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力的供給和需求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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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勞動力的供給和需求范文
［關鍵詞］ 凱恩斯就業理論；長期的總量性非自愿失業；生成機制
［中圖分類號］ F241.4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1003－3890（2007）01－0035-05］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一直保持了高速增長的態勢，通貨膨脹也得到了有效的治理，國際收支狀況良好，但就業形勢卻日趨嚴峻。在此，筆者從凱恩斯就業理論中所提出的周期性總量性失業模型入手，從理論上的整體失業概念闡釋長期的總量性非自愿失業的生成機制及其治理對策。
一、凱恩斯就業理論與中國長期的總量性非自愿失業的提出
對就業的理解可以從三個層面上進行考察，第一個層面是潛在的就業規模。它是指意愿勞動力的總需求與意愿勞動力總供給相等時的就業規模，即均衡就業規模。第二個層面是充分就業規模。它是指非自愿失業為零時的就業規模。在新古典理論中，均衡點右邊的失業均為自愿失業，只有在均衡點左邊才存在著非自愿失業。因而，在均衡就業規模上就消除了非自愿失業，實現了充分就業。潛在就業與充分就業雖然內涵不同，但外延是一致的。第三個層面是實際就業規模。它是指經濟社會中所實際存在的就業規模。
凱恩斯就業理論中所提出的失業類型是周期性總量性失業。他認為，潛在就業就是充分就業，解析非自愿失業的基本思路是將實際就業規模與潛在就業規模分離開來，而分離開來的基本工具就是有效需求不足理論。在一個信息不對稱和未來不確定的社會里，價格向量（包括工資）是呈剛性的，有效需求可能是不足的。如果有效需求不足，商品市場蕭條，企業就會通過解雇工人來對付產品滯銷，從而一部分工人就會被迫離開他們的供給曲線，成為非自愿失業者，這種失業不能通過實際工資的變動而減少，必須提高總的有效需求，使商品供大于求的狀況消失，才有可能重建充分就業均衡。在他的理論框架中，充分就業規模是一個外生變量，而實際就業規模受到有效需求的調節。有效需求限定了總供給，市場機制的自發調節使社會總產出與有效需求趨于一致。這一自發均衡產出規模決定了廠商對勞動力的實際需求，進而決定了實際的就業規模。實際就業規模與充分就業規模之間的差額就是非自愿失業。他用有效需求不足的理論解釋了總量性的非自愿性失業的存在，并系統地提出了一套治理非自愿失業的宏觀經濟政策。雖然這種非自愿失業是總量性的，但是這一理論只能解釋在經濟周期的蕭條階段有效需求不足時的非自愿失業，而對在經濟周期的繁榮階段，有效需求旺盛時的非自愿失業不能作出合理的解釋。這種周期性失業具有階段性，只有當有效需求不足時，總量性失業才能得到合理解釋。實質上是他對總量性的非自愿失業只作出了短期回答，而沒有作出長期回答，他僅解析了短期的總量性失業。
從中國的失業的實際情況出發，中國的失業問題主要應該歸結為勞動力的總供給超過了總需求，而不是市場的功能障礙或者有效需求的不足。不可否認，在中國，摩擦性、結構性和周期性失業都是存在的，但是中國失業人口的主體應該是勞動力總量大大多于就業崗位的總量而造成的長期的總量性非自愿失業人口。即使在經濟處于時期這一失業仍然是存在的，只不過這時的失業率稍低一些。在中國的失業人口中，既不能由自然失業解析，也不能由周期性失業解析的那一部分就屬于長期的總量性非自愿失業人口。據有關專家估計，中國的總失業率在30%左右，而周期性失業率只能解釋5%左右的失業率，自然失業率只能解釋4%~6%的失業率，還有20%左右的失業率屬于長期的總量性非自愿失業。因此，現階段解決好長期的總量性非自愿失業問題對中國社會穩定和經濟的發展將產生積極的影響。
二、長期的總量性非自愿失業模型的建構
（一）相關經濟學流派對長期的總量性非自愿失業模型的相關闡釋
古典經濟學認為：供給自動創造需求（薩伊，1803），經濟社會不可能出現總量性的經濟危機，社會資源可以得到充分利用。這一觀點實際上是否認了總量性失業存在的可能性。
馬克思的相對過剩人口理論（1867）認為：相對于勞動人口的絕對數而言，資本對勞動力的需求是一個獨立變量。資本家以追求剩余價值最大化為目標，資本只有在其增殖的范圍內才會雇傭勞動。資本對勞動力的需求只是把工人人口分為產業現役軍和產業后備軍。同樣，相對于資本對勞動力的需求而言，勞動人口的絕對數量也是一個獨立變量。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減少了單位資本對勞動力的需求。勞動群眾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限制了資本總量擴張，因而，勞動力的總供給不可避免地超過資本增殖對勞動力的需要，從而產生相對過剩人口。這種相對于資本價值增殖需要的過剩人口（產業后備軍）顯然就是長期的總量性的失業人口。相對過剩人口的提出揭示了長期的總量性失業產生的機制。相對過剩人口理論表明，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有可能存在著一種長期的總量性非自愿失業人口。但是受當時的歷史條件局限，他未能對這種長期的總量性非自愿失業人口的形成機制作出深入的分析。
新古典經濟學確定了勞動的邊際成本等于勞動邊際收益的就業邊界的原則，合理地解釋了自愿失業的存在。但是它沒有解釋現實經濟社會中存在的大規模的非自愿失業現象。
現代新古典經濟學將失業的成因歸結為勞動力市場的功能障礙。依據新古典就業模型，工資的自由浮動可以出清勞動力市場。失業的持續存在，一定是工資的下降遇到了市場力量以外的其他障礙因素。這些因素引起了自然失業（摩擦性失業和結構性失業），它對經濟社會長期的失業作了部分回答，即它僅能對長期的摩擦性和結構性失業作出合理解釋，而對其長期的總量性非自愿失業缺少解釋的功能。雖然它可以說明長期的失業，但這種失業主要是由摩擦和結構性原因引起的。
劉易斯在其提出的二元經濟的傳統經濟部門進行分析時認為：在傳統經濟部門勞動邊際生產力很低，甚至為零或負數。但勞動者的工資必須要能維持勞動者的最低生存，按這種價格提供的勞動超過對勞動的需求，勞動的供給是無限的。在勞動力供求均衡點之外，盡管勞動的邊際成本高于勞動的邊際生產力，但在傳統的經濟部門中，勞動者都能直接與生產資料相結合，實現就業，勞動者實際上是處于隱性失業狀況，其勞動邊際生產力小于這個給定的不變工資的勞動人口。如果把它從傳統經濟部門擴展到整個國民經濟部門來考察，他們就是一種長期的總量性非自愿失業人口。他是從基于勞動邊際生產力水平的角度來分析失業的，為解析長期的總量性的非自愿失業提供了一個思路。但是他是在傳統經濟的隱性失業的形態上研究失業問題，而不是在失業的一般形態上的研究。同時他只解釋了國民經濟整體中的一個局部（傳統經濟部門）的失業總量，而沒有解析國民經濟整體的失業問題。他對長期的總量性非自愿失業只作出了局部回答，而沒有作出整體的回答。因而，要構建一個長期的總量性非自愿失業模型，需把勞動力無限供給的原理推廣到整個國民經濟。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古典經濟學認為社會是不可能存在總量性失業的；馬克思用相對人口過剩理論指出了長期的總量性非自愿失業存在的可能性；新古典經濟學僅解釋了自愿失業，沒有解釋非自愿失業；現代新古典經濟學也只解析了長期的摩擦和結構失業，沒有解析長期的總量性失業；劉易斯也僅是在從國民經濟的局部解析長期的總量性非自愿失業，沒有從整體上有所闡釋。長期的總量性的非自愿失業的生成機制在理論上并沒有得到完整的詮釋。
（二）長期的總量性非自愿失業模型的生成機制
筆者首先分別從勞動力供給曲線和勞動力需求曲線的形狀分析著手，然后在此基礎上把兩者結合起來進行分析，構造出長期的總量性非自愿失業模型。
1. 勞動力的供給曲線。古典經濟學認為，工資（勞動的自然價格）是由工人為維持其自身及其家屬的生存所必要的生活資料的價值決定的，而這些生活資料的價值則是由生產它們所耗費的勞動量決定。勞動的供求關系不調節勞動的自然價格，而是勞動的自然價格調節著勞動的供給量趨向于勞動的需求量。不是勞動的供給數量調節工資水平，而是勞動的工資水平調節勞動的需求量。正是因為在長期勞動的供給量總是趨向于勞動的需求量，勞動資源總是可以得到充分利用。依據其工資理論，勞動的供給曲線與橫軸平行，終止于與勞動需求曲線的交點。
新古典經濟學認為，勞動的邊際生產力決定勞動的需求價格，勞動的邊際負效用決定勞動的供給價格，勞動的供求均衡決定了均衡的工資水平。勞動的邊際負效用決定勞動的供給價格依據的是古典經濟學勞動成本決定工資的決定理論，它是把勞動的邊際效用和勞動的邊際成本結合起來分析均衡工資的決定。
新古典經濟學認為勞動成本決定勞動的供給價格（W）進而決定勞動供給量（L）的觀點是正確的。但是勞動成本應是勞動的生產成本與勞動的使用成本之和。勞動的生產成本主要是指生產維持勞動者生活所需的生活資料的價值，而勞動的使用成本主要是指補償勞動者因其勞動而帶來負效用所需生活資料的價值。古典經濟學只研究了勞動的生產成本，而忽視了勞動的使用成本，因而只得出了勞動的供給曲線與橫軸平行的結論；而新古典經濟學只研究了勞動的使用成本，忽視了勞動的生產成本，因而只得出了勞動供給曲線向右上方傾斜的結論。它們都是片面的。所有的勞動者都要求工資必須補償勞動的生產成本。有些勞動者不僅要求工資補償勞動的生產成本，而且還必須補償勞動的使用成本。不同的勞動者對勞動的使用成本的評價各不相同。因此，與勞動的生產成本所決定的工資水平為最低工資水平，勞動供給曲線不能向左下方無邊界地延伸，在最低工資水平之下，勞動的供給為零。而在最低工資水平上，所有的不要求補償勞動負效用的勞動者愿意工作，勞動供給曲線與橫軸平行。到了平行線的右端以后，要再增加勞動的供給，就必須要有更高的工資水平。依照對勞動負效用的評價由低到高的順序供給勞動，勞動供給與工資水平正相關變化，勞動供給曲線表現為向右上方傾斜。到勞動的供給量到達勞動存量水平時，勞動供給就達到了極限。無論工資水平怎樣提高，勞動供給量都不能增加，勞動供給曲線與橫軸垂直。因此，總的勞動供給曲線如圖1所示。
2. 勞動力的需求曲線。勞動力需求曲線的位置決定于勞動邊際生產力曲線的位置。對勞動力邊際生產力變化的分析可以從短期和長期兩個維度進行。
（1）勞動邊際生產力曲線的短期分析。勞動邊際生產力遞減是以資本存量不變為前提的，它是一種短期現象。若資本存量發生了變化，勞動邊際生產力曲線就會發生位移。在不同的短期有不同的資本存量，其勞動邊際生產力曲線的位置也就不一樣。一般來說，隨著資本積累的增加，勞動邊際生產力是向右上方移動的。資本積累對勞動邊際生產力曲線位置的影響，實際上表現為不變投入――資本的變化所引起的短期邊際成本曲線的位移。因為在短期，資本的投入是固定的，其邊際成本為零，產品的邊際成本全部表現為勞動成本，短期邊際成本的變化從反面反映了勞動邊際生產力的變化。而只要有了足夠的資本積累，長期的總量性非自愿失業是不可能發生的。因為在短期，勞動人口是一個既定的數量，在資本積累的推動下，勞動邊際生產力曲線總可以調整到勞動邊際生產力等于工資率的位置，從而勞動力的總需求就可以吸納所有的勞動人口。但在現實經濟中資本積累是普遍不足的，這是因為資本存量已經調整到最優規模，無法再進行資本積累，即使進行了資本積累，資本增量也無法得到充分有效的利用。只有擴張資本存量的最優規模，廠商才有資本積累的需求。而資本存量的最優規模有限是一個長期的制約因素，不僅在短期調整內無法解決，在長期調整中也是難以解決的。所以，總量性非自愿失業從這個角度看就不可避免地帶有長期性了。（2）勞動邊際生產力曲線的長期分析。從長期來看，資本品是一種中間產品。對資本品的需求是一種派生需求，是由對最終產品的需求所決定的。資本品的價格受初級生產要素的優劣的影響。而由于初級生產要素都是有限的，而且在質量上有優劣之分。同時人們在進行資本品生產時，按照從優到劣的順序使用初級生產要素。筆者在此假定產品的需求價格是既定的。當使用最優等的初級生產要素生產產品時，如果產品的供給價格低于產品的需求價格，這說明這種產品還有擴大生產的利益空間。但是，最優等的初級生產要素的數量是有限的，當這種等級的初級生產要素被充分利用以后，要繼續擴大規模，只能使用次優等的初級生產要素。這個過程持續進行，直至產品的供給價格等于需求價格，擴大生產的利益空間完全消失。而資本品的供給價格是由資本品的邊際成本決定的。因為資本品的供給價格有資本品的成本耗費和普通利潤構成。這就要求使用最劣等的初級生產資料的廠商也必須得到普通的利潤，否則這些生產要素在經濟上就無法利用，因而資本品的供給價格是逐漸遞升的，這就引起最終產品的成本上升。
假設產品的邊際效用線不變，而最終產品的邊際成本線是上升的，兩條線必定會在某一點上相交，這個交點就是效率約束條件的邊界。這一點是宏觀意義上長期調整所達到的最佳產量狀況，整個社會的福利也是最大化的。在這個產量水平上，如果還有勞動力資源沒有利用，那么這些勞動力資源只能處于一種閑置狀態，這種失業是一種長期的總量性非自愿失業。這些閑置的勞動力資源不是不能利用，只是利用這些資源生產的產品的供給價格高于需求價格，經濟上是不合理的。因而，只要確定了社會對最終產品的需求，就可以確定資本存量的最優規模，因為最終產品的需求決定了對資本品的這種派生需求。而該最優規模又是由效率約束條件所決定的產出規模來確定的。資本存量最優規模的確定就進而決定了廠商對資本品的投資需求。而廠商對資本品的需求限定了資本品的供給，資本品的供給一旦確定，勞動的邊際生產力曲線也隨之確定了。
3. 長期的總量性非自愿失業模型（如圖2）。在該模型中，ON0為在一定時點上經濟社會的勞動人口的存量。在E點左邊的勞動人口ON2處于就業狀況，在E點右邊的勞動人口N1N0因為不愿接受均衡的工資水平而失業，屬于自愿失業，而N2N1的勞動人口的失業則具有如下三個方面的性質：（1）非自愿性。這部分勞動人口是在愿意接受均衡工資水平的條件下仍然處于失業狀況，因而是一種非自愿失業。（2）總量性。這部分勞動人口之所以處于失業狀況，是由于廠商對勞動力的總需求小于勞動力的總供給，因而是一種總量性失業。（3）長期性。社會對勞動力的總供給是一種長期的總供給，廠商對勞動力的總需求是一種長期的總需求，供求之間的不平等的狀態無法通過短期調整來消除，因而是一種長期性的失業。從整體來看，這一部分失業是一種長期的總量性的非自愿失業。
長期的總量性非自愿失業模型把勞動力供給曲線不看作一條完全向右上方傾斜的曲線，而是把它分為三個不同的區間，一個區間與橫軸平行，一個區間向右上方傾斜，一個區間與橫軸垂直。當廠商對勞動力的總需求曲線在勞動力的供給曲線與橫軸平行的區間（勞動力無限供給區間）相交時，潛在的就業規模與充分就業規模不僅在內涵上發生了分離，而且在數量上也發生了分離。勞動力無限供給區間終端所對應的經濟規模為充分就業的經濟規模，而勞動力需求曲線與供給曲線相交的交點所對應的經濟規模為潛在就業的經濟規模，這兩種經濟規模之間的差額將引致長期的總量性非自愿失業，這時的勞動力需求曲線的位置特別的重要。如果勞動力需求曲線不與勞動力無限供給區間相交，那么經濟社會將不會存在長期的總量性的非自愿失業；如果交點位置位于這一區間，那么長期的總量性失業就必然會產生，并且交點的位置越往左，長期的總量性的非自愿失業規模就越大；反之，這種失業的規模就越小。在勞動力需求曲線的位置不變的情況下，勞動人口的增加表現為勞動力無限供給的區間的延長，從而表現為長期的總量性的非自愿失業人口的增加；反之，則減少。
三、長期的總量性非自愿失業的治理對策
凱恩斯就業理論中對治理周期性總量性失業的對策是運用財政與貨幣政策擴張有效需求。這些對策對治理周期性總量性失業是有效的。但是用擴張有效需求的政策來治理長期的總量性非自愿失業卻是失效的。因為這種擴張有效需求最多只能將實際就業規模調整到潛在就業規模，而要將潛在的就業規模調整到充分就業規模，只能依靠擴張效益約束邊界。凱恩斯認為，假定商品價格普遍上升而貨幣工資率不變，勞動力需求將增加，而勞動力供給保持不變，從而，效益約束邊界可以擴張。因此，如果存在失業，通過增加貨幣量使價格提高就可以減少失業。但這種效益約束邊界擴張僅是一種貨幣幻覺，而這種貨幣幻覺是不會長久，工人及其工會會覺察到價格上升所造成的實際工資下降，從而要求提高工資，并且在以后簽訂工資合同時把現期的通貨膨脹率考慮在內。這樣，工人逐漸將他們的預期價格水平調整到實際水平并且力求使實際工資調整到與價格上漲一致的水平，以彌補購買力的損失。因此，從長期來看，不能通過擴張需求的方式來擴張效率約束邊界。在到了效率約束邊界以后如果再繼續擴張有效需求，不能解決失業問題，只能拉動通貨膨脹。
凱恩斯對治理非自愿失業的對策主要是將實際就業規模調整到潛在就業規模。這種調整對長期的總量性非自愿失業是不產生影響的。根據上面的分析，對長期的總量性非自愿失業的治理應當是將潛在的就業規模調整到充分就業的規模。當潛在經濟規模小于充分就業規模時，兩者的差額所對應的勞動力人口就是長期的總量性非自愿失業人口。這種調整就是要消除長期的總量性失業。這一方面，應該縮減充分就業規模。充分就業規模是由勞動力無限供給區間的終端位置決定。因此，縮減充分就業規模，實際上就是要減少在生存工資上的勞動力供給量，即縮短勞動力供給曲線上的勞動力無限供給區間，其主要手段是控制人口的過快增長、降低勞動參與率和適當地縮短勞動時間，實行靈活的就業制度等；另一方面，擴張潛在就業規模，引致資本積累增加，從而推動勞動力需求曲線向右移動，使勞動力市場的均衡點向勞動力無限供給區間趨近。經濟增長是解決就業的根本手段。從比較靜態的角度考慮，經濟增長的問題實際上是經濟規模擴張問題，實際經濟規模的擴張以潛在的經濟規模為基礎，潛在的經濟規模由效率約束邊界限定，而擴張效率約束邊界一方面可以提高社會總產品的邊際效用，另一方面可以降低社會產品的邊際成本。其基本方法是技術進步、制度創新和管理改善等。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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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勞動力的供給和需求范文
關鍵詞：農村，就業，剩余勞動力
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人口的70%是農民，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得到了快速的發展，一些沿海的大中城市都成為了國際的大都市。但是從客觀上講，中國的農村還很貧困，農民收入水平普遍偏低。而農民收入低的核心就是農村勞動力的就業問題。由于我國經濟是從計劃經濟時展過來的，我國的勞動力市場也是在這個階段逐漸發育起來的。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城鄉二元結構造成的城鄉分割至今仍然深刻地影響著我國的勞動力市場。這已成為了中國經濟進一步發展的阻礙，同時也制約了我國產業結構的調整。
從目前來看，最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就是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就業問題。而勞動力市場的兩方，需求方和供給方就是解決問題的切入點。同時勞動力市場的運作機制也是不可忽視的因素。因此本文從這三個方面提出建議。
1. 勞動力需求
1.1農業內部轉移
由于農業人口基數大，以及我國現在各地的發展狀況，是無法一下子把所有的剩余勞動力轉出農業部門，流向非農部門的。同時，我國的農業產業科技含量較低，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因此可以大力挖掘農業產業的潛力，增加就業，提高勞動生產率，不但可以大大緩減偽裝失業，還可以吸納一部分返鄉的勞動力。讓農民“不離土不離鄉”。。
1.1.1 引進先進科學技術，提高土地資源利用率
我國的農業還屬于傳統的農業，機械化程度低。在國外，農產品的科技含量已占到60%-80%，而我們現在還不到40%。因此我們應該對農業進行全方位的開發，如農村大棚技術的應用，反季節蔬菜等，使農民一年四季在土地上都可以有所收獲，既能夠提高收入，又能夠安置更多的勞動力，使農業部門更加有效地利用資源。同時，應該開墾宜農荒地及其他資源，對目前尚待開墾的宜農荒地、宜林荒山、荒坡等資源進行綜合性開發建設，可吸收大量農業勞動力，并且提高復種指數。我國目前的耕地復種指數為 152％， 如能提高到159%， 可增加耕種面積 0.104 億公頃， 可多使用勞動力 1000多萬人。
1.1.2 積極推進農業產業化，發展農業第二、三產業
農業產業化通過延長農業產業鏈，可以使農業各個環節上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從而解決農業長期存在的分散經營的問題，提高農業的組織化程度，增強抵御市場風險和自然風險的能力。同時推動農業產業化，可以打通農業各個再生產環節的聯系，提高農業發展的效益，增加農產品的附加值。例如可以積極發展種苗培育，加工運輸等專業化部門，實現農業向產中深化和向產前、產后延伸,擴大農村勞動力就業空間。
1.1.3 加大農業投資，增強農業基礎設施建設
在擴大勞動力需求方面，政府應當積極發揮作用，引導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農田和水利建設，如利用農閑季節,加強以防汛抗旱為中心的水利建設和控制水土流失為中心的農田建設,可以緩解農村季節性剩余勞動力的壓力。同時針對我國環境破壞的現狀，應加大國土整治力度，積極推進退耕還林，防風固沙的戰略，而這些工作需要大量的勞動力，又不需要復雜的技術，既可為農村勞動力提供大量的就業機會，同時保證了農業的可持續發展。同時改善投資環境，培育各種大中型批發市場，提供交通便利，促進農村經濟的蓬勃發展。
1.2 向外轉移
如果說農業內部轉移是提高產業生產效率而增加就業，那么向外轉移就是促使勞動力向生產率較高的產業主動轉移流動。主要表現為向小城鎮轉移，向大、中發達城市轉移以及向國外輸出勞務。
1.2.1 大力發展小城鎮，扶持鄉鎮企業，促進城市化進程
由于長期以來我國農村勞動力向城市流動受到限制，迫使農民尋找新的就業門路，因而造就了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為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做出了重大的貢獻。而進入90年代以后，鄉鎮企業吸納勞動力的能力大大減弱，主要原因就在于，一方面鄉鎮企業與城市工業的同構性導致了鄉鎮企業的競爭弱勢，另一方面一部分鄉鎮企業為了提高自身的競爭力，加快了技術進步，減少了對勞動力的需求。但是我們可以看到鄉鎮企業是吸收農村剩余勞動力最重要的途徑，因此還要繼續發展和扶持鄉鎮企業的發展。
1.2.2 向大中型城市轉移，促進城市經濟發展和農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大中型城市經濟較為發達，各種基礎設施完善，因此許多農民選擇流往大中型發達城市，希望能夠增加收入，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同時，城市中的第三產業較為發達，大部分為勞動密集型的產業，勞動力需求大，也有利于農村勞動力的就業。但是在我國建國初期由于歷史條件的因素，實行了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和就業制度，嚴格地限制了由農村向城市的流動。雖然從2000年以后國家政策取消了對農民進城就業的種種不合理限制，促進勞動力的公平流動，但在執行過程中，由于制度的慣性和地方政府的利益需要，仍然存在著許多對農民進城和進城后的各種歧視現象。。如戶籍障礙，社會保障歧視，教育和就業制度歧視等方面，因此在積極促進農村勞動力向大中型城市轉移的過程中，應當注重解決這些阻礙勞動力順利流動的因素。一方面，應深化制度革新，推進戶籍制度改革，消除各種制度上的歧視，促進勞動力的徹底轉移。另一方面，應積極發展第三產業，創造第三產業對農村勞動力的需求。
1.2.3利用我國勞動力優勢，積極向國外輸出勞務
向國外輸出勞務,也是轉移剩余勞動力比較有效的手段，同時可以緩解國內的就業問題，將問題外移。目前世界上的發達國家都存在的一個問題是勞動力短缺并且勞動力成本高，因此國外對于廉價勞動力有著十分旺盛的需求。目前，我國勞務輸出不僅落后于發達國家， 而且落后于許多發展中國家。我國勞動力資源是世界勞動力資源的20％，而勞務輸出僅占世界勞務輸出總量的3％左右，兩者極不相稱。有關資料表明，目前中東地區有上千億美元的巨大勞務市場，俄羅斯開發遠東地區也需要從國外輸入幾百萬勞動力。因此，向國際市場輸出勞動力的潛力是相當大的。政府和有關部門應放寬政策，開辟多種渠道，積極開拓國際勞務市場。
2． 勞動力供給
2.1 控制農村人口增長，降低農村勞動力供給數量。
農村剩余勞動力的不斷增長非常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農村人口的過度增長。而這主要是農民生育觀念落后和農村社會保障不完善所致。因此政府要加強宣傳教育，轉變觀念，盡快建立覆蓋廣大農村的社會保障措施，嚴格執行計劃生育政策，加強農村流動人口管理，控制人口增長，降低農村勞動力供給數量。從根本上緩解剩余勞動力的就業壓力。
2.2 發展農村基礎教育事業，加大農村職業教育和培訓力度，提高農村勞動力供給素質。
在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的過程中，勞動者的素質不高成為了他們流向高生產率部門的一個非常大的障礙。通過大力發展教育，提高勞動者素質，使他們具有更強的適應經濟變化的能力，是農村勞動力長期持續就業的關鍵。同時，產業結構的調整對于勞動者素質的要求越來越高，通過人力資本上的投資，增加勞動力價值，可以提高農村勞動力選擇的能力。。一方面，保證農村勞動力的義務教育年限，有條件的話還可以延長勞動力受教育年限,減少無效供給。另一方面，大力發展高等教育和各種類型的非義務教育。要進一步開拓教育市場，在大力發展高等教育的同時，積極鼓勵社會力量辦學，發展各種類型的非義務教育，使我國高等教育由精英型轉向大眾化。
3． 勞動力市場
除了從勞動力供給和需求方入手解決農村勞動力問題，我國還必須重視作為配置勞動力的市場的完善，加速勞動力市場的培育,建立統一、開放、有序、競爭的勞動力市場。
3.1 要大力發展勞動服務中介組織,并成立受政府保護的維護城市農民工的民間組織，作為溝通、銜接剩余勞動力的新的就業崗位的橋梁，使得農村勞動力可以獲得充分及時的信息，降低尋訪成本和流動的盲目性，提高勞動力流動的效率。同時可以形成一個統一的勞動力市場，提高競爭力，更好地實現勞動力的優化配置
3.2 強化對勞動力市場的監督管理,通過建立和健全市場規則與管理制度,加強立法和執法力度,保障勞動力市場的高效有序運轉。并且能夠切實地保護農村勞動力的合法權益，保障勞動力市場健康、全面地發展。
4．結束語
在我國經濟飛速發展的時代，農民作為中國最龐大的一個群體，卻無法很好地分享到經濟發展的收益，反而被城市所排斥。對比城市的繁華，鄉村里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們和在城市的車流中盲目穿梭的農民工仍然只是與富裕無緣。社會中貧富差距的日益擴大已經成為了阻礙經濟進一步發展的障礙。因此為了解決這一問題，首先要立足于農村勞動力就業問題，面對農村勞動力就業困難問題，關鍵就在于如何將剩余勞動力進行轉移，如何保持轉移的渠道暢通無阻。在我國現階段經濟的發展情況下，不僅要通過提升農業部門的競爭力來吸納剩余勞動力，還要積極促進勞動力的轉移，實現農村的城市化進程。在強調市場調節的同時，還應該重視政府的宏觀調控功能，減少市場失靈，兩者順暢地結合起來，從而促進農村勞動力的優化配置。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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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勞動力的供給和需求范文
內容摘要：本文通過對城鄉勞動力不同的就業模式進行比較分析，揭示了城市化進入加速期后城鄉勞動力市場分割與就業模式的內在聯系。
關鍵詞：勞動力 就業模式 比較
城市化加速期城鄉勞動力就業的狀況及其原因
我國城市化進入加速期后，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涌入城市就業，城鄉勞動力因其就業群體的不同而表現出各自不同的就業特點。
城市勞動力就業的主要特點是：就業壓力大,登記失業率逐年上升，1994年到2003年年均登記失業率3.3%（實際失業率更高）。城市就業人員主要分布在國有(含控股)企業和機關事業單位,其比例超過城鎮就業人員的35%。城市勞動力就業群體相對穩定,省際間流動少。
農村進城務工者就業的主要特點是：數量龐大，以青壯年為主，素質較低。2003年農村外出務工勞動力11390萬人, 占農村勞動力的23.2%。40歲以下的占85.9%。只有15%的外出務工人員具有高中文化程度或接受過專業技能培訓。外出務工人員主要集中在加工制造業、建筑業及餐飲服務、社區服務行業從事簡單的體力工作（資料來源：2004中國農村住戶調查年鑒）。
農村勞動力進入城市后，與城市勞動力相互競爭的局面并未形成,相反兩者構成城市勞動力供給的兩極。造成城市勞動力就業二元格局的主要原因是城市勞動力和進城務工者的就業模式的不同。
城鄉勞動力就業模式比較分析
這里的勞動力就業模式是影響就業行為的諸因素的總和，由于影響城鄉勞動力就業行為的諸因素存在差異,才導致城鄉勞動力就業模式的不同。
城鄉勞動力需求模式比較分析
企業對勞動力的需求決定于勞動力的工資率（W）和邊際產品收益(MRP)。我們假定：企業的生產水平等諸因素不變,企業的生產要素僅有勞動力變動;所有企業的生產活動分為簡單勞動和復雜勞動,簡單勞動不需要多少知識和技術能力,而復雜勞動需要更多的知識技術和能力,這種能力能帶來經濟收益。無論簡單勞動還是復雜勞動,企業生產的目標都是實現利潤的最大化，即邊際產品=邊際成本。在技術條件不變的情況下,企業唯一可變的生產要素是勞動力投入,因此可變成本也就是工資(W),那么增加單位勞動投入所增加的成本就是邊際成本(MC)即MC=W，所以企業實現利潤最大化的條件是MRP=MC＝W。勞動力需求與工資率呈反方向變動。進城務工者的工資比城市勞動力低很多,因此在從事簡單勞動時,對于這兩者而言,均滿足MRP =W，而Wc>Wr(c代表城市勞動力，用r代表農村進城務工者)，企業會選擇進城務工者。但從事復雜勞動就不一樣了.因為城市勞動力受教育程度普遍高于進城務工者,他們所掌握的知識和技能使他們一經雇用就能帶來經濟收益。而農村進城務工者必須經過一段時間培訓后,才能具備與城市勞動力相同的能力。由于企業要額外支付農村進城務工者培訓成本(Cr)，于是MCr=Wr+Cr。此時企業利潤最大化的條件因雇用對象的不同而不同。雇用城市勞動力的條件是MRPc=Wc 。假定進城務工者接受很短時間的培訓就能掌握與城市勞動力同樣的技能而且在培訓前也不支付其工資,則可以將企業在培訓進城務工者以后所獲得的預期收益看成是現期收益,于是雇用進城務工者的條件為MRPr=Wr+Cr。經過培訓后, MRPr＝MRPc,則有Wc-Wr=Cr,Cr>0。企業支付給城市勞動力的工資大于農村進城務工者,其差額是企業支付的培訓成本。經過培訓后進城務工者具備了與城市勞動力相同的技能,兩者產生的邊際收益相等，而進城務工者的工資低于城市勞動力,于是就會出現以下兩種情況:一是進城務工者要求得到與城市勞動力相等的報酬。如果企業增加了其工資,則Wr’+Cr>Wc。此時的雇用條件與簡單勞動的相同，企業選擇成本較低的城市勞動力而不會雇用農村務工者。另一種情況是企業不增加進城務工者的工資。,進城務工者不能接受同等的邊際收益不同的工資報酬，他會選擇離開企業。若此，企業將損失培訓成本,這是企業不愿意的。由此可見,在復雜勞動中，企業選擇農村進城務工者所獲得的是預期收益,企業要承擔損失培訓成本的風險,而選擇城市勞動力無須承擔這種風險,因此簡單勞動的企業多選擇農村進城務工者,而復雜勞動的企業多選擇城市勞動力。
城鄉勞動力供給模式比較分析
城鄉勞動力就業動力比較 城鄉勞動力就業動力可以通過成本-收益來解釋。如果就業帶來的收益能夠補償各種成本就會產生勞動力供給。城市勞動力在就業之前除了其勞動力價值外不占有任何資料。勞動者就業獲得的收益其實就是勞動者的實際工資報酬，此時城市勞動者就業動力決定于其實際工資報酬和生存成本。如果城市勞動者在就業時有一定的儲蓄，則城市勞動力在就業時就會考慮個人偏好及放棄工作的機會成本，這時城市勞動力提供勞動力的前提是勞動報酬-生存成本-機會成本>0(個人偏好屬于心理因素這里不討論)。
與城市勞動力不同的是農民占有生產資料，在其進城務工前就擁有一份土地收益。因為城鄉存在著巨大的收入差別，農村剩余勞動力認為其進城務工所獲得的收益一定會高于其在農村務工的收益，其就業的動力是城鄉預期收入差異。無論在城市還是在農村，他們擁有土地所獲得的實際收入總是存在的，而且足以補償其生存成本，農村進城務工者的機會成本幾乎為零。因此農村進城務工者提供其勞動力的前提是城鄉預期收入差異-進城的遷移成本>0。
城鄉勞動力素質比較 城市勞動力就業范圍廣泛，幾乎遍布所有行業，而農村進城務工者的就業渠道相對狹窄，基本是從事簡單的體力勞動。這種就業領域的不同和兩者的素質差異具有不可分割的關系。城市勞動力受教育程度比農村進城務工者高，受教育時間比農村進城務工者長。城市勞動力70％以上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農村進城務工者只有15％左右具有高中文化程度，城市勞動力平均受教育年限為12.2年，后者為7.7年。城市勞動力通過學歷教育、職業教育等各種形式提高自身的專業技能。而農村勞動者中不足15%的人接受過職能培訓,農村勞動力參與率高，使本該接受教育的適齡人口過早地從事經濟活動,農村勞動力參與率為75.98%，城市勞動力參與率為62.41%，農村勞動力參與率比城市勞動力參與率高13.57%（根據2004中國統計年鑒、2004中國農村住戶調查年鑒計算），過低的素質、過高的勞動力參與率和過多的人口使農村勞動力的就業壓力更大。
城鄉勞動力就業彈性比較 城市勞動力的供給和需求彈性小于農村進城務工者。從就業彈性來看,城市勞動力基本集中在以國有企業為主、就業彈性低的第二產業和部分第三產業。第二產業增加值的增長主要依靠擴大投資來實現，沒有帶動勞動力需求的同步增長。另一方面在經濟增長的情況下,全員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減少了對勞動力的需求。而第三產業是以吸納勞動力為主的服務部門。農村進城務工者絕大部分都集中在以非國有企業為主、就業彈性相對大些的第三產業（雖然還有很大一部分集中在建筑業的施工部門，但這個行業的危險性高,工作既臟又累。在房產經濟迅速膨脹的情況下，城市勞動力很少涉足此行業。因此，建筑施工業對農村進城務工者的需求彈性是很大的）（見表1）。
從勞動力的供給彈性來看,由于國有企業工資剛性的慣性作用，城市勞動力的工資缺乏彈性,勞動力的供給也缺乏彈性。2003年國有單位勞動力供給彈性為0.3(2004年統計年鑒)。相比較而言，農村進城者的工資按市場機制給定,其勞動力價格彈性和勞動力供給彈性很大。農村外出務工的供給彈性為1.13（據2004年中國農村住戶調查年鑒計算），比城市勞動力富有彈性。
城鄉勞動力就業模式差異的存在，是由于受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速度滯后于城市化速度，農村勞動力對城市勞動力替代程度不高而產生的短期現象。它將隨著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加快逐步消除。因此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加快農村勞動力的轉移，縮小城鄉勞動力就業模式的差異：一是要加大對農村的教育投入，提高農村勞動力素質。二是要加快產業結構調整，大力發展第三產業，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三是提高農業產業化程度，加快農村工業化進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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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勞動力的供給和需求范文
關鍵詞：貿易開放度；制造業；工資差異；勞動需求供給模型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發展水平不斷提高，2013年，中國吸收外資的水平連續增長，然而，在經濟迅猛發展的同時，居民收入差距也在不斷擴大。本文從制造業部門出發，利用省際面板數據，希望找到中國貿易和FDI的發展對中國制造業部門勞動力工資差距的影響。
一、文獻綜述
貿易開放對工資影響的研究由來已久，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產生的分歧也不斷增加，從傳統的斯托爾帕-薩繆爾森定理認為，作為高技能勞動力豐裕的發達國家，貿易開放會帶來高技能勞動力工資的上漲，從而擴大勞動力的工資差距，而作為低技能勞動力豐裕的發展中國家，貿易開放會縮小勞動力工資差距。然而，實踐結果與S-S理論有所出入。Feenstra（1996）模型分析了當發達國家逐漸將本國低技能密集型生產環節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即進行外包，這將會減少對本國低技能勞動力的需求，從而擴大工資差距，同時對于發展中國家，承包的這些生產環節仍然是高技能密集型的生產環節，這會增加對高技能勞動力的需求并提高高技能勞動力的工資水平 也會擴大工資差距。我國學者在20世紀90年代末期開始關注貿易開放與我國工資差距的問題。喻美辭（2008、2010）分別運用面板數據模型分析了我國制造業27個細分行業的對外貿易和進口以及技術進步對相對工資差距的影響，研究表明行業的對外貿易開放會導致勞動力工資差距的擴大。王中華等（2009）、鄧軍（2011）、王云飛和朱鐘棣（2010）、趙明亮和臧旭恒（2011）主要從國際垂直專業化的角度入手，發現研究國際垂直專業化程度和產品內分工的加深會擴大我國工業行業高技能勞動力與低技能勞動力之間的工資差距。
由于選取的數據及研究方法的不同，使得學者們對開放與工資差距關系的結論也有所不同。本文，筆者將借鑒Avalos等（ 2006） 的方法來衡量熟練與非熟練勞動工資差距，利用28個省市的面板數據，同時考慮勞動力市場的供需關系，來分析對外開放與中國制造業熟練工人和非熟練工人工資差距的關系。
二、模型設定及實證分析
（一）模型設定
本文以Murphy等（1998）的模型為基礎，同時加入于中國國慶有關的相關變量，得到一個如下的方程：
在式中，i代表截面單位（各省市i=1，2，…，28 ），t表示年份（ t=2007，2008，…2011）。
本文通過引入供給和需求模型，從影響勞動供給和需求的影響因素的角度，重點關注對外貿易和對外直接投資對工資差異的影響，這便是上式的研究意義。
（二）實證分析
本文利用2007-2011年中國28個省市的面板數據，對方程進行回歸。分析結果如下表1所示。
表1 被解釋變量為上30%與下30%行業平均工資之比的回歸結果
注：各變量回歸系數后面括號中的數字為t 統計量，****、***、**、* 分別表示在
1%、5%、10%、15%的水平上顯著；下表同上。
表1是采用截面加權的廣義最小二乘EGLS得到的回歸結果。模型（1）中貿易開放度為正且在10%的水平上是顯著的，這說明貿易開放擴大了熟練勞動與非熟練勞動的工資差距，進一步解釋為貿易開放提高了對熟練工人的需求，或降低了對非熟練工人的需求從而提高了熟練工人對非熟練工人的相對工資，使得工資差距越來越大，這與S-S定理是不一致的。模型（1）中的外商直接投資水平在1%的水平上顯著負相關，這說明外商直接投資能夠顯著地縮小熟練勞動與非熟練勞動的工資差距。模型（2）加入了研發費用的投入R&D這一估計量。結果發現，它在1%的水平上顯著負相關，R&D能夠顯著地縮小熟練勞動與非熟練勞動的工資差距。這可能與以往的經驗相反，以往的經驗是R&D的投入主要提高熟練勞動力的需求，從而直接提高熟練勞動的工資，擴大相對工資差距，但中國的生產優勢主要是勞動密集型的產品，而非熟練勞動力的產品往往是需要加大科技投入的產品，因此對這些產品的科研投入越多，越能提高非熟練勞動力的需求，這就提高了非熟練勞動工人的工資，使熟練和非熟練工人的工資差距縮小。
模型（3）加入了教育水平edu這一變量，其在10%的水平上顯著為負，這表明教育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增加熟練勞動供給，熟練勞動供給的增加會降低熟練勞動的相對工資，從而縮小熟練勞動與非熟練勞動的工資差距。
模型（4）繼續加入popu，urb和ref三個變量， popu在5%的水平上顯著為正，這說明它可能擴大了熟練勞動與非熟練勞動的工資差距。urb在5%的水平上顯著正相關，擴大了熟練勞動與非熟練勞動的工資差距。ref在1%的水平上顯著負相關，中國實行市場化經濟以來，熟練勞動力與非熟練勞動力的工資差距也在逐漸縮小，這說明市場化經濟在一定程度上能夠緩解工資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性。
三、結論
本文選取2007-2012年中國28個省市的面板數據，利用勞動力供需關系模型對對外開放對中國制造業勞動力工資差異的影響進行實證研究。得出以下結論：外商直接投資有利于縮小制造業熟練與非熟練工人工資差距，而貿易開放則擴大了制造業業熟練與非熟練工人工資差距。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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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勞動力的供給和需求范文
【關鍵詞】農村剩余勞動力；勞動力市場；零工市場；勞動力轉移
一、引言
對勞動力、勞動力商品及勞動力市場等問題的討論，是經濟學的核心內容之一。馬克思把勞動力成為商品作為資本主義制度的根本特點；西方經濟學的中的凱恩斯主義和新凱恩斯主義與古典主義、新古典主義（貨幣主義）之間關于市場效率與政策有效性的爭論也主要集中在他們對勞動力市場的認識上；發展經濟學也充分討論了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力無限供給和勞動力剩余問題，甚至以此作為理論的起點。
我國在上世紀90年代初曾對社會主義公有制條件下勞動力能否成為商品進行過討論。討論的焦點主要集中在勞動力成為商品與基本的社會主義公有制之間是否存在矛盾，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條件下，勞動力資源是否具有勞動力商品的屬性。而討論雙方也都認可：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勞動力資源將走向市場，以效率的原則實現其優化配置。本文就是以大家都認同的這一觀點為前提，來討論我國農村勞動力的市場化問題。
可能是受發展經濟學中“勞動力無限供給”問題的影響，理論界農村勞動力的關注主要集中在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方面，即農村勞動力力向城市、向現代產業的轉移，而關于勞動力的市場化問題，其討論也主要集中在“鄉－城勞動力市場”上。實際上，考察勞動力市場在農村、農業內部的勞動力資源方面所發揮的作用，可能具有更為重要的意義。
二、理論界一直關注的一個研究思路
說起農村的剩余勞動力不能不提到劉易斯，可以說正是劉易斯為理論界設定了對農村勞動力問題的研究方向。在其“勞動力無限供給條件下的經濟發展”一文中，他認為勞動力的無限供給是發展中國家的重要特征。他對“二元經濟”的經典分析也是建立在農村大量剩余勞動力存在的前提下的。
劉易斯認為發展中國家存在著兩個部門：資本主義部門和維持生計部門。經濟發展過程是通過資本主義部門的不斷擴張來進行的。而要實現其擴張，城市資本主義部門就要不斷吸收農村維持生計部門的剩余勞動力。促使農民從農村的維持生計部門轉移到資本主義部門的動力，就是在兩個部門所能獲得到的收入不同。讓我們來介紹一下他的模型：
可能是受馬克思的影響，劉易斯嚴格的區分了勞動力的產出量與其報酬這兩者之間的差異。在他那里兩者分別被稱為：勞動的邊際生產率與工資水平。他認為前者高于后者，并將此歸因于發展中國家勞動力的無限供給：由于勞動力的供給是無限的，因此工人不能像新古典主義所描述的那樣獲得與自己的邊際生產率相等的報酬，相對無限數量的競爭者的存在，會使得他們的“勞動力的價格是僅夠維持生活的最低工資”。而這一最低工資要高于農民在農村的維持生計部門所能獲得的收入水平――劉易斯認為這是資本主義部門獲得雇工的必要條件：“維持生計部門的收入決定資本主義部門工資的下限，但是，實際上，工資必須高于這一水平，而且，資本主義工資與維持生計的收入之間的差額通常為30%左右”，其原因在于“城市消費的需要”、“資本主義工資所要求的嗜好與社會身分通常已被更高的實際工資所承認”以及工會的力量等等。如圖1所示。
os是勞動者在農村維持生計部門所獲得的收入，是僅夠維持生計的收入水平；而ow是資本主義部門勞動力的價格，是維持生活的最低工資，而N1P1是勞動力的邊際生產率，隨著勞動力數量的增加而降低。由于os小于ow，農村的剩余勞動力流向城市資本主義部門。而由于wp1低于N1P1，工人勞動的產出的剩余部（N1WP1）作為資本家的利潤，形成資本主義部門的積累，用于資本主義部門的擴張。規模的擴張和技術的提高，則可以擴大資本主義部門的勞動力需求量，及其邊際生產率水平，從而促使N1P1提高到N2P2，資本主義部門的積累也由N1WP1提高到N2WP2……這樣形成一個良性循環。要保證這一良性循環的進行，就務必保證os小于ow，而NWP留在資本主義部門。這無疑又解釋了為什么要對農民和農業實行歧視性的政策。
可以說劉易斯的分析設定了研究農村勞動力問題的基本方向。在他之后的研究也多數把注意力集中在農村勞動力的轉移方面。托達羅（Todaro，1969）提出了預期的絕對收入差距假說來解釋農村勞動力向城市的遷移，認為勞動力遷移是農村勞動力對于城鄉間存在的預期收入差距做出的反應。但是這一理論顯然不能解釋，為什么我國收入水平最低的西部地區，其遷移出的勞動力遠遠少于中部地區①。為了補充托達羅這一理論的不足，斯塔克等人借用伊斯特林（Esterlin）的相對收入理論，用農村勞動力所感受到的相對貧困來解釋他們的遷移問題（Stark and Taylor，1991）。
我國對農村勞動力問題的研究也基本上沿用了劉易斯的思路，不同的是我們80年代曾經針對農村的鄉鎮企業對勞動力的吸收，而提出了相對于劉易斯“二元經濟結構”的“三元論”；蔡等人還利用其獲得的第一手資料②直接檢驗了“相對貧困”對農戶遷移決策的影響。
三、關注農村的勞動力市場
應當說，可能被學者們所忽視的一點是，劉易斯的研究思路存在著這樣一個潛在的假定前提：城市和鄉村之間存在著一個現成的勞動力市場（當然可能是無形的）。正是由于這樣一個市場的存在，他才可以用市場經濟中競爭與價格機制的原則，通過勞動力無限供給的條件來得出結論――工人由于市場上無限供給的勞動力的競爭，而只能忍受“勞動力的價格是僅夠維持生活的最低工資”。顯然，他們也認為農民當然會以市場經濟的原則，配置自己的勞動力――也只有這樣，農民才依照勞動力的不同價格做出其遷移決策。而問題的另一個方面則早已引起理論界注意，那就是，劉易斯及其繼承者費景漢、古斯塔夫?拉尼斯都認為二元經濟中，農村的“維持生計部門”處于自然經濟狀態，缺少商品經濟關系――或者說這種關系不占主導。那么處于這種自然經濟占主導的環境中的農民是否會依照市場經濟的原則來配置自己的勞動力呢？即便是承認，農民存在著理性選擇（如舒爾茨對于“一個便士的資本主義”的經典分析，我國學者也曾對我國傳統農村家庭部門中存在的商品關系進行過細致的研究，并以些來完善我國關于“三元經濟”的判斷③），也并不一定意味著農民會以市場經濟的原則來配置自己全部的資源，尤其是其勞動力資源。要弄清楚這一點就必須研究農村勞動力的市場化問題。也就是說，雖然勞動力在城鄉之間的流動，在不同部門之間的流動，對于研究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具有很高的理論價值，但這可能并不是一個市場化的問題（或者說這種遷移可能不是市場經濟的結果），也不能以此來替代我們對勞動力市場化問題的關注，簡單的把勞動力的市場化看作一個理論前提，可能會忽視一些重要的問題。
如果說農村勞動力的遷移是通過農村勞動力的市場化來進行的，那么其前提也就必然成立――這個市場上的農民是通過市場來配置其勞動力資源的。從理論和現實的角度考察發展中國家原先處于自然經濟或半自然經濟中的農民，如何學會以市場經濟的原則來配置自己的勞動力，其相應的勞動力市場又是如何形成的，可能對于揭示市場經濟的發展進程，以及它對農村傳統部門的改造具有特殊的意義。應當引起注意的是，雖然隨著經濟的發展，農業及種植業的產值在農村經濟中所占的比例會越來越小；但是農業及種植對于農村經濟的基礎性作用，對于農戶經營觀念的影響還是至關重要的。考察農村的勞動力市場化問題，就必須考慮農戶在其種植業的生產經營過程中，是否依照勞動力市場的規則來配置勞動力資源。
四、農業耕作需要交換勞動力
我們選擇上世紀80年代初的推行作為時間和邏輯的起點。這個時期現實的前提是，農民開始獲得一定的經營自，而農村經濟還沒有獲得充分的發展，存在著產業結構單一化的問題。在這一前提下，我們來討論：
如果把家庭看作農村最為基本的經營單位，那么只要家庭中的勞動力使用量和家庭的勞動力擁有量之間出現不相等，就必然產生農戶對勞動力的供給和需求。
而我們至少可以這樣證明這種供給、需求的存在性：1、種植業生產的特殊性，種植業生產中所需要的勞動力數量，在時間上并不是均勻分步的，這要歸因于種植業生產經營的不穩定性，在同一個生產周期中，需要投入的勞動量時多時少，任何一個農戶都不可能保證自己家庭中擁有的勞動力數量，可以在每個時間段里都恰好滿足其家庭所需的勞動量――永遠沒有剩余也永遠不會出現短缺④。正因如此，種植業生產中歷來就有“農忙”、“農閑”之分。在這里我們完全可以更為精確的定義“農忙”與“農閑”：種植業生產有的，對勞動力投入的需求量在時間上呈現出有規律的不均勻分部，而導致其耕作勞動出現的“時忙時閑”。2、家庭經營決策的獨立性，隨著的推行，農戶在很大程度上獲得了自主安排其生產經營活動的權利。也就是說他們可以自主選擇耕作何種農作物及如何耕作。而不同農作物之間存在著時令差別；即使是同種作物，其“農忙”的到來，也因農戶之間具體經營方式的差異而有所不同。這樣就必然會導致不同家庭之間的“農忙”和“農閑”在時間上的分部出現不一致。3、農村經濟中單一化的產業結構。80年代初由于農村經濟中非農產業發展的不足，以及農業內部多樣化經營的程度極低，對于多數家庭來說，種植業生產中一兩種農作物的耕作，可能是其主要的甚至唯一的生產經營活動。這一兩種農作物的“農忙”可能意味著家庭的勞動力數量不足，而“農閑”也就等于家庭的勞動力數量過剩。基于以上原因，由于勞動力的擁有量與需求量之間的矛盾，農戶作為微觀經濟單位必然會產生交換勞動力的現實需要⑤，換言之，當有的家庭一家人忙不過來的同時，其他家庭的成員可能正無所事事。
五、案例：農村勞動力交換關系中的網絡與市場
既然農村種植業內部就存在著交換勞動力的現實需要，那么如果農民具有勞動力市場的觀念，勞動力的市場交易必然會在農村種植業內部出現。反過來說，如果農民不是通過勞動力市場來解決這種現實的需要的，也就可以否定其勞動力市場觀念的存在。事實又是如何呢?
筆者以自己家鄉山東省高密市的情況作為案例，這里的事實給出的答案是否定的：在80年代初，當地農村的勞動力的交換不是通過勞動力市場來進行的。和全國多數地方一樣，當時的高密地區，解決這種問題的方法，是農戶之間的“互助”行為：他們通過其社會關系網絡，組織起相互的“幫工”，來應對農忙時節。關系比較密切的幾家農戶，甚至在各家農忙都同時到來的時候，也通過協商安排⑥，幾家人聯合起來把各家的農活兒逐個忙完⑦。這種“勞動者之間相互交換勞動”的關系，顯然不是一種市場關系，在這里即沒有市場的競爭與價格機制，也沒有明確市場供求關系――占據了主導地位的顯然是社會親情網絡而不是市場交易關系。這也就從事實上證明了，當時的農民還不存在勞動力市場的觀念。
1995左右高密地區開始出現一種自發的勞動力“零工市場”。筆者曾親身經歷并對此作過相應的調查，這種市場有其固定的場所，一般都分步在鄉鎮交通主干線的支線位置⑧。待雇工們在市場上等待雇主的出現，雙方通過計價還價達成協議后，雇主帶雇工離開市場去工作場所工作。由于一般來說，需要雇工當天就開始工作，所以交易時間多數在清晨就開始，持續到中午⑨。市場上進行的絕大多數是“零工”交易，工期一般只有幾天時間，每天的工資都是當天結算。市場上的待雇工一般為10－50個不等。當地稱這種零工市場為“工夫市”，“工夫”在當地方言中兼有“時間”和“勞動力”兩種含義，這一稱呼恰好非常貼切的表現了這種“零工市場”的經濟學含義。
這種“零工市場”在當地發展得很快，1996前后，來市場的雇主主要是個體戶和私營企業的老板，雇工的工期也比較長，每次雇傭關系多數要持續在3天以上。市場上的待雇工一般也不超過20人，男工為主，價格一般為每天14－20元。“零工市場”當時還沒有影響社會親情網絡在“農忙”時節的勞動力資源配置中所占據的主導地位。但是2000年以后，情況發生了比較大的變化，普通農戶開始成為市場上的雇主，市場的規模也開始超過30人，雇工的工期縮短，多數只有一天甚至半天⑩，市場上的女工比例上升并開始超過1/2，而勞動力價格沒有發生多大變化。更值得注意的是，此時的“零工市場”已經開始沖擊社會親情網絡原有的主導地位，很多農戶開始用“雇工”來解決自己的“農忙”，同時也到“零工市場”上為自己的空閑時間尋找“雇主”。到2002年前后，由于“零工市場”這個有價勞動力市場的普遍存在，已經很少有農戶在農忙時節去求助于親戚朋友無償的“幫工”了――勞動力市場取代了社會親情網絡的主導地位。
可以說“零工市場”的出現和發展，是一個恰如其分的例證。它證明，農民的勞動力市場觀念并不是與生俱來的，農村勞動力市場的形成有一個客觀的、不可超越的過程。
六、相關的分析
是哪些因素影響了農村勞動力的市場化進程呢？我們仍然可以借助于對農村“零工市場”的分析來回答這一問題。必須指出的是，在這一過程中，農村的產權制度及其政府的基本的經濟政策并未發生根本的變化，勞動力的市場化是隨著農村經濟的發展而實現的。
1、產業結構的調整。產業結構的調整分別從需求和供給兩個方面催促了“零工市場”的形成。隨著經濟的發展，農村中的第二第三產業獲得了一定的發展，在總產值中所占的比例提高；農業中的林、牧、副、漁四業在農業總產值中所占的比例提高也有所提高。相應的，這些非農業產業和農業中非種植業也吸收了相當數量的農村勞動力。對很多家庭來說一兩種主要農作物的經營耕作已經不再是其唯一的或主要的經營活動了。這也就改變了長期存在的“農閑”時間過長的而導致的，農村剩余勞動力經常性閑置的問題。這種改變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它使得農戶不再像原先那樣“理所當然”的把農閑時的勞動力閑置起來，耗費掉。也就是說，農村經濟產業的多樣化開始讓農戶意識到，農閑時的勞動力，完全可以用來從事其他產業以獲取更多的財富――多樣化的產業結構和潛在的獲得機會，使農戶認識到其閑暇的“機會成本”。
同時產業結構的調整也提出了客觀的勞動力市場需求：一些非種植業的經營與原有的種植業耕作模式有著較大的差別――這些產業往往需要相對穩定的勞動力投入，當這種穩定的投入量超過家庭所擁有的勞動力數量時，采用雇傭勞動力的方式來從事經營活動就成了必然的要求――也正是這種必然要求，促使在“零工市場”出現之前，農村就先出現了個體私營企業和鄉鎮企業對勞動力的長期雇傭。
2、農村中的個體私營企業、鄉鎮企業和城市勞動力市場上的工資報酬，使農戶意識到其閑置的勞動力的潛在收益，勞動力有償轉讓和有償使有的觀念開始形成。
3、個體私營企業及鄉鎮企業的勞動力需求并非完全穩定，這些企業的經營活動中也存在著對短期“零工”的客觀需求：由于其經營活動的波動，以及一些周期性偶然性的經營需要，這些企業往往在某些時期需要一些短期的“零工勞動”，但如果為了這些需要而擴大其長期雇工的數量，就會在企業中形成勞動力的閑置，影響企業的效益――而通過“零工市場”雇傭短期的“零工”來解決其需要，就要合算的多了。正是這些企業的理性選擇，直接促使了農村最初的“零工市場”的產生，最初“零工市場”的特點，也正是為適應這些企業的勞動力需求而形成的。可以說正是這些企業，使潛在的、可能的勞動力需求，突破了家庭的社會親情網絡，形成了勞動力的市場需求。
4、由于戶籍制度的限制，農戶要實現整個家庭向城市的遷移存在著多方面的困難，從而導致很多農戶在向城市輸出其勞動力的同時，是還必須在農村保留一定的勞動力數量以維持家庭基本的經營活動和基本的家庭生活；很多向鄉鎮企業提供勞動力的農戶，也保留著一定的勞動力數量以經營其農業耕作――而種植業中“農閑”的存在，又會使這些家庭經常出現閑置的勞動力，這些勞動力也會攀比城市勞動力市場和鄉鎮企業中勞動力的價格，到市場上尋找勞動力有償轉讓的機會，這無疑又形成了農村勞動力的市場供給。
七、意義
現有的農村“零工市場”的存在，無疑會將勞動力有償使用的觀念普及到農村經濟的方方面面。輸出勞動力的農戶可以放心地將其過剩的勞動力長期而穩定的輸出到城市勞動力市場或鄉鎮企業，而通過從“零工市場”雇傭雇工的方式來經營其農業耕作。可見農村“零工市場”無疑是對“鄉－城勞動力市場”和鄉鎮企業勞動力市場的一個重要的補充。而對這種“零工市場”的研究，也可以進一步加深我們對農村勞動力市場化進程的認識，完善關于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問題的相關理論。
注釋：
①2000年占全國農村人口32%的6個處于中等收入水平的省和自治區（江西、湖南、安徽、湖北、河南、廣西）構成了全部人口遷出人口的59%（劉建進，2001）。
②他們于2000年對甘肅通渭、四川渠縣、貴州威寧、陜西商州4個貧困縣市的農戶所做調查。
③見參考文獻4。
④對于一般的家庭來說即使勞動力的剩余是“常態”，其暫時的短缺也無法避免――出于時令的需要農戶可能必須在一兩天內就完成大量的耕作勞動。
⑤即使勞動力數量已經達到無限供給的程度，“農忙”所來的微觀經濟單位的現實的勞動力需求同樣有效，并不影響以上分析的實質。
⑥比如抽簽決定先后順序。
⑦當然，這也可能是出于合作效率和“規模經濟”的需要。
⑧這顯然說明，這種自發形成的市場，其場所的選擇也是一個自主地最優選擇的結果：交通主干線旁邊可以盡量縮短交易雙方的路程，支線的位置也可以避免市場交易與主干線的相互干擾，保證交易的順利進行。
⑨中午達成約定的雇工還可以干上一個下午。
⑩這反映了普通農戶在“農忙”時節對雇工的需要――時間緊――事實上，很多農戶為了應對“農忙”的需要而必須在一兩天內多雇工幾個“工”，以免耽誤時令。而對于個體私營企業來說，減少雇工數量，延長其工作時間會提高雇工的熟練程度。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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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為2010年山東省曲阜師范大學科研重點課題“資本積累理論與產業升級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XJ201054）。
作者簡介：
第6篇：勞動力的供給和需求范文
中國經濟體制的轉軌過程是按照兩個改革戰略向前推進的,一是在傳統的計劃體制部門中逐步地引入市場機制,使其逐漸地轉化為市場引導型的經濟部門,這一戰略的主要表現是在轉變國有企業運行機制方面作出的種種努力和嘗試。二是在傳統計劃體制之外發展新型的市場主導部門,改變過去的部門和企業的單一所有制結構,以創造更加充分的競爭環境。雖然這兩種經濟體制改革的戰略是相輔相成的,構成了中國漸進式經濟改革的一大特征(樊綱,1993),但是從改革戰略的成本—效益分析上看,也正如中國十幾年來經濟改革的實際經驗所顯示的那樣,我們不能不承認后一種改革戰略是更為成功的①。新的市場主導部門的快速發展既是產業和企業的所有制結構的變化過程,同時也是生產要素資源的重新配置過程。因而,在現有的經濟制度條件下,對勞動力和資本兩大生產資源是如何從傳統的政府控制部門流向新興的市場主導部門的過程和機制進行研究和描述,對于我們理解中國經濟體制的轉軌過程和一般意義上的漸進式經濟改革過程都是有意義的。本文選擇勞動力的流動機制作為中國經濟體制轉軌過程的一個范例進行分析和研究,是為了使得研究的主題相對集中,具有分析的邊界和研究上的可行性,同時又不乏有一般意義。正是出于這種考慮,我們把勞動力流動與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農村城市二元經濟結構和城市經濟中的二元體制結合起來進行考察,從中試圖發現勞動力流動與經濟結構變遷和經濟體制變遷之間的關系。
二、中國勞動力就業和工資的制度性特征
從經濟發展的角度來看,與中國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相適應的是中國勞動力就業的二元結構。在經濟改革初期的1980年,占全國勞動力75%的農村勞動力被限制就業于農村這塊土地上;僅占全國勞動力25%的城市勞動力在城市中享有就業優先權。這種優先權是以限制農村勞動力流動和排斥農村勞動力在城市中的就業來實現的。到了80年代后期,隨著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增加,城鄉收入差距擴大,農村勞動力流動限制的放松和勞動力流動經驗的積累,農村勞動力向城市的流動形成了一定的規模。但是應該看到的是,這種流動并非意味著城市勞動力統一市場的形成。雖然農村勞動力流動得到了中央政府的認可,但是并沒有得到地方政府,特別是城市政府的認同,各級城市政府對外來農村勞動力的就業或者采取“總量控制”的措施,或者采取“劃地為牢”的政策。因而農村勞動力進入城市就業的機會是有限的,也是不公平的。對農村勞動力就業的限制僅僅是一種城市政府行為,并非是企業行為。對于企業來說,農村勞動力除了具有供給價格低這一絕對優勢之外,還具有品質和行為上的一些相對優勢。因而企業對農村勞動力有著更大的需求。由于制度和相應政策的限制,只有那些較少受到限制的,新興的市場化程度高的部門和企業才有可能為農村勞動力提供較多的就業機會。
在中國經濟體制轉軌中,城市經濟中不可避免地存在著兩種體制部門。一種是政府控制部門,一種是市場主導部門。這兩種部門在勞動力就業和工資制定方面都存在著明顯的制度性差異。政府控制部門所吸收的就業者主要來自城市勞動力,在招收農村勞動力方面受到嚴格的限制。政府控制部門中的就業者一般都享有長期的,甚至終身的就業保障。部門內部的工資受到統一的控制,職工之間的收入差距較小,個人人力資本的報酬得不到應有的補償。職工的一般工資水平具有剛性的特點。與此相反,市場主導部門對農村勞動力的就業不采取歧視的做法,按照市場法則招收和使用勞動力。對就業職工不實行終身雇傭制,企業和職工都可以根據雇傭合同保留著解雇和辭職的自由和權力。企業有充分的制定工資的自利,根據職工的勞動生產率和貢獻的大小實行有差別的工資水平。
與任何現代經濟社會一樣,中國城市經濟也存在著勞動力的異質性的現實。造成勞動力異質性的最主要的因素是勞動力之間人力資本稟賦的差異。勞動力就業前受到的教育程度的高低,就業后技術培訓和工作經驗積累都是產生這種差異的直接來源。中國傳統的勞動管理體制對勞動力異質性的重視程度在某種程度上超過了一般市場經濟的國家。“干部編制”與“工人編制”的嚴格劃分,“人才市場”與“勞動力市場”的分離都是其具體的表現形式。
三、基本理論模型
1·模型的假定條件
以上討論的中國勞動力就業和工資決定的制度因素是我們理論模型建立的背景條件,同時也是我們模型所依據的假定條件的經驗前提。據此,我們可以進一步抽象出以下四個假定條件。它們不僅是我們理論模型必不可少的前提,可以說又是中國勞動力就業制度的特征表現。(1)城市經濟中存在兩個部門,一個是政府控制部門,該部門的特點是政府實行統一控制的較為平均的工資率,并且不考慮或者低估人力資本的收益率。另一個部門是市場主導部門,該部門就業人員的工資完全是由市場決定的。(2)城市經濟中存在著兩部分異質勞動力。一部分是專業技術人員,這部分人員基本上受到過專業教育和訓練。擁有較高水平的人力資本。另一部分是非專業技術人員,是指無需專業訓練,或經過簡單訓練就可以從事生產活動的工作人員。在短期內,后者對前者不產生替代效應,即替代率=0。因此,即使在完全競爭的市場環境中,由于勞動力人力資本的差異性,勞動力市場仍被“分割”為兩個分市場。兩部分人員的市場工資率完全是由兩個分市場的勞動力的供求決定的。(3)農村勞動力在城市就業的工資率明顯高于其在農村就業的工資率,其差異足以誘使他們無限地流向城市勞動力市場。在這里我們有必要進一步明確假定農村勞動力流動在我們的模型中僅僅被看作為一個外生變量。(4)農村勞動力基本上都是非專業技術型。他們流入城市后,主要進入市場主導部門。而政府控制部門對他們的進入采取了嚴格限制的措施。因而他們的流入只對市場主導部門的工資率產生影響,不會直接影響到政府控制部門的工資率。
2·市場主導部門模型
首先討論的是計劃體制部門和市場體制部門之間不存在勞動力流動情況下的市場主導部門的勞動力價格的決定。在以上假定條件下,首先我們可以用圖1中的勞動力價格決定模型描繪出城市經濟中兩個勞動力分市場中的價格決定機制。橫軸為勞動力數量,縱軸為勞動力的價格(工資率)。Dp為專業技術人員的需求曲線,同時也表現為這部分勞動力的邊際生產率LMPp;Sp為專業技術人員的供給曲線;均衡點Ep決定了專業技術人員的工資率為wp,就業量為Lp。同樣,Dn和Sn分別為非專業技術人員的需求和供給曲線。它們所決定的工資率和就業量分別為wn和Ln。專業技術人員和非專業技術人員之間的工資率差異為wp-wn(=0wp-0wn)。它一方面反映了兩部分勞動力的人力資本的差異,以及由此帶來的勞動力邊際生產率和人力資本收益率的差異。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兩個勞動力分市場供求的相對變動情況。對于非專業技術型的勞動力分市場來說,由于存在著農村勞動力無限進入的問題,其結果是使得Sn曲線向右移動,工資率wn也就相應地存在著不斷下降的趨勢。因此,在農村勞動力無限進入和非專業技術人員對專業技術人員的替代率為零的假定下,我們可以得出結論認為,兩個勞動力分市場上的工資率差異是在不斷擴大的。這種情況的出現,除了上面提到的農村勞動力的無限進入壓低了非專業技術型勞動力價格這個原因之外,另一個原因是由于兩種異質勞動之間的互補性,非專業技術型勞動力就業的增加會擴大市場對專業技術人員的需求。
當兩種勞動力市場上的工資率分別為wp和wn時,我們可以計算出人力資本的個人收益(privatereturns)為wp-wn,收益率為(wp-wn)/wn。根據上述判斷,我們不難推論出這樣一點,隨著農村勞動力的大量進入,城市經濟中勞動力人力資本的收益率是不斷上升的。這一論點也是與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實際情況相吻合的。
3·政府控制部門模型
計劃部門的工資制度的特點是,(1)在工資制定時基本上不考慮或很少考慮勞動力人力資本的差異,因此一般實行無差別的工資率;(2)工資率的決定并不取決于勞動力供給的變化。這樣我們可以畫出一條政府控制部門的勞動力需求曲線或工資線,它應該是一條水平直線,即圖2中的直線Dg。由于這條需求曲線與專業技術型勞動力的供給曲線Sp和非專業技術型勞動力的供給曲線Sn分別相交于p點和n點,由此決定的兩種勞動力的就業量分別為Lp和Ln,而決定的工資率是相同的,為wg,這樣一種情況更符合于傳統體制下的工資制度。在該種體制下,勞動力的人力資本的個人收益率被壓得很低。改革以后,勞動力人力資本的作用受到了一定的重視。但是其重視程度遠遠低于市場的評價。更為重要的是,專業技術型和非專業技術型勞動力價格的決定機制并沒有截然分開,仍處在一個統一的“計劃”機制管理下。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可以畫出另一條稍為傾斜的直線Dg’①。它與兩條供給曲線的交點分別為p’和n’,由此決定的兩種勞動力的工資率分別為wg1和wg2,就業量為Lp’和Ln’。由需求曲線Dg’決定的勞動力人力資本的收益率是大于零,即(wg1-wg2)/wg2。
4·政府控制部門和市場主導部門共存的模型
進一步的研究是把政府控制部門和市場主導部門的勞動力工資率放在一個模型中進行考察。為了避免復雜化,我們在模型中假定政府控制部門對專業技術型和非專業技術型勞動力實行統一的工資率。由圖3中可以看出,政府控制部門的需求曲線Dg或工資率wg是處在兩種市場工資率wp和wn之間。由此而引出的問題是,這種情況是必然的嗎?我們的回答是肯定的。這是因為政府控制部門制定的統一工資率既不可能在專業技術人員的市場工資率wp水平之上,也不可能在非專業技術人員的市場工資率wn水平之下。當wg>wn,意味著非專業技術型勞動力的工資率遠高于他們的邊際生產率,其差額是政府控制部門難以負擔的。同時,根據我們上面對非專業技術型勞動力市場的分析,工資率wn是不斷下降的,而政府控制部門的工資率是剛性的。因此,即使政府控制部門制定的非專業技術型勞動力的初始工資率wg等于wn,只是由于wn的下降也會使得wg>wn。
第二個相關的問題是政府控制部門的統一工資率究竟應該處在wp和wn之間的哪一點上?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將取決于對政府控制部門行為的分析。一般而言,政府控制部門會將統一工資率wg確定在這一點上,使得其從專業技術人員那里獲取的人力資本的收益能夠補償其對非專業技術型勞動力支付的高出市場價格的那部分支付額。換句話來說,統一工資率是根據所有勞動力的平均勞動生產率制定的,而與勞動力內部的勞動生產率的差異無關。
四、進一步修正的模型
在上述模型的討論中,我們隱含的另一個假定是政府控制部門勞動力的勞動生產率是不受其工資率影響的。也就是說同一勞動力不論在政府控制部門就業還是市場主導部門就業,其實際勞動生產率是相同的。顯然,這一假定是與經濟現實有差距的,也是與勞動力的理不符的。因而我們這里將討論這一假定放松后工資率的決定情況。首先討論專業技術型勞動力的情況。如果專業技術型勞動力的勞動生產率對其工資率的反應是敏感的,特別是對其工資率與市場工資率的差額要作出反應,那么他們的勞動生產率可以看作為是這一差額的函數。用上圖來說,LMPp=f(dw),其中dw=wp-wg。從勞動力的理的假定出發,f(dw)應該是一個遞減函數。計劃部門對專業技術型勞動力的工資率壓低程度越高,他們的實際勞動生產率下降的幅度就會越大。這種解釋也是與“效率工資假說”相一致的①。它是“效率工資假說”的一個反論。在圖4中,勞動生產率的下降會使得整個勞動邊際生產率曲線LMPp下移。這樣我們可以畫出一條下移的曲線LMPp’。這條曲線與專業技術型勞動力的供給曲線Sp也有一個交點Ep’。該點所決定的工資率為wp’。該工資率是指專業技術型勞動力在政府控制部門就業時貢獻的勞動生產率的市場價格。在這種情況下,同一勞動力的市場價格與計劃價格的差額dw是由兩部分組成的,一是勞動邊際生產率的價格差異,即圖4中的wp’-wg,二是同一勞動力在兩部門之間的勞動邊際生產率差異,即wp-wp’。用公式表示為dw=wp-wg=(wp-wp’)+(wp’-wg)。
這里我們有必要對dw的兩部分差額進行分別討論。勞動生產率的價格差額(wp’-wg),對于專業技術型勞動力來說,構成了一種價格上的損失。但是對于全社會來說并非是一種損失,因為這個差額被政府部門拿去后,用于支付非專業技術型勞動力的高估的工資,實際上是一個收入再分配過程。然而,對于勞動生產率差額(wp-wp’)來說卻有不同意義。政府部門沒有得到這部分差額,專業技術型勞動力也沒有得到這部分差額。實際上對于整個社會來說,這部分差額白白損失掉了②。我們把它稱之為制度效率損失,并且可以知道制度效率損失率等于xp=(wp-wp’)/wp(1)既然“效率工資假說”可以用來解釋政府控制部門中專業技術型勞動力的勞動生產率的變動,那么它是否也可以用來解釋非專業技術型勞動力的勞動生產率的變動呢?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對非專業技術型勞動力實行高于市場工資率的工資率就會激勵他們努力提高勞動生產率。如果他們提高勞動生產率后產生的效益能夠補償由專業技術型勞動力降低勞動生產率帶來的損失,那么對于整個社會來說,是有“得”也有“失”,因而上述提到的制度效率損失可能是不存在的。應該說這種情形在完全競爭的勞動力市場中是可能出現的。但是對于我們這里討論的兩部門模型來說它是不可能出現的。理由有兩點。第一,政府控制部門對勞動力進入實行控制,存在著制度上的進入障礙。這樣農村勞動力的大量涌入不會沖擊到政府控制部門的勞動力供給,更不存在對原有勞動力替代的可能性。其次是政府控制部門實行的“鐵飯碗”就業制度。這對于就業于政府控制部門中的非專業技術型勞動力來說,意味著市場工資率不會成為他們現在就業的機會成本,他們現有的工資率也不會成為其將來失業的機會成本①,因為他們失業的可能性幾乎是不存在的。
五、理論模型的經濟含義與結論
根據以上對幾個模型的描述,我們可以得出以下幾點經濟含義和結論。
(1)由于政府控制部門制定的統一工資率與兩個勞動力分市場的工資率之間形成兩個落差,這會引起勞動力在兩部門之間的流動,從而進一步引起兩部門勞動力供給的變化。這里勞動力流動的主要特征是專業技術型勞動力受到市場主導部門較高的人力資本收益的吸引,會紛紛從政府控制部門向市場主導部門轉移。相反,政府控制部門中的非專業技術型勞動力則不會流向市場主導部門,因為對于他們來說,市場主導部門中的工資率低于他們已有的工資率。更可能的情況是市場主導部門中的非專業技術型勞動力卻有著想進入政府控制部門的強烈動機。
(2)政府控制部門中專業技術型勞動力的工資率低于其市場工資率的另一個結果是他們在受到流動制度障礙時會降低自身的勞動生產率,從而造成整個社會的一部分制度效率損失。由于這部分損失起因于勞動力流動的制度障礙,因而它的規模和程度是會受到勞動力流動限制條件強弱的影響。具體來說,如果專業技術型勞動力流動受到的限制越大,因此而產生的制度效率損失就越大。
(3)政府控制部門的工資率會直接造成勞動力配置上的偏差。從圖4中不難看出,專業技術型勞動力的工資率低于市場工資率,他們的勞動力供給量會相應地從wpEp降低為0Lp’。這意味著政府控制部門中專業技術型勞動力的就業量低于其在市場規則下的應有水平。相反,對于非專業技術型勞動力來說,他們的工資率高于市場工資率使得他們的勞動力供給量從wnEn上升到0Ln’,這一點表明就業量超出了政府控制部門在市場規則下的需求量。這兩種情況都意味著勞動力資源的配置不當。
(4)由于政府控制部門中專業技術型勞動力的工資率低于其勞動生產率,非專業技術型勞動力的工資率高于其勞動生產率,這會激勵政府控制部門去努力發展使用較大比例專業技術型勞動力的資本密集型產業,以獲取較多的財政收入和發展資金。同時忽視那些使用較多非專業技術型勞動力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發展。這樣一種發展戰略所產生的消極效應是多方面的。政府控制部門一方面對專業技術型勞動力有著很強的需求動力,另一方面對這部分勞動力進行低效率使用。這不能不說是政府控制部門的一大難題。政府控制部門對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忽視,加上市場主導部門中同類產業的競爭,會使得政府控制部門中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或企業的境況每況愈下,這可以說是政府控制部門面臨的又一大難題。
(5)模型隱含的收入分配的含義是,在現行收入分配政策不變的情況下,與經濟體制轉軌相伴隨的勞動力轉移過程會加速城鎮職工的工資差距擴大的過程。應該指出的是,這一過程是以人力資本收益率的上升為主導因素的。因此,它是對傳統的工資政策和分配政策的一種修正。
六、相關體制和政策選擇的模擬分析
上述的模型分析揭示了這樣一個事實。一方面農村勞動力的無限進入會壓低非專業技術勞動力的工資率,也就意味著拉大了政府控制部門與市場主導部門之間非專業技術勞動力的工資率差異。另一方面政府控制部門的專業技術勞動力不斷地外流。這不僅降低了該部門專業技術人員的比重,也導致了該部門的平均勞動生產率的不斷下降。由于這兩方面的因素,政府控制部門中的平均勞動生產率與平均工資率會分離開來,也就是說在前者不斷下降的同時,后者卻會由于其剛性而保持不變或上升。這在圖4中政府控制部門的勞動力需求曲線和平均工資線不再是一條直線wgDg,而是如圖5所示的那樣,分離為兩條直線wgwg’和DgDg’。
政府控制部門中平均勞動生產率與工資率的分離給該部門帶來的困難是顯而易見的,因為這種分離或者會導致該部門利潤率的不斷下降,或者表現為部分企業的虧損。在后一種情況下,政府為了維持虧損企業的正常運行,不得不拿出一定的補貼。不論是利潤率的下降,還是補貼虧損企業,都會給政府部門帶來財政上的壓力。有了壓力也就有了改革的動力。因而,我們接下來逐一地考察政府部門可能做出的幾種相關的政策選擇。
(1)政府部門采取控制實際工資的辦法,使得工資率的增長不超過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這也是目前普遍采用的辦法。這種辦法適用于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的情況,但是對于我們所考察的勞動生產率不斷下降的情況,政府部門是難以下調實際工資的。另外,這種辦法并不能阻止專業技術勞動力的外流和由此引起的勞動生產率不斷下降的趨勢。
(2)政府部門采取凍結名義工資的措施。在通貨膨脹的情況下,凍結名義工資也就意味著壓低實際工資。在上圖它表現為wgwg’和DgDg’兩條直線的不斷接近。這樣做可以減少對虧損企業的補貼,以緩解財政上的壓力。但是它也可能帶來另一個問題,即非專業技術勞動力會對實際工資的下降作出消極的反應,從而會引起政府控制部門平均勞動生產率的下降。此外,它也同樣不能解決專業技術勞動力的外流和由此引起的勞動生產率下降的問題。
(3)政府部門對虧損企業采取積極破產的辦法,以提高整個部門的平均勞動生產率,從而減少政府的財政補貼。這樣一來,破產企業的職工被迫進入勞動力市場或市場主導部門。應該看到,在工資決定機制不進行調整的情況下,這樣一個過程將是長期的。
(4)按照市場工資率的水平,政府部門采取微調的辦法使得專業技術勞動力和非專業技術勞動力各自的工資率不斷地接近于其平均勞動生產率。這在上圖中表現為工資線wgwg’逐步地傾斜,wg端逐漸上移和wg’端逐漸下移,直至與Ep和En兩點相交。這樣做的結果可以抑制政府部門中專業技術勞動力的外流和激勵非專業技術勞動力的自愿流出。同時政府控制部門可以逐步放松對外來勞動力進入的控制,這樣至少在城市經濟中可以形成一個統一的勞動力市場。
第7篇：勞動力的供給和需求范文
關鍵詞：農村剩余勞動力 公共經濟學 就業機會舉措
中圖分類號：F241.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3791(2012)02(c)-0000-00
農民問題是“三農”問題中的核心問題，長期影響著農村經濟的發展，制約了現代化進程。而農民問題的根源則是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就業問題。據資料顯示，目前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約占1.22億～1.65億，占農村勞動力總數的25%[1]。因此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為農村剩余勞動力增加就業機會，是目前亟待解決的問題。
1 理論視角下就業機會的物品分析
在找出問題解決的方案之前，首先應清楚所要研究的對象的實質是什么。從公共經濟學的角度分析，就是要了解所要研究的對象是什么物品。文章旨在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增加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機會。其理論依據具體闡述如下：
1.1 就業機會是混合物品
在公共經濟學中，根據物品是否具有排他性和競爭性，可將物品分為以下四類：一是純公益物品：既無排他性，也無競爭性；而是俱樂部物品：有排他性，而無競爭性；三是共同資源：無排他性，但有競爭性；四是私益物品：既有排他性，又有競爭性。除了第四類私益物品外，其他三類都是公益物品。混合物品是指兼具私益物品和公益物品特性的物品，或者說混合物品是具有較大的正外部效應的私益物品，這些物品的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是不完全的。[2]屬于此類物品的有科技、教育、醫療等。根據該概念界定，就業機會屬于混合物品研究范疇。
其一，就業機會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私益物品的特征，既具有競爭性，也具有排他性。一方面是有限的就業機會，也即滿足了就業機會在消費上具有競爭性。現實社會經濟中，大量失業問題的存在，實際上也就是就業機會的需求與就業機會供給之間的矛盾。另一方面，增加就業機會的邊際成本不可能為零。一般來講，當勞動市場上的就業供給與需求之間存在著密不可分的關系，當需求小于勞動力的供給時，就會出現失業。所以，增加勞動力需求是新增或創造就業機會的前提，而增加的勞動力需求則要求用人單位花費一定的成本（如工資成本）[3]因此，新增加的就業機會成本不可能為零。而且，就業機會的獲得也與一個人受教育程度和能力等條件有非常大的關系。從此層面上講，就業機會也符合私益物品的特征。
其二，就業本身就是人的立足之本，沒有獲得就業，社會人就不具備能實現精神和物質方面需求的條件。從這個角度分析，就業就具備了私益物品的特征。從社會角度來看，妥善的就業，能有效的整合社會資源，實現最優的資源配置，同時也能更好的讓每個人為社會發揮自己的能力，最終可使整個社會獲益。所以，就業機會是一種較大的正外部效應的私益物品。
其三，從實踐角度分析，把就業定義在混合產品的研究范圍內，也有利于政府在解決就業問題和協調市場管理中的合理定位。
1.2 混合物品的提供可采取政府與市場相結合的方式
根據混合物品所具有的私益物品和公益物品的雙重性質，在其提供方面，從理論的角度分析，可采用政府與市場相結合的供給方式。因為混合物品具有私益物品的特征，所以在開始階段，私人總能發揮其充分的激勵來提供這種物品，這也就表明，在市場經濟下，市場本身就可以發揮其特長，創造一些可供就業的機會，也即是，為了實現勞動力需求方的利益最大化，勞動力需求方對勞動力有一種內在需求。然而，當勞動力的需求量到達飽和時，也即雇傭勞動力的邊際收益等于其邊際成本時，勞動力需求方就不會在增加其勞動力，于是就會出現市場在提供就業機會中的失靈現象。[4]如果廣大的勞動者失去了就業機會，不僅其個人無法獲得其物質和精神上的需求，同時社會也會為此付出較高的代價，如社會不安定因素和社會失業保險金的增加等。從經濟發展的角度來看，我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且人口眾多，社會資源相對有限，勞動力供給過剩。而我國目前正處于結構升級和體制轉軌的關鍵時期，就業問題在社會轉型的背景下顯得尤為嚴峻。雖然市場機制在就業問題中能發揮著積極作用，但面對我國的剩余勞動力的絕對過剩，市場的調節作用顯示出了很多局限性。這也就表明了通過市場的調節所提供的就業機會是有限的，它只能根據市場規律的變化在一定的條件下發揮其效應。
市場調節在勞動力資源配置中的失靈為政府干預提供了機遇。從理論的角度分析，市場與政府相結合是為混合物品提供的最佳方式，市場調節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其主導作用，政府干預可以矯正就業的正外部性，從而在一定程度上矯正其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失靈。也就是說，我國勞動力的供求一方面要充分發揮其市場的調節作用，但也不能完全聽之任之。
2 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難的公共經濟學解釋與根本原因
為什么會產生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難的現象呢？從公共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它是由市場無法有效地矯正外部性導致的。根據公共經濟學理論所說，市場經濟體制中，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不過，該結論有一個前提，那就是信息需充分、交易費用應該是零、理性經紀人并且必須是完全競爭。可是這個假設條件在實際的經濟生活中基本無法滿足，如此市場就會失靈，也就無法有效地矯正外部性了。我們知道，在正外部性存在的基礎上，該物品的私人價值會小于其社會價值，如此，就業作為一種私益物品，并且它的正外部效應還比較大，自然而然的，因為它的正外部性，就業一直是過少供給的，也就是它的社會最適量遠多于私人市場決定的數量。由此我們說它是農村剩余勞動力大缺就業機會的前提。
細化而言，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說明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難的原因：
2.1 從農村剩余勞動力自身角度來看，總體就業能力較欠缺。其一，由于他們偏低的文化水平、偏弱的職業技能，導致在就業市場上農村剩余勞動力根本毫無競爭力；再則，經常會有這種現象，某用人單位培養出的熟練工過段時間又會流失到其他用人單位，也就是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流動性較大，這樣用人單位就必須重新招聘、重新培養，使得用人單位的成本大大提高，利潤也就相應降低。因此企業就必然會減少雇傭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比例。
2.2 從社會制度上來看，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受城鄉二元戶籍制度與社會保障制度的制約。因身份限制，古往今來，農村人口大多被束縛在其戶籍所在地，這樣就極大限制了資本和勞動力的自由組合，使得資源得不到優化的配置，因此必須廢除城鄉分割的二元戶籍制度，使得農村剩余勞動力能夠自由遷移，這是一種大勢所趨。此外，和城市居民所擁有的各種福利待遇（例如住房、醫療、退休金和最低生活補助等），農村社會保障制度上不成熟，盡管這些年，我們對它進行了一些試點探索工作，但是如何更好地統籌城鄉社會保障，還是我們目前需面對的相當艱難并重要的任務。
2.3 從農民進城的現實情況來看，存在著各種壁壘。其一，如果農民進城，相應的生活支出、住房支出、教育支出尤其是經營資本的高昂支出，導致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因為沒有大額財力的支撐，又回流到農村。其二，現有的用工政策（國家的或地方的）還不夠完善，例如和城鎮職工相比，農村人口無法同工同酬、同工同時和同功同權，甚至還有一定的行業限制，這些都對農村剩余勞動力進城就業大大不利。
3 增加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機會的幾點建議
根據前述的原因我們可以得出，若想排除農村人口進城就業的難度，增加農村人口進城就業的機會，必須要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身份轉換問題，切實打破其自由流動的壁壘，這是一個關鍵所在。具體來說，我們可以考慮先排除農村勞動力的顧慮，各個方面（住房、醫療、教育、養老等）都要建立一些有效地制度，如下所示:
3.1 政府應建立有效的政策激勵機制。
針對用人單位，政府可以制定相應的稅收優惠政策或財政補貼政策來減少其雇傭成本，例如若是雇傭了農村剩余勞動力可以提供稅收優惠或進行適量補貼。針對農村剩余勞動力，政府應提高農村教育投入（包括基礎教育和職業教育），用以切實提高農村勞動力的文化的素質，提升其就業能力。提高農村人口素質是我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迫切需要[6]。農村勞動力文化素質低下，學習能力薄弱，這已經極大的限制了農村經濟社會的發展。若是綜合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農民工整體素質這兩個問題，我們就可以得出更為銳利的問題：大量文化素質低弱的并且流動性大的農村勞動力如何適應我們期望的企業從 “三高”企業（勞動密集型）向低碳時代的技術密集型企業轉換。因此，企業若是想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首先要重視勞動力素質的提高。[7]
3.2 改革戶籍制度，完善社會保障。
如前所說，要改變二元戶籍制度，建立起以身份證管理為主的統一的一元戶籍制度。例如，不再對農村剩余勞動力落戶城鎮和進城就業（通過勞動部門和勞務市場）進行限制，并且，要切實考慮進城農民工（包括其所攜家屬）的經濟適用房申購問題、教育問題、勞動就業問題、養老醫療問題以及治安管理問題，將這些工作列入各有關經費預算，以便有效地實現城鄉人口和勞動力的合理流動。
對于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健全問題，首先要建立農村“低保”，使得特困農民的最低生活保障由政府和社會提供。其次要在政府的支持和指導下，建立并健全以大病統籌為主的覆蓋各個農村的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然后改變以往普遍存在的農民將土地經營當作“生活保障”的情況，建立并健全以個人出資為主，國家、集體扶助的農村養老保障制度。
3.3 推進城鎮化進程，加快小城鎮建設。
首先，還是要繼續堅持大中城市并舉發展的道路。相比而言，我國的大中城市在數量上比較少，因而所需的農村勞力并不多；況且，我國的大中城市分布極為不均，大多集中在東部沿海地區，這就使得農村剩余勞動力無法就近轉移。因此，我們要以繼續發展大中城市，并且有重點的發展中西部地區的大中城市。其次，要尤為重視小城鎮的發展。因為如前所說，我國大中城市少導致能吸納的農村剩余勞動力也相應有限，所以更為有效地并且是更為經濟的方法是利用發展小城鎮的第二、三產業進行吸納。
3.4 建立完善勞動力市場和公平、公正的制度環境。
目前第一、二產業能夠提供的就業能力已經下降，第三產業發展空間還很大，且在第三產業中女性所占的比例日益增加，所以，為安排農村多余的勞動力，應在第三產業上好好下功夫。與此同時，要建立健全完善的勞動力市場制度，使就業信息公開，建立公正、公平、自由合理的勞動力市場，為營造公平、公平的就業制度環境，監查部門應對勞動力中介組織進行監管督查。
3.5 拓展勞務輸出；增強鄉鎮企業活力。
鼓勵農民到境外就業，是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提高就業機會的非常行之有效的措施。這樣以來，農民的收入不僅能夠得到大大提高，還能夠使農民學習新技術、拓展新理念、增長新視野。
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鄉鎮企業為農村剩余勞動力提供了很多就業機會，大大緩解了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就業壓力。根據鄉鎮企業的特點，其資金密度低，就業能力比大中城市國有企業高，在安排農村剩余勞動力方面，將一如既往的發揮其作用。“充分利用農村各種資源和生產要素來發展鄉鎮企業，是發展農村經濟、拓展農村內部就業空間的主要途徑”[8]
安排好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不僅關系到社會發展的進程，而且也是關系國泰民安。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問題，不僅需要勞動者勤勞肯干提高技術跟上社會的發展，而且也需要各級政府機構領導部門提供更多可行性政策和方向進行引導。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是一項任重道遠的工作，需要我們認清國情，開拓思維，積極提高農民工素質和培養其技能，促進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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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勞動力的供給和需求范文
關鍵詞:勞動力市場;分割;一體化
中圖分類號:F241.2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09)18-0120-02
《珠三角改革與發展規劃綱要2009—2020年》明確指出，“統籌城鄉發展”是廣東省今后重大發展任務之一。要“按照城鄉規劃一體化、產業布局一體化、基礎設施建設一體化、公共服務一體化的總體要求，著力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完善和提升城市功能，率先形成城鄉一體化發展新格局。”其中“統籌城鄉就業，加快建立城鄉一體的人力資源市場和公平競爭的就業制度”是實現城鄉公共服務一體化的必要條件。
一、新古典經濟學對勞動力市場的認識——統一的勞動力市場
新古典學派在勞動經濟學領域一直是公認的主流學派。該學派有許多代表人物，但都遵循著一個共同的理論框架:第一，強調市場機制以及市場要素在決定工資水平和勞動力資源配置方面的作用，而將其他影響因素如法律、制度、文化等作為事先給定的因素;第二，對人類行為模式的假設為:經濟人、理性選擇、偏好獨立;第三，對勞動力市場本質的假設:勞動力市場具有高度的競爭性，存在大量的需求者和供給者，雙方都擁有自由選擇的權利，可以在市場自由進入和退出，通過勞動力市場的均衡可以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
新古典經濟學派的研究方法有兩個特點，一是大量運用邊際決策原則，即在經濟人假設前提下，只要邊際收益大于邊際成本，就是有利可圖的。二是常常運用從一般到特殊的邏輯推理方法，這種方法的優點是假設條件少，能夠推斷出精美復雜的經濟模型，但是這種方法也存在致命缺陷:一旦假設條件稍有偏差，模型和預測結果便可能被全部推翻。
根據上述對新古典勞動經濟學派的簡短回顧，可以看出，在其理論框架中，勞動力市場被當做是富有競爭性的、統一的整體，不存在地區、城鄉等的隔離現象，這是分析個人和企業行為的前提和出發點。
二、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對勞動力市場的認識——分割的勞動力市場
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LMS)對勞動力市場的認識與新古典勞動經濟學派的假設截然不同，認為新古典學派的競爭性假設無法解釋勞動力市場的許多現實(如貧窮、歧視、與人力資本相悖的收入分配等)，忽略了勞動力市場職業結構的性質和制度因素的作用。
該理論的特點是:勞動力市場不再被看做為一個連續的統一體，而是被分割為幾個不同的市場，各個市場有不同的特點，它們有不同的分配勞動和決定工資的方式;各個勞動力市場是相對封閉的，造成這種封閉的因素是集團因素的聯合和制度因素的約束。該理論在研究方法上表現為:第一，側重從需求的角度研究勞動力市場均衡和工資的決定，而新古典學派側重從供給的角度研究勞動力市場，人力資本理論是其重要的理論基礎。第二，強調制度、組織、習俗包括社會歧視對勞動力市場的重要影響。
最早全面闡述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的是多林格和皮奧里，他們將勞動力市場劃分為主要勞動力市場和次要勞動力市場:主要勞動力市場是有高度組織的正式勞動力市場，有詳細的雇傭決策原則，市場力量基本不發揮作用。其需求方生產的是資本密集型產品，工資分配遵循的并非新古典的邊際原則，勞動者收入高，升遷機會較多。而次級勞動力市場的雇傭與工資分配則根據邊際決策原則決定，市場力量工資和就業決定中發揮主要作用。其需求方為生產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小公司或行業，工資低、工作條件差、就業不穩定、缺乏培訓與晉升的機會，一級市場與次級市場之間存在流動障礙。
關于勞動力市場分割的原因，有兩種不同的觀點。新古典學派從勞動力供給角度出發，認為人力資本是主要的決定因素。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則從勞動力需求角度出發，認為分割主要來自兩方面，一方面是產業結構的影響，如果企業面對的是產品需求穩定的市場，則企業創造的是一級市場，反之，則創造二級市場。另一方面是制度和工會的影響。二級勞動力市場的勞動力并非能力低，而是因為歧視等制度性障礙，難以進入一級勞動力市場。
中國勞動力市場分割夾雜了許多體制性、制度性因素，而且這種制度性分割與西方國家的制度分割存在很大的差別，最明顯的表現是城鄉勞動力市場的分割。
三、發展經濟學對勞動力市場的認識——城鄉勞動力市場分割
發展經濟學是以二元經濟結構為理論基礎的，該理論揭示了城鄉勞動力市場分割的原因以及一體化的趨勢。最有代表性的是劉易斯模型和托達羅模型。
劉易斯模型的主要觀點是:第一，經濟體系中有兩個部門，一個是只能維持最低生存水平的、以傳統方法進行生產的農業部門，在該部門中，工資不是由農民的邊際生產力決定，而是取決于勞動者平均分享農業的產量;另一個是以現代化方法進行生產的城市工業部門，生產率和工資水平較高;第二，傳統部門存在大量過剩的勞動力，勞動的邊際生產率為零或負數;第三，由于兩個部門在生產率和工資方面存在巨大差別，農村勞動力會向工業部門轉移，由于農業部門人多地少，即使資本主義部門現行工資不變，農村勞動力供給也是無限的。第四，隨著農村勞動力的轉移，農業生產率逐漸提高，農業勞動力生產將會出現拐點(劉易斯拐點)，即農業部門工資隨農村勞動力的轉移而上升;第五，當兩個部門的生產率接近一致時，工業部門對農業剩余勞動力吸收完畢，此時，農村勞動力不再向工業轉移，二元經濟結構就轉變為一元經濟結構。
劉易斯的這一模型，后來得到了美國耶魯大學教授費景漢和拉尼斯的補充，故稱為“劉易斯—費景漢—拉尼斯人口流動模型”。但是卻受到美國著名經濟學家托達羅的批評與否定。托達羅認為劉易斯人口轉移模型不符合發展中國家的實際，他提出了自己的模型。其主要觀點是:第一，決定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因素并不僅僅是城鄉的實際收入差別，而是轉移的預期收入。而影響他們的預期收入有兩個因素:城鄉實際工資差異以及在城市找到工作的概率。第二，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并不能自動實現二元經濟向一元經濟的轉化。因為，大量農村勞動力流入城市很可能造成城市大量的失業。第三，二元經濟向一元經濟的有效轉化途徑是農村和農業的發展。在政策上， 應改變重工業輕農業的發展戰略，將發展重點放在發展農村經濟上。
從劉易斯模型和托達羅模型可以看出，兩種模型隱含著一個共同的假設:城鄉勞動力市場是處于分割狀態的，各自具有不同的用工機制和勞動報酬決定機制。分割的原因在于工業和農業兩個生產部門的生產方式和勞動效率存在巨大差別。兩種模型重要的區別在于實現城鄉勞動力市場一體化的條件不同。劉易斯認為，勞動力由農村向城市的流動會促進勞動力市場一體化。這種城鄉一體化會伴隨資本主義部門的不斷擴大和自給農業部門的逐漸萎縮，是農村完全融入城市的模式。其政策含義是加速城市工業部門的發展，促進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但卻不注重農業部門的發展。托達羅認為，實現城鄉勞動力市場一體化的條件是農村和農業的發展。在政策上，傾向于發展農村經濟，建議政府應當改變重工業、輕農業的發展戰略，提高農業勞動者的實際收入水平，在農村勞動力轉移上主張實行農村勞動力就地轉移。
此外，雖然兩種模型都隱含著城鄉勞動力市場分割的假設，但是，都將分割歸因于勞動力需求因素，沒有考慮到勞動力供給因素和制度因素的影響。
四、勞動力市場理論演進的啟示
各學派對勞動力市場的認識從最初的整體觀，演變為分割觀，進而演變為城鄉分割觀，表現為對勞動力市場的理論假設越來越接近社會現實。目前，城鄉勞動力市場分割是中國勞動力市場發育最突出的問題，勞動力市場要從分割走向一體化，關鍵要加快城鄉勞動力市場的融合，實現城鄉勞動力市場的一體化。
以上理論也蘊涵著實現勞動力市場一體化的不同路徑和條件。新古典學派將勞動力市場分割的原因歸結為勞動力供給方的差異，其政策含義是通過發展教育培訓，提高人力資本，減少勞動力的質量差異來增進勞動力市場的融合。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則將勞動力市場分割歸因于產業結構等需求方面的因素和制度因素，其政策含義是通過提高產品市場的競爭程度和制度改進來促進勞動力市場的一體化。劉易斯模型和托達羅模型側重研究城鄉勞動力市場分割，將分割的原因歸結為工業和農業兩個生產部門存在勞動效率的巨大差別。其中劉易斯模型主張通過發展城市工業部門來吸收農村剩余勞動力，推動城鄉勞動力市場的一體化。托達羅模型主張通過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縮小農業與非農業的收入差距，促進城鄉勞動力市場的一體化。
因此，中國要建立一體化的城鄉勞動力市場，可從多個方面同時推進:第一，城鄉勞動力市場的一體化不是以城帶鄉，也不是以鄉帶城，而是城鄉的協調、同步發展，對于城市問題與農村問題、農業與工業的發展問題不能割裂處理，要有統一的規劃和整體的布局。第二，發展農村教育事業，建立農村社區學院，加強對農村勞動力的技能培訓，通過縮小城鄉勞動力的質量差別來增進城鄉勞動力市場的融合。第三，提高各產業勞動生產率，在深化農業和工業改革的同時，大力發展第三產業。第三產業的發展將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發揮重要的吸納作用。第四，加快相關制度改革促進勞動力在城鄉之間、產業之間的自由流動，減少勞動力流動的障礙。比如，實行更靈活的土地政策，更寬松的人口流動政策以及建立統一、全面的社會保障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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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勞動力的供給和需求范文
[關鍵詞]資本積累；資本有機構成；就業
資本積累理論是馬克思的《資本論》理論體系中的重要內容之一，它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中資本積累的本質、一般規律和歷史趨勢，其中資本有機構成上升及相對人口過剩理論深刻地闡述了資本運作的內在規律。
一、資本積累過程中資本有機構成提高對我國就業的影響
1.資本有機構成提高使得資本對勞動力的需求相對減少，有時甚至是絕對減少，造成部分工人失業。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意味著可變資本在全部資本中的比重相對下降，資本對勞動力的需求相對減少，有時甚至絕對減少。供求結構失衡導致用工成本上升，企業就會核算，到底是購買機器還是購買勞動力劃算。新《勞動合同法》實施之后，不僅增加了勞動力的成本，也增加了企業的用工風險。據調查我國珠三角地區大部分企業主都表示，2008年后，他們的企業在生產線上增加了更多設備，替代了部分勞動力。我國許多企業主在生產構成中越來越傾向于用機器替代勞動力，勞動力需求量下降，工人失業逐漸成為社會的一個主要問題。
2.資本有機構成提高使得勞動力的供給絕對增加。馬克思認為隨著資本積累的增加，勞動力對資本的供給也在絕對地增加。就我國而言，由于勞動力豐富，勞動力供給量遠遠超過了勞動需求量。我國勞動力供給增加首先表現為婦女的勞動參與率提高。其次表現為農村剩余勞動力大量涌入城市加入工人隊伍。
3.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直接帶來了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的變化。隨著科技的不斷進步，先進機器設備的普遍運用，出現了開發新產品、新工藝和發現原材料新的使用方法的技術創新浪潮，逐步形成了新的產業部門。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產業結構調整進展很快，第一產業比重下降，第二、三產業比重上升。其中，1978到1990年，由于第三產業的擴大，第二產業GDP的比重下降，之后該比重上升迅速。隨著產業結構的變化，就業結構也發生了變化，勞動力不斷從第一、第二產業流向第三產業。
二、促進就業的措施
1.政府加強管理，適度控制勞動供給量。隨著市場就業體系的形成及隱性失業的顯性化，單純依靠經濟發展對勞動力需求的拉動，難以全面解決勞動就業問題。作為長期決策，應注意以下幾點：第一，政策選擇上，要確立高素質人才優先就業的方針。政府應對各類企業進行分類，對高科技企業，如電力、化工、電子信息、機械制造等行業，給予特殊勞動力的供給政策，進入這些企業的人員就當具備較高的學歷水平。第二，降低老年人和年輕人的勞動參與率。
2.改革產業結構，進一步發展資本有機構成相對較低的第三產業。優化產業結構，開辟新的就業途徑，繼續實行分配傾斜政策。加快破產企業的資產重組，將固定資產和人力資源轉向新的產業。對那些重復建設的企業以及夕陽產業，就下決心進行關停。在宏觀政策上，要通過稅收等辦法調節行業分配，提高艱苦行業的工資收入。一方面國家要加大對第三產業的投入。加大對基礎設施等的投入，既可以為經濟的高速高質量增長打下堅實的基礎，又有利于增加就業；另一方面國家可以通過制定政策，鼓勵企業、學校、社會團體及下崗職工興辦第三產業。在辦理登記手續，發放經營執照，提供生產經營場所等方面，提供各種方便，為他們創造一個良好的投資環境。
3.大力發展中小企業，開放民間投資領域。中小企業數量多，資產規模小，資本有機構成低，勞動密集度高，是吸納勞動力的主要部門。應進一步改善中小企業發展環境，在產業置換、轉移和升級過程中，采取差別化的政策。充分發揮中小企業專項資金的作用，完善評價機制與監督機制，引導廣大中小企業加快技術改造和技術創新步伐。重點在產業集群和具有產業優勢的地區推動中小企業和民營企業采用新工藝、新技術開發新產品，鼓勵中小企業進入現代服務業、裝備制造業和高新技術產業領域，鼓勵民營企業參與國企改革。
4.選擇勞動密集型技術，推進經濟增長方式的轉換，以緩解就業的壓力。由于技術進步與增加就業存在著一定的矛盾，在推進經濟增長方式轉變過程中進行技術選擇時，必須以勞動密集型技術為主，資金密集和資源密集型技術為輔。即是說，考慮到我國目前巨大的就業壓力，在進行產業和技術選擇時，必須向勞動密集型傾斜，要選擇多用勞動力的類型，在保證經濟效率的前提下多增加就業。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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