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九月文案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2、九月再見，告別過往所有的不愉快。十月你好，愿你成為自己喜歡的樣子。
3、從此刻起，莫負時光。九月再見，感謝陪伴。十月你好，感謝相遇。
4、九月再見，告別過往的所有遺憾。十月你好，愿你能夠成為自己想要的樣子，越努力越幸運!
5、生活很難，但愿你能全力以赴，做那個最好的自己。九月再見，十月你好。
6、十月，新的開始，新的堅持，希望一切都是新的，我會好好的。九月再見，十月你好!
7、九月再見、十月你好!努力做一個可愛的人，不埋怨誰不嘲笑誰也不羨慕誰，陽光下燦爛，風雨中奔跑，做自己的夢，走自己的路。
8、淺淺喜，靜靜愛，深深懂得，淡淡釋懷，惟愿此生，歲月靜好。九月再見，十月你好!
9、每一個平淡的日子都值得回味，每一個相遇的人都需要被珍惜，認真告別，用力重逢，九月再見，十月你好!
10月酒店保安辭職報告1
尊敬的酒店領導：
感謝領導對我的信任，給我機會來酒店工作。其間我認識了不少朋友，學到不少新的知識，也有過很多愉快的時間，但是我因學習上課的需要，特辭去現在的保安工作，望酒店領導能夠諒解，如果您發現以往的工作有什么問題，請與我聯系，手機不變(xxxxxxxxx)。并希望能保持聯絡，
希望酒店領導能理解，并批準我的辭職請求
祝酒店前程似錦，生蒸蒸日上。
此致
敬禮!
辭職人：XXX
20xx.X.X
10月酒店保安辭職報告2
尊敬的蘇總：
作為一名在如家酒店工作了將近一年的員工，我對酒店有著一種格外親切的感覺。每一個人在他年輕的時候，都有很多第一次，我當然也不例外。我第一次從事的酒店工作是如家給我的，我最青春的一年也是在如家酒店度過的。在這里，我學會了很多東西，能夠跟同事們在一起工作，我覺得很開心，這里的每一位都是我的大哥大姐，我的叔叔阿姨，是他們教給了我在學校里面學不到的知識，如何為人、如何處事、如何工作……
在酒店里，領導們也對我十分的關心，從剛進入酒店開始，我就感受到從上至下的溫暖。因為我是酒店里唯一一個年輕小伙，也從來沒有在這樣的集體里生活過，自然而然的，心里面就會產生一種被呵護的感覺。這是一種以前在集體里未曾有過的感覺，很溫馨，很自豪，而且它一直陪伴著我，直到我離開……但這種感覺不會隨著我的離開而走遠，我想我永遠也不會忘記，畢竟我曾經生活在一個溫暖而又溫馨的如家集體里。
但是我因為個人原因還是決定辭職了，希望您能諒解!
蘇總，在這里，我衷心的祝愿您的事業能夠得到不斷的進步，祝愿酒店在您的領導下蒸蒸日上，也真誠的祝福您在未來的人生旅途中一帆風順，做主演中的主演。
此致
敬禮!
10月酒店保安辭職報告3
尊敬企業領導：
感謝領導對我信任，給我機會來企業工作。其間我認識了不少朋友，學到不少新知識，也有過很多愉快時間，但是我因學習上課需應，特辭去現在保安工作，望企業領導能夠諒解，如果您發現以往工作有什么問題，請與我聯系。希望企業領導能理解，并批準我辭職請求。
祝企業前程似錦，蒸蒸日上。
此致
敬禮
辭職人：xxx
20xx年x月x日
10月酒店保安辭職報告4
尊敬的酒店領導：
感謝領導對我的信任，給我機會來酒店工作。其間我認識了不少朋友，學到不少新的知識，也有過很多愉快的時間，但是我因學習上課的需要，特辭去現在的保安工作，望酒店領導能夠諒解，如果您發現以往的工作有什么問題，請與我聯系，手機不變(xxxxxxxxx)。并希望能保持聯絡，
希望酒店領導能理解，并批準我的辭職請求
祝酒店前程似錦，生蒸蒸日上。
此致
敬禮!
辭職人：XXX
20xx.X.X
10月酒店保安辭職報告5
尊敬的領導：
你們好，
首先對我提出辭職深表歉意，心懷內疚的寫下這份辭職報告，我也算是我們酒店的老員工了，很遺憾今后不能繼續留在酒店上班了。
在酒店上班的這些年里，我自認為對工作認真負責，堅守在自己的崗位上，同時也見識到了很多的東西，雖然只是一個保安，但是在酒店里學習到的知識也有很多。我們保安的工作和服務也是衡量酒店服務質量的一個重要的因素，同時也是維護酒店、員工、顧客財產的重要保證。因此在酒店的這幾年里，非常感謝酒店對我進行的技能培訓，使我對保安這項工作有了更加深刻的體驗，也讓我學習了更多的服務禮儀，這些都提高了我的職業素養和職業技能。
盡管酒店對我做了很多的培養，我的工作也越加的順利，但是我還是需要提出辭職，不是因為我不知道知恩圖報，而是我覺得現在的保安承受的壓力越來越大，我們的工作有了更多不確定的因素，我們的工作盡管做的很到位，但還是會有很多出人意料之處。比如停在酒店的寶馬車被人刮壞給酒店帶來經濟和名譽上的雙重損失，這樣一些意外的事情讓我更加覺得自己的工作做得不到位。
更重要的是因為要維護酒店周邊環境的整潔，于是對于附近居民在我們酒店旁邊亂停車會進行管理，結果弄得周圍的居民對我個人有意見，并且有時候會有一些辱罵的行為，還有很多類似于此的事情，都讓我覺得工作沒有得到尊敬，自尊心受到很大的打擊。我之前的工作沒有遇到這樣的情況，是因為我對保安的職責沒有很明確的執行，經過學習之后認識到了保安工作的嚴格執行的重要意義，于是在之后的工作中都更加嚴格要求，工作要求提高了，但是顧客并沒有提高相關的意識。鑒于此，我還是覺得應該換個環境。
離開工作這么多年的酒店，確實有很多的不舍，特別是舍不得這么多年之間的同事友誼，更加覺得對不起酒店領導的栽培以及酒店的報告任，但還是很榮幸成為酒店的一員，最后希望酒店的發展更加順利，財源滾滾。
祝酒店生意蒸蒸日上。
此致
敬禮！
辭職人：xxx
20xx年xx月xx
10月酒店保安辭職報告6
尊敬的蘇總：
作為一名在如家酒店工作了將近一年的員工，我對酒店有著一種格外親切的感覺。每一個人在他年輕的時候，都有很多第一次，我當然也不例外。我第一次從事的酒店工作是如家給我的，我最青春的一年也是在如家酒店度過的。在這里，我學會了很多東西，能夠跟同事們在一起工作，我覺得很開心，這里的每一位都是我的大哥大姐，我的叔叔阿姨，是他們教給了我在學校里面學不到的知識，如何為人、如何處事、如何工作……
在酒店里，領導們也對我十分的關心，從剛進入酒店開始，我就感受到從上至下的溫暖。因為我是酒店里唯一一個年輕小伙，也從來沒有在這樣的集體里生活過，自然而然的，心里面就會產生一種被呵護的感覺。這是一種以前在集體里未曾有過的感覺，很溫馨，很自豪，而且它一直陪伴著我，直到我離開……但這種感覺不會隨著我的離開而走遠，我想我永遠也不會忘記，畢竟我曾經生活在一個溫暖而又溫馨的如家集體里。
但是我因為個人原因還是決定辭職了，希望您能諒解！
蘇總，在這里，我衷心的祝愿您的事業能夠得到不斷的進步，祝愿酒店在您的領導下蒸蒸日上，也真誠的祝福您在未來的人生旅途中一帆風順，做主演中的主演。
此致
敬禮！
幼兒在園期間的安全教育一直都是幼兒園工作的重中之重，孩子的成長過程必須建立在安全的基礎上。幼師們不僅要隨時關注到每個幼兒的安全情況，同時也要提醒家長們密切配合孩子入園安全問題。
一、來園不帶與幼兒園活動無關的物品
家長在送幼兒來園時，要對幼兒隨身攜帶的物品進行檢查，嚴禁幼兒攜帶有尖、帶刺不利于幼兒安全的物品來園。如：釘子、別針、小棍、破損的塑料片、帶棱角的石子、金屬卡子等堅硬的物品，以免幼兒不慎受到傷害。
二、帶藥品時要注意
幼兒遇有生病或不適，家長需要為幼兒帶藥來園時，請家長務必將藥品交到保健老師手中，不可讓幼兒自己放在口袋中，以免幼兒勿食或因瓶裝藥品在玩時碰碎扎傷幼兒皮膚。同時，家長要填好服藥單，服藥單上一定要標明：1、幼兒姓名；2、服藥日期；3、服藥時間；4、服藥劑量；以及其他要說明的重要內容，以便老師按時按量按家長求為幼兒服藥。
三、接送幼兒的要求
家長每天送幼兒來園要親自將幼兒送到班級老師手中，不得將幼兒放在幼兒園大門口，讓幼兒自己進班。為了確保幼兒安全，家長要從班級老師手中接幼兒。家長要妥善保管好幼兒接送卡，接送幼兒時及時出示接送卡，接送卡一旦丟失要及時掛失，以免別人誤解幼兒。當家長因外出不能按時接幼兒并臨時委托親戚朋友代接幼兒時，要及時電話通知班級教師。
四、特殊情況及時告知
家長如果發現幼兒來園時有異常反應，應及時告知班級老師并進行及時交代，教師可以根據家長反映的情況對該幼兒給予及時的關注，隨時觀察，發現問題及時作出相應的處理。以免幼兒發生意外。
關鍵詞：初中語文；課堂教學；方案
中圖分類號：G633.3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672-1578（2014）07-0095-01
在現代的課堂中，我們只對教師的教法進行了重視，而卻對學生的學習方法進行了忽視，最后導致了學生對學習失去了興趣，成績一再下滑。所以，對于初中的語文課堂，要想讓學生成為課堂的主體，并能不斷得配合老師講課，讓整個課堂達到高效課堂的效果，這對于教師來說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們以初中語文課堂閱讀為例，在對其進行實際的調查和分析中，總結出了以下激活學生學習活力的方法。
1.對學生的所需進行了解
在語文課堂閱讀教學中，教師應該根據學生的擅長進行講解，講一些他們喜歡聽的，這是因為教學是教師"教"學生"學"的共同結果。所以，老師要對學生的特長愛好進行了解。只有這樣，才能在課堂中達到一個活力的效果。與此同時，老師在了解學生特長的時候還要對他們的知識水平進行了解，根據他們各自的基礎進行合適的教學，最后讓基礎稍差的同學能夠進一步掌握書本知識，讓基礎好的同學更能擴充自己的知識水平。
2.為學生提供更好的學習氛圍
對于學生的學習環境，如果可以擁有一個良好的氛圍，他們就會提高學習的速度。因此，對于初中語文課堂閱讀教學，教師應該為他們創造良好的學習氛圍，讓他們將默讀課文變成大聲朗讀課文，最后變成單獨閱讀，自己領會，再加上老師的正確指導，這樣就會更好的培養學生們的語文閱讀能力以及閱讀觀，在以后的生活中可以不斷的完善自己的人生。對于老師的正確指導，主要體現在：在學生進行閱讀之前，老師要指導他們如果在文中有不理解的詞語或句子出現時要做出標記，在老師講解時并要重點聽講。同時還要指導學生們正確積累好詞好句，有助于提升他們的閱讀水平。在良好的學習氛圍中，無論對于老師還是學生，都可以擁有平等相處的機會，使得學生能夠大膽發言。
3.對學生的情商進行加強
在初中語文課堂閱讀中，教師不能就僅僅只關注學生的興趣，同時對他們的其他方面還要進行關注，譬如課堂表現和生活習慣等。如果老師想讓學生在課堂上可以充滿活力，最好的辦法就是不僅讓學生積極學生，同時還要讓他們永遠遠離課堂紀律。在《論語》中，孔子曾將講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這句話的重點就在于"樂"，的確如此，在學習中，"興趣是最好的老師"。所以，在初中語文課堂閱讀教學中，老師應該以學生的興趣作為基礎，然后再進行教學，要讓學生們自覺的與老師配合，對閱讀課充滿學習的興趣。
4.對學生的個性化教育進行重視
在課堂中，老師與學生是互相影響的。因此，我們應該重視學生的學習方法，讓他們成為課堂的核心，能夠在老師的正確指導下實現手與大腦的并用，實踐與理論的相互補充。而對于這些的方案實現的最好辦法就是對學生實行個性化教育，例如開展分組學習，讓學生學到知識的同時還能培養團隊合作精神；開展自主探究學習，可以讓學生對自己的自主性和獨立性進行開拓，能夠在以后生活中完善自己；開展實踐體驗學習，實現對學生的德智體美勞教育全面發展，同時還可以讓他們進一步熱愛大自然。
5.老師要擁有平常心
對于老師的平常心，意思就是無論面對怎樣的班級怎樣的學生，老師都會用平常心進行講課，并同時還能讓課堂充滿活力。因此，平常心是一位老師走向成功的基本所在。與此同時，老師還應該在課后進行思考，思考用什么樣的教學心態來實現學生成為課堂的主體，并能夠積極得配合老師，讓整個課堂都充滿活力。
6.對教學策略進行提高
在課堂上，要想讓學生充滿活力，提高教學策略是必不可少的，而怎樣才能提高教學策略呢，這已經成為老師教學中的重點難題了。通過對各大高校課堂的分析，我們對提高教學策略總結出了以下方面：對于老師，一定要做好課前準備工作，并在課堂上能夠正確指導學生，實現學生與老師的相互配合效果，而不能只重視應試教育，老師主動教與學生被動學，應該不斷的鼓勵學生自主地學習，培養團隊合作精神。此外，老師還要不斷地增長自己的能力和教學經驗，并在課堂上應用合適的教學方法。
總結：綜上所述，想要在課堂中激發學生的學習活力，其老師應該正確引導學生，實現學生不僅能夠積極得配合老師，還能成為課堂的主體，在老師的正確教學方法中對學習充滿活力。
參考文獻：
[1] 徐兆榮.淺議如何提高初中語文課堂于都教學的時效性[J].讀與寫（教育教學刊），2013，08：93；
[2] 童久銀.基于合作學習的初中語文閱讀課實證研究[J].成功（教育），2013，23：47；
清修《四庫全書》，自乾隆三十八年（1773）二月開館，迄于四十九年十一月內廷四閣庋藏諸本繕竣，歷時已逾十年。倘若再加上江南三閣藏本的續繕，以及內外七分圖書的撤改、復校，則已綿延至高宗即位。其間，一方面是空前規模的圖書編纂所顯示的文化盛景，另一方面則出現了大量典籍橫遭禁毀、文字冤獄遍于國中的文化浩劫。兩者不和諧地共存于同一個歷史時代，這里邊確有許多值得探討的問題。
一、高宗初政與文字獄的加劇
清高宗承其父嚴刻為政之后，即位伊始，便高倡寬嚴相濟的治國之道。雍正十三年（1735）十月，高宗頒諭諸重臣，下令“厘正文體，毋得避忌”。他說：“與人臨文，原無避諱，誠以言取足志。一存避諱之心，則必輾轉囁嚅，辭不達意。嗣后一切章疏，以及考試詩文，務期各展心思，獨抒杼軸，從前避忌之習，一概掃除。”[1]之后，他屢下諭旨，以廣開言路，推行“寬大之政”相號召。高宗初政，顯然一派寬松氣象。然而好景不長，乾隆六年九月，就在他信誓旦旦，聲稱“朕從不以文字罪人”的同時，即責成湖廣總督孫家淦：“伊到任后，將謝濟世所注經書中，有顯與程、朱違悖抵牾，或標榜他人之處，令其查明具奏，即行銷毀，毋得存留。”[2]焚毀謝濟世書未及兩年，乾隆八年二月，清廷以時務策考選御史，翰林院編修杭世駿因對策失誤，議及“內滿而外漢”，被高宗以“懷私妄奏，依溺職例革職”[3]。
乾隆十六年正月，清高宗首次南巡。由于地方官竟相逢迎，擾民累民甚重，于是民間流傳假托大吏孫嘉淦名的奏稿，以指斥高宗師德。當年八月，奏稿案發，高宗下令窮究。結果，蔓延七八省，牽連各級官吏幾至千人，直到十八年三月，先后將一應涉案人懲治，始告平息。同年十一月，江西金谿生員劉震宇上《治平新策》，清高宗以文中多“悖逆”之語，遂濫施，下令將劉氏處死，“其書板查明銷毀”[4]。從此，文字冤獄惡性蔓延，日趨加劇，終于演成乾隆二十年三月的胡中藻詩案。
胡中藻，江西新建人，為乾隆元年進士，曾以內閣學士提督陜西、廣西學政，后調取回京，罷官還鄉。中藻喜詩文，著有《堅磨生詩抄》。乾隆十七年前后，《詩抄》為他人密報，送呈內廷。高宗以其中多悖逆訕謗語，遂指派專人秘密調查。歷時數年，罪名羅織漸成，二十年三月，清廷下令逮捕胡中藻，押京質訊。同時，將胡氏詩集四本交王大臣逐條嚴訊奏聞。據清高宗稱：“我朝撫有方夏，于今百有馀年，列祖列宗，深仁厚澤，漸洽區宇，薄海內外，共享升平。凡為臣子，自乃祖乃父以來，食毛踐土，宜其胥識尊親大義。乃尚有出身科目，名列清華，而鬼蜮為心，于語言吟詠之間，肆其悖逆，詆訕怨望，如胡中藻者，實非人類中所應有。”至于胡氏罪名“鴟張狺吠”，高宗所指主要是：“其集內所云‘一世無日月’，又曰‘又降一世夏秋冬’。……又曰‘一把心腸論濁清’，加濁字于國號之上，是何肺腑！……至其所出試題內，‘考經義有乾三爻不象龍說’，《乾卦》六爻，皆取象于龍，故《象傳》言‘時乘六龍以御天’。如伊所言，豈三爻不在六龍之內耶！乾隆乃朕年號，龍與隆同音，其詆毀之意可見。”在歷數胡氏罪名之后，清高宗指出：“胡中藻之詩，措詞用意，實非語言文字之罪可比。夫謗乃朕躬猶可，謗及本朝，則叛逆耳。朕見其詩，已經數年，意謂必有明于大義之人，待其參奏，而在廷諸臣及言官中，并無一人參奏，足見相習成風，牢不可破，朕更不得不申我國法，正爾囂風，效皇考之誅查嗣庭矣。”[5]
同年四月，高宗濫施，下令將胡中藻處斬。牽連所及，已故大學士鄂爾泰被撤出賢良祠，不準入祀。其侄鄂昌，則以與胡中藻曾有唱和被賜死。戶部侍郎裘曰修，亦因之一度革職。
二、寓禁于征的求書本意
乾隆三十七年正月，清高宗的頒詔求書，之所以雷厲風行，不可敷衍，如果結合此時文字冤獄趨于加劇的背景來考察，“稽古右文”云云，無非冠冕堂皇之語。隱藏在其后的寓禁于征之本意，則無論如何是掩蓋不住的。
就在胡中藻詩獄的羅織過程中，清廷下令查抄胡氏住宅，高宗對胡氏藏有明末野史已引起警覺。他曾就此頒諭軍機大臣：“胡中藻家中書籍內，有《豫變紀略》二本、《復齋錄》六本，查系何等書，有無關系，一并送來。”[6]無獨有偶，兩年之后，清廷查處河南告訐案，不惟生員段昌緒收藏吳三桂檄文事敗露，而且原任江蘇布政使彭家屏還招供藏有《豫變紀略》等明末野史。結果，段、彭二氏皆因之而被處死。清高宗就此再頒詔諭，聲稱：“在定鼎之初，野史所記，好事之徒荒誕不經之談，無足深怪。乃迄今食毛踐土，百有馀年，海內搢紳之家，自其祖父，世受國恩，何忍傳寫收藏！此實天地鬼神所不容，未有不終于敗露者，如段昌緒、彭家屏之敗露，豈由搜求而得者乎！此后，臣民中若仍不知悛改消滅，天道自必不容，令其敗露，亦惟隨時治以應得之罪耳。”[7]從此，散在民間的明末野史及相關詩文，遂成為清廷所注意的重要隱患。
自乾隆二十四年三月起，迄于三十二年五月，張照詩文案、閻大鏞《俁俁集》案、沈德潛《國朝詩別裁》案、蔡顯《閑閑錄》案等文字獄接踵發生。乾隆三十二年六月，在處死蔡顯之后，清高宗頒諭軍機大臣：“蔡顯身系舉人，輒敢造作書詞，恣行怨誹，情罪重大，實為天理國法所難容。但閱原書內簽出各條，多屬侘傺無聊，失志怨憤之語，朕方以該犯尚無詆毀朝政字句，其情與叛逆猶去一間，或可原情酌減，及細檢未簽各處，如稱戴明世以《南山集》棄市，錢名世以年案得罪，……則系有心隱躍其詞，甘與惡逆之人為伍，實為該犯罪案所系。”[8]
之后，齊周華詩文案、李紱詩文案迭起。至乾隆三十四年六月，清廷明令禁毀錢謙益遺著《初學集》、《有學集》，終于揭開了禁毀圖書逆流的序幕。據清高宗稱：“《初學集》、《有學集》荒誕背謬，其中詆謗本朝之處，不一而足。……錢謙益業已身死骨朽，姑免追究。但此等書籍，悖理犯義，豈可聽其流傳，必當早為銷毀。”于是高宗大動干戈，命令各地督撫：“將《初學》、《有學》二集，于所屬書肆及藏書之家，諭令繳出，匯齊送京。至于村塾鄉愚，僻處山陬荒谷者，并著廣為出示，明切曉諭，定限二年之內，俾令盡行繳出，毋使稍有存留。錢謙益籍隸江南，其書板必當尚存，且別省或有翻刻印售者。俱著該督撫等，即將全板盡數查出，一并送京，勿令留遺片簡。”[9]
轉貼于
在其后的兩年限期中，清廷嚴飭江蘇、廣東地方當局查禁錢謙益著述，下令撤毀錢謙益為他人經史著述所撰“悖謬”序文，派員審查欽天監藏書，銷毀占驗書十八種，甚至議復朝鮮國王，將陳建《皇明通紀》、朱璘《明紀輯略》在該國禁毀。正是以查禁圖書為背景，乾隆三十七年正月，清高宗頒發了求書上諭。由于各地督撫對高宗“寓禁于征”的求書本意深有揣度，因而為不致招惹是非，遂對求書上諭遲遲未作反應。同年十月，雖經高宗嚴詞斥責，各地反應依然如故。《四庫全書》開館以后，乾隆三十九年八月，清高宗最終撕下偽裝，將禁書真意和盤托出。他氣急敗壞地質問內外大臣：“乃各省進到書籍不下萬馀種，并不見奏及稍有忌諱之書。豈有裒集如許遺書，竟無一違礙字跡之理！”[10]至此，清高宗“寓禁于征”的求書本意，遂告昭然于天下。
三、《四庫全書》的歷史評價
《四庫全書》的編纂，既是一代學術史上的重大舉措，也是中國文化史上一樁影響久遠的大事。對它進行實事求是的評價，不僅可以深入認識乾隆間學術發展的歷史本質，而且也有助于批判地繼承民族文化的優秀遺產。
《四庫全書》的歷史價值，集中地表現為對我國歷代典籍的成功整理和總結。我國是一個具有悠久歷史的文明古國，通過數千年的文化積累，流傳下來浩如煙海的典籍。自《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以降，對現存典籍進行清理和編目，成為歷代相沿的一個好傳統。唐宋間，又將其發展為大型類書的匯編。這樣一來，即使是迭經水火，天災人禍，若干有價值的文獻，亦可藉而幸存。明初，《永樂大典》輯成，宋元秘籍，多錄其中，類書編纂，可謂登峰造極。然而，唐宋以來諸類書，雖于保存典籍功不可沒，但為體例所限，每每內容割裂，首尾不具，難存古籍舊觀。于是完整地將歷代典籍加以整理和總結，匯編為一部大型叢書，日漸成為發展古代學術文化應予解決的課題。入清以后，隨著社會經濟的恢復發展，終于在乾隆間把這個課題的解決提上了日程。
《四庫全書》按照傳統的經史子集四部，區分類聚，部次群籍，把歷代文獻井然匯聚于一堂。尤其是《四庫全書總目》的編纂，將著錄、存目諸書撮舉大要，評論得失，兼及作者生平爵里介紹。承先啟后，繼往開來，既是我國古代目錄學集大臣的著述，也為清中葉以后對傳統學術的全面總結和整理，提供了一個成功的范例。雖然由于歷史的局限，《四庫全書》于佛、道兩家典籍，意存軒輊，摒除殆盡，不能說不是一個重大的缺陷。但是作為中國古代學術文化主體的儒家學說，則得到了較為完整的整理和總結，從而使之成為批判地繼承民族文化優秀遺產的一個較好的認識對象。
清代學術，以對中國傳統學術的整理和總結為特征。風氣之開，雖清初諸儒已然發端，考據、校勘、辨偽、輯佚，從顧炎武、閻若璩、毛奇齡、胡渭，到惠棟、盧文弨、顧廣圻 ，一脈相承，代有傳人。但確立規模，蔚成風氣，則無疑應自《四庫全書》編纂始。《四庫全書》開館后，將一時學術界俊杰網羅其中，輯佚書于《永樂大典》，理群籍于中秘內府，“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不啻治學風尚的一種無聲的典型示范，其移風易俗的力量是無與倫比的。正如乾嘉史家章學誠在回憶周永年、邵晉涵二人當年的學行時所述：“乙未（乾隆四十年——引者）入都，二君者方以宿望被薦，與休寧戴震等特征修《四庫全書》，授官翰林，一時學者稱榮遇。而戴以訓詁治經，紹明絕學，世士疑信者半。二君者皆以博恰貫通，為時推許。于是四方才略之士，挾策來京師者，莫不斐然有天祿石渠、句墳抉索之思。而投卷于公卿間者，多易其詩賦、舉子藝業，而為名物考訂，與夫聲音文字之標，蓋骎乎移風俗矣。”[11]邵晉涵故世，其生前友好洪亮吉為之撰《邵學士家傳》，于《四庫全書》編纂，尤其是邵晉涵、戴震諸人學行予一時學術風尚的影響，亦有詳盡闡述。他說：“乾隆之初，海宇乂平，已百馀年，鴻偉瑰特之儒接踵而見，惠征君棟、戴編修震，其學識始足方駕古人。及《四庫》館之開，君與戴君又首膺其選，由徒步入翰林。于是海內之士知向學者，于惠君則讀其書，于君與戴君則親聞其緒論，向之空談姓名及從事帖括者，始骎骎然趨實學矣。夫伏而在下，則雖以惠君之學識，不過門徒數十人止矣。及達而在上，其單詞只義，即足以歆動一世之士。則今之經學昌明，上之自圣天子啟之，下之即謂出于君與戴君講明切究之力，無不可也。”[12]以《四庫全書》的編纂為契機，考據學空前發皇，我國古代學術從此步入對傳統學術進行全面總結和整理的階段。
乾隆間修《四庫全書》，本是一樁文化盛事，似乎無論如何不該與摧殘文獻相聯系，然而嚴酷的事實表明，二者極不協調地共存于同一時代，卻是不可抗拒的歷史現實。一方面，清廷既要以圖書編纂來顯示其“稽古右文”的文治業績；另一方面，迄于清中葉，君主專制政治體制痼疾的加劇，以及一代王朝統治衰象的暴露，又使之懼怕異己思想潛滋暗長。因此，為這種矛盾心態所驅使，清廷的大規模征書，其起始便有不可告人的寓禁于征之深意。自乾隆三十九年八月起，清廷征書的表面目的已經達到，于是高宗便揭去遮掩，人為地制造了曠日持久的禁毀“違礙”書籍逆流。歷時近二十年，迄于乾隆末，數以萬部計的大量典籍橫遭禁毀，冤濫酷烈的文字獄遍于國中。這樣，在取得編篡《四庫全書》巨大成功的同時，中國古代文化也蒙受了一場空前的浩劫。其結果，不僅使宋元以來的大量典籍毀于一旦，而且經過君主專制的斧鋮之后，《四庫全書》著錄諸書，或濫加抽毀，或肆意改竄，已非盡古籍舊貌，這給其后的閱讀，利用和研究，皆帶來無可彌補的損失。尤為不可忽視者，嚴酷的禁書逆流以及伴生的文字獄，其惡劣影響已經遠遠逾出圖書編篡本身，它直接釀成思想界萬馬齊暗的沉悶局面，從而嚴重地阻礙了學術文化的發展和中國社會的進步。因此，《四庫全書》的編纂，既有巨大的歷史功績，也有不可寬宥的人為過惡。“功過參半”，以此四字來評判它，或許是大致不差的。
注釋：
[1] 《清高宗實錄》卷五，雍正十三年十月辛巳。
[2] 《清高宗實錄》卷一五一，乾隆六年九月丁亥。
[3] 《清高宗實錄》卷一八四，乾隆八年二月壬辰。
[4] 《清高宗實錄》卷四五，乾隆十八年十一月癸亥。
[5] 《清高宗實錄》卷四八四，乾隆二十年三月丙戌。
[6] 《清高宗實錄》卷四八六，乾隆二十年四月丁未。
[7] 《清高宗實錄》卷五四，乾隆二十二年六月丁卯。
[8] 《清高宗實錄》卷七八六，乾隆三十一年六月丁酉。
[9] 《清高宗實錄》卷八三六，乾隆三十四年六月丙辰。
[10] 《清高宗實錄》卷一二一，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甲申。
[11] 《清高宗實錄》卷一四三，乾隆四十二年十月乙卯。
我們學院要求學生暑期開始實習，可是笨鳥先飛、不甘落后的憂患意識，使我五
月份就開始張羅聯系實習單位，直到九月份結束實習任務，先后在兩家單位實習。如
今細說從頭，確有一番感嘆。
一、報社實習辛酸史——大學生是個螞蟻嗎？
五月份起，我便不放過任何實習的信息和機會，通過bbs上得知某報社正招收實
習生，該報社是從屬于南方報業集團，為南方日報的子報，往年暑期均會策劃舉辦大
規模的夏令營活動。我自認從小有幾分筆上功夫，便帶看發表過的一大疊作品去應聘
了。可是該報社并沒有翻閱我的作品，只問了我幾個簡單的問題，便同意接收我為其
編輯部實習生了。可是接下來的情況，卻讓我無時不刻不想打退堂鼓。
辦公室遭遇辱罵
當我滿懷信心第一天上班，我剛坐在辦公室的椅子上，便有一個負責網頁的男的
過來問我：“你是汕頭人？”我報以一笑，回答是。沒想到他用不屑的語氣說到：
“我最討厭的就是你們汕頭人，你們汕頭人都虛偽、自私、浮夸、不講信用；汕頭這
個城市也真的很爛，那么好的地域條件都被你們汕頭人搞得烏煙瘴氣……”這一連珠
炮似的對我家鄉的攻擊，使我完全呆愣了，我完全沒有預想到會遇到這種誹謗。
等我緩過神來想辯駁幾句時，他又挑釁地問：“你學什么專業的？”答曰公關。
“那么多專業都不學，偏偏學公關。這是什么爛專業？……”我試圖以我的專業知識
來糾正他的錯誤觀點，可是發現一切都是徒勞——一切正統的理論都被他個遍。
我只好不做聲了，期待他發完謬論趕快閉嘴。
而更讓我前所為見的是一種奇特的辦公室景觀：除了我和他，辦公室所有的人都
默不作聲，沒有人出來主持公道，只是任憑那種叫囂和辱罵充斥在空氣中——一種冷
漠的事不關己的空氣。或許這是世態。
僅僅是第一天，遭遇到前所未有的人身攻擊，已經使我對報社視為畏途了。
現在細想，自己缺乏一種泰然，那種公關口才課上陳大海老師所言的“不戰而屈
人之兵”的技巧，那種“走自己的路，讓瘋狗繼續咆哮”的練達。感謝這條瘋狗的辱
罵，給我以心理素質的猛烈錘煉。
“我的作品不是垃圾”
不失時機地展現自己，可是卻被別人認為你展現的都是垃圾，我應該作何感想
呢？為了讓主編更好的發現我的才干，以安排適合的任務給我，我將我所有的作品裝
箴了一下，洋洋灑灑近幾十篇，必恭必敬地遞到主編桌前。主編接過說了一句：
“好，有時間我會看的。”便隨手丟在了桌子的一角，繼續他的工作。
幾天后，有一責編說要看我的作品，我便請主編拿出來讓我帶過去，他眼睛也不
看我一眼就說：“我忘記放哪里了！”因為情急，我說道：“您找一下好嗎？一定在
您這里的。”他答道：“或許我丟掉了，如果我每樣東西都保留，我的桌子上的垃圾
便堆積如山。”因為年輕氣盛，我沖口而出道：“可是我的作品不是垃圾！”或許在
這一刻，我得罪了主編大人了。得意之作被稱為垃圾，我的自尊嚴重受損了。
只能這樣解釋：即便你在校園自我感覺良好，出到社會你只是一顆空氣中的塵
埃，人家一口氣便把你吹落了。
稱贊我才華橫溢的人跳槽了
我每天到報社的工作便是貼信封、打電話、端茶倒水。不過我安慰自己，年輕人
多干一點是不會吃虧的。可是我仍有點懷才不遇之感，希望有機會讓我發揮自己在文
字編輯方面上的才能，畢竟我已經做過很多年的編輯了。
終于，報社來了一位前輩，他就是原《家庭》雜志的編輯，國內小有名氣的小說
家王海椿。他看了我的作品之后，贊不絕口，甚至用“才華橫溢”來形容我，他鼓勵
我多創作，他會提供機會讓我發表文章，或者讓我參與正式的編輯工作。我受到莫大
的鼓舞，以為我已經有了展示自己的舞臺了。誰知道，過不了兩天，我上班的時候聽
說他跳槽了！去了河南《百花園》雜志社了。我又一次和機會失之交臂。我又每天過
著貼信封。打電話的打雜生活。
記得李老師在上新聞寫作課時，在聯系孫志剛事件時候說道：“大學生只是個螞
蟻。”當代大學生確實不是什么天之驕子，不是什么“特殊材料做成的人”了，而象
微乎其微的媽蟻。孫志剛是一只喪失了生命權的螞蟻，而我即使是螞蟻，也要作一只
抗爭不息的螞蟻——螞蟻會有它的價值的。
二、進發電視臺
“我會做文案”
能進去電視臺實習，要感謝我的一位朋友。當初她告訴我廣東電視臺某個新的娛
樂節目正在找大學生作主持人，她推薦我去嘗試。于是我便去了，我們學校的很多風
云人物都參與了這個競爭，包括珠海小姐冠軍賈環寧、校辯論隊隊員黃磊、舍冰娜等
同學。我不求入選，只求有機會和這些優秀人才交流一番，開拓視野。
通 過試鏡以及綜合素質的考核，劇組人員給我的評價是：“形象好，談吐得體，
不足之處是略顯柔弱。”趁著他們對我印象還可以，我便大膽提出我要到這個劇組實
習的愿望，我說：“我懂策劃，文筆好，會做文案”，居然－拍即合。后來，我們這
些大學生均無緣作主持人，因為最后選定了－個專業主持了。但是，只有我得到了到
電視臺實習的機會。
作電視媒體工作者的必備素質
有關媒體工作者的素質的論述，可謂汗牛充棟；下面僅從我在電視臺的實習經
歷，我自己最深的體會只有一點：要有良好的身體素質和精神狀態。
身體是革命的本錢是老話，但經久不衰。作電視媒體這一行，餓著肚子加班是家
用便飯，熬夜寫方案策劃就是夜宵。七八月拍外景要頂著猛陽，冒著酷暑。才幾天功
夫，我這副“弱柳扶風”的骨架便招架不住，叫苦連連，幾乎到了形容憔悴、垂垂老
矣的地步。后悔自己沒有趁年輕時候鍛煉鍛煉。我是劇組里最年輕的，可是卻是最易
疲倦的。
敬業的精神也是不可或缺的，你絞盡腦汁出來的上百個策劃方案，只會被選中一
個。而為了這個方案你會搞到心力交瘁。如果沒有良好的思想準備和精神狀態，還是
另尋高就吧。
凡國之大事，治其禮儀以佐宗伯；凡國之小事，治其禮儀而掌其事，如宗伯之禮。
大司樂掌大事之樂，樂師掌小事之樂。先儒謂小事為小祭祀，然舞師言小祭祀不興舞，而此下文言皋舞，則非舞師，所謂小祭祀者也。謂大神、大示、大鬼之外則皆小事之樂也。令奏鐘鼓嚴其始而已。
這里是將祭祀分為國之大事和國之小事，宗伯所掌是為祭禮。國之大事對應大祭祀，國之小事對應小祭祀，顯現用樂的等級差異。所謂“小祝掌小祭祀，將事侯，禳禱祠之祝號，以祈福祥順豐年，逆時雨寧風旱，彌災兵遠罪疾。”隨著社會發展，至唐代祭祀按大、中、小分類的理念逐漸成型，并影響后世。“起居舍人王仲丘撰成一百五十卷，名曰《大唐開元禮》。二十年九月，頒所司行用焉。昊天上帝、五方帝、皇地祗、神州及宗廟為大祀，社稷、日月星辰、先代帝王、岳鎮、海瀆、帝社、先蠶、釋奠為中祀，司中、司命、風伯、雨師、諸星、山林川澤之屬為小祀。”宋元以降直至明代，國家祭祀的調整更多是在中祀和小祀層面。
五禮，一日吉禮。凡祀事皆領于太常寺而屬于禮部。明初以圜丘、方澤、宗廟、社稷、朝日、夕月、先農為大祀，太歲、星辰、風云雷雨、岳鎮、海瀆、山川、歷代帝王、先師、旗纛、司中、司命、司民、司祿、壽星為中祀，諸神為小祀。后改先農、朝日、夕月為中祀。凡天子所親祀者，天地、宗廟、社稷、山川。若國有大事，則命官祭告。其中祀、小祀，皆遣官致祭，而帝王陵廟及孔子廟，則傳制特遣焉。每歲所常行者，大祀十有三：正月上辛祈轂、孟夏大雩、季秋大享、冬至圜丘皆祭昊天上帝，夏至方丘祭皇地祗，春分朝日于東郊，秋分夕月于西郊，四孟季冬享太廟，仲春仲秋上戊祭太社太稷。中祀二十有五：仲春仲秋上戊之明日祭帝社帝稷，仲秋祭太歲、風云雷雨、四季月將及岳鎮、海瀆、山川、城隍，霜降日祭旗纛于教場，仲秋祭城南旗纛廟，仲春祭先農，仲秋祭天神地祗于山川壇，仲春仲秋祭歷代帝王廟，春秋仲月上丁祭先師孔子。小祀八：孟春祭司戶，孟夏祭司灶，季夏祭中雷，孟秋祭司門，孟冬祭司井，仲春祭司馬之神，清明、十月朔祭泰厲，又于每月朔望祭火雷之神。至京師十廟，南京十五廟，各以歲時遣官致祭。其非常祀而間行之者，若新天子耕糟而享先農，視學而行釋奠之類。嘉靖時，皇后享先蠶，祀高謨，皆因時特舉者也。
其王國所祀，則太廟、社稷、風云雷雨、封內山川、城隍、旗纛、五祀、厲壇。府州縣所祀，則社稷、風云雷雨、山川、厲壇、先師廟及所在帝王陵廟。各衛亦祭先師。至于庶人，亦得祭里社、轂神及祖父母、父母并祀灶，載在祀典。雖時稍有更易，其大要莫能瑜也。
這是《明史》中的相關內容，既有對有明一代上下相通，亦有從宮廷、王國、地方官府到衛所甚至庶人之禮的總體把握。以下文獻是為明代宮中太常自述，而且相對簡明。《太常續考》“大祀源流事宜”載：
祀有三，曰大祀、曰中祀、曰小祀。大祀曰：天地、宗廟、社稷、陵寢；中祀曰：朝曰、夕月、太歲、帝王、先師、先農、旗纛；小祀曰：后妃嬪、太子王妃、公主及夫人，曰三皇、曰先醫、曰五祀、曰司火、曰都城隍、曰東岳、曰京倉、曰啟圣公、曰漢壽亭侯、曰文丞相、曰姚少師、曰北極佑圣真君、曰金闕玉闕真君、曰司牲。
《太常續考》中涵蓋崇禎朝儀軌，成書應在此時，這是宮中太常祭祀的整體把握。那么，吉禮之樂制如何呢?從宋金時期的相關文獻所載基本上延續樂懸組合。
祭之名有三：天神日祀，地祗日祭，宗廟日饗。又有大祀、中祀、小祀之別。帑玉、牲牢、器服，各從其等。凡雅樂，以六律、六同合陰陽之聲為樂律，金、石、絲、竹、匏、土、革、木為樂器，宮架八佾，特架六佾，分武文先后之序為樂舞，其所歌為樂章。若有事于南北郊、明堂，籍田、稀袷太廟，屬享景靈宮，酌獻陵園，及行朝貢、慶賀、宴樂之禮，前期飭有司辦具，閱所定儀注，以舊章參考其當否，上尚書省；冊寶及封冊命禮亦如之。凡禮樂制度有所損益，小事則同太常寺，大事則集侍從官、秘書省長貳或百官，議定以聞。
《傳曰》：“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豈二帝三王之彌文哉，蓋有天下者，將一軌度、正民俗、合人神、和上下，舍禮樂何以焉!金初得宋，始有金石之樂，然而未盡其美也。及乎大定、明昌之際，日修月葺、燦然大備。其隸太常者，即郊廟、祀享、大宴、大朝會宮懸二舞是也。隸教坊者，則有鐃歌鼓吹，天子行幸鹵簿導引之樂也。有散樂。有渤海樂。有本國舊音，世宗嘗寫其意度為雅曲，史錄其一，其俚者弗載云。
雅樂。凡大祀、中祀、天子受冊寶、御樓肆赦、受外國使賀則用之。
金人得金石之樂較晚，但確是依宋的禮制行事。出于學習的意義，其要嚴格執行與實施，特別在隸太常的樂事中更是如此，教坊樂只有鐃歌鼓吹以及天子行幸鹵簿導引為用，兩者不可混淆。中土之地對于禮樂之重者，這種樂懸領銜吉禮用樂直到此時一仍貫之。我們看到，吉禮用樂的重要變化恰恰出在中原。在《以樂觀禮》課題中常有困惑縈繞，那就是學界言及禮樂，總是將宮廷與樂懸、佾舞制度相聯，似乎這才是禮樂的本體特征之要，除此之外則不予認同。出于這種認知，研究者常常盯在宮廷，似乎傳統社會的禮樂僅在這里實施，卻不考慮國家禮制的上下貫穿性。一旦宮廷不再，這禮樂也就銷聲匿跡了。問題在于，地方志書中國家規定性如此多的祠祀是否用樂?如用，是怎樣的樂?當下各地對藥王、關帝、文昌、城隍、馬王、東岳、真武、火神之祀多與地方志書所載祀典對象相同，這些當下被認定為民間禮俗者與歷史上的國家禮制是否關聯?如果說能夠與傳統國家禮制相接衍，這些祭祀屬于國家禮制規定性的哪一種類型?如果說祭祀應用雅樂，其樂隊組合以金石領銜，如果認定以上所列承祀對象是歷史上國家祭祀的有機構成，當下民間禮俗對這些承祀對象所用為鼓吹樂，那么，是民間接衍國家禮制之后的俗化改造?還是歷史上國家制度用樂規定性就是如此，用樂接衍屬于“原汁原昧”?這些都需要辨析清楚。帶著這些困惑，在與歷史文獻對接的意義上，我看到了明代國家禮制關于吉禮用樂產生的新變化，正是這種國家制度規定性的變化使我們得以確認，當下民間禮俗中相當數量吉禮儀式中所用的鼓吹樂類型以及
樂曲之承載就是真正意義上的傳統國家禮樂，無論是樂隊組合還是樂曲均如此，與傳統國家意義可謂是一脈相承、淵源有自。
將民間禮俗與國家禮制對應，我們在此更多把握祭祀儀式中的用樂。明清時期某些吉禮儀式的國家禮典與當下活態的民間禮俗中的吉禮用樂，一個共性特征都是由鼓吹樂擔當。如是，我撰寫了《小祀樂用教坊，明代吉禮用樂新類型》一文，相對系統地梳理了有明一代國家明確小祀樂用教坊司的狀況。我對教坊的演化、鼓吹進入教坊、教坊回歸太常、教坊承擔部分禮樂職能進行辨析；小祀用教坊系之鼓吹樂，宮廷與地方官府小祀具有上下相通性；著力探討小祀在地方官府的普適性存在以及官屬樂人之普適性承載，其后這些國家意義上的禮制儀式及其用樂被民間接衍的狀況。先對小祀用樂進行辨析，主要是小祀對象在當下鄉間社會中具有明確的普遍性意義，這為對接提供了直觀的把握，如此提出吉禮用樂新類型的認知。中國禮樂制度延續三千年，在人們認為最能夠代表國家禮制用樂的吉禮類型中，隨著社會發展，這用樂的確非僅是雅樂類型一種，明代以降的六百年間，這小祀恰恰是為鼓吹樂類型。鼓吹樂作為國家禮樂用于包括吉禮在內的多種禮儀之中，如此接通國家、地方官府與民間接衍的內在聯系，為各地多種民間禮俗中祭祀所用鼓吹樂的“國家存在”找到依憑。
《金史》言“雅樂凡大祀、中祀”，小祀是否用樂?如用，為怎樣的樂?由于未見宋金時期明確記載，所以，明代典籍中直言“樂用教坊司”、“教坊司奏樂”應是首次明確規定者，小祀儀式用教坊司治下之鼓吹樂。依此前認知，這中祀應為雅樂無疑，但有明一代國家中祀用樂的確出現了新變化。我查閱相關文獻撰寫小祀文時已經有所感悟，考慮先將小祀用樂厘清，加之中祀復雜j生，故未一并研討。探討明代國家中祀用樂可把握吉禮用樂理念之變化，并對小祀用樂內涵進一步深化。具體說來，明代中祀用樂有：雅樂類型；雅樂與教坊之鼓吹樂類型共用并側重鼓吹類型；直接為鼓吹樂類型。這是很有意思的現象。
《太常續考》記載中祀為朝日、夕月、太歲、帝王、先師、先農、旗纛，禮制用樂的關注點在于：一是此前多講宮廷、京師與王國之事，似乎只要將這些厘清就把握住了禮制用樂整體，較少關注地方官府，顯然從整體意義上有所缺失，擴展研究領域會有新的認知；二是應該看到的確有一些整體把握的文獻。諸如講國家禮制儀式用樂能夠涉及到地方官府的祭祀用樂問題，我們對此應有所考量而不至于忽略；三是研究禮樂制度應結合地方志書乃至各地文人筆記加以辨析，以把握國家禮制上下相通性，建立整體性的研究理念。“凡祀典皆領于太常”，唐宋時期太常寺的職能如此。當其后祀典亦有領于教坊(歷來被認定為俗樂機構)者，這究竟有怎樣的意義?難道僅僅由于教坊在宋時歸于太常管理的考量?顯然不能僅此認定。教坊樂用于祀典，還應考慮教坊在演化過程中其職能的擴大化，這已經不是唐代初設教坊時其所具有的職能意義，換言之，對教坊職能不應固化認知亦應動態把握。當鼓吹署的職能歸入教坊，祀典領于教坊的類型方具擴展性的實質意義。
明代中祀的雅樂類型，突出例證是先師之祭。我依李之藻《泮宮禮樂疏》對此有所把握⑩。宋明時期隨著對孔夫子尊崇的不斷提升，國家在府縣普設文廟，“文廟祭禮樂”頒發全國，并將樂懸領銜樂隊編制下的樂器頒至府衙，各州縣依所頒而制，國家意義上的雅樂如此來到地方，這也就是我們能夠在多種地方志書中見到記載“文廟祭禮樂”樂譜以及樂隊組合的道理，當下多地文廟中仍能見到元明以降鐘磬樂隊的存在。雖然這是最能夠體現傳統意義上吉禮中祀用樂的類型，但對于這種樂隊組合全國性存在意義的探討依然比較鮮見，更多認知還停留在宮廷和闕里的層面。
明代中祀雅樂與教坊系鼓吹樂類型共用并側重鼓吹類型，先農壇之祭所現的變化最為典型。《明集禮》載洪武祭先農壇儀軌，為雅樂類型，教坊只是承擔其中部分儀式用樂。
祭器正配位：各尊二，籩豆各十，簋簋各二，登硎俎案各三，蒂自唐宋以來皆用青帶，牲用犢一、羊一、豕一。配位同。酒齊正配位，犧尊實以醴齊，象尊實以盎齊，山實以清酒，上尊各實明水玄酒，著尊實醴齊，壺尊實盎齊，上尊各實玄酒，設尊并實五齊三酒粢盛，籃實以黍稷，簋實以稻粱。樂章：迎神奏《永和之樂》三成，奠帶奏《永和之樂》，迎俎奏《雍和之樂》，三獻并奏《壽和之樂》、《文德之舞》，徹豆、送神并奏《永和之樂》，望瘞奏《泰和之樂》。新耕用教坊樂。其日，附京耆老皆帥其子弟，以村社簫鼓集于耕所而迭春焉。冠服：皇帝服袞冕十二章，皇太子侍祠服袞冕九章，陪祀官俱法服。車輅：皇帝乘玉輅，而以耕根載耒耜。陳設：祀前二日，有司掃除壇上下，灑掃齋舍、饌室、神廚。設皇帝大次于外遺之東，設皇太子次于大次之右。祀前一日，設省牲位于內道東門之外，設樂懸及協律郎位于壇下之南。設先農神座于壇上南面，設后稷神座于壇上西面，設御位于壇下北向。皇太子位于御位之東稍后，設望瘞位于壇西南，設典儀御史四人，位于壇下東西相向。設導駕官、太常卿六人位于御位之前，東西相向。設傳贊、贊引各二人位于協律郎之南，東西相向。設文武官陪祭，位于樂懸之南。
這里所用樂章是明代之國樂――“和”樂，其樂隊組合明確為樂懸領銜，是典型意義上的雅樂。雖然在“新耕”儀式中用教坊樂，但正祭儀式符合中祀之雅樂類型。然而，永樂改變了這種樣態。
《明會典》：永樂問續定。凡祭先農，畢駕至糟田所，戶部尚書捧鞭跪進。教坊司官率其屬作樂隨駕。行三推禮畢，駕至儀門陛座。樂作，觀三公九卿耕訖，教坊司承應，用大樂、百戲畢，跪奏致語。駕至殿內，陛座，進湯，進膳，俱用樂，畢。順天府官率耆老人等謝恩，樂作，禮畢，樂止。次百官行禮，樂作，禮畢，樂止。賜百官酒飯，百官復入班行禮，樂作，禮畢，樂止。尚膳官進膳，樂作，進，訖，樂止。百官入席，教坊司官奏：一奏《本太初之曲》，進酒，樂作，進，訖，樂止。進膳，樂作，進，訖，樂止。教坊司官跪奏：進湯，樂作，徽湯，樂止。二奏《仰大明之曲》，進酒、進膳、進湯如前儀。三奏《民初生之曲》，進酒、進膳、進湯如前儀，徼御案畢，樂止。百官復入班行禮，樂作，禮畢，樂止。鴻臚寺官奏：禮畢。駕還。
洪武年間祭先農壇只是在新耕儀式用教坊樂，永樂則是更重三推禮，整體祭儀由“教坊司承應”為教坊大樂樣態，所用樂曲顯然不是明代雅樂之“和”樂者，如此使先農之祭儀用樂有質的改變，國家中祀亦用教坊大樂――鼓吹樂類型。這種狀況在永樂之后一直延續，《五禮通考》卷125記錄了這個演化過程。例外的是成化朝沿襲洪武朝之制，祀先農禮與藉田禮并置：“成化元年二月行藉田禮。率百官祀先農畢，釋祭服，秉耒三推。戶部尚書馬昂奉青箱，后隨京府耆老二人馭牛，二人曲躬案犁。教坊樂工執彩旗，夾隴謳歌，一唱百和，飚旗而行。上秉耒，三往三返如儀。
既畢，乃坐觀三公九卿助耕，畢，教坊前呈應用田家典故，觀畢，賜宴而回。”崇禎時期雖記載祀先農之神，但整體所見似乎是為兩者合一的樣態。
《春明夢余錄》：崇禎七年，二月二十七日親祭先農，行躬耕糟田禮；十五年，二月十九日，親祭先農，行躬耕糟田禮。
崇禎壬午，上親耕措田紀。今上御極之七年，歲在甲戌，二月二十有七日，親致祭于先農之神，行躬耕糟田禮。至十五年壬午，二月十九日，上復親祭先農，行耕糟禮。……耕時，教坊司引紅旗兩旁唱禾詞。……是日，科臣沈迅因教坊承應歌詞俚俗宜改正上疏，即下部本月二十四日。上令閣臣傳禮部王錫袞、蔣德碌到閣，諭以后耕糟宜歌《豳風》、《無選》之詩，其教坊所扮黃童白叟鼓腹謳歌為佯醉狀，委為俚俗，斥令改正。天地之舞不宜扮天神褻瀆，及禾詞宜頌不忘規，須令詞臣另行撰擬。
明代近三百年間，作為中祀的祭先農從宮廷、王國到各地方官府一直延續，然而其用樂卻發生了相當變化，最初只是在新耕儀式中用教坊樂，永樂則儀式刪繁就簡重“三推”“耕糟”之禮，整體為教坊司承應，而且樂曲都有規定。成化時有回歸洪武的樣態，其后隆慶年間祭祀先農壇直言“教坊司承應，太常卿奏禮”。崇禎時期由教坊人士所扮的黃童白叟以及由他們承載的歌詞被認為“俚俗”而“斥令改正”。如此就把明代祀先農的禮儀演化說清楚了，雖為中祀，其用樂并非一仍貫之，兩種樣態并用到偏于教坊，較之宋金中祀只用雅樂不能不說是“革命性”的變化過程。
作為國家中祀的先農之祭非僅限于宮廷，而是各級官府都要實施，從多種地方志書之“祠祀”中可以確認為“通祀”系列。我們有理由相信，將農耕社會中春祈秋報的理念列入，在地方志書中所見多種迎神賽社場合用樂的意義，我們在采訪中亦有當年地方官府主持，直到當下依然延續這種祭祀者，諸如長治潞城賈村九天圣母廟為歷史上官賽之地，在祭祀中所用為鼓吹樂的意義。
中祀直接用鼓吹樂是為旗纛之祭，這應是吉禮之中側重于軍中所用者，各級地方官府也一并為用，地方志書可見這種狀況。
旗謂牙旗，黃帝出軍訣日牙旗者。將軍之精，一軍之形候。凡始，豎牙必祭以剛日。祭牙之日，吉氣來應，大勝之徵。纛，謂旗頭也。《太白陰經》日：大將軍中營建之。天子六軍，故用六纛，以旄牛尾為之，在左腓焉首。秦置旗頭騎以先驅，漢武帝置靈旗為兵禱，則太史奉以指所伐國。孫權作黃龍大牙旗，后齊天子親征建牙旗，唐宋及元皆有旗纛之祭，國朝特建旗纛廟，春秋遣官專祀焉。
鄭玄曰：榪，師祭也。為兵禱。臣按：榪者，師祭之名。朱熹解詩謂至所征之地而祭始造軍法者，夫至所征之地而既有其祭，則夫無事之時必有其祠可知矣，況鄭玄止謂為師祭，則又不但出而祭之也。
這旗纛何以祭?以上表述比較清楚，這是古之軍隊為祈求征戰勝利、護佑士兵的祭祀儀式行為，因此歸人吉禮之中。從黃帝、蚩尤時代的榪、師祭而來，明代洪武年間確立旗纛之祭。全國各地方行政建制，包括王國、地方官府以及遍布全國的衛所都要實施。一年兩祭，春祭在驚蟄，秋祭在霜降，后改為一歲一祭，保留秋祭。
大政紀洪武元年十二月庚寅立旗纛廟。
《明會典》旗纛：凡各處守御官俱于公廨后筑臺立旗纛廟，設軍牙六旗纛神位。春祭用驚蟄日，秋祭用霜降日。祭物用羊一、豕一、帛一：白色，祝一、香燭、酒果。先期，各官齋戒一日，至日守御長官武服，行三獻禮。若出師，則取旗纛以祭。班師則仍置于廟。儀注與社稷同。但瘞毛血、望燎與風云雷雨等神同。仲秋祭儀：洪武二十六年定霜降同。一齋戒二日。一省牲，牛一、羊一、豕一。陳設：神七位南向，旗頭大將、六纛大將、五方旗神、主宰戰船正神，金、鼓、角、銃、炮之神，弓弩、飛槍、飛石之神，陣前、陣后神祗，五猖等眾。犢一、羊一、豕一、登一、鍘二、籩豆各十、籃簋各二、帛七：黑二白五。禮神制帛共設酒尊三、爵三、酒盞三十、篚一，于壇東南西向。祝文案一，于壇西。一正祭：贊：引，引獻官至盥洗所盥洗，教坊司奏樂。典儀唱：執事官各司其事，贊：引。贊：就位。典儀唱：迎神樂。作樂，止。贊引贊：四拜，陪祭官同。典儀唱：奠帛。行初獻禮，奏細樂。執事捧帛、爵進。贊：引，引獻官詣神位前奠獻訖，贊詣讀祝位，贊：跪，樂止。讀祝訖，奏樂。贊：俯伏、興、平身。贊：復位，樂止。典儀唱：行亞獻禮，奏樂。執事官捧爵。贊：引，引獻官詣神位前，獻訖，樂止。典儀唱：行終獻禮。儀同亞獻。唱：飲福，受胙。以下如常儀。歲暮祭儀：一陳設：羊一、豕一、果五、爵三、帛一。朔望日祭旗神儀：一陳設：羊一、豕一，無帛。一正祭：贊：引，引獻官就位。贊：四拜。贊：初獻禮。贊：跪，贊：讀祝，訖。贊：俯伏、興、平身。贊：亞獻禮。贊：終獻禮。贊：四拜，贊：詣焚祝所，訖。贊：禮畢。
《明史?禮志》旗纛之祭有四。其一，洪武元年禮官奏：軍行旗纛所當祭者，乃建廟于都督府治之后，以都督為獻官，題主日：軍牙之神、六纛之神。其二，歲暮享太廟日，祭旗纛于承天門外。其三，旗纛廟在山川壇左。初，旗纛與太歲諸神合祭于城南，九年別建廟。每歲仲秋，天子躬祀山川之日，遣旗手、衛官行禮。其正祭，旗頭大將、六纛大將、五方旗神、主宰戰船正神，金、鼓、角、銃、碾之神，弓弩、飛槍、飛石之神，陣前、陣后神祗，五猖等眾，凡七位共一壇，南向。皇帝服皮弁，御奉天殿降香。獻官奉以從事。祭物祀先農，帛七：黑二、白五。瘞毛血、望燎與風云雷雨諸神同。祭畢，設酒器六于地，刺雄雞六瀝血以聚之。其四，永樂后有神旗之祭，專祭火雷之神。每月朔望，神機營提督官祭于教場。牲用少牢。凡旗纛皆藏內府，祭則設之。王國祭旗纛，則遣武官戎服行禮。天下衛所于公署后立廟，以指揮使為初獻官，僚屬為亞獻、終獻。儀物殺京都。
以軍旗為正祭，同祀有多種執掌軍中用具、軍械之神靈。所謂省牲、諸種禮器以及三獻儀式一應俱全，明確“立旗纛廟祭用教坊樂”。這是與既有之中祀禮制儀式都不同者。祭先農先是樂懸參與主祭，永樂只用教坊體系之大樂鼓吹；作為旗纛之祭，從明代之始便以教坊樂用之，打破既有大祀與中祀用雅樂之慣例究竟是怎樣的考量?
這種祭儀主要側重于軍。旗纛之祭亦為“通祀”，即各級地方官府都要祭者，還應關注“天下衛所”。明代衛所制度非僅戍邊，而是普遍存在。衛治所轄千戶所，這是軍制。對非邊地衛所學界認定有多種類型，孟凡松先生將明洪武年間湖南衛所設置定為腹地衛所、邊地衛所(又分防瑤型衛所、交通型衛所、控御土司型衛所)等諸多類型。這是針對湖南所論，但衛所建制遍及全國。如此以軍旅樂器講來最適合鼓吹類型，有如戚繼光《紀效新書》與《練兵實紀》中的記載，無論道路儀仗、乃至軍中訓練都離不開這些起自軍中的樂器，我們也能夠理解何以在戚繼光軍中會有大樂和細樂，這是國家意義上必須有的考量。作為吉禮通祀，雖軍旅與地方官府都要實施，但從側
重軍旅之考量，直接選用教坊樂――教坊大樂――鼓吹樂最為明智。但這樣便打破了既有中祀用雅樂的定制。雖然《明集禮》并未明確地方官府祭旗纛用樂，但《西湖游覽志》透露出地方官府旗纛祭祀用樂的信息：
旗纛廟，洪武三年建，于都督府后，以祀軍牙六纛之神。每歲驚蟄、霜降祭之。八年，都指揮使徐司馬改建于普濟橋東。詔停春祭，歲霜降。先一日，本司以所制軍器繞城迎之。鼓吹殷作，謂之揚兵，至日乃祭。
說得好!所謂“鼓吹殷作，謂之揚兵”，正合這種禮制的內涵。畢竟這是為中祀、通祀―全國各地方官府乃至星布之衛所都如是樣態。既往我們把握國家禮制用樂的上下相通性，對全國衛所制度下用樂的認知有所缺失或稱忽略，好在任方冰的博士學位論文有效地填補了這個空白。軍隊是國家穩定的重要保障，軍中用樂也是國家用樂制度中不可忽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進行“以樂觀禮”課題并與方冰不斷交流的過程中，深切感受到軍中用樂的重要性，鼓吹之于軍隊不僅是禮的需要，更是戰陣和訓練必備，也是將領榮耀、威震夷狄之顯現。2010年夏季，郭威、任方冰、劉曉偉諸君在山西北部考察明代軍旅用樂遺存，在旗纛廟舊址發現相關軍中祭儀用樂壁畫；明代北京延慶的旗纛廟，后改為火神廟(兩者均屬于國家祭祀)，壁畫所見當年旗纛祭祀樂用鼓吹的真實記錄。
國家禮制用鼓吹樂類型早有例可循，《大唐開元禮》除鹵簿用鼓吹外，嘉、軍、賓、兇諸禮中均用太常寺治下鼓吹署領銜的鼓吹樂。問題在于，“開元禮”中唯有吉禮單獨使用樂懸擔綱的“國樂――雅樂”，嘉、軍、賓、禮方為雅樂和鼓吹共同承擔的樣態，兇禮由鼓吹擔當，軍禮中的儺禮只用鼓吹。吉禮只能由太樂署領銜，這種樂懸領銜承兩周，于是人們更多以為國家意義上的祭祀用樂方為真正的禮樂，殊不知一部“開元禮”皆為禮制，又怎么能夠講只有太樂署是為禮樂，而鼓吹署承載，多種禮制中均用，在兇禮和軍禮之儺儀中獨用的鼓吹樂就不是禮樂呢?也許如陳嚦所論，由于鼓吹之樂隊組合屬“胡漢雜陳”的樣態，所以才會認定鼓吹之篥“是進夷狄之音，加之中國雅樂之上，不幾于以夷亂華乎?降之雅樂之下，作之國門之外可也”。這樣的認知給學界明確印象，即吉禮用雅樂而決不能用鼓吹，在國家“正宗”的意義上，夷夏不能并立。但吉禮用樂理念在明代真真正正地有了改變。并非明代之前沒有大、中、小祀之理念，只不過從國家意義上沒有全面記述這分類祭祀意義上的用樂類型。明確在國家吉禮中給鼓吹以位置是明代的事情，這是問題的關鍵所在。雖然是在中、小祀中所用，但畢竟明確為用，至少在中祀這一層面與雅樂并列，而中祀又是宮廷與地方官府都能夠使用者，如此方顯意義重大。
在雅樂和鼓吹樂的意義上，我們還應關注實施者的身份，這是一個必須考量的問題。唐代太常寺樂人屬于賤民、罪民，宮廷禮樂與俗樂之奏樂群體并未在身份上有特別的區分。《唐大詔令》之“禮樂”條載：
太常樂人蠲除一同民例詔。太常樂人今因罪謫入營署，習藝伶官前代以來轉相承襲，或有衣冠徹諸公卿子孫，一沾此色，后世不改，婚姻絕于士類，名籍異于編田亡，大恥深疵，良可哀愍。朕君臨區宇，思從寬惠，永言淪滯，義存刷蕩。其大樂鼓吹，諸舊人年月已久，世代遷易，宜得蠲除，一同民例。但音律之伎，積學所成，傳授之人，不可頓闕，仍依舊本司上下。若已仕官，見入班流，勿更追呼，各從品秩。自武德元年以來配充樂戶者不在此例。武德二年八月
《唐律疏議》中亦有相關表述：太常音聲人，謂在太常作樂者。元與工樂不殊，俱是配隸之色，不屬州縣，唯屬太常，義寧以來，得于州縣附貫，依舊太常上下，別名太常音聲人。卷三名例三
白居易《立部伎》詩，直言教坊與太常之間樂人身份的相通性。從口吻上對太常樂人甚有貶斥，認為是那些“絕無性識者”之所在，其與唐典表述具有一致性。
太常選坐部伎，無性識者退入立部伎。又選立部伎，絕無性識者退入雅樂部，則雅樂可知矣。立部伎，鼓笛喧，舞雙劍，跳七丸，娟巨索，掉長竿。太常部伎有等級，堂上坐者堂下立。堂上坐部笙歌清，堂下立部鼓笛鳴。笙歌一聲眾側耳，鼓笛萬曲無人聽。立部賤，坐部貴，坐部退為立部伎，擊鼓吹笙和雜戲。立部又退何所任，始就樂懸操雅音。雅音替壞一至此，長令爾輩調宮徵。圓丘后土郊祀時，言將此樂感神祗。欲望鳳來百獸舞，何異北轅將適楚。工師愚見安足云，太常三卿爾何人?
金人入主中原，宮中太常之樂工改用民籍充任。這也就是金代出現禮樂人的意義。
先嘗樂人不得舉進士，而奴免為良者則許之。尚書省奏：“舊稱工樂，謂配隸之色及倡優之家。今少府監工匠、太常大樂署樂工，皆民也，而不得與試。前代令諸選人身及祖、父曾經免為良者，雖在官不得居清貫及臨民，今反許試，誠玷清論”。詔遂定制放良人不得應諸科舉，其子孫則許之。
如此將太常樂工與樂籍區分開來，元代將這個區分后的群體定名為禮樂戶，宮廷中這個群體在太常，地方上則主要為祀孔。有意思的是，明代并未沿用元之禮樂戶的稱謂，而是改稱樂舞生，何以如此只見陳述事實少見辨析。從梳理中可以看出，唐代無論太常還是教坊奏樂群體都是身份低賤的一群，均歸樂籍。其后生變，宋金時代太常與樂籍“劃清界限”由民籍人士擔當，這個過程有數百年。但不可忽略的是，樂籍制度自北朝直到清代延續一千又數百載，各級官府中樂籍群體“終身繼代不改其業”，所謂“音律之伎，積學所成，傳授之人，不可頓闕”，如此說來，明代使用這個群體擔當禮樂既有回歸“傳統”，又有借重之意，樂籍中人參與禮樂也是社會實際狀況使然，可謂順勢而為。
許多禮樂方面的研究更多關注兩周，似乎搞清楚這一段就代表把握住了整體。我們說，側重于此非常必要，但畢竟中國禮樂制度延續三千年且一直動態發展，我們應該整體認知中國禮制和禮樂文化。兩周時期國之大事和國之小事樂隊組合均為金石樂懸領銜，這在其時屬于制度規定性的普適性存在。漢魏以降直至隋唐，國家將樂懸組合置于宮廷，使其具有至高無上、小眾化的特征，別說平民百姓，就是地方官員也難以近距離接觸，人們愈發以為這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國家禮樂，如此認定隨封建國家解體禮樂銷聲匿跡。
我們的確應該將中國禮樂文化置于三千年廣闊視野中加以認知，看到國家禮制上下貫通性意義，如此能夠整體認知中國禮樂制度的豐富性內涵。三千年國家禮制確有穩定性意義，然而又在大關系不變的基礎上隨社會發展不斷調整變化。許多人鬼之祀就是隨社會對其評價與認同度的高下不斷忝列、抬升或降解。孔夫子在“開元禮”中為“孑L宣父”，祭祀用樂只限宮廷。隨孔子之祀進一步提升，地方官府依制擁有相關樂隊組合和樂曲并以專人承載用于祀典之中。國樂――雅樂類型來到府縣，也使得各級官員乃至學子能夠認知和感受國家禮樂之雅樂類型的存在。這也是一種“革命性”變化，畢竟國家祀典中雅樂
樣態已有上千載不為地方人士所聞所見。問題在于，這種樂隊組合乃至曲目屬于國家意義上的專祀專用，絕非進歌舞廳一般，一旦脫離使用環境和場合便“英雄無用武之地”。因此，“文廟祭禮樂”在地方上雖為國家中祀用樂廣泛存在卻依然會有“與世隔絕”之感。
同為吉禮只有雅樂為禮樂，鼓吹樂不為禮樂，顯然不能這樣認知。明代呈現吉禮中祀用樂新類型，先農之祀和六纛之祭用教坊體系的鼓吹樂，將既往只由雅樂擔當的中祀用樂擴展到可由鼓吹樂擔當，依然在宮廷中天子親為的吉禮中祀，依然由太常卿主持禮典，只不過這樂變了。吉禮用樂擴展意義重大，畢竟嘉、軍、賓、兇諸禮早就有用鼓吹的傳統，也都一直延續，相關文獻不勝枚舉，這就是我們從發展和提升意義上認知雅樂與鼓吹樂都是國家禮樂的意義所在。應隨時代變化建立吉禮之祀儀式用樂均為禮樂的理念。神樂觀執掌為禮樂，主要應對宮廷大祀、部分中祀以及多種禮典之需，雖然祭祀分為等級，但顯然不能講中、小祀不為禮，這中、小祀所用不為禮樂。等級劃分并不能夠將同一類禮典用樂的本質屬性混淆。
何以明代中祀的一部分和全部小祀對象改為教坊用樂，這是認知的關鍵所在。認清這個問題的重要性在于：其一，能夠改變既有隨封建國家解體國家禮樂煙消云散的認知。國家禮樂隨封建社會解體消解的是在國家大祀以及只在宮廷高級別禮典(涵蓋嘉、軍、賓、禮)所用的雅樂(“文廟祭禮樂”走出宮廷，屬于專創專用)，不代表所有禮樂消解。其二，部分中祀用樂改用教坊樂，應考慮通祀之意義。國家如此考量是要借重已經擴展了功能與職能的教坊體系，全國各級官府都有這樣一群官屬樂人存在，衙前用樂是這個群體的職能。正是國家樂籍管理體系化存在，從宮廷到各級地方官府、軍旅中男性官屬樂人承載中祀與小祀國家禮樂乃至它種禮儀用樂順理成章。鼓吹樂類型，所謂大樂、細樂是他們的主要擔當，在通祀意義上由這個群體承載最為適合。其三，改變既有對教坊的固化認知。如果我們對教坊的把握停留在唐代，一個俗字可以概括。只有看到宋代鼓吹入教坊、教坊攜鼓吹回歸太常，此間教坊職能擴展對禮樂的擔當以及鼓吹樂體系的全國性意義，我們才能真切地把握明代制度規定性中祀樂用教坊、其后六百年作為國家吉禮部分中祀和全部小祀用樂上下相通內涵。既然國家中祀與小祀都是鼓吹樂之擔當，我們又怎能不將其認定為國家禮樂的有機構成呢?只有認知理念改變(我們要隨改變古人之變而變)，我們對于國家禮樂的研究方能有突破性進展。其四，當我們改變了既有認知理念，方能夠將當下多地民間禮俗中活態存在的鼓吹樂樣態以及所承載相當數量的傳統樂曲與歷史上的國家禮樂形成對接，這當然要建立在對官屬樂人普適性存在以及普適性承載認知與認同的基礎之上，更要看到官屬樂人群體衙前承擔官府的多種禮儀用樂(涵蓋“通祀”用樂)，以及樂籍這個群體為雍正飭禁，由各級官府主持轉而為民間禮俗儀式服務，從而將國家禮制儀式用樂為民間禮俗接衍的過程。從這種意義上講，這個群體所承載的正是國家禮樂的有機構成，這為我們走進鄉間社會通過活態認知傳統意義上的國家禮樂找到可行路徑。
應該看到國家中祀與小祀在地方官府和軍旅之中具有全國網絡化、體系化意義，這些國家制度下的“通祀”對象，通過明清時期多種地方志書的祠祀部分可完整顯現。地方志書多具官書正史意義，如此顯現接通式把握，這是全國各地之民眾感悟國家祭祀、體味國事之存在的有效方式。筆者以為，關注明代國家吉禮的教坊體系鼓吹樂類型是最能夠接通國家禮制與民間禮俗之關聯者，畢竟中國傳統文化中人們最重祭祀，吉禮是為國家禮制之首要，吉禮用樂也是社會最為認同的禮制用樂形式。
我們對國家意義上禮制儀式儀軌及其用樂從形式、內容到本體意義上的把握，以及國家禮制用樂被民間禮俗接衍過程的認知，旨在接通傳統國家與當下民間社會禮俗用樂廣泛而密切的關聯。梳理國家制度下禮制用樂體系多層次性和豐富性就會看到，無論吉禮還是其他多種禮制儀式的用樂，都在相當程度上通過地方官府的官屬樂人將其接衍至民間。首先要把握國家意義上宮廷與地方官府禮制儀式及用樂制度的相通性或稱一致性，如果不認同這一點則一切歸于虛妄。如果我們研究禮樂不把握動態演化過程，以固化的眼光看待禮樂，則很難找出國家禮樂與當下民間禮俗用樂的對應性，也就無法認知禮樂何以被民間所接衍。如果不對民間禮俗所用鼓吹樂從樂隊組合到樂曲使用進行辨析，以接通與國家禮制儀式用樂的關聯，看不到“中國民族民間器樂曲集成”中各省市自治區有相當數量相通的鼓吹樂組合和樂曲的存在；看不到歷史上各級官府都有這樣一個官屬樂人群體承擔國家禮制儀式中的用樂，并將體系內承載面向社會傳播；看不到這些樂曲在當下民間禮俗中的適用范圍，也同樣難以認知國家意義上的禮樂形態何以會被民間禮俗所接衍的意義。更要認知當下民間禮俗中哪種類型的禮儀為重者，這一點李衛的調查應該具有說服力。
吉禮部分中祀用教坊體系下的鼓吹樂，加之小祀全部使用鼓吹樂，明代國家制度規定性被清接衍延續五百年光景，某種意義上已經融進了傳統文化的“血脈”之中，即便樂籍制度解體，曾經的官屬樂人依舊在為民間服務的同時還是要為官府諸種禮儀服務，相關例證在《山西樂戶研究》以及我近期的多種研究文論中皆有辨析。正是由于國家禮制轉化為如此眾多的民間禮俗且有“文化認同”，方接衍得如此自然，畢竟是在農耕文化大背景下有這種根脈意識所致。
就鼓吹這種形態而言，由于其用途過于廣泛，延續相當久遠，導致混淆了人們的視線，僅從某一橫斷面認知難以把握其歸屬。我們應該對鼓吹樂職能之演化過程做動態梳理，既應看到其在《大唐開元禮》中用于嘉軍賓、兇諸禮，并承擔道路儀仗、鹵簿、警嚴等場合的用樂，還要看到作為戰陣、訓練所用，各級官府衙前更是不可或闕。當然，這樣認知雖具分類意義，卻是相對寬泛，我們更應該把握作為一大門類的鼓吹樂進入國家用樂體系之后的諸種變化，即從軍中走來，進入宮廷之后以樂署歸置。由于職能擴展或稱人們認知的不斷變化，導致其從太常寺進入教坊，后又回歸太常，這一系列變化更引得眾多紛紜、難以評判。明代國家禮制規定性中吉禮中祀和小祀為用，某種意義上是為鼓吹樂頒發了一張被“扶正”為正宗禮樂的身份證，從此可以進入到禮樂核心意義上的吉禮為用。鼓吹樂這種形態自漢代生發以來勤勤懇懇、左沖右突，從軍到禮，從禮到俗，從宮廷到地方，從官到民，從世俗到宗教，顯示出旺盛的生命力。雖然不可或闕，卻由于多種樂器并非“華夏舊器”，因而受到“歧視”，陳嚦的理念很能說明問題。然而，時間是味“抹平傷口的良藥”，試想，一般意義上當下有誰認為管子、嗩吶等不屬于“民族樂器”?鼓吹樂這種形態在中原成型一千又數百載之后取得這樣的地位是順理成章，自其進入國家禮制最終為吉禮所
用競經歷了上千年!雖然從吉禮大、中、小祀的意義上其地位是在雅樂之下，但畢竟這三種祭祀類型都屬于吉禮。那種只以雅樂作為國家禮樂，而將其他禮制用樂形式置于不顧的認知顯然有失公允，沒有動態把握是造成這樣認知的主要原因，我們總不能置歷史事實于不顧。至少在六百年的意義上，雅樂與鼓吹樂是為國家禮制用樂的兩種主要形式，相得益彰。
還應把握的一點就是，正是鼓吹樂從軍旅到宮廷，納入國家體制后從道路、警嚴、儀仗到諸種禮儀用樂最后走向禮制核心的樣態，顯現出這種音聲形態的包容性和豐富性以及多功能性。也就是在這種多樣性、上下貫通式應用的意義上，方使得社會在各層次與層面用樂具有普遍性的存在。換言之，在接衍和積淀歷史文化大傳統相對穩定的鄉間社會中，鼓吹樂以禮俗、或稱歷史上國家禮制儀式的用樂為主，繼而禮俗兼用，也以此組合演奏許多俗樂曲目；而在當下以城市為中心的主流社會形態中，在專業院校和相關音樂團體中，則是以俗樂為主、更注重技巧技能，樂曲也是側重娛人的樣態，基本上拋棄了禮樂觀念，這也是受專業音樂教育的學界同仁以“當下”城市文化考量不能夠看清鼓吹樂整體意義的道理所在，我們應該對鼓吹樂的往世今生有貫通式的整體把握，以了解和認知其身份。
我曾在《中國禮樂制度四階段論綱》一文中認定宋至清(第四階段)是為禮樂制度的持續發展乃至消亡期。現在看來，這種認知整體上沒有太大出入，只不過更應看到明代吉禮這種革命性變化。恰恰是這種中國人最倚重的禮制儀式及其用樂，當國家制度規定性在全國意義上中祀的某些禮典和整個小祀系統改為用教坊樂系鼓吹樂類型之時，更是將鼓吹樂抬到前所未有之高度；正是國家中祀和小祀在全國各地的普適性存在，方使得各地民間接衍過程變得相對簡單，鼓吹樂的承載就是國家禮樂的構成。只要我們認真辨析歷史文獻，然后深入中國鄉間社會中去考察、辨析、體味，就能夠感受到這些民間禮俗儀式類型與傳統國家禮制所具有的對應性內涵。還應考量在國家禮制中許多不同禮典用樂的同一性和差異性，民間禮俗亦有不同禮典用樂相通、相同和一致性的意義，這要在接通的前提下更為深層次的辨析與把握。如此我們方可言說對中國音樂文化傳統的認知又前進了一步。對中國傳統音樂文化的認知，音樂本體研究絕對應該深入，但的確又不能夠僅限于音樂本體自身，這是我們必須明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