相對于自身及其本質而言是異化的，是技術的作用，人在歷史與現實的技術中推進了自身的進步與發展，但也在生存斗爭中喪失了自己的真實存在，成為自己的陌路人。實際上，《巴黎手稿》已經潛在地指出技術異化的一些內容：隨著資本的積累，工人在精神上和肉體上被貶低為機器，人變成抽象的活動和胃；工人的技術活動越有力，工人越無力；技術活動越機巧，工人越愚鈍，越成為自然界的奴隸。而在其發展階段中，馬克思又指出，在資產階級社會里，是分工壓迫著人，而不是人駕馭這種力量。活勞動是增殖死勞動的一種手段，機器使工人的生活地位越來越沒有保障。他深刻地批判道，在我們這個時代，每一種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技術的勝利，似乎是以道德的敗壞為代價換來的。……我們的一切發現和進步，似乎結果是使物質力量成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則化為愚鈍的物質力量”。［11］在這里技術異化的觀點不僅包括技術使人異化為片面的人和技術使人成為機器的附屬物，而且包括技術使人道德敗壞、墮落。
這些重要的命題不僅充實著馬克思的技術哲學思想，而且為證明馬克思技術哲學思想存在的合理性增加了砝碼。
三
從學術界的一些學者對馬克思技術哲學思想的評價，以及馬克思技術哲學思想對現代哲學的影響當中一樣可以看出馬克思技術哲學思想的存在是具有合理性的。貝爾納指出：馬克思比當代科學家更清楚地看清了科學與技術的密切關系。埃呂爾說：馬克思是第一個使大眾確信技術力量的人。海克曼認為馬克思是最早提出連貫的技術發展三階段理論者之一。芒福德承認馬克思闡明發明對每一歷史階段都有自己的特殊價值的觀點，是對技術研究的偉大貢獻。丹尼爾?貝爾贊揚馬克思比他同代人更敏銳地感覺到機器的革命作用。遠德玉和陳昌曙認為，馬克思是真正把技術這一特殊的社會現象放到社會的物質生產過程和由此而決定的經濟關系中去加以系統研究的第一人。劉大椿指出，馬克思第一個突破了把科學技術當作經濟系統外生變量的流行觀點，開創性地認識到科學技術是社會經濟系統的內生變量。［12］可以說，馬克思的技術哲學思想的某些方面在技術哲學史上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甚至是獨一無二的地位。其對現代技術哲學的影響在國際學術界都是巨大的。米切姆強調馬克思對技術的剖析是技術哲學中最重要的過渡橋梁之一。伊德也對存在著技術哲學思想流派別有論述。還有芬伯格的技術批判理論，以及法蘭克福學派的哲學家們無不受到馬克思技術哲學思想的啟發。這一學術思想對日本的技術論研究也有著深遠的影響。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正是在馬克思技術哲學思想的影響下，日本展開了技術論研究，如岡邦雄曾指出，歷史唯物主義中關于生產力的問題引起人們的注意，這是日本技術論爭論的背景。［13］吉田文和說，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關于達爾文自然工藝史的腳注成為二戰前日本唯物論研究會進行“技術理論”爭論的焦點。［14］簡言之，正是因為存在著馬克思的技術哲學思想，才會在學術界有其重要的地位，也才會對國際學術界的技術哲學的發展產生廣泛的影響；而也正是因為國際學術界對馬克思技術哲學思想的高度評價，才會使馬克思的技術哲學思想更具有其合理性。
綜上所述，馬克思的技術哲學思想存在的合理性是顯而易見的。無論是從其形成的時代背景，還是從其形成的階段及其重要命題，抑或是從其在國際學術界中的地位來看，都是如此。盡管上述的分析旨在簡要闡明其存在的合理性，似乎也可以對馬克思的技術哲學思想有一個大概的了解，但馬克思的技術哲學思想有極其豐富的內涵，不能僅從一個方面去把握實質，因此，對于馬克思的技術哲學思想的探討依然不能止步。多元化的信息社會賦予時代以新的特點，馬克思的技術哲學思想的研究也應該與時俱進，逐步邁向多元化的世界，這樣才能使馬克思的技術哲學思想具有更強大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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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倫理學和哲學范文
關鍵詞： 領導者；經濟管理；實行；科學決策
中圖分類號：F272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4311（2012）16-0122-01
0引言
但凡領導者，總會不可避免的進行各種決策活動，而一個決策是否正確，則與事業成敗、經濟興衰息息相關。在經濟管理中，領導者的基本職能之一就是實行科學決策。領導者必須按照科學的原則和方法，科學地制定和實施決策，才能滿足市場經濟和事業發展的需要。
1什么是科學決策
1.1 決策的涵義什么是決策？所謂決策，就是針對預期的目標，在一定的約束條件下，從眾多的可行方案中優選其一，或綜合其一付諸實施，用通俗的話來講，就是作出決定。領導活動的主要內容就是決策。
1.2 科學決策能夠真正反映客觀經濟規律的要求、符合實際情況的決策即是科學決策。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科學技術的進步社會化大生產在創造了空前的生產力的同時，也帶來了空前的復雜性、多變性和競爭性。經濟管理領導者決策的科學化是應對這種客觀現實的最有效途徑。
2科學決策的原則
掌握科學決策的原則，依照決策的科學程序進行決策，是經濟管理活動中領導者所應遵循的。①可行性原則。制定任何一項經濟決策的目的都是為了有效的實施，因此必須確保其可行性。要從實際出發，慎重論證，周密審定，評估、確定經濟決策的可行性，才能最大限度地確保決策的科學性。②信息準全原則。經濟決策的科學性是與所掌握的各種信息情報資料的準全性成正比的。越是能夠掌握準確全面的信息情報資料，決策的基礎就越堅實、越具有科學性。③對比選優原則。科學決策必須建立在對多種方案對比選優的基礎上。對于任何一項經濟決策，都應作出多種可供選擇的方案，從中選優。④民主集中制原則。所謂決策的民主集中制，是指在民主決策基礎上的集中和集中決策指導下的民主相結合的制度。有效結合經濟決策的民主集中與科學化，不僅可以使重大決策不受少數人影響，還可以在信息量充足情況在掌握全面的基礎上，保證決斷的正確性。
3科學決策的方法
3.1 經驗判斷法包括淘汰法、排隊法和歸納法等在內的具體方法都屬于經驗判斷法。根據一定的條件和評價標準篩選全部的備擇方案，淘汰掉其中達不到標準的，以將選擇范圍縮小，這就是淘汰法。通過綜合判斷，按照優劣順序對備擇方案進行排隊，權衡比較，從優選擇，這就是排隊法。將類似的方案分成幾類，比較每類中最好的那一個，這就是歸納法。
3.2 數量分析法在進行定性分析時，常會遇到的情況是多目標、多因素、多變量，用經驗判斷法已經不足以找出最優方案，這時就需要進行定量分析（通常是借助數學方法、電腦輔助等）以保證決策的精確化。
3.3 試驗法對于不便于用數學方法分析的問題，如新情況、新問題，特別是無形因素起重大作用時，要通過實驗法，即對少數典型做實驗并總結，作為最后決策的依據。
4科學決策的制定
遵循一定程序、運用正確的方法才能夠保證決策制定過程的科學性。下面就是科學決策制定過程的幾個步驟：
4.1 調查研究，發現問題決策的起點就是，發現、提出和論證有待決策的經濟投資問題。這需要一切從實際出發，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全面調查研究經濟活動的內外部條件。
4.2 系統分析，確定目標問題經領導者自調查研究中發現以后，要進行系統分析，以便于正確地確定經濟決策目標。經濟決策中確定決策目標是極為重要的一環。唯有決策目標得到正確地確定，經濟發展的方向和要求才能得以明確，同時搜集資料、提出方案等的過程才會更有目的性，選擇最優方案的具體標準才能夠得到提供，最終有了衡量決策的正確性和效果的依據。
4.3 收集資料，科學預測作為決策系統的神經系統，信息系統的缺少必然會引起經濟決策的失誤，以及經濟管理的混亂。在對企業的生產技術條件和經營管理水平，國家的方針、政策、主管部門的意圖，同類型產品和同行業的技術發展水平，本行業與相關行業的狀況，以及用戶對企業的產品在數量、質量、品種、規格、包裝等方面的要求等做出全面的了解之后，才能夠對一個企業的經濟進行科學決策。科學預測必須要有充分的信息資料做基礎。
4.4 擬定方案，全面評估任何一個問題在客觀上都有多種解決的途徑和方法，因此應先選擇和比較所提出的幾個方案。
評估方案，就是對可供選擇的各個方案進行分析、權衡和論證。針對所提出的每一個備選方案，要從可行性、協調性、效果、潛在問題、人力資源等方面進行認真分析，全面評估，綜合論證，切實保證方案的可行性和效果。
4.5 綜合評價，方案選優決策的關鍵在于選擇。在對各個方案進行全面的評估并權衡利弊以后，領導者要具備從可選方案中選出具體條件下最優方案的能力。
5科學決策的實施
決策方案擇定后，決策者要有氣魄和膽略堅決執行決策。
①擬定實施計劃。圍繞實現目標的最優化方案，制定具體的實施計劃。實行定任務、定人員、定數量、定時間、定進度等制度，跟進措施，層層落實，以保證總目標的實現。②建立組織，落實責任。要建立相應的組織，認真挑選合適的部門負責人，明確各部門的職責、分工和任務，建立嚴格的責任制。③宣傳動員，統一思想。宣傳動員工作，要廣泛深入的進行，為實現最終目標打下牢固的思想基礎，力求齊心協力共同執行。④信息反饋，追蹤決策。在執行決策的過程中，由于瞬息萬變的主客觀情況，常會發生偏離目標的現象，為保證結果符合決策，必須要有一套追蹤、檢查和反饋修正的辦法。
6結語
現代經濟發展縱橫交織相互制約，最終形成的局面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面對激烈的市場競爭在實行經濟決策時，即使極小的失誤都會引起連鎖反應。所以，在進行重大經濟決策活動時，經濟管理領導者必須必須按照科學決策的原則、方法、程序等進行決策，才能取得最佳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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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倫理學和哲學范文
論文摘要：哲學作為科學的世界觀與方法論，對事物的發展具有一定的指導意義。聯系作為哲學的基本觀點，要求籃球教學與訓練應遵循集體協同規律、動態變化規律：質量互變與度的把握規律也是苦練與巧練的哲學依據。二者為籃球進攻基礎配合的發展指明了方向。
進攻戰術基礎配合籃球作為一項集體協作的運動，要取得比賽的勝利就必須依靠集體的力量。籃球運動要求每名隊員在比賽中做到齊心協力、密切配合。而且要求充分發揮教練員的指揮才能，將全隊作為一個整體設計戰術、制定戰略。本文從哲學的角度簡述普遍聯系的觀點及質量互變規律在籃球進攻戰術基礎配合中的體現，以供提高籃球運動訓練水平作為參考。進攻戰術基礎配合是指在籃球競賽中，進攻隊員兩三人之間組成的簡單配合方法。它是組成全隊進攻的基礎。進攻戰術基礎配合有傳切（空切）、突分配合、掩護配合、策應配合。
一、普遍聯系的觀點所謂聯系是指事物與事物之間以及事物內部諸要素之間的相互影響、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約的關系。聯系的普遍性既指每一個事物內部各要素、部分或方面及其發展各個階段、過程都是相互聯系的。在籃球進攻戰術基礎配合中無不體現這一觀點。傳切戰術傳切戰術是指隊員之間利用傳球和切入技術所組成的配合。它包括一傳一切和空切。傳切配合是項基 礎的進攻配合。要求各個跑到隊員之間都要相互觀察自己的跑到路線，假動作要逼真、變向切入動作迅速、側身看球并且要求傳球隊員動作要隱蔽、及時準確。在教學與訓練過程中要培養隊員培養運動員的籃球視野，要求隊員做到“人球合一” “人球并重”。只有各個隊員及人與球之間處理好傳接球時機、傳與切的關系。此戰術才能熟練地應用于比賽之中。
2.突分配合突分配合是指持球隊員突破以后，遇到對方隊員補防或協防及時將球傳給進攻位置最佳的同伴進行攻擊的配合方式。這里的“突”與“分”突出了這兩個階段之間的聯系。當持球隊員遭遇對方補防或協防時，采用突分配和可打亂對方的防守部署、壓縮防區，給同伴創造最佳外圍投籃或籃下進攻的機會。要是突分的各個環節達到最優化就要求隊員在突破中動作要快速、突然。在準備投籃的同時要注意觀察攻防隊員的位置變化及時、準確地將球傳給進攻位置更好的同伴。當持球隊員突破后，其他進攻隊員要擺脫對手，離開原先位置切向空隙區域。準備接球進攻獲取搶籃板（要求突破隊員要突破快速、突然，還要傳球準確無誤：無球隊員要積極擺脫防守，積極尋找空當）。籃球運動本就是一項集體運動項目，只有積極發揮各個隊員的積極性、審時度勢籃球的技戰術水平才能達到最優化效果。
3.掩護配合是指進攻隊員選擇合理位置，借用自己的身體用正確的技術、動作擋住同伴防守者的移動路線，使同伴借以擺脫防守，獲得投籃攻擊或其它進行攻擊的一種配合方法。掩護形式多樣，但從掩護組成行動上來看：一是者主動給同伴作掩護，是同伴擺脫防守。二是擺脫著主動移動，利用同伴的身置將對手擋住，是自己擺脫防守。掩護配合是攻破緊逼人盯人防守最為有效的方法之一。掩護配合要求掩護者應選擇正確的掩護動作和位置，掩護的一瞬間掩護著的身體是靜止的，并與對方保持適當距離，兩腳平行站立、兩膝微曲、雙先后交叉放于胸前，有利于保護自己和攻守對抗。同時，要求被掩護者應選擇嘴角擺脫角度，隱蔽掩護意圖。掩護的同時同伴間根據防守變化組織中投、突破、內線進攻。在掩護教學訓練過程中，只有充分考慮到各個環節的內部聯系，突出整體系統觀念，有條不紊的把各個環節融合在一起，才能真正起到“整體大于部分之和”的作用。
4.策應配合策應配合是指進攻隊員背對或側對球籃接球后，通過各種傳球方式與外線隊員的空切、繞切相結合，借以擺脫防守創造各種里應外合的進攻機會的配合方法。在策應配合教學和訓練中要求策應隊員突然起動擺脫對手，占據合理有利的策應位置。策應隊員接球要求兩腳開立、兩膝微曲、兩周外展、用身體護球，準確判斷場上攻守變化情況及時地將球傳給進攻位置最好的同伴或個人進攻。傳球后跟進或搶籃板（策應對隊員不要站在限制區內，傳球要隱蔽、及時、準確）。外線隊員傳球后利用起動速度或假動作擺脫對手，接到策應隊員的傳球后迅速做出投籃、突破或傳去的最佳選擇。只有把各個環節用合理的方式銜接起來才能真正達到“策”的效果。同時還要求接應隊員傳球后，利用速度或假動作擺脫對手或吸引對方防守，給策應隊員或自己營造出傳球、突破或投籃的時機，真正做到“應”的效果。總之，只有正確策應者及接應者內部各個環節之間的聯系。同時采用合理的方式將“策”與“應”兩個部分緊密結合起來，才能達到策應的整體性效果。
二、質量互變規律 1.哲學認為事物的發展是從量變到質變，量變和質變是事物存在的兩種形式。其中量變到質變有兩種形式：其一，事物事物數量的增減一起事物的質變。其二，事物內部結構引起的質變。籃球的教學與訓練也離不開這一哲學規律的指導。所以，籃球進攻基礎配合要熟練地運用到比賽之中，就必須經過艱苦的反復磨練。這是由量的積累到質的升華。同時也可通過總結經驗，對某些技術結構和技術環節的調整達到新的境界。這是通過調整事物內部結構引起的事物的質變，它常常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質量互變規律就是我們平時苦練加巧練的哲學依據。
2.關于“度” 所謂“度”就是事物自身質的最高限度。在進攻基礎配合教學和訓練中，要適時講解各個配合的基本要求，要求各個隊員速度快、傳、投、準確、換位及時、站位合理。否則戰機會轉瞬即逝直接影響到比賽的勝負。總之，在籃球實際教學和訓練過程中，根據普遍聯系的觀點，不僅要注意對基礎戰術各個環節的組合訓練，而且要注重對隊員自身籃球意識和責任感的培養，做到“人球并重”“人球合一”的整體訓練和同步訓練：同時根據質量互變規律，則應正確把握苦練、巧練和訓練的強度，只有充分把握各個配合各個環節的聯系，把握進攻防守中質量互變規律才能促進球隊的快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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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倫理學和哲學范文
培養“高素質復合型專業人才”是當前高等院校的教育目標。國家教育部在2000年頒布的《高校英語專業教學大綱》指出21世紀的外語人才應該具有以下五個方面的特征：扎實的基本功，寬廣的知識面，一定的專業知識，較強的能力和較好的素質。《新大綱》強調：復合型英語人才不僅要具備打好扎實的語言基本功，突出說、寫、譯能力、跨文化交際能力的培養。“能力”主要是指獲取知識的能力、運用知識的能力、分析問題的能力、獨立提出見解的能力和創新的能力。對于外語專業學生而言，能力主要指能夠從事不同文化間交流與合作的能力、交際能力、協作能力、適應工作的能力、獨立提出建議和討論問題的能力、組織能力、知人處事的能力、靈活應變的能力等等。
何其莘等在《關于外語專業本科教育改革的若干意見》中提出培養英語專業學生思維能力和創新能力的重要性。戴煒棟在《推動我國外語教育的可持續發展》指出“外語專業教學要培養知識豐富、思維創新、具有跨文化交際能力的國際化外語人才”（外語界，2009）。胡文仲（2008b）指出：“我們要培養的精英型英語專業人才的特點是基礎雄厚，語言能力強，受過良好的人文通識教育，對于英語國家的歷史、文化、文學有相當的了解，具有批判思維能力和獨創精神。北外楊立民教授提出從綜合英語教學必須完成三個轉變：一是由被動依賴教師向自主學習轉變；二是由學習為了應試向學習為了交流思想轉變；三是由單純學語言向結合語言學習文化，提高人文素質轉變，并特別提出重視“批判性思維”的培養（2009）。
然而由于長期受到應試性教育觀和傳統教學模式的影響，當代大學生創新能力的培養是我國高校多年來教學工作中的普遍忽視的環節。在英語教學中，重視語言技能訓練忽視實踐、重視應試技能缺乏創新培養的問題長期存在。因此，重視大學生高層次思維能力、創新能力、和實踐能力的培養是培養復合型外語人才的關鍵。
二、實用主義教育哲學的主要思想
John Dewey（約翰.杜威），美國實用主義教育家，美國進步主義教育運動的代表人物，他的著作《民主主義與教育》集中體現了他的實用主義教育哲學的主要思想。他提出“教育本質論”：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生長，教育即經驗的改造。杜威反對傳統的教學模式，杜威在《學校與社會》一書中首次使用了“傳統教育”一詞，把以德國教育家爀爾巴特為代表的教育稱為“傳統教育”，同時把自己的教育稱為“現代教育”。他極力批判“傳統教育”對學生創造力的束縛，在這種教學方法下，學生只有機械的記憶，沒有理解、更沒有創造；傳統教育有太多來自教師的刺激和控制，忽略了學生的個體，這樣不利于學生創造力的發揮。杜威認為“學校為學生所需要做的一切，就是培養學生的思維能力”；提出“從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的理論。在實踐中，學生通過“從做中學”獨立自主地進行探究性學習是實施創新教育的一種有效途徑。
在杜威的哲學思想中，"經驗"是個最重要的名詞.他認為"經驗"就是人與環境相互作用的結果，是人的主動的嘗試行為與環境的反作用而形成的一種特殊的結合.如果想要得到某些方面的知識，就必須親自嘗試一下.他認為這就是"從經驗中學習"，沒有真正意義上的經驗就沒有學習.對于學生而言，"從經驗中學習"也就是從"活動中學"，使學校里的知識和活動聯系起來。杜威非常強調操作，行動在認識過程中的重要性.觀念，知識和經驗是在操作中，行動中，在新的探究過程中獲得的.從實用主義經驗論出發，杜威提出了"從做中學"的教學原則.杜威批判了傳統的學校教育，并就教育的本質提出他的基本觀點.他認為，教育不是把外面的東西強迫吸收，而是要使人類與生俱來的能力得以成長.所以知識應該從"做"中，即實踐活動中獲得并增長.
杜威的實用主義教育哲學思想對世界教育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對我國，尤其是當代的教育、教學改革帶來了積極的啟示。教育史學家趙祥麟教授在認為：“只要舊學校空洞的形式主義存在下來，杜威的教育原理將依舊保持生命力，并繼續起作用”。浙江大學單中惠教授，杜威研究專家認為當代“杜威教育思想依然是有生命力”，并呼吁“補讀杜威”。（《中國教育報》2007）。
三、實用主義教育思想對于培養復合型英語人才的啟示
（一）轉變教學思想，培養大學生高層次思維方式
“現代批判性思維”之父約翰·杜威認為批判性思維是個體對于任何信念或假設及其所依據的基礎和進一步推導出的結論所進行的積極、持久和周密的思考（Dewey 1909： 9）。他認為持久的改進教學方法和學習方法的唯一直接途徑，在于把注意集中在嚴格要求思維、促進思維和檢驗思維的種種條件上。思維是明智的學習方法。因此，轉變以語言知識講授為主導的教學思想，將學生思維方式的培養和提高作為貫穿英語課程教學的主要思想。下圖顯示了在英語課程中，學生思維方式的培養對于學生語言基本技能、語言綜合素質和語言應用能力之間的關系。學生思維方式的培養是英語語言綜合素質提升的前提和保證，只有使學生的思維方式有所轉變、拓展、和提升，學生學習動機更加有效，從而促使學生聽、說、讀、寫、譯等英語語言技能的全面提升、以達到學生綜合實踐能力的提高。
（二）建立“以學生為中心的立體化”教學模式，培養大學生創新能力
教學思想的轉變決定了教學模式的轉變。改變“以教師為主體”的傳統教學模式，建立“以學生為中心立體化”的英語教學模式是培養大學生創新能力的重要措施。
傳統的教學模式以赫爾巴特的“四階段教學法”為代表，在以“教師為中心”理論基礎的指導下，他提出了“明了—聯想—系統—方法”的教學模式。杜威作為進步主義者的代表，反對傳統的教學模式，主張建立“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模式。該教學模式的表現形態是一種思考水平的教學；強調師生之間、學生之間以及學生自身的多向反饋結構。教師主要通過啟發、激發學生的主觀能動性， 培養學生獨立學習的能力。因此，在杜威的“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模式和“五步情境教學法”的啟示下，將社會式課堂育人法、探究式討論提升法、開放式活動教學的原則引入課堂教學，形成“立體化”的教學模式，從而代替單一的知識講授的教學模式。
培養大學生以英語語音、聽、說能力為基礎的交際能力是英語課程的基本目標要求。在多維度培養大學生交際能力的過程中，將創新能力的提高融入其中。
在“立體化”教學模式中，教師的主要任務是挑選出具有知識性、趣味性和真實性的教學材料來組織學生進行課堂交際活動。精心導入情境，開展多種多樣的課堂語言交際活動。課堂教學活動要自然而注重內容。要盡可能地使學生的注意力集中在思想的表達、意義的傳遞上，而不拘泥于語言形式上。而學生的主要任務在于活躍思維、積極參與課堂任務。在和諧的雙邊互動氛圍中，達到教學相長的目的。例如，開展多種形式的“Class Presentation”，有助于學生創新能力的提高。與傳統的class report或者speech不同，創新形式的Class Presentation將全班同學隨即分為若干任務小組，以小組為單位，每個任務組負責一周的英語課前的CLASS Presentation。選題、形式由該組學生自擬；學習、生活、時政、熱點、休閑、娛樂等主題均可以成為同學們的選題；形式多樣，學生們可以通過演講、訪談、表演、才藝等多種形式自由展示。學生在特定的情境中，獲取與自身生活相同或者相似的經驗，將經驗進行積累，在經驗積累的過程中潛移默化的將英語專業知識進行應用，活躍并拓展了積極的思維方式，從而可達到提升自身綜合語言技能和創新能力的目標。
（三）加強實踐課程建設，培養大學生綜合實踐能力
在1897年的《我的教育信條》中，杜威指出，學校課程的內容應該以學生的興趣為中心，既包括科學、文學、歷史、地理等學科性科目，也應包括園藝、紡織、木工、烹飪、縫紉等活動性科目。他曾把課程分為三類：一是主動作業；二是給學生提供關于社會生活背景的科目；三是給學生運用理智的交流及探究的方法的科目。可以看出，實踐類的課程開始是對學科類科目的必要補充和延伸，從而有利于激發學生的創造力，和學生全面素質的提升。
課堂教學要與學生的課外學習和實踐活動相結合。課外學習和實踐是課堂教學的延伸與擴展，是培養和發展學生能力的重要途徑，應在教師的指導下有目的、有計劃、有組織地進行。課外學習和實踐活動應以課堂教學的內容為基礎，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以及培養學生的學習能力、語言綜合運用能力、組織能力、交際能力、思維能力和創新能力。因此，英語實踐課程課堂任務的實施要遵循以下原則：一、是能夠激發學生的興趣點；二、是要符合課程要求；三、是要內容與語言難度適中，學生自身能夠把握；四、在教師專業的指導下有針對性的開展和實施。
英語實踐課程的開設應注重與社會及當地經濟發展相結合，突出大學英語課程的應用型、實用性和實踐性。重視大學生的英語實踐能力的培養，增加英語課實踐課課時時，作為英語課程的必要補充和引申，鼓勵英語教師積極探索英語實踐教學新模式，引導學生“在學習中實踐，在實踐中學習”，增強學生的英語應用能力和實踐意識。
此外形式多樣的大學生科技競賽也是鍛煉大學生綜合實踐能力的有效途徑之一。將實踐課與競賽機制進行結合，在課堂中培養學生的競爭意識和合作精神，鼓勵、支持大學生積極參加相關社會實踐以及科技文化活動、競賽。豐富多樣競賽形式，較大程度的提高大學生學習英語的興趣，全方位提升大學生英語素質；同時隨著競賽機制的引入，大學生通過對外交流和競賽，對自身能力有了更加客觀、明確的認識，能夠更扎實的掌握知識，從多維度提升自身的認知能力、思維能力和實踐能力，從長遠來說，還有助于大學生建構合理、客觀的學習觀和價值觀。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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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倫理學和哲學范文
摘要:
倫理學、道德哲學、實踐哲學作為倫理道德研究的學科范式在問題意識、研究主題和知識圖式上存在著不同的理論架構。倫理學是追問“我(們)要過什么樣的生活”，以道德與利益之關系為基本主線，在生活世界圖式里探討倫理道德問題的學科范式;道德哲學是立足“我應當干什么”，以事實與應該之關系為主題，在語言世界(或精神世界、概念世界)里研究倫理道德知識的學科范式;實踐哲學是探尋“我們如何在一起”，以個人至善與社會至善之關系為目標，在現實世界里深化倫理道德應用的學科范式。通過這樣的區分，厘清倫理道德研究中的多元與一元，揭示當代倫理道德研究的困境，進而指明為走出這樣的困境提供倫理道德學科解決方案的可能。
關鍵詞:
倫理學;道德哲學;實踐哲學;基本問題;道德困境
在人文社會科學界，提到倫理道德一般人們想到的學科就是倫理學、道德哲學或實踐哲學，①而這三個學科范式在學術界關于倫理道德的研究視域幾乎是不加區別地加以應用的②。由此而來的問題是:為什么同一個研究領域學科范式卻有不同的學科名稱?在使用倫理學、道德哲學、實踐哲學時是否都是意指同樣的研究領域?在使用這三個名稱時，是否完全是一種語言的習慣或隨意的安排?這樣的問題不僅僅糾結著進入這一領域的初學者，而且也使得眾多倫理學領域的專業研究者在面對這一問題時含糊其辭。20世紀中葉西方哲學界開始具有一種將倫理和道德區分開來的傾向③，雖然“這個區分的價值仍處于爭論之中”，但是，由此而來的一個學理性問題是:是否存在著一種將倫理學、道德哲學、實踐哲學學科范式區分開來的可能?筆者以為，這樣的辨析不僅僅有利于拓寬倫理道德的研究視角，而且有利于分析當下倫理道德價值多元化成因。
一、倫理學學科范式的生成及其基本問題
“范式”概念和理論是美國著名科學哲學家托馬斯?庫恩提出并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中系統闡述的，指常規科學所賴以運作的理論基礎和實踐規范，是從事某一科學的研究者群體所共同遵從的世界觀和行為方式。范式的特點是:首先，范式在一定程度內具有公認性;其次，范式是一個由基本定律、理論、應用以及相關的儀器設備等構成的一個整體并為科學家提供了一個研究綱領;同時，范式還為科學研究提供了可模仿的成功的先例。①后來，它被廣泛應用到各個學科的具體研究中，意指各個學科發展階段的模式。就其本意與在各個學科的廣泛應用來說，有以下幾個共同點:一是指某個學科(如倫理學)或者某個同質性領域(如科學)在不同發展階段的共性圖式;二是在一定共同體內部具有一定的公認性;三是指反映一定特殊歷史階段與現實環境的共同研究綱領。
倫理學作為一個學科出現在人類思想史上，無疑是以亞里士多德的《尼各馬科倫理學》為重要標志的。今天，翻看亞里士多德的著作總會有這樣的感受:《尼各馬科倫理學》似乎比當代書店的里的各式各樣的以倫理學、道德哲學命名的那些研究倫理道德的書籍更為親切、更接地氣、更為好懂。這是為何呢?亞里士多德自己在這本著作的第一卷開篇不久就說，“有的道理自本原或始點開始，有的道理以本原或始點告終……柏拉圖提出了一個很好的問題，并且探索路徑到底是來自始點或本原，還是回到始點或本原?……最好是從所知道的東西開始，……對我們來說，研究還是從我們所知道的東西開始為好。所以那些想學習高尚和公正的人……最好從習性或品德開始。”③在此，亞氏為我們指出了倫理學研究與其他學科研究的差別，并且使得倫理學研究從柏拉圖本原性的哲學研究中走出來，面對真正的“生活世界”。倫理學是關于生活世界的學問，是在生活世界中追問我們生活的意義和方向，是從“習性或品德開始的”。離開生活世界，我們是無法去理解亞氏倫理學的。亞氏創立倫理學的現實土壤是真實的“生活世界”，沒有生活世界就沒有亞氏倫理學。所謂“生活世界”，意旨“唯一實在的，通過知覺實際地給予的、被經驗到并能被經驗到的世界，即我們的日常生活世界。生活世界”可以說是倫理道德產生的共同源頭，圣經、古蘭經等用講故事方式所隱含的邏輯恰恰就是對生活世界的本真關注，中國儒家經典《論語》中許多倫理道德概念之所以今天爭論不斷，正是因為孔子是對于當時生活的不同現狀而言的，使用了一些類似的話語，在無法還原生活世界的今天當然是爭議不斷。在確立了“生活世界”作為倫理學學科誕生的“共性圖式”基礎之后，我們還需要說明的是這種范式是否獲得“一定共同體”內部的共識?亞里士多德雖然創立了倫理學，但亞氏卻不是第一個提出倫理道德問題的人。代表著倫理道德第一次在世界史上出現的思想家是蘇格拉底⑥，蘇格拉底所發現的第一個問題就是:“什么樣的人生值得一過?”這個“道德與生活”的關系問題(這個問題后來成了倫理學基本問題:道德和利益的關系問題，中國古典中叫義利關系)。“人能所做的最大的好事，就是天天談論美德……對自己和別人進行考查，不經過考查的生活是不值得過的。”⑦當道德與生活發生沖突時，“現在我們各走各路的時候到了:我去死，你們去活。這兩條路哪一條比較好，誰也不清楚，只有神靈知道。”①蘇格拉底毅然選擇“道德”而不選擇“生活”(某種意義上說是放棄人生最大的利益:生命)。正是蘇格拉底對美德的義無反顧使得柏拉圖、亞里士多德走上了追問美德的不歸路。雖然，柏拉圖的《理想國》被人們認為是一個不切實際的理念幻想，然后其背后的生活事實恰是柏拉圖的生活追問:我的老師蘇格拉底一個如此具有美德的人何以會被城邦、被生活所拋棄?道德與利益的關系問題一直貫穿著柏拉圖對話集中的倫理道德篇章。在《尼各馬科倫理學》中，亞里士多德在提出了幸福的目的論之后，接著就是探討什么樣的生活是幸福，將幸福與快樂相聯系(快樂恰恰是體現美德與利益之間的現實悖論:道德不一定快樂，快樂不一定道德)，“主要的生活有三種選擇，第一種是享樂生活，另一種是政治生活，第三種則是思辨、靜觀的生活。”②而接下來的討論中，亞氏通過“人的善就是合乎德性而生成的靈魂的實現活動”③這一定義來說服人們值得一過的生活是在德性的指導下，在享樂生活、政治生活和思辨生活之間尋找中道。由此可知，生活世界在古希臘哲人那里、在倫理道德之中是一個共同的理論出發點。
通過對于“倫理學”第一次出現的相關文獻與思想史的梳理，就不難發現“反映”倫理學學科誕生的“一定特殊歷史階段與現實環境的共同研究綱領”即是:在生活世界之中，以道德與利益(道德與生活、義利)關系為基本問題，追問“什么樣的生活值得一過”的倫理道德學科范式。在這一研究綱領中，蘇格拉底提出了問題，柏拉圖揭示了問題，而亞里士多德系統地回答了這一問題，進而為后來研究的人們“提供了”研究倫理道德“可模仿的成功的先例”。
二、道德哲學的近代凸顯和理論范式
從西方話語的語言體系來說，古羅馬哲學家西塞羅用拉丁語moralis(道德)來翻譯希臘語ethics(倫理)本身只是一種語言轉換，沒有太多的理論旨趣。但是，道德(moralis)被廣泛使用應該是近代以來的事情④，特別是到“休謨問題”的發現，使得道德哲學開始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范式。康德提出的道德哲學，實質上并沒有回答休謨問題，而是回避了休謨問題，它不是要回答“是與應當”的關系問題，而只是確定了“應當”產生的主體性條件。在這個過程中，原來建立在“生活世界”之“是”基礎之上的“什么樣的生活值得一過”的倫理學問題，被康德轉換為要在主體性的“精神世界”里確立“我應當干什么”的道德哲學問題。讓生活世界歸于生活世界，精神世界歸于精神世界，二者就如兩條平行線一樣永遠沒有交點，這就是康德無法走出的二律背反。黑格爾發現了這個問題，黑格爾明確地意識到，近代哲學的問題是各種對立，所要研究的內容為:一是神的理念與存在的對立;二是善與惡的對立;三是人的自由與必然性的對立;四是靈魂與肉體的交感。①休謨問題被黑格爾化解在一個更為廣泛的思維與存在的對立之中，而要解決這一問題，實現“和解”。黑格爾認為，生活世界與精神世界之間“和解”的基點是哲學，方式是概念，“概念”既包含著客觀生活世界的經驗，又篆刻著主體精神世界的印記。近代道德哲學是建立在語言世界(或者說概念世界、精神世界)基礎之上，以“是與應該”(或者說事實與應該、事實與價值)為基本問題，追問“我應當干什么”的倫理道德學科范式。不同于倫理學立足于生活世界，為人尋求價值方向的“目的論”意識，道德哲學立足于語言世界、概念世界、精神世界，試圖確立人之為人的主體性根據，為人的道德行為需求確定不移的“義務論”色彩的絕對準則。不同于立足于生活世界對于人的情感、快樂、幸福與德福一致等經驗性問題的研究，而是注重人的理性、義務、責任等道德律令的純粹性研究。
三、實踐哲學的實踐使命與倫理道德范式轉型
在學術界一般認為，亞里士多德是實踐哲學的奠基人。這樣的“實踐”內涵揭示了幾個重要內涵:一是實踐是主體的自覺行動，沒有自覺就沒有行為、沒有實踐;二是實踐主要可以分為面向自然的實踐(生產勞動)、面向人際的實踐(倫理實踐、政治實踐);三是面向人際的實踐(倫理實踐、政治實踐)因為其是以自身為目標的過程和實現活動，因而是最高的實踐;四是倫理實踐與政治實踐因為建立在人際之上，因而是人自身的實現活動，這個實現活動本身構成了人生活的現實世界，這個現實世界“通過人的生存實踐形成和產生了人類社會的基本價值概念和意義”，因而“是一切人的活動的基本特征與條件。”⑤可以說，行為、實踐、現實世界幾乎是三位一體的。亞里士多德的實踐及其實踐哲學思想是隱含在他的倫理學與政治學的理論闡釋中的，不像倫理學、政治學那樣是顯在的。實踐哲學的真正確立應該是20世紀中葉西方哲學界興起的回歸古希臘實踐傳統的所謂“實踐哲學復興”，這樣的實踐哲學復興使得實踐哲學成為現當代哲學的顯在話語，以至于列維納斯甚至把倫理學成為“第一哲學”。⑥一個頗為奇怪的學術現象是“實踐/行為”⑦在近代哲學的認識論轉向中幾乎被遺忘了。筆者以為，在亞里士多德那里，具有“有意做任何事情”這種“實踐能力”的行動主體還沒有覺醒，或者說覺醒的主體還不具有普遍性。亞里士多德是要通過實踐概念傳達對生活世界的追問，提出自己主宰的、以自身為目的的至善幸福是值得一過的生活，是古希臘極少數的哲人和公民們追求的生活。因而這種實踐還不具有普遍性，在某種意識上實踐是倫理學學科范式得以實現的理性工具，還不是實踐本身。而近代道德哲學通過語言和概念在精神世界所要確立的恰恰是“一個超歷史、無時間、自主的和單一的理性主體”①，根本無關實踐本身。這樣的主體通過黑格爾的道德哲學轉換成現代人的教養:從一個個特殊的個體上升為普遍的個體。②在亞里士多德那里實踐哲學不具備的“有意做任何事情”的主體，經過近代道德哲學的教化已經普遍存在，因而實踐哲學也就有了“復興”的可能。一般來說，實踐哲學主要包含兩層含義:一是指狹義的倫理學或道德哲學、政治哲學等;二是從實踐視角對哲學基本問題的理論審視。后一種實踐哲學實質上已經是一種關于實踐的哲學思考，脫離了實踐的本義。本文主要討論的是作為關注倫理道德的實踐哲學與倫理學和道德哲學學科范式的差異，因而主要側重于前者。由此而來的問題是，原先單一的關于倫理學、道德哲學學科范式在當代學界人們為何要以一種包含倫理學、道德哲學、政治哲學等多種意味的實踐哲學來加以取代?如前所述，實踐哲學興起的前提是主體性的覺醒，而主體性覺醒之后，實踐哲學面臨著雙重研究范疇:一是研究主體的行為，一是研究主體間的行為。前者就是我們傳統所說的倫理學或道德哲學，后者就是政治學。因為一個個主體自視自身為具有實體性的“普遍的個體”，而忽視自身實踐的先在性，不同主體之間呈現出價值多元，乃至麥金太爾發出感慨:誰之正義，何種合理性?③平等、正義理論受到關注，自由主義、社群主義紛爭不斷。倫理道德不再是追問人生何義的幸福主義的倫理德性，也不再是追問主體何為的道德應當，而是要在現實世界里接受實踐的檢驗，在不同理性主體之間追問“我們如何在一起”、個體至善還是社會至善成為實踐，哲學討論倫理道德的基本主題。在亞里士多德那里含糊不清的政治學似倫理學、倫理學似政治學，在現當代的實踐哲學中實現了徹底的融合，倫理學指向政治哲學、政治哲學指向倫理學。正說明這個世界在走向一種去道德的時代，因為實踐哲學所關注的不是道德的哲學，而是哲學視野下的道德;關注不再是堅定的倫理道德價值觀念，而是在實踐視野下的倫理道德何為。
四、倫理道德的基本問題及其當代困境
20世紀八九十年代，曾經有一場持續多年的關于倫理學基本問題的討論，當時討論的主要觀點有:一是道德與利益的關系問題，二是道德與社會歷史條件關系問題，三是什么是善、善何以可能等基本問題。④最終以羅國杰先生在《倫理學》(人民出版社，1989)一書中將道德與利益關系確定為倫理學基本問題而告一段落。21世紀初，肖群忠先生又舊話重提，發表《倫理學基本問題新論》，提出“道與德、義與利、群與己”的關系作為倫理學基本問題的三要素。⑤需要注意的是，前者的討論幾乎是在立場對倫理學基本問題的討論，后者是在中國傳統倫理語境中對倫理學基本問題的討論。似乎在這個問題的討論中，作為倫理學發源地與學科范式明顯的西方哲學傳統被遮蔽了。何謂倫理道德基本問題?就是使得倫理學或道德哲學成為一門學科的問題，就是貫穿整個倫理道德思想史的問題，就是研究倫理道德必須回答的問題，就是所有倫理學研究學術共同體必須面對的問題。由此，倫理道德的基本問題在者、中國傳統倫理、西方倫理傳統那里應該是一樣的，在不同時代也應該是一樣的，在不同的歷史境遇中也應該是一樣的，這樣的問題才能夠成為倫理道德的基本問題。
結合前面對倫理學、道德哲學和實踐哲學學科范式的歷史梳理以及中國學界關于倫理學基本問題討論的現狀，倫理道德的基本問題應該是:道德與利益、事實與應該、個體至善與社會至善三個基本問題。這三個問題的表述應該說是面向當下語境的，它在西方傳統中的表述是道德與生活、是與應當、個人還是社會，在中國傳統中的表述是義利、名實、群己①，在立場那里即是道德與利益、歷史與道德、善惡矛盾等。同時，這三個問題一直以來都是思想家追問倫理道德時不可回避的主題。之所以這三者能夠作為一個整體成為倫理道德的基本問題，從知識論的視角來說，道德與利益的關系問題是一個價值論的人之為人的問題，是與應當的關系問題是一個探討道德本真的認識論問題，而個體至善與社會至善的關系問題則是一個面向現實世界的實踐論問題，價值論、認識論、實踐論的三位一體構成了倫理道德的本質，解決了倫理道德的本體論問題。
在這樣的倫理道德基本問題與主題視角下，結合前面的討論，可以將倫理學、道德哲學與實踐哲學作更為明晰的一個表述如下:學科范式共性圖式倫理道德主題基本問題知識范疇倫理學生活世界道德與利益我(們)要過什么樣的生活?價值論道德哲學語言世界(精神世界、概念世界)是與應當我應當干什么?認識論實踐哲學現實世界個體至善與社會至善我們如何在一起?實踐論需要進一步指出的是，雖然將倫理學的主題界定為道德與利益，但并不是說是與應當、個體至善與社會至善等問題就不是倫理學研究的主題。事實上，道德與利益、是與應當、個體至善與社會至善都是倫理學、道德哲學與實踐哲學的主題。在倫理學誕生的古典時代，在什么樣的生活值得一過的生活世界追問中首要解決的主題就是道德與生活(道德與利益)的關系，解決的路徑是要過美德的生活，接下來的問題就是“美德是否可教”，這個問題一直困惑著希臘哲人，《尼格馬科倫理學》某種意義上就是對這一問題的回應。這個問題顯然就是一個是與應當的關系問題。而蘇格拉底的悲劇正是個人至善與社會至善的“道德沖突”的悲劇。同樣，在道德哲學中，還有美德倫理(道德與利益)、規范倫理(個體至善與社會至善)和元倫理學(是與應當)的分類。通過倫理學、道德哲學和實踐哲學的學科范式辨析，是要說明倫理道德基本問題在邏輯上是同構存在的，在時間序列上它們的出現與完善又是有主次之分的(古典時代是美德的義利之辨是主要矛盾、近代是與應當是認識論主線、現當代是平等正義的群己爭論是時代熱點)。在學科范式上正是這種邏輯的同構存在造成了我們認識上的相互混淆，正是時間序列的主次之分使得我們能夠走出倫理學、道德哲學、實踐哲學之間混沌不清的思維混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