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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宏觀的圖書館活動現象,要用比較的方法。第四,在注意研究圖書館實體的同時,還要超脫圖書館實體,把圖書館學投入社會,探索其社會效應。這樣不僅對提高圖書館在新形勢下和社會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和作用具有具體的實際意義,而且還可以進一步認識圖書館學的價值,深化研究主題,甚至可以在理論上得到新的啟發。從以上分析中不難看出,我們首先要繼承傳統的定性研究方法,注重對圖書館實體的考察,并以此作為圖書館學研究方法論的基礎。其次,研究工作不能簡單地停留在對圖書館實體的研究上,而是要把圖書館實體的微觀研究納入到對圖書館活動發展的宏觀研究的系統中去,探求圖書館活動的經驗和規律,得到理性的升華。從而我們得出如下結論:在繼承傳統定性研究方法的基礎上改革創新,在改革創新中發展豐富定性研究方法。
在圖書館學研究方法中,定性與定量研究一直處于主導地位,下面就主要用比較的方法將定性與定量研究進行對比。
(一)哲學基礎定性與定量研究作為圖書館學研究中存在的兩種主要方法,前一范式是從人文科學推演而來,所注重的是整體和定性的信息,以及說明的方法;后一范式則是模仿自然科學,強調適合于用數學工具來分析經驗的、可定量化的研究,研究目的在于確定因果關系,并作出解釋。定性研究的哲學基礎包括建構主義、后實證主義、解釋學、現象學等多種流派,而定量研究是實證主義科學方法論具體化的直接產物,與前者有著本質區別:首先,在本體論上,現象學等哲學流派認為現實并非客觀存在,而是依賴于人的意識而存在,主體對客體的認識是在互動關系中主體對客體的重新構建;實證主義則認為事物是客觀存在,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主客體是截然分開的兩個實體,主體可以通過工具獲得對客體的認識。其次,在認識論上,現象學等流派否認事實與價值是相互獨立的客體,否認知識的客觀性,認為知識只是各方面在互動中達成的暫時共識,不存在普遍的、抽象的知識;實證主義則注重經驗,認為主體對客體的認識必須建立在經驗基礎上,一切概念必須還原為直接的經驗,真理必須由經驗來驗證。知識的規律性使其具有可重復性,可以按照一定的規范進行推廣。再次,在方法論上,現象學等流派認為應關注價值、意義、態度、情感等因素,而這些無法通過數學的語言以數字來表現,只能通過描述性、解釋性的語言來實現;實證主義則試圖將自然科學的方法應用于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提倡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強調研究的精確化、量化。
(二)研究對象定性研究是對事物質的方面的分析和研究。事物的質是它區別于其他事物的內部所固有的規定性;定量研究則是對事物量的方面的分析和研究。事物的量即事物存在和發展的規模、速度、程度以及構成事物的共同成分在空間上的排列等可以用數量表示的規定性。也就是說,定性研究是通過解決“是什么”的性質問題,定量研究是通過解決“有多少”的數量問題,從而對復雜的圖書館學問題做出語言的或數字的描述,來反映研究對象特征和傾向的方法。
(三)研究目的定性研究的目的在于把握事物質的規定性,通過對研究對象進行廣泛細致地研究,來深刻地理解研究對象,進一步揭示圖書館工作的內部動力和定量研究所忽視了的那些層面,并不以追求普遍的規律性為目的。定量研究的目的在于把握事物量的規律性,即通過具體的數學統計、運算和定量分析,揭示研究對象的數量關系,從量的關系上發現圖書館活動的本質聯系及其發展變化的內在規律,以指導圖書館實踐。
(四)研究視角定性研究關注的是事物發展的過程以及相互關系,立足于從哲學、心理學、倫理學、歷史學、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人類學和語言學等層次上探討,從而整體地、發展地、反思地、綜合地把握研究對象質的特征。在研究視角上,定性研究更注重全面地把握信息,揭示信息之間的邏輯關系,取得對研究對象的整體分析和完整透視。定量研究分析的對象則是具有數量關系的資料,運用數學分析的方法,對雜亂無章的數據進行算術或邏輯運算,抽取或推導出對特定問題有價值有意義的數據,經過解釋并賦予一定的意義,成為圖書館學研究的重要結論。所以,定量研究的結果是將文字的、非定量的信息轉化為定量的數據,通過統計檢驗來解釋和鑒別研究的結果,在研究視角上屬于從局部推斷整體的情況。
(五)研究方法與定量研究不同,定性研究不需要事先做出理論假設,只是隨著研究進程的推進,使問題逐漸得到澄清,通過對非定向資料的歸納分析、提煉精簡、抽象概括再上升為理論。定性研究在本質上是一個自下而上的歸納過程,它不僅關注圖書館工作的結果,更關注工作發生的背景、過程,以便準確地理解結果。定量研究則主要用觀察、實驗、調查、統計等方法研究圖書館工作,經過提出假設、確定具有因果關系的各種變量、抽樣、選擇測量工具、控制無關變量、實施測量、檢驗校對、數據運算分析等一系列標準化程序,實現自上而下的演繹,最終驗證研究者的假設,是以“先在理論”為基礎的一種研究。
三、圖書館學定性研究方法的未來走向
(一)定性研究與定量研究相結合在進行圖書館學研究時,必然會遇到諸如發展戰略、政策、規劃等方面的內容,這些內容都包含著質和量相統一的兩個方面。在進行圖書館質的分析的基礎上,研究圖書館的量變,以及與其它領域(諸如經濟、人口等)之間數量聯系和數量變化的客觀規律和相互作用。這樣,圖書館學研究的理論或結論才能在未來實踐中達到充分利用的具體程度或精確程度。馬克思在研究經濟現象中運用數學分析的方法,為我們進行圖書館學研究樹立了典范例如,馬克思在研究資本主義社會工人被剝削的剩余價值和勞動力時指出:要對這個過程進行純粹的分析。為此,這里要運用數學上的一條規律,就是數學上運算變量與常量的定律,即運算常量變量相加減的定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40頁)經濟研究工程中運用的數量分析方法,在我們圖書館學研究中同樣是非常必要的。
(二)定性研究與社會調查研究相結合任何科學研究都需要進行廣泛深入的調查,而社會科學領域的科學研究更需要進行廣泛深入的社會調查。圖書館學研究作為社會科學中的一項科學研究,進行社會調查也就成為必需的方法之一。社會調查的方式可以是多種多樣的,如交談式、走訪式的社會調查和填表式的社會調查等等。但不管采用何種方式,進行社會調查至少有以下幾方面的作用:a.可以了解圖書館學研究與社會、經濟發展的關系;b.了解學科間進行相互合作的可能性和可行性;c.捕捉和收集與研究有關的信息,以便及時修正、充實圖書館學研究的內容,使圖書館學研究成果更具有競爭力和被使用性。
(三)定性研究與系統分析研究相結合圖書館是一種十分復雜的社會現象,是一個系統,它包含著眾多的宏觀問題和微觀問題。宏觀問題包括圖書館與社會、經濟、科學技術、文化、人口等問題,以及涉及到整個圖書館本身的方針、政策、發展規模、速度等方面的內容;微觀問題包括圖書館內部各層次、各級的管理自、藏書體系、服務方式等方面的內容。圖書館學研究運用宏觀與微觀系統分析的方法,就是要打破圖書館傳統的狹窄概念,把圖書館作為整個社會的一部分、社會大系統中的一個子系統。要看到圖書館的發展不僅要依靠圖書館本身的努力,而且必須依靠圖書館的外部力量和關系。這樣,圖書館才能求得發展,適應社會、經濟的發展。
1淵源與發展
《周易》是中國經典文化的“原體”有“群經之首”之稱,她通過卦的形象變化來尋求自然、人化的規律。生動的反映了中國古代樸素而豐富的辨證法思想,極大地深化了中華民族的理論思維。中醫學的理論體系是通過進取諸身、遠察諸物、取類比象的方法而建構的,這正是《周易》所創,所以說醫源于易。明代張介賓的“醫易同源”論曰:“易者易也,具陰陽動靜之妙;醫者意也,合陰陽消長之機。雖陰陽已備于中醫學#而變化莫大于《周易》。故曰天人一理者,―此陰陽也;醫易同源者,同此變化也。豈非醫易相通,理無二致,可以醫而不知易乎?”醫易同源,不僅是指在世界觀、方法論上的一致,更重要的是指理論形態的合一。
中醫發源于先秦,其理論體系形成于戰國至秦漢,經歷了三次發展,第一次出現于戰國到秦漢時期,此期《黃帝內經》的產生標志著以整體觀念為基本特征的中國醫學理論體系初步形成。該書基于秦漢以前的天文、歷法、氣象、數學、生物、地理等學科的重要成果,在氣一元論、陰陽五行學說指導下,總結春秋戰國以前的醫療成就和治療經驗,確定了中醫學的理論原則,成為中醫學發展的基礎和理論源泉。《黃帝內經》與確立辨證論治原則的《傷寒雜病論》、系統總結藥物學的《神衣本草經》以及《難經》和《黃帝內經》被歷代一家奉為四大經典,確立了中醫學獨特的理論體系。第二次為唐、宋、金、元時期,此期各種專科和綜合性論著層出疊見,金元四大家學術思想各具特色,各有創見,均從不同角度豐富和發展了中醫學。第三次為明清時期,吳又可提出治療傳染病的學術見解,創立了溫病學說,與傷寒學說相輔相成,成為中醫治療外感熱病的兩大學說。此期,李時珍《本草綱目》問世,而清代王清任的《醫林改錯》標志著古典形態中醫學理論體系的成熟。
中醫學以“氣一元論”為指導思想,以藏象經絡學說為核心,以陰陽五行學說為說理工具,說明人體的生理活動和疾病的病理變化;運用望、聞、問、切四診手段,診察病情;運用八綱、臟腑、經絡、精氣血津、衛氣營血“六經”和“三焦”等多種辨證方法,根據病情表現,辨明疾病的癥候,確定相應的治則治法,采用中藥、針灸、推拿等多種治療手段治療疾病。在治療疾病時,強調因人制宜、因地制宜和因時制宜。
西醫源于古希臘文明,最早創造醫學體系的是愛奧尼亞地區柯斯島上的希波克拉底〔公元前460年左右),以他的名義流傳下來的著作集成《希波克拉底文集》是有關西醫的第一本著作。希波克拉底創建了體液理論,認為人身上有4種體液,即血液、黃膽汁、黑膽汁和黏液,這四種液體的流動維系著人的生命,它們相互調和、平衡,人就健康;如果平衡破壞,人就生病。希臘化時期,蓋倫(公元130-200年)總結了希臘醫學自希波克拉底以來的成就并基于大量的解剖實踐和臨床實踐,創立了自成體系的醫學理論。蓋倫的醫學理論在歐洲持續了一千多年直到文藝復興。
文藝復興迎來了西方科學技術的大發展,16-17世紀,維薩留斯通過人體解剖校正了蓋倫的人體生理結構,出版了偉大的著作《人體結構》》標志著解剖學的誕生。哈維等則發現血液循環理論,將物理學、化學的概念引入生物醫學中。顯微鏡的發明不但確立了“細胞”概念而且認識了微生物。18-19世紀,細胞學、實驗生理學、遺傳學、微生物學、免疫學等學科的建立標志著現代醫學的誕生。巴斯德滅菌法的發明使手術死亡率降到15%,而疫苗的發明使傳染病有效控制,標志著現代醫學走向成熟。20世紀抗生素和化學藥物的出現使現代醫學完全進入了實際應用時代。50年代,DNA雙螺旋結構的發現,奠定了70年代基因工程技術的誕生,使在分子水平上進行生命的探索、操作和創造成為可能。西醫學發展達到了巔峰。
西醫學把人簡化為生物學客體,注重人的組織器官、細胞、分子屬性,是通過解剖尸體,用實驗做出生物學等指標來解釋人體的生命現象和規律。把人的疾病與健康問題還原為生物的、物理的、化學的問題。認為疾病是由某些生物、化學、物理等致病因子,對人體某一部分的損害,或人體缺乏某些必需物質所致。因而一旦特定病因被查出來了,診斷便確立。治療上,西醫是依靠藥物等治療手段,針對致病因素進行對抗治療,強調消除人的病。
量子中醫學是中醫理論現代化的科研成果,它是基于在科學、哲學層面的充分比較中醫之氣與量子的本質特性特征,提出“量子表征中醫之氣”的觀點,在此基礎上,利用量子理論、自組織理論、(耗散結構理論論)、特別是機體電磁輻射的相干性理論,揭示中醫理論的陰陽、五行、藏象、經絡、天人相應、藥性等學說的科學內涵。擬用量子理論等現論轉化中醫理論,建立現代的中醫診察和實驗研究體系。其基本思想是以整體觀和辨證唯物論為哲學思想,以量子理論等現代學科為理論基礎,基于機體電磁輻射場表征中醫人體之“氣”的觀點,運用微觀狀態的電磁輻射光(量子)輻射、能量(熱)等量子形式,研究闡述中醫理論關于人的健康與疾病轉化規律及其預防、診斷、治療、康復和保健的科學。概括的講,量子中醫學就是在機體電磁輻射層面研究人體健康與疾病轉化規律及其預防、診斷、治療康復和保健的一門學科。當然,量子中醫學目前還僅僅是個概念,形成一個完整學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需要大量的理論和實驗層面的支撐。但隨著中醫理論科學內涵的揭示,量子中醫學的雛形已經形成。
2科學哲學觀
中醫學的哲學觀同中國古代哲學觀,為辨證、有機唯物主義,主要以取象思維為主。其方法論為思辨。中醫藥學是采用模型建構、整體認知、直覺觀測、動態把握的方法來看問題。其特點為:①整體觀,認為人體是一個有機的整體,構成人體的各個組成部分之間在結構上不可分割,在功能上相互協調、互為補充,在病理上相互影響。而且人體與自然界也是密不可分的,自然界的變化隨時影響著人體生理病理轉化,人類在能動的適應自然和改造自然的過程中維持著正常的生命活動。②功能性,中醫學在認識解剖形體的基礎上,特別重視人體的功能活動,常常從這一角度分析和認識人體的生命規律。③恒動性,中醫學認為人體是一個不斷發生著氣的升降出入運動而維系著形氣相互轉化過程的機體,人的生理和病理過程是機體氣的動態平衡和失衡的過程。
西醫學的哲學觀為機械唯物主義,以還原分析論為其方法論,其思維方式為邏輯思維,西醫學是采用物質分析、數學定量、實驗實證的方法來看問題^其特點為①將人體視為各個零部件的組合。主要從病灶局部出發,用微觀的、分析物質結構的方法及實驗手段,來研究和認識人體的病灶一一人的病。②注重結構忽視功能,以解剖學為基礎,著重研究人體的形體器官和化學構成,認為人是一臺機器,只有物理的關系,而沒有情感的融通。缺乏對人的整體生命的考察。③注重人體生理、病理的靜態、局部忽視其變化、動態及整體。
量子中醫學的哲學觀與中醫學相同,為有機、辨證唯物主義,其思維方式則以邏輯思維為主,方法論以還原、綜合并重。量子中醫學是中醫學理論框架下,利用量子理論等現論轉化構建而形成的。其特點與中醫學有諸多相同點,①整體觀,量子的通訊聯系性可以將具有電磁輻射的萬物聯系起來,具有整體觀外,量子組成的電磁場在宇宙的空間中伸延且沒有邊界,表現為整體性;量子的糾纏性、非定域性、超距作用等特性,更深刻的刻畫出量子的整體觀的屬性,②功能性,機體的量子是機體內非分子型的通訊信使,機體電磁輻射是生命現象基礎特征,其形成的電磁輻射場具有高度相干性,與生命體系相互關聯,是調節生命功能和生命狀態的有效途徑。③恒動性,電磁輻射都是恒動的、永無靜止的。④量子可以通過基于光電效應的儀器,定量的測知機體輻射的量子的數目、頻率及量子統計,從而分析生物體系(如:人)的狀態。與中醫氣的可察性相比,量子的可測性更客觀更縝密,這是量子中醫學建立診察和實驗研究體系的基礎。
3支撐學科
中醫學的支撐學科是中國古代哲學,以中國古代哲學的陰陽學說、五行學說作為其思辨工具。這是目前唯一的不但以哲學作為其指導思想而且以哲學作為其說理工具的自然科學范疇的學科。造成了中醫理論抽象化、概念模糊化、診察方法主觀化,缺乏現代科學的清晰性、嚴密性和可證性等基本特征,使中醫的特色和優勢沒有得到充分的發揮和顯現,而且難以理解和掌握。
西醫學的支撐學科為16-19世紀發展起來的經典物理學、化學等近代科學體系,西醫學以經典的物理學、化學的基本原理和技術為基礎,建立了解剖學、生理學、病理學、藥理學、病原生物學等為基礎的醫學理論體系和診察及實驗研究體系,形成了西醫的生物醫學模式。具備現代科學的清晰性、嚴密性和可證性等基本特征。
量子中醫學的支撐學科是量子理論、自組織理論、機體電磁輻射的相干性理論以及電磁理論等現代科學體系。量子中醫學是用量子理論等現代科學轉化中醫學的陰陽五行、氣等哲學思辨工具形成的學科,是在機體電磁輻射層面上研究人體健康與疾病轉化規律及其預防、診斷、治療、康復和保健的,基于量子的強度、頻率及量子統計等建立起診察和實驗研究體系的。
綜上可見,中醫學、西醫學、量子中醫學的支撐基礎學科不同,決定了其研究層面不同,中醫學是以人體之“氣”這一抽象的物質概念為研究對象,西醫學是以機體的器官、細胞、分子為其研究對象的,量子中醫學是以機體的量子、(電磁輻射)為研究對象的。
4臨床診治
中醫理論是基于“氣一元論”思想建立起來的,認為氣是世界的本原,整個宇宙都是由氣構成的,人的生理、病理轉變也是氣的使然,氣的陰陽平衡是衡量機體健康與否的標準尺度,氣的狀態是由醫者通過望診、聞診、問診、切診等四診之診察方法收集的資料、癥狀和體征,通過分析、綜合,利用八綱、臟腑、病因、病機等中醫基礎理論,辨清疾病的原因、性質、部位,以及邪正之間的關系,概括、判斷為某種性質的證即氣的狀態。然后根據辨證的結果,確定相應的治療方法如方劑、針灸、推拿等,這一過程中醫稱為辨證論治。
四診診斷方法依據有三條:①司外揣內。意為通過觀察、分析病人的外部表現,測知其體內的病理變化。②見微知著,通過觀察局部的、微小的變化,測知整體的、全身的病變。人體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其任何一部分都與整體或其它部分密切聯系,因而局部可反映整體的生理、病理信息。③以常達變,即以正常的狀況為標準,通過對比發現太過或不及的異常變化。意為以健康人體的表現或狀態去衡量病人,即可發現病人的異常之處及病變所在,從而為做出正確的診斷提供線索和依據。
中醫主要應用源于天然的中藥和以疏通經絡為主的各種非藥物治療,用中醫藥理論對藥物進行復方組合,對人體進行有重點的整體治療。在大量長期的臨床實踐中,先者們根據不同的癥候總結出大量的相應的藥方,這是我國勞動人民在社會實踐活動中的智慧結晶,有是證用是方是中醫的重要醫則。中醫主要是通過調整機體的狀態恢復患者的健康的,以治未病為主的,所以其治療的范圍有限。
西醫在診斷疾病過程中,根據臨床經驗和理論知識,并借助于各種實驗儀器設備及檢查技術對疾病進行定性和定量分析。包括病因診斷、病理解剖診斷、病理生理診斷等方面。
西醫主要應用化學藥品和手術治療,消除病原體的侵襲和彌補機體的代償功能。隨著技術的發展,西醫治療還有放射治療,介入治療,透析治療,物理治療等等。在治療疾病的不同階段,西醫可能會采用一種治療方法,或一種方法為主同時采用多種治療方法。
西醫學的治療原理是針對病變的特異性病因、病理,運用藥物的化學作用性質和方式,形成特異性地消除病因、糾正病理的治療。治療思想是針對病因、病理、病位以直接控制的逆施性對抗療法。治療手段的選擇和設計是以能夠特異地消除病因、糾正病理為標準,治療活動就是運用這種手段去消除病因、糾正病理的過程。隨著觀測技術的進步,越來越向更低的微觀層次深入,越來越趨向于在分子水平的層次上理解疾病和醫學現象。
量子中醫學是在傳統中醫的框架下,用量子理論轉化傳統中醫哲學內容構建的,認為量子可以表征中醫之氣。其診斷方法是用生物光子分析系統或其他檢測生物超微弱發光、電磁、熱能等儀器檢測機體的量子行為,定量確定機體的狀態,通過建立機體量子的行為與方劑、針灸等的定量數理關系,實施治療的。量子中醫學的治療方法和治療理念與傳統中醫學一樣,最大的區別在于量子中醫學實現治療的定量化,中醫學則是定性的。
5討論
中醫理論源于東方文明,西醫理論源于西方古希臘文明,量子中醫學卻是用源于西方文明的量子理論轉化來自東方文明的中醫理論而來的。他們有相同的目的性即抵御人的疾病保障人的健康。
中醫學是建立在人體之“氣是構成并維持人生命活動的最重要、最基礎的物質”這一哲學抽象概念之上的,量子中醫學是建立在人體之“氣是機體電磁輻射場”這一具體物質概念之上的,中醫學“氣”的概念是哲學層面的概念是徹底的、絕對的,量子中醫學“量子”的概念是物理層面的概念,是實在的、可定量檢測的。量子中醫學認為量子與氣具有同構性,而西方傳統的思想文化以原子和還原論為代表,認為“原子”是世界萬物的本原;量子中醫學是以中醫學為實踐基礎,以量子理論等現代科學為理論基礎建立的學科,同中醫學一樣強調人體生命的功能變化規律,西醫是以經典的物理學、化學、生物學等近代科學為支撐建立的學科,強調人體生命的結構變化規律,強調征服自然。中醫學以中國古代哲學為支撐學科,以陰陽學說、五行學說等哲學思辨工具為其說理工具。中醫學和量子中醫學重視機體的整體性、恒動性、功能性,形神統一,西醫則重視臟器和細胞組織分析、強調局部、靜態、結構,排斥精神因素;中醫學重唯象研究,強調陰陽平衡,而量子中醫學和西醫學則重實證研究,注重實證分析、綜合。量子中醫學從機體電磁輻射層面研究人體;西醫學從分子水平研究人體,中醫學則從整體水平來研究人體的變化;中醫學的診斷擅長司外揣內的功能觀察法,辨證邏輯和定性分析,量子中醫學和西醫學的診斷盡可能運用一切科學技術發明,以定量檢測為主;治療上中醫學和量子中醫學是以天然的中藥、針灸、拔罐等通過調整機體的狀態,調動機體的抗病潛能達到恢復健康的目的,并用多種藥物配伍,多種方法并用來提高療效,側重于治未病,西醫治病則主要是以化學藥物、手術等為主要工具,通過對抗局部病灶達到消除疾病的目的,側重于治已病。
量子中醫學剛剛形成,是基于中醫現代化研究的結果,其理論性實踐性都是初步的、尚未完善的#需要大量的長期的理論和實驗研究。中醫學和西醫學已分別誕生了兩千多年和四百多年,理論成熟,臨床實踐豐富。
關鍵詞:化學方法;實驗歸納法;化學直覺;化學創造力
文章編號: 1005–6629(2012)5–0075–04 中圖分類號: G633.8 文獻標識碼: B
1 一部化學發展史也是一部化學方法的演變史
循著化學學科發展的歷史線索,我們編寫了關于古今中外有代表性的化學家、學者及化學工作者所作貢獻的系列化學史話。嘗試向讀者提供能具體觸摸化學歷史發展脈絡的史料與見解。這對有興趣進一步學習與研究化學史的化學教育工作者來說,也許是有益的。我國膠體化學家、化學教育家傅鷹教授曾語重心長地指出:“一門科學的歷史是那門科學中最寶貴的一部分,因為科學只能給我們知識,而科學的歷史卻能給我們智慧”。在他看來,化學與化學史的關系也是如此,而作為化學史給我們的智慧的結晶,則主要體現在人們對化學知識的思維方式和研究方法上。對此,抱有同感的還有中國化學會前會長柳大綱先生,他曾言簡意賅地說過:“化學窮物質轉化運動之理,綜宏析微、撥偽存真、精益求精,乃認識自然、改造自然之鎖鑰”(中國化學會成立50周年《祝愿》詞)。在這里,所謂“綜宏析微、撥偽存真、精益求精”亦就是對運用化學方法探索化學科學真理的作用的經典描述。
化學史家們現在一般都承認:化學發現與發明,無論巨細,幾乎從來就不是個人自發做出的獨創貢獻。即使那些最具革命性的化學理論也都是長期演變或發展的結果。一些基本的化學思想(如元素、原子、分子等)產生于各個不同的地域,這些思想逐漸經過交融、合并、修改和補充,最后公之于眾,形成了一種新的化學概念。這種化學概念又轉而影響和改變后來的化學理論,結果使化學科學有可能永無止境的進步不己。在這里,我們認為有必要明確回答這樣一個問題:推動化學科學不斷前進的動力因素究竟是什么?從科學方法論的視角來考察,化學的不同發展階段就會孕育或形成不同的化學方法,而一旦新的化學方法產生又會推動化學發展從一個階段邁向新的階段。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一部化學發展史也是一部化學方法的演化史。
化學方法從其內涵來說有兩個方面:一是化學家的思維方式,另一個是化學家運用的物質手段。用現代約定俗成的話來說,前一個是“軟件”,后一個“硬件”,兩者相輔相成才構成完整的所謂的科學方法。而要比較全面而又系統地敘述和探討化學方法的演化史,不僅要涉及化學家的個人秉性和才智,而且也涉及到化學家所處的社會經濟環境以及他們所接觸的哲學思想。
2 古代實用化學時期和化學方法的孕育
化學的原始形式是煉金術(或煉丹術),煉金術是思辨哲學(在古希臘是亞里士多德哲學,在古代中國則是道教哲學)和工藝技術相結合的產物。其后形成的醫藥化學和冶金化學則是煉金術向近代化學的過渡,比起煉金術來,后者更注重化學工藝技術、強調實用。但是,其哲學思想基礎仍然是和煉金術一脈相承。此時的化學還沒有從生產實踐和哲學中分化出來形成一門獨立的科學,相對應的化學方法也不具有科學的形志,而具有思辨的特征和“準實驗”(或用火操作的化學實踐)的痕跡。
2.1 思辨方法
煉金術士力圖通過物體的可直接觀察的性質(如顏色、熔度及晶形等)作為實證來闡明亞里士多德的哲學。亞里士多德關于“萬物皆變”并趨向“完善”的思想告訴人們,金屬中那些不夠完善的金屬(所謂賤金屬),總是力求變得象黃金等貴金屬一樣盡善盡美。煉金術士們堅信自己掌握的化學工藝技術手段能使之如愿以償,即可用火操作把賤金屬變成為貴金屬,這既是煉金術賴以生存的思想基礎,也是從當時冶金實踐中得出的仿佛合乎邏輯的結論。與其驚人相似的是信奉道教哲學的中國著名煉丹家葛洪有句名言:“變化者,乃天地之自然,何嫌金銀不可以異物乎”。在他看來,不僅金銀等貴金屬可以由它物變化而來,而且金銀等“不腐”、“不朽”的屬性也可發生轉移,甚至進入體內。這種“萬物皆可互變”的思想使煉丹方士們堅信“服金者壽如金”,“服玉者壽如玉”。
綜上所述,古代的化學思辨方法是以觀察為基礎,并運用原始的歸納與演繹的邏輯方法所構成的。其中包括了直觀的觀察、天才的猜測和原始的邏輯推理三個構成內容。而古代原子論和邏輯學則是這種方法的兩大杰出成果,可以說它們是后來化學發展為科學的內在“種子”或“胚芽”。
古代原子論的創立者德謨克利特首先寫成《論邏輯》一書,認為人對自然的認識是從經驗觀察上升到理性認識的過程,在該過程中需要運用歸納邏輯等方法。他在建立原子論的過程中,把直觀可見的水、氣、火、土等“元素”以致自然萬物,都視為由不可見的“原子”所構成的物質客體,試圖以觀察不到的本質來說明可觀察到的現象,從而產生了科學方法的“胚芽”,即以微觀物質的相互作用來解釋宏觀運動現象的方法。該方法試圖把宏觀層次物質變化現象還原到微觀層次原子運動變化的規律來認識。這種“還原思維模式”對后來的哲學和科學發展具有深遠的影響。
繼德謨克利特之后,主張四元素說的亞里士多德又進一步論述了演繹邏輯,他把以往的一些零散的邏輯方法論思想加以吸收、改造并以其名著《工具論》一書的完成確立了邏輯學。他強調把邏輯方法視為研究科學、認識真理的重要工具,并試圖說明思辨觀念怎樣從經驗的東西產生的,進而從邏輯上對思辨方法進行了總結。
2.2 準實驗方法
實用化學時期產生的化學思辨方法有其合理性,并具有科學內在“種子”或“胚芽”的積極意義。但在古代社會生產力和科學水平低下的情況下,思辨方法還不可能依照充分的事實去進行理論概括,更不可能進行科學實驗去檢驗,從而就可能導致粗糙的以致是錯誤的結論。例如,把本來并非是化學元素的水、氣、土、火等復雜物質看成是最簡單的“元素”等。由此可見,沒有用實踐或實驗去檢驗化學認識的結果,也沒有用假設所預言的事實,來驗證各種假設——這是思辨方法的根本缺陷。帶有這種缺陷的化學思辨方法還只是一種處于萌芽狀態的科學方法,盡管它是與處于化學原始形態的煉金術(或煉丹術)是相適應的,但畢竟是極不完善的,還需要向以科學實驗為基礎的科學方法轉變。
處在16世紀至17世紀前半葉的醫藥化學家和冶金化學家們,對變賤金屬為貴金屬的目標已經不感興趣。對于他們來說,寧肯放棄煉金術的思辨觀念,也要強調實用。這是由于煉金術(或煉丹術),無論在西歐還是在中國流行千年之久,但結果得不償失。相反由于它的神秘性質和脫離生產實際,終究還是嚴重地延緩以致阻滯了化學的發展。不少有識之士開始在實踐中摒棄煉金術(或煉丹術),這方面的代表人物有西歐的醫藥化學派帕拉塞斯、冶金化學派阿格里柯拉,在中國則是醫藥學家李時珍和編撰化學工藝百科全書《天工開物》的學者宋應星。他們主張化學只有從煉金術(或煉丹術)的羈絆中解放出來,才能達到它前進的真正出發點。
正是在制取藥物和冶煉金屬的實踐中,天平開始得到廣泛應用、定量觀念得到傳播、定量實驗方法的重要性開始受到重視,一些元素和化合物的知識有了新的積累,酸、堿、鹽及其反應的性質開始為人知。可見從煉金術士(或煉丹方士)開始到冶金化學家及醫藥化學家的活動,無疑帶來了多種可以作為科學解釋的結果。但是,這些近代化學的先驅者們的目標均屬實用性質,而不屬于化學科學。作為科學的化學還需要以建立科學理論為目標,還需科學的理念來指導觀察和理解實驗事實。
3 近代實驗化學時期和化學方法的形成
17世紀下半葉到18世紀,化學進入實驗化學時期,它開始同思辨哲學相分離,并徹底從煉金術(或煉丹術)中解放出來,近代化學由此開端。這一時期化學的主要任務是“搜集材料”,對物質及其性質進行分門別類的研究。這就需要運用化學實驗手段對物質進行分解或分析,并在依次獲得的大量經驗知識基礎上進行歸納與概括,結果抽提出了關于科學的元素概念和燃燒的氧化理論。在這個過程中,以實驗歸納為標志的經驗方法,作為科學形態的化學方法開始形成。
3.1 經驗方法
波義耳和拉瓦錫作為這一時期的兩個富有代表性的化學家,為化學方法的形成作出了奠基性的貢獻。“懷疑派化學家”波義耳以他的新思想(機械論的微粒哲學)和新方法(化學實驗方法),把化學開始確立為科學,而拉瓦錫則以他的具有系統性、嚴格定量性的實驗方法和善于運用理論思維的邏輯推理方法(主要是歸納法)完成了由波義耳開始的將化學變成科學的化學革命過程。
具體來說,波義耳深受現代實驗科學的始祖、英國哲學家弗朗西斯.培根的科學方法論(或“新工具論”)和機械論的微粒哲學的影響。在他的化學和物理學研究中,相當強調實驗和歸納法的科學方法論作用,同時非常嚴格地遵循機械論解釋的原則。波義耳反對把化學看做一種制造黃金等貴金屬或者醫療藥物的經驗技藝,而應當看作一門科學,作為科學的一個分支,化學主要從事對化學現象作理論解釋,而不是單純去實際利用它們。他還主張,實驗的方法和與此相聯系的對自然界的觀察是形成科學思維的基礎,化學應該用實驗方法而不是用玄虛的思辨和抽象的空談來確立關于物質化學變化的定律。同時波義耳復興了與亞里士多德哲學相悖逆的古代樸素的原子論,強調了物質的微粒哲學的觀點。該觀點認為:自然界是由一些細小致密、用物理方法不可分割的粒子構成,粒子結合成粒子團,粒子團作為基本單位參與化學反應。在這里可以說已經孕育著近代科學原子論的雛形。
拉瓦錫同波義耳一樣,繼承了弗朗西斯·培根的科學實驗論,強調“除了通過實驗和觀察的自然道路去尋求真理之外,別無它途”。但他與波義耳不同,特別強調了實驗歸納中的定量性,認為“必須用天平進行測定來確定真理”。并以精密的規范操作實踐檢驗傳統理論。拉瓦錫把波義耳倡導的經驗性的實驗歸納法推進到了新的階段。其經驗方法表現出了如下特點:從定性的實驗歸納發展到了定量的實驗歸納。拉瓦錫是明確提出,把由天平確定的量作為衡量的尺度,對化學現象進行實驗證明的第一個化學家。正是運用了這種“以量求質”的方法用以檢驗傳統的燃素說,終于否定了燃素的存在,了燃素理論對化學的百年統治。
拉瓦錫時代的化學方法尚屬經驗性質,但具有較高的嚴密性和系統性,較強的理論概括性。正是在實驗基礎上,運用概括的理論思維方法,拉瓦錫把從若干燃燒反應中所抽取出來的氧化的本質屬性,推廣到所有燃燒反應過程,從而形成具有普遍意義的氧化燃燒理論。
總之,波義耳——拉瓦錫時代的化學方法已趨形成,但比較強調“知識不能超出經驗范圍”,相對來說還比較忽視科學抽象、假說和演繹的理論思維作用。化學的進一步發展就需要推動化學方法,從經驗方法過渡到理論方法的階段。
3.2 理論方法
從18世紀末到19世紀,化學呈現出從搜集材料向整理材料發展的勢頭。在此期間,化學積累了龐大數量的實證的知識材料,以致在化學研究領域中有系統地和依據材料的內在聯系。把這些材料加以整理的要求,已經成為勢在必然。而建立化學的各個知識領域相互間的正確聯系,也同樣成為不可避免。由此,近代化學開始走進了理論領域。這一時期得到發展的理論方法主要有科學抽象、演繹推理、科學假說、比較分類及非邏輯推理等。
3.2.1 科學抽象
由波義耳倡導,拉瓦錫加以發展的定量實驗歸納法,在18世紀與19世紀之交得到了化學家們普遍的重視與運用。在這種狀況下,質量守恒定律、定比定律和當量定律等化學基本定量定律被發現,緊接著對這些定律作出理論上的科學解釋亦就成為化學家的迫切任務。英國化學家道爾頓首先把這些在化學實驗基礎上歸納總結得出的定量定律跟物質由原子構成的觀念相聯系,并把原子量概念引入化學,建立了科學的原子論。該理論在19世紀初被公認為理論化學的最高成就。他所采用的就是一種稱謂“科學抽象”的理論方法,即在經驗歸納所提供的大量科學事實的基礎上,運用概念、判斷、推理的理論思維方法,抽提出物質內部的共同本質,確認了“原子”的客觀實在,并就原子的不同類型、性質和質量等屬性提出了科學論斷,從而找到了各個經驗定律的內部聯系,建立起了科學的原子論。這種科學抽象的方法具有把觀察與思考、實驗經驗的積累和豐富想象,新穎的理論構思相結合的特點,致使他的思維分析能達到實驗分析所不能達到的深度。即使在顯微鏡得到改進時也不易被人看見的原子,道爾頓卻早已用思維把握住了原子。
3.2.2 演繹推理
該理論方法是指從一般規律或原理出發,運用數學的演算或者邏輯的證明,得出特殊事實應遵循的規律,即“從一般到特殊”的邏輯推理方法。演繹推理是一種必然性的推理,只要推理的前提是真實的,推理形式是合乎邏輯的,那么推理結論也必然是正確的。在道爾頓時代,化學理論的建立與發展就迫切需要運用這種演繹推理的思維工具。19世紀初,道爾頓在初步建立科學原子論后,就從這一普遍原理出發,考察不同元素的原子之間的相互關系及其規律性。他注意到:一種元素的原子不僅可以同另一種元素的一個原子相化合形成化合物,也可以同另一種元素的兩個、三個或更多個原子相化合形成化合物,而每種元素的原子的重量(原子量)又都是固定的。據此運用原子論就可以推論得出:在由兩種元素生成的多種化合物中,同一定重量的第一種元素相化合的第二種元素的重量,彼此間就必然會呈現出簡單整數比的關系。
沿著這樣的思路前行,后來,化學家們用演繹方法推理出了“倍比定律”。此后,道爾頓根據倍比定律的邏輯推理,有目的地進行了定量分析實驗,從氮的氧化物、碳的氧化物等一系列化合物組成分析的數據中證實了倍比定律的成立。
3.2.3 科學假說
科學假說的出現是理論方法日趨成熟的一個標志。因為運用假說方法能夠在已知科學事實的基礎上超出經驗感覺的范圍,對未知現象作出假定性的說明。正如1811年,意大利化學家阿伏伽德羅提出分子假說時所做的那樣。當時道爾頓的原子論和蓋·呂薩克所發現的氣體體積簡比定律的經驗事實之間正處于不可調和的矛盾狀態。而解決這一矛盾,不能單純依靠經驗方法,以此為契機,阿伏伽德羅提出“分子假說”,把原子理論推向前進。阿伏伽德羅的理論研究有一個總的指導思想,那就是試圖找出化合物的物理性質和化學性質之間的聯系。同時還試圖用數學方法不但表示化合物的物理性質,還用它來表示化合物的化學性質。
由于主客觀方面的原因,分子假說長期受到壓抑而未獲承認,直到坎尼查羅加以重新論證和分子量的實驗測定得以確認,終于把道爾頓的原子論和阿佛加德羅的分子假說協調成一個合理的理論系統,也就是說,通過分子假說的方法把道爾頓原子論發展成為原子分子學說。
3.2.4 比較分類
這是既有區別又有密切相關的一組理論方法,它們是近代化學得以完成其“整理材料”任務的一對重要思維工具。“比較”是根據物質及其運動變化屬性之間的某些共同點或相似方面的對稱比對,以揭示其內在本質聯系的推理方法,而“分類”則是根據事物之間的共同點和差異點把研究對象區分為不同從屬關系的邏輯方法。可見“分類”是以“比較”為基礎的,兩者相輔相成,有助于化學家們透過紛繁復雜的化學現象,尋找到隱藏在背后的化學物質及其變化的規律。十九世紀中期,以門捷列夫為代表的無機化學家就是創造性地運用比較與分類的方法,把當時已有的龐雜混亂的化學元素及化合物的知識加以整理和綜合,從而發現了化學元素周期律。
門捷列夫既強調在觀察和實驗的基礎上,通過全面的比較和自然的分類,從質和量(即元素性質和原子量)的關系上去對化學元素的自然體系進行理論概括,又主張只有把歸納與演繹、分析與綜合結合起來,才能發現元素性質周期性變化的規律并據此作出科學的預測。他對某些公認原子量的校正和對類鋁(鎵)、類硼(鋁)、類硅(鍺)的預測就是有力的例證。
3.2.5 化學直覺
隨著科學原子論、分子假說、原子分子學說的建立和元素周期律的發現及周期系理論的形成,在整個19世紀,理論方法已在化學方法中居于主導地位。但是也應當看到在理論方法發展的同時,經驗方法也在進一步發展,而且構成了理論方法發展的堅實基礎。尤其在有機化學領域,基于發展了的經驗方法派生出了一種非邏輯推理——化學直覺,它極大地推動了有機分子結構理論的建立與建立與發展,并賦予化學理論方法特有的個性化色彩。
所謂“直覺”是一種在感知過程中未經嚴格邏輯證明,但能迅速而準確填補知識空白的能力,廣義的直覺包括靈感(頓悟)及直感、直觀等不同層次的一類非邏輯思維形式。科學史表明,化學家尤其有機化學家,他們擅長于憑籍化學經驗取得對化學事實的直觀的理解,并能卓有成效地運用那種不注重邏輯推理,而直接得到基本正確的結果。例如,在制備某一染料之前,對于它的顏色他也會有一定的設想,在試圖合成一種具有某種藥性的藥物時也往往有一種預見,而結果往往跟預想取得一致。這也就是說,化學家有了豐富的化學經驗,就會有一種油然而生的對某些結果的“預感”或“直感”——這也許是化學家,尤其是有機化學家所具有的一種特有的科學素養,稱之為“化學直覺”,這是一種認識上的飛躍,屬于直覺思維范疇。
盡管這種直覺思維并未以突發性的形式出現,即不表現為“靈感”或“頓悟”,但基于豐富的化學經驗并通過長時間的沉思和積累,化學家會有更多的機會獲得這種靈感或頓悟的。應該承認,依靠“化學直覺”,有機化學家用化學變化的邏輯就能想象或預感原子在空間中的復雜構型,并通過富有成效的實驗合成手段制成具有這種構型的有機化合物,進而在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把握住了有機物性質與結構的關系,建立起了有機分子結構理論。可見化學直覺是有機化學家富有創造潛力的一種標志。眾所周知,德國有機化學家凱庫勒就是一個杰出的代表。正是他,把個人的才智和對碳原子相互結合關系的理論研究相聯系,最終完成了一種天賦般的直覺判斷——苯的碳原子之間成環狀結構。在這里,凱庫勒的個人才智主要表現在他早期學習建筑所獲得的對事物“空間結構美”的認識和對事物形象化的孜孜追求。一旦這種才智和他的化學經驗積累相結合,就會產生一種閃耀智慧火花的化學直覺。
參考文獻:
[1]王德勝主編.化學方法論[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7.
[關鍵詞]錢學森;復雜系統;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實踐論
[中圖分類號]BO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2426(2011)01-0008-06
導言
認識世界,特別是認識人類自身,是人類認識發展的永恒主題。隨著技術的發展和海量數據的產生,人類知識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復雜性進軍。雖然理性認識已高度普及,科學理論還是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其中突出的挑戰是:如何應對復雜性?
當前,科學界普遍面臨著三大復雜性難題的挑戰:如何整合大量數據和知識,以形成對事物的深入系統的認識并用于指導社會實踐?如何在認識論和方法論上融合自然科學、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科?如何綜合人類的知識體系,構建關于人與自然的和諧的科學圖景?傳統的還原論觀點難以解決這些難題。
社會雖然高度發展,但社會管理不斷面臨新的需求和挑戰,尤其在醫療和教育兩大領域。“看病難,看病貴”等社會現象,催化對醫療體系的深度思考,正在呼喚著以保障健康為目標、重在全民參與的新醫療體系。教育體制改革、人才強國戰略的實施,呼喚新的教育理論,對杰出人才的需求將催生以開發人體心智潛能為目標的新教育模式。建立在解剖學、生物化學、生理學和心理學等人體還原論基礎上的醫學模型已經遠遠不能滿足實踐需求,基于學科分類的知識結構理論,也對知識的整合、教育模式的更新設置了障礙。人們迫切需要對“人”和社會形成系統的認識,并從根本上加深對知識與實踐的關系的理解,形成從認識到實踐、到薦認識持續循環的科學認識過程。
正是在上述科學、文化、社會發展的諸多需求背景下,產生了復雜系統科學,特別是錢學森復雜系統思想。
錢學森復雜系統思想是20世紀末我國系統學研究之輝煌成果。有“大成智慧”之譽。將復雜系統研究運用于國計民生是力學泰斗錢學森教授幾十年來的深切愿望。“從定性到定量”的綜合集成法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有機銜接,“專家研討廳”體系將精確邏輯思維和開放直覺思維有效集成,開放的復雜巨系統理論進一步為研究腦與思維、人與社會等復雜系統提供了基礎的科學模型,為面對社會系統開展認識、實踐、再認識的科學思維活動提供了行之有效的認識論和方法論。這里,錢學森以力學家特有的氣魄,引導人們在新世紀各種變幻莫測、錯綜復雜的事物面前,進行嚴謹的科學思考,作出智慧的判斷決策。他表示:“我在余生中就想促進這件事情:建立一個科學體系,并運用它解決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問題。”
一、錢學森復雜系統思想
錢學森在長達數十年的探索過程中,與他周圍的專家學者,緊密跟蹤國際學術發展趨勢,以解決重大科學和社會實踐問題為目標,創建了“現代科學技術體系”、“開放的復雜巨系統理論”、“從定性到定量的綜合集成法”等若干原創性的學術思想。這一學術體系正在發展為服務于社會發展的大成智慧。
其中,開放的復雜巨系統理論和從定性到定量的綜合集成法,是錢學森復雜系統思想的核心。在此基礎上。錢學森還提出創建一系列新學科的構想。例如,把人腦作為復雜巨系統來研究,提出了“思維科學”;把地球表層作為復雜巨系統來研究,提出了“地理科學”;把人體作為復雜巨系統來研究,提出了“人體科學”等。這些學術構想,為新時期的學科創新指出了方向。
在錢學森復雜系統思想中,哲學觀具有核心作用。愛因斯坦曾指出:“如果把哲學理解為在最普遍和最廣泛的形式中對知識的追求,那么,顯然,哲學就可以被認為是全部科學研究之母”。影響科學發展的哲學觀包括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和實踐論四大層面。在對復雜事物的認識中,這四個層面的相互影響更為突出。對事物本質的認識(即本體論)深刻地影響著人們提出問題和解答問題的方式(即認識論),影響著學者對系統的觀測和建模(即基礎科學),最終影響人們對系統實施干預的目的和方法(即技術和工程)。因此,錢學森復雜系統理論的發展應該貫穿哲學觀、基礎科學、技術科學與工程實踐四大層次,形成一個完整的學術體系。
二、復雜系統本體論
1.開放的復雜巨系統論
復雜系統復雜在何處?為什么傳統的科學方法論難以處理?錢學森在對這些基本問題的深入思考中,提煉出一些復雜系統的本質性特征。他從開放性、子系統特征、相互作用特征等幾方面對系統進行了分類,提出了“開放的復雜巨系統”的概念。人腦系統、人體系統、地理系統、生態系統和社會系統等,都是典型的開放的復雜巨系統。這些系統的復雜性特點表現在:(1)系統與環境之間有豐富的物質、能量和信息交換(開放性);(2)系統存在多層次的子系統(層次性);(3)子系統數量巨大,種類多樣,定性模型各異(多樣性);(4)子系統之間相互作用關系復雜(復雜性);(5)系統的結構和功能處于永久的進化過程中(進化性)。對于這樣的系統,傳統的認識論和方法論不能提供有效的指導。錢學森指出,對這類系統的研究,需要運用從定性到定量的綜合集成法。
對復雜系統的研究不適于簡單地走自下而上的路線。與簡單系統不同,對復雜系統的觀測必然產生大量的、多層次、多層面、甚至相互對立的豐富信息。對這些信息進行綜合并形成理論模型的途徑是不唯一的,不同理論模型擁有不同的自洽度。事實證明,依靠傳統的簡單模型的思路來收集數據,通過自下而上的整合信息來獲取對復雜系統的認識,在理論和實踐上都是極為困難的。經驗告訴我們,對任何具體的復雜系統的有效認識,必須首先有一個原始的復雜系統論的模型作為出發點,再結合具體系統的知識(數據),形成具體的模型和認識。這樣獲得的認識一定是初步的,有待深入完善的,必須在應用于實踐,然后收集實踐效果的真實資料,來重新認識。這樣形成的一個迭代檢驗、修正認識的完整途徑,在復雜系統研究中占據一個遠比簡單系統研究中更為重要的地位。
那么,最原始的復雜系統模型從哪里來呢?應該從對復雜系統的本質特征的認識中來!對系統本質特征的嚴密論述,就上升到了哲學本體論。因此復雜系統研究的突破,在最根本的層次上取決于哲學本體論的突破。復雜系統科學研究需要發展復雜系統的
本體論。
2.復雜系統的本體論
東西方哲學思想中蘊含著大量的關于本體論的闡述,從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古代希臘哲學,到康德、黑格爾、柏格森和羅素的近代西方哲學,從孔子、釋迦摩尼和老子的古代東方儒釋道樸素的哲學思想,到當代運用、并結合中國發展的實踐所產生的思想等,對事物本質的闡述(本體論探索)始終占據核心的位置。
我們在深入梳理上述學術思想的同時,在繼承錢學森復雜系統思想的基礎上,融合現代自然科學原理,探索建立一個集古今東西方哲學、科學成果于一體的復雜系統哲學觀。由此,我們提出如下的存在論命題:宇宙中普遍存在“形體一元二面多維多層次”的開放的復雜系統,錢學森的開放的復雜巨系統是其一般表達形式。
特定的復雜系統和宇宙(自然)構成一個完整的整體,這個整體就是一元。整體一元性的科學依據是系統的自組織性,而開放性是系統在一元性下支撐其存在的條件。開放的復雜系統的運動遵循兩大科學原理,即物理宇宙的能量守恒原理和生命世界的達爾文進化原理,其運動表現形式可以概括為形體二面復雜多層次性。其中,顯現的一面是體,隱現的一面是形。體以結構為表現形式,形以功能為表現形式,數學上表現為場,或形態,與體結構相伴而同時存在。形體二面的存在性源于量子物理的觀點,證明如下:如果確認波函數是對宇宙的精確描述,則復雜生命系統同時存在宏觀的振幅密度分布和相位梯度場,前者可以直接觀察,后者可以通過前者的運動來推知。一個形象的比喻是天空中飄浮的白云和推動白云運動的氣流,云為體,氣(流)為形,氣流與云的運動是一個整體。多維,即指多自由度,指系統包括大量的子系統。也只有當子系統數目巨大時,才能產生所謂的“涌現”,形成新的層次和維度。跨層次的結構和功能一般處于不同的維度,它們之間的聯系常常難以建立,甚至難以理解。正因為多層次性,才構成復雜系統。多層次性是復雜的自組織性的體現,層次的數目刻畫了系統的復雜性。
以人體生命系統為例。核酸、蛋白質、細胞、組織、器官、系統、人體等屬于多層次的體系統結構,形成豐富的體世界,同樣,人體形系統也存在對等的多層次結構。與體系統的結構性相對立,形系統的數學形態是場,通常的運動形式是波,兩者形成鮮明的對照和互補。思想、觀念、認識、意識等都是個人的形世界中的子結構,這些結構的變化和演化,就是社會變化發展的主要內容。
上述內容構成一個相對完整的復雜系統的哲學本體論,雖然還有待深入和完善,它已經可以指導我們來研究復雜系統。那么,從這一哲學本體論出發,研究復雜系統的思路是什么呢?那就是:針對一個具體的復雜系統,我們首先問,系統的一元性、二面性、多維性、多層次性體現在何處?應該用什么方式(文字,數學)來刻畫?對這些問題的解答,構成了對特定對象的復雜系統論模型。
一個特殊的復雜系統是人類的認識系統,它的運動規律就是人類的思維規律。對思維本質規律的闡述,就是認識論。對具體思維過程的闡述,就是思維科學的內容。我們運用上述復雜系統的本體論開展對人類面對復雜系統時開展思維活動和規律的探索,形成復雜系統的認識論,以及描寫思維活動的普適數學模型,發展思維模型,同時,從宏觀上指導人們開展高效率的復雜系統思維。這是錢學森對發展思維科學所寄予的厚望。
三、復雜系統認識論和思維模型
1.錢學森論復雜性思維
錢學森指出,認識復雜系統的主體不應該是抽象的個人,而應該是一個由具備多方面知識和經驗的群體。這是因為,用來認識和優化復雜系統的知識是多樣化的,不但包括成文的知識,而且包括專家直覺和經驗,后者在對復雜系統的認識過程中起到極為重要的作用。
對復雜系統的深刻的認識和有效的干預,必須將先前的認識(直覺和經驗)和當前認識結論(決策)將要產生的效應(實踐效果)綜合起來考慮。這是復雜性思維的特色,是研究思維創新的關鍵。科學發展遭遇到瓶頸,正暴露了傳統思維的局限性。以物理學為例,愛因斯坦曾指出,在遇到發展瓶頸的時刻,如果科學家“不去批判地考查一個更加困難的多的問題,即分析日常思維的本性問題,他就不能前進一步”。對思維本性的認識就是哲學認識論。愛因斯坦指出,“科學要是沒有認識論――只要這真是可以設想的――就是原始的混亂的東西”。
2.復雜系統的認識論原理
在學習、繼承錢學森復雜性思維的基礎上,以及在上述的復雜系統本體論的指導下,我們提煉了復雜系統認識論的三條原理,即認識主客體的相對復雜性原理、認識的時空相對性原理以及理性知識的層次性和可綜合性原理。
認識主客體的相對復雜性原理是指,高級復雜系統擁有更大的復雜度,才能概括和表達低級復雜系統的特點。科學哲學家雷舍爾指出,“認識論最基礎性的原則之一就是,較低智商必定被更高智商所迷惑”。從更積極角度看待這個規律,就是要充分提高認識主體的復雜度,運用高復雜度的認知系統來概括低級復雜系統的特點。由此產生的一個關于認識論的基本命題是,為了研究一個復雜系統,首先必須界定問題的性質和其復雜度,然后,選擇適當的研究工具,包括研究主體。錢學森“從定性到定量的綜合集成法”的認識論基礎就在此。
認識的時空相對性原理。我們將穩定的公共的認識,稱為真理。真理本質上是人類文明(形世界)在長期進化過程中形成(涌現)的公共的穩定的認知結構。歷史告訴我們,沒有恒定不變的認知結構,真理具有相對性。復雜系統本體論指出,形體世界具有一元兩面的特性,它們的密切相互作用是推動“真理”這個認知結構產生演化(觀念進化)的動力。傳統的真理觀只注重真理的時間相對性,這里倡導的認識時空相對性原理同時還注重“空間”的相對性,即不同的人群可以擁有其相對穩定的、內容獨特的認知結構。生命世界和文化的多樣性發展,必然帶來認識的多樣性,這是復雜系統科學相對于自然科學真理觀的挑戰,值得深入探討。這一原理對未來世界大同、多文化和諧共存的圖景有重要意義。
理性知識的層次性和可綜合性原理。理性知識是人類的一類特殊的認知結構。古代,哲學是表達理性知識的形式。科學的發展,極大地豐富了理性知識體系,形成了人類文明史上最為龐大的知識體系。但是,隨著技術的先進,人們可以從多個角度獲得見解和知識――由于復雜性,在一般情況下,這些知識和見解之間存在沖突,這是復雜性的來源。層次性和可綜合性原理的正命題是說:存在一個多層次的整體,將互相沖突的知識安置在合適的層次和層面。我們將這一整體性的認知結構形象性地表述為“知識寶塔”。知識寶塔的存在是基于復雜系統的自組織性:無論系統如何復雜,它在
現實世界中依靠自組織形成一個有機的整體,知識寶塔是與這個現實的整體最貼近的表述。相互沖突的見解,如果它們在客觀上是合理的,就是對事物的不同側面和不同層次的性質的反映。發現知識寶塔,就是找到了綜合這些合理見解的途徑,也就解決了沖突――在更高層次上統一了相互沖突的知識。
上述認識論原理對于認識復雜系統的現象,集成觀察數據,開展科學建模,以及指導實踐具有指導性意義。具體地,也可以指導研究思維本身的具體的和微觀層次的規律,這就是思維科學的內容。
3.思維科學與思維網絡動力學模型
錢學森一直高度重視對思維規律的探索。他從系統論的思想出發,依照復雜度和應用特征,將思維分為四個層次――抽象邏輯思維,形象直感思維。靈感頓悟思維和社會集體思維,并且提出了若干課題和猜想。錢學森有關思維的論述集中體現了以下幾點:首先,思維具有多層次性,從抽象思維、到形象思維、到靈感思維,以及更多的層次;其次,思維是開放的系統。錢學森有關思維的猜想雖然不具體,但更具有科學模型的特征,對中國思維科學的發展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
過去幾年,我們在系統梳理西方哲學認識論的基礎上,嘗試將康德的有機體概念落實到思維模型的構建中,形成與康德和黑格爾哲學思辨相呼應的思維和知識模型,并結合神經科學的最新發現,具體地將知識結構與網絡回路聯系起來,將思維過程與網絡通道的激發和回路競爭動力學聯系在一起,形成能夠統一理解數理邏輯、辯證邏輯,甚至更廣泛的復雜思維邏輯的理論框架,這就是思維的網絡動力學模型。
在思維的網絡動力學模型中,知識是一個存儲在網絡中的、具有多層次性及開放性特點的復雜系統,網絡是對這個有機整體結構的描述,思維活動可以表述為是網絡中存在的各類激發。具體地說,人在思維時,在大腦中形成一系列的網絡通路激發,這些激發分為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雙向組織和調控過程。思維活動所形成的理性知識。是在諸多激發中形成的穩定回路結構,它們是一種亞宏觀涌現,我們稱之為知識回路。從神經科學和心理學的若干證據出發,我們猜想,知識回路展現出非線性多尺度動力學行為和網絡狀可變拓撲結構。這些認識形成了如下的知識回路模型:以概念形成思維網絡的元節點,將命題表述為概念元之間的連接通道,將知識表述為多個命題通道形成的網絡回路。
多層次、多連通的知識網絡是對復雜系統多層次和多層面性質表述的需要,也是辯證邏輯發展的必然結果。辯證邏輯不要求命題之間無矛盾,它本身就是在處理有矛盾的命題過程中發展起來的。在我們提出的知識網絡系統中,包含康德所提出的雙向因果,它體現為由多個命題回路形成的自反饋超回路;隨著概念元和連接數量的增加,網絡層次可以多方位拓展,超越層次的回路結構可以形成,為完成黑格爾的辯證法思維提供保障。在形式邏輯層面上相互矛盾的命題,在更廣泛的多層次的網絡結構中可以存在。
4.復雜概念網絡與新一代專家系統
上述的思維網絡動力學模型建立了以網絡回路之間的競爭動力學來實現演繹推理等思維活動的理論新框架,這為新一代專家系統的設計提供了理論基礎。
思維的網絡動力學模型,為我們解讀實際的復雜思維提供了有力的理論工具。以中醫臨床醫療的辨證論治復雜思維為例,我們構建了基于復雜概念網絡的中醫思維動力學模型和模擬方法:(1)用概念網絡的有序激活模擬推理;(2)用回路輸出模擬醫療推理的結論和深層解釋;(3)用多層次概念的逐層激活模擬推理的方向;(4)用多回路激活與競爭動力學模擬中醫辨證論治;(5)用“多次迭代、逐級逼近”實現思維收斂并提高準確性。
中醫的思維動力學模型,可以運用于中醫典籍和臨床醫案的解讀,進而構建中醫復雜概念網絡知識庫和設計推理運算。2009年,我們初步構建了中醫《傷寒論》的概念子網絡,進行了中醫診斷思維的初步模擬試驗,獲得與醫案記載一致的結果。并在此基礎之上,開始研制智能中醫知識網絡原型。這一研究,有望為新一代中醫專家系統研究提供理論基礎,為中醫現代化和計算機智能化的發展建立一個新的基礎。
四、復雜系統方法論
1.從定性到定量的綜合集成法
1990年,錢學森提出的“從定性到定量的綜合集成方法”,是對復雜系統本質認識的運用。綜合集成法把專家集體的知識和存儲在計算機里的豐富系統信息有機結合起來,開展綜合模擬和分析。這一方法的運用,把人的思維成果、經驗、知識、智慧以及各種情報、資料和信息加以綜合集成,從整體的模糊的定性認識細化到局部的精確的定量認識。綜合集成法的運用分為三個步驟:(1)集成多方面專家意見形成假設;(2)形成多參數定量模型;(3)形成預言并開展模型檢驗(實踐)。上述三個步驟構成一個持續迭代的循環,促進對復雜系統認識的不斷優化。2006年,于景元將錢學森復雜系統思想概括為錢學森綜合集成體系――從綜合集成思想、綜合集成方法、綜合集成理論、綜合集成技術到綜合集成工程。
上述復雜系統認識論的主體與客體的相對復雜性原理,為綜合集成法提供了認識論基礎。對于復雜度高的系統,例如人體和社會系統,必須依靠一個專家群體,運用多學科的綜合知識,才能構建全面和深入細致的理解,形成有價值的模型和較為全面的行動方案。
綜合集成法凝聚了錢學森多年從事科學研究和工程管理的經驗,具有豐富的實踐基礎。錢學森指出:從定性到定量的綜合集成法,“本質上是科學和經驗的結合。”需要在充分運用以后,“才能再升華出理論,現在還只是方法而已”。人們普遍關注,如何運用綜合集成法?多學科的知識如何集成?從理論上來說,首要的科學問題是通過怎樣的宏觀思維來確定復雜系統的維度(廣度)和層次度(深度),對系統形成合適的知識寶塔,這是有效集成多學科知識的前提。其次,對局部的精確建模也十分重要,這就涉及到復雜系統具體建模的方法論。
2.復雜系統建模的方法論策略
在多年從事復雜力學系統建模的基礎上,我們提煉了如下復雜系統建模的方法論策略。
首先,復雜系統建模必須有明確的目標和問題。因為復雜系統包含著巨大數量的要素,而且還具有永恒的動態性,因此通常表現為數據眾多而理論不足,在數據與目標、問題之間顯現出巨大的鴻溝。所以,首先要對系統的問題目標展開理性的思辨和優化確定。明確階段性認識目標,合理地規劃對數據的分析,是首要任務。為此,必須從本體論原理出發,最大限度地利用復雜性共性實現對系統的“觸類旁通”,并以此為基礎鑒別所觀察的信息和所提出的問題的價值。這就是“知識寶塔”的重要性,信息都應該在知識寶塔上有正確的定位,其重要性取決于它與系統研究目標和所解答的問題的
相關度。
其次,充分理解復雜系統的多層次結構性和動態性,不能期望一勞永逸地解決問題。其認識論依據是理性知識的多層次性和可綜合性原理。為此,對復雜系統要梳理出多層次的目標和問題,明確分階段的優化目標以及相關問題的重要程度和迫切程度,開展多層次和迭代重復的表述。每一次表述都不是終極的,它為下一次表述做準備。
在上述原理指導下形成的復雜系統的方法論策略為:“多層表述,逐級定量,多次迭代,逐步近似”。下面,我們介紹將這一策略應用于湍流世紀難題攻關的一些情況。
3.湍流世紀難題的攻關
湍流世紀難題始于1883年流體力學家雷諾的研究,一個多世紀以來,人們孜孜不倦地探討著,如何定量精確地預測湍流平均流動的性質,形成了湍流世紀難題。20世紀30年代,德國科學家普蘭特發展了邊界層理論,被譽為上一世紀流體力學、應用數學領域最重要的十大成果之一。這一理論是當今航空航天計算設計的核心基礎。但是,理論局限在簡單邊界和低速下,對高速飛行器的設計形成極大的制約。湍流世紀難題的重要性再次成為航空航天界的熱點課題。
在對湍流研究百年來思想發展脈絡的考察后,我們認為:“要實現湍流世紀難題的突破,必須在認識論、方法論上有所創新。必須對傳統的還原論進行改造,既要重視理性的力學基本原理,又要充分考慮來自邊界和復雜介質的信息,后者通常以經驗的形式出現,兩者的有機結合才能完成對宏觀湍流的精確刻畫。”于是,我們提出了湍流“結構系綜”的新思想。
所謂結構系綜,是對湍流脈動結構的宏觀功能開展統計的、定量的和系統的描述。首先通過引進序函數、統計相關結構等一系列新概念,建立從數值模擬的經驗知識中提取湍流結構統計效應的研究平臺。2008年,以該思想為核心申報的科技部973項目“飛行器力學與光學設計中的關鍵湍流問題”成功立項。2010年,運用這一平臺,我們成功地從大規模數值模擬數據中總結出邊界層的多層結構理論,該理論定量推廣了普蘭特的邊界層理論,正在用于指導設計新型的航空航天湍流計算模型。最近,多層結構理論又在理論上取得極有意義的進展,一個基于多層李群對稱性的湍流邊界層理論正在誕生。該理論旨在延續統計物理平均場理論的傳統,將朗道創立的序參數理論、威爾森創新的臨界現象的重整化群理論推廣到湍流平均場,為解決經典物理的最后一個難題帶來新的希望。
湍流這一硬科學的難題,其最終突破將是哲學認識論、方法論和嚴謹的數理邏輯推理的共同產物。復雜系統思想應用于具體實踐,終究要將這幾方面有機結合,才能產生實質性的創新。
五、復雜人體系統科學原理的提煉
1.錢學森論人體復雜系統
錢學森指出,“要建立開放復雜巨系統的一般理論,必須從一個一個具體的開放復雜巨系統人手。”我們這里以復雜人體系統為例,發展錢學森復雜系統思想。
科學飛速發展的20世紀,眾多思想家在不同的背景下指出,應該加強對人體的系統性和復雜性的認識。但在眾多學者中,錢學森是提出建立系統人體模型的第一人,是提出建立以人體系統模型為核心的專門學科――即人體科學的第一人,是探討創立這門學科的方法論的第一人,更是認識到這門學問的重大價值,極力倡導發展這門學科的第一人。
錢學森指出:“人體是一個巨系統,不斷地與環境、與宇宙交往聯系,其內部結構也必然形成許多層次,層次各有其特征,層次又有互相的交往,有反饋調節控制。人體科學的任務就是理解這樣一個復雜的巨系統”。
2.應用于運動訓練的人體復雜系統模型
在負責組織奧運競技體育項目――皮劃艇激流回旋――科技攻關項目的過程中,我們嘗試運用錢學森復雜系統思想,研究運動員人體系統,并在實踐中總結并發展復雜人體系統研究的思路、方法和原理。在這場特殊的、跨領域的攻關實踐中,我們以復雜系統的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為指導,以開發優化人體系統(培養冠軍運動員)的技術和促進人體系統工程實踐(創新高效的運動訓練系統)為目標,以當代生命科學、生理學、心理學、神經科學、運動訓練學等學科前沿知識為基礎,提煉了人體復雜系統科學的若干原理。
首先,從復雜系統多層性特征的本體論出發,我們提出人體系統的多層次耦合作用原理,目標在于建立從分子細胞到人體行為的多層次關聯。我們特別提出,顯意識、潛意識與下意識與人體不同層次的神經系統功能有對應,意識的調控對應著神經系統的改變,進而影響人體功能。這一理論打破了心理、體能、技術訓練之間的隔閡,為綜合性心身訓練提供了理論基礎。
其次,從復雜系統的開放性出發,我們提出了人體意識系統的開放性原理和心理能量模型。個人的認知、情緒、思維以及心理動力的變化,只有在心理開放性原理下才能得到理解,并為心理能量的來源問題提供了新的視角,為心理訓練提供了新的方法。
再次。從復雜系統的網絡相互作用機理出發,我們提出人體行為控制的網絡作用模型。人體系統不是機械的演化,而是擁有“期望”和“行為控制”方式的進化能力。人的理性自主活動可以概括為如下動態循環過程:愿望產生――設定目標――產生計劃――執行計劃――效果反饋。上述諸要素及相關子系統構成行為調控網絡,該網絡的建立為運動訓練的科學化提供堅實的基礎。
上述原理在與神經科學、認知科學、中醫學、系統科學和運動訓練學等學科的碰撞下,進一步形成一系列運動訓練方法。例如,“技術認知訓練方法”、“心理能量訓練方法”、“意志力訓練方法”、“科學思維訓練方法”和激流訓練特殊的“表象訓練三部曲”方法,形成了一個綜合的激流訓練新體系。
這些研究成果,一方面豐富了運動訓練理論,提出了新的運動訓練學研究課題,同時促進了對人體系統的相關基礎科學研究。這些原理和訓練方法,對中國激流國家隊運動員競技能力的提升已經起了顯著的作用,被競技體育專家李少丹教授認為“對傳統的運動訓練學構成了有力的沖擊”。
六、復雜系統實踐論與大成智慧工程
1.錢學森“綜合集成體系”與“大成智慧工程”思想
錢學森提出的“從定性到定量綜合集成研討廳體系”,是他領導并組織實施的兩彈一星大規模科學技術工程實踐經驗的結晶。本質上這是一套理性的運用眾人之力、處理復雜系統問題、探索復雜系統規律的實踐方法。
綜合集成研討廳體系旨在把下列成功的經驗和科學技術成果匯總起來,并升華:①國際學術討論會(seminar)的經驗;②從定性到定量的綜合集成法;③軍事作戰模擬;④情報信息技術;⑤人工智能;⑥靈境技術(Virtual reality);⑦人一機結合的智能系統;⑧系統學;⑨“第五次產業革命”中的其他各種信
息技術等。
綜合集成研討廳體系的目標是集“大成智慧”來解決實踐中的復雜問題,錢學森指出,“大成智慧……就在于微觀與宏觀相結合,……既不只談哲學,也不只談科學;而是把哲學和科學技術統一結合起來。哲學要指導科學,哲學也來自科學技術的提煉。這似乎是我們觀點的要害:必集大成,才能得智慧!”
錢學森把運用綜合集成法的集體稱為“總體設計部”,他希望將之建設成國家進行長遠規劃、解決各種復雜系統問題的決策咨詢和參謀機構。從中央到地方、從軍事到法律、從科技到文藝……等不同層次、不同部門、不同系統,都可以設立自己的總體設計部。并指出,總體設計部作為領導部門的決策咨詢機構,應由德高望重、學識淵博、勇于開拓的總體設計師及各行各業具有團結、務實、創新精神的科技專家組成。
總體設計部的實施對于中國社會的發展具有特殊的意義。那么,它的成功實施需要具備什么條件?這個問題只能通過理論結合實踐的道路才能夠得到解答。
2.科技奧運中“大成智慧工程”的成功實踐
理論探索和實踐之間形成快速迭代,是成功開展復雜系統研究的必要條件。這一條件必須由社會系統來提供,這是復雜系統研究取得社會性成果和效益的保障。我國競技體育系統具有目標清晰化和組織結構準軍事化兩大特征,是一個可以提供保障的社會系統。前者以競技成績為標志,使得理論成果能夠得到快速而鮮明的檢驗;后者則提供專家研討廳的組織保障。因此競技體育系統是實踐錢學森“綜合集成研討廳體系”和“總體設計部”的難得的實驗平臺。
從2006年1月到2007年8月,在舉國支持的科技奧運攻關活動中,我們在國家體育總局水上運動管理中心的組織下,在激流回旋國家隊主持了創新型、學習型、復合型教練團隊的建設,該團隊包括“中外科”(中方教練+外籍教練+科研人員)三方面的人員。在錢學森綜合集成法與專家研討廳思想的指導下,這支團隊快速集成國際先進激流知識,并根據中國運動員特點創新中西結合的新型訓練方法。這是一個由系統論主導的過程,既充滿了東方思維特色,又合理運用了西方科學的精確思維特點。三支力量有機凝聚,集中發揮了“1+1+1>3”的特殊系統功能。
運動員人體是復雜的,運動訓練是復雜的;競技比賽充滿不確定性和藝術性,更為復雜。通常,這些復雜性是由教練員這個具有豐富實踐經驗的“人”來承擔的,它受到教練員個體認識的局限。由專家學者來主導運作教練團隊,將經驗與理性相結合,是錢學森大成智慧工程的特色。但在實際運作中,面臨著跨領域探索的巨大挑戰,需要克服一系列困難。正是這些困難,為實踐和檢驗錢學森的“大成智慧”思想提供了難得的平臺。
我們在科技奧運的這一實踐活動中,對“專家研討廳”的運作規律進行了細致的總結,提出了如下認識:專家研討廳的成功運作,需要滿足四個條件,即有目標、有方案、有標準和定期研討,這也是“專家研討廳”高于常規的“開會”之處。一個持續的、多輪迭代的運行是成功的關鍵,為此,還需要有三點保障:(1)人心需要安穩;(2)組織需有結構;(3)目標需要崇高。實現這些條件的關鍵是人才和組織支撐,人才的關鍵在于專家研討廳的首席科學家,他的目標、胸襟、才干、方法以及人生積累,是集體智慧能夠不斷集成的關鍵要素;組織支撐是團隊高效率和可持續性運行的保障。兩者缺一不可。
上述實踐在較短的時間內就給中國國家激流隊帶來了新氣象。復合教練團隊實現了經驗、知識和智慧的快速集成,迅速掌握了這個項目的系統規律,帶來了中國國家激流隊競技水平的快速提升。2005年以前,中國選手從未打人世界大賽的前10名。2007年,在復合教練團隊指導下,中國隊獲得首枚男子雙劃世界杯銅牌,實現了歷史性突破,國際劃聯專門致電祝賀。從那時起,中國隊在國際大賽中已經近20次打進決賽,并取得1金3銀3銅的成績,令國際激流界矚目。
2006年8月,原先從未進入前六名的年僅18歲的國家隊女子皮艇運動員李彤被選為科技奧運“試驗田的種子選手”,開始接受北大團隊在新的理念和方法指導下的系統訓練。2006年下半年,李彤就在國內和亞洲比賽中獲得6枚金牌。2007年7月,在德國奧格斯堡經典的激流賽道,第一次接觸這個賽道、第一年參加世界杯比賽的李彤就成功打進決賽圈(前十名),創造了激流史上的一項紀錄。國際劃聯官方網站的成績記錄表明,李彤是該年度世界上進步最快的女子皮艇運動員。2008年3月,在大洋洲錦標賽暨奧運資格選拔賽上,李彤獲得銀牌,創下了與2004、2008年兩奧運金牌選手卡琳斯卡僅差0.6秒的佳績,贏得了中國女皮國際大賽歷史最高榮譽!
七、錢學森復雜系統思想的學術意義和展望
1.對國際復雜系統研究的意義
錢學森開創復雜系統研究始于20世紀80年代,當時相關的科學探索還處于萌芽狀態,如今復雜系統研究經歷了從關注現象到關注方法、進而探索原理的過程,已經成為科學研究的前沿。1999年,美國“Science”雜志,刊登了一組標題為“復雜系統”(ComplexSystem)的專輯文章,這些文章就化學生物學、神經學、動物學、自然地理、氣候學、經濟學中的復雜性問題進行了論述;2001年,英國“Nature”雜志,也就復雜性的某些共通的側面,例如“噪聲與秩序”、“復雜網絡”等展開討論。2009年,“Science”雜志發表的“復雜系統與網絡”的專輯文章,進一步關注刻畫復雜系統的一個重要工具,即“復雜網絡”。2008年11月,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召開了一次題為“物理科學和工程中的復雜系統研究基礎”的工作會議。美國工程、數學和物理科學理事會委托給會議專家的任務是:確認在復雜系統研究道路上的“障礙”和“突破口”。與會學者們提出了復雜系統研究別突出的4大類問題,即:研究復雜系統的最好模型是什么?復雜系統的結構是如何約束它的涌現行為的?復雜系統演化和適應的結果是什么?如何校正復雜系統并且預見它們的行為?
上述問題的本質在于:如何提煉復雜系統的原理、以及如何在實踐中優化復雜系統。而本文所述的錢學森復雜系統思想及其最新發展,為系統地解答上述問題提供了新的思路。
復雜系統研究應該更緊密地依賴哲學本體論,將刻畫整體結構的概念網絡與刻畫局部變化過程的傳統數學進行有機對接,并反復迭代。從這個意義上講,需要大力發展復雜網絡這一數學工具,來回答上述第一和第二個問題。針對后兩個問題,錢學森復雜系統思想倡導有機地運用人(專家)的思維,甚至專家群體的思維,將經驗和直覺與計算機(精確數學模型運算)進行有機對接。客觀地說,這些思想超出了西方學者的視野,走在國際復雜系統
研究的前沿。如果能夠有效地落實,對發展跨學科研究,特別是針對人和社會的復雜性問題的研究,有不可替代的價值。
2.對國家建設的意義
我國處在經濟高速發展階段,各類社會矛盾正在集中爆發。醫療問題、教育問題,以及社會繁榮和穩定問題,都是典型的復雜性問題。一直以來,這些問題的解決依賴于各級政府與各個社會機構,依賴于德才皆備的各級領導。但是,隨著信息社會的來臨,隨著社會的民主化和人們需求的多樣化,需要政府處理復雜性的能力有較大的提升。錢學森的“大成智慧”學說正是未雨綢繆,因這樣的需要而產生的。錢學森復雜系統思想,對社會發展必將起到重要作用。
從本質上說,社會是人實現生命價值的場所。以此為準則,以充分發揮人體潛能為目標,對社會活動開展復雜系統工程設計,使參與活動的人群在活動中體會生活、體會生命、體會人生價值,這將從深層次上重新評估現有的政治、經濟、管理、科學研究、教育和醫療活動。社會實踐以提升人體素質為目標,就不是個別理論和個別技術所能處理和解決的。社會科學應該是生命群體的系統科學,而社會實踐在本質上是生命群體的系統工程,即社會系統工程。如果這些思想能夠得以付諸實踐,必將對中醫現代化工程、教育體制改革、運動訓練系統工程、社會健康保障系統的設計和實施起到有力的推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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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運用數學中的定量分析法開展市場預測,以確定企業的營銷目標和營銷策略。市場預測是指在市場調查的基礎上,利用各種信息資料,采用科學方法進行分析研究,以推測未來一定時期內市場需求情況及發展趨勢,為企業確定營銷目標和制定營銷策略提供依據。其中預測市場的一種重要的科學分析方法是定量分析法。定量預測法主要是依靠數學模型和數理統計方法,對各種資料進行計算分析,從而對市場變化趨勢做出預測。這類方法適用于歷史統計資料,能準確、詳盡、預測對象變化發展的客觀趨勢。常用的定量分析預測的方法有以下幾種:
(1)、簡均法。計算預測目標實際值在各個時期的平均數將其作為下期預測值。其計算公式如下:
其中:
(2)、加權平均法。根據不同時期的實際值對預測值影響程度的差異,分別給予不同的權數。一般地,近期實際數據的權數大些,遠期實際數據的權數小些。再進行加權平均,所得的加權平均數作為下一期的預測值,加權平均計算方法如下:
(3)、平滑預測法。對于市場營銷的短期預測,可以使用指數平滑的時間序列預測法。采用這種方法,需要三種信息:
(4)、一元回歸預測。這是一種最簡單的回歸預測法,用以分析一個自變量與一個因變量之間的關系。一元回歸方程為:
該計算方法通常是根據歷史資料,通過列表求出有關數據,先解出a、b參數值,然后帶入回歸方法求的預測值。
二、借助平面直角坐標系直觀形象描述市場營銷方案、策略和市場發展趨勢,便于營銷者在實際研究中快速領會運用。
(1)運用平面直角坐標系制作市場定位圖,使營銷人員可以直觀地了解市場狀況。在實際營銷分析時可以把企業放到“定位圖”可能選擇的不同位置,每一種位置意味著一種定位方案,分析、評價各種可能方案后選出理想的方案作為初步的定位,定位圖制作如下:
(2)運用平面直角坐標圖繪制產品生命周期曲線圖,直觀清晰地描述一種產品從投入市場開始到被市場淘汰為止,都要經歷的產生、發展和衰退的過程,借助曲線圖可以了解產品的生命周期各階段的市場特點,便于營銷人員及時采取相應的市場對策,從而更快地擴大和占領市場。產品市場壽命周期曲線圖如下:
其中:OA為投入期BC為成熟期
AB為成長期C點以后為衰退期
三、借助數理計算公式能精確計算出產品價格,獲得適當定價策略,主要運用有以下幾種:
(1)總成本加成定價法
單位產品價格=單位產品總成本×(1+成本利潤加成率)
(2)售價成本加成定位法。是零售商的售價為基礎,按加成百分率計算售價。
(3)變動成本定價法。也稱邊際貢獻定價法。邊際貢獻就是銷售收入減去變動成本后的差額。公式如下
(4)收支平衡定價法。也稱保本點定價法。這種方法是企業按照生產某種產品的總成本和該產品的銷售收入保持平衡的原則來制定該產品的價格。計算公式如下:
(5)收益比較定價法。就是在最低價與高價之間進行比較選擇一個最佳的價格標準,以使營銷定價為企業帶來可觀的利潤。計算公式如下:
關鍵詞:統計學;辯證統一;統計規律;思想
1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統一
統計學為探索隨機現象統計規律性,必須正確處理必然性與偶然性之間的辨證關系。在總體中諸個體某種數量標志表現偶然,而諸標志值平均則為必然。重復測量某種同一客體出現不同的數值屬偶然,而同一客體本身真實數值則為必然。必然性通過大量偶然性的數量差異為自己開辟道路。統計研究中經過綜合平均,將大量偶然性所形成的數量差異,互相抵消,顯露出平均則為必然。必然性與偶然性的對立統一關系在統計抽樣調查問題上表現極為明顯。客觀事物極其復雜,表現千差萬別,同一總體各單位的數量差異也非常大,從個別單位,往往因偶然因素的影響而無法探索其本質和規律性。然而,通過大量觀察,排除偶然性因素影響,就可暴露出事物的真象,顯現其本質。在進行抽樣調查時,只有隨機抽取的個體足夠多,消除諸多偶然因素影響,才能通過抽樣總體的數量特征正確地推斷總體的數量特征。
2共性和個性的統一
實踐和科學都證明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無處不在、無時不在。矛盾著的事物是普遍存在的,況且同一事物或過程的矛盾有其共性。而對于每個事物或過程的矛盾也各有其個性。因此說,共性和個性的關系就是一般與特殊或普遍與個別的關系,它們是辨證統一的關系。統計學中存在著各種矛盾,每一矛盾具有不同特點。在統計認識中,個體的差異性中蘊含著總體的同一性。統計方法就是運用科學的手段抽象掉各個個體的差異性,探求總體的同一性,并用差異性去標志同一性的內在質量。差異性是統計產生和存在的前提,沒有差異性就沒有統計;而同一性則是統計的目的,為了求得同一性才需要進行統計。因此,統計研究要運用大量觀察法與個別觀察法相結合使用的統計方法。
統計研究中運用大量觀察法,實現從個別到一般,從個性到共性的認識過程。同時,根據共性寓于個性之中的對立統一規律,統計研究在大量觀察的基礎上,運用個別觀察所搜集的資料來說明總體的基本狀況和發展趨勢,使認識更深刻、更具體。
矛盾的共性與個性的對立統一規律指導統計研究必須是將統計中的平均數與分組法結合,用組平均數補充說明總平均數,用反映現象的離散趨勢的變異指標與反映現象集中趨勢的平均數結合使用,以使研究更全面,更完善。
3整體與局部的統一
統計學的研究著眼于總體,著手于樣本,立足于個體;同時從總體出發,分解剖析,認識局域(類、層、組)甚至個體,并對其進行調查研究,觀察計量,搜集資料。接著對個體的調查所獲得的資料進行計算分析,或歸納演繹,用樣本來推斷總體,達到對總體的系統性認識。即為“統而計之”和“計而統之”的總和,以實現以統定計,以計達統的目的。所以,統計學的思維是一種系統思維,要求一切認識對象不僅它本身作為一個整體來認識,而且它還要作為某個更大系統的要素來認識。這種對系統客體的“主體”認識,是一種對研究對象進行整體性度量的系統思維方式。
因而,統計認識充分體現了整體和局部的有機統一,這是統計研究的一大優點,也是統計認識比較接近客觀、真實的主要原因之一。其它認識方法往往是就某一要素而研究某一要素,就某一系統而認識某一系統,忽略或沒有充分重視各要素的整合作用和系統環境對系統的制約作用。
4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的統一
從統計認識過程而言,充分體現著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對立統一的關系。定量分析研究是統計研究的特色所在,但統計的定量分析不是純粹數量意義的,即不是就數量論數量,而是基于所研究事物本身的特點,并且從所研究事物的有關聯系或現實背景中,緊緊扣住認識所研究事物內在本質這一主題來展開的,他注重的是定量分析背后的具體含義和意義,這也正是統計學與數學的區別所在。那么統計研究怎樣才能通過數量來體現其具體含義與現實意義?這就必須結合定性分析,即以定性分析為起點,并以定性分析為終點。具體來說,統計研究總是按照“初步(感性)的定性認識——客觀科學的定量認識——高級(理性)的定性認識”這一過程來進行的,即從定性開始,確定認識事物有關方面的指標,經過定量過程,搜集,整理,進而對其分析研究,上升到更高的認識,深入認識事物的質,完成定性認識。統計認識活動遵循質與量對立統一規律,從初始的定性入手,依設計的科學的方案一整套統計指標體系,按要求搜集有關數據資料,經過整理和分析對比,認識事物的本質和規律性。也就是說統計的定量分析是人類在認識事物的過程中,實現從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這個飛躍的重要途徑,是避免產生認識主觀偏差的重要手段。
因此,統計研究最終是為人類定性認識服務的,是為了定性認識才進行定量分析研究的,前面所講的統計的方法性、應用性也正體現在這里。實際上,如何才能真正做到統計研究的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的統一,才是需要我們關注的重點。所以,我們需要不斷地探求質與量變化的規律和界限,研究質的規定性與量的規定性的關系,將質與量同一與度中,即量的規定性定性于度中,質的規定性定量于度中,以實現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的真正統一。
5分析與綜合的統一
在統計研究過程中,分析和綜合是揭示事物的本質和規律性的一個基本方法。統計認識活動的根本目的是在各個局部進行剖析的基礎上達到對總體的認識,揭示其本質和規律性。
所謂分析方法,就是把研究對象分解為若干組成部分,并分別加以研究,從而認識事物的基礎或本質的一種思維方法。任何事物的整體都是有若干組成部分構成的,將客觀事物在一定條件下分解成各組成部分,分別研究其結構與功能、各部分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特點以及在各種外界條件作用下所表現出來的事物的屬性和特點,從而達到對事物本質及內在規律性的認識之目的。可見,分析方法是以客觀事物的整體與部分關系為客觀基礎的。在統計研究中諸如分組分析、因素分析、因果分析、結構分析、定性和定量比較分析、比例分析等等。這些分析在人們的認識中起著重要作用。但是,要把分析所得到的認識變為對整體的認識,揭示整體的本質和規律性,就必須進行綜合。
所謂綜合方法,就是把研究對象的各個部分聯系起來加以研究,從而在整體上把握事物的本質和規律的一種思維辦法。與分析方法相比,綜合方法認識過程的方向完全相反。它是將事物的各個部分聯結為整體,通過全面掌握事物各部分、各方面的特點以及它們之間的內在聯系,并加以概括和上升。從事物各部分及其屬性、關系的真實聯系和本來面目,復現事物的整體,綜合為多樣性的統一體。在統計中,諸如人口統計的將分組、結構、比例分析化為對整個人口狀況分析;商品銷售總額分析時分解為價格和銷售量變動的影響,進而從總體上分析其因素影響;社會總產值的變化,分解成各個部門行業的影響,進而綜合研究其全貌等等。
分析與綜合是對立統一,分析是綜合的基礎,綜合統領分析。沒有具體的分析,就不能具體深入地把握事物的各部分、各側面和各種屬性與諸因素,從而也就無法綜合;同時,分析也離不開綜合,它在綜合統領下,以綜合為目的,達到確切地揭示事物的總體和本質和規律性,使認識升華。因此,沒有分析的綜合,其結論就只能是空洞的、無根據的,是一個混沌的、外在的、直觀的整體。“思維既把相互聯系的要素聯合為一個統一體,同樣也把意識的對象分解為它的要素。沒有分析就沒有綜合(《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1頁)。”分析的結果,也就是綜合的出發點。統計認識的發展總是沿著“分析——綜合——新的分析——新的綜合……”軌跡不斷前進的,促使統計認識活動不斷深化,揭示事物的本質和規律性。6歸納與演繹的統一
所謂歸納推理,就是從特殊到一般,給出新認識;但新認識是不確定的,可能是錯的;特殊材料的組合不同,給出的認識也不同甚至矛盾;基于不完善甚至劣質信息作出決策。所謂演繹推理就是從前提(公理)到命題,不提供超越前提的新知識;容許選擇多個前提,但前提可能是錯的;大前提里的不同小前提(公理系統里的不同子集合)會給出不同甚至矛盾的結論。以觀察為基礎對事物的不確定性進行度量主要屬于歸納推理問題;但若已知各種事件發生的結果和發生的概率,不確定性下的決策則可以轉化為演繹推理問題。
統計認識是通過個別研究認識一般的,所以統計思維必然是一種歸納(即必須通過歸納才能實現)。統計不僅要根據所構建的原始信息通過統計推理獲得一般的“知識”,而且還必須進行假設檢驗、機理檢驗等,對所獲得的知識進行論證。所以說,統計思維是歸納與演繹的統一。歸納方法論強調了方法和外來信息的重要性,而演繹方法論則強調了問題和先存知識的重要性。實際上,二者是一個有機的整體,需要相互補充和協調才能真正解決問題。比如在統計思維中的回歸分析既是歸納,又是演繹。所以說,統計思維將歸納和演繹高度而有效地結合運用,收到了很好的認識效果。也只有通過歸納、演繹和實踐的相互作用才能找到可靠的科學真理。
7具體和抽象的統一
按照統計認識要運用材料來看,統計學的實際應用具有具體性,它是依據一定的數據和事實,使人們得到啟發,運用已有的經驗知識,對客觀事物的本質及其規律性作出迅速的識別和直接的理解,并對對象的總體狀況作出判斷。統計認識在取得統計數據之后,首先就是根據數據的特點,運用一定的數據整理手段(如分組、直方圖、莖葉圖、頻率圖等)和統計研究人員積累的統計認識經驗,充分發揮主體的能動性,獲取初步認識。在此基礎上再對統計數據的背景資料進行分析研究,必要時還要進行典型剖析或抽樣驗證。所以說,在統計認識的數據收集、分析與所做結論需要具體化。同時,對統計理論方法研究時具有抽象性,在一定理論指導下進行的數理研究,是具有抽象思維的特點。屬于抽象思維的范疇,它舍棄具體向客體的規客規律性逼近。因此,統計學是具體和抽象的統一。
8經驗思維和理性思維的統一
統計認識過程不僅是通常所說的實證性研究活動,同時也是探索性研究活動。它自始至終都是理性認識和感性材料的相互結合和相互滲透。
按照統計認識屬于實證性研究來說,它具有經驗思維
的特點。經驗思維就是運用實踐經驗、感性認識和感性材料進行的思維活動。它的功能主要是認識具體事物的外部狀況、表面聯系和現象,通過經驗思維能夠對豐富的大量材料初步加工,把握事物多種多樣的具體狀態,并且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把握事物的內在聯系和規律。描述性統計就是一種比較典型的經驗思維。它依據的是客體的個體的實際狀況或者是客體過去的、現在的狀態,是事實的歸納、概括、整理。從推斷性統計來看,它在描述性統計提供的經驗材料的基礎上,運用一定的理論、概念,依據嚴密的邏輯規則和推理過程進行假設檢驗、數理推斷、悖論分析,對描述信息、經驗認識進行理論思考,使經驗認識升華,這又是有理性思維的特點。它抽象掉具體個體數量上的差異,得出有關對象的共同本質特征的認識;抽象掉所依據的經驗材料的特殊,得出有關“類”的一般的認識。
實際上,描述性統計是推斷性統計的重要基礎,在某種程度上講,推斷是另一種描述;有時候描述性統計與推斷性統計是交織在一起的。因此,統計認識是經驗思維和理性思維的統一,兼具有兩種思維的成分,兩種思維相互交叉,相互補充,使統計認識更系統、更具體和更深刻。
總之,統計學是一門認識方法論,統計活動是一種認識活動,是要研究探索和發現認識客體本質及其規律性的方法。哲學是關于世界觀和方法論的學說,它研究自然、社會和思維的最一般的規律。它和統計學是一般和個別、共性和個性的關系。哲學對統計學起著指導作用,為統計科學研究和統計工作提供一般指導原則和思維方法;統計學是哲學一般認識方法的具體化。所以,對統計思想進行較深入的探討和歸納,有利于推進統計理論研究,廓清人們對統計的認識,有助于更合理、廣泛的運用統計方法。
參考文獻
[1]李金昌.關于統計思想若干問題的探討[J].統計研究,2006,(3).
[2]陳福貴.統計思想雛議[J].北京統計,2004,(5).
論文關鍵詞:教育技術學,研究方法,研究取向
教育技術定義中指出,教育技術學的研究內容包括對學習過程和學習資源的設計、開發、利用、管理和評價五個范疇。教育技術學的研究目的在于:探索應用教育技術進行教育活動過程的發生、變化、發展的普遍規律和因果關系,對被觀察到的事實和應用教育技術進行教育活動的現象,做出科學的解釋、預測和控制,建立系統的理論以期對教育技術中復雜的圖景做出精確、深刻的描述。教育技術學研究方法則是“人們為深刻認識應用教育技術進行教育活動的過程和現象而采用的途徑、手段或工具等。”這決定了教育技術學研究方法的對象和必要性,也昭示了教育技術學研究方法的意義。
教育技術學與其它科學的最根本區別是研究取向的差異。所謂研究取向是指研究者在研究某種特定對象時所持有的基本信念、研究視角和研究范式的綜合體。研究取向的不同可能會導致研究方法的不同。教育技術學從產生至今,研究取向經歷了一系列變化,回顧和反思這些研究取向的演變,分析教育技術研究取向的現狀,展望研究取向發展的未來趨勢對于我們合理選題,從事教育技術理論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什么是教育技術學研究方法,目前還沒有統一的定論,通俗的理解:人們在進行教育技術研究過程中所采取的步驟、手段和工具的總稱,是按照某種途徑,有組織、有計劃、系統地進行教育技術研究和構建教育技術理論的方式。它既是一種思維方式,又是一種行為方式;既是一種理論上的方法體系,又是具體實踐的行為策略。通常情況下,進行科學研究的方法,按照其普遍程度可以分為四類:哲學方法,元方法,一般研究方法,專門研究方法。哲學方法是具有普遍適應性的最高層次的研究方法,適合于所有研究對象;元方法是是指研究的觀念思想體系,包括基木的理論假設、研究的哲學取向和原則等;一般研究方法是對某一學科進行研究的具體方法;專門研究方法是對某一具體問題而采取的研究方法。
面對眾多的研究方法,教育技術工作者在具體的研究過程中到底選用哪種方法最好呢?就像媒體沒有優劣之分,研究方法也無所謂好與不好。因為每一種研究方法,對于研究者來說都是有價值的,每一種方法都代表了一種不同的工具。一種特定方法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所要研究問題的性質以及特定研究所發生的具體背景。我們要針對具體的研究問題,在具體的情境下去選擇最合適、最適宜的研究方法。我們在具體的研究過程中,方法的應用是很靈活的,只要可以達到研究的目的,各種方法都可以拿來用。我們要從盡可能多的焦度,來了解教育中的各種現象,從廣泛的角度去解釋研究,即:研究應該從詢問多種問題入手,同時要向多個方句進行,采用多種研究方法,并使用多種工具。
長期以來,實驗驗證假說一直是作為教育技術學研究方法論的核心,研究通常采用實驗分組對比的方式來驗證各種媒體工具的功效和學習課件所產生的教學效果。但是隨著時代的變遷,后現代主義思潮的影響以及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教育科學研究方法正在逐步走向多樣化、多元化的軌道。這是由于研究對象的復雜性、研究目的的多樣性、教育研究過程的階段性以及研究者的個性化等因素所導致的。現在實證研究將不再是教育技術研究唯一的主流,定性與定量研究的結合,行動研究法、多種綜合方法的系統研究都將成為教育技術學今后研究的重點。
多元化方法一:思辨哲學方法與實證科學方法的融合
用思辨哲學方法研究教育技術學,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要對教育技術學領域的一些概念、思想、范疇加以討論,打破固有的思維方式,在已有理論的基礎上對教育技術學的觀念進行創新,從而使得教育技術學的基本理論得到進一步深化。這也是教育技術學得以存在的基礎。
實證科學方法遵循自然科學“科學化”研究范式,按照“實驗、統計、測量”的基本手段,對教育技術學進行研究。實證科學方法在一定意義上具有可信服性,但是,這一研究方法難以適應對復雜問題比如像教學活動的分析,難以適應及時變化了的形勢,因而有其狹窄的一面。
思辨哲學方法與實證科學方法的分歧,在一定意義上可以當成是人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之間的分歧。教育技術學是從自然科學領域中成長起來的社會科學,在這樣的前提下,在對教育技術學進行研究的過程中,一方面,要把自然科學的一些研究方法、研究模型、研究原則比如系統論、控制論的方法積極運用到教育技術學領域,另一方面,人文社會科學不但要提出對教育技術學的觀點,同時還要利用自身優勢對自然科學得出的結論加以分析、綜合,并以此為基礎提出新的概念、原理或假說,并可以用自然科學的方法、原則適當加以驗證。這意味著,實證科學方法可以為思辨哲學方法提供立論基礎,思辨哲學方法可以為實證科學方法提供命題假設,二者可以相輔相成,互相促進,統一于教育技術學研究方法的發展。這也是教育技術學研究方法創新的必由之路。
多元化方法二:質的研究方法和量的研究的相互補充
教育技術學的研究方法是隨時代變遷而變化的。近年來,研究者采用質的研究方法開展研究的論文數量逐年增加,同時以實證研究方法為基礎的心理學研究日益暴露出了它的局限性,并正在受到理論心理學者的猛烈批判。這樣一種現狀在客觀上造成定量研究與質的研究雙峰對峙的格局。其實,從后現代觀點來看,可以認為,質的研究方法作為一種“科學表現的方法”被重新獲得而已(徐曉東,2001)。
事實就是這樣,量的研究方法的使用是有一定條件的,當然在這一條件下也可以使用質的研究。由此可見,在很多條件下定量研究和質的研究可以和睦相處。因此,為了獲取某一現象的數據,質的研究的數據也好,量的研究的數據也好,都只不過是廣泛數據群當中的一部分而已,并非互相排斥、也不存有什么不合適。
教育技術學研究方法決定了教育技術學研究者的研究范式、研究目標、研究對象、研究原則、研究程序等問題,也決定著教育技術學的研究者如何利用教育技術學理論來進行教育指導與實踐。同時,教育技術學的迅速發展,也要求教育技術學研究力一法的創新。但是,與之相反,教育技術學卻仍沒有明確的屬于自身的研究方法,因此,對教育技術學研究方法的探討,仍然任重道遠。
參考文獻:
[1]徐曉東.教育技術學的研究領域及其研究方法,電化教育研究.2003,(9)
[2]宋新芳,.現象學教育研究方法及其對教育技術研究的啟示[J].中國教育技術裝備,20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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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劉紅斌,.論教育科學研究方法中兩種范式的整合[J].當代教育論壇,2006,(3).
【關鍵詞】教育研究;范式;混合方法研究
引言
在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中,長期以來存在著“質性研究”和“量化研究”兩種研究范式,且研究者因這兩種研究范式在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上的不同而各持己見,認為自己的方法更“合理”,更“可信”,更“有效”[1]。作為社會科學重要組成部分的教育科學,其領域內同樣存在著“質性”研究和“量化”研究兩種范式之爭。究竟哪種研究范式更適合我們的研究呢?我們有必要做一次認真反思,以避免“為方法而方法”的錯誤傾向。
一 范式及教育研究范式
1 范式
范式的概念是美國著名科學家托馬斯•庫恩(Thomas•Kunn)于1962年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中提出的,并首次用這個概念來描述科學發展的模式。隨后,“范式”逐漸成為了科學哲學中的一個重要概念,成為了人文社會科學中的一個基本范疇。在庫恩看來,范式是指常規的科學賴以運作的理論基礎和實踐規范,是從事某一科學的研究者群體所共同遵從的世界觀和行為方式;是一個由基本定律、理論、應用以及相關的儀器設備等構成的整體等,它為科學研究提供了可模仿的成功先例,為科學家提供了一個研究綱領,且在一定程度內具有公認性。
由于范式概念是庫恩整個科學哲學觀的中心,他試圖一次來概括和描述多個領域的現實科學,而從不同方面、不同層次和不同角度對范式概念做了多重的界定和說明,因而導致了人們對庫恩極富彈性的解釋感到無所適從,引起了人們對范式的廣泛爭議。西方學者瑪格麗特•瑪斯特曼(Margaret Masterman)對《科學革命的結構》進行了系統的研究后發現,庫恩對“范式”概念的界定竟達二十一種之多[2]。筆者認可其中的一種解釋,即范式是某一科學家團體所共同接受的一組假說、理論、準則和方法的總和,是他們的一種共同的研究取向。
2 教育研究范式
二十世紀教育研究經歷了四個發展階段 [3]:第一階段是從二十世紀初到三十年代,這一階段是教育研究定量研究的全盛時期,在此階段,研究者以實證精神為指導,主張用嚴格的觀察、統計和實驗來研究教育;第二階段是從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后期,由于經濟危機與戰亂,政府對教育投入的經費大幅縮減,使得這段時間成為了教育科學研究的晦暗時期;第三階段是從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后期,在這段時間內研究者開始從技術推動教育變革角度進行教育科學研究,同時某些研究者(龍巴赫和坎貝爾)開始對傳統實證主義強調的定量方法提出異議,主張不可忽視其他研究方法(如定性研究方法)的重要性,這些都為教育研究方法的變革都起到了推動作用;第四階段是從八十年代到二十世紀末,在這一階段,人們普遍認識到沒有一種研究范式能夠解決所有存在于教育研究中的問題,教育研究的方法論基本出呈現多元化的趨勢。
隨著科學研究的深入和發展,進入二十一世紀以后,人們對研究范式有了更深刻的認識,逐步開始綜合運用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發揮各研究范式的長處,彌補單一范式的不足。
從教育研究的發展歷史中,我們可以看到在教育科學研究領域中,長期以來就存在著以實證主義、經驗主義為理論基礎的量化研究及以現象學、建構主義、解釋主義為理論基礎的質性研究兩大范式。在我國,教育學的研究不同于西方的傳統,在濃厚的人文背景下,研究者大多選擇了人文主義研究取向,致使現在許多研究僅停留在理論探討階段,并沒有實際深入到基層進行認真的調查訪談,沒能得到寶貴的第一手資料,最終也就不能得出具有說服力的結論。其實,質與量的研究并非矛盾對立,水火不容,而應是相互補充,相互支持的,科學實證主義研究者完全可以采用質性研究去揭示“客觀規律”,而人文主義研究者完全可以采用量化研究的方法去“建構”對研究問題的理解。例如,參與式觀察或非正式的訪談也可以像量的研究方法一樣被用來檢驗某一理論或假說;而調查也可以被用來了解被試對某一社會現象的理解與解釋。
近年來,研究者也漸漸認識到了這個問題,原本相互對立的兩方研究者之間的矛盾趨于緩和并逐步認識到另一種研究范式的重要性,某些研究者也已在嘗試結合量化研究與質性研究(即混合方法研究)進行研究活動。
二 混合方法研究的概念及產生背景
1 混合方法研究的概念
顧名思義混合方法研究是指采用了一種以上的研究方法或整合了不同研究策略的研究[4]。有人撰文把它稱為混合研究(mixed research),也有人把它稱為整合研究(integrative research),但目前更為流行的稱謂是混合方法研究(mixed methods research)。約翰遜和奧屋格普茲(2004)認為,更為確切地說“混和方法研究就是研究者在同一研究中綜合調配或混合定量和質性研究的技術、方法、手段、概念或語言的研究類別”。它區別于其它兩種研究方法范式的核心在于必須在同一研究中運用一種或一種以上質性研究的方法和定量研究的方法。
2 混合方法研究產生的背景
混合方法研究并不是憑空產生的,它的產生具有一定的歷史必然性。從范式的角度看,在過去的一個多世紀的美國社會科學研究中,一直存在著質性研究與量化研究兩種范式之間的激烈斗爭。在上世紀60年代前,定量研究范式一直占據著主導地位,60年代之后,隨著人類學、人種志研究方法在社會科學研究中的應用和發展,質性研究方法范式逐漸彰顯,一舉成為揭示社會現象、人類經驗、和客觀事實的主要范式。因為量化研究屬于演繹性質,傾向于揭示事物之間的因果關系,在研究過程中,研究者從事的是中立的觀察與測量,避免介入或影響研究對象,最大限度的追求研究的“客觀性”。而質性研究卻是歸納性質,它相信在人的心理結構中存在著多樣的主觀事實,強調人在某種特定情景中的意義建構及其聯系;相信認識的主體與客體的不可分割性。由于這兩種研究范式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程序,及在客觀事實的本質、研究邏輯間的不同,導致了質性、量化研究范式之間的爭斗日益激烈。
這種單一方法論者非此即彼的爭論不但夸大了量化與質性研究兩種范式之間的區別,阻礙了它們的溝通與交流,影響了教育研究質量的提高,影響了教育實踐問題的解決。為此,一些教育領域中的學者在20世紀晚期就先后提出質性與定量研究可以和諧共處、共同使用的觀點。美國教育研究方法學者約翰遜和奧屋格普茲(2004)在《混合方法研究的時代已經來臨》一文中把混合方法研究稱為繼量化與質性研究范式之后的“第三種研究范式”或教育研究運動的“第三次浪潮” [5]。他們希望這第三種研究范式能夠架起質性與量化研究范式間的橋梁,為研究方法指導教育實踐提供新的更有效的途徑。
3 混合方法研究的發展歷程
美國教育研究方法論學者約翰遜和奧屋格普茲把混和方法研究稱為繼量化研究范式和質性研究范式之后的“第三種教育研究范式”,并且明確提出“混合研究方法的時代已經來臨”。
在這一時代來臨之前,混合方法研究的發展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
(1)從19世紀到20世紀60年代:在社會科學研究中以實證主義為哲學基礎的定量研究范式一直占據著主導地位。而實證主義在本體論上屬于實在論,相信存在著受自然規律所支配的“客觀事實”,在認識論上屬于客觀主義,認為受研究者價值觀以及時間、場景影響的研究是可能實現的,認為研究者從事的是中立的觀察與測量,避免介入或影響研究對象,最大限度的追求研究的客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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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世紀60年代到20世紀末:基于現象學、建構主義及人類學等的研究方法得到較大的應用與發展,以現象學、建構主義、解釋主義為哲學基礎的質性研究方法范式逐漸發展起來,成為一種與量化研究范式地位相當的研究范式。這種研究范式相信在人的心理結構中存在著多樣的主觀事實,強調人在某一特定情景中的意義建構及其聯系,強調研究發現是主客體交互作用的結果。在這種研究范式中,研究者的價值觀在研究中扮演著重要角色。
(3)20世紀末至今:“混合方法研究”的提出,緩和了質性研究與量化研究兩種范式之間的矛盾,同時也給廣大研究者開辟了另一片廣闊的天地。混合方法研究是一種更加包容的、多元的、交叉的研究方法,它的使用讓解決問題的手段顯得更加多樣化,更具創造性和擴張性。同時它也指出研究方法的選擇應隨研究問題的不同而做出相應的變動,而不是唯方法至上。
4 混合方法研究的優缺點
混合方法研究現已成為社會科學領域研究的熱點和重點,并得到了廣泛的嘗試與運用,因為它有諸多優點:
混合方法研究能結合量化與質性研究的優點,克服一些由單一方法帶來的問題。具體而言,使用混合方法研究的優勢至少有如下十點:第一,研究中使用的文字、圖片和表格可以被用來增加其中數字的意義;第二,研究中使用的數字可以被用來增加文字、圖片和表格的準確性;第三,可以充分展示量化研究方法和質性研究方法的優點;第四,研究者可能產生和檢驗一個扎根理論;第五,由于研究者并不局限于一種單一的方法或手段,因而可以回答一個更寬和更全面范圍的研究問題;第六,在一個研究中通過使用兩種方法,研究者可以利用一種附加方法的優點去克服另一種方法的弱點,形成交叉性優勢;第七,通過結果的集中和證實可以為研究結論提供更有力的證據;第八,可以增加僅有單一方法被使用而可能忽略的洞察和理解;第九,可以被用于提升結果的概括化水平;第十,質性研究方法和定量研究方法在一起使用可以產生溝通理論與實踐所需要的更加完全的知識[6]。
雖說混合方法研究有如上諸多優點,但它正處于成長階段,其理論基礎還比較薄弱,其研究成果的信度和效度都有待于進一步的論證;另外,運用混合方法研究對研究者的要求很高,研究者不但要掌握質性研究方法還要掌握量化研究方法,一般來說,研究者想同時掌握好這兩類研究方法,是比較困難的;還有,混合方法研究需要更多的時間、精力和花費。所以,在實際運用過程中,我們在日常的研究活動中也不能唯方法至上,采用混合方法研究的研究者可以根據他們所研究的問題來選擇研究方法和手段,而不是根據一些社會科學研究中所形成的關于研究范式的偏見選擇研究手段,要從實際出發,對我們的研究活動有利的并為我們熟練掌握了的則用之,否則棄之。
三 混合方法研究的策略
由于混合方法研究綜合了質性研究方法和量化研究兩種范式,因此在運用混合方法研究的過程中,研究者就面臨著如何選擇研究策略的問題。
混合方法研究共分兩類六種策略,它們分別是順序性解釋策略(量化研究優先)、順序性探究策略(質性研究優先)和順序性轉換策略與并行三角互證策略、并行嵌套策略和并行轉換策略[7]。
順序性解釋策略:此策略簡潔明了,定量數據收集在先,定性數據收集在后,在研究的解釋階段對兩種數據進行整合。這種策略的目的通常都是用定性的結論來對初步的定量研究結果予以輔的解釋和說明。當非預期性結果出現在定量研究中時,此策略就顯得非常有用。
順序性探究策略:此策略與前者相似,也分兩個階段實施,但定性方法收集的數據在前,定量方法收集的數據在后,兩個階段的結果同樣是在解釋階段加以整合。此策略的主要目的是探究某種現象,摩根(Morgan,1998)認為,這種策略適合于對定性研究階段浮現的理論進行檢驗,也適用于向各種樣本推廣其定性研究的結果。
順序性轉換策略:在此策略運用過程中,定性數據與定量數據的收集各自獨立進行,但要據實際問題確定可以優先進行定性研究也可以優先運用定量研究,與前兩種策略不同的是此策略需要一定的思想體系或理論框架來進行指導。這種策略的主要目的在于使用哪些最能夠服務于研究者理論視角的方法。
并行三角互證策略:此策略中兩種數據收集方式同時進行,使用兩種不同的方式來對結果進行驗證。使獨立的量化研究和質性研究相互補充,揚長避短。
并行嵌套策略:此策略運用時,在一種研究范式(量化研究或質性研究)的指導下,另外一種研究范式根據不同問題適時插入或嵌套到指導范式中去,定量和定性數據可以同時收集,沒有優先順序。
并行轉換策略:此策略運用時,有能體現研究目的或研究問題的理論指導,此策略主要為了推進研究者的觀點,數據的整合多在數據分析階段,它具有并行三角互證和并行嵌套兩種策略的優點。
四 混合方法研究應用案例
1混合式研究過程的8個階段:(如圖1所示)[8]
圖1 混合式研究的重要步驟
雖然研究步驟均被編號,但研究者仍可以(跳過某個或某些步驟)沿多個方向進行研究(特別是通過第四步直接到第七步)。如果選擇了混合式研究這條路線,這就說明了我們愿意以務實的態度來對待研究并且不會武斷的只注重某種單一的方法。
在研究過程的開始,我們首先要確定研究的問題是否有必要采用混合方法研究,然后闡述采用混合方法研究的理由并選擇合適本研究的方法,接下來我們就可以從定性和定量兩方面來收集數據,分析數據,解釋數據并最終撰寫研究報告了。
2 應用案例
本研究是對全國(美國)城鄉聾啞學校中47名教師所做的一項混合研究,這是一項關于這些教師如何參與在線訓練方案,如何運用在線方案進行教學的研究。這一訓練方案的目的是鼓勵教師將技術運用到實際的教學中去。在本研究的評價過程中,研究者試圖找出影響這一方案成功實施的因素,其所用到的數據一部分來自正式的問卷調查,一部分來自方案本身,還有一部分來自網絡留言。在參與研究的教師方面,教師對技術的焦慮及初始技能并沒有決定他們的參與資格,但是研究當地相關部門的支持程度卻使得有些教師留下而有些則退出。[9]
本研究是一個典型的混合方法研究,具體程序如下:
(1)選取混合方法研究的理由:教師教學行為的變化過程存在多種形式,本研究將側重于其中兩種,一種是教師對教學行為變化的自然抵觸心理的研究,另一種是在教學行為變化過程中,反映教師思想轉變過程的相關因素的研究。因為單一方法不能滿足相關復雜數據的采集及處理,所以研究者采用了一種能夠提供多方向和多評價形式的方式來開展此項繁雜的研究。
(2)選取研究對象:參與研究的這47位教師主要來自城市,并且代表著不同的文化種族團體,這些教師年齡介于27和54之間,他們當中只大多數教師聽力正常,其余的則存在缺陷或完全失聰;學生參與者則從學前兒童到高中各個層次均有,智力水平則從弱智到較高水平。
(3)數據收集:在數據收集部分,研究者從定量及定性兩個角度入手。第一,定量數據的收集:首先,在計算機使用情況這一問題上,因為缺乏相應的儀器來測量和評價教師將計算機整合到課堂教學中的情況,研究者運用了問卷調查的形式來收集與此相關數據;其次,在教師對技術革新問題上,研究者采用了關心程度問卷,他們之所以運用這一方式,是因為關心程度問卷已經被廣泛的應用于測量技術革新問題;另外一個原因是這種研究方法為測量教師對課堂中技術應用的焦慮和抵觸情緒提供了一種有效途徑。第二,定性數據的收集:研究者將對參與教師的網絡討論進行跟蹤,對教師所回答的問題進行記錄;對參與教師在課堂上運用計算機進行教學的情況進行記錄;觀察參與教師運用網絡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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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數據分析:研究者將使用奧屋格普茲(Onwuegbuzie)和特德利(Teddlie)七步混合設計分析框架來對本研究所收集的數據進行分析,本研究中研究者僅用到了七步中的四步:數據縮減,數據轉換,數據合并和數據整合。其中,數據縮減用于處理問卷調查所得定量數據和在線討論所得的定性數據,然后這兩種數據將會被按統一方式轉換成“1”和“0”兩種形式,最后所有轉換成標準形式的數據將會被合并整合到SPSS中等待進一步處理。
(5)得出結論:通過本研究,研究者按教師對計算機的應用水平將他們分為了一下四個層次:新手(Beginner),探索者(Explorer),熟練者(Journalman)和專家(Export)。其中新手和探索者在計算機技術與課堂教學整合過程中看到的更多的是挑戰(對技術的焦慮和抵觸)而非益處,與之相反,熟練者跟專家則看到的更多的是技術運用帶來的好處。研究結果還表明,在學習過程的不同層次技術的整合水平也不盡相同。在初級水平,教師會合理使用基本的軟件;在高級水平,教師會像運用日常生活用具一樣將計算機合理的運用的課堂教學中去。
(6)研究總結(撰寫研究報告):對本研究所取得的成果進行總結,并指出研究中存在的不足。
本研究是一個典型的混合方法研究的案例,研究者根據研究的目的選取了定量跟定性兩種研究范式中的幾種研究方法,并在研究過程中將其綜合運用與數據收集、分析及解釋,研究者還運用三角互證策略,使研究數據相互補充,對研究結論進行相互驗證,最終得出更具說服力的結論。
五 結束語
就現實情況而言,質性研究與量化研究其實是一體的,每項研究都是一個復雜的過程,每個有價值的研究都不是只用一種研究范式能夠完成的,都需要基本理論來支持,然后在實際應用中去驗證,到底本研究有沒有給人們帶來益處,應用群體最有發言權。而混合方法研究卻融合了這兩種研究范式,彌補了此兩種研究的不足,使研究真正變得有意義,有價值。如同媒體沒有優劣之分一樣,世界上也不存在哪種研究方法是萬能的。在實際研究過程中,我們要盡可能從多個角度去分析問題,根據實際情況做出最合理的選擇,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更準確、更客觀、更全面的去描述問題,揭示規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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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ird Paradigm of Education Research
――Mixed Methods Research
NIE YongWEI Jiu-li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College, Xi’an, Shaanxi, 710062, China)
Abstract: Mixed methods research springs up recent years, and it is called the third paradigm of education research after quantity research and quality research .It integrates the advantages of quantity research and quality research, at the same time, it gives new vigor to education research, but in the process of real research, researchers would consider factors of every aspect, then make rational choice, to complete the research work.
關鍵詞:環境哲學;環境本體論;環境認知論;環境實踐論;環境方法論
對環境哲學(environmental philosophy),本人從來是虔誠地敬仰之,但自從完成《環境倫理學的困境反思與重建》后,這種基于本能的虔敬看法被迫改變。客觀論之,環境哲學研究雖已近40年,但它并沒有形成相對自性的自我,而是形象雜蕪、問題甚多甚至相互糾纏。溯其原因,實乃自身在源頭定位上出了差錯。從復雜性角度觀之,任何事物都具有對初始條件的敏感依賴性,并且經歷時間的孕育,這種敏感依賴性總會將自己變成另一個自己。環境哲學就是這樣,它從一開始就將自己作為“環境倫理學”(environmental ethicS)的別稱,這就導致了它直到現在都沒有找到自己的獨立方位。本文基于此對“環境哲學”獲得自身獨立定位何以可能作一嘗試性審問。但其前提性努力是先懸置成見,即將“凡西人的東西都是好的”和“凡名人大家的東西都是對的”這兩個為學的成見懸置起來(因為前一個成見形成于我們將販賣變成職責和真學問本身,而失質疑之品質;后一種成見使我們只有亦步亦趨的本事,而無探尋真理之想望),對環境哲學的基本問題作一歸真性判斷,然后才嘗試闡述其判斷的基本理由:
(1)環境哲學不是環境倫理學,也不是“生態倫理學”(ecological ethics)或“生態哲學”(ecophilosophy)。
(2)環境哲學的主體內容不是價值論問題。
(3)環境哲學研究不需要比喻方法和虛構方式。
一、環境哲學的自身位置
將環境哲學與環境倫理學等同,這從未有過疑問;用生態倫理學(比如羅爾斯頓)、生態哲學(比如納厄斯等人)來指涉環境哲學,也得到較為廣泛的寬容性理解,因為從事環境哲學者――無論在西方或在中國――都或多或少從生態學那里獲得啟發,因而大都將生態學看成環境哲學思想形成的重要理論基礎。但正是這種幾近于本能的淵源意識,才導致了對環境哲學的“失身”性理解和定位。
客觀論之,環境哲學雖然與環境倫理學、生態倫理學、生態哲學有關聯性,但絕不構成等同關系。要辨明這一點,須從學科分類學和學科構成論兩個方面人手。
(1)環境哲學的哲學來源及分類學定位。在人類知識生產學科化的時代,任何方面的理性致思,都將(主動或被動)承受學科分類學的框架,并從而獲得相應的學科歸屬。以此來看環境哲學,它的學科歸屬于何處?它由此而形成的學科身份如何?
當審視這兩個問題時,就會發現生態學并不構成環境哲學的來源,因而生態學也沒有資格構成環境哲學的理論基礎,人們將生態學視為環境哲學思想形成的重要理論基礎,是基于斷源截流式的急功近利方式從生態學那里吸收營養,卻忽視了對其本屬于自己的源頭智慧的吸取。
環境哲學的源頭智慧有兩個:一是哲學;二是環境科學。
從哲學看,環境哲學是哲學的實踐形態,因而,它的第一個來源是哲學。
既然環境哲學來源于哲學,那么,它在哲學中應該居于什么位置?這需要從哲學的構成性角度來審視。
考察哲學的構成性問題,有兩種并行的方式:一種是內涵構成式;一種是范圍構成式。
范圍構成式其實就是現行統一的學科分類法:哲學被定位為一級學科,下設中國哲學、外國哲學、倫理學、邏輯學、美學、科技哲學等二級學科。這種劃分既沒有邏輯規則,也是沒有意義的內在關聯性。與此不同,其內涵構成方式是哲學的語義生成性方法:哲學(Philosophv)意即愛智慧,這源于詞源學規定――希臘文philia乃是“愛”或“友誼”之意,sophia即智慧。由此形成哲學關注三個方面的問題:一是存在之本性的拷問,這就是形而上學(metaphysics),也是我們通常所講的哲學本體論,它展開為三個維度,即世界存在的本原論、生成論和本質論;二是知識(或真理)探討,即什么可以認知和如何認知以及真正的知識是如何構成的,也就是認知論(epistemology);三是德性生成的研究,即道德如何生成德性和德性怎樣生成美德,這就是倫理學(ethics),它構成哲學的實踐論部分。
在哲學的內涵構成中,哲學對存在之本性的拷問,必然自我超拔而達向神學,這是哲學的上升之路;哲學向下俯視則形成對德性生成的關注,必然佇立大地而統攝政治、經濟、法律、教育。將此二者統一起來的是認知論,具體地講就是邏輯、知識、真理,它所達到的是自由和美。
哲學與其他領域的關聯,往往是通過實踐(包括認知和方法實踐)本身而實現。哲學作為人類存在的最高智慧,因為人的存在和生存獲得上天入地的全景視域性的實踐功能,由此形成各種實踐哲學,比如管理哲學、政治哲學、法哲學、科學哲學、藝術哲學、宗教哲學等,環境哲學就是如此實踐意義上的哲學實踐形態。
在現實生活運動進程中,哲學的實踐形態往往被人們理解為部門哲學或實踐哲學,大而化之,確可這樣說,但實際上不是這樣:部門哲學通常是指從某個特定的領域里歸納、提煉出來的并涵攝此領域的基本認知理念和操作準則及方法;實踐哲學通常是指從整個社會勞動中提煉、抽象出來的一般認知理念、準則和方法。而哲學的實踐形態,是指以哲學的方式去觀照實踐問題,以求得根本的解決(比如本體解決、認知解決、方法解決、操作行動解決)之道。這里所講的哲學的方式,既是古希臘人對“哲學”的原初定義方式,即愛智方式,也可通俗地表述為“理解的方式”,“哲學既非事關知識的擴展,也非事關世界新真理的獲取;哲學家也不占有其他人得不到的信息。哲學并非事關知識,而是事關理解;也就是說,哲學事關已知事物的條理”。哲學的實踐形態,就是哲學以自身方式去理解具體領域的已知事物,以及這些已知事物的形成性智慧與本體性存在方式。
數學家和有機論哲學家懷特海曾認為,歐洲哲學傳統所形成的最可靠的特征是:其后的所有哲學成就都不過是對柏拉圖思想的注釋而已。歐洲哲學沒有擺脫并且也不想擺脫柏拉圖,是因為柏拉圖構建了哲學理解世界的總體性框架和基本路徑,即他區分并突顯了存在的本體的世界(woad of being)和存在的形成的世界(woad of becoming)。哲學作為對存在的理解方式,它是從本體的和形成的兩個維度展開的:存在的本體的世界,是赫拉克利特所講的“變中不變”的世界;存在的形成的世界,是赫拉克利特所講的“不變中變”的世界。哲學就是從整體的角度來理解存在的兩維世界;哲學的實踐形態則是從具體的角度來理解存在的兩維世界,因而,哲學達向實踐領域的任何形態,都必然涉及存在的本體世界和存在的形成世界的理解。換言之,哲學的實踐形態的展開同樣面臨對存在之本性、存在之認知和存在之倫理的理解問題。
以此來看環境哲學,它就是以哲學的方式來對我們存在于其中的環境的理解,即理解我們已知的環境及其已知環境的形成性智慧和本體性存在方式,由此形成環境本體論、環境認知論和環境實踐論(圖1)。
環境本體論包括環境本原論、環境本質論和環境生成論:環境本原論探討,必然要發現宇宙創化力,具體地講是宇宙野性狂暴創造力與理性約束秩序力之對立統一張力;環境生成論拷問必然要指向對環境自組織機能的把握;環境本質論考察必然要揭示環境之內在的生生本性和外在的自在方式。
環境認知論涉及三個方面:一是環境認知何以可能,包括認知環境的依據、前提、條件;二是如何認知環境,即環境認知的范式和路徑;三是環境知識的生成機制與構建方法。
環境實踐論是將環境哲學推向廣闊領域,使之與人存在的方方面聯系起來,形成一個開放性生成構建的世界。從總體講,環境哲學的實踐論之基本問題是環境倫理學問題,環境哲學的價值論探討主要在這個領域的這個層面展開。環境倫理學就是構建環境哲學的實踐價值論。在其實踐價值論規范下,環境政治學、環境法學、環境經濟學、環境美學、環境教育學等,構成了環境實踐論的具體形式。概括地講,環境哲學的實踐論問題,涉及環境實踐論的一般問題和環境實踐論的具體問題,對這兩個方面內容的整體探討和把握,就構成環境哲學的實踐論。
(2)環境哲學的科學來源及分類學定位。環境哲學作為哲學的實踐形態,其指向實踐的領域是環境。環境是被我們所意識的存在世界:環境始終是自在地存在世界,當它被我們所意識時,它就在我們的看待中成為環境;當未被我們所意識時,它就是存在世界(即自然世界)本身。
環境雖然是被我們所意識的存在世界,但它首先且最終還是其自在的存在世界。自在的存在世界,就是以自在方式而存在的世界,哪怕人充斥其間,它仍然以自在方式存在。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存在世界――無論是被我們所意識的存在世界,還是未被我們所意識的存在世界(即康德所講的自在之物的世界)――都是科學所認知的世界。所以,科學構成了環境哲學的另一個來源。
科學與哲學,有本源上的聯系,有認知層面的同構性,但存在兩方面的根本性區別:
首先,哲學和科學都面對存在世界,但哲學在于理解存在世界,因而哲學構成對存在世界的理解方式;科學在于認知存在世界,因而科學構成對存在世界的認知方式。
哲學作為對存在世界的理解方式,重心在于對存在世界之問題的追問,所以哲學這種理解方式必啟動理性直觀,追求形而上學,達于先驗演繹;科學作為對存在世界的認知方式,重心在于對存在世界之規律的發現,所以科學這種認知方式必啟動感覺直觀,追求經驗實證,達于邏輯推理。
其次,哲學作為對存在世界的理解方式,是融形而上學、認知論、實踐論于一體,敞開的是全景視域的方法論。與此不同,科學作為對存在世界的認知方式,主要停留于認知論領域。柏拉圖揭示存在的本體的世界和存在的形成的世界,其實也是在為形而上學和認知論分界,或者說是在作哲學和科學分界:存在的本體的世界,感覺、經驗、實證以及觀念邏輯的推論等都將失效,因而,科學只能在存在的形成的世界中發揮功能,這就是亞里士多德之所以將形而上學定位為“物理學之后”的理由。
亞里士多德總結希臘哲學,以物理學為其主體形式,他所講的“物理學之后”,其實可以理解為“物理學之上”,以此與“物理學之下”相對應:在亞里士多德的哲學體系中,物理學之上,是形而上學,這是對存在的本體的世界理解的必由道路;與此相對,物理學之下,就是實踐的科學,亞里士多德將其概括為政治學、倫理學、技藝學,并且認為在實踐的科學中,政治學高于倫理學(近代笛卡兒在“大樹”哲學體系中認為倫理學高于政治學)。由此,科學獲得其嚴格的自為邊界:向上,科學的邊界是形而上學;向下,科學的邊界是倫理學、政治學等實踐的科學。
科學作為對存在的世界的認知方式,只關注存在的形成的世界,認知它何以可能和怎樣認知它,為我們盡可能地理解不斷形成的存在世界提供認知的基本知識、方式和方法。由于其邊界的限定,科學側重于訓練我們的心智,拓展我們的感覺并提升我們的經驗;面對心靈、情感、意愿、美等,科學則更多地顯得無能為力,因為心靈、情感、意愿、美要以靈魂為本體、以自由意志為源泉、以生命激情為原動力,需要開啟的是先驗天賦,而形而上學為其提供了激勵方法和理解方式。但實踐之于社會,不僅需要經驗,更需要理性;實踐之于個體,始終是心靈、情感、意志、理性、感覺、經驗接受價值引導的境遇性涌現行為(emergentbehavior)。所以,科學只能走向認知實踐,如果要走向操作實踐,必須與哲學結合,更具體地講,必須與哲學之實踐方式倫理學相結合。換言之,科學要從認知實踐(思維與心智訓練)達向操作實踐,須接受倫理的規范,并且只有通過倫理規范才可進入政治、法律、經濟、教育、文化等領域。
通過如上的思路清理,再回過頭看環境哲學,環境哲學的關注對象是環境,但環境首先不是并且最終不是環境哲學的專有研究對象。在原初或者本來的意義上,環境是科學研究的對象,由此形成環境學,它由兩部分內容組成:一是環境科學;二是環境哲學(圖2)。
環境科學,是環境學的認知論,它關注環境存在演變的自生規律及運動機制。環境科學的基本形態是地球環境學和宇宙環境學,前者如地理學、地質學、海洋學、土壤學等,都屬地球環境學的具體學科形態;后者如天文學、宇宙學、氣候學、氣象學等,是宇宙環境學的具體學科形態。整體地看,地球環境學和宇宙環境學各自不斷輻射,形成了既相互交叉又相互獨立的開放性的學科體系。其中,數學是環境科學的思維工具,物理學是環境科學的理論基礎,環境史是環境科學的認知指南。
與此不同,環境哲學是環境學的實踐形態,它關注的是環境存在演變的變異規律及其運動機制。換言之,環境科學是環境學的正面研究,它從不同方面、不同領域探討環境自在運動的規律和機制,為人類提供了解環境、認知環境、實踐環境的知識、方法、智慧;環境哲學則是環境學的反面研究,它從不同的方面和領域探討環境逆向運動的規律和機制,為人類矯正自己對環境的錯誤認知和無度行為提供反思的智慧、方式和方法。這就是環境哲學在環境學中的基本定位。在這一明晰的定位下,環境哲學同樣不是環境的領域性研究或方面性研究,而是對環境予以整體性的實踐研究。
二、環境哲學研究的視野與范圍
概括如上內容,環境哲學有兩個來源:一是哲學;一是環境學。由此,兩個來源使環境哲學獲得了雙棲性,即環境哲學既是理解方式的也是認知方式的,并且理解方式和認知方式必須統一,這種必須的統一最終只能通過實踐的方式才能達成;具體地講,環境哲學的理解方式和認知方式只有通過倫理的方式才能達成。
如圖3所示,環境哲學的底座是哲學和環境學:哲學為環境哲學提供先驗的和超驗的理解方式和反思性的定性研究方法;環境學為環境哲學提供經驗的認知方式和實證性的定量研究方法。
實證性的定量研究方法,貫穿價值中立、追求客觀真實,它具體呈現為材料和數據的分析。環境哲學研究須立足于環境事實本身,真實反映環境變異、惡變或恢復、治理的基本狀況及其可能性趨勢,為此而必須收集材料、信息、資料、數據等,并用社會學的定量分析方法對材料、信息、資料、數據予以客觀分析。否則,環境哲學研究就會蹈空現實、脫離實際、忽視事實。
實證性的定量研究方法讓環境哲學研究落地,但落地并不等于生根,更不等于正確前行。因為落地生根需要土壤的培植,正確前行需要眼睛的明亮。此二者是實證性定量方法所不能自給的,它需要反思性的定性研究方法的幫助。“無論是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各個學科都同時需要定性和定量研究,兩者實際上不可能完全分割開,也不能把它們相互對立起來”,并且“定量分析通常是以定性分析的結果為基礎,再對社會現象的變化過程、社會不同因素之間的相互作用進行數據分析,從而總結出帶有規律性的結論”②。因為定性分析是發現本質、理解規律、把握方向,在環境哲學研究中,它具有奠定基礎、提供土壤、發揮指南的功能。所以環境哲學研究必須是哲學與科學的統一,或是哲學的理解方式和科學的認知方式的統一。
在環境哲學中,哲學的理解方式與科學的認知方式的統一,需要有“統一”的方式或者工具,這就是倫理學的方式,因為倫理學既是實踐的,更是理論的。倫理學的理論訴求,使它開辟形上道路而追求以理解的方式看世界;倫理學的實踐訴求,使它開辟形下道路而追求以認知的方式看世界。并且,倫理學對實踐的關注,并不僅僅停留于認知層面,還要指向操作實踐并指導操作實踐。所以,倫理學的實踐方式既是認知實踐的方式,也是操作實踐的方式,是認知實踐方式和操作實踐方式的有機統一,這種統一最終由理解的方式為主導來完成。
由此不難看出,環境哲學作為哲學的實踐形態和作為實踐的理論形態,其學科構成的基本框架由環境本體論、環境認知論、環境倫理論和環境方法論四部分構成(圖4)。
首先,環境本體論涉及環境存在論的全部問題。其次,環境認知論的展開,形成環境社會學、環境史學、環境人類學、環境文化學等具體的研究領域。再次,環境倫理論的展開形成一般研究和具體研究兩個維度:(1)一般研究即環境倫理學,它關注倫理的基礎問題,為具體研究提供價值系統、原理、原則及其規范要求;(2)以環境倫理學研究所提供的價值系統、原理、原則、規范為導向,其具體(或者說應用)研究的展開就形成環境社會學、環境政治學、環境法學、環境經濟學、環境管理學、環境災疫學、環境美學等。最后是環境方法論,主要探討環境哲學研究的方法生成。環境問題,是一個開放性、形成性的復雜系統,對它展開哲學研究,必須探索和具備大科際整合方法。一般的科際整合方法,是對相鄰或相近學科的理論資源、學科知識和方法予以整合運用。而大科際整合方法,是指因研究對象的復雜性而跨越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人文學術三大領域,進行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人文學術各領域智識、理論、方法的整合運用;這種整合最終將落實為原理分析和實證分析、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的有機運用。客觀地看,環境哲學方法論是異常復雜的問題,筆者將另文專論。
三、環境哲學的本體論問題
環境哲學始終是哲學的實踐形態。哲學必為環境哲學研究提供思想的基礎,這是哲學對環境哲學的基本要求,也是環境哲學對哲學本來的基本期待。因為從根本論,“哲學是一門思考的學科,包括對推理和爭辯方法的思考。作為一門學科或一系列學科的哲學,涉及研究學科界線內工作用以進行的方法途徑。這樣一種哲學的核心基礎是它的認識論或它的關于知識的理論,它提供諸如‘我們能知道什么?’和‘我們怎樣才能知道它?’這類基本問題的答案。認識論包括知識的四個方面:它的性質――一個人所相信的是什么;它的類型――諸如自己體驗的知識和別人描述的知識(第一手知識和第二手知識);它的客體――知識主題所反映的事實;以及它的起源。在哲學框架內與認識論聯系在一起的是本體論,即關于存在的理論或關于什么可知的理論。在形而上學――關于超越于實際問題的世界之性質的爭論――中,本體論的理論限定著‘什么可能存在’(例如像在宗教中那樣)。然而在作為學術學科的哲學中,它與‘接受什么’[事實]有關。”“因此,每一種學科的哲學都既包含某種認識論又包括某種本體論――一個限定著‘我們能認識什么’和‘我們怎樣才能最終認識它’的框架。它們一起被用來限定某種方法論,一套指示研究和爭論將如何在學科內進行的規則和程序,即如何才能將信息收集并組織起來。”概括地講,哲學所能為環境哲學研究提供的思想基礎實際上涉及三個方面,即本體的、認知的和實踐的。但這三者要真正對環境哲學發揮其功能,只能通過方法,而哲學的根本方法就是形而上學:環境哲學研究必須充分運用形而上學方法,這是因為環境哲學的基本問題仍然是形而上學的本體論問題。
運用形而上學方法來探討環境的本體論問題,構成了環境哲學的奠基性任務。
環境哲學的首要本體論問題,是環境的本原論問題,即“環境何以產生”和“環境如何產生”的問題。
相對第一個問題論,環境可能因為人的生存而得到意識地突顯,但環境始終先于人而產生,因為從宗教講,人是眾生物的神性方式;從科學論,人是眾生物的進化方式,所以環境首先相對生命論:環境即生命得以存在的棲息地。從起源講,環境雖然為眾生物的誕生和存在提供了條件和土壤,但它本身卻是自創化的:從宗教論,環境(宇宙天地)乃上帝創造的最初成果;從科學論,環境是(宇宙)自創化的結果。綜合此二者,環境(被我們所意識的存在世界)不過是自創化的體現,其自創化的原初動力非它,乃無形的自然力:在上帝創世藍圖里面,“上帝”不過是自然力的神性表達;在科學創世圖景里,推動宇宙大爆炸的是一個不知來源于何處的“致密熾熱的奇點”。
無論從宗教觀還是從科學論,環境起源論中蘊含著環境本原論:環境是無形之自然力自創化的呈現形態。這一無形的自然力是野性狂暴的創造力與理性約束的秩序力相共生所形成的創化張力。這種創化張力既創造了環境,又在創造環境的同時賦予環境以內在本性,由此形成環境本性。環境本性是環境自持存在的內在規定和外在方式:作為自持存在的內在規定,環境本性是環境自我秩序力量和自我創造力量的對立統一,即野性狂暴創造力與理性約束秩序力的對立統一張力構成了環境本性。作為自持存在的外在方式,環境是自在的,它以自持本性的方式敞開其存在。
環境哲學的本體論探討所涉及的第二個維度是環境生成,這個問題具體表述為兩個方面:環境是“怎樣生成自身”和“如何生成它者”。
要真實地理解環境生成論的這兩個基本方面,首先須重新理解“環境”與生命、存在物之間的內在關聯性:環境是對生命、存在物的整體表述;生命、存在物是環境的構成內容。從其存在形態學論,環境是以自持(自在)的方式生成自身;但從其存在構成學論,環境是以自持的方式生成它者(包括它種生命、它種存在物)。
環境以自持的方式生成自身的同時生成它者,均源于環境的自在本性。環境的自在本性就是自我秩序和自我創造實現其對立統一的生生本性;這一生生本性的時間化敞開方式,就是自組織方式,它構成了環境生生不息創造自己,又生生不息地創造存在于其中的所有存在物、一切生命的基本方式。
環境哲學的本體論探討所涉及的第三個維度,就是環境本質問題。基于環境本性和環境自組織之雙重規定,環境的本質只能是生殖。環境,無論從存在的形態學論還是從存在的構成學論,生殖是其基本訴求。從存在的形態學論,環境必須自我生殖:環境的自我生殖是整體論的,它以整體動力向局部動力的完成方式來實現其整體生殖。從存在的構成學論,環境必須生殖它者:環境生殖它者是具體論的,它以局部動力向整體動力的回歸方式來展開其具體生殖,比如敞開具體環境的生殖或具體物種、具體種群、具體群落的生殖。
環境生殖自身,推動環境自組織、自催化、自修復、自構建,實現環境的自我新陳代謝;環境生殖它者,推動環境敞開它組織、催化、修復、構建進程,實現環境之整體與具體的共生互生。
四、環境哲學的認知論問題
環境哲學的本體論構建為環境哲學的認知論探討奠定了基礎,提供了基本視域和形而上學方法論。環境哲學的認知論問題涉及三個維度的內容。
環境認知論所關注的首要問題是“環境認知何以可能”,其目的是解決環境認知的依據、前提和條件等問題。
環境認知的依據何在?所涉及的實質問題:認知環境的真實邏輯起點在哪里?對這個問題的考察,有客觀和主觀兩個維度:從客觀論,認知環境的真實邏輯起點是存在世界,因為環境就是為人類所意識的存在世界,這個存在世界由自然(地球和宇宙)、地球生命和其他存在物、人三者共生性構成;從主觀論,當我們存在于其中的存在世界一旦被我們所意識地突顯,只有一個原因,那就是我們存在于其中的存在世界本身出現了問題,并且其所出現的問題已經危及我們的安全存在,所以,業已出現的問題并且這些問題實際上危及到我們存在安全的存在世界,才構成認知環境的邏輯起點。換言之,環境問題才構成環境認知的邏輯起點。因而,考察環境問題生成的根源成為環境認知的必要前提。
考察環境問題生成的根源,必須有判斷的客觀依據,即什么樣的環境才是正常的環境,什么樣的環境才是問題環境。要尋找這一判別依據,首先必須考察環境(即存在世界)得以正常存在的內在原理,簡稱為環境原理。遵循環境原理而展開其存在的環境,是正常存在的環境;反之,脫離或者違背環境原理而運動的環境,就是逆生態化的問題環境。所以,環境原理構成了考察環境問題生成的客觀依據。
環境認知論所關注的第二個基本問題,是環境認知的范式與途徑問題。
環境認知是人對環境的認知,因而,環境認知本身就是構建認知范式。構建環境認知范式有兩個基本方式,即主觀性認知方式和客觀性認知方式,由此形成兩種認知范式,即主觀性認知范式和客觀性認知范式。前者采取二元分離的方式,將人與環境一分為二,形成主客對立的認知范式:人是環境認知的主體,它是自為的和為自己的;環境是環境認知的客體,它是異己的和為他的。在這種主客對立的認知范式中,環境是靜止、無生命的,只具有使用價值,是人的任意使用物。與此相反,后者采取主客一體的方式,發現和把握人與環境的相互嵌含性:“從嚴格的字面意義上來說,你在環境之中,環境也在你之中。你的皮膚并不是一道將你和環境分離開來的屏障。相反,你的皮膚,就像你身上的其他器官一樣,都是環境的一種延續。你是一個有機體,也就是說,是一種過程,進行著持續的交換,與環境中的其他力量進行著某種交易。你絕不是世界中孤立的看客,而是世界中活的生物。”從人與環境的相互嵌含角度人手,構建起生態整體的認知范式:在這種認知范式中,人與環境互為主體,因為環境本身是自組織的,是動態生成性的,它不以人的意愿為轉移,因為環境首先是生命存在體,它以自在方式存在這一本原性位態決定了其存在價值是首要的、根本的,它為人所利用是有限度的,即環境被人所利用的前提是它必須確保自己的完整存在。
客觀地看,主客對立的環境認知范式,是無視環境本性和自在方式的認知范式,它成為人類推動環境發生變異和逆生化的最終推手;與此相反,生態整體的認知范式,是尊重環境本性和自在方式的認知范式,它將規范人們按照環境法則而謀求生存及發展,其前提是始終維護環境的自生境功能。
以生態整體的認知范式為指南,環境認知探討應該著手解決三重關系:一是整體與具體的關系;二是生命與人的關系;三是物理與生命的關系。對這三重關系的關注與探討構成環境認知的宏觀途徑。
首先,環境認知應該改變由具體構建整體的認知路徑,構建由整體構建具體的認知路徑。這一認知路徑的抽象表達就是整體存在的環境創化具體的生命和人,它實在地開啟了整體動力向局部動力的實現和局部動力向整體動力的回歸之雙重路徑。比如面對霧霾氣候而探討其形成及解決之道,客觀地存在著具體主義和整體主義兩種思路,前者從眼前的、感覺到的、直接的現象出發,把握推動氣候失律、霧霾嗜掠的成因,總是具體的和單向度的,比如排放。因而,謀求解決的思路也是單一、具體和經驗主義的,這就是治理,更具體地講就是減排。后者則發現導致氣候失律、霧霾嗜掠的原因是整體的和動態生成性的,它不僅是一個排放無度的問題,更是地球、大氣層喪失自凈化能力的問題。謀求其解決之道,不但要治理、減排,還需要恢復、化污。后者才是治本之道,前者僅是治表之策。治表與治本的有機統一,恰恰是整體動力向局部動力的實現和局部動力向整體動力的回歸。
其次,環境認知應改變由人主宰地球生命的認知路徑,重新恢復環境、生命、人三者的原本性關聯:環境是生命的搖籃,生命是人的本體――人源于物種生命的進化,最終不能擺脫物種生命。因而,敬畏生命、熱愛生命、尊重生命,既是通向環境認知的必由路徑,也是人在世界中構建其共互存在之主體地位的正確途徑。
其三,環境認知應改變自然與生命兩分的認知路徑,重新恢復自然與生命的內在生成關系,這種生成關系可抽象地表述為“自然為生命立法”。“自然為生命立法”這一法則可具體化為:第一,自然為人立法;第二,環境為人立法。
環境認知論所關注的第三個基本問題是環境知識如何生成的問題,要實質性地解決這個問題,必須探討環境知識生成構建的內在機制和方法。
環境認知范式的雙重性,形成環境知識生成構建起兩種不同的運行機制。采取主客對立的認知范式,環境知識生成構建的內在機制是人本中心論的:它以人為出發點和目的主觀想象性地構建環境知識,比如人與環境的二元分離觀、環境的非生命觀、環境的使用價值觀、環境利害觀、單純的環境治理觀等,都是人本中心論的環境知識論內容。與此不同,采取生態整體的認知范式,環境知識生成構建的內在機制是自然中心論的:它以自然為出發點和目的來構建客觀主義環境知識,因為環境的生成變化運動并不按照人的意愿而敞開,而是遵循宇宙律令、自然法則、生命原理而敞開。宇宙律令、自然法則、生命原理的整合化具象,就是環境白組織原理。具體地講,環境知識的生成構建必須遵循環境自組織原理。
環境自組織原理揭示環境的存在敞開是自組織、自生長、自繁殖、自修復、自構建的,其內在運行機制卻是自催化和競爭。環境自組織、自生長、自繁殖、自修復、自構建之實質就是自催化,其基本動力有二:一是環境本性,即構成環境的生命及其存在物之本性――生命本性和物性,它們共同構成環境自催化的本原性動力;二是環境序參數,“我們將認識到,單個組元好像一只無形之手促成的那樣自行安排起來,但相反正是這些單個組元通過它們的協作才轉而創建出這只無形之手。我們稱這只使一切事物有條不紊地組織起來的無形之手為序參數”。所謂環境序參數,實質上就是環境隨機變量,它構成環境自催化的外部動力。任何一個外在的環境隨機變量,都因其復雜的開放性生成的環境系統對初始條件的敏感依賴性而對環境發生意想不到的改變作用。比如,太平洋上的一場龍卷風可能來源于幾個月前倫敦上空的一只蝴蝶任意地扇動了幾下翅膀。這只蝴蝶隨意扇動的那幾下翅膀(隨機變量)通過幾個月時間孕育龍卷風的過程,就是環境自催化的運行過程,但這一過程的生成卻需要環境自在運動之內在本性的推動。
五、環境哲學的實踐論問題
環境哲學對其本體問題的拷問,是為環境重建確立自身的依據和最終的理由;環境哲學對其認知問題的檢討,是為環境重建構建必備的智識體系。然而,無論其本體論拷問還是其認知論檢討,都必須走向實踐的引導與規訓,環境哲學才產生實際意義并獲得應有的價值。所以,環境哲學需要上天,但上天的最終目的是入地:開啟形上道路,僅是環境哲學的前提性工作;開辟形下的踐行道路,才是環境哲學的目的性努力。
環境哲學對其實踐道路的開辟方式,就是環境倫理學。
在環境哲學研究中,環境倫理學是最成熟又是問題最多的。客觀地看,環境倫理學從誕生到發展的全過程,都是以論爭的方式展開,并產生出許多的環境倫理觀念、理念甚至理論,比如大地倫理理論、救生艇理論、公地悲劇理論、生態倫理學理論等。但這些有關環境的觀念、理論都是由人類中心論與非人類中心論之爭所催生出來的,它們都屬于環境倫理學的外部性探討成果,時至目前,有關環境倫理學的自身建設尚未起步。
環境倫理學研究所出現的這種狀況,源于它對如下三個基本問題的忽視或無力解決:
(1)環境道德的基礎何在?
(2)環境道德的邊界何在?
(3)環境倫理與傳統倫理的內在關聯何在?
前兩個問題是環境倫理學研究得以正確展開的前提性問題,解決的正確路徑是從審查并定位“環境”概念人手:環境相對生命和存在物而論,它既是生命、存在物得以存在的土壤、平臺,也是創造、繁衍生命、存在物的母體。環境是一個自在自為自生的生命體,它具有自組織、自生長、自繁殖、自修復、自構建的能力。以此來看,環境道德的基礎在于環境本身;并且環境道德的邊界亦在環境本身。因為環境作為被我們所意識的存在世界,它的宇觀形態是涵攝了宇宙和地球的氣候運動,它的宏觀形態就是地球運動;而地球表面的生物群落、種群的生存運動以及人類的區域性活動,構成了不同尺度意義上的微觀環境。
環境倫理學的核心問題是如何看待和處理傳統倫理的問題,環境倫理學之人類中心論與非人類中心論之爭的癥結,恰恰是雙方本能地采取一種二元對立的觀念和“非此即彼”的方法,表現為“有我無你”的敵視和對抗。這種敵視和對抗的實質,恰恰是錯誤地定位環境倫理自身所致。
首先,環境倫理學的研究對象并不是環境本身,而是出現了無法自恢復的問題環境。客觀地看,環境就是人、生命、存在物存在于其中的存在世界,這個使我們賴以存在于其中的存在世界之所以被我們所意識地關注,恰恰是因為它本身出現了問題,并且這些問題影響到了生命、存在物、當然包括人本身的安全存在。簡單地講,環境倫理學的研究對象就是問題環境或環境問題。環境倫理學研究的目的,就是找到環境問題形成的倫理根源和解決環境問題的倫理路徑與方法。
環境的具體構成是生命和存在物,其中,最重要的是人,因為人的意識的進化使其成為一種在某些方面不斷獲得超越力量的生命存在形式。在這種狀況下,環境出現危及生命和存在物安全存在的問題,表面看是環境問題,但實質上是只有當人及其存在普遍地出現了問題時,環境才形成問題。因而,環境倫理學所要為之努力的,表面上看是探求環境問題形成的根源和解決環境問題的倫理路徑與方法,但實質上卻是探求解決人的問題形成的根源和解決人的問題的倫理路徑與方法。由此,環境倫理必然與傳統倫理發生關聯:環境倫理必須正視傳統倫理,傳統倫理必須融入環境倫理。
環境倫理必須正視傳統倫理,涉及如何正視的問題。這個問題的解決之道是必須確立其正確的認知,即環境問題的實質是人的問題,人的問題導致了環境問題,即當人將自己抬高到“尺度”和“惟一目的”的地位時,環境就成為人的附屬物而獲得純粹單一的使用價值,由此價值引導所形成的人類活動就自然展開向自然進軍、向環境開戰,向存在世界要永不滿足的財富和物質幸福。
環境倫理一旦正視傳統倫理,必然要展開三個方面:一是正視傳統倫理的偏執與弊病、錯誤與荒謬。傳統倫理的唯人本中心論、物質幸福論和權力價值取向論,此三者從根本上異化了倫理,使其倫理功能發生了偏執與狹隘。二是正視傳統倫理的功能。倫理對人及其由人締造出來的社會具有規范、矯正、引導、激勵功能,這種功能并不因為環境倫理的興起而消失,而是因環境倫理的興起而得到拓展和強化。三是正視傳統倫理的基本內容的合理性及其對現實世界和人類發展的要求性,這主要體現在傳統倫理的基本認知原理和行為規范準則始終體現了普遍的人性要求,并蘊含著能夠顯現和張揚的自然原理。
基于這三個方面的正視,環境倫理學研究必須慎重考量傳統倫理,并尋求構建起對傳統倫理資源――知識資源、理論資源、思想資源、方法資源――的正確處理。這種處理的最終呈現,就是傳統倫理對環境倫理的融會和環境倫理對傳統倫理的貫通。
傳統倫理對環境倫理的融會和環境倫理對傳統倫理的貫通之根本前提,是探究、發現和確立環境原理。環境原理的實質是自然原理,它由環境自生境原理和環境逆生化原理這正反兩個維度構成:環境自生境原理,是由宇宙的自創生和它創生原理、自然的生變原理和生命的生生原理所構成的原理體系,也就是說,環境原理體系是由宇宙律令、自然法則和生命原理所構成;環境的逆生化原理,即是環境逆向編程的層累原理、突變原理和環境滑向自毀滅的邊際效應原理。
以環境原理為規范和指南,傳統倫理對環境倫理的融會,具體表現為環境倫理學為傳統倫理打開視域空間,使傳統倫理走出人本中心論的狹隘,獲得環境視野和生命維度。
以環境原理為規范和指南,環境倫理對傳統倫理的貫通,首先要求環境倫理學拋棄一切形式的觀念偏見,以客觀姿態審查環境、進入環境,并以環境原理為環境倫理的自然依據,構建環境倫理原理,使其能夠涵攝制度社會和自然社會兩個領域,并指導人的生存行動。
以環境原理為自然依據而構建起來的環境倫理原理有二:一是環境倫理的動力原理,這就是“生、利、愛”之人性原理,具體表述為生己、利己、愛己與生他、利他、愛他的對立統一原理。“生、利、愛”之人性原理,原本是傳統倫理的基本原理,但當環境倫理賦予它環境視野之后,就獲得了對自然世界和制度社會的雙重指涉,因而,生、利、愛的主體及其指涉對象,不僅僅是人,也包括地球生命及其他存在物。二是環境倫理的認知規范原理,這就是權責對等原理。它同樣是傳統倫理原理,一旦為環境原理所貫通,則必然構成環境倫理的認知規范原理。
權責對等即權利與責任對等。在傳統倫理體系中,權責對等是相對人與人、人與群體社會論,但在為環境原理所貫通的環境倫理世界里,權責對等既相對人與人、人與群體社會論,也相對人與地球生命、人與自然、人與環境論。由此,權責對等原理涵攝了自然社會和制度社會兩個領域,構成了人進出自然社會和制度社會兩個領域都必須遵守的規范原理。
權責對等原理之所以具有如上認知規范功能,在于它統攝了四個環境自生境法則,即存在關聯法則、價值生成法則、順性生存法則和成本支付法則。存在關聯法則揭示環境與地球生命及其所有存在物之間存在著本原性的關聯性,這種本原性的關聯性使環境與地球生命及其存在物之間必須共在互存、共生互生。價值生成法則揭示了我們生存于其中的存在世界中,生命與生命、存在物與存在物之間所形成的這種本原性的存在關聯性之實質,恰恰是其平等指向的價值生成鏈條。在這一價值生成鏈條上,每個生命、每個存在物都順其本性生存,這種順性生存法則可表述為在限度的競爭中有限度地適應。一旦因為強力或偶然的不得已等因素打破了這種競爭與適應相協調的限度時,則必然要為之擔負責任,這就是成本支付的環境法則。這一環境法則運用到人類生活領域,就獲得了三個維度的指涉與規范功能,這就是誰消費誰買單、誰污染誰付費、誰破壞誰恢復。
以“生、利、愛”之人性原理為動力指南的權責對等原理,不僅具有普遍的認知規范功能,更具有全面的行為規范功能,這是因為權責對等原理最終落實為利己不損他和利己亦利他兩個環境倫理原則。這個“他”,既指他人,也指他物、他種存在。利己不損他這一環境倫理原則蘊含著環境利益的最大化再生訴求;利己亦利他這一環境倫理原則蘊含著環境利益的平等共享訴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