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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參與觀察法的起源
1890年德國保羅?果赫(Paul Gohre)以學徒身份在議價工廠中工作,并且在那兒生活了三個月,每天晚上回到家都要做非常詳細的筆記,憑借這種方式來研究工廠的生活。他的著作深深地影響了大學校園內的學者,包括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1]
20世紀20年代,英國人類學家布朗尼斯諾?馬林諾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ski)把密集田野工作當成一個新方法介紹,并主張“在直接觀察與當地人的陳述以及觀察者推論”之間做出區別。他認為社會研究應該直接與當地人互動并且與他們生活在一起,學習當地人的風俗習慣、信仰和社會交往過程。[2]
20世紀中期,美國的威廉?富特?懷特對紐約的意大利社區進行了長達三年半的深入研究,將其稱為“參與觀察法”。
20世紀40年代到60年代末,芝加哥學派把參與觀察發展成為一種獨特的技術,擴大應用人類學模型來探究研究者自己社會內的團體與情境,于是便出現了三個原則:(1)研究自然狀況或情境下的人群;(2)通過直接與人互動的方式來研究他們;(3)獲得對社會世界的了解,并且對成員的觀點提出理論陳述。[3]
二、參與觀察法的特點
(一)優點
參與觀察使得研究者在“沒有先入之見”的情況下開展觀察互動,很少將自己的看法和觀點強加于自身試圖理解的那個社會世界,是為了獲得有關社會的真實生活的最好方法。
區別于一般觀察,參與觀察法給研究者提供了一個連續的動畫,讓研究者得以清晰了解研究群體在某個時期的發展、變化和消亡的過程。例如,懷特對于科納維爾的街角青年、意大利人社交和體育俱樂部、科納維爾的非法團伙、科納維爾的政界要人等等進行了長期持久的觀察,使懷特得以關注各類團體和組織的發展的動態過程,以及其內部人際關系的發展、變化狀況。
(二)缺點
參與觀察法的缺點是指其得到的資料往往缺乏信度。作為一種研究方法,它的觀察是無系統的,資料難以用數量去衡量,研究結果也是無法重復的。同時,參與觀察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觀察者的敏感性、領悟能力和解釋技巧。當研究者在參與觀察中參與得越深,體驗得越深,其主觀情感、看問題的角度、思考的方式等方面受到的影響也就越大,這個時候就很難保持比較客觀的標準。懷特在書中曾這樣描述:“開始時我是一名非參與性的觀察者,但是,當漸漸為這個群體所接納時,我發現自己幾乎成了一名非參與觀察者。”這樣就出現了一個新的危險:觀察者因陷得太深而失去其觀察的超然性和敏銳性,并變得過于想當然。
假若研究者不主動參與研究群體的活動,不積極與對方閑聊,則自身永遠被看作外來者,永遠不可能知曉他人的秘密。然而,若研究者表現得太積極,個人行為有可能影響研究群體的發展軌跡,影響研究群體的真實面目,從而無法說明自身使用研究方法的科學性。因此,參與觀察法的研究者的角色問題顯然比一般觀察要復雜得多。
三、參與觀察者的角色
在實際的社會研究中,當研究者采用參與觀察法收集資料時,對于研究者在參與觀察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的選擇,要根據研究的目的、方法、技術、人力和物力等因素來進行衡量。
林德曼(Lindemann)將觀察者分為兩類:一類是客觀的觀察者,指觀察者透過訪談,從外部研究文化;另一類是參與觀察者,指觀察者透過實地觀察,從內部研究文化。[4]
喬根森(Jorgensen)則主張,凡具有下列特質者都可稱為參與觀察,例如,內部者的觀點、開放式求知的過程、一種深度個案研究方法、研究者直接參與研究對象的生活,以及將直接觀察作為收集資料的方法。參與觀察的最終目的是“從扎根在人類每天的生活事實中發掘實踐的和理論的真理”。[5]
四、參與觀察的步驟
(一)決定研究場域
根據研究主題,決定采用參與觀察法進行收集資料后,要解決的首要問題就是選擇研究場域。以懷特的《街角社會》為例,當他決定研究貧民窟的主題時,他立即從波士頓這個研究場域的大背景出發,根據他個人對貧民窟的印象,例如“斷壁殘垣”、“破爛的建筑”、“擁擠不堪”的概念,選擇波士頓的北端地區為實地觀察的研究場域。
(二)進入研究場域
對于研究者來說,應該注意以下兩點:(1)不論自己研究的議題有多棒,自身多有能力,都必須得到場域負責人的同意才能開始研究。所以,應該事先演練如何回答對方提出的問題。(2)利用好自己的人際關系網絡。比如懷特在進入波士頓北區大街時,經歷了好幾次失敗,后來他得到一位社會工作者的幫助,這個社會工作者安排他與當地青年幫伙的一個頭目多克會面,經過坦率的交談,多克同意給懷特做“擔保人”――即允許懷特作為“多克的朋友”去參與和觀察各種活動。
(三)建立良好關系
觀察者需要明確自身擔任哪種角色,然后根據角色的要求建立與被觀察者的關系。觀察者應尊重當地風俗習慣,學習他們的語言,參與他們的活動,與之建立相互信任的關系。胡幼慧認為建立關系應該注意五個訣竅[6]:(1)謹慎的;(2)誠實的;(3)不作預設;(4)當一個反思的聽眾;(5)愿意表露自己。
(四)實地觀察工作概要
包括誰(who)、什么(what)、何時(when)、何地(where)、為什么(why)以及如何(how)六大要素。參與觀察者應有意識地、詳細記錄發生的事情,以便于從事件中去了解團體意識是如何建構的?
(五)實地筆記和深度訪談的記錄過程
如何撰寫實地筆記,包括筆記內容、筆記形式及筆記撰寫時間,是參與觀察法的一個重要過程,因為實地筆記就是資料,記錄筆記就是資料收集的過程。實地筆記和訪談記錄的內容主要包括:空間、行動者、活動、主題、行為、事件、時間、目標、感受等。實地筆記的形式有四種:心靈筆記、摘要筆記、時間表或實地筆記和實況筆記。
摘 要:社會科學研究方法是以社會現象為研究對象的系統科學研究方法。當前部分院校研究生在研究方法方面缺乏問題意識、方法意識和規范的意識,且實際運用能力也比較低。對于研究生階段的學生而言,學習其是解決學位論文撰寫乃至今后進行科學研究的方法和工具問題,也是解決以上問題的關鍵。結合現狀開展的《與社會科學研究方法論》課程,為加強研究生科學研究法訓練提供了渠道。
關鍵詞:研究生;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問題;訓練對策
社會科學研究方法是以社會現象為研究對象的系統科學研究方法。當前部分院校研究生在研究方法方面缺乏問題意識、方法意識和規范的意識,且實際運用能力也比較低。近十年來,隨著研究生的招生和畢業數成倍增長,提升研究生的培養質量日益成為研究生教育關注的焦點。中央從2011年秋開始在全國有關高校增設碩士生選修課《與社會科學研究方法論》,為研究生加強科研方法的訓練提供契機。
一、研究生社會科學研究方法課的主要任務
社會科學是人類認識和改造社會,促進社會進步的科學。社會科學研究方法是指社會科學研究為發展和完善社會科學理論在搜集和整理社會科學實踐經驗數據并開展理性思維的過程中所采用的一切途徑、手段、工具和方式。[1]我國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發展一直都比較緩慢,更新也比較滯后,特別是研究生階段的研究方法訓練嚴重不足,沒有一個完整的系統,科學性不強。
研究生階段的人才培養是培養研究生綜合運用所學的理論知識進行科學研究,提升其提出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科研能力。而社會科學研究方法教學的主要任務是提高研究生運用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能力,提升論文寫作的質量。研究生階段的研究一般提倡實證研究,所以教學過程中要注重實證研究方法訓練,使教育對象在研究生學習階段培養理論聯系實踐的意識,為以后的研究奠定扎實的基礎,為社會科學發展做出貢獻。
二、研究生培養與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存在的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研究生教育系統給國家培養輸送了數百萬名畢業生,他們為社會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近十年,隨著研究生招生規模的不斷擴大,研究生精英教育模式也逐漸向大規模教育模式發展,并且研究生的培養質量也大不如前,沒有上升反倒下降。武漢大學的一項調查指出,導師們對于近年來我國研究生教育質量的評價結果是:1.2%的人認為有很大提高,12.1%的人認為略有提高,25.2%的人認為基本穩定,45.4%的人認為略有下降,16%的人認為嚴重下降。[2]
首先,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在研究生中的應用基礎比較薄弱。一方面,一些碩士研究生的導師所掌握的資源不足,包括縱向和橫向的課題經費問題,這樣就不能給實證研究提供資金支出。另一方面,導師和研究生之間處于分離狀態,雙方沒能達成一種優勢互補的和諧團隊局面,研究多屬于理論分析,而缺乏實證研究。其中部分導師自身對科學研究方法的掌握還不夠成熟,有的甚至重理論而輕方法。
其次,社會科學研究方法教學的欠缺。平時學習生活中在與同學交流時,大家對關于論文方面的方法問題表現出很茫然的狀態,對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知之甚少,這樣的問題亟待解決。比如不會選題,對研究問題的確定性偏重于依賴導師意見,難以在專業方向的領域里提出感興趣有價值且有能力完成的論題。有的題目命名就不能過關,假命題問題嚴重,學生不知道如何界定研究問題,不知道什么是好的命題,什么樣的命題能激發讀者興趣,什么命題有研究的潛能等等。部分論文沒有研究問題,研究的視角太窄,研究目的比較含糊,將研究具體化深刻化的能力不夠。雖然不能說這些不足都是研究方法學習缺乏導致的,但是只要通過這方面的指導引導,是可以改善的,并減少研究生在論文寫作中做無用功無效功。
三、社會科學研究方法課提升研究生研究能力的對策
1.注重提高研究生選題能力。雖然研究方法不能解決研究生在自己研究方法上選擇“合適”的研究題目,但在方法訓練的時候,應該在初期理解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基本問題,接著通過實際案例,引導研究生意識到哪些是合適的選題或有研究價值的選題,同時給學生一定的自,讓他們自己去鑒別、分析、討論和思考。這樣,在提高學生自主選題之前,首先學會鑒別他人的選題,還能了解自己研究領域的重要刊物和相關人物的文獻。比如,對于我們教育科學院的研究生來說,我們可以多讀教育學報,了解教育最新動態,知曉教育最近有哪些大事、哪些問題,這對于我們選題的幫助是十分大的,而且上面的數據也是權威可靠的。
2.重點解決研究規范性問題。科學研究要遵循嚴格的學術規范,包括確定選題、設計研究課題、收集相關數據資料、陳述結果、安排論文結構等等,這些都有固定的格式規范要求,作為一個科學研究初探者,不僅要清楚地知曉,還要嚴格執行。加強研究生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訓練,重要的環節就是強調學位論文的撰寫必須遵循學術規范。一是了解研究程序,每一步都要有理有據;另一方面,要加深對研究方法和方式選擇的適切性確定,各種研究方法要如何結合使用才能達到研究的目的,什么樣的問題適合什么樣的研究方法等。訓練過程中首要采用的應該是研究生論文的案例分析,通過這種方法能直接有效的找出研究生科學研究中存在的問題,分析其方法欠缺點在哪里,并找到優勢。從選題、研究問題、研究設計、研究分析、研究結論等方面分析研究生的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規范,進行這樣的訓練,可以加深學生的直觀理解和印象。總之,用研究生的論文進行指導訓練是解決規范問題最行之有效的方式。
3.注重實踐訓練,從做中學。研究生階段的學習與本科和其他階段的學習是不一樣的,研究方法的訓練在深度及課時安排上不同之外,訓練方法和側重點也不一樣,研究生階段應該是掌握實際科研能力,將所學知識運用到實際的研究與論文撰寫上,構建知識與實踐能力的有效結合。所以,研究方法訓練要特別重視實踐活動訓練。結合課堂上的實踐并安排一定強度的課下實踐任務,通過自身訓練,讓學生在做中掌握科學研究的規范與技巧,激發其進行社會科學研究的熱情。訓練方式很多,可以是文獻綜述的寫作、專題寫作、調查問卷報告等,要重點關注的是在寫作過程中學生研究方式的運用、問卷調查的設計、寫做技能等,要想提高這些能力,都要親自操作后才能有深刻印象。
參考文獻
[1] 林聚任,劉玉安.社會科學研究方法[M].山東,山東人民出版社,2008:22-24.
關鍵詞:社會科學 自然科學 客觀性 意識形態
社會科學在西方哲學研究中是一個比較活躍的領域,但在中國研究則還是剛剛起步,還不像其他哲學門類那樣已有大量的現存材料和研究框架,甚至它的方法和原則還在建構之中。社會科學哲學研究的問題比較多,包括合理性原則問題、整體論、還原論等問題。社會科學的客觀性問題也一直是困擾社會科學哲學家一個主要問題。
在社會科學的客觀性方面,一般人認為社會科學不如自然科學那么客觀。歷史決定論者主張在社會科學中不可能建立起客觀性,如果社會科學家有意圖的進行預測,那么,他就要按照自己的愛好和自身的利害關系來進行行動。這種價值判斷就會影響預測本身的內容,給預測內容的客觀性和研究成果的客觀性造成各種各樣的損害。
在社會科學家那里,這其實也就是一個關于社會科學對象的特殊性問題,可以表述為:"與自然科學所界定的自然世界不同,社會科學的對象領域有其自身的特點:不僅研究對象包括了研究者本人,而且被研究的人還能夠與研究者展開各種各樣的對話或辯論。在自然科學中,辯論的問題通常無須訴諸于對象的觀點就能夠加以解決。而研究對象的可變性和與被研究者的對話必然會影響到社會科學的客觀性問題。
在科學研究中,自然領域通過偶然事件呈現給我們,科學研究則揭示出偶然性背后的規律。偶然事件及其內在必然性構成了科學研究對象的客觀性。社會科學研究對象的客觀性則要更復雜一些,在研究對象中,一部分是人的有預期目的的活動,這一活動帶有人類精神特有的各種豐富的特點,是人之外的自然界所沒有的,這就構成了社會科學的獨特性。另一方面,這種有預期目的結果由于各種條件的限制、各種目的期望的互相抵消,總是超出于任何現實的預期目的之外。所以,在研究中,社會科學的研究與無意識的自然界一樣,也具有內在規律支配的客觀對象。
近代以來,由于自然科學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其經驗的、實證的研究方式,也對人類理性產生巨大影響。在社會科學研究中,以孔德、斯賓塞為代表的實證主義思想家們推崇經驗科學的研究方法,主張用自然科學的模式與方法來建立社會科學.力求使社會科學也成為自然科學那樣的科學。他們認為社會科學家的任務應該是描述客觀事實,只研究社會現象"是怎樣"的,只對社會現象做出事實判斷,不應該對社會現象做任何價值評價,以此保證研究結果的客觀性和科學性。這種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經過不斷發展和演變在西方長期占據主導地位。社會科學面臨的一大難題是怎樣才能保證研究的客觀性,使自己成為真正嚴格的科學。對此,近年來一部分研究者給出的答案是"非意識形態化",認為社會科學研究惟有拒斥意識形態才具有真正的客觀性和科學性。那種認為要保持社會科學研究的客觀性,必須避免社會科學的意識形態化,必須在社會科學研究中拒斥意識形態的說法,其實并不是社會科學研究的一種新方法。當代中國出現的社會科學研究中的"非意識形態化"主張事實上也是受其影響的產物,或者可以說它也是出現于近代社會科學研究中的實證主義方法論的某種延續或變形。
現今持社會科學研究"非意識形態化"觀點的人實質上正是在這個問題上缺乏準確的認識,他們忽略了一個基本事實,即自然科學研究的對象是沒有理性和思維的自然界,它沒有對象意識和自我意識;而社會科學研究的對象則離不開現實的活動著的人。正如恩格斯指出:"在社會歷史領域進行活動的,是具有意識的、經過思慮或憑激情行動的、追求某種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發生都不是沒有自覺的意圖、沒有預期的目的的",這就決定了社會科學研究與自然科學研究相比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使"價值無涉"成為一種美好的幻想。具體來說:
第一,認識本質上是主體對客體的反映,但這種反映不是被動地接受,而是一個能動的創造過程,內在地包括選擇和建構。社會科學研究中他既是研究活動的主體,同時又因為自身是研究的社會現象的參與者,因而也是研究活動的客體。因此,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不可能采取純客觀的立場、他必然會以這種或那種方式,把他所固有的、與其所屬的社會集團相關的政治傾向、價值觀念、宗教情感等意識形態帶進社會科學研究之中。這樣,在從研究對象選擇、到材料收集整理、再到形成研究結論的整個研究過程中,不可避免地都會帶有一定的價值傾向。
第二,由于社會科學研究的是現實的活動著的人,因而研究者在獲取被研究者信息的同時,被研究者也在獲取關于研究者的信息。研究者在對研究對象進行考察時,難免影響研究客體,使被研究者在獲知研究者的目的意圖后,會評價這一研究對于自身的利害關系,從而改變自己的正常行為或狀態。更為重要的是,被研究者還可以反作用于研究者,使后者自覺或不自覺地受到被研究者的思想、情感、價值觀念的影響,以致用被研究者的眼光去看問題。上述兩種情況都可能使社會科學研究從獲取、整理資料,到提出研究結論,不僅會受研究者思想觀念的影響,被研究者的意愿也會透過研究者在其中打上烙印。
第三,人類社會從宏觀上看具有內在的客觀規律,是一個自然歷史過程,但就具體的歷史進程而言則又充滿著歷史的偶然性。這就使得以各種社會現象和社會事件為研究對象的社會科學不僅要求真,還要向善求美,不僅應該是一個知識體系,還應是一個價值體系。從求真的角度看,人是一切社會活動的主體,任何社會現象和事件都與構成這一現象和事件的人的行為有關,離開了人及其活動,也就無所謂社會現象和事件,而人的行動總是在一定的觀念、理想、價值指引和驅使下做出的。這里,意識形態不僅是以個性化了的精神的東西在支配人的行為,而且也是作為客觀化的精神形態(即作為意識形態的理想、觀念、價值等滲透于科學、文化和群體意識之中所構成的人們活動的客觀文化背景)對人的社會生活產生著作用。可以說社會現象的特點就是與價值、意識形態的高度相關性,拒斥意識形態恐怕很難最終認識社會現象和事件。從向善求美看,研究社會現象和問題必須探討人的行為所表現出的價值,為了理解這種價值又必須探討行為者是在什么觀念驅使下做出行動的,這就必須借助價值判斷,遵循一定價值觀等意識形態來理解和解釋社會現象背后隱藏的意義。
論文摘要:文章以日本的體育社會學研究為主要分析對象,探討了國外體育社會科學研究得以發展的社會歷史背景、組織特點、經費支持及其發展趨勢,提出體育社會科學研究在描述、解釋體育自身的現象與問題,提高它的實際應用價值的同時,正在進入更高的學理探討的層面,與其他社會科學的研究展開一種學術性的對話,從而共同參與對于這個世界的話語建構過程。
20世紀以來,體育作為一種全球性的社會文化現象,它的影響超越了體育本身的范圍,已經輻射到了社會的許多層面,包括政策法律、歷史文化、社會心理、產業經濟和大眾傳媒等等方面。因此,運用社會科學的理論與方法分析體育問題,不僅是體育科學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也是社會科學研究有關領域所關注的重要對象。比如,法國著名的社會學家布迪厄在他的經典著作《區分》(distinction)中就以大量的篇幅分析法國社會中的體育分層現象,以此來論證他所提出的有關資本、慣習以及場域概念對于人類實踐活動所具有的意義。
今天,體育社會科學的研究已經形成了蔚為壯觀的眾多分支領域,這些研究在不斷形成各自的學科理論體系的同時,也參與了對于體育活動的社會性建構。它不僅豐富并提高了人們對于體育問題的認識,并且以多種方式對于體育運動的健全發展起到了有效的指導作用。值得一提的是,體育作為人們喜聞樂見的公共性活動,日益成為一種公眾性話題,從而為社會科學研究透視社會的結構形態及其變遷狀況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分析視角。
在這種背景下,國外的體育社會科學研究與以前相比,日益得到普遍的重視與關注。“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本文以日本的事例為中心,以體育社會學研究為主要對象,對國外體育社會科學研究的狀況做一個初步的分析。
一、體育社會科學研究得以發展的社會歷史背景
科學研究活動,從發生學意義上講是一種個體行為。但現代社會的基本特征之一是組織化,我們現在所處的就是一個被組織化的社會。不管社會的形態如何,今天的科學研究活動都會在一定的組織狀態下得到展開。這是我們探討這個問題的前提。
作為一種有組織的體育社會科學研究起步于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而在這之前,有關體育的研究更多的是側重于用自然科學,特別是運用人體科學的方法。比如1928年在阿姆斯特丹第9屆奧林匹克運動會上同時舉辦了冠以運動醫學之名的第1屆體育科學大會。因為當時的人們相信,科學應該是無所不能的。間題是西方人所理解的科學,也即SCIENCE,幾乎特指我們所認為的自然科學,而奧運會競技中的勝利至上主義更使體育研究中偏重自然科學的傾向得到強化。
在充分展示了現代科技成果給人類帶來惡夢般現實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人們開始對被奉為神明的科技理性提出置疑。海德格爾非常尖銳地指出:技術不僅成了掌管日常思想的手段和形式,甚至生命的本質也被迫把自身交付給技術制造去處理。法蘭克福學派代表人物霍克海默在他的代表作《批判理論》一書中則斷言:科學已成為一種意識形態,它掩蓋了社會真實矛盾及其過程,因此需要建立一種有關當下社會境況的正確理論,去反映社會的諸種矛盾。總而言之,人們開始反思自身所安身立命的生活世界的狀況及其意義,這就為文藝復興時代以來的人本主義傳統的復蘇提供了契機,20世紀五六十年代薩特的存在主義哲學風靡世界的景觀僅僅是為戰后社會科學研究的隆重推出提供了一個佐證而已。
在這種時代背景下,對于體育問題的研究則一改自然科學方法獨步天下的局面,體育社會科學研究終于登堂人室。在一些國家的大學里,體育哲學、體育社會學等分支學科得以建立,一些體育研究所開始組織體育社會科學性質的課題研究,體育社會科學各分支領域的國際、國內學會逐步得到設立,體育社會科學的研究開始進人快速發展時期。
二、體育社會科學研究是如何被組織的
一般來說,體育社會科學研究的組織與每個國家特有的體育科研體制有關,而這種體制又會受到各國體育管理體制基本特點的影響與制約。
如果對各國的體育管理體制做一個大致歸納的話,可以概括為以下幾種類型:
1.政府主導型:又可分為中央政府主導(如法國、希臘等國,我國也可以歸為此類)和地方政府主導(如加拿大和比利時)兩類。
2.行政法人型:典型的有英國的體育評議會(SPORTS COUNCIL )。
3.社團與行政混和型:如德國,政府內務部一德國體育聯盟
4.社會團體主導型:如美國奧林匹克委員會。
這里討論的體育社會科學研究的組織問題有兩個層面的含義,一是體育社會科學研究的主體是如何被制度化的,二是這種研究是通過怎樣的社會途徑得以開展的。
關于體育社會科學研究的主體,首先毫無疑問的是主要分布于一些高等院校,特別是一些體育院校之中一體育專業課程設置的不斷完善過程,同時也是體育社會科學各分支學科的研究在這些高校中得到不斷發展的過程。目前。一些國家的體育院校基本建立了較為齊全的包含體育社會科學各分支學科的課程體系,而承擔這些課程的專業教師大多為這一學科領域研究的主要力量。如擁有6000余名會員的日本體育學會,其大部分成員來自于大學教師。又比如在俄羅斯,相對于4所體育科研所的450余名專業科研人員,各體育院校的專業教師接近8000名,體育社會科學研究力量的分布在此昭然若揭了。
其次是一些體育研究機構。如體育研究所等,其中包括具有公共團體性質和民間社團屬性的兩種。前者如德國的聯邦體育科研所,它成立于1970年,是德國內政部直屬的國立體育科研機構,以組織和協調全國體育科研工作和提供體育信息服務為主。該所設立社會科學和體育文獻信息部,以體育社會學、心理學和教育學為主,兼顧體育經濟學、法學、史學、哲學和政治學。民間研究機構如日本SSF笹川體育財團.它以支援大眾體育的發展為宗旨,同時組織力量開展以大眾體育為主題的系統研究,至今已公開出版影響深遠的《大眾體育白皮書》等書刊,引起體育界及其社會各個層面的關注:
同其他學科領域的研究一樣,目前國外的體育社會科學研究主要是通過各種學會的活動而加以開展的。這種學會有國內的,也有國際的。最近,區域性的跨國學會以一種比較快的速度建立起來。除歷史悠久的北美體育社會學會、體育史學會外,即使在亞太地區,規模不等的區域性體育社會科學研究團體組織也建立起來并開展了各類學術活動。
根據這些學會組織的收人來源,可以大體將其分為三類,一是完全依靠會員所交納的會費或個人與團體的捐款進行活動的。北美的學會基本如此。二是主要借助于會員的會費,同時接受政府有關部門的若干資助的,如日本體育學會。三是既有特定出資企業的贊助金,又有會員會費的收人的學會,如日本體育產業學會,它的主要出資企業為日本體育產業團體聯合會,在這個聯合會里包含了美津濃、阿西克斯等體育企業。
三、體育社會科學研究的經費支持
不言而喻,研究經費的保障是體育社會科學能夠得到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條件。通過對一些國家科研經費來源情況的考察,可以將其大致歸類為以下幾個方面:
1、政府有關部門的研究基金。前述德國的聯邦體育科研所,其研究經費全部由國家供給,自身絕無創收任務。1993年的經費為1257萬馬克(約合7200萬元人民幣).其中課題費為397. 5萬馬克。每年的課題約為23個。平均每個課題約5萬馬克。其中申請課題和委托課題的比例約為19:4,也就是說,這些研究經費除了提供給所內研究人員外,同時面向社會,從而起到組織與推動整體的體育社會科學研究的發展。俄羅斯的一些國立體育科研所基本也是同樣情況。
又如“日本學術會議”這一研究組織。它是所屬日本文部科學省管轄的統合性學術團體。代替文部科學省協調管理全國所有經過注冊備案的各類學術組織,同時接受各學術團體以及個人的課題項目申請,經審核通過后下達相應的研究經費。日本的“國際交流基金”組織也是同樣,它專門用于國外高級研究人員在日本國內的訪問研究或者合作研究。
3.社會團體的研究基金。1985年北美體育經營學會(North American Society for Sport Management)的設立,預示著體育研究領域中“產、學、研”三位一體研究模式的誕生。體育經營學領域的課題研究與課程建設通過教育研究機構與體育產業組織的溝通合作機制得到開展。在這一過程中,體育產業組織對于體育經營學的研究提供導向性信息資源及其經濟獎勵。
日本有較多的企業組織設立體育研究基金,如前述的SSF甚川體育財團。設立專門的體育研究基金,資助大眾體育研究方向的課題項目。美津濃公司同樣也專門設立了體育振興發展基金,重點資助社區體育的發展項目,同時對體育學術團體及個人的研究項目給予資助。如日本體育史學會多次申請到美津濃公司體育振興發展基金,開展大型的集體研究項目。
3.高校的研究經費。以日本體育大學為例.該大學每個研究室多會從學校分配到一定份額的年度研究經費,學校及其體育研究所另外設置一定的研究基金。供全校教師提出研究項目進行申請。這種研究體制基本上解除了教師在科研經費上的后顧之憂,保證了科研活動的計劃性與連續性。
四、體育社會科學研究的發展特點
我們正處在一個知識爆炸、信息泛濫的時代,其中不乏優劣不分、良芳不齊的知識霸權現象。美國當代著名的社會學家卡斯特對此評論說:目前,全球正在經歷一個巨大的快速結構轉型,人們在這一巨大轉型面前手足無措,不知如何反應,在這樣的情況下。知性應對就顯得非常重要。在這一時代背景下。體育社會科學的研究也呈現出一種比任何時期都要繁榮的景象。
1、分化與綜合的趨勢并行。今天的體育社會科學研究,如果對它做一個分類的話,可以列出無數個分支學科名稱,專業的分化越來越細,甚至可以這樣說,只要總體的社會科學研究出現一個新學科的話,就會有冠以體育名稱的分支學科。與此同時,體育社會科學研究也體現了一種綜合的發展趨勢,這是因為體育的社會性問題已難以從單一的學科角度得到完整的解讀,比如職業體育的問題,不僅需要經濟學的視角。同時也需要社會學的、政治學的、法學的、教育學的以及傳播學等學科的專業知識。因此往往一個課題的研究要求研究人員具備多方面的學科知識,或者多方面學科人員的參與。
2、學科研究力量的再整合趨勢。體育作為一個開放性的人類活動領域,與社會發展的諸多方面相關聯,其中隱含著豐富的社會科學研究資源,因此吸引著越來越多的社會科學研究人員以體育現象或問題作為分析的案例展開各自的研究。從而充實著體育社會科學研究的力量。
前述法國著名的社會學家布迪厄的經典著作《區分》出版以后,在他的周圍聚起了一批社會學家運用他的理論分析工具開展體育社會學的研究,從而形成了被稱為布迪厄學派的法國體育社會學流派。
日本的體育社會學研究開始于20世紀60年代。研究人員基本來自于體育院校的學科教師。主要運用社會學的理論與方法作為研究體育問題的分析框架,集中討論了體育的政策體制、組織結構、群體關系和社會化等間題,積累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是日本體育社會學真正取得突破性進展是在20世紀90年代以后。以東京大學和京都大學等大學的社會學家為主體,結合部分體育社會學研究人員,獨自成立了體育社會學研究會,從社會學問題本身出發,運用德里達的解構主義方法、布迪厄的場域理論、福柯的后結構主義方法、吉登斯的結構化理論以及埃利亞斯的文明化理論等對體育與民族主義、體育與全球化、體育與社會性別、后現代體育、體育與共同體再建等問題進行了富有成效的研究,從而將日本的體育社會學研究推向了一個更高的臺階。
3.參與社會性話語的建構過程。正如英國社會學家吉登斯所說.人在一種被約束的條件下再構了自己的世界。體育也是如此。它在受到社會多種因素制約的同時,也參與了這個社會的建構過程。尤伯羅斯獨創的奧運會經營手法得到廣泛的社會認可與傳播,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體育研究中的社會性別問題、體育與民族國家的形成問題、體育與共同體意識的關聯間題、體育與大眾傳媒的話語霸權問題等,都為社會科學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話題。
與自然科學成果轉化相比,社會科學成果轉化雖然不直接作用于社會生產力,但在提高社會的科學素養和決策能力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社會科學研究的成果大多是通過潛移默化的方式影響人們的價值觀念、思維方式、行為方式和生活方式,通過思想和觀念的先導性變革作用于社會生產力,通過制度和政策的重新安排作用于社會生產力[6]。社會科學成果轉化有非直接性、非實驗性、非單一性、非標識性等特征,其價值往往是很難單純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衡量的。非直接性是指社會科學研究成果轉化為生產力一般不是直接而更多是間接地作用于生產力,轉化效益也往往需要經歷一個很長時期才能逐步體現出來。非實驗性是指社會科學成果轉化不像自然科學成果的轉化一樣,可以經過從小范圍試驗到逐步推廣應用,因而是不具備重復實驗性的。非單一性是指社會科學成果的價值實現的方式是多元的,不僅能帶來直接或間接的經濟效益,更多的是會產生無形的難以量化的社會效益。非標識性是指社會科學的成果不能像自然科學研究成果可以申請發明專利、產業化后又可以取得產品的商標權,而往往缺乏顯著的標識性表征,這導致了接受主體很難識別社會科學成果的優劣。
二、社會科學成果轉化的三個層次
由于社會科學的特征,其成果轉化的途徑、方式和結果都要比自然科學成果轉化復雜得多。社會科學成果轉化可以分為轉化為人的思想(即思想向思想的轉化)、轉化為決策、轉化為社會現實三個層次[7]。社會科學成果轉化第一個層次是轉化成為人的思想,這是一種最普遍存在的轉化形式。由于人具有思維能力,接觸到外界的實體或知識都會產生相應的刺激,并與自身思想發生碰撞產生新的思想,因此只要社會科學成果進入了人的視野,實際上就實現了社會科學成果的第一層次的轉化。當然,對于同一個成果,不同的接受主體所得到的轉化結果或受到的影響是有所不同的。社會科學成果轉化的第二個層次是轉化為決策,也就是社會科學成果進入決策,得到了決策者或決策部門的采納。這是社會科學成果轉化最關鍵、最重要的轉化形式。社會科學成果的轉化,關鍵是要進入決策層[8],只有進入決策了,社會科學成果才能作用于社會生產力,才能提高生產率和生產效益。這里所說的進入決策,應作廣義的理解,它不僅指進入政府部門領導、企業家等社會領導者的決策,而且還泛指其他主體因受成果影響作出的決策。如果說第一個層次的轉化屬于思想的范疇,那么第二個層次轉化則屬于由思想向行為的轉化。社會科學成果轉化的第三個層次就是轉化為社會現實。社會科學成果經過第二個層次轉化之后,接受主體根據成果所作出的決策開始與社會現實發生作用,并開始影響社會組織或個人的狀況,甚至影響到國家或局部地區的政治經濟走勢,使社會科學成果轉化成了現實。從哲學上看,社會科學成果的第三個層次的轉化,是從精神向物質、由思維向存在的轉化過程。
三、提高社會科學成果轉化率的若干建議
根據社會科學的特點,要提高社會科學成果的轉化率,就要想辦法使接受主體、生產主體、服務主體能夠實現良性互動,使社會科學成果的三個層次轉化相互促進。
1.抓思想源頭,確保各方主體開展成果轉化的主動性
當前,社會科學成果生產主體往往滿足于通過發表成果參加評獎拿獎最后評職稱的簡單循環中,很多本應很有應用前景的社會科學成果也因此束之高閣。而對于以政府和企事業單位為主體的社會科學成果的接受主體,則由于現行追求短期GDP增長率的通病,因此對不能直接給社會生產力帶來立竿見影效果社會科學成果的轉化,當然就顯得沒有那么熱心了。由于生產主體和接受主體主動開展轉化或接受轉化的意愿都不強,夾在這兩類主體之間的以政府科研管理部門為主的服務主體,即使想推動社會科學成果轉化工作,也只能是難上加難,更何況政府科研管理部門往往還有上一級政府,而政府主要追求的是短期GDP。因此,提高廣西高校社會科學成果的轉化率,就是要抓思想源頭,加快轉變思想觀念,使社會科學成果轉化過程中的生產主體、接受主體、服務主體既要充分認識到社會科學對社會發展的重要推動作用,又要讓他們充分認識到社會科學對經濟社會的推動是一個漸進過程,才能不斷增強三方主體主動開展成果轉化的意愿。要改進現行績效考評標準和機制,對于社會科學成果生產主體,要改進評獎和評職稱的評價標準,提高成果轉化在其中的比重;對于服務主體,要主要考評其立項的項目成果轉化率;對于其他政府部門和企事業單位,要主要考評其主管行業、部門的勞動生產率和科技進步率。只有這樣,才能增強這些主體充分利用社會科學成果改進現行工作或體制的意識,引導其主動開展和參與成果轉化工作。
2.抓政策機制源頭,確保社會科學成果轉化效益
我國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僅需要市場這個無形之手對社會主體行為進行資源配置,也需要政府這個有形之手進行宏觀調控。目前,市場無法有效促進社會科學成果轉化的情況下,就需要政府加以引導。我國頒布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科技進步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等法律法規。此外,設有國家、省部級自然科學獎、科學技術進步獎、技術發明獎,每年還召開國家和各省市的科學技術獎勵大會對一些重大自然科學成果轉化進行表彰和獎勵。但是,這些法律法規和政策機制其實主要是面向自然科學的,對社會科學成果轉化則考慮得較少,迄今為止我國還沒有國家級社會科學獎項,有關專門促進社會科學成果轉化的政策機制更是少之又少。因此,國家和各級地方政府有必要對照促進科學技術成果轉化的相關法律行規,出臺促進社會科學成果轉化的實施細則并形成長效機制,使接受主體、生產主體、服務主體能從主動轉化適用社會科學成果中獲得扶持、得到實惠,才能有效引導三方主體積參與到社會科學成果轉化工作中。
3.抓規劃源頭,確保社會科學項目符合現實需要
能否實現成果轉化,研究是否符合現實需求是重要前提。然而,受傳統思維和習慣影響,我國社會科學的研究跟社會現實需要往往還是有較大的距離。從服務主體方面來看,社會科學研究的管理部門在做社會科學規劃或課題指南時,常用的方法是通知面向生產主體即研究部門或專家征求。接受主體作為社會科學成果的接受者或消費者,他們在制定社會科學規劃和課題指南階段很少參與其中,導致社會科學研究從源頭上就脫離了現實需要。雖然不可否認,有些研究部門或專家會從社會現實需要出發提出社會科學規劃或課題指南建議,但這部分的研究部門和專家所占比率多少、提出的社會科學規劃和課題指南建議是否會被做規劃的服務主體所接受就很難保證了。因此,要提高我國社會科學成果轉化率,必須要保證接受主體能夠主導社會科學規劃和課題指南,從源頭上保證社會科學研究來自于實踐。可以采取三步走的方式制定規劃和課題指南。最初階段,社會科學研究管理部門要主動向接受主體征集建議。這里之所以強調要主動,是因為社會科學研究不能產生直接經濟效益,政府、企事業單位和廣大公眾參與應征規劃和指南的意愿并不強,只能依靠社會科學研究管理部門在這個環節更主動地向接受主體征集建議。第二階段,在征集到接受主體建議的基礎上,再請有關專家對建議進行歸納、提升,從而得出對應的應用研究和基礎研究的規劃和指南。應用研究的規劃和指南只需要對征集到的建議進行歸納就可以得出,基礎研究的規劃和指南則需要進行進一步提升才能得到。第三階段,再由有關專家對第二階段得出的結果做拾遺補漏以保證規劃和指南的全面性。這是因為在第一階段,接受主體只是根據自身的需要提出規劃和指南建議,如果征集的范圍不夠廣,將很難保證規劃和指南的全面性,必須要由專家進行補充。
4.抓管理源頭,確保社會科學成果研究質量
社會科學研究需要加強項目管理,管理才能出效率,管理才能出質量。雖然科學研究需要自由探索,但也需要適當的管理才能保證項目能及時完成,才能保證項目質量。誠然,大多數科研人員是治學嚴謹的,但在現實中,也有不少研究人員善于鉆營、投機取巧,他們以獲得項目支持經費為最終目的,獲得立項后有不認真按合同開展研究、完成項目的傾向,如果科研管理部門不聞不問任由他們自由發展,將不利于按時、按質完成研究任務。要提高社會科學成果的轉化率,要嚴把立項關,確實選擇跟社會現實需求緊密相關、有良好應用基礎和應用前景的項目,優先資助既有的專門社科研究人員和政府、企事業單位人員聯合申報的項目。要加強項目過程管理,實行經費撥付與執行情況掛鉤的項目經費分期撥付機制,除首次按一定比例撥款外,其余經費按照項目實際執行情況撥付,通過組織項目中期檢查,對于項目執行情況不好的給予延期撥付或減少撥付比例,對按合同執行的項目按時按比例撥付項目經費,對于超前或超額完成項目合同,尤其是階段性成果獲得運用或轉化的項目則提高項目經費比例。對于一些重大項目,還要專門組織專家組對項目開展中期檢查,以便能夠及時發現項目執行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同時集中專家的智慧為后續研究提供咨詢,以保證項目按時高質完成。要加強項目結題管理,嚴格對照項目合同對項目進行驗收,提高項目階段性成果轉化在驗收中的權重,并要求課題組對最終成果轉化做出規劃,并在項目驗收后一定時間內進行檢查,對于順利實現成果轉化的項目,在今后項目規劃和立項時優先資助其組成人員。
5.抓宣傳源頭,確保社會科學成果的交互效率
論文摘要:站在信息學界“大情報”的角度,將當前社會科學信息用戶的需求劃分為社會科學之科學信怠需求和社會科學之社會動態信息需求兩種類型,并在分析兩種不同類型的基礎上對兩種不同需求類型特點進行了具體深入的分析、研究。
我國信息學界將信息根據其性質劃分為科學信息和社會動態性信息二種類型。在社會科學研究和社會科學活動中,人們需要社會科學的學術信息,同時也需要社會動態性信息。因此,按照用戶對信息需求的不同,我們可以把社會科學信息用戶的需求劃分為社會科學之科學信息需求和社會科學之社會動態信息需求兩種類型。這種劃分具有理論和實踐的雙重意義,有助于我們從“大情報”的觀點來研究各類信息用戶及其需求的不同特點,提高信息服務的質量。
1兩種不同類型的社會科學信息需求
社會科學信息需求中科學信息需求和社會動態信息需求是兩種不同類型的信息需求,具有不同特點。科學信息是人們在獲得感性認識的基礎上,經過邏輯思維和實踐的不斷檢驗而形成的概念及理論系統的知識;人們需要它的目的,主要是從已有的理論、觀點出發,引用、借鑒、吸收、批判前人的認識而完成自己的認識過程。社會動態信息是反映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的具體事件、事實、數據、情況的信息,主要包括:市場行情、社會消息、新聞報導、各類社會指標等;人們需要它的目的,主要是從事實、數據、消息等原始資料出發,分析、綜合、驗證已有觀點和形成自己的新觀點,同時市場經濟環境下的信息時代又賦予社會動態信息更為廣泛的內容。科學信息和社會動態信息同時作為信息用戶需求的對象,它們之間又有密切聯系。其表現為:a.各類型用戶在從事各類型工作和完成各種任務時,都有可能同時存在著對科學信息和對社會動態信息的需求,兩類信息共同為用戶服務。b,兩種需求在一定的條件下互相轉化,對科學信息的研究達到一定的深度后,往往需要動態的信息證實觀念說明理論和豐富理論;對動態信息積累到一定程度后,往往需要上升到理論高度來看待實際問題,因而就有了對科學信息的需求。
科學信息需求一直是傳統情報學指導下的情報工作所要滿足的主要對象。不管信息用戶的結構如何變化,科學信息需求仍將是首先得到信息保障的一類需求。可以說,迄今為止,傳統的情報學和社會科學信息理論關于用戶與需求研究的成果,主要是對科學信息需求研究的結果。社會動態信息是人們了解社會問題,進行社會科學研究所必不可少的信息。但是,社會科學信息界由于受“小情報觀”的影響,社會動態信息需求的研究一直未提到應有的地位。自90年代開始,我國全面感受到信息沖擊波的影響。這些沖擊波不僅僅是由科學信息單獨形成的,更多的則是由記載社會現象具體事實、數據,甚至消息同科學信息一起構成的社會動態信息在社會發展中所起的作用,它對科研、決策和人們日常生活的影響已不可忽視。隨著信息時代的到來,社會動態信息的內容和影響會越來越大,它不僅是科研、教學不可缺少的內容,面且直接影響著我們的政治、經濟和日常生活,成為不可或缺的信息需求。
2社會科學之科學信息的需求特點
社會科學之科學信息在分布上比較分散,傳遞障礙多,局限性大,老化程度慢,生命力強;在表述上,往往不夠嚴謹,術語不統一。正是由于它具有上述特點,人們對其需求有些共同性,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a.人們比較重視文獻信息,尤其是專著和期刊。由于大多數學術信息都是以文獻的形式存在的,文獻的發表經過了評審,其理論性強、表達觀點集中、術語也較為規范,所以社會科學研究者非常注重文獻信息,往往在占有大量文獻信息的基礎上,結合實際進行研究。在文獻信息中,圖書和期刊的需求量最大。有關國內外的用戶調查結果顯示,社會科學信息用戶比自然科學信息用戶更重視圖書、期刊。這是因為圖書包含有完整、系統、成熟的知識信息,又能提供翔實的史實材料和社會背景,能較好滿足社會科學研究者的需求。期刊由于其出版周期短,流通快,反映的資料新,可使用戶了解研究進展和新科學動態等,是較好的信息來源。
b.人們既需要最新的信息,也需要時間跨度較長的信息。同自然科學領域一樣,社會科學領域的用戶都愿意接受近兩年的新信息,但自然科學領域的用戶對一二十年前的信息需求量較低,而社會科學領域的用戶對舊文獻仍有相當的需求量。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是:社會科學研究周期比自然科學研究周期長,所需信息的時間跨度較長;社會科學文獻本身生命力強,老化慢,累積程度差,早期的文獻不能被近期的文獻完全包含和取代,所以舊的文獻仍然被使用。
C.人們需要全面、系統、完整的信息。自然科學研究通過實驗設備進行,需要的信息有時就是一條關鍵的數據、一種關鍵的材料或一些關鍵技術問題的解決。而社會科學研究主要通過邏輯思維、理性分析,需要做文獻調研,廣泛閱讀參考文獻,進行比較分析。因此,社會科學研究者需要了解歷史和現實發展的全過程,全面系統地掌握有關信息。
d信息需求受個人主觀因素的影響較大。記載社會科學成果的社會科學文獻往往受到作者個人思想觀念的影響,因而社會科學信息的需求也受其影響。社會科學領域學派眾多,百家爭鳴,人們對信息的需求往往受個人的年齡、經歷、地域及所屬學派觀點的影響,表現出對不同內容的信息有不同程度的喜好。
e.信息需求的學科范圍廣泛。這是由于各門社會科學學科之間的界限不像自然科學之間的界限那么分明;同時,社會科學研究的人類社會本身也是一個復雜的、多方聯系的整體,一種社會現象往往是由多種因素造成的,社會科學研究需要其它學科的幫助,吸收新方法、新觀點。
f.查找信息時注重個人參與。有關用戶調查的結果表明,社會科學信息的需求者對目錄、文摘、索引等二次文獻的利用率不如自然科學高,同時,只要有可能,他們寧愿自己去查找信息,而不愿委托別人。
g.信息的需求內容具有時代性。社會科學信息的需求是一種客觀現象,它反映了現時社會需求的狀況;同時,社會環境、人們價值觀念的變化會反映到信息需求上來。
3杜會科學之社會動態倍息的器求特點
由于社會科學之社會動態信息內容廣泛、傳播速度快、政策性強、老化快,人們對其需求也有一些共同的特點
a.人們對社會動態信息的需求主要通過大眾傳播媒介得到,包括報紙、雜志、電視、電影、電腦網絡等,大眾傳播媒介就像一根紐帶,把人和社會聯系起來。正是由于大眾傳播媒介的作用,信息才得以超越時空,面向全社會、全世界傳遞;也正是由于大眾傳播媒介的作用,信息的共享性、無限性和開發性的特點才表現得那么充分,人們通過它來獲得大多數的社會動態信息。
b.存在著有意向的需求和無意向的需求。有些需求者出于工作或任務的需要,迫切需要獲得相關的社會動態信息;有些需求者出于興趣愛好,對某種信息尤為鐘愛。這樣的需求屬于有意向的需求。有些需求者有閑暇時間讀報刊、看電視,目的并不在于有意向地獲取信息,而在于放松一下心情,滿足好奇心理等。這樣的需求屬于有意向的需求,有意向的需求是需要信息保障的,而無意向的需求有時可轉化為有意向的需求,有些需求可以從多種渠道得到滿足。
c.需求者眾多,目的各異。信息時代的到來,社會動態信息需求可包括社會各階層人員的信息需求,而他們需要信息的目的各異。有些是作為教學、科研的原料,有些是為了豐富知識、增長見識,有些是作為政治、決策的參考,有些是企業管理者、商業經營者決策的重要依據,有些僅僅是出于獵奇等等。正是因為需求者眾多,目的各異,才需要深人研究社會動態信息的需要,以提供有效的服務。
d.新和舊并存。社會科學知識的積累性較弱,受主觀因素的影響較大,成果有一定的歷史局限性。因此,有關社會現象的具體事實、事件和數據在多年以后,人們還可能突破舊的局限,重新評價和認識它們,舊的社會動態信息仍然可以作為研究的原料。然而,人們對時代感強的、新穎的社會動態信息的需求熱情總是比較旺盛,人們總希望了解最新動態及新的事件、新的發展,以作為新的原料進行加工,給研究工作注人新的活力。所以信息服務行業在提供新的社會動態信息的同時,還應注意保留舊的社會動態信息,并提供服務。
研究需求,目的是提供更好的服務,隨著社會的發展、信息時代的到來,社科信息的需求將呈現不斷升溫的趨勢,信息需求內容更加廣泛,傳統的信息服務方式已滿足不了發展的需要,加強信息服務手段自動化,加強信息服務人員素質的提高,是信息服務部門的重要任務。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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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對于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具有直接指導作用的社會科學方法論,既不同于傳統社會科學方法論,也不同于作為一般哲學方法論的歷史唯物主義,它是在積極揚棄傳統社會科學方法論研究成果的基礎上,以歷史唯物主義社會歷史觀(其核心是具體的社會實踐觀)為基礎,通過融合傳統社會科學方法論中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建構而成的。
作為總體上最為科學、最為完備的歷史唯物主義哲學方法論在19世紀中期已由馬克思、恩格斯所創立,而具體的社會科學方法論則至今尚未被系統地建構起來。盡管造成這一情況的原因很多,但長期以來人們對于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看法所存在的嚴重偏差無疑是主要原因。人們習慣認為,既然歷史唯物主義是人類歷史上研究社會歷史最為科學、最為完備的方法論,那么就沒有必要研究和建構所謂的社會科學方法論。誠然,歷史唯物主義是迄今以來人類認識和研究社會最為科學、最為完備的方法論,但它只是一種一般的哲學方法論,而不是具體的社會科學方法論。
社會科學方法論作為一種具體的方法論,不同于歷史唯物主義這一一般的哲學方法論,它是在歷史唯物主義的社會歷史觀的基礎上形成的,對于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具有直接的指導意義。歷史唯物主義和社會科學方法論之問是一種一般和個別、指導和被指導的關系。歷史唯物主義是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基礎,它為社會科學方法論提供一般的方法論指導,而社會科學方法論是歷史唯物主義在社會科學研究領域的具體化。歷史唯物主義和社會科學方法論是處于不同層次的兩種方法論,它們對于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都具有指導作用,但歷史唯物主義對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只具有總體而間接的指導作用,而社會科學方法論對于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則具有直接指導作用。社會科學方法論是聯結歷史唯物主義和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的中間環節和橋梁,因而認為歷史唯物主義可以取代的具體的社會科學方法論來直接指導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的看法是偏頗的。為了進一步推動社會科學研究的發展、豐富歷史唯物主義,很有必要建構社會科學方法論這一具體的社會科學方法論。筆者認為,建構社會科學方法論可從以下兩個方面人手。
一、積極揚棄傳統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研究成果
隨著作為學科意義上的社會科學在19世紀中期的正式形成,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研究也系統而全面地展開。在100多年的社會科學方法論研究中,產生了大量的積極成果,主要包括以孔德、斯賓塞、迪爾凱姆、韋伯、溫奇、吉登斯等為代表的眾多社會科學家系統創建的兩對相互對立的社會科學方法論,包括人文科學方法論(理解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實證方法論)、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以及對它們所做的種種有益的綜合研究。就建構社會科學方法論而言,后一種研究的積極成果意義更大,因為社會科學方法論就是一種綜合的社會科學方法論,而在社會科學方法論研究史上,韋伯、溫奇、吉登斯等社會科學家試圖將相互對立的社會科學方法論綜合起來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則是建構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直接的理論前提。
盡管韋伯將人文科學方法論(理解方法論)作為其社會學研究的方法論,但他也試圖同時綜合自然科學方法論(實證方法論)作為其人文科學方法論的補充。韋伯在《經濟與社會》中提出的社會學定義就體現了他試圖綜合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的傾向。他說:“社會學……應該稱之為一門想解釋性地理解社會行為,并且通過這種辦法在社會行為的過程和影響上說明其原因的科學。”簡言之,社會學或理解社會學就是一門對社會行為進行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的科學。也就是說,理解社會學除了對社會行為進行解釋性理解之外,還要對社會行為進行因果性說明,即將對社會行為的解釋性理解通過與具體的事件進程相比較而證實主觀的理解。因為在韋伯看來,社會行為需要理解,但僅有理解還不夠。因為無論理解有多高的明確性,它終究是一種主觀形式,只能作為一種特定的假設。因此,理解社會學就是要將解釋性理解與因果性說明相結合。很顯然,韋伯將理解社會學的方法論視為解釋性理解與因果性說明的結合,其中,解釋性理解就是一種人文科學的方法論,而因果性說明則是一種自然科學方法論。因此,理解社會學的方法論就是一種由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相結合的方法論。
溫奇對于韋伯的這種綜合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開展社會學研究的嘗試給予了充分肯定,并進一步在其名著《社會科學的觀念及其與哲學的關系》中集中探討了韋伯有關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之間的關系,即“獲得對一個行為的意義的‘闡釋性理解’,與提供了導致這個行為及其后果的因果性說明之間的關系。”然而.溫奇對韋伯綜合解釋性理解與因果性說明的“統計學方案”,即“理解是一種在邏輯上不完全的東西,它需要另一種不同的方法來補充,即統計學的收集方法”f31(P123)是持否定態度的。在溫奇看來,“如果一種給定的闡釋是錯的,那么統計學——盡管能指出它是錯的——也決不像韋伯所說的那樣是評判社會學闡釋之有效性的決定性的、終極的法庭。這時需要的是一種更好的闡釋,而不是在類型上不同的東西。”網(P123)盡管如此,溫奇仍然沿著韋伯的思路,嘗試將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綜合起來,只不過他不像韋伯那樣僅僅局限于以方法論來談方法論,而是上升到哲學高度,以后期維特根斯坦的語言哲學為基礎探討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相互綜合的方案。
首先,他將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做了“內”和“外”的區分。認為自然科學的實證方法論是一種外部觀察的方法論,而人文科學的理解方法論則是一種內部的方法論,因而理解必須在內部關系中進行。其次,論述了說明和理解之間的緊密關系。認為理解是說明的目標和成功的說明的最終產物,但不能認為理解只有在已經存在說明的地方才存在,“除非存在某種不是說明的結果的理解的形式,否則說明之類的東西就是不可能的。說明之所以被稱之為說明,僅當存在著,或至少被認為存在著理解中的缺陷,而這樣的標準只能是我們已經擁有的理解。進而,我們已經擁有的理解是表達在概念中的,而概念構成了我們所關心的題材的形式。另一方面,這些概念也表達了應用它們的人的某些方面的生活特征。”總之,盡管溫奇主張社會科學方法論的“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之間是緊密聯系的,即社會科學研究既要“說明”(explanation)又要“理解”(understanding),但是“溫奇的此種‘說明’和‘理解’的結合仍然強調因果說明(邏輯)空間與理解(理由邏輯)空間之間存在邊界,因此,在關于因果空間與理由邏輯空間之間關系的辨析上仍然晦暗不明。”
吉登斯在《社會學方法的新規則——一種對解釋社會學的建設性批判》中,立足于解釋學立場也嘗試綜合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以及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來開展社會學研究。吉登斯同意溫奇對韋伯的質疑,即認為韋伯“錯誤地假定人類行為的解釋可以采取一種邏輯上與自然科學特征相同的因果關系形式(如果不是在內容上)”,并進一步以他稱之為“能動者因果關系”的理論探討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之間的關系。他說:“因果關系并非以永恒聯系的‘規律’為前提(如果有這種情況的話,肯定是相反的),而是以①因果間的必然聯系,和②因果效力的觀念為前提。行動是由能動者對他或她的意圖的反思性監控所引發,這種意圖不僅與需要有關,而且與對‘外部’世界的需要的評價有關,這為本研究的必要性提供了一個行動者自由的充足解釋;我并不因此以自由反對因果關系,但更愿以‘能動者因果關系’反對‘事件因果關系’。由此,在社會科學中,‘決定論’涉及任何將人類行動完全還原為‘事件因果關系’的理論方案。”很顯然,在解釋性理解與因果性說明之間關系的看法上,吉登斯不同于溫奇,因為在他看來,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之間是無邊界的。
吉登斯又通過建構“結構二重性”理論來綜合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吉登斯在《社會的構成》中認為,“結構二重性”(dualityofstructure)指的是“結構同時作為自身反復組織起來的行為的中介與結果;社會系統的結構性特征并不外在于行為,而是反復不斷地卷入行為的生產與再生產。”因而“在結構二重性觀點看來,社會系統的結構性特征對于它們反復組織起來的實踐來說,既是后者的中介,又是它的結果。相對個人而言,結構并不是什么‘外在之物’:從某種特定的意義上來說,結構作為記憶痕跡,具體體現在各種社會實踐中,‘內在于’人的活動,而不像涂爾干所說的是‘外在’的。不應將結構等同于制約。相反,結構總是同時具有制約性與使動性。這一點當然不妨礙社會系統的結構化特征在時空向度上延伸開去,超出任何個體行為者的控制范圍。它也不排除以下可能性,即行為者自己有關社會系統的理論會使這些系統物化,而這些社會系統的反復構成卻正是得益于這些行為者自身的活動。”很顯然,吉登斯將“行動者和結構”這一“二元論”化為“二重性”,嘗試在具有反思性和連續性的社會實踐的具體過程中解決社會科學方法論綜合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認為個人與社會之間的對立在社會科學研究中可以具體化為“個人行為的自主性或能動性與社會結構的制約性”之間的對立。這一具體的對立關系在吉登斯的“結構二重性”理論中得到了統一,其統一基礎就是循環往復的社會實踐的具體過程。
韋伯、溫奇以及吉登斯試圖綜合人文科學方法論(理解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實證方法論)以及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來開展社會學或社會科學研究。韋伯強調綜合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來開展社會學研究,但他認為因果性說明只是解釋性理解的一種有益的補充,因為他所主張的社會科學方法論本質上還是一種人文科學方法論。溫奇從后期維特根斯坦語言哲學出發深刻闡釋了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之間的關系,但在他看來,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之間還是有邊界的。溫奇的不足之處在于他沒有找到綜合這兩種相互對立的方法論的現實基礎。吉登斯從人文科學方法論(理解方法論)立場出發來綜合或統一兩種相互對立的社會科學方法論,并最終將它們的綜合或統一建立在循環往復的社會實踐基礎上,但他仍然在方法論的漩渦里打轉。總體而言,他們的努力都加深了人們對于人文科學的理解方法論和自然科學的實證方法論之間關系的理解以及綜合它們的基礎的理解。這無疑為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建構提供了直接的理論前提。
二、基于唯物史觀融合傳統社會科學方法論
一般說來,有什么樣的世界觀或哲學觀,就有什么樣的方法論,世界觀或哲學觀和方法論是一致的。人們對于社會所形成的理論化、系統化的觀點就是所謂的社會哲學,以這一社會哲學指導去觀察、研究、分析和處理各種社會現象就是所謂研究社會的方法論,即社會科學方法論。因此,社會科學方法論是以社會哲學為基礎的。傳統的社會科學方法論主要包括兩對相互對立的科學方法論,即人文科學方法論(理解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實證方法論)與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它們分別以兩對對立的社會哲學為基礎。首先,人文科學方法論(理解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實證方法論)以“社會獨特論”和“社會類似論”的社會哲學為基礎。“社會獨特論”認為社會雖然是自然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但社會一旦產生就具有其自身的獨特性,從而與自然區別開來。社會的獨特性在于,它是一種人文或文化現象,是人的主觀活動的結果。因此,在“社會獨特論”看來,既然社會是一種不同于自然現象的獨特的人文或文化現象。那么不應照搬在研究自然現象時十分有效的自然科學方法(實證的方法),而應運用人文科學方法(理解的方法)來研究這種獨特的社會現象。“社會類似論”認為社會是自然長期發展的產物,又是自然的~部分,社會是一種“類自然現象”,具有類似于自然的客觀特點和規律。因此,在“社會類似論”看來,既然社會是一種與自然相類似的現象,那么在研究自然現象時十分有效的自然科學方法(即實證的方法)對于研究社會現象也應是十分有效的。其次,“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以社會唯名論和社會唯實論社會哲學為基礎。社會唯名論認為個人對社會具有先在性,個人是先于社會的,社會是由個人組成的,離開個人及其行為,社會團體和社會活動便不復存在,社會或集體僅是“個人的聚集”。因此,從社會唯名論出發開展社會現象研究,必然導致“方法論個人主義”,即認為只有從個人行為角度,以個人為分析基點,才能對于社會現象做出合理的解釋。社會唯實論認為盡管個人是社會的主體,個人生活形成社會,但社會不是“個人的聚集”,而是“自成一類”的,它一旦形成便會產生新的特征,這些特征反過來塑造個人意識與個人行為。因而社會并不源于個人選擇,相反,個人選擇假定了社會的先在。因此,從社會唯實論出發開展社會現象研究,必然導致“方法論整體主義”,即認為只有從社會環境角度,以群體、制度和社會為5J-"析基點,才能對社會現象做出合理的解釋。然而,無論是“社會獨特論”、“社會類似論”,還是“社會唯名論”、“社會唯實論”,它們都是對現實社會生活的一種片面認識,因而都是一種片面的社會哲學。“社會獨特論”只看到了社會不同于自然的獨特性,即社會的個人性、主觀性、精神性,而忽視了社會與自然的類似性、社會的整體性、客觀性、自然性。以這種片面的社會哲學為基礎的社會科學方法論注重人文科學方法論而忽視自然科學方法論。與之相反,“社會類似論”則看到了社會與自然的類似性、社會的整體性、客觀性、自然性,而忽視了社會的個人性、主觀性、精神性。以這種片面的社會哲學為基礎的社會科學方法論注重自然科學方法論而忽視人文科學方法論。“社會唯名論”只看到了社會中的個人及其主觀性、精神性,而忽視了社會及其客觀性、物質性、整體性。以這種片面的社會哲學為基礎的社會科學方法論注重“方法論個人主義”而忽視“方法論整體主義”。“社會唯實論”則看到了社會及其客觀性、整體性、物質性,而忽視了社會由以構成的個人及其主觀性、精神性。以這種片面的社會哲學為基礎的社會科學方法論注重“方法論整體主義”而忽視“方法論個人主義”。
英文名稱:Journal of Changchu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s Edition)
主管單位:吉林省教育廳
主辦單位:長春工業大學
出版周期:雙月刊
出版地址:吉林省長春市
語
種:中文
開
本:大16開
國際刊號:1674-1374
國內刊號:22-1382/T
郵發代號:
發行范圍:國內外統一發行
創刊時間:1988
期刊收錄:
核心期刊:
期刊榮譽:
聯系方式
一、期刊出版走向媒體深度融合傳播力的必要性
傳播力是期刊綜合實力的重要體現。對于出版物傳播力的定義,現階段國內外還沒有明確統一的定義,但就期刊的影響力而言,應該包括傳播方式、手段與傳播效果。傳播力可以視為“使期刊在傳播過程中達到良好的傳播效果而所運用的各種方法、技術和手段的總和”。近年來,伴隨我國出版業的體制改革、數字化轉型升級和深度融合發展,作為傳統產業的紙質期刊在驚嘆新興媒體技術增速發展的同時,危機感也日趨加劇,那么如何通過增強傳播力來提升期刊的發展活力,是當下紙質期刊亟待解決的難題。2014年8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四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于推動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融合發展的指導意見》,強調“要著力打造一批形態多樣、手段先進、具有競爭力的新型主流媒體,建成幾家擁有強大實力和傳播力、公信力、影響力的新型媒體集團”。此時“傳播力”首次被提出。在此背景之下,2015年3月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下發了《關于推動傳統出版和新興出版融合發展的指導意見》,明確指出:“推動傳統出版和新興出版融合發展,把傳統出版的影響力向網絡空間延伸,是出版業鞏固壯大宣傳思想文化陣地的迫切需要,是履行文化職責的迫切需要,是自身生存發展的迫切需要。”從中明確了未來期刊業發展的重要趨勢。2017年7月國務院了《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國發〔2017〕35號),“標志著發展人工智能被列入國家級戰略層面,成為中國未來提升國家競爭力的主要手段”。新一代人工智能戰略的實施,將直接推動中國信息化產業從數字化、網絡化階段進入智能化階段。人工智能技術將對社科類學術期刊的編輯、出版、發行產生新的變革。當下,重新審視和研究探討社科類學術期刊傳播力的有效路徑,對于促進紙質期刊與新興媒體深度融合發展,擴大期刊的影響力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二、期刊出版走向媒體融合傳播力影響因素的嬗變
(一)讀者的閱讀習慣和閱讀需求互聯網的快速發展,也引發了人們的閱讀方式從紙媒體時代電子媒體時代新媒體時代智能時代的根本性變革。據中國新聞出版研究院《第十六次全國國民閱讀調查結果》的調查數據顯示:“2018年我國成年國民包括書報刊和數字出版物在內的各種媒介的綜合閱讀率為80.8%。數字化閱讀方式(網絡在線閱讀、手機閱讀、電子閱讀器閱讀、Pad閱讀等)的接觸率為76.2%。我國成年國民人均每天手機接觸時長為84.87分鐘,人均每天互聯網接觸時長為65.12分鐘,人均每天電子閱讀器閱讀時長為10.70分鐘,人均每天接觸Pad(平板電腦)的時長為11.10分鐘。在傳統紙質媒介中,我國成年國民人均每天讀書時間最長,為19.81分鐘,12.3%的國民平均每天閱讀1小時以上圖書。”社科類學術性期刊讀者對象是社會研究工作者、管理者、教師、學生等。投稿人員層次、學歷較高,寫作能力較強。依據相關期刊所承載的信息可被利用程度的不同,讀者的需求可以分成顯性需求與潛在需求。讀者的閱讀需求是“讀者從自身的文獻信息需要出發,尋求、查找符合自己要求的文獻信息的過程,此過程以讀者的閱讀目的為起點,以取得滿足讀者文獻要求為終點”。新興媒體的便捷性激發讀者閱讀沖動,讀者可快速獲取相關信息,但是零散性、碎片化、快餐式的閱讀,又往往不能滿足讀者深入探究的需求,社會科學研究成果的信息閱讀尤其如此。社科類學術期刊除了時效性強外,還對意識形態工作具有引領和主導作用,使其讀者的潛在閱讀需求仍存在。盡管新興媒體時代信息繁雜、快捷,但是仍有不少社會研究工作者、管理者、教師和學生等習慣通過傳統的紙質期刊獲取所需的信息,但這部分讀者的顯性閱讀需求變化不大。
(二)期刊的目標定位與欄目結構中國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評價體系的建立,是我國社科類學術期刊評價體系逐步與國際接軌的標志。提高期刊的影響因子,進入CSSCI等收錄目錄或者排名上升,是社科類學術期刊判斷傳播力的重要依據,而期刊提高影響因子難度在于獲取優質稿源。“影響因子”是動態的因素,影響因子的大小受到論文、期刊、學科、檢索系統、名人效應等多種因素的影響。現階段一般社科類學術期刊認同的“權威”載刊物主要有《新華文摘》《中國社會科學文摘》《高等學校文科學術文摘》《復印報刊資料》等權威學術文摘。社科類學術期刊在本著擇優錄取稿件的同時,作者也在有意識地精心挑選具有高影響力的學術期刊投稿,而讀者也在挑選具有高影響力的學術期刊進行比較有針對性的閱讀。為此,社科類學術期刊編輯只有提高期刊的影響指標和擴大期刊的影響力,才能吸引到高素質的專業作者投稿。提高刊物的影響力,除了需要優質稿源以外,還可以借助數字化、集群式傳播模式,提高期刊的受眾面,這就要借助于新媒體對社科類學術期刊的整合與包裝。社科類學術期刊目標定位的變化,必然影響欄目結構的調整。欄目是稿件分類的標志,是期刊展示內容的形式,應當全面體現辦刊的宗旨。欄目構成要富有創新性,欄目設計要有特色,題材選用要敢于創新,溝通讀者與作者的關系要能獨具匠心。面向不同的讀者群體設計相應的欄目,才能擴大閱讀需求,提升刊物的傳播力。
三、期刊出版走向媒體融合傳播力的新路徑
“媒體融合時代融的是理念和思路,合的是內容和技術,做的是協調和互動,求的是再造和雙贏,要用互聯網的思維辦媒體、抓融合、促發展,搶占新的發展制高點。”社科類學術期刊要大力發展,就要跟上智能化的發展步伐。根據自身刊物的環境與條件,對新媒體和新技術要有選擇地開發和應用才好,并不是多多益善,而是能提高效率、擴大傳播、長久運轉才好。在媒體融合的傳播的過程中,傳統媒體如何通過新技術、新平臺把單一、平面的信息傳播方式變為多元和立體呢?
(一)拓展期刊媒體融合的傳播渠道對社科類學術期刊來說,雖然紙質期刊依然是主流,但也要重視智能化的未來出版。現階段進一步利用好“紙媒與互聯網”“紙媒與電子期刊”“紙媒與微媒體”“紙媒與手機終端”等多種融合的方式,從而實現“期刊+互聯網+服務”刊媒融合發展的創新服務模式。發行渠道的深入挖掘。傳統紙質版的發行量逐年在減少,但仍具有重要的價值,讀者群體主要是社科研究人員、管理人員、教師和學生,他們中大多數人青睞于紙質的深閱讀,所以還不能放棄對傳統發行渠道的進一步深入挖掘。期刊網站的延伸開發。期刊網站應與紙質期刊保持一致的風格和形象,以相互襯托和傳播。網站的內容日常更新、服務器日常維護最好要有專人負責或外包負責;內容可通過設置導讀、重要組約稿指南、下期重點內容預告等形式,向讀者介紹本期刊的特色欄目和重點文章,以起到引導讀者選擇閱讀的作用;每期論文及過往論文的檢索和全文下載(PDF、HTML、OA模式);應嵌入稿件查詢、訂閱、投稿、消息、國內外網站鏈接等功能。盡可能通過這個平臺的多種方式為作者、審者、編者、讀者提供溝通和交流的作用,從而達到傳播期刊,提升期刊的影響力。增加OA出版的傳播方式。隨著社科類學術期刊傳播的需要,開放獲取方式日益普及,期刊應注意增加OA傳播。開放OA可以使作者和讀者通過公共互聯網免費檢索、閱讀、下載論文,使社會科學研究能借助互聯網快速傳播。刊物出版后,編輯部可以快速將電子版內容傳播出去,有利于提高本刊的總被引頻次,尤其是與相關領域的網站建立鏈接,并延伸到國外期刊數據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