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內直接投資定義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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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境內直接投資定義范文
關鍵詞：跨境人民幣結算；離岸市場；人民幣國際化
一、概念界定
對于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的定義，不同機構各不相同，并且不同的發展時期其內涵也在不斷的延伸發展中。本文結合相關文獻研究，將其定義為：指經國家允許的、有條件的企業在自愿基礎上，以人民幣報關、計價進出口貿易結算，其業務種類包括但不限于進出口信用證、托收、匯款等。并從業務范圍的角度將其劃分為廣義和狹義的跨境人民幣結算：廣義上包括經常項目下的跨境貨物貿易、服務貿易和資本項目下的直接投資人民幣結算；狹義上只包括跨境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人民幣結算，即僅限經常項目。
二、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現狀淺析
（一）量的角度
1.總量不斷攀升，直接投資占比增大
從圖1可以看出，初期業務發展較為緩慢，2009年結算量只有36億。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剛剛啟動，試點城市只有5個，首批試點企業僅365家，流程比較復雜，政策制度尚待完善，許多企業還有疑慮。2010年無疑是其騰飛期，試點城市擴大到20個省市，政策進一步完善，流程得到簡化，海外市場認可度也在提高，到2010年底結算量為5千億，達2009年的140倍。之后呈井噴式發展，2014年達到6.5億，而2015年前三季度，經常項下跨境人民幣收付金額合計5.46萬億元，同比增長13%，截止到2015年10月底，已近5.9億元。
2011年我國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業務從經常項目下跨境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擴大到資本項目下的直接投資人民幣結算業務。從圖1可以看出，直接投資人民幣結算業務穩步增長，但相對于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規模還較小。2012、2013、2014年直接投資人民幣結算額分別2806億元、5850億元、10485.8億元，分別為同年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的9.5%、12%、16%；2015年截止到10月31日，直接投資人民幣結算額為1.7萬億元，為同期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的30%。可以看出直接投資人民幣結算快速增長，占比不斷擴大。
圖1 跨境貿易和直接投資人民幣結算的發展趨勢圖
注1：2015年數據截至10月31日，下同
2.地域范圍擴大，市場份額提升
2011年8月跨境人民幣結算境內的范圍擴大至全國。而人民銀行與境外央行和貨幣當局間的貨幣合作也不斷深化，截至2015年10月，人民銀行先后與33個境外央行或貨幣當局簽署雙邊本幣互換協議，總額度超33.1萬億元人民幣。經雙方貨幣當局協商，先后在港澳臺地區、新加坡等14個國家或地區建立了人民幣清算安排。目前至少有40個國家和地區的中央銀行或貨幣當局以人民幣作為儲備貨幣。根據SWIFT公布的數據，人民幣在全球支付貨幣中的市場份額由2012年1月的0.25%上升至2015年8月的2.8%。
（二）質的角度
1.業務結構占比不斷優化
（1）貨物貿易VS服務貿易。狹義上的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也即經常項目人民幣結算規模保持較快增長。2014年，貨物貿易人民幣結算金額5.9萬億元，同比增長42.6%；服務貿易及其他經常項目結算金額6565億元，同比增長31.3%。截至2015年10月底，貨物貿易人民幣結算金額5.24萬億元，服務貿易及其他經常項目結算金額6564億元。從圖二中可以看出，兩者總體呈增長趨勢，注2中的調整也是為了引導我國進出口貿易的結構向著健康可持續的方向發展。同時，我們也應看到，貨物貿易占比平均在80%左右，這與我國外貿進出口結構是相關的。
圖二 跨境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發展趨勢圖
注2：自2014年8月份開始，無貨物報關的轉口貿易，由服務貿易調整到貨物貿易統計，貨物貿易金額擴大，服務貿易金額相應減少
（2）對外直接投資VS外商直接投資。直接投資人民幣結算可以分為境內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和外商直接投資。2014年，對外直接投資和外商直接投資人民幣結算金額分別為1865.6億元、8620.2億元。截至2015年10月底，對外直接投資和外商直接投資人民幣結算金額分別為11803億元，5898億元。由圖三分析可知，兩者總體呈上升趨勢，2014年以前，兩者所占比例明顯不均衡，對外直接投資占比過少，均在18%以下，2015年10月底，對外直接投資占比33.3%，明顯好于2014年，預示著人民幣國際化水平在提高，我國企業參與國際化的層次在提高，對外直接投資增長較大。
圖三 對外直接投資和外商直接投資發展趨勢圖
2.人民幣離岸市場快速發展
人民幣離岸市場指在我國大陸以外從事和開展使用人民幣計價的金融產品的市場。中國銀行9月14日“2015年第二季度離岸人民幣指數”，該指數是根據人民幣離岸金融市場上的資金存量規模、資金運用狀況、金融工具使用等方面的發展水平來計算的。計算結果顯示，離岸人民幣指數從2013年的0、91%提升至2015年第二季度的1.37%，整體一直處于上升趨勢。說明我國人民幣在離岸金融市場的使用規模和份額上穩步提升，日趨活躍。
3.人民幣國際地位不斷提升
據統計，人民幣在全球支付結算中的使用份額從2013年1月的0.63%攀升至2015年7月的2.34%，雖然份額仍然很小，但是一直在不斷增長中。根據SWIFT公布的數據，2015年8月人民幣在全球支付貨幣中的排名由2012年1月的第20位上升至第4位。11月30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正式決定將人民幣納入特別提款權貨幣籃子，權重僅次于美元和歐元，表明國際社會對人民幣的認可加深了。
三、總結
經過以上五個方面的分析，跨境人民幣結算業務總體規模增長勢頭良好、離岸市場發展迅速、國際地位有一定提高。隨著人民幣國際化步伐的推進，相關的改革政策的出臺、業務的創新等。可以預期，跨境人民幣結算將進一步擴大，雙邊貨幣合作將繼續穩步開展，資本項目可兌換步伐穩步推進，人民幣作為儲備貨幣規模將進一步增加。（作者單位：1.沈陽師范大學；2.郵儲銀行）
參考文獻：
[1] 李婧.從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看人民幣國際化戰略[J].世界經濟研究，2011，02：13-19+87.
第2篇：境內直接投資定義范文
公報指出，截至2005年底,中國近4000家境內投資主體共在全球163個國家(地區)設立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企業（以下簡稱境外企業）6426家。2005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凈額（以下簡稱流量）122.6億美元，同比增長123%；截至2005年底，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累計凈額（以下簡稱存量）572億美元，較上年增加124億美元；2005年，通過境外企業實現的進出口額577億美元；境外企業就業人數達到47.4萬人。據聯合國貿發會議（UNCTAD）的《2005年世界投資報告》顯示，2004年全球外國直接投資（流出）流量為7302.6億美元，存量為97322億美元，以此為基期進行測算，2005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分別相當于全球對外直接投資（流出）流量、存量的1.68%和0.59%。
對外直接投資概況
公報分幾個部分綜合闡述了2005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概況：
一、2005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
2005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首次突破百億，達到122.6億美元，同比增長123%；其中股本投資38億美元，占31%,利潤再投資32億美元，占26%，其他投資52.6億美元，占43%。2002至2005年四年間,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年均增長速度為65.6%，2005年流量較上年增加1.2倍，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開始步入較快發展期。
在分析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較快發展的動因時，公報指出，首先是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和綜合國力的不斷增強為中國企業對外投資奠定了良好的物質基礎。據國家統計局初步核算，2005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達到18.23萬億元,同比增長9.9%， 這是中國經濟連續三年保持10%左右的增長率。在世界銀行公布的2005年全球主要國家的GDP排名中，中國以2.229萬億美元的GDP總量，超過意大利和法國，并略微超過英國，成為全球第四大經濟體,同年底中國的外匯儲備以8188.72億美元，位居世界首位。在人均GDP方面，包括上海、北京、天津、浙江、江蘇、廣東、山東、遼寧、福建九個省市超過了2000美元，達到2004年世界中等收入國家水平，其中上海、北京人均GDP超過了5000美元，這為中國企業“走出去”提供了物質可能。
其次，政府部門積極推動對外投資便利化，建立、健全對外投資的促進、服務體系，為中國企業境外投資提供了政策支持和法律保障。
2004年，為了推進對外投資便利化的進程，商務部根據《行政許可法》和《國務院關于投資體制改革的決定》，在2003年行政審批改革試點的基礎上，下發了《關于境外投資開辦企業核準事項的規定》，并與國務院港澳辦聯合下發了《關于內地企業赴香港、澳門投資開辦企業核準事項的規定》。上述規定在全國范圍內委托下放境外投資核準權限，簡化手續，進一步體現了在市場化原則下國家投資體制改革的精神和政府職能轉變的要求，對推動中國企業對外投資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
為引導企業對外投資，商務部、外交部了《對外投資國別產業導向目錄（一）》、《對外投資國別產業導向目錄（二）》、并制定《在拉美地區開展紡織加工貿易類投資國別導向目錄》、《在亞洲地區開展紡織服裝加工貿易類投資國別指導目錄》，為企業境外投資創造了良好的服務環境。
截至2005年底，中國共與87個國家正式簽訂了避免雙重征稅協定，《內地與香港對所得避免雙重征稅的安排》以及《內地與澳門對所得避免雙重征稅的安排》均已生效；截至2005年12月31日，中國共與116個國家簽訂了雙邊投資保護協定，為中國企業通過法律的方式維護自身合法權益提供了法律保障。
第三，國家財政對“走出去”的支持力度加大，中國企業主動對外投資的積極性不斷提高。
2005年財政部、商務部聯合下發了“關于印發《對外經濟技術合作專項資金管理辦法》的通知”，決定對境外投資采取直接補助和貼息方式予以支持，引導和鼓勵企業到境外投資辦廠、設立研發中心、開展農林牧漁業合作等。
第四，國內銀行、保險業主動參與企業大規模對外投資活動的意識不斷增強。
隨著中國企業綜合能力的提高，近年來中國企業跨國并購業務逐年增加，單筆項目的收購金額也越來越大。2005年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收購哈薩克斯坦PK石油公司，收購金額達41.84億美元，是目前中國企業海外實際收購業務的最大金額，此項目得到了國內多家銀行的積極支持。
公報認為，中國企業的總體實力增強也是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得以快速發展的重要原因。
在美國《財富》雜志公布的按銷售收入排名的2005年世界500強企業名單中，中國內地企業有15家入選，其中中石化、國家電網公司、中石油三家企業進入前50強，中石化公司以年銷售收入750.76億美元位居第31位，是中國企業上榜以來的最高名次。2005年，入選《財富》世界500強的10家非金融類企業的當年投資流量76.3億美元，占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總額的62.2%；存量達201.3億美元，占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總額的35.2%。據商務部統計，2005年中國非金融類境外企業的銷售收入較上年增長42.4%，利潤總額較上年增長46.6%。
從2005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的地區分布情況看，拉丁美洲地區為64.7億美元，占52.6%，主要流向開曼群島、英屬維爾京群島、巴哈馬，亞洲地區43.7億美元，占35.6%，其中，香港地區34.2億美元，以下依次為韓國、馬來西亞、也門、蒙古、阿拉伯聯合酋長國、越南、老撾等國家，歐洲地區5.1億美元,占4.2%,主要流向俄羅斯、德國、哈薩克斯坦、英國、吉爾吉斯坦等國家；非洲4億美元，占3.3%,主要流向蘇丹、尼日利亞、南非、幾內亞、埃及等國家；北美洲3.2億美元，占2.6%，主要流向美國、百慕大群島、加拿大；大洋洲2億美元，占1.7%，主要流向澳大利亞。
2005年通過收購、兼并方式實現的直接投資65億美元,主要包括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收購哈薩克斯坦PK石油公司的投資，中國網通集團通過其BVI公司收購香港電訊盈科有限公司股份的投資，上汽集團收購韓國雙龍汽車公司股份的投資等。
二、2005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
從2005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的地區分布情況看，亞洲地區406.3億美元，占71%，主要分布在香港、韓國、澳門、新加坡、越南、泰國等國家（地區）；拉丁美洲地區存量114.8億美元，占20%，主要分布在開曼群島、英屬維爾京群島；歐洲地區15.98億美元，占2.8%，主要分布俄羅斯聯邦、哈薩克斯坦、德國、西班牙、英國等；非洲地區15.9億美元，占2.8%，主要分布在蘇丹、阿爾及利亞、贊比亞、南非等;北美洲地區12.6億美元，占2.2%,主要分布在美國、百慕大群島、加拿大；大洋洲6.5億美元，占1.1%，主要分布在澳大利亞、新西蘭。
從2005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的行業分布情況看，商務服務業（主要為投資控股）165.5億美元，占28.9%；批發和零售業114.2億美元，占20%；采礦業86.5億美元，占15.1%；交通運輸和倉儲業70.8億美元，占12.4%；制造業57.7億美元，占10%；房地產業15億美元,占2.6%，電信和其他信息傳輸業13.2億美元，占2.3%；建筑業12億美元,占2.1%；其他37.1億美元，占6.6%。
三、中國對避稅地的直接投資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把香港、英屬維爾京、開曼群島、百慕大群島、巴拿馬、新加坡、盧森堡、瑞士等近20個國家(地區)定義為避稅地，其主要特征有：稅率相對較低、銀行或商業保密程度高、金融業占主導地位、通訊設施現代化、不實行貨幣管制、無須向監管或統計部門提交財務報表等。隨著跨國公司日趨成熟，通過避稅地投資的做法在國際上被普遍采用，投資者以適當的組織結構使其投資的地理分布多元化，通過特別目的實體（SPE）的建立使融資可以從企業的內部和外部同時進行。這些組織結構通常被稱為管道公司、控股公司、財務公司和地區總部等，它們在將國際經營的稅收總成本降到最低的同時，還可以避免匯率風險，將貨幣管制降到最低水平，避免不必要的國際資本轉移。因此許多國家（地區）的對外直接投資初始地或外來直接投資的來源地大多集中在這些避稅地。
公報指出，2005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向避稅地的金額為99.2億美元，占流量總額的81%，主要分布在開曼群島、香港地區、英屬維爾京群島、百慕大群島。
2005年,中國對避稅地直接投資的存量金額482億美元，占存量總額的84.3%，主要分布在香港地區、開曼群島、英屬維爾京群島、百慕大群島、新加坡。
四、中國對主要經濟體的投資情況
（一）中國內地對香港地區的投資
2005年中國內地對香港地區的投資流量34.2億美元，占流量總額的27.8%，同比增長30%；主要流向批發零售業、商務服務業、交通運輸及倉儲業、房地產業、制造業等。
2005年中國內地對香港地區的投資存量365億美元，占存量總額的63.8%。從行業構成情況看，批發和零售業占25.4%，商務服務業占24.1%；交通運輸及倉儲業占16.9%；采礦業占15.9%；房地產業占3.8%；制造業占3.6%；信息傳輸及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占3.4%;居民服務和其他服務業占3.4%；水利及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業占2.4%；其他行業占1.1%。
（二）中國對歐盟的投資
商務部統計結果顯示，2005年,中國對歐盟25個成員國中的23個國家有投資發生，存量金額7.3億美元，其中2005年流量1.85億美元。
從2005流量情況看，流向制造業的投資1.03億美元，占55.7%，主要分布在德國、意大利、英國、法國；批發和零售業0.62億美元，占33.3%，主要分布在德國、英國；商務服務業占2.6%，主要流向德國、荷蘭；餐飲業占1.5%，主要分布在荷蘭、英國；其他行業占6.9%。
從2005存量情況看，批發和零售業2億美元，占27.4%，主要分布在英國、德國、瑞典、法國、意大利；制造業2億美元，占27.4%，主要分布在德國、法國、意大利、英國、瑞典、荷蘭；農林牧漁業1.25億美元，占17.1%，主要分布在西班牙；采礦業占12.7%，主要分布在丹麥；交通運輸及倉儲業占5.8%，主要分布在德國；商務服務業占3.1%，主要分布在德國、法國、荷蘭；居民和其他服務業占1.8%；餐飲業占1.3%；其他行業占3.4%。
（三）中國對美國的投資
對中國在美國設立的700多家直接投資企業統計數據的匯總顯示，2005年中國對美國投資流量為2.32億美元，存量為8.22億美元。
從中國對美國的投資流量的行業分布情況看，批發和零售業占62.4%，制造業占24%，采礦業占8.8%，交通運輸及倉儲業占4.7%，其他行業占0.1%。
從中國對美國的投資存量的行業分布情況看，批發零售業3.2億美元，占39%；制造業2.44億美元，占29.7%，主要分布在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紡織業制造業、通用設備制造業、通信設備及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專用設備制造業等；交通運輸及倉儲業占10.5%；信息傳輸及計算機和軟件業占6%；商務服務業占5.7%；采礦業占3.3%；建筑業占1.8%；房地產業占1.7%；其他行業占2.3%。
（四）中國對澳大利亞的投資
根據中國在澳大利亞設立的近200家境外企業統計數據的匯總顯示，2005年，中國對澳直接投資流量1.93億美元，占對大洋洲地區投資流量的95.2%；存量5.87億美元,占中國在大洋洲地區投資存量的90.3%。
2005年中國對澳大利亞投資主要流向采礦業，占對澳投資總額的85.7%；其次為批發和零售業，占8%。從投資存量的行業分布情況看，采礦業占41.5%；批發和零售業占36.4%；制造業占16%；交通運輸及倉儲業占3.1%；其他行業占3%。
（五）中國對俄羅斯聯邦的投資
對中國在俄羅斯設立的近400家境外企業統計數據的匯總顯示,2005年中國對俄的投資流量2億美元,占對歐洲地區投資的40.2%；存量4.66億美元，占中國對歐洲地區投資存量的29.1%。
從2005年中國對俄羅斯投資的流量行業分布情況看，農林牧漁業占27.6%；采礦業占25.8%；制造業占16.6%；房地產業占12%；批發和零售業占6.3%；商務服務業占5.1%；建筑業占3.4%；交通運輸業占2.5%；其他行業占0.7%。
從2005年中國對俄羅斯投資存量的行業分布情況看，農林牧漁業占24.4%；制造業占22.2%；商務服務業占17.1%；采礦業占13.1%，批發和零售業占10.5%；房地產業占7.2%，建筑業2.6%，其他行業占2.9%。
（六）中國對東南亞國家聯盟的投資
2005年，中國對東南亞國家聯盟（以下簡稱東盟）十國的投資存量為12.56億美元,其中2005年當年流量1.58億美元。中國對東盟投資流量的44%流向批發和零售業，主要分布在馬來西亞、新加坡和泰國；其次為采礦業，占23.3%;以后依次為制造業（19.5%）、建筑業（7%）等。
從2005年中國對東盟投資存量的行業分布情況看，制造業4.37億美元，占35%,主要分布在泰國、馬來西亞、越南、柬埔寨等國家；批發和零售業2.98億美元，占23.8%，主要分布在新加坡、馬來西亞、越南等國家；電力、煤氣及水的生產供應業0.97億美元，占7.8%，主要分布在印度尼西亞、柬埔寨；商務服務業0.81億美元，主要分布在新加坡；建筑業0.77億美元，占6.2%，主要分布在泰國、新加坡、菲律賓；采礦業0.7億美元，占5.6%，主要分布在老撾、印度尼西亞；交通運輸及倉儲業0.61億美元,占4.9%，主要分布在新加坡;專業技術服務業0.46億美元，占3.7%，主要分布在印度尼西亞、泰國、新加坡；農林牧漁業0.33億美元，占2.6%，主要分布在越南、柬埔寨、緬甸；房地產業0.31億美元，主要分布在越南；餐飲業0.14億美元,占1.1%;其他行業占1%。
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和存量的特點
公報從對外直接投資的流量和存量兩個方面分別闡述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特點。
在分析概括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的特點時，公報指出，第一，2005年對外直接投資額首次超過100億美元。
第二，通過收購、兼并實現的直接投資占到當年流量的一半。
第三，境內投資主體對境外企業的貸款形成的其他投資在直接投資中占43%。
第四，以投資控股為主的商務服務業投資占當年流量的四成。公報中顯示，2005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向商務服務業49.4億美元,占當年流量的40.3%；制造業22.8億美元,占18.6%,主要是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通用設備制造業、紡織業、木材加工業、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業等；批發和零售業22.6億美元，占18.4%，主要是從事進出口貿易類企業的投資；采礦業16.8億美元，占13.7%，主要是石油和天然氣開采業、黑色金屬礦采選業的投資；交通運輸、倉儲業5.8億美元，占4.7%，主要是水上運輸業的投資；其他行業5.3億美元，占4.3%。
第五，在開曼群島、香港地區、英屬維爾京群島等傳統避稅地投資占當年流量的81%。
第六，對拉丁美洲的直接投資64.7億美元，占流量總額的52.6%，首次超過亞洲地區躍居第一。公報亦詳細列述了對全球各地區直接投資的情況：亞洲43.7億美元，占35.6%；其中，香港地區34.2億美元，以下依次為韓國、馬來西亞、也門、蒙古、阿拉伯聯合酋長國、越南、老撾等國家。歐洲5.1億美元,占4.2%，主要流向俄羅斯、德國、哈薩克斯坦、英國、吉爾吉斯斯坦等國家。非洲4億美元,占3.3%，主要流向蘇丹、尼日利亞、南非、幾內亞、加篷、埃及等國家。北美洲3.2億美元，占2.6%，主要流向美國、百慕大群島、加拿大。大洋洲2億美元，占1.7%，主要流向澳大利亞。
第七，地方的對外投資流量較上年增長一倍多。2005年，地方對外投資額20.6億美元，較上年增長111.5%。其中，上海、浙江、廣東、黑龍江、山東五省市投資最為活躍，當年對外直接投資額均超過1億美元，分別較上年增長224%、119%、49%、195%、195%，以下依次為北京、江蘇、河南、河北等。
公報同時概括了2005年末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的特點：
第一，存量規模繼續放大，投資分布的國家（地區）更為廣泛。2005年末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572億美元，較上年末增加124億美元，共分布在全球163個國家和地區，較上年末增加14個。
第二，從存量的構成情況看，股本投資197.3億美元，占34.5%；利潤再投資270.4億美元，占47.3%;其他投資104.3億美元，占18.2%，利潤再投資所占比重最大。
第三，從行業分布情況看，商務服務業和批發零售業占到投資存量的一半。公報顯示，2005年末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主要分布在以下行業：一是商務服務業（主要為投資控股）165.5億美元，占28.9%。二是批發和零售業即進出口貿易類的投資114.2億美元，占20%。三是采礦業86.5億美元,占15.1%，主要是石油和天然氣開采業、黑色金屬、有色金屬礦采選業。四是交通運輸、倉儲業70.8億美元，占12.4%，主要是水上運輸業。五是制造業57.7億美元，占10.1%，主要分布在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紡織業，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醫藥制造業，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如鋼、鐵），有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電器機械及器材制造業等。六是房地產業15億美元，占2.6%。七是信息傳輸業、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13.2億美元,占2.3%，主要是電信和其他信息傳輸服務業的投資。八是居民服務和其他服務業13.2億美元，占2.3%，主要為其他服務業的投資。九是建筑業12億美元，占2.1%。十是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業9.1億美元，占1.6%。十一是科學研究、技術服務和地質勘察業6億美元，占1%，主要是專業技術服務業的投資。十二是農、林、牧、漁業5.1億美元,占0.9%。十三是其他行業3.7美元,占0.7%。
第四，中國在亞洲、拉丁美洲地區的投資存量占到九成。公報顯示，亞洲地區406.3億美元,占71%,主要分布在香港、韓國、澳門、新加坡、越南、泰國等國家（地區）；拉丁美洲地區存量114.8億美元，占20%，主要分布在開曼群島、英屬維爾京群島；歐洲地區15.98億美元，占2.8%，主要分布俄羅斯聯邦、哈薩克斯坦、德國、西班牙、英國等；非洲地區15.9億美元，占2.8%，主要分布在蘇丹、阿爾及利亞、贊比亞、南非等;北美洲地區12.6億美元，占2.2%,主要分布在美國、百慕大群島、加拿大；大洋洲6.5億美元，占1.1%，主要分布在澳大利亞、新西蘭。
第五，從存量規模上看,中央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存量占81.8%，地方的投資存量為93.8億美元，較上年增加28.8億美元，廣東省雄居榜首，以后依次為上海市、北京市、山東省、浙江省、江蘇省、黑龍江省、河北省、福建省、河南省。從所占比重看，2005年末地方投資存量占16.4%，較上年末提高兩個百分點。
對外直接投資主體的構成
公報分析指出，2005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主體的主體多元化格局比較明顯,國有企業占整個境內投資主體的比重由上年的35%降至29%，而有限責任公司所占比重為32%，較上年增加4個百分點，有限責任公司所占比重超過國有企業躍居投資主體首位。
公報還顯示，中央企業僅占境內投資主體總數的7%，地方占93%，其中浙江、廣東、山東、福建、江蘇、上海、黑龍江的境內主體數量占全部的62.5%；浙江省的境內投資主體數量居首位，共949家，占境內主體總數的23.6%；七成的私營企業投資主體來自浙江、福建兩省。
從境內投資主體的行業分布看，制造業占到投資主體總數的五成半,主要分布在紡織服裝、鞋、帽制造業，紡織業，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工藝品及其他制造業，醫藥制造業，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金屬制品業等。
對外直接投資企業的地區和行業分布
公報指出，根據6426家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企業的統計資料匯總顯示：2005年底，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企業（以下簡稱境外企業）共分布在全球163個國家和地區，占全球國家（地區）的71.2%,對外直接投資存量達到572億美元,從境外企業的分布情況看,亞洲、歐洲地區投資覆蓋率分別達到93%和85%。
從境外企業的國別（地區）分布來看，香港、美國、俄羅斯、日本、越南、德國、澳大利亞的聚集程度最高，集中了境外企業的45.6%；其中在香港的境外企業占16.5%,美國占10.3%，俄羅斯占5.8%，日本占3.8%，越南占3.5%，德國占3.1%，澳大利亞占2.6%。
從境外企業的行業分布情況看，制造業占境外企業總數的34.7%，批發和零售業占17.5%、租賃和商務服務業占17.5%,建筑業占7.6%。
從境外企業的設立方式情況看，子公司及分支機構占境外企業數量的96%，聯營公司僅占4%。
第3篇：境內直接投資定義范文
摘 要 從1997年起，開始了外商投資企業的聯合年檢，在2007年對外企又開始了網上申報聯合年檢，年檢形式的改變使得公司證照的年檢工作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對于外商投資企業的證照年檢與其內資企業的最大不同之處就在于外匯收支情況表的編制與審核。本文旨在對外匯收支情況表的編制方法進行淺述。
關鍵詞 外匯收支情況表 外匯收支情況表編制
一、外匯收支情況表總體說明
眾所周知，我國是資本管制國家，資本管制要求系統監測宏觀外匯風險，并適時采取調控和管制措施減少外匯風險。我國已加入WTO，外匯收支流量和規模將進一步加大，面臨的涉外經濟風險也將相應增加。但由于我國現行的外商投資企業財務報表體系不能充分披露企業面臨企業的個體外匯風險，不僅企業管理者、投資者無法正確評估企業價值，國家對外商投資企業的整體外匯風險也無從測算。為防范涉外經濟風險，維護國家經濟安全，促進我國利用外資質量的整體提高，有必要加強外商投資企業外匯審核工作，準確合理的編制外匯收支情況表就顯得格外重要了。
外匯收支情況表反映的是外商投資企業與境外企業、機構和個人進行的經濟交易以及與境內企業、機構、個人進行的符合外匯管理規定的外幣計價、結算交易。同財務報表的編制基礎一樣同為權責發生制。該表以資產負債表的樣式來揭示外幣資金的流動，其本質為外匯的現金流量表。它所披露了外商投資企業從設立到年檢年度為止所有外匯交易的余額數。外匯收支情況表它的借方表示：貨物或服務的進口，金融資產的增加，金融負債的減少，外方權益的減少；貸方表示：貨物和服務的出口，金融負債的增加，金融資產的減少，外方權益的增加。
二、我們如何利用現有的財務數據來編制外匯收支情況表？
其實外匯收支表的每一項內容可以看作為一個會計科目使用，采用復式記賬的方法來記錄。現在我們簡述一下各科目的使用與會計處理的異同之處。
1．收到境外股東投入的資本金：會計分錄涉及實收資本，資本公積銀行存款科目，而在外匯表中涉及資產外匯貨幣資本金―資本金賬戶存款和實收境外資本―外國直接投資，對于資本溢價部分也計入實收境外資本――外國直接投資項下。
2．銷售商品收到貨款或享有應收債權時：會計分錄涉及銀行存款（應收賬款）和主營業務收入，同時相應結轉主營業務成本；外匯表中計入外匯貨幣資金-經常項目賬戶存款（應收外匯賬款）和經常項目差額。外匯表中的只用經常項目差額。
3．收到銀行存款利息會計科目：銀行存款和財務費用，外匯報表涉及科目為外匯貨幣資金和經常項目差額。
4．用外幣支付境外差旅費；會計科目：管理費用和銀行存款―外幣賬戶，外匯報表中涉及經常項目差額和外匯貨幣資金。
5．購買物資已支付價款：會計科目：物資采購和銀行存款，外匯表中涉及科目經常項目差額和外匯貨幣資金。
6．支付外籍人員工資：會計科目：應付職工薪酬和銀行存款，外匯表中涉及科目如果是用外幣資金支付所用科目為應付外籍人員工資和外匯貨幣資金；若是用人民幣支付涉及科目為應付外籍人員工資和非外匯形式資產――人民幣。
7．購買固定資產或其他物資已付款：會計科目：固定資產（工程物資）和銀行存款（應付賬款），外匯表中涉及科目：經常性項目差額，外幣貨幣資金（應付外匯賬款）。
8．外方投資中成本核算會計科目涉及長期股權投資和銀行存款（或是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外匯表中分為境外投資與境內外匯投資兩類針對境外投資則涉及表中境外投資與外匯貨幣資金（非外匯形式資產）如是境內外匯投資則需用到境內外匯投資項。
9．實際支付給外方投資現金股利：會計科目：應付股利和銀行存款，外匯表中涉及科目應付外匯股利和外匯貨幣資金。
10．外商投資企業向境外（境內）外匯借款會計科目：銀行存款和長期借款，外匯表中科目為外匯貨幣資金――外債賬戶存款和境外借款（境內外匯借款）。
11．外商投資企業外方股東以其境內舉辦的其他外商投資企業獲得的分配利潤、清算、等所得的人民幣資金增加本企業外方投資會計科目：銀行存款和實收資本而外匯表科目非外匯形式資產――人民幣和實收境外資本。
12．外商投資企業接受境外股東以境外機器設備、無形資產等投資會計科目：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和實收資本，外匯表涉及科目：非外匯形式資產――固定資產或是無形資產和實收境外資本――外國直接投資。
13．外商投資企業以機械設備、無形資產收回境外投資會計科目為：固定資產和長期股權投資（應收股利或投資收益）外匯表中涉及項目：非外匯形式資產―固定資產或無形資產和境外投資（境內外匯投資或是應收外匯股利）。
14．外商投資企業中方股東將股權轉讓給外方股東會計科目實收資本――中方和實收資本――外方，外匯表中項目非外匯形式資產――資本對價轉移和實收境外資本。
以上14筆比較分錄涉及企業大部分的業務往來，對在日常的工作中能起到一定的指導作用，但是本論文只是淺論了一下外匯收支情況表的編制問題，在實際工作過程中還需各界同仁把握好各科目的準確定義及原則，靈活掌握，以便順利通過每年的聯合年檢工作。
參考文獻：
第4篇：境內直接投資定義范文
關鍵詞：跨境資金流動；匯率；利率；人民幣升值預期
中圖分類號：F83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428(2011)06-0010-05
一、當前我國跨境資金流動的特點
資金的大規模跨境流動是經濟全球化、金融一體化的必然結果。其作為全球經濟金融一體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一方面，在國際經濟貿易交往中充當必不可少的交易結算和媒介作用，為國際分工的迅速發展奠定了基礎；另一方面，跨境資金大規模的自由流動，在全球范圍內形成了儲備貨幣發行國貨幣政策相對暢通的傳導機制。對大規模跨境資金流動.如果缺乏有效的管理和引導，將會對一國的貨幣政策和資本市場帶來嚴重沖擊，弱化一國貨幣政策調控的有效性，形成資產泡沫，并危及一國的經濟和金融安全，當前跨境資金流動的特點包括：
(一)跨境資金流動規模遠超過實體經濟規模
現行國際貨幣體系下，主要國別信用貨幣直接充當世界貨幣：主要貨幣之間匯率浮動，并缺乏有效的協調機制，全球貨幣供給缺乏有效的約束。與此同時.金融監管逐漸放松及金融創新大幅提升了貨幣流通速度。各國基礎貨幣供給及貨幣乘數得到了無限擴張，形成了全球流動性規模的快速擴展，跨境資金流動的規模逐年增長。2008年全球衍生品名義值已達649.8萬億美元，約為全球GDP的1.1倍。2010年4月外匯市場日均交易量已達4億美元，但其中外貿支付需求的外匯交易只占整個外匯交易量的極小部分。
(二)跨境資金流動具有高度波動性
跨境資金流動的動因錯綜復雜，但其中貨幣因素的影響日趨明顯。其具有的高度不穩定性，增加了跨境資金流動的高波動性；錯綜復雜的產品鏈及交易對手關系、高度發達的信息網絡、趨同的模型分析及信用的脆弱性等各種原因，放大了金融市場。對具體事件的反應。后危機時期，上述特征表現得更為明顯。
(三)跨境資金流動對各國經濟造成了巨大沖擊
跨境資金的自由流動，造成非儲備貨幣發行國的貨幣供給內生，貨幣政策有效性大幅降低；外部的通貨膨脹壓力無法得到有效隔絕，固定匯率制度下，國內面臨調整內部價格的壓力；浮動匯率制度下，本國匯率可能“超調”(over-shooting)。外部的通貨膨脹壓力，最終通過本幣對內價格、對外價格(匯率)的變化，影響本國部門間的資源配置。
我國作為全球經濟金融的一個新崛起力量，跨境資金流動既有上述特征，同時兼有獨特的一面。資金跨境流動，體現了資金的逐利性，其流動與政治、經濟、金融體制、產業政策等有著密切的關聯，直接決定著資金流動的方向。以下本文僅就資金流動與匯率、利率兩個因素的關系作深入的分析。
二、跨境資金流動與匯率、利率關系的實證檢驗
匯率、利率分別是貨幣的對外價格和對內價格。根據利率匯率聯合作用說，利率和匯率兩個因素是影響國際資本流動的最主要因素。套利交易(carrytrade)就是將跨境資金流動與匯率、利率維系在一起的一種投資工具。在套利交易中，投資者利用兩種貨幣利差，借低息貨幣，買高息貨幣，并通過貨幣大額買賣實現高息貨幣幣值穩定或升值，最終實現盈利的投資方式。
為研究匯率、利率與跨境資金凈流人壓力之間的關系，本文采用2003年9月至2010年12月的代客收付匯差額作為跨境資金凈流入壓力。將利差定義為3個月的人民幣回購利率與3個月的美元libor利率的差值，人民幣升值預期定義為(NDF-即期)／即期*100％(上述數據分別來自國家外匯管理局及路透.均為月份數據)進行了實證分析。
1、變量間的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
根據檢驗結果，從我國跨境資金流動情況看，只有第一個檢驗在10％的水平下被拒絕，即人民幣升值預期是代客跨境收付差額的格蘭杰因。
2、單位根檢驗
在進行格蘭杰因果檢驗之后，還針對人民幣升值預期對代客跨境收付差額的影響程度.進行了回歸檢驗。在進行回歸檢驗之前，首先確定各變量是否平穩，表2給出了各變量的單位根檢驗結果。
3、回歸檢驗
由表2看到，三個變量的原始值都不是平穩時間序列，但一階差分之后都是平穩序列。因此可以對一階差分之后的變量進行回歸檢驗。檢驗結果如表3所示。
檢驗結果表明人民幣升值預期的變化對代客跨境收付差額的變動有顯著影響，即對跨境資金影響較大的套利交易，可能主要通過匯率預期影響跨境資金的流動。其通過交易行為及其他信息渠道為市場確定了較為穩定的匯率預期。并可能促成預期的自我實現。進行套利交易的主體主要為投資機構如對沖基金、銀行等，其以高杠桿率進行投資交易，并采取集中行為模式，即單一投資者的投資策略會很快被其他投資者模仿。上述特點決定了套利交易對市場價格具有顯著影響力，其通過羊群效應進一步擴大影響，促進市場主體不斷地購買高息貨幣、賣出低息貨幣。加大高息貨幣的升值壓力，并可能促成市場預期的自我實現。需要強調的一點是，規模巨大的套利交易下，可能使得跨境資金流動及匯率脫離宏觀經濟基本面變動，如近期新興市場國家匯率的超調。
從深層次看，上述現象反映了開放經濟的“三元悖論”問題，即開放經濟條件下，貨幣政策完全獨立、嚴格固定匯率和資本完全流動三者不可兼顧。隨著跨境資金流動的逐漸放開，貨幣當局無法兼顧匯率政策與利率政策。
三、我國跨境資金流動現狀
(一)我國近十年跨境資金流動
對于跨境資金流動的統計監測包括兩種方法。按照國際通行的口徑，僅指國際收支平衡表的資本和金融項目，包括直接投資、證券投資和其他投資(不含儲備資產變動)。此外，我國還采用跨境收付數據(主要指銀行代客跨境收付數據)及結售匯數據反映跨境資金流動的情況，上述數據同時包括經常項目、資本和金融項目，反映口徑更為全面。本文主要采取跨境收付口徑考量我國跨境資金流動情況。
我國在2001年11月宣布加入WTO，2010年
最終完成WTO的所有承諾。2001-2010年間是我國經濟金融對外開放的關鍵性時期。該時期，除2009年受金融危機影響外，我國跨境資金流動規模及順差實現了快速增長：2010年跨境收入、支出分別為1.9萬億美元和1.6萬億美元，較2001年擴大了5.9倍和6.3倍；跨境收付總額年均增速明顯超過GDP增速，2010年其占GDP的比例已達59％.較2001年上升了21個百分點；跨境收付長期保持順差，且逐年加大，十年內跨境收付凈流入累積達2.3萬億美元。
(二)我國跨境資金流動規模及順差快速增長的原因
我國跨境資金流動規模的快速增長是全球流動性急劇增長、跨境資金流動規模快速上升的結果.符合經濟金融全球一體化的趨勢。近年各國貨幣供給實現了明顯增長，其占GDP的比例逐年增長，2005年美、歐、日M1占GDP的比重分別達到了53.9％、42.0％和75.1％。在此基礎上，經濟金融全球化及經濟金融化和市場化造成了全球外匯市場迅速增長，1989年，外匯市場日均交易量是7160億美元，2010年4月外匯市場日均交易量增長了近5.6倍；全球債市市值及股市市值也急劇增加。我國跨境資金流動的快速增長與國際市場的資金流動保持了一致的走勢。
其次，貨幣性因素對我國跨境資金凈流人壓力持續增加有明顯影響。我國經濟前景看好及快速增長的進出口順差，客觀形成了跨境資金凈流入局面。但貨幣性因素對這種流入趨勢起到了明顯加強作用，投資者套利交易在人民幣相關產品上也明顯增長。根據BIS統計，2010年第四季度.作為人民幣離岸中心的香港股票指數相關的期權、遠期交易量較上一季度分別上漲了45％、26％。套利交易對跨境資金流動影響明顯，包括對人民幣升值預期產生較大的影響。繼而人民幣升值預期促使境內外企業、個人在財務運作中實現“資產本幣化、負債外幣化”，加大了我國跨境資金流人壓力。
四、我國跨境資金流動的特征
(一)經常項目跨境收付是我國跨境收付的主要構成
我國跨境資金流動中，經常項目規模占比明顯高于資本項目。2001-2010年間，該比例一直保持在80％以上，貨物貿易跨境收付則約占我國跨境收付總規模的七成。上述收付結構的形成，可能原因包括我國資本項目仍存在管制；國內金融投資工具有限，資本市場深度和廣度有限，相應我國證券投資項下跨境收付規模有限。
(二)我國跨境資金凈流人以貨物貿易及長期投資資金為主
我國跨境收付順差來源中，2001-2010年經常項目跨境收付順差年平均占比為63.09％，貨物貿易跨境收付順差年平均占比為62.17％；資本項目跨境收付順差年平均占比為32.45％，其中直接投資項下跨境收付順差占比為29.1％。
從統計口徑反映的跨境收付順差結構具有較好的穩定性。經常項目的跨境收入，特別是貿易項下跨境收入，往往是以前期生產產品為等價交換物，對當前及未來不產生負債。資本和金融項目順差相對經常項目順差更具有脆弱性。其資金流入，不管是直接投資款項，還是購買證券支付的款項，均以本國投資主體未來的盈利為對價進行交換，表現為我國居民的對外負債。但相對而言，直接投資項下資金流入，主要為長期資金流入。波動性弱于證券投資及外債等跨境資金流動。
需關注的是，從各國經驗得出的一個普遍結論是：資本管制可能改變跨境資金流動的結構。我國從統計口徑上表現穩定的跨境收付順差結構，同樣可能與我國現行的外匯管制現狀密切相關，不排除部分資金利用上述合法合規渠道實現異常資金及其他波動性較強的資金流人，內含不穩定性。如貨物貿易跨境收付順差，部分來源于真實的有交易背景的進出口順差，部分源于貿易信貸及貿易融資等，后者屬于當期的貿易多流入資金。貿易信貸及貿易融資形成的跨境資金流動波動性大，與人民幣升值預期表現出明顯的相關性，不排除部分投機套利資金通過上述渠道流入。
(三)異常資金流人流出的主要渠道及特點
對于我國跨境資金流動中存在的異常資金情況(即受貨幣性因素影響明顯的資金，我們通常稱為熱錢)，本文也進行了簡單的分析。根據杰格迪什?漢達(2000)的定義，熱錢是指在國家之間流動的，對匯率預期變化、利率波動、安全和兌換性安排極為敏感性的資金。我國的異常資金跨境流動情況包括：
1、異常資金流出入特點。
一是主要通過合法合規的渠道流動。二是大部分以長期投資方式存續，除經常項目跨境收付外。直接投資是我國跨境資金流動的最主要項目。總體而言，投資者對于中國經濟及人民幣匯率的前景長期看好，其多以長期盈利為目標，資本存續時間相對較長。三是許多套利資金的操作主體為境內機構。以貨物貿易跨境收付為例，貨物貿易較大的跨境資金凈流入壓力最主要來自于進口項下境內企業的少付匯和少購匯。上述境內企業主要利用關聯交易或者境外市場進行財務操作，實現套利。四是一些資金流入確也發揮了支持境內企業發展的作用。
2、異常資金流出入的主要渠道。
流入方面，一是貿易途徑包括加工貿易中通過高報工繳費和轉移定價，或利用虛增可收匯額度等方式多收匯、轉口貿易企業利用收付匯時間差擴大外匯凈流入。二是外商直接投資項下，一些外商設立空殼公司以直接投資名義調入資金結匯，一些企業內外串通進行虛假并購，增加資本流入；三是外債項下。少數外商投資企業通過擴大投資總額和注冊資本的差額大量借用外債調入境內；四是個人外匯項下，通過個人攜帶外幣現鈔、分拆結匯等方式規避相關外匯管理等；五是地下錢莊方式，其交易隱蔽靈活，大部分進行本外幣對敲交易、軋差平盤；不能軋差平盤的，往往采取偽造或虛構交易憑證方式，以貿易或投資名義收結匯或騙購匯。
對于異常資金流出，最值得關注的是前期外商投資企業留存境內的大量未分配利潤和已分派未匯出利潤形成了我國的隱性外債。根據外商投資企業聯合年檢數據，2009年外商投資企業外方留存利潤有1708億美元。一旦國際收支形勢發生逆轉或者匯率波動較大時，這些累積利潤可能集中匯出境外。同時，根據各國經驗，資本管理短期有效，其對跨境資金流出的抑制非常無效，形勢變化后，虛假的貿易方式、服務貿易及地下錢莊等渠道都可能被用于異常資金流出。
3、我國異常資金流入規模。
對于異常資金(熱錢)規模，目前較為普遍的測算方法是間接測算法或稱殘差法，是指以外匯儲備的增量，剔除國際收支平衡表中的相關項，得到短期國際資本流動規模的方法。該方法由世界銀行于1985年首先使用，后經多次修改調整。如國內一些學者將該公式修改為：
異常資金規模=調整后的外匯儲備增加額-貿易順差-FDI+其他調整項。
該測算方法存在的問題是，一是外匯儲備的增加額是官方外匯收入的凈增加，其與本國跨境資金凈流入壓力并不完全相等；二是貿易順差與進出口所造成的實際收支存在差異，部分貿易方式的進口、出口并不對應收匯、付匯，貿易順差變量用于上述公式并不可信；三是對于其他調整項的估計，如對貿易順差及FDI中隱藏的熱錢規模缺乏準確的判定。
五、未來變化發展趨勢及應對
目前看，盡管國際社會對貨幣體系改革的呼聲明顯.但相關動議并未觸及對各國貨幣發行的約束機制及對主要貨幣之間匯率穩定機制等核心制度的改革，未來一段時期全球貨幣供給仍缺乏有效約束，儲備貨幣國的貨幣政策缺乏有效約束。在監管方面，各國差異懸殊的利益訴求，在短期內可能無法達成國際政策協調機制及國際金融監管框架。套利交易等還將繼續存在，并成為跨境資金流動的主要力量，影響國際金融安全與穩定。
第5篇：境內直接投資定義范文
關鍵詞：投資促進 資本流動 營銷活動
一、投資促進的含義
目前，關于投資促進的定義，國際上影響最為深遠的就是小路易斯?T?威爾斯和艾爾文?G?溫特在其所著的《營銷一個國家――投資促進作為吸引外國投資的一個手段》中提出的概念：投資促進是指各國政府試圖吸引外商直接投資所進行的一系列營銷活動；同時作者指出，投資促進包括下列具體類型的活動：廣告、直接郵寄、投資研討會、投資團組、參加行業展銷和展覽、散發材料、一對一直接營銷、為潛在投資者準備訪問日程、在潛在投資者和本地合作伙伴之間牽線搭橋、從各個政府部門獲得許可和批件、準備項目建議、進行可行性研究以及在項目開始運營之后向投資者提供服務等等。
而我國研究投資促進的著名學者王習農（2009）認為，上述投資促進的概念存在著明顯的局限性，主要表現在：一是對投資促進主體的界定過于狹窄，各國投資促進實踐表明，投資促進主體不僅僅限于政府，還包括企業及民間機構等，而且這些機構在未來的投資促進工作中將會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二是對投資促進客體即資本范圍的界定過于狹窄，盡管外商直接投資是投資促進客體的主要組成部分之一，但事實上，投資促進不僅僅是對外商直接投資的促進，它還包括對多種資本的投資促進，比如對國內資本的投資促進等；三是投資促進工作內容和范圍過于狹窄，這一概念將投資促進僅僅定義為一種“營銷活動”是比較片面的，事實上，投資促進是包含投資促進營銷活動在內的內涵更豐富的綜合性、系統；由此可見，上述投資促進概念只能算做是狹義的概念，并且它已經不適應新時代下國內外投資促進發展的形式。
而王愛香、韓立民（2006）則認為，現代意義的投資促進，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為了吸引外國的資金和技術，以推動本國、本地區經濟和社會發展，向潛在投資者進行的各種營銷活動。其具體內容，主要包括四個方面：一是形象塑造，即塑造和宣傳本國、本地區、本城市的投資環境；二是招商引資，即通過各種活動、渠道、手段引進國外雄厚的資金、先進的技術和廣闊的銷售網絡；三是管理服務，即為潛在的現有的外商投資企業服務，吸引和擴大他們的投資；四是信息反饋，即反饋投資促進政策的執行情況，推動政府投資政策的完善。
從現代經濟發展的特點來說，資本流動是投資促進的前提，資本流動及投資早于投資促進產生，隨后，資本流動又由于投資促進的產生得到更好更快速的發展。因此，從理論上或從發展趨勢上說，有什么樣的投資方式就有什么樣的投資促進形式和技術與之相適應。投資是生產力，投資促進同樣也是生產力，而且有效的投資促進，就是能夠加速或成倍地擴大資本流動速度和投資規模，從而促成更大的生產力。
因此，基于上述分析，對于本文對投資促進界定的含義為：“投資促進”是各國政府、民間機構、企業通過制定有利于資本合理流動的政策、法律、措施，調整體制結構、完善運行機制，并應用多種適宜的技術和方法開展一系列營銷活動或生產一定的產品，做好相應管理和服務，從而促進吸引資本和對外投資，推動經濟、社會、生態協調發展的行為。
從上述投資促進的定義中，我們可以看出該定義明確了投資促進具有以下七個特點：
（1）明確投資促進的主體，即投資促進的主體不僅僅限于政府，還包括各國政府、民間機構、企業；同時，投資促進工作主要由多種性質的專業投資促進機構來完成，其主要職能是：營造投資環境、塑造對外形象、搭建招商平臺、提供周到服務、提供鼓勵政策、組織大型活動、制定規劃和法規等。但是，投資促進工作絕不僅僅是專業投資促進機構的事情，而是多單位、多部門、多人員共同協作的結果；
（2）明確投資促進行為的內容，也就是說，投資促進不僅僅是開展一系列“營銷活動”，而是有更豐富的內容，即制定有利于資本流動的政策、法律、措施，調整體制結構、完善運行機制，并采用多種適宜的方式開展一系列營銷活動或生產一定的產品。肯定了投資促進是一種包含多種元素的“行為”，而不僅僅只是一種“活動”。
（3）明確投資促進的核心和本質是服務，即為潛在的和現有的投資企業做好服務和管理工作，以吸引和擴大各類投資。
（4）明確投資促進資本流向是多元的，既有我國吸引國外資本促進，又有我國向國外投資促進，還有我國境內各地區間、產業間、企業間的投資促進等。
二、“投資促進”和“招商引資”的區別與聯系
投資促進是一個新興的概念，而在我國，更為讓人熟知的提法是招商引資，那么“招商引資”和“投資促進”之間到底存在什么關系，這里有必要對兩個概念做一比較。實際上，二者既區別又聯系。
（1）區別。投資促進不同于傳統的招商引資，它是一種全局性的戰略觀念。其全局性和戰略性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它強調在采取具體的引資行動之前開展調查研究，科學制定和實施符合本地區實際的投資促進工作戰略和規劃，以促進本地區產業結構的調整升級，全面提升吸引外資工作的質量和水平；二是它強調形象塑造、引進外資、投資服務和信息反饋是一個有機整體，相互促進，不可或缺，尤其強調投資后服務，如優惠政策的落實、糾紛的解決和投訴等一些在招商引資階段最容易被忽視的環節。這就糾正了過去一個時期片面強調引資環節而忽視了形象塑造、投資服務和信息反饋環節的錯誤做法，適應了形勢發展對招商引資工作提出的新要求。
（2）聯系。“招商引資”和“投資促進”具有公共產品與市場商品的雙重屬性，投資促進機構和招商引資機構可以是政府機構、準政府機構，也可以是民間私營投資促進機構；投資促進與招商引資是都重視形象塑造等投資促進方式的使用，都重視投資服務，聯系密切，相互促進；同時，兩者的目的相同，都是促進資本的合理流動，以能否實現資源整合、能否提高資源利用效率以及能否推動經濟社會生態和諧發展就應成為根本的衡量指標。
參考文獻:
[1]王習農. 為“投資促進”正名[J]，中國外資，2009年第11期
第6篇：境內直接投資定義范文
[關鍵字]:并購跨國并購東道國
一、跨國并購是最近一輪直接投資增長的主要原因
在過去的十年中，大多數國際生產的增長是通過跨國的兼并和收購(包括由外國投資者收購私有化的國有企業)而不是通過新建企業完成的，通過并購完成的交易額已從1987年的不足1000億美元增長到1999年的7200億美元。在所有的跨國并購中只有不足3％被正式確認是兼并，其余的都被認作是收購。全資收購大約占總數的2／3。少數股權收購在發展中國家的跨國收購中約占1／3，在發達國家不足1／5。根據形式不同跨國并購可分為水平型(同一產業內部不同公司之間)、垂直型(客戶和供給者、買方和賣方之間的并購)和集團收購型(在不相關產業的不同企業之間進行)。20世紀80年代后期，大部分的跨國并購主要是在追求短期財務收益的驅動下進行的。但今天大部分的跨境兼并和收購都具有戰略和經濟意義，而不是出于追求財務收益的動機。另外，大部分的并購都不是敵意的，1999年敵意收購占并購總金額的比例不足5％，占總數額的比例不足0．2％。
在1980—1999年期間，全世界并購總數(包括跨國和國內的并購)以年均42％的速度增長，并購總金額占世界國內生產總值的份額也從1980年的0．3％增加到1999年的8％。兩次較大的并購浪潮主要發生在以下兩個時期摘要：一個是在1988—1990年，另一個是從1995年至今。最近的這次浪潮伴隨著國內并購的增長而發生。除了傳統的銀行貸款，最近的并購還因大量使用了一些融資機制(像發行普通股、可轉換股票以及公司債券等)而得以順利進行。另外，風險資本也成為一個重要資金來源，從而使得眾多的新公司和中小企業也可以從事并購活動。
在這種趨向下，1999年跨國并購增加了35％，據聯合國貿發會議估計，在6000多項交易中總金額高達7200億美元。2000年幾項大宗的交易業已公布或完成，預計跨國并購將進一步增加，2000年跨國并購總額估計超過10000億美元。
當前的并購和19世紀末發生在美國的并購(1898—1902年期間達到)有某些相似之處。二者都受到重大技術進步、并購的新融資方式以及管制變化的影響。只是最近的一次浪潮是國際化的，而前者只發生在美國境內。正如前一次發生在美國的并購有助于形成全國商品和服務市場及生產體系、為公司提供了統一的全國市場一樣，這一次國際化的并購進一步加強了全球商品和服務市場及生產體系的形成，為公司提供了統一的全球市場。
二、跨國并購的好處
一般來講，從一個外國投資者眼中來看，和直接投資辦廠相比，跨國并購作為對外直接投資的一種方式主要有兩點優勢摘要：效率和市場控制權。在現代企業運營中效率是極其重要的，這可以從高級管理人員的口頭語中看出，如“我們生活的新經濟中，一年只有50天。”“效率是朋友，時間是敵人。”等。跨國并購通常能以最快的速度在新市場中確立起自己的地位，成為市場領導者，并且最終贏得市場主導權，從而擴大公司規模，分散公司風險。此外，跨國并購還能將有關各方的資源和管理經驗集合起來，創造出靜態和動態的效率收益。
許多因素促成了公司進行跨國并購、直面全球經濟環境的變化，而如今空前的全球和地區性重組的熱潮，反映了這些因素之間的動態的相互功能。對許多公司來說，在已初見端倪的全球市場中生存和發展是十分重要的新問題，跨國并購的熱潮也應勢而起。在全球市場上，無法獲得發展和盈利的公司將成為收購的對象。所有這些促使公司進行跨國并購的基本因素成了公司保持和提高自己的競爭地位時首先考慮的新問題。跨國并購的重要性日趨明顯，完全是因為它給公司提供了一條取得其它國家有形和無形資產的最方便快捷的途徑，并可使公司在全國或全球范圍內優化其結構，以聯合其它公司，獲得競爭優勢。簡單說來，跨國購并使公司能快速取得位于不同地域的資產，這種資產在全球化的經濟中已成為決定競爭地位的重要因素。
三、跨國并購主要發生在發達國家
約90％的跨國并購，包括交易額超過10億美元的109個大宗購并中的大多數，都發生在發達國家。這些國家并購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最高，同時對外直接投資也迅速增長。
1999年西歐的跨國并購很活躍，售出額為3540億美元，收購額為5190億美元。在單一貨幣和促進深層次一體化政策的推動下，歐盟內部的并購占據了上述交易的相當一部分。該地區以外的大多數購買行為是英國公司并購美國公司。在被收購公司中屬于英國、瑞典、德國和荷蘭的最多，而英國、德國和法國則擁有最多的購買方公司。
美國公司仍是跨國并購中最大的目標，1999年在并購中向國外投資者售出了2330億美元。1999年美國所有的并購交易中有1／4強是由國外收購方完成的，而在1997年這個數字是7％。如今，跨國并購已成為外資進入美國的主要方式。1998年，和并購相關的對位于美國的子公司的投資占外資總額90％，占項目數總量的62％。在對外投資方面，美國公司1999年收購國外公司價值為1120億美元，比1998年少了250億美元。這主要因為大宗交易的數量減少了。
日本的海外收購價值在1999年有大幅上漲，主要是由于一筆大交易。一般來說，日本的跨國公司比起并購來仍偏愛直接投資辦廠，非凡是在發展中國家投資。日本跨國并購中的售出額在最近幾年增長很快，在1997—1999年間高于收購額。這是由并購制度上的變化、國外公司傾向于并購的戰略選擇和日本公司對并購態度上的轉變導致的。
直到90年代后期，發展中國家才逐漸成為跨國并購的重要場所。盡管從并購價值上看90年代中期前發展中國家所占的份額一直保持在10％左右，但從并購交易的數量上看，發展中國家的比例卻從1987年的5％上升到了90年代末的19％。由發展中國家的公司作為購買方進行的跨國并購從1987年的30億美元上升到了1999年的410億美元。
四、跨國并購和直接投資辦廠的區別
跨國并購和直接投資辦廠的本質區別在于，前者從定義上看是將資產從國內轉向國外，并且至少在初始階段不增加被投資國的生產能力。《2000年世界投資報告》認為，和直接投資辦廠相比，跨國并購會給東道國經濟發展帶來較小的正面影響或者說較大的負面影響，非凡是在市場進入時或進入后不久，表現在摘要：
1．雖然跨國并購和直接投資辦廠都能給東道國注入資金，但跨國并購帶入的資金并不總是能夠增加生產的資本存量，而直接投資辦廠就能夠。因此一定數量的跨國并購直接投資為生產發展做出的貢獻只相當于很少的直接投資辦廠方式的直接投資做出的貢獻，甚至根本就沒有貢獻。然而當本地一家公司的唯一選擇是關門停產時，跨國并購會扮演救世主的角色。
2．和直接投資辦廠相比，跨國并購轉移的高新技術較少，至少在市場進入初期是這樣。另外，跨國并購還會造成本地企業的生產和其它活動(如研發)層次下降或完全停止，或迫使它們遷址。直接投資辦廠則不會直接降低東道國的技術水平和生產能力。
3．跨國并購在東道國不會增加就業，因為并購過程中生產能力沒有增加。并且，跨國并購還會引起裁員，盡管收購方假如不至于破產，可能會同意保留原有員工。而直接投資辦廠肯定會增加東道國的就業。
4．跨國并購會增加東道國市場的壟斷程度，不利于培育競爭。事實上，可以故意用跨國并購的方式來減少或消除競爭。但假如跨國并購中收購的是即將倒閉的企業，那它還有利于防止市場壟斷度的提高。而直接投資辦廠從定義上看，能增加市場上企業的數量，不會在初始時造成市場壟斷度的提高。
但從長期看，考慮到直接和間接效應時，兩者之間的許多差別都縮小或消失了，表現在摘要：
1．國外收購方并購后一般都會追加后續投資，有時追加額很大，尤其是在私有化等非凡情況下。因此長期內跨國并購也會像直接投資辦廠一樣增加東道國的生產能力。這兩種方式對東道國企業會產生相似的擠入和擠出效應。
2．跨國并購后收購方會運用高新技術(包括組織和管理模式)，非凡是當需要對被收購公司進行重組以提高生產率時。
3．若收購方追加后續投資，并且保留被收購方的原有員工，隨著時間的推移跨國并購會增加東道國就業。因此兩種直接投資方式在創造就業上的差別在長期內會逐漸減弱。假如為提高生產效率進行裁員，那也比直接投資辦廠迫使本土缺乏競爭力的企業倒閉造成的影響小。
4．對市場結構的影響，不管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在市場進入之后將長期存在。跨國并購較輕易破壞競爭，增加市場壟斷，尤其是在政府干預較少的寡頭競爭的產業中。
五、東道國的具體情況對確定跨國并購的影響度十分重要
除了上面討論的市場進入時和長期的區別之外，在評估跨國并購對東道國帶來的好處和壞處時，還應認真考慮東道國的具體情況。
1．在正常情況下(即沒有經濟危機或政治動蕩)，非凡是當跨國并購和直接投資辦廠都可行時，直接投資辦廠比跨國購并更有利于發展中國家經濟的發展。在其它因素(進人動機，生產能力)相同的條件下，直接投資辦廠不僅帶入一整套的資產，還同時提高生產能力和創造就業；跨國并購可能達到同樣的效果，但不能立即增加生產能力。另外，某些種類的跨國并購在市場進入時會帶來一定的風險，如資產剝離時進行裁員、技術改造進展緩慢等。
第7篇：境內直接投資定義范文
在過去的十年中，大多數國際生產的增長是通過跨國的兼并和收購(包括由外國投資者收購私有化的國有企業)而不是通過新建企業完成的，通過并購完成的交易額已從1987年的不足1000億美元增長到1999年的7200億美元。在所有的跨國并購中只有不足3％被正式確認是兼并，其余的都被認作是收購。全資收購大約占總數的2／3。少數股權收購在發展中國家的跨國收購中約占1／3，在發達國家不足1／5。根據形式不同跨國并購可分為水平型(同一產業內部不同公司之間)、垂直型(客戶和供應者、買方和賣方之間的并購)和集團收購型(在不相關產業的不同企業之間進行)。20世紀80年代后期，大部分的跨國并購主要是在追求短期財務收益的驅動下進行的。但今天大部分的跨境兼并和收購都具有戰略和經濟意義，而不是出于追求財務收益的動機。另外，大部分的并購都不是敵意的，1999年敵意收購占并購總金額的比例不足5％，占總數額的比例不足0．2％。
在1980—1999年期間，全世界并購總數(包括跨國和國內的并購)以年均42％的速度增長，并購總金額占世界國內生產總值的份額也從1980年的0．3％增加到1999年的8％。兩次較大的并購浪潮主要發生在以下兩個時期：一個是在1988—1990年，另一個是從1995年至今。最近的這次浪潮伴隨著國內并購的增長而發生。除了傳統的銀行貸款，最近的并購還因大量使用了一些融資機制(像發行普通股、可轉換股票以及公司債券等)而得以順利進行。另外，風險資本也成為一個重要資金來源，從而使得眾多的新公司和中小企業也可以從事并購活動。
在這種趨勢下，1999年跨國并購增加了35％，據聯合國貿發會議估計，在6000多項交易中總金額高達7200億美元。2000年幾項大宗的交易業已宣布或完成，預計跨國并購將進一步增加，2000年跨國并購總額估計超過10000億美元。
當前的并購與19世紀末發生在美國的并購(1898—1902年期間達到)有某些相似之處。二者都受到重大技術進步、并購的新融資方式以及管制變化的影響。只是最近的一次浪潮是國際化的，而前者只發生在美國境內。正如前一次發生在美國的并購有助于形成全國商品和服務市場及生產體系、為公司提供了統一的全國市場一樣，這一次國際化的并購進一步加強了全球商品和服務市場及生產體系的形成，為公司提供了統一的全球市場。
二、跨國并購的好處
一般來講，從一個外國投資者眼中來看，與直接投資辦廠相比，跨國并購作為對外直接投資的一種方式主要有兩點優勢：效率和市場控制權。在現代企業運營中效率是極其重要的，這可以從高級管理人員的口頭語中看出，如“我們生活的新經濟中，一年只有50天。”“效率是朋友，時間是敵人。”等。跨國并購通常能以最快的速度在新市場中確立起自己的地位，成為市場領導者，并且最終贏得市場主導權，從而擴大公司規模，分散公司風險。此外，跨國并購還能將有關各方的資源和管理經驗集合起來，創造出靜態和動態的效率收益。
許多因素促成了公司進行跨國并購、直面全球經濟環境的變化，而如今空前的全球和地區性重組的熱潮，反映了這些因素之間的動態的相互作用。對許多公司來說，在已初見端倪的全球市場中生存和發展是十分重要的問題，跨國并購的熱潮也應勢而起。在全球市場上，無法獲得發展和盈利的公司將成為收購的對象。所有這些促使公司進行跨國并購的基本因素成了公司保持和提高自己的競爭地位時首先考慮的問題。跨國并購的重要性日趨明顯，完全是因為它給公司提供了一條取得其它國家有形和無形資產的最方便快捷的途徑，并可使公司在全國或全球范圍內優化其結構，以聯合其它公司，獲得競爭優勢。簡單說來，跨國購并使公司能快速取得位于不同地域的資產，這種資產在全球化的經濟中已成為決定競爭地位的重要因素。
三、跨國并購主要發生在發達國家
約90％的跨國并購，包括交易額超過10億美元的109個大宗購并中的大多數，都發生在發達國家。這些國家并購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最高，同時對外直接投資也迅速增長。
1999年西歐的跨國并購很活躍，售出額為3540億美元，收購額為5190億美元。在單一貨幣和促進深層次一體化政策的推動下，歐盟內部的并購占據了上述交易的相當一部分。該地區以外的大多數購買行為是英國公司并購美國公司。在被收購公司中屬于英國、瑞典、德國和荷蘭的最多，而英國、德國和法國則擁有最多的購買方公司。
美國公司仍是跨國并購中最大的目標，1999年在并購中向國外投資者售出了2330億美元。1999年美國所有的并購交易中有1／4強是由國外收購方完成的，而在1997年這個數字是7％。如今，跨國并購已成為外資進入美國的主要方式。1998年，與并購相關的對位于美國的子公司的投資占外資總額90％，占項目數總量的62％。在對外投資方面，美國公司1999年收購國外公司價值為1120億美元，比1998年少了250億美元。這主要因為大宗交易的數量減少了。
日本的海外收購價值在1999年有大幅上漲，主要是由于一筆大交易。一般來說，日本的跨國公司比起并購來仍偏愛直接投資辦廠，特別是在發展中國家投資。日本跨國并購中的售出額在最近幾年增長很快，在1997—1999年間高于收購額。這是由并購制度上的變化、國外公司傾向于并購的戰略選擇和日本公司對并購態度上的轉變導致的。
直到90年代后期，發展中國家才逐漸成為跨國并購的重要場所。盡管從并購價值上看90年代中期前發展中國家所占的份額一直保持在10％左右，但從并購交易的數量上看，發展中國家的比例卻從1987年的5％上升到了90年代末的19％。由發展中國家的公司作為購買方進行的跨國并購從1987年的30億美元上升到了1999年的410億美元。
四、跨國并購和直接投資辦廠的區別
跨國并購和直接投資辦廠的本質區別在于，前者從定義上看是將資產從國內轉向國外，并且至少在初始階段不增加被投資國的生產能力。《2000年世界投資報告》認為，與直接投資辦廠相比，跨國并購會給東道國經濟發展帶來較小的正面影響或者說較大的負面影響，特別是在市場進入時或進入后不久，表現在：
1．雖然跨國并購和直接投資辦廠都能給東道國注入資金，但跨國并購帶入的資金并不總是能夠增加生產的資本存量，而直接投資辦廠就能夠。因此一定數量的跨國并購直接投資為生產發展做出的貢獻只相當于很少的直接投資辦廠方式的直接投資做出的貢獻，甚至根本就沒有貢獻。然而當本地一家公司的唯一選擇是關門停產時，跨國并購會扮演救世主的角色。
2．與直接投資辦廠相比，跨國并購轉移的高新技術較少，至少在市場進入初期是這樣。另外，跨國并購還會造成本地企業的生產和其它活動(如研發)層次下降或完全停止，或迫使它們遷址。直接投資辦廠則不會直接降低東道國的技術水平和生產能力。
3．跨國并購在東道國不會增加就業，因為并購過程中生產能力沒有增加。并且，跨國并購還會引起裁員，盡管收購方如果不至于破產，可能會同意保留原有員工。而直接投資辦廠肯定會增加東道國的就業。
4．跨國并購會增加東道國市場的壟斷程度，不利于培育競爭。事實上，可以故意用跨國并購的方式來減少或消除競爭。但如果跨國并購中收購的是即將倒閉的企業，那它還有利于防止市場壟斷度的提高。而直接投資辦廠從定義上看，能增加市場上企業的數量，不會在初始時造成市場壟斷度的提高。
但從長期看，考慮到直接和間接效應時，兩者之間的許多差別都縮小或消失了，表現在：
1．國外收購方并購后一般都會追加后續投資，有時追加額很大，尤其是在私有化等特殊情況下。因此長期內跨國并購也會像直接投資辦廠一樣增加東道國的生產能力。這兩種方式對東道國企業會產生相似的擠入和擠出效應。
2．跨國并購后收購方會運用高新技術(包括組織和管理模式)，特別是當需要對被收購公司進行重組以提高生產率時。
3．若收購方追加后續投資，并且保留被收購方的原有員工，隨著時間的推移跨國并購會增加東道國就業。因此兩種直接投資方式在創造就業上的差別在長期內會逐漸減弱。如果為提高生產效率進行裁員，那也比直接投資辦廠迫使本土缺乏競爭力的企業倒閉造成的影響小。
4．對市場結構的影響，不管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在市場進入之后將長期存在。跨國并購較容易破壞競爭，增加市場壟斷，尤其是在政府干預較少的寡頭競爭的產業中。
五、東道國的具體情況對確定跨國并購的影響度十分重要
除了上面討論的市場進入時和長期的區別之外，在評估跨國并購對東道國帶來的好處和壞處時，還應認真考慮東道國的具體情況。
1．在正常情況下(即沒有經濟危機或政治動蕩)，特別是當跨國并購和直接投資辦廠都可行時，直接投資辦廠比跨國購并更有利于發展中國家經濟的發展。在其它因素(進人動機，生產能力)相同的條件下，直接投資辦廠不僅帶入一整套的資產，還同時提高生產能力和創造就業；跨國并購可能達到同樣的效果，但不能立即增加生產能力。另外，某些種類的跨國并購在市場進入時會帶來一定的風險，如資產剝離時進行裁員、技術改造進展緩慢等。
第8篇：境內直接投資定義范文
聯合國貿易和發展組織（以下簡稱“貿發組織”）于6月21日的《2016年世界投資報告》似乎也并沒有為各經濟組織的下調聲調改弦更張。
預估先下降10%～15%，之后恢復增長
《2016年世界投資報告》總結了2015年世界投資整體情況。2015年，全球外國直接投資（FDI）強勁復蘇，FDI流入總量躍升了38%，達1.76萬億美元，為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的最高水平。大幅增長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大規模的公司內部重組帶來巨額資金流動。若剔除此數據，2015年全球FDI的增幅實際上只有15%。
發達國家經濟體重新取得投資優勢。2015年發達經濟體作為一個整體的FDI流入量幾乎增加了1倍，達到9620億美元，占全球FDI的比重從2014年的41%猛增到2015年的55%。歐洲的FDI流入量增長強勁，美國則在2014年的歷史低位基礎上翻了兩番。發展中經濟體FDI流入總量增長了9%，達到7650億美元的新高。
但關于2016年全球FDI的預估，貿發組織并不樂觀： 2016年全球FDI將下降10%～15%，之后恢復增長。原因在于，全球經濟復蘇仍然乏力，總需求持續疲弱，初級商品出口國經濟面臨困難，跨國公司利潤水平下滑，以及政府出于反避稅目的對反轉交易采取更嚴格的政策措施。不過，從中期來看，隨著世界經濟增長預期回升，全球FDI有望于2017年恢復增長，在2018年達到超過1.8萬億美元的水平。
哪里將成為全球投資者的“樂園”？
2015年，安永會計師事務所曾一份調查報告，顯示印度超越中國成為最吸引外資的國家。但此次貿發組織的《2016年世界投資報告》則結果不同：超過中國成為吸引外國直接投資最多的國家并不是印度，而是美國。
盡管因為成本原因，有不少加工制造業的跨國公司撤離中國，造成“外資流出”的表象，但正如中國總理在兩會中提出的那樣，中國仍是最具吸引力的投資目的的之一。從《2016年世界投資報告》的數據上看，中國利用外資保持穩定增長。2015年中國外資流入量增長了6%，達1356億美元。而且，中國的外資利用率在行業和區域結構上正在繼續優化：中西部地區占比提高；服務業吸引外資比重提升；外資持續向資本和技術密集型行業（如先進制造業）和高附加值領域（如高端服務業）傾斜。
從對外投資的增長表現上看，中國更引世界矚目。2015年，中國對外投資達1276億美元。在大規模海外并購浪潮的推動下，中國已經成為部分發達國家主要外資來源國。同時，隨著“一帶一路”和國際產能合作的推進，中國在發展中國家的投資也繼續保持高速增長。
不久前，據商務部合作司負責人介紹，2016年1～5月，中國境內投資者共對全球151個國家和地區的4136家境外企業進行了非金融類直接投資，累計實現投資4792.6億元人民幣（折合735.2億美元，同比增長61.9%）。從對外直接投資的國別地區分布看，1～5月中國對北美洲、大洋洲、亞洲和拉丁美洲的投資同比分別增長208%、72.4%、62.8%和50.5%；對非洲投資實現5%小幅增長；受英國“脫歐”不確定性影響，對歐洲投資則下降了14.7%。對“一帶一路”相關的49個國家和地區非金融類直接投資56.3億美元，同比增長15.8%，占同期總額的7.7%。
《2016年世界投資報告》還顯示，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已經突破1萬億美元，但在全球排名仍在第10位，數量僅為排名第1位的美國的1/6。2016年，中國對外投資增長加速，對外投資存量排名有望上升到第6位或第7位。
“國家安全”為投資保護主義提供可能
中國在2016年1～5月的FDI為735.2億美元，吸引外資為541.9億美元。兩者數據對比，是否表明中國2016年對外直接投資會大舉超過吸引外資的數據？
這一敏感性問題的背后，是對中國可能招致的投資保護主義的擔憂。有聲音質疑：“國家安全”或可成為“投資保護主義”的遮羞布。
針對“對外直接投資會大舉超過吸引外資”這一問題，商務部發言人沈丹陽已經明確回應：“目前對外投資的增長總體是正常的，符合市場發展的基本規律，而且這個增長還會繼續。2016年，對外投資規模按照常規統計，數字會超過利用外資的規模。”
“國家安全”也是此次《2016年世界投資報告》的組成部分。報告分析指出，近年來，“國家安全”日益成為投資政策制定中的一個重要問題。這方面的具體立法和政策實踐不同，涉及的措施從明確的投資限制到復雜的審查機制，有時則涉及寬泛的定義和廣泛的適用范圍。以國家安全考量對外國投資進行審查是一國之。
然而，“國家安全”決不能成為投資保護主義的借口。因此，以下幾方面的問題值得注意，它們在“國家安全”和“投資保護主義”之間界限曖昧。
首先，各國對“國家安全”概念的界定有所不同，因而可以在投資審核階段以之為依據對不同的經濟利益進行評估，具有一定的隨意性；其次，各國采取的國家安全審查的內容不同，其要求潛在投資者提供的相關信息的數量和復雜程度也不同；最后，如果投資項目被認為具有國家安全方面的敏感性，在不同國家所面臨的結果也不同。有的被全部或部分禁止，也有的則有條件“放行”。
另外，行業方面的準入條件一般是清晰、明確的，但基于國家安全方面的限制則往往具有不可預見性。
第9篇：境內直接投資定義范文
條約的解釋都必須遵守一定的規則。《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31 條就條約解釋的規則做了規定。由于《維也納條約法公約》是對國際習慣法的編纂，因此無論《多邊投資擔保機構公約》的締約國是否是《條約法公約》的締約方都必須遵守它。《條約法公約》第31 條解釋之通則第1 款規定:條約應依其用語按其上下文并參照條約之目的及宗旨所具有之通常意義，善意解釋之。一般認為這一規定依次包含了三種解釋方法，即文義解釋方法(依其用語所具有之通常意義)、系統解釋方法(按其上下文)、目的解釋方法(并參照條約之目的及宗旨)。這里僅作簡要的介紹。
(一)文義解釋方法
文義解釋方法是指嚴格從文字、語法分析角度來確定法律條文的字面意義，而不考慮條文以外的其他任何因素的條約解釋方法，它是條約解釋過程中的首要解釋方法。《多邊投資擔保機構公約》第11 條第2 款規定:征收包括東道國政府采取一定的措施，剝奪被保險人對其投資的所有權或控制權，但不限于政府為管理境內經濟活動而采取的非歧視性措施。此處的措辭是包括但不限于，換言之，依據該條款本身是可以做擴大解釋的。
(二)系統解釋方法
從方法論角度，系統意味著用整體的、聯系的觀點看待和考察事物。具體而言，在運用系統解釋方法闡述條約文本中的某一法律規范或法律概念時，應注意其與其他法律規范或概念的聯系，以及它在整個法律的整體和上下文中的邏輯意義，由此作為闡明該法律規范或法律概念的含義的依據。系統解釋方法要求在解釋《多邊投資擔保機構公約》第11條第2 款時應考慮公約的其他條款。例如第3 款中規定的違約險，東道國政府出現違約的情況，一部分就在于因為采取了征收或類似的措施而使得合同中規定的義務不能履行。
(三)目的解釋方法
目的解釋方法是探求立法機關在制定法律時所希望達到的社會目的，據此來確認法律條文的具體涵義，并盡量體現條約有關目的與宗旨的解釋方法。從《多邊投資擔保機構公約》的宗旨來看，它是支持外商投資的，更是出于對外商投資的保護而建立的，因而我們可以對第11 條做目的解釋，使之擴展至東道國政府采取其他的產生了同征收類似效果的措施。綜上，無論是出于對《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11 條第2款解釋的不同認定，還是考慮到公約其他相關條款的規定，或者是從保護外資的角度出發，當前國際社會已越來越多地傾向于對征收外延理解的擴展。下面我們就從條約的擴大解釋角度來理解公約中征收的含義。
二、公約對征收作出的擴大解釋
擴大解釋一詞在國內法中早已有所體現，我國的憲法和刑法中均有關于擴大解釋學說的規定。這兩個領域關于擴大解釋大都主張作出超出字面的解釋，以此來適應社會情況的變化。國內的擴大解釋多半是從主觀的角度出發，主張是為當事人的利益著想和為滿足社會的需求。而國際法領域的擴大解釋卻是采用客觀的方法對相關的事項作出合理解釋。國際法學者費奧勒(Fiore)在其《編纂的國際法》一書中就提出了三條有關擴大解釋的規則:第一條:在原則上，適用解釋法律的規則以對條約作擴張解釋是不適當的;除未預見的場合外，須依從締約各方的意思，并思考對作為該協定客體的該案可以適用的每一規定。第 二條:對于本身明白清楚的一個規定，進行類推而予以擴張解釋是不適當的;這種規定實際上應被認為只適用于構成該條約主題的事項。規定不清楚、不精確，因而含糊時，可以引用類推。可以參考相同的締約各方之間有關類似事項的另一條約的條款來消除含糊。第三條:任何傾向于限制締約任何一方自由行使權利的規定，必須按最狹義的意義來了解，正如任何其他對個人普通法上的自由的損害一樣，引起負擔的規定也須按狹義了解，如果所用的詞語并不明白表示該締約方約許了擔任或實行某種行為。
隨著社會情況的變化、發展，在必要的情形下，無論是締約方還是受理爭議的法院或仲裁庭均可根據實際需要，對某些條款采取較為廣義的解釋。《多邊投資擔保機構公約》第11 條是關于承保險別的規定，其對征收及類似措施是這樣定義的:東道國政府采取立法或行政措施，或懈怠行為，實際上剝奪了被保險人對其投資的所有權或控制權，或其應從該投資中得到的大量收益。但政府為管理其境內的經濟活動而通常采取的普遍適用的非歧視性措施不在此列。考慮到國際法上允許在適當的、不偏袒某一締約方的場合下，作出擴大解釋，因而對征收及類似措施可以解釋如下:首先，行為的主體是東道國政府，除指其中央政府外，還包括政府機構和地方政府，在擔保合同中還可以擴展至事實上的政府。不但包括東道國政府本身的作為，而且，還包括東道國政府同意、授權、批準或指示的作為或不作為。中央政府為機構和地方政府，或對其同意、授權、批準或指示的行為負責是國際法所公認的。
風險行為僅僅指東道國立法上的行為，行政上的作為或不作為。一般學者均認為，這里列舉的引起風險發生的行為只限于:第一，行政上的積極作為，例如，沒收、查封外國投資者的財產;第二，行政上的消極不作為，例如拒絕警察保護，或有義務為某作為，但沒有作為;第三，立法上的積極作為，例如，通過國有化法令，但不包括立法上消極的不作為。原因就在于，機構不能以東道國缺乏某些法律為理由，向東道國索賠。也不包括司法機關為行使其職權而采取的措施和獨立的法院和仲裁庭在其管轄范圍以內，作出判決和裁決的行為。此外，公約明文將政府為管理其境內的經濟活動而通常采取的普遍適用的非歧視性措施排除在外。這類措施包括三個標準:第一，這類措施是政府通常采取的，而非專門針對外國投資者的;第二，這些措施是普遍適用的、非歧視性的;第三，采取這些措施的目的是為了管理其境內的經濟活動，這類措施包括:稅收、環境和勞動立法和保護公共安全的通常措施。但如果東道國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這類措施，其積累的結果等同于征收，也被視為非商業風險。
其次，行為的客體，受保護的包括投資者對投資的所有權和控制權，還保護產生于投資的大量利益。投資者對投資的所有權與控制權，在股份式直接投資時，表現為取得利潤的權利，控制和自由處分股份利益的權利;在非股份式直接投資時，表現為:要求企業按規定支付的請求權，將這一請求權轉讓給第三者的權利和參與投資項目管理的權利;大量利潤指投資企業的基金和有形財產，投資項目的利潤在非股份式直接投資中是指投資企業履行其對投資者義務的能力。由此看出，無論是學者還是MIGA 本身的業務細則都對征收做了較為寬泛的界定。而在國際實踐中，征收的定義早已不是那么局限化，類似國有化、間接征收、管制征收等詞語的出現，讓征收變得越來越國際化。這里尤其要提到的就是間接征收和管制征收。《多邊投資擔保機構公約》現已對這兩種征收形式給予了肯定。
由于這兩個概念都是近幾年國際投資領域新近發展而來的，它們不像直接征收那樣具有明顯的外部特征，更多地包含著一種漸進式的措施，手段也頗具多樣性。間接征收是相對于直接征收而言的，東道國不是直接在物理上轉移投資者對其投資財產的占有，而是指國家的有關措施干涉了投資者對其財產的占有、使用、處分、收益的權利，部分或在很大程度上剝奪了投資者對其投資的合理預期。間接征收的規定存在于各式各樣的國際法律文件中，所采用的措辭雖各不相同，但所要表達的實質意義都是相同的。通過對比，我們不難發現那些所謂的與征收任何類似的其他措施、與征收效果相同的其他措施、其他任何具有征收同樣效果或同樣性質的措施均等同于間接征收。管制征收則是一些西方學者提出的概念。其實征收本身就是一種管制(regulation)，在20 世紀80 年代的經濟理論和政策辯論中，管制這個術語就是指國家以經濟管理的名義進行干預，而征收本質上也是對外國投資者投資的一種干預或控制。從文本來看，公約采納了對征收作出擴大解釋的做法，然而，實踐中，大量有關投資爭議的案例，均對征收作出了擴大解釋，并在發展中不斷予以更新和完善。
三、征收的擴大解釋在國際實踐中的運用
國際投資實踐中，專門針對征收存在爭議的案子較少，通常是一個案子涉及幾個問題，其中之一便是征收。這里通過對近年來發生在投資領域的經典案例進行分析，以此進一步加深對征收擴大解釋的理解。
(一) Metalclad Corporation v. Mexico 案
該案因一塊位于墨西哥Guadalcazar 市的場地而起，該場地及其所有權于1993 年被其原始所有人，一個名為COTERIN 的公司(以下稱C 公司) 賣給Metalclad 公司( 一家根據美國的德拉華州法律所設立的公司) 的子公司。經墨西哥聯邦政府批準，C 公司自1990 年起在場地上經營一個廢物轉換站。1993 年，C 公司獲得了建造廢渣填埋點的三項批準，其中的兩項批準是由墨西哥聯邦政府環境部頒發的環境影響證明，該證明涉及廢渣填埋點的建造及運營，第三項批準是由場地所在州州政府出具的土地使用證。同年，Metalclad 公司完成了對C 公司的收購。但就在Metalclad 公司準備投入建設處理廠的過程中，聯邦州政府連同市政府接連發動了幾場阻止處理廠運營的公眾活動，并以缺少城市建設許可為由拒絕了Metalclad 公司的后續申請。最關鍵的墨西哥聯邦政府環境部還頒布了一項生態法令，宣布劃定一塊保護稀有仙人掌的自然保護區，該自然保護區包括了廢渣填埋點所在的區域。
換言之，該法令有效地、永久地( affectivelyand permanently)排除了填埋點的運營。仲裁庭在對征收進行解釋時，采用了寬泛的解釋方法。認為，征收不僅包括有利于東道國的公開的、蓄意的奪走財產，如直接剝奪或正式強迫轉讓權利，而且包括隱蔽的或附帶的對財產使用的干涉。這種干涉具有使所有者喪失對全部或大部分財產的使用權或喪失對財產合理預期利益的效果，即使并非必然是為東道國帶來明顯的利益。仲裁庭認為墨西哥市政府有意地拒絕給予申請方公司合法經營其設施所要求的許可，認為這一行為超出了市政當局的職權，有效且非法地阻礙了請求人的垃圾掩埋業務，是一種相當于征收的行為，并裁決給予申請方以損害賠償。在作出第一個征收裁決后，仲裁庭還發現，由聯邦政府環境部頒布的生態法令具有永久阻止Metalclad 公司運營其廢渣填埋點的效力，因此該法令的頒布永久性地阻止了Metalclad 公司希望通過運營廢渣填埋點獲得經濟利益的預期，并且Metalclad公司在開始投資前也無法合理預見到該法令的頒布，因而州政府頒布法令的行為也被認定是一種征收的行為。
(二) Pope Talbot v. Canada 案
Pope Talbot 是一家設立于美國俄勒岡州的木材公司，在加拿大的英屬哥倫比亞省擁有子公司，該子公司主要業務之一是將軟木從加拿大出口到美國。基于1996 年美國與加拿大簽訂的《軟木貿易協定》( US - Canada Agreement onTrade in Softwood Lumber，以下簡稱SLA)，加拿大對從本國四省(英屬哥倫比亞、魁北克、安大略和阿爾伯塔) 出口到美國的免稅木材實行配額限制制度。 Pope Talbot 發現自己在SLA 實施的頭三年中，分配到的出口配額有了無法說明的減少。1999 年3 月，Pope Talbot 以加拿大政府的SLA 配額限制制度違反了NAFTA 第11 章為由提出了仲裁申請，主張加拿大政府的出口管制制度剝奪了其投資能力，割斷了其產品與傳統、天然市場的聯系。
Pope Talbot 公司指控加拿大政府的行為構成了征收是基于兩個理由:首先是依據美國與加拿大訂立的軟木材協議的初期施行;其次是因為可免費過境的軟木材的出口量在持續不斷地減少。在該案中，仲裁庭采用的是較為廣義的解釋，將征收擴大至漸進式征收之外以包括規制行為，同意Pope Talbot 公司進入美國市場的權利是受保護的財產權益，繼而加拿大政府應對自己的行為負責。在Metalclad 案中，至關重要的是政府行為的效果( 無論其意圖如何)，尤其要關注投資者是否遭受無法彌補的傷害以及投資者是否合理地依賴政府的陳述與保證。在Pope Talbot 公司案中，仲裁庭更重視政府措施對投資的干預程度。據此我們不得不承認征收領域習慣國際法的存在，盡管各國內部對構成征收行為的評判標準各有不同，但總的來說，習慣國際法還在繼續發揮著它應有的作用，也由此引發了一些憂慮和爭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