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基本概念匯總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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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哲學基本概念匯總范文

（一）近十年研究大學“素質教育”的期刊文章情況

利用萬方數據庫檢索平臺，以題名詞“素質教育”檢索與大學相關期刊論文，結果發現自本世紀初開始到現在，對于此類的學術研究一直在每年1000多篇數量高位波動運行，說明大學素質教育持續被關注，具體見圖示1。在圖1所示中，與“素質教育”相關文章一直在被關注，該領域研究不斷被推進。以高等教育的普通本科教育為例，寧青青基于素質培養的導向對管理類專業課程改革探討[2]。進一步檢索發現更多的文章是針對高等職業院校展開。根據高職院校所對應的職業類別，已有文獻涉及會計、旅游、英語、紡織、醫學、電子商務、工藝品制作、電工、生物醫藥等等多個領域，如朱建華以高職生物技術專業課程為例探索專業課程中滲透素質教育[3]，李龍珠與劉淑紅等在紡織類高職課程專業課程項目化教學中融入人文素質教育[4]，各作者結合其專業課程探索如何實施素質教育，既有理論層次的探討，也有在實踐中探索的總結，但在旅游領域的類似文章僅停留在理論層面，如張嫻分析如何在高職旅游專業課程中培養學生的職業素質[5]。

（二）在顯性課程實施素質教育的研究有待細化

同上所述利用萬方數據庫檢索平臺，發現在大學課程中實施“素質教育”的研究文章雖有但不夠系統，現有文章多是結合某一特定課程研究如何實施教育，其代表性不足，所以這也凸顯本研究的價值與意義。顯性課程通常是指學校在教育實施過程中有計劃、有組織地課程安排，且主要通過課堂教學所體現的課程。由于各專業學科的邏輯組織和教材設計，每個學科領域都存在系列基本概念和原理，任課教師則會把這種結構作為教學的基本內容。與“顯性課程”相對應的是“隱形課程”，美國教育學家彼得•杰克遜于1968年首次提出隱性課程概念，是指不以固定文本為載體、未經事先策劃與安排、采取相對隱蔽的方式所進行的旨在培養學生信念、思維、習慣及人際關系的課程[6]，現有文獻已經表明隱性課程與素質教育有內在契合性。國外對于隱性課程研究已經形成三類主要視角：其一是功能視角，它認為隱性課程是學生在學校情景中有意或無意所獲得的正式課程中所未包含的知識；其二是現象視角，它將隱性課程描述為主體在校園交往中形成的人際關系與社會經驗；其三是批判視角，它將隱性課程界定為蘊涵在教育組織結構內的體現不同社會利益群體的價值取向、道德規范和心智模式；盡管各流派關注的側重點不同，但總體上都折射出隱性課程的隱蔽性、交際性和價值性特點[7]。在此之后，AlanSkelton又嘗試從后現代之光的視角解釋隱性課程[8]，但無論如何解釋，隱性課程已經深深植入西方國家的課程教學中[9]。GhasemBarani等以高等學校研究中心為依托對隱性課程的評價指標展開研究，并提出九項關鍵措施以保證隱性課程的順利實施[10]；MustafaCaner關注教師培訓的新視角，提出注重師資的培訓質量才能促使其在課堂教學中提高教學質量[11]。國內對于隱性課程的研究多是描述性為主，依照蘇立坡等學者的介紹[12]，隱性課程以間接或內隱的方式呈現于大學校園每一個角落，通過客觀載體比如顯性課程、物質層面、校園環境、校園制度、精神層面、行為引導等來發揮的功效，按照大學教育的規律，在校園環境建設、規章制度完善層面的隱性課程彈性較小，而在顯性課程中深化隱性課程的彈性較大，其效果也較為明顯，所以筆者的調查設計僅限定在顯性課程的范圍內，結合旅游類課程探索如何實施隱性課程以推行素質教育。

二、調查設計

（一）案例機構及其專業課程簡介

山東旅游職業學院（以下簡稱學院）是由1991年建校的中等專業學校轉制而來，尤其是在2006年遷址新校區以來學院闊步發展，目前已經成為國內旅游類高等職業學院的典型代表。學院自2012年實施“山東省高等教育名校建設工程”，學院遵循旅游職業教育的發展規律以“職業精神、職業素養、職業知識、職業技能”四大核心能力培養為重點。在各參與專業構建以公共必修課、專業基礎課、專業課、公共選修課四大課程模塊為結構的課程體系，其中專業應用能力和專業素質的培養，是專業人才培養的主線。

（二）問卷設計與回收

問卷設計主要包括三類內容，其一是基礎類信息共9項單選題目，包括性別、年齡、教齡、所屬教學系部以及課程屬性等；其二是教師對在課堂開展素質教育的態度、認知、對教學條件的判斷以及管理趨向等，共有8項單選題目，并采用李克特式量表程度逐級表述；其三是開放式問卷，主要問及被調查者在開展課堂素質教育所采用的具體方式，讓其用簡短文字描述清楚。在問卷調查設計過程，首先基于已有文獻匯總信息設計預調查問卷，以紙質形式進行小規模預調查并對問卷進行修訂和調整；繼而咨詢校內專家和學院教務管理機構負責人員，并形成正式問卷；最后展開正式調查，以郵寄附件形式通過各教學系部轉發給所有任課教師，收集返回郵件獲取數據并加以分析。

三、調查結果

（一）調查樣本的基礎信息匯總

已收回問卷的被調查者涉及學院所屬的所有教學系部，包括飯店管理系、旅行社管理系、旅游外語系、休閑產業管理系、基礎部、烹飪與營養系、計算機網絡中心共7個機構。被調查教師的學科背景涉及哲學、法學、教育學、文學、歷史學、理學、工學、管理學、藝術學等學科門類，其中學科背景最為集中的是管理學，超過四成比例。從調查數據分析，參與調查的老師以女性居多且占到七成以上，被調查教師的年齡約七成在40歲以下，約七成被調查教師的執教時間在10年以下，八成被調查教師是中級及以下職稱（見表1），這些與學院實際情況相符學院所屬各專業構建以公共必修課、專業基礎課、專業課、公共選修課四大課程模塊為結構的課程體系，調查結果統計與學院現行教學體系完全吻合，研究所述課程特點是指結合高職課程實際和教學導向所體現的。調查顯示“理論+實踐型”課程所占比例過半，這也充分說明高職課程中實踐課程的比例很高（見表2）。此外，調查結果還顯示，被調查教師中專任教師的比例為56%，校內兼任教師的比例為37%，校外兼任教師的比例為7%。

（二）影響實施課堂素質教育因素的調查結果分析

如前所述從內在因素而言，旅游業作為典型服務型產業不僅要求從業人員遵守旅游行業操作規范，更要具備良好人際溝通的能力與技巧，外在因素是國家為促進旅游業更快更好發展需要高素質從業人員，旅游高職院校是旅游從業人員供給的主要機構，所以旅游院校更應實施素質教育，在問及被調查者對此持怎樣的態度時，其中88%的教師持“完全贊同”意見，其余12%持“有些贊同”意見，沒有人選擇“無所謂”、“有些反對”和“完全反對”，也就是說全部被調查者認同對學生實施素質教育，這樣的認可是開展其他問題調查的基礎和前提。本次調查需要了解教師在課堂實施素質教育的實際情況，所以問及被調查者在完成既定教學任務的同時實施素質教育內容的頻率，在五個選項中沒有人選擇“從未”，其他選項各有涉及，具體比例見圖示2，這說明所有教師已經在課堂實施素質教育，只是實施的頻率或者強度存在差異。在問及被調查者對在課堂實施素質教育的必要性時，沒有人持中立或者反對意見，70%的被調查教師“完全支持”，另有30%的被調查教師“有些支持”。綜合以上三項問題的調查結果可以認為，教師對在課堂實施素質教育的共識程度非常高，或者說被調查教師對通過課堂實施素質教育非常認可。根據已有文獻檢索匯總并在咨詢專家意見基礎上，本研究選定五項在課堂實施素質教育的主要影響因素進行調查，分別是教師能力自評、學生情況必要性、課程特點適應性、設施設備足夠性和制度建設必要性。問卷采用Likert量表的形式分別設立類似于“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中立”、“同意”、“非常同意”五個級別，為簡化描述將選項分別賦值1～5分，所得分值越高，表示贊同的程度越高。一般而言Likert量表等級評分平均值在1～2.4之間表示反對，介于2.5～3.4之間表示中立，介于3.5～5之間表示贊同。根據表3所示的結果可以基本判斷，被調查教師對自身能力適應課堂實施素質教育基本是“中立”的結果，也就是說其對自身的適應性能力判斷是需要提升或者學習方可更好實施素質教育；對學生情況必要性、課程特點適應性和制度建設必要性持“贊成”態度，尤其是對學生情況必要性的判斷是極其贊成；根據調查可以判斷學院現有教學設施設備已經不足夠在課堂實施素質教育，或者說已經成為各項調查所涉及影響因素中最為明顯的短板。

（三）課堂實施素質教育的具體措施匯總

西方學者研究提出高等教育應以隱性課程形式對學生進行個性塑造，我國常用的成語如“耳濡目染”、“以身作則”、“潛移默化”、“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等恰是對素質教育的生動體現，這是東西方教育的共識。本次調查以開放式問卷的形式調查教師在課堂實施素質教育的具體形式，現匯總描述如下。①教師注重自身儀表、談吐、修養，以身作則起到引領作用；②合理調整課堂組織方式，采用案例分析、情景劇、討論、分組等方式提升學生興趣和參與性；③提倡平等民主的師生關系，如鼓勵學生、關注興趣等；④注重學生能力培養，如自主學習能力、抗壓能力、團隊意識、表達能力等；⑤關注社會熱點、特殊經歷、行業變化，在討論中提升思辨和認識。

四、建議與討論

（一）將課堂建設成為對學生實施素質教育的有機組成部分

傳統認識中的素質教育強調正常課堂以外的第二課堂、第三課堂以及社會活動等，本研究認為課堂教學是也是實施素質教育的主要渠道。課堂教學是學校教學工作的中心環節，通過課堂傳授理論知識，也為實踐性內容作必要準備和鋪墊，但結合隱性知識的既有研究可知，在傳授顯性知識的同時也是傳授素質教育內容的良好載體，也就是說課堂素質教育并不排斥課堂教學的知識教育功能。傳統的教學管理重點是把知識傳授作為教學的主要目標，從而導致教師主要的工作導向是知識傳授，筆者同意華東師范大學葉瀾教授的觀點：“素質教育走進課堂是教改的一場攻堅戰。它改變的不只是傳統的教學理論，還要改變千百萬教師的教學觀念，改變他們每天都在進行著的、習以為常的教學行為。這幾乎等于要改變教師習慣了的生活方式。”因此，筆者認為應將課堂教學實施素質教育作為整個素質體系的有效組成部分。

（二）創造在課堂實施素質教育的有利條件

本研究的調查結構顯示，被調查教師已經在課堂授課期間或多或少開展素質教育，這其中的影響因素很多，包括教師能力、學生情況、課程特點是否適應、設施設備是否足夠、是否有剛性制度建設約束等等，本研究已對樣本學院的調查也展示了各項影響因素的基本情況。以筆者在一線從教的經驗分析，以上各項因素都會不同程度影響課堂素質教育的效果，雖然本次調查顯示硬件設備缺乏最為突出，但基于作者經驗判斷任課教師的能力和主動性應是影響課堂素質教育效果的關鍵因素，類似領域應是未來深入研究的主題。

（三）促進教師對具體措施的交流和借鑒

第2篇：哲學基本概念匯總范文

關鍵詞：教學研究；探究式教學法；案例教學

中圖分類號：G642.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9324（2017）17-0183-03

“探究”（inquiry），是指深入探討，反復研究的意思。美國《國家科學教育標準》（National Education Standards）將“探究”定義為一個多層面的活動。需要通過觀察、提出問題、查閱書刊和其他信息資源、設計調查和研究方案、運用各種手段來搜集、分析和解釋數據、提出答案、解釋和預測、對所做解釋加以檢驗以及同他人交流結果[1]。探究式教學是讓學生在教師的指導下，以一種類似科學研究的方式，主動獲取知識和技能、學習科學方法、感受科學思想的教學模式[2]。與傳授式教學模式不同，探究式教學中教師并不直接講授知識點，而是通過問題設計，啟發誘導學生進行獨立自主的學習，并為學生提供充分自由表達、質疑、探究、討論問題的環境，讓學生通過個人、小組、集體等多種解難釋疑的試錯嘗試，將自己所學知識用于解決實際問題[3]。從教育發達國家的經驗來看，探究式教學有利于創新性人才的培養[4]。

將案例教學引入到探究式教學當中，利用案例設置情景模型和“問題鏈”，引導學生參與到探究過程中，有助于訓練和培養學生邏輯思維能力、規范的探究能力和理論聯系實際的能力[5]。根據探究式教學法的教學理念，如果案例所設計的問題只需要學生從認知結構中直接提取即可回答，而不需要進行分析、評價、創造等高層次的思維活動，那便不是探究[6]。因此，探究式案例教學是需要教師精心設計和準備的。

根據Randy L.bell.等人的研究，依據教學過程中師生雙方的參與程度，可以把探究式教學按照其探究水平從低到高分為以下四種類型[7]：驗證性探究（Confirmation Inquiry），教學目標在于幫助學生理解，掌握基本原理或基礎知識；要求學生證明一個結果預知的原理或定理的探究教學活動，對學生的探究能力的發展要求^低。結構性探究（Structured Inquiry），教學目標在于通過引導學生自己主動學習和思考，按照規定的步驟，解決教師提出的問題，以掌握基本知識，發展探究能力；指導性探究（Guided Inquiry），教學目標在于鍛煉學生從掌握基礎知識逐步轉向綜合運用知識，要求學生自己設計或者選擇步驟，搜集資料解決問題；開放性探究（Open Inquiry），教學目標在于鍛煉學生創造性地解決專業領域和實踐過程中的各種問題的能力，要求學生自己確定相關的研究問題，并通過自己設計研究方案進行探索。

在探究式案例教學的實踐中，教師可以根據學生水平、教學進度、教學內容、教學資源等因素設計和選擇不同教學模式。

一、驗證性案例教學模式

驗證性探究的教學目標在于幫助學生理解、掌握基本原理或基礎知識，對學生的探究能力的發展要求較低[1]。因此，驗證性案例中所設計情境信息應相對簡單且明確，案例題材應采用學生周邊較熟悉的題材，解決問題所需的知識、技能和策略也比較明確。驗證性案例要求從多于一個觀點的角度檢查某一概念，這既能增強對該概念的理解，又能增強這一概念遷移至其他領域的能力。驗證性案例教學在實踐中可以采用以下幾種方式：

1.案例解釋。教師提供案例情境信息，并啟發學生將信息的表征從一種方式轉換成另一種方式，例如用不同的語句進行轉換，或者將圖表、數據等信息轉換成為語句，或者反之將語句轉換成為圖表或者數據信息。

2.案例列舉。教師在講授完某一概念或原理之后，請學生列舉出與此相關的特定事例。通過這類提問方式，啟發學生把握概念或者原理中的關鍵特征，并能運用關鍵特征選擇或者建構具體的事例。

3.案例分類。教師提供一些案例，這些案例中有部分案例具有相同的關鍵特征。要求學生能夠對這些案例依據關鍵特征進行分類，并能夠應用相應的概念或者原理進行解釋。

4.案例推斷。這種方式同樣是由教師事先準備一組案例，請學生在一個整體情境中對各個案例進行比較、分類，從中發現這些案例的關鍵特征，并能據此創造出一個新的案例來。

驗證性案例教學以課堂為主要場域，強調教師在教學中需要強化案例、提問和討論。教師通過案例情境提出問題，引導學生將新進入的信息與原有認知框架整合在一起，以考查學生在類似案例上的知識遷移為主。當學生能夠將要獲得的“新”信息與原有知識產生聯系時，他就產生了理解[8]。

驗證性的案例教學需要較多課時進行大量的課堂提問和互動，因此采取驗證性案例教學需要教師安排專門的討論課時。在學生人數較少時（一般少于30人），可以采用點名提問的方式。當學生人數較多時，可以采取分組討論的形式。當學生在小組內部產生不同意見時，可不同意見匯總，報告教師。教師不直接對學生的回答或小組報告進行評價，而是繼續采用提問的方式，通過“問題鏈”引導學生進行探究。

二、綜合性案例教學模式

綜合性案例教學模式首先需要教師設計和準備綜合性的教學案例，綜合性教學案例包含豐富的情景信息，所涉及到的知識點較多，需要學生將綜合運用所學的知識解決問題。因此，綜合性的教學案例需要具備以下幾個特點：第一，事件典型。綜合性教學案例應該具備典型性，能夠讓學生達到學以致用，舉一反三的教學效果。如果教師所選擇的案例具有較強的典型性，學生經過系統的案例分析與討論所得到的解決問題的思路可以順利實現從案例教學課堂向未來實踐的遷移。第二，情境信息豐富。綜合性案例不僅要提供解決問題所需要的信息，還要提供大量的背景信息、甚至包括一些干擾性信息。通過這些信息的設置訓練學生的觀察、分析、比較、聯想、類比、歸納、判斷和決策的能力，對問題進行探究。

綜合性案例的課堂教學活動可以采用自學探究的方式，但更適合采用同學間互助式教學的模式[9]。采用同學間互助式教學模式時，教師可以在上課前提前布置案例閱讀內容和思考題目。思考題目一般是般是三個問題，前兩個問題針對提前閱讀內容的難點進行提問，最后一個問題，要求學生詳細寫出提前閱讀內容中最感興趣的內容，或者是最難看懂的內容[10]。這樣做的目的在于了解學生對于內容的理解程度，同時，教師可以根據學生的反饋情況，選擇在課堂上討論的題目。在課堂上，教師首先對學生反映的難點問題或者教師根據以往經驗而確定的一些問題進行簡單的講解。如果案例信息中涉及到一些基本概念，教師可以對學生進行一個概念測試，來檢驗學生的理解情況。這個概念測試一般是一個多選題，要求學生在一分鐘內獨立選出答案。然后，教師要求學生和周邊到同學相互之間交流一下答案，并相互討論。討論過程中，學生相互之間闡述自己的觀點，并且嘗試說服對方或者接受對方的觀點。教師在學生討論過程中，在學生間走動，聆聽學生的討論，并給出一些建議。討論完成后，學生可以重新給出答案。最后由教師對案例的探究過程進行總結。案例探究的教學模式是以學生為中心，可以有效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進而提高學習效果的方法。[9]。

三、開放式案例教學模式

開放式案例教學模式不需要教師提前準備案例，教師只需要指出研究的方向和內容，并對學生進行分組，每組學生不超過6―8人；要求學生小組自己確定與話題相關的研究對象，小組內部進行分工，自行搜集資料，撰寫案例、分析案例，最后制作案例演示稿，在課堂上完成案例匯報工作。在小組完成案例制作的過程中，在操作程序上，從選題立項到最后的成果展示，整個過程都要求學生小組自行完成，指導教師只在必要的時候提供幫助。教師要高度信任學生，給予學生充分發揮自主性的空間，在非必須的情況下，教師不得隨意否定或修改學生的研究計劃。

開放式案例教學模式的目標已經從掌握基礎知識逐步轉向綜合運用知識，要求學生能在綜合運用不同學科知識的基礎上，搜集資料解決問題。在探究過程中，需要保證學生充足的研究時間，同時，學生自身也必須具備一定的知識基礎和探究能力，能參與小組合作設計研究方案，并具有執行方案的能力。因此，一般更適合在本科高年的學生實踐性環節或者研究生教學當中使用。

開放式案例教學對學生的評價方式包括知識的綜合運用能力、合作能力、主動學習能力等。因此，教師必須更多地采用過程評價，縱向考查學生的能力發展情況。具體的操作方式可以采用小組階段匯報、小組成員相互評價、組長打分等方式。開放式案例教學結束之前，教師需要對案例研討的觀點進行一個總結，還要對每個小組的表現進行中肯的評價。這樣做有助于學生明確自己在分析問題、表達觀點等方面的差距，并建立更加合理的思維框架。

無論采取哪種探究式案例教學法，教師必須要有開放式的教學理念，尤其是當學生在案例研討中提出的一些打破常規、非常新穎的觀點時，教師切不可利用權威或者固有理論去反駁學生的想法。為了鼓勵學生的創新性思維，教師可以再次采用反問或者追問的形式，同學生一起繼續進行探究。此外，教師還可以通過向同事們請教，搜索和閱讀大量背景知識，參加相關的進修培訓等方法來擴展自己有關課題的知識。條件允許的情況下，教師還可以邀請各方面的專家、科學研究者、企業家等有助于學習某些科學知識的人走進課堂，與學生們一起進行科學探究[11]。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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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張胤，胡菲菲.回歸實踐、回歸問題、回歸主體――論探究式教學的本質、特征及實施模式[J].江蘇高教，2013，（4）：67-70.

[4]馮銳，繆茜慧.探究性高效學習的意義、方法和實施途徑[J].全球教育研究，2009，（1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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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哲學基本概念匯總范文

1.1經濟學方法論的理論演進。經濟學方法論的發展經過了以下幾個階段：

1.1.1實證主義經濟學方法論。19世紀中葉，約翰·穆勒把歸納演繹方法作為“唯一合理”的方法引入到經濟學研究，從而成為實證主義的樣板。凱恩斯沿著約翰·穆勒的思路發展了演繹法，堅信反駁理論只能依靠事實，這使他成為倡導實證主義方法論的中流砥柱。從羅賓斯關于經濟學研究不依賴于倫理上的個人價值判斷來看，他的研究方法也屬于實證主義方法，實證主義經濟學方法論曾經對經濟學的研究做出了巨大貢獻，也因此成為主流的經濟學方法論。

1.1.2波普爾的證偽主義。波普爾的證偽主義方法論主要體現在他的《科學發現的邏輯》《猜測與反駁》等著作中，其理論思想是：第一，理論并不來源于經驗材料和觀察事實，通過歸納法不能得到普遍性的理論。即科學的理論和命題不可能被經驗證實，則只能被經驗證偽（“證偽原則”）。第二，科學發現總是在大膽的猜測，各種猜測或理論相互競爭，新理論經受經驗的檢驗而得到暫時的確認，終被證偽，之后科學又面臨新的問題，如此循環往復，從而使理論不斷接近真理。第三，科學的方法是猜測與反駁，即不斷嘗試與清除錯誤，科學的本章就是其可證偽性。波普爾的證偽主義提出不久就受到經濟學界的廣泛重視，成為現代西方經濟學方法論的基礎。

1.1.3庫恩的科學革命論模式（歷史主義）。庫恩繼承了波普爾的科學哲學觀，認為，科學史的特征是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保持原狀，在此期間某種說法居于統治地位。當居統治地位的學說被另一種居統治地位的學說取代時，舊時期宣告結束，于是轉入一個短期穩定的新時期。

1.1.4拉卡托斯的精致證偽主義。拉卡托斯是科學哲學的歷史主義學派的代表人物。拉卡托斯在批判、補充和修改波普爾的證偽主義方法論的基礎上，提出了“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他強調科學中的基本單位和評價對象應是在一個時期中由一系列理論有機構成的研究綱領。這個理論被稱為“精致證偽主義”。

1.2經濟學方法論演進對財務學的啟示。我國對經濟學的研究與發達國家相比，還處于比較落后的地位，方法論的研究上更是如此。由于經濟學與財務學的理論淵源，提高經濟學方法論認識水平，對促進財務學的科學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

1.2.1注重對方法論的研究。在我國經濟學學科建設中，許多原來屬于西方經濟學的理論和觀點被引入和借鑒。而一定的理論是在一定的方法論指導下得出的，一種理論及其方法只有在一定條件下才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因此我們不應該只吸收理論而一概摒棄其方法論。

1.2.2合理選擇和搭配使用經濟學方法論的分析方法。從方法論的具體層次上說，傳統上我國經濟學在方法論上存在著重規范分析，輕實證分析的弊端，今后應當注重兩方面均衡發展，使方法論結構進一步優化。

正如張五常所說的：“經濟學主要研究‘為什么’的問題，解釋人的行為現象，它是一門精確的科學，精確推測，不能用事實解釋事實，要以理論解釋事實，要有抽象的存在，如果推測能力強，問題的局限條件清楚，就會有結論。解釋現象的理論越簡單越好，用復雜的理論解釋復雜的世界是行不通的。”

2.管理學研究方法論與財務學方法論基礎

方法論的統一是建立在研究對象的內在特質的統一的基礎上的。從管理學研究的實踐看，管理學研究的內容可以劃分成三大部分，其一是以物為中心，旨在提高物質資源利用管理效率的研究；其二是以人為中心，旨在發揮組織內部人員能力的研究；第三是以組織為中心，旨在促使組織內外環境和諧發展的研究。三個部分的主要研究對象具有非常不同的屬性，難以以統一的標準來衡量和分析是造成管理學研究過程中沒有形成統一方法論的主要原因。

由于財務學本質上具有管理學屬性，因而管理學研究方法論就從根本上構成了財務學的方法論基礎。

22自然科學的研究，以定量的研究為主，采用觀察、測量、控制、實驗等方法進行研究是合適的。

2.2在以人為中心、旨在發揮組織內部人員能力的研究中，研究者和被研究者都是具有主觀能動性的、在研究過程中會受彼此影響的、并且受某種共同文化影響的人組成。認識社會行動者的內心世界是一個非常復雜的、艱巨的任務。簡單地用自然科學方法去研究人的外部行為，無法解釋人們意識到的各種現實。應該從感性資料的外部標志去認識他人內心世界。

在該類研究的過程中，多采用深入調研、比較研究與歸納演繹相結合的方法，這樣的方法正是建立在對“客觀精神”的分析和理解上的，其本身也保證了理論來源的客觀基礎。但是需要特別注意的是，在采用歷史個體主義，通過“理解”去進行管理學研究的同時，必須牢記“價值中立”原則。研究者只有在摒棄個人偏好和先驗觀點的基礎上，對現有材料加以分類分現匯總，才可能得出具有客觀性的結論。

2.3在第三類以組織為中心，對組織和環境如何和諧進行研究的主題中，群體的行為以及群體之間的互動成為研究的主要對象。

同個人不同，雖然群體是由個人組成，但群體的行為絕不是個人行為的簡單相加。組織的目標、制度、文化傳統、激勵懲罰措施等在個體到群體的形成過程中起到深刻的約束和影響。個體的理性選擇往往導致群體行為的非理性化。

從社會學、歷史學研究領域借鑒過來的“歷史比較方法”在針對組織為中心的管理學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意義。通常認為歷史比較方法是通過對不同時間、不同空間條件下的各種歷史現象進行縱向或橫向的比較，分析異同，探索社會發展現象的一般客觀可能性或特殊性的一種史學分析方法。運用歷史比較方法有助于揭示和認識各種組織現象的歷史成因及組織中的各個群體、群體關系、組織與外部組織的關系等發展中的共性以及各自的特殊性。運用歷史比較方法有助于促使各個組織間、組織群體間的了解和理解，從而為組織間和諧發展提供基礎。

3.我國財務學研究方法的現實分析

我國財務學研究方法與西方財務學界存在較大差異，原因是多方面的，我們認為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4.1哲學基礎和思維方式不同。西方財務學研究方法較多地受實用主義影響，信仰存在就是合理的，有用的就是真理；而我國財務學研究方法的哲學基礎是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唯物主義，遵循的認識論。西方財務學界受實用主義影響，早期更注重應用理論的研究；我國強調理論來源于實踐，高于實踐，更注重基礎理論的研究，習慣從財務學本質、財務學職能、財務學對象、財務學目標等基本概念及基本問題開始起步。

3.2財務學研究的外在環境與西方財務學界存在較大差異。自1990年12月17日飛樂股份等8家公司股票在上海證券交易首次上市以來，我國資本市場的建立只有十幾年的時間，上市交易的公司至今也只有1000多家。特別是有關資本市場的法規建設正在逐步完善，許多法規本身還處于不斷變化的過程中。資本市場中包裝上市、財務學作假等案件時有發生，相當一部分投資者缺乏理性，市場融資功能不足，缺乏足夠的資源配置引導能力，等等。這就使以資本市場為內容的財務學理論研究缺乏良好的外在經濟環境和法律環境。所以，盡管近年來以資本市場為主要研究對象的實證研究成果逐年有所增加，但是，關于資本市場的數據庫還沒有形成一個較為權威的版本，許多研究者在進行研究時只能自行收集。在這種情況下開展“實證研究”，一方面使研究者本身花費大量時間用于資料收集這一研究最基礎的工作；另一方面由于資本市場中存在著財務信息失真等問題，也難以保證研究資料特別是數據本身的準確性，進而影響這些研究結論的驗證質量。

3.3我國在財務學研究方法的研究時間上遠遠短于西方財務學界。

一國財務學(包含財務學研究方法)的發展歸根到底取決于該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從美國政府在法律上承認持股公司的組織形式算起，美國資本市場的發展已有百余年的歷史。英國的證券交易市場形成于17世紀末，即使從1802年英國政府正式批準倫敦證券交易所開始，英國資本市場的發展也已近兩百年。相應地，西方國家進行實證財務學研究已有近30年時間，而我國在這方面工作起步的時間還相當短。從這一方面分析，我國財務學研究方法處于規范財務學研究方法占主導地位的狀況是與現階段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

4.現階段我國財務學研究方法的選擇

我們現階段如何進行財務學研究方法的選擇呢？目前存在這樣一種傾向：認為財務學理論的規范研究帶有研究者個人主觀的價值判斷，沒有事實判斷的數據和模型，缺乏科學性，應當迅速向實證研究過渡。本文以下從兩個方面探討這一問題：

4.1關于我國現階段規范研究占主導地位的問題。本文認為：我國現階段規范研究仍占主導地位問題。原因如下：

4.1.1財務學研究方法之間并不相互排斥而是互為補充的。具體說來，規范研究并不排斥實證研究，因為規范研究的結論需要實證研究加以驗證；實證研究也不排斥規范研究，實證研究需要規范研究的結論為基礎和前提。那種只能采用單一方法進行財務學理論研究的主張是有失偏頗的。

4.1.2目前具有中國特色的財務學理論和方法體系正在逐步建立和完善之中，許多基礎性理論問題還有待于進一步研究。而且，這項工作需要財務學理論研究工作者作為優先完成的工作來做。我國現階段的財務學理論研究應當注意理論聯系實際，為財務學改革服務，為實踐服務。加強單位內部控制制度建設是各單位正確貫徹執行國家財務學法律、法規、規章、制度的重要基礎，也是強化單位內部管理、保證財務工作規范有序進行的重要措施。建立健全單位內部控制制度，有許多問題需要加以解決。即使就規范研究和實證研究而言，我國現階段乃至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規范研究仍應占據主導地位。

4.1.3財務學研究是為了在財務學理論研究方面取得對社會有價值的成果，其研究結論要能解決財務學實踐中遇到的諸多問題。在建立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財務學實踐所遇到的問題是多種多樣的，因而應當堅持實事求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原則，根據不同的研究目標，采用相應的研究方法。要解決這些問題，需要廣大財務工作者結合我國各單位內部控制制度建設的實際情況，總結各單位的成功經驗，有針對性地提出解決問題的思路、見解和措施。研究這些問題時，應當更多地采用規范研究方法，同時，注意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從現階段國情和實際出發，并兼顧我國屬于大陸法系國家的背景。

4.2關于實證研究中注重實地研究、問卷調查和案例分析的問題。評判一項研究的優劣，主要有三個標準：是否新穎？是否有意義？是否嚴密?判斷是否新穎可以從三個方面來分析：第一，問題是以前沒有回答的；第二，研究方法是新的；第三，樣本或數據資料是新的。判定是否有意義也可以從三個方面分析：一是能為政策制定服務；二是能為財務實踐服務；三是能為其他研究服務。判定是否嚴密可以從內在的嚴密性和外在的普遍性兩方面加以分析。通常需要將三者結合起來進行分析。

對照這些標準，可以看出：目前國內已經發表的以統計模型為基礎所進行的有關資本市場財務問題的實證研究成果的質量還難以令人滿意。原因主要在于：目前中國的資本市場仍處在逐步形成時期，資本市場建立的時間較短，相關法規尚不健全，許多數據的可比性不強，進行多方位、多角度的實證研究可資利用的資料較為缺乏，運用“垃圾數據”進行實證研究的論文結論很可能也是“垃圾”。為實證而實證的論文對財務理論的創新并無多少作用。實證研究中的實地研究、問卷調查、案例分析等應占有重要地位；然而，那種以數理統計和數學模型為基礎所進行的“真正意義上”的實證研究，應當隨著環境和條件的發展而逐步成熟。

綜上所述，我國現階段乃至將來一個時期內，財務學理論研究應當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在實踐中探求真理。研究過程中，在堅持規范研究占據主導地位的前提下，應注意規范研究與實證研究的統一和有機結合，重視采用實地研究、問卷調查和案例分析等實證研究方法驗證規范研究成果，總結我國財務實際工作中的成功經驗，進一步豐富和完善具有中國特色的財務學理論與方法體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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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張五常.經濟學方法論.社會科學戰，2002（4）

［3］傅耀.經濟學方法論的發展邏輯與評述，華南金融研究，2002（6）

［4］吳水澎.財務會計基本理論研究，遼寧人民出版社，1996

［5］閻達五.成績、問題、展望，會計研究，1983（4）

第4篇：哲學基本概念匯總范文

【關鍵詞】環境會計；環境會計要素；環境會計核算

一、環境會計定義和我國環境會計要素核算的現狀

（一）環境會計定義

1.國外學者的定義

英國學者R.H.格瑞認為，環境會計是“一種人造和自然資本增減的會計，最為重要的是，在二者之間轉換的會計”。加拿大審計署的D.B.羅賓斯坦認為，環境會計是“在為了交易和促進公共福利、為了創造未來用途的財富以及保護資源時，根據資源管理者和資源所有者一致同意的慣例來核算和計量這些資源耗費的會計”。加拿大學者霍金森認為，環境會計“即用貨幣單位表示又用實物單位表示的，有助于改善整個社會環境資源的會計。”

2.國內學者對環境會計的定義

《現代會計百科辭典》[1]定義環境會計是“從社會利益角度計量和報導企業、事業機關等單位的社會活動對環境的影響及管理情況的一項管理活動。它旨在指導經濟資源做最有效運用及最佳調配，以提高社會整體效益。”

王紹梅（2003）[2]定義環境會計為“綠色會計，它是根據會計學的理論和方法，以貨幣為主要計量尺度，輔之以其他計量方法，以有關資源、環境、生態及會計、審計等法規為依據，研究社會、經濟的發展同資源、環境、生態之間的關系，核算對資源、環境、生態的開發、利用、防治的資金支出和成本費用，評估分析所投入資金產生的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環境效益”。

孟凡利博士[3]認為：“環境會計是企業會計的一個新興分支，是運用會計學的基本原理與方法，采用多種計量手段和屬性，對企業的環境活動和與環境有關的經濟活動和現象所做的反映和控制”。

唐洋（2009）[4]歸納環境會計由宏觀和微觀兩個層次構成，宏觀環境會計主要是指國民經濟環境核算，微觀環境會計是指企業等微觀主體與環境有關事項的核算。本文的研究對象是企業的會計實務，因此本文將只關注環境會計的微觀定義。本文將采用唐洋（2009）對環境會計的定義，就是“環境會計是以會計學的基本理論和方法為基礎，以有關環境法律、法規為依據，采用貨幣計量和非貨幣計量單位，對企業生產經營活動涉及的環境要素進行確認、計量和報告的會。”

（二）我國環境會計要素核算現狀

在20世紀90年代，隨著我國環境問題的惡化，我國開始了環境會計的研究。其中有不少學者將會計要素的計量和確認作為了環境會計研究的重點。其代表研究如下：

吳冬霞[5]通過在環境要素的特殊性分析的基礎上，提出了環境資產、環境成本以及環境收益等要素的確認標準。

許家林、王昌銳[6]在對會計確認標準對環境資產和環境成本內涵的研究基礎上提出了只有符合資產確認要素的環境成本才能被確認為環境資產的主張。

李殊[7]提出了環境資產可以用市場價值法、替代市場價值法、或者調查判斷法計價。楊文杰提出用機會成本法和影子價格法對環境要素進行核算。

相對于發達國家，我國的環境會計實務還處于初級階段，依舊有許多急需解決的問題，其主要問題如下：

1.環境會計要素核算不具有針對性[8]

由于沒有具體的環境會計核算指南，目前我國的會計實務對企業的環境項目的核算不清晰。所有的環境會計項目都是按照日常會計實務來進行核算的。例如當企業發生環境相關環境費用時破壞環境支付罰款或者支付給相關部門的排污費時，企業的會計處理是計入“管理費用”，然后在其明細賬下增設了“排污費”，“綠化費”等等。一般企業是把這些費用作為當期損益處理，只有在金額較大的時候才以資本化的形式處理。這樣的方法雖操作簡單，但是同管理費用一起核算不能反映出企業與環境的業務往來，這樣的會計實務影響了企業環境披露的信息。不能取信于公眾。

2.環境信息披露不足

王琳、肖旭[9]指出：由于我國環境會計研究的起步較晚，目前還沒有強制性的準則規范，導致大多數企業決絕向社會公眾披露相關的環境信息，使得政府和社會公眾部門無法了解企業在經營活動中破環、污染、治理環境的相關信息。

3.會計人員的環境會計人員知識不夠

為了對環境會計進行準確的核算，需要環境技術人員和財務會計人員共同完成。由于我國目前的會計人員主要來自于財務、審計人員。他們對環境、可持續發展這方面的知識比較缺乏。另外，我國的企業也缺乏相應的環境會計人才，這都給我國企業全面實施環境會計帶來了很大的困難[8]

4.環境要素確認和計價可操作性差

我國學者對環境會計要素計價和確認方面提出了很多的方法，但是對企業來說，可操作性很難。例如，楊文杰[10]提出用影子價格法對環境要素進行確認。影子價格實際上是資源投入的潛在邊際效益，反映了產品的供求狀況和資源的稀缺程度，資源越豐富，其影子價格越低，反之亦然，即資源的數量和產品的價格影響著影子價格的大小。企業在實施過程中，很難確認資源的邊際效益，更無法量化資源的稀缺程度。因此，在對環境要素計價中將很難準確估計其價格。

因此，本文將在對以前年度國內外環境會計研究的基礎上，對我國在環境會計要素的計量和核算，以及我國如何有效實施環境會計提出相關的建議。本文的結構如下：第二部分是環境會計的基本概念，包括國內外學者對環境會計的定義，國外對環境會計研究的狀況。第三部分是我國環境會計要素和核算的具體內容，最后一部分為對我國實施環境會計的建議。

二、國外環境會計的發展狀況

環境會計的研究高速發展是在上個世紀90年代初。1987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委員會發表了《我們共同的未來》的長篇報告，在該報告中明確提出了可持續發展的概念。該報告使各國更深刻地了解到了經濟發展和環境的密切關系，即是經濟社會的發展絕對不能以犧牲環境為前提。在“可持續發展”的指導思想下，環境會計研究在各國開始了迅速的發展。1995年，國際上第一部關于環境會計和報告指南：《環境會計和財務報告的立場公告》由聯合國國際會計和報告標準政府間專家工作組（IASR）頒布。后來，IASR又接連頒布了《環境成本與負債的會計與財務報告》、《企業環境業績與財務業績指標的結合》等一系列的指南。這些指南為各國從事環境會計的理論和實務研究提供了有價值的依據。本文將介紹美國、日本的研究情況。

1.美國環境會計的發展狀況

美國的環境會計研究開始于20世紀70年代，重點是研究環境會計信息的披露。在環境會計信息的披露中，美國政府機構和其他專業團體，如美國環保署、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證監會、注冊會計師協會等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其中，美國環保署與1992年專門編寫了組織編寫了《環境會計導論：作為一種企業管理工具》一書。在該書中對環境會計進行了明確的定義，也對企業計算和分配環境成本、披露環境會計信息提供了有用的指導。1995年，美國環保總署又了《鼓勵自我監督：發現、披露、改正和防止違法》的政策，這個政策的目的在于企業能夠自覺地發現和改正其對環境破壞的行為，而且該政策還對自愿披露、改正污染環境行為的企業給予一定的例如減免部分法律責任的獎勵。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FASB）則在1989年研究對環境會計的處理問題。最初的研究重點是環境負債和環境支出兩大部分。FASB發表了《EiTF89-3石棉清除成本會計處理》、《EITF90-8環境污染費用的資本化》、《EITF93-5環境負債會計》3個有關企業環境成本處理的公告；前兩個準則說明了處理環境費用的方法，即是應該對環境費用采用費用化的方法，只有三個條件出現的時候才能資本化：一是延長了資產使用壽命，增大了資產的生產能力，或改進其生產效率；二是可以減少或防止以后的環境污染；三是資產將被出售。最后一個準則要求企業將環境負債項目與其他或有負債項目分開核算。美國證監會（SEC）也在1993年6月了92號公告，該公告明確規定上市企業必須披露潛在的環境負債，否則將會被處以50萬美元以上的罰款，并通過相關媒體公布。另外環保署還及時向證監會提供存在潛在環境負債的企業名單，使證監會關注企業的環保責任和環保風險[10]。由此可見，美國各個政府部門和社會專業團體對環境會計在美國的研究和發展起了相當關鍵的作用。

美國的會計學者認為，企業排放的廢棄物必然會導致環境資源遭到破環，治理環境污染必然會導致人力，財力、和物力的耗費，因此跟環境的先關損耗、費用都納入了環境會計的核算范圍，因此在美國的環境會計實務將環境資產、環境成本和環境收益作為獨立環境會計要素納入其核算體系[10]。

在美國在現行的會計科目中設置了有關環境相關的科目，資產類會計科目、負債類會計科目、成本費用類會計科目、損益類會計科目、所有者權益類會計科目[7]。

2.日本環境會計的發展狀況

日本環境會計的發展在亞洲最具有代表性[11]。相比歐美發達國家，日本的環境會計研究雖然起步較晚，但是發展非常迅速。1999年被日本會計界成為環境會計元年[11]。1999年日本環境省了《關于環保成本公示指南》，將環境會計核算問題提到政府法規層次[12]，許多企業也按照指南的要求披露了環境會計的信息。隨后，環境省以及相關部門陸續發表了一系列的準則，如2000年的《關于環境會計體系的建立（2000年報告）》確定了如何確定環境收益的確認，2001年，日本工人會計師協會了《環境會計指南（2000）》，2002年，環境省發表的《環境會計指南（2002）》。種種跡象表明，日本的環境會計正在向著制度化、健康化的方向發展。日本環境會計的發展為亞洲各國實施環境會計提供了寶貴的經驗[11]。

三、我國環境會計要素的確認和計量

本部分將重點討論我國在實施環境會計實務中應該包括的要素，以及如何對其確認、計量和核算。

本文通過對國外發達國家環境會計的研究，作者認為我國的環境要素應當包括排放的廢棄物而污染的生態資源、還有就是為保護環境而耗用的人力、物力、財力等費用。環境會計的科目設置應該包括以下幾大要素：環境資產、環境負債、環境成本、環境收入和環境利潤。下面本文將會從這三個方面介紹如何對環境會計的六大要素如何確認和計量。

（一）環境資產

1.環境資產的確認

徐鴻和朱小平[13]認為“環境資產是指特定個體從已經發生的事項取得或加以控制，能以貨幣計量，可能帶來未來效用的環境資源”。徐鴻和朱小平[7]只有滿足以下幾點才能確認為環境資產：1）能給企業帶來未來的效益；如果一項環境資產不能為企業帶來任何未來的收益，則不能通過環境會計核算；2）企業必須對該環境資產有實際的控制權，控制權是指企業對該資產有使用權，但是沒有所有權；3）環境資產必須能夠可靠的計量；當環境資源是企業通過購買的形式獲得的，其價值可以按所支付的金額進行核算；當環境資源是憑借某種權利取得，或是大自然賜予時，只有在可以合理進行計量時，才能按照環境資產入賬，在自然資源和生態資源中，有大部分的資源是企業難以對其進行直接計量，因此對環境資產的計價，企業需要采用對其進行合理估計，因此對環境資源合理估價的方法必須具備合理性；4）環境資產必須具有稀缺性，有些環境資產為不可更新資源，一旦被耗用便不可再生或者需要很長的時間再生，其儲存量也會隨著企業的開發活動逐漸減少。

目前的研究現狀，以及環境會計理論實物研究的進展情況，本文將引用徐鴻和朱小平[13]將環境資產定義為：企業通過過去的交易事項取得，能以貨幣計量的、能為企業帶來潛在的收益的自然資源，如土地、森林、草原、水域、礦藏等[13]。

2.環境資產的計價

根據以前部分的討論，我們將環境資產分為有市場價格的自然資源和無市場價格的自然資源，當企業取得有市場價格，如通過購買的方式取得水域、森林、礦藏等自然自然資源的時，企業應該以實際的支付金額作為環境資產的入賬價值。

如果企業取得的環境資產沒有市場價值時，不同的國家采用的會計實務有所不同。在美國采用機會成本法和影子價格法計價。影子價格法是指影子價格實際上是最優化的線性拉格朗日函數的拉氏乘子，即目標函數發生的增值[10]。由于企業在實際操作當中的復雜性，本文建議企業采用機會成本法。

機會成本法的指導思想是由于資源有限，在使用資源時選擇了一種機會就必然放棄另外一種使用機會[10]。例如面對一片森林資源，政府部門通常面臨兩種選擇，一是把使用權交給一個企業作為生產經營活動，二是將森林砍伐然后出售。無論政府部門采取哪一種方案，剩下的那個方案便是機會成本，該成本的計價就是舍棄某一種方案而帶來的收益。該種環境資產的計價具有模糊性的特點。

3.環境資產的會計處理

為核算環境資產，企業可以設置“環境資產”、“環境資產損耗”和“環境資產凈值”等科目。具體做法如下：

（1）環境資產

該科目主要用于反應環境資產的增減變化。當企業取得和經營相關的有關可計量自然資源時，如土地、森林、草原、水域、礦藏等，應按照實際取得的價格或者機會成本借記“環境資產”，貸記“銀行存款”等相關科目。該科目的余額在借方，表明可供使用的環境資產。

（2）環境資產損耗

該科目如同“累計折舊”科目，是環境資產的備抵科目。但環境資源不作為資產，故不能通過折舊來補償環境會計把環境資源作為資產，通過折耗來補償其耗減。本文認為，企業在經營活動中將消耗環境資產，環境資產也隨著企業的經營年限逐步減少，直至消耗殆盡。因此，當企業消耗環境資產時，可借記“環境資產損耗”，貸記“環境資產科目”該科目期末余額將轉入“環境利潤”的借方余額。

（3）環境資產凈值

環境資產凈值等于=環境資產原值-環境資產損耗。該科目用于反應企業所擁有，還未被耗用的環境資產，余額在借方，應反在相應環境會計報表當中。

（二）環境成本

1.環境的成本的確認

關于環境成本的定義，不同學者給出了不同的定義。在我國常見的定義包括達到政府制定的環境保護要求而發生的費用，如達到國家污染物排放的標準所發生的投入等，和企業向國家相關部門支付的排污費等。為了方便企業計量環境成本，本文將借鑒環境成本分為以下幾類：

（1）環境預防成本。指企業為了預防污染環境或環境破壞所發生的相關支出，例如企業購買或者建造的環境設備，也包括企業在環境監測時發生的費用。

（2）環境污染治理的成本。指企業已經對發生的環境污染和環境破壞發生的各項治理費用。包括企業在治理環境當中耗費的人力、財力、和物力等。

（3）環境補償成本。指企業為補償因環境污染和環境破壞而向政府部門、其他企業或個人支付的賠償或者是罰款。

2.環境成本的計價

宋勝菊[14]結出了四種對環境成本的計價方法：機會成本法，重置成本法，預防支出法，人力資本法。但是這些成本的計價方法，讓企業在實際操作中非常困難。因此本文建議在現階段我過企業應該采用實際成本計價。即按照實際發生的環境預防成本、污染治理成本、和補償成本。

3.環境成本的會計處理

（1）資本化處理

企業為防止環境污染和破壞而構建或者購買的使用期在一年以上的設備或者廠房。當企業自行構建該固定資產的時候，應該借記“環境預防成本”、明細賬為具體的基建項目，貸記“銀行存款”，“原材料”，“應付職工薪酬”等。當完工時候，借記“固定資產”，貸記“環境預防成本”。如果企業是購入的設備，按照發生的相關費用借記“固定資產-環境預防成本”，貸記“銀行存款”，“應付賬款”“原材料”等科目。

當企業用于環保的設備發生折舊時，應當借記“環境預防費用”，貸記“累計折舊”。

（2）直接計入當期損益

當企業因環境污染支付各種罰款和賠償的時候，應該借記“營業外支出——環境補償

費用”，貸記：“銀行存款”“其他應付款”等科目。如金額巨大，受益期在一年以上，企業可以采用待攤的方式進行核算。在支付時，借計“長期待攤費用—環境補償費用”，貸記“銀行存款”等科目。當每期攤銷時，借記“營業外支出--環境補償費用”，貸記“長期待攤費用”。

當企業治理已經被污染的環境而發生的各種費用時候，應該借記“管理費用——環境治理費用”，貸記：“銀行存款”“其他應付款”等科目。如金額巨大，受益期在一年以上，企業可以采用待攤的方式進行核算。在支付時，借計“長期待攤費用—環境治理費用”，貸記“銀行存款”等科目。當每期攤銷時，借記“管理費用--環境治理費用”，貸記“長期待攤費用—環境治理費用”。

（三）環境負債

如果企業對未來的應支付且還未支付環境費用可以準確的計量時，可以通過“環境負債”的科目進行核算。例如，企業計算應向政府部門支付的各種關于破環環境的罰款時候，企業可借記“環境污染破壞費用”，貸記“應付環境費用”。

（四）環境收入

1.環境收入的確認

環境收入一般包括：1）廢棄物處理的收入；2）利用廢品生產免稅產品而減免的稅款；3）購置環保設備或者研發環保技術而獲得政府部門的無償的補助和補貼；4）由于環境保護，企業收到的各種獎勵；5）排污權交易收入；6）由于環保，企業獲得社會公眾形象的改善和市場份額的提高；7）由于環境改善，企業的產品銷量增加，費用節省，股價攀升等等。以上的各種環境收入可以由貨幣計量，如廢棄物的處理收入，生產免稅產品而減免的稅款等。也有非貨幣計量的收入，如企業獲得社會公眾形象的改善和市場份額的提高。

2.環境收入的計量

企業的貨幣環境收入部分可以計入傳統的財務會計系統。然而，非貨幣環境收入則是虛擬的收入，不能計入企業的傳統會計系統。徐鴻和朱小平指出企業的環境收入應該可以用貨幣計量，再有企業對非貨幣環境收入非常難以計量，因此，本文將重點討論貨幣計量的環境收入。

3.環境收入的會計處理

企業取得處理廢棄物的收入時候，可以根據實際應該收到的款項借記“銀行存款”或者“其他應收款”，貸記“環境收入”。

企業利用廢品生產免稅產品而減免的稅款，企業應該根據實際應該減免的稅款沖減相應的稅金。企業可以借記“應交稅金——XX”，貸記“環境收入”。

企業由于環境改善而獲得政府部門的獎勵，或者由于購買環保設備，研發環保技術而收到政府部門的補貼，企業可以根據實際應該收到的金額借記“銀行存款”，貸記“環境收入”。

對于排污權交易而獲得的收入，企業可以根據實際收入借記“銀行存款”，貸記“環境收入—排污權交易收入”。

（五）環境利潤

企業也可以在會計核算中增設“環境利潤”賬戶。該賬戶用于專門核算企業在經營活動中與環境發生的一切有關的經濟業務。在企業匯總各種環境收入時，可以借記“環境收入”，貸記“環境利潤”。當企業匯總各種環境成本時，借記“環境利潤”，貸記“環境成本”等科目。如果“環境利潤”出現借方余額時，說明企業出現了環境凈收益，反之，則是環境凈損失。

四、本文的局限

由于時間和條件的限制，本文討論的環境會計要素和計價主要是貨幣計量，環境要素當中還有一些非貨幣計量的環境要素。尤其是環境資產核算中，資源和資產有時候難以區分。資源中如大氣、河流非常難以計價。再有就是環境也難以定價，比如城市環境污染，水資源污染、空氣污染對人體的危害非常難以貨幣計量。因此，本文建議以后的研究可以提出更好的辦法區分資源和環境，計量非貨幣計量的環境資產。

對于環境資產的計價，本文為了企業的可操作性僅僅提到了機會成本法，并沒有提及影子價格法，因此，本文建議今后的研究能對影子價格法在企業的實施提供具體的指導。

在對“環境資產損耗”科目的討論中，本文指出環境資產損耗不同于固定資產折舊，不能用直線法折舊、加速折舊法等。對于環境資產這項特殊的資產究竟應該采用什么樣的方法來準確計算其耗費本文并沒有詳細的討論，因此建議今后的研究可以對環境資產損耗的計量做出詳細的研究。

另外在環境成本中計量的討論中，以前年度的文獻總結了四種方法：機會成本法、重置成本法、預防支出法和人力資本法。也因為企業在實際當中難以操作，本文也只討論了能以貨幣計量的環境成本。今后的研究可以從上述空白切入，推薦出能夠準確計量出以上四種成本的方法。

最后，我國的環境會計研究和實務還不完善，研究的方法中實證方法還較少，因此本文建議今后的研究多采用實證的方法深入企業進行研究。通過實證企業可以了解企業在環境會計實務和披露中面臨的實際問題，為政府部門制定、完善環境會計法律法規提供有價值的參考。

五、結論

為了環境會計要在我國順利的實施，本文作者提出以下四點建議：

（一）加強環境會計法律法規建設

到目前我國還沒有關于環境會計的具體法律法規。為保證環境會計在我國順利、健康的實施，政府部門應當將環境會計的相關要素的計量、確認和會計處理制度化，并寫入企業會計準則等。政府部門也可以立法讓企業必須提交環境會計報告等。確保企業在面臨環境問題時，有制度、法律法規可依。

（二）培養環境會計的專門人才

我國目前非常缺乏環境會計方面的專才。環境會計要求財務人員掌握由環境學、會計學、生物學等多種學科的知識，如果沒有這些知識，將會對環境會計實務的順利實施造成極大的困難。由于我國目前的財務人員還是來自于財務、會計等背景，因此這些人員在生物學、環境學方面的知識非常匱乏[9]。對此，本文建議政府部門應該加大培訓環境會計人才的力度，比如對會計專業學生在大學階段增加環境會計課程，對會計人員從業資格考試或者會計職稱考試的科目中增加環境會計的內容等等。其目的是讓會計專業人員提供關于系統的環境會計知識，培養環境意識，為環境會計在我國的實施提供人才儲備。

（三）加強對企業環境會計的審計

日本環境會計實施成功的基本經驗是：由專門的環境審計機構對企業環境會計報告作出審計并出具專門環境審計報告，這是實施環境會計的重要保證[12]。這一舉措的實施，確保了社會公眾準確的確認環境信息的合法性、公允性[12]。

本文建議這一任務應該由會計師事務所來完成，政府或者是其他相關部門也應該加強對注冊會計是環境會計知識的培訓，比如在后續教育培訓中增加環境會計的課程，或者是在注冊會計師考試中增加環境會計的內容。提高了現有注冊會計師環境會計知識，是對企業環境會計報告審計質量的重要保證。

（四）加強各方面的合作

為了進一步推動環境會計的研究與應用，研究人員、有關政府部門和企業應加強合作，共同努力。研究人員應更多涉獵環境經濟學、環境管理學、環境科學、環境法學等相關領域開展跨學科研究[9]。國家可以鼓勵高校和其他研究部分加大對環境會計研究的投入、并定期召開環境會計學術研討會。這些措施都可以確保國家相關部門和企業隨時掌握環境會計領域的新成果，為國家制定和完善環境會計法律法規，企業改善環境會計披露和計量提供新的理論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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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為成都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項目“基于成都節能減排與低碳城市建設的企業環境會計信息披露研究（項目編號：ZST13-31）”的研究成果。

作者簡介：

張翼飛（1978-），男，四川成都人，成都學院講師。

劉金彬（1970-），男，四川資陽人，成都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