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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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范文

[關鍵詞]全球化；上海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動因

[中圖分類號] F273.7［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3－0461（2008）03－0046－04

2006年10月16日，聯合國貿發會議（UNCTAD）以“來自發展中國家和轉型期經濟體的外國直接投資”（FDI from Developing and Transition Economies）為題，了《2006年世界投資報告》。該報告指出：長期以來，外國直接投資一直被認為是發達國家的資金和技術流向發展中國家的一個重要渠道。而現在，情況開始變得多樣化，其中一個最突出的新特點就是來自發展中國家和轉型期經濟體的外國直接投資開始蓬勃興起。2005年，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額達到了創紀錄的1,200億美元。2005年發展中國家和地區最大的投資來源地依次為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俄羅斯、新加坡、中國臺灣、巴西和中國內地。中國在吸收外資保持世界第三的同時，自身的對外直接投資也呈現出快速增長的態勢。特別是，中國跨國公司的崛起已經引起全球注目。在《2006年世界投資報告》公布的全球100家最大的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中，中國跨國公司占據了半壁江山，達到50家。截至2006年6月底，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累計凈額已達636.4億美元，累計成立境外投資企業9,900多家，分布在全球近170個國家和地區。[1]而上海作為中國經濟的領頭羊，其對外直接投資對中國而言，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據此，本文在分析上海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快速增長的基礎上，以全球化的視角對上海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動因進行了研究。

一、上海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快速增長

上海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戰略目標主要是：力爭在近年內對外直接投資大項目上有所突破，特別是形成一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項目；力爭在對外勞務合作層次上實現勞務人員輸出由普通型向專業型、技術型升級；力爭培育一批在國際市場上有影響力的企業品牌，打造一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上海本土跨國企業；力爭培養造就一批能夠在國際市場上打拼的復合型人才。

在此戰略目標下，2006年上海全年新批對外直接投資項目75個，對外直接投資總額5．3億美元，其中中方投資4億美元。迄今為止，上海已在96個國家和地區設立了投資企業和辦事機構。“十一五”期間，上海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可望年均增長30％左右；對外工程承包和勞務合作合同額累計超過280億美元，約為“十五”期間的3倍多。此外，上海已于55個城市建立了國際友好城市關系，與10個城市建立了友好交流關系。上海將充分利用“友城”資源，為企業“走出去”服務。[2]

此外，近年來上海對外直接投資主體特點突出，表現為投資主體多元化格局：有限責任公司所占比重超過國有企業躍居投資主體首位；從投資主體的行業分布看，制造業占到投資主體總數的五成半,主要分布在紡織服裝、鞋、帽制造業，紡織業，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工藝品及其他制造業，醫藥制造業，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金屬制品業等。

二、全球化背景下上海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動因

上述分析可見，近年來上海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出現了快速增長。那么，導致上海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出現快速增長的動因是什么呢？本文認為，這與經濟全球化進一步加劇相關。下文對此進行詳細論述。

20世紀末的最后10多年，經濟全球化的趨勢愈發明顯。在全球化背景下，上海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呈現出新的動因，這與傳統的跨國公司FDI動因有著很大的不同，是對傳統跨國公司FDI理論的挑戰。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跨國公司及其對外直接投資的迅速發展，引起了西方學者的普遍關注。他們針對不同的研究對象，采用了不同的研究方法和基本假定，提出了許多觀點各異的跨國公司FDI理論。這其中有代表性的有：海默(Stephen H. Hymer)的壟斷優勢理論、弗農(Raymond Vernon)的產品周期理論、尼克博克(Frederick T. Knickerbocker)的寡占反應理論、巴克萊(P.J.Buckley)的內部化理論、鄧寧(John H.Dunning)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等等。這些跨國公司FDI理論為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提供了理論依據。但是隨著全球化時代的到來，特別是人類社會進入21世紀以來，包括我國在內的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加入到對外直接投資的行列中，并且呈現出迅速增長之勢：1981～1985年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僅占世界FDI總額的2.2%，但到了1993年來自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已達到了7.2%，其絕對數量的增長更可觀，在1981～1985年期間平均每年只有10億美元，而到1993年己高達140億美元。2005年，來自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額更是達到了創紀錄的1,200億美元。[3]上述傳統FDI理論對于大批涌現的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對外直接投資行為無法解釋。本文認為，傳統理論所依據的環境背景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前的人類社會經濟狀況。而這種狀況在20世紀的最后十幾年發生了根本的變化，表現在經濟全球化的進一步加劇。伴隨著這種變化，企業戰略環境也相應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一巨變必然對現有的跨國公司FDI理論提出眾多挑戰。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上海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動因是為了獲取技術和融入全球供應鏈。

1.獲取技術。對外直接投資的傳統理論認為，企業只有具備了壟斷優勢，才具有對外直接投資的條件（海默的壟斷優勢理論，Stephen H. Hymer，1960）[4]。上海大多數企業不具有壟斷優勢，在技術上往往處于劣勢。上海企業實施對外直接投資的一個主要動因就是為了獲取技術，加速技術累積的速度和動態效果，從而獲取壟斷優勢。

以技術獲取為動因的對外直接投資依賴于這樣一些條件：①某技術先進地區擁有生產X所必需的先進技術（或管理技能）T，這是因為技術先進地區具有產生T的R&D環境；②某技術后進地區擁有生產X所需要的某種重要要素L。假設：①技術或管理技能T的交易成本很高，因此技術先進地區向技術后進地區許可并由技術后進地區組合T、L進行生產的方式被排除；②技術先進地區企業到技術后進地區從事FDI的可能，因跨國成本高（含跨越“國界”成本和技術內部轉移成本）和害怕引出潛在競爭者，而被排除；③技術后進地區為得到T，可到技術先進地區從事獲取技術為動因的對外直接投資，即在當地雇傭工程師、收集信息、設計和開發技術或管理技能T1。

我們把T、T1，刻化為時間t的函數，易知T (t) > T1（t）≥0，t ∈[0, t,] ，用T(t)- T1(t) =G表示技術差距，則學習過程順利完成的必要條件為:

而策略競爭（博弈過程）能夠維持的必要條件是，對任取t≥t1，存在某個充分小的技術差距(G )，使得

G（t）=T(t)-T1(t)≤G，t∈[t1,+∞]（2）

以技術獲取為動因的對外直接投資本身使企業在短期內(0, t1,)遭受的損失(C)和長期(t1，＋∞)在世界市場利用新技術T1所獲利潤π分別為：

這里r為貼現率，i為某國(i=1, 2,???，n)，π1為擁有T1的技術后進地區在（T1,+∞)期在世界第i國投資的跨國公司所獲利潤。顯然，關于(3)式?墜C(t)/?墜G(t)＞0，t∈(0,t1) 這表明，技術差距越大，損失越大；關于(4)式，π只與某個固定常數G有關，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它表明t∈(t1,+∞)時，技術差距已不構成技術先進地區和技術后進地區之間特定的競爭優勢，這些地區的企業所獲利潤與技術差距無關。

最后，用倒推法(backward)，當π＞C,t∈(0,+∞) 技術獲取型FDI在(0, t1)發生，意味著會出現逆向投資；當T(t)-T1(t)≤G，t∈[t1,+∞]時，意味著技術后進地區企業通過逆向型投資已成功獲取某項技術T。

上文證明了技術后進地區對外直接投資是現實的，強調了技術后進地區是可以在對外直接投資領域有所作為的，而不僅僅是被動地接受外來直接投資。事實上，以技術獲取為動因的對外直接投資在實踐中也完全符合廣大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對外直接投資迅猛增長的現實情況，特別是對當前上海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具有特別重要的指導意義。由于在技術上存在的巨大差距，上海企業在國際分工中處于不利地位：國外跨國公司成為技術標準的制定者，而上海企業被迫成為技術標準接受者。因此，與世界級的大公司相比，上海企業最為突出的缺陷正是缺乏核心技術，大部分企業仍處于技術模仿階段，不能自主開發出引導市場需求、領先于同行業的核心技術和核心產品。而出于保持與增強壟斷優勢的需要，跨國公司無論在技術轉讓還是在對外直接投資中對關鍵技術都十分敏感，避免技術擴散，增強競爭對手能力。因此，上海企業也很難通過技術引進或引進外資的方式吸收國外先進技術。正因如此，上海企業要想獲取技術這一產業競爭中最為關鍵的戰略要素，在強調“自主創新”的同時，也應當積極主動利用“走出去”獲取技術，即開展以技術獲取為動因的對外直接投資，最大化地利用發達國家技術集聚地的外溢效應，并將海外研發機構的研究成果在國內迅速轉化、投入生產，使“新型工業化”道路盡快實現“研發在外、應用在內”的格局。上海企業通過直接投資的方式在發達國家并購高新技術企業、跨國公司的研發部門，或者與當地擁有先進技術的高技術企業合資設立新技術開發公司，雇傭當地工程師、科研人員、管理人員和熟練工人，利用當地的先進設備，可以最大限度地獲取國外“硅谷”技術集聚所產生的外溢效應；同時，海外研發機構更能將大量技術信息及時、準確、直接地傳遞到上海公司總部，有助于上海企業及時了解世界前沿技術動態，調整企業技術研發方向。以獲取技術為動因的對外直接投資在提升上海技術水平和管理能力的同時，更能促進上海對外直接投資的迅速增長，從而形成良性互動，加速上海經濟的發展。

實際上，上海企業實施以獲取技術為動因的對外直接投資實踐至今已有十余年歷史。20世紀90年代初，上海的一些企業開始逐步到發達國家設立研發型企業，成為以技術獲取為動因的對外直接投資先驅者。以上海復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為例，1991年2月，該公司與日本國際協力機構（JAIDO）合資成立上海中和軟件有限公司，同時在東京成立研發公司――中和軟件株式會社東京支社；1994年3月復華實業全額投資成立美國環球控制系統有限公司，致力于開發與生產UPS產品并將先進技術轉移到國內，加速國內產品的更新換代。

2.融入全球供應鏈。傳統跨國公司FDI理論認為，企業的跨國發展與國內市場發展相比，面臨著更高的交易成本，因此企業跨國經營的必要條件是具備某種競爭者所沒有的優勢，這是傳統跨國公司FDI理論分析的出發點。其實，這里有一個隱含的前提條件，即在20世紀80年代以前的非全球化的條件下，絕大多數的企業在各自的國內市場里可以生存與發展，對外直接投資并非生存與發展的必要條件，也就是說，在非全球化時期里，對外直接投資只是企業成長的一種特殊形式。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上海企業必須做好全球競爭的準備，而成為全球供應鏈中的一環是上海企業發展的必然選擇。事實上，全球供應鏈的概念是隨著跨國公司全球化業務拓展而產生的，是研究如何在全球范圍內進行供應鏈優化的問題。以在華跨國公司為例，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將其全球供應鏈延伸到中國，在中國建立新的大規模生產基地、設立新的合資公司及銷售網絡，以期降低其運營成本、更貼近消費者，并提高市場份額。舉例來說，進軍中國市場較早的摩托羅拉和愛立信公司，在把整機帶入中國的同時，也發展了一大批配套企業，既有國有企業，也有國外知名企業在華投資建立的合資企業。2000年摩托羅拉在華采購金額為75億元人民幣，2004年達到120億元。摩托羅拉產品在中國采購的零部件比例高達65％，有700家供應商；同樣，愛立信公司在中國也有24個辦事處、9家合資企業和4家獨資企業。中國已經成為愛立信全球四大供貨基地之一，設在南京和北京的兩家合資公司生產的產品不僅提供給中國市場，也提供給亞洲乃至全球其他客戶[5]?？鐕镜某霈F是經濟全球化的重要標志之一?？鐕驹谌蚍秶鷥冗M行生產、采購和銷售，在全球范圍內進行資源的最佳配置，以降低成本、提高生產率。在經濟全球化的浪潮中，跨國公司的供應鏈延伸至全球每個角落。在此背景下，上海企業不能等待觀望，而要積極參與，爭取盡早融入到全球供應鏈的環節中去，這是經濟全球化對上海企業提出的客觀要求，而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可以使上海企業盡快融入全球供應鏈。

隨著近年來上海商品競爭力的大幅提高，上海企業要更好的生存和發展就必須直接把商品賣給國外消費者，而融入全球供應鏈是必然的選擇。世界著名的跨國公司都要在全球范圍進行原料采購、產品生產和銷售，這就形成了一條穩定的國際供應鏈。這些跨國公司每年的采購額十分可觀，而且一旦選定供應商就輕易不會變動?？蛻舨环€定、訂單不穩定一直是上海許多企業面臨的難題，這些企業不得不按照中間商的指令進行生產，企業成了中間商的“打工仔”。如果能夠進入全球供應鏈，就相當于獲得了穩定的銷售渠道，就可以擺脫中間商的控制。上海企業在設備、技術、人力資源、經濟環境等指標上都相當不錯，完全有條件進入全球供應鏈。隨著上海企業的不斷壯大，必將有越來越多的企業成為跨國公司，上海企業不僅能成為全球供應鏈中的一環，而且還能成為新一代的全球供應鏈的“鏈主”，而進行對外直接投資可以使上海企業盡快融入全球供應鏈之中?？傊?，融入全球供應鏈是上海企業生存和發展的必然選擇，已經成為上海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又一主要動因。

事實上，一些發展壯大了的上海企業為了積極融入全球供應鏈已經開始實施“走出去”戰略。他們制定了國際化戰略，利用國內國際兩種資源，開拓全球市場。在實踐中，寶鋼公司在打造全球供應鏈方面頗為成功。寶鋼生產鋼鐵所需的原材料，絕大部分必須依靠進口。這一點使寶鋼較早地考慮了原材料的供應問題，在采購上采取戰略供應鏈方式以及長期穩定的合作關系。最近幾年，寶鋼相繼與巴西淡水河谷公司、澳大利亞哈默斯利公司等合資辦礦，確立了資源的長期穩定供給，并與多家世界知名船東簽訂長期運輸協議，確保了原料資源的穩定供應，保障了運輸能力。2004年，寶鋼決定對外直接投資80億美元在巴西建設一個鋼鐵廠，產品主要為當地汽車工業服務。這一計劃吸引了巴西淡水河谷礦業公司、法國鋼鐵集團阿賽洛的參與，是迄今我國最大的對外直接投資項目之一。[6]寶鋼此舉不但進一步鞏固了與國際礦業巨頭和鋼鐵巨頭的戰略聯盟，也直接嵌入了美資巨頭主導的全球汽車供應鏈條之中。隨著上海企業的不斷壯大，以融入全球供應鏈為主要動因的對外直接投資會被越來越多的上海企業所采用。

3.緩解資源與環境壓力。近年來，日益加劇的資源和環境壓力給世界經濟的發展帶來了巨大的挑戰，對于經濟處于高速發展的中國而言，中國人均資源占有量遠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人均礦產占有量約為世界人均水平的 1/2，人均耕地面積、人均水資源量約為世界人均水平的1/3，人均森林面積僅為世界人均水平的1/6；人均石油、天然氣和煤炭量分別為世界平均值的約 1/10、1/20和3/5。[7]而作為中國最大的城市――上海，人口多、地域小、資源匱乏、環境承載力弱，資源與環境約束瓶頸更為突出。由于上海經濟的高速發展，上海經濟對資源的需求迅猛增加。伴隨著上海工業和城市化加速發展，對礦產、土地和水資源的需求將會進一步擴大，供求缺口日益凸現。資源的國內供給率將進一步下降，對國際市場的依賴程度日益提高。這些因素都迫使上海企業實施對外直接投資以緩解資源和環境的巨大壓力。也就是說，上海在進一步加大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同時，應該積極實施對外直接投資，讓更多的上海企業走出國門，到海外去獲取資源，利用全球資源發展壯大，同時緩解上海的環境壓力。這既是上海企業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必然要求，也是上海突破資源與環境約束瓶頸的有效出路。

結 語

近年來，中國在吸收外資保持世界前列的同時，自身的對外直接投資也呈現出快速增長的態勢。而上海作為中國經濟的領頭羊，其對外直接投資對我國而言，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上海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動因是為了獲取技術、融入全球供應鏈和緩解資源與環境的壓力。上海企業要善于利用當前全球產業結構調整的機遇，尋找合適的切入點，物色良好的合作伙伴，更為大膽地實施對外直接投資，使越來越多的企業走出國門，獲取先進技術，盡早融入全球供應鏈之中，同時也可以緩解資源與環境壓力，帶領中國經濟又好又快發展，使中國不僅成為世界上吸收FDI最多的國家之一，也必將成為全球FDI來源大國之一。

[參考文獻]

[1]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06：FDI from Developing and Transition Economies[EB/OL]. 省略，2006-09-16.

[2]吳 宇.上海市今后4年對外投資規?？赏^30億美元[EB/OL].新華網，news.省略，2007－2－9.

[3]聯合國.世界投資報告2006[R].聯合國貿發會議網站， 省略/，2006-09-10.

[4]Hymer Stepher H. (1960), the International Operations of National Firms: Study of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M.I.T. Press.

[5]白木.中國將成為全球制造工廠[J].黨政干部學刊，2002（5）.

[6]柯兆發.中國企業轉向全球供應鏈[N].中國交通報，2005-2-23.

[7]顧海兵.“十一五”期間我國經濟社會環境分析[N].中國稅務 報，2006-3-31.

The Motive of Shanghai Enterprises’FDI under the Globalization Background

He Jun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Shanghai 200433,China）

第2篇：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范文

關鍵詞：中國；FDI；原因；動因

從2004年開始，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規模急劇擴大。2004年對外直接投資額達55.3億美元，比上一年增長93%；2005年、2006年、2007年、2008年和2009年則分別上升到122.6億美元、176億美元、265.1億美元、406.5億美元和433億美元，同比增長率分別達123%、43.8%、50.6%、63.6%和65%。截至2009年底，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累計達2 200億美元，中國境外企業已超過3萬家，投資區域基本遍及全球各國，一躍成為發展中國家中對外投資最多的國家。

一、中國FDI的增長態勢

從1979年至今，中國開展對外直接投資已經走過了30年。與發達國家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相比，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的突出特征是增長迅速但起伏很大。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出現在改革開放之初。在起步階段的頭幾年，投資規模很小，年均投資流量不到4 000萬美元。但隨著改革開放的進行，對外直接投資規模迅速增長，1985―1990年的增長階段，年均投資流量已上升到7.11億美元，即使在1991―2003年間的調整階段，增長速度減緩，年均投資流量也達26億美元左右，幾乎是增長階段的4倍，而到了推進階段，僅2004―2007年間的年均投資流量就達154.75億美元，差不多又是調整階段的6倍?？梢姡诳傮w發展趨勢上，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規模呈加速發展狀態。但如果從不同的發展階段看，規模增長的起伏又相當大，尤其是從2004年以來發展勢頭非常迅猛。這從圖1中可以得到清楚的反映。

二、中國近年來FDI迅猛增長的原因

近年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迅猛增長的原因何在？從理論和實踐角度看，中國在短期內FDI迅速增長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個。

（一）國內經濟發展水平大幅提高

鄧寧（Dunning）曾提出投資發展周期理論，用以解釋一國在國際投資中的地位變化與其經濟發展水平之間的動態關系。該理論認為，隨著人均GNP水平的提高，一國對外直接投資呈現出規律性的周期變化。①

20世紀80年代初期，中國經濟處于較低發展水平，人均GNP只有200多美元。與此相應，中國引進外資流量很少，對外直接投資則更少。進入90年代后，人均GNP出現大幅增加，同時外資流入和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額均快速上漲。具體情況可由表1得到反映。

根據表1中中國凈對外直接投資的變化可以看出：20世紀80年代凈FDI流量為負數且差額很小，按照投資發展周期理論，這一時期中國處于投資發展周期的第一階段；從90年代初開始，FDI流入增幅高出FDI流出增幅，凈FDI流量絕對值不斷增大，表明中國處于投資發展周期第二階段；而從2006年開始，FDI流出增幅超過FDI流入增幅，凈FDI流量絕對值逐漸減小，表明中國正在轉入投資發展周期的第三階段。在第三階段，對外直接投資將迅速增加。

我國學者梁軍和謝康①以中國凈FDI流量作為被解釋變量，以中國人均GNP作為解釋變量，提出如下計量模型：

Yt=b0 + b1PGNP + b2（PGNP）2 + Ut（1）

式中， Yt代表中國凈FDI流量，PGNP代表中國人均GNP，采用中國1982—2006年的相關數據，經擬合得到如下結果：

Yt =246.4071-0.9797PGNP+0.000261（PGNP）2 （2）

P值=（0.0000）（0.0000）（0.0001）

R2=0.935 3 校正R2=0.929 4

F=158.862 5P（F）=（0.0000）

回歸結果顯示，模型的擬合優度超過0.93，校正的擬合優度也接近0.93。表明中國人均GNP水平提高與中國凈對外直接投資流量的變化高度相關。從系數的符號看，人均GNP一次方的系數（b1）符號為負，人均GNP二次方的系數（b2）符號為正，既與投資發展周期理論所揭示的規律吻合，也與中國凈對外直接投資流量隨經濟發展水平（GNP）的提高現降后升的特征相符。從中國發展實際情況看，2006年人均GNP按接近2 000美元，而凈FDI流量開始減少。根據上述模型的分析結果可以推斷，在2006年前，中國的國際投資結構處于投資發展周期的第一、二階段，而2006年后則開始轉入第三階段。這一推斷與投資周期理論中的經驗數值②也是大體相符的。

（二）人民幣持續升值

自從2005年7月人民幣實行匯率改革以來，升值成為其匯率變動的基本趨勢。匯改前的2005年6月，1美元折合人民幣8.276 5元，2005年底到8.07 02元，2006年底為7.808 7元，2007年底進一步升到了7.409 4元，2008年甚至一度“破七”。人民幣的持續升值，一方面會提高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的實力和潛力（以美元計）。另一方面也不斷提高中國國內各種要素和商品的國際價格進而增加出口成本，由此而產生的替代效應也會推動對外直接投資的擴大、歷史的經驗表明。與一國本幣升值相伴隨的往往是該國大規模的對外直接投資。在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日元升值期間，日本大規模對外投資就是例證。

（三）鼓勵性政策扶持

自2001年底中國加入WTO以來，中國對外經濟投資體制逐步與國際接軌，相繼出臺了一系列對外投資的政策法規。大量鼓勵性政策對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國內學者張為、付曾以1995—2006年的統計資料，就影響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因素進行實證分析 。結果表明政府政策的支持力度每增加1%，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規模即增加1.5%左右，兩者呈正向關系。這無疑從實證角度進一步論證這一點，而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出臺的一些整頓性政策往往導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大幅波動，則從反面說明了政策因素的重要性。

三、中國企業參與FDI的動因

主流的國際直接投資理論認為，開展對外直接投資的企業必須具有壟斷性的競爭優勢。按照這種論斷，中國的絕大多數企業都不可能對外直接投資。但事實上，中國的許多企業都走上了跨國經營道路，不少企業還打入了發達國家市場。這種現實使我們有必要來重新審視居于主導地位的壟斷優勢理論。

我們認為，傳統的壟斷優勢理論至少忽視了兩點：一是企業跨國競爭的優勢具有相對性，而非絕對性；二是跨國企業的優勢具有動態性，跨國經營的發展過程將使企業獲得和增加新的優勢。我們認為，現階段中國企業開展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與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是不同的：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是憑借自身的優勢，通過對外直接投資來謀求全球利潤最大化；而對中國企業來說，主要是利用自身的某種相對優勢，積極向國外尋求有利的經營條件，以增加和發揮其競爭優勢，這才是目前許多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動因。從中國的現實情況看，經過二十多年的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許多中國企業通過對引進的技術和管理的消化吸收已形成了相對優勢。而國內市場競爭日趨激烈，且國內傳統體制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過程中存在著多種不穩定因素，經營環境不盡如人意，這就促使這部分企業走出國門去尋求有利的經營環境和機會。根據不同的具體情況，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有以下幾種典型的動因類型：

（一）市場尋求型

克魯格曼所倡導的新貿易理論認為，在一個不完全競爭的世界，貿易和投資由源于聚集效應的外部經濟和源于內部能力的內部經濟所驅動。所謂外部經濟就取決于市場規模的大小。因此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尋求和占有更廣闊的國外市場，同樣也是中國企業跨國發展最基本和最普遍的動因。目前，通過對外直接投資來開拓和占領國外市場的，主要是如下四類企業。

轉貼于

1.處于轉型中的國有外貿企業

該類企業在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下是中國商品進出口的唯一渠道。20世紀80年代以來，由于各國貿易保護主義的不斷加強，使得對外直接投資成為開拓和保護出口市場的重要手段；同時國內貿易體制的改革，打破了它們過去專業分工過窄和獨家壟斷的經營地位，使它們改變傳統經營方式，走上對外投資的跨國發展道路。例如，中國化工進出口總公司自1988年以來，先后在主要的出口市場國家和地區設立貿易和非貿易子公司及其它機構，有效地鞏固和擴大了在國外的石油、化工產品市場。

2.生產能力相對過剩的工業企業

這些企業一般有著成熟的技術和產品，一方面由于企業產品已經進入成熟期，國內需求增長率下降，使國內總的生產供給能力相對過剩；另一方面，由于同行業企業數量多，使得企業爭奪國內市場的競爭激烈。這就促使一部分企業通過在有關市場國家投資生產來開拓市場。

3.擁有技術實力的科技開發企業

這些企業一般擁有國內最新的科技產品，但這些產品的國內市場成長較慢，受限于技術產品更新周期短的壓力，所以通過對外直接投資方式積極向國外市場擴展。因為直接投資有利于保護技術秘密，可以獲得更充分的回報。在國內科技體制改革深入發展以后，這類企業正日益增多。例如，中科院所屬的聯想計算機集團公司，以聯想式漢字系統這一拳頭產品開拓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已在香港、美國、加拿大、德國、澳大利亞、新加坡和中國大陸有24個分公司，其研制開發的各種微機主機和功能卡等產品大量銷往四十多個國家和地區。

4.對外工程承包和勞務合作企業

這類企業開拓的是另外一類市場，即勞務市場。隨著世界勞務市場的競爭日趨激烈，僅僅依靠勞動力單一要素的跨國界轉移，已難以有效地占有市場，所以，勞動力同國內具有相對競爭優勢的技術及其物化的設備等資本品相結合，實行“一攬子”要素轉移，就成為更有效的競爭方式。目前，中國各省市的國際經濟技術合作公司幾乎都沿著這條路線走上了對外直接投資的道路。例如，福建國際經濟技術合作公司在泰國、孟加拉、新加坡、美國和港澳等20多個國家和地區擁有30多家境外獨資、合資企業，經營范圍包括勞務承包、貿易、金融、旅游、服裝、電子以及橡膠等多種行業。

（二）資源尋求型

資源緊缺已成為中國一些企業發展壯大的限制條件。因此，尋求經營資源，成為不少企業發展跨國投資最直接的動因。這些企業主要尋求兩類經濟資源：

1.尋求自然資源

自然資源受地理條件影響，各國分布差異很大，有些自然資源在國內長期供應緊張，而在其它國家和地區蘊藏狀況和開采、運輸等條件卻十分優越。這種投資顯然對國家、對企業都是有利的。此外，首都鋼鐵公司購買秘魯的礦山；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投資于美國開采供應國內的木材資源，投資于加拿大開發供應國內的紙漿和鋁錠；中國化工進出口公司投資于美國和東南亞開發供應國內的化肥和橡膠等，都直接以尋求自然資源為投資目的。

2.尋求信息資源

這是另一類經濟資源，這類資源在現代企業的發展中具有越來越重要的戰略意義。由于過去較長時期的閉關鎖國，中國相當一部分企業與外部世界聯系很少，不了解國外市場需求并難以引進國外先進技術。目前，一批專門為國內企業提供國際經濟技術信息服務的企業應運而生，它們在國外投資設立網點，接受委托或主動為國內企業搜集國外有關經濟技術信息，為其進行技術引進和其它經營決策提供依據和資料。

（三）戰略資產尋求型

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的第五次全球并購浪潮中，跨國公司并購成為一個熱點。以波特為代表的戰略管理學派認為，跨國公司在國際競爭中要考慮各地經營活動的整合態勢以及價值鏈各環節的協調情況。對于希望進入世界級跨國公司的中國企業而言，僅僅定位于市場尋求和資源尋求型的跨國經營是遠遠不夠的。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的有關調查表明，中國許多大型企業對于戰略資產青睞有加，擁有這種動機的比例達到51%，僅次于市場尋求型。海爾、TCL和聯想等企業國因其對發達國家的企業并購而成為這種類型的典型代表。以聯想為例，聯想在并購IBM全球PC業務中獲得品牌、技術以及國際性的公司管理結構，這些正式聯想尋求的互補性戰略資產。尋求戰略資產可以獲取更高的科研創新能力和管理能力，以提高生產效率和競爭實力，因此這類投資多流向發達國家的高新技術產業。

鄧寧（Dunning）曾對跨國經營動因作了系統調查并歸納初四種類型：市場尋求型、資源尋求型、戰略資源尋求型和效率尋求型。聯合國貿發會議的調查顯示，前三種動因對中國的跨國企業均有較大作用，唯有效率尋求型影響很小。這是中國跨國企業與發達國家跨國公司在FDI動因上的最大區別，國內相關的實證研究也驗證了這一點。這是由于中國的跨國企業未形成國際化生產網絡并缺乏在全球范圍內配置資源的事業和能力，顯然這同中國企業尚處于對外投資發展的初期階段有關。中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目前還具有較強的被動性和自發性，不少企業是在國內體制變革的壓力下邁出國門的，隨著國家和企業經濟技術實力的增強以及國際競爭在國內外市場的全面展開，中國企業跨國經營的主動性將會大大增強。

參考文獻：

[1] J.H.Dunning.Explain the International Direct Investment Position of countries： Towards a Dynamic or Development Approach， Weltwirts Chaftliches Archiv，1981.

[2] 張為付.影響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因素研究[J].中國工業經濟，2008，（11）.

第3篇：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范文

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模式選擇的歷史回顧

對于企業海外直接投資進入模式是選擇并購還是新建、是合資還是獨資，主要從跨國企業的資源狀況與投資動因、投資區位的客觀因素和投資母國因素三個方面綜合考慮。從投資企業動因方面，要選擇有利于企業國際競爭地位提升的市場進入模式；從投資區位的客觀因素方面看，許多東道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基于某些政治及經濟因素的考慮，對于外資企業并購本國企業及股權比例有所限制，市場進入模式是投資企業和東道國政府談判博弈的結果。投資母國的金融市場的完善程度、外匯儲備及對外經濟政策等都會對企業海外直接投資的模式產生影響。

在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起步階段，由專業外貿公司建立的境外企業因投資額相對較少，一般都以獨資形式在境外注冊。隨著生產性項目增加，特別是一些較大型生產項目需要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但由于我國企業缺少國際投資經驗，客觀上也需要國外合作者的引導和支持，因此在起步階段，企業大多采用與東道國或第三國企業合資經營的投資模式，且以我國企業對等或少數股權合資模式為主。隨著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進一步發展，企業跨國經營的經驗也日趨豐富，獨資企業所占比重在逐步提高，合資企業中我國投資比例也有擴大的趨勢。

從全球視角來看，隨著國際直接投資迅速發展，對外投資模式也在發生變化，傳統的新建方式逐步退居次要地位，而跨國并購方式逐步上升到了主導地位。2006年全球外國直接投資總額達到了8970億美元，其中跨國并購投資額達5300億美元，所占比重高達59%。我國企業跨國并購活動開始于20世紀80年代初。1984年香港最大的電子上市公司——康力投資有限公司因財務危機瀕臨倒閉，被中銀和華潤集團聯手組建的新瓊企業以4.37億港元收購，這是我國第一起企業海外收購的實踐。此后一些大型的國有企業在并購模式上進行了一些有益的嘗試，但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之前，我國企業跨國并購的活動比較有限，且早期的跨國并購幾乎都是國有企業。自1999年中央提出“走出去”戰略尤其是在2001年之后，我國企業跨國并購的活動又開始活躍起來，而且近年來還有一個顯著變化是民營企業跨國并購也有所突破，出現了一些較有影響的案例，如浙江萬向并購美國UAI公司、浙江華立并購飛利浦CDMA手機業務、京東方并購韓國HYNIX和HYDIS的LET-LCD業務、聯想并購IBM電腦等。

雖然跨國并購方興未艾，但在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中，目前仍然較多的采用傳統的跨國新建模式進入國際投資市場。據統計新建方式在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中約占70%，而以并購模式建立的企業僅占三分之一左右。這是我國企業多年來形成的“投資就是新建”的思維定勢在對外直接投資中的具體表現，同時也是我國具體的國情和對跨國并購模式進行投資的有關法律和規則不熟悉，缺乏實際操作經驗所導致的結果。

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模式戰略選擇

（一）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產業視角

目前，我國企業具有相對競爭優勢的產業在進行國際產業轉移的時候，我國跨國企業應該以獨資新建或合資模式作為主要的進入方式。現階段電視機、電冰箱、洗衣機等家用電器制造業和機床、自行車、鐘表、紡織等機械加工業，都是我國企業技術方面比較成熟的強項。這些產品國內市場已經趨于飽和或者生產能力相對過剩，其出口又面臨著同我國經濟技術水平接近的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工業國家的激烈競爭，而且還受到發達國家貿易保護主義的制約，國內企業可以通過獨資或合資新建模式，大力發展對外直接投資來釋放富余的生產能力，擴大國際市場份額；而對于以高技術和創新為特征的產業，在發達國家直接投資，則應該采用跨國并購或合資模式為宜。

（二）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動因視角

我國企業對發達國家直接投資的重要動因是學習其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學習的主要途經就是要置身于擁有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的環境中，利用其人才資源培養企業自己的人才，自主研發先進技術。因此從減少進入障礙和風險、加快進入速度、盡快獲得短缺資源的角度看，應充分利用發達國家資本市場發達、開放度高的特點，對于外匯資金充裕和精通跨國經營業務又熟悉國際慣例的管理人員的企業，應盡量選擇并購方式。在股權安排上，由于該類投資對股權無特殊要求，且合資在有些方面還有利于學習的進行，因此，可更多地考慮多數股權的合資方式。特別是對于進入技術程度較高，進入障礙較多的發達國家市場，比如日本和西歐國家，合資并購對我國許多企業來說更為有利。如果沒有合適的并購對象，也可以考慮獨資興建投資成本較小的研發機構等，利用當地的人才資源，置身先進技術和先進管理經驗的區位環境中，利用其技術和管理經驗的溢出效應，從事自主先進技術、新工藝和新產品的研究和開發工作。

浙江民企飛躍集團就是通過海外并購以獲取先進技術的成功例子。從事縫紉機生產的浙江飛躍集團在2003年與新加坡一家公司合資，收購了一項控制系統技術。之后，合資公司又聯合并購了德國的一個電腦技術。2006年飛躍大膽收購意大利美福拉公司50%的股份，目的也是為了獲取一項電子技術，該技術能夠把棉花直接變成衣服。飛躍集團在國際市場上的銷售額已經從1981年幾萬美元發展到2005年2億3千萬美元，與127個國家建立了貿易關系，成為一個在國際化道路上取得成功的中國著名民營企業。

對于我國企業產業轉移與市場尋求型對外直接投資動因的主要投資區位是發展中國家，因此進入模式應以新建企業和合資為主。從東道國方面看許多發展中國家從自身的政治和經濟角度考慮，法律透明度不高，對外商直接投資的股權安排和企業并購等方面均有各種限制，而對新建、合資企業卻比較歡迎。從進入企業方面看，我國企業對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一般都擁有適用的生產技術優勢，選擇新建企業和合資方式，用技術、機器設備、原材料、知識產權等作為資本入股，既可以節約大量外匯資金，也有利于當地企業的市場開發優勢，盡快占領市場，還可以利用合伙企業加強與當地政府的聯系，更好地利用各種優惠政策，提高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成功率。

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另外一個重要動因是尋求國外的自然資源。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是非資本過剩型的對外直接投資，因此企業的跨國投資應符合充分利用兩種資源，開拓兩個市場的戰略導向，直接從國外取得低成本的自然資源供給，以彌補國內母公司資源的不足。此種對外直接投資應以合資為主，其理由有三：一是合資經營有利于與東道國建立長期相互信任的合作關系，有助于風險共擔和資源共享，確保長期穩定的海外資源供給；二是對自然資源的開發，各國都有嚴格的控制，合資有利于獲得東道國的信任與支持；三是資源開發型投資規模一般較大，合資有利于對投入資源的分擔，以降低投資風險。

（三）企業擁有的資源、組織管理與整合能力

一般來說，企業通過使用跨國并購進入模式，可以獲得對并購企業極其重要的資源；而通過新建進入模式的企業則要依靠本身所擁有的優質資源。因此，擁有適當資源的我國企業傾向于選擇新建模式進入；而沒有適當資源的企業傾向于選擇并購進入并且用自己擁有的金融資源交換被收購企業的有價值其他資源。另外，跨國并購相對于跨國新建要求更高的組織管理和整合能力。Anderson和Svensson1994年就指出，如果一個企業的組織和管理技能越強，企業選擇跨國并購的可能性越大，相反，如果一個企業的技術能力越強，選擇綠地投資的可能性越大。與跨國并購整合能力密切相關的是企業文化差異的整合。企業作為一個群體就有其特定的群體文化，即企業文化，它包括價值觀、企業理念、道德規范、行為準則、歷史傳統、文化環境等。各國企業之間，由于在地域、規模水平、行業特點和歷史傳統上存在不同，企業文化也表現出差異性。這種差異性直接導致跨國企業經營思想、價值觀念、工作方式、管理制度等方面的沖突，如果目標企業與跨國企業之間文化差異比較大，那么其文化整合難度也較大，此時采取并購就不可取。因此，如果選擇跨國并購，在企業文化差異越大時，對其跨國并購整合能力的要求也越高。

從企業的組織管理和整合能力來看，相比較而言，我國企業的海外投資浪潮才剛剛興起，海外并購則更只有短短幾年的歷史，企業普遍缺乏足夠的海外并購經驗和整合并購企業的能力，因此實施整合或整合過程緩慢，并購后其整合成本也會比較高，并購結果也遠遠達不到預期值，這樣不僅會使預期的“并購協同效應”難于發揮，而且還可能使原先經營正常的企業陷入財務危機和經營危機。如華立集團收購飛利浦CDMA核心技術部門后，被并購企業員工人心浮動、技術研發進展緩慢、投入資金黑洞巨大和并購項目前景迷茫等充分暴露了我國企業海外并購中整合能力差的這一弱點；在TCL收購阿爾卡特手機業務過程中，由于文化和理念的差異，也出現了嚴重的“1+1<2”的整合問題。例如TCL員工經常加班，而阿爾卡特留下的員工卻沒有加班的傳統；在銷售人員的薪酬上，阿爾卡特實行相對穩定的工資待遇政策，而TCL采用相對較低的底薪加上較高的業績提成的辦法；TCL的手機銷售采取投入大量資金直接進行終端銷售的方式，阿爾卡特主要是通過經銷商來做，銷售人員不直接做終端；TCL派出的負責在法國子公司的管理人員，形同虛設，整個子公司處于失控狀態。此外京東方并購韓國HYNIX和HYDIS的LET-LCD目前也都處于同樣的尷尬局面。因此根據我國企業的組織管理和整合能力來看，在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模式選擇時，應當更多考慮的是采取新建投資模式進入。

第4篇：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范文

影響國際貿易增長的因素有許多，從理論上講，僅就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的關系而言，直接投資究竟是構成對貿易的替代，還是產生了對貿易的創造，這主要取決于國際直接投資的類型。

按照小島清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從一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分析，國際直接投資可分為三種類型：（注：［日］小島清：《對外貿易論》第423頁，南開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1)自然資源導向型投資。在東道國尋求某種自然資源既是為了滿足母國本國的需要，也可以向其他國家出口。因此，資源導向型的投資不僅擴大了母國自然資源的生產規模，而且也促進了母國與東道國之間的國際貿易發展，甚至還擴大了與其他國家之間的國際貿易發展。(2)市場導向型投資。如細分起來還可以分為突破貿易壁壘型投資和占領市場型投資。因此，在這種類型中，國際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之間的關系比較復雜。如：跨國公司在東道國投資后的初始階段，因各種需求的存在，貿易是創造性的；當投資和生產形成一定規模時，“就地生產，就地銷售”的結果勢必會減少貿易的往來，因而具有貿易替代效應。但如果是突破貿易壁壘型投資，也許這種投資對貿易的間接促進會使貿易的規模進一步擴大。但全面地分析，即使是前面所述的替代貿易時，在東道國進行市場導向型投資也可能會帶來服務貿易方面新的需求。(3)生產要素導向型投資。這主要是指在東道國尋求低成本勞動力的投資。這種類型的投資，因國家之間比較優勢而形成的國際分工，在初始乃至相當長的一個階段中無疑是加大了貿易的發展，如發達國家在發展中國家投資而進行的加工貿易。但因比較優勢是動態而非靜態的，這種投資與貿易的關系也要視具體情況而進行具體分析。

在理論上闡述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貿易的替代關系的還有佛農(Vernon.R)，他在其著名的產品周期理論中，通過對新產品、新技術的創新、模仿和擴散的動態分析，闡述了母國的出口與對外直接投資的關系。在新產品的第一階段，產品在技術創新國國內的生產、銷售主要以滿足國內需要為主（也存在向收入水平和消費結構比較接近的其他國家出口的可能性）；但是，隨著技術的成熟化，同時又面對其他國家企業的競爭，降低產品成本成為技術創新企業維持其海外市場占有率的必然要求，這時便出現了技術創新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佛農認為，一般地這種對外直接投資不會產生對母國出口的替代效應。但是，如果這種投資發生得過早，就有可能替代母國的出口。在技術進步日益加快的情況下，隨著跨國公司國際化程度的提高，新產品的生命周期不斷縮短，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出口貿易的替代影響將越來越明顯。（注：Vemon.R:"InternationalInvestmentandInternationalProductionintheProductCycle",

pp255-267,Vol.41,No.4,OxfordBulletinofEconomicsandStatistics(November,1966).）

總之，對外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的關系即存在互補性，也具有相互替代性，這要根據母國（或跨國公司）投資的動機、類型和發展階段而定。

二、國際直接投資與貿易的實證檢驗

當我們從實證分析的角度再來看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關系時，會發現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在這方面存在一些異同。因此，在下面的分析中，我們將對這兩類國家分別進行研究。

（一）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關系

國外一些學者將對外直接投資與某些產業的實際出口聯系起來進行了實證研究。如，伯格斯坦(Bergsten.C.F.)認為，在美國不同的對外直接投資產業中，那些對外直接投資程度較低的產業，其出口水平也較低；隨著對外直接投資水平的提高，出口規模也相應上升；但是當對外直接投資超過一定規模后，追加的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的促進效應就逐漸消失了。因此，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貿易之間既是互補關系也是競爭關系。隨著跨國公司國際化程度的提高，其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的競爭（替代）也將不斷加劇，因而海外子公司的生產將逐漸替代美國的出口。（注：Bergsten.C.F.,ThomasHorst&Theodore.H.M.:"AmericanMultinationalsandAmerican

Interests",WashingtonD.C.BrookingsInstitute(1978).）同時，學者們也有相反的發現，利普賽(Lipsey.R.E.)和威斯(Weiss.M.Y.)的研究表明：無論在發達國家還是在發展中國家的市場上，美國的出口與美國海外子公司銷售額都是高度正相關的，而且美國海外子公司的生產銷售都部分替代了美國出口競爭伙伴中的發達國家企業的出口（注：Lipsey.R.E.&Weiss.M.Y.:"ForeignProductionandExportsinManufacturingIndustries",

pp488-494,Vol.63.No.141,ReviewofEconomicsandStatistics(November,1981).）。

（二）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關系

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除去個別的現象，較大規模的起步應從20世紀60年代算起，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委內瑞拉，亞洲的印度、韓國、新加坡、菲律賓和中國臺灣地區都是從那時起陸續向國外或境外進行直接投資的。20世紀70年代后期，中東石油輸出國組織一些成員的投資方式也從貸款轉向間接投資，再由間接投資轉向直接投資。（注：宋亞非：《中國企業跨國直接投資研究》，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雖起步較晚，但發展速度較快，而且由原來主要投資于鄰近的國家和地區，逐步轉向向發達國家進行直接投資。

伴隨著經濟實力的提高，發展中國家企業進入世界級大企業的數量也在逐漸增加。1997年，發展中國家企業進入“全球500強”的僅有22家，平均營業收益率為3.6%；而2000年入圍企業增加到33家，平均營業收益率提高到5.2%，且高于“全球500強”4.7%的平均收益率（注：張金杰：《國際直接投資形勢與跨國公司的戰略調整》，王洛林、余永定主編《2001-2002年：世界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

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健康發展對貿易的促進也有其特點。首先，小規模和特殊商品是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優勢。由于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大多數屬勞動密集型的小規模生產，資本勞動比率比發達國家跨國公司低許多，發展中國家東道國更愿意接受勞動密集型高的項目投資。即使是進行規模較大的生產性投資項目，與發達國家相比，作為母國的發展中國家也占據勞動力成本低的優勢。同時，這種生產性投資也將給母國帶來原料、設備的出口增加，因而具有很強的投資與貿易互補性。其次，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一般側重于擴大出口的市場銷售戰略。無論是為保護原有的出口市場，或是開辟新的市場，還是避開貿易壁壘，發展中國家多采取各種方式保障出口，在達到一定實力和經驗積累后，逐步再向全球經營戰略發展。

考察韓國的經濟，其迅速發展得益于通過出口把國內產業與國際市場緊密連接的結果，從而使國際市場容量的不斷增大，并對國內經濟的增長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從1991年韓國全國經濟學家聯合會的一份《韓國制造業的國外投資經營成果調查表》（注：參見杜玲博士論文：《發展中國家／地區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經驗與趨勢》，2002年5月。）中，我們看到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總的來講與貿易聯系較多，所占比重也較大。如開拓市場與回避進口限制兩項都與貿易緊密相連，其之和所占比重在韓國整個對外直接投資動機中達到35.7%。當然，從表中還可以看出，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因區域不同而有所差異。在北美洲和歐洲地區，開拓市場的動機比重最高，占到29.3%，比其他動機的比重平均高出10個百分點，這是為適應當地區域化經濟和確保新產品市場的結果；在拉丁美洲、大洋州地區，最高比重的動機為回避進口限制，占27.3%，也比其他動機高出10.4個百分點，這說明韓國對外直接投資在此兩個地區對貿易壁壘的突破動機占據很重要的地位。

但具體到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行業，還有更進一步的動因分析。如李宏格（音譯）(Lee,Honggue)對韓國電器行業的研究。（注：參見Lee,Honggue:"Globalization,ForeignDirectInvestmentandCompetitiveStrategiesof

KoreanElectronicsCompanies",inNomuraResearchInstitute&InstituteofSoutheast

AsianStudies(ed.),TheNewWaveofForeignDirectInvestmentinAsia,InstituteofSoutheastAsian

Studies(1995).）電器是韓國最重要的制造業部門，在20世紀90年代初韓國就已成為世界第五大電器生產國。李宏格指出，韓國電器行業在1989年的對外直接投資額比1979年增長了85%，顯示出韓國在該行業的對外直接投資于20世紀80年代末達到了頂峰——盡管與韓國電器產品的出口相比其投資的規模是非常有限的：1976-1992年間電器行業對外直接投資為5億美元，而1992年電器產品的出口額卻高達161億美元。李宏格分析，韓國電器行業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主要表現為維持和擴大出口的需要，即通過對外直接投資提高出口產品的競爭力。那么，這種對外直接投資的壓力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方面，是韓國本身國內勞動力成本不斷上升所造成的壓力，迫使電器行業利用對外直接投資，在國外尋求廉價勞動力以降低生產成本（主要是在亞洲地區）；另一方面，則是來自歐美國家貿易保護主義的壓力，在韓國擴大對歐美出口的同時，其電器產品也已成為反傾銷的對象——這一點對我國在加入WTO之后，重新審視海外投資與貿易的關系時，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綜上所述，盡管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有所不同，但總的趨勢是積極的，對外直接投資有利于一國的對外貿易乃至國際貿易；由于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互補關系和替代關系在不同的發展階段表現不一，所以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出口的影響具有動態效應；在經濟全球化的今日世界，對外直接投資已不僅僅是發達國家的“專利”，它對發展中國家來講同樣是必不可少的經濟運作方式。

三、中國海外投資發展與貿易的關系

為了論述的方便與國土概念上的準確，我們把以下涉及的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稱為“海外投資”。

（一）中國海外投資的發展與現狀

中國海外投資的發展，比較準確的提法應該從1949年算起。但因那個時期的海外分支機構都是一些貿易企業，規模又非常小，一般不在我們的討論之內。從1978年的改革開放至今，中國海外投資的步伐越來越大。截至2001年年底，經外經貿部批準的企業就達6610家，中方海外投資總額已達83.5731億美元，遍布全球153個國家和地區（注：此海外投資的區域數字以《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年鑒》（2001年）為準。）。

1.中國海外投資的區域分布。中國海外投資在全球的區域分布正逐步由集中化向多元化方向發展。但目前從投資的額度來看，集中化的表現還依然存在。截至2001年底，中國海外投資企業數量在全球主要63個國家和地區的分布見表1。從基本格局看，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占28.99%，發達國家（歐洲、大洋州和北美）占27.99%，加上中國港澳地區33.46%的分布，大致呈現出各占1/3的態勢，可以說是一個多元化的分布。具體的投資額度和比重見表1。

表1中國海外投資區域分布表（截至2001年底）

附圖

資料來源：根據外經貿部《對外經濟貿易簡要統計》(2001)整理。

通過以國家和地區分布的形式進一步對投資額排序，我們就可以看到中國海外投資分布的集中化：即地緣優勢和人緣優勢使相鄰國家（地區）和海外華僑聚集的國家（地區）成為中國海外投資的集中區域。至于在拉美地區和非洲投資額分布得較高，一般為投資行業的原因所致，這將在下面進一步闡述。

2.中國海外投資的行業分布。中國海外投資是從貿易型企業起步的。這些貿易型企業開始在海外做的商業性工作是為對外貿易企業提供信息、進行市場調查和客戶聯系服務的。20世紀90年代以后，在中國政府有關政策的引導下，生產加工型企業有所增加。但總的來看，服務貿易型的投資行業特點仍十分突出。根據對外經貿部的統計，截至1999年，中國海外投資中服務貿易型企業，無論從企業數量上還是在投資額度上仍占絕大多數；生產加工型企業雖然在企業數量上增加較快，但在投資額度上還處于較小規模；而資源開發型企業在投資額度上比生產加工型企業還要大些。詳見表2。

表2中國海外投資的行業與投資額分布（截至1999年底）

附圖

資料來源：根據中國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提供的數據整理。參見：外經貿部發展司：《中國的境外投資狀況》，《國際貿易論壇》2000年第5期。

一般地，中國海外投資在發達國家的多為服務貿易型和研究開發型，即非生產性項目。服務貿易型企業的運作主要是為了服務于國內企業的出口，以促進中國產品的出口；在海外投資于研究開發型企業則是為了更有利地接近發達國家或地區的先進技術，以提高我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而中國在發展中國家的投資則大多為資源開發型和生產加工型，即非貿易性項目。資源開發型的投資，主要是為了獲取國外開采條件較好或儲量、品位較高的石油、礦產、林業、漁業等資源，以滿足國內經濟發展的需要；生產加工型投資，主要為轉移國內長線產品的生產能力或發揮中國在技術、管理上的比較優勢以占領當地的市場，同時帶動相關材料、設備、零配件的出口。因此，這也是生產加工型的投資大多集中在亞洲、拉美和東南亞地區的主要原因。

（二）中國海外投資與貿易的互動

1.中國進行海外投資的動因。從外部條件上看，經濟全球化使各國經濟進入生產、銷售、采購的全球體系成為必然。中國既然已經實行了“引進來”的改革開放，也必然要實施“走出去”的對外開放，以充分利用國內外“兩個市場”和“兩種資源”，實現資本、技術和人力等生產要素的雙向流動，提升國內的產業結構，促進本國經濟的發展。

從中國國內經濟發展的需求上看，“走出去”到海外投資不僅是政府的政策號召，更主要的是國內企業自身發展的利益驅動和內在要求。如前所述，一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有許多動因，具體而言，中國海外投資的動因主要有如下五點：(1)尋求資源開發。中國雖地大物博，但人均資源占有率很低。在進入21世紀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中，資源短缺對中國經濟將是一個嚴重的制約。其中，開發的重點放在對我國經濟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對外能源投資，即對石油、天然氣的開采；此外，還有一般性資源（如：黑色和有色金屬礦產資源、樹林資源等）的開發。在海外投資開發資源，主要是為了保障我國資源長期、有效和穩定的供應。(2)擴大出口貿易。無論是從中國政府政策的角度，還是從企業投資的角度，利用對外直接投資帶動材料、機器設備、零部件的出口，甚至帶動服務業的出口，都是目前進行對外投資最多的動機。在政府制定的有關海外投資政策中，著眼點基本上都是擴大出口，是與對外直接投資有關的貿易措施；綜合對中國海外投資企業的動機調查，擴大出口也占了相當大的比重。（注：參見段云程：《中國企業跨國經營與戰略》，中國發展出版社1995年版；謝康：《跨國公司與當代中國》，立信會計出版社1997年版；魯桐：《中國企業海外經營：對英國中資企業的實證研究》，載世界經濟學會編《世界經濟與中國：2000-2001年》，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3)開拓國外市場。在中國國內需求不足以及同類企業競爭激烈的情況下，積極開拓新的國外市場是企業利益驅動的內在動力所致，也是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動機之一。這與理論上闡述的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之一——尋求市場型是相同的。(4)規避貿易壁壘。從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上講，規避貿易壁壘或突破貿易壁壘都是尋求市場型的一種動機。由于我國現已加入WTO，關稅逐步下調后，規避各種貿易壁壘已成為擴大出口和占領國外市場的一個重要手段。特別是近年來，出口配額限制、對中國出口產品的反傾銷等情況越來越嚴重，因此利用海外投資建廠生產可謂是突破貿易壁壘的一個有效方式，也是對特殊貿易限制的一個反應。(5)獲取高新技術。在海外投資是中國企業獲取高新技術的一條重要途徑。中國的一些航天、航空、電子、生物化學和機械業的大型企業已經開始通過對外直接投資的渠道學習國外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少數中國企業還在國外投資建立了研究和開發機構，用最近的距離、最快的時間學習、研發最新、最前沿的技術。當然，這種類型的投資需要雄厚的資金支持，但它將是最具潛力的海外投資。

2.中國海外投資對貿易的影響。如前所述，無論是從理論研究還是實證分析上，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即存在互補關系也不乏替代關系，即存在貿易創造效應也有貿易替代效應。具體到中國的實際，由于投資行業的特點和投資區域的不同，海外投資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要視具體的投資行業和投資區域而定。首先，服務貿易型企業的投資，動機與目標非常明確，肯定是為擴大出口服務的，因此這類企業的海外投資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無疑是積極的；其次，資源開發型企業的海外投資，進口的資源都是我國相對成本低或戰略的需要，同時還能帶動設備、制成品（如鋼材）、技術和勞務的出口，雖然會帶來一定的進口貿易增長，但從整體上看對我國出口貿易還是起到了促進作用；最后，生產加工型企業的海外投資對我國對外貿易的影響情況較為復雜。我們將對生產加工型企業的海外投資做一個具體分析。(1)機械行業。機械行業中如汽車、摩托車零配件組裝，家用電器中的CKD、SCD（注：CKD:CompleteKnock-Down，即全分解裝配：將產品全部拆散成零件后提供給買方組裝成整機；SKD:SemiKnock-Down，即半分解裝配：將產品拆散成部件或部分部件、部分零件后提供給買方組裝成整機。）等，由于絕大部分甚至全部都要使用國內的零部件，在初期設備投資之后，后續的零部件就成為組裝生產的必備條件。因此，從總體上看，機械行業在海外投資對我國出口的帶動作用是持續且長期的。特別是大型家用電器，這是典型的加工組裝型產品，根據外經貿部的有關統計，家電行業投資帶動出口的系數比其他產品高達20-30倍。金城集團的案例也顯示，摩托車產品在海外投資建廠生產后，大幅度地帶動了該集團的出口：1997年海外銷售收入250萬美元，帶動出口近150萬美元；1998年海外銷售收入近600萬美元，帶動出口達400萬美元（注：李鋼主編：《“走出去”開放戰略與案例研究》，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出版社2000年版。）。實證分析表明，機械行業由于技術與原材料、散件的高度結合，海外投資就可帶來明顯的貿易創造效應。(2)輕工行業。嚴格地講，輕工行業中也有屬于機械行業的產品，區分出來的主要是體積較小的機械產品如自行車以及其他輕工產品。這類產品的特點是，體積較小，出口運費沒有體積較大的機械產品高，與海外加工的生產成本比，在國內的生產成本更低，因此這類產品的海外投資與出口很可能出現替代關系。也就是說，在國內生產此類產品后出口更經濟，就很少會有企業再到海外投資生產；即使在海外投資并形成規模生產，對國家的出口帶動作用也不大。(3)紡織服裝行業。紡織服裝業的投資主要是規避貿易壁壘，由于根據多種纖維協議，在投資國的出口配額已經用盡時，如果東道國尚有未使用的配額，投資國便可以使用。中國在紡織品領域受歐美出口配額的限制非常嚴重，因此不少的紡織服裝企業到海外投資主要動機都是為了突破配額的壁壘，在海外尋求更廣闊的市場。這種類型的企業在海外的投資也要視情況而定：一次性投資建廠可以帶動國內紡織機械的出口，但對出口貿易沒有持續的帶動作用；使用國內材料多的，可以促進國內原材料、面料的出口，但有原產地規定比例的國家對此也有一定的限制；在有的國家（地區）可以享有免配額、免關稅的優惠，則可以大大提高我國產品出口或向第三國出口。因此，紡織服裝行業在海外的投資對我國出口貿易的影響是擴大還是替代，兼而有之，目前尚未找到實證數據。

四、結論

1.綜合國際直接投資與貿易關系的理論，回顧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關系中的發展，以及中國海外投資與貿易的現狀與特點，論述了中國海外投資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我們進一步證實了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既存在互補又存在替代關系、中國的海外投資既有貿易創造效應又有貿易替代效應的理論。有意義的是這些互補和替代關系，或稱貿易創造和貿易替代效應，在不同的投資領域、投資行業、不同的投資區域以及不同的發展階段中是有所差異的。

第5篇：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范文

文章編號：1005-913X（2015）07-0026-02

一、引言

近年來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在國際對外直接投資活動中有了不俗的表現。2014年末，對外直接投資規模更是連續三年保持了世界第三的水平，僅次于美國和日本。與此同時，改革開放三十余年來，中國企業作為從事對外直接投資活動的主體，國際化程度也逐年攀升，為中國實現對外投資和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平衡、促進包容性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數據顯示，中國2014年全年的對外直接投資總額首次突破千億美元，參與境外直接投資活動的投資者共對全球逾156個國家和地區的4522家境外企業進行了投資活動，累計金額達到1029億美元，同比上年有14.1%的增幅，其中非金融類投資898億美元，能源礦產領域仍為投資熱點所在。與此同時，2014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目的國家中，發達國家占比有了較大提升，其中對歐盟投資也有約1.7倍的增長，在歐債危機的背景下，中國對歐洲投資的“跳躍式”增長尤其引人注目。

中歐長期以來穩定而密切的經貿往來，雙邊貿易在2013年底達到了5591億美元的規模，其中歐盟為中國最大的貿易伙伴和第一大進口市場，同時中國也是歐盟的第一大進口市場和第二大貿易伙伴。那么，作為一個新興發展經濟體，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伙伴國結構迅速從發展中國家和資源型國家向歐美發達國家集中的現象，內在的原因是什么？中國企業在歐洲的對外直接投資活動又有著何種形式和行業分布形態？歐債危機背景下，中國加大投資力度的現象是否是長期性的趨勢？這些問題，都將留待本文在余下部分逐一展開進行探討。

二、中國企業對歐洲直接投資的發展狀況

（一）中國企業對歐洲直接投資活動的規模與主體

據德意志銀行（Deutsche Bank）的數據可知，2010年中國對歐洲的直接投資存量僅為61億歐元，位居印度、冰島等國之后，而截至2012年末，這一金額已增長了4倍之多。與此同時，數據顯示2013年初中國在歐洲直接投資企業為7148家，企業資產總額為878億歐元，中國企業投資的歐洲國家也由兩年前的28個增至35個，且早在2012年末，中國在歐洲所設立的直接投資企業便覆蓋了全部歐盟成員國。由圖1的部分關鍵指標可以看出，單就企業數目而言，兩年時間內中國對歐洲直接投資的企業數目有了較大程度的增長，漲幅高達57.9%；且伴隨著對歐洲直接投資額的迅猛增長，相關企業的從業人員也有了大幅增加。此外，諸多數據也表明中國對歐洲ODI活動中企業偏向于“年輕化”的局面，中國企業在對歐洲直接投資的過程中，企業規模不斷擴大、經營水平也正在不斷的提升。

（二）中國企業對歐洲直接投資的流量與存量

伴隨著中國與歐洲雙邊資金流動規模的增大、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不斷增多，根據由商務部、國家統計局、國家外匯管理局的《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的數據報告顯示，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凈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累計凈額都有了跨越式的增長。2004年中國對歐盟等國的直接投資的存量和流量分別為5.37、0.73億美元，到2012年底則分別突破了315.38、61.2億美元，增長速度尤其迅猛。無論是直接投資的存量還是流量，亞洲始終是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集散地；這主要是因為近年來，中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目的地主要集中在了包括香港、開曼群島以及澳大利亞等傳統的避稅區，歐洲地區在2012年分別吸納了中國約8%的投資流量和7%的投資存量，相較之下規模較小，但是仍處于非常重要的地位。根據歐盟統計局數據顯示，2011年中國全年對歐的直接投資占到了流入歐洲的全部外資的1.4%，這一比例顯著需要增強。

三、中國企業對歐洲ODI的投資結構特征

（一）中國企業對歐洲直接投資的投資結構

自從歐洲“債務危機”爆發以來，國際投資者紛紛撤資，而中國資本卻在此時背道而馳，加大了投資規模，大量中國資金進入歐洲市場。例如，中國山東重工集團收購德國叉車制造商凱傲集團25%的股份、國家電網投資21億歐元購買意大利國有存款銀行能源網資產35%股權、復星集團出資10.38億歐元收購葡萄牙儲蓄總行保險公司的80%股權等等都是典型的代表。整體而言，通過對各行業的流量和存量占比、資金規模都不難看出，制造業、租賃和商務服務以及金融業是中國對歐洲直接投資最為集中的三大領域，且制造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也是增長較快的行業部門。

與此同時，也通過選取部分歐洲國家，詳細探討了中國對歐ODI的行業分布結構。如表1所示，在7個樣本國家中，能源、交通、技術和不動產部門的對外直接投資是覆蓋面相對較多、投資規模較大的產業部門。這與上文所分析得出的結論相一致，制造業、租賃和商務服務以及金融業吸納了大多數的中國對歐洲的直接投資。

根據綠地投資和跨國并購這兩種投資形式，結合企業投資的行業流向，本文借鑒Hanemann & Rosen（2012）的數據進行分析，發現中國企業在對歐盟的直接投資中，綠地投資模式是投資者更多采用也更為偏好的投資方式，但并購的方式也在不斷增加，特別是在制造業領域。在項目合作方面，通信設備及其服務、工業機械、設備和工具以及替代/可再生能源產業是相對集中的三大產業。當然，目前中國的對外投資領域開始向酒店、醫療、電信、地產等產業邁進。

除了產業分布結構方面的特征，伴隨著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規模的不斷擴大，從國家和地區分布結構來看，2014年中國在歐洲直接投資規模最大的國家是意大利，而中國在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國的投資從2011年到2014年有大幅的增長。與此同時，盧森堡、英國、法國、德國、瑞典和荷蘭是吸引中國直接投資最多的歐盟國家。顯然，中國企業在歐洲的分布呈現出西歐多于東歐、北歐和南歐的局面。然后，在不同的地區內部，各類企業的占比也呈現出顯著的差異性。例如，國有企業和私營企業占據了西歐投資者的主體，而東歐則以個體及家族企業為主。

根據上述關于企業的行業和地理區位的分布，更進一步對企業所有權結構等特征進行展開。德意志銀行的數據顯示，中國的海外投資曾經主要來自中國的國企，但在2011到2013年之間，中國私企在歐洲大陸的投資也有了很大程度的提升，從之前三年的4%上升到30%。

（二）中國企業對歐洲直接投資的特征

基于上述中國對歐盟直接投資的規模和結構的分析，不難發現中國對歐盟直接投資表現出三個明顯的特點。首先，中國企業對歐盟直接投資的流量、存量不斷增加，增速明顯，但同時所占比重并不大。伴隨著中國企業實力的不斷增強，同時歐債危機為中國企業投資歐盟提供了不少難得的機遇，中國投資者對于歐洲的投資興趣不斷升高，投資規模有了很大程度的增長。但正如前文分析得知，歐洲地區在2012年分別吸納了中國約8%的投資流量和7%的投資存量，相較之下規模較小。其中2011年中國全年對歐的直接投資更是只占到了流入歐洲的全部外資的1.4%，相比之下，中國對歐盟直接投資無論是在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中所占的比例，還是在歐盟吸收的全部外國直接投資中所占的比例都還比較小。

其次，中國對歐投資重心逐漸從投資自然資源和促進貿易兩方面轉移到全產業鏈的投資模式，投資行業不斷增多、規模不斷擴大。當前，對歐盟的直接投資幾乎覆蓋了大多數行業，但是主要集中在中國并不具備比較優勢的現代服務業和先進制造業。截至2010年底，中國企業對這三個行業的投資存量占同期對歐盟投資存量總額的83.2%，其中對租賃和商務服務業的投資存量為58.76億美元，對制造業的投資存量為30.79億美元，對金融業的投資存量為14.51億美元，分別占對歐盟投資存量總額的47%、24.6%和11.6%。近年來，中國對歐盟直接投資的行業呈多元化發展的趨勢，開始向科學研究、技術服務和地質勘查業、住宿和餐飲業、電力、煤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等行業發展。即便如此，工業仍是中國對歐投資的重點領域，化學產業、汽車、煤炭原油和燃氣的投資比重仍然相對較大。

最后，中國企業對歐洲的直接投資地域分布不均，主要投資仍然集中于歐盟核心國家。據商務部統計，中國企業開展對外直接投資傾向于市場規模較大的歐盟核心國家，截至2010年底中國企業對歐盟直接投資存量排名前十的國家分別是盧森堡、德國、瑞典、英國、荷蘭、匈牙利、西班牙、法國、意大利、波蘭，這十國的投資存量占對歐盟投資總額的94.7%。相比之下，中國對于其他新增的歐盟國家投資則極少，比如2010年對馬耳他的投資僅為237萬美元。

四、中國企業對歐ODI投資的動因和變動趨勢

（一）中國企業對歐洲進行ODI投資的動因

國際投資理論將企業尋求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分為四類，包括資源尋找型、市場尋找型、效率尋找型和戰略資產尋找型四種。而且，根據該理論的表述，企業進行海外直接投資一般會選擇自己具有競爭優勢的產業，而從降低自己的生產和交易成本，以獲得比在母國更高的利潤回報。

然而，上述理論的分析和研究框架卻很難與當前中國對歐盟直接投資的現狀相結合起來，因為中國對歐洲PDI活動的范圍十分廣泛，很難將其歸于四種類型中的單一一種，更多情況下是多種原因的綜合作用結果。與此同時，在對歐盟的直接投資中，中國企業并沒有將自己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轉移到歐盟，而是將投資重點集中于現代服務業和高端制造業，這恰恰又是中國企業不具備競爭優勢的領域。因此，需要將分析視角與全球價值鏈相結合，中國主要是通過加工制造業嵌入國際生產網絡而參與國際分工并獲得產業發展的，這也是中國融入全球經濟參與全球產業鏈的主要方式，但是中國參與的部分位于全球產業價值鏈的低端，并沒有主導整個產業鏈，所以，中國企業很難進行將自身優勢產業進行海外轉移的對外投資。上述這些因素的綜合作用下，促進了中國企業對歐洲直接投資的現存局面，而隨著國際、國內競爭的日益加劇，走出去成了更多企業的選擇。歐盟作為世界上重要的經濟體，擁有先進的科學技術及管理經驗、完善的市場制度以及極大的市場需求，基本可以滿足中國企業投資發展的需要，因此，擴大對歐盟的直接投資是中國企業發展的必然趨勢。

（二）中國企業對歐ODI投資的變動趨勢

現詳細分析了中國對歐洲直接投資的現狀和特征，同時在特征部分指出了一些細微的不足之處。在近年來不斷增長的勢頭下，中國對歐ODI的投資也出現了一系列的新趨勢。

首先，中國企業對歐盟直接投資的規模將繼續擴大。由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國對歐盟的直接投資凈額總體不斷上升，存量和流量每年都以較大的比重增加，按照這樣的趨勢，在雙邊貿易政策和國家關系穩定的情形下，中國企業對歐盟直接投資的規模必將繼續擴大。事實上，歐盟的主權債務危機為中國的投資帶來了機遇，同時中國“十二五”規劃綱要與歐盟“2020戰略”深度對接的背景下，中歐政策的高度一致，為中國企業對歐盟的直接投資提供了宏觀的支持，因而未來的投資規模將會有更進一步地擴大。

其次，中國企業對歐盟新成員國的投資也將不斷的擴大。由前面的分析可知，中國對歐盟新成員國的大部分國家投資非常少，更多的集中于歐盟的核心成員國。根據國際化相關理論可知，實際上這些新的成員國或地區是中國擴大對歐盟投資的潛在區域，伴隨著他們商業法律環境以及市場機制的日漸完善、投資環境不斷優化，通過對這些國家的投資，不僅能夠實現互補，同時也可以開拓新的國際市場。近年來，中國對于部分新加入的歐盟成員國的投資規模均有了大幅的增加。

最后，跨國并購方式占對歐直接投資的比例將持續提高。跨國并購模式憑借迅速進入東道國市場并占有市場份額，有效降低了進入新行業的壁壘，減少了對外投資的風險等優勢，風險較小、投資收益較快，是中國企業投資歐盟的主要模式，在今后的投資中這種模式將得到進一步的發展。

第6篇：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范文

在世界經濟中，國際直接投資是最能體現經濟全球化概念的經濟運作方式之一，且與國際貿易有著密不可分的內在聯系。隨著經濟全球化的進程加快，從總體上看，國際對外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相互作用、相互促進，都在大幅度增加和日益擴大。但具體而言，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一國的對外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究竟存在著何種關系，是具有互補性還是具有替代性？對外直接投資是促進了國際貿易的發展還是相反？在加入WTO之后，我國政府和企業如何充分利用WTO的規則，在對外直接投資中促進貿易出口的增長，本文試圖對這些問題做一分析。

一、國際直接投資與貿易的理論解析

影響國際貿易增長的因素有許多，從理論上講，僅就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的關系而言，直接投資究竟是構成對貿易的替代，還是產生了對貿易的創造，這主要取決于國際直接投資的類型。

按照小島清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從一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分析，國際直接投資可分為三種類型：（注：［日］小島清：《對外貿易論》第423頁，南開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1)自然資源導向型投資。在東道國尋求某種自然資源既是為了滿足母國本國的需要，也可以向其他國家出口。因此，資源導向型的投資不僅擴大了母國自然資源的生產規模，而且也促進了母國與東道國之間的國際貿易發展，甚至還擴大了與其他國家之間的國際貿易發展。(2)市場導向型投資。如細分起來還可以分為突破貿易壁壘型投資和占領市場型投資。因此，在這種類型中，國際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之間的關系比較復雜。如：跨國公司在東道國投資后的初始階段，因各種需求的存在，貿易是創造性的；當投資和生產形成一定規模時，“就地生產，就地銷售”的結果勢必會減少貿易的往來，因而具有貿易替代效應。但如果是突破貿易壁壘型投資，也許這種投資對貿易的間接促進會使貿易的規模進一步擴大。但全面地分析，即使是前面所述的替代貿易時，在東道國進行市場導向型投資也可能會帶來服務貿易方面新的需求。(3)生產要素導向型投資。這主要是指在東道國尋求低成本勞動力的投資。這種類型的投資，因國家之間比較優勢而形成的國際分工，在初始乃至相當長的一個階段中無疑是加大了貿易的發展，如發達國家在發展中國家投資而進行的加工貿易。但因比較優勢是動態而非靜態的，這種投資與貿易的關系也要視具體情況而進行具體分析。

在理論上闡述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貿易的替代關系的還有佛農(Vernon.R)，他在其著名的產品周期理論中，通過對新產品、新技術的創新、模仿和擴散的動態分析，闡述了母國的出口與對外直接投資的關系。在新產品的第一階段，產品在技術創新國國內的生產、銷售主要以滿足國內需要為主（也存在向收入水平和消費結構比較接近的其他國家出口的可能性）；但是，隨著技術的成熟化，同時又面對其他國家企業的競爭，降低產品成本成為技術創新企業維持其海外市場占有率的必然要求，這時便出現了技術創新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佛農認為，一般地這種對外直接投資不會產生對母國出口的替代效應。但是，如果這種投資發生得過早，就有可能替代母國的出口。在技術進步日益加快的情況下，隨著跨國公司國際化程度的提高，新產品的生命周期不斷縮短，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出口貿易的替代影響將越來越明顯。

總之，對外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的關系即存在互補性，也具有相互替代性，這要根據母國（或跨國公司）投資的動機、類型和發展階段而定。

二、國際直接投資與貿易的實證檢驗

當我們從實證分析的角度再來看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關系時，會發現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在這方面存在一些異同。因此，在下面的分析中，我們將對這兩類國家分別進行研究。

（一）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關系

國外一些學者將對外直接投資與某些產業的實際出口聯系起來進行了實證研究。如，伯格斯坦(Bergsten.C.F.)認為，在美國不同的對外直接投資產業中，那些對外直接投資程度較低的產業，其出口水平也較低；隨著對外直接投資水平的提高，出口規模也相應上升；但是當對外直接投資超過一定規模后，追加的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的促進效應就逐漸消失了。因此，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貿易之間既是互補關系也是競爭關系。隨著跨國公司國際化程度的提高，其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的競爭（替代）也將不斷加劇，因而海外子公司的生產將逐漸替代美國的出口。同時，學者們也有相反的發現，利普賽(Lipsey.R.E.)和威斯(Weiss.M.Y.)的研究表明：無論在發達國家還是在發展中國家的市場上，美國的出口與美國海外子公司銷售額都是高度正相關的，而且美國海外子公司的生產銷售都部分替代了美國出口競爭伙伴中的發達國家企業的出口

（二）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關系

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除去個別的現象，較大規模的起步應從20世紀60年代算起，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委內瑞拉，亞洲的印度、韓國、新加坡、菲律賓和中國臺灣地區都是從那時起陸續向國外或境外進行直接投資的。20世紀70年代后期，中東石油輸出國組織一些成員的投資方式也從貸款轉向間接投資，再由間接投資轉向直接投資。（注：宋亞非：《中國企業跨國直接投資研究》，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雖起步較晚，但發展速度較快，而且由原來主要投資于鄰近的國家和地區，逐步轉向向發達國家進行直接投資。

伴隨著經濟實力的提高，發展中國家企業進入世界級大企業的數量也在逐漸增加。1997年，發展中國家企業進入“全球500強”的僅有22家，平均營業收益率為3.6%；而2000年入圍企業增加到33家，平均營業收益率提高到5.2%，且高于“全球500強”4.7%的平均收益率（注：張金杰：《國際直接投資形勢與跨國公司的戰略調整》，王洛林、余永定主編《2001-2002年：世界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

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健康發展對貿易的促進也有其特點。首先，小規模和特殊商品是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優勢。由于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大多數屬勞動密集型的小規模生產，資本勞動比率比發達國家跨國公司低許多，發展中國家東道國更愿意接受勞動密集型高的項目投資。即使是進行規模較大的生產性投資項目，與發達國家相比，作為母國的發展中國家也占據勞動力成本低的優勢。同時，這種生產性投資也將給母國帶來原料、設備的出口增加，因而具有很強的投資與貿易互補性。其次，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一般側重于擴大出口的市場銷售戰略。無論是為保護原有的出口市場，或是開辟新的市場，還是避開貿易壁壘，發展中國家多采取各種方式保障出口，在達到一定實力和經驗積累后，逐步再向全球經營戰略發展。

考察韓國的經濟，其迅速發展得益于通過出口把國內產業與國際市場緊密連接的結果，從而使國際市場容量的不斷增大，并對國內經濟的增長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從1991年韓國全國經濟學家聯合會的一份《韓國制造業的國外投資經營成果調查表》（注：參見杜玲博士論文：《發展中國家／地區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經驗與趨勢》，2002年5月。）中，我們看到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總的來講與貿易聯系較多，所占比重也較大。如開拓市場與回避進口限制兩項都與貿易緊密相連，其之和所占比重在韓國整個對外直接投資動機中達到35.7%。當然，從表中還可以看出，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因區域不同而有所差異。在北美洲和歐洲地區，開拓市場的動機比重最高，占到29.3%，比其他動機的比重平均高出10個百分點，這是為適應當地區域化經濟和確保新產品市場的結果；在拉丁美洲、大洋州地區，最高比重的動機為回避進口限制，占27.3%，也比其他動機高出10.4個百分點，這說明韓國對外直接投資在此兩個地區對貿易壁壘的突破動機占據很重要的地位。

但具體到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行業，還有更進一步的動因分析。如李宏格（音譯）(Lee,Honggue)對韓國電器行業的研究。電器是韓國最重要的制造業部門，在20世紀90年代初韓國就已成為世界第五大電器生產國。李宏格指出，韓國電器行業在1989年的對外直接投資額比1979年增長了85%，顯示出韓國在該行業的對外直接投資于20世紀80年代末達到了頂峰——盡管與韓國電器產品的出口相比其投資的規模是非常有限的：1976-1992年間電器行業對外直接投資為5億美元，而1992年電器產品的出口額卻高達161億美元。李宏格分析，韓國電器行業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主要表現為維持和擴大出口的需要，即通過對外直接投資提高出口產品的競爭力。那么，這種對外直接投資的壓力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方面，是韓國本身國內勞動力成本不斷上升所造成的壓力，迫使電器行業利用對外直接投資，在國外尋求廉價勞動力以降低生產成本（主要是在亞洲地區）；另一方面，則是來自歐美國家貿易保護主義的壓力，在韓國擴大對歐美出口的同時，其電器產品也已成為反傾銷的對象——這一點對我國在加入WTO之后，重新審視海外投資與貿易的關系時，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綜上所述，盡管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有所不同，但總的趨勢是積極的，對外直接投資有利于一國的對外貿易乃至國際貿易；由于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互補關系和替代關系在不同的發展階段表現不一，所以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出口的影響具有動態效應；在經濟全球化的今日世界，對外直接投資已不僅僅是發達國家的“專利”，它對發展中國家來講同樣是必不可少的經濟運作方式。

三、中國海外投資發展與貿易的關系

為了論述的方便與國土概念上的準確，我們把以下涉及的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稱為“海外投資”。

（一）中國海外投資的發展與現狀

中國海外投資的發展，比較準確的提法應該從1949年算起。但因那個時期的海外分支機構都是一些貿易企業，規模又非常小，一般不在我們的討論之內。從1978年的改革開放至今，中國海外投資的步伐越來越大。截至2001年年底，經外經貿部批準的企業就達6610家，中方海外投資總額已達83.5731億美元，遍布全球153個國家和地區（注：此海外投資的區域數字以《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年鑒》（2001年）為準。）。

1.中國海外投資的區域分布。中國海外投資在全球的區域分布正逐步由集中化向多元化方向發展。但目前從投資的額度來看，集中化的表現還依然存在。截至2001年底，中國海外投資企業數量在全球主要63個國家和地區的分布見表1。從基本格局看，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占28.99%，發達國家（歐洲、大洋州和北美）占27.99%，加上中國港澳地區33.46%的分布，大致呈現出各占1/3的態勢，可以說是一個多元化的分布。具體的投資額度和比重見表1。

表1中國海外投資區域分布表（截至2001年底）

附圖

資料來源：根據外經貿部《對外經濟貿易簡要統計》(2001)整理。

通過以國家和地區分布的形式進一步對投資額排序，我們就可以看到中國海外投資分布的集中化：即地緣優勢和人緣優勢使相鄰國家（地區）和海外華僑聚集的國家（地區）成為中國海外投資的集中區域。至于在拉美地區和非洲投資額分布得較高，一般為投資行業的原因所致，這將在下面進一步闡述。

2.中國海外投資的行業分布。中國海外投資是從貿易型企業起步的。這些貿易型企業開始在海外做的商業性工作是為對外貿易企業提供信息、進行市場調查和客戶聯系服務的。20世紀90年代以后，在中國政府有關政策的引導下，生產加工型企業有所增加。但總的來看，服務貿易型的投資行業特點仍十分突出。根據對外經貿部的統計，截至1999年，中國海外投資中服務貿易型企業，無論從企業數量上還是在投資額度上仍占絕大多數；生產加工型企業雖然在企業數量上增加較快，但在投資額度上還處于較小規模；而資源開發型企業在投資額度上比生產加工型企業還要大些。詳見表2。

表2中國海外投資的行業與投資額分布（截至1999年底）

附圖

資料來源：根據中國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提供的數據整理。參見：外經貿部發展司：《中國的境外投資狀況》，《國際貿易論壇》2000年第5期。

一般地，中國海外投資在發達國家的多為服務貿易型和研究開發型，即非生產性項目。服務貿易型企業的運作主要是為了服務于國內企業的出口，以促進中國產品的出口；在海外投資于研究開發型企業則是為了更有利地接近發達國家或地區的先進技術，以提高我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而中國在發展中國家的投資則大多為資源開發型和生產加工型，即非貿易性項目。資源開發型的投資，主要是為了獲取國外開采條件較好或儲量、品位較高的石油、礦產、林業、漁業等資源，以滿足國內經濟發展的需要；生產加工型投資，主要為轉移國內長線產品的生產能力或發揮中國在技術、管理上的比較優勢以占領當地的市場，同時帶動相關材料、設備、零配件的出口。因此，這也是生產加工型的投資大多集中在亞洲、拉美和東南亞地區的主要原因。

（二）中國海外投資與貿易的互動

1.中國進行海外投資的動因。從外部條件上看，經濟全球化使各國經濟進入生產、銷售、采購的全球體系成為必然。中國既然已經實行了“引進來”的改革開放，也必然要實施“走出去”的對外開放，以充分利用國內外“兩個市場”和“兩種資源”，實現資本、技術和人力等生產要素的雙向流動，提升國內的產業結構，促進本國經濟的發展。

從中國國內經濟發展的需求上看，“走出去”到海外投資不僅是政府的政策號召，更主要的是國內企業自身發展的利益驅動和內在要求。如前所述，一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有許多動因，具體而言，中國海外投資的動因主要有如下五點：(1)尋求資源開發。中國雖地大物博，但人均資源占有率很低。在進入21世紀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中，資源短缺對中國經濟將是一個嚴重的制約。其中，開發的重點放在對我國經濟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對外能源投資，即對石油、天然氣的開采；此外，還有一般性資源（如：黑色和有色金屬礦產資源、樹林資源等）的開發。在海外投資開發資源，主要是為了保障我國資源長期、有效和穩定的供應。(2)擴大出口貿易。無論是從中國政府政策的角度，還是從企業投資的角度，利用對外直接投資帶動材料、機器設備、零部件的出口，甚至帶動服務業的出口，都是目前進行對外投資最多的動機。在政府制定的有關海外投資政策中，著眼點基本上都是擴大出口，是與對外直接投資有關的貿易措施；綜合對中國海外投資企業的動機調查，擴大出口也占了相當大的比重。（注：參見段云程：《中國企業跨國經營與戰略》，中國發展出版社1995年版；謝康：《跨國公司與當代中國》，立信會計出版社1997年版；魯桐：《中國企業海外經營：對英國中資企業的實證研究》，載世界經濟學會編《世界經濟與中國：2000-2001年》，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3)開拓國外市場。在中國國內需求不足以及同類企業競爭激烈的情況下，積極開拓新的國外市場是企業利益驅動的內在動力所致，也是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動機之一。這與理論上闡述的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之一——尋求市場型是相同的。(4)規避貿易壁壘。從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上講，規避貿易壁壘或突破貿易壁壘都是尋求市場型的一種動機。由于我國現已加入WTO，關稅逐步下調后，規避各種貿易壁壘已成為擴大出口和占領國外市場的一個重要手段。特別是近年來，出口配額限制、對中國出口產品的反傾銷等情況越來越嚴重，因此利用海外投資建廠生產可謂是突破貿易壁壘的一個有效方式，也是對特殊貿易限制的一個反應。(5)獲取高新技術。在海外投資是中國企業獲取高新技術的一條重要途徑。中國的一些航天、航空、電子、生物化學和機械業的大型企業已經開始通過對外直接投資的渠道學習國外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少數中國企業還在國外投資建立了研究和開發機構，用最近的距離、最快的時間學習、研發最新、最前沿的技術。當然，這種類型的投資需要雄厚的資金支持，但它將是最具潛力的海外投資。

2.中國海外投資對貿易的影響。如前所述，無論是從理論研究還是實證分析上，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即存在互補關系也不乏替代關系，即存在貿易創造效應也有貿易替代效應。具體到中國的實際，由于投資行業的特點和投資區域的不同，海外投資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要視具體的投資行業和投資區域而定。首先，服務貿易型企業的投資，動機與目標非常明確，肯定是為擴大出口服務的，因此這類企業的海外投資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無疑是積極的；其次，資源開發型企業的海外投資，進口的資源都是我國相對成本低或戰略的需要，同時還能帶動設備、制成品（如鋼材）、技術和勞務的出口，雖然會帶來一定的進口貿易增長，但從整體上看對我國出口貿易還是起到了促進作用；最后，生產加工型企業的海外投資對我國對外貿易的影響情況較為復雜。我們將對生產加工型企業的海外投資做一個具體分析。(1)機械行業。機械行業中如汽車、摩托車零配件組裝，家用電器中的CKD、SCD（注：CKD:CompleteKnock-Down，即全分解裝配：將產品全部拆散成零件后提供給買方組裝成整機；SKD:SemiKnock-Down，即半分解裝配：將產品拆散成部件或部分部件、部分零件后提供給買方組裝成整機。）等，由于絕大部分甚至全部都要使用國內的零部件，在初期設備投資之后，后續的零部件就成為組裝生產的必備條件。因此，從總體上看，機械行業在海外投資對我國出口的帶動作用是持續且長期的。特別是大型家用電器，這是典型的加工組裝型產品，根據外經貿部的有關統計，家電行業投資帶動出口的系數比其他產品高達20-30倍。金城集團的案例也顯示，摩托車產品在海外投資建廠生產后，大幅度地帶動了該集團的出口：1997年海外銷售收入250萬美元，帶動出口近150萬美元；1998年海外銷售收入近600萬美元，帶動出口達400萬美元（注：李鋼主編：《“走出去”開放戰略與案例研究》，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出版社2000年版。）。實證分析表明，機械行業由于技術與原材料、散件的高度結合，海外投資就可帶來明顯的貿易創造效應。(2)輕工行業。嚴格地講，輕工行業中也有屬于機械行業的產品，區分出來的主要是體積較小的機械產品如自行車以及其他輕工產品。這類產品的特點是，體積較小，出口運費沒有體積較大的機械產品高，與海外加工的生產成本比，在國內的生產成本更低，因此這類產品的海外投資與出口很可能出現替代關系。也就是說，在國內生產此類產品后出口更經濟，就很少會有企業再到海外投資生產；即使在海外投資并形成規模生產，對國家的出口帶動作用也不大。(3)紡織服裝行業。紡織服裝業的投資主要是規避貿易壁壘，由于根據多種纖維協議，在投資國的出口配額已經用盡時，如果東道國尚有未使用的配額，投資國便可以使用。中國在紡織品領域受歐美出口配額的限制非常嚴重，因此不少的紡織服裝企業到海外投資主要動機都是為了突破配額的壁壘，在海外尋求更廣闊的市場。這種類型的企業在海外的投資也要視情況而定：一次性投資建廠可以帶動國內紡織機械的出口，但對出口貿易沒有持續的帶動作用；使用國內材料多的，可以促進國內原材料、面料的出口，但有原產地規定比例的國家對此也有一定的限制；在有的國家（地區）可以享有免配額、免關稅的優惠，則可以大大提高我國產品出口或向第三國出口。因此，紡織服裝行業在海外的投資對我國出口貿易的影響是擴大還是替代，兼而有之，目前尚未找到實證數據。

四、結論

1.綜合國際直接投資與貿易關系的理論，回顧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關系中的發展，以及中國海外投資與貿易的現狀與特點，論述了中國海外投資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我們進一步證實了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既存在互補又存在替代關系、中國的海外投資既有貿易創造效應又有貿易替代效應的理論。有意義的是這些互補和替代關系，或稱貿易創造和貿易替代效應，在不同的投資領域、投資行業、不同的投資區域以及不同的發展階段中是有所差異的。

第7篇：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范文

一、國際直接投資與貿易的理論解析

影響國際貿易增長的因素有許多，從理論上講，僅就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的關系而言，直接投資究竟是構成對貿易的替代，還是產生了對貿易的創造，這主要取決于國際直接投資的類型。

按照小島清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從一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分析，國際直接投資可分為三種類型：（注：［日］小島清：《對外貿易論》第423頁，南開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1)自然資源導向型投資。在東道國尋求某種自然資源既是為了滿足母國本國的需要，也可以向其他國家出口。因此，資源導向型的投資不僅擴大了母國自然資源的生產規模，而且也促進了母國與東道國之間的國際貿易發展，甚至還擴大了與其他國家之間的國際貿易發展。(2)市場導向型投資。如細分起來還可以分為突破貿易壁壘型投資和占領市場型投資。因此，在這種類型中，國際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之間的關系比較復雜。如：跨國公司在東道國投資后的初始階段，因各種需求的存在，貿易是創造性的；當投資和生產形成一定規模時，“就地生產，就地銷售”的結果勢必會減少貿易的往來，因而具有貿易替代效應。

但如果是突破貿易壁壘型投資，也許這種投資對貿易的間接促進會使貿易的規模進一步擴大。但全面地分析，即使是前面所述的替代貿易時，在東道國進行市場導向型投資也可能會帶來服務貿易方面新的需求。(3)生產要素導向型投資。這主要是指在東道國尋求低成本勞動力的投資。這種類型的投資，因國家之間比較優勢而形成的國際分工，在初始乃至相當長的一個階段中無疑是加大了貿易的發展，如發達國家在發展中國家投資而進行的加工貿易。但因比較優勢是動態而非靜態的，這種投資與貿易的關系也要視具體情況而進行具體分析。

在理論上闡述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貿易的替代關系的還有佛農(Vernon.R)，他在其著名的產品周期理論中，通過對新產品、新技術的創新、模仿和擴散的動態分析，闡述了母國的出口與對外直接投資的關系。在新產品的第一階段，產品在技術創新國國內的生產、銷售主要以滿足國內需要為主（也存在向收入水平和消費結構比較接近的其他國家出口的可能性）；但是，隨著技術的成熟化，同時又面對其他國家企業的競爭，降低產品成本成為技術創新企業維持其海外市場占有率的必然要求，這時便出現了技術創新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佛農認為，一般地這種對外直接投資不會產生對母國出口的替代效應。但是，如果這種投資發生得過早，就有可能替代母國的出口。在技術進步日益加快的情況下，隨著跨國公司國際化程度的提高，新產品的生命周期不斷縮短，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出口貿易的替代影響將越來越明顯。（注：Vemon.R:"InternationalInvestmentandInternationalProductionintheProductCycle",

pp255-267,Vol.41,No.4,OxfordBulletinofEconomicsandStatistics(November,1966).）

總之，對外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的關系即存在互補性，也具有相互替代性，這要根據母國（或跨國公司）投資的動機、類型和發展階段而定。

二、國際直接投資與貿易的實證檢驗

當我們從實證分析的角度再來看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關系時，會發現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在這方面存在一些異同。因此，在下面的分析中，我們將對這兩類國家分別進行研究。

（一）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關系

國外一些學者將對外直接投資與某些產業的實際出口聯系起來進行了實證研究。如，伯格斯坦(Bergsten.C.F.)認為，在美國不同的對外直接投資產業中，那些對外直接投資程度較低的產業，其出口水平也較低；隨著對外直接投資水平的提高，出口規模也相應上升；但是當對外直接投資超過一定規模后，追加的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的促進效應就逐漸消失了。因此，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貿易之間既是互補關系也是競爭關系。隨著跨國公司國際化程度的提高，其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的競爭（替代）也將不斷加劇，因而海外子公司的生產將逐漸替代美國的出口。（注：

Bergsten.C.F.,ThomasHorst&Theodore.H.M.:"AmericanMultinationalsandAmerican

Interests",WashingtonD.C.BrookingsInstitute(1978).）同時，學者們也有相反的發現，利普賽(Lipsey.R.E.)和威斯(Weiss.M.Y.)的研究表明：無論在發達國家還是在發展中國家的市場上，美國的出口與美國海外子公司銷售額都是高度正相關的，而且美國海外子公司的生產銷售都部分替代了美國出口競爭伙伴中的發達國家企業的出口（注：

Lipsey.R.E.&Weiss.M.Y.:"ForeignProductionandExportsinManufacturingIndustries",

pp488-494,Vol.63.No.141,ReviewofEconomicsandStatistics(November,1981).）。

（二）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關系

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除去個別的現象，較大規模的起步應從20世紀60年代算起，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委內瑞拉，亞洲的印度、韓國、新加坡、菲律賓和中國臺灣地區都是從那時起陸續向國外或境外進行直接投資的。20世紀70年代后期，中東石油輸出國組織一些成員的投資方式也從貸款轉向間接投資，再由間接投資轉向直接投資。（注：宋亞非：《中國企業跨國直接投資研究》，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雖起步較晚，但發展速度較快，而且由原來主要投資于鄰近的國家和地區，逐步轉向向發達國家進行直接投資。

伴隨著經濟實力的提高，發展中國家企業進入世界級大企業的數量也在逐漸增加。1997年，發展中國家企業進入“全球500強”的僅有22家，平均營業收益率為3.6%；而2000年入圍企業增加到33家，平均營業收益率提高到5.2%，且高于“全球500強”4.7%的平均收益率（注：張金杰：《國際直接投資形勢與跨國公司的戰略調整》，王洛林、余永定主編《2001-2002年：世界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

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健康發展對貿易的促進也有其特點。首先，小規模和特殊商品是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優勢。由于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大多數屬勞動密集型的小規模生產，資本勞動比率比發達國家跨國公司低許多，發展中國家東道國更愿意接受勞動密集型高的項目投資。即使是進行規模較大的生產性投資項目，與發達國家相比，作為母國的發展中國家也占據勞動力成本低的優勢。同時，這種生產性投資也將給母國帶來原料、設備的出口增加，因而具有很強的投資與貿易互補性。其次，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一般側重于擴大出口的市場銷售戰略。無論是為保護原有的出口市場，或是開辟新的市場，還是避開貿易壁壘，發展中國家多采取各種方式保障出口，在達到一定實力和經驗積累后，逐步再向全球經營戰略發展。

考察韓國的經濟，其迅速發展得益于通過出口把國內產業與國際市場緊密連接的結果，從而使國際市場容量的不斷增大，并對國內經濟的增長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從1991年韓國全國經濟學家聯合會的一份《韓國制造業的國外投資經營成果調查表》（注：參見杜玲博士論文：《發展中國家／地區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經驗與趨勢》，2002年5月。）中，我們看到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總的來講與貿易聯系較多，所占比重也較大。如開拓市場與回避進口限制兩項都與貿易緊密相連，其之和所占比重在韓國整個對外直接投資動機中達到35.7%。當然，從表中還可以看出，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因區域不同而有所差異。在北美洲和歐洲地區，開拓市場的動機比重最高，占到29.3%，比其他動機的比重平均高出10個百分點，這是為適應當地區域化經濟和確保新產品市場的結果；在拉丁美洲、大洋州地區，最高比重的動機為回避進口限制，占27.3%，也比其他動機高出10.4個百分點，這說明韓國對外直接投資在此兩個地區對貿易壁壘的突破動機占據很重要的地位。

但具體到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行業，還有更進一步的動因分析。如李宏格（音譯）(Lee,Honggue)對韓國電器行業的研究。（注：參見Lee,Honggue:"Globalization,ForeignDirectInvestmentandCompetitiveStrategiesof

KoreanElectronicsCompanies",inNomuraResearchInstitute&InstituteofSoutheast

AsianStudies(ed.),TheNewWaveofForeignDirectInvestmentinAsia,InstituteofSoutheastAsian

Studies(1995).）電器是韓國最重要的制造業部門，在20世紀90年代初韓國就已成為世界第五大電器生產國。李宏格指出，韓國電器行業在1989年的對外直接投資額比1979年增長了85%，顯示出韓國在該行業的對外直接投資于20世紀80年代末達到了頂峰——盡管與韓國電器產品的出口相比其投資的規模是非常有限的：1976-1992年間電器行業對外直接投資為5億美元，而1992年電器產品的出口額卻高達161億美元。李宏格分析，韓國電器行業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主要表現為維持和擴大出口的需要，即通過對外直接投資提高出口產品的競爭力。那么，這種對外直接投資的壓力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方面，是韓國本身國內勞動力成本不斷上升所造成的壓力，迫使電器行業利用對外直接投資，在國外尋求廉價勞動力以降低生產成本（主要是在亞洲地區）；另一方面，則是來自歐美國家貿易保護主義的壓力，在韓國擴大對歐美出口的同時，其電器產品也已成為反傾銷的對象——這一點對我國在加入WTO之后，重新審視海外投資與貿易的關系時，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綜上所述，盡管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有所不同，但總的趨勢是積極的，對外直接投資有利于一國的對外貿易乃至國際貿易；由于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互補關系和替代關系在不同的發展階段表現不一，所以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出口的影響具有動態效應；在經濟全球化的今日世界，對外直接投資已不僅僅是發達國家的“專利”，它對發展中國家來講同樣是必不可少的經濟運作方式。

三、中國海外投資發展與貿易的關系

為了論述的方便與國土概念上的準確，我們把以下涉及的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稱為“海外投資”。

（一）中國海外投資的發展與現狀

中國海外投資的發展，比較準確的提法應該從1949年算起。但因那個時期的海外分支機構都是一些貿易企業，規模又非常小，一般不在我們的討論之內。從1978年的改革開放至今，中國海外投資的步伐越來越大。截至2001年年底，經外經貿部批準的企業就達6610家，中方海外投資總額已達83.5731億美元，遍布全球153個國家和地區（注：此海外投資的區域數字以《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年鑒》（2001年）為準。）。

1.中國海外投資的區域分布。中國海外投資在全球的區域分布正逐步由集中化向多元化方向發展。但目前從投資的額度來看，集中化的表現還依然存在。截至2001年底，中國海外投資企業數量在全球主要63個國家和地區的分布見表1。從基本格局看，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占28.99%，發達國家（歐洲、大洋州和北美）占27.99%，加上中國港澳地區33.46%的分布，大致呈現出各占1/3的態勢，可以說是一個多元化的分布。具體的投資額度和比重見表1

。

通過以國家和地區分布的形式進一步對投資額排序，我們就可以看到中國海外投資分布的集中化：即地緣優勢和人緣優勢使相鄰國家（地區）和海外華僑聚集的國家（地區）成為中國海外投資的集中區域。至于在拉美地區和非洲投資額分布得較高，一般為投資行業的原因所致，這將在下面進一步闡述。

2.中國海外投資的行業分布。中國海外投資是從貿易型企業起步的。這些貿易型企業開始在海外做的商業性工作是為對外貿易企業提供信息、進行市場調查和客戶聯系服務的。20世紀90年代以后，在中國政府有關政策的引導下，生產加工型企業有所增加。但總的來看，服務貿易型的投資行業特點仍十分突出。根據對外經貿部的統計，截至1999年，中國海外投資中服務貿易型企業，無論從企業數量上還是在投資額度上仍占絕大多數；生產加工型企業雖然在企業數量上增加較快，但在投資額度上還處于較小規模；而資源開發型企業在投資額度上比生產加工型企業還要大些。詳見表2。

資料來源：根據中國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提供的數據整理。參見：外經貿部發展司：《中國的境外投資狀況》，《國際貿易論壇》2000年第5期。

一般地，中國海外投資在發達國家的多為服務貿易型和研究開發型，即非生產性項目。服務貿易型企業的運作主要是為了服務于國內企業的出口，以促進中國產品的出口；在海外投資于研究開發型企業則是為了更有利地接近發達國家或地區的先進技術，以提高我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而中國在發展中國家的投資則大多為資源開發型和生產加工型，即非貿易性項目。資源開發型的投資，主要是為了獲取國外開采條件較好或儲量、品位較高的石油、礦產、林業、漁業等資源，以滿足國內經濟發展的需要；生產加工型投資，主要為轉移國內長線產品的生產能力或發揮中國在技術、管理上的比較優勢以占領當地的市場，同時帶動相關材料、設備、零配件的出口。因此，這也是生產加工型的投資大多集中在亞洲、拉美和東南亞地區的主要原因。

（二）中國海外投資與貿易的互動

1.中國進行海外投資的動因。從外部條件上看，經濟全球化使各國經濟進入生產、銷售、采購的全球體系成為必然。中國既然已經實行了“引進來”的改革開放，也必然要實施“走出去”的對外開放，以充分利用國內外“兩個市場”和“兩種資源”，實現資本、技術和人力等生產要素的雙向流動，提升國內的產業結構，促進本國經濟的發展。

從中國國內經濟發展的需求上看，“走出去”到海外投資不僅是政府的政策號召，更主要的是國內企業自身發展的利益驅動和內在要求。如前所述，一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有許多動因，具體而言，中國海外投資的動因主要有如下五點：(1)尋求資源開發。中國雖地大物博，但人均資源占有率很低。在進入21世紀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中，資源短缺對中國經濟將是一個嚴重的制約。其中，開發的重點放在對我國經濟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對外能源投資，即對石油、天然氣的開采；此外，還有一般性資源（如：黑色和有色金屬礦產資源、樹林資源等）的開發。在海外投資開發資源，主要是為了保障我國資源長期、有效和穩定的供應。(2)擴大出口貿易。無論是從中國政府政策的角度，還是從企業投資的角度，利用對外直接投資帶動材料、機器設備、零部件的出口，甚至帶動服務業的出口，都是目前進行對外投資最多的動機。在政府制定的有關海外投資政策中，著眼點基本上都是擴大出口，是與對外直接投資有關的貿易措施；綜合對中國海外投資企業的動機調查，擴大出口也占了相當大的比重。（注：參見段云程：《中國企業跨國經營與戰略》，中國發展出版社1995年版；謝康：《跨國公司與當代中國》，立信會計出版社1997年版；魯桐：《中國企業海外經營：對英國中資企業的實證研究》，載世界經濟學會編《世界經濟與中國：2000-2001年》，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3)開拓國外市場。在中國國內需求不足以及同類企業競爭激烈的情況下，積極開拓新的國外市場是企業利益驅動的內在動力所致，也是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動機之一。這與理論上闡述的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之一——尋求市場型是相同的。(4)規避貿易壁壘。從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上講，規避貿易壁壘或突破貿易壁壘都是尋求市場型的一種動機。由于我國現已加入WTO，關稅逐步下調后，規避各種貿易壁壘已成為擴大出口和占領國外市場的一個重要手段。特別是近年來，出口配額限制、對中國出口產品的反傾銷等情況越來越嚴重，因此利用海外投資建廠生產可謂是突破貿易壁壘的一個有效方式，也是對特殊貿易限制的一個反應。(5)獲取高新技術。在海外投資是中國企業獲取高新技術的一條重要途徑。中國的一些航天、航空、電子、生物化學和機械業的大型企業已經開始通過對外直接投資的渠道學習國外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少數中國企業還在國外投資建立了研究和開發機構，用最近的距離、最快的時間學習、研發最新、最前沿的技術。當然，這種類型的投資需要雄厚的資金支持，但它將是最具潛力的海外投資。

2.中國海外投資對貿易的影響。如前所述，無論是從理論研究還是實證分析上，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即存在互補關系也不乏替代關系，即存在貿易創造效應也有貿易替代效應。具體到中國的實際，由于投資行業的特點和投資區域的不同，海外投資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要視具體的投資行業和投資區域而定。首先，服務貿易型企業的投資，動機與目標非常明確，肯定是為擴大出口服務的，因此這類企業的海外投資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無疑是積極的；其次，資源開發型企業的海外投資，進口的資源都是我國相對成本低或戰略的需要，同時還能帶動設備、制成品（如鋼材）、技術和勞務的出口，雖然會帶來一定的進口貿易增長，但從整體上看對我國出口貿易還是起到了促進作用；最后，生產加工型企業的海外投資對我國對外貿易的影響情況較為復雜。我們將對生產加工型企業的海外投資做一個具體分析。(1)機械行業。機械行業中如汽車、摩托車零配件組裝，家用電器中的CKD、SCD（注：CKD:CompleteKnock-Down，即全分解裝配：將產品全部拆散成零件后提供給買方組裝成整機；

SKD:SemiKnock-Down，即半分解裝配：將產品拆散成部件或部分部件、部分零件后提供給買方組裝成整機。）等，由于絕大部分甚至全部都要使用國內的零部件，在初期設備投資之后，后續的零部件就成為組裝生產的必備條件。因此，從總體上看，機械行業在海外投資對我國出口的帶動作用是持續且長期的。特別是大型家用電器，這是典型的加工組裝型產品，根據外經貿部的有關統計，家電行業投資帶動出口的系數比其他產品高達20-30倍。金城集團的案例也顯示，摩托車產品在海外投資建廠生產后，大幅度地帶動了該集團的出口：1997年海外銷售收入250萬美元，帶動出口近150萬美元；1998年海外銷售收入近600萬美元，帶動出口達400萬美元（注：李鋼主編：《“走出去”開放戰略與案例研究》，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出版社2000年版。）。實證分析表明，機械行業由于技術與原材料、散件的高度結合，海外投資就可帶來明顯的貿易創造效應。(2)輕工行業。嚴格地講，輕工行業中也有屬于機械行業的產品，區分出來的主要是體積較小的機械產品如自行車以及其他輕工產品。這類產品的特點是，體積較小，出口運費沒有體積較大的機械產品高，與海外加工的生產成本比，在國內的生產成本更低，因此這類產品的海外投資與出口很可能出現替代關系。也就是說，在國內生產此類產品后出口更經濟，就很少會有企業再到海外投資生產；即使在海外投資并形成規模生產，對國家的出口帶動作用也不大。(3)紡織服裝行業。紡織服裝業的投資主要是規避貿易壁壘，由于根據多種纖維協議，在投資國的出口配額已經用盡時，如果東道國尚有未使用的配額，投資國便可以使用。中國在紡織品領域受歐美出口配額的限制非常嚴重，因此不少的紡織服裝企業到海外投資主要動機都是為了突破配額的壁壘，在海外尋求更廣闊的市場。這種類型的企業在海外的投資也要視情況而定：一次性投資建廠可以帶動國內紡織機械的出口，但對出口貿易沒有持續的帶動作用；使用國內材料多的，可以促進國內原材料、面料的出口，但有原產地規定比例的國家對此也有一定的限制；在有的國家（地區）可以享有免配額、免關稅的優惠，則可以大大提高我國產品出口或向第三國出口。因此，紡織服裝行業在海外的投資對我國出口貿易的影響是擴大還是替代，兼而有之，目前尚未找到實證數據。

四、結論

1.綜合國際直接投資與貿易關系的理論，回顧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關系中的發展，以及中國海外投資與貿易的現狀與特點，論述了中國海外投資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我們進一步證實了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既存在互補又存在替代關系、中國的海外投資既有貿易創造效應又有貿易替代效應的理論。有意義的是這些互補和替代關系，或稱貿易創造和貿易替代效應，在不同的投資領域、投資行業、不同的投資區域以及不同的發展階段中是有所差異的。

第8篇：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范文

引言：20世紀80年代以來，國際直接投資開始興起，與此同時，跨國公司成為直接投資的主要載體，它的發展不僅滲透到世界各國的各個生產領域，而且對全球生產要素和資源進行跨國界的優化配置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相應地，國際分工也逐步從傳統的以國內生產、對外交換為特征的貿易導向型向以國際化生產、跨國經營為特征的投資導向型轉移。在這種背景下，任何一個國家自身經濟的發展己經不可能只依靠本國的資源、資金、技術和市場，走國際化的經濟發展道路己成為的必然。

一、對外直接投資與經濟發展

對外直接投資與投資母國之間的經濟關系往往通過外直接投資依存度進行分析，通過這一指標可以反映出一國經濟發展過程中對國際產業資本的依賴程度或生產國際化程度。在經濟國際化過程中，往往是先通過對外貿易來拉動本國的經濟增長，這在數據上體現為對外貿易依存度的逐步提高。當對外貿易依存度達到一定水平后，就出現相對穩定或緩慢增長的態勢，此時對外直接投資的依存度會有明顯的提高，并逐漸超過對外貿易依存度，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增強。下圖2005年――2009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依存度：

數據中的FDI包括引進外資及對外直接投資

數據來源：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網站有關數據整理得來

從圖表數據可知，我國目前依然是貿易主導型國家，盡管與貿易依存度相差很多，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依存度在逐年的增加，我國對外直接投資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此外，我國在注重對外直接投資對經濟增長的正效應的同時，也決不可忽視對外直接投資對一國經濟增長的負效應。

二、對外直接投資的效應

（一）經濟增長效應

對外直接投資是資本跨國流出的經濟活動，其對母國經濟增長的影響是通過一定的中間變量的作用，間接地實現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對外直接投資主要是資源配置、技術以及資本積累等方面對經濟產生影響。近年來，隨著我國經濟對能源、礦產資源的依存度的上升，我國通過直接對外投資可以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在更為廣闊的空間內將各類稀缺生產要素進行優化配置，從而提高我國經濟整體運行質量和在國際市場中的競爭力，對我國經濟的持續增長和國家經濟安全將發揮了重要的戰略作用?？鐕就ㄟ^對外直接投資在國內外證券市場、國內外銀行與非銀行金融機構以及國際資金市場籌措資金，使外部籌措的資金成為跨國公司海外直接投資資金來源極其重要的組成部分，尤其是對我國融資難的民營企業更為重要，同時使交易成本大大減少。

（二）產業結構效應

小島清的邊際產業理論認為，一個國家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可以延長本國已經處于劣勢的產業優勢發揮作用的時間。此次的金融危機暴露出我國的產業結構的種種弊端，要想保持經濟的快速平穩的發展，產業結構到了非調不可的地步。借鑒日本的經驗，我國在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時，一方面可以向處于技術下游的其他國家進行直接投資，將我國低附加值、失去優勢的產業轉移出去；另一方面通過向發達國家的直接投資將高新技術產業、高附加值產業引入到本國產業結構中，從而實現本國產業結構的升級。

（三）貿易效應

從投資國的角度來講，對外直接投資的貿易效應理論主要有貿易替代論、貿易創造論和投資貿易融合論。在制造業領域，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通常是為了繞過各類貿易壁壘，進一步占領和拓展國外市場，提高產品全球市場占有率，與此同時，制造業的境外投資會帶動國內設備、零部件、原材料等中間產品的出口以及相關服務的出口，這有利于我國貿易出口總體規模的擴大。

（四）就業效應

跨國公司外直接投資對一國就業的影響通常用“替代效應”和“刺激效應”的差額來衡量。當替代效應大于刺激效應時，直接投資將會導致投資國就業機會的減少；反之，則會導致就業機會的增加。對我國來講，刺激效應主要體現在由我國對發展中國家投資出口的增加帶動就業的增加上，這在占我國投資比重較重的加工貿易有所體現。就業替代效應的強弱與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密切相關。

第9篇：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范文

【關鍵詞】 顯示性投資優勢指數 產業靜態集聚指數 產業動態集聚指數

西方標準的對外直接投資（FDI）理論在解釋工業化國家跨國投資動因及其行為特征等方面，為研究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提供了一系列重要依據。但是，這些理論基本上沒有涉及或很少涉及廠商開展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發展路徑問題，而是一種以“企業選擇”為重點的理論范式，在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選擇上并沒有提供多少有價值的建議。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尚處于起步階段，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選擇既關系到一國對外經濟活動的宏觀經濟效益，也關系到投資者的微觀經濟收益。隨著中國對外開放的不斷深化，中國現階段的對外直接投資規模將不斷擴大。制定合理的產業選擇方案，是優化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產業結構、提高中國對外經濟活動質量的必要理論前提。從深遠意義說，中國FDI產業選擇的科學性與合理性，將直接決定著中國對外開放總體發展戰略的政策績效，決定中國在經濟全球化時期參與國際分工的利益分配。

國內外學者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選擇問題進行了相關研究。如江小涓（2005）指出今后一段時期內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重點行業是中檔加工組裝制造業、紡織與服裝業、研究與開發機構和中小型高新技術企業、油田和其他重要資源開發；聶名華（2001）總結了我國境外投資產業選擇的決定因素，并提出應將具有比較優勢的制造業列為境外投資重點，同時要有選擇地投資進口替代型的資源開發業；宋偉良（2005）在分析與產業選擇相關理論后認為，中國應該借鑒國際經驗，并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重點支持資源開發業、服務業、高科技產業、勞動密集型和成熟適用技術產業的境外投資。另外趙春明（2002）、邢建國（2003）等學者也對該問題提出了自己的觀點。但是從目前已有的研究來看，大多數研究成果偏重于理論研究和定性研究，對于產業選擇的依據和基準也只停留在理論表述，沒有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選擇提供可參考的指標體系，對于產業選擇的實證研究也較少見到。

鑒于此，本文將以顯示性投資優勢指數、產業靜態集聚指數和產業動態集聚指數等指標實證分析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產業選擇的發展方向和發展空間，深入探尋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產業選擇的潛力。

一、顯示性投資優勢指數

1、投資競爭力與顯示性投資優勢指數的提出

盧進勇（2003）在研究企業國際競爭力的概念時，首次提到投資競爭力的概念。他認為，目前存在的一些企業競爭力或企業國際競爭力概念基本上都沒有考慮投資或對外投資問題，所下定義僅僅顧及了貿易或對外貿易方面，應當說，在當今國與國之間經濟交往方式日趨多樣化，國際直接投資和跨國公司所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大的情況下，這樣的定義是不全面的。

因此，他認為有必要將企業國際競爭力劃分為國際貿易競爭力和國際投資競爭力兩個方面，正式提出企業國際投資競爭力的概念。國際貿易競爭力類似于已有的關于企業國際競爭力的概念。國際投資競爭力是指企業開展對外投資過程中較其他投資者更強的投資決策、項目運作和企業管理能力。國際貿易競爭力與國際投資競爭力的側重點不同，前者的側重點是產品、價格、質量、服務、營銷和品牌等方面的競爭力，后者則側重在項目投融資、技術、管理和品牌競爭力等方面。但是盧進勇在界定概念后，沒有在文章中對于國際投資競爭力進行進一步分析和使用，無法領略到它更深層次的意義。

由于國際投資競爭力與國際貿易競爭力有相似之處，只是側重點不同，筆者認為可以模仿現有國際競爭力分析的指標，創造出國際投資競爭力的分析指標，對中國各產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競爭狀況進行定量分析，更好地指導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選擇。為了方便進行產業選擇，也考慮到數據的可得性，本文模仿顯示性比較優勢指數，創設顯示性投資優勢指數（Revealed Investment Advantage，RIA）進行分析，即：

RIAia=（Xia/Xit）/（Xwa/Xwt）

式中，Xia是國家i在a產業上的對外直接投資額，Xwa是a產業在世界市場上的對外直接投資額，Xit是國家i在t時期的對外直接投資總額，Xwt是世界市場上t時期的對外直接投資總額。

這一指標反映了一國某產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與世界平均對外直接投資水平相比而言的相對優勢。它剔除了國家總量波動和世界總量波動的影響，較好地反映了不同產業投資的相對優勢。一般而言，若RIAia＜1，則該國在該產業上處于比較劣勢；若RIAia＞1，則處于比較優勢，取值越大比較優勢越大。

2、顯示性投資優勢指數分析

（1）數據選取。中國各產業的對外直接投資額來自于2003—2008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2003年關于對外直接投資行業分布的數據是目前能夠查到的最早數據，使用的是各產業的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和比例。世界對外直接投資總額和各產業數據使用的是《2009年世界投資報告》中并購（M&A）的銷售總額和各產業的并購額，選擇流量進行計算。由于中國產業統計口徑在2006年以后基本一致，而這之前的數據產業劃分不盡相同，本文進行了適當的整理，但仍有部分數據缺失。世界對外直接投資分產業數據是在原數據基礎上根據中國公布的產業分類進行了合并整理所得。另外世界投資報告中沒有公布批發零售業的并購數據，雖然中國該產業的對外直接投資所占比重較大，但無法計算顯示性投資優勢指數，所以無法用該指標界定中國某產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競爭力。

（2）指標分析。表1對數據基本齊全并且有實際意義的若干產業的RIA指數進行了具體分析。

從各年度的顯示性投資優勢指數可以看出，在以上的各產業中，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具有明顯優勢的產業是農林漁業，RIA值基本在12以上；具有一定優勢產業的是商業服務業、建筑與房地產業，RIA值在3—8之間；只具有微弱優勢的產業是采礦業；交通運輸倉儲業的RIA值波動較大，投資競爭力不穩定；其他產業的投資競爭力不明顯。

從各產業的年度變動來看，商業服務業和農林漁業的投資競爭力處于增長狀態，采礦業和制造業有所下降，交通運輸倉儲業雖然指標值有波動，但總體呈上漲的趨勢，建筑與房地產業以及電力煤水生產和供應業指標值跨度大，趨勢不明顯，但也有下降的變動。

因此從顯示性投資優勢指標看，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競爭力總體不強，優勢產業仍集中在農林漁業和商業服務業，采礦業的優勢也存在，但2007—2008年的產業投資競爭力與前幾年比較起來已經明顯下降，這與現實情況基本符合。制造業對外投資比例不高，只占總額的10%。

二、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靜態集聚指數

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靜態集聚度可通過以下公式計算得出：

其中Si表示投資國在i產業對外直接投資的靜態集聚指數，ai表示對外投資國在i產業上對外直接投資存量規模，ai表示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的總體規模，i=1，2，…n表示n個產業部門進行對外直接投資。

該靜態指數反映的是投資國在一個產業部門的對外直接投資在其全部對外直接投資中的地位和比重，是衡量目前投資國對外直接投資在不同產業分布的存量指標。其數值等于各產業投資額占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比率。

根據這個計算公式，筆者依然選取2003—2008年的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數據作為計算對象（數據選取來源同上），得出中國近6年的對外直接投資產業靜態集聚指數水平，如表2所示。

根據各年的產業靜態集聚指數情況看出，商業服務業和批發零售業值最高，兩者之和在50%左右，這種趨勢在5年內都沒有改變，因此，我們可以明顯看到，商業服務業和零售業是中國長期以來的優勢產業，雖然2007年兩者所占的比例小于50%，但主要是因為有部分數據被分離出去單獨計算，因此并不影響它的總體趨勢變化。另外，近兩年制造業的投資比例已經遠低于10%，總體水平連年下降，可以看出制造業優勢產業的地位逐漸消失。制造業對外投資平均比例不高，只占總額的8.1%，而出口貿易的90%是工業制成品，其中近60%是外商投資企業的出口產品，可見我國貿易投資行業一體化程度較低。這可能是因為相對于服務業和批發零售業而言，制造業的對外直接投資需要較強的國際競爭力做后盾，如發達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中，制造業就占有很大比重。與制造業相對比，最近幾年交通運輸與倉儲業、采礦業和金融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比重逐漸增加，都超過10%。

三、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動態集聚指數

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動態集聚度表示為：

其中Di(0-t）為時間段（0-t）內在i產業對外直接投資動態聚集指數。bi(0-t）為時間段（0-t）內投資國在i產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增長速度，bi(0-t）為投資國在時間段（0-t）內對外直接投資的平均增長速度。

若bi(0-t）＞0，則表明時間段（0-t）內投資國對i產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規模在不斷擴大，該產業為投資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擴展性產業，若bi(0-t）＜0則表明時間段（0-t）內投資國在i產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規模在不斷減少，該產業為投資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收縮性產業。

當i(0-t）＞0，若Di(0-t）＞1，則表明在時間段（0-t）內投資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向i產業集聚，若Di(0-t）＜0，則表明在時間段（0-t）內投資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從i產業向其他產業轉移；若0＜Di(0-t）＜1，則表明在時間段（0-t）內投資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在i產業縱向比較有所增加，但增長速度小于其對外直接投資的平均增長速度，相對來說投資國的對外直接投資由該產業向其他產業轉移。

當bi(0-t）＜0時，若Di(0-t）＞0，則bi(0-t）＜0，表明在時間段（0-t）內投資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從i產業向其他產業轉移；Di(0-t）＜0，則bi(0-t）＞0，表明在時間段（0-t）內投資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向i產業集聚。

與靜態的集聚指數不同，動態的集聚指數是反映在一定時間內投資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集聚和轉移的流量指標，體現了投資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間轉移方向和速度。使用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動態集聚指數可以在靜態分析的基礎上更準確地測量產業的集聚趨勢和轉移方向，體現對外直接投資產業選擇方面的潛力。

根據計算公式，筆者依然選取2003—2008年的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數據作為計算對象（數據選取來源同上），在表2數據的基礎上，求出2004—2008年各產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增長速度與產業平均增長速度，最后得出15個產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動態集聚指數，如表3所示。

對計算結果進行比較分析可以發現，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產業動態集聚有以下幾個特征：第一，中國各產業多年來基本保持增長的趨勢，連續四年產業平均增長速度都在10%以上，2004年的平均增長率甚至高達46.7%；第二，從單個產業來說，每一年都基本體現出正的動態集聚指數，可以看出每個產業都能連續保持增長的勢頭，只是增長的速度有所不同，只有采礦業在2007年開始出現了明顯的負增長，表明了明顯的發散趨勢；第三，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產業在2007—2008年向商業服務業、批發零售業、交通運輸業、房地產業、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軟件業、科研技術服務地質勘探業以及農林漁業聚集，從縱向比較看，交通運輸業、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軟件業、科研技術服務地質勘探業以及農林漁業四大產業基本一直保持Di(0-t）＞1，出現明顯的產業集聚；第四，在采礦業出現轉移的同時，制造業的Di(0-t）由大于1轉為小于1，這表明制造業的集聚趨勢不再明顯，增速減緩，已經低于各產業的平均增長速度，出現發散的跡象；第五，金融業的增長從無到有，雖然與數據統計有關，但也可以看出金融業在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產業中逐漸占有一定位置，增長的勢頭逐漸顯現出來。

四、實證分析的結論總結

對于上述三個指標的計算結果，本文對于各產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總體情況和產業選擇方向進行了總結，如表4所示。

第一，具有投資競爭力、在投資總額中占有較大份額并且具有一定產業集聚趨勢的產業有商業服務業和交通運輸業。它們是中國較早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保持了較高的投資優勢，對中國對外開放、大力發展對外貿易的外向型發展思路的實施起了很大作用，符合我國總體的發展戰略方向，因此應當繼續重點扶持和發展。

第二，具有一定的投資競爭力、明顯的產業集聚趨勢，目前在投資總額中占有份額較小的產業有農林漁業和建筑及房地產業。它們有非常強的產業組合區位優勢，有極好的發展勢頭，但目前還沒有在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中占主流地位，因此國家應加大在農林漁業等產業對外直接投資上的支持力度，加快這些產業的跨國經營，更好地顯現出它們所蘊含的競爭優勢。

第三，不具有投資競爭力、但具有明顯的產業集聚趨勢，目前在投資總額中占有份額仍較小的產業有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軟件業、科研技術服務地質勘探業。這些產業是中國基于產業結構高度化同質性基準，順應國際分工趨勢，尋求和培育產業要素優勢，實現產業結構優化和升級的選擇，以后也應該著力發展，并逐漸培育各產業的投資優勢和競爭優勢。

第四，具有微弱投資競爭力或沒有競爭力，目前在投資總額中占有較大份額，具有產業分散發展趨勢的產業如采礦業和制造業。我國要根據國家產業發展戰略和這些產業對國內產業的關聯程度進行細化，引導兩個產業選擇合適的區位進行投資，獲得“相對優勢”，規避東道國的環境保護壁壘，也必將有利于中國經濟的總體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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