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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電子商務概述電子商務ElectronicCommerce(EC),其內容非常廣泛。它早在十幾年前就已產生,電子數據交換(EDI)就是典型的電子商務活動。但是當時電腦用戶有限,而且網絡覆蓋面不廣使得成本高昂,使用復雜,專業性強,以至于使用未能普及。一直到最近兩年,隨著通信技術的逐漸成熟,網絡用戶快速成長,網上商業活動的效益日益明顯,電子商務開始廣受世人關注.
廣義的電子商務指任何通過互聯網絡進行的商務活動,包括商品與服務交易、金融匯兌、網上廣告或提供娛樂節目等等。電子商務分為兩類:一類是企業與企業之間的電子商務,主要是以EDI為核心,發展上中下游企業之間信息的整合利用;另一類是企業與消費者之間的電子商務即電子商業.
二、何謂企業核心競爭力核心競爭力(CoreCompetence),是一個公司與其競爭對手相比較而言,能夠保持較長期的優勢,在經營、生產或服務方式上具有的自己擅長的技術或技能。在理論分析上,自1957年最早的菲利普•;薩尼科爾對管理過程中領導行為的社會學分析,到當代管理學學者對組織理論前沿問題的最新研究,都得到了這樣一個結論:企業能否把握住時代的脈搏,在競爭中勝出,取決于企業的核心競爭能力。它是企業在競爭中占據優勢的關鍵所在。在企業動態分析過程中,一些學者于1988年在進化論的基礎上提出企業擁有能力的差異是企業競爭力差異的原因。在20世紀90年代的實證分析中,又有學者揭示出"產業中長期利潤的分散程度比產業間的利潤分散程度要大得多,一般在三到五倍。因此顯示出企業間的特殊性是企業超額利潤的最主要的源泉,而并非是產業間的差異原因".因而在對企業資源論的分析后,提出了企業核心能力這個概念:"這種能力是組織中的積累性學識,特別是關于如何協調不同的生產技能和有機結合各種流派的學識".核心競爭力有如下特性:核心競爭力是有價值的;核心競爭力是異質的;核心競爭力是完全不能模仿的;核心競爭力是很難被替代的;核心競爭力是不斷發展的;核心競爭力的源泉是學習型組織.
基于這些特點,以核心競爭力為基礎的企業競爭優勢是可持續的。但是,企業的核心競爭力的維持和使用也是具有相對的成本和價值的。對于企業的近期目標而言,企業利用這種競爭力的成本可以看作是交易成本。這種交易成本的高低決定了企業競爭力的真實價值。"它可以看作是阻止企業實現其全部能力帶來價值的一種摩擦力".例如信息的獲取和分析使企業增加了利用成本,并因此導致了一方面使企業難以簽訂富有意義的契約,另一方面也增加了管制成本。因而企業核心競爭力的實現在現實中很難充分發揮其作用,即使是那些獲得成功的企業也不例外。
關鍵詞情感營銷創造感動核心和真諦
所謂情感營銷,是指通過心理的溝通和情感的交流,贏得消費者的信賴和偏愛,進而擴大市場份額,取得競爭優勢的一種營銷方式;或是個人和集體通過創造情感產品并利用情感化的促銷手段進行交換來滿足對方物質和情感需要的一種社會過程。人的心理包括心理過程和個性心理兩個方面。個性心理是外人難以在短期內施加影響加以改變的,營銷也只能順勢而為;心理過程包括知、情、意三過程,情指的就是情感過程,它是在認知過程的基礎上產生的、與人的社會性需要和意識緊密聯系的內心體驗,這種體驗一般通過個體有目的的、自覺的支配和調節,即意志過程外顯為行為。銷售的過程中,消費者從產生購買愿望到實現其購買行為,是由多種因素促成的,而情感時常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它甚至可以超越和影響到消費者的意志過程。如果企業的各種生產經營行為都能從“情”字切入需求,找到企業與顧客的情感溝通的紐帶,進行準確的定位和有分寸的“切入”,使消費者持續不斷地感受心靈的沖擊,即能潛移默化的影響客戶的心理,從而全力激發其購買意識,將達到“潤物細無聲”的巧妙作用。企業和營銷人員要想影響消費者的情感必須抓住情感營銷的核心:跨越由認知價值所獲得的滿意、喜歡等基本情感,進而為客戶創造感動!其中提供情感附著只是方式和手段而已,這種感動的創造對消費者來說是更高層次的心理需求滿足和享受,與最新的營銷概念“物超所值”同根同源。
當我們為客戶提品時,競爭對手很容易在較短時間內模仿,而且對于客戶的認識而言,大多數產品都是相似的。即使差別確實存在,公司也很難有效地與消費者溝通,使他們相信自己是最好的。現代營銷為客戶創造價值的理念目前也遭遇到了困惑,一方面創造物質價值需要成本,而公司的利潤空間總是有限的;另一方面由于價值的可比性,獲得一定價值,顧客會期待著另一次更大的價值,而且他會毫不猶豫地在價值比較中轉投競爭對手的懷抱;再者,顧客的消費信息越來越完備,他們追求自身效益最大化的理性消費在面對眾多廠商時往往表現為非理性:今天中意A廠家的產品折扣讓利,明天鐘情于B廠家的個性化服務,后天又認為C廠家的產品知識普及不錯。正如一位資深營銷管理人員就曾向筆者抱怨:現今的顧客越來越難“伺候”,不但要質比價,而且你搞讓利促銷,他望著市場上別的同類產品有的折扣、有的派送,恨不得每一樣都要!所以如果我們只提品、服務及膚淺化的價值創造,已越來越難于滿足顧客多樣化、個性化的需求,更難獲得顧客的忠誠。而只有在讓客戶滿意、為客戶創造價值的基礎上,使用情感營銷,在情感互動中為客戶創造感動才有可能持久。這可以從兩方面加以解釋:其一,人在被感動時,印象自然加深,加深和持久的印象對顧客忠誠的維護作用是顯而易見的;其二,感動包括情感認知的主觀因素,其可比性減弱,且競爭對手模仿的可能性降低。即使模仿,競爭對手要想為客戶創造另一次更深刻的感動也并不容易。
要為客戶創造感動,感動是與人的情感相關的。而情感作為社會心理學的一個范疇,它是在人的認知過程基礎上產生的、與人的社會性需要緊密聯系的內心體驗。要想一位顧客在一次購買行為中或對一種產品產生感動,無非有兩種情形:其一,顧客從自身所觸及到的企業物質化或價值性的舉措,滿足了消費者某種內心的需要,引起了心靈上的共鳴,從而在主觀上產生感動。比如說,企業開感產品、使用情感商標、制定情感價格等;其二是廠家在營銷互動中所創造的情感化舉措使顧客感到感動,它有一種“潤物細無聲”的意境,一般與人性化的服務、處處為顧客著想相關,甚至在廣義上可以包括第一種情形。本文主要討論廠家如何在為客戶創造價值的基礎上注入情感,跨越價值創造進而為客戶創造感動。
創造感動的境界我們可以從企業整體和其一線員工的執行能力兩方面入手。
1企業層面
1.1修煉內功,從創造價值入手
為顧客提供有關企業整體形象、產品內在價值等方面的良好認知基礎,它是顧客滿意、喜歡情感產生的源泉。它要求企業要有一個基于未來、專注于長遠的系統的總體戰略,在此基礎上才能形成有助于公司長期穩步發展的營銷策略。任何著眼于短期利潤的公司,它或許會為客戶帶來驚喜,但決不能為客戶創造感動,就像諸多路邊狂打什么“跳樓價”、“門面搬遷,一頓亂賣”的那些公司,顧客或許會走進去一次,但一旦跨出門,就很難再去想它。因此,企業必須形成為顧客創造價值的基礎,實施全員質量營銷,為客戶提供不說絕對一流但至少是優質的產品和服務。要從價值鏈的角度對企業的業務活動進行分解和整合,并進一步分析其內部聯系和縱向聯系,找尋成本優勢或歧異化,創造更多的價值剩余總和。
1.2喻情于理,讓規章制度柔性化
企業必須將自身視為一個有機、鮮活生命體,而不是冷冰冰的規章制度的組合。在日常經營和管理中要相應的注入情感和柔性,特別是在對待顧客的每一方面,切實做到想顧客所想、急顧客所急,實施人情化的服務制度,才能讓顧客感動。在長沙某電器商場,位于一家生意極其火爆的大超市旁邊,離短途客運站也不遠。該商場制定了三公里范圍內免費送貨上門的服務規則,想象得到的是,要送的一般是較大宗、價值不菲的商品,如冰箱、彩電、洗衣機等。一天,一位大爺挑了兩大袋從超市采購的物品,進來選購了兩臺電烤爐,說他兒子明天結婚要用,然后要求送貨。從大爺報的地址來看,那是五公里左右已到郊區,兩臺電烤爐價格也就一百多元,打包重量不會超過十公斤,體積也絕對不會令一個成年人拎著難以接受。怎么辦?不送大爺肯定弄不回家,生意無疑做不了;送吧,與服務規則相去甚遠不說,先例一開,成本、利潤就成障礙。于是店員不得不向大爺解釋大宗商品和三公里規則,大爺的失望是寫在臉上的,他問為什么每個店都一樣?恰巧路過的大堂經理可被這句話問住了,是啊,為什么都一樣呢?這些一樣的規則制定當然有基于成本利潤的分析,但大家都擁有且做的一樣的服務就失去了創造差異化的意義,就只能是行業準則而已!當然,為了差別而實行無原則的服務侵蝕利潤不說,還會讓行業陷入惡性競爭!望著窗外的車流,經理就有了主意,于是他快步向前跟大爺商量:可以免費派人送到車站,并且支付貨票(也就一、二元錢)。當店里的小伙子擔著大爺的兩大袋,大爺輕松拎著兩電烤爐到車站后,小伙子幫大爺放置好物品并買好貨票,大爺的高興是由衷的,并且有發自內心的感動。沒過幾天,大爺就又領著新婚兒子來購冰箱了,而商場也首推出了“三公里內免費送貨上門,三公里外送上車打貨票”這一與其它商場不一樣的人情化服務規則。由此可見,在營銷過程中規章制度是死的,只有人情化、真正為顧客所想的舉措才是活的,才能為顧客創造感動,才能俘獲顧客的心,讓顧客對公司產生忠誠。
2加強公司一線員工的執行能力
2.1提高營銷技巧和素質
在營銷過程中傾注情感、對待客戶用心。對于營銷工作者來說,在與客戶的個人聯系上,營銷人員不僅要有真心,更要細心。連續8年保持銷售小汽車和卡車世界第一,月銷量達到1.3萬臺的美國汽車推銷員喬·吉拉德,僅僅是個推銷汽車的單干戶。他在解釋成功秘訣時說:“我每月要寄出13000張以上的卡片。”這些卡片如同精美的藝術品,不僅會讓顧客贊賞,而且也加深了顧客與他的感情交往。他向顧客祝賀新年或節日和生日的卡片,年年不斷,這樣凡是在他那里買車的人都記著他,使他以良好的形象和聲譽保持“世界冠軍”的地位。試想如果營銷人員能如此有心和細心地將小事做到持之以恒,這些在常人看來微不足道的小事就會成為客戶感動的源泉!所以說為客戶創造感動并不難,難就難在營銷人員是否真正有心和細心地對客戶付出情感。
2.2用情、用心的做好一些“小事”
其他與顧客直接打交道的員工群體,其中包括銷售內勤人員、辦公室人員等,廣義上可以包括營銷工作者外的所有公司員工,他們也要求樹立服務觀念,用心用情于與顧客交往的每一方面。很多公司在對待顧客要求或其它各種具體問題上均設立“首問責任制”,我想這正是基于對一線員工的執行能力要求的這一宗旨。有時候,一句貼心的問候、或為顧客在運貨車車廂內鋪上一層廢棄的鋸木或破損塑料,這些小小的舉措都可以讓顧客產生發自心底的感動。而有時,一點細微的疏忽就可導致顧客轉投競爭對手懷抱。一位企業家到泰國考察時感觸頗深:一位顧客在某商場買了一臺洗衣機,兩年后他家從樓下搬到樓上,打了一個電話給這家商場的服務員。不到一個小時,服務員便來到他家,按照這位顧客的要求將洗衣機搬到了指定位置上。如此細小的事情,他們卻服務得如此細致周到,消費者真是無可挑剔。在很多發達國家,商場銷售的產品講的是“終身服務”,讓顧客真正體味到“上帝”的滋味。相比之下,我們有些商場的服務則相差甚遠。
“營銷無小事”,事事需用情、用心。情感營銷只是方式和手段,只有滿足消費者內心的情感需求,使其感動才是核心和真諦,否則情感的投放就毫無價值。如果公司和一線員工不能喻情感于為客戶創造感動之中,僅一味沉湎于與客戶混熟、交朋友的表面關系上,不僅不能讓客戶感動,還有可能讓其掉入很多人慣有的“商家宰熟客、狠賺朋友錢”的思維中。美國推銷大王喬·坎多爾福曾說過:“推銷工作98%是感情工作,2%是對產品的了解”。從這一角度來說,不能注入情感,不是真正的營銷,而營銷中顧客不能感知并產生感動,營銷的效果肯定不會明顯。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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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先研究一下要發的核心期刊,寫出的文章要符合其收稿方向,一般文科方面的字符控制在4500-5500字符左右,理工科字符控制在7000字符左右
(二)核心文章中最好不要出現大段的定義,意義等,要有自己的觀點,理工科類核心最好有圖表,數據,模型等
(三)引用的出處一定標注出來,摘自網絡也要標注,核心論文的參考文獻最好引用部分外文文獻,并且是近五年之內的,而且最好引用一些將要刊發的核心刊物中的論文
一、大學廣告教育的“一個核心”
所謂廣告教育的“一個核心”,即鑄塑學生靈魂的人文精神(人文素質)教育。
當然,不獨是廣告專業要加強人文精神的教育和培養,其他任何一個專業學科都應如此。因為大學教育的歷史使命是為社會培養有用的人才,而不是培訓技工。與技能學校、職業中專相比,大學的魅力就在于教人學會思想,教人養成獨立品格。它以深厚的文化底蘊和人文精神,培植著生產與建設所需要的最為復雜的內在動力——創造力和批判精神,而不是所謂的一技之長。為什么哈佛大學能如此出眾,原因在于哈佛大學通過大量的人文課程使學生具有較強的人文背景,教師經常向學生提出諸如此類的問題:人類從哪里來?向哪里去?每個學生,無論其專業是什么,經常思考和回答這類的問題,就能在關懷人類命運的基礎上來思考本專業的問題,他們就會有領導世界潮流的能動性和創造性。正因為基于此,德國著名哲學家、學者伽達默爾才說:“教育就意味著人精神深處的深刻變革。”
目前廣告業界的種種弊端,諸如短期行為、好大求洋、缺乏誠信、效率低下、缺乏創造、缺乏文化、違規廣告屢禁不止,以及從業人員大量頻繁跳槽,蓋因缺乏人文精神的具體體現。
那么,何謂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的基本涵義就是:尊重人的價值,尊重精神的價值。對于個人來說,就是要有自己的人格,有真正屬于自己的頭腦和靈魂,在對世界的看法和對人生的態度上自己做主,認真負責。對于社會來說,就是要為此創造一個相宜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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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鄧相超,男,山東莘縣人,山東建筑大學藝術學院副院長,山東建筑大學廣告傳播研究所所長,碩士,教授;山東省政協委員,山東省文化藝術科學協會理事,山東省管理經營研究會理事和品牌與廣告委員會主任;研究領域:廣告傳播,媒介經營,中國文化與文學。
周國平先生把人文精神的基本內涵確定為三個層次:
1.人性:尊重人的價值
尊重人的價值,亦即對人的幸福和尊嚴的追求,是廣義的人道主義精神。
人文精神的起點是對人的價值的尊重,確認人是宇宙間的最高價值。這一方面是相對于物而言的,人永遠比物寶貴;另一方面是相對于神而言的,不能以神的名義壓制人。
從這一點出發,人文精神肯定人的塵世幸福,認為人生的價值應在現世實現,人有權追求塵世的幸福,不能把幸福推延到天國或不可見的未來。其中也包括肯定感官的快樂,反對禁欲主義。
但是,和人的生物求相比,人文精神更看重人的精神性品格,認為后者是人的尊嚴之所在。也就是說,對于人來說,尊嚴高于幸福。關于這一點,康德的解說最有代表性。他認為,人一方面屬于現象界,具有感性,受制于自然法則,追求快樂(幸福),另一方面屬于本體界,具有理性,能夠為自己建立道德法則,“人的尊嚴就在于這個能夠作普遍律的立法者的資格”,它證明人是自由的。正是在人的尊嚴之意義上,他進一步提出:人是目的,永遠不可把人用做手段。
2.理性:對真理的追求
這里的理性:對真理的追求,實際上是廣義的科學精神。這種精神可歸納為三個要素:第一,好奇心。好奇心是智力生活的開端和最基本要素。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說,哲學開始于驚疑。其實,科學也是這樣,好奇心是科學探索的原動力;第二,頭腦的認真。好奇心是對未知之物的強烈興趣,它理應引向把未知變成已知的認真的求知過程。真正強烈的好奇心必然會推動人去探根究底。頭腦的認真歸根到底是在知識的根據問題上認真,一種認識是否真理,一定要追問其根據。所謂根據,一是判斷是否符合經驗事實,二是推理是否合乎邏輯,人的理性能力就體現在運用邏輯對經驗材料進行整理;第三,從思想上把握完整的世界圖畫的渴望。好奇心和頭腦的認真面對整個世界,就會追問整個世界存在的根據,因而必然把人引向哲學的沉思或宗教的體悟。愛因斯坦把這種渴望稱作宇宙宗教感情,并認為它是科學研究的最高動機。到了這一步,頭腦與靈魂便相通了,科學與哲學、藝術、宗教便相通了。
3.超越性:對生活意義的追求
超越性指人對超出生存以上的意義之尋求。與理性相比,超越性更是人所特有的本質。動物有某種為生存服務的認識能力(低級理性),但決不可能有超越的追求,不可能有哲學、宗教、藝術。
第一,對自己人生的責任心。這是心靈生活的開端和最基本要素。它根源于對生命的愛。因為這愛,不愿生命流逝,便會珍惜自己的生命體驗和感受,發展出豐富的內心生活。也因為這愛,不愿生命虛度,便要尋求生命的意義,對人生進行思考;第二,靈魂的認真。即在人生的根據問題上認真。對自己的人生負責,必然會引向對人生意義、根據、價值的追問,要自己來為自己尋求一種人生信仰,自己來確定在世間安身立命的原則和方式;第三,在精神上與某種宇宙精神本質建立聯系的渴望。認真追問生命的意義,不可避免地會面臨死亡與不朽、世俗與神圣之類根本性問題,會要求以某種方式超越有限的肉體生命而達于更高的精神存在,渴望與之建立某種聯系。這就是信仰的本來含義。
那么,怎么進行人文精神教育呢?
1.人文精神類素養養成課程
在廣告學專業的培養方案中一定要有自成體系的素養養成類的課程,該類課程的開設主要目的是為學生提供大學生應有的人文精神素養、較高的思想境界、不拘一格的創造性思維方式和藝術鑒賞能力。如文學、歷史、哲學、電影欣賞、音樂欣賞等課程便應屬于素養養成類課程。這類課程一定要請名家來上,若此類教師缺乏或者由于其他原因無法排課,也可以系列講座的形式來解決。
2.多讀書,多讀好書
有關專家認為,現代青年閱讀能力、思維能力、創造能力在減弱,文化素質和智能發展存在明顯缺陷。我想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迷戀大眾文化,迷戀上網,熱衷于看電影,看電視,而不愿去讀書。而電影電視——盡管是由名著改編的,甚至高品位的節目——也不能代替讀書。因為電視高頻率地切換鏡頭,觀眾被鏡頭牽著鼻子走,很少有思考的余地。而文化精神、思想境界只有在理性的指導下才能形成。因此,著名學者張汝倫教授曾一針見血地指出:“大眾文化塑造了一批又一批心靈荒蕪,感情粗糙,頭腦簡單的大眾。”
然而,看書就不同了,讀者可以隨時停下來思考,一次又一次地和作者“對話”。尤其是閱讀名著,更有利于思想的深刻,更有利于靈魂的升華。因為,你在一次又一次地和大師進行“對話”。
讀書,不僅是學生的事,更應是教師的事。周國平先生說:“由于生存的壓力和物質利益的誘惑,大家都把眼光和精力投向外部世界,不再關注自己的內心世界。其結果是靈魂日益萎縮和空虛,只剩下了一個在世界上忙碌不止的軀體。對于一個人來說,沒有比這更可悲的事情了。”避免陷入這種“更可悲”狀況的最可行的辦法,是教師必須“關注自己的內心世界”,謀求自我的靈魂充實和精神生長。作為一項為學生“打底”的工程,教育,天然需要教師具有一種博大而高遠的精神,一種充實而圣潔的靈魂,一種虔誠而溫馨的情懷,和追求完美人生的信念。
有人說,沒有名著的民族是可悲的。我們說,擁有名著卻又遠離名著的民族更可悲。因此,我們要大聲疾呼:讓我們的學生去讀書!讓我們的學生讀一切好書!
3.形精神的育人氛圍
清華大學校長顧秉林教授說:“一流大學應營造一種向上的校園文化和精神氛圍,對師生有潛移默化的啟迪和教化作用,對人的一生發展和成長有著深刻、持久的影響。”這是經濟學著名的“泡菜理論”精髓之所在。我想一個學科也應如此。
(1)管理體現人文精神
所謂管理體現人文精神,我認為就是全面貫徹“以人為本”基本教育理念和教育精神。“以人為本”,就是把人放在應有的主置上,尊重人、關心人、依靠人來推進管理,在管理過程中建立民主平等的干群關系,形成強大的凝聚力,使每個人都能獨立自主地工作和生活,主動積極地做出創造性的貢獻;“以人為本”,就是要從根本上調動人的積極性,必須把以人為本當作一種管理的哲學和觀念。在管理中貫徹以人為本的原則,就是要根據人的社會價值和心理活動規律發揮人在管理中的作用,建立和諧的人際關系,促進人的素質不斷提高。
(2)教學體現“以學生為主體”
“以人為本”、“以學生為主體”的教育觀念正在成為共識,對教學改革而言,即要上升到“人文”“人本”教育的高度,不斷探索教學內容、教學形式和教學方法的改革。在培養高素質創新人才的過程中,各科教育的目標定位于提高學生的人文素質和科學素質,并在提高教學效率上下一番功夫。確立以學生為主體,培養學生創造性思維能力為原則的新的教學觀念。我認為要做到如下幾點:
把人文精神(人文素質)教育貫徹于所有課程的始終。因為素質教育并非增加幾門課程或開好幾門文史、藝術等等課程所能奏效的。只有把人文素質教育滲透到、融會于所有教育活動,尤其是教學活動中,才能在潛移默化中影響學生,提高學生,達到人文素質教育的目的。
眾所周知,教學的改革,首先是教師的改變;學生學習內容、方式的改變,也首先是教師的改變。我想要做到這一點,首先是教師要具備三個基本條件:一是學識,二是膽識,三是獨立的人格力量。有人說,人品即文品。對教師來說,人品也是教學的品位。“教師的人格,就是教師的一切。”(烏申斯基語)“要散布陽光到別人心里,先得自己心里有陽光。”(羅曼•羅蘭語)教師,作為知識的播種者,智慧的促生者,心靈的塑造者,生活的導師和道德的引路人,沒有高尚的人格和美好的心靈,的確就失掉了“教師的一切”。當教師懷著一個被“牛虻”、克利斯朵夫等形象激動過、被荷爾德林、海德格爾的詩意浸潤過、被余秋雨、周國平等哲理文字熨服過……被真善美洗禮過的心靈走進課堂時,他的教學就會非同凡響,產生直達學生心靈的震撼力。教師教學表面雖只是他的言語世界,其實正是他的精神世界——心靈和人格的體現。
而我國大學的人才培養模式從1950年代重知識、1960年代重能力、到1990年代強調能力與素質并重協調發展。在這一轉變過程中,素質教育被提到特別重要的位置。然而素質教育的進一步深化還有待提高,很多時候它只是出現在一些書面宣傳用語上,在實際的教學過程中并沒有得到堅決的貫徹執行。素質并不是通過空口說大話就能在學生身上體現出來,也不是只埋頭專注知識傳播,而忽視能動性與創造力的培養所取得的。
物理學家勞厄有一句名言:“重要的不是獲得知識,而是發展思維能力,教育無非是一切學過的東西遺忘的時候所剩下來的東西。”愛因斯坦也曾指出:“用專業教育人是不夠的,通過專業教育,僅可以成為一個有用的工具,但是不可能成為和諧發展的人。”我這里之所以一再強調人文精神素質教育,也是基于這一點。
二、廣告學專業的“三根支柱”
綜合大學廣告專業的畢業生,可能不一定會成為廣告大師,但也不應該滿足于做一個廣告技工。2001年4月在美國得克薩斯州立大學舉辦的“廣告教育高峰論壇”上,許多廣告主從企業和市場發展的角度,對未來廣告教育的角色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們認為:第一,廣告教育應該告訴學生品牌的價值、如何創建品牌以及廣告在品牌發展中扮演的角色;第二,教育學生能夠理解并使用所有可能的廣告創作工具;第三,熟練把握定位、戰略、媒介、制作、調查、策劃互聯網、促銷、產品設計、“游擊隊”營銷、預算管理等;第四,教育學生理解廣告只是營銷溝通計劃中的一部分;第五,盡可能多地讓學生接觸廣告操作的實際環境;第六,幫助學生建立他們對于公司和客戶的獨特價值;最后,告訴學生一定要用功,因為這是創建品牌和創作偉大廣告作品的前提。
由此來看我國廣告學專業的定位,便會有諸多的遺憾。我國教育部所頒布的學科體系中,廣告學屬于新聞傳播學(一級學科)下的傳播學(二級學科)下的子學科或稱作三級學科。這個定位實際上是以學科劃分的形式規定了廣告學的學科性質,即廣告學是傳播領域中的學科,廣告學所研究的廣告理論與廣告實踐,是屬于信息傳播理論與信息傳播實踐的研究。這個定位決定了對廣告的信息傳播性質的肯定,但是卻忽略了廣告的營銷本質的基本規定性。
眾所周知,廣告的起源與廣告的真正目的(非商業廣告除外),讓我們認識到:廣告只是借助媒介,運用傳播手段而進行的營銷活動。美國西北大學等大學將廣告學專業納入市場營銷系,便是基于這一點。因此,臺灣奧美的莊淑芬在多種場合談廣告信息傳播時說:“傳播就是營銷。”從這個角度看,廣告運動及其廣告的全球化趨勢——整合營銷傳播的先驅者唐﹒舒爾茨先生便應該稱為傳播教授。
另外,廣告不僅屬于市場營銷和信息傳播范疇,在“呈現”這一環節上,它還屬于藝術范疇,因為缺少藝術性的廣告作品不會帶來視覺震撼,也不能為受眾所喜愛。因此,廣告人才的培養還必須重視表現力,因為良好的美術基礎、審美品味、完稿執行力是優秀廣告人的必備條件。
因此,我將信息傳播、市場營銷和設計制作看作廣告學專業的三根支柱,且缺一不可。也就是說廣告學專業是集信息傳播、市場營銷、藝術設計等學科門類為一體的綜合性、交叉性和操作性極強的應用學科。因此,不管你對廣告學專業如何定位,也不管你校廣告學專業依托于那類專業和學科,這三根支柱都是不可或缺的。否則,你培養的學生便是不合格的。
當然,無論廣告學歸屬如何,其知識體系涉及范圍極廣,它不僅涉及到經濟問題,也涉及到社會問題,不僅涉及到美學與藝術問題,也涉及到傳播學心理學問題,不僅涉及營銷學問題,也涉及到管理學問題,不僅涉及到傳統文化問題,也涉及到現代時尚文化問題,因此無論把廣告學歸屬到哪個學科下,不能忘記的是:廣告是一門綜合性的學科。
我們認識到廣告學是一門綜合性的邊緣學科,不僅有利于其他學科與廣告學的聯系,也有利于確立其他學科在廣告學學科體系中應有的地位。在每一個廣告運動的流程中,市場營銷、信息傳播的知識都是伴隨其中的,其表現形式也是至關重要的一環。基于此,廣告人應該是懂點藝術,熟悉營銷的傳播專家。因此,可以說信息傳播,市場營銷和設計制作是廣告學專業的三塊理論基石。
三、小結
【關鍵詞】醫院核心競爭力競爭優勢
至今為止,對人類社會影響大的世界管理史里程碑理論有22種,其中核心競爭力是當今最前沿的管理理論。從《財富》300強和1999年評選的我國《上市公司》30強的經濟可以看出,這些強勢企業無一不是依靠其雄厚的核心競爭力而占據市場經濟一席之地。核心競爭力是引導企業成功的關鍵要素。同樣,醫院要想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站住腳跟并得以持續發展,也必須構建、發展核心競爭力。以增強醫院的競爭能力,在激烈的醫療市場競爭中求得生存和發展。
1核心競爭力的概念
核心競爭力(CoreCompetence)最初于1990年由美國著名戰略學家普拉哈拉德(C·K·Prahalad)和甘瑞·哈默(GaryHamel)提出。其論文“公司的核心競爭力”已成為《哈佛商業評論》歷史上被要求重印最多的文章之一[1]。從那時起,企業核心競爭力就成了企業戰略管理最流行的理論。普拉哈拉德和哈默對核心競爭力的定義是:組織內部經過積累的知識和技能,尤其是關于怎樣協調各種生產技能和整合不同技術的知識和技能。
核心競爭力是基于這樣一種思想,即:一所醫院即使沒有整體優勢,它也可以通過一個或幾個關鍵技術或少數幾個知識領域,打造具有競爭優勢的醫院。即使不是全能冠軍,但經過艱苦努力可以成為單項冠軍。
醫院核心競爭力的大致定義可以這樣表達:醫院的核心競爭力是指能夠使醫院在某一領域或某些領域實現持續競爭優勢的一系列互補的技能和知識的組合,是面對激烈的醫療市場競爭,通過優秀的文化與醫務實踐融合而成的本醫院獨特的能力。
2核心競爭力的培養原則
核心競爭力理論要求醫院把資源優化配置能力從短期眼光轉向長期觀念,因此,醫院必須從有利于形成長期性競爭優勢的角度出發,對醫院現有資源和能力進行整合和提升。為此,醫院在培養核心競爭力時,應考慮以下原則。
2.1歸核化原則
歸核化原則是經歸核化戰略提煉和總結出來的,所謂歸核化原則,就是要求醫院集中優勢資源,大力發展重點學科技術,把重點學科技術做大、做精、做強,走集約化發展道路。醫院實施歸核化并不是簡單的反多元化,而是對過度多業務的修正和補充。歸核化戰略的實施將醫院的能力和資源集中到核心主業上,將該項目做強的同時,發展核心技術,形成獨特的醫院核心競爭力。
從醫院歸核化戰略實現的實施形式看,主要是以醫院重組體現的,醫院重組的目的是優化資源配置,提高醫院資源的利用效率。綜合性大醫院由于衛生資源豐富,科室設置齊全,學科門類多,可以通過資源整合,構建優勢學科群。優勢學科群構建的方法是以重點學科為“龍頭”,以高新技術為依托,以疾病診治鏈為紐帶,以重大基礎性研究項目為切入點,打造優勢學科群,提升核心競爭力。中小醫院由于床位編制少,衛生資源有限,可以走“大專科,小綜合”的發展道路,集中有限的衛生資源發展醫院所擅長的專科(核心主業),將其它不擅長的科室進行合并或取消,將閑置的衛生資源釋放出來,投入到醫院專長中去,形成核心競爭力,更有力的參與醫療市場的競爭。
2.2特色原則
學者張維迎認為“核心競爭力應具有獨特性,必須是偷不去、買不來、拆不開、帶不走、溜不掉的能力”[2]。也就是強調了核心競爭力要具有獨特性,醫院發展戰略應有利于醫院形成自己核心競爭力支持的特色優勢。所謂的特色優勢是指差異于競爭對手的競爭優勢,也就是說醫院的核心競爭力應與競爭對手的核心競爭力“錯位”。
2.3虛擬原則
虛擬原則就是要求醫院進行虛擬經營,虛擬經營作為醫院外部資源整合的一種重要手段,是構建和提升醫院核心競爭力的重要而有效的途徑。即醫院為獲取更多的競爭優勢,在內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突破傳統醫院的有形界限,對醫院的結構及功能模塊進行“剪輯”與“合成”,僅保留最關鍵、最具優勢的功能,而把一般醫院該有的其他要素“虛置”,并通過各種方式與外部的優勢資源進行鏈接與整合,以最大限度發揮醫院自有資源的效率。例如通過借助虛擬人員,邀請院外專家作為醫院發展的指導者,幫助醫院的制定和謀劃發展戰略;拓寬虛擬功能,是指醫院借助外部力量來改善自己的弱勢部門的功能,使其與其他部門相配合,避免因局部功能弱化而影響和阻礙醫院的發展。
2.4動態原則
即醫院既要不斷調整、充實和發展自己的核心競爭力,同時還要著眼于培育和捕捉未來新的核心競爭力,以確保醫院長期性的競爭主動性。堅持動態原則,要求醫院緊密結合醫療市場的發展變化,堅持不斷創新,通過對資源和能力的重新配置和定位,實現醫院核心競爭力的及時提升,以維持和擴大醫院的競爭優勢。
2.5協同原則
即醫院在與其他醫院進行合作、合并、兼并或建立戰略聯盟時,尤其是進行強強聯合時,要強調醫院合作伙伴之間核心競爭力的互補性和兼容性。
2.6匹配原則[3]
即醫院在發展過程中,尤其是開展多元化經營時,要保證醫院現有的核心競爭力與欲進入領域所要求的能力之間有一定的匹配性。只有醫院核心競爭力能發揮作用的領域,多元化戰略才有一定成功的把握。
3核心競爭力培養的基本條件
醫院核心競爭力的培育需要信息、知識、資源的大膽投入,需要高新技術的推動。除此以外,醫院還應具備以下基本條件。
3.1擁有一支知識結構合理的人才隊伍
在知識經濟時代,醫院核心競爭力可以說是醫院特有的知識凝結,而人才是這些知識應用的載體,擁有一支知識結構合理的人才隊伍,旨在保證醫院的知識積累。因此,通過建立一支相當規模、相對穩定的、具有多學科知識、多方面實踐能力和創新能力的人才隊伍,形成醫院自身的知識積累體系,并最大限度地開發所有人員的智力資源,調動他們的主動性和創造精神,從而為形成醫院的核心競爭力打下堅實的人才基礎。
3.2管理者具有敏銳的市場眼光和超前意識[4]
一個醫院能否持續、良性地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經營管理者的水平和能力高低。形成醫院核心競爭力的最終目的是要使醫院保持長期競爭優勢,這就要求醫院領導者不僅能適應、把握、預測眼前的市場變化,更重要的是能把握未來較長時期的市場變化趨勢和規律。換言之,經營管理者具有敏銳的洞察力是醫院核心競爭力的又一前提條件。
3.3加速資源的整合的各種有效的鏈接
醫院核心競爭力的形成和發展離不開資源的配置整合和各種有效的鏈接。醫院應加強人員、技術、資本、信息和文化等資源的有機整合,形成一種互動的自我強化動力發展系統,使醫院不斷突破成長上限,獲取持續的競爭優勢。同時,醫院還要注意以下各種鏈接:①創造獨特的醫院價值鏈。它不僅包括如何創造價值,降低成本等因素,還包括樹立醫院鮮明獨特的文化和價值觀念;②完善醫院信息鏈。建立出高效的信息支持系統,及時準確地獲取有關競爭信息;③培育忠誠的患者鏈。醫院應有對本醫院從技術、特色、質量認知到服務、環境、價格認同的患者群體,這種患者鏈越多、忠誠度越高,核心競爭力就越能經久不衰。
3.4醫院應是一個善于學習的集體
醫院核心競爭力是系統整合的結果,尤其在醫療科學技術高度發展的背景下,醫院必須以全新的學習來全面適應社會的需要。什么時候醫院停止了學習,什么時候醫院核心競爭力就衰弱,而且這種學習必須是全體的、主動的、積極的和創造性的。
3.5完善的法人治理結構
按照醫院經營管理經驗,建立起完善的法人治理結構是實現管理科學化、制度化、標準化的堅實基礎,為醫院可持續發展提供組織保證。完善、穩定的醫院法人組織結構,降低了人動、人情關系對醫院發展的負面影響,避免因對核心競爭力有重要關聯的人動而造成醫院核心競爭力的衰退或流失。
【參考文獻】
[1]魯開垠,汪大海.核心競爭力[M].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2001:85-87.
[2]張維迎.談企業核心競爭力[J].中國農墾經濟,2002,(2):47.
關鍵詞語莊子美學核心
《莊子》33篇,分內、外、雜三個部分。《莊子》在其內容上、表現手法上都在表現出莊子個人鄙棄榮華富貴、權勢名利,力圖在亂世保持獨立的人格,追求逍遙無待的精神自由的思想和他“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的精神境界。莊子崇尚自然,主張以樸素為美,同時又是在精神上翱翔于“無何有之鄉”,穿越時空的局限,進入無古今、無死生超越感知的“坐忘”境界。莊子的體道人生,實為一種藝術的人生,與藝術家所達到的精神狀態有相通之處。這種哲學思想的表現形式,具有明顯的文學特質也表現了最為理想主義的審美思想。
一
自然美一直是學術界的難題,尤其是《莊子》中的自然美思想,迄今為止尚未有定論。學術界有人認為《莊子》中沒有自然美,他們以莊子生在亂世以及《莊子》中人生觀的核心是“全生”、“保身”為由,認為莊子無暇也無“雅興”去關注自然界的美丑。還有人通過《齊物論》中的“萬物齊一”以及“道亦存在丑的事物中”來否認《莊子》自然美思想的存在,提出美不是《莊子》所宣揚和贊賞的東西。而承認《莊子》中存在自然美的學者,也大多是從自然精神這個層面展開論述的,而忽視了《莊子》中對自然景物美的發現和描述。我認為,這是不夠客觀和準確的。鑒于自然美在中國美學中舉足輕重的地位,我以為很有必要對自然美,尤其是《莊子》文本中所包含的自然美思想進行重新的審視和解讀。莊子繼承和發展了老子“無為而無不為”的思想,認為“天道自然無為”,不是人為的力量可以改變的。因此,他提出“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主張尊重客觀事物本身的規律,而不應當以人的主觀愿望去改變它。莊子自然主義的哲學觀反映在《莊子》一書便形成了“樸素為美”和“法天貴真”的美學思想。莊子認為,美在自然,任何人為的藝術都是對自然美的破壞。他在《齊物論》中以天籟、地籟、人籟三者比較來說明這種自然美:“地籟則眾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夫天籟者,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人籟是指人們用絲竹管弦演奏出來的,是人為的東西,屬于等而下之的聲音;地籟是風吹自然界大大小小的孔竅而發出的聲音,它要借助于風力的大小和孔竅的不同形狀才能形成,也不是最美的;只有天籟是眾竅自鳴而成、不依賴以任何外力作用天然之音。
天地之“大美”。莊子在專談“天道無為”的《知北游》里面,無意地透露出了他對于“大而美”的思想:“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為,大圣不作,觀于天地之謂也。”莊子論證圣人應當效法天地萬物自然無為的狀態,做到“不言”、“不議”、“不說”,從而無為不謀。同時,在《秋水》一文中,莊子對“天地之大美”有一段意味深長的描述:“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嘆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為莫己若者,我之謂也。……而不虛……’”莊子以河伯喻有為的小知,以北海若喻無為的大知,而以河伯見北海若而自愧引發下文北海若關于萬物齊一思想,贊美“大美”之無限而揶揄“小美”,把審美主體的感受與審美對象的磅礴氣勢巧妙地融合在一起。
自然樸素之真美。崇尚自然美,也就是崇尚樸素美,因為樸素是一切事物的自然狀態。莊子說:“既雕既琢,復歸于樸。”尚樸一定要主張“順物自然”而反對雕飾,然而莊子并不完全否定事物外形的美,只是反對違反事物自然本性的人為摧殘。他指出:“純樸不殘,孰為犧尊!白玉不毀,孰為珪璋!”莊子及其后學在《漁父》中還借客之口提出“法天貴真”說,對于“天”,莊子認為“無為為之謂天”,而對于“真”“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莊子·漁父》進一步說,就是“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真在內者,神動于外,是所以貴真也。”言簡意駭。
二
“虛靜”、“物化”說;最早是老子在《道德經》里提出"致虛極,守靜篤"的說法,莊子繼承發展了老子"虛靜"的學說,認為它是進入道的境界時所必須具備的一種精神狀態。《莊子·大宗師》說:"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謂坐忘。"莊子的"坐忘"就是"虛靜",是要使人忘掉一切存在,也忘掉自己的存在,拋棄一切知識,達到與道合一的境界。莊子認為虛靜必須在"絕學棄智"的基礎上方可達到,然而也只有達到虛靜,才能對客觀世界有最全面最深刻的認識,才能自由地進行審美觀照,藝術創造力才最為旺盛,才能創作出和造化天工完全一致的作品。莊子的"虛靜"說對后世影響極大,后世的文學家和文學理論家都或多或少地受到莊子的"虛靜"說的影響。"物化"說:莊子的"物化"說是與他的"虛靜"說聯系的。莊子認為"虛靜"是認識"道"的途徑和方法,是進入道的境界時所必須具備的一種精神狀態。從創作主體來說,必須具備"虛靜"的精神狀態,這是能否創作合乎天然的藝術之關鍵。而從創作主體和客體的關系來說。必須要達到"物化"的狀態。什么是"物化"呢?在莊子看來,進入虛靜狀態之后,人拋棄了一切干擾和心理負擔,就會忘掉一切,甚至忘了自己,不再受自己感覺器官的束縛和局限,而達到認識上的"大明"。作為創作者來說,主體的人也似乎不存在了,主體的"自然"(天)和客體的"自然"(天)合而為一,這就是進入了"物化"的境界,這就叫做"以天合天"。處在這樣狀態下的創作自然是和造化天工完全一致的了。在養生學上,莊子說明虛靜無為能使人安逸快樂而不被憂患所困擾,從而年壽長久。而在美學上則說明虛靜之美,也就是無為之美、樸素之美,所謂一而三、三而一者也。“徹志之勃,解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塞。貴富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謬心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⑩這里主要闡述養生學,列舉了二十四種困擾、侵蝕和削損人之真性的因素,歸納起來,實際上是三項:“勃志”(擾亂意志)、“謬心”(束縛心靈)、“累德”(拖累德行)、“塞道”(蔽塞大道)。只有清除他們德干擾和役累,才能回復虛靜無為的自然本性、達到養生美學所要求的目的。
《天道》說:“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莊子所說“意之所隨者”就是“道”,語言可以表達具有“形色名聲”的事物,但對于沒有“形色名聲”的“道”,語言是無法表達的,莊子“言不盡意”討論的雖然是道與言的關系,但對于文學藝術美的啟示和影響也是非常大的。文學語言的藝術,離開了語言也就沒有了文學;但問題還有另一方面,那就是文學之中最精妙、最美好、最有魅力的東西,又往往是語言所無法表達的。文學之中的美是那些微秒的意趣、復雜的情感、玄遠的境界、悠長的韻味等等。
三
《莊子·外物》篇說:"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在莊子看來,言是不能完全表達意思的,即言不盡意。他說:"語之所貴者,意也。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天道》)莊子強調語言文字的局限性,指出它不可能把人復雜的思維內容充分地表達出來,這種認識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人的認識實踐的實際情況,但也有明星的局限性。不過莊子的以言不盡意為根據的"得意忘言"說對文藝創作卻影響深遠。文學作品要求含蓄,有回味,往往要求以少總多,追求"味外之旨"、"言外之意",而莊子的"得意忘言"說,恰恰道出了文學創作中言、意關系的奧秘。這對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產生了巨大影響,它在魏晉以后被直接引入文學理論,形成了中國古代文學注重"意在言外"的傳統,并且為意境說的產生和發展奠定了理論基礎。在《天運》中,莊子還論述了“天籟”的特點:“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郭象注:“此乃無樂之樂,樂之至也。”這實際上就是老子所提倡的“大音希聲”。意思都在于反對以部分的、有限的聲樂,破壞或代替自然全美之聲。《莊子·外物》篇說:“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提出了所謂“得意忘言”說。在莊子看來,言是不能完全表達意思的,即言不盡意。莊子強調語言文字的局限性,指出它不可能把人復雜的思維內容充分地表達出來,這種認識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人的認識實踐的實際情況,但也有明星的局限性。不過莊子的以言不盡意為根據的“得意忘言”說對文藝創作卻影響深遠。文學作品要求含蓄,有回味,往往要求以少總多,追求“味外之旨”、“言外之意”,而莊子的“得意忘言”說,恰恰道出了文學創作中言、意關系的奧秘。這對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產生了巨大影響,它在魏晉以后被直接引入文學理論,形成了中國古代文學注重“意在言外”的傳統,并且為意境說的產生和發展奠定了理論基礎。
總之莊子的美學思想對于后世的影響是巨大的,他對于美和人生的追求永遠是一個向上的過程。強調個體生命的自由,才能達到美與丑、善與惡、歡喜和悲傷上升到緣于自然的境界。重視自我,人性與生活完全和諧統一,這才是莊子最想要留給后人美學的思想精髓。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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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張榮明.莊子說道.第一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所謂企業的財務核心能力,就是指企業通過有效籌集財務資源,并對其進行有效配置,為企業的可持續發展提供充分的財務支持,以保證企業的永續發展。企業的財務核心能力與企業的財務管理目標具有千絲萬縷的聯系。
1.1兩者在目標上具有一致性眾所周知,企業可持續創新能力的提高依然是企業核心能力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企業可持續創新能力的提升對企業的可持續發展具有重大意義。伴隨當前信息技術的不斷發展與普及,企業實質上是一個各種能力的綜合體。通常情況下,企業的核心能力包括技術能力、管理能力等。因為企業的財務管理能力在企業管理中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企業的財務管理能力也就成了企業核心能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可以說,這兩者在目標上具有一致性。
1.2兩者在能力上具有一定的關聯性企業的財務核心能力在企業的財務能力中處于統帥與領導地位,是企業財務能力的核心。所以,企業的財務核心能力一定與企業的多種財務能力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譬如,如果一個企業的運營能力有所提高了,那么這個企業的盈利能力也會相應提高。同時,會推動企業的可持續發展,并增加整個企業的社會貢獻力量。一個企業的財務能力一定是一個完整的能力體系,包括運營能力、償債能力、盈利能力、社會貢獻能力等。在這一體系中,企業的盈利能力與成長能力居于企業的核心地位,同時,這兩種能力都需要服從企業的戰略發展目標。企業可以通過多種渠道增強企業的財務核心能力,繼而加強企業的綜合實力與市場競爭力。
1.3兩者在本質上具有統一性從本質上講,企業的財務核心能力與企業的財務管理目標具有統一性。可以說,企業的財務核心能力不僅是企業的財務管理目標,還是企業所有管理活動所要達到的根本目標。甚至可以說,企業的財務核心能力是各個企業進行一切財務管理活動的最基本的出發點和最根本的歸宿。一個企業的財務管理不管是在組織、指標體系上,還是在方法上面,都對企業的財務核心能力有著極強的依賴性。所以,在某種意義上,企業的財務管理內容已經包容在企業的財務核心能力中了。這兩者在本質上具有一定的統一性。
2.結語
關鍵詞:阿瑪蒂亞•森;實質性自由;工具性自由;發展
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瑪蒂亞•森由于對社會底層人民與道德的關切,被譽為“經濟學良心的肩負者”。特別是森在提出的以自由為核心的發展觀,強調發展的焦點應是人們按價值觀行事的自由以及能力上,對當論界發展觀的研究和福利經濟學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在我國正在進行科學發展觀教育的當下,探討國外優秀的發展理論,對于我國的科學發展觀教育活動的開展,我國發展觀理論思考的提升都有著重要的意義。
一、以自由為核心發展觀的提出
發展觀是一定時期經濟與社會發展的需求在思想觀念層面的聚焦和反映,是一個國家在發展進程中對發展及怎樣發展的總的和系統的看法。
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隨著全球化和現代化的推進,世界各國先后形成了各種不同的發展觀。具體表現為:
1.以經濟增長為核心的傳統發展戰略。強調工業化過程,片面追求經濟的高速增長,忽視社會的其他方面,以經濟增長為社會發展的核心。
2.以社會經濟各方面綜合協調為核心的發展戰略。重視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的總體均衡,強調發展的“多元性”、“整體性”、“綜合性”和“內生性”,首次考慮到人的因素。
3.以滿足人的基本需求和考慮人的未來發展為核心的發展戰略。提出在注重人與自然關系的同時,還必須強調人與人的平等關系。
4.以人的全面可持續發展為核心的發展戰略。既強調人與自然的依存關系,又強調注重人類的全面發展。
發展觀戰略的演變體現了對發展不斷認識深化的過程。森的以自由為核心的發展觀是在對原有發展觀的批判和繼承下提出的,發展應該是看成擴展人們享有的真實自由的一個過程。雖然國民生產總值或個人收入的增長,對于擴展社會成員享有的自由有著一定的幫助,但自由還依賴其他決定性的因素,包括社會的和經濟的安排,以及政治的和公民的權利等。
二、森的自由觀
自由作為人類社會一個核心概念,各派學者有著多種解讀。哈耶克認為自由是“一個人不受制于另一個人或另一些人因專斷意志而產生的強制的狀態”。而賽亞•伯林也從個體自主意識的不同表現上劃分了消極自由和積極自由。
為了更好的理解發展,森提出必須對發展的目的和手段進行考察和審視。而這考察的核心就是自由。自由不僅是發展追求的最高目標,更是實現發展的有效手段。基于此森區分了實質性自由和工具性自由。
1.實質性自由。其內涵是享受人們有理由珍惜的那種生活的可行能力。具體包括免受困苦——如饑餓、營養不良、過早死亡等基本的可行能力,也包括能夠識字、享受政治參與等自由。實質性自由范圍極為廣泛,其作為發展目標體現了發展既是經濟水平的增長,也是倫理價值的追求。
實質性自由的核心是“可行能力”,這一概念是森為如何確立貧困的信息基礎,在對功利主義、古典自由主義的批判和繼承的基礎上提出的。“可行能力”是人有可能實現的、各種可能的功能性活動組合。功能性活動反映了一個人認為值得去做或達到的多種多樣的事物或狀態。一個人的功能性活動組合反映了此人實際達到的成就,而可行能力集則反映此人有自由實現的自由:可供這個人選擇的各種相互替代的功能性活動組合。
關于功能性組合的理論論述,布勞在《社會生活中的交換與權利》中也有涉及。在社會交換中論述“權利—依賴”關系框架時,布勞認為一個人有四種形式可以保持其社會獨立性:能夠提供別人迫切需要的服務;對等交換服務;強迫他人提供服務以及尋求替代物。擁有的選擇越多,則在交換過程中獲得的權力越大,越能成為統治者。同理,在森看來,一個人在社會中擁有的選擇能力越強,選擇各種功能性活動的可能性越大,其自由程度也就越高,其生活狀態和生活質量也相應更好。
2.工具性自由。森劃分了5種不同的工具性自由,用于證明自由作為發展的有效手段。這些不同類型的權利和機會各自促進著一個人的一般性可行能力,同時也可以互相補充以增進人的可行能力和實質自由。
(1)政治自由。是指公民權利,是人們擁有的確定的應該由誰執政而且按什么原則來執政的機會,也包括監督并批評當局、擁有政治表達與出版言論自由、政黨自由等等的可能性。政治自由的實證分析主要通過下的不同體制政府政策表現獲得的。
(2)經濟條件。指個人分別享有的為了消費、生產、交換的目的而運用經濟資源的機會。經濟條件是一種經濟自由,人們擁有各種經濟資源如勞動力、知識、土地、工具,市場機制為提供經濟資源的自由組合提供了最好機會。森是市場經濟的擁護者,認為市場經濟使得人們能夠通過它相互交往并從事互利活動的一種安排,這對于經濟自由的實現是最好的保障。而現實中出現的問題往往并非市場經濟體制本身,而是由于信息藏匿、欠缺法規監管和不對稱非法交易等政治和社會安排上。美國的黑奴勞動所得處于一個較高的水平,但是黑奴仍出現逃跑的現象。在廢奴后,即使莊園主開出了更高的薪酬水平,希冀以原有奴隸莊園方式進行生產,卻無法實行。這種事例表明在經濟效率和經濟利益中依然有著經濟自由的因素的存在。而市場經濟體制是保障這種經濟自由的基礎制度。
(3)社會機會。指的是在社會教育、醫療保障及其他方面所實行的安排。這方面缺失所帶來的問題是嚴重影響社會發展的,不識字,不具備現代全球經濟下所要求的一些基本條件,個人的經濟參與與政治參與都將受到極大的限制,而整個國家的社會經濟發展也將被限制。聯合國每年發表的人文發展指數中,也將成人識字率及大中小學綜合入學率納入考慮。
(4)透明性擔保。人們在社會交往中需要的信用,取決于交往過程的公開性、對信心及信息準確性的保證。吉登斯在論述現代化的影響時,提出了時空分離和“脫域”的觀點,認為隨著現代化交流工具的便捷,社會關系從地方性場景中“抽身而出”、又在無限的時空范圍內再度聯結。但這種關系的重新組合缺乏著透明性的擔保,造成了“風險社會”的形成。眼下的次貸危機就是由于核查監管金融和商業安排上缺乏公眾參與,使得信息不公開不透明。森認為資本主義經濟的有效運作取決于強有力的價值規范體系,必須有堅實的法治基礎來支持交易涉及的各種權利,有普遍的遵守行為準則來保證協議的履行。
(5)防護性保障。即社會安全網。各種具體風險集中到社會上會成為社會問題,整個社會因此可能發生動蕩和沖突。建立社會保障制度,對人們遇到風險、遭受困難以及由此引起的社會矛盾可以起到某種化解作用。而森認為民主制度的保障能夠確保合理的有效的社會安全網的實現,而這種狀態的實現又是與其他的工具性自由所相聯系的。
三、以自由為核心發展觀的啟發。
森的以自由為核心的發展觀實質上是除去經濟發展外,加入了更多的政治民主、社會機會獲取、社會保障等多方面的內容。將人的自由發展作為了發展的最終目的,體現出了森一貫的思考人類福祉的學術旨趣。其思想對于福利經濟學、古典自由主義和社會發展都有著極大的啟發意義。
1.福利經濟學。其哲學基礎是邊沁的功利主義原則。功利主義認為人生的目的都是為了使自己獲得最大幸福,增加幸福總量。幸福總量可以計算,倫理就是對幸福總量的計算。這種理論指向下對社會的評價有著三個組成部分:后果主義、福利主義和總量排序。摘要:阿瑪蒂亞•森的以自由為核心的發展觀是在總結前人發展觀的基礎上提出的,森通過對實質自由和工具性自由的劃分論證了自由不僅是發展追求的最高目標,更是實現發展的有效手段。這一理論觀點對于福利經濟學、古典自由主義和社會發展理論都有著重要的啟示意義。
關鍵詞:阿瑪蒂亞•森;實質性自由;工具性自由;發展
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瑪蒂亞•森由于對社會底層人民與道德的關切,被譽為“經濟學良心的肩負者”。特別是森在提出的以自由為核心的發展觀,強調發展的焦點應是人們按價值觀行事的自由以及能力上,對當論界發展觀的研究和福利經濟學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在我國正在進行科學發展觀教育的當下,探討國外優秀的發展理論,對于我國的科學發展觀教育活動的開展,我國發展觀理論思考的提升都有著重要的意義。
一、以自由為核心發展觀的提出
發展觀是一定時期經濟與社會發展的需求在思想觀念層面的聚焦和反映,是一個國家在發展進程中對發展及怎樣發展的總的和系統的看法。
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隨著全球化和現代化的推進,世界各國先后形成了各種不同的發展觀。具體表現為:
1.以經濟增長為核心的傳統發展戰略。強調工業化過程,片面追求經濟的高速增長,忽視社會的其他方面,以經濟增長為社會發展的核心。
2.以社會經濟各方面綜合協調為核心的發展戰略。重視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的總體均衡,強調發展的“多元性”、“整體性”、“綜合性”和“內生性”,首次考慮到人的因素。
3.以滿足人的基本需求和考慮人的未來發展為核心的發展戰略。提出在注重人與自然關系的同時,還必須強調人與人的平等關系。
4.以人的全面可持續發展為核心的發展戰略。既強調人與自然的依存關系,又強調注重人類的全面發展。
發展觀戰略的演變體現了對發展不斷認識深化的過程。森的以自由為核心的發展觀是在對原有發展觀的批判和繼承下提出的,發展應該是看成擴展人們享有的真實自由的一個過程。雖然國民生產總值或個人收入的增長,對于擴展社會成員享有的自由有著一定的幫助,但自由還依賴其他決定性的因素,包括社會的和經濟的安排,以及政治的和公民的權利等。
二、森的自由觀
自由作為人類社會一個核心概念,各派學者有著多種解讀。哈耶克認為自由是“一個人不受制于另一個人或另一些人因專斷意志而產生的強制的狀態”。而賽亞•伯林也從個體自主意識的不同表現上劃分了消極自由和積極自由。
為了更好的理解發展,森提出必須對發展的目的和手段進行考察和審視。而這考察的核心就是自由。自由不僅是發展追求的最高目標,更是實現發展的有效手段。基于此森區分了實質性自由和工具性自由。
1.實質性自由。其內涵是享受人們有理由珍惜的那種生活的可行能力。具體包括免受困苦——如饑餓、營養不良、過早死亡等基本的可行能力,也包括能夠識字、享受政治參與等自由。實質性自由范圍極為廣泛,其作為發展目標體現了發展既是經濟水平的增長,也是倫理價值的追求。
實質性自由的核心是“可行能力”,這一概念是森為如何確立貧困的信息基礎,在對功利主義、古典自由主義的批判和繼承的基礎上提出的。“可行能力”是人有可能實現的、各種可能的功能性活動組合。功能性活動反映了一個人認為值得去做或達到的多種多樣的事物或狀態。一個人的功能性活動組合反映了此人實際達到的成就,而可行能力集則反映此人有自由實現的自由:可供這個人選擇的各種相互替代的功能性活動組合。
關于功能性組合的理論論述,布勞在《社會生活中的交換與權利》中也有涉及。在社會交換中論述“權利—依賴”關系框架時,布勞認為一個人有四種形式可以保持其社會獨立性:能夠提供別人迫切需要的服務;對等交換服務;強迫他人提供服務以及尋求替代物。擁有的選擇越多,則在交換過程中獲得的權力越大,越能成為統治者。同理,在森看來,一個人在社會中擁有的選擇能力越強,選擇各種功能性活動的可能性越大,其自由程度也就越高,其生活狀態和生活質量也相應更好。
2.工具性自由。森劃分了5種不同的工具性自由,用于證明自由作為發展的有效手段。這些不同類型的權利和機會各自促進著一個人的一般性可行能力,同時也可以互相補充以增進人的可行能力和實質自由。
(1)政治自由。是指公民權利,是人們擁有的確定的應該由誰執政而且按什么原則來執政的機會,也包括監督并批評當局、擁有政治表達與出版言論自由、政黨自由等等的可能性。政治自由的實證分析主要通過下的不同體制政府政策表現獲得的。
(2)經濟條件。指個人分別享有的為了消費、生產、交換的目的而運用經濟資源的機會。經濟條件是一種經濟自由,人們擁有各種經濟資源如勞動力、知識、土地、工具,市場機制為提供經濟資源的自由組合提供了最好機會。森是市場經濟的擁護者,認為市場經濟使得人們能夠通過它相互交往并從事互利活動的一種安排,這對于經濟自由的實現是最好的保障。而現實中出現的問題往往并非市場經濟體制本身,而是由于信息藏匿、欠缺法規監管和不對稱非法交易等政治和社會安排上。美國的黑奴勞動所得處于一個較高的水平,但是黑奴仍出現逃跑的現象。在廢奴后,即使莊園主開出了更高的薪酬水平,希冀以原有奴隸莊園方式進行生產,卻無法實行。這種事例表明在經濟效率和經濟利益中依然有著經濟自由的因素的存在。而市場經濟體制是保障這種經濟自由的基礎制度。
(3)社會機會。指的是在社會教育、醫療保障及其他方面所實行的安排。這方面缺失所帶來的問題是嚴重影響社會發展的,不識字,不具備現代全球經濟下所要求的一些基本條件,個人的經濟參與與政治參與都將受到極大的限制,而整個國家的社會經濟發展也將被限制。聯合國每年發表的人文發展指數中,也將成人識字率及大中小學綜合入學率納入考慮。
(4)透明性擔保。人們在社會交往中需要的信用,取決于交往過程的公開性、對信心及信息準確性的保證。吉登斯在論述現代化的影響時,提出了時空分離和“脫域”的觀點,認為隨著現代化交流工具的便捷,社會關系從地方性場景中“抽身而出”、又在無限的時空范圍內再度聯結。但這種關系的重新組合缺乏著透明性的擔保,造成了“風險社會”的形成。眼下的次貸危機就是由于核查監管金融和商業安排上缺乏公眾參與,使得信息不公開不透明。森認為資本主義經濟的有效運作取決于強有力的價值規范體系,必須有堅實的法治基礎來支持交易涉及的各種權利,有普遍的遵守行為準則來保證協議的履行。
(5)防護性保障。即社會安全網。各種具體風險集中到社會上會成為社會問題,整個社會因此可能發生動蕩和沖突。建立社會保障制度,對人們遇到風險、遭受困難以及由此引起的社會矛盾可以起到某種化解作用。而森認為民主制度的保障能夠確保合理的有效的社會安全網的實現,而這種狀態的實現又是與其他的工具性自由所相聯系的。
三、以自由為核心發展觀的啟發。
森的以自由為核心的發展觀實質上是除去經濟發展外,加入了更多的政治民主、社會機會獲取、社會保障等多方面的內容。將人的自由發展作為了發展的最終目的,體現出了森一貫的思考人類福祉的學術旨趣。其思想對于福利經濟學、古典自由主義和社會發展都有著極大的啟發意義。
1.福利經濟學。其哲學基礎是邊沁的功利主義原則。功利主義認為人生的目的都是為了使自己獲得最大幸福,增加幸福總量。幸福總量可以計算,倫理就是對幸福總量的計算。這種理論指向下對社會的評價有著三個組成部分:后果主義、福利主義和總量排序。森認為這種計量福利的方式過于理想與宏觀,往往在個人實際收入與運用收入而達到的處境之間有著極大的差異。在具體的福利分析和政策制定時,難以簡單的通過總量排序來指導。個體的愿望和享受快樂的能力往往隨著各種社會環境的變化而進行調整,這會影響到功利主義視野中的幸福量的考察。同時由于社會環境的不同,相似經濟條件下的個體對于消費品的需求有著很大的差別,這也影響著個體滿足性和幸福感的實現。造成這種差異的原因有個人的異質性、環境的多樣性、社會氛圍的差異、人際關系的差別和家庭內部的分配等。因而應當運用“可行性能力”來作為社會福利的考察點,運用“可行性能力方法”的評價性焦點既可以是實現了的功能性活動,即一個人實際能夠做到的,也可以使擁有由可選擇的可行能力集,即一個人的真實機會。可行性能力方法補充了福利經濟學忽視的社會因素,使得社會福利的考察才能更為科學,對于社會發展和個體價值的實現才能給予保證。
2.古典自由主義強調個人的,個人財產的所有權是個人自由最重要的部分,強調自由放任的正常。諾齊克認為,個人權利優先于國家的權力,國家只能作用于屬于個人權利之外的活動空間,是個人的權利決定國家的性質、合法性及其職能。因而任何侵犯個人權利的國家行為都是不正當、不正義的。
這種極端的自由至上主義理論的信息基礎也有著缺陷,它更像一種為自由而自由的政治主張,忽視了這種政治主張可能帶來的各種后果,對于許多更為實際的生存能力與自由也有著忽視。對于一個國家來說,發展是多方面的進步,而并非僅僅局限于民主制度方面。任何程度的恐慌狀態,無論是大規模的恐慌,到經常性的營養不良,到地方性的、非極端的饑餓都能出現在完全自由權利的體制下。社會心理的的傳導和制度安排的缺失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恐慌的規模。
3.社會發展理論研究則強調更為宏大的社會背景。傳統—現代的社會發展理論認為社會發展就是現代化,即以現代工業、科學和技術革命為推動力,實現傳統的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的大轉變,使工業主義滲透到經濟、政治、文化、思想各個領域井引起社會組織與社會行為深刻變革的過程。
“核心—邊陲”為核心概念的社會發展理論,認為世界經濟是一個體系,這個體系由核心(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和邊陲(非西方不發達國家)兩個部分構成,核心和邊陲之間的經濟關系是不平等的,核心國家通過不公正的貿易條件剝削邊陲國家。這正是導致不發達國家貧窮落后的根本原因。
“市場轉型”為核心概念的社會發展理論,研究以市場轉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為核心的社會改革。重點探討沒有經過市場經濟的充分發展的社會主義社會如何實現從非市場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它側重于社會轉型的制度背景。
這些研究都是著眼于全球化,現代化對于發展中國家的影響。而涉及具體的個體層面的思考顯得相對較為稀缺。只是在發展社會學中的人格學派里,英格爾斯(A.Inkeles)就現代性人格的研究中,涉及到了個體層面。這種強調宏觀,以西方現代化為模板和參照的發展戰略造成了發展中國家片面強調經濟發展,GDP增長,而忽視環境保護、政治體制改革、社會保障制度完善等方面的內容。而在一定程度上民生方面的缺失,對經濟的發展起到了阻礙作用。
森的以自由為核心的發展觀,擴大了發展的內涵。對于可行性能力的考察證明了發展不僅僅是經濟水平的提高,它應該還有著人的尊嚴、權利、自由、生活質量等多方面的內容。而這對于制定發展政策來說,就必然要考慮到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的平衡、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協調,經濟發展與政治發展的同步,以及經濟發展與人的全面發展等。
同時,以自由為核心的發展觀,更加強調國家或政府的社會關懷度。經濟水平的提高,政治自由的實現,社會機會的平等,透明性保證的確立,以及防護性保障的健全,這些既是森提出的自由對于發展的工具,更是國家對于發展戰略時所應涉及和兼顧的方面。這些工具性自由既能單方面的促進發展,也能組合實現促進功能。國家在保障這些工具性自由實現時,也必須考慮到如何使這些功能更好的組合以便促進發展,實現合力而非彼此消減。
四、總結
森的以自由為核心發展觀的強調自由既是發展追求的最高目標,更是實現發展的有效手段。實質性的自由體現在可行能力上,而工具性的自由則通過五個方面體現對發展的功能。這種發展觀擴展了各門學科對于發展思考的信息基礎,為發展戰略的制定提供了更科學的思考途徑。
參考書目:
[1]阿瑪蒂亞•森,以自由看待發展[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
[2]弗里德里希•奧古斯特•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
[3]徐新:發展社會學[M],上海:上海大學出版社,2005.
盡管"理性"是社會科學研究中最富爭議的概念之一,但是,"理性"卻是自文藝復興以來人類普倡的價值觀之一,并成為當今社會科學研究中所共持的基本假設前提之一。在社會科學研究中,一般把"理性"定義為"假定論及的目標和現實世界不變,那么,只要行動得以正確地籌劃,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實現目標,這種行動就是理性的。"1如果說"個人理性"意味著"行為者是自己利益的理性尋求者"2;那么"集體理性"則可以引伸為"集體是團體自身利益的理性尋求者。"
"個人"是社會的元單位,并且是自身利益的理性追求者。但是,人類的基本屬性之一是其"社會性","組織"是人類社會的普遍現象,我們生活在一個組織的世界中。那么,各種組織何以存在?一般認為,除了人類的合群本性使然外,各種組織(包括工廠、公司、俱樂部、政黨乃至政府、國家)之所以要建立起來,乃是因為人們僅僅靠自己個人的力量不能完成或不能令人滿意地完成某些任務、實現某些目標,于是具有相同要求和目標的人們結成了團體或集團。可見,組織的存在是為了增進集團中成員的共同利益,組織的高效率意味著提供和享受更多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
但是,"正如可以假定一個組織或一個集團的成員擁有共同利益,他們顯然也擁有不同于組織或集團中其他人的純粹的個人利益"3。無論組織尋求何種公共產品和服務,都必然要求組織、組織成員付出一定的成本。那么,成本如何分攤?產品和服務如何分配?這些無疑會影響組織成員行為前對行為成本與收益的計算,只有在符合個人理性的情況下,尋求公共產品與服務的行為才會發生,才會實現集體理性。因此如果我們同意廣義的"經濟理性人"假設,那么驅使每個組織成員行動的則將是"個人利益",而不是"組織的共同利益"。這樣就產生出一對相互對立的命題:命題一:驅使組織成員行動的是共同利益(集體理性);命題二:驅使組織的成員行動的是個人利益(個人理性)。因此,無論是管理的理論與實踐,其焦點問題就變成:如何使這兩個命題協調起來?如何減少、克服"搭便車"的現象?如果這些問題得不到解決,組織即使成立也會面臨解體的危險。可見,管理的核心問題"效率"產生于個人理性與集體理性的矛盾與背離,管理的核心問題現在轉化為內協調問題,即如何協調組織成員之間、組織成員與組織之間的目標、利益,使每個組織成員都能為了實現組織的共同目標去努力,也就是在組織中如何從個人理性走向集體理性。
當然,個人理性與集體理性之間不僅有矛盾與背離的一面,也有一致的一面,否則集體就不會存在。不同學者對其一致性與矛盾性的不同強調,就形成了不同的描述與解釋社會現象的方法。例如,在亞當·斯密那里,個人理性與集體理性是并行不悖的,這集中地反映在他著名的"看不見的手"理論中,即如果人人都為"個人利益最大化"而理性行動,那么他們便會受到代表強大市場力量的"看不見的手"的指引或驅使,其結果是整個社會的繁榮,即集體理性的實現。這種觀點在成為資本主義國家的指導理論幾個世紀以后,逐漸受到人們的批判,其中最具說服力的來自公共選擇學派的喬治·布凱南和曼瑟爾·奧爾森。在他們看來,在大多數情況下,個人理性并不是集體理性的充分條件,"交通堵塞"就是日常生活中的一個極好例證。其原因就在于由于外部效應及公共物品的存在而產生的成本分攤、收益分割問題。也正因為如此,才為我們探討內協調這一管理的核心問題提供了必要性。
那么,個人理性與哪些條件共同構成了集體理性的充分條件呢?換句話說,怎樣從個人理性走向集體理性呢?根據奧爾森的回答,有兩個重要條件:一是組成集團的人數足夠少,二是存在著選擇性的激勵手段。人數少一方面意味著單個人的影響力將會相對提高,另一方面使人們之間的相互監督成為可能。這樣使每個人的每個行為都成為在多次博弈中的計算對象,換句話說,在每個人都可以根據他人的行為調整自身的行為的同時,也使每個人在行動之前必須考慮自身行為對他人行為進而最終對自身利益的影響。當然,人數具體少到多少,并沒有一個普適的具體數字,但是人們一般認為,人數越少,組織的行動力越強,并且一般在少于十人的情況下,才有自動采取集體行動實現集體理性的可能。當然,隨著現代技術的迅捷發展,這一可以實現相互監督、進而自動實現集體理性的小團體的規模也存在相應擴大的可能性。
毫無疑問,現代社會中的絕大多數組織并不是這種小團體。當組織達到一定規模后,在人們之間形成一致意見并在實施過程中實現上述的相互監督就成為不可能,個人成本與收益之間的對應關系模糊甚至喪失,此時每個成員從個人理性出發,就有可能出現所謂的"搭便車"現象,從而減少甚至中止集體行動的產生,公共產品與公共服務減少、甚至無法形成,即組織效率的下降、集體理性的缺失。要改變這種情況,就需要管理者運用"選擇性的激勵手段"對成員進行激勵與控制,即根據組織成員的不同表現,也就是對組織目標達成的貢獻程度,有選擇地對其進行激勵或行使強制性措施,以實現內協調,保證通過集體行動的形成,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產品與服務。現代社會中的大多數組織都面臨這種情況,無論是私人組織的管理,如私營企業,還是各種公共組織的管理,如軍隊、國立大學等,甚或是政府對整個社會的管理,都面臨著如何通過運用"選擇性的激勵手段"來影響行為者對"成本與收益"的計算,從而實現集體理性的任務。
資源獲取與激勵、控制的制度選擇
關于激勵,從馬斯洛、麥克利蘭、赫茨伯格到弗魯姆再到亞當斯已經給我們講述了許多富有啟發意義的原則和方法。然而,有一點卻為他們所共同忽略,即在遵循各種原則、采用各種方法對組織成員進行激勵之前,首先必須獲取或創造一定的激勵資源(包括物質的、權力的、精神的)。這是組織中的管理者必須解決的首要問題。
組織要發展,管理者要激勵成員都必須以擁有一定的激勵資源為前提。我們看到,現代國家的建立與發展恰恰是與財稅體制的建立與完善相輔相成的,社會抽取能力是國家實現其他能力的基礎,它為國家這一高級形態的政治組織進行激勵與控制提供了物質基礎。恩格斯早在考察國家起源時就已經指出,為了維持國家的公共權力,"就需要公民繳納費用--捐稅","隨著文明時代的向前進展,甚至捐稅也不夠了;國家就發行期票、借債,即發行公債"4。國家的社會抽取能力除包括財政資源的抽取外,還包括人力資源的抽取,如兵役、公務人員的選拔等,以獲取公眾的支持。此外,抽象地從社會價值觀中創造性地提取精神性的資源,如榮譽等價值符號,也是國家抽取激勵資源的重要內容之一。國家的社會抽取能力對于國家激勵與控制整個社會的意義在今天幾乎已成為人們的共識。我國在90年代進行的包括稅制改革、反腐敗、國有企業改革在內的一系列措施都是強化社會抽取能力的努力。國家如此,一般的組織也是如此。曼瑟爾·奧爾森在其《集體行動的邏輯》一書中也曾鮮明地論及這個問題,認為當集團達到一定規模以后,除非它擁有"選擇性的激勵手段",否則它不會提供"公共物品"(或者說不能實現組織目標),它們包括"行使強制性措施的權威和能力","向潛在集團中的個人提供積極誘導"5。奧爾森的論述也說明了獲取、創造激勵資源的基礎性地位。恰恰是在這一點上,尤為體現了公共管理的獨特性。如果說從宏觀上而言,公共管理與私人管理的區別主要表現在其追求的目標--社會公共利益最大化與本組織利益最大化、外部環境--壟斷與競爭、及權力基礎--國家強制力與經濟誘導力等方面,那么從微觀的管理者進行管理實踐的角度而言,二者一個重要的區別則在于公共組織中的管理者所擁有的激勵資源相對來說要少得多。大多數公共組織,尤其是公共行政組織不能合法地保留其獲取的收入--無論獲取的途徑如何--并根據自己的喜好決定每位成員從中獲取的份額,即沒有對"物質資源"控制和分配的權力;同時,隨著公務員制度在世界各國的建立與推行,公共組織在確保用人規范性的同時,也使組織中的管理者又失去了一項重要的激勵資源--對組織成員的處置權。這些都使公共組織中的管理者經常處于尷尬的境地:一方面希望屬下努力工作,另一方面又往往缺乏促使他們這樣做的實質性的手段。因此,如何"藝術地"創造激勵資源成為公共管理者的一項重要工作。這種"藝術地創造"即包括通過"尋租"為本部門獲取非法定的資源,也包括充分運用領導藝術,去創造諸如"尊重"、"社交"、"自我實現"等精神性資源。與此同時,如何充分利用有限的激勵資源,即如何科學地設計、安排激勵結構也是其重要工作之一。這一點也正是下面分析的重點。
在既定的"激勵資源"下如何設計安排一種制度化的"激勵結構"以最好地實現"激勵相容"6?這是組織中的管理者必須面對的第二個問題。這首先包括明確界定各方的權力與義務,其次包括確定各組織成員分享由財富、權力、名望和機會等資源共同構成的價值資源的制度結構,從而使組織成員的行為、分享的機會與比例及組織的目標三者具高度的相關性,即實現"激勵相容"。因為我們知道,最終影響行為者行動的決定因素有兩個:一是行為者的意愿;二是行為者的能力。因此引導、改變其行為的途徑也有兩個:一是通過人力資源開發提高其行為能力;二是通過改變其對特定行為的成本與收益的計算來改變其行為的意愿,而組織內部的制度與規則恰恰是影響特定行為成本與收益的最重要的因素。例如,根據新制度學派的觀點,國家在抽取一定的資源之后,一個首要的職能就在于界定并實施的有效率的產權,同時通過建立一種制度化的激勵結構,包括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引導社會不同集團的行為以獲取各種社會價值。并且這種激勵結構最終將影響一國的經濟發展。這正如伊斯頓所說政治體系的功能就在于對社會價值的權威性分配7。也正是在這種意義上,人們普遍把一國的經濟發展看作該國政府行為的函數。值得一提的是,在設計、安排制度化的"激勵結構"時,時刻提醒自己遵循一些激勵理論提出的原則是有益的。包括:針對人的未滿足的需要進行激勵;設置多重的激勵目標以滿足人的多樣化的需求;保持激勵目標的相對穩定性;實現激勵相容等。此外,考慮到資源的相對稀缺性,保持"滿足"的相對稀缺性也是至關重要的,對于公共行政組織的管理者來說尤其如此,否則管理者很快就會陷入激勵資源枯竭的境地,而無法運用"選擇性的激勵手段"。
管理中的控制職能主要從事對處于"制度化的激勵結構"中的組織成員業績的進行衡量與校正,從而在為激勵提供依據的同時確保組織的目標得以實現。可見激勵與控制是不可分的。完整的激勵結構必須通過有效的監督與控制才能得以實現,當監督成本過大時,換句話說,當設計的激勵結構實施成本過大時,激勵結構便形同虛設。林毅夫在分析我國歷史上的農業合作社作為一種制度(激勵結構)何以失敗時,也提到這一問題。"監督成為保持勞動激勵和合作社生產率水平的關鍵"8,因此1961年在生產隊作為生產管理與核算單位、收入分配方式(激勵結構)恢復到高級社階段的工分制以后,盡管從理論上來說,這一激勵結構根據社員對公社貢獻程度的代表--工分的多少,決定社員的收入分配,從而是完整有效的,但是由于農業生產中監督的困難,工分并不能真正代表社員貢獻的大小,從而使農業生產率并沒有大的變化,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1978年的實行。其關鍵在于在家庭責任制下,集體還原為個體,個人理性與集體理性的矛盾消解了。從而使監督問題從根本上得到解決。
可見,監督成本問題反過來又成為設計"激勵結構"時必須加以重視的一個問題。一般而言,監督成本的大小與工作的分散程度、周期長短,工作過程的可觀察性、結果的可比性等因素有關,管理者應針對本組織的特點來調整作為控制標的的"行為"指標,提高其可觀察性與可評價性,降低監督的成本。例如,對于那些其工作人員的"付出"可以觀察而"結果"卻不可觀察的"程序型"組織來說,如學校(教師)、機關(公務員)等往往以"主要的行為是否遵循正確的規程"來作為控制的標的;而對于那些其工作人員的"付出"不可觀察,"結果"可以觀察的"工藝型"組織來說,如巡警、工程設計人員,則往往以"目標"為控制標的。其次,在確定控制標準上還須保證標準與組織目標的高度相關性,謹防發生"目標置換"現象。第三,要使控制客觀有效就必須保證控制主體有獲得有關控制客體行為業績信息的渠道,以及實質性的糾正權力和手段。這一點在公共行政的控制中尤其重要。例如,目前中國已建立了完整系統的監督與控制網絡,但實際的運行效果并不甚理想,關鍵就在于大量的控制主體,如社會組織、人民群眾、社會輿論,甚至是審計、監察部門要么缺乏獲得信息的渠道,要么缺乏實質性的糾正權力和手段。
小結
上文中的"個人理性"與"集體理性"均具相對意義,即"個人理性"中的"個人"不僅指"自然人",也指大集團中的"小團體",而"集體理性"中的"集體"在相對于更大的集團時,則轉化為"個人"。這樣,通過從"個人理性到集體理性"的角度對管理核心問題的分析,可以搭起一座溝通微觀與宏觀、經濟生活與政治生活的橋梁;同時也是行為研究與制度分析方法相結合這樣一種社會科學研究中新的趨向在管理學尤其是公共行政分析中的嘗試。
通過這樣一種嘗試性分析,我們得出結論如下:
1、個人理性并不是集體理性的充分條件,如何協調二者的矛盾與背離構成了各種組織管理中的關鍵所在。
2、在小型組織中,往往可以從個人理性自動實現集體理性;而在大中型組織中,則需要管理者運用激勵與控制手段引導組織成員的行為,實現從個人理性走向集體理性,以3、創造與獲取一定的激勵資源是進行激勵與控制的前提條件。這也構成了對公共管理者的挑戰之一。
4、在有限的激勵資源下,管理者必須合理設計制度化的"激勵結構",建立起組織成員的行為、分享資源的機會與比例及組織目標之間的高度相關性,從而通過改變行為的成本與收益有效引導個人理性走向集體理性。
5、"激勵結構"的運作以對組織成員行為的評估,即控制為基礎。必須根據組織的特點,選擇作為控制標的的"行為",確保其可觀察性與可評價性,減少實施成本。有效地解決各種公共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