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投資與間接投資的聯系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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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直接投資與間接投資的聯系范文
對外投資是指資本突破國家界限在國外的投資,按照投資主體是否擁有對投資企業的實際管理權,可以把對外投資分為對外直接投資(ForeignDirectInvestment-FDI)與對外間接投資(FPI)。前者指投資者以控制企業經營管理權為核心,以獲取利潤為主要目的。后者主要是指購買外國公司的股票和其他有價證券的投資,以及中長期國際信貸。本文所指直接投資是指外商在華注冊登記的三資企業,而把股票投資和對外借款及其他外商投資作為外商間接投資。
學術上關于FDI的論著主要集中在解釋成因和討論影響兩個方面。早期的FDI理論主要從微觀或宏觀層面出發,重在解釋對外直接投資形成的原因。微觀層面如海默(1960)建立在不完全競爭基礎上的壟斷優勢理論,雷蒙德·維農(1966)建立在國際貿易理論基礎上的產品周期理論,巴克萊和卡遜(1976)等建立在科斯定理基礎之上的內部化理論,以及約翰·鄧寧(1977)建立在產業組織理論和國際貿易理論基礎上的折衷理論(OLI);宏觀層面如日本小島清(1978)的比較優勢理論。近期研究則主要集中在宏觀(即國家層面)上,主要討論直接投資對東道國的影響(包括正面的和負面的影響),以及提出政策建議,多為實證研究。
FPI的理論主要是證券投資理論,大都從微觀層面即從投資者層面論述如何規避風險,提高投資效益,如上世紀50年代馬柯維茨的“資產組合理論”,60年代夏普的“資本資產定價模型(CapitalAssetPricingModel)”及70年代史提夫·羅斯的“資本資產套價理論(ArbitragePricingTheory)”等。近期也開始有宏觀即國家層面的論述。如有學者(于永達,2000)在分析FPI發展趨勢的基礎上提出“中國及其他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發展中國家應力主FPI的健康發育、有序流動及相關法規的嚴密健全,趨利避弊。”也有人(馬全軍1996)考查FPI對東道國的影響。
關于國際投資的文獻盡管很多,但基本上都是要么從直接投資的角度,要么從間接投資的角度去論述,而對于FDI與FPI二者關系角度去論述的則鮮有也。本文擬就FDI與FPI的互補性作一論述,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一些政策建議。
一、FDI與FPI的互補性
1.從其作用來看,FDI和FPI各有所長,具有互補性。FDI對東道國的正面作用一般認為有以下幾個方面:引進資金,彌補建設資金的不足;引進先進技術(即技術溢出效應);借鑒先進的管理經驗;提高勞動生產率,帶動產業發展(主要是通過競爭及企業間的縱向或橫向聯系來帶動;提高東道國的國際競爭力。其負面的影響是外商直接投資往往會背離東道國的產業及戰略規劃。以1997年～2002年外商在華實際直接投資數據看,外商投資主要集中在第二產業,占到了70%左右,且呈上升趨勢,其中制造業接近70%,而且大都投資在勞動密集型和資金密集型產業。而對國家扶持的第一產業,則不到2%,對大力發展的第三產業,則僅占22%多一點,且呈下降趨勢,從投資地域來說,主要集中在東部沿海地區。其中,2001年和2002年東部六省市(注:上海、江蘇、浙江、山東、福建、廣東)外商直接投資份額為70.72%和71.36%。而西部十省市(注:重慶、四川、貴州、云南、、陜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外商直接投資份額分別為3.09%和2.69%。可見外商投資也不考慮中國的西部大開發戰略。另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資還容易造成壟斷及技術依賴性等缺點。
FPI包含對外借款和證券投資,前者作用主要在于可以利用國外資金,彌補建設資金的不足,其優點是資金可以自由使用,有利于國家產業結構調整和經濟戰略的實施。其缺點是造成一定的債務負擔,且其使用成本一般也比國內資金高,對國際收支平衡也有較大的影響。后者的發展則不僅有利于利用外資,而且有助于完善我國的證券市場和公司治理制度,促進經濟增長如Summers(2000)認為,證券市場的對外開放有助于降低資本成本、增加投資和提高產出。另一方面,作為發展中國家,證券市場若開放不當,又會增加其金融脆弱性,容易造成一國金融危機。
2.FDI和FPI二者互相促進。FDI對FPI的促進作用主要在于:FDI需要基礎設施等方面的大量配套設施,客觀上刺激東道國對FPI的需求;FDI有助于提高東道國的競爭力,促進東道國制度的不完善和與國際接軌的程度,使外商投資更加安全,有利于大量FPI的流入;跨國公司等FDI本身需要在國際貨幣市場上籌集大量的資金,這從實質上來說增加了國間接投資的流量。而FPI對FDI的拉動作用則在于:大量FPI的流入,有助于受資國籌集大量資金,改善本國的投資環境(如完善基礎設施建設等),提高吸引FDI的競爭力。
二、對利用外資的政策建議
1.政府要加深對國際投資的認識,轉變觀念。國際投資既有積極的作用,也有消極的作用,許多政府官員只看到其積極作用的一面,而忽視其消極作用的一面,認為吸引外資多多益善,盲目吸引,更有甚者把吸引外資的數量當作自己的政績來看待。政府應該從根本上轉變觀念,首先必須認識到引進外資只是我們發展的經濟的一種手段,而不是根本目的。因此,外資的引進必須有利于中國經濟的發展,有利于中國產業結構的調整與升級,有利于民族工業的發展和科學技術創新。同樣,對政府官員吸引外資的考核也應該以此為標準,重在引資質量,而不是單純地看其引資數量。
2.吸引FDI與FPI并舉,重點在吸引直接投資。FDI和FPI二者各有優點,也各有缺點,二者存在一定的互補性,因此,應該把二者結合起來使用。一方面,西部大開發戰略提高基礎設施,需要大量的資金,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也需要巨額資金,另一方面,我國外匯儲備充足,目前的負債率并不高,有較大的引資空間。因此,可吸收FPI來彌補建設資金的不足。
3.轉變引資措施,從稅賦減免等優惠措施向改善投資環境轉移。我國利用外資的成本是世界上最高的,主要以對外資實行稅賦減免等優惠措施來吸引外資的,使外資稅賦很低。而中國內資企業所得稅率為33%,稅賦極不平等。這造成了國內企業和外資企業的不公平競爭,使本來就弱小的國內企業在競爭上處于更加不利的地位,同時也剌激了假外資的盛行,這實質上和引進外資的根本目標(發展中國經濟的一種手段)是背道而馳的。一國吸引外資的因素很多,主要在于投資環境,包括基礎設施、人力資源、政策法規、經濟運行狀況和社會及政治狀況等軟硬環境。我國吸引外資的競爭力并不強,我國作為亞洲外商直接投資最多的東道國,主要是由于地緣、文化、和民族關系,即許多外商直接投資來源于華人。據統計,截至2003年底,我國實際利用港澳臺華商直接投資份額占52.7%;合同金額占全國的52.7%。從地域來看,我國的外商直接投資來源主要在亞洲,而在亞洲的投資來源中,中國港澳臺地區在大陸的投資占較大比重。而港澳臺的投資中,近一半投資在廣東和福建兩省,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這兩個省與港澳臺有較近的地緣及文化習俗等密不可分(其商喜歡在廣東投資,而臺商則更愿意在福建投資),而并非僅僅因為優惠政策。新晨
4.由對外資優惠轉向對產業、地域優惠,并對某些行業的外資進行必要的限制,以維護國家經濟安全和保護民族工業的發展。由于對外資的稅賦優惠,給予外資的超國民待遇使國內企業處于不平等的競爭地位,同時也刺激了假外資的盛行。另一方面,這本身也不合理,也不利于中國產業結構的調整和民族工業的發展。因此,應把對外資的優惠轉移到對產業、對地區的優惠,給予內外資同等待遇,把引資的優惠政策同國家的產業政策和宏觀發展戰略聯系起來,真正達到利用外資增強國力,發展本國經濟的目的。同時,對有關國家安全的產業,也禁止外資的涉入,如航空、通訊、軍事等。對民族工業沖擊應適當限制,對一些高能耗、高污染、低技術含量、或者本國已經發展得很成熟的產業要限制。
參考文獻:
[1]于永達:國際間接投資超前發展論析[J].世界經濟,2000(6),pp57
[2]馬全軍:國際間接投資:對東道國的影響[J].世界貿易,1996(7),pp31
第2篇：直接投資與間接投資的聯系范文
當前，在人民幣匯率面臨外部升值壓力的情況下，匯率升值可能產生的經濟影響成為人們關注的問題。這一問題的結論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人民幣匯率水平的高低。一些發達國家政府要求人民幣匯率升值的主張主要基于人民匯率低估的判斷，然而，如果人民幣匯率水平不存在低估問題，那么人民幣匯率升值將導致匯率高估，而人民幣匯率高估將會給我國經濟發展帶來巨大的負面影響。
因此，在探討人民幣匯率升值影響之前，首先應該對現有的人民匯率水平做出客觀評價。本文認為當前的人民匯率水平不存在低估問題，該結論主要基于以下幾方面的事實：第一，從實際匯率的變化來看，從1994-2002年為止，人民幣實際匯率一直處于升值狀態，這一時期的實際匯率升值已經抵消了1994年由名義匯率調整引起的實際匯率貶值。第二，受實際匯率變化的影響，從1998-2001年為止，我國經常收支順差的相對規模處于減少趨勢，這一變化顯示，人民幣匯率升值有可能惡化我國對外經濟狀況。第三，我國貿易收支順差主要出現在與美國的雙邊貿易中，如果不考慮中美貿易，那么我國與其他國家的貿易收支總體上是逆差。這意味著中美貿易順差主要起因于美國的經濟結構問題。第四，從貿易收支的結構來看，我國的貿易順差主要發生在勞動密集型項目下，貿易逆差發生在資本和技術密集型項目下，這說明，我國的貿易收支順差主要起因于低工資的比較優勢。第五，就匯率與購買力平價的差距而言，由于發達國家非貿易商品的價格要遠遠高于發展中國家，因此發展中國家的均衡匯率水平理應低于由購買力平價決定的匯率水平。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相比，我國匯率與購買力平價的差距屬于中等水平，因此，即使從購買力平價的角度來看，人民幣同樣不存在低估問題。第六，近年來，我國外匯儲備的增加主要來自大規模的資本流入，這一狀況與我國鼓勵資本流入、限制資本流出的資本項目管理內容有著密切聯系，因此，適當限制資本流入、積極促進對外投資是緩解人民幣升值壓力的重要途徑之一。
從以上幾方面來看，人民幣匯率不存在低估問題，因此，人為引導人民幣匯率升值必然導致人民幣匯率高估，而人民幣匯率高估會對我國經濟產生以下幾方面的不利影響。
一、劣化我國利用外資的質量
引進外資是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之一，因此，人民幣匯率升值對我國利用外資的影響是人們關注的重要問題之一。回顧近幾年，學術界對這一問題的討論，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是，主張人民幣匯率升值和反對這一觀點的學者都把吸引外資作為自己的重要理論依據。另外，以往的爭論主要把焦點集中于匯率升值對引進外資數量變化的影響方面。本文認為，現階段，我們很難確定人民幣匯率升值對引進外資數量的影響，但升值趨勢的形成會劣化我國引進外資的質量。因此，人民幣匯率升值對引進外資的負面影響主要涉及質量問題，而非數量問題。其主要負面影響可以概括為兩點：第一、在間接投資方面，人民幣升值趨勢會引起短期資本流入增加和助長外匯投機行為；第二、在直接投資方面，匯率升值趨勢會抑制出口主導型投資和助長市場主導型投資。
人民幣升值論者認為，人民幣匯率升值和由此形成的人民幣升值趨勢能夠促進來自國外的間接投資。如果人民幣成為強勢貨幣，持有人民幣或人民幣資產將有利可圖，因此，人民幣升值趨勢將會促使海外投資者持有人民幣和進行人民幣資產投資。從理論上講，當一種貨幣處于升值趨勢時，升值本身可以給該貨幣資產持有人帶來升值利益。但對海外投資者而言，獲得升值好處的條件是不采取任何匯率風險保值措施。一旦采取了保值措施，投資者只能獲得確定的利差收入。在采取匯率風險保值措施的情況下，投資者在回避匯率風險的同時將喪失獲得貨幣升值好處的機會。雖然，有一些保值方法可以使投資者做出靈活的選擇，但這些方法要求受益者支付昂貴的費用。
一般來說，重視長期投資的外國投資者會針對匯率變動風險采取保值措施，因此，對投資者來說，匯率是否升值不是決定投資的主要因素，因為投資的目的在于獲取資產本身的穩定收入。在這種情況下，匯率升值趨勢對促進投資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然而，與長期投資相比，匯率升值對短期投機資本的流入具有明顯的促進作用。為了獲得升值帶來的好處，這些投機資本一般不采取保值措施，因此這類資金的流動對匯率風險非常敏感，在匯率處于升值趨勢時，這類資金會在短期內流入本幣升值國，在升值趨勢發生變化時，為了避免匯率風險，這些資本會迅速撤離這些國家，從而對這些國家的金融穩定形成威脅。這正是亞洲金融危機留給我們的重要教訓之一。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出，人民幣升值確實可以起到促進間接投資的作用，但值得注意的是，升值對促進長期投資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對升值較為敏感的是短期投機資本，因此人民幣升值會引起大量短期投機資本的流入。短期投機資本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取決于金融市場的成熟程度，在發達和成熟的金融市場，投機資本可以強化和健全市場的功能，但在金融市場發展滯后的發展中國家，短期資本移動是引發金融危機的主要因素之一。因此從預防金融風險的角度出發，我國不宜過早實施人民幣升值政策。
另外，一些人民幣升值論者認為，人民幣升值趨勢不僅有助于促進國外對中國的間接投資，而且也有助于促進對中國的直接投資。對那些在中國投資的企業來說，隨著人民幣的升值，以外幣計算的資產價格將會上升，這對外資企業來說無疑是一件好事，因為公司的帳面價值發生了增值，另外，如果將來出現撤資，公司可以收回更多的資產。同樣，在人民幣出現升值的情況下，即使以人民幣計算的利潤不發生變化，外資企業匯回國內的利潤會相應增加，即升值本身能夠增加以外幣計算的企業收益。一般而言，對于那些以中國為主要銷售市場，而且原材料不依賴進口的直接投資來說，人民幣升值確實可以帶來明顯的好處。
然而，對那些把中國作為生產基地，利用中國廉價勞動力進行出口生產的外資企業來說，人民幣升值只能帶來弊大于利的結果。這些企業在中國投資的目的主要是利用中國廉價的勞動力，然而，人民幣升值無疑會增加勞動力成本和降低外資企業在中國投資的魅力。發達國家的企業在選擇投資地點時，將以本國貨幣或其他主要國際貨幣比較不同國家的工資水平，然后選擇低工資的國家進行投資，而人民幣升值將會增加以外幣計算的、我國的工資水平，這意味著人民幣升值會減少出口主導型對華直接投資。
東亞國家的經濟發展經歷揭示工資變化對直接投資的影響。70年代和80年代，“四小龍”是發達國家投資的重點地區，80年代后期以后，隨著“四小龍”工資水平的提高，外資企業開始把投資轉向東盟國家，而此后東盟國家工資水平的上升又成為資本流向中國的主要原因。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受大量過剩勞動力供給的影響，我國工資水平的上升速度要明顯低于其他國家，這是我國吸引外資的重要優勢之一。考慮到這一特點，日本的一些政治家和學者認為，相對穩定的廉價工資是促成日本企業向中國轉移的重要原因之一，這一現象加劇了日本產業的空心化趨勢。他們認為短期內中國工資水平明顯上升的可能性很小，在這種情況下，阻止日本產業向中國轉移的唯一方法是要求人民幣升值。
綜合以上分析，我們可以得出的結論是人民幣匯率升值一方面會促進國內市場主導型的直接投資，另一方面會抑制出口主導型的直接投資。然而，對我國這樣一個發展中國家來說，后者對我國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要遠遠勝過前者。國內市場主導型直接投資會爭奪國內企業的市場份額，在市場規模一定的情況下，這種投資不會明顯增加就業機會。另外，這種投資沒有創匯效益，因而容易惡化我國的經常收支狀況。但出口主導型直接投資可以避免以上這些負面作用，這種投資不爭奪國內市場，因此不會減少本國企業的就業機會，同時由于其產品銷往國外，因而可以改善我國的對外經濟狀況。由此可見，人民幣升值對直接投資的影響同樣弊大于利。
從我國長期吸引外資的情況來看，我國外資政策偏重于鼓勵來自國外的出口主導型直接投資，而且受政策和低工資水平的影響，這類直接投資一直是我國吸收外資的主流。近年來，外資企業實際使用資金額占我國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大約在10-20％，外資企業工業產值占全國工業總產值的比率大約在20％-30％，而外資企業在全國進出口中所占的比重高達50％左右。這說明以利用廉價勞動力為目的、以出口為主導的直接投資是推動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之一。而人民幣升值無疑會削弱我國經濟發展的這一動力。
二、妨礙我國對外貿易的發展
人民幣匯率升值對貿易的影響可以從短期和長期兩個方面進行考察，當前學術界有關這方面的探討，主要著眼于匯率升值對貿易的短期影響。就短期影響而言，匯率升值會引起進口增加和出口減少，一增一減，在這種情況下，很難確定匯率升值對貿易總量的影響。然而，從長期影響來看，由匯率升值引起的本幣匯率高估會同時抑制出口和進口的發展，因而，人民幣匯率高估會妨礙我國對外貿易的健全發展。
一國對外貿易可以分為進口和出口兩個部分，因此匯率對貿易的影響又可以進一步細分為對進口和出口的影響。從宏觀經濟學的一般原理來看，本幣升值和由此引起的本幣匯率高估會起到抑制出口和促進進口的作用，這意味著匯率變化對進口和出口的影響。方向是完全相反的。然而，值得強調的是，這只是本幣升值的短期效果。發展經濟學領域的許多研究顯示，對發展中國家而言，出口能力是制約進口能力的重要因素之一，出口較多的國家通常進口的規模較大，缺乏出口能力的國家同時也缺乏進口能力。因此，從中長期的視點來看，本幣匯率高估會通過削弱一國的出口能力，最終削弱其進口能力。這是因為，發展中國家的貨幣不具備進行國際結算和支付的功能，因此，其進口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出口創匯能力的制約。在本幣匯率高估的情況下，出口的下降會引起外匯收入的減少，而外匯收入的減少又會導致進口的下降，這意味著本幣匯率升值和由此引起的本幣匯率高估會妨礙貿易的發展。
我國對外經濟發展的經歷顯示了匯率對進出口的影響作用、及出口與進口之間的相互制約關系。改革開放以前，人民幣匯率一直處于高估狀況，其結果，不僅我國出口產業的發展受到影響，而且有限的創匯能力成為擴大進口和引進國外先進技術的瓶頸，在這種狀況下，匯率高估成為妨礙我國對外貿易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進入20世紀80年代后，我國對外開放政策的實施，伴隨著人民幣匯率的下調，此后，避免人民幣匯率高估的匯率政策為保持我國對外貿易的高速發展創造了良好條件。從圖1可以看出，我國的出口和進口具有同步增長的趨勢，二者的變化存在密切聯系。這是因為出口的高速增長和外匯收入的增加為圖1我國進出口規模的推移（億美元）擴大進口創造了有利條件，而大量先進技術設備的進口又提高了我國的出口潛力。因此，維持合理的匯率水平、保持出口和進口的良性循環是推動我國對外貿易迅速發展的重要條件之一。
通過以上分析，在人民幣匯率升值對貿易的影響方面，我們不難得出以下三點結論：
第一，就短期而言，人民幣匯率升值會抑制出口和降低外部需求，這意味著匯率升值會降低我國經濟發展的潛力和加大財政、金融政策的負擔。一國經濟的總需求由消費、投資和外部需求所組成。外部需求的減少會引起總需求的減少，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以擴張性財政政策彌補外部需求的減少，那么過度的財政支出將會導致財政狀況的惡化。另外，匯率升值的另一短期效果是引起進口的一時性增加。進出口的以上短期變化將會引起我國失業人口的增加和農業經營狀況的惡化。因此，人民幣匯率升值不僅有可能降低我國經濟發展的速度，而且有可能影響到我國政治和經濟的穩定。
第3篇：直接投資與間接投資的聯系范文
【關鍵詞】金融危機國際傳導；國內外研究；現有理論體系
一、引言
金融危機的經濟理論研究可以追溯到早期費雪的債務-通貨緊縮理論，近期的貨幣主義學派和理性預期學派對金融危機也都有深入的研究，相關的理論和模型很多，但危機的國際傳導（Transmission）是近一二十年才引起學者們的關注，因此相關理論不一，概念也存在很大分歧。很多學者定義金融危機傳導的重點在于與經濟基礎變量有無關系，其中基于基礎變量的一些定義為：傳導、溢出效應或者基于基礎變量的傳染，另一些定義為純傳染（Pure contagion）。為更好地梳理危機傳導的相關概念和內涵，文中不再強調傳導與傳染之間的區別。通過文獻整理，本文給出廣義概念：一般意義上，金融危機的國際傳導指危機在國與國、地區與地區之間進行的傳播和擴散，這一過程既包含危機的國際貿易傳導和國際資本流動傳導，同時也涵蓋危機傳染效應。
二、金融危機國際傳導的國內外研究綜述
二十世紀80年代之前，金融危機的范圍通常是單個國家或單個地區，危機在國際間傳遞的效應。進入80年代尤其是1990年后，危機相繼在多國爆發，對危機國際傳導機制和路徑的研究成為學術界對金融危機研究新的熱點。
以九十年代幾次金融危機為研究背景，眾多學者發現危機的影響范圍絕不再僅僅是某一國家或地區，而是通過各種途徑在全球范圍傳導。Gertach和smets（1995）認為一國貨幣危機的發生會影響與之有商品和金融資產貿易聯系的國家的經濟基礎，國家競爭力下降最終會受到貨幣攻擊。Calvo和Mendoza（1997）認為一國的貨幣危機會惡化投資者對與該國有相似特征的國家的市場預期。Masson（1998）指出引起危機傳導的是金融市場預期的轉變，這種轉變使得多種國家貨幣受影響的傳導效應被稱為“季風效應”，它由共同的外部沖擊而形成，通過全球化渠道傳導。Judhii Chvealie和Glelm Elslino（1998）分析了投資經理出于對自身利益的考慮而在投資行為中產生的羊群效應。Calvo（1999）提出了一個內生流動性模型來解釋機構投資者危機期間行為的趨同性，描述出資本流動下的危機傳導。Kaminsky和Reinhart（2000）分析了貿易聯系和金融部門聯系如何引起基于基本面因素的傳導。Calvo和Mendoza（2000）強調全球化會弱化收集高成本信息的動機和強化模仿隨機市場組合的動機，因而會促進金融危機的傳染。Kumar和Persuad（2001）指出預期導致投資者風險偏好改變進而造成危機凈傳染。
美國2007年的次債危機，很快影響到世界各地，其國際傳導途徑多樣，內容復雜，使得危機國際傳導研究有了新的進展。Dooly（2008）的研究是次貸危機是否會通過國際貨幣體系造成美國的流動性危機，以及流動性危機是否會演變為國際收支危機。Perelstein（2009）得出美國經常賬戶赤字是導致危機在全球范圍內傳導的原因。
國內相關研究起步較晚，大多學者利用前沿理論進行研究分析，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危機國際傳導理論體系的發展。范恒森、李連二（2001）將危機的傳導途徑概括為兩大類：偶發性危機傳導途徑和非偶發性危機傳導途徑。何國通（2002）使用博弈論中信息不對稱理論來分析，討論貨幣危機的傳染模型由于信息不對稱所引致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范小云（2002）對機構投資者行為變化因素在新興市場貨幣危機傳染中的作用進行理論和實證分析。
三、金融危機國際傳導機制的現有理論體系
雖然有關金融危機國際傳導的研究觀點林立，還是可以將具體危機的國際傳導機制從傳導途徑性質上分為三類：國際貿易傳導、國際資本流通傳導和傳染效應。
（一）國際貿易傳導
國家間的貿易關系是最直接最重要的的經濟關系，如果一國發生金融危機，本國貿易必定收到沖擊，國際金融危機的國際貿易傳導包含貿易溢出傳導和產業聯動傳導。
1.貿易溢出傳導
貿易溢出傳導指一國投機性沖擊造成的貨幣危機惡化了另一個（或幾個）與其貿易關系密切的國家宏觀基本面，從而可能導致另一個國家遭受投機性沖擊壓力。一國發生的危機可以通過國際貿易途徑，使與其有直接或者間接貿易關系的國家面臨經濟基本面的惡化，進而導致他國的金融危機。這種導致他國經濟基本面惡化的擠出效應主要是通過價格效應和收入效應得以實現的。
2.產業聯動傳導
產業聯動傳導（效應）是指世界各國的產業結構雖然不同，但它們都傾向于采取多種措施鼓勵出口，增強本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從而使得全球范圍內的出口產業生產能力急劇擴大，各國經濟因出口產業緊密聯系在一起，一國發生的金融危機通過產業聯動效應傳導到其它國家。
（二）國際資本流動傳導
在過去的一二十年，全球金融市場的發展帶給國際資本龐大的流動空間和自由，國際資本流動渠道也成為危機在國家間傳導的最重要的渠道。國際資本流動傳導可分為直接投資型和間接投資型溢出。
1.直接投資型溢出
直接投資型溢出主要通過外商直接投資和證券投資兩個渠道實現。國家通過這兩個渠道形成對外直接投資，為其他國家的經濟發展提供外資，為本國獲得資本的增值，但當出資國發生金融危機時，外商直接投資和證券投資成為傳導危機重要途徑。外商直接投資途徑：當資金投資國發生金融危機時，撤回在其他國家市場上的投資，引起原資金流入國市場上出現流動性短缺或遭受投資沖擊，實現危機的傳導。證券投資途徑與之類似。
2.間接投資型溢出
間接資本流動傳導主要是指依靠國際間的銀行貸款發生的危機傳導，根據危機始發國是債權國還是債務國，可以分為兩種情況：一種情況是危機始發國為債權國，當該國發生金融危機市場流動性不足時，銀行將減少國際貸款，緊縮信貸，進而將流動性短缺傳導至負債國，引發金融危機；另一種情況，當危機始發國為債務國，也會引起危機傳導。
（三）傳染效應
部分學者從九十年代開始就對危機的傳染效應進行廣泛的研究，提出和定義了一些經典的傳染效應，如羊群效應等。根據現有研究成果，傳染效應可分為兩大類：凈傳染效應和季風效應。
1.凈傳染效應
有關凈傳染效應的定義很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出的定義較為全面：“一國的危機可能使債權人重新評估其他國家的基本因素，即使這些因素客觀上沒有變化，或可能導致債權人降低其資產組合的風險，趨向高質量。由于不對稱信息帶來的‘羊群效應’或資金管理者面臨的激勵，可能還伴隨著投資者的‘追風’”。凈傳染效應包含三方面：一是債權人因一國危機而重新評估其他與危機國相似國家的基本因素，表現為貨幣投機的示范效應；二是債權人降低資產組合的風險，拋售原有的資產組合中屬于危機發生國的資產，表現為投資組合管理和抵補機制；三是存在“羊群效應”，可能伴隨著投資者的“追風”，主要是心理因素方面。
2.季風效應
由于共同的沖擊產生的傳導稱為“季風效應”。季風效應的概念最先由Masson和Mussa（1995）提出：工業化國家大幅度經濟變動引發新興市場國家的危機。季風效應是經濟全球化的產物，各國之間的聯系越來越緊密，當一國的經濟政策改變時，會立刻影響到與其有密切經濟聯系的國家。
在經濟全球化日益推進的背景下，危機爆發后的國際傳導愈發明顯，可預見的是金融危機國際傳導機制研究將成為學者們研究危機監管和防范很好的切入點。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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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第4篇：直接投資與間接投資的聯系范文
在世界經濟中,國際直接投資是最能體現經濟全球化概念的經濟運作方式之一,且與國際貿易有著密不可分的內在聯系。隨著經濟全球化的進程加快,從總體上看,國際對外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相互作用、相互促進,都在大幅度增加和日益擴大。但具體而言,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一國的對外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究竟存在著何種關系,是具有互補性還是具有替代性?對外直接投資是促進了國際貿易的發展還是相反?在加入WTO之后,我國政府和企業如何充分利用WTO的規則,在對外直接投資中促進貿易出口的增長,本文試圖對這些問題做一分析。
一、國際直接投資與貿易的理論解析
影響國際貿易增長的因素有許多,從理論上講,僅就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的關系而言,直接投資究竟是構成對貿易的替代,還是產生了對貿易的創造,這主要取決于國際直接投資的類型。
按照小島清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從一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分析,國際直接投資可分為三種類型:①(1)自然資源導向型投資。在東道國尋求某種自然資源既是為了滿足母國本國的需要,也可以向其他國家出口。因此,資源導向型的投資不僅擴大了母國自然資源的生產規模,而且也促進了母國與東道國之間的國際貿易發展,甚至還擴大了與其他國家之間的國際貿易發展。(2)市場導向型投資。如細分起來還可以分為突破貿易壁壘型投資和占領市場型投資。因此,在這種類型中,國際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之間的關系比較復雜。如:跨國公司在東道國投資后的初始階段,因各種需求的存在,貿易是創造性的;當投資和生產形成一定規模時“,就地生產,就地銷售”的結果勢必會減少貿易的往來,因而具有貿易替代效應。但如果是突破貿易壁壘型投資,也許這種投資對貿易的間接促進會使貿易的規模進一步擴大。但全面地分析,即使是前面所述的替代貿易時,在東道國進行市場導向型投資也可能會帶來服務貿易方面新的需求。(3)生產要素導向型投資。這主要是指在東道國尋求低成本勞動力的投資。這種類型的投資,因國家之間比較優勢而形成的國際分工,在初始乃至相當長的一個階段中無疑是加大了貿易的發展,如發達國家在發展中國家投資而進行的加工貿易。但因比較優勢是動態而非靜態的,這種投資與貿易的關系也要視具體情況而進行具體分析。
在理論上闡述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貿易的替代關系的還有佛農(Vernon.R),他在其著名的產品周期理論中,通過對新產品、新技術的創新、模仿和擴散的動態分析,闡述了母國的出口與對外直接投資的關系。在新產品的第一階段,產品在技術創新國國內的生產、銷售主要以滿足國內需要為主(也存在向收入水平和消費結構比較接近的其他國家出口的可能性);但是,隨著技術的成熟化,同時又面對其他國家企業的競爭,降低產品成本成為技術創新企業維持其海外市場占有率的必然要求,這時便出現了技術創新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佛農認為,一般地這種對外直接投資不會產生對母國出口的替代效應。但是,如果這種投資發生得過早,就有可能替代母國的出口。在技術進步日益加快的情況下,隨著跨國公司國際化程度的提高,新產品的生命周期不斷縮短,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出口貿易的替代影響將越來越明顯。①總之,對外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的關系即存在互補性,也具有相互替代性,這要根據母國(或跨國公司)投資的動機、類型和發展階段而定。
二、國際直接投資與貿易的實證檢驗
當我們從實證分析的角度再來看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關系時,會發現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在這方面存在一些異同。因此,在下面的分析中,我們將對這兩類國家分別進行研究。
(一)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關系
國外一些學者將對外直接投資與某些產業的實際出口聯系起來進行了實證研究。如,伯格斯坦(Bergsten.C.F.)認為,在美國不同的對外直接投資產業中,那些對外直接投資程度較低的產業,其出口水平也較低;隨著對外直接投資水平的提高,出口規模也相應上升;但是當對外直接投資超過一定規模后,追加的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的促進效應就逐漸消失了。因此,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貿易之間既是互補關系也是競爭關系。隨著跨國公司國際化程度的提高,其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的競爭(替代)也將不斷加劇,因而海外子公司的生產將逐漸替代美國的出口。②同時,學者們也有相反的發現,利普賽(Lipsey.R.E.)和威斯(Weiss.M.Y.)的研究表明:無論在發達國家還是在發展中國家的市場上,美國的出口與美國海外子公司銷售額都是高度正相關的,而且美國海外子公司的生產銷售都部分替代了美國出口競爭伙伴中的發達國家企業的出口③。
(二)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關系
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除去個別的現象,較大規模的起步應從20世紀60年代算起,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委內瑞拉,亞洲的印度、韓國、新加坡、菲律賓和中國臺灣地區都是從那時起陸續向國外或境外進行直接投資的。20世紀70年代后期,中東石油輸出國組織一些成員的投資方式也從貸款轉向間接投資,再由間接投資轉向直接投資。④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雖起步較晚,但發展速度較快,而且由原來主要投資于鄰近的國家和地區,逐步轉向向發達國家進行直接投資。
伴隨著經濟實力的提高,發展中國家企業進入世界級大企業的數量也在逐漸增加。1997年,發展中國家企業進入“全球500強”的僅有22家,平均營業收益率為3.6%;而2000年入圍企業增加到33家,平均營業收益率提高到5.2%,且高于“全球500強”4.7%的平均收益率①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健康發展對貿易的促進也有其特點。首先,小規模和特殊商品是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優勢。由于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大多數屬勞動密集型的小規模生產,資本勞動比率比發達國家跨國公司低許多,發展中國家東道國更愿意接受勞動密集型高的項目投資。即使是進行規模較大的生產性投資項目,與發達國家相比,作為母國的發展中國家也占據勞動力成本低的優勢。同時,這種生產性投資也將給母國帶來原料、設備的出口增加,因而具有很強的投資與貿易互補性。其次,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一般側重于擴大出口的市場銷售戰略。無論是為保護原有的出口市場,或是開辟新的市場,還是避開貿易壁壘,發展中國家多采取各種方式保障出口,在達到一定實力和經驗積累后,逐步再向全球經營戰略發展。
考察韓國的經濟,其迅速發展得益于通過出口把國內產業與國際市場緊密連接的結果,從而使國際市場容量的不斷增大,并對國內經濟的增長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從1991年韓國全國經濟學家聯合會的一份《韓國制造業的國本外投資經營成果調查表》②中,我們看到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總的來講與貿易聯系較多,所占比重也較大。如開拓市場與回避進口限制兩項都與貿易緊密相連,其之和所占比重在韓國整個對外直接投資動機中達到35.7%。當然,從表中還可以看出,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因區域不同而有所差異。在北美洲和歐洲地區,開拓市場的動機比重最高,占到29.3%,比其他動機的比重平均高出10個百分點,這是為適應當地區域化經濟和確保新產品市場的結果;在拉丁美洲、大洋州地區,最高比重的動機為回避進口限制,占27.3%,也比其他動機高出10.4個百分點,這說明韓國對外直接投資在此兩個地區對貿易壁壘的突破動機占據很重要的地位。
但具體到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行業,還有更進一步的動因分析。如李宏格(音譯)(Lee,Honggue)對韓國電器行業的研究。③電器是韓國最重要的制造業部門,在20世紀90年代初韓國就已成為世界第五大電器生產國。李宏格指出,韓國電器行業在1989年的對外直接投資額比1979年增長了85%,顯示出韓國在該行業的對外直接投資于20世紀80年代末達到了頂峰———盡管與韓國電器產品的出口相比其投資的規模是非常有限的:1976-1992年間電器行業對外直接投資為5億美元,而1992年電器產品的出口額卻高達161億美元。李宏格分析,韓國電器行業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主要表現為維持和擴大出口的需要,即通過對外直接投資提高出口產品的競爭力。那么,這種對外直接投資的壓力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方面,是韓國本身國內勞動力成本不斷上升所造成的壓力,迫使電器行業利用對外直接投資,在國外尋求廉價勞動力以降低生產成本(主要是在亞洲地區);另一方面,則是來自歐美國家貿易保護主義的壓力,在韓國擴大對歐美出口的同時,其電器產品也已成為反傾銷的對象———這一點對我國在加入WTO之后,重新審視海外投資與貿易的關系時,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綜上所述,盡管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有所不同,但總的趨勢是積極的,對外直接投資有利于一國的對外貿易乃至國際貿易;由于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互補關系和替代關系在不同的發展階段表現不一,所以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出口的影響具有動態效應;在經濟全球化的今日世界,對外直接投資已不僅僅是發達國家的“專利”,它對發展中國家來講同樣是必不可少的經濟運作方式。
三、中國海外投資發展與貿易的關系
為了論述的方便與國土概念上的準確,我們把以下涉及的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稱為“海外投資”。
(一)中國海外投資的發展與現狀
中國海外投資的發展,比較準確的提法應該從1949年算起。但因那個時期的海外分支機構都是一些貿易企業,規模又非常小,一般不在我們的討論之內。從1978年的改革開放至今,中國海外投資的步伐越來越大。截至2001年年底,經外經貿部批準的企業就達6610家,中方海外投資總額已達83.5731億美元,遍布全球153個國家和地區①。
1.中國海外投資的區域分布。中國海外投資在全球的區域分布正逐步由集中化向多元化方向發展。但目前從投資的額度來看,集中化的表現還依然存在。截至2001年底,中國海外投資企業數量在全球主要63個國家和地區的分布見表1。從基本格局看,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占28.99%,發達國家(歐洲、大洋州和北美)占27.99%,加上中國港澳地區33.46%的分布,大致呈現出各占1/3的態勢,可以說是一個多元化的分布。具體的投資額度和比重見表1。
通過以國家和地區分布的形式進一步對投資額排序,我們就可以看到中國海外投資分布的集中化:即地緣優勢和人緣優勢使相鄰國家(地區)和海外華僑聚集的國家(地區)成為中國海外投資的集中區域。至于在拉美地區和非洲投資額分布得較高,一般為投資行業的原因所致,這將在下面進一步闡述。
2.中國海外投資的行業分布。中國海外投資是從貿易
型企業起步的。這些貿易型企業開始在海外做的商業性工作是為對外貿易企業提供信息、進行市場調查和客戶聯系服務的。20世紀90年代以后,在中國政府有關政策的引導下,生產加工型企業有所增加。但總的來看,服務貿易型的投資行業特點仍十分突出。根據對外經貿部的統計,截至1999年,中國海外投資中服務貿易型企業,無論從企業數量上還是在投資額度上仍占絕大多數;生產加工型企業雖然在企業數量上增加較快,但在投資額度上還處于較小規模;而資源開發型企業在投資額度上比生產加工型企業還要大些。詳見表2。
一般地,中國海外投資在發達國家的多為服務貿易型和研究開發型,即非生產性項目。服務貿易型企業的運作主要是為了服務于國內企業的出口,以促進中國產品的出口;在海外投資于研究開發型企業則是為了更有利地接近發達國家或地區的先進技術,以提高我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而中國在發展中國家的投資則大多為資源開發型和生產加工型,即非貿易性項目。資源開發型的投資,主要是為了獲取國外開采條件較好或儲量、品位較高的石油、礦產、林業、漁業等資源,以滿足國內經濟發展的需要;生產加工型投資,主要為轉移國內長線產品的生產能力或發揮中國在技術、管理上的比較優勢以占領當地的市場,同時帶動相關材料、設備、零配件的出口。因此,這也是生產加工型的投資大多集中在非洲、拉美和東南亞地區的主要原因。
(二)中國海外投資與貿易的互動
1.中國進行海外投資的動因。從外部條件上看,經濟全球化使各國經濟進入生產、銷售、采購的全球體系成為必然。中國既然已經實行了“引進來”的改革開放,也必然要實施“走出去”的對外開放,以充分利用國內外“兩個市場”和“兩種資源”,實現資本、技術和人力等生產要素的雙向流動,提升國內的產業結構,促進本國經濟的發展。
從中國國內經濟發展的需求上看“,走出去”到海外投資不僅是政府的政策號召,更主要的是國內企業自身發展的利益驅動和內在要求。如前所述,一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有許多動因,具體而言,中國海外投資的動因主要有如下五點:(1)尋求資源開發。中國雖地大物博,但人均資源占有率很低。在進入21世紀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中,資源短缺對中國經濟將是一個嚴重的制約。其中,開發的重點放在對我國經濟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對外能源投資,即對石油、天然氣的開采;此外,還有一般性資源(如:黑色和有色金屬礦產資源、樹林資源等)的開發。在海外投資開發資源,主要是為了保障我國資源長期、有效和穩定的供應。(2)擴大出口貿易。無論是從中國政府政策的角度,還是從企業投資的角度,利用對外直接投資帶動材料、機器設備、零部件的出口,甚至帶動服務業的出口,都是目前進行對外投資最多的動機。在政府定的有關海外投資政策中,著眼點基本上都是擴大出口,是與對外直接投資有關的貿易措施;綜合對中國海外投資企業的動機調查,擴大出口也占了相當大的比重。①(3)開拓國外市場。在中國國內需求不足以及同類企業競爭激烈的情況下,積極開拓新的國外市場是企業利益驅動的內在動力所致,也是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動機之一。這與理論上闡述的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之一———尋求市場型是相同的。(4)規避貿易壁壘。從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上講,規避貿易壁壘或突破貿易壁壘都是尋求市場型的種動機。由于我國現已加入WTO,關稅逐步下調后,規避各種貿易壁壘已成為擴大出口和占領國外市場的一個重要手段。特別是近年來,出口配額限制、對中國出口產品的反傾銷等情況越來越嚴重,因此利用海外投資建廠生產可謂是突破貿易壁壘的一個有效方式,也是對特殊貿易限制的一個反應。(5)獲取高新技術。在海外投資是中國企業獲取高新技術的一條重要途徑。中國的一些航天、航空、電子、生物化學和機械業的大型企業已經開始通過對外直接投資的渠道學習國外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少數中國企業還在國外投資建立了研究和開發機構,用最近的距離、最快的時間學習、研發最新、最前沿的技術。當然,這種類型的投資需要雄厚的資金支持,但它將是最具潛力的海外投資。
2.中國海外投資對貿易的影響。如前所述,無論是從理論研究還是實證分析上,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即存在互補關系也不乏替代關系,即存在貿易創造效應也有貿易替代效應。具體到中國的實際,由于投資行業的特點和投資區域的不同,海外投資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要視具體的投資行業和投資區域而定。首先,服務貿易型企業的投資,動機與目標非常明確,肯定是為擴大出口服務的,因此這類企業的海外投資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無疑是積極的;其次,資源開發型企業的海外投資,進口的資源都是我國相對成本低或戰略的需要,同時還能帶動設備、制成品(如鋼材)、技術和勞務的出口,雖然會帶來一定的進口貿易增長,但從整體上看對我國出口貿易還是起到了促進作用;最后,生產加工型企業的海外投資對我國對外貿易的影響情況較為復雜。我們將對生產加工型企業的海外投資做一個具體分析。(1)機械行業。機械行業中如汽車、摩托車零配件組裝,家用電器中的CKD、SCD①等,由于絕大部分甚至全部都要使用國內的零部件,在初期設備投資之后,后續的零部件就成為組裝生產的必備條件。因此,從總體上看,機械行業在海外投資對我國出口的帶動作用是持續且長期的。特別是大型家用電器,這是典型的加工組裝型產品,根據外經貿部的有關統計,家電行業投資帶動出口的系數比其他產品高達20-30倍。金城集團的案例也顯示,摩托車產品在海外投資建廠生產后,大幅度地帶動了該集團的出口:1997年海外銷售收入250萬美元,帶動出口近150萬美元;1998年海外銷售收入近600萬美元,帶動出口達400萬美元②。實證分析表明,機械行業由于技術與原材料、散件的高度結合,海外投資就可帶來明顯的貿易創造效應。(2)輕工行業。嚴格地講,輕工行業中也有屬于機械行業的產品,區分出來的主要是體積較小的機械產品如自行車以及其他輕工產品。這類產品的特點是,體積較小,出口運費沒有體積較大的機械產品高,與海外加工的生產成本比,在國內的生產成本更低,因此這類產品的海外投資與出口很可能出現替代關系。也就是說,在國內生產此類產品后出口更經濟,就很少會有企業再到海外投資生產;即使在海外投資并形成規模生產,對國家的出口帶動作用也不大。(3)紡織服裝行業。紡織服裝業的投資主要是規避貿易壁壘,由于根據多種纖維協議,在投資國的出口配額已經用盡時,如果東道國尚有未使用的配額,投資國便可以使用。中國在紡織品領域受歐美出口配額的限制非常嚴重,因此不少的紡織服裝企業到海外投資主要動機都是為了突破配額的壁壘,在海外尋求更廣闊的市場。這種類型的企業在海外的投資也要視情況而定:一次性投資建廠可以帶動國內紡織機械的出口,但對出口貿易沒有持續的帶動作用;使用國內材料多的,可以促進國內原材料、面料的出口,但有原產地規定比例的國家對此也有一定的限制;在有的國家(地區)可以享有免配額、免關稅的優惠,則可以大大提高我國產品出口或向第三國出口。因此,紡織服裝行業在海外的投資對我國出口貿易的影響是擴大還是替代,兼而有之,目前尚未找到實證數據。超級秘書網
四、結論
1.綜合國際直接投資與貿易關系的理論,回顧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關系中的發展,以及中國海外投資與貿易的現狀與特點,論述了中國海外投資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我們進一步證實了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既存在互補又存在替代關系、中國的海外投資既有貿易創造效應又有貿易替代效應的理論。有意義的是這些互補和替代關系,或稱貿易創造和貿易替代效應,在不同的投資領域、投資行業、不同的投資區域以及不同的發展階段中是有所差異的。
第5篇：直接投資與間接投資的聯系范文
基于以上對經濟轉軌和經濟全球化的理解，我們對經濟轉軌與經濟全球化之間的互動關系的研究可以在許多不同層次上進行，如在全球范圍的、國家的和企業的層面上分析。這里，將以經濟轉軌大國俄羅斯作為研究客體，分析一個國家的經濟轉軌與融入經濟全球化之間的關系。應該指出的是，這種關系是受各類復雜因素影響的，既有國際環境的因素，也有國內條件的因素；從另一個角度看，這些因素又可分為政治、經濟、社會、歷史等各個方面。本文側重分析政府的經濟轉軌政策是如何使經濟轉軌和經濟運行融入經濟全球化進程，并使經濟全球化因素作用于經濟轉軌過程的。
預期與現實
20世紀的最后10年，既是世界上大多數原計劃經濟國家向市場經濟轉軌的時期，又是經濟全球化加速發展的時期。這絕不是歷史的巧合，而是反映了經濟轉軌與經濟全球化之間的內在聯系。向市場經濟轉軌，就是要使國民經濟運行的基礎性調節由原來的計劃機制轉換成市場機制，以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而在現代經濟中，資源的有效配置不僅在一國范圍內而且在全球范圍內展開。為此，經濟運行機制的市場化轉軌內在地要求在對外經濟關系方面也實行市場化趨向的體制轉型，由封閉經濟的體制轉變成開放經濟的體制，使國民經濟運行融入經濟全球化的趨勢，才能利用國際市場來達到優化資源配置的目的。所以，經濟轉軌與融入經濟全球化的關系，在經濟體制改革的層面上，表現為國內經濟轉軌與對外經濟體制轉型在目標模式上的一致性及其相互聯系和制約。兩者之間的良性互動，在經濟體制過渡時期形成國內經濟轉軌與國際接軌之間的互相配合和互相促進，對外經濟開放有助于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
與此同時，經濟轉軌與融入經濟全球化的緊密關系，還反映在經濟全球化因素作用于經濟轉軌過程的機制方面，進而反映在經濟實際運行方面。以融入經濟全球化從而利用世界市場為目標的對外經濟體制改革，和以建立市場經濟為目標的國內經濟轉軌，其最終目的都是為了實現舊制度下無法得到的潛在利益，提高全國經濟效益，為國民經濟持續高速增長提供制度性基礎。因此，經濟轉軌與融入經濟全球化之間的良性關系，就國內經濟運行的效果看，應該表現為經濟轉軌所帶來的國內經濟發展和居民福利水平的提高，并為本國經濟進一步融入經濟全球化提供越來越豐富的物質基礎；而開放型對外經濟體制所創造的國際貿易和其他國際經濟交往關系的擴大和優化，又對本國經濟進一步發展產生各種積極的促進效應。
俄羅斯在轉軌初期，正是出于對經濟轉軌和經濟開放的美好預期，采取了所謂“休克療法”的激進方式，同時進行國內的市場化改革和對外開放市場。它在迅速推進國內經濟自由化和私有化的同時，也立即摧毀了阻隔俄羅斯與世界市場聯系的幾乎所有藩籬和障礙。這一轉軌戰略的實際效果是眾所周知的，20世紀90年代，俄羅斯在制度轉換和經濟實際運行兩個方面都沒有取得兩者之間的良性互動的預期效應。在建立市場經濟制度方面，盡管私有化任務已基本完成，價格和市場自由化程度已經達到相當的高度，相應的立法也在積極進行，一般說來，市場經濟體制框架已初步建立，但是，無論在國內經濟制度還是對外經濟關系的制度方面，都經歷了一個反復、曲折的過程，進展極不順利。而且，在整體上，很難發揮市場經濟體制應有的經濟效應。所以，至今，許多俄羅斯經濟學家認為，俄羅斯的市場經濟是“扭曲的”市場經濟，甚至是“假市場經濟”。
經濟轉軌與融入經濟全球化之間是否實現了良性互動，最終還是反映在經濟運行的業績上。俄羅斯在20世紀90年代的融入經濟全球化，出現了這樣兩個反映經濟運行不良的趨勢：一方面，俄羅斯經濟對外依賴的程度明顯增強（參見表1）；另一方面，俄羅斯經濟在全球經濟中的地位急劇下降（參見表2）。
附圖
資料來源：［俄］A·伊拉里奧諾夫：《原料部門占重要地位的開放經濟條件下的經濟政策》，載《經濟問題》，2001年第4期，第6頁。
附圖
資料來源：［俄］A·伊拉里奧諾夫：《原料部門占重要地位的開放經濟條件下的經濟政策》，載《經濟問題》，2001年第4期，第5頁。
俄羅斯在轉軌開始時，立即大幅度減少甚至取消進出口關稅和非關稅壁壘，并實行經常項目下的盧布自由兌換和開放國內金融市場，使國內市場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對外開放，國民經濟的對外依存度急劇上升。轉軌頭5年，在國內的消費品市場上進口品所占比重上升了一倍，超過50%。以后3年這一比重略有下降；在1998年8月危機后盧布大幅度貶值，導致進口品相對價格急劇上漲，使1999年進口品在國內零售商品流轉額中的比重下降為1/3。但是，隨著盧布貶值所引起的國內產品對進口品的替代效應逐步耗盡（通過國內的通貨膨脹和進口品平均價格下降），進口品在俄羅斯市場上的地位又有所加強，它們在零售商品流轉額中的比重已經達到將近40%。（注：［俄］В．А．奧列什金娜：《俄羅斯的對外經濟綜合體》，載《世界經濟與國際關系》，2001年第5期。）經濟學家認為，這不僅嚴重威脅國內產業的生存和發展，而且不利于國家的經濟安全。
同時，俄羅斯在經濟轉軌時期加快參與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與發達國家的經濟差距進一步擴大。俄羅斯是世界人口和資源大國，曾是世界第二大國蘇聯的一個最大的共和國。20世紀六七十年代，俄羅斯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相當于最發達國家的21%～30%；90年代的經濟下滑，使這一比例下降為10%～14%。俄羅斯工業勞動生產率與美國比較，從90年代初前者為后者的30%下降為末期的19%；在高技術部門，俄羅斯的勞動生產率只相當于美國的3%～5%。（注：［俄］Л．勃良赫曼、М．克羅托夫：《改革維度的全球化與產業政策》，載《經濟學家》，2001年第9期。）預期與現實的嚴重背離，引發俄羅斯國內外經濟學家的關注和探討。
良性互動的機制和條件
（一）在制度變遷和創新方面
轉軌國家在融入經濟全球化過程中的對外開放，通過各種渠道影響它們的經濟轉軌。在制度變遷和創新方面，對外開放對國內經濟改革的直接牽動效應和間接示范效應，是促進經濟轉軌的重要因素。國內市場的開放和進入國際市場，要求迅速建立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改變價格嚴重扭曲現象，這是推動國內價格改革、市場經濟體系建立和企業運行機制轉換的有力的外部因素。至于示范效應，則在引進外資特別是國外的直接投資方面，表現得比較明顯。外資企業的市場化運作和經營管理及其良好的經營業績，成為轉軌國家企業如何進行市場取向轉制的現實樣板。轉軌國家建立的各種對外開放的特區，更向全國提供建立市場體系、改進政府管理等多維度的新鮮經驗，可以發揮綜合的示范效應。
當然，國內經濟的持續轉向市場化運行，是本國經濟運行體制與世界經濟運行體制逐步接軌的基礎。這既是轉軌國家經濟不斷融入經濟全球化，加強與國際商品市場、要素市場、信息市場聯系，進入全球性生產和銷售體系的必要前提，又是國內經濟制度與國際經濟制度在市場化基礎上一定程度的融合，這一過程本身就構成經濟全球化的組成部分。
（二）在經濟運行方面
融入經濟全球化對經濟轉軌的影響，還通過對轉軌國家的經濟運行作用于這些國家的經濟轉軌，其中最基本的渠道是國際貿易。出口通過乘數作用對一國經濟產出的促進作用，是人所共知的；出口部門和出口企業往往具有高于國內平均水平的技術和經營管理，這些對一國經濟還有積極的溢出效應。在進口方面，進口設備和技術的產出率一般高于國內供應的設備和技術，進口的產出效應和溢出效應，對于經濟轉軌國家同樣是極其重要的。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改革時期貿易與經濟增長關系所做的實證分析表明，隨著經濟改革不斷深化，對外開放和國際貿易的發展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持續走高。例如，利用擴展和改造過的費德模型來研究1969年至1999年間貿易與上海市GDP增長的關系，可以看到，1977年以前，兩者之間的關系是極不穩定的，有的年份甚至出現負相關；1978年改革開放以后，出口的產出效應和溢出效應以及進口的產出效應的總和均為正值，并持續上升；特別是在1992年以后，貿易對上海市GDP增長的貢獻率已提高為10%～15%。（注：陳智遠：《貿易與增長經驗研究》，載《世界經濟文匯》，2001年第5期。）更值得注意的是，轉軌國家必須利用動態比較利益，通過國際市場用國內富裕、廉價的資源生產的產品，換取稀缺的、國內相對價格較高的生產要素，促進本國經濟結構的提升。
經濟全球化與經濟轉軌之間互動關系的另一個重要渠道是國際資本流動。資金嚴重短缺是所有轉軌國家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的約束條件。積極引進外資，彌補資金缺口，在轉軌初期對緩和資金供求矛盾有著不可缺少的重要作用。借入外資的正確利用，可以在較短時期內增加生產要素投入，在轉軌時期爭取經濟加速增長，它所形成的生產能力為以后償還本息提供可能性。特別是國外直接投資在轉軌國家經濟運行中的產出效應和溢出效應以及在經濟改革方面的溢出效應和示范效應，更是不可忽視的。跨國公司在轉軌國家的經營和發展，使國內企業學習到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經過吸收、消化和創新，有可能將積累的“默會性”市場經營知識和技術知識轉變成轉軌國家企業特有的比較優勢，從而在一定時期后出現對外直接投資甚至向發達國家投資的有利條件。
融入經濟全球化對轉軌國家經濟運行的這些積極效應，將使經濟轉軌能夠在比較寬松的環境下進行，可有較多的資源用來補償轉軌過程中不可避免的轉軌成本，包括新制度的實施成本和新舊制度交替的摩擦成本。同時，國內經濟體制的順利轉型，是對外開放能夠對國內經濟運行產生積極效應的基礎性制度條件。企業的市場化趨向改革不斷進展，才能產生和擴大接受國際市場的信號并做出正面的行為反應的經濟主體，使國際貿易和其他國際經濟交流中積極的產出效應和溢出效應具有越來越廣泛的載體；國內市場體系的建立和不斷完善，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宏觀調控機制的逐步確立，使融入經濟全球化過程中可能產生的積極效應得以在國內正常地比較充分地傳導。這樣，融入經濟全球化過程的具體表現即對外開放與經濟改革之間形成良性互動，使轉軌國家在轉軌時期保持改革、開放、發展、穩定之間相互協調、相互促進的趨勢。
總之，融入經濟全球化與經濟轉軌之間的良性互動，是一個不斷累積的過程。不論在制度變遷和創新方面相互促進的牽動效應，還是在經濟運行方面相互作用的產出效應和溢出效應，都不會一步到位的。而且，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這種良性互動趨勢的出現和保持，也不是單獨依靠市場力量就能實現的。世界經濟中各種經濟主體所能得到的信息極不對稱，市場結構又是壟斷競爭和寡頭競爭的，轉軌國家政府作為新制度的主要供應者和宏觀經濟的調控者的作用不可或缺，它的正確決策是形成上述良性互動關系的必要條件。
國際分工中地位的“邊緣化”
國際貿易仍是轉軌中的俄羅斯融入全球經濟的主要途徑。20世紀90年代，俄羅斯國內生產總值大幅度下滑，但出口保持持續增長的趨勢，使相當大的一部分國內生產總值要在國際市場上得到實現。出口對國內經濟的產出效應是明顯可見的：出口部門成為國民經濟中最重要的部門，出口支持著一系列工業部門的生存，并緩和了轉軌時期的經濟、社會矛盾。
不過，出口部門的積極效果是十分有限的，燃料和原材料部門的片面發展和出口，不能發揮應有的技術上和體制轉型上的溢出效應。因為20世紀90年代俄羅斯的出口嚴重依靠燃料和原材料，而這些部門的技術設備是在改革前建立的，轉軌時期沒有得到及時的更新和改造；同時，這些部門大多屬于自然壟斷性行業，在經營管理方面也沒有走在非出口部門的前面；而且，出口的目的主要是依賴對豐富資源加緊開采和輸出來維持國內急需的外匯收入。由于70%的設備已經陳舊，依靠不斷增加燃料和原材料出口的“邊緣化”國際分工方式難以為繼。據俄專家估計，要在今后避免國內市場出現燃料短缺，需要對燃料經濟綜合體增加50%的投資或者至少減少15%～20%的出口。（注：［俄］В．奧波列斯基：《世界經濟全球化與俄羅斯經濟》，載《世界經濟與國際關系》，2001年第3期。）
為了使貿易對轉軌國家經濟產生持續的產出效應，其進出口必須具有溢出效應，才能夠實現動態的比較利益。在計劃經濟時代，由于國內產業長期處于封閉的被保護的環境中，缺乏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能力，轉軌開始時，資源密集型產品在俄出口結構中占主要地位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消極地適應在國際市場上靜態的比較利益，而不著力進行經濟結構和出口結構的提升，將陷入“比較利益陷阱”。在國際分工中地位的“邊緣化”，不僅使出口的增長越來越困難，而且使國民經濟的發展受制于極不穩定的燃料和原材料國際市場行情的影響，國內外經濟學家往往將國際市場上石油價格走勢作為預期俄羅斯經濟進程的重要因素。
為什么20世紀90年代的俄羅斯不能在利用國際市場實現動態比較利益方面有所作為呢？這就必須考察它的轉軌模式和政策。俄羅斯經濟學家認為，實行俄改革模式所形成的“偽市場經濟”，使國家在世界經濟迅速全球化的20世紀90年代處于極為不利的地位，已經是沒有任何異議了。（注：［俄］Л．勃良赫曼、М．克羅托夫：同前引文。）提出，俄決策者出于對資本主義的教條主義理解，以為市場經濟＝經濟活動的自由化＋所有資產的私有化＋對社會需求的嚴格限制政策，從而在轉軌初期立即實施進出口貿易的自由化，使國內有望在近期內經過改造提高競爭能力的產業，在國外產品大舉進入國內市場的沖擊下，迅速減產并瀕臨崩潰。
在向市場經濟過渡時期，政府是否應該實行必要的產業政策，在俄羅斯一直是有爭議的。有人直到現在還認為，這不符合市場化改革的方向；不過，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認識到，政府對企業過多的直接行政干預是有害的，但是，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國家產業政策和貿易政策，卻是后進國家實現趕超任務所必需的。連西方的新古典經濟學家都不否認后進國家對幼稚產業保護的必要性。在現實的經濟全球化時代，盡管比較利益仍是國際分工的基礎，但擁有比較優勢的后進國家，并不能無條件地在國際市場上利用自己的比較優勢而獲利。因為在現實的世界經濟中，不像斯密和李嘉圖所假設的那樣，只有兩個比較優勢不同的國家，而是有許多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一個后發國家要在國際市場上出售具有比較利益的產品，不僅必須與比較利益互補的國家而且與比較利益相似的國家進行競爭，因此，這種比較優勢必須轉化成絕對的競爭優勢，才能在國際市場上得以真實地實現。不斷地將本國具有潛在比較利益的產業轉變成具有絕對競爭優勢的產業，是一個實現動態比較利益的過程。在后發國家利益動態比較利益推進經濟持續發展的過程中，政府的作用是不可缺少的和不斷變化的；隨著產業的成長，政府和企業的相對地位不斷發生變化，政府的規制和扶助作用逐漸淡出，企業的主導作用逐漸完善（見表3）。
表3后發國家具有潛在比較優勢的產業參與國際市場的過程
進口替代階段加速出口階段對外直接投資階段
競爭優勢狀態在要素水平從要素到產品處于相對
上創造轉移穩定狀態
政府作用引導與保護促進與幫助放棄控制
企業地位跟隨與協商平等合伙人主導力量
俄羅斯的經濟轉軌卻采取一步到位的方式，立即放棄政府在對外經濟關系方面必要的調控，使具有競爭優勢的產業僅限于資源采掘部門和資源密集型的原材料加工產業，連按功能／成本比的勞動力優勢都無法得到實現，大量食品和消費品以及機械工業產品長期依賴進口。開始轉軌的1992年，進口幾乎完全是免稅的。1993年以后，俄羅斯歷屆政府開始承認過早開放國內市場的不利影響，試圖在政策上進行調整，但由于扭曲的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形成，使調整的意圖無法得到落實，收效甚微。
在控制進口方面，政府的調節余地極其有限。國內嚴重的通貨膨脹，使經濟的宏觀環境極不穩定；為了使失去控制的物價上漲水平有所收斂，俄政府規定了盧布與美元匯率之間保持一定浮動幅度的“匯率走廊”。盡管對進口重新設置了關稅，但是盧布的貶值速度趕不上國內的物價上漲速度，使外國商品大量進口仍然有利可圖。而且，走私活動猖獗，更加劇了國外商品沖擊國內市場的勢頭。
在鼓勵加工程度較高的制成品出口方面，俄羅斯政府不斷提出要求，但難以見效。例如，1996年初，政府曾經通過發展出口的聯邦計劃，規定要采取綜合措施來增加出口和提升出口產品的結構。計劃提出將對商業銀行向出口商的貸款提供政府擔保；并積極參與有前途的出口項目的建設。同時，對出口通過稅收優惠進行獎勵；并提供信息、市場和咨詢等服務。結果，該年的總統選舉花費了大量預算資金，而出口發展計劃在資金支持上被置于次要的地位。當年，按計劃應在出口鼓勵方面投資9億美元，實際上只投入了嚴重貶值的1.1億盧布。以后幾年的預算，再也沒有為鼓勵出口撥出過專用的資金。（注：［俄］В．奧波列斯基：同前引文。）
政府政策不力，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俄企業也缺乏積極增加出口的動力。據俄羅斯經濟學家提供的資料，在“偽市場經濟”體制下，俄全國注冊的非國有法人企業共有250萬家，其中股份公司430家、商業銀行1300家，還有幾十家交易所；但是，一半以上的企業（150萬家）是虛構的，它們沒有決算報告，所提供的創辦人是不真實的，并且不繳納稅收。（注：［俄］Л．勃良赫曼、М．克羅托夫：同前引文。）許多企業熱衷于合法和非法的投機活動，對技術改造和產品更新，既缺乏動力，也沒有實力。據調查，20世紀90年代后期，只有5%的企業進行了設備更新和新產品開發。（注：［俄］Л．勃良赫曼、М．克羅托夫：同前引文。）這樣的企業當然對政府的政策引導（即使政策是正確的）不能做出積極的反應。
引進外資和債務負擔
俄羅斯進入轉軌時期后，每年資本引進的流量總體上呈現不斷增長的趨勢。它在緩和俄羅斯資本供求矛盾方面具有一定積極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但是由于開放政策的不當和國內市場環境的扭曲，其應有的積極效應不能得到充分發揮，而且，造成嚴重的債務負擔，甚至爆發金融危機。
引進外資對東道國經濟的效應，是與外資結構和外資用途相聯系的。在俄羅斯引進的外資中，直接投資的比例較小，以國際金融組織和各國政府提供的貸款等間接投資為主。2000年初，在俄羅斯引進外資總額中直接投資只占43.6%；一半以上為間接投資。并且，大量資金，尤其是以間接投資形式借入的貸款，被用于彌補預算赤字，或用于金融投機領域。在行政部門和貨幣金融部門占用的資金，到2000年初，仍占引進外資總量的32%，成為利用外資最多的部門（見表4）；投資于實際經濟部門的數量有限。引進直接投資的規模只占全球直接投資總額的不到1%。而且主要投向資源開采的燃料工業以及投資報酬回收較快的食品工業，這些部門外資企業的技術溢出效應不大。至于作為國民經濟技術裝備部門的機器制造和金屬加工工業，只使用了外國直接投資的4.2%。因此，引進外資在提高俄羅斯產品的國際競爭能力方面尚沒有形成有力的促進因素。外資企業在東道國出口中的貢獻率可以從一個側面反映這種作用，1996年外資企業產品出口占俄羅斯出口總量的比重不超過6.5%，而其進口額卻占了進口總額的11%。
表4俄羅斯外資的用途結構（2000年初的資料）
部門外國投資其中直接投資
總額總額
(百萬美元)%(百萬美元)%
全部29252.9100.012757.3100.0
行政和貨幣9353.632.07.40.3
金融領域
燃料工業4258.814.92210.317.3
食品工業3166.110.82568.620.1
通訊業2673.89.12243.417.6
商業和餐1794.16.11312.910.3
飲業
機器制造1513.35.2533.14.2
和金屬加工工業
運輸業922.13.2682.75.3
保證市場700.92.4385.23.0
功能的商務活動
森林、木材678.32.3496.33.9
加工和造紙工業
有色金屬642.72.2279.52.2
工業
資料來源：［俄］В．安德里阿諾夫：《外國資本在俄羅斯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載《社會與經濟》，2001年第1期，第93頁。
俄羅斯引進外資偏重間接投資及其非生產性用途，即使直接投資部門也缺乏溢出性效應，使得俄羅斯在20世紀90年代的經濟結構和出口結構不能借助于國際資本流動而得到提升。嚴重依賴燃料和原料資源的出口格局，制約著出口規模的擴大，到了轉軌的中后期進入國外貸款的還本付息高峰期，必然出現沉重的債務負擔。目前，俄羅斯為此每年將向西方債權人支付數百億美元，無疑加重了俄經濟恢復過程中的資金困難。
而且，俄羅斯的外資結構中還有相當多的間接投資是以購買俄企業股票和各種證券的形式引進的。僅1997年一年的流入量就達6.8億美元。（注：［俄］В．安德里阿諾夫：《外國資本在俄羅斯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載《社會與經濟》，2001年第1、2期。）這些資金在俄羅斯的資金市場上興風作浪，進行投機性炒作。它們在市場行情出現某些不良征兆時立即大量撤出，成為引發1998年嚴重金融和經濟危機的導火線。
第6篇：直接投資與間接投資的聯系范文
關鍵詞：上市公司 風險投資 優勢
自上個世紀90年代開始，美國經濟持續增長并一直保持前所未有的良好發展勢頭，這一現象被眾多學者和經濟界人士譽為“新經濟”。有研究表明，美國“新經濟”的形成是與其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分不開的。據估計，美國經濟增長的70%來自于高新技術產業，而高新技術產業和風險投資是一對孿生兄弟，在風險投資貧瘠的土地上不可能出現高新技術產業的綠洲。撒切爾夫人曾說過，英國落后于美國的不在于高新技術而在于風險投資，風險投資對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所具有的巨大推動力是毋庸置疑的。在風險投資比較發達的西方國家，企業是風險投資的積極參與者，如1996年美國企業投資者的風險資本在總的風險資本中所占的比例達到30%，英國企業投資者的風險資本在總的風險資本中也占有18%，而我國的風險投資資金主要來源于國家財政，企業的風險投資所占比重很小，尚未發揮出應有的作用。本文就上市公司的風險投資問題進行研究。
一、上市公司進行風險投資的必要性
有研究表明，我國存在著兩種不對稱現象：一種是一些國有企業包括上市公司存在的低技術結構、低創新能力與高籌資能力的不對稱；另一種是中小高新技術企業所存在的高科技含量、高增長潛力與低融資能力的不對稱。這一方面使得上市公司籌集的大量資金因沒有好的投資項目而閑置，或者在原有的主營業務上進行簡單的擴張，或者存放于銀行以獲取較低的利息收益，或者簡單地投資于債券以使資金得到保值，這些都造成了資金的大量浪費；而另一方面，大量高新技術成果因資金缺乏無法實現產業化，又造成技術資源的大量浪費。據統計，我國近幾年來每年都有將近3萬項的科研成果，轉化為生產力的只有20%，形成產業規模的不過5%，從而嚴重地制約了我國經濟的發展。針對這種資金和技術配置錯位的情況，筆者設想：如果上市公司進行風險投資，便可以將上市公司的高籌資能力和高新技術企業的高科技含量相結合，既可為高新技術企業解決資金危機，也可使上市公司進行技術改造和產業升級，實現上市公司和高新技術企業的雙贏。上市公司進行風險投資的必要性具體來說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
1.為上市公司的大量資金尋求了好的出路。上市公司是我國企業中的優秀代表，他們具有比較高的籌資能力，可以通過在證券市場發行股票、債券或從銀行貸款取得大量資金。但由于我國現處于買方市場，在物質和資本豐富的買方市場下，資本要想得到較好的收益日益困難，尤其是在競爭激烈、成熟的傳統投資領域，要想得到較高的投資報酬率很難，投資者必須尋找新的投資機會。高新技術企業具有較高的成長性，投資于高新技術企業可以獲得比傳統投資高的收益，當然也要冒著較高的投資風險，所以風險投資是上市公司資本的一個好去處。
2.降低上市公司內部研發的風險，使上市公司獲得新的技術創新源。21世紀是信息時代，在信息社會里，技術的發展可謂日新月異，企業之間的競爭主要表現為技術上的競爭，企業只有科技上不斷創新并處于領先地位才能在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上市公司要想獲得新的技術創新源，途徑主要有兩種：一是通過公司內部研發直接獲得，二是通過風險投資投資于高新技術企業間接取得。上市公司如果通過內部研發直接投資于高新技術，將可能由于較高的技術風險和市場風險面臨投資失敗；上市公司如果通過風險投資投資于具有一定技術和市場基礎的高新技術企業，同時輔之以良好的運作優勢，將會極大地提高投資的成功率，從而憑借高新技術企業來不斷更新自己的技術，使企業跟上科技進步的步伐而不斷地發展壯大。如著名的朗訊科技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便在于他的技術優勢，其貝爾實驗室擁有遍布全球25個國家的3萬多位專家，曾誕生出11位諾貝爾獎得主，平均每個工作日創造4項專利，其中功不可沒的便是朗訊科技全額投資設立的風險投資子公司在對朗訊科技具有戰略意義的光通訊、半導體和電子商務等具有高成長性的高新技術企業的風險投資，彌補了公司內部研發的不足，使公司可以迅速地進入新的領域。
3.有利于帶動我國風險投資事業的發展。我國的風險投資起步比較晚，相對于風險投資比較發達的西方國家來說，風險投資還不夠發達，鑒于風險投資對一國經濟發展的重要作用，我們應該努力地發展我國的風險投資事業。風險投資不僅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更需要投資者的投資理念和管理方式的投入，這是一般企業所無法達到的。而上市公司是我國企業中的先進代表，其在資金、人才和管理等多方面具有其他企業所無法比擬的優勢，所以由上市公司來帶動我國風險投資事業的發展是最合適不過了。
二、上市公司從事風險投資的優勢
上市公司在從事風險投資方面具有的優勢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
1.資金優勢。高新技術企業具有高投入、高風險和高成長的特性，在其創立和成長期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但由于風險高，使得高新技術企業很難從傳統的融資渠道取得資金，而上市公司可以通過在證券市場上發行股票、債券或從銀行貸款取得大量資金，這些資金大多是權益資本，沒有還本付息的限制性約束，這些特性都非常符合高新技術企業的資金需求，所以在資金方面上市公司具有明顯的優勢。
2.運作優勢。風險投資不僅是資金的投入，更有投資者的投資理念和管理方式的投入。由于上市公司是我國企業中的先進代表，處于市場競爭的最前沿，其在經營管理和風險管理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優勢；另外，上市公司一般和證券公司、投資公司、財務公司等具有密切的聯系，這些專業機構的幫助將會加大上市公司在風險投資運作方面的成功率。
3.風險資本的退出優勢。任何資金都有逐利和避險的特征，風險資本也不例外。企業之所以進行風險投資也主要是因為高新技術企業具有較高的成長性，等到高新技術企業發展壯大后便可將手中持有的股權出售而獲得較高的投資收益。由于我國的主板市場規定的門檻比較高，風險資本的退出主要是通過二板市場，但由于我國建立二板市場較晚，風險資本退出機制不全，致使一般的風險投資發展不暢。上市公司可以充分利用現有的主板市場進行資本運作，達到風險資本的退出，從而獲取收益。
三、上市公司進行風險投資的方式
上市公司進行風險投資的方式總的來說有以下兩種：
1.直接投資。所謂直接投資就是指上市公司通過收購兼并或參股投資于高新技術企業，即直接將資金投向高新技術企業。這種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委托成本，能擴大公司的規模和科技實力，但是風險比較集中，一般只適用投資于與自身產業比較接近的高新技術領域，因為風險投資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涉及到工程技術、市場營銷、資本運營等多方面，如果介入自己不熟悉的領域就會缺乏相關的知識、人才和經驗，這無疑會加大投資的風險。
2.間接投資。所謂間接投資就是先投資設立風險投資公司或投資于風險投資公司，然后再由風險投資公司對高新技術企業進行投資。這種方式下企業的出資額可多可少，由企業根據自己的資金情況來確定，因為是集合投資，投資比較分散，另外風險投資公司具有專業的管理優勢，所以投資風險相對直接投資要小得多，也不受投資領域的限制，但是，這種方式不利于上市公司全面提升主營業務的科技實力和改變業務方向，一般只使用于資金實力相對不是很雄厚的上市公司。
通過上市公司進行風險投資的必要性和具有的優勢的分析可以知道，上市公司進行風險投資將會實現上市公司和高新技術企業的雙贏。但同時我們也應該認識到上市公司進行風險投資并不是公司的主要經營業務，雖然對外投資日益成為公司經營中的重要一環，投資收益在公司收益總額中也占有相當的比重，但是看一個企業是否具有發展前景仍然是看他的主業經營得如何，所以上市公司作為風險投資者同專業風險投資者在公司資金的分配上和風險投資對象的選擇上等方面應有所區別，在公司資金的分配上應以主業為主，在風險投資對象的選擇上也應選擇那些處于成長期的高新技術企業以盡量降低投資風險。我們相信，在上市公司的帶動下，我國的風險投資事業將會取得前所未有的發展。
參考文獻：
第7篇：直接投資與間接投資的聯系范文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開始騰飛，大量外資涌入中國進行直接或間接投資，對中國經濟發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與此同時，我國開始進行對外投資。1979年8月，國務院頒布的《關于經濟改革的十五項措施》第13項規定明確規定允許出國辦企業，由此，中國企業跨國直接投資拉開序幕，截止到2011年，中國對外直接誒投資凈額已達到746.5億美元。于本世紀初才開始飛速發展的IT產業作為一個高速發展的高科技產業，在國內高速發展的同時，在國外也漸漸開始扎穩腳跟，截止到2011年，IT產業的對外直接投資額已達到77646萬美元，華為，海爾，中興、TCL等企業作為中國IT產業的佼佼者在國外市場發展迅速。但是中國IT產業的對外直接投資績效到底如何，但是投資就是有目的的，或取得利潤，或獲得市場占有率，或學習先進技術等，IT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是否對投資企業或者整個IT產業的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換句話說中國IT產業的對外直接投資績效到底如何，這就是本文需要探究的問題。
二、中國IT產業對外直接投資現狀
根據企業擁有被投資企業股權份額的不同分為設立子公司、合營與聯營三種方式。子公司是指一定數額的股份被另一公司控制或依照協議被另一公司實際控制、支配的公司。合營公司是指本集團與其他一方或多方團體在合同約定下共同控制其經濟活動的實體。聯營公司是指本集團可以對其管理施加重大影響，包括參與財務及經營政策決策，但并非控制或聯合控制的實體。
設立子公司是我國IT產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方式。在本文調查的22個有對外直接投資的企業樣本中，其中有17家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方式僅有在海外設立子公司這一種，在另外5個擁有兩種投資方式的企業中，設立子公司的投資方式占到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80%以上。
經過多年發展，我國IT產業已經具備了一定的國際競爭力，截止到2010年，我國IT產業對外直接投資凈額達到50612萬美元，IT企業在2010年末中國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存量前五十家公司中占據6席，在2010年末中國非金融類境外企業資產總額前五十家公司中占據4席。華為是近年來電信產業海外經營的主力軍之一，華為的2008年業績報告顯示，在230億美元的銷售收入中，海外市場的收入比重已經達到75%。華為的產品和解決方案已經應用于全球100多個國家，服務全球運營商50強中的45家及全球1/3的人口，華為在海外設立了22個地區部，100多個分支機構，在美國、印度、瑞典、俄羅斯及中國等地設立了17個研究所，在全球設立了36個培訓中心，為當地培養技術人員，并大力推行員工的本地化。
三、中國IT產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微觀績效分析
（一）指標與數據來源。對外直接投資績效的評價，是對對外直接投資活動的事后評價，是對對外直接投資經營狀況的考評，主要用于對決策行為是否正確提供事后的檢驗。企業經營效益水平主要表現在盈利能力、資產運營水平、風險能力、償債能力和后續發展能力等方面。本文中反映企業盈利能力、資產運營水平、風險能力、后續發展能力、償債能力的指標分別是總資產利潤率、總資產周轉率、綜合杠桿、總資產增長率、營運資金對資產總額比（短期償債能力）和資產負債率（長期償債能力）。
從全國IT產業排名前70的企業中選取其中已經在國內上市的公司查詢整理最終得到42個樣本，其中22個是有對外直接投資的企業樣本，另外20個是沒有對外直接投資的企業樣本。樣本數據是查詢整理得到的截止到2011年12月31日各企業相關指標數據。
（二）實證分析。第一：樣本數據分析方法。分析采取兩種方法：第一種方法為將有無對外直接投資設為虛擬變量Z，分別對Z和6個指標進行回歸分析；第二種方法為將42組數據分為兩類，一類為有對外直接投資的企業，另一類為沒有對外直接投資的企業，分別對兩類的6個指標進行均值比較。以第一種方法為主第二種方法為輔，從兩個不同的方面進行分析，最后綜合兩種不同方法所得結果得出結論。
第二：回歸分析。首先，設定虛擬變量Z，將有對外直接投資設為數值1，無對外直接投資設為數值0。其次，將六個指標總資產利潤率、總資產周轉率、綜合杠桿、總資產增長率、營運資金對資產總額比率、資產負債率分別設定為Y1，Y2，Y3，Y4，Y5，Y6.最后，分別對Z和Yi進行相關性分析。所得結果如下：
表1部分IT企業FDI與效益指標相關分析結果
據上表分析Z只和Y3具有中度相關關系，說明對外直接投資凈額和風險能力有相關關系，下面單獨對對外直接投資凈額與綜合杠桿進行OLS回歸分析。
提取42個指標中22個有對外直接投資的企業數據，對對外直接投資額和綜合杠桿指標進行簡單的一元線性回歸分析，結果如下所示：
表2FDI與綜合杠桿回歸分析結果
由回歸結果可以看出，X對Y3的貢獻系數為1.67E-10，雖然對外直接投資額與綜合杠桿之間存在相關關系，但是前者對后者變化的貢獻非常小。
第三：均值分析。第一，將42組數據分為兩類，第一類為有對外直接投資，第二類為沒有對外直接投資。第二，求出兩組均值，得到如下結果。
可見出總資產周轉率第一類略高于第二類，綜合杠桿第一類顯著高于第二類外，其他4個指標均為第二類高于第一類。
綜合以上結果可以看到，對外直接投資對企業的效益指標并無明顯影響。
（三）結論。從對42個IT企業樣本的分析可以得出，IT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并沒有起到促進經營效益提高的作用，相反，對外直接投資對企業的經營效益起到了負面的作用。
四、中國IT產業對外直接投資績效不佳的原因分析
（一）投資規模太小。由于固定成本和沉沒成本的存在，投資收益受投資規模的影響。投資的規模太小，交易成本較高，抵抗風險的能力也較弱。尤其是在跨國經營中，成功的企業一般都是大型企業，因為只有這樣，才能體現規模經濟效應。
從全球來看，中國跨國企業的總體規模較小，而IT產業中除了中國移動等個別的國營企業外，絕大多數企業為私營企業。2012年中國100強企業排名中，除了中國移動有限公司、中國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中國聯合網絡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位于前二十位外，其他IT企業大部分位于60名之后。從整個產業來看，2008年IT產業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僅占同期總資產的0.5%，絕大多數IT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規模非常小，很多公司在海外只有一到兩家海外子公司。而海外投資活動非常活躍的華為投資規模也有限，2012年的年度報告顯示華為主要子公司在海外只有5家，2011年中興對外直接投資額僅占其總資產的0.8%，同期的TCL為1.2%，中國聯通8.4%，海爾也僅為5.2%。
（二）技術和經驗不足。IT產業作為一個高新技術產業，在中國的發展歷史不足30年，從零開始的中國IT產業前期發展靠的是國外技術引進以及自我創新。然而可以引進的技術是有限的，國外公司對一些核心技術的管制措施對技術引進形成巨大障礙。后續發展需要的是本國的創新能力，而創新能力依靠的是創新人才，由于IT產業起步較晚，中國的創新人才儲備非常少。近十年來的中國IT產業對外直接投資步履維艱，在發達國家建廠銷售，是在用弱勢的中國產品與國外已經成熟的產品進行競爭，雖然在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環境有所改善，但是總體來說，包含大量私企或民企的IT企業在規模上過小，在國外市場上難以將在國內市場形成的管理經驗、客戶關系、技術能力、法律保障推廣到由不同發展水平和不容性質的國家所組成的世界市場。
IT企業在對外擴張過程中節約了部分交易成本，但是更為巨大的管理費用將交易成本的節省所帶來的優勢抹殺。包括人才培養、信息咨詢在內的管理費用的上升伴隨了IT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整個過程，并且國外子公司與母公司之間聯系較為松散，母子公司之間未能形成開發、生產、銷售與財務的一體化安排，而且在未確定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策略之前就開始投資活動亦會造成績效不佳。
第8篇：直接投資與間接投資的聯系范文
的發展。
中國國際貿易與FDI之間存在緊密的聯系，促進了各個國家經濟貿易的發展，外商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在經濟全球化時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中國國際貿易與FDI關系問題收到了學者的廣泛關注。本文首先對國際貿易和FDI進行了概述，然后以實證分析中國國際貿易與FDI關系，最后提出政策建議，并加以總結。
一、國際貿易的概述
國際貿易又叫做世界貿易或進出口貿易，指的是各個國家或地區間勞務和商品的交換活動。國際貿易是勞務和商品的國際轉移，是世界各國基于國際分工而形成彼此關聯的形式，反映了各個國家之間的經濟依賴關系。
按照不同的劃分標準，國際貿易可以分為不同的類型。按商品移動的方向可以分為進口貿易、出口貿易和過境貿易，按商品的形態可以分為有形貿易和無形貿易，按生產國和消費國可以分為直接貿易和間接貿易，按貿易內容可以分為加工貿易、服務貿易、一般貿易和商品貿易，按貿易參加國數量可以分為雙邊貿易和多邊貿易[1]。與國內貿易相比，國際貿易有以下特點：首先，國際貿易涉及交易雙方所在國的在政策、法律、社會習俗、語言文化等諸多方面的沖突和差異，比國內貿易涉及的問題要復雜。其次，國際貿易存在交易金額和交易數量大，運輸距離遠和履行時間長的特點，因此，交易雙方要承擔比國內貿易還要大的風險。第三，國際貿易易受交易雙方所在國的經濟、政治、國際局勢和雙邊關系變動的影響。最后，國際貿易不僅涉及到交易雙方，還涉及到運輸、海關、商檢、銀行、保險等部門的配合、協作，過程比國內貿易復雜。
國際貿易是經濟全球化發展的必然結果，也是促進世界各國友好往來的關鍵因素，為了迎接新世紀的挑戰，國際貿易有其自身的特點和發展趨勢。第一，國際貿易進入高速增長期，促進了經濟的快速增長；第二，國際貿易格局未改變，而中國在國際貿易中所起的推動作用越來越明顯；第三，多邊貿易面臨新的機遇與挑戰，世界范圍內的經濟合作成為發展的主旋律；第四，國際貿易的結構越來越高級，技術貿易和服務貿易蓬勃發展；第五，貿易投資的一體化趨勢較為明顯，跨國公司逐漸成為國際貿易的主角；第六，貿易保護主義和貿易自由化的競爭日益激烈，隨之而產生的對策不斷翻新。國際貿易是經濟全球化的核心內容之一，深入了解國際貿易的特點和發展趨勢有助于科學決策，還能在更大范圍、更高層次和更廣領域上加入到國際經濟的競爭與合作，抓住經濟發展的機遇，推動企業的發展。
二、FDI的概述
FDI是外商直接投資的縮寫，指的是一國的投資者把資本或生產要素投入到其他國家的生產和經營，掌控一定的經營管理權，為獲取利潤和珍貴生產要素而進行的投資活動。現代資本國際化的表現形式是FDI，FDI的主要表現形式是跨國公司。
對FDI本質的探討，不同的學者有不同的看法。部分學者堅持“經營資源”，特別是無形資產。例如，原正行：FDI指的是企業特殊的經營資源在企業內部的國際轉移；小島清：FDI的核心是經營管理上的技術性專門知識；部分學者堅持“控制權”，例如，洛赫德、肯伍德：FDI指的是一國公司在其他國家設立分支機構或者獲得該國企業的控制權[2]。相關國際機構、理論界和政府部門，例如，WTO、聯合國跨國公司、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投資司、美國商務部等，認為國際間接投資與FDI的根本區別在于是否取得企業的控制權，由于FDI的無形資產處于核心地位，貨幣資本處于次要地位，所以只能直接投資，FDI不僅具有直接經營管理權，而且其目標在于獲得企業的控制權。因此，部分學者認為：FDI指的是一國或地區企業通過壟斷優勢的國際轉移，獲得部分甚至是全部外國企業的控制權，進而實現直接目標與最終目標高度統一的長期投資行為。
三、中國國際貿易與FDI關系的實證分析
Grange最先提出了格蘭杰因果檢驗，即兩個變量之間關系的因果檢驗概念和理論，如果對第一個變量加入相關信息，就能對第二個變量更好地進行預測，那么，第一個變量就是第二個變量的原因。如果兩個變量之間的關系是雙向的，則二者之間為反饋關系。格蘭杰因果檢驗被廣泛應用經濟領域，許多學者依據此理論來驗證經濟學中各個變量之間的相互作用關系。
在VAR模型中，Xt和Yt均為平穩序列，Xt-j和Yt-j均為Xt和Yt的滯后項，εt和ηt是均值為零的白噪聲序列。根據以上的定義，如果bj不都為零，那么，Xt為Yt的格蘭杰原因，相應地，如果cj不都為零，那么Yt為Xt的格蘭杰原因。在運用格蘭杰因果檢驗時，首先，應確保Xt和Yt均為平穩序列，其次，對于bj或cj二者不都為零時，應利用Wald test對系數均為零的原假設進行檢驗[3]。
根據近十年中國實際利用外資和進出口總額的圖表顯示，2004年以來，出口總額總是高于進口總額，說明近十年中國為貿易順差，而且距離在不斷拉大，僅有2008年的金融危機后時貿易順差才減少。出口總額、進口總額和實際利用外資這三個指標總體持平，前四年處于增長狀態，而2009年有所下滑了，在2010年又重新回到上升趨勢。在前兩年，FDI的增長速度低于進出口總額的，而在接下來的八年間，FDI的增長速度與進出口總額的增長速度持平。
為了使實證結果更加真實可靠，本文選取了我國23個省市的面板數據。在對數據進行篩選時，首先排除了進出口總額小于50000萬元的省，然后又排除了FDI小于100萬元的省，經過兩輪篩選，剩下的省市為研究的樣本。另外，為了避免價格因素的干擾，利用價格指數調整獲得實際值，依據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對FDI進行調整，依據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對進出口貿易額進行調整，以此來獲得價格指數的實際值，并分別用FDI、IM和EX來表示[4]。
從三個變量的統計結果來看，各個省市的進口貿易額的中位數和平均值都小于出口貿易額，進口貿易額的標準差小于出口貿易額的標準差，而FDI的標準差小于進出口貿易的標準差。樣本選取了我國23個省近十年的數據，因此，共有230個觀測點[5]。首先，需要對三個變量的平穩性進行檢驗。對于面板數據來說，由于每個省包含十個觀測點，運用一般單位根可能使檢驗結果出現偏差，因此，應選擇Im，Pesaran and Shin單位根進行檢驗[6]。單位根檢驗的結果表明，FDI、EX和IM均具有不平穩性特點，而經過一階差分后，FDI、EX和IM都是平穩的。由此看來，在使用格蘭杰因果檢驗時需要使用一階差分數值，結果解釋為進出口貿易額增量和FDI增量之間的關系。
由于FDI、EX和IM三個變量均為I（1），三者之間的線性回歸為偽回歸，但若三者之間回歸出的誤差項為I（0），就會出現長期穩定關系，即三種之間互為協整關系。通過Engle-Granger兩步法檢驗得到的協整關系顯示，不存在協整關系的原假設均不能被拒絕，FDI與進出口貿易額之間不存在協整關系，即彼此間不存在長期穩定關系，這與Pfaffermayr的研究結論相似[7]。
由于FDI、EX和IM均為I（1），其一階差分均為平穩序列，分別用D（FDI），D（EX）和D（IM）來表示，運用格蘭杰因果檢驗對三個變量檢驗。在進行檢驗的過程中，會遇到首先遇到對滯后階數進行選擇的問題，不同學者對此問題的研究觀點和結論有所差異，而信息準則受到了學者的廣泛認可[8]。信息準則包括施瓦茨信息準則、貝葉斯信息準則和赤池信息準則等幾種表達方式。解決問題不如避免出現問題，因此，可以通過展示不同滯后期結果的迂回方式來避免選擇最佳滯后期。
格蘭杰因果檢驗結果可知，滯后階數的差異對結果影響不大，不同的假設被拒絕時都有顯著性的差距。檢驗結果表明，D（FDI）是D（EX）的格蘭杰原因，D（EX）是D（FDI）的格蘭杰原因，FDI與出口貿易額之間具有互補關系。未被拒絕的假設表明，D（IM）不是D（FDI）的格蘭杰原因，D（EX）不是D（IM）的格蘭杰原因，D（IM）不是D（EX）的格蘭杰原因，D（FDI）不是D（IM）的格蘭杰原因，FDI與進出口貿易額之間也具有互補關系，但這種互補關系較為隱晦[9]。
四、政策建議
我國近十年外商直接投資和進出口貿易額出現波動趨勢的原因如下：首先，我國擁有豐富的資源和廉價的勞動力，方便其他國家在中國投資建廠，這種投資不僅可以帶動商品和設備的進口，而且外商直接投資生產的成品和半成品多數會以出口的形式回流到他國。其次，外商直接投資促進了我國一部分行業由進口行業向出口行業的轉變。由于中國具有豐富的資源和廉價的勞動力優勢，再加上他國的投資，使中國具備了一定的競爭優勢，逐漸由進口行業轉化為出口行業。最后，在政府導向作用和招商引資優惠政策的引領下，大部分外商投資轉化為出口行業[10]。
中國的科學技術水平有限，國際貿易的增長多表現為粗放型。因此，在未來引進外資的過程中應有選擇性地招商引資，并加強對企業的監管。中國應完善投資環境、培養專業人才、提高企業配套能力，以此來吸引高技術水平的外來投資，減少污染程度較高行業的直接投資。國家還應嚴格限制投資產業，鼓勵高新科技產業的直接投資，并且引進先進的生產設備。此外，國家不能依賴于組裝和加工等低層次貿易，而應培養專業化人才，掌握先進的技術，對企業員工各層次人才進行科學配置，加強對管理經驗和先進技術的學習。
綜上所述，我國近十年的外商直接投資和進出口貿易額之間不存在長期穩定關系，但彼此之間存在雙向的格蘭杰因果關系，而且雙向關系具有互補性，此外，外商直接投資和進口貿易額之間還可能存在不明顯的正向關系。
（作者單位：中國農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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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直接投資與間接投資的聯系范文
[關鍵詞]固定資產投資證券投資決策方法
投資是企業重要的財務活動之一，它通常是指企業將一定的財力和物力投入到一定的對象上，以期在未來獲取收益的經濟行為。投資活動可以按多種標準進行分類，其中按投資方式的不同可分為直接投資和間接投資，直接投資又稱為實物投資，是指直接用現金、固定資產、無形資產等進行投資，直接形成企業生產經營活動的能力。直接投資往往數額大，回收期長、與生產經營聯系緊密。
間接投資一般也稱為證券投資，是指用現金、固定資產、無形資產等資產購買或取得其他單位的有價證券（股票、債券等）。
固定資產投資的規模大小和技術的先進程度、證券投資的規模大小和投資對象的合理性，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企業經營和發展的潛力，因此，對固定資產投資和證券投資決策方法的研究和使用對企業的生存和發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固定資產投資決策
1、固定資產投資決策方法。如前所述，固定資產投資直接影響企業的生產經營規模，由于它投資數額大、投資回收期長、一經決策和實施就難以改變，因此固定資產投資決策成敗與否后果深遠。實務中，企業在進行固定資產投資決策時，一般都要提出幾種投資方案，進行反復比較后從中選取最佳或最合理的方案，這就需要運用凈現值法、內含報酬率法、現值指數法、投資回收期法、平均報酬率法等投資決策方法，但現行財務管理理論和實踐對固定資產投資主要采用凈現值(簡稱NPV)法。所謂凈現值是指投資方案的未來現金流人量的現值和現金流出量的現值的差額。用公式可表達為：
NPV=∑CIt／(1+i)t—∑COt／(1+i)t
其中：CIt表示第t年的現金流入量；COt表示第t年的現金流出量；i表示預定的折現率。
凈現值法的決策規則是：在只有一個備選方案的采納與否決策中，凈現值為正者則采納，凈現值為負者不采納；在有多個備選方案的互斥選擇決策中，應選用凈現值是正值中的最大者。
2、對固定資產投資決策方法的說明。不難發現，凈現值法與其他方法相比具有以下優點：
(1)凈現值法考慮了資金的時間價值，能夠反映各種投資方案的凈收益，即以各種投資方案收益的大小作為投資決策的依據，因此是一種較好的方法。
(2)凈現值法與企業的財務管理目標相一致。投資方案的凈現值就是該方案能夠給企業增加的價值，因此要實現企業價值最大化這一目標，就必須在多種備選方案中選擇凈現值最大且不小于零的投資方案。
因此，現行企業財務管理工作中主要采用凈現值法進行固定資產的投資決策。
二、證券投資決策
1．證券投資決策方法。證券投資決策的目標就是將投資收益和投資風險風險聯系起來，對二者進行權衡后選擇最為合理的證券進行投資。因此，證券投資決策主要是討論如何在規避風險的基礎上最大限度地獲取證券投資收益，這就是著名的投資組合理論。投資組合理論最初由馬考維茨(HMarkowitz)于20世紀50
年代創立，后經威廉•夏普(WSharpe)等人發展，主要運用證券投資回報率的期望值E和系統風險系數β兩個指標表示一個證券(或證券組合)的投資價值，以此為基礎的分析被稱為“E—β”分析。
證券投資組合的風險可以分為兩種性質完全不同的風險，即系統風險和非系統風險。系統風險又稱為不可分散風險或市場風險，是由于一些會影響到所有公司的因素如戰爭、通貨膨脹、經濟衰退、金融危機、國際市場的變化引起的風險。這些因素對任何企業來說，都是不可避免的；非系統風險又稱為可分散風險或公是指發生于個別公司的因素如新產品開發失敗、失去一項重要合同、重大項目投標的失敗、競爭對手的出現、生產工藝技術的老化等所造成的風險，此類風險可以通過多元化的投資來分散或消除。
2．對證券投資決策方法的說明。資本市場理論和實踐研究表明，證券的回報率和系統風險之間存在著很高的相關性，即風險與收益對等，高風險可以用高回報來補償，而低風險則伴隨著低回報。在完全有效的資本市場中，證券的價格反映其價值，證券的價格在任何時刻都應與其價值相符，因此購買或出售證券只能獲得與該證券的系統風險相一致的回報率。也就是說，證券投資的凈現值等于零。因此證券投資決策不能用凈現值作為評價指標，而應采用“E—β”分析法。
綜上所述，對固定資產投資與證券投資決策方法的差異歸納為以下幾點：
(1)現行企業財務管理理論和實踐對固定資產投資決策主要采用凈現值(NPV)法，而對證券投資決策則采用回報率與風險(E—β)分析法。
(2)只有當固定資產投資方案的凈現值不小于零時，才有可能接受該方案，而證券投資方案的凈現值一般為零。
(3)由于證券市場的競爭性遠遠高于產品市場，使得證券市場能夠迅速達到競爭性均衡狀態，因此，證券投資的平均租金高于零；而產品市場或者因為存在壟斷和寡頭，或者因為某個或某些企業的創新而使得該行業調整到競爭性均衡狀態還需要一定的時間，所以固定資產投資可以賺取經濟租金。
三、原因分析
1．從資本資產定價模型的角度來看。上面的分析似乎表明固定資產決策和證券投資決策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決策類型，其實并非如此，兩者實際上都使用資本資產定價模型來量化風險。
威廉•夏普1964年開創的資本資產定價模型(CapitalAssetPricingModel，簡稱CAPM)被認為是財務管理學形成和發展中最重要的里程碑，它的出現第一次使人們能夠對風險進行定量分析。這一模型為：
Kj=Rf+βj(Km—Rf)。
式中：Kj表示第j種股票或第j種證券組合的必要報酬率；Rf代表無風險報酬率；βj表示第j種股票或第j種證券組合的β系數；Km表示所有股票或所有證券的平均報酬率。
可見，資本資產定價模型簡單、直觀地揭示了證券的期望報酬率與風險之間的關系。
例：當前的無風險報酬率為6％，市場平均報酬率為12％，A項目的預期股權現金流量風險大，其值β為1．5；B項目的預期股權現金流量風險小，其β值為0．75，則：
A項目的必要報酬率=6％+1．5×(12％—4％)=18％
B項目的必要報酬率=6％+0．75×(12％—4％)=12％
因此，資本資產定價模型是證券投資分析的直接工具，應用資本資產定價模型可以直接預測證券投資組合的期望報酬率；而在固定資產投資決策中，資本資產定價模型同樣發揮作用，即可以用于估計固定資產投資方案的機會成本，固定資產投資方案的風險越大，資金的機會成本也就越大。如果固定資產投資方案的凈現值大于零，就說明該固定資產投資方案的期望報酬率大于資金的機會成本。
因此，無論是固定資產投資決策還是證券投資，資本資產定價模型都是一個有效的工具，所不同的是，在證券投資決策中，資金的機會成本就是該證券投資的期望報酬率；在固定資產投資決策中，用估計的資金機會成本作為折現率對固定資產投資方案的預期現金流量進行折現，計算其凈現值，并根據計算結果的大小對投資方案作出取舍。
2．從經濟租金和有效資本市場假說的角度來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