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的看法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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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儒家思想的看法范文

【關鍵詞】儒家；校園；誠信文化；誠信思想

“誠信”思想是儒家思想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成分。即使在道家思想和韓非子的思想中也涉及到了有關的誠信問題，但與儒家思想相比，在道家和韓非子的思想中對于誠信思想的講述還不夠完整細致。在當今時代，儒家思想不僅在中國有著極其重要的地位，而且在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宣傳下以及儒家思想本身擁有的巨大生命力，儒家思想在世界各地也有著廣泛的傳播和深遠的影響。學校是為祖國培養人才的地方，要積極投身到誠信文化的建設中來，堅定不移地繼承和發揚中國傳統文化，幫助學生樹立誠信意識，建設誠信校園，發揚優良中國傳統文化，為祖國的發展貢獻力量。

隨著教育體制改革的慢慢深入，學校也不再只是關注學生們的成績，也漸漸的重視起學生們的誠信教育。為了全面的提升學生的誠信意識，更是為了保障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設，為祖國培養優秀的人才，學校應當把教育重點慢慢放到誠信的實效和時效性教育中來，把誠信教育落到實處。而在實際進行誠信教育時，學校不能照搬照抄其他學校的做法，要根據學校自身的特點與發展情況，制定不同的教學策略，深刻地理解儒家思想，發掘其中的精華成分，還要把努力這些東西很好地融入到現代教學中來，積極地建設誠信校園。

一、幫助學生們建立以誠信為本的人生觀

誠實守信在人際的交往中是一個重要的道德原則，擁有了良好的誠信意識能幫助我們建立更好的人際關系。有些學生還沒有形成正確的價值觀，為了不讓他們誤入歧途，學校對于誠信教育的工作不能松懈，幫助學門們樹立誠實守信的正確價值觀，還要在實踐中鍛煉約束學生們，培養他們的誠信意識。我國古代偉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就認為：“信”就是遵守諾言、講誠信，即使在嚴重匱乏衣服和食物的情況下，我們也不能輕易背信，從這些我們就可以知道古人對于誠信的重視了。之后的人們也是對誠信十分看重，“亞圣”孟子就認為“信”在人際交往中是不能忽視的，并且他還把“信”在以社會關系為基礎上細分為五個層次。在我國傳統道德觀念中，就提出“信為立身之重，誠為處世之本”的觀點，從中可見誠信的重要性。作為當代學生，不僅要努力學習課本知識，，更要從我們的傳統文化中汲取精華部分，更好的做人，以誠立身，以信為友。在生活中，我們自己不光要遵守承諾，守信用。更要用自己的行動來帶動他人，讓人人都守誠信，注重自身修養，不斷反省提升自我，建良好的誠實守信校園氛圍。

二、幫助學生樹立勤奮求實的求學理念

儒家對于學習的重視程度非常高，為了端正求學者的學習態度，提高學生們的學習效率，儒家提出了學生們應當樹立勤奮求實的求學理念，這就在學習領域當中體現了儒家思想。為了提高人們的思想道德水平，勤奮求實理念要求人們要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不能出爾反爾，表里不一。在校園誠實守信文化的建設中，學校要積極的學習儒家思想的精髓，將這種嚴謹的，誠實的求學精神運用到教學上來，努力做好教學工作，為這些學生們樹立正確的學習觀念。這些正確的觀念也將會大大地激發學生們的學習興趣，提高學習效率。同時，學校也不能只是注重學生的學習教育而忽視了對學生的生活教育，在生活上也要讓學生們誠實守信，言行一致。在生活和學習上雙管齊下，幫助學生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讓學生們養成誠實守信的良好品質，成為具有優良品質的社會主義接班人。

三、為學生樹立以誠信為本的義利觀

在儒家思想中，我們可以看到大量的關于“義”和“信”的研究和闡述，古人們也提出了一些對“信”的看法：孔子就提出“信近于義，言可復也”的觀點，孟子也說到通達的人說話不一定句句守信，做事也不是每一件都到位，只要合乎道義就行了。在儒家思想中，尊重君子而鄙視那些小人，而儒家把義和利作為區分君子和小人的標志，小人追求崇尚利益而忽視其他，君子追求看重仁義。在生活中，我們不是要一味的放棄對利的追求，正確的思想是我們要像孟子說得那樣，為人處世只要合乎道義就行了，我們可以接受合理合法的手段獲取利益。儒家思想是追求一個完美的境界，然而當現實因素約束著我們時，我們不可能達到義、利、信的完美統一，而在這種情況下儒家思想要求我們舍信取義，舍利取義。通過這些儒家思想，我們可以正確的認識到其中義與利的關系，這種理念也對思想道德教育具有積極意義。學校的主要任務是幫學生成人成材，幫助學生們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和人生觀，學習各種技能，為祖國培養大量的人才，為祖國的繁榮發展貢獻力量。當今社會，各種不同的因素影響著人們，人們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都可能會不同，部分人可能誤入歧途，背義取利，學校應當堅定不移地加強對學生的誠信教育，幫助學生樹立正確地價值觀，讓學生們養成良好的行為習慣。

四、結語

誠實守信是中華民族傳統美德，我們要積極學習優秀地民族文化積淀。在古代，儒家就已經知道了誠信的重要性，積極的幫助百姓的樹立誠信意識，而這些誠信思想也是中國社會道德和文化建設中一筆重要財富，學校要在深刻學習了解儒家誠信的基礎上，將誠信思想融入到教學中來，幫助學生養成良好的行為習慣。學校還要與時俱進深入研究中國傳統文化，不斷學習創新使其保持活力，為學生樹立正確的價值觀，為祖國的繁榮發展貢獻力量。

參考文獻：

[1]蘆坤，武丹.論儒家誠信思想與當代校園誠信文化建設[J].西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2（07）.

第2篇：儒家思想的看法范文

關鍵詞：先秦時期 儒家文學 人文哲學思想

一、先秦儒家文學作品的總體概述

先秦時期是儒家形成和發展的重要歷史時期。孔子是這一學派和思想的創立者和奠基人，被后人尊稱為孔圣人。在先秦時期，有關孔子的思想著述當中，主要包含在《論語》《大學》《中庸》和《易傳》當中，這是我們可以直觀感受到遠在兩千多年前的孔子思想最為閃耀的依據。在這些經典的文學作品當中，涵蓋著孔子對人文哲學思想的一些思考和觀點，這其中最為重要的就是“中庸”之道的人文哲學思想，這是孔子和有關孔子的著作當中，可以總結出來的有關他在人文哲學思想中最為突出的代表思想。《論語》這部著作是記錄孔子言行最為重要的一部著作，是他弟子和再傳弟子在繼承孔子思想作出的努力的思想結晶，成為對后人影響非常深遠的一部儒家必讀書籍。先秦時期儒家的第二位代表人物就是孟子，他被后人尊稱為亞圣，在儒家歷史上的地位僅次于孔子，他在《孟子》當中詳細地闡述了自己的主張和觀點。《孟子》這本書是記錄他本人言行的一部匯編，是他和自己的弟子一起努力編寫成冊的，主要記錄的是孟子的語言和他在政治上的一些看法以及行動。在這部書當中，主要可以總結出孟子在思想上的性善論觀點，這也是這部書和孟子本人的人文哲學思想的具體表現。先秦時期儒家學派還出了另外一位偉大的代表人物，那就是荀子，《荀子》這部著作是荀子思想的結晶，雖然在個別觀點上和前面兩位代表人物會有一些不同，甚至是對立，但是就整部《荀子》來看，其中的人文哲學思想也具有指導性的意義和價值。

二、先秦儒家文學作品中的人文哲學思想的總體概述

先秦是儒家學派和儒家思想的誕生和逐漸形成的歷史時期，三位代表人物在儒家思想的形成和發展以及傳承上都發揮了巨大的作用。首先是孔子創立了這一學派，在其代表作品中，提出了他的有關人文哲學思想。孔子強調的是通過中庸之道來達到處世為人，這可以說是孔子人文哲學思想的核心和精華。孟子是繼孔子之后儒家學派的代表人物，被尊稱為亞圣。他在儒家學派的發展和弘揚上，也有不朽的貢獻。他主張民貴君輕，極力反對發動武裝、進行征伐，可以說在傳統儒家思想的基礎之上有了進一步的發展。荀子雖然是比較另類的一位圣人，有別于孔子在人文哲學思想上的重視“仁”，也不同于孟子在這方面的強調“仁義內在”，荀子主張一切講究客觀的“禮”。

三、先秦儒家文學作品中的人文哲學思想的具體表現

（一）儒家的處世原則

在先秦時期的儒家代表文學作品當中，蘊藏著非常深刻的人文哲學思想。首先表現在儒家的處世原則上。《論語》中“朝聞道，夕死可矣。”對一個熱愛真理的人來說，為了得到真理，即使是犧牲自己性命也是值得的，這種人文哲學思想很好地支持了那些為了真理不斷堅持和拼搏的人們。而在兩千多年前的孔子，也把追求真理放到了特別重要的位置。在他看來，一個人不追尋真理就是枉費生存，我們作為一個有行知的人，必須要保持著一顆不斷追尋真理的心，只有不停地向真理靠近才是有意義的人生，哪怕是早上得到真理，在晚上死去也是可以獲得永恒的。所以，我們每個人都必須信仰真理，維護真理，堅持去追求真理，才能不斷地領悟到我們人生的真正價值和意義。其次表現在對知識分子的要求上，從儒家的文學作品中可以看出，儒家所主張的是希望知識分子可以擔負起自己的社會職責。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遠乎？”說的是作為知識分子必須擔負一定的歷史責任，這樣才可以更好地為社會做出自己應該有的奉獻。最后表現在儒家還特別注重講究個人的氣節。如：“歲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在《孟子》當中也有相關的論述：“富貴不能，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二）對財富上的認識

我們在儒家經典文學作品當中，發現值得我們現在還要學習和繼承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哲學思想就是對于財富的認識和態度。儒家表現的是對于財富的不在乎，甚至是摒棄和輕蔑，因此，儒家的先賢們都各個儉樸，言行一致。《論語》言：“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居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孔子作為老師，大加贊賞自己的得意弟子顏回所堅持的簡單生活。《論語》還記錄了孔子對于富貴的態度，“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這種將金錢財富看作過眼云煙一般的圣人態度，是我們這些后人的巨大財富。《孟子》中詳細闡述了孟子關于財富的看法：“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就是孟子的直接表露。他認為，一味追求金錢，會使得一個人失去更為重要的仁德。因此，我們必須很好地理解孟子在《孟子》一書當中闡述的這些有關人文哲學的思想，來指導我們準確對待財富，去享有一個完美而有價值的人生。在談到社會公平的時候，無論是《論語》《孟子》，還是《荀子》，都有詳細的解釋。“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這是《孟子》中記載孟子極為嚴苛地道出他對社會不公平的呼聲。由于在我們的儒家思想內涵當中，先哲們都提倡的是積極地對待社會財富，這為我們后人在面臨金錢選擇的時候，提供了強大的思想支持。在崇尚節儉、強調社會公平的人文哲學思想下，我們應該接受這些優秀的文化傳統，把這樣正確地對待金錢和財富的觀點，運用到我們日常生活工作中去，以此達到人生境界的新高度，從而追尋更加有意義的人生。

（三）儒家對和諧的主張

在優秀的儒家文化當中，經典的儒家文學作品為我們描繪了一個和諧美好的社會藍圖。在《論語》中有具體的特征表現，在《孟子》中有詳細的行為準則，在《荀子》中提醒人們注意發揮我們每個人的主觀能動性，在《中庸》中也有處理一些有礙于和諧的很好方法。儒家作為傳統文化中的中流砥柱，一直都是主張和諧，向往美好，這也是儒家留給后人的優秀的人文哲學思想的精髓。“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這是《中庸》中闡述和諧的話語。“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大也”，說的是世間彼此都是共生共存的，我們應該發揮我們每個人的特長和優點，去幫助周圍的一切，這樣的話，大家一起發展，才是符合天地之間變化進步的規律，也是和衷共濟的具體體現。《孟子》中的闡述更為具體，“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美好社會的向往和真實表達，九州之內和樂溫馨，這樣的社會才是真正的和諧。“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孟子》還補充：為社會進步，促進和諧的人，正是作為君子的條件，圣人們給我們描繪著美好的和諧社會，我們可以在這些先秦儒家的文學作品中尋找到答案，蘊藏在這其中的人文哲學思想，可以成為我們當今社會學習的榜樣。 語

結語

在浩瀚的儒家文學作品當中，一些經典的文學所承載的人文哲學思想，使得儒家思想更加光彩熠熠。在當今的社會，我們仍然強調先秦時期的儒家思想可以為我們的社會進步提供強有力的精神指導和支持，通過分析闡述在先秦儒家文學作品中的人文哲學思想，詳細從《論語》和《孟子》等著作當中為大家挖掘出其中的優秀人文哲學思想，以供當下社會學習。語

參考文獻

[1]楊伯峻.論語譯注[M].北京：中華書局，1980.

[2]楊伯峻.孟子譯注[M].北京：中華書局，1980.

第3篇：儒家思想的看法范文

關鍵詞：儒家思想 日本民族音樂 影響

一、儒家音樂思想方面的倫理分析

儒家音樂思想方面的倫理是以傳統的中國文化為基礎的，在眾多的中國傳統文化之中，儒家思想最具有代表性，而從一定程度上來說，儒家文化傳統是建筑在倫理道德的基礎上，這也讓儒家文化傳統充分的蘊含了濃厚的倫理道德意識。而在音樂思想方面，更是如此。

總體來看，儒家提倡的倫理思想，中心點是以“仁”字為基礎的，其實，“仁”字不僅僅體現在儒家的倫理思想中，而且還從很大層面上影響著中國古代的文化，儒家音樂思想方面，體現最突出的一個字仍然是“仁”字，在很大程度上強調音樂的美與倫理道德的“仁”相統一，所以說，談到儒家音樂思想方面，“仁”是不得不提的。儒家思想在認同音樂，認同音樂的趣味性的同時，與“仁”是密不可分的。而從比較細小的方面來看，儒家音樂思想還充分貫穿著道德、禮儀、以及善與美的結合，而這些都與儒家在政治方面的思想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一）儒家音樂思想的價值取向以倫理道德為核心

儒家音樂思想的價值取向以倫理道德為核心。也就是所謂的以“仁”為根本，在很多儒家音樂思想體現的都是“人本”思想，都以“人”為中心，體現的都是對人的重視，也正是這一點，使儒家音樂思想本很多的文人、雅士所稱道，所尊崇和追逐。因為在很多文人、雅士的眼中，儒家音樂思想的價值取向所體現出來的本身就是一種“人文主義文化”，他們認為在儒家音樂文化里，人的主體性是完全與倫理道德結合在一起的，并且二者是相互協調、相互影響的。因此在這種思想的影響下，很多文人、雅士的音樂作品的創作也充分融匯了儒家音樂思想的價值取向，音樂作品也大都從“仁”出發，并最終的目的也是為可“仁”的思想而服務，這也造就了中國傳統音樂中的劃分標準和依據，確立了“仁”為正統的音樂劃分，與“仁”相差相對較遠的音樂比如“正樂”、“靡靡之音”、“鄭衛之音”等，因為這些音樂與儒家音樂思想的價值取向相駁，與“仁”的標準有一定的差距，因此，它們在古典音樂中就成為了被批評的代名詞，同時相比儒家音樂思想的價值取向，這些音樂在倫理方面要處于比較低下的地位，儒家音樂思想的價值取向中德是重要的標準，比如此孔子是以他的道德標準作為音樂舞蹈的判斷尺度，他在充分肯定美的形式前提下，強調內容與形式、情感與道德的統一。孔子對音樂本質的認識非常清楚地強調音樂審美與情感及道德相結合。

儒家在很大程度上繼承了前人注重政治道德倫理的傳統，孔子對《詩經》的闡釋，就鮮明地體現了這一點。《詩經》是西周樂官文化的產物。從藝術功用上看，《詩經》體現了以德為本、以禮為用的文化價值和鮮明的理性精神，“德”是樂官必備的素質，“樂德”是貴族音樂教育中的必修科目。“德音”是儒家美學思想體系中的重要理論范疇。《詩經》依據塑造倫理人格、完善群體道德的理想，描寫了敬慎修德的彬彬君子之風，贊美了等級社會宗子宗孫、世卿世祿的宗法制度，個體則完全消融在由君臣、父母、兄弟、友朋、家族、婚姻所組成的社會關系網絡之中，而鮮有個性的表現。因此《詩經》堪稱西周禮樂文明的范本，它完整地反映了藝術與文化的深層聯系。因此就有“德為樂之本”、“德音之謂樂”之說。《詩經》雅、頌兩部分作品大半都充斥著這類“德”的說教和“德音”的頌美之辭，與《國風》中的那些清新活潑的言情民歌形成截然不同的風格，同時為儒家的倫理政治學說提供了最豐富最現成的思想資料。由此可見，儒家的言必稱《詩》、《書》，行必據《禮》、《樂》，也就不是偶然的了。在儒家禮樂文明中，樂體現出深厚的倫理化、道德化的色彩。

（二）儒家傳統音樂文化強調禮樂一體

從根本上來說，禮樂一體，就是指禮儀和音樂是不分的，也就是說倫理和音樂是相互融會貫通的，用古語說就是“禮者為同，樂者為異。同者相親，異則相敬”。具有儒家傳統思想代表性的四書之一《中庸》就曾這樣說“尊德性而道學問”，可見古代傳統思想中，對倫理的重視程度是比較高的，并且，儒家這種傳統思想對我國古代音樂的影響也是非常深遠的，中國音樂教育歷來就主張以“德為美”，在很多古代的音樂教育中，音樂都是單獨存在的，而是由“禮”與音樂伴隨在一起的，比如《周禮，春官宗伯》中就曾經提到：“以六德為之本，以六律為之音”，說的就是禮樂一體，并且在儒家傳統思想中，對禮與樂的關系也是有非常明確的說明的，比如孔子就曾經說過：“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等名言，從這些名言中我們也可以看出，在儒家傳統音樂觀念中，“禮”的地位是相當重要的，歷來的儒家音樂既滿足感官的愉悅，又以維護“禮”為核心。通過對“禮”的維護，其目的就是要使教育通過藝術表現出來，人的情感在正常發泄時又能受到教育，得到精神與道德的升華，教育也通過審美而獲得體現。

（三）儒家傳統音樂文化思想體現了對“德”的尊崇

“德”是儒家傳統音樂文化思想中又一個重要的標志，從一定程度上來說，儒家“樂”的特點是以倫理道德為內容，在儒家思想看來，以德為本的“樂”才能從情感上感化人，才能提升人的“善”。同時，只有以“德”為主的“樂”才能在審美標準上以“善”為美，由“盡善盡美”到“德高而上，藝術而下”的關系主要表現為倫理及道德，在儒家音樂思想中，“德”是儒家禮樂理論的核心，強調的是音樂對個人品德修養的正面引導功能和對社會治理的積極作用，它集中體現了儒家音樂思想的本質。

孟子在《公孫丑上》曾經提出了對德的看法，他指出：“聞其樂而知其德”，這一看法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儒家傳統音樂文化思想體現了對“德”的尊崇，他還認為“德生禮，禮生樂”，也就是說音樂好壞的根源在于“德”“性的高低，在他的思想中，從“德”到“禮”、“樂”，是一個自然生成的過程，而在這個自然生成的過程當中，“德”是根本因素，如果“德”優那么“樂”自然良，而“樂”是“德”的一種外在表象形式，這種表象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德”的高低。

從古代儒家傳統音樂文化思想的傳授方式來看，分的相對比較細，但總體上還是以“禮”“樂”“射”“御”“書”“數”為主要內容的，其中禮主要指的是“孝”為根本的倫理道德教育：樂的范圍相對比較廣泛，屬于一種綜合性的藝術，其中主要包含了音樂、詩歌和舞蹈等科目。從作用上來看，儒家傳統教育禮重點在于約束子弟們外表的行為，樂重點在于調和子弟們內在的感情，樂的主要作用是配合禮進行倫理道德教育。在儒家的音樂倫理理論中，孔子建立起情感與倫理道德、個人與社會和諧的音樂思想，而這一思想地位的確立，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整個封建時代音樂思想的發展，使中國古代思想，特別是傳統音樂文化思想進入了一個輝煌的時期。《論語》中提到：“樂之教化在于道德”，可見在儒家傳統音樂倫理思想中，還主要是以道德為根本的。

（四）儒家音樂思想方面的審美突出“善”和“美”

儒家思想在哲學方面提倡中庸之道，在音樂思想方面也受到哲學方面的影響，提倡中和，突出“善”和“美”，在儒家音樂思想方面，對“善”和“美”的理解分別為，“善”即完善，是指音樂內容的整體完整，體現的是協調和統一。“美”即完美，動聽，是針對音樂的形式而言的，儒家思想在音樂方面之所以這樣認為，從根本上來說是認為音樂有思想性和藝術性的，音樂總體上是音樂本身和人情感的融合，“樂而不，哀而不傷”說的就是這種統一和協調性，避免因突出某一因素而抹殺另一因素的片面性，所以說，“善”和“美”的倫理無疑是符合音樂藝術內在規律的。

孔子在觀聽古樂舞《韶》后，對它的評價是“不圖為樂之至于斯也，《韶》盡美矣，又盡善也！”，并認為自身是經歷了一次比較高的藝術享受，之所以有這種評價是因為《韶》樂是贊頌舜帝德治的內容，符合了孔子的政治主張，順和了儒家思想的要求，而他在觀聽古典樂舞《武》后，評價卻是：“盡美矣，未盡善也！”，這是因為《武》這部反映武王滅商興周事跡的樂舞，這部樂舞雖欣賞起來很美，但過多表現征伐的武力行為，未能完全做到仁愛，所以不符合儒家“仁”的思想主張，因此，孔子對它的評價是“未盡善也”，從這些方面可見儒家在音樂思想方面的審美，是“善”和“美”的結合，并認為應樂應合乎禮的規范。

孔子的“盡善盡美”的主張是對古代音樂美學思想的豐富和發展，是對音樂藝術特征的認識和審美評價的一次飛躍，

（五）儒家音樂思想在倫理上提倡“中和”

從儒家音樂思想的倫理上來看，儒家思想的“中庸”被充分反映在音樂思想上，儒家音樂思想中的“和”是以“禮樂”思想為基礎的“和”。《樂記》中有關“和”的論述也正體現了儒家“禮樂”思想的審美思想所在。比如該書中記載的：“禮以導其志，樂以和其聲，”：“樂者，天論儒家音樂思想的倫理觀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以及“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等，這些評論里所說的“和”，從儒家音樂思想的倫理的角度來分析。在對音樂聲律形式的審美思想不斷追求的同時，又在很大程度上將音樂與倫理、人生的相關經歷緊密相聯，從禮樂的審美功能中去尋找“和”的內涵及意義，而在一般意義上，音樂在內容上由于受到“德”的限制和約束，表現出來的形式就必然為平和、也就是所謂的以“中和”為美。“中和”是儒家音樂的本質精神，也是中國哲學中的一個重要范疇。

《禮記·樂記》也使用了“中和”之論：“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也，”這里是從禮樂文化的角度及意義上論“中和”的。《中庸》談“中和”與《樂記》所說的“中和”，雖角度不同，但其意義都是中正和諧之意，儒家提出的“中和”是音樂的本質特征，如《樂論》所說的“樂者，天下之大齊也，中和之紀也”。這里的“中和”音樂觀，《樂論》用一句話概括了：“故，樂者，審一以定和者也，比物以飾書者也，合奏以成文者也：足以率一道，足以治萬變。”，其實在這里，涉及到了音樂創作的形式以及應該遵守的規律等問題。首先，在音樂創作中，先要有這樣一個中聲之樂作為基礎。在音樂理論中或確定宮音，或確定商音，然后根據調式調性規律產生其他音，但強調的是必須以這一“中聲”為基礎進行創作，內容與形式要和諧悅耳。這就是“審一以定和者也，比物以飾書者也，合奏以成文者也”的“和樂”內涵所在。

二、儒家倫理思想對日本民族音樂的影響

從整體上來看，儒家倫理思想對日本民族音樂的影響比較大，因為我國在很早以前就同日本進行了交往，并且進行了音樂文化的交流，尤其是從隋唐時期開始，中日兩國之間的友好往來日益頻繁，日本派遣遣唐使和引進唐朝音樂的同時，還學習中國禮樂制度，仿照唐朝的音樂管理制度，設立了禮數與宮廷的管理樂人活動的音樂機構，禮樂思想在日本的傳播，深刻影響到日本民族音樂的實踐，雅樂、能樂以及器樂等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這種影響主要分為音樂的內容形式和音樂理論思想兩部分。

（一）對日本民族音樂內容形式的影響

我國傳入日本的音樂內容，主要包含了唐樂、伎樂和散樂這三種。所謂的唐樂，主要興盛于唐朝，一般來說是唐代宴會時使用的音樂，也就是我們所說的燕樂或俗樂，唐樂講究的是風雅和時尚，提倡的是“善”、“美結合”，蘊涵了比較豐富的儒家音樂思想，唐樂流傳到日本以后，因為它本身所具備的特性，很快被日本繼承和發展，并被改造為日本的雅樂。從唐樂內容上來看，我國唐燕樂曲調傳到日本的數量最多，共計有百首以上，并且這些樂曲調對日本產生的影響也最為深遠，比如直到今天日本仍然還保存著幾十首我國唐代燕樂的古樂譜，并且有些曲目現在仍在日本的舞臺上演奏，一些日本的民謠，如筑前的黑田節（黑田調）據說就是唐樂《越天樂》的曲調配上日語歌詞而形成的一種民謠。

伎樂是傳入日本的另外一種音樂，伎樂是一種在露天演出的音樂舞蹈劇，伎樂是我國樂舞的一種形式，由于隋初設置國伎、清商伎、高麗伎、天竺伎、安國伎、龜茲伎、文康伎七部樂而得名，傳入日本后或稱伎樂舞。隨著傳播的不斷深入，伎樂在日本被逐漸的盛行起來，并對日本能樂形成了很大影響，流傳到日本的伎樂曲目也有很多，比如：《獅子舞》、《吳公》、《金剛》、《迦樓羅》、《婆羅門》、《昆侖》、《力士》、《大孤》、《醉胡》、《武德樂》等就是其中比較有名的，被稱為十伎樂。

散樂就是我國的百戲和雜戲，它是由周代的民間樂舞發展而成的一種曲藝形式、他的內容主要是雜耍和音樂結合而形成的一種節目，相比唐樂和伎樂，散樂比較大眾化，它所體現的是儒家音樂思想中的樂。

唐代年間與唐樂一起傳入日本，日本對散樂非常重視，朝廷指定散樂戶，以演奏散樂為世業，受國家的保護和獎勵。散樂與伎樂隨著雅樂的興盛開始從宮廷流入民間，后來與日本原有的滑稽伎結合，形成了日本特有的樂劇，即能樂。

以上三種音樂是我國傳入日本的三種形式，除了這三種音樂，我國的許多民間歌曲也隨著日本留學生的歸國傳入日本并對日本的民間音調產生很大影響，這些音樂無論從內容還是形式上都受到了儒家音樂思想理論的影響，比如在音樂內容上都以“仁”為根本的出發點，以“德”為中心，講究禮樂的統一，善與美的融合。

傳入日本的音樂和內容，不僅僅有音樂方面的，同樣，傳入日本的樂器及曲譜也對日本形成很大的影響，其中最有影響的應該算箏和琴，十三弦的箏是在唐代傳入日本的，一并流傳過去的還有民間的許多箏獨奏曲，多數傳向日本的九州。據日本的《琴曲抄》的序言中記載，箏由日本的一位女官，在彥山跟唐人學得箏曲后于公元八八七年將這些箏曲傳給了當時的宇多天皇。箏及箏曲傳入日本后，發展成了日本人民群眾十分喜愛的一種民族音樂形式，不少現代的日本民族音樂作品都是為箏而作。

我國七弦琴在隋唐時代傳入日本，在日本奈良東大寺的正倉院里至今珍藏著唐代傳入的七弦古琴，同時，在日本很早就流傳了我國的著名琴曲《易水》、《幽蘭》等，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梁末隋初的丘公明撰編的《碣石調幽蘭》在唐代傳入日本以后，至今仍完好地被收藏在日本京都西賀茂的神光院里，這是目前發現的世界上最早的文字譜（在我國已失傳）。琴和琴譜流傳到日本以后，同樣被日本人民欣然接受，后經過幾代人的努力，形成了具有日本民族風格的琴樂。

另外，公元八三五年日本的騰原貞敏留學到我國后，在揚州跟隨當地琵琶名師廉十郎進修琵琶，深得廉十郎的喜愛，后廉十郎把自己的愛女嫁給他，另外相贈琵琶譜本數十卷，公元八三九年，騰原貞敏回國時帶回這些曲譜及臨別受廉十郎相贈的琵琶兩面（玄象、青山），據日本伊庭孝的《日本音樂史》記載，騰原貞敏從唐帶到日本的琵琶樂譜包括《流泉》、《啄木》、《楊貞藻》等琵琶秘曲。

除此之外值得一提的是，中國盛唐時期十分重要的一樣樂器一一尺八，也于隋唐年間傳八日本，據記載，在日本的天武天皇時代，邀請到日本去傳授中國音樂文化的唐樂師中，就包括了專門的尺八師，他們為日本的宮廷培養了兩名尺八生，后尺八在日本日漸發展并傳入民間，成為具有日本獨特風格的代表性民族樂器。

公元七三二年。日本留學生吉備真備歸國時，從我國帶回銅律管一部，鐵如方響寫律管聲十二條，《樂書要錄》十卷。《樂書要錄》是我國一部重要的音樂理論著作，這部著作十卷本在日本完好地保存了四百多年，后來才漸漸殘缺，現在日本仍保存有其中的五、六、七卷：另外一位日本派來我國留學的名叫永忠的僧侶在我國學習經論以及音律，歸國時帶回律呂旋宮圖、日月圖各兩卷、以及律管十二只。隨著這些音樂理論著作的大量傳入，我國的音樂理論和音樂思想也傳入了日本。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儒家音樂思想對日本民族音樂內容形式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個方面是各種音樂器械的傳播對日本的影響，音樂器械是承載儒家音樂思想的重要載體，它的傳播使得日本的樂器范圍進一步拓寬，這在很大層面上為儒家音樂思想提供了重要的前提，也為日本民族音樂思想的進一步發展帶來了重要的機會，第二個方面是各種音樂書籍、樂譜的傳播對日本的影響，各種音樂書籍、樂譜是儒家音樂思想表現的重要手段和方法，通過對各種音樂書籍、樂譜的演奏才能具體的體現儒家音樂思想的主旨，因此，對日本民族音樂內容形式的影響是儒家音樂思想對日本民族音樂影響的重要內容。

（二）對日本民族音樂理論思想的影響

日本在接觸并吸收我國儒家思想后，對它自身的音樂發展產生很大影響，這期間經歷了飛鳥時代、奈良時代以及平安時代初期。飛鳥時代：在已有的音樂文化基礎上。日本為了弘揚佛法，對中國江南的“吳樂”和朝鮮“三韓樂”極為重視，而作為日本宮廷儀典和培養音樂歌舞人才的機構“雅樂寮”也有專門演奏和傳授唐樂和吳樂。奈良時期：由于熱衷吸取唐朝文化，日本的社會面貌發生深刻變化，全社會興起在各方面崇尚唐文化的風氣，中國儒家思想中重視利用音樂引導良好風氣的音樂思想對日本產生相當大的影響，中國儒家音樂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壓倒了日本本國的音樂，儒家音樂理論思想得到了進一步的擴充。

日本“雅樂”吸取了唐朝的宮廷音樂和民間散樂。在派遣的赴唐使節、留學生、學問僧中，吉備真備是代表人物。平安時代：此時期是日本對外來音樂的研究、消化以及日本化改造的時期，杰出人物仁明天皇的籌劃與創造在當中起到了歷史性的轉折作用，首先他對“雅樂”樂器進行精簡，其次校訂了左方樂和右方樂之別，第三推動了“雅樂”的創作和演奏，此時期出現了不少作曲家和演奏家。在平安時代，日本作曲家們重新回歸到日本民族音樂本身的傳統，根據唐朝雅樂等形式創作了日本風格的“雅樂”，此類作品成為平安時代初期音樂文化的重要特點，其中有三、四部一直流傳至今。在演奏家方面，藤原貞敏是中日音樂文化交流史中的重要人物，他在琵琶演奏上有極高造詣。在在飛烏時代和奈良時代日本大量吸取外國音樂文化，其中最主要的是唐朝音樂文化，到了平安時代初期，日本對待外來音樂文化進行融化、吸收、改造，即外來音樂趨向日本化，同時并發揮獨立的創造性，形成以平安朝宮廷為中心的古代音樂文化的成熟時期。

第4篇：儒家思想的看法范文

物業管理理念的核心在于物業人際關系問題的處理，物業人際關系主要包括物業管理企業與業主的人際關系、物業管理企業與員工的人際關系、業主與業主之間的人際關系三個方面。儒家思想的核心——“和”，是中華民族處理人際關系的重要準則，儒家“和”思想包括“大和”“中和”“小和”三個內容，與物業人際關系天然契合，能夠很好地解決物業管理理念滯后等問題。

關鍵詞：

物業人際關系；儒家；“和”思想；契合

一、儒家“和”思想的內涵

從象形文化來看，有“禾”入“口”即為“和”，“和”的基本條件可以理解為滿足溫飽。站在如今的角度，“和”是和平穩定，“和”是安寧祥和，“和”是和睦平等，“和”是一種精神，也是一種文化，廣而言之，“和”是一種人類向往和追求的生活狀態[1]。儒家的“和”思想，也包含多個方面的內容。

（一）“大和”———“仁”

“仁”是中國儒家思想體系的理論核心，也是一個含義很廣的道德內容，“仁”“義”“禮”“信”一直以來就是基本的道德準則。而孔子對“仁”的看法和理解卻有所不同。“仁”的最初含義是指人與人的一種親善關系。孔子定義的“仁”為“愛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繼承了孔子的思想，提出“仁義說”，從民生的角度出發，提出了施行仁政，倡導富民愛民。同時，孟子也提出了“性善說”，指出人性本善，向往“仁愛”，追求和諧是每個人生而有之的本性。

（二）“中和”———“庸”

“庸”，即中庸。中庸不是平庸，而是一種處事的態度。最初的“中庸之道”主要是指人的自我修養，通過自覺地改善自身以求達到人性的完滿。《中庸》一書中提出為人處事中的基本要義———“忠恕之道”。忠恕之道主要是指在處理人際關系時要心無二心，了己了人。“忠”是忠實誠懇，“恕”是豁達寬恕，孔子思想中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忠恕之道正是在此基礎上得來。“中庸之道”也是在要求人在交流過程中能夠嚴于律己，寬于待人，在加強自身修養的同時，對他人報以一種寬容的態度。

（三）“小和”———“同”

“同”，即和而不同，春秋時期鄭國的史伯提出了“和實生物，同則不繼”。孔子說：“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就是儒家思想中達到了孔子心目中道德標準的人，“同”不是毫無標準地附和，也不是為了妥協而達成的一致。“同”應當是結合了多方意見，而使大家都能由衷接受的看法。孔子認為，真正的“同”不是建立在暴力或是強權的基礎上，而是一種君子協定。

二、物業管理理念的核心———物業人際關系

所謂人際關系，就是指人與人之間的交往關系，是人們在為滿足自己的各種需要而采取的自覺自主的活動過程中，與他人形成的關系。實質上來說，人際關系是一種心理關系，好的人際關系在于滿足對方的需要的程度。通常而言，一個人人際關系的好壞，取決于此人的修養和文化；物業管理中的人際關系，既是一個人的人際關系，又是一個團隊、一個企業的人際關系，而這類人際關系的好壞，往往取決于企業的核心思想和文化理念[2]。物業人際關系是人際關系的特殊形式，作為人文服務行業，物業管理品質的好壞主要取決于業主對物業服務滿意程度的高低，因而建立良好的物業人際關系，是物業管理的服務根本和業務目標。物業人際關系包含的內容很多，既有物業管理企業與業主的人際關系、物業管理企業與員工的人際關系、業主與業主之間的人際關系等服務中的人際關系，又有物業管理企業與社會的人際關系、物業管理企業與政府主管部門的人際關系等公關中的人際關系。本文主要討論物業管理服務中的人際關系，即物業管理企業與業主的人際關系、物業管理企業與員工的人際關系、業主與業主之間的人際關系三個方面。

（一）物業管理企業與業主之間的人際關系

物業管理，管理是手段，服務是內涵。而管理服務的對象是“人”，提供管理服務的也是“人”，因而物業管理就是人和人之間發生服務關系的一個過程。物業管理企業與業主的人際關系，主要表現在業主對物業管理企業管理過程的支持度上。處理好物業管理企業與業主的人際關系，更容易得到業主的認可、社會的認同，使物業管理企業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站穩腳跟。中國的物業管理企業沒有品牌化、規模化，除了法律法規方面的不完善之外，企業沒有得到社會的廣泛贊許也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原因。建立良好的物業人際關系，是多數物業管理企業亟待解決的問題。

（二）物業管理企業內員工之間的人際關系

從根本上講，人際關系是以情感為紐帶的，不同的人際關系會引起人們不同的情感體驗。這些不同的情感體驗又反過來淡化或加深這種人際關系。在一個物業管理企業中，企業本身是一個整體，而員工是組成這一整體的個體，物業管理企業與員工之間的人際關系就主要體現在個體之間、個體與組織在利益觀念和目標認同上的一致性。處理好企業與員工之間的人際關系，能使員工自覺地履行企業賦予的義務與責任，忠誠于企業，同時也使員工產生合作共贏的積極想法。員工對企業有較高的認同度，則員工能自覺完成工作任務，更好地服務業主。

（三）業主與業主之間的人際關系

應該說，大部分業主之間并沒有直接的人際關系，但是在生活交往的過程中必然會產生諸多不同類型的人際關系，例如鄰里關系、同鄉關系、校友關系等等。物業管理面向的是一個業主群體，面對物業服務時，業主群體中的每個個體都會有不同的接受度和認可度。同時，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是一個長期溝通了解的過程，而業主之間的交往，是在物業管理提供的物業環境中進行的，因而物業管理企業既是創造交流條件的中間人，也是締造交流環境的管理者。

三、儒家“和”思想與物業人際關系的有機契合

（一）儒家“大和”思想與物業人際關系的契合

儒家“大和”思想的核心在于“仁”“愛”，強調“仁者愛人”和“親民貴民”。“仁者愛人”主要體現在物業管理企業和員工的人際關系管理中；“親民貴民”主要體現在物業管理企業和業主的人際關系管理中。第一，物業管理以人為本，契合儒家“仁者愛人”的“大和”思想。“仁者愛人”，這是儒家思想的一個極其重要的內容，也是儒家思想的精華之一，包含著對人們基本權利承認和肯定的內容。“仁”包括兩個方面：“內仁”和“外仁”。“外仁”主要體現在日常服務中，在處理物業人際關系問題時，“仁”主要表現為以仁待人、以誠服人。用包容、博愛的心對待業主，仁愛管理，誠信服務，才能得到業主發自內心的認可。“內仁”主要體現在物業管理企業內部管理方面，是指加強同事之間的溝通和協作，來營造一種和諧的人際關系氛圍。融洽的內部關系是企業順利運營的根本，也只有內部和諧才能達到對外的統一。在堅持原則制度的同時，也應當充分考慮每個員工的實際情況，只有上下一心，統一目標，獲得員工發自內心的認同感和歸屬感，才能調動員工的工作積極性，提高物業管理服務的工作效率。第二，物業管理服務群眾，契合儒家“親民貴民”的“大和”思想。親民貴民是由孟子總結孔子思想后提出的，以民為貴，民貴君輕。在這里，“親民”應當理解為親近民眾，讓民眾仁愛敦睦、明理向善。作為物業管理企業，不能脫離實際、脫離業主進行管理，而應當充分考慮到業主的意志和利益，視其為民，愛民如子，才能獲得業主的肯定和認可。而“貴民”則是強調在面對利益分歧時，應該以業主利益為重，將服務放在第一位，正因為物業管理是一個長期的服務過程，所以不能只看重眼前利益，而應更多考慮長遠的發展空間，而這正需要業主的認同和肯定。

（二）儒家“中和”思想與物業人際關系的契合

儒家“中和”思想的核心在于“庸”“合”，強調“中庸之道”和“知行合一”。“中庸之道”是一種溫和的施政綱領和為人之法，“知行合一”則是理論實踐有機結合的手段。第一，物業管理推己及人，契合“中庸之道”的中和思想。在日常服務中，作為物業管理企業，首先要嚴格要求自身，敢于發現問題，敢于自我歸因，通過不斷的自我總結改善服務質量，提升服務水平。其次要將業主視為親友，設身處地，多站在業主的角度來發現、思考問題。同時，應當以德服人，以教育培訓為主，促其自覺，面對業主違背《業主公約》和管理條例的行為，企業應當以溝通說服教育為主。以“中庸之道”進行管理服務，不僅能有效提高服務水平，更能體現出一個物業管理企業的形象和氣度。第二，物業管理講求實效，契合“知行合一”的中和思想。物業管理是一個實踐重于理論，操作多于方法的行業，物業管理企業不能照本宣科，盲目照抄，而應該結合當前面臨的實際情況來處理、解決問題。

（三）儒家“小和”思想與物業人際關系的契合

儒家“小和”思想的核心在于“和而不同”“”。物業管理企業在日常服務中事務繁雜，且面對的業主也是形形。每個業主追求的價值不同，需求的服務不同，在這樣的環境中，如果面臨涉及公共利益的問題，大家的思想就很難統一，而這也是經常會導致物業管理糾紛的情況發生[3]。物業管理的對象是群體性的，不可能滿足每個個體的個人需求，那么，“和而不同，”就是解決這個問題的唯一途徑。“和而不同”就是一種有機結合的手段，并不是把意見生硬地歸于一起，而是充分征求大家的看法，進行廣泛的交流協商，將不同板塊的意見打磨整理，最終平和地形成共識。通過這樣的方法，物業管理企業才能在事務處理中游刃有余，八面玲瓏。具體來說，物業管理企業在面對分歧和爭執時應該充分發揮業主委員會和業主大會的作用，針對不同的具體問題，多和業主進行溝通交流，采納業主的不同意見，考慮業主的個人需求。

參考文獻：

[1]鄭紅峰.中國哲學史[M].北京：燕山出版社，2011：86-89.

[2]張捷巖.新加坡社區管理模式[J].中國經濟周刊，2005，(9).

第5篇：儒家思想的看法范文

【關鍵詞】儒家思想;現代企業管理

1.儒家管理思想在現代企業管理中的積極意義

1.1儒家管理思想的基本原則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仁學”管理思想的基本管理原則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對于現代管理文化的建設具有借鑒意義。“仁學”管理思想始于遠古堯、舜、禹、湯的先人們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文化傳統。孔子只不過是中國遠古以來就已經產生了的道德統治和禮樂文化的繼承者和傳播者。換言之，道德管理文化產生于中國有文字記錄以來的遠古文明時代，經孔子加以弘揚和發展成為系統的“仁學”管理思想，并成為中國傳統社會中占據主導地位的管理原則而延續到現代。“仁者愛人”、“為政以德”、“修己以安人”這樣一些范疇和管理原則，反映了中國社會傳統文化基本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式，其發揮作用的根本機制在于協調人與人的關系和行為，其管理驅動力就在于管理者以“仁愛”之心去對待他人。從狹義講，“仁學”管理思想是處理管理者與被管理者的關系的管理原則。

1.2儒家管理思想彌補了科學管理以來的缺陷

“仁學”管理思想對于緩解現代西方個人中心主義價值觀念所帶來的精神危機，彌補西方管理文化的根本缺陷，促進人類新型管理文化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

“仁學”的管理思想，對于長期浸染于理性化、制度化和物欲化的西方管理人群來說，無疑是極為向往的精神需求。因此，以孔子“仁學”管理思想為特質的東方倫理管理文化，對于變革西方文化為背景的現代西方管理理論的基本構造，緩解個人中心主義價值觀念帶來的精神危機，彌補西方管理制度的根本缺陷，改善西方社會的人際關系，促進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協調發展，都具有重要的參照作用。

2.儒家思想在企業管理的作用

2.1儒家“重視人倫和諧”的思想可以創造企業良好氛圍

個體總是生活在群體中，如何處理個體與群體的關系，是儒家思想中一個重要的內容。儒家非常重視人類生活的群體性，并以倫理關系解釋群體生活的特征，強調人倫和諧。其主要人倫思想包括以下四個方面。

一是講求以和為貴，重視不同事物之間的和諧統一。孔子說“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把和視為處理人際關系的準則。孟子說“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強調人和是取得成功的首要因素，和為貴的思想，是積極地看待自然和社會中的差異，分歧和矛盾，提倡發揮不同個體各自的積極作用并在此基礎上實現整體的和諧與發展。

二是講求“仁者愛人”。仁是孔子確立的最高道德準則，其核心是愛人，即對人的關心和尊重；為仁的基本原則和方法是忠恕之道，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與人；

三是強調“五倫十義”，即“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要維系人際關系的和諧，就要明確每人在不同倫理關系中的位置，及相應的權利和義務，將其以適當的行為準則與道德規范確立下來；

四是要求“知禮以立”“克己復禮”。“禮”是儒家思想文化的制度化體現，主張在等級秩序之下協調人們的行為。孔子認為社會要安定團結，個人要發展完善，沒有禮的約束熏陶是不行的。

19世紀70年代以來，日本和亞洲“四小龍”以令人瞠目的速度崛起，使西方國家乃至全世界在驚嘆之余開始探索“東亞經濟奇跡”的原因。美國著名社會學家赫爾曼·卡思首先明確地以儒家倫理來加以解釋，并稱日本與東亞“四小龍”為“新儒教國家”。日本筑波大學高橋進教授在分析日本企業經營與儒家思想之間的聯系時說，日本企業的組織原則為“集體主義”“終生雇傭”和“年功序列制”；組織倫理強調忠誠，孝順、智慧，否定自由主義、個人主義；其中“集體主義”體現了“禮”“和”，“終生雇傭”體現了“仁”“孝”，“年功序列制”體現了“禮”“五倫十義”。美國環太平洋研究所所長兼大英百科全書主編弗蘭克·吉布尼則認為，日本將中國古老的儒家文化與戰后的美國企業引入的現代經濟觀念糅合在一起并加以巧妙運用，形成東西合壁的“儒家資本主義”，以人為中心的“人力資源思想”，“和諧高于一切”的人際關系，這才是日本經濟取得成功的真正原因。

2.2儒家“育人為本”的思想可以提高企業人才素質

重視教育是儒家思想的另一重要特征。儒家思想既重視教育的社會作用，也重視教育在個人發展中的作用，《禮記》中《大學》篇“格物、至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著名論述說明了儒家進行教育的過程和步驟，也表明了儒家對教育作用的看法:通過對事物、人心的了解(格物、至知)做到樹立正確的倫理觀念，不為各種私欲邪念所動搖(誠意、正心)，從而形成完善的人格(修身)這是教育對個人發展起的作用；在此基礎上每個人都積極促進各自家庭的和諧美滿(齊家)為國家的安定繁榮作出貢獻(治國平天下)這是教育對社會發展的作用。孔子“因材施教”“有教無類”“循序漸進”“舉一反三”“性相近，習相遠”等諸多教育理念從古至今對人類的影響、教育都有著重大意義和作用。“小公司做事，大公司做人”這是聯想集團總裁柳傳志常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該企業創造了完善的人力資源教育培訓制度，遵循著循序漸進、不斷更新崗位的原則讓每個擔任不同職務從事不同工作的員工都受到相應的階梯式的教育培訓。“十年樹木，百年樹人”重視對人力資源的培訓教育，重視“資本知識化”，把培養人才比做“縫鞋墊”與“做西裝”，首先從最基礎的工作做起，一步一個臺階，培養出很多復合型高層管理人才，不僅使企業的整體素質不斷提高，觀念不斷更新，而且對整個社會素質的提高都具有重要的影響。

在人力資源管理的全過程中，教育培訓是基礎的、根本的環節，培訓如何做事、教育如何做人對企業的影響雖然不是一朝一夕可見到的，但卻為企業的發展壯大打下了深厚堅實的基礎。世界上沒有一個企業能夠不依靠各領域的人才而躋身與尖端企業中，也沒有一個企業能夠不通過學習—探索—創新就長久不衰的，并且企業中每個個體素質的提高還具有重要的社會意義，因此教育培訓人才應成為企業人力資源管理的重要使命。

2.3儒家“以德為先”的思想可以引導企業文化傾向

第6篇：儒家思想的看法范文

孔孟思想稱之為“有”，因為它是一種為社會確立秩序和價值的學說，它的作用表現在使社會由此進入一種穩定的狀態，使人的行為有明確的規范可以遵守。沒有規矩不成方圓，規矩和方圓明明白白，所以它是“有”。老莊思想之所以稱為“無”，因為它不相信人所訂立的秩序和價值能夠穩定地存續，能夠使人生活得更好。因為這是人為地從外面強加給人的東西，它不自然，不符合天地的本性，也不符合人的本性。而世界的本質其實是一個虛無，這個“虛無”并非一無所有，而是不可定義、無限可能。

要說儒家的“有”，首先表現在孔子的“正名”說，所以儒教又被稱為“名教”。用孔子語錄為例，就是我們很熟悉的那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正名”的本質就是要使實存的事物符合于理念，或者說，設計一張藍圖，把社會納入它的軌道。

但是名教思想先天地包含著危機。因為世界并不是按照理念來運行的，它不可能永遠安頓在人給出的秩序與價值體系中。人能夠發現的“真理”永遠只是在有限的時空范圍內成立和有效，不管人們宣稱已經給出的設計多么完美，世界仍然會以不可預測的方式發展變化。這會導致什么樣的結果呢?名的世界會崩潰，一個理念的世界會崩潰。如果現實世界已經變化了，有人還要偏執地依著固定的理念去強制變化的世界，以為陳舊的理念比鮮活的人生更重要，那真是滑稽而可悲。

老莊所說的“虛無”與“自然”意義相通。依這一派的看法，世界變化的根本法則不是人為設定的法則，而是事物內在的自然法則。而既然在人為秩序和價值觀約束下的生活是不自然的，那么任何時候都可以返回自然；既然名的世界與實存的世界并不是一回事，那么你也可以認為已被命名的世界其實仍然處于無名狀態。

老莊思想通常在社會動蕩、原有價值觀被懷疑而趨于崩潰的時候影響力特別大。東漢末年特別是魏晉時代老莊盛行，它給士人的精神以一種大解脫。嵇康說要“越名教而任自然”，集中表達了從“有”走向“無”的欲望。我們讀魏晉時代的東西，覺得和中國其他時代的東西是不一樣的，用朱東潤先生的話說，那個年頭是君不像君，臣不像臣，老子不像老子，兒子不像兒子，人人都想凸顯一個不同于他人的自我，亂七八糟，鮮靈活潑。

第7篇：儒家思想的看法范文

作為中國封建文化的正統意識形態——儒家，是由孔子開創的。儒家推崇倫理化的自然，通過自然的人化，把宇宙納入人心，使自然物象得以人格化、情感化、倫理化，并強調個體內在倫理道德的充實性，從而達到精神的無限擴張和升華，由此確立美。而儒家的美學思想則是由“道”來實現的，此處的道體現為人道。孔子強調遵從“天命”，從而引申出儒家的“人道”。中國古代哲人追求的最高境界是天道、人道以及天道人道的相應、相和、相融、相統一的天人合一之“道”。“天人合一”的思想決定了中國古典美學和中國傳統藝術的基本精神就是在宇宙中、自然界、社會中追求人與人、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天道”在儒家思想中通過人際關系的轉化，就體現為“人道”，而“人道”在儒家學說中則表現為禮、表現為仁。“仁”就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仁”是要求把遵循等級制度的“禮”作為世人的內心自覺要求，即所謂“克己復禮為仁”。“仁”突出表現了個體內心的精神力量，突出了個體人格的獨立性和主動性。孔子說：“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論語•衛靈公》），“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論語•里仁》），“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遠乎？（《論語•泰伯》“）仁”在上述中表現為個體的世界觀、人生觀，而仁學衍生到美學中則表現為個人崇尚的內在美和精神美。仁或不仁，由個人的主觀愿望和主觀修養決定。孟子在孔子哲學的基礎上繼承和發展了他的仁學思想體系，孟子認為“，仁”就是愛人之意，即仁者愛人。孟子認為仁不是外在的，而是內在的，“仁，即是人心也”。

人要想提高自身修養應從內心“誠信”做起，自覺擴展愛心，達到“萬物皆備于我（”《孟子•盡心上》）的境界。因此儒家美學提倡美與善的統一，提倡個體與社會的和諧統一。儒家學說強調藝術作品要體現禮義之道，這一點在孔子對藝術的社會功用的論述中得到了充分體現《。論語•陽貨》中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孔子認為審美和藝術在社會生活中可以起積極的作用，人們為了達到“仁”的精神境界，可以通過審美和藝術進行自我主觀修養的提升，審美和藝術在此過程中起著一種特定的作用。因此，孔子認為藝術在教育中起著很重要的作用，即“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孔子在確定審美和藝術的社會功能后，又對審美和藝術提出了一定的要求。《論語•八佾》中說，“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儒家的美學思想最終講究的是“中和”之美。這在中國傳統藝術中有著充分的體現，中國古代的宮殿建筑就是最好的例證。例如北京的故宮，其采用圍繞中軸線進行兩邊展開的方式，這種中式對稱的表現手法是對儒家思想中的“中和”之美的完美展現。儒家比較著重在人與人、人與社會的關系，這就把中國人的審美心理朝著“涵養性情”方向引導。同時，儒家思想對社會的倫理觀有著深刻的影響，它的美學價值是依靠社會政治和父權體制體現的，這需要一種與父權體制相呼應的美學價值觀，這就是“充實”“、雄健”之美。儒家的美學思想塑造了中國文人士大夫的一種普遍的社會關懷和一種追求人的存在的宇宙心靈。

二、道家美學思想

道家思想和儒家思想作為中國本土文化的產物，兩者構成一種互補關系，儒家講求“中和”之美，而道家則提倡的是對自然的追求和觀道的理想之美。老子哲學體系的基本命題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道”統一“天、地、人”；或者說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老子•四十二章》）儒家美學思想追求“人道”，老莊道家學者論道則更注重于“天道”。老子認為“道”是天地萬物的根源，是世界的本質，是人類社會和人類精神生活的最高境界。老子認為，天地萬物都是由道產生的，他說：“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老子•四章》）。他把“道”看作是萬物賴以存在的根源和派生萬物的本源。莊子繼承和發展了老子的思想，在解釋道的存在時說：“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上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于上古而不為老。（”《莊子•大宗師》）”“道”是老子哲學和美學的核心范疇和最高范疇。老子認為，道生萬物“，道”是宇宙萬物的本源“。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宇宙萬物是“無”和“有”，“虛”和“實”的統一，所謂“有無相生”。有了這種統一，天地萬物才能流動、運化，才能生生不息。這種思想影響了中國傳統藝術的發展，其中“虛實結合”成為了中國古典美學的一條重要觀念，為藝術創作提供了理論支持，為藝術批評和藝術審美指明了方向：即藝術創作中，要想真實地反應世界，創造有生命的形象，那么這種藝術形象必須是虛實結合，虛中有實，實中有虛。同時，在為藝術創作提出技術理論的同時，老子還提出了創作時應具備的心態即心性，就是“滌除玄鑒”的命題。進行藝術創作時要對萬物進行觀照，一種對萬物本源的觀照，這種觀照其實就是對“道”的觀照。

要想實現對“道”的觀照，那就必須排除雜念，排除主觀欲念，排除主觀成見，保持創作者內心的虛靜。這就是“致虛極，守靜篤。萬物并作，吾以觀復。”意思是說，人心只有保持虛靜狀態，才能觀照宇宙萬物的變化及本原。莊子繼承發展了老子的思想，把老子“滌除玄鑒”的命題，發展成為“心齋”、“坐忘”的命題，建立了關于審美心胸的理論。莊子所謂“心齋”和“坐忘”，就是以虛靜來把握人生的本質。與此同時，也就把握了宇宙萬物的本質，從而“獨與宇宙精神往來”，以這種精神的絕對自由為人生目的，進而追求“天地與我并生，萬物與我為一”。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該命題被藝術家們引用到了藝術領域：宗炳提出“澄懷味象”、“澄懷觀照”的命題，認為審美觀照的實質是對于宇宙的本體和生命（“道”）的觀照；為了實現審美觀照，觀照者必須有一個審美的心胸；陸機認為，文學創造首先要以虛靜空明的心境觀照萬物本體、生命；劉勰在《文心雕龍》中，強調虛靜的心胸對于實現審美觀照以及進行文學構思都非常必要。道家美學還為中國傳統藝術提供了一種審美境界。它以“空靈”和“虛靜”為基本特征。換而言之，它與儒家思想的仁學截然不同，本來帶有避世思想的“虛靜”和“空無”觀念，在道家思想中卻被賦予極具影響力的形而上的意義。中國畫的變遷，從唐代青綠山水到后來文人水墨的肇興，道家美學思想對其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

三、佛教美學思想

將中國傳統藝術的精神性推向頂峰的是佛教禪學。佛教作為一種從印度引進的宗教體系，至唐中國化為禪宗。禪學中與儒、道兩家相似的“道”的概念是“佛性”。六祖慧能說：“世人性本自凈，萬法在自性如是一切法，盡在自性。自性常清凈，日月常明，只為云覆蓋，上明下暗，不能了見日月星辰，忽遇惠風吹散卷盡云霧，萬象森羅，一時皆現。世人性凈，猶如清天，惠如日，智如月，知惠常明。于外著境，妄念浮云蓋覆，自性不能明。故遇善知識開真法吹卻迷妄，內外明徹，于自性中，萬法皆見（《壇經》）”。這體現了六祖慧能對清凈心性和煩惱塵境關系的看法。所謂成佛，即是眾生對自我先天所具有的清凈本性的體悟，又是呈現本性的包容萬物，成就“清凈法身”，即對宇宙萬物的最高精神實體契認。這其中就是把人的本性與宇宙的本體相統一，把人的本性提升到精神修煉層次，然后通過對宇宙本體的認識，兩者相互結合，達到和諧。心性是成佛的根本，是眾生的本性，是宇宙的實體和本源。禪宗追求的是人的心性與佛性在精神層面上的升華和統一，追求與大自然的融合，追求真正體驗生命沖動和生命情調的審美意境。

第8篇：儒家思想的看法范文

論文摘要　敦煌儒家文獻以寫本為主,不僅有較高的學術和 歷史 價值,還具有濃郁的敦煌地域特色。但是,敦煌儒家文獻作為一個整體類別一直被學界忽視。為了進行綜合研究,首先就要對其進行系統的梳理和分類。敦煌儒家文獻可分為經典、歷史、蒙訓和雜著四大類。 

1900年,在敦煌莫高窟發現了從十六國到北宋時期多達5萬件以上的經卷和文書,其形態有卷子、冊葉本以及單片紙葉等,多數為手寫本,也有極少量雕版印刷品和拓本;其文字多為漢文,亦有古藏文、梵文等文獻。內容極為豐富,涉及歷史、地理、語言、文學、美術、 音樂 、天文、歷法、宗教、儒典以及數學、醫學等等。敦煌文獻的發現,是我國也是世界20世紀最重大的發現之一,引起了世界的震驚。

這部分參照《四庫全書》史部的分類法,略作調整、改動,可分為正史類、編年類、譜牒類、地理類、詔令奏議類等五類。 

正史類,包括敦煌遺書中已發現的《史記》、《漢書》、《三國志》、《晉書》等史籍殘卷。編年類,敦煌遺書中的編年類史書構成復雜,既有荀悅的《漢紀》、干寶的《晉紀》、孫盛的《晉陽秋》等,還有中晚唐時期在敦煌地區流傳的孔衍《春秋后語》、李筌《閫外春秋》等。 

值得注意的是,敦煌遺書中還存在數種不見著錄的敦煌地區的編年史,如: 由s. 2506、p. 2810、p. 4073、p. 2830 共同組成的“唐朝年代紀”, s. 5693、p. 3721“瓜沙事跡紀”、s. 2252v“兩漢至唐年紀”等,鮮明地體現出了敦煌地區史學著作的編纂特色及地區史學的特點①。以上這兩類,從編撰指導思想到選材、謀篇,都是以儒家思想為準繩,以春秋筆法隱惡揚善,維護儒家所提倡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忠孝、節義等倫理綱常,維護封建正統。譜牒類,家譜、族譜是記載家族世系繁衍和本族事跡的 文獻 ,是對家族傳承 歷史 的記載,應該屬于歷史類。敦煌儒家文獻中記錄婚宦、世系的家牒,以及記述同一家族不同時代人物傳記的家傳均屬于此類。地理類,敦煌地理文書,是敦煌遺書中珍貴的文獻之一。主要有沙州、伊州、西州的地理殘志、敦煌地理雜文書、全國性地志、西域行、五臺山行記、姓氏地理書。詔令奏議類,詔令居多,以保留下來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權的詔、敕為主。奏議類文獻比較少見,附于此類。 

    蒙訓類　屬少兒啟蒙書。這類文獻在敦煌遺書中,數量不少,可專立一類。內容與儒家相關,包括兒童識字、日常生活常識、 自然 知識和歷史知識、道德禮儀和行為規范等等的啟蒙教材以及家書、家訓等。《論語》、《孝經》、《毛詩音》、《禮記音》、《爾雅》等文獻,雖然在敦煌地區也曾被用作啟蒙教材,但從這些文獻的內容和性質來看,不僅僅屬于蒙書,更屬于經書,這里不再重出。 

蒙書的認定與其范圍的劃分,學術界看法不一,而且有的蒙書與類書糾結難辨,其功用不易區分。近人余嘉錫在《內閣大庫本碎金跋》中指出了這一點:“諸家目錄接收此書入類書類,蓋以其上自乾象、坤儀,下至禽獸、草木、居處、器用,皆分別部居,不相雜廁,頗類書鈔、御覽之體。然既無所引證,又不盡設詞藻,其意在使人即物以辨其言,審音以知其字,有益多識,取便童蒙,蓋小學書也。”可見,蒙書本應列為小學之流,從周至隋,主要以提供學童識字用的字書為主;隋唐以后,隨著蒙學的 發展 與普及,蒙書的編撰也從單純的識字 教育 中擺脫出來,發展成為包括識字教育、知識教育與思想教育等內容豐富的較為完善的體系。由于此類文獻大多通俗鄙俚,史志多不著錄。 

第9篇：儒家思想的看法范文

關鍵詞： 中國傳統倫理 和諧 時展

和諧是當今社會的熱門詞匯，早在中國古代，傳統倫理學就對“和諧”二字提出了獨到的見解。研究中國傳統倫理學之和諧觀，有助于探究中國人在為人處世、交往溝通、調節身心方面的淵源，更能夠從傳統倫理思想中汲取養分，為我們今后社會的和諧發展提供深遠的理論基礎。對中國傳統倫理的研究由來已久，而將“和諧觀”單獨進行研究的文獻卻不多，大多數文獻和著作均只提煉出中國傳統倫理中“處世的哲學”、“修身的哲學”等，因此，將“和諧觀”進行單獨梳理和研究，頗具學術意義。

一、和諧倫理觀的代表觀點

概括起來，中國傳統倫理中和諧觀的哲學思想大致可以分為以下三個方面。

1.人與自然的和諧

強調人與自然的和諧以儒家觀點為多。例如，“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論語?陽貨》）“君子之于物也，愛之而弗仁；與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孟子?盡心上》）這些觀點都是強調，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要熱愛自然，熱愛生命。又例如，“愛，取之有時，用之有節。”（朱熹，《孟子集注》）強調人與自然的相處要符合自然規律；“強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荀子?天論》）強調自然資源是有限的，要開源節流。還有一種說法是“天人合一”、“天為德本”、“法天立道”，但這里的“天”，即為自然法則，雖然說法不同，但同樣認為“天”、“理”、“氣”等均為自然法則，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基礎，也是人類一切道德的出發點，只有人與自然和諧，才能實現其他和諧。

許多著作和文獻都提出了中國傳統倫理思想的人與自然的關系，雖鮮有出現“和諧”二字，但提出的都是怎樣更好地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近年來涌現出一種新的倫理觀――“生態倫理觀”，其實這種倫理觀并稱不上“新”，從我們以上梳理的脈絡中可以看出，中國儒家思想早就已經提出了“生態倫理”，即人與自然之間的道德和諧，其實這也皆因為近年來關于“低碳”“環保”的提法較多，倡導人類要善待地球和生存環境。因此，萬變不離其宗，“和諧”也好，“生態倫理”也好，人與自然之間和諧相處的根本就是要尊重自然規律，依據自然規律處事。

2.人際關系的和諧

在書籍和文獻資料中，人際關系的哲學思想講到很多，人際關系又可以分為兩個部分，一個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另一個是人與社會之間的關系。人是社會的動物，在生活中不免要與其他人進行接觸，而人在社會中生存，除了復雜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外，還要應對各種社會規范，如君臣禮節、長幼尊卑、夫妻綱常，等等。

幾乎所有的著作和文獻都傾向于，將儒家思想的“仁義理智信”歸為人與人相處的智慧，也就是人際關系的和諧。“仁”是處理復雜人際關系的基本原則，即“仁者愛人”“克己復禮”；“義”是處理與外界關系的道德規范；“禮”是處理與人之間關系的行為規范；“智”是處理各種關系的心態；“信”是人與人相處的道德規范。這五種和諧觀是統歸了人際的和諧觀，在人與人和人與社會關系方面均有涉及，不能嚴格地區分開來。

在《中國傳統倫理思想史》中，朱貽庭將“仁”、“智”，還有另一個概念“勇”作為一種完善的理想人格，而這主要是指“人與人之間的倫理關系”（P46），可見還是與前述的觀點相同的。此外，對于道德人格，他還有一個補充，即中庸，在保持“度”的前提下調和矛盾，同樣是一種追求和諧的體現。

在人與社會關系的和諧方面，中國傳統倫理思想更是給出了諸多言論，儒家思想認為人是社會的人，人在這個社會中不可避免地要與各個階層發生接觸，和諧處理這方面的關系，就是要處理好人與社會的關系，由小到大，我們接觸的范圍有“家”、“國”、“世”，比如“齊家之道”――持家、父子、夫婦、弟兄；“為政之要”――公忠體國、仁民愛物、秉公執法、尊賢惜才、廉潔自守；“處世之德”――尊老愛幼、敬業樂業、尊師重道、以德交友、嚴己寬人、謙恭禮讓，等等。《中國傳統倫理思想評介》一書則把齊家、治國歸為傳統倫理的政治觀，但是這與人處理和社會之間的和諧關系并不矛盾。

3.自我身心的和諧

在個人自我身心和諧方面，儒家思想和其他思想學派分歧較大。簡單說來，儒家思想更注重通過修行和改進自身來使個人實現和諧發展。孔子主張“修己”，孟子則主張“存心養性，反省內心”。而道家則倡導不為外物所拖累、奴役，更注重人自身的心靈解放、生命寶貴，更看重自我的價值。兩種和諧觀雖然截然不同，但是無外乎都是自我身心的和諧。

4.和而不同

在梳理中國傳統倫理思想中涉及和諧觀思想的過程中，還有一個重要的觀點不能忽略，那就是“和而不同”。“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可以與他周圍的人保持和諧融洽的關系，但他對待任何事情都必須經過自己的獨立思考，從不愿人云亦云，盲目附和；小人則沒有自己獨立的見解，只求與別人一致，不講求原則，與別人卻不能保持融洽的關系，這是在處事為人方面。其實，幾乎在所有的問題上，都能體現出“和而不同”和“同而不和”的區別。簡單來說，“和而不同”指的是和諧的共生關系，就是身體由血、肉、骨頭等構成一個整體，是1+1＞2的關系；“同而不和”是簡單的相加關系，水加上水還是水，1+1=1，其中沒有提高和促進的因素。

二、和諧倫理觀對當今時展的重要意義

研究中國傳統倫理的和諧觀，其重要意義在于能夠對當今社會產生重要的影響。人與自然關系的和諧，在當今社會都是不過時的，尤其目前全球自然環境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壞，全球變暖、地殼運動等各種自然界的變化危及人類的生命安全，人們才重新審視自己的行為準則，而早在中國古代，傳統的倫理思想已經為我們指出了一條科學的、正確的道路，那就是只有遵循自然法則，萬事萬物方能生生不息，而為一己之利破壞自然的平衡，是要付出沉重代價的。

人際關系的和諧在當今社會要去粗取精，吸取對我們有益的和符合社會發展需要的部分。例如傳統倫理思想的夫為妻綱則逐漸為現代社會摒棄，現代社會追求男女平等、婦女解放，男女之間、夫妻之間早已沒有了古代中國社會所需要的這種人際關系，然而這種和諧的倫理思想至今仍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即男主外、女主內的生活模式更有利于家庭團結，而儒家思想的“仁義理智信”至今被奉為中國人處世的智慧。

自我身心的和諧的倫理觀更能體現當今社會人們的需要。中國傳統倫理觀中，儒家的哲學思想更側重于“修身”、“修己”，如果人與自然或社會產生了矛盾，就要從自身找原因，先正己。當今社會更加推崇道家的相關思想，比如解放被束縛的身心，更遵從內心的感受。但我們應該辯證地對待這兩種關于自我身心的和諧觀，都要適度，“修身”、“修己”是必不可少的，但也不必事事從自己身上找原因，在工作繁忙之余不要忘記心靈的放松，回歸自然、回歸本性，更有利于身心健康。在當今社會，人們由于工作和生活的壓力，患抑郁癥等心理疾病的人越來越多，所以尤其要注重心理健康，適度紓解心中的壓力。

“和而不同”的思想在和諧倫理觀中占有重要地位，可以說正是有了這一思想，才讓整個和諧倫理觀更具有科學性和可操作性。在“和而不同”的倫理觀影響下，我們實現了祖國統一，“一個國家，兩種政策”正是“和而不同”的體現，在保證祖國統一的前提下，允許資本主義制度存在，這是一種高度的智慧，是和諧倫理觀的充分體現。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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