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觀經濟研究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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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宏觀經濟研究范文

【關鍵詞】RBC理論 RBC模型 經濟周期 經濟波動

20世紀80年代，以基德蘭德和普雷斯克特（1982）為代表的經濟學家開創了真實經濟周期理論（Real Business Cycle Theory，簡稱RBC理論）。RBC理論在瓦爾拉斯均衡模型中生成經濟周期，第一次系統地從供給角度考察經濟周期。在分析方法上，RBC理論建立在典型的微觀經濟學基礎之上，以典型行為人為基本分析單位，采用動態一般均衡模型。

RBC理論的大部分研究以美國經濟為背景，以中國經濟為背景的研究較少。近幾年來，我國學者開始嘗試運用RBC模型模擬中國的經濟數據，解釋中國的經濟波動（卜永翔、勒炎，2002；陳昆亭、龔六堂、鄒恒甫，2004；劉樹成、張平、張曉晶，2005；殷劍峰，2006）。借鑒RBC理論研究中國宏觀經濟問題，我們必須根據中國的具體情況對RBC理論的模型假設與驗證結果加以充分和謹慎的比較分析，避免簡單的拿來主義。

一、RBC理論的基本模型及結論

1、RBC理論的基本模型

在完全競爭和理性預期等條件假設下建立的RBC模型被稱為RBC基本模型（basic RBC model）。RBC基本模型在拉姆齊模型（Ramsey Model）的一般均衡基礎之上引入真實沖擊，并考慮消費與閑暇之間的替代。為簡便起見，假設行為人的效用函數和面臨的生產函數分別為：

其中：Et表示在第t期的信息集合下求條件期望；?茁表示貼現率；?啄表示折舊率。

根據上述規劃的一階必要條件，補充初始資本存量、橫截性條件、穩態時行為人的勞動供給等三個邊界條件，可以得到求解最優規劃解的充要條件。補充一些參數條件可以求得解析解。如果采用一階泰勒級數展開法，在穩態附近對約束條件線性化，可以求得規劃的數值解。可以發現，資本、產出、消費、勞動受技術沖擊的影響而出現波動，從而給出經濟周期的理論解釋。

2、RBC理論的主要結論

RBC理論的主要結論可以從五個方面進行概括。

（1）經濟波動的根源。經濟周期根源于真實變量異常變化造成的供給沖擊。經濟波動是正常的，與市場失敗無關。

（2）經濟波動的傳播。經濟波動的核心傳導機制是勞動的跨期替代，即行為人在不同的時間段內優化配置自己的勞動時間。

（3）經濟周期的過程。經濟波動是理性的經濟行為人在面對沖擊時所做出的最優反應。經濟周期不是對均衡的偏離，是一系列沖擊引起的均衡本身的波動。

（4）政府無須干預經濟。既然是均衡，便具有帕累托效率，旨在熨平經濟波動的政府干預只能改善一部分人而不是所有人的福利水平。

（5）政策的動態不一致性。政策制定者根據當時的約束條件制定并宣布一項最優政策，這項政策宣布之后各經濟行為人會調整自己的預期和行動，導致政府所面臨的約束條件發生變化，在新的條件下原來的最優政策不再是最優的，于是政策制定者就會采取一項與新的最優政策。前后兩個政策的不一致，就導致了動態不一致性問題。

二、中國宏觀經濟研究借鑒RBC理論的可行性

1、RBC基本模型的假設條件

前述的RBC基本模型有著嚴格的假設條件。首先是需要完全競爭的市場；其次是價格靈活調整，市場連續出清，非自愿失業不存在，工作和閑暇在時間上具有高度替代性；第三是經濟主體是理性的，在現有的稟賦約束下追求其效用和利潤的最大化；第四是完全信息，行為人理性預期；第五是不存在外部性。

2、中國的經濟環境對模型假設條件的滿足情況

RBC理論主要研究完全市場經濟制度下的經濟波動，RBC基本模型有著諸多的假設條件，這些假設條件在中國的經濟環境中是難以完全滿足的。

（1）盡管1978年以來，中國開始由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但中國的市場經濟制度還很不完善。因此，研究1978年之前的中國經濟周期問題，直接采用RBC模型是不可行的，即使是對1978年之后的中國經濟周期的研究，直接采用RBC模型也會存在偏差。

（2）由于我國存在最低工資標準等限制條件以及勞動力供需結構性失衡、農村大量剩余勞動力的現實，價格靈活調整的假設條件在中國也是不完全成立的，非自愿失業在當前大量存在。

（3）由于過去的50多年來我國的經濟結構和經濟政策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一些經濟政策存在著時間的不一致性，政策決策過程的不透明導致了信息不完全，使得行為人難以做出理性的預期。例如，我國的國有股減持政策的一波三折引起了證券市場的非理。

由于RBC理論基本模型的假設條件在中國的經濟環境下難以完全滿足，因此，借鑒RBC理論研究中國的經濟周期問題，需要結合實際情況對基本模型進行修訂。

此外，RBC模型中的參數及國外研究中確定的數據難以適應中國的實際情況。例如，陳昆亭、龔六堂、鄒恒甫（2004）所做的研究中一些參數的取值是采用King & Rebelo（1999）對于美國數據的估計值，這個參數實際上還包含了制度變化的因素，不一定適用于中國。

三、RBC理論模型應用于我國有待修訂的問題

RBC基本模型本身還存在以下幾個方面的缺陷，需要予以完善。

1、RBC基本模型無法對經濟周期中就業的變化做出有力的解釋

基本模型需要勞動的跨期替代彈性足夠大才能對就業波動進行解釋，但經驗研究表明勞動的跨期替代彈性很可能小于1。另外，基本模型表明只有工資暫時性變化時才能對勞動供給產生較顯著影響，而研究表明，工資的變化具有較強的持久性。

針對這一缺陷，許多學者嘗試通過修改效用函數（如引入勞動不可分性和勞動契約）或修改生產函數（如引入資本利用率）形成拓展模型。

2、經驗數據表明實際工資與產出的相關性沒有那么明顯

通過模型的公式推導，產出與實際工資的相關系數等于1，實際經驗數據則表明實際工作與產出之間的相關性沒有那么明顯。

針對這一缺陷，克里斯蒂諾和伊齊鮑姆（1992）引入了政府支出。

3、RBC基本模型對于沖擊過程存在很大的依賴性

根據RBC基本模型，如果生產技術的沖擊是一個自回歸過程，才能較好地模擬經濟波動的實際情況。若技術沖擊是一個白噪聲或符合單位根過程，那么真實經濟周期模型的結果將無法模擬經濟周期中的特征事實。

針對這一缺陷，需要對基本模型進行修改，引入勞動調整成本，或者引入資本利用率和凸性的資本折舊函數。

4、RBC基本模型用索洛殘差難以準確衡量真實沖擊

許多經濟學家將索洛殘差作為衡量真實沖擊的標準，但索洛殘差是除去資本和勞動力供給對產出影響量的剩余量，是許多未知因素的綜合，含有很大的波動性，索洛殘差的短期變化也不一定都是由技術沖擊造成的。而且索洛殘差是否能有效衡量真實沖擊也受到質疑。例如，研究結果表明美國制造業的索洛殘差經常出現下降，對于美國而言如果認為真實沖擊主要由技術進步引起，那是否意味著美國制造業的技術出現退步？

5、用校準的方法檢驗模型影響了模型的解釋力

采用校準方法而沒有運用計量的方法，使得RBC模型與數據的匹配有相當大的彈性，所以當模型與實際數據的重要的“矩陣”匹配得很好時，也可能無法判斷模型是否具有良好的解釋能力，模擬結果與實際情況的符合程度由研究者主觀判斷。盡管可以通過廣義矩陣法對參數和變量的變化幅度進行統一的估計，但模擬結果的客觀性和科學性仍受到質疑。

四、主要結論及建議

本文依據RBC理論的基本模型與結論，從RBC理論模型的假設條件以及模型本身存在的缺陷分析我國宏觀經濟研究中借鑒RBC理論的可行性與條件，有如下的結論及建議。

1、需要對模型的假設條件進行全面考量和分析

RBC理論的模型有著較為嚴格的假設條件，而中國的經濟環境難以完全滿足模型的假設條件，應用RBC理論研究中國宏觀經濟，應用模型時需要對模型的假設條件進行全面考量和分析。

2、對函數的選擇和模型的架構進行修訂

RBC理論本身存在一定的缺陷，對效用函數、生產函數的選擇和模型的架構需要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進行一定的修訂。例如：引入政府支出、引入勞動調整成本，修訂生產函數和效用函數。我國學者殷劍峰（2006）基于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大量存在的典型事實，引入了勞動力的現期跨部門替代，構建了基于勞動力轉移的經濟周期模型，對我國經濟周期問題做出了較好的解釋。

3、重新估算各種參數

模型的參數如何取值是評價標準RBC模型對中國數據解釋力的關鍵之一，需要根據中國的具體情況，對于有爭議的各種參數重新估算。例如，折舊率對于波動是很關鍵的因素，直接影響資本存量的估算，間接影響到估算的技術沖擊變量；再如，勞動份額影響模型中所估計的技術沖擊時間序列，而且決定模型中各變量對外在沖擊如何傳播。

4、實證研究中樣本數據的取值應考慮具體國情

例如資本存量的估計、勞動時間采用的標準，應該予以科學的判定說明。改革開放之前的數據與現在的統計口徑存在很大區別，這些是否需要調整或者是否需要分兩個階段分別校準，以檢驗模型的擬合效果。

盡管RBC模型在我國研究中的應用存在一些限制性條件，且模型本身存在一定的缺陷，但RBC理論對于進行我國宏觀經濟研究仍然有積極的意義。例如，通過RBC理論，有助于認識穩定和增長之間的關系，有助于分析政府對教育、高新技術的支持力度問題，有助于指導我國的宏觀經濟政策更加關注長期性、一致性以及完善政策的制訂機制等。

【參考文獻】

[1] 袁志剛、宋錚：高級宏觀經濟學.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

[2] 殷劍峰：中國經濟周期研究：1954～2004. 管理世界，2006（3）。

[3] 劉樹成、張平、張曉晶：中國經濟周期波動問題研究.首屆中國經濟論壇論文集，2005。

[4] 陳昆亭、龔六堂、鄒恒甫：基本RBC方法模擬中國經濟的數值試驗.世界經濟文匯，2004（2）。

[5] 陳昆亭、龔六堂、鄒恒甫：什么造成了經濟增長的波動，供給還是需求：中國經濟的RBC分析.世界經濟，2004（4）。

[6] 劉金全、劉志剛：我國經濟周期波動中實際產出波動性的動態模式與成因分析.經濟研究，2005（3）。

第2篇：宏觀經濟研究范文

關鍵詞：宏觀經濟學；社會科學方法論；實證主義；人文主義

中圖分類號：F01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4）05-00-01

宏觀經濟學是一門復雜的學科，其中充斥著許多人為因素的不確定性，因此必須遵循某種方法論來減少這種不確定性。本文通過實證主義和人文主義范式分別來闡述，指出研究宏觀經濟學問題必須注重與方法論的結合。

一、宏觀經濟學的特殊性

宏觀經濟學有其特殊性，正是由于這種特性使宏觀經濟研究變得復雜多變。一是，整體性。宏觀經濟的整體性是指宏觀經濟雖然針對不同的主體可能有不同的經濟行為，而且經濟行為的范疇會存在差異，但是從宏觀層面的經濟來講，其整體性不可忽略。也就是說，社會也好，各級政府也罷，它們在宏觀經濟方面都必須以整體利益為出發點，在制定政策措施時，必須相互配合以達到共同的目標。二是，社會性。宏觀經濟的社會性是指宏觀經濟從整個社會的角度出發，要從宏觀的層面上把控整個國家乃至社會的經濟局面，正如本文的前一部分所述，社會及各級政府作為宏觀經濟的主體，使得它們的經濟行為具有了一定的社會責任。三是，協調性。宏觀經濟的協調性是指通過宏觀經濟活動，要促進社會各個領域的共同而協調的發展。從歷史的發展長河來看，任何一個階段的發展與進步在不同利益群體方面都不可能以同樣的速度進行，也就是存在著不同步性，在這種情況下，協調顯得尤為重要。

二、宏觀經濟學研究中存在的問題

由于宏觀經濟的特殊性的存在，要想準確研究宏觀經濟具有一定的難度。宏觀經濟研究成果普遍缺乏科學性和創造性。科學性是要求學術成果所表述的內容具有可靠性，體現在論據要準確翔實，文字表述精煉不可含糊其辭，許多經濟學研究達不上要求。研究成果的創新性要展現研究的解決和分析問題的能力，但實際上大多數研究成果不是材料堆砌，就是過多借鑒別人的理論缺乏自己的創見。像多數論文的文獻綜述部分都是材料堆砌而成，以時間為序最多，卻沒有時間地點提出理論的緣由等，這樣的綜述意義不大。研究成果中的模型的“借鑒”，幾乎都是直接照搬國外的東西，再直接用中國的數據進行檢驗，而數據的質量又不高，只要得出結論就可以，不管其正確與否。

三、方法論的必要性

方法論的定義為多種多樣，《韋伯斯特大學詞典》將方法論定義為“做某件事，或為做某件事的方式、技術或過程”。但在《應用經濟學方法論》這邊書中，方法論一詞實證指：給定領域中進行探索的一般方法的研究。因而，經濟學研究方法論就是對經濟學研究的一般方法的研究。書中方法一詞指的是：用于完成一個既定目標的具體技術或工具，這種用法和國家科學院科學指導委員會的用法一致。在社會科學方面，社會研究方法是通過科學的方法，系統地收集和分析關于社會現象的資料，并在此基礎上對相關的社會現象及其本質和規律做出科學認識的活動，是設計方法論的重要組成部分。

宏觀經濟學是建立在實踐基礎的研究，并沒有一個成熟的科學的理論研究方法，如果認為宏觀經濟學科的理論不需要經過科學的檢驗和檢測就能成功，這顯然是不對的。現代宏觀經濟理論如果想要發展就必須上升到理性的高度，從而形成科學的行為準則，同時這種“行為準則”在不斷的進步和發展中形成科學的“方法論”。在宏觀經濟學科研究領域，“方法論”十分重要，它是現代科學和經濟理論研究領域的核心問題。因此，對我們科學地學習和研究宏觀經濟學科研究是至關重要的，也是不可或缺的。

四、從社會科學方法論角度研究宏觀經濟理論

（一）實證主義

從研究特征來看，實證主義社會學對“科學建構”的強調依賴于把自然科學作為社會理論構造的模式，強調科學就在于說明現象的成因，對現象的未來進行分析和預測。并對自然科學這種普遍性和精密性的精密性，主張重量化的研究方法，因此實證主義主張以事實說話，從宏觀經驗事實來研究宏觀經濟問題。定量研究是實證主義方法論的具體化，它側重于對宏觀經濟數據的數量分析和統計計算。實際上，實證主義研究早已滲透到不管是社會科學還是自然科學研究中。實證主義研究有著其他方法所無法比擬的優點，如自行檢驗。實證主義在研究宏觀經濟中有很多的內在的檢驗，這些檢驗可以驗證和控制經濟學家在自己能力范圍外的研究結論。

但是實證主義分析是基于特定引導假定下，而特定引導假定本身就存在主觀性，而這兩者又是無法隔離的，因此實證主義不是撇開價值觀純粹的科學研究，不同的經濟經濟學家對于同一現象的實證研究會得出不同的結論。

（二）人文主義

經濟學是關于人的學問，不僅要研究資源配置問題還要研究理想人行為的問題，經濟學研究一方面要注重效率，另一方面還要關注人的倫理道德。經濟學的核心和基礎上價值論，經濟學研究的目的是促進人和社會的全面發展。人文主義強調收集信息，從整體上進行理解和詮釋。它注重定性研究，并偏重本分析或敘事表達，它們認為人力的行為是多樣化的，個人根據自己的實踐情況來決定自己的行為。人文主義的社會價值是傾向于對人的個性的關懷。因此人文主義從定性的角度出發，來研究宏觀經濟問題，并讓宏觀經濟理論向對人們有價值的方向發展。注重強調反對暴力，主張自由平等和自我價值體現的一種哲學思潮與世界觀。自由公平可以促進經濟發展，而宏觀經濟發展又必須以自由公平為基礎和前提。

參考文獻：

[1]沈軍，白欽先.論金融研究方法論的范式轉換[J].經濟論壇，2006（5）：123-128.

[2]孔祥毅.山西金融史及其研究.2013.

第3篇：宏觀經濟研究范文

關鍵詞：宏觀經濟質量；經濟轉型；政府主導型增長模式；效率導向

一、中國宏觀經濟增長質量的驅動力

對于中國改革開放35年來的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動力，學術界基本一致的結論是要素投入型經濟增長。資本增長率在1999-2007年期間達到13%，而在1979-1998年期間年均增長率約為10%（王小魯等，2009）。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從1978-1995年期間的0028～0038下降為1995-2005年期間的0010～0028（鄭京海等，2008）。這種沒有明顯技術進步的高投資高增長是以不良資產、高污染與高能耗為代價的，政府將承擔經濟增長的宏觀成本（中國經濟增長與宏觀穩定課題組，2005，2008）。黨的十報告提出，推進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主攻方向，旨在依靠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與經濟自主協調提高中國宏觀經濟增長質量。方福前（2007）、錢淑萍（2008）、周叔蓮（2008）、魏杰（2009，2011）、郎麗華、周明生（2012）等將過去30多年我國經濟結構的特征歸納為“高投入、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低效率”的粗放型增長特征，其面臨的資源需求約束日益突出，而且嚴重破壞了生態平衡，導致人與自然環境之間的矛盾緊張。經濟結構嚴重失衡的原因總體歸為三個結構性因素：需求結構不合理、產業結構不合理與要素投入結構不合理。過去的經濟增長過于依賴投資與出口（申廣斯，2009；張旭，2010；魏杰，2011；欒大鵬等，2012），并導致產業結構偏重于第二產業，第三產業發展滯后（李善同等，2008；朱光華，2009）；過于依賴要素的投入，其產出的效率不高（王一鳴，2008，2011；葛揚，2010）。

經濟結構調整的目的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實現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物質資源消耗轉向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以及生產效率的提升。全要素生產率（TFP）是衡量經濟發展質量及來源的核心指標。國外關于經濟增長質量與可持續性問題的實證研究主要集中在新增長理論中，Helpman（2004）全面綜述了這方面的文獻，所形成的一致性結論是：依靠要素投入尤其是資本積累的經濟增長在長期內是不可持續的；依靠技術進步和創新，通過提高技術效率和資源配置效率來實現的增長才是可持續的。

國內關于TFP實證研究的視角和結果可歸納為以下四個方面：（1）基本支持克魯格曼（1999）的結論，認為中國的增長方式是典型的投入型增長（郭慶旺等，2005；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2010；中國經濟增長前沿課題組，2012）；（2）考察改革前后中國TFP的動態變化：改革之前TFP不僅沒有增長反而有所退步，改革之后的TFP有明顯的增長（王小魯，2000；張軍等，2003）；（3）強調改革以來中國的技術進步和技術效率在快速增長（易綱等，2003），與此同時，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中國TFP呈下降趨勢（王志剛等，2006；鄭京海等，2008）；（4）不是從中國總體去考察TFP的變化，而是從中國工業層次考察技術進步（涂正革等，2005；陳勇等，2007），以及省級地區層次研究TFP的變化（顏鵬飛等，2004；王志剛等，2006；傅曉霞等，2009；劉瑞翔等，2012；匡遠鳳等，2012）。這些研究的基本結論是：中國TFP增長的主要來源是技術進步，技術效率的貢獻偏低。該方面的研究從省級地區層次和二或三位數的工業數據向地級城市和更細的行業層次延伸，不僅對TFP進行衡量和分解，而且考察TFP各構成部分的決定因素與變動趨勢。在衡量和分解TFP的方法上，既包括參數法又有非參數法。參數法還分為生產函數法和隨機前沿生產函數法；非參數法主要指的是指數方法，例如Malmquist指數法。這兩種方法都能對TFP變化中技術進步和技術效率進行分解，但前者需要設定具體的生產函數，后者不僅不需要設定具體函數，而且還不要求完備的價格信息。

二、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方向與中國宏觀經濟增長質量

中國宏觀經濟增長質量的提升取決于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方向的選擇。遲福林（2010，2011）將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上升為第二次改革的主戰場，并提出其包含三層含義：一是強調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發揮擴大內需在經濟增長中的重要作用；二是強調向社會公共需求轉型，構建適合我國特點的發展型社會體制和政策體系；三是強調政府轉型，尤其突出強調從生產型政府向公共服務型政府轉變。應當說，這三層含義具有很強的啟發性和概括性，也與人們對經濟結構調整的現實直覺吻合（Poncet，2005；楊建龍，2010）。但是，如果不能找出經濟結構失衡與調整的內在體制性機制和核心問題所在，就不能對癥下藥。

吳敬璉（2011a；2011b）認為：經濟結構調整始終不順利的重要原因是體制仍未消除，例如，政府依舊保持對部分重要資源過大的配置權力，大部分重要生產要素仍由行政定價并導致價格信號嚴重扭曲；以GDP增長作為政績的主要考核標準，以生產型增值稅為主的收入結構，重要支出責任的過度下移，這些都促使地方政府不得不追求國內生產總值的高速增長。在上述體制下，經濟增長主要依靠追加的土地投入和資本投入為前提條件，其中資本或信貸資源主要掌握在地方政府、國有商業銀行和國有企業手中（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2010）。由于土地產權“并未落實到戶”，農用土地轉為城市商業用地時的增殖收益由各級政府和相關企業獲得。由此導致了政府和國有企業的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占比愈來愈高，而勞動者報酬尤其是農民的收入占比卻每況愈下。魏杰（2009，2011）的觀點與此基本相同。

中國發展報告（2010）提出將實施新型城市化戰略作為今后我國經濟結構調整的基礎政策措施，并提出了具體的途徑：一是將城市群作為推進城市化的主體形態，構建“兩橫三縱”的城市化戰略布局；二是完善城市公共服務體系、提高均等化水平，中央政府負責全體社會成員無差別的、非市場化部分的最基本公共服務，省級及以下地方政府逐級分擔公共性相對弱一些的公共服務產品（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2010）。國家“十二五”規劃也提出，實施主體功能區戰略，完善城市化布局和形態；按照全國經濟合理布局的要求，形成高效、協調、可持續的國土空間開發格局；完善城市化布局和形態，促進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科學規劃城市群內各城市功能定位和產業布局。正是由于土地要素市場的改革滯后，使得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經濟結構調整一直未有起色。土地等要素市場沒有完全實現市場化的價格決定機制，要素投入的價格信號混亂，這不僅使經濟增長的效率（技術進步或稱全要素生產率）低下，而且使原有土地相關權益擁有者的弱勢群體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失去了分享增長成果的機會。

對于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的方向，黨的十報告提出，“必須以改善需求結構、優化產業結構、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推進城鎮化為重點”。與20世紀80年代的經濟體制改革相比，目前中國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所面臨約束條件和內外環境要復雜得多，這需要找準中國經濟從“結構失衡的增長”轉向“結構協調的增長”所需的新的增長機制，實現經濟增長和結構調整由要素投入驅動轉向效率驅動。實現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物質資源消耗轉向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以及生產效率的提升，其基本路徑就得依賴于要素市場化和技術進步驅動的高效工業化。不僅如此，目前經濟結構調整的研究中日益重視空間效率和城市體系結構變化帶來的制度紅利。空間集聚可以提升經濟增長中的知識外溢、規模效應，城市體系改革產生的制度紅利可以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中的配置效率和規模效應，這些均可以大大增強經濟結構調整的空間和增長的可持續性。

三、空間經濟結構調整與中國宏觀經濟增長質量

地理集中促使空間效率提升，其體現在全要素生產率構成中的技術效率改進、規模效應等。以城市體系結構調整的深化改革而產生的效率提升，體現為全要素生產率構成中的配置效率提升（即結構紅利或稱“制度紅利”），以及社會公平與環境污染減少帶來的福利。

（一）城市體系與經濟活動地理分布的空間效率

按區域空間大小，地理集中產生的空間效率可分為大地理范圍的空間效率與小地理范圍的空間效率（Fujita，Krugman & Venables，1999；Fujita & Thisse，2002）。前者指的是新經濟地理學意義上空間集聚帶來的效率，它產生于市場規模在鄰近空間上累積循環效應，此即“貨幣外部性”（pecuniary externalities）；后者指的是城市經濟學意義上單個城市規模帶來的效率，此即“技術外部性”（technological externalities）。新經濟地理文獻刻畫了貨幣外部性產生的內在機制和理論基礎，并在規模報酬遞增、運輸成本、差異化產品與壟斷競爭市場的結構下闡明了各地區迥異的空間效率是如何形成的。大地理范圍的空間效率適宜應用于都市圈體系，都市圈中各城市在空間上的相互接近而產生的空間效率將促進該區域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進而推動經濟轉型。小地理范圍的空間效率總是取決于單個城市的產業結構。若該城市的產業結構具有明顯的專業化特征或以某個主導產業為主，則該城市的效率取決于其主導產業的規模大小，此種空間效率稱為“地方化經濟”（Marshall，1920）。小地理范圍的空間效率不僅取決于單個城市自身的規模，而且還取決于該城市產業的多樣性程度。產業種類越豐富，城市的空間效率越高，此種空間效率稱為“城市化經濟”（Jacob，1969）。

現有文獻雖還未從空間效率上考察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問題，或者說兩者之間的聯系基本是割裂的，但討論經濟活動的地理分布對經濟增長與結構影響的文獻正在日益豐富。該領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三個層次：一是制造業空間集聚的分布與決定因素（范劍勇，2004；路江涌等，2006）；二是市場規模、產業集聚對區域經濟增長的影響（王志剛等，2006；黃玖立等，2008；殷德生，2010；孫曉華等，2013）；三是產業集聚對勞動力流動、地區間收入差距的影響機制和結果（范劍勇，2008；范劍勇等，2010；梁琦，2009）。他們的總體結論是：我國大地理范圍的空間效率顯著，產業集聚對經濟增長產生積極影響，但也加大了地區間收入差距。

城市體系與經濟活動地理分布的空間效率的研究目前正沿著三條擴展路徑：一是隨著我國近年來區域經濟格局的重大調整，制造業的區位分布、空間效率差異、全要素生產率結構又發生了深刻變化（張軍等，2009）。二是側重于宏觀視角的城市體系與區域經濟調整政策的研究導致了對小地理范圍空間效率的忽視。三是現有文獻正傾向于效率目標維度，未能有效地將經濟可持續增長、資源節約和環境友好的目標有機結合起來。

（二）城市體系與城市化道路的爭論

在研究城市體系與經濟活動地理分布的空間效率時自然就涉及中國城市化道路的爭論。從實際的城市結構體系看，“大城市能級相對不足、中小城市蓬勃發展”的扁平化特征相當明顯（楊開忠等，2008；范劍勇、邵挺，2011）。從政策選擇的傾向上看，城市化方向的爭論一直沒有停止過，形成了“小城鎮論”與“大城市論”兩派。以（1984）為代表的“小城鎮論”者認為，小城鎮可將城鄉兩個市場連接起來，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緩解農村人多地少的矛盾。該主張成為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前我國城市化道路的主流觀點。“大城市論”者強調大城市具有規模效益，認為“大城市超前發展的客觀規律”存在，中國應當走發展大城市的城市化道路（王小魯等，1999）。周一星（1992）對“小城鎮論”與“大城市論”進行了折中，認為不存在統一的能被普遍接受的最佳城市規模，城市體系永遠是由大中小各級城市組成的，據此提出了“多元論”的城市化方針。

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城市化道路選擇的爭論進入制度層面，并與其他宏觀經濟問題緊密聯系在一起。例如，對于采取城鎮化發展戰略的決策理由是理論界討論的規模效益或者其他經濟理性的觀點受到懷疑。“小城鎮論”者開始放棄“就地轉移論”，強調小城鎮發展應適度集中，主張發展縣城或以縣域中心城鎮為主（辜勝阻等，2000）。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學者主張多元化的城市化道路（葉裕民，1999）。

進入21世紀以來，圍繞城市化道路論爭出現了兩種新觀點：一是新型城市化道路（陳甬軍等，2009），強調經濟集約、功能優化、社會和諧、城鄉統籌、環境友好的統一。雖然其理論基礎有待深化，但可能代表了城市化的發展方向。二是主體功能區的研究、編制與實施（肖金成，2008），將中國國土劃分為優化開發區、重點開發區、限制開發區與禁止開發區，并提出中國適合經濟發展的區域是位于胡煥庸線東南部分。

基于經濟結構失衡和資源環境約束的經濟事實，選擇分散式城市體系在中國可能是行不通的，因為規模經濟在中小城市的經濟增長及其效率、土地資源節約、環境污染治理、公共設施成本分攤上均無法發揮優勢。發展特大型城市，尤其是以核心城市為中心引領若干中小城市在空間上集聚形成城市群，這種集中式城市體系不僅有利于提升空間效率和全要素生產率，而且在非農用地、資源供給、單位能耗與污染治理等方面具有顯著的規模經濟優勢。

四、中國宏觀經濟增長質量全面提升的重點

當前所講的經濟結構調整，到底指的是調整什么樣的經濟結構？對于經濟結構的內涵、失衡的表現以及調整的路徑，經濟學界存在著不同的理解。有的基于所有制結構來認識，有的將經濟結構擴展到社會經濟生活的各個方面。作為宏觀經濟問題的經濟結構，其總是離不開GDP的來源結構。從GDP的支出法衡量角度看，經濟結構表現為消費、私人投資、政府投資和凈出口之間的結構。從GDP的收入法衡量角度看，經濟結構體現為經濟主體的收入結構，即居民收入、政府收入和企業收入之間的結構。從GDP的生產法衡量角度看，經濟結構表現為產業結構和地區結構，產業結構即各個生產主體對國民生產總值的貢獻大小，地區結構即各個地區對國民生產總值的貢獻大小，經濟的地區結構是以城市化不斷推進為其表現形式的，城市化水平與城市人口代表了區域經濟的活力與規模。目前，學術界基本上是從GDP來源結構來理解中國經濟結構的不協調（魏杰，2011），這種不協調包括四個方面：一是消費、投資與出口的失衡；二是居民收入、政府收入與企業利潤之間的失衡；三是第一產業、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之間的失衡；四是地區之間的失衡，尤其是大中小城市布局不協調以及城鄉二元化加劇，因為城市化道路的選擇代表了生產要素的空間集聚方向，昭示著區域經濟結構的調整方向。

目前我國經濟的支出性結構最突出的失衡是消費、投資與出口結構的失衡。作為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消費、投資和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要保持一個合適比例和有效協調，當一國的經濟增長過度依賴于某一種動力時，經濟增長就難以持續。中國入世以來，經濟增長嚴重依賴于出口。2001-2007年我國的GDP平均增速相比以前提高了36個百分點，但在這36個百分點中，出口貢獻了639%（魏杰，2011）。中國經濟增長具有典型的外需拉動型特征，但這種格局在國際金融危機和歐美債務危機的影響下出現了嚴峻挑戰甚至難以為繼。后危機時代的世界經濟格局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發達國家經濟增速明顯減緩，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的經濟實力上升，全球貿易保護主義呈擴大之勢。中國產品和服務的國外市場份額不僅因發達國家經濟增長減緩呈下降趨勢，而且還受到其他新興工業化國家的激烈爭奪。除了這種出口導向型增長特征外，經濟的支出性結構中有一個嚴重問題就是過度依賴政府投資。無論是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后，還是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后，中國都是靠增加大量政府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這種做法只能當做短期內的反危機措施，不能作為加快經濟增長的常態戰略。過度依賴政府投資的手段加劇了產業結構失衡和資源配置效率低下。更需要注意的是，過分依賴于出口與過度依賴于政府投資往往是交替的，當出口下滑時，政府投資就大量增加。消費一直無法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從2000-2007年，我國總儲蓄率由351%上升到518%，上升了167個百分點，而1978-2000年，我國的總儲蓄率基本維持在35%～40%，與中等收入國家相比，中國的總儲蓄率高出153個百分點（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2010）。

我國將擴大消費需求作為擴大內需的戰略重點，但阻礙消費需求的最核心因素是居民收入水平較低、增速緩慢，這涉及經濟的收入性結構。目前我國的國民收入分配結構失衡集中表現在“兩個不同步”上：一是居民收入的增長與GDP的增長不同步；二是居民收入的增長與政府的收入增長不同步。20世紀90年代以前，居民的勞動性收入占GDP的比例在50%以上，2001年以后該比例開始下降，一直降到2007年的397%；而代表政府收入的生產稅凈額和代表企業所得的固定資產折舊及營業盈余占GDP的比重，則從1990年的117%和349%，上升到2007年142%和461%（魏杰，2011）。發達國家的工資收入一般占企業運營成本的50%左右，而中國不到10%；發達國家的勞動報酬在國民收入中的占比是55%左右，而中國不到42%，且呈下降趨勢（魏杰，2011）。居民的財政性收入與政府的財產性收入相比，占比更小。有學者統計，我國大約有76%的財產性收入掌握在國家手里，大概只有1/4的財產性收入掌握在民間（魏杰，2009）。

我國產業結構失衡狀況也日益明顯，突出表現為：制造業中傳統制造業比重偏大，現代高端制造業的比重偏低；產業結構不協調，第三產業發展滯后，其占GDP比重一直在40%～43%左右徘徊，經濟增長仍倚重于第二產業；服務業尤其是生產業占比偏低；產業結構調整中技術創新嚴重缺乏；農業等基礎產業的風險抵抗能力較低。產業的投入結構不合理，物質資源消耗太多，科技進步貢獻率低，例如，2009年中國GDP占全球總量的8%，但消耗了世界能源的18%、鋼鐵的44%、水泥的53%；經濟增長的資源環境代價過大，人與自然的關系趨于緊張。這種經濟結構不僅不符合科學發展的基本要求，而且在后危機時代面臨嚴峻挑戰甚至難以為繼。中國產業結構的戰略性調整不僅面臨著改變產業結構不合理與一、二、三產業失衡等難點問題，而且還增加了自主創新、資源節約和環境友好等新的更高要求。

經濟的地區結構是GDP生產法衡量的重要體現。國家“十二五”規劃提出了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積極穩妥推進城鎮化，促進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當前，我國區域經濟發展格局進入了新的調整階段。在空間效率優化、社會公平、資源節約和環境友好等目標的約束下，新時期區域經濟結構調整的方向與路徑如何選擇，這是目前學術界備受關注的重大問題。經濟的地區結構是以城市化不斷推進為其表現形式的，城市化水平與城市人口代表了區域經濟的活力與規模，城市化道路的選擇昭示著區域經濟結構的調整方向。從實際的城市結構體系看，我國“大城市能級相對不足、中小城市蓬勃發展”的扁平化特征相當明顯（范劍勇、邵挺，2011；陳良文等，2007）。新近誕生的中小城市大多數分布沿海地區（許征等，2010），多數中小城市是以制造業為主。由此導致的典型結果是制成品產能過剩、環境污染代價過大、經濟增長粗放等一系列弊端。不僅如此，城鄉收入差異或者說地區間收入差異在很大程度上也體現在城市勞動力市場上農民工（包括跨區域流動和區域內部流動的農民工）與城市工人的收入差異上（萬廣華等，2005）。這實際上暗含著，只要將城市勞動力市場中的分割消除或部分消除，地區間或城鄉之間過于懸殊的收入差距將得到緩解。

我國經濟結構四個層次的失衡，雖然具體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一個共同的體制性因素――政府主導型增長模式。該模式就是政府控制了過多的經濟資源和國民收入，過深地干預了經濟活動的內在機理，有損于市場經濟的基礎性作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2010；魏杰，2011）。客觀上說，政府主導型增長模式對于后進國家實現經濟趕超確實有顯著效果，但當經濟趕超到一定階段后需要適時改變，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在經濟增長中實現資源配置效率的帕累托最優。

出口導向型增長和政府投資推動型增長模式交替現象的形成與政府過度使用行政資源密切相關。例如，為了刺激出口，政府實施出口退稅政策，涉及3000多類工業產品，不少產品退稅率達到13%。政府為了配合實施出口導向的增長模式，人民幣的三種價格――物價、利率和匯率――未能實現聯動，價格扭曲導致投資、消費和出口之間的失衡。

政府主導型增長模式也是導致我國國民收入分配結構失衡的重要原因之一，最為突出的表現就是國有經濟的過度擴張。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國有企業雖然數量減少了一半，但資產規模卻增長了1倍多，資產擴張和賬面利潤主要來自于稅收、信貸、資源租金等隱形補貼。2001-2008年間，這三項補貼高達6萬億，而同期國企利潤只有49萬億，實際虧損1.1萬億（魏杰，2011）。政府主導型增長模式阻礙了居民收入與GDP、居民收入與財政收入在增長上的“同步”。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國民生產總值中勞動份額逐年減少，儲蓄率不斷增加，投資率不斷提高，產能過剩也日益嚴重。中國的經濟事實與發達國家卡爾多經濟事實之一勞動份額不變的情形不相吻合。最新經驗研究指出，中國的勞動份額的變化與技術變化、產業結構變化以及要素市場扭曲等因素緊密相關（Young，2006；白重恩等，2008，2009；李稻葵等，2009；羅長遠，2008）。

產業結構的失衡首當其沖的原因可能是壟斷，尤其是行政性壟斷。要素難以在產業之間順暢流動，嚴重影響了各產業之間的市場調節機制。雖然壟斷行業放開股權投資，但國有經濟仍處于絕對的控股地位，國有企業投資中的預算軟約束和投資饑渴癥又進一步惡化了產業結構市場調整機制。

經濟的地區結構失衡，尤其是扁平化城市體系的形成同樣與政府主導型增長模式有關。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主要表現為快速推進的工業化和城市化，而工業化與城市化又嚴重依賴于對土地的征用，主要表現為地方政府壟斷了城市土地供應的一級市場。財政分權決定了地方政府間激烈的GDP錦標賽競爭，導致環境日益惡化、土地與能源等要素價格扭曲，刺激了經濟粗放式增長。

調整我國四個層次的經濟結構的重點就在于改變目前政府主導型經濟增長方式，強化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依靠市場機制實現經濟的自主協調。其實，早在黨的“十四大”報告中就為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提供了頂層設計，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這四個層次的經濟結構失衡中，首先要調整的是財政收入、企業利潤和居民收入之間的結構。因為，居民收入水平不高和增速緩慢導致消費無法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這樣經濟增長就只能依靠出口和政府投資，進而形成了出口、投資和消費之間的結構失衡。出口和政府投資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導致了產業結構的失衡，尤其是行業的行政性壟斷和國有經濟過度擴張。產業結構的地區分布以及財政分權體制造就了扁平化城市體系。

五、中國宏觀經濟增長質量全面提升的難點

“結構失衡的增長”是經濟趕超的必然結果，現代經濟增長理論提供了合理的經濟解釋，張平等（2011）還為此提供了充分證據：后進國家的發展過程中存在系統性的高收益、高增長部門，動員大量資源配置到這些部門就會產生顯著的規模報酬遞增，結構性的配置調整帶來了明顯的趕超增長（Jones & Romer，2009；Barro & SalaIMartin，1995；錢納里等，1986）。這在中國表現為三條路徑：一是政府主導的工業化，政府動員資源并配置到高增長的工業部門。中國在很短的時間里就成為“世界工廠”。二是經濟開放實現顯著的規模報酬遞增。在“入世”不到10年的時間里，中國就成為第二大出口大國。三是城市化的空間集聚帶來了巨大的規模報酬遞增。目前中國的城市化率超50%。資源的非均衡配置導致的規模報酬遞增過程，在經濟趕超的前期和中期大幅度提高了一國的經濟增長率，但非均衡的趕超模式和經濟規模在高增長部門的快速擴張導致了經濟結構的日益失衡。趕超帶來的結構失衡導致了增長和利益分配的路徑依賴，經濟增長成果的分享機制扭曲。

政府干預在經濟趕超過程中似乎是個常態，無論是“中國奇跡”還是“東亞奇跡”，后進國家都是通過集中資源和實施扭曲性政策達到了GDP快速增長的目的；但其負面影響也是巨大的（科爾奈，1992；青木昌彥等，1998；張平、王宏淼，2011），例如，嚴重限制了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政府和市場的邊界在哪里？如何協調市場和政府的關系？這些雖是新興工業化國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面臨的共同問題，但在目前的中國又具有特殊性。亞洲“四小龍”的經濟規模相對較小，歐美主要發達國家是邊轉型邊增長。中國的經濟結構轉型是在規模已為世界第二的背景下進行，如何在經濟規模巨大的經濟體中成功地改變政府主導型增長模式，目前還沒有先例。

“結構協調的增長”不僅要解決新的增長機制問題，而且要解決新的利益分配機制問題。結構失衡累積的矛盾隨著經濟規模進入中等收入水平后帶來的規模報酬開始遞減而越難以解決，并為經濟結構調整造成了增長機制和利益分配的路徑依賴，即“結構協調的增長”既離不開原來機制的路徑依賴（張平、王宏淼，2011；張平等，2011），又必須賦予新的內涵。因此，經濟結構調整的難點就在于，需要找到脫胎于“結構失衡的增長”中某個增長機制并使其在“結構協調的增長”中成為可能，是否可能的判斷依據就是效率導向。投入驅動的增長向效率驅動的增長轉變，必須排除阻礙市場機制和創新機制充分運行的制度障礙。

新的增長機制或者說新一輪規模報酬遞增靠什么推動？總體來說仍將是工業化和城市化（張平、王宏淼，2011），但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推動因素要從投入驅動轉向效率驅動。快速推進的工業化和城市化帶動了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而工業化與城市化又嚴重依賴于土地的征用，地方政府壟斷了城市土地供應市場；財政分權和政績考核促使地方政府間形成激烈的GDP錦標賽競爭（沈坤榮、付文林，2006；徐現祥等，2007）。這些不僅導致土地等資源要素價格扭曲，而且造成了“中小城市蓬勃發展”且又以制造業為主的扁平化城市體系。這種局面既加劇了資源浪費和產能過剩，又不利于空間效率提升和區域協調發展。新的分配機制總體也是要依賴于要素市場的完善，但要素市場的完善需要政府轉型，而政府轉型的突破口在哪里？一般認為，在城市化率達到50%左右的水平后，政府目標和約束條件就會發生明顯的變化，公共福利目標成為政府主導性的目標（張平、王宏淼，2011）。以城市化促進政府對衛生、教育、保障性住房和公共服務等公共產品的供給，帶動消費主導的經濟增長。但這需要解決好戶籍制度改革問題和土地征用問題，使農民分享城市化所帶來的規模報酬遞增收益。

六、中國宏觀經濟增長質量全面提升的基本路徑

（一）要素市場化和全球化驅動的高效工業化

在政府主導型增長模式下，政府保持對部分重要資源過大的配置權力，并以GDP增長作為政績的主要考核標準。在這種體制下，經濟增長主要依靠不斷增加土地投入和資本投入為前提，土地掌握在地方政府手里，資本或信貸資源主要掌握在地方政府、國有商業銀行和國有企業手中，戶籍制度、社會保障制度還造成了二元勞動力市場，其結果是，粗放型增長方式難以改變。因此，高效工業化的驅動力首先在于要素市場化。按麥迪森（2001）的理論邏輯，成功的經濟結構轉型所要具備的基本條件是技術進步和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依靠要素投入尤其是資本積累的工業化在長期內是不可持續的；依靠技術進步和制度創新，通過提高技術效率和資源配置效率實現的工業化才是可持續的、高效的（Helpman，2004）。高效工業化道路不僅要追求“科技含量高、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人力資源優勢得到充分發揮”，更是追求要素配置效率的優化。資源配置效率提高的前提條件是市場機制的充分發揮，尤其是市場制度的創新，而不是簡單地從勞動與資本要素驅動轉向創新要素驅動。要素驅動模式若忽視了要素市場的培育，那必將導致要素價格的扭曲。

沒有哪個現代國家的工業化是在封閉條件下完成的，要素是在全球市場進行配置，這意味著中國的高效工業化總是以擴大經濟開放為背景。開放是獲取新知識、促進技術進步的有力手段。FDI和貿易的技術溢出效應和競爭效應使發展中國家研發部門的高技能勞動需求上升，進而促進著內生技能偏向的技術進步（殷德生等，2011）；中國的出口產品質量和產業結構隨著貿易規模的增加和市場開放度的提高而升級（殷德生，2011，2012）。但此種獲取方式要取決于一國甚至一個行業內企業間的各種差異，尤其是技能勞動需求與供給、技術吸收能力和要素報酬差距。例如，中國若過分地依賴外資和追求新企業的引進，忽視本地企業的“干中學”，這將導致經濟增長質量下降（殷德生、黃騰飛，2010）。高效工業化還需要在技術進步方向的選擇和減少環境污染中尋找經濟結構轉型的新途徑。技術進步方向選擇會影響資本深化的方向和深度，而提高資本密集型部門比例卻可能誘發不利于減少污染排放的經濟結構變化。解決這些復雜問題，取決于效率取向的市場制度創新。目前上海自貿區就是試圖通過制度創新提高要素市場效率的改革，其意義在于建立一套與國際接軌的市場制度體系，實現要素在全球市場的最優配置。

（二）空間效率驅動的高效城市化

城市化的空間集聚與規模經濟效應推動著技術創新、服務經濟以及消費水平的提高。從理論上講，城市化率和投資率呈倒U形關系，城市化率和消費率呈U形趨勢；隨之城市化水平的快速提高，經濟結構將由投資拉動演變為消費拉動，這個轉折點通常認為在城市化率為67%左右達到（張平、王宏淼，2011；張平等，2011）。中國目前的城市化率剛超50%，正處于依靠城市化進程推動結構調整的黃金時期，但與經濟趕超時期投入導向的城市化不同，與“結構協調的增長”相適應的是效率導向的城市化。效率導向的高效城市化倡導從扁平化城市結構向相對集中式城市結構發展，以同時實現空間效率提升、政府主導增長模式改變、資源節約和環境友好等目標。

范劍勇、李方文（2011）證實了我國大地理范圍的空間效率顯著、小地理范圍的空間效率不足的特征。目前我國的“大地理范圍集聚明顯、小地理范圍集聚不足”現象導致了兩對突出矛盾：中小城市過多不利于經濟效率提升和區域經濟協調；中小城市過多導致資源浪費。土地稀缺和規模經濟決定了中國城市體系須選擇相對集中式道路，而不是扁平化城市體系。相對集中式城市體系不僅在非農用地、單位能耗、污染治理等方面擁有規模經濟優勢，與該判斷密切相關的證據是Au & Henderson（2006），而且是解決經濟增長中內需不足、利益分享不公平、空間效率不高等經濟隱患的有效手段。一方面，相對集中式城市化將促進政府對衛生、教育、保障性住房和公共服務等公共產品的供給，帶動消費主導的經濟增長。在城市化率達到50%以后，政府目標和約束條件就會發生明顯的變化，追求公共福利成為政府的主導目標，為城市化提供土地的農民將分享城市化所帶來的土地增值和報酬遞增收益，這有利于實現公平的利益分享機制。另一方面，相對集中式城市化能實現規模經濟效應，提高資源的空間配置效率。從內部規模經濟上看，由扁平化城市體系向集中式城市體系轉變，需要進一步促進大城市能級的提高，發展特大城市。從外部規模經濟上看，以核心城市為中心引領若干個中小城市在空間上集聚形成城市群。從整個規模經濟上看，在城市群和特大型城市形成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和公共服務體系，促進要素跨區域自由流動，實現新一輪的制度改革紅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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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宏觀經濟研究范文

摘 要 資源稅改革是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內在要求，提高資源稅的稅率，擴大征稅范圍，對經濟可持續發展有積極影響。我國資源稅改革已基本明確方向，即將從量征收改為從價征收，建立資源稅收入隨資源收益變動的調節機制，并適當提高稅率水平。本文在分析我國資源稅現存問題的基礎上，從宏觀角度分析了資源稅改革后對我國經濟的積極影響。

關鍵詞 資源稅 宏觀經濟 影響

一、我國資源稅現存主要問題 (一)資源稅收法律層次低 稅收制度的確立是以法律形式來體現，即通過稅法規定國家與納稅人之間的權利與義務。但目前我國缺少一部真正意義的資源稅稅法，以暫行條例為依據，法律層次和水平低，弱化了資源稅的法律執行效力。另外，資源稅名義上為共享稅，實際上除了海洋石油企業的資源稅由國家稅務總局負責征收管理且收入完全歸中央之外，其他資源稅均由地方稅務局負責征收，完全歸地方政府支配。這種分稅制的管理模式隨著資源的日益耗竭，隨著可持續發展理念的確立，現在的資源稅管理體制已經不能適應新形勢的要求。 (二)資源稅收制度設計不合理 第一，計稅依據不合理。現行資源稅的計稅依據是：納稅人開采和生產應稅產品銷售的，以銷售數量為課稅依據;納稅人開采和生產應稅產品自用的，以自用數量為課稅依據。

由此可見，從量計征的資源稅課稅方式資源稟賦差異考慮不充分，調節深度不足。一方面，從量計征方式沒有充分考慮各類自然資源的豐度、地理位置、開發技術難度的不同。

第二，資源稅征稅范圍狹窄。目前的資源稅稅制只對礦產資源和鹽征收資源稅，而對于大部分非礦藏品資源沒有征稅，難以遏制對其他自然資源的過度開采，并使利用資源和平的下游產品的比價不合理，刺激了對非稅資源的掠奪性開采和使用。 第三，資源稅的稅率過低。我國現行資源稅單位稅額只反映劣質資源和優質資源之間的單位級差收入，資源稅的單位稅額偏低，并且資源稅稅率沒有與資源的利用掛鉤，導致資源稅在保護國家資源、調節收入分配的作用得不到充分發揮。 (三)資源稅征管方面存在缺陷 一方面，資源稅征管辦法不明晰、不規范導致資源稅稅源呈現復雜化，多元化，同時，由于稅費并存，費擠占稅的現象嚴重，征管部門的增多，加大了企業協調的難度和會計核算的工作量。另一方面，征管力量和手段落后。

稅務部門缺乏對資源稅的專項稅源管理和監控的機構，稅源信息監控體系的缺失，導致資源稅調控能力嚴重不足。

二、資源稅改革對宏觀層面的影響 (一)資源稅改革對政府財政收入的影響 資源稅改革有利于地方政府增收，從價計征的資源稅改革對財政收入有著明顯的影響。資源稅將與資源價格直接關聯，有利于通過稅收調節品利潤，提高資源價格進入市場的稅收成本，增加政府的稅收收入。在當前分稅制管理模式下，除了海洋石油資源稅歸中央外，其他所有資源稅收入都由地方政府負責征管和支配，資源稅改革后，稅率的提高和征稅范圍的擴大會顯著提高資源地地方政府的資源稅收入，使資源稅占整個地方稅財政收入的比重不斷上升。資源稅改革之后，地方政府可以在資源開發環節獲得大量收入，增強本地區的自有財力。對于當地公共物品的提供、減輕環境污染、治理受到破壞的資源環境，補貼需要扶持的行業乃至帶動當地的經濟發展都會有一定的促進作用。 雖然短期內資源稅仍是個小稅種，收入預期不可高估，其作用將十分有限。同時，我們也不應以資源稅制改革在短期內產生的較大財政收入為目標，而應以在長期內產生的節能和環保方面的影響為側重點，以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為目標，資源稅改革應服務于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建立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的大戰略。 (二)資源稅改革對收入分配的影響 資源稅制改革是對市場失靈的一種糾正，具有稅收負擔再分配效果。一方面，政府通過征收資源稅收把資源浪費和環境污染的外部成本內部化、利潤水平合理化，促進種類企業之間的平等競爭。資源稅制改革后，得到的收入不僅能彌補資源的使用，也能彌補資源占用而使他人喪失使用機會后造成的損失。并且，由于貧富階層消耗資源的不同，通過資源稅制改革可以使稅收負擔在貧富之間發生轉移，這樣有利于發揮稅收調節個從收入分配的功能。另外，通過資源稅制改革將稅款用于補貼合理有效利用的資源的企業和治理污染與保護環境，使這些企業所產生的外部成本內在化，利潤水平合理化，同時減輕那些合乎環境保護要求的企業的稅收負擔。

(三)資源稅改革對產業投資的影響 通過調節稅率，改變計征方式，可以有效遏制掠奪性的資源開發，改變經濟發展過于依賴資源消耗的狀況。資源稅制改革對產業投資的影響一般會降低相關產業的投資收益率，因而會減少投資。當對的使用征收資源稅時，資源的價格就會提高，使用資源的企業必須使用高技術含量的設備，減少資源的使用量，提高資源的利用率;當資源的需求量減少時，就會促使生產企業彩先進設備提高開采率。從這一角度講，資源稅改革將會提高企業成本，壓縮企業的利潤空間，對投資者來說是一個不得不考慮的問題。資源稅改革會從稅收政策導向上促使企業轉變發展方式，抵制和淘汰浪費資源、高耗能、高污染的生產方式，將會產生明顯的產業升級和產業轉移效應。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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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宏觀經濟研究范文

關鍵詞　房地產　經濟周期　宏觀經濟政策　關聯性

中圖分類號：F293.3 文獻標識碼：A

在我國，房地產業屬于第三產業，在為國民經濟的發展提供重要的物質基礎的同時，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人們的居住條件與生活條件，對經濟社會的發展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尤其在最近幾年，我國房地產業對國民經濟增長的貢獻顯得更加明顯，在推動經濟增長方面使主要的能量來源。而隨著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逐漸落實，房地產業的發展會更加趨于理性，會在暫時的低調發展之后，迎來更為健康的發展環境和發展契機　。更為重要的是，由于房地產業具有較大的價值基礎、消費者的需求逐漸的以剛性形式出現，加之其附加值較高，特別是在十之后，我國的城市化、城鎮化的步伐會明顯加快，這為房地產業的發展提供了又一個新的發展機會。房地產業因其產品的特性、對社會財富的創造性以及和眾多相關行業的關聯性，長期以來在我國國民經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也正因為如此，這一行業的發展會受到宏觀經濟政策的影響，并形成一種特殊的產業周期。房地產經濟周期是波動性的，會對經濟社會的發展產生一定的影響。因此，研究我國房地產經濟周期與宏觀經濟政策的關聯性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一、房地產經濟周期的含義與特征

（一）房地產經濟周期的含義。

房產業與其他產業的發展一樣，都存在著一定的發展周期，傳統的產業周期一般要經過初創期、上升期（發展期）、穩定期和衰退期（蛻變期）　。但是，與傳統的產業周期相比，房地產業的經濟周期更傾向與經濟發展周期。因此，對房地產業來說，其經濟周期往往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蕭條或低谷階段。在這一階段，初始時期房地產的價格出現了加速下降的趨勢，部分樓盤的樓價開始急劇下跌，甚至會下降到物業原值或建造成本之下，市場交易量也會隨之明顯減少，市場觀望情緒嚴重；而當蕭條階段發展到中期，房地產的價格會出現局部的暴跌，成交量繼續萎縮，隨之而來的是與房地產有關的糾紛開始大量出現；可是當蕭條階段發展到后期，與房地產業相關的宏觀經濟政策開始出現，而這更增加了市場的負面情緒，房地產的泡沫被繼續擠壓。而在這種情況下，房地產的開發成本和房地產的正常需求已經恢復到了正常的水平，房地產行業開始走向平穩，向經濟復蘇和上升階段迫近。

2、復蘇與上升階段。在該階段，房地產在初始時期的供給超過需求，房價和租金的水平都還處于較低的水平，但是樓價已經完成了下跌的過程，并處于一個穩定的水平，回升的跡象已經出現；而在復蘇的中期，房地產市場中國的購買者逐漸增多，開始帶動了期樓的銷量。但是由于此時建筑成本與樓價都出現了上升的趨勢，交易量的增加幅度并不明顯。但是，房地產市場的復蘇跡象已經十分明顯；而當復蘇階段發展到后期，宏觀經濟政策開始加速出臺，為房地產業走向新一輪的繁榮奠定了基礎。

3、繁榮階段。房地產業不會長期的在低水平徘徊，當其發展到繁榮階段時，宏觀經濟的擴張步伐進一步加快，消費者對房地產的需求進一步上升，市場的交易量明顯增加，新建樓房的空置率逐漸下降　；此時，更多的房地產商和中介機構開始大量介入，房地產業的發展已經出現了交易數量和交易金額同時增加的情況。在這種情況下，政府開始逐漸的出臺一系列的限制炒樓的政策措施，樓價繼續高漲的后勁開始略顯不足，泡沫達到了最大，新增房地產投資數量明顯下降，房地產業的衰退或者蕭條就在眼前。

（二）房地產經濟周期的特征。

從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國房地產經濟周期的特征是十分明顯的，并且與國民經濟的周期波動存在著某種必然的聯系。在大多數情況下，如果國民經濟的需求旺盛，經濟發展水平較高，房地產的發展就會較為旺盛，一般處于上升期或者繁榮期，否則，將會出現衰退的跡象。因此，我國房地產經濟周期的基本特征可以總結為以下方面：（1）土地具有不可再生性，房地產價格從長期看是處于一個增長趨勢之中的；（2）在增長型的經濟體系中，經濟社會的供給與需求在長期趨勢上呈現上升模式，并且新一輪的循環峰頂往往高于上一次的水平，而在衰退中則正好相反；（3）在房地產的景氣階段，房地產開發商和貸款銀行的過度樂觀通常會使房地產供給的速度超過需求速度，在不景氣的階段則正好相反。

二、影響我國房地產經濟周期波動的因素分析

（一）內生因素。

內生因素包括消費品價格、收入水平、政策法律以及對市場預期的變動等，這些因素都會促使房地產需求總量受到影響。同時，房地產的供給總量也會在技術、勞動、資金管理等條件變化的影響下不斷發生擴張或收縮。而供求總量和結構任何一方面出現嚴重失衡，房地產經濟都需要進行調整，繼而引發房地產經濟的波動　。

（二）外生因素。

外生因素包括財政政策、貨幣政策、投資政策、產業政策、經濟體制改革政策等，這些都是具有明顯周期性質的宏觀政策因素，在短期內對房地產經濟運行狀況的影響是較為顯著的。這是因為，房地產業發展水平與國民經濟增長率高度正相關，而在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房地產業的發展水平有所區別　。此外，還包括地震、洪水等自然災害，戰爭、等隨機因素。

三、我國房地產經濟周期與宏觀經濟政策的關聯和協調

（一）改善房地產產品的供應結構。

針對目前的住房供應體系結構仍不合理，房地產供應市場與房地產需求市場極不平衡的情況，要引導市場形成一種梯級消費，嚴格控制別墅供給，適當降低偏大戶型、高價位、高配置的高級公寓建設比例，提倡建設中小戶型、中低價位普通商品房　。建立健全住房保障體系，發揮政府在解決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問題中的主導作用。保持合理的住房投資規模，切實調整住房供給結構，合理引導住房建設和消費模式。

（二）合理規制房地產產品價格。

價格是房地產經濟領域中尤為突出的一個因素，而且它對行業內其他因素具有關聯性的影響，運用價格規制對市場經濟的穩定發展具有不可或缺的意義。作為宏觀調控部門，政府應當對各個時期的房地產經濟行為做出評估，以判斷其與市場經濟發展的協調程度。而借助政府的價格評估與指導，有助于使房地產商品價格回歸理性，維護行業和市場秩序。

（三）規范土地政策。

在對待房地產發展的問題上，需要通過對土地市場監測分析，總結一定時期我國土地市場運行的總體情況和態勢。分析存在的問題并提出相應的對策、建議，為建立土地市場快速反應機制提供科學依據。而且還要規范土地市場，對違法行為進行嚴厲查處和堅決打擊，嚴格執行相關法律法規的規定，以遏制由于土地投機而導致的地價上漲進而引發房價快速上揚、房地產投機增加的局面。

四、結束語

房地產業的發展要符合市場需求，要與相關行業進行有效的關聯，獲得更大的發展空間。現階段，由于房地產需求穩中有升，房地產業及相關行業的發展空間增大，但是由于引入了強勁的國外競爭對手，新增的市場需求及原有的市場份額有被國外同行搶占的可能，對國內同行來說，競爭壓力增加，而作為弱勢企業的弱勢項目來說，對手的強大和增多，將使其更顯弱勢。因此，對房地產經濟周期與宏觀經濟政策的關聯性進行分析和實踐是十分必要的。

（作者單位：平煤神馬建工集團有限公司建井一處）

注釋：

閆新紅，艾燕.　論房地產經濟與市場經濟發展的協調.現代商業，2009（1）：249-251.

王正才.　我國宏觀經濟與房地產經濟.　中國管理信息化，2010（11）：27-28.

劉昕瑋.　新經濟形勢下對我國房地產經濟的理性思考.　赤峰學院學報（自然科學版），2010（2）：109-110.

宋志勇.　房地產經濟周期與我國房地產宏觀調控政策審視.　特區經濟，2009（7）：287-289.

第6篇：宏觀經濟研究范文

【關鍵詞】當前宏觀經濟；經濟周期；房地產

我國房地產從2000年前所未有的繁榮階段，到2005年、2006年通過宏觀調控抑制房地產的價格上漲過快，隨后2007年價格再次較快上漲，再到由于金融危機的影響帶來的2008年價格開始明顯下降，都顯示出房地產經濟周期與宏觀經濟波動的關系日益緊密。

一、房地產周期與宏觀經濟周期關系的一般理解

房地產業是國民經濟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行業。房地產業因其產品的基礎性、創造社會財富的巨額性以及與眾多行業的關聯性而成為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健康發展的宏觀經濟是房地產業持續發展的基礎，房地產業的發展對整個宏觀經濟有著重大的貢獻。同時我們發現，房地產經濟的增長同宏觀經濟一樣，并不是平穩的發展，在發展過程中，也會受到資源約束或消費約束而出現收縮，因資源供給充裕或消費需求拉動而進入擴張階段。作為一種產業周期，房地產周期波動必定受到宏觀經濟波動的影響。為了考察房地產經濟周期與宏觀經濟周期之間的關系，筆者選擇商品房銷售面積增長率和GDP增長率變動來分別作為房地產經濟周期波動和宏觀經濟周期波動的數量刻畫。

二、我國房地產經濟周期的波動

我國房地產業發展經歷了一個從萌芽起步到不斷發展壯大的過程，這個增長過程不是平穩的而是波動性的，發展至今，大致經歷了四個周期：1981～1983年的第一輪周期；1984～1990年的第二輪周期；1991～1996年的第三輪周期；1997年開始至今的第四輪周期。

比較這四輪周期可以發現中國房地產周期的表現形式在發生著明顯的變化：周期的長度在增加，波動幅度在減小，衰退與擴張的時間比在減少。可以判斷，未來中國房地產周期除了延續這一趨勢外，還將表現為周期每一階段的變動將呈波浪式，且變化越來越無規律性。中國房地產業的發展是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發展的產物，尤其是住房制度體制改革推動的結果。

從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我國房地產業發展已經經歷了三個周期，目前正處在第四個周期。房地產業的快速發展引發了不少經濟和社會問題，出于對房地產發展過熱的擔心，國家為此出臺了一系列宏觀調控政策。房地產業發展中出現的過熱現象，實際是其發展周期波動規律的表現。研究導致房地產周期波動的原因及政府應采取的宏觀調控措施，對于房地產業可持續發展意義重大。

三、影響房地產周期波動的因素

分為內生因素和外生因素，內生因素在本質上決定著房地產周期波動的周期性和持續性，外生因素則是波動的初始原因或初始推動力。

（1）內生因素主要包括房地產供求和房地產投資。房地產需求與供給。價格、收入、政策以及預期的變動都會使房地產需求總量受到影響繼而發生變化與此同時，房地產供給總量也會在技術、勞動、資金管理等條件變化的影響下不斷發生擴張或收縮的變化。

只有房地產供給和需求在總量和結構同時平衡的情況下，房地產經濟才能持續快速發展；供求總量和結構任何一方面出現嚴重失衡，房地產經濟就需要進行調整，繼而引發房地產經濟的波動。

房地產投資。進行房地產投資決策時，房地產投資利潤率是需要被考慮的重要指標。利潤率通過引導房地產的投資走向擴張或收縮，對房地產周期的波動產生重要影響。房地產投資波動常被看作是房地產周期的引擎。

（2）外生因素包括有直接影響的政策因素、有間接影響的社會經濟與技術因素。有直接影響的政策因素。指與房地產業密切相關、敏感程度較大的財政政策、貨幣政策、投資政策、產業政策、經濟體制改革政策等。這些具有明顯周期性質的宏觀政策因素，在短期內對房地產經濟運行狀況的影響是較為顯著的。

有間接影響的社會經濟與技術因素。房地產業發展水平與國民經濟增長率高度正相關，宏觀經濟增長率越高，房地產業發展速度越快；在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房地產業的發展水平有所區別。此外，技術革命、產業結構變化、體制變遷等都會對房地產業的發展造成沖擊，影響房地產周期波動。

（3）隨機因素，指地震、洪水等自然災害，戰爭、等社會突發因素，以及不可預測的因素如科學技術的根本變革等。

這些因素對房地產波動有突然、直接、猛烈的影響，這些影響一般是短期的，但有時也會持續很長時間。

四、對我國房地產業宏觀調控的建議

目前關于我國房地產業發展周期所處階段的看法主要存在以下兩種觀點：未到波峰或者沒有過熱、已到波峰或者已經過熱。筆者認為這兩種觀點都有失偏頗，房地產業發展長周期還包含一些短周期，我國的城市化進程還遠遠沒有結束，房地產業在發展過程中周期性波動是很自然的經濟現象，這些周期性波動都在可控的范圍。

政府可以采取措施對房地產業進行宏觀調控，防止房地產業出現大幅度波動。

（1）在加強周期性規律研究的基礎上，正確判斷房地產業發展周期所處階段。在現實經濟生活中，一般可以通過房地產投資量的增減、產業增長率的高低、房價的漲跌和市場交易的旺盛等主要指標來分析和衡量房地產業的周期波動，評判房地產業發展周期所處階段。為此，應加強房地產周期的研究，積累經驗，建立房地產周期運行的監控指標體系，為正確評判房地產業發展周期所處階段提供科學的依據。判斷正確與否，是實施反周期策略的前提。

（2）采取反周期策略，預先采取措施，避免大起大落引起的強烈震蕩。當前，房地產業在我國經濟發展中的作用越來越大。未來幾年，擴大內需仍是我國一項基本國策，如果沒有房地產市場的活躍，擴大內需就會缺少活力，經濟發展也將缺少動力。因此，宏觀調控政策首先要立足于保持房地產業的健康發展。一方面，根據國民經濟的發展狀況，力求與之相適應，防止房地產業過熱或過冷；另一方面，也要充分發揮房地產業的新經濟增長點作用，積極促進國民經濟的發展，延緩周期波動，縮小波幅，實現可持續發展。

（3）要處理好我國各地房地產業發展周期的差異性與宏觀調控政策統一性的矛盾。我國各個地區經濟發展的程度不一樣，東、中、西部差距很大。因此各地房地產業發展程度不一，且房地產業具有明顯的區域性特點，這就決定了房地產周期既有全國性的周期，也有各地的發展周期。因此，房地產宏觀調控既要避免“一刀切”，又要保證地方政府有效執行。宏觀調控政策更應是指導性政策，由各個地方結合本地實際情況參照實行，用科學的發展觀去調控我國的房地產市場。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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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譚剛.房地產周期波動———理論、實證與政策分析[M].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2001.

第7篇：宏觀經濟研究范文

[摘 要]按照流轉稅與價格的關系可以將稅收劃分為價內稅和價外稅。不同的計稅方法對一國的經濟發展影響很大，只有明確了價內稅與價外稅的聯系與區別，才能在宏觀調控中使用好稅收這個工具，以促進國民經濟的平穩健康發展，保證整個社會的和諧穩定。

[關鍵詞]宏觀經濟 價內稅 價外稅

一、價內稅與價外稅的聯系

1.價內稅與價外稅是互為前提的一對概念。價內稅是稅金作為計稅依據的一部分的計稅方法。在以銷售額作為計稅依據從價定率征稅的情況下，價內稅的計稅依據是含稅價格，它在金額上等于成本+利潤+稅金，這反映了廠商產品價格的組成。在成本和利潤不變的前提下，政府可以針對不同時期經濟發展的需要，通過調整稅率來發揮稅收對宏觀經濟的調控作用，我國現行流轉稅中，消費稅和營業稅都屬于價內稅。價外稅是與價內稅相對而言的，凡是所繳稅金不包含在計稅價格中的則稱為價外稅。在價外稅條件下，購貨方支付的全部款項由價款和稅款兩部分組成。其中，稅款=不含稅價格*稅率，該公式看起來直觀，計算也簡單，計稅依據中不含稅款，不會產生重復征稅問題。在價格不變的條件下，價外稅用稅額的變動來影響消費，間接地配合價格發揮稅收對經濟的調節作用。西方發達國家對銷售商品和提供勞務的征稅傾向于采用價外稅，我國現行的增值稅就是價外稅。

2.價內稅與價外稅所體現的經濟屬性相同。政治經濟學中有關勞動價值論的解釋提到價格是價值的貨幣表現，體現著買賣雙方的交換關系，只有通過商品交換，價格表現價值的功能才得以實現。價內稅的稅金是價格的組成部分，無疑也是價值的組成部分。但有人將價外稅的稅金看成是獨立于商品價值或價格之外的一個增量，這種看法是不對的。首先，就個別產品而言，當其價格與價值一致的情況下，作為價外稅的稅金從其稅收本質上來看，也是歸國家支配的剩余產品價值的組成部分，理所當然的是價值的一部分；另外，在價值規律的作用下，商品價格會圍繞著價值上下波動，這反映了該商品市場供求關系的變化，正是價值的這種波動對整個市場經濟起著調節作用，但整個社會產品的總價格與其總價值總是一致的。可見，無論是個別商品價格高于還是低于價值，價外稅都不會是獨立于價值之外的一個“分子”。稅收作為剩余價值總是社會產品價值的一部分，都是勞動者創造的剩余價值，所體現的經濟屬性是相同的。

3.價內稅與價外稅對價格水平的影響無明顯區別。流轉稅屬于間接稅，它對物價的變動是富有彈性的，對資本回收則缺乏彈性。征收流轉稅最關注的是物價問題，而不是投資收益問題。有人認為價內稅含于價格之中，會促使納稅人提高價格以轉嫁稅負；價外稅附于價格之外，不會產生轉嫁稅負效應。稍加分析會發現該說法具有片面性。政府對商品征稅不論采用價內稅還是價外稅計征方法，都會既提高買方支付的買價同時又降低賣方實際得到的售價。二者分別上升和下降的幅度之和，即為政府的征稅款額度。如圖1所示，未征稅前，市場均衡點為E點，均衡價格為P0，征稅后，賣方得到的價格為P2，買方支付的價格為P1，P1P2即為稅收楔子。現實生活中，賣方為實現利潤最大化目標，經常采取降價促銷策略，因此通常是買賣雙方共同負擔某一種稅，稅收負擔的分攤比例則取決于征稅商品供需彈性的大小，如果一種商品的供給彈性大于需求彈性（如圖a），則對該商品征收稅額的較大比例將由買方承擔，反之則有較大比例由賣方負擔（如圖b）。政府對商品的征稅，在征稅額度不變的情況下，僅僅就采用價內稅還是價外稅兩種計稅方法而言，對價格水平的影響沒有太大區別。

a供給富有彈性，需求缺乏彈性 b供給缺乏彈性，需求富有彈性

圖1 稅收負擔的分攤

二、價內稅與價外稅的區別

1.價內稅與價外稅是不同經濟體制的產物。從流轉稅改革的進程上看，價內稅是計劃經濟的產物，而價外稅是市場經濟的必然要求。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價格是由國家統一制定的，盡管在理論上金額應由其價值決定，但在實踐上，國家為了保障整個社會的和諧穩定，會認為調整價格使其偏離價值，這種偏離必然導致廠商獲得的利潤高低不均，這種不均等的利潤會影響廠商的生產積極性，因此客觀上要求國家必須把價格高于價值給廠商帶來的超額利潤以稅收的形式抽走，這就使稅收與利潤互相制約。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其實質是價格對資源配置產生的作用，從市場運行的規律來看，當價格高于價值時，廠商所獲的超額利潤會吸引更多投資者把資本轉移到該部門來，隨著時間的推移，該商品供給量增加，價格會趨于下降，直到價格低于價值，又會促使部分廠商把資本轉移出去。從長期來看，整個社會的廠商獲得的利潤是趨于平均化的，這樣就無需運用稅收這個工具對產品的生產進行調節，在計稅方法的選擇上就應采取價外稅。

2價內稅與價外稅計算稅額的公式不同。根據稅收征管方法，價內稅的計稅依據是已經包含該稅金的價格，該價格也稱含稅價格。以我國現行消費稅為例，假設一種應稅消費品的成本為70元，利潤為20元，如果消費稅稅率為10%，則該商品包含消費稅的計稅價格為（70+20）/（1-10%）=100元，應交消費稅為100*10%=10元，因為消費稅是價內稅，應征消費稅的消費品計稅價格由成本70元、利潤20元、稅金10元三部分組成。我們再來看一下價外稅的計算，我國目前的流轉稅中，增值稅采用價外稅模式。以增值稅為例，若某種商品的成本為70元，利潤為20元，假設增值稅的稅率為10%（為了方便比較），則銷售該商品的銷項稅額為90*10%=9元。在價外稅條件下，由于計算稅額的稅基不含稅金，因此，當一種產品的價格為含稅價時，在計算稅額時需要把它換算成不含稅價格，即不含稅價=含稅價/（l+稅率），否則就會擴大稅基，加重購買者的稅收負擔，導致產品價格總水平上漲。

通過上例比較，在稅率相同的情況下，價內稅的計稅依據要高于價外稅。但就我國目前的情況，對于同一個業務，如果既交消費稅，又交增值稅，消費稅和增值稅的計稅依據是相同的——都是含消費稅不含增值稅的銷售額。

3.價內稅與價外稅的會計核算方法不同。無論是價內稅還是價外稅，實際納稅時，會計核算都是借記“應交稅費”科目，貸記“銀行存款”科目。但是由于計算申報和實際繳納都存在時間差，期末應交未交的稅金是一項流動負債，該過程的核算二者是不同的。價內稅計征模式下，企業取得的收入在金額上=銷售數量*單位價格（該價格是含稅價格），取得收入時的會計核算為，借記“銀行存款”等科目，貸記“主營業務收入”等科目，對于計算提取的稅金則應按照配比原則在成本費用中核算，借記“營業稅金及附加”科目，貸記“應交稅費——應交××稅”等科目；價外稅計征模式下，由于價格中不包含稅金，收入中也不含稅，企業銷售商品時收到的價外稅應單獨核算，會計核算為借記“銀行存款”等科目，貸記“主營業務收入”科目和“應交稅費——應交××稅”科目。企業購進存貨等支付的進項稅額可從銷項稅額中抵扣，會計核算為借記“應交稅費——應交××稅”（進項稅額）科目和“庫存商品”等科目，貸記“銀行存款”等科目。企業當期應交納的價外稅稅額=當期銷項稅額-當期準予抵扣的進項稅額。價內稅與價外稅會計核算的區別還在于它們在會計報表上的反映不同：價內稅不但應在資產負債表中反映，還應在利潤表中反映，對企業的損益有直接影響；而價外稅僅須在資產負債表中反映，對企業的損益無直接影響。

4.價內稅與價外稅給消費者帶來了不同的心理感受。按照微觀經濟學的理論，消費者被假定為理性人，消費者購買商品的價格是物品的真實價格，與價稅是否分開無關。而消費心理學認為，價內稅和價外稅形式上的差異會給消費者帶來對稅收負擔的不同感受。我國消費者的傳統習慣認為價格和稅收是合并在一起的，消費者購物時盡管支付的價格中包含了稅收，但是大多數消費者對稅額多少并不清楚。實行價稅分離，消費者購物時則分別支付價格和稅款，這將改變消費者的行為，可能導致邊際的消費者不購買。價款和稅款的分離，使得消費者誤認為自己承受了價款之外的額外負擔，不利于商品的銷售。現在的網上零售業務中，如果你要求店家給你開具發票，店主則會讓你另付一定比例的稅款，這也說明賣方為了促銷而可能并不打算納稅。隨著社會的進步，當消費者意識到自己也是流轉稅的納稅人時，應該偏好價稅分開表示。原因是價稅分列可以使消費者明確自己納稅的詳細信息。推行價稅分離的作法，有利于納稅人明確自己為公共物品和勞務的供給負擔的稅收成本，有利于將政府支出與公民稅負的關系清晰地揭示出來。

三、價內稅轉化為價外稅是必然趨勢

當前增值稅價外計征，而消費稅和營業稅價內計征，計稅方法的不統一增加了納稅人計算稅額的難度，不符合稅制簡化高效的原則。隨著人們對流轉稅稅負歸宿了解的逐步深入，會有越來越多的人傾向于將稅款與價格分開，也就是將來我國的流轉課稅應傾向于采用價外稅。

1.實行價外稅不會減少財政收入。從國際上看，發達國家以征直接稅（如所得稅）為主；發展中國家以征間接稅（如流轉課稅）為主；與我國國情相適應，我國稅收以流轉課稅（間接稅）為主，流轉稅占稅收總收入的60%以上，為此，有人擔心流轉課稅由價內變成價外稅會影響我國財政收入。從價內稅與價外稅的比較中可知，由于成本和利潤水平沒變，含稅價格變為不含稅價格后，稅基會有所減少，但此時可以相應地提高稅率，以保證財政收入不會減少，并且稅收會隨著國民經濟的增長而增長。

2. 實行價外稅可增加稅收的透明度。根據WTO的“透明度原則”，各國在條件成熟時，都有必要將其稅收模式改為價外稅。價內計征，消費者不能直接感受到國家課稅的壓力，只關心這種應稅消費品的價格總水平，當然也感受不到國家對這種應稅消費品在消費方向上的調節要求。而價外稅的稅金附加在價格之外，消費者除支付應稅商品的價款外，還要支付應承擔的稅金，這樣消費者必將自覺地索要發票，以明確地知道自己負擔了多少稅收，有利于其掌握國家的消費政策傾向，從而調節其消費結構，也有利于規范我國發票的管理和使用。

3.實行價外稅可促進我國對外經濟交往。目前國外流轉稅的征收大多采用價外稅的計稅方法，隨著我國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的進一步擴大，為了便于各國間的經濟貿易與交流合作，客觀上要求我國稅收制度應采用國際慣例，與國際稅收方法接軌，可見由價內稅轉換為價外稅是稅收國際化的要求。

為此，我們應從現在做起，加強稅收宣傳，提高社會公眾的納稅意識，為征稅方法改革打下堅實的社會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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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宏觀經濟研究范文

【關鍵詞】卷煙銷售額；宏觀經濟；偏最小二乘法；回歸分析

自1982年1月中國煙草公司正式成立以來，煙草行業已快速發展了32年，在“統一領導、垂直管理、專賣專營”的國家煙草專賣制度管理下，2013年行業為國家貢獻稅利已突破9500億元。一直以來，卷煙銷售受到計劃與市場的雙重制約，行業發展相對穩定，但是隨著市場經濟形勢的不斷變化，卷煙銷售工作正面臨新的拐點，尤其是進入“十二五”以來，宏觀經濟、政策對于卷煙市場的影響力日益增強，全國各省市都出現不同程度的銷量下滑，卷煙銷售疲態乍現。充分認識卷煙銷售的深層機理與內在邏輯，甄別形勢變化下各項經濟、政策指標對卷煙銷售產生的作用方向及影響程度，及時修正卷煙營銷戰略、戰術部署，保持經濟運行的健康平穩發展，日益成為卷煙銷售面臨的重要課題。

從全國而言，浙江經濟相對發達，2013年GDP總量排名全國第4，人均GDP排名全國第5，區域性塊狀經濟涉及制造、加工、建筑、紡織等十幾個領域，民營經濟和商品交易市場活躍，消費水平整體較高。在此基礎上，浙江的卷煙消費量和結構都位于全國卷煙市場前列，一定程度上能代表未來4～5年中國卷煙市場的基本狀況，但進入“十二五”時期，特別是從2012年下半年開始，卷煙批發銷售開始從快速到微增長，結構提升增幅變窄，從大幅提升到中小幅提升的變化十分明顯。麗水屬于浙江經濟相對落后地區，卷煙銷量、結構與全省相比有一定的差距，但是整體趨勢與全省基本保持一致，通過麗水銷售形勢推測全省發展狀況具有一定的理論依據。

一、卷煙銷售影響因素

經過對社會宏觀經濟指標的梳理分析，同時借鑒過往研究中對于卷煙銷售分析的主要選用指標，表1選取常住人口、地區國內生產總值、商品零售價格總指數、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工業生產總值、工業用電量、房地產開發投資額、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農村人均純收入等作為自變量作為主要因素影響分析。

表2列出了卷煙總銷售額、一類煙銷售額、二類煙銷售額、三類煙銷售額、四類煙銷售額、五類煙銷售額、銷售毛利的描述性統計分析。2004-2012年，卷煙總銷售額的均值為217334.8萬元，銷售毛利的均值為53775.71萬元，銷售毛利率為25.74%；一類煙銷售額均值113599.02萬元，二類煙銷售額均值21578.71萬元，三類煙銷售額均值41952.2萬元，四類煙銷售額均值32611.99萬元，五類煙銷售額均值7656.14萬元，從結構來看，五煙煙對銷售額貢獻最小。

二、宏觀經濟數據對卷煙銷售的作用機制

1.人口變化對卷煙銷售的影響

人口變化是影響卷煙銷售的關鍵因素，通常來說，人口數量的增長會相應引起消費品數量的增加，從麗水市人口總量與卷煙銷額的比較中發現，麗水卷煙銷量與常住人口數量成正比走勢，從2004年到2013年間，麗水總人口一直處于上升態勢，人口總量由2004年的250.66萬人增加到2013年的263.9萬人；卷煙銷售在2004年與2007年間處于快速上升狀態，2007年后增幅趨于平緩，2013年后略有下降。本文選擇麗水地區總人口數作為人口因素的分析指標，以此作為研究人口因素對卷煙消費需求的影響。

2.經濟發展水平對卷煙銷售的影響

卷煙銷量與地區的經濟發展狀況、居民收入情況、城鄉結構、消費習慣等方面因素休戚相關，從近兩年浙江省麗水市各地市的GDP基數與卷煙銷售數據對應情況來看，卷煙銷售與經濟發展的規模基本對應。本文選擇麗水地區國內生產總值（GDP）作為經濟發展水平的指標。其中，國內生產總值（GDP）是指在一定時期內（一個季度或一年），一個地區的經濟中所生產出的全部最終產品和勞務的價值，常被公認為衡量地區經濟狀況的最佳指標。

3.價格指數對卷煙銷售的影響

零售物價的調整變動直接影響到城鄉居民的生活支出和國家的財政收入，影響居民購買力和市場供需平衡，影響消費與積累的比例。因此，計算零售價格指數，可以從一個側面對上述經濟活動進行觀察和分析。居民消費價格指數是反映居民家庭一般所購買的消費商品和服務價格水平變動情況的宏觀經濟指標。它是度量一組代表性消費商品及服務項目的價格水平隨時間而變動的相對數，是用來反映居民家庭購買消費商品及服務的價格水平的變動情況。

4.產業發展對卷煙銷售的影響

為了實現卷煙的均衡增長、平衡銷售，每年對于省內外卷煙的銷售比重都有嚴格的控制，但是在大部分情況下，本地煙銷售占有較大優勢，因此，卷煙銷售是否順利更多地取決于省外煙銷售能否達到預期。省外卷煙的消費群體一般以產銷地流入人口為主，而一個地區的產業發展尤其是工業發展、建筑業發展對外來人口流動規模與趨勢起著關鍵的作用。本文選擇工業生產總值、工業用電量與房地產開發投資額三個指標衡量產業發展對卷煙銷售的影響。其中，工業總產值是指以貨幣表現的工業企業在一定時期內生產的已出售或可供出售的工業產品總量，反映一定時間內工業生產總規模和總水平的重要指標。工業總產值包括成品價值、工業性作業價值和自制半成品、在產品期末期初差額價值。房地產開發投資額是以貨幣形式表現的房地產開發企業（單位）在一定時期內進行房屋建設及土地開發所完成的工作量及有關費用的總稱。房地產開發投資額是完成的實物量指標，一般以形成工程實體為準。

5.居民生活水平對卷煙銷售的影響

居民的收入水平是影響其消費行為的決定性因素，其中人均可支配收入被認為是消費開支的決定性因素，其增幅加快，往往導致消費市場表現活躍，全社會的消費水平增加，對于卷煙銷量增加以及銷售結構提升具有重要影響。本文選擇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農村人均純收入兩個指標來衡量居民生活水平對卷煙銷售的影響。

其中，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指反映居民家庭全部現金收入能用于安排家庭日常生活的那部分收入。它是家庭總收入扣除交納的所得稅、個人交納的社會保障費以及調查戶的記賬補貼后的收入。農民純收入是指是指農村居民家庭全年總收入中，扣除從事生產和非生產經營費用支出、繳納稅款和上交承包集體任務金額以后剩余的，可直接用于進行生產性、非生產性建設投資、生活消費和積蓄的那一部分收入。這兩個指標是反映城鎮居民和農民家庭實際收入水平的主要指標。

三、宏觀經濟與卷煙銷售影響關系模型構建與應用

以卷煙銷量、銷售額作為因變量，人口數、地區國內生產總值、商品零售價格總指數、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工業生產總值、工業用電量、房地產開發投資額、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農村人均純收入等作為自變量構建模型。

1.各項因素的相關關系分析

多重共線性（Multicollinearity）是指線性回歸模型中的解釋變量之間由于存在精確相關關系或高度相關關系而使模型估計失真或難以估計準確。為了直觀了解各選取指標間是否存在多重共線性，運用SPSS軟件對所選取指標進行了相關分析。

從附表中可知，總人口、地區國內生產總值、工業生產總值、工業用電量、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農村人均純收入等6個因素與卷煙銷額高度相關，社會商品零售額指數、消費品價格指數與卷煙銷售額沒有顯著性關系。人口總量、地區生產總值、工業用電量、工業生產總值、房地產投資額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農村人均純收入除了和商品零售價格指數、消費品價格指數不相關外，與其他變量高度相關；商品零售價格指數、消費品價格指數兩者高度相關，且均與其他變量不相關；初步分析變量間可能存在多重共線性關系。

（1）多重共線性檢驗

多重共線性的檢驗方法有多種，典型的有方差膨脹因子、容忍度、條件數等。方差膨脹因子的計算公式為：

當存在多個自變量時，還可以用多個自變量所對應的方差膨脹因子的平均數來度量多重共線性，即

當方差膨脹因子的平均數遠大于1時就不求存在嚴重的多重共線性。

容忍度是方差膨脹因子的倒數，容忍度越小，表明多重共線程度越弱。

以卷煙銷售額為因變量，農村人均純收入、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商號零售價格指數、人口數、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地區生產總值、工業生產總值為解釋變量，采用最小二乘法進行估計，估計結果見表3、表4、表5。

由表3可知，F統計量為300.364，P值為0.003，無論采用0.05的顯著性水平還是0.01的顯著性水平，回歸方程在整體上都是顯著的，說明至少有一個解釋變量對被解釋變量有顯著影響。

由表4可知，每個解釋變量的p值均大于0.05，說明每個解釋變量對被解釋變量的影響均是不顯著的，這和F檢驗是相互矛盾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多重共線性造成的。由于容忍度是VIF的倒數，所以居民消費價格指數的容忍度最大，數值為0.041。

（2）多重共線性的校正方法

這兩種方法在校正多重共線性時都廣泛運用，但是當刪掉的共線變量太多時，逐步回歸法往往難以令人滿意。本文首先采用逐步回歸法，然后采用偏最小二乘法進行對比。

表5的條件數不僅可以驗證VIF的結果，也可以找出共線的原因。條件數基本都在100以上，表明存在嚴重的多重共線性。由于人口總量變化幅度不大，人口總量出現了和常數項共線的現象，另外商品零售價格指數、居民消費價格指數高度共線，生產總值與工業用電量高度共線。

2.卷煙銷售量影響因素的模型分析

（1）逐步回歸法

表8、表9、表10為逐步回歸法的分析結果。從表8可知，F統計量655.458，P值為0，表明回歸方程整體上高度顯著；從表9可知，回歸方程只有一個解釋變量：人口總量，其系數對應的t統計量為25.6，P值為0，表明麗水每增加1萬人，卷煙銷售額增加25.6萬元；表10列出了因為多重共線性被刪除的6個變量：生產總值、商品零售價格指數、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工業用電量、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農村人均純收入。

逐步回歸法雖然可以使模型中僅包括顯著的變量，但大量變量被刪除起不到分析的目的。因此本研究進一步采用偏最小二乘法進行估計。

（2）偏最小二乘估計

偏最小二乘法是一種新型的多元數據分析方法，它于1983年由伍德和阿巴諾等人首次提出，被稱為第二代回歸分析方法。它利用對系統中的數據信息進行分解和篩選的形式，提取對因變量解釋最強的綜合變量，辨識系統中的信息與噪音，從而更好的克服多重共線性在系統建模中的不良作用。

從方差分析結果來看，F統計量為300.36，P值為0.003，回歸方程整體上是顯著的。

四、結論

從標準化回歸系數來看，人口總量對卷煙銷售額的影響為正，生產總值對卷煙銷售量的影響為正，生產總值代表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經濟發展水平越高，卷煙的銷售額越高；商品零售價格指數越高，卷煙銷售額越高，原因在于卷煙和其它商品之間存在一定替代效應，其他商品價格越高，卷煙價格增幅相對不明顯，卷煙消費的結構也會有所提升；居民消費價格指數越高，卷煙銷售額越低，原因在于居民消費價格上升時，居民手中貨幣購買力下降，生活成本上升，有可能會降低對卷煙的需求；工業用電量對卷煙銷售額的影響為負，近年來，浙江省在全省范圍內全面推進了“四換三名”（即騰籠換鳥、機器換人、空間換地和電商換市，以及名企、名品和名家）工程，鼓勵企業采用自動化、智能化的裝備替代手工的、半機械化的、純機械化的裝備，隨著“兩化”的深入推進，作為外來務工人員大量涌入途徑的第二產業對于勞動力的“剛需”減少，由此造成卷煙銷售尤其是省外煙銷售的銳減；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農村人均純收入增加時，會增加卷煙銷量或者銷售結構，卷煙銷售額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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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宏觀經濟研究范文

關鍵詞：現金指標 GDP CPI 量化研究

中圖分類號：F83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15）09-169-04

一、引言

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是：幣值穩定、充分就業、經濟增長和國際收支平衡。該目標也是一個國家的宏觀經濟目標。中央銀行僅僅是通過貨幣政策工具的操作，調節貨幣供應量的變化，從而間接影響宏觀經濟目標。因此貨幣政策是政府宏觀調控的一個重要手段，其施行的質量直接關系到國家經濟的平穩持續發展。現金指標作為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重要指標之一，具有可測行、可控性、相關性和抗干擾性，與國家的GDP、CPI之間具有緊密的聯系，準確地把握三者之間的聯系能為政府制定貨幣政策提供理論支持。

隨著我國經濟總量逐年增長，經濟環境越來越復雜，及時高效地實施恰當的貨幣政策變得非常必要，因此研究我國現金指標與宏觀經濟指標的關系有重要的現實意義。關于貨幣供應量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問題，不論在西方還是中國，在理論上以及實證分析上都存在很大的爭論，基于不同的理論假設和經驗數據的提取所得出的結論也完全不同。盡管研究結論不盡相同，但都認為貨幣供應量的變化對宏觀經濟部分指標有一定的影響。

二、變量的選取和樣本的采集方式

（一）現金指標

一般大多數國家都根據貨幣的流動性，把貨幣供應量劃分為M0、M1、M2、M3等。我國將貨幣供應量劃分為：

M0=流通中的現金;

狹義貨幣（M1）=M0+企業活期存款+機關團體部隊存款+農村存款;

廣義貨幣（M2）=M1+企業單位定期存款+自籌基本建設存款+個人儲蓄存款+其他存款。

其中，M2減M1是準貨幣，M3是根據金融工具的不斷創新而設置的。M1反映著經濟中的現實購買力;M2不僅反映現實的購買力，還反映潛在的購買力。若M1增速較快，則消費和終端市場活躍;若M2增速較快，則投資和中間市場活躍。中央銀行和各商業銀行可以據此判定貨幣政策。M2過高而M1過低，表明投資過熱、需求不旺，有危機風險;M1過高M2過低，表明需求強勁、投資不足，有漲價風險。

本文選取流通中的現金M0作為貨幣供應的度量指標。不采用狹義貨幣M1和廣義貨幣M2，是因為M1和M2反映居民和企業資金松緊變化，是經濟周期波動的先行指標，而當前居民儲蓄存款非常龐大，與消費、物價等因素有密切關系，但從中央銀行的可控性上講，沒有M0更具有研究性。M0由中央銀行直接創造并注入流通，其可控性最強，而商業銀行的貨幣性負債主要是靠中央銀行的貨幣性負債支撐的，因此，只有中央銀行控制住了M0，就等于間接控制住了M1、M2、M3。本文采用M0的季度增長率作為研究對象進行分析。

（二）GDP

GDP是最受關注的宏觀經濟統計數據，是衡量國民經濟發展情況的重要指標。類似的研究大都是以年為時間單位采集樣本，樣本的規模受限導致統計結論不夠準確。宏觀經濟指標受貨幣供應量M0的影響可能會比較敏感，因此采集相關指標的季度數據進行分析。GDP樣本選取2000年第1季度至2012年第4季度的實際統計數值，考慮到時間跨度較長，而統計標準及統計口徑又變化較大，本文沒有針對以上指標的實際數值進行分析，而是考察他們的增長率之間的關系。綜上所述，本文將選取2000―2012年按季統計的數據共52個作為研究樣本，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

（三）CPI

CPI是反映一定時期內城鄉居民所購買的生活消費品價格和服務項目價格變動趨勢和程度的相對數，是對城市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和農村居民消費價格指數進行綜合匯總計算的結果。利用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可以觀察和分析消費品的零售價格和服務價格變動對城鄉居民實際生活費支出的影響程度。通常作為觀察通貨膨脹或緊縮的重要指標。CPI選取2000―2012年的季度統計數據進行研究。

三、數據分析與處理

（一）GDP數據

（二）2000―2012年M0和CPI季度同比增長率（表1）

數據全部在一個頻率上，即季度增長率，下面對原始數據進行統計分析。

四、M0與GDP、CPI關系的實證研究

（一）平穩性檢驗

根據2000年1月至2012年12月的數據建立趨勢圖，如圖2、圖3和圖4，M0季度趨勢圖沒有明顯的趨勢和季度波動，在2001年出現峰值，之后一路趨于平緩;GDP季度趨勢圖在2007、2010年出現峰值，2009年第一季度出現最低值，趨勢和季度波動很明顯;CPI季度趨勢圖具有明顯的趨勢和季度波動，2007―2008年出現峰值。

首先對M0、GDP、CPI三者進行平穩性處理：（1）若原序列平穩，則直接分別進行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2）若原序列非平穩，則先進行差分后再進行回歸分析，再進行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經計算表明M0增長率的ADF檢驗結果平穩，CPI和GDP兩者增長率的ADF檢驗均不平穩，因此考查CPI和GDP增長率的一階差分的平穩性，結果如下。

1.對M0做ADF檢驗。

從上面的t-Statistic對應的值可以看到，-12.65131小于下面所有的臨界值，因此M0增長率在水平情況下是平穩的，結論與圖2趨勢相對應。

2.對CPI的ADF檢驗。

從結果可以判斷CPI有單位根。從上面的t-Statistic對應的值可以看到，-2.046631大于下面所有的臨界值，因此CPI增長率在水平情況下是非平穩的，結論與圖3對應。然后我對該數據作了一階差分，再進行ADF檢驗結果如下：

從上面的t-Statistic對應的值可以看到，-5.353178小于下面所有的臨界值，因此CPI增長率的一階差分是平穩的。

3.對GDP做ADF檢驗。

從上面的t-Statistic對應的值可以看到，-2.740910大于1%和5%的臨界值，因此GDP增長率在水平情況下是非平穩的，結論與圖4趨勢相對應。然后我對該數據作了一階差分，再進行ADF檢驗結果如下：

從上面的t-Statistic對應的值可以看到，-4.845704小于下面所有的臨界值，因此GDP增長率的一階差分是平穩的。

綜上所述序列M0、CPI、GDP增長率平穩性的ADF檢驗結果如表2所示：

序列CPI、GDP的增長率的一階差分在檢驗水平分別為1%、5%、10%下均拒絕原假設，即可以認為序列CPI增長率、GDP增長率的一階差分是平穩的，這兩個指標為一階單整序列;M0的增長率在水平情況下就是平穩的，M0為單整序列。可以看出CPI增長率與GDP增長率具有同向關系，似乎與M0關系不一致。因為三個變量不是同階平穩，所以不符合做協整檢驗的要求，下面對CPI增長率、GDP增長率進行一階差分，做回歸分析，進一步明確三個變量之間的關系。

（二）線性回歸分析

對CPI增長率、GDP增長率進行一階差分，根據數據，設定的線性回歸模型為：

M0=β1+β2CPI+β3GDP

建立M0、GDP、CPI增長率之間的回歸方程，回歸結果如下：

M0=0.119107+0.597087CPI-0.131490GDP

（0.003849） （0.311424） （0.561469）

T=（30.94775） （1.917280） （-0.234189）

R2=0.070192 F=1.849534

檢驗模型建立的準確性，可以做出擬合圖，如下：

從圖5顯示出模型的擬合效果較好，到達預期效果。從檢驗結果可以分析，M0增長率與CPI增長率具有直接的正向關系，但是M0增長率與GDP增長率關系不明確，再做進一步檢驗。

（三）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

由上表得出如下結論：

1.M0增長率不是GDP增長率的Granger原因，即貨幣供應量的變化不會直接引起GDP的變化;

2.M0增長率也不是CPI增長率的Granger原因，即貨幣供應量的變化不會直接引起CPI的變化;但是，CPI增長率是M0增長率的Granger原因，即CPI的變化直接引起M0的變化;

3.GDP增長率與CPI增長率存在雙向Granger關系，即相互影響。

五、政策建議

本文通過對M0、GDP、CPI增長率的平穩性檢驗、線性回歸分析和Granger因果檢驗研究發現，貨幣供應量M0對于宏觀經濟指標的影響是局限的。但是，M0對一個國家的宏觀經濟發展具有不可忽視的作用，筆者作為基層中央銀行貨幣發行人員，對貨幣發行工作提出以下建議：

1.積極把握M0對宏觀經濟的影響，充分考慮時滯因素，不可一蹴而就。GDP增長率與CPI增長率、M0增長率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但貨幣供應量的影響在短期和長期表現不同，即貨幣政策作為宏觀調控手段在實踐中存在時滯，而且有時時滯周期很難掌握。因此，我們應該將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結合使用，充分利用好存款準備、再貼現、公開市場這三大法寶，重點對M2進行宏觀調控，以此促進經濟發展。

2.合理分配年度貨幣供應量，注重券別結構搭配。根據全國地域和經濟發展特征，因地制宜地分配貨幣供應量，加大券別搭配力度，在增大輔幣投放量的同時要注重主、輔幣的市場比例，積極滿足市場對各類券別的合理需求。

3.加強現金分析手段，強化分析成果的應用和轉換。要充分認識當前現金分析工作的緊迫性和重要性，認真研究新形勢下現金供應與運行工作的統計指標體系，中央銀行發行的M0雖然對宏觀經濟的影響是局限的，但要積極查找真正影響M1、M2變化的經濟指標，運用貨幣政策加大M2的調控和監管力度，將現金分析工作的成果運用到指導宏觀經濟上來，真正發揮制定貨幣政策“指示燈”的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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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李曉玲.基于協整理論貨幣供應量與經濟增長、物價水平關系研究[J].經濟問題，2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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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盧宇強.貨幣供應量與宏觀經濟指標關系研究[J].經濟論叢，2012.第27卷（10）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銀行蘭州中心支行 甘肅蘭州 7300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