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文學的特點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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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民國文學的特點范文
關鍵詞:
英美文化;文化差異;文學評論
一.文學評論的內涵
文學評論,顧名思義,評論文學。用專業的術語來講,是應用文學方面的理論知識,對特定的文學內容,比如說文學作品,文學思想等進行探討、研究等一系列文學性質的活動,以解釋文學發展的內部規律,從而幫助相關的文學家進行文學創造,推動整個文學的健康穩定發展。
二.英美文學的相關內容
英美文學是對英、美兩國民間文化藝術的總稱。同樣的是兩個現實生活的生動反應。我認為文學具有很強的表現能力和表述功能,而且英美兩國的文化比較多元化,決定了其文學風格的多元化,戲劇、小說、詩歌等類型多樣,各具特點:(1)英國文學的特點英國是一個臨海國家,不僅氣候極具海洋性,其文學也是如此,包容性十足,充滿著浪漫主義的氣息,再加上英國的經濟、歷史發展傳統,在經歷了文藝復興、啟蒙運動之后,英國的文學由浪漫主義、現實主義等開始轉向寫實主義,這是英國文學發展的一般趨勢。(2)美國文學的特點美國是一個多民族的移民國家,建國的時間比較短,在19世紀之前,美國文學可以說是依附于英國文學,具有英國文學的一些特征,但是在19世紀末期之后,美國文學開始脫離英國文學,逐漸形成了自己獨特的風格,多方面、平民化、自由化等。就像美國的社會一樣充滿著自由、民主的氣息。
三.英美文學評論的內容
各國的文學評論各具特點,但是仍然是有規律可循的,需要注意三個問題,首先是文學倫理問題,這是要放在首位進行考慮的問題;其次是道德評論,這是進行文學評論的關鍵所在;最后是審美評論問題。具體到英美兩國來說,文學評論與該國發展的實際情況有著極大的關系,在女權主義、殖民主義等思想觀念的影響下,文學評論研究文學和社會的關系,開創了文學研究的新方向。
四.英美文化差異對于英美文學的影響
(1)英美兩國的語言差異對英美文學評論的影響
1.英國的語言英國文化歷史悠久,民族文化發展時間較長,有著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就拿英國的官方語言:英文來講,許多的文學評論家在對英國文學進行評論時,使用語言十分的謹慎,這既能說明文學評論家謹慎的態度,同時也更能說明英文的地位和重要性,可以說英文便是英國的象征,因此出于這樣的態度,英國文學評論是相對拘謹的、缺乏新時期的創新與個性;
2.美國的語言美國官方使用的語言也是英文,但是卻是美式英文,雖然說在本質上,英式英語和美式英語沒有發生什么變化,但是就是美式英語的稱謂便能很好的說明問題,美式英語是美國的創造,是美國爭取獨立的體現,眾所周知美國發展歷史比較短,而且是移民國家,文化發展多元化特征十分顯著,在獨立之后,美國在政治、歷史等方面都沒有歷史遺留問題,可以說美國的民主革命是十分成功的,相應的在文學評論方面美國的文學評論就彰顯個性和創新性。
(2)文化歷史差異對英美文學評論的影響人本主義是英美兩國共同宣揚與崇拜的,但是英美兩國的人本主義又存在著具體的差別:
1.人本主義是英國發展歷史上很早便出現的,但是在文學評論領域人本主義是十分保守的,神權和禁欲主義依然處于主導地位,我認為這是英國資產階級革命不徹底的生動體現,資產階級的妥協性在文學領域的再現,莎士比亞是英國最為偉大的文學家,我認為沒有之一,莎士比亞不僅影響了英國一代人,更影響了整個世界。他的作品可以說是英國文學創作的典型代表,對其作品進行研究之后發現,人文主義在其作品中有很多的體現。
2.相比英國的人本主義,美國就十分創新、獨特。當然這和美國發展的歷史是密不可分的,美國的獨立是十分果斷的,沒有歷史遺留問題,爭取獨立自由的觀念理論深入人心,美國的人本主義十分的激進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還有對人本主義的創新理解。在這基礎上美國的文學評論就顯得更加激進、創新。
第2篇：民國文學的特點范文
〔關鍵詞〕 進化論；科學方法；匯通中西；體系評價
〔中圖分類號〕 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2689（2015）02-0078-06
21世紀的今天是一個文化多元發展的格局，立足于世紀之初總會生出文化向何處去的疑問，回眸百年前的民國文人在世紀之交中國文明面臨西方文化的強勢沖擊，一個宏大的民族心理趨向，中國的學人在救亡圖存的政治導向下作出了自己的選擇，革命派和保守派的不同的文化態度，他們的爭論都為今天的文化建設提供了可供分析參考的經驗教訓，是中國文化重建的寶貴財富。重新認識民國學人在“文學概論”上會通中西的理論探索也是尋求文化變化的軌跡的一種追源溯流的探求，不失為尋求文論現代化的可行方式。生逢亂世，學術就有了更大的擔當和責任。劉永濟先生的《文學論》就在這樣的背景中誕生了，“《文學論》是劉永濟先生年輕時在明德中學講‘文學概論’課的講義，最早于1922年在長沙湘鄂印刷公司公開出版，并在1924年由太平洋印刷公司再次印行。后來在1934年由上海商務印書館重印，成為王云五主編的‘百科小叢書’之一種。”[1]（214）劉先生憑借深厚古代文論的基礎和扎實的西學功底，其融匯中西的努力正如其在自序中所說：“參稽外籍，比附舊說者，以見翰藻之事，時地雖囿，心理玄同，未可是彼非此也。”[1]（3） 不以今而非古，不以西而律中，借鑒國外的文學理論來重新審視中國的古代文論。其用進化論眼光、西方的邏輯分析方法來重新架構中國文論的體系，為中國文論的現代轉型邁出了堅實的一步。
一、進化論文藝發展史觀
中國古代文論受儒家思想的制約，信而好古、依經立義，強調述而不作，全力維護經學的正統地位。傳統學術具有濃郁的復古色彩，存有以古為尊的文論價值取向，古代的經史子集四部之書有著嚴格的等級劃分，在 “載道”的文學功能主義傳統之下，后代的文學必須從前代的權威中獲得許可，符合傳統的要求，才能被認可。這里面涉及一個文論的發展觀和權威性的問題，就古人的文論觀來說是認為文學有恒在不變的穩定性，古人已經把文學發展的終極真理認識到了，所以后人只需按照它的要求來做即可。古人把文學當成一種不變的具有恒在價值的認識體系。而進化論的文論觀不同以往，把文學當成一種不斷進化演進的一個過程，也就是把文學的終究價值放在不斷的發展之中，文學的演進之路和文化觀念的進步聯系在一起。劉永濟《文學論》第一章之第一節“文化發展之概觀”載：“因人類文化之發展，莫不由含糊而漸近明晰，由簡略而漸進圓滿，由武斷而漸趨精確。今日之明晰圓滿精確者，異日或更以為含糊簡略武斷，亦不可知。后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也，安可以傲古人者而貽笑后人！故文化必求其發展無窮，未可畫然自止也。”[1]（5） 劉先生站在人類文化發展的大趨勢上，認為人類文化是不斷的由“含糊、武斷”而逐漸趨向精確、圓滿。不必以為古代的一定比現在的好，后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一語中的這里體現了很明顯的進化論的眼光。“文學之先，亦包括于宗教之中，而為之服務。其時之人，于文學之觀念未能明晰，文學之內容亦極簡略，人之對于文學又多武斷之論，故未能脫宗教之羈絆。且文學之于宗教，其關系之密切，較之他種學術尤甚，故為之服務亦最久。及至近世，始一洗其面目，嶄然自見于世。”[1]（5）
文學和文化、文學和宗教的關系非常密切。劉先生在這里認為文學最開始時和宗教混合在一起，分不出彼此，“其時之人，于文學之觀念未能明晰”，至于民初，文學才走上了獨立發展的道路。文學起源于宗教之說源自西方，劉永濟先生所用的材料大部分卻來自中國古代典籍，其取材和定優劣之準體現了其進化論的文論觀。在第一章“何為文學”中的第七節“我國歷來文學之觀念”中，其梳理了中國文學發展的概況：“我國文學發源最早，周秦已稱大盛。而研究文學至魏晉以后，始有專書。然皆渾含立論，無有條理，是非亦參半，不足以為定論。如魏文帝之《典論》，鐘嶸之《詩品》，則近于批評。摯虞之《文章流別》，任P之《文章緣起》，則近于分類。荀勖之《文章敘錄》，則近于文學史。而總論文體之源流，及古今文人之優劣，成一家之言者，則惟劉勰之《文心雕龍》最佳。”[1]（15） 以時間為經，以觀點的進步為緯，勾勒文學演進脈絡，展示其純文學的眼光，這種眼光也在其選擇材料的過程中得以延續。劉先生整體統攝中國文學觀念：”統觀我國歷代文學之觀念，不可謂于學識、感化之界，無知之者。然而名不立者義不彰，雖心知其意，而語焉不詳，此所以終多混淆也。大抵六朝以前，言志之旨多；唐宋而來，明道之誼切。老莊談玄而文多韻語，《春秋》記事而體用主觀，此學識之文而非以感化之體為之者也。后世詩人，好質言道德，明議是非，忘比興之旨，失諷諭之意，則又以感化之文為學識之文之用矣。此今日所當明辨者也。”[1]（19） 字里行間，充斥著一副發展的眼光。劉永濟先生在文中明確指出其觀點所依的進化論的線性的時間價值觀：“又今日之供少數人用者，異日可漸及于多數之人。人類之教育日普及，文字之功用愈廣大。群眾之知識日發展，文學之功用亦將愈普遍。揆之進化之理，固應如是也。故今日的之文學，一方面必求其真義愈明，一方面又必求其真用愈廣。真義愈明，則表現之方法愈精妙；真用愈廣，則人類之幸福愈增進。然則文學之義，雖至難確定，要不出此二點之外。亦如科學之發達，雖不可限，要不外實驗之法日精，與物質文明之福日廣而已。”[1]（20） 于此凸顯了進化論的文論觀。
劉先生在“主善之文學所短”一節中說中國古代文學的兩個缺點：不隨時變、情趣缺乏。其論證也很詳細：“后儒拘泥，故守舊復古之心甚深，而因時制宜之效不顯，大失時中之義矣。至其影響文學之處，則尤彰著，以揚子之才，乃不過一摹古專家；以昌黎之杰，亦不過學古能化。以我國文化之早興，歷史之悠久，而進步不及歐洲之速。若以近世歐洲文學變化之率推之，不應有今日之現象甚明，凡此何一非守舊復古有以致之也？復古之文，間接摹仿古人之處多，直接摹仿自然之處少。少則自然之奧秘，終古不宣，而材料亦陳而不鮮，此后人所以有‘天然好語，被古人道盡’之嘆也。”[1]（109）這里用進化論的觀點分析古代文論的關鍵問題是，好古、尊古、摹古、復古，被古人所限，不能用進化的觀點看待文論。其解釋孔子“述而不作”是為了“以示作禮之本義”，是為了正本清源，而非為古所限，不敢超越前人也。盡然儒家之說并非全為古所限、死于句下，在一定程度上也積極詮釋和發展了六經的要旨，可以說劉先生分析不失為一種洞見，又張目后世，寄希望于未來，彰顯了“向前看”的進化論文論思想。
二、借鏡西方科學實證方法，
觀照古代文論概念范型
西學東來，傳統文論獲得現代轉換的外在動力，“20 世紀初葉文學理論以凸顯文學觀念的獨立姿態為根本的學理追求，緣于傳統觀念的自新和異域他者的觀照，晚清以來的經學中心主義式微，儒學的影響力日漸衰歇，傳統樸學內孕的科學因子糅合西學的實證主義，儒學便逐漸退居為一種學術資源，逐漸喪失它的主流文化地位。‘文學革命’所積儲的強大勢能牽引國人去探尋允符現代境遇的學術研究路徑，對傳統的重新體認便成為民國學術改弦更張的邏輯起點。”[2] 身處社會轉型的歷史關口，對傳統的體認態度便成為新舊文人的一個重要尺碼。劉永濟先生“生于1887年12月25日，正值晚清社會發生激烈變革的前夜。曾祖父劉長佑，晚清朝廷重臣，歷任云貴總督、直隸總督等職。祖父劉思謙，曾在廣東、云南擔任知縣。受到家風的熏陶，父親自幼喜愛文學，先后就讀于湖南長沙明德學校、上海復旦公學、天津高等工業學校、北京清華留美預備學校。”[1]（531） 劉先生接受的是正規的中西結合式的新式教育，既有良好的西學功底又具備扎實的以訓詁、考證、音韻為基礎的傳統的國學功底，劉先生在龍學、詞學方面的獨到造詣即為注腳。
西方的科學方法在每門學科的具體運用都是不同的，對于古代文論來說，西方的科學方法又是怎樣的，具有怎樣的特點呢，民國學人均有各自獨特的見解。 葉維廉先生《中國詩學》談到：“或許是由于中國傳統的美感視境一開始就是超脫分析性、演繹性的緣故（見拙文《從比較的方法論中國詩的視境》），或許是因為是一個抒情詩（lyric）的傳統而非史詩或敘事詩傳統的緣故，我們最早的美學提供者主張‘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老子），主張未封前的境界（莊子），而要求‘不著一字、盡得風流’（司空圖），認為詩‘不涉理路’（嚴羽），而不同于亞里士多德以后的西洋文學批評那樣認為文學有一個有跡可循的邏輯的結構，而開出了非常之詭辯的以因果律為據，以‘陳述――證明’為干的批評。在一般的西方批評中，不管它采用哪一個角度，都起碼有下列的要求：
一、由閱讀至認定作者的用意或要旨。
二、抽出例證加以組織然后闡明。
三、延伸及加深所得結論。
他們依循頗為嚴謹的修辭法則，exordium，narratio argumentatio或probatio rebutatio，peroratio或epilogue（始、敘、證、辯、結）不管用的是歸納還是演繹――而兩者都是分析的，都是要把具體的經驗解釋為抽象的意念的程序。”[3]（3） 葉先生在這里總結了西方文學研究方法的具體做法，也就是經過閱讀文本之后所得的文本的要旨，在文本抽出例證，最后得出結論。也就是以抽象的觀念為中心，運用邏輯的方法加以分析的方法。劉先生在《文學論》中也運用了以概念的界定、功能等為中心的西學研究的方法，系統研究了中國古代文論中文學觀念以期建立新的文學概論理論文本。體現在《文學論》的如下幾個方面：第一，以文學的概念為中心建立起分析的邏輯起點。從目錄上看，其章節設置分別為：第一章“何為文學”、第二章“文學之分類”、第三章“文學的工具”、第四章“文學與藝術”、第五章“文學與人生”，第六章“研究我國文學應注意者何在”。全書以文學的定義為中心，在明確文學定義之后分析了文學的分類，比較了文學與藝術、文學與人生的關系，最后分析文學研究者存在的困難和今后的希望之所在。明顯借鑒西方的系統分析方法，并援引美國芝加哥大學毛爾登（Moulton）的文學理論來嘗試建構新的文學概論體系。第二，采用傳統的考據方法與西方實證方法相結合的方法。劉先生先站在人類文化進化發展的高度來談文學，來認識文學和宗教的關系。他認為文學起源于宗教之說，是因為人類有五種特性：起疑、求真、感樂、慰苦、解紛。而文學的產生是由于人類有感樂與慰苦的需要。具體來看劉先生的論證，首先明確什么是“感樂”：“人生有情，莫不知感。天時人事、水態山容、花飛鳥語，融和暢適之時，即感而愉快。愉快之至，即莫不思有以表現。故刻畫之事，上古已有粗型。謳歌\舞，尤為文學之初步。宗教之雕塑神像、贊美神祗，即由于此。他如宏壯之建筑、優美之音樂，其始無不以為莊嚴宗教之用。在古已然，而后世尤甚。”[1]（6） “慰苦”指的是“草昧之民，飲食艱難，危險尤多。鷙禽猛獸、惡蟲巨蛇，以及異族之殘殺、病痛之侵害，無在不足以生其苦情。哭不能勝，則呼吁以求解脫。宗教遂設物外有神，可以拯苦救災，而安慰不幸之人，于是祈禱之事以興。”[1]（6）作者認為人的主觀感情和客觀外物之間的相互作用，當外物順應人的心情時人就感到高興愉快，感到高興就要表現出來，或者唱歌或者跳舞，文學最初是人在大自然中感受到的情緒的宣泄，是人的本能的激發，它繪制了文學的雛形生態。
文學是情感流淌的產物，《尚書?堯典》載：“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鐘嶸《詩品序》亦云：“ 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照燭三才，暉麗萬有，……”“詩者，志之所在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4]（30）這種文學發生說認為文學是人在面對大自然四時的變化，而在內心產生的感覺情感的變化而有了文學抒發。錢中文先生認為：“意大利學者維科探討了這種思維特征。他說原始初民的本性，還類似動物的本性，即‘個人感官是他們認識事物的唯一渠道’。他們沒有推理力，渾身都是旺盛的感覺力和生動的想象力，同時，‘這種想象力完全是肉體方面的，他們就以驚人的崇高氣魄去創造’，所以他們的宗教、神話、語言等等，都通過想象力來形成的。例如由于無知，他們對一切自然現象都感到好奇，于是‘他們想象到使他們感覺到和對之驚奇的那些事物的原因都在天神’。‘同時，他們還按照自己的觀念，使自己感到驚奇的事物各有一種實體存在，正像兒童們把無生命的東西拿在手里跟他們游戲交談，仿佛它們就是些活人。’ 他們看到大自然雷電交作，以為冥冥之中有威力無比的神靈存在，按照的東西，把整個自然界看成是一個巨大的生物。于是維科把原始初民的思維比作兒童的思維加以研究，提出了原始思維混沌性、具體性的特征，即原始初民的思維的產物，詩、神話、倫理、政治、經濟觀念，都是混合在一起的。”[5]（9）劉先生認為“感樂”與“慰苦”是人的兩大特性，構成文學發生的條件。其“謳歌\舞，尤為文學之初步”之論凸顯了文學蘊育于原始的人的神話思維，文學是人面對自然的本能產物，有效對接中國遠古文學詩樂舞三位一體的文學生態。參以西方的“模仿說”、“巫術發生說”、“宗教發生說”、“游戲說”、“勞動說”等文學起源觀，劉氏此論側重文學發生于人自身所擁有的感樂與慰苦特性，彰顯了文學為人的本性自然流露的文化取向，其充分體現了初民的原始思維和神話思維，衡以民國時期的理論語境，其無疑是對傳統文論的一次繼承與超越。《文學論》中隨處可見因果分析的話語，展現其援引西方的邏輯分析，尋波討源的文學實踐。其盤點藝術之根本，就論：“藝術者，應人類精神上一種要求而成立者也。人類有求真之要求，于是有哲學；有求善之要求，于是有倫理；有求美之要求，于是有藝術。故哲學以求智為根本，倫理以合理為根本，藝術以善感為根本。哲學屬于智識，倫理屬于行為，藝術屬于情感。智識、行為、情感，為人類精神上之作用，其施于思考方面，則名智識，施于動作方面，則名行為，施于感應方面，則名情感，智識正確則真，行為適當則善，情感高尚則美，三者實異用而同體，未可強為區分也。[1]（61）作者以豐富的學養，秉持現代學術分科的視野，明確區分哲學、倫理、藝術諸學術。執因索果、追源溯流，邏輯分析推論貫穿行文始終，體現擁有西方現代學術背景的學者，力求全面而準確客觀地探求真理的文化取向，也體現了其理論自信和文化自覺。
三、會通中西以創新說，
建構民國文學概論新體系的嘗試
中國文論演進是一個不斷擁抱世界文論的過程，外來資源和本土資源的的碰撞和交流鑄造了中國文論的民族品格。“大凡一種民族生存于世界既久，又不甚與他民族相接觸，則其文化自具一種特性。及其與他民族接觸之時，其固有之文化必與新來之文化始而彼此抵牾，繼而各有消長，終而互相影響而融合為一……但當兩種文化接觸之時，此兩種文化僅有異同而無優劣，則其消長之間有一定之理，即能適宜與否而已。適宜者必安而日長，不宜者必危而日消。若一民族為學術荒落、政治紊亂之時，其固有之文化衰弱，而特性亦隱晦，則當其與新來之文化接觸之際，必呈驚疑懊喪之狀。于是不盡棄其所有以從人，必保守殘缺而不變，卒至皇皇然無所適從。若兩民族之文化相差甚遠，亦不易收良好之結果，而消長之時必失其平。失其平則非融合而為強占。強占者，新文化挾其勢而來，未必與固有之特性相安，且嘗抑屈之，馴至喪失而不能自見。如此，則新來之文化亦無新質料之吸收，但保持其故態而已，是為文化之大損失也。”[1]（96）劉先生開辟專章來討論“研究我國文學應注意者何在”，在該章第一節中“研究我國文化之重要及其困難”中極富洞見地闡明了兩種異質文化在交流碰撞中所呈現的不同的影響和結果，其所取的態度是：“究之文化未可托之空言，必當見諸實事，如國家之政治，社會之習尚，君子之行動，藝術之作品，皆文化所表見者，我居其實，則人有以觀瞻，我實果美，則人自知采納，不必呶呶費辭也”。[1]（99） 又認為：“年來雖國粹、國故之說嘗聞于耳，而其所謂‘國粹’，究未必便粹；其所謂‘國故’，又故而不粹，故亦無甚影響。此則時會未至，非一二人之力所能為也。假以歲月，或有可觀耳。”[1]（97） 學無新舊之分、無中西之別，腳踏實地便有可能登堂入室，這就彰顯了他求真務實的治學觀。
劉先生以文學觀念為中心建構了文學理論的體系脈絡，個中關鍵就是如何體認文學一詞。其梳理了中國歷來文學觀念，從而歸納整理，為“文學”下一清晰的定義：“概括言之，則文學者，乃作者具先覺之才，慨然于人類之幸福有所貢獻，而以精妙之法表現之，使人類自入于溫柔敦厚之域之事也。”[1]（20）于此從文學的功能來界定文學的概念，借助作家的學識和技巧來實現文學“使人類自入于溫柔敦厚之域”的功能，此一論調雖未脫出傳統的儒家詩教觀的籠蓋，確也切合了“W衡”派的“文化價值中心”的立場，引領后人側重文化功能的角度來定義文學概念的文化實踐。就此而論，從傳統出發，并在梳理傳統之后結合新人文主義的文化價值觀，這種文學定義模式標舉了新的學術范式。劉先生引用狄昆西（De Quincey）的文學分類觀，厘定文學為學識之文和感化之文，并借鑒芝加哥大學教授毛爾登（Moulton）的“描寫（description）、表演（presentation）、反射（reflection）”的文學三原質說，對中國的文學重新作了分類并列表圖示，茲引如表所示（見下頁）。
從上表我們不難發現劉先生會通中西的學術實績，援引西方文學理論之成說來重新梳理中國古代的文體論，希冀建構一種新的文論體系，如此實踐仍值得我們大書稱頌。在借鑒毛爾登（Moulton）的文學原質說之時，劉先生用了一個簡單的圖表分析了作者、作品、讀者三者之間的關系，其路徑大體以作者為中心，類似艾布拉姆斯《鏡與燈》的文學四要素說：作家、作品、讀者、世界，雖其言不詳，但考慮到民國草創時代的文論場域，這種分類實踐已經引領后世的《文學概論》書寫。在綜合了兩種分類方法的基礎上我們可以看出其分類還是有針對性的，若例以現在的文學分類之法亦可見出其合理性：“亞里士多德在《詩學》中將各種藝術形式、文學體裁依據其摹仿媒介、模仿方式以及摹仿對象等的不同分為敘事類、抒情類、喜劇類三種。”“這種源于古希臘的文體‘三分法’，在西方文學批評實踐中廣泛而長期流行，從而被歐洲各個時期的文藝批評家所采用和發展。”[6]（173-174）若簡單地搬用外國的成說來剪裁我國固有的文體類型，難免會存在“生搬硬套”的現象，在劉永濟先生的文學視野里，小說既可作為學識之文也可視為感化之文，小說還具有反射和描寫的雙重原質。劉先生融匯西方舊說以創中國本土新說，彰顯了其建構新的文論體系的實績。劉先生還一一勾勒了中國文學體裁分類的歷史、構成之源、變遷的軌跡、文體變遷和文章形式的關系，在這些命題的論述中體現了其“文獻考證與理論批評相結合的治學特色”。即以該著第五章“文學與人生”為例，劉先生秉持現代科學視野，分別考察了文學與道德、文學表現的內容、浪漫派和寫實派的關系，突出作者在文學活動中的重要作用，這已具備了作者中心論的現代特質。要而言之，無論是劉先生的文學界定，還是文學功能的實現，文學與人生的關系論述，大都建立根基于作者“有了悟與判斷之力，而后有樂可感，有苦可慰”、“理性之培養，乃文學家應有之工夫，亦即文學家當先具之條件”[1]（9）。這里具備初步的“作者中心”的現代文論范式。劉永濟以科學分科的眼光、進化論的視角、文化研究路徑建立起了具有民國特色的文學概論體系，其雖未脫傳統文論的窠臼，已蘊育現代文論雛形。
四、《文學論》體系建構的綜合評價
劉永濟先生的《文學論》融匯中西，用邏輯分析法等西方科學研究方法改寫了中國古代文論體驗式的直覺式的文論評價模式，在繼承古代文論的優秀成分的基礎上，利用外國的文學理論來重新認識中國固有的文論，其“參稽外籍，比附舊說”之用心在《文學論》講義的行文中隨處可見，可謂用心良苦。正如劉先生在其自序中所云：“以期引申哲誥，黜其曲解，免夫士衡之譏，而遠師彥和之意云爾”，[1]（3） 撰著的目的是為了把古代文論進行現代性的轉化，使其符合學科教學的需要。其用力很深，多有創見，對于碰撞交流中的中西文化采取積極應對的方法，既不盲目排外而固步自封，也不全盤西化而失掉了傳統。主張采取務實的態度做好學術該做的事情，以應對西方文化的挑戰。其積極吸收西方邏輯實證的研究方法，嘗試完成古代文論現代性的轉化。雖然在理論的運用上還存在“以西律中”的傾向。但是其用西方科學方法，把“邏輯推論與詩性體悟”結合起來探究古代文論存在問題的源頭，正本清源的做法，給后學提供了很好的榜樣。以什么是文學為邏輯起點，全部的六個章節都是圍繞文學而展開，用文獻考證和理論分析相結合的方式，梳理了古代文學中的關鍵概念。如文學是怎么發生的，歷代文學的定義，歷代修正文字的軌跡，文學與藝術的關系，文學與人生的關系。程千帆先生在《劉永濟先生傳略》一文中評價了《文學論》：“《文學論》是在明德中學講文學概論的講義，貫通中西，要言不煩。此書后由商務印書館出版，重印多次。”[7]（284） 程先生用“貫通中西，要言不煩”來評價《文學論》，允稱確評。毋庸諱言，《文學論》的體系書寫還存在明顯的不足，其既沿襲儒家詩教溫柔敦厚的載道功能至上的文藝觀，分析了文學的價值，感樂和慰苦，又說審美是文學的中心，二者就存在矛盾，畢竟審美主義和功利主義的文論觀還還有很大的差距，要融合兩者還需要更多的理論言說，但作為一部草創時期的“文學概論”，其能夠運用西方的文論框架來建構“文學概論”的理論體系，已體現出理論的先導色彩。《文學論》以實事求是的理論態度、進化論的眼光，參稽外籍，匯通中西，獨立嘗試建構文學概論的體系，引領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轉型。自臺灣的林毓生先生的專著《中國傳統的創造性轉化》發表，1990年代曹順慶先生提出古代文論“失語”論以來，有關“古代文論的現代轉型（轉換）”的大討論已成為學界的聚焦，它也帶來了古代文論的現代轉型契機。歷史是現在的過去，讓我們把目光重回民國，劉永濟先生會通中創文學概論的新體系，以冷靜的態度，不像新儒家的那樣發出“未來的世界是中國文化復興的世界”般對傳統文化的自信，也不像主張全盤西化的人那樣激進，主張腳踏實地的做學問來應對文化的危機，是值得今天的學人學習和借鑒的。其深厚的學養，極有見地的識見給后學樹立了時代的精神坐標，標舉了一個時代的學者氣度。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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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民國文學的特點范文
張曉希教授長期致力于日本古典文學與中日比較文學的研究與教學，著有《中日古典文學比較研究》《日本古典詩歌的文體與中國文學》等，具有豐富的日本古代文學和中日比較文學研究經驗，在此基礎上，張教授帶領其團隊歷時五年，完成了新著《五山文學與中國文學》（中央編譯出版社2014年3月出版）。著作以總體觀照與個案研究相結合的方式，依據堅實的史料，堅持比較文學跨文化、跨學科的研究立場，分別從宗教、文學、藝術等方面對五山文學進行了深入研究。由于種種原因，日本中世文學的研究一直偏冷，尤其“‘五山文學完全是文學界的孤兒、天涯孤獨’，說明了五山文學在日本學術界遭受冷遇、被學者們敬而遠之的處境” 。本書是迄今為止中國學術界全面系統探討五山文學產生的背景、文學特色、與漢文學關系等問題的一部專著。
五山文學是日本繼平安時代結束之后，從進入鐮倉、室町時代至江戶時代初期，以鐮倉、京都的“五山十剎”為中心，以五山禪僧為主體，效法漢詩文創作的文學藝術。作為日本漢文學巔峰的五山文學，具有明顯的佛學傾向，崇尚內外典兼通的治學理念，推崇“朝經暮史晝子夜集”的學術風氣，偏重詩文功效與禪修表里一致的文學觀，創作形式豐富多樣。五山文學的出現打破了數百年“白樂天風”獨盛的漢詩局面，促進了對李杜蘇黃等詩歌的接受，其深深地根植于濃厚的民族文化土壤之中，并孕育出獨具特色的花朵。“五山文化的研究涉及書法、繪畫、建筑、庭院、雕刻、工藝乃至飲食等領域”， 由此可見，一方面，在這一領域中尚有大量有待拓展的空間；另一方面，研究者在對各領域相互間以及總體與個體間的關系、影響進行探索時將面臨巨大的挑戰。“五山文化是建構日本中世文化重要的中堅力量，也是日本近世文化的母體” 。因而，對五山文化和文學的相關研究具有重要的意義。
新著以立體化的多維視角，對五山文學和文化展開全面系統的研究。首先，總體與個案相結合的跨學科研究是其突出表現。從全書的框架結構來看，體現為由整體到個體，再提升、整合為整體的邏輯過程。在內容編排方面，開篇即以《五山文學與五山文化》一章統領全書，詳細地闡述了禪宗傳入日本與五山文學產生、發展的關系，概述了五山文學的文學特性，尤其談到了唐式茶會對日本茶道與宋元山水畫對日本山水畫的影響，“與禪宗密不可分的日本山水畫逐漸脫離了對宋元山水畫的單純模仿，形成了清淡雅逸、氣韻自然的日本獨特畫風。” 在對總體特性描述的基礎上，以最具代表性的幾位名家作為具體的研究對象，以點帶面，在保持獨立性的同時相互激蕩，糅合歷時性的特性與共時性的比較。五山時期的漢詩人幾乎都是禪僧，其中多數人在中國的宋、元、明時期都來過中國，學習佛法或論經布道或游歷名山古剎，有意無意中肩負起傳播中日兩國文化的責任。著作選擇了最具代表性的五山詩僧虎關師煉、夢窗疏石、中巖圓月、義堂周信、絕海中津、景徐周麟、一休宗純和策良周彥，分章逐節地對其進行了細致深入的研究。
其次，從研究主題方面看，主要集中在佛學與文學、儒學方面，其中甚多涉及繪畫、庭園方面的研究，如在第三章《夢窗疏石的造園思想與風格》中，對日本中世禪式庭園的開拓者夢窗疏石的造園藝術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分別從自然風景、樣式以及主題的表現和思想方面進行了考查，指出夢窗疏石的造園具有形態多樣、內容與主題豐富、融合隱逸志趣和禪詩頌庭的特點。又如在第九章《漢詩與文化交流》中，在對策良周彥的漢詩進行研究時，除從影響研究方面著手外，還另辟蹊徑從宗教與外交的角度對其漢詩的寓意進行了解讀，并認為遣明使實際上在中日文化交流中發揮著媒介的作用，吸收和嫁接了中國文化，而漢詩便是其載體。較之傳統單一從漢詩的角度研究，《五山文學與中國文學》從更多的角度出發，一方面，拓展了研究領域的廣度與深度；另一方面，較為立體化的視角也帶來了新的研究成果與啟發。
再次，從流散視角對五山文學中的“流散漢詩”進行研究。流散研究最初出現在對非洲裔黑人與非洲的關系研究中，逐漸被運用于對猶太人、亞美尼亞人、加勒比人與華人的相關研究。實際上，早在流散研究興起之前，流散現象就已有之。國內有學者對亞非地區的古代流散文學有詳細深刻的分析 。五山文學中的詩僧無學祖元和一山一寧，都是為躲避戰亂而東渡日本，卻促進了五山文學的發展，興起了平安時期后的又一次漢文學。在《中日古代流散漢詩及其特點》一章中，作者從思鄉性、沖突與融合方面對這一時期的流散者進行了考查。首先，作者分別選取遣唐使阿倍仲麻呂和渡日高僧一山一寧作為研究對象。遣唐使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發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而阿倍仲麻呂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貴族出身的阿倍在唐五十余年，長期對故土的思念深深地寄寓在 《望鄉詩》與《無題》兩首詩中，寫下了“輸忠孝不全”、“歸國定何年”的詩句。一山一寧是元初禪宗高僧，在日十八載，住持過南禪、建長、圓覺等大寺，創立了“一山派禪學”，被宇多法王稱為“宋地萬人杰，本朝一國師”。其詩中對故國的思念更多地體現為一種顛沛流離的酸楚之感。其次，作者從身份認同和異質性兩個角度切入。由日入元、明的兩位僧人雪村友梅和絕海中津在其漢詩中呈現了異質文化所帶來的沖突，如在《會昌茂宗》一詩中，體現了其在異鄉中所遭遇的身份認同問題，遠離故土而又難以融入漢民族文化，孤寂卻又難覓知音。絕海中津的漢詩除同樣具有上述特點外，還體現了融合與傳播的特點。在《讀杜牧集》一詩中，多處使用“赤壁”“阿房宮”等典故，作者細致分析后寫道：“多年在明養成的風俗習慣、生活方式和深層的審美取向、價值觀念的影響，使作者將中國文化滲入到了自己的內心，經過長年中國文化的積淀，將兩國文化融會貫通，最終下筆如有神地寫下了這首漢詩。” 實際上，這與中國歷代以來的士大夫文人的懷古詠史詩不謀而合。由此可見，基于流散漢詩所內涵的混雜性與跨文化的特質，對其豐富意義的揭示也展示出獨具特色的文學風景。
第4篇：民國文學的特點范文
就學術研究資源來說，情況也與以前發生了改變，大體上可分為兩大類：紙媒學術資源和網絡學術資源。相對于以前的紙媒學術資源，網絡學術資源雖然已經被大多數研究者所悄然利用，但對其較為深入的認識、歸納、研究還沒有被提上日程。如一位歷史學界專家所稱“我們對學術的研究往往落后于學術發展的現實，需要我們與時俱進地進行開創性學術研究，不得不對網絡學術給予高度的重視”按照百度網的概括，網絡學術資源具有以下特點：信息自由，來源廣泛；信息量極大，傳播范圍極廣；信息內容龐雜，質量不一；具有多媒體和超級鏈接特性以及交互性等。而網絡學術資源的主要類型則有：數據庫資源；學術網站資源；電子出版物資源；組織機構資源；學術研究相關資源等。現代網絡的特點可歸納為：包容性、開放性、自由性。它的出現已經對整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產生了重大的影響。當代著名信息社會學家卡斯特爾指出：“作為一種歷史趨勢，信息時代的主要功能和方法均是圍繞網絡構成的，網絡構成了我們社會新的社會形態，是支配和改變我們社會的源泉。”傳播學大師麥克盧漢也稱，“所有媒體是一些人類器官的延伸———精神的或者物質的。輪子是腳的延伸———書是眼睛的延伸———衣服是皮膚的延伸。媒介，隨環境而變化，引發我們感覺接受的統一指數。每一個人的感覺擴展，改變了我們的所想和所做的方式———我們領悟世界的方式。當這些指數起了變化，人類也變化了。”因此網絡為現代學術研究帶來的不僅僅是某種程度上的便利，更是看待世界、思考問題的深層研究思維的改變。但同時我們也不可忽視網絡對學術研究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如袁濟喜教授認為的，“網絡數據庫的推廣，打破了圖書壟斷，但數據庫無限制的膨脹，導致了一種數據庫寫作文體，從而失去了學術原創能力”，更為嚴重的是利用網絡的便利進行學術造假等不良現象的發生等。
二、中國現代文學史料的數字化建設
第一，多個網絡電子數據庫的建設就人文學科來說，中國首次大規模將現代網絡電子信息技術運用于學術研究的嘗試始于上世紀末。1998年，世界銀行提出了國家知識基礎設施（NationalKnowledgeInfra－structure，NKI）的概念。CNKI工程（即中國國家知識基礎設施）是在中國范圍內以實現全社會知識資源傳播共享與增值利用為目標的信息化建設項目，由清華大學、清華同方發起，始建于1999年6月。由此各種學術資源開始源源不斷的匯集到了網絡這一虛擬空間，并實現了各類資源利用上最大限度的及時、高效和便捷。這些大型數據庫包括了人文社科領域在內的多種學科，所涵蓋的史料信息量巨大，且不斷處于更新增補的過程之中。對于現代文學研究來說，它們基本上將多年來公開發表出版的學術論文一網打盡了，并且電子化檢索系統對于查找相關資料也非常方便迅捷。此外還有《全國報刊索引數據庫》（原名《中文社科報刊篇名數據庫》由上海圖書館《全國報刊索引》編輯部負責研制和編輯）、維普資訊網等大型數據庫。上述大型數據庫都是綜合性質的，現代文學史料也自然包括于其中。
第二，網上圖書館的電子資源當網絡時代到來，人們對于圖書館的使用已經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以前人們多靠翻卡片到書庫尋找所需資料，但隨著各圖書館網站的建立，實現了信息查詢的電子化。各網站除了介紹本館概況、服務項目、專題資料以外，多有“館藏目錄檢索”一項。人們通過網絡檢索就能迅速獲知所要查詢的圖書館是否有所需要的圖書資源。對于現代文學史料工作而言，尤其重要的是這些電子資源中有些還提供全文瀏覽功能。如中國國家圖書館的中國國家數字圖書館，在這里不但可以查詢各種圖書目錄，還可以在線閱讀各種圖書及期刊。一些重要的現代文學期刊如《現代》、《新月》、《文藝復興》、《文學季刊》、《萬象》等，都實現了在線全文閱讀，且可以按照題名、出版者、責任者、出版地、出版時間、目錄等多種方式檢索。此項工作正在有序進行中。當然也還有部分重要的現代文學民國期刊如《新青年》、《小說月報》、《抗戰文藝》等尚未掃描上網。功能相似的網絡資源還有浙江大學主持的中英文圖書數字化合作計劃（簡稱CADAL）的民國期刊數據庫子庫、大成老舊刊全文數據庫、晚清期刊全文數據庫等。這些網絡電子資源在使用上可以相互補充，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普通研究者對民國期刊的研究需要。此外，比較重要的還有超星數字圖書館。超星數字圖書館，提供了數十萬種電子圖書及近萬部學術講座，在電子書查找及視頻史料等方面走在了前列。而超星數字圖書館中的超星名師講壇，實現了在線聽課，更是不可多得的鮮活資源。以上種種網上數字圖書館，借助于縮微、掃描、網絡傳輸等數字化技術為研究者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第三，各種與現代文學相關的專題學術網站網絡資源中的現代文學史料還包括一些專題性的學術網站。如中國現代文學館的網上文學館、香港中文大學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網、上海大學文化研究系的當代文化研究網、當代中國文學網、左岸文化網、詩生活及很多現代作家研究會創辦的專題網站，如北京魯迅博物館網站、北京老舍紀念館網站、中國茅盾研究網、郭沫若研究中心、巴金文學館網站、魯迅紀念館、穆旦紀念網、徐志摩紀念網等。這些專題性網站都收藏有諸多作家的文字、圖片、影像方面的史料，一方面為部分文學愛好者提供相關領域的基本信息，另一方面也是研究者查找收集資料的部分來源。
第5篇：民國文學的特點范文
一、傳統教育的自身缺陷促成了傳統語文教育的變革
以儒家教育為主流的中國傳統教育有天人合一、政教合一、文道結合、師道尊嚴等基本特征，其培養目標是造就一批“學而優則仕”的、具有理想人格的“君子”。傳統教育的價值觀以倫理道德教育為核心，注重對“人”的教育而輕視對“物”的教育。在這種教育背景下，“中國雖不乏科學技術的發明創造，但此類知識僅限于私人授受卻沒有進入課堂的機會，亦未獲得‘形式化’的發展。因而，‘科學’在中國傳統社會里始終停留在直覺層面和經驗主義的水平上未得獨立和弘揚”[1]。這種倫理型教育的畸形發展是以科學教育的萎靡為代價的。中國科學在春秋戰國時期就已經發育，然而由于重農輕商等思想觀念的影響，致使科學教育發展緩慢，多停留在實用的經驗的層面而沒有發展成一種系統的科學教育學說。傳統教育只注重倫理道德的教化，發達了倫理文化而忽略了科學文化的發展，造成了中國教育中科學知識和科學精神的失落。
總體而言，我國傳統教育對于封閉的、非機械化的農業文明有很多合理性，但是從人類社會文明的發展來看，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是推動人類文明進步的兩大因素，缺失了科學內涵的以倫理教化為主的傳統教育在近代西方文明面前，必然會產生危機感。尤其是的爆發，驚醒了晚清朝野的上下，也驚醒了中國的傳統教育和文化。作為傳播封建思想、倫理道德的工具——傳統語文教育理所當然受到新思想、新觀念的批判。傳統語文教育在科學主義的影響下，加速了變革的趨勢，主要體現在科學的話語對白話的技術化洗禮，使得以文言為學習載體的一統天下的局面被打破，白話逐步發展成為語文學習的重要載體。從表現方式來看，科學論文的公式和圖表無法用豎排及無標點符號的方式表現，所以必須采用橫排和新式標點；從語文知識來看，過去的內容與現代科學精神不合，必然會產生新的語法修辭知識來適應社會生活的需要；從語文學科目標設置來看，由于科學觀的介入，使得目標設置由片面到具體，由籠統到詳細，更加符合現代社會人才培養的規格要求。從語文學習內容來看，一些反映自然和科學常識的文章被吸收到語文教材中來，成為學生了解現代科學的一個窗口；從語文教學方法來看，嚴密的、高效的科學方法的產生，必然會促使只重“背誦”、“領悟”、“揣摩”、“抄書”的傳統方法發生重大變革；從考試技術上看，科學的測驗、實驗方法的運用，使得傳統的考試方法得以改造和發展。
二、現代教育的深入發展促成了傳統語文教育的變革
清朝末年，在西方“船堅炮利”的威脅下，民族危機日益嚴重，傳統教育已無法適應社會大轉型時期的需要。為了維護和鞏固統治地位，晚清政府采取了“廢科舉，興新學”的舉措。期間，全國各省大力興辦新式中小學堂，并把各省、府、縣的大小書院一律改為高等、中等、初等學堂，還鼓勵華僑興辦學堂。以學習西方科學為主體的新式學堂發展得十分迅猛，據統計僅在“1895~1899年，全國共興辦學堂約154所，其中1895年3所，1896年14所，1897年17所，1898年5月以前14所，期間106所，估計全盛時期學生總數達到萬人”[2]。科舉制度的廢除之后，各新式中小學堂大都開設了語文科，然而普遍存在著獎勵出身、忠君、尊孔等腐朽的做法，在新舊教育體制的交互碰撞下，興辦實業和辦實學的矛盾始終未能得到有效解決。可以說，“制度的改變總比思想的改變要容易得多。我國科舉制度作為一種制度清朝末年就消亡了，但是科舉制度相伴隨的教育思想作為一種傳統的教育思想，仍有可能在人們的頭腦中殘存下來”[3]，影響著現代教育制度的發展。因此，轉變觀念，完備教育體制，改善教育結構和布局，已成為民國初年接受西方科學觀念的學者（如、黃炎培等）孜孜以求的目標。他們在積極介紹西方教育理論、觀念、制度和方法的同時，提出了改革傳統教育實行有利于資本主義發展的新教育主張，得到了社會的廣泛響應和支持。
然而，就傳統語文教育而言，早已淪為封建科舉制度的附庸，重書面語輕口語，重文言輕白話，嚴重脫離時代的發展和社會生活的需要，阻礙著科學知識和科學精神的傳播，與科舉制度一樣成為“空疏無用、禁錮人才”的批判對象。在批判和聲討之中，傳統語文教育發生了重大變革。比如，1912~1913年，民國政府頒布了各級各類學校令，以及“壬子”學制的補充和修訂文件，逐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學制系統，即“壬子——癸丑學制”。該學制廢除了“讀經講經”科，把“中國文字”、“中國文學”兩科統稱為“國文”，這是語文獨立設科以來第一個正式的語文名稱。該學制使中國教育現代化又有了新的進展。教育性質的改變，教育觀念的更新，推動著語文教育穩步向前發展，開始確立具有現代意義的教育目標，并建立起自己的學科體系。這標志著現代教育的巨大勝利，語文學科由此走上了獨立發展的道路。
三、現代語文改革運動促成了傳統語文教育的變革
我國傳統語文教育最大的特點就是說的是白話，寫的、讀的卻是文言。由于文言難學，所以文化教育長期被統治階級所壟斷，成為少數人的“專利”，廣大勞動人民也只能處于不會讀、不會寫、沒有文化的愚昧狀態。近代以來，隨著西方科學技術和科學觀念在中國的傳播，許多進步的革新家為了宣傳自己的思想和主張，都希望擁有最有利于表達和交流的語言工具，而文言文所表現的內容大多是面向過去的，遠離現實生活的，是不利于學習和掌握的，因此，成了被嚴重抨擊的對象。人們希望自己所學所用的語言文字應該是易讀、易記、易寫，其內容也應該是實用、高效的，而這些要求都不是古奧死板的文言文所具備的，所以使用以口語為基礎發展起來的白話文就成了人們的追求。經過時期發起的語文改革運動對“俗語”的提倡及愛國志士對文言文的“空疏無用”的批判之后，19世紀末一場現代白話文運動首先在資產階級改革派中掀起，“五四”時期白話文運動達到。
隨著白話文運動的深入開展，以文言文為標志的傳統語文教育受到嚴峻的挑戰。白話文很快為廣大民眾所接受，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宣布小學率先實行國語和白話文教學。小學國語教科書逐步全部使用白話文編寫；初中國文教科書在實踐中不斷進展，與文言文所占比例相比，白話文最終占據了大半“江山”；在一些版本的高中國文教科書中，白話文約占五分之一左右。現代漢語修辭、語法及各種語文知識開始在語文教學中穿插學習，白話文閱讀和寫作日益受到重視，文言文的學習難度大大降低，即便是高中也僅要求能讀平易的古書即可，高中作文有專作文言文而改為文白兼作或文體不限。尤為值得強調的是口頭語言的學習從無到有，聽說能力訓練開始在語文教育中占有一席之地，從而打破了傳統語文教育只重書面讀寫而輕視口頭表達、只重文言而輕視白話的局面。學習普通語言文字，提高閱讀理解和寫作能力，以應付社會和生活的需要，已經成為語文教育的一個主要發展方向，語文教育的實用性和工具性得到加強。總之，在現代語文改革運動的沖擊下，20世紀早期的語文教育在革新傳統語文教育基礎上，日漸走上現代化、實用化的發展道路。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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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民國文學的特點范文
論文關鍵詞：卡斯特羅，《漂泊者》，身份認同，后殖民主義
一、理論依據
“身份”，是古往今來眾多哲學家、思想家研究和關注的問題。拉康，福柯，德里達等理論大師都在自己的研究中談到了“我是誰”的問題，并對“身份”進行了孜孜不倦地研討。一般說來，身份泛指一個人的種族、血統、家世、政治經濟背景以及個人經歷，具有社會屬性。關于身份問題，每個人都有不同的先天決定的和后天成就的差別。不管你是否承認，古往今來這些因素和差別不同的身份往往決定了人在社會上的地位,也因此引來不同學派、學者對文學作品乃至現實生活中對身份問題的不同見解。
在后殖民理論家看來，“無論是個人的還是民族的文化身份都是后天建構起來的，不存在天生的優劣貴賤之分。后殖民主義身份觀……消解了以歐美中心論為基礎的等級性的種族觀念和民族觀念，為‘少數族’爭取應與的公民權奠定了理論基礎。”【1】1978年，賽義德發表《東方學》，這部巨作的劃時代意義在于，它為東方、第三世界民族國家認識他者和自我、建構自我的主體和文化身份提供了新的理論“透鏡”【2】。
霍米·巴巴認為，在后殖民和后現代語境中，真正的學者必須永遠質疑的是：自己的文化身份后殖民主義，自己的階級民族立場【3】很顯然，霍米·巴巴將文化身份定位于殖民國主流文化以外的非主流的文化。霍米巴巴曾說過：“我一直對自己的邊緣而又處于疆界的身份感觸良多。不過我比較關心的是從這種身份得出的文化意義。”【4】 他認為，非主流文化顯然是處于弱勢的，被壓迫的地位，但是它完全可以對占主導地位的殖民國主流文化進行“改寫”，這種改寫的目的之一就是使自己的邊緣生活得到改善和提高.
在這些理論的前驅指引下，越來越多的亞裔或是華裔作家開始關注、討論、創作、建構有關自身或是祖先的文化身份問題。這些作品的共性在于它們多以華（亞）裔個體或族群的生活為創作源泉，以華（亞）裔自身文化與異族文化（即殖民地文化）的碰撞為故事背景，以華（亞）裔的生存模式、精神狀態、價值觀念、情感變遷、追求根源等作為探索方向，表現了華（亞）裔對自身文化身份定位由疑問-困惑-追求-解脫的過程，這也突顯出文化身份近年來受到普遍關注，此類作品層出不窮的事實。
二、文獻綜述
“近20多年間，文學作品在表現華裔在兩種或多種文化并存下的精神模式、價值觀念、情感、追求本真生存的困惑和歷程等方面，都不可避免地要涉及華裔的文化身份問題，”【5】很多文學家出于不同的目的，在不同的作品，從不同的角度和深度，對身份問題作了諸多研究和探討。
美籍華人心理學家Stanley 和Derald Sue 認為“華裔的身份構成受中國傳統文化價值觀……種族主義……影響……互相制約，沖突不斷，最終形成較普遍的認同觀，即‘傳統的中國人’和‘邊緣人’。【6】 在筆者看來“傳統的中國人”應該是那些第一代中國移民，他們處于不同時間來到不同國家，但是去國懷鄉，無論心里的信念還是為人處世的準則，仍舊以中華民族幾千年來的傳統為指導，自身并未能真正接受他國的價值觀念。而‘邊緣人’就好像夾心人，身處于自己上一代的“傳統中華文化”的耳濡目染，但同時受著周圍異國文化和環境的熏陶，長相是中國的、語言是異國的、口味是異國的、國籍是異國的。雖然身在異國環境的包圍下，但是沒有真正融入主流社會。他們內心可能充滿掙扎，充斥著“我是誰”的關于自身身份認同的疑惑不解。對于亞裔族群來說，探問自身文化身份的有效途徑，就是圍繞這類主題進行創作。【7】
而澳大利亞籍華裔作家布萊恩·卡斯特羅就是眾多此類文學創作者中的代表。他的代表作《漂泊者》中的華裔澳大利亞主人公“遇到了認同危機”，“以一種后現代的、超越國家的世界主義聲音在說話……并對澳大利亞民族主義的虛偽本質進行了無情的嘲諷和批判。”【8】（甘）以往澳大利亞小說在對中國人的表現上，具有強烈的東方主義傾向。歐陽昱在其著作的《表現他者：澳大利亞小說中的中國人1888-1988》一書中后殖民主義，將這種傾向分為積極和消極兩種，主要表現是消極的東方主義，即丑化、污蔑、貶低中國人。積極的東方主義是贊揚中國人，但這類作品很少。而卡斯特羅的作品就是對此類傳統的顛覆。澳大利亞評論家David Tacey說過，卡斯特羅講述的是現代派的故事，提出的卻是后現代的問題——文化身份的思考……不僅如此，卡斯特羅還在其他作品中表現了作為一個無根無基、到處漂泊的人對自身文化身份、對作家的創作使命與作家個性的關注。【9】
三、《漂泊者》所體現的身份問題
在第一部長篇小說《漂泊者》(Birds of Passage)發表后，澳大利亞籍華裔作家布賴恩·卡斯特羅及其作品立刻引起澳大利亞文壇的轟動，并獲得1982年《澳大利亞人報》福格爾文學大獎。至今，卡斯特羅已經創作了 9部小說。《漂泊者》、《追蹤中國》(AfterChina,1992)、《雙狼》(Double-Wolf,1991)、《隨波逐流》(Drift,1994)、《波默羅伊》(Pomroy)、《斯苔珀》(Stepper,1997)、《上海舞》(ShanghaiDancing,2003)和《花園書》(TheGardenBook,2005)，及一部論文集《尋找艾斯特莉塔》(LookingforEstrellita,1999)。 這些小說有5部曾獲澳大利亞的各種獎項，其中《漂泊者》影響最大，作品表現了早期華裔移民在澳大利亞的生存經歷以及主人公的文化認同困惑。另外《雙狼》獲1991年《時代》報小說獎，《追蹤中國》獲1993年度萬斯·帕爾默小說獎，《斯苔珀》獲1997年班若小說獎，《上海舞》獲維多利亞州/新南威爾斯州總理獎。這些作品的內容往往都是以講述華裔移民在澳大利亞的生活來反映中國移民在澳的辛酸歷史。
挑戰傳統的文化身份，是卡斯特羅文學創作的一個特點。他的第一部小說《漂泊者》就清晰而深切地反映了這一特點。作者塑造了一個主人公，西蒙斯·歐陽。他執著于對自己身份的追求和探究。首先，他有一個在別人看來很怪的名字，周圍的人總是在不斷詢問關于他名字的問題，這既讓他感到困惑，又讓他感覺到自己的“邊緣處境”。
“我叫西蒙斯·歐陽。我想找份工作。”
“嗯，好，你說你叫什么來著？”
“西蒙斯·歐陽。”
“一個中國人取這么有意思的名字。”
“我是澳大利亞人。”
“真是這么回事，嗯，你有中國血統。我能看得出來。你爸爸是中國人？你媽媽？”
“我不知道，我是澳大利亞人。”（Castro： 24）【10】
這樣的事情總是發生：
“你叫……？”
“西蒙斯·歐陽。”
“你叫這么個名字真夠怪的，你說呢？”（Castro：60）【11】
從以上直白的對話中，我們不難看出人們都對這個名字感到好奇，總是在刻意詢問，原因在于主人公長著一副中國人的相貌，卻擁有一個外國名字。沒有人會對這種詢問無動于衷，因為它意味著對人身份的關注和質疑。讓主人公疑惑的不只是名字的問題，還有其他問題。他想知道自己的家鄉是哪，這一直讓他痛苦不堪。作為孤兒后殖民主義，從小沒人教他中國話，然而當他坐在課堂上要學中文的時候，卻受到周圍外國同學的嘲笑和質疑，中國人還要學中國話？等他到了唐人街，那里都是中國人，此時讓他疑惑和感到孤獨的是他們講的是中國話，他卻聽不懂了。他愛吃西餐，可是養父母認為中國人天生愛吃米飯，所以給他米飯吃，以至于他一看見飯就惡心，被大夫懷疑得了神經性厭食。所有這些都讓西蒙斯·歐陽困惑、孤獨、迫切地想要找到一個答案，自己究竟是什么身份？
不僅如此，這種對身份的著迷還表現在西蒙斯·歐陽對他護照的著迷上。“我一直都隨身帶著它（護照），沒有它我就活不下去了；我可不能讓自己的身份從自己的手里丟了。”（Castro，58）【12】護照是證明一個人身份最好的憑證，它充分說明一個人是誰，從哪來。但是普通人對護照遠沒有西蒙斯·歐陽這么在意和著迷，因為對于他來說，只有緊緊握著他的護照，他才能感到自己是有身份的人。通讀小說可以看出，西蒙斯·歐陽的身份認同危機，一方面來源于他的孤兒身份，但更主要來源于他自身作為華裔生活在澳大利亞的尷尬處境。因為周圍人對他都是懷有一種民族主義的觀念，或是在賽義德看來的東方主義觀念。但是小說最后的結果卻讓我們看到了希望，因為主人公最終擺脫了對身份認同的追求，具有后現代的意義。
我們來對比一下作者對小說主人公的塑造、結局的安排以及作者自己的身份經歷，可以看出，作者很有可能是將西蒙斯·歐陽作為自己的一種原型和理想形式體現在作品中。我們不妨來回顧一下作者布萊恩·卡斯特羅的人生經歷：1950年，卡斯特羅出生于香港和澳門之間的一艘船上。他身上有三國血統：來自父親的葡萄牙血統，來自母親的中國和英國血統。少年時期的卡斯特羅就被父親送往澳大利亞的寄宿學校，并在悉尼完成了學業。后來，他在巴黎生活過一段時間，目前在澳大利亞的阿德雷德大學擔任教授。通常情況下，對擁有多種血統、四處漂泊的人來說，如何定位自己的文化身份的確有點困難。而卡斯特羅恰巧具備了上述這些特點和經歷。
由此可見后殖民主義，討論身份問題或許已不自覺地成為卡斯特羅創作的中心線。卡斯特羅認為自己被“民族、民族主義、身份、地域……文化創作、流派……傳統、后殖民主義、國際主義、移民、多元文化主義……種族……”等等詞匯壓得透不過氣來。（Castro 1999:86）【13】由此可見，卡斯特羅和西蒙斯·歐陽的確擁有極高的相似度，因此在他的作品中，主人公或多或少都會關注身份問題，而其作品本身的創作意圖也是討論身份認同。
在一次接受采訪時，當卡斯特羅被問到是希望稱他為澳大利亞作家還是華裔澳大利亞作家時，卡斯特羅坦率地回答“兩者都不是。”他曾坦言，“討厭‘身份’這個詞……一旦一個作家染上了‘身份’，那么他就迷失了”。【14】如此回答，使得卡斯特羅對身份問題的敏感（也許，早先也曾困惑）在我們面前一覽無遺，但同時，如此坦率作答也足以證明他意欲應對身份問題所帶來的挑戰。
不過，卡斯特羅的先進性就在于此。一方面他不希望被別人貼上國籍和種族的標簽；另一方面，他又基于自己的經歷背景具備了一種別人無法比擬的多元身份從而又發展了一種獨特的多元文化視角。正是因為站在這種高度上，他才得以用一種超脫了狹隘的身份觀來闡釋《漂泊者》的身份認同。他以后殖民主義的身份觀結束了《漂泊者》，同時也以后殖民主義的身份觀為自己找到了一個合適的位置。
當然我們也應當看到，今天澳大利亞對其他族裔“身份”的關注和禁錮已經釋然了很多，這固然和時代的進步是相符的。但是也不能否認，這是《漂泊者》及諸多此類主題的作品帶來的積極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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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民國文學的特點范文
在全國重點學科遴選工作告一段落之后，各高校的中文學科應適時調整學科建設目標和具體路徑，回歸中國語言文學教學與科研的自身規律。具體而言，在師資建設方面，應著力實現教研團隊的梯隊化，合理分工;在人才培養方面，應提升教學質量，夯實學生基礎，并樹立學術自信;在科研工作方面，應注重學術內涵導向與質量提升，兼顧基礎與應用兩個維度;在學科結構方面，應整合內部二級學科的力量，并與其他學科實現協同創新。在上述路徑的具體實踐中，應該結合本校、本系的實際，有針對性地開展學科建設。
［關鍵詞］
中文學科；學科建設；師資；建設路徑
隨著中國高等教育的持續發展，有重點地建設一批一流學科已經成為未來高校發展的重要方向。在學科建設由成規模的快速發展向常態化的內涵發展轉型的過程中，中國語言文學作為我國高校中發展歷史長、學科分布廣的基礎性學科，如何全面、合理地開展學科建設，是亟待探索的問題。當然，學科建設的路徑本不能一概而論，而應當在尊重學術規律的前提下，結合各自學科的發展歷史量體裁衣地進行路徑探索。不過，站在學科發展戰略的高度來看，在中文學科“學術共同體”的形成與歷史演進中，在不同地域、類別的高校各自的探索中，也存在著一些可通約的經驗和“家族相似”的問題。這些都是在中文學科教學和科研實踐中產生的，值得深入思考和總結。筆者以為，中文學科的學科建設要尊重歷史、立足時代、面向未來，應在以下幾個方面進一步深入探索。
一、師資建設:實現教研團隊合理配置
在過去的二十年中，不少高校高薪招聘學科帶頭人，甚至招聘多名學科帶頭人在某一個二級學科內細分下級方向。與此同時，中文一級學科的學位點數量較多，各層次畢業生人滿為患。而在以往，為了沖擊重點學科、增設學位點，不少高校持續引進高層次人才，使得年輕學者愈來愈難在高校就職。這也造成了高校中文學科人才斷層、年齡結構不合理等問題。師資隊伍是學科建設的基礎和先導條件，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有遠見的學科建設規劃首先必然要考慮師資梯隊的合理搭建，這有助于保持教學水平的穩定以及長遠的學術研究、傳承和學科持續發展。中文學科作為傳統的人文基礎學科，更是如此。對于中文學科而言，學術研究的傳承性、學術積累的必要性體現得十分明顯。中文學科的人才培養規律和學術發展規律決定了知識積累和傳播、學術研究與創新都很難在短時期內實現完全意義上的范式轉換，而更多地呈現出知識譜系的穩定化和學術研究中的路徑依賴。中文學科建設中人才梯隊的合理配置本身與中文學術傳統的傳承密切相關，因此，調整師資結構、搭建有助于學科建設和長遠發展的教研團隊就顯得尤為必要。具體來講，從中文學科教學需要和科研工作的實際出發，建設一級學科時，既要考慮二級學科間師資配備的平衡，也要著眼于在各個二級學科搭建“首席專家———中年骨干———青年人才”的三級梯隊，并結合中文學科的特點，使教師在日常教學和學術研究中的任務區別化、明晰化。首席專家在教學和科研中發揮的是引領與示范作用，既要考慮如何提升學科競爭力，也要積極參與一級學科發展規劃的制定;中年骨干應承擔主要的教學任務與科研實踐;青年人才重在積累、學習，進而在繼承的基礎上謀求發展。這里尤其要強調的是，中文學科的教學科研強調的是學術素養在積累中逐漸養成，所以不能為了完成科研制表而對不同年齡段的學者提出相同的要求，否則就會出現一種現象:許多青年人才無論是在教學還是科研中，都如章學誠所概括的:“所見出于前人，不知即是前人之遺緒……蓋其所見，能過前人者，慧有余也。抑亦后起之智慮所應爾也，不知即是前人遺蘊者，識不足也。”［1］這一方面體現在缺乏積累而將學術浪費視為學術創新;另一方面使得青年教師的判斷力有限，無法在教學中傳授真知灼見。基于此，可以看出合理的師資配置將形成一種教研人員成長的良性循環，這也將有助于中文學科發展的持續性。中文學科上承兩千年古代學術，近有約百年的國際交流，傳統流脈和國際視野在最近三十年的加速融合，使各高校的中文學科更加需要長期的、有序的師資代際更迭，進而形成自身學風、學脈、學派，并使本學科在學術界具有持續的影響力。
二、人才培養:從夯實基礎到教育自信
近年來，關于中文學科人才培養質量下降、從本科生到博士生專業能力不足的感慨一直不斷。研究生培養是導師負責制，不同的導師有不同的要求，這里重點談談本科生培養。在本科階段，中文學科的人才培養本應以知識體系的傳播和中文能力的訓練為主，然而，在通識教育的背景下，一級學科的專業課程被大幅壓縮。因此，未來在學科建設的過程中，必然要同步調整人才培養觀念。總體來說，中文學科建設在人才培養上的首要任務是探索在通識教育日漸普遍化的背景下，如何既立足厚基礎、寬口徑的目標，又著力通過有限的教學實踐培養學生的中文功底和人文意識。落實到具體培養過程中，中文學科人才培養面臨的重要問題之一是教材與教學的質量亟待提升。當代學術所處的體制化的學術生態場以及消費化的社會語境，使得相當一部分高校教師對一時名利趨之若鶩，不惜粗制濫造教材和相關的研究著述，甚至召集研究生拼湊出研究成果。民國時期，朱自清指出:“有人說從前讀書人只知道一本一本念古書，常苦于沒有系統;現在的青年系統卻又太多，所有的精力都花在系統上，系統以外便沒有別的。”［2］因此，民國時期的中文學科教學著力扭轉了這一空疏風氣。事實上，最近二十余年來，隨著高等教育體制化、規范化和學科知識譜系穩定化的程度不斷加深，教材和相關的研究著作作為學生了解中文學科的“入門書”，顯得極為重要。然而，這種教材往往編撰理念依然停留在專業經營培養階段，并沒有與日漸國際化的“通識教育”大背景對接，而且為了“趕任務”，“十年磨一劍”的精品少之又少。在實際教學中，中文學科的“知識”傳承有事實和理解兩個層面，對于語言現象、文本內涵的理解并不能形成唯一的“知識”。因此，教材和學術著作質量的高低不僅影響學生的知識習得，還影響學生的思維方法和認知能力。以文學類課程教學而言，陳平原教授曾指出:“學生們記下了一大堆關于文學流派、文學思潮以及作家風格的論述，至于具體作品，對不起，沒時間翻閱，更不要說仔細品味。”［3］筆者以為，我們亦不宜苛責學生。許多教材的編撰者“不是為了學術去從事研究，趨時茍容以求一逞，則難免人云亦云甚至刻意歪曲，其成果的生命力必然是短暫的”［4］。僅僅是為了編一部獲獎的教材，那么難免學生會討厭條條框框甚至相互抄襲的教材，進而不愿接觸文學文本。中文學科的學科建設不僅要在人才培養方面讓學生讀到功底扎實、論述凈賺而富有啟發性的“入門書”，更要在中文“學術共同體”中逐漸培養和形成中國語言文學的教育自信。中文學科的精義不在于通過幾次實驗和幾個公式來直接解決問題，而在于基礎性的學術訓練。從中文學科所涉及的學術領域來看，語言方面從語音、文字、語法到語用、修辭的研究，文學方面從內部研究到外部研究，都需要對語料、史料或理論、文本的扎實掌握。正因如此，在中國培養中文學科人才，自然應該有高度的自信。這不僅來自于我們厚重的歷史積淀和完整的學術訓練體系，也來自于在全球漢學熱的背景下，國內中文學科教學有著得天獨厚的“在地”文化語境。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中文學科的人才培養理念隨波逐流，對海外經歷和海外學歷盲目迷戀，仿佛海外的語言文學教育在人才培養方面更勝一籌。而美國學者韋恩•布斯在《修辭的復興》、哈羅德•布魯姆在《西方正典》中對美國的語言、文學教育的流弊有過切中肯綮的批評。自然科學可以無國界，但人文學科，尤其是中文學科，必然有其明確的學術與文化歸屬。究其根本，中國語言文學的人才培養必須有中國的特色，即便是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也應基于中國人自身的審美經驗和文化立場，以一種比較性的眼光去發現中國文學與世界各國文學間的詩學關聯。離開了文化的歸屬感和認同感，在通識以外的專業教育中盲目追求“全球化”、“標準化”的人才培養理念，最終會使得學生理解中國文學、中國作家和漢語漢字的能力急速下降。
三、科研工作:注重學術內涵與結構調整
科研應然是高校教師的重要工作之一，而科研和教學的良性互動對于人才培養質量的提升也是有幫助的。近四十年來，中文學科體系在從不完善到完善、從單一到多元的過程中，短、平、快的建設固然遺留了諸多問題，但從歷史層面來看，也奠定了現有的學科架構與發展規模。不過，從著眼一流學科建設的戰略層面來看，中文學科的科研工作建設不能始終處在這種外延拓展的層面，而應該向內涵發展轉變。中文學科科研工作需要學者有扎實深厚的學養、深入全面的思考，才能在成果中彰顯學術價值。譬如，從《中國語文》上作者的論文注釋就能看出，盲審專家對于論文的材料使用經常會提出建設性的意見;亦或者從通行的文學史教材來看，不同學者主編的同名教材中講的作家作品差別有限，但其中的學術含金量卻大相徑庭。質言之，人文學科的問題往往是有終極發問而無終極答案的問題。具體到中文學科，其學術研究不僅要有知識的積累與傳承，更要有以審美情感與語言經驗為基礎的人文精神的傳承，它的價值指向不體現在一時一地的學術效益上，而在于表達的嚴謹、文字的功底、意義的叩問和精神的探索。中文學科的科研工作要更好地為學科建設奠定學術基礎，還應明確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之間的區分與聯系。在科研過程中強調基礎性與應用性并重不僅僅是從學生就業的角度而言的，也是中文學科科研結構調整的必然趨勢。所謂“學術”，如梁啟超所言:“學也者，觀察事物而發明其真理者也;術也者，取所發明之真理而致諸用也者也。”［5］因此，學術必然是明辨治學之道與實現學以致用的統一。在中文學科的科研工作中，基礎性研究的重要意義無論怎樣強調都不為過，沒有語料、史料的整理，沒有文獻考辯與基礎理論建設，學科的學術根基將不復存在。但從另一個方面來講，學者的學術研究除了書齋式的立言，也可以積極參與文化建設、文學傳播、審美教育、語言應用等。應用性研究不完全是直接付諸實踐，還強調要以學術研究的眼光照亮實踐本身，總結規律與經驗，這也是中文學科學者在科研工作中應有的文化擔當。在這個前提下，結合高校自身定位與學科實際，要夯實基礎研究、拓展應用研究，形成中文學術的一體兩翼，在科研層面拓展學科建設的內涵和外延。與人才培養自信相對應，在科研評價層面，不能盲目相信海外的學術標準。海外漢學工作者往往是紙上談兵，流于空頭理論，研究中國語言文學，他們并不比我們更有優勢、有洞見。一個世紀前，美國學界大肆引入德國學術，白璧德就深感憂慮:“如果這方法令我們無法區分單純的學識與真正的學問，那么我們就會為此付出沉重的代價。”［6］當前，中文學科的學科建設已漸成規模，形成了一個古老又年輕的“學術共同體”，而各二級學科的學術話語提供了豐富的話語資源，也應該成為中文學科學術自信的重要來源。
四、學科結構:內部整合與外部協同
學科建設最終要落實在高校的具體建制之中，而中國語言文學一級學科內部力量的整合不應該再停留在申報書的成果上，而應發揮二級學科之間內在的學術聯系。中文學科未來的學科建設，一方面要注意整合現有二級學科的學術力量，面對并適應二級學科間協同發展的“新常態”。近些年，不斷有學者試圖將語言學所涉及的兩個二級學科從中文一級學科中分離出來，然而這種做法不僅有損于中文學科的完整性，也會對語言學相關學科的長遠發展造成消極影響。學科建制和學術研究不同的是，學科建制考慮的不僅僅是具體的學術問題研究，還包括學科的文化基礎和知識體系關聯性的密切程度。近年來，有關語言學與文學分離的錯誤想法不斷出現，表明過于細致的學科劃分讓有些學者守著一個二級學科中的小問題坐井觀天。遺憾的是，許多學者往往沒能看到語言學與文學兩個基本范疇在學科建設中強烈的互補性。這種互補性不僅體現在語言學的語料大多來自于文學文本，或文學理論和批評在20世紀發生了語言學轉向;更重要的是，中文學科各個二級學科共同的文化基礎是以漢語和漢文化為主流的中華文明。中國學術從古典到現代艱難轉型的過程中，中國語言和文學的轉型是“異質同構”的，也是相互影響的。因此，在未來的學科建設中，應該立足一級學科的長遠發展，整合二級學科的力量，激發和密切二級學科間內在的學術聯系。另一方面，中文學科的學科建設要注重處理好與周邊學科的學術關系，同時要有開放的國際視野。從20世紀80年代中國文學批評引入系統論、控制論、熵等自然科學的理論和方法，到后來語言學、文獻學引入神經科學、語音實驗、數學統計等方法，現代學術意義上的中文學科發展一直與其他學科保持著互動關系，學科間既有各自獨立的學術理念與問題意識，又在很大程度上互相取長補短、借鑒融通。在未來的學科建設中，多學科的協同有兩種路徑:一種是以中文學科為主，引入、借鑒、吸納其他學科的經典理論和前沿方法，擴大中文學術研究的內涵與外延。如，引入腦科學、神經學的設備和方法研究語言的發生、語義的變化和語用的實例，相較于之前的研究，將進一步提升學術研究的科學品質。但我們引入這些方法，最終還是要解決語言本身的問題，它并不脫離傳統的語義、語用兩個基本范疇。另一種是積極參與其他學科主導的協同創新工程。中文學科的學科建設過程中，與其他學科的合作不能只是抱著“拿來主義”的態度，只求為我所用，應該秉持“學術者，天下之公器”［7］的理念，積極參與其他學科主導的跨學科研究，在推動哲學社會科學整體繁榮的同時，也在與其他學科的交流中彰顯中文學科自身的魅力和價值。此外，在當前的學術環境中，中文學科建設的國際化并不是趕潮流、追時髦，也沒必要為了避免學科經費回收，就大量聘請一些海外的所謂“專家”來講一些早已發表或老生常談的內容。真正的國際化，是要深刻地意識到中文學科發展建設要有自己的學術標準，而非以西方標準取代本土立場;要對學科的歷史積累和在地經驗有充分的自信，在這個基礎上建構并為世界貢獻中文學科的學術話語詞典和學術話語體系。中國的語言、文字、文學是中華文明的核心和紐帶，是中國人文化交流和審美精神的集中反映。因此，與世界各種各樣的文明對話、交流，是中文學科學術研究與人才培養國際化的最終目的。
五、結語
正如古人所言:“凡事有經必有權，有法必有化。”［8］對于中文學科的學科建設亦是如此。全國各高校、科研院所的中文學科歷史與現狀都有較大差異，本文基于歷史經驗與當下問題而提出的是開放式和方向性的學科建設路徑，但落實到每一個學科點，則更需要在遵循學術研究和人才培養規律的前提下，進一步探索自身學科建設的具體方案，形成基礎扎實又有自身特色的學科發展態勢，并通過境內外高校間的對話、交流形成學科互動，使國內中文學科建設的水平和影響在未來實現整體上的提升。
作者：劉楊 單位：復旦大學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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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民國文學的特點范文
美國作為移民國家，作為發現者的新大陸，確實沒有可以炫耀的悠久歷史。然而，由于美國自身的特殊歷史條件，以及民族種族的交融，多元文化的滋養，形成了獨具一格、與眾不同的哲學觀念和教育思想，也直接影響到美國的語文教育。客觀地說，美國的語文教育乃至基礎教育，面臨著種種問題甚至危機，遠沒有達到盡善盡美、完美無缺的境地。正因如此，認識與考察美國的語文教育，會給國內的語文教育帶來啟示，引發思考。
第一，美國語文教育的總體特征是自主性。美國的教育體制是采取“教育分權制”，教育的管轄權在各州，聯邦教育部無權干涉各州的教育事務。因此，美國沒有全國統一的課程標準、教學大綱和教材教法。各州各學區都有自己獨特的培養方案、教學計劃、課程設置、教材課本和教學模式，其語文教育總體上呈現出自主自立、包容開放的特點。
由于學校可以自主設置課程，因此各州、各學區、各學校的課程千差萬別、面貌各異。如美國北部五大湖區的威斯康星州麥迪遜中學，高中語文課程就有近三十種之多。寫作、新聞、語法、文學、科幻、影視、戲劇、演講等等。堪薩斯州的捷鷹中學，為學生開設了語文基礎課、美國文學課、英國文學課、實用寫作課、文學風格基礎課，以及供各年級選修的戲劇、新聞和SAT應試等課程。
這種自主性還包括教學模式的自主。在美國的語文課上，教師真正把學生當做教育的主體，教師很在意如何為學生營造一個自主的學習氛圍與心理環境，而不是把教師自己當成一個居高臨下的灌輸者和權威者。因此，美國語文課堂氣氛往往輕松活躍，學生的參與意識普遍很強。
其次，美國語文教育的核心特征是實用性。從歷史上看，實用主義哲學家、教育家杜威的“學校即社會、教育即生活”的教育理念，在某種程度上反映和契合了社會大工業生產對學校教育的要求。美國基礎教育主要把學生的就業和步入社會看作辦學的根本目標，強調培養學生適應生活的能力。這種“實用”的教育思想表現在語文教育的各個方面。教學內容的選擇以面向生活為宗旨，教學活動的安排以發展學生實際能力為目的。如美國一所高中的語文課，講到政府稅務改革的章節時，教師先讓學生觀看有關最新稅改的視頻，討論實行改革后哪些人獲利，哪些人受損。然后學生分成若干小組去會見銀行家、官員、百姓和其他行業階層的人士。訪談之后匯總相關意見，整理撰寫調查報告。在這個過程中，學生的語言文字能力、社會交往能力、觀察思考能力，都得到了有效提高。
第三，美國語文教育的終極目標是發展性與創造性。美國人早已認識到語文學科的基礎性地位與作用。語文課程不僅是學習其他科目的基礎，而對整個人生的發展都具有特殊意義。因此，他們能夠不斷地為學生的未來著想，以發展的眼光制定語文教育規劃。美國把從幼兒園、學前班，一直到高中語文教育，作為一個整體來系統規劃和安排，并力求每一階段的學習都為下一階段乃至學生的整個人生規劃做準備。
這種發展的教育思想主要表現在：一，強化早期教育。學生未來能否更好地發展，提前謀劃、基礎準備十分重要。克林頓政府時期的1994年，就曾向國會提交并獲得通過了《美國2000年教育目標法》，其中就有“所有的美國兒童都要有良好的學前準備”的內容。二，強調中學與大學的銜接。美國要求中小學語文教學，特別是高中階段的語文教學，必須為學生進入大學深造練就基本技能。美國不以考試分數來衡量學生的一切，而是更注重學生的未來發展。倘若考試本身割裂或妨礙了學生持續漸進的發展，他們會毫不猶豫地加以抵制。三，將社會和家庭納入教育體系。學生的發展不僅要靠教育工作者的努力，也要依靠社會、家庭與每個公民的參與。因此，他們不僅考慮民眾對語文教育目標、課程、教材的接受和認可，還會賦予社會公眾更多的評價教育的權利。如威斯康辛州教育廳制定的《英語語言藝術課程指導計劃》一書中，就有專門給學生家長的、關于如何幫助學生提高文學欣賞水平、發展演說技能、提高寫作水平等內容建議。
第9篇：民國文學的特點范文
關鍵詞：趙樹理；山藥蛋派；晉陽文化；地域性；文化價值
中圖分類號：I207.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026X（2013）11-0000-01
關于趙樹理與晉陽文化的研究近年來逐漸成為區域性文化與文學研究的熱點，尤其是在學界重新認定十七年文學的意義以及對左翼文學思潮研究的回暖之后，趙樹理在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再一次得到肯定。本文將從研究趙樹理的文學創作與山西晉陽文化的內在聯系出發，揭示出其作品中所蘊含的豐富的地域性文化特質以及探討這種文化在何種程度上以怎樣的方式影響著作家的創作，并試圖從文學創作的角度分析這種文化立場中所存在的缺憾。
一、濃郁的山西本土氣息
趙樹理的創作具有濃郁的本土氣息，這種氣息是“從山西大地上的山、水、黃土、泥沙中生生地摳出來的”[1]，飽含著勞動人民的熱血與深情。黃修己在《趙樹理評傳》中曾提到：“趙樹理的創作具有嚴格、準確的時空性，即故事的時間、地點都有明確的規定性，不可以任意挪動搬遷，人物、情節都只能是此時此地的產物，而非彼時彼地所能有。春花秋實，不亂其時，南桔北枳，難易其所。他的故事都有鮮明的時代特征和地方色彩。”[2]
《三里灣》中關于“窯洞“的描寫十分細致：
文中寫到“玉梅離開了旗桿院的大門口往家里走”，先是“通過了一條東西街”，隨后“上了個小坡”，就到了家門口。她的家在“西山根”， “大門朝東開，院子是個長條形，南北長東西短；西邊是就著土崖挖成的一排四孔土窯，門面和窯孔里又都是用磚鑲過的；南邊有個小三間南房……”從中我們可以得知玉梅家的窯洞是在山根下的，背靠大山，依勢而建，這種窯洞叫做“靠崖窯”。西邊一共有四孔窯洞，這四孔窯，從南往北數，依次是“南窯”、“中窯”、“北窯”和“套窯”，這種布局，說明玉梅家的“靠崖窯”是并排修建的群窯式結構，相互連通，形成了北方民居中典型的院落。
除李有才和玉梅所居住的靠崖窯外，山西窯洞還有“下沉式”和“獨立式”兩種。“下沉式”窯洞最具特色，由于地殼運動，塌陷成一個巨大的土坑，窯洞就建在坑中，也叫“地窨窯”；“獨立式”窯洞既不靠山也不在坑中修建，沒有天然的地理條件可利用，而是在平地上用磚修葺而成，因山西人把圍院建屋叫做“券”，因此這種窯也叫做“券窯”。對于“窯洞”這一黃土高原上獨具特色的居所，在趙樹理的小說中隨處可見，它的形成與山西特殊的地理條件不無關聯。山西黃土廣布，百分之八十以上被黃土覆蓋，且多河谷河溝，呈現溝壑眾多，支離破碎的地貌特征，加之氣候干旱，降雨稀少，土質偏硬，不易坍塌的特點，十分適宜“穴居”。且“窯洞”的保暖性較好，不易透風，使洞內基本可以實現恒溫，達到冬暖夏涼的效果。反映出晉陽文化的地域性特征。
趙樹理小說創作中許多地名設置都具有山西當地的地域性文化特色，當然這些也都是當地居民日常生活中基于自然地形日積月累所習慣性指稱的。除“窯”外，具有代表性的地理名詞還有“莊”（李家莊）、“山”（閻家山）、“灣”（三里灣）、“”（劉家）、“洞”（靈泉洞）等等。
二、趙樹理小說中所確立的文化立場及缺憾
相比前一部分對于趙樹理小說作品中是如何體現地道的晉陽文化的論述，這一部分的分析之于文學的角度來說具有更大意義，筆者想要研究的是根植于山西這樣的地理文化氛圍之下，作家的創作在何種程度上受到了怎樣的影響，以及作家本人由此確立了怎樣的文化態度與文化立場，當然側重點在于分析其中所存在的文化缺憾問題。
趙樹理出生于山西省晉城市的沁水縣，這是黃土高原上一方人杰地靈的風水寶地，古時稱作澤州府或鳳臺縣。這里位于山西的南部，是晉、豫兩省的交界地帶，也被譽為“山西的門戶”，丹河、沁河流經此地，造福了一方百姓，這里的人們勤勞樸實、重利輕義、倔強慎行，但有限的地理條件又促使這片土地上的人們養成了保守、閉塞的鄉土習性。盡管傳統的晉陽文化在形成之初，是一種取一種兼容并包的態度的，它融合了中原農耕文化與北方草原文化，但“山西因地理環境和地理條件的緣故，在近、現代是屬于疆域變化較少，受近代文明沖擊較輕、社會變動也較緩慢的省份之一。后，山西在閻錫山統治下，雖名義上納入‘民國’軌道，但實為閻氏獨立王國。全省除太原略有些文明氣息外，其他地區幾乎仍處在閉塞落后的狀態中”[3]。這些客觀條件，導致了晉陽文化在后續的發展中出現了停滯甚至是倒退，古老的三晉大地再也沒有往日晉商時代天下商賈往來、車水馬龍的繁華景象。
而一再強調自己是從農民中走出來的作家的趙樹理，在自己的創作中往往也不自覺地貼上了此種鄉土性的標簽，“土味”是他津津樂道的創作特色。與京派作家筆下的鄉土小說不同，趙樹理的文學抒寫中滲透的是一種地地道道的“土”，這種“土”是晉陽文化中的務實、保守與頑固，也代表了趙樹理自身的文化態度與文化立場。縱觀其一生的作品，其中也有濃重的“路線”痕跡，這也與他自身的文化身份認同有直接的關系，“實在”、“死心眼”、“一條道走到黑”這些詞語來形容趙樹理本人及他的創作是基本符合的。
然而，1942年《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下簡稱《講話》）的發表，為文學界帶來了一條新的創作路線。《講話》提出“文藝要為工農兵服務”的口號，強調文藝應充當教育民眾，啟迪心智的作用，認為文學從屬于政治，目的就是要更好地帶領廣大人民群眾取得階級斗爭的偉大勝利。這實際上是一種激進的功利主義文藝觀，但當時因為《講話》發表這個歷史契機，趙樹理和他的作品幾乎一夜成名。有了此種經驗的他，在以后的創作中，更是堅定不移地遵照和執行著《講話》精神，導使他的小說創作無不帶有些政策圖解的理念與痕跡。《鍛煉鍛煉》中，塑造的“吃不飽”、“小腿疼”這兩個人物形象旨在教育廣大人民群眾應當摒棄落后的思想，積極要求進步，但這種目的言說過于明顯，免不了帶上些說教的痕跡；《邪不壓正》對于“邪”與“正”的劃分并沒有明顯的界限，中的進步分子與落后代表之間的較量的故事也稍顯老套，并且農民中間的某種小農意識傾向在“寫不壓正”的美好愿望中被隱去和規避了，其敘述再也沒有了《小二黑結婚》當中的干脆利落。
過于糾結于實際材料的選擇再加上功利主義的創作動機，使得作品在很大程度上缺乏審美情趣。由此，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晉陽文化中消極閉塞、保守落后的一面很大程度上影響了趙樹理文化立場的形成，他認為農民是創作的根本，卻忽略了文學本身也是一種藝術，也應當站在高于生活的立場上去審視和反思生活。
三.結語
趙樹理在很長一段時期內被人認為是排除在體制以外的“文攤作家”，但他被譽為描寫農村生活的“鐵筆圣手”是有一定道理的。他文學抒寫中的地域性文化特色也應當引起我們的足夠重視，這不僅對于趙樹理現象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也為晉陽文化的繼承與弘揚提供了反思的途徑。
參考文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