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哲學研究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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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儒家文化哲學研究范文

關鍵詞：儒家文化；韓國；醫藥企業文化；途徑；評析

韓國醫藥企業發展非常迅速，主要藥企的年生產能力已超過世界的30%。在傳統的韓醫領域，韓國藥企占據了這30%份額的多數。而在尖端的生物醫藥領域，韓國醫藥企業正在以生物仿制藥代工為途徑，大力增強產能，成為世界生物醫藥的翹楚，其中賽爾群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單抗生產商。韓國醫藥企業的成功，一方面是追求創新的結果，但是另外一個原因，仍然是儒家文化賦予的正能量。本文主要總結儒家文化對韓國醫藥企業的影響，從而希望對中國的醫藥發展有所借鑒。

一、影響的施動主體

儒家文化對韓國醫藥企業的影響構成了結構關系，其中儒家文化是施動者，而韓國醫藥企業則是“受動者”。在這組結構關系中，儒家文化是一個受到社會、學校和家庭影響的全方位覆蓋體，而韓國醫藥企業則是其中的小受體。

（一）醫藥企業文化的概念

韓醫為主的處方藥2008年以來一直占韓國整個藥品市場的84%，處方藥市場規模近6年年增長率都在12%以上。2008年，韓國藥品市場價值為99億美元，到2013年韓國藥品市場價值達到151億美元。較為知名的韓國藥企主要有Dong-A、Dong-wha、Green GrossKorea、YounyJin、YuhanCorp，韓國LG生命科學有限公司、保寧制藥株式會社、希杰有限公司、大熊制藥株式會社、鐘根堂、韓林制藥株式會社、韓美藥品株式會社等等。韓國的藥企文化是企業文化的一個部分，是指全體醫藥員工在長期創業和發展過程中培育并共同遵守的最高目標、核心價值觀和行為規范等，藥企的文化具有企業文化的普遍特征，集中體現為理念形態文化、行為形態文化和物質形態文化的有機復合體。該復合體是藥企在各種活動及其結果中，以自身的努力貫徹并在實踐活動中體現出來的以文明精神和風格取勝的群體意識，并且表現為藥企特有的人文風采和獨特的社會風格模式。

（二）儒家文化的概念

孔子創建的儒家思想理論體系在中國文化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儒家學說的主要內容是“相述（繼承）堯舜，（效法）文武”，崇尚“禮樂”、“仁政”，重視孝、忠等倫理道德教育。儒家文化的思想核心是“仁”，“仁”即“愛人”。孔子把“仁”作為行為的規范和目的，使“仁”和“禮”相互為用。主張統治者對人民“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以實現他一心向往的“大同”理想。儒家文化后來發展成“仁、義、禮、智、信、忠、孝、廉、恥、悌”等一套思想體系。

二、影響的手段路徑

儒家文化要對韓國藥企發生影響，需要借助一些手段和路徑，否則談不上影響。通過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的手段路徑：

1. 人才選拔的途徑。在藥企選拔人才的時候，多采用考試的方式進行，被稱為SSAT。在選拔的試題中，《禮記大學》“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出現的頻率很高。在測試的高分區域，韓醫典籍中注重醫德的名句都常出現在考核中。人才選拔是一種非常重要的途徑，它能夠促使員工重視儒家的品德。

2. 教育職業培訓的途徑。韓國的絕大多數企業都在內部設置了職業訓練中心。位于韓國首爾的醫院，韓國最大、最具影響力的醫院是隸屬于三星集團的三星首爾醫院，秉承著三星集團的創業理念事業報國、人材第一、合理追求。三星首爾醫院對新員工培訓期間是四周，在韓國國內的醫藥行業內是最長的。韓國的藥企和醫院不僅高度重視對員工進行能力的培養，也十分重視儒家思想道德的教育。企業員工的培訓資料中涉及大量的儒家道德倫理。例如儒家經典中的九思、九容就被長期作為員工的基本教養科目。

3. 高層領導身體力行帶有示范的作用。在韓國的藥企組織內部，其結構形式和三星等大公司的結構非常類似，都是權力高度集中，決策主導權嚴重傾向于高層領導，企業內部以權威性管理行為主要模式。由于韓國大企業之間的相互學習和模仿，加之韓醫特殊的傳統性，使得多數的韓國藥企都將《論語》、《大學》、《禮記》等儒家經典當作自己的人生信條。而這些藥企的經營者都把自己的創業理念、創業之路與經營之路歸結為踐行儒家道德標準的結果。

4. 內部企業文化的運行具有道德生成的作用。韓國的藥企內部家族共同體意識強烈，企業員工群體對企業的效忠程度高。同時企業內部的成員群體具有工作認真，任勞任怨的勞動意識。這些意識之間相互學習和模仿，構成了整個藥企運行的文化范圍。這種文化氛圍對儒家文化的主導作用起到了生成、塑造的作用。

5. 社會的儒家文化影響提供了豐厚的社會土壤。如果說企業是“小社會”，那么整個社會文化范圍的“儒家化”則實現了企業之外對員工影響的“全覆蓋”。韓國學者認為，“在韓國社會，儒教至今也仍然占據絕對的比重。儒教文化是純韓國人式的思維方式、性格修養、行為規范的基準。即使在今天，儒教也仍然深深地扎根于韓國社會的基底”。

三、影響的效果評析

在西方社會學家那里，東亞社會缺乏“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因而實現現代化轉型乏力。然而韓國企業特別是藥企的成功證明了儒家文化對于韓國藥企的正面促進作用非常巨大。總的來說，儒家文化對韓國藥企的正面促進作用是主要的，而負面影響則是次要的。

1. 儒家文化的正面影響。（1）政府主導的支持作用。世界經濟史證實，在先進的發達國家已經牢牢占據世界市場份額和技術優勢的狀況下，政府在企業的創始階段的“扶著走一段”非常關鍵。儒教傳統色彩濃厚的官僚集權政治制度能夠發揮集中國家資源的效果。（2）儒家文化內省、誠信和教育的特征使得韓國藥企高度重視生產中“人的因素”。員工作為勞動者，其精神狀態和是否誠信勤勞對企業的可持續發展至關重要。李敦球認為，“政府主導型經濟體制、家族集團主義、儒家文化重視教育的優良傳統、儒家文化在人際關系中重視和諧與誠信、儒家文化提倡個人道德修養的自律精神”等方面是儒學思想對韓國現代化起到積極作用的表現。樸昌根還將重視教育歸納“尚文主義價值觀”的概念。（3）均富觀念對企業員工的動力機制有促進作用。在企業積累原始資本的初期階段，作為儒學思想體系的核心內容之一的均富觀念起著阻礙作用。但是如果企業一旦已經形成了優勢，那么均富觀念“在官僚威權體系體制下卻可以由妨礙現代化的因素變為有益于現代化的因素”。（4）儒家道德能緩沖資本主義逐利的負面作用。無論是社會的快速發展，還是社會轉型，都容易導致人文精神失落、價值理想顏廢、物欲主義泛濫等眾多難纏的“社會病”，儒家文化對于醫治這些社會弊病具有非常積極的作用。可以說，“儒教的道德倫理是可以有效地拯救被科學主義的膨脹所‘工具化’”。除了以上這些要素外，儒家文化中的家族主義、家長制都在藥企的不同發展階段起到了積極正面的促進作用。

儒家文化對韓國藥企的促進作用是巨大的。韓國成為二戰后首個跨過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并成功孕育出了全球排名考前的電子、生物制藥企業，與儒家文化的正面影響是密不可分的。可以說，“韓國曾經以驚人的高速度發展和迅速崛起，當然有其經濟發展的內在規律和發展戰略，然而，弘揚傳統儒家文化始終是其成功的重要因素”。當然，儒家文化也有一些負面的影響要素。

2. 儒家文化的負面影響。韓國藥企注重儒家文化傳統、注重家族管理與人脈關系、多渠道學習、強調共同體和集團主義、教育領先、“人才第一”，但是在不同的階段也有一些負面影響。（1）家族管理使得員工有強烈的剝奪感。由于韓國藥企注重家族管理，使得員工們有一種為某個家族服務的不適感。特別是隨著民主制度的推行，家長制和家族管理越來越與民主觀念發生抵牾。集團主義則無法凸顯個人在企業中的作用，更是與世界主流的企業文化發生矛盾與心理沖突。（2）儒家文化中的“中庸取向價值觀和保守傾向；強調人治，對制度建設不夠重視；道德至上主義，束縛個性發展；宣揚貴義賤利，對發展經濟有一定阻礙作用；文化觀念帶有模糊性、粗糙性和封閉性的特點，對企業的影響表現在操作的不規范和動作的不標準；過于注重傳統定義下的智慧，在現實面前往往顯得空靈和玄虛；重視禮教、等級、身份，對企業創新不利”。在企業內部權力的順從下以及各式各樣培訓、規訓、訓誡、教育、疲于人際關系，使得員工們自由權極為縮減。2006年2月，韓國媒體報道在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成員國家中，韓國已經連續12年登上自殺率第1名的位置，其中憂郁癥等精神方面的疾病是導致自殺率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3）儒家文化自身的內部沖突。儒家文化注重家庭的價值，因而盡管企業塑造成“仿家庭”，但畢竟不是真實的家庭。據2016年1月23日《參考消息》報道，從朝鮮叛逃到韓國的醫生經常無法在韓國醫療行業找到工作。難關之一是，在韓國作雇員做到俯首帖耳很不容易，相對社會的自由，他們更思念故鄉和家庭。據統計，每年死亡的“脫北者”當中有15%是自殺，這相當于韓國自殺死亡率的三倍多。

四、影響的經驗與啟示

儒家文化對韓國藥企發展的優勢和弊端給中國的中醫藥發展很多的經驗和啟示。

1. 后起國家的政府啟動優勢。中國也是一個世界醫藥市場后發國家。中醫藥要搶占世界醫藥市場，首先在企業的初始階段加以扶持。但是該扶持不宜伴隨始終。在企業成長壯大后，要由政府主導改為政策性調控。

2. 企業內部的文化強調奉獻、團結、誠信是藥企保持的訣竅，但同時要對西方企業尊重創新的文化兼收并蓄。將儒家文化的追求穩定秩序和西方文化中的不斷創新結合起來，挖掘儒家文化中“變則通嗎，通則久”的思維為中國藥企的壯大和發展服務。

3. 醫藥企業一方面要注重親情化的管理，提高員工“以企為家”的感受，注重道德。但是另外一方面，儒家文化的一些負面影響也提醒我們注意，員工作為勞動者擁有平等的狀態有助于提高對企業的認知，單純的服從型管理方式并不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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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儒家文化哲學研究范文

摘 要 本研究采用文獻資料法、專家訪談法、比較分析法、邏輯歸納法，從教育學、心理學、社會學、體育學等多維學科的角度，結合當前“和諧社會”的宏觀背景，通過深入分析儒家文化與和諧校園體育文化建設的關系，進而提出基于儒家文化背景建設和諧校園體育文化的理念。

關鍵詞 儒家文化 校園體育 體育文化 一、研究對象

儒家文化與和諧校園體育文化建設。 二、研究方法 （一）專家訪談法

通過走訪、電話與電子郵件等形式，咨詢有關儒家文化、校園文化及體育文化等方面的專家了解對本課題的看法及意見，指導研究方向。 （二）文獻資料法

在知網、萬方等數據平臺以儒家文化、體育文化等為關鍵詞檢索，共有36篇與本課題研究相關的文獻資料。為本課題研究提供了理論基礎與指導。 （三）邏輯分析法

按照系統論的觀點，依照文化學、教育學、心理學、哲學、社會學、體育學等的基本原理，對研究結果進行歸納和演繹，分析與綜合得出結論。 （四）比較分析法

通過對和諧校園體育文化的理解，與儒家文化所蘊含的文化精髓進行比較，找出二者的融合及其交叉，進而提出了基于儒家文化背景建設和諧校園體育文化的理念。 三、結果與分析 （一）“仁”體現了和諧校園體育文化以人為本的建設思想

“仁”的學說在儒家文化中占有極其重要的位置。儒家認為“仁”是人生的最高境界，為人性修養提供了明確的目標，從一定意義上說以尊重人、愛人為根源與出發點，表示對人充分的尊重。目前，校園體育文化建設因校而異，但是和諧校園體育文化建設不是單獨一個部門，一個學校，一個機構就能完成的。它需要全校各個部門及機構齊心協力，同抓共管，人人參與，人人關心。這就體現了“仁”的精神。需要運用儒家文化中“仁”的精神來指導人們建設和諧校園文化。 （二）“禮”體現了和諧校園體育文化的建設秩序

“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論語?學而》，儒家立足于做人治國，將中和歸宿在中“禮”，以禮制中，歸仁于禮，以追求人際和諧，實現儒家美好的王道政治和理想社會。在和諧校園體育文化建設中，“禮”的功用即是給每個校園人定位，以建立起一定的建設秩序，保證整體的和諧。它體現了建設中校園人自身的和諧、校園人與校園人之間的和諧、校園人與校園的和諧以及校園人與社會的和諧。 （三）“力行”體現了和諧校園體育文化的建設理念

“力行”意識是建設和諧校園體育文化的關鍵。在儒家看來，和諧境界的實現，人本精神的高揚，憂患境域的擺脫，道德素養的提升，無一能夠離開人們投身現實、奮發進取的努力和作為。因此，儒家經典大多強調力行，儒家人物大多是力行主義者。在建設和諧校園文化的過程中，我們更要提倡“力行”，以身為范，不能僅僅動動嘴就代替實際工作，只有親力親為，才能在和諧校園文化建設中找到不足之處，以達到及時糾錯的目的。這也是建設和諧校園文化的關鍵所在。 （四）“和諧”體現了和諧校園體育文化的建設目標

和諧校園體育文化的建設目標是為了追求和諧。儒家“和諧”精神并不排斥相互沖突，在共同的基礎上保持個體的明顯差異性，個體間以相互合作、相互依存為主，并保持良好的競爭態勢，在統一體內保持動態穩定，以求得系統能量大于個體能量總和之目的。我們在建設和諧校園體育文化中，既要“四手都要抓、四手都要硬”又要允許一部分內容優先建設、發展起來，從和諧到不和諧到新的和諧的發展過程，使和諧校園體育文化的建設始終處于一種有序、充滿活力、相對穩定又不斷發展的和諧狀態。 四、和諧校園體育文化建設對儒家文化的影響 （一）促進儒家文化的傳播

中國傳統文化的主體―儒家文化，經過兩千多年的繁衍發展，不僅影響了中國也影響了全世界。儒家文化在多元文化融合匯通的今天，更是表現出“走向世界”的發展大趨勢。學校作為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一方面，擔負著培養人才、服務社會的功能另一方面還具有知識傳播、文化交流傳播的功能。 （二）豐富儒家文化的內涵

基于儒家文化背景的和諧校園體育文化建設，不僅能夠豐富校園文化生活、增強校園人體質，還能加強校園人的政治思想教育，尤其是通過體育精神文化建設加強了學生日益淡薄的愛國主義情感。儒家文化的愛國主義精神，在傳統愛國精神的基礎上，在今天被賦予了維護統一、反對分裂、堅信一個中國、為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而奮斗的愛國主義的思想。 五、結論

和諧校園體育文化是和諧校園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以和諧校園為特定空間，以校園人為參與主體，遵循“以人為本”的原則，以實現學校培養和造就和諧人才為總目標，校園人在和諧校園實踐活動過程中所創造的體育物質和精神財富的總和，并且校園體育文化系統與社會各系統之間以及校園體育文化系統自身各組成部分和各要素之間處于一種相互協調發展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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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儒家文化哲學研究范文

關鍵詞：儒家文化；認同現狀；原因；對策

中圖分類號：G12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4）06-0148-02

儒家學說為春秋時期孔丘所創，經過孟子、荀子等人的發展形成了一套內涵豐富、體系完備的思想，其中心思想是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其核心是“仁”。大學生群體思維活躍、可塑性強，容易接受新鮮事物和觀念。因此，面對紛繁復雜、良莠不齊的文化因素，大學生極易產生文化叛逆，形成文化認同危機。

一、當代大學生對儒家文化的認同現狀

本文以對哈爾濱工程大學187名學生的調查資料為依據，分析當代大學生對儒家文化的認同現狀，以期引起高校理論界的重視。

1.大學生了解儒家文化的來源單一且學校資源利用不足

數據顯示，被調查大學生對儒家文化的了解來源依次是書籍書刊、中小學教育、電視節目、網絡媒體、學校講座、家庭氛圍影響以及相關課外實踐活動。當代大學生很大一部分沒有受過良好家庭氛圍的熏陶，家長大多忽略了文化素質的教育，只有16.1%的學生表示受過家庭氛圍的影響。而且，在校大學生沒有很好地利用學校資源，187人中僅有46人通過學校講座了解儒家文化，僅占到24.6%，這是一種教育資源的流失；學校也沒有很好地開展相關課外實踐活動，這一項僅有6.42%的同學選擇。

2.大學生對大學開設實用性學科認同度較高

大學生對高校開設實用性學科的認同度較高，69.5%的學生非常贊同在大學多開設一些類似《西方經濟學》、《證券投資》等實用性強的課程。相反，受調查大學生中，僅有32.6%的學生認為非常有必要在大學開設《儒家文化經典導讀》這門課程，54.0%的學生認為比較有必要，占了絕大多數；而受調查的大多數理工科學生都對此表示不贊同。

3.對儒家文化的精華思想認同度較高

從調查問卷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66.8%的學生認為儒家文化有利于自身修養的提高，其中“孝”的影響首當其沖，70.6%的大學生認為儒家文化對其最大的影響就是“孝”，往后依次是“信”、“禮”、“義”、“悌”、“恥”、“忠”，以及“廉”。關于儒家文化在當代存在的意義為何，64.7%的學生認為是“修身之術”，34.2%的學生認為是“對教育的貢獻”，但是仍有3.2%的學生認為儒家文化是陳舊的思想，只會讓人呆板。

4.對儒家文化的現代意義及傳播方式的不認同

調查結果顯示，當代大學生對儒家文化的現代意義以及傳播方式不認同。15.0%的學生認為儒家文化在當代存在的意義是沿襲古老傳統，11.8%的學生認為是文人學者做學問的工具，11.2%的學生認為是政治統治。對于當下很多文化學者都致力于儒學研究并配合主流媒體向社會公眾普及傳播傳統文化的現象，54.0%的學生認為此現象意義重大，是對儒家文化的肯定和弘揚，42.3%的學生認為這樣意義不大，能有正面影響，但多數情況是為了炒作。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出，雖然當代大學生對儒家文化的精華思想有較強的認同，但是這種認同只是選擇性認同。由此可見，大學生群體中已經出現了儒家文化認同危機。

二、當代大學生對儒家文化出現認同危機的原因分析

儒家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瑰寶，其蘊含著很多的精華思想，然而，高校的重理輕文現象、西方文化的強力沖擊以及網絡媒體的無序失控等因素卻強烈沖擊著大學生還處于形成時期的儒家文化認同，致使部分大學生對儒家文化的認同出現了危機。

1.儒家文化的思想弊端

儒家的“三綱五常”思想是束縛人們行動和思想自由的枷鎖。“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森嚴的封建等級制度是儒家思想中較為明顯的弊端，把人分為三六九等，而且這種成分劃分是與生俱來的，這種等級觀念造就了一個不平等的社會，抹殺了任何可能存在的批判精神。而中國很多大學生在成長過程中都經歷或見證過很多這樣機會不平等的事情，這與他們學習的西方人權、民主的思想和民主社會里人民有相當大的自由權利是相反的，因此難以認同這種從儒家文化中得來的論出生、論血統的思想是有情可原的，對儒家文化也就難以認同。

2.大學生辨別能力較低

當代大學生固有的認知特點使他們對新事物懷有極強的好奇心，但是，在對文化的吸收過程中，他們往往帶有幻想的色彩，不切合實際，不能準確、深刻、全面地認識問題；同時，他們的思想觀念尚未成型，缺乏辯證分析、冷靜處理與自覺抵制的能力，缺乏文化選擇和文化辨別能力。加上他們成長于各種觀念相互碰撞的時期，面對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他們往往手足無措，對健康、先進的文化和錯誤、沒落的文化不加辨別，這使得大學生對儒家文化的淺顯思想表現得很認同，但是對內在深層次的隱形文化卻不盡認同。

3.我國高等教育的慣性作用

長期以來，我國高等教育表現出重科學輕人文的傾向，以自然科學為主的理工科教育在大學中占據主導地位，人文科學教育衰微，直接導致儒家文化難以進入大學校園。從調查問卷也可以看出，當代大學生對儒家文化的了解大多來源于中小學教育，而進入大學之后幾乎不再學習儒家經典，只關注外語和專業技能的學習。同時，高校中人文學科師資力量也較理工科專業的薄弱許多，教學方式也過于老套，還是以單向的說教、強制的灌輸為主，理論與實踐嚴重脫節。因此，高等教育中人文教育的衰微，勢必造成儒家文化教育的失落和大學生對儒家文化的疏離。

4.網絡媒體的無序失控

互聯網使世界各民族和國家的文化交融于網中，敞開于世人面前，我國儒家文化同樣卷入交織著交流與沖突的旋渦之中。其結果是，缺乏辨別能力的大學生很容易被俘獲，無序失控的網絡文化銷蝕了他們對國家、民族、正義、價值等傳統文化問題的深度思考，對中西方文化的理解停留在粗淺的表層理解上。此外，互聯網的開放性也增加了社會生活的透明度。于是，社會生活不完善的一面更多地暴露在大學生面前，大學生在道德價值判斷混亂的情況下，只能隨波逐流，盲目追隨社會上的一些認同觀，因此對儒家文化產生認同危機。

三、提升大學生對儒家文化認同的對策

在經濟全球化與區域一體化的今天，文化軟實力已經呈現出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面對當前大學生儒家文化認同中出現的問題，也為了加強民族傳統文化的繼承與創新，我們必須提出有力的措施，以提升大學生對儒家文化認同的程度。

1.挖掘儒家文化的現代價值

我們必須認識到，儒家文化是精華與糟粕的并存。大學生在傳承儒家文化時，一方面要對儒家文化有自信心和自豪感，充分挖掘其內在的有意義的觀點，如“仁愛”思想、“孝悌”之情、“修身”之術等，然后內化為自身的良好品質。另一方面，對其中的“三綱五常”等思想予以摒棄。在面對紛繁復雜的儒家思想時，去粗取精、去偽存真，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做出正確而合理的價值判斷和價值選擇。

2.提升大學生文化素質

大學生自身應當增加儒家文化知識儲備并提升對儒家文化的認知，清楚地認識到儒家文化的積極意義和重要性，珍惜儒家文化，自主積極地學習儒家經典，明白儒家文化不僅僅作為傳統文化的精華而需要我們認同，更在于其內在深層次的倫理觀意義與自我涵養。同時，高校應多舉辦一些有意義、有影響力的實踐活動，如開設誦讀儒家文化經典的比賽，又或者學校的各個講壇可以積極發揮作用，多邀請一些專家學者深入淺出地為大學生講解儒家文化的精髓，使儒家文化內化為大學生的人生觀、價值觀，使大學生真正從心底接納儒家文化。

3.改革高校人文教育方式

為使儒家文化代代相傳，并發揚光大，教育部應督促高校積極鼓勵教師開設“中國傳統文化概論”、“儒家文化概論”等有關傳統文化方面的必修課和選修課，并以學分制的形式列入教學大綱，納入學校課程體系。同時，高校應注重人文學科師資力量的培養，引導教師以生動活潑、互動的形式授課，以加深學生的理解；并且把理論與實踐結合起來，多帶領學生參加有意義的實踐活動，營造和諧校園文化。創設好校園文化環境，以氛圍熏陶人，提升大學生對真善美的認知，在耳濡目染中將有助于大學生實現儒家文化經典的內化，提升大學生的儒家文化認同。

4.加強對網絡等媒體的監督與管理

提升大學生的儒家文化認同，必須加強對現代傳媒的引導、監督和管理，高度重視并充分利用網絡、電影、電視及書報雜志等現代傳媒的作用。北京師范大學于丹教授有關《論語》的講座、書籍、電視節目的受歡迎程度，說明廣大民眾對于中國傳統儒家文化有著巨大的現實要求，尤其在物質雖然豐饒充沛而精神卻相對貧乏困惑的當下，人們更加渴求及時雨露對心田的滋潤。相關部門尤其是高校要充分發揮現代傳媒作用，加強監管和引導，以形成良好的網絡氛圍，以通俗、親和的視角來提升大學生的儒家文化認同。

四、結語

儒家文化自古以來就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精華，其蘊含的深刻哲理和修身養性等觀點，對大學生的成長成才具有重要作用。大學生對儒家文化的認同關系到大學生對傳統文化和民族精神的歸屬感，意義重大。在市場經濟快速發展和重視科學的今天，儒家文化缺乏與現代文化的對接這一事實我們不可忽視，儒家思想必須得到更新、改變、轉化和融通，必須要剔除其中的消極因素，將其義理以更為恰當合理的方式體現在現代生活當中。如何進一步充分挖掘儒家文化的現代價值，以及完成與現代文明的對接和融合，使大學生乃至普通民眾對儒家文化的認同提升，是當下值得關注的一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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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儒家文化哲學研究范文

[關鍵詞]韓劇《大長今》儒家文化

韓國電視連續劇《大長今》講述的是韓國歷史上唯一的一位女御醫――太長今的傳奇故事。長今自幼失去父母，為了替母親伸冤進入宮中，在宮廷錯綜復雜的權勢斗爭中，她屢遭陷害，歷盡艱辛。但是，憑著堅忍善良的品質，長今最終苦盡甘來，成為深受皇上信賴、人人敬仰的的御醫，也收獲了自己的愛情。這部電視連續劇弘揚了韓國民族文化，從飲食文化、宮廷禮儀、人際關系、醫術醫德、道德觀念、人生理想、從政為官等諸多方面，借大長今的故事，細致入微地展示了韓國優秀文化傳統和人文精神。中國觀眾在欣賞本劇的同時，幾乎都有一個共識：韓國把我們的文化傳統傳承發揚了，而我們卻丟掉了許多原木屬于自己的東西，那就是――儒家文化。

一、韓劇《大長今》中的儒家文化解讀

中華民族有著幾千年的以道德為根基的儒家文化。在歷史上，儒家思想在朝鮮、越南、日本等國長期占據支配地位，據考證在公元前三世紀，儒學己傳到朝鮮，但儒學真正受到重視和廣泛傳播則是在三國時期，這一點在《大長今》中可略見一斑：諸葛亮為了避免“人祭”。曾用面粉制成“人頭”饅頭拋入江中，韓國文化人選取了《三國演義》中最富人性人道的內容作為考題，巧妙地用“人非人，頭非頭，衣非衣”這一三國典故之謎面，來猜“饅頭”謎底，可見中國文化的痕跡。

《大長今》這部歷史劇是一部激情勵志片，在作品中充滿了受儒家文化熏染的細節。從拆字、藥膳、針灸到詩詞、官階、書法等無不滲透著儒家思想、儒家文化。他把成熟的儒家文化，以及儒家文化催生的典章制度對古朝鮮社會的巨大影響臨摹得惟妙惟肖，讓我們感受到它的流光溢彩，它的魅力非凡。如：忠孝禮義廉恥，同情忍讓責任，這些東西，幾乎貫穿始終，例如在爭取成為內醫院醫女的考試中，主考官員為深入測試醫女的學識，給長今出了新的題目：孟子初見梁惠王時一人的對答之語，長今對此是倒背如流。該篇的主旨在于力斥功利主義的危害，勸當政者以仁義來治國。用此典故，也顯示了李氏朝鮮深受中國儒學影響，以儒學為根本的治國理念。

觀眾喜歡《大長今》的又一原因，就是劇中東方女性的優雅。《大長今》里的主演李英愛從頭至尾眼神平和，神氣從容淡定，表現出海洋的胸懷、堅韌的性格。出身在宮女與軍官家庭的徐長今雖生活于顛沛流離之中，但她自小從父母那里得到良好家教，性格溫婉不失堅強。待人接物，石淡風清，寵辱不驚。太長今之“大”不僅是官職，史在“有容乃大”。長今對待仇人的憐憫，對待愛情的羞澀，對待名分的淡泊，對待友誼的忠誠，對待廚藝的認真，對待醫術的誠心，都表明“無欲則剛”的處世哲學。

除大長今外，劇中許多人物身上也能看到儒家文化的深刻烙印。矜持、知性、內外兼修的徐長今；成熟穩重、心系社翟的閔政浩：為人正直、關愛后輩的韓尚m；溫柔善良、愿用生命呵護友情的連生，他們性格中的閃光之處跟儒家文化背景密切相關。

二、近年來“韓劇熱”的原因探析

2004年我國電視臺播出的649部引進電視劇中，有107部來自韓國。是什么原因使韓劇如此吸引國人?其中一個答案似乎可以肯定，就是《大長今》等片背后的漢文化。史書記d，當時的韓國是明朝的附庸國，所有書籍上都是豎排的漢字，大量的文獻與權威著述《醫藥?烹飪》都來自中國，而皇家圣旨、正規考試用字也是漢字。他們的門楹上、客廳里都是漢字書法。漢字美化了他們的文化，在電視鏡頭里，讓人看到了歷史的真實。韓國人非常坦蕩地認可這段歷史，認同這種文化淵源，他們對漢文化仍保持一種敬仰的心態。

韓國中央研究院的李瑞行教授是研究儒教文化的，對韓劇在中國的流行，他有著獨到的見解。在李瑞行看來，中韓文化有很多共同點，中國人理解韓國文化比較容易。韓劇在中國的影響很大，這是有目共睹的。在《大長今》播出之后，韓國料理，包括韓國的食譜、藥補的藥方都成為大家追捧的對象。

其實，早在《大長今》之前，韓國電視劇己在中國深入人心。1997年，中央電視臺引進了第一部韓劇《愛情是什么》，講述來自開放家庭的女知識分子樸知恩，愛上了來自韓國典型專制家庭的醫生李大發，兩個對立的家庭成了親家，自然是沖突碰撞不斷，一波三折，妙趣橫生。雖然講的都是家長里短，但是輕松平實的劇情卻讓人覺得親切可信，許多人就是從那個時候起喜歡上韓劇的。韓劇努力讓別人了解自己的過去與現在，表現時代的進步，這是一種自信。對文化的傳承，他們有著比中國人更強的使命感，中國人在別人的生活中看到自己的影子時，是熟悉也有失落。

三、弘揚和發展中華民族傳統文化

我們在韓劇當中看到仁義禮智信等表現倫理道德的東西，感到非常親切。因為這是中國人和韓國人共同遵守的道德準則。韓國經濟雖然比較發達，但其家族觀念、長幼禮節、婦女問題等一系列儒家傳統觀念在社會生活中仍占有舉足輕重的位置。于是，這個問題順理成章地反映在影視劇中。我們在韓劇當中看到了很多傳統美德的影子，比如長幼有序，長輩起床了，孫輩要把飯端到長輩而前。從韓國的倫理劇當中我們看到，韓劇是大膽提倡韓國家庭的道德準則，其實對于韓國社會來講，韓國政府一直在力圖保持這種優秀的傳統文化。

第5篇：儒家文化哲學研究范文

“中庸之道”到底是什么？

孫先生在談到五糧液提煉并宣揚的“中庸和諧”之時，對“中庸”做了如下解釋，“‘中庸’是什么？是謹守禮制，不偏不倚，在人們印象中多有保守、低調、世故、圓滑、不思進取、不敢領先之嫌疑”，以此推斷五糧液被賦予儒家文化是不合適的。

我認為，長久以來我們對儒家文化最突出的特點之一“中庸之道”的理解有失偏頗，還有待于人們更好的研究和理解。這一點上，我贊同馬千里先生的觀點，他在《論語的管理智慧》一書中對“中庸”有個簡單的解釋，就是“該怎么做就怎么做”，正所謂“義與之比”。義，道義，合乎社會道德規范的就是適宜的，此為義。比，參照、對比。這就是說，對待事物的判斷標準只有一個，即是否符合道義，符合道義的就是合適的，就符合中庸的追求。也就是說中庸絕對不是折中主義，而是解決問題的最佳方案。這和孫先生理解的“中庸”有著太大的出入。

只要真的留心讀過《論語》的人，都會覺得孔子有一個似乎傳奇色彩的人生。孔子一生一直在努力求仕的道路上尋找一個同道的明君，以圖實現他推行大道的理想，到晚年仍然不放棄自己的理想和追求，這樣一個積極的人，怎么會是一個“保守”、“世故”、“不思進取”，“不敢領先”的人呢？相反，孔子“知其不可而行之”的執著、“當仁不讓”的氣節是與“保守”、“世故”格格不入的。

所以，中庸之道非但不是和稀泥、騎墻派，反而正是嚴格遵循原則的表現，這個原則就是“義”。否則，我們就無法理解“舍生取義”竟然是儒家的思想了。有個可以為了“義”而舍棄生命的人，更像是激進派，而不可能是“世故、圓滑”。

“儒家文化”真的離一般消費者很遠嗎？

孫先生說，“‘儒家文化’不是一般消費者能張口即來的，應該是有些文化知識的人”，說“文化人不好惹”等，這正是把文化與實際相剝離的觀點，顯然把儒家文化當成了文化人的專利。

我們現在談著的“文化”，與讀書、寫字的“文化”是兩個概念，是歷史形成下的文化積累。易中天教授說，文化其實是一種生活方式。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實際上已經有著非常明顯的儒家思想的影響，而并僅限于文化人。

“文化人”可能更多從書本獲得儒家思想的影響，而普通老百姓卻可能更多的是通過戲劇、傳說，尤其是言傳身教而傳承儒家的處世哲學。仁、義、禮、智、信，這些儒家的基本思想，即便沒有讀過書的山區老百姓，也會當作為人原則。中國人在不自主地運用了儒家文化最基本的內容，這正是說明“儒家文化”在世代的流傳中，已經和中國人的血脈融為一體，并且因此而形成了強大的社會道德體系。這種我們默默在遵循的東西，不正是源于“儒家文化”嗎？沒有這種道德形成的默默中的力量，我們的社會將是什么樣子？就是這樣的一種文化，不用“張口即來”，卻已經深入民心根深蒂固，“儒家文化”和我們的距離，在每個人心中自會有一個尺度去衡量。

儒家文化的形成存在一定特殊的歷史背景，千百年來的發展過程中不斷地產生著變化，這里面不乏被扭曲和誤解，至今看來“儒學”確實有很多不被現代社會認可的糟粕。所以馬先生在談到這一問題時，總是把儒學和孔學做以分離。實際上，真正被社會接受和遵守的往往是孔學的基本理念。這個接受程度，其實已經帶有極大的普遍性，從平民到上層社會，從識字不多的人到“文化人”。我們看不到儒家思想處于象牙塔內，而是存在與整個社會的各個階層。孫先生說“表面上，大家基本上都默認‘儒家文化’能代表‘中國文化’”，也承認“還沒有更合適的替代文化”。這也說明，儒家文化幾千年來存在于一個多民族文化大國，并且影響整個人類，這正是因為儒家文化比其他文化更適宜生存和得到認可。

所以，儒家文化不僅不是離消費者很遠，而是很近，近得幾乎成為每個中國人身體里流淌的血液，正如馬先生所說，儒家文化已經成為中國人的文化基因。

文化只是現象嗎？

孫先生還說道：“文化是人類創造萬物、創造價值、追求真理中自然遺留的痕跡和過程，只是現象，精神才是實質和靈魂”，這個觀點把文化和精神相分離，是極其難以理解的。試想，如果一種文化缺乏“精神”，那將是什么什么文化，還稱得起“文化”嗎？

中國文化和任何文化一樣，是在長期的歷史實踐中形成的。在這個過程中，必然有一種精神再支配著社會的行為，從而形成了一系列的文化現象。企業文化不也是這樣嗎？總是在一定的企業文化理念的支配下產生一系列的企業行為，這些企業行為的綜合成為企業的文化現象。如果沒有一定的理念在先，企業行為就會失去原則，而變得混亂無序并且缺乏衡量和評價標準。但是，為什么會產生這些文化現象而不是別的文化現象呢？其根本還在于一定的文化理念的影響，這就是“文化精神”。也就是說，有什么樣的文化精神就會有什么樣的文化現象。

我們說一個人很有內涵，不只是說他言談舉止，表現在外的人格魅力。腹無詩書氣怎華？如果沒有深厚的文化修養，他怎么能表現出個人風采呢？所以文化和精神的東西，本來就密不可分，精神是文化的核心，現象只是文化的外在表現。在談到文化問題，往往很多人只談文化現象，而忽略文化的精神即核心。對于中國酒文化的理解也是這樣，如果持這種觀點，就會把酒故事、酒傳說之類當做酒文化的全部，其實，正如馬先生所說，“這些只是酒文化的外延甚至是派生，而不是酒文化的核心”。酒文化的實質是什么，按馬先生的觀點就是儒家文化，酒禮之類只是酒文化的現象。

我們可以明確地看到，沒有“精神”的文化是不存在的，沒有“現象”的文化不過是干癟的口號。

“文化代言”代言的是什么？

孫先生在文中這樣說，“如果白酒品牌被賦予了儒家文化，那么儒家文化便成了代言者”，又說：“文化代言正像明星代言。”這種對品牌文化和品牌代言人關系的理解與上一問題如出一轍，都是混淆了實質和現象。

所謂代言人，其實是把品牌文化具體化了，比如選擇明星來代言。那么明星來代言什么呢？無非是希望通過明星來表現品牌的內涵，也即品牌文化。代言，顧名思義，是“我不出面，由你來說”的意思。一旦把儒家文化當作品牌文化（姑且這么說吧），那么儒家文化就成了品牌的核心，品牌的核心怎么代言自己、還有必要代言嗎？這與孫先生的理論恰恰相反，也就是說，如果白酒品牌被賦予了儒家文化，那么儒家文化“一定不會”成了代言者，反而是需要尋找一位合適的人選來“代言”儒家思想。

更深層次地講，這其實是一個品牌文化的作用的問題。如果把品牌文化只是作為“現象”，當作噱頭，當作炒作的材料，那自然可以理解為某種文化代言了這個品牌。但是，如果真的把品牌文化這么來運用，那只能成為是品牌塑造的敗筆。那么，文化的作用是什么呢？馬先生在題為“中國酒文化的實質是儒家文化”的專訪中說：“企業文化并不是務虛，就是因為企業文化可以對企業行為、員工行為產生無形的引導和約束，使得企業向著企業文化倡導的方向前進，這是一種最高境界的‘管理’。”這段話同樣適用于品牌文化，品牌文化的作用，至少是品牌的性格和展示，既有對產品完善的作用，也有市場促進的作用。但無論怎么說，品牌文化本身就是品牌自己，至少是品牌的組成部分，這與代言人是決然不同的兩個范疇。

第6篇：儒家文化哲學研究范文

[關鍵詞]伊斯蘭文化 儒家文化 培育思想 德 知

一、引言

伊斯蘭文化和儒家文化都十分注重對人的培育。《古蘭經》云：我創造了他們，并使他們的體格堅實，當他們體格強壯、智力健全的時候，我賞賜他智慧和學識……（76：28）（28：14）你應當以最優美的品行去對惡劣的品行……（41：34）你們當為正義和敬畏而互助。（5：2）《禮記·大學》中有“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兩種文化對人的培育理念可以分為對“德”和“知”的培育兩大方面。

二、兩種文化對“德”的培育

1.伊斯蘭文化和儒家文化都重視對“德”的培育

伊斯蘭教主張人類“信道且行善”，以“善行”為基本道德原則，說：“我的使命就是為了完善人類的道德。你們中最優秀者，乃是你們中道德最高尚者。”儒家思想認為道德應該是理想人格的最大價值，“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成人矣。”①可見兩種文化在對人的培育上都重視對“德”的培養。

2.伊斯蘭文化和儒家文化有共同尊崇的道德規范

伊斯蘭文化提倡“凡信士皆兄弟”，要求人們相互同情，相互幫助，共謀幸福，愛人超過愛己，在日常生活中，要善待親屬，憐恤孤兒，救濟貧民，親愛近鄰，款待旅客，寬待奴仆，尤其強調要孝敬父母，做一個道德高尚的人。《古蘭經》在明確提倡人們所應具有的敬畏、廉潔、誠實、公正、忍耐、寬容、團結、孝敬父母、善待他人、賑濟貧民等美德的同時，也旗幟鮮明地譴責并否定了人們不該有的狂妄自大、沽名釣譽、飲酒賭博、諾言、欺詐受賄、嫉妒怨恨等惡行。

儒家文化提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與人為善，寬以待人”，要“舍生取義”、講求信用、禮貌謙讓，“與朋友交言而有信”，“信近于義，言可復也；恭近于禮，遠恥辱也”（《論語？述而》）儒家還提倡孝親與敬老，關于孝，孔于提出，要尊敬父母，贍養老人，以和悅的態度對待老人，這些都與伊斯蘭文化不謀而合。

3.伊斯蘭文化的“中正”和儒家文化的“中庸”異曲同工

伊斯蘭教認為，凡為人處世要做到不偏不倚，不要過分也不要有所不及；即便是在宗教功修方面也不能過分，不能整日沉緬于祈禱、禮拜、把齋中，而忽視對自己對家人對社會應盡的義務，同樣也不能醉心于世俗的物質追求而忽略宗教功修和其它精神追求。無論在什么樣的情況和條件下都應該做到“守正”，“正己”而“自潔”，反對順從私欲而“妄行”。

儒家主張中庸之道，不偏不倚，不左不右、恰到好處。中庸之道是孔子立身行事的最高標準，他說：“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他主張處理事務時，既不能過，又不能不及，認為“過猶不及”。孔子主張恪守“中道”，在日常生活中，還要求人們“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內圣外王”。

4.伊斯蘭文化與儒家文化的第一信仰不同

建立“認主獨一”的正確信仰，在伊斯蘭看來，是穆斯林思想品德修養的第一要務。穆斯林必須深信：宇宙萬物之上只有一個造物主。只有他具有一切最完美的德性。世上沒有任何事物可與之比擬。人與真主是主仆關系，人應無條件地崇拜，服從，“應當專心致志地敬事他”。（73∶8）除了信仰、敬畏和服從造物主之外，穆斯林還必須堅信六大信條中的其他內容，即信末日、信天使、信經典、信使者、信前定。以上是穆斯林思想品德中的最起碼的要求。

儒家文化在人的思想品德修養上沒有像穆斯林那樣的，儒家文化信仰的是“道”是“德”是“仁”。孔子開創的儒學是道德學派，他開創的事業是道德教育。孔子教育的基本目的是培養志道和弘道的志士和君子。他一生以“朝聞道，夕死可矣”的精神追求道。他教育他的學生“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士志于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孔子提出仁者愛人、義高于利的人生價值觀，把“仁”看作高于生命的信念，《論語》記載：“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孔子又對子貢說“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他認為仁就是推己達人的忠恕之道。“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志士仁人不能為貪生怕死而損害了仁道；為了仁犧牲生命在所不辭。

三、兩種文化關于“知”的培育

1.伊斯蘭文化和儒家文化都提倡教育，尊重知識

伊斯蘭教是提倡教育、尊重知識、崇尚實踐的具有鮮明的科學文化意識的宗教。伊斯蘭的經訓，無處不體現著對穆斯林在知識素質方面的訓導與培養。而孔子更是中國私塾教育的創辦人，儒家文化對人在知識方面的培育是很重視的。

2.伊斯蘭文化認為“求學是主命”，儒家文化主張“學而優則仕”

圣訓所云“求學，在一切男女是主命”，將追求知識與尊奉主命相提并論，從根本上奠定了伊斯蘭教重視學習的思想基礎；“學者的墨汁，貴于殉道者的血”，把學者的品級升高到令穆斯林敬仰的矚目地位，突出了伊斯蘭教尊重知識、尊重知識分子的科學意識；“求知從搖籃到墳墓”，揭示了人生的有限與知識的無限，確立了伊斯蘭教的終生學習觀和終生教育觀；“知識，雖遠在中國亦當求之”則體現了伊斯蘭教對世界各民族文化的精華所采取的兼容并蓄、博采眾家之長的對外開放觀。

“學而優則仕。”從理論上概括了儒家關于學習目的的一個重要方面。學習是通向做官的途徑，培養官員是教育最主要的政治目的，而學習成績優良是做官的重要條件，如果不學習或雖學習而成績不優良，也就沒有做官的資格。學習與做官有了密切的聯系，孔子鼓勵學生們說：“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必擔心沒有官做，要擔心的是做官所需要的知識本領學好沒有。弟子們受到此思想灌輸，頭腦中普遍存在為做官而學習的念頭，既然已學為君子，不做官是沒有道理的。“學而優則仕”和孔子倡導的“舉賢才”是一致的，確定了培養統治人才這一教育目的，它反映封建制興起時的社會需要，成為當時知識分子積極學習的巨大推動力量。

3.伊斯蘭文化提倡研究和探索的科學精神，儒家文化則在乎身心之修養

值得一提的是，《古蘭經》在勉勵人們探求經典知識的同時，還大力號召人們“觀察天地間的森羅萬象”、“思考天地萬物的創造”，鼓勵人們廣泛研究并深入探討天文、地理、算術、歷法、動物、植物等知識領域中的“跡象”，以拓寬自己的知識面。這不僅突出了伊斯蘭教通專結合的全面知識結構觀，而且體現了伊斯蘭對自然奧秘的研究與探索的科學精神。

儒家哲學缺乏知識論，儒家重視道德，忽視知識，不在乎科學上之真理，而在乎身心之修養。儒家對人的培育其側重點在道德修養，而非知識開發。總的來說，孔子所要培養的是從政人才，不是從事農工的勞動者，他不強調掌握自然知識和科學技術，他認為社會分工有君子之事，有小人之事，“君子謀道不謀食”，君子與小人職責不同，君子不必參與小人的物質生產勞動，所以他從根本上反對弟子學習生產勞動技術。

四、小結

伊斯蘭文化和儒家文化由于價值觀的不同，體現在育才思想上就有了異同，通過其中最重要的“德”、“知”兩個方面的分析，可以從一個層面看出伊斯蘭宗教文化和中國儒家文化在價值觀上的異同。在對“德”的培育上，伊斯蘭文化首先要進行的是信仰的培育，而儒家文化所提倡的是“道”、“德”、“仁”，但是它們有著一些共同崇尚的道德規范。在對“知”的培育上，伊斯蘭文化是把求學提高到主命的高度，而儒家文化認為求學的目的是“學而優則仕”，伊斯蘭文化鼓勵探索自然和真理，而儒家文化重視的是身心修養。

[注釋]

①孔子對“子路問成人”的回答。

[參考文獻]

[1]希緹著，馬堅譯，《阿拉伯通史》，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

[2]《伊斯蘭文化論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版。

[3]楊朝明等著，《儒家文化面面觀》，齊魯書社，2000年版。

[4]嚴元章著，《中國教育思想源流》，三聯書店，1990年版。

[5]李信主編，《中西方文化比較概論》，航空工業出版社，2003年版。

[6]周立人著，《思想緯度的重構》香港天馬圖書有限公司，2002年版。

[7]董秀菊著，《儒家的智慧》，遠方出版社，2005年版。

[8]傅佩蓉，《儒家與現代人生》，上海三聯書店，2006年版

第7篇：儒家文化哲學研究范文

一、臺灣通俗文學對儒家文化的繼承與吸收

幾千年來，儒家文化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占據著主導地位。最初，儒家文化是在知識分子中傳播。隨著社會的發展，儒家文化成為大眾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日益深入到人民大眾的日常生活和心理之中，而臺灣通俗文學自始至終都顯示和傳播著儒家文化。

在臺灣通俗文學中，高陽的歷史小說尤其突出地表現了儒家文化傳統。方忠在《臺灣通俗文學》中指出，高陽的歷史小說具有“強烈的文化精神”［2］，這種“強烈的文化精神”全面地體現了儒家的思想政治文化、倫理道德文化和家族家庭文化。高陽歷史小說中的人物形象，無論是一代明君康熙、乾隆，還是文人雅士唐寅、曹雪芹，甚至普通人物，這些人物身上都集中體現了儒家文化的傳統精神。

臺灣武俠小說受儒家文化的影響主要表現為兩個方面：其一，臺灣武俠小說創造了許多的儒俠形象，如古龍小說中的李尋歡、蕭十一郎，蕭逸小說中的海無顏等。他們氣度儒雅，行為舉止都符合儒家倫理道德規范。其二，無論是作者的創作思想，還是作品的主題、人物形象，臺灣武俠小說都烙上了儒家文化的深刻烙印。主要表現為忠孝觀念、仁義思想、入世精神和懲惡揚善的勸世作用。具體而言，“忠”包括對國家、朝廷、師門的忠誠，“孝”表現為對父母、親長的孝順。臺灣武俠小說描寫了許多“忠孝”兩全的俠客形象，他們匡扶正義，扶貧濟世，以國家利益、民族利益為重，同時又“事親至孝”。臺灣新派武俠小說中常見的為父母、師門“復仇”的主題，正是“孝”的一種表現形式，蕭逸作品《馬鳴風蕭蕭》中的寇英杰正是代表人物。在這類小說中，正派俠客大都出自正義之門，懷有仁義之心，行俠仗義，除暴安良，重義守諾。“仁”是儒家文化的核心，為了強調仁義思想，新派武俠小說甚至不惜美化正義的暴力行為，將其寫得更富有人性化、詩意性，并稱之為“以殺止殺”。為了施行仁義、道義，俠客們往往積極入世，甚至不惜為正義而獻身。臺灣武俠小說往往表現的是懲惡揚善的主題，書寫的是正義戰勝邪惡的故事情節，其中蘊含的正是儒家“仁義”的道德觀。

臺灣言情小說也吸收了儒家文化的精髓，主要表現為臺灣言情小說重家族、家庭觀念，重親情、倫理思想，表現有道德、有良知、有尊嚴的愛情。

臺灣通俗文學在對儒家文化進行繼承和吸收的同時，還對其中存在的諸如愚忠愚孝、封建禮教、人性異化等腐朽觀念作了不同程度的批判，做到了“去其糟粕”，從而使臺灣通俗文學具有較強的批判性及現代性。

二、臺灣通俗文學對道家文化的繼承與吸收

與儒家文化注重現實人生、積極進取不同，道家文化向往一種出世的思想以及無拘無束、自由自在的生活，其獨特的超越意識、豐富的想象力和浪漫的情調，對于臺灣通俗文學創作產生了重要影響。

在臺灣通俗文學中，新派武俠小說受道家文化的影響最深。新派武俠小說通常會寫到道教和道士，武當和華山兩大門派及道教中的符咒、劍鏡、望氣等法寶。無論是人物形象的塑造，還是對人物的生存空間以及對武功的描寫，新派武俠小說都體現了其對道家哲學思想的吸收。

臺灣新派武俠小說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體現了道家文化“天人合一”的精神。在這方面表現最突出的是蕭逸。蕭逸武俠小說中的大俠形象的塑造，體現了他對道家文化的深刻體悟。在《馬鳴風蕭蕭》中，由“魚游于水，鳥翼于空”而悟得武功才是武學的最高境界。寇英杰憑借其對大自然的向往，終于悟出了魚龍百變功，而這套奇門絕功純粹是從自然中幻化而來的，是“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結晶。古龍小說《浣花洗劍錄》中的方寶兒正是由于信仰天地，師法自然，才練就了天下無雙的“自然劍法”。《甘十九妹》中原本武功平平的尹劍平，正是通過對大自然的深切感受和領悟，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遵守自然規律，最終達到“大道自然”。同時，俠的生存空間，也體現了道家文化的回歸本真。俠士們往往擁有蓋世的武功、超強的社會生存能力、較高的社會地位，卻不愿生活在塵世之中，而是選擇退隱山林。如古龍筆下的楚留香、陸小鳳等人，按其本真都不愿卷入江湖，只是因為道義才被迫身在江湖，但都會在江湖平定后功成身退。于是，在許多武俠小說中，山林成了俠的“來處”、“去處”，“山林”也成為回歸自然、回歸人的本真狀態的象征，成為道家隱逸思想的產物。臺灣武俠小說中塑造了一系列在道家文化影響下，講究無拘無束，不受世俗禮法羈絆，追求自由人格精神的“道俠”，比如古龍小說中的陸小鳳、楚留香、葉開等。他們受到道家“道法自然”思想的熏陶，能入則入，能退則退，既可行走江湖，行俠仗義，亦可退隱山林，遺世獨立。

另外，臺灣新派武俠小說中所描寫的武功招式，體現了道家“無”與“有”的辯證關系，而其對“內功”的神化描寫，則體現了道家文化強調人的主觀精神。道家注重人與自然和諧發展，“致虛極守靜篤”，即“無為而無不為”。在新派小說中寫到真正的武功高手，都不再拘囿于具體的招式，而是追求“無招勝有招”、“無劍勝有劍”，甚至其中所描寫的武功招式也有很深的道家文化的烙印。“無招”，并非沒有招式，而是可以包含任何招式，不被既有的招式所囿；“無劍”，并非不用劍，草木竹石均可為劍。可見，“無招勝有招”、“無劍勝有劍”，正是體現了道家思想的“無”與“有”的辯證關系，這一切都與道家文化重視事物精神實質的傳統有關。所以，臺灣武俠小說經常寫到武功越高者，越是接近自然。而臺灣新派武俠小說對“內功”的神化描寫，“也深受道家文化強調人的 主 觀 精 神，主 張 將 人 的 意 識 返 歸 自 身 的 影響”。［3］在武俠小說中，只練外功而不懂內功的武士，只能成為陪襯甚至反面人物，一遇上內功深厚的高手，便不堪一擊。

三、臺灣通俗文學對佛教文化的繼承與吸收

佛教自漢代由印度傳入中國，在歷史的變革中，中國人創造了中國化了的佛教文化。在歷史的發展中，佛教文化與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三者，構成了中國傳統文化的主體。

臺灣通俗文學受佛教文化的影響是多方面、多層次的。如瓊瑤、華嚴、玄小佛等的言情小說，表現了對現實生活的隨遇而安，對苦難人生的悲憫情懷，希望到達精神的極樂世界。其中，玄小佛言情小說的佛教思想色彩最為濃厚，其代表性作品《邊緣》、《握緊我的手》、《又是起風時》等，都彌漫著濃重的佛教氛圍。主人公大都活在別人罪孽的陰影之下，表現了“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宿命論思想。瓊瑤的言情小說亦是如此，主人公往往用佛家天緣機遇及因果報應思想來解釋生命，有的人物雖未進入佛門，吃齋念佛，但他們的思想和行為已然受到佛的感化。

第8篇：儒家文化哲學研究范文

一些空泛的概念或被一些具象的事物弄得如墜云里霧里，不知其可。定位失準，就無法讓企業文化發揮其自身的作用。

那么，酒類企業如何精準定位企業文化呢？為此，本報記者專門采訪了有著多年企業文化研究經驗的我國企業策劃專家馬千里。馬千里說：“企業文化不是企業的根，而是企業成長的土壤。”

“我們沒有找到酒文化的真正核心”

華夏酒報：企業應該是一種什么樣的社會組織？

馬千里：我常常把企業看作一個有生命的物種，就像養花種草一樣管理企業。如果你是一顆草，再努力也不可能長成參天大樹。但你有另外的發展方式，你可以把每顆草都做茁壯，讓它成為草坪，它帶來的生態影響不亞于一棵大樹。企業必須尋找適合自己成長的土壤，企業的土壤是什么呢？就是企業文化。一個企業倡導什么樣的企業文化，就是選擇什么樣的土壤。

企業其實更像人，企業文化就是人的思想、觀念、道德水平，這些根本因素決定了這個人的行為方式，實際上也決定了他的人生方向和人生價值。

華夏酒報：看來一個企業選擇和培育什么樣的企業文化確實是個大問題。我們的讀者多是酒類企業，酒文化博大精深，酒企業在塑造企業文化上是不是更有得天獨厚的優勢呢？

馬千里：中國最有文化的產品就是白酒，但現在的白酒卻被做得最沒文化！

中國酒文化到底是什么呢？搞技術的會從白酒工藝的特點和沿革來理解，搞文學的會談“李白斗酒詩百篇”，搞權術的會說“杯酒釋兵權”……但這些只是酒文化的外延甚至是派生，而不是酒文化的核心。我們看到的更多的是酒的俗文化，比如請客送禮、聚飲酗酒，酒淪落成打通關節的必需品，酒文化成為低層次的“酒桌文化”，李白揮毫的瀟灑、文君當壚的浪漫、貴妃醉酒的雅致都哪里去了？當然，這些并不全是酒企業的責任，但在研究和維護中國酒文化方面，酒企業確實可以發揮更大的作用。

華夏酒報：我可以感覺到您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特殊情結，我對您所講的“酒文化低俗化”的觀點也有同感。但企業畢竟不是文化機構，是很實際的，更關注、倡導健康的酒文化對企業效益的影響，您能談談這方面的看法嗎？

馬千里：如果你去一個有情調的酒吧，我相信你會點一杯葡萄酒。因為只有葡萄酒才符合浪漫的情調；世界杯期間，酒吧里的啤酒賣瘋，因為只有啤酒才能反應和升華球迷的激情；西方貴族聚會，白蘭地是必備的酒品，因為它代表著高貴。當一種產品的文化給消費者規定了消費場景的時候，這種文化就會變成一種力量，那就是我們企業追求的“銷售力”。世界杯期間，國內的酒類電視廣告只有四特一種白酒，但不用調查也知道，四特不會因為這支廣告在當時提升任何銷量。

這些有著鮮明文化特征的酒都是外來酒，我們最有文化的白酒恰恰缺乏的就是這種產生銷售力的文化。有人說，即便是現在，也有“無白不成席”的說法，但我們更應該看到，在更多的場合，白酒正被其他酒品所替代，可怕的是白酒并不能在這個時候向消費者提供強有力的選擇白酒的理由！別的不說，我們那個時代的人結婚的時候喝的交杯酒還是白酒，現在的交杯酒就是在農村也必須是紅酒了。不是我們的白酒不浪漫，而是我們現在把白酒做得不浪漫了。現在白酒概念的多元化是市場活躍的表現，但同時也是對主流白酒文化的干擾。任何文化的發展都不是一帆風順的，但主要的是我們的主流白酒文化多年的不作為，正是酒文化低俗化加速的主要原因。

華夏酒報：如果酒企業認識到文化是銷售力的話，就會有維護酒文化的動力。

馬千里：確實是這樣。現在成功的酒企業恰恰是在發揮酒文化的銷售力。比如店小二酒，正是那種詼諧、和氣的小平民形象給它贏得了市場；酒鬼酒桀驁不遜、追求個性的文人氣質，捕獲了一個大的消費群體。這些成功其實都是文化作為銷售力的印證。

目前，大品牌白酒也在發揮著酒文化的銷售力。茅臺、五糧液、劍南春這些大品牌盡管有各自的文化訴求，但根子上還是追求高貴。但這種追求其實是對中國酒文化的無意識延續，而不是有意識地強化，至少不是從中國酒文化角度有意識地強化。為什么這樣說呢？我們可以看市場實際表現，如果這些大品牌酒真的代表了高貴，那么為什么還能夠在國宴上被紅酒輕易替代呢？再進一步講，為什么不能進入西方國家那些需要體現高貴的場合呢？

中國白酒具有白蘭地的高貴品質，也具有葡萄酒的浪漫情懷，還具有啤酒的激情個性，但正是因為它什么都能夠代表，反而什么也代表得不那么完整。而我們的酒企業又沒有在這方面下足夠的功夫，這正是我說“現在的中國酒最沒文化”的原因。這不能怪我們的酒企業，因為關于中國酒文化的研究、提煉工作并不深入，一直圍繞著酒文化的外延和派生打轉，進入不了實質，怎么可能真正利用酒文化產生銷售力呢？

華夏酒報：其實這涉及到白酒和洋酒競爭話題，您覺得白酒是不是應該從酒文化角度和洋酒進行競爭呢？

馬千里：葡萄酒、白蘭地、啤酒已經對白酒產生了很大沖擊，這個沖擊的實質就是文化上的沖擊，也就是說，酒類競爭已經上升到文化競爭的層面了。與外來酒種相比，中國白酒所擁有的文化顯得特別深厚，這么深厚的酒文化更應該成為中國白酒無可比擬的市場銷售力，這一點也是無可爭議的。

也正因為中國酒文化的博大精深，也使得酒文化的研究、提煉成了一個不大不小的難題，如果我們找不到中國酒文化的核心，中國酒文化的銷售力就不可能發揮出來。我們可以看到，白酒也在進軍國際市場，但再大的品牌在做這件事的時候都顯得反常的低調，為什么呢？我覺得其實還是對自己是不是把握住了中國酒文化的核心缺乏信心。

“中國酒文化的實質是儒家文化”

華夏酒報：您說的“白酒被做得最沒文化”，其實是說白酒還沒有能夠真正發揮酒文化的優勢。而要發揮中國酒文化的優勢就應該先進行酒文化核心的提煉，我現在非常想知道您對這個問題的研究成果。

馬千里：談不上研究，我愿意談談我的一點心得。我覺得在酒文化核心的判別標準上首先要有個明確的認識，否則我們將無法判斷到底哪些因素是中國酒文化的核心。企業文化并不是務虛，就是因為企業文化可以對企業行為、員工行為產生無形的引導和約束，使得企業向著企業文化倡導的方向前進，這是一種最高境界的“管理”。那么酒文化也應該有這個特征，具備這個特征的酒文化因素才可能是酒文化的核心。

那些聽起來很精彩的酒故事、酒傳說，還有酒工藝、酒具等都是酒文化的內容，但這些并不具備指導人的思維和行為的作用，也不具備多大的銷售力，所以不是酒文化的核心。我覺得中國酒文化核心最大的一個要素就是“禮”和“德”。

酒禮突出體現在古代酒宴上，其中一些禮儀、禮節延續至今。如，中國大部分地區還保留“三巡”的習慣，無論待客還是朋友小聚，首先是要通喝三杯，然后再來些別的花樣，這是一種不成文但力量強大的禮儀；還有敬酒，晚輩或下級在碰杯的時候，酒杯要低于對方，以示尊敬；與飲酒相關聯的，比如酒桌新上的每一道菜都要首先轉到主位等等，這些其實都體現了酒文化的禮儀要素。而這些要素的重復、強化最終會對人在生活中的思維和行為產生影響。酒桌的長幼有序、以敬為禮既是中國文化的體現，反過來也是對中國文化的強化。

當然，其他酒種比如紅酒也很講究禮儀，但白酒在中國人心目中“禮”的地位和作用是異常牢固和強大的，比如，我們搞祭孔大典，是絕對不可能替代為啤酒、葡萄酒的。就是在日常生活中，招待客人也是要向客人推薦白酒，以表示尊重。但現在這已經成為一種套話，往往主客雙方在稍微交流后就很容易替代為其他的酒種了。這從另一方面也說明，白酒并沒有很好地延續和強化“酒禮”這個文化核心要素。

中國文化歷史悠久注定了中國“禮”的特殊性，中國的禮其實已經成為不成文的道德規范，是一個具有國家管理功能的體系，并表現在社會的各個方面。中國古代主管國子監或太學的教育行政長官就叫“祭酒”，可見古人對酒和文化、教育的關系的理解。“祭酒”所傳播的不是單純的禮，而是通過禮來傳播“德”———這就是中國酒文化核心中的核心。中國酒文化既是“德”的完整體現，也同時起到對“德”的強大傳播作用。這個“德”我們可以暫時簡單理解為中華民族所有優秀的品德。有了這層意思，我們就可以看出來，中國酒所承載的社會功能以及中國酒文化的核心是什么了。從某種意義上講，中國酒其實已經成為中國人道德、思想、文化獨一無二的綜合載體，世界上恐怕再也找不出這么強大文化功能的產品了。

華夏酒報：中國酒文化是以“德”為核心的，“禮”是酒對“德”的體現，可以這么理解嗎？

馬千里：可以。“禮”是最重要的一個方面，中國酒所承載的文化是很豐富的。對中國人而言，白酒是中華民族優秀文化的載體，反映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我們同時會發現，中國酒文化中的“德”和“禮”正是儒家哲學的核心要素，也就是說，白酒其實一直承擔著儒家哲學的載體的作用。中國白酒是儒家思想的忠實傳播者，中國酒文化的實質就是儒家文化。這絕不是歷史的巧合。

可能有人會反駁我的觀點，說儒家創始人是孔子，而中國酒的產生卻遠在孔子之前。其實，我們并不能夠說因為儒家創始人是孔子，那么儒家思想就起源于孔子。早在孔子之前的周朝就已經有了儒家思想，或者稱為樸素的儒家思想，孔子是一個完善者和推行者。自從樸素的儒家思想產生的那一刻起，酒就被選為“形象代言人”了。從此，德和禮等中國政治、文化思想就開始反映在酒文化上，成為酒德和酒禮。自然萬物的運行規則為“道”，人類社會的運行規則為“德”，而孔子把“德”的推行又具體化為“禮”，這是一脈相承的中國哲學，也是中國酒文化的“基因組”。當代，中國酒文化正在走向多元化，新的白酒品牌更加豐富了中國酒文化的內涵，這是酒文化發展到今天體現出來的新特征。但其實質是不會改變的，除非中國人徹底放棄了儒家思想。而實際上，儒家思想已經成為中華民族的文化基因。“要用儒家文化打造中國酒”

華夏酒報：白酒的確是一種具有深厚文化內涵的產品，但怎么做才能把中國酒文化轉換成銷售力呢？

馬千里：其實，目前很多酒企在對企業文化的認識上，還處于對企業文化外延部分的認識，僅僅停留在企業文娛活動、企業內刊、幾條標語和視覺形象設計上，并沒有抓住企業文化的精髓。要把中國酒文化轉化成銷售力，首要前提有兩個，一是對中國酒文化的認識；二是企業對企業文化的作用的理解，以及對企業文化建設的操作能力。

往往在具體企業中，企業文化和產品文化并不是一個概念。比如麥當勞的產品文化是激情、自由，但他們的企業文化卻是精細、嚴謹。因為企業文化影響的重心是企業內部，重在企業管理，產生的是企業核心競爭力；產品文化影響的重心是市場，重在企業經營，產生的是產品銷售力。對象不一樣，訴求內容就不一樣。在實際操作中，企業文化和產品文化未必能夠達成相互的作用。對企業而言，最理想的狀態就是，在實際操作中實現企業文化和產品文化的高度一致，而中國白酒正有這樣的先天條件。

中國白酒企業，可以提煉、塑造自己的企業文化，形成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理念的企業文化。同時也可以順應中國酒本身的儒家文化的特點，來塑造產品文化。另外，白酒的風味其實在很大程度上也與儒家倡導的人生境界相吻合，都講究溫和敦厚。儒家思想的國際影響日益增加，這個大環境也是中國酒走向世界的契機。

而白酒的文化，必然是中國文化。誰最能代表中國文化，無論大家如何爭議，目前最好的選擇只有儒家文化。不僅在國內儒家文化是幾千年的積淀，是中國人的文化基因，國際角度認同中國的，也是儒家文化最為鮮明。所以，用儒家文化來打造中國酒企業，用儒家文化來打造中國酒，對內對外都是最理想的選擇。

華夏酒報：中國酒確實有很多與儒家文化想對應的方面，白酒文化以儒家文化為核心具有可操作性，也具有可預見的市場力度。但要把儒家文化作為企業文化該怎樣操作，又會有什么樣的效果呢？

馬千里：企業文化建設是一個企業管理體系，我不贊成所有中國企業都導入儒家思想的企業文化，但在中國這個大氛圍里，企業文化必然不能與儒家文化相違背。實際上，在有所成就的企業中，都能從“仁、義、禮、智、信”五個字中找到對應的成功要素。無論中外企業，違背了這五個字很難說有成功的機會。像國外企業的瑕疵產品召回政策，就顯示出極大的企業誠信。可以說，失敗的企業各有各的原因，但成功都是相似的。

企業文化不是萬能的，甚至單獨的企業文化是不具備直接的銷售影響的。企業文化只有成為指導行為的準則，形成企業文化指導下的企業管理經營模式，通過員工認同、企業制度、所有企業行為才能發揮其作用。并且，企業文化作用的發揮，最終將使得企業成為一部具有高速獨立運轉能力的機器，既具有自身的發展能動性，又具有強大的自我復制性。不僅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企業文化如此，任何優秀的企業文化都具備這樣的功能。

“魯酒完全可以憑文化代表中國酒”

華夏酒報：中國白酒文化的核心是儒家文化，儒家思想的發祥地在齊魯大地，所以，魯酒就具備了一種得天獨厚的文化優勢。可是，魯酒近年來的發展為什么一直不景氣呢？

馬千里：山東有很多名酒，蘭陵、孔府家、景芝景陽春、扳倒井等等組成了很有特色的魯酒群體。我們還會發現魯酒的一個特點，就是特別善于挖掘歷史文化的概念，但魯酒對歷史文化的挖掘僅僅局限在名字上，而沒有真正發揮這些文化的真正作用。比如孔府家，本來是很好的品牌題材，但在品牌塑造上恰恰偏離甚至放棄了自己的文化優勢。“孔府家酒，叫人想家”，這樣的訴求重點其實并沒有太多的特色，也沒有和齊魯大地的文化相結合，名為“孔府”，卻對這個概念表現出漠視，這是一種極大的資源浪費。這一現象不是孔府家所獨有，“蘭陵酒好喝不上頭”、“難舍最后一滴，景芝景陽春”、“飲不盡的豪爽———扳倒井”，都是放棄文化優勢的做法。

當然，品牌概念可以有無限的選擇，但都必須有根有據。如果把這個概念定位成追求目標，那就必須有相應的手段。否則，這些概念就成為空中樓閣，與自己的產品實際上是缺乏足夠關聯。

我們可以做個測試，把不同品牌的“廣告詞”互相換位，看是什么效果。比如“難舍最后一滴，孔府家酒”、“飲不盡的豪爽———景芝景陽春”，有什么不同嗎？也就是說，強加給自己的所謂“特色”其實并不存在。而我們看川酒的品牌概念，“唐時宮廷酒，盛世劍南春”、“滴滴歲月酒，悠悠沱牌情”，反而在切實地挖掘自己獨有的歷史文化，這些概念就成為其他品牌不可替代的了。

這一總體現象反映出魯酒自身的深層次問題，說不客氣一點，魯酒其實還徘徊在低層次的經營上。魯酒的振興在于發掘魯酒的歷史文化，而魯酒在這方面有著比川酒更為實在的、深厚的文化底蘊。

華夏酒報：如果魯酒能夠按您的文化戰略來管理經營，會是一種什么樣的前景呢？

馬千里：魯酒完全可以成為“中國酒”的代表，成為走向世界并被世界所認可的“中國酒”。企業之間的競爭最終是企業文化的競爭，產品的競爭最終也是產品文化的競爭。魯酒的文化環境和文化底蘊卻是其他地方的白酒所無法比擬的，也就是說，一旦中國酒的競爭態勢上升到文化競爭的階段，魯酒的文化優勢將產生爆炸式的市場效果，國內市場是這樣，國際市場更是這樣。

第9篇：儒家文化哲學研究范文

關鍵詞：儒家文化；中國學派；動畫角色；形象設定

檢 索：.cn

中圖分類號：J0 文獻標志碼： A 文章編號：1008-2832（2015）03-0104-03

Influence of Confucian Culture on Chinese Animation Development， a Case Study of the Image Evolution of Na Zha Animation Role

WANG Yang ，MENG Ling-hong（ Art and Media Department of Qingdao Binhai University ， Qingdao 266555， China）

Abstract ：The infiltration of the Confucian view is an important factor of achieving Chinese animation art aesthetic style. As an image of the core visual carrier， animated characters carries the contemplation of the culture in different time dimensions. This paper tries to clarify the development sequence in expectation of interpreting the cultural aphasia of contemporary animation and inspire the innovation of domestic animation character image taking Na Zha as an example.

Key words ：confucian culture； Chinese schools of thought； animated characters； images set

Internet ：.cn

用“井噴”來形容國產動畫在近年的發展態勢實不為過，十余年的政策扶持與市場培育使中國動畫的制作數量從2010年開始一直保持年產約20萬分鐘的高位發展態勢，尤其是部分動畫作品的高收視率與票房神話，似乎已讓國人看到一個正在驟然形成的“動畫大國” 形象。然而，在審慎解讀和理性反思后，現時代國產動畫的文化“失語”問題日益顯露。2013年10月12日，央視《新聞聯播》報道了關于熱播電視動畫因暴力失度、語言粗俗等原因被責令整改的新聞事件，可謂給了近幾年被“寵著”的國產動畫以及被“哄著”的廣大受眾迎頭一棒。刻意追求“故事性”而不惜歪曲文化歷史、追逐商業推廣價值而不惜盲目抄搬他國動畫形象、貪戀“娛樂性”而不惜放棄藝術教育職能、忽視影視傳播影響力的諸多低端動畫作品終于被開了罰單。一時間，批評之聲不絕于耳，大眾的審美維權意識也再一次被廣泛的喚醒。特別是在于2014年的“六一講話”與“文藝工作座談會講話”后，廣大文藝工作者進一步明確新時期文藝工作的中心任務，即結合新的時代條件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中華美學精神，努力創作生產更多傳播當代中國價值觀念、體現中華文化精神、反映中國人審美追求的優秀作品。這對于正在審慎思考與積極實踐的中國動畫而言，是機遇更是挑戰。而探尋傳統文化觀照中國動畫發展的軌跡與現時代的傳承方法、充分實踐動畫藝術的審美與社會活動功能、促成借助傳統文化的力量來實際提高當代國產動畫的核心競爭力則成為當代動畫人責無旁代的中心任務。

一、儒家文化對中國動畫美學風格形成的影響

（一） 中國動畫美學風格形成的文化根基

國人之所以在傳統文化與動畫藝術領域表現出的種種內心的“失衡”，大多源于中國動畫輝煌的過去與捉襟見肘的現實形成的巨大落差。回眸中國動畫的驕傲――“中國學派”動畫曾以其獨特的藝術美學風格贏得全世界的贊譽并被載于《世界電影詞典》中。而這種飽含民族文化與情感的藝術語言，其內顯在或隱在儒家文化浸潤是其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原因，亦是中國動畫形成自身獨特藝術美學風格的重要因素。此可以通過解讀中國藝術與文化的關系來得到印證。

與西方藝術不同，我國古代的學科與學科之間是相互滲透、交融的，并無明確界定。對于藝術的思考也僅散見于對各種藝術活動的評價或文論經典之中。而成于先秦并早被尊為“群經之首”的《周易》則可視為我國最古老的文獻之一，其對于藝術的思考主要表現在“象”的論述上：象；意；象與意的對立統一①。這可看做中國藝術對“意象”思考與表達的重要文論淵源。而在跨越兩千多年的歷史進程中儒家文化逐步成為國學的核心與主體，至今仍被視為中華民族的最寶貴的精神財富，其對于藝術發展的影響也有著遠比追求“意象”更為深入的思考與要求。發展不足百年的中國動畫，這種綜合性較強的新型藝術語言則如海綿一般迅速汲取了這種文化養分，并最終成就了“中國學派”動畫的獨特美學風格。

（二）孔子對于中國藝術發展的重要貢獻

探跡儒家文化的發展脈絡，古代先賢與近代學者均有不同維度的理論探索貢獻于中華文明發展進程中。作為儒家創始人的孔子，其藝術思想則更多的在藝術評價方面左右著中國藝術發展，并主要表現為四個方面②：1.“禮樂” ――藝術的功能。2.“成于樂，游于藝”―― 藝術的教育作用。3.“盡美矣，又盡善矣”―― 藝術評價的標準。4.“樂而不，哀而不傷”――藝術表現的尺度。

孔子的藝術思想至今仍不褪其色，現時代的各種藝術創作均可不同程度印證其價值存在。如現代藝術學理論認為藝術主要有審美與社會活動兩大功能，審美功能領域主要由審美認識、審美教育、審美娛樂三種功能組成，社會活動功能領域則由組織、交往、協調、消費四種功能構成。而被后世尊為“至圣先師，萬世師表”的孔子在這兩大功能中均早有名論。

1. 孔子在藝術的審美功能方面的名論

孔子在《論語? 陽貨》中說：“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此種審美認識論對后世影響極深。而在審美教育方面，孔子強調藝術對于個體的成長，尤其是在個體的社會化過程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謂之“成于樂，游于藝”。孔子還明確提出“興于詩，立于禮，成與樂”③，并以“六藝”授弟子，希望以藝術為手段，通過詩教和樂教實現其“克己復禮”的抱負。至于娛樂功能，孔子更是身體力行，可以癡迷到“三月不知肉味”，此言行載于《論語?述而》。

2. 孔子在藝術的社會活動功能方面的名論

“興、觀、群、怨” 是孔子關于藝術社會活動功能的闡述。如“群”在現代藝術學理論中闡釋為組織功能，即通過優秀的作品引發人們情感共鳴，認同群體價值目標，進而實現團結欣賞者的組織作用。而“興”“觀”“怨”也均在各類文化藝術典籍中有相關闡釋，此不再一一列舉。

在孔子之后，各代儒家圣賢又繼續豐富完善了儒家文化思想，使得儒家文化在經歷兩千多年不斷自我完善、演化后，依舊可以在多元文化激烈碰撞與融合的現時代彰顯精神能量。

（三） 儒家文化對中國動畫美學風格形成的影響

回顧中國動畫發展的歷史，真正意義上的動畫開始1926年萬氏兄弟創作的黑白默片《大鬧畫室》。這種對一個紙人的源于墨水又回歸墨水的創意表達已有了明確的民族“意象”。在這一萌芽階段的探索之后，中國動畫繼續經歷了發展、繁盛、動蕩、復蘇、停滯、新時期六個歷史階段，其中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與八十年代的動畫藝術成就最為突出。中國動畫片的創作數量和藝術質量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并頻頻在國際上獲獎，同時贏得 “中國學派”的盛譽。品評這些取得突出成就的動畫作品，均可見其追求“意象”背后的儒家文化觀照。如1961年出品的動畫短片《小蝌蚪找媽媽》讓觀者在一種溫暖的氛圍中，通過靈動而又圓融的水墨表現語言，輕松的感知生命的意義，了解了用發展的眼光看待問題等哲學道理，是形式盡美、內容盡善的和諧統一。再如1963年出品的水墨動畫片《牧笛》則著重表達的恬淡、清幽的和美意境，片中未有激烈的劇情與人物對白，角色形象依舊可以塑造的生動鮮活，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亦得到完美呈現。還有1982年出品的《三個和尚》更是借助戲劇表演的“寫意”手法講述了生動的道理，巧妙的實現了中國藝術追求的“文以載道”。尤值一提的是1988年出品的水墨動畫《山水情》所展現出來的空靈、高遠意境，使得觀者在一個天、地、人的理想環境中體悟“天人合一”、物我兩忘的精神境界，并在流動的光影中思考生命的本質。其表現的尺度并不渲染激烈的情緒，而是含蓄表達了人的情感。這種情感的節制亦可印證儒家提倡的藝術表現尺度。而此類藝術與文化品味超凡的動畫作品卻并不多見。誠然，對于儒家思想的顯在表達和審美教育職能的充分體現更需要如《哪吒鬧海》《葫蘆兄弟》等劇情豐富的動畫長片與劇集才能得以實現。尤其是在經歷了復蘇與停滯期之后，國產動畫仍陸續有《中華德育故事》等較高藝術水準與文化品位的作品出現，與儒家倡導的“仁、義、禮、智、信、恕、忠、孝、悌”有諸多犀通關聯，倍讓國人欣慰。中國動畫也正是在這種不同歷史時期和文化語境的解讀中接續了其與儒家文化的血脈淵源。

二、國產經典動畫形象設定中的儒家文化觀照

藝術文化論認為將藝術看做一種文化現象，觀照的是藝術過程與特定個人、社群、民族、國家等的文化語境的復雜關聯。伴隨著藝術學在國內的獨立發展與“國學熱”的日興，動畫藝術的影響力也在社會生活各領域顯見。面對人口近14億的泱泱大國來說，國產動畫有責任積極實踐藝術的審美與社會功能。對于動畫形象設定領域而言，“中國學派”代表作品中已有成功的經驗，悟空、哪吒、蛋生、葫蘆兄弟等“小英雄”形象至今仍倍受少年兒童的喜愛，成為學習榜樣。而一些明顯帶有美、日動畫形象的影子的“國際范”十足、“中國味”模糊的“現代小英雄”們也同樣俘獲了眾多低齡受眾的心，這種生硬“拿來”的副作用很大，是當代國產動畫的文化失語現象的重要成因。故而，總結經驗教訓，探析求存之道是當代中國動畫創作刻不容緩的任務。以下主要以1961年出品的《大鬧天宮》、1979年出品的《哪吒鬧海》與2003年出品的《哪吒傳奇》三部動畫影視作品中哪吒形象的演化為例，探析儒家文化觀照中國動畫的維度與軌跡，以期對當代動畫角色形象設計有所啟示。

（一） 美術風格設定

《大鬧天宮》與《哪吒鬧海》的美術風格均依托傳統手繪實現，諸多國畫技法亦均作用其中。前者的形象設計可以說是對古典名著的具象解讀，遵從了傳統戲曲造型。而后者則更多的融入“中國化”美學原則，在藝術大師張仃的妙筆下也更加突出“人情味”。至于《哪吒傳奇》中的哪吒形象則是依托現代CG繪畫手段完成，造型上主要借鑒了現代卡通造型原則，頗具個性精神。三部作品在角色造型與色彩設定上都融入了的中國戲曲、中國畫以及民間年畫的元素。紅、黃、青、白、黑等民族裝飾色彩的表達，烘托出哪吒善良如水、勇敢似火、愛憎分明的性格特征。動畫電影《哪吒鬧海》在這種表達中顯得更為突出，其自然圓融的筆墨和流暢的線條表達，靈巧的肢體語言少有夸張與形變，與儒家適中、恰當的藝術表現原則相契合。

（二） 角色性格設定

《哪吒鬧海》中的哪吒愛憎分明、孝義為先、敢作敢當。可以說在性格設定上基本擺脫了《西游記》原著，活化了哪吒作為神的形象，縮短了神與人的距離感。而《哪吒傳奇》中的哪吒除了勇敢善良，好動，直性子，還有許多孩子身上共有的毛病，可以說是更加“人性化”“國際化”的小英雄形象。為了保障主角性格特征的鮮明，《哪吒鬧海》與《哪吒傳奇》均對《西游記》與《封神演義》原作進行了必要的改編。尤其是對神話題材中晦澀難懂的宗教哲學內容進行了必要的拆解，并重新組合，最后形成了適齡受眾群體易于理解的表達樣式。比如小說原作有哪吒出于怨憤的“割肉還母、剔骨還父”的描述，這種在特殊情勢下的極端做法是不會被講求“仁”“孝”的儒家孝道觀所接受的。孔子認為孝悌是仁的基礎，為人子必須孝順。父母也可能出現過失，兒女應該婉言規勸，力求其改正，這些思想也正是中華道德文明的體現。而“孔曰成仁，孟曰取義”，儒家思想是豐富而深邃的。所以《哪吒鬧海》與《哪吒傳奇》對此環節的設計均給定了哪吒在“仁”與“孝”，“義”與“利”之間的艱難抉擇后，面對被欺凌的百姓與無奈的父母，毅然作出舍生取義的抉擇，拔劍自刎。此段堪稱動畫影視改編的經典，“仁”、“孝”、“義”等儒家思想均有呈現。至于《大鬧天宮》則基本遵從了小說原著，其護法神的形象因性格僵硬，戲份極少，故難以得到觀者喜愛。

（三） 角色對白設定

對白是角色形象塑造的輔助部分，為表達人物情感服務。而若只是追求通俗易懂則必然導致角色性格塑造的損失。以下繼續以哪吒自刎時的經典片段來進行分析。在《哪吒鬧海》的劇情表述中，哪吒拿起寶劍時，有為民擔當災禍的大義，有對恩師的眷戀與不舍，還有對父親李靖的同情與略帶怨恨的復雜情感。此時的對白凝練而有力，表述為：“老妖龍！你聽著！我一人做事一人當，不許你們禍害別人。爹爹，你的骨肉，我還給你！我不連累你！師父……”。鏗鏘有力又無比深情的對白在觀眾看罷許久仍覺蕩氣回腸，加之巧妙的鏡頭組接與民族化背景音樂的融合，其悲彩無不讓人動容。而反觀《哪吒傳奇》則過于注重表達人物的情感，同時考慮回避血腥鏡頭等因素，肢體語言做了刻意弱化“疼痛感”的表達，追求的是英雄人物面對死亡時的坦然平靜，對白設計過于“兒童化”。如在第13集《哪吒自刎》中所述：“所有過錯我都擔了！老龍王，我愿意聽你的發落，但你必須答應別再找陳塘關百姓的麻煩了。你得向我保證！哼！你得答應只要我跟你走，你就得退水！”，說罷哪吒走到父母面前，單膝跪拜。趁其不備拔出父親的佩劍，轉身赴死。而看到龍王的不懈后，哪吒又哈哈大笑道：“老龍王，要我跟你走，我得先把自己的生命還給爸爸、媽媽”，說罷轉身自刎。這樣的情節與對白設計稍顯畫蛇添足，生命的概念也并未得到強化。這樣“溫暖”的付出著實毫無痛感，哪吒的勇敢無畏與孝義參天的形象也便打了折扣。

從以上三個角度可以看出，哪吒在中國動畫影視作品中的形象演化均承載了不同歷史時期的文化烙印與價值取向。三部動畫影視作品中的哪吒形象亦均可視為民族符號的集合體，而其形象的背后更深層次的儒家文化隱喻仍有待挖掘。需要特別指出，作為一種對傳統經典神話進行動畫改編的嘗試，動畫片《哪吒傳奇》在故事背景設定、劇情結構設計、角色形象塑造與CG繪畫技術等方面或有一些創作上的缺憾與制作上的不足，但在當前時代背景下，其對民族文化的傳承與抵制美、日動漫的文化殖民方面則有效的發揮了積極作用。作為敢于挑戰經典的嘗試更值得稱道，《哪吒傳奇》對儒家傳統文化的一些守舊觀念進行了現代語境的解構與重構，使其適應現代社會價值觀念。這種批判的繼承與創造本身正是對“中國學派”努力創新精神的沿承，是有歷史擔當的表現。哪吒“小英雄”的形象被成功延續，為被“奧特曼”、“變形金剛”等“超級英雄”包圍中的孩子們樹立了本民族的可愛、正義的英雄榜樣。這在多元文化激烈交匯的當代社會，在美、日動畫稱雄的今天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三、儒家文化的現代轉化對當代動畫創作及動畫形象設定的啟示

當代中國動畫面臨的國際國內形勢嚴峻而復雜，美、日動畫成熟的產業模式給中國動畫造成的強大壓力使得國產動畫不敢喘息，國人審美素養的提升與維權意識的覺醒更讓文化藝術界不敢懈怠。對于這種雙重壓力，筆者認為：對外應當“師夷長技以制夷”，對內則應多“師于先哲以啟今”。學習動畫強國的先進技術與產業運營模式是必要的，而這并不意味著“東抄西搬”。中國動畫需要巧用“拿來”，避免“重量輕質”與“文化失語”。美、日動畫均有對世界各國文化的“拿來”，取自中國文化的《花木蘭》、《最游記》反而從中國拿走巨額利潤。這也充分證明了深挖中華民族的悠久文化，是中國動畫的發展的根本優勢所在。

儒家文化是國學的核心與主體，近年興起的“國學熱”已把儒學的現代詮釋推向了新高度。作為一種深度的學術覺醒，“轉化、重構、對話”已成為當下被學界廣為認同的觀點。儒學對于現代性人生意義喪失的精神危機和三個重要的現代型社會思潮與社會運動的回應，表現出的都是寬容地接受和從容自立的文化姿態。顯示儒學依然保有不竭的能轉化為、榫接上現代人類思想理念和社會生活的文化生命力④。

那么，既然對儒學的創造性轉化已經成為現代儒家學者的共識。而對于動畫這種現代的影視藝術表現形式而言，應更易于實現這種轉化并最終作用在自身文化品位的提升與品格的凝練中。依托儒家文化的力量對動畫角色形象設定進行審慎研究與理性創新也必然成為民族動畫形象的“競爭之本”。在具體方法上可多采用解構與重構等模式，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將儒家文化通過動畫語言與當代價值觀念進行巧妙融合，找到可以成功實現動畫的商業與文化雙重價值的構成要素，進而實現“用文化引領動畫，用動畫推廣儒學”的雙重價值。這在當前復雜的國際國內時局下具有促進和諧世界發展的深遠意義，而這種探索對于儒家文化的傳承發展與振興民族動畫、提升國產動畫的核心競爭力則具有更為現實的指導意義。

注釋：

① 柴永柏、曹順慶.藝術學導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5～6.

② 凌繼堯.孔子的藝術思想[J].東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5）：70～75.

③ 論語[M].北京：中華書局，2006.

④ 崔大華.儒學的現代命運 ――儒家傳統的現代闡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3～14.

參考文獻：

[1] 柴永柏、曹順慶.藝術學導論[M].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

[2] 景海峰.儒家思想與當代中國文化建設[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3] 崔大華.儒學的現代命運 ――儒家傳統的現代闡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4] 張慧臨.二十世紀中國動畫藝術史[M].陜西人民美術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