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的發展史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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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儒家思想的發展史范文

關鍵詞：科學發展觀；個性化；生活化；幸福化 

一、思想政治教育人文關懷的價值內涵 

馬克思說：“‘價值’這個概念是從人們對滿足他們需要的外界物的關系中產生的。”哲學意義上的“價值”是體現為我關系，所表明的是主客體關系的重要概念，以客觀對象的需求對人的需要滿足來衡量。在思想政治教育人文關懷價值關系中，客體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進行思想政治教育實踐活動，主體主要是包括高校學生在內的廣大受教育者及身處其中的個人和社會。因此，廣義上，思想政治教育人文關懷價值可以定義為思想政治教育人文關懷實踐活動滿足廣大教育者、受教育者和社會需要的效用，是作為客體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人文關懷實踐教學活動同作為主體的社會的人之間的一種特殊關系。這種關系是思想政治教育人文關懷在教育活動和社會關系中合乎主體全面發展和人類社會進步的目的而呈現出的一種肯定的意義關系。狹義上，思想政治教育人文關懷價值可以定義為思想政治教育人文關懷實踐活動滿足廣大受教育者和社會需要的效用。 

科學發展觀的內涵主要包括核心是以人為本，發展是第一要義，使發展承載了科學的內涵與人文意蘊，彰顯了人文關懷的時代價值。“堅持以人為本，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中最集中的體現就是育人為本、德育為先。”人文關懷是思想政治教育實踐活動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核心價值就是人文關懷。人文關懷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歸宿和核心價值。所以以人為本成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價值定位是必然的結果。綜上所述，科學發展觀與思想政治教育在人文關懷價值層面相契合。 

二、思想政治教育融入人文關懷的基本原則 

人文關懷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那么如何才能把思想政治教育融入人文關懷，體現人文關懷的基本價值，大力弘揚以人為本的精神，也就成為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所面臨的重大教學問題。由于人文關懷內涵豐富，其教育的方式方法多樣，筆者認為應主要把握三大基本原則，才能達到以上的教學目標：個性化原則是內容、生活化原則是核心、幸福化原則是目標。 

1.個性化原則是內容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個性，自己的人格，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培養健全的人格。那么把思想政治教育融入人文關懷也就不例外，必須讓它具有個性化。一切的管理條文、規章制度都應該從培養學生的人格角度出發，讓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共同思考，探討二者之間的關系。尊重個性至上，培養健全的人格至上，要讓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共同滿意，要讓學生按照自己的個性特點去發展自己，關懷他人，發揮潛能，超越自己，走向世界。個性化教育就是在尊重別人的前提下，以社會法律為行為底線，以自己健全的人格為核心，尊重自己的生命，他人的生命，在思想政治教育的過程中學會自己負責，關心自己、愛護自己、照顧自己，樹立基本的、健康的、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堅持作為一個社會中的人基本的處世原則，克服缺點、發揮優點。當然，也應該容忍別人的缺點，給自己和別人提供發展的空間，使自己形成獨立高尚的品格。 

2.生活化原則是思想政治教育融入人文關懷的核心，生活是人類的基本存在方式 

高校的大學生活也不例外，這也是人的本質，只有把一切融入自己的生活，個人才有旺盛的生命力。思想政治教育融入人文關懷必須生活化才會展現出旺盛的生命力，使思想政治教育具體化、生命化。高校應當采取各種辦法、把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人文關懷注入大學生的日常生活，培養他們成為一個實實在在的社會建設者。 

3.幸福化原則是思想政治教育融入人文關懷的目的 

幸福是人類一切活動的歸屬和目標，是人類永恒的主題，社會主義社會作為人類社會的一個組成部分，也不例外。從某個層面來說，幸福是一種感覺，幸福是人生的主題，幸福是需要教育的。以育人為崇高目標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須以人為本，關注人的幸福。 

總之，“堅持以人為本、全面實施素質教育是教育改革發展的戰略主題”。把科學發展觀的核心價值取向以人為本與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育的主要目標內在統一起來，把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作為人文關懷教育的平臺和著力點，改進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育教學的基本方法，促進大學生全面發展，提高廣大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的人文關懷素養具有重大的價值意義。要把這三個基本原則貫徹下去，切實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論課人文關懷教育的實效性。 

參考文獻： 

第2篇：儒家思想的發展史范文

[關鍵詞]儒家思想；企業文化；當代價值；企業文化建設

中圖分類號：B2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914X（2014）44-0300-01

儒家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部分，深深扎根于中華民族的文化土壤之中，代表著整個華夏文化的精神方向，對中國社會生活的諸多領域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在中國文化發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歷史地位。儒家思想所倡導的“禮、儀、仁、智、信、恕、忠、孝、悌”等思想與當代中國企業文化建設所倡導的口號無一不相吻合，同時對社會經濟發展、企業的管理和建設產生積極的影響，成為當代中國企業文化的思想源泉。

1 儒家思想的當代核心價值

“以人為本”是儒家思想中最核心的價值追求，追求人與人之間、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相處是儒家思想文化中重要價值體現。“仁學”是儒家文化的核心，而“仁愛”是儒家核心價值觀的基本價值理念之一，是儒家文化的核心思想和首要價值。作為道德范疇的“仁”，最早產生于春秋時期，此時“仁”的基本規定即為愛人。如《左傳？成公九年》曰：“不背本，仁也”，《國語？晉語一》：謂“愛親之謂仁”，《國語？周語下》曰：“言仁必及人”、“愛人能仁”，《國語？周語中》謂：“仁所以保民也”等等。

在儒家看來，“以和為貴”是管理社會活動、處理人際關系的最佳標準。“和”在儒家文化管理活動中的運用，一方面用來協調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兩者之間的關系，達到二者的團結統一；另一方面則用來調節君主與官吏之間的關系，取得二者之間的和諧相處。儒家認為：“禮之用，和為貴。”《學而》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總之，“和”在建設和諧社會的當今中國更凸顯出其特殊的精神文化氣質，飽含深刻的儒家思想內涵。

“誠信為本”是儒家思想中強調做人做事的基本原則。儒家思想中所倡導“言而有信”、“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等說明“信”的地位極其重要。孔子在談到為政之時強調具備三要素：兵、食、信。其中信最為緊要。“無兵，國亡；無食，人死；國亡、人死均不足惜，國不可無信，人不可無信。”這個“信”字在儒家看來，是立民、立兵、、立國之本。誠實守信是儒家傳統美德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儒家思想的基本要義。

2 儒家思想在當代中國企業文化的價值體現

2.1 強調“以人為本”，重視企業員工的價值

儒家主張“以民為本”，與當代中國企業文化把人置于核心部分的思想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儒家主張“天生萬物，唯人為貴”、“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充分強調人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儒家思想本質特征在于肯定人的價值，而把人作為管理活動的核心，尊重人的地位、價值和尊嚴是企業文化建設的前提條件。當代企業管理中，就是充分肯定管理主體的創造力。作為事物發展的主體，人具有主動能動性，在處理事務和人際關系中能積極體現出“以人為本”理念。

2.2 繼承“誠信為本”，充分樹立企業商業信譽

當代中國企業經營以“誠信為本”，即儒家所說的“求財須有道，不義害自己”。《論語？衛靈公》中講“誠信”：“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遜以出之，信以誠之。”一個企業想做大或者立于長久不敗之地，首先，就是要滿足廣大人民物質文化生活的需要，而不是只以營利為目的。其次，就是要有利于提高整個行業的道德水平，改變社會不良的風氣。最后，就是要“守信”。信，即誠實、講信用，與公眾交往言行一致，守信不移，童叟無欺。以誠為本方能有信用和信譽，誠信使企業得到公眾的認可。講誠信是講究商品質量，貨真價實，不短斤少兩，即企業對顧客應該坦誠，注重企業道德。如果耍手腕，搞欺詐，企業就不可能正常經營下去。

2.3 發揚“以和為貴”，建立企業長期合作關系

儒家思想的基本精神之一就是“以和為貴”。“和”是儒家思想中正確處理人際關系的重要前提，孔子主張：“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論語?學而》）。這是強調以禮為標準的和諧，是一種貴和須息爭，息爭以護和的和諧論。孟子也曾強調“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在當代企業管理中，“和”的精髓和教義已然成為人們爭相追求的精神境界。《中庸》將孔子所主張的執中原則，從“至德”提到“天下之大本”“、天下之達道”的哲理高度。“以和為貴”不僅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而且還成為考察一個人是否有道德標準，使得中國人十分注重和諧局面的實現和保持。做事不走極端，極力維護集體利益，求大同而存小異，成了人們的普遍思維原則。這正反映了管理文化的本質，是企業文化建設所要追求的一個重要目標。

3 儒家思想對當代中國企業文化建設的影響

3.1為當代企業文化提倡“忠于職守、勤奮敬業”提供理論依據

當代企業文化最看重的部分就是員工對企業的高度“忠誠”。這與儒家人本哲學所提倡的“忠”不謀而合。曾子說：“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的基本意思是盡心竭力。當代企業文化建設中強調“盡忠職守”無疑是對儒家思想中“忠”的延伸和升華，傳統人事管理所追求的目標是員工對企業的遵從、服從，而現代企業文化所尋求的是雇員對組織目標的“忠誠”，這無疑是更高層次的要求。

3.2 促進當代企業文化更加強調“以人為本”，突出“人文關懷”

和諧的人際環境是當代企業發展的重要因素，充分肯定人的價值是對公司員工的最大支持和鼓舞。“人文關懷”是當代企業文化建設的重要環節，一個缺乏人文關懷的企業必然走不長遠。尊重人、肯定人在當代企業文化中的價值，是當代企業發展的重要步驟。在儒家文化浸潤中的東亞社會，神靈的支配力量遠不如現實人生哲學的指引，人們更注重的是人與人之間的情感交融及忠信和諧。

參考文獻

[1] 張紹學.以人為本：儒家愛民與現代管理的核心[M].昆明：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1998.

[2] 張今聲，張悅.儒家文化與現代科學管理[J].管理科學，1996，（4）.

[3] 楊芳.儒家核心價值理念及其當代價值[J].學術論壇，2011，（9）.

第3篇：儒家思想的發展史范文

〔關鍵詞〕哲學 古代色彩 審美

中國是一個有著五千年歷史的文明古國，傳統文化源遠流長，影響著一代又一代人。如果哲學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精神內涵，那么色彩就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外在表現，精神內涵影響外在表現，外在表現則折射著精神內涵。特別是色彩，作為一種特殊的文化符號，更體現了在不同歷史時期、不同社會背景下的人文關懷。本文將著重探討中國古代色彩文化中的哲學思想以及二者之間的相互影響。

一、陰陽五行的哲學思想對色彩的影響

1、 陰陽五行哲學思想的起源。陰陽五行學說作為兩千多年來中國歷代封建王朝的主流哲學思想，有其特有的發展過程。陰陽和五行的概念最早出現于《易經》和《尚書》這兩部著作之中，書中具體闡述了什么是陰陽五行以及陰陽五行的作用及意義。總的說來，陰陽五行學說發生于上古三代，發展于春秋戰國，成熟于秦漢時期，最后與儒家思想相結合，被道家思想所吸收，形成了調陰陽、順四時、序五行的社會主流思想并被封建王朝所利用以維護其統治。與陰陽五行相對應的是五色（青赤黃白黑），因此中華文化特有的五色觀也隨之形成。而五色觀一經形成就迅速植根于宮廷和民間，深深地影響了當時人們的審美和色彩觀。五色觀源于五行學說，那么就注定要和地區方位附會在一起。《周禮》有記載：“畫繢之事，雜五色，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玄，地謂之黃”。 因此，在古代的色彩觀中，自然地就將紅、黃、青、白、黑五色定為正色，也叫上色，并分別配以五行為代表，即土黃、金白、木青、火赤、水黑。

2、 五行學說影響下的五色美學。前文提到，在中國古代的色彩文化中五色^占據了主導地位，而五色觀的形成又深受五行學說的影響，和陰陽五行的哲學思想有著密切的聯系。從上古三代萌芽到春秋戰國發展再到秦漢興替確立，五色觀的最終形成標志著古代中國的色彩觀和審美意識已經從原始社會的圖騰崇拜轉變為獨立的審美體系。當時人們不光追求色彩的美艷，并且還用色彩去標明不同的等級制度，創造出獨特的色彩美學。例如五色觀，純度明朗、簡單清晰，對當時的社會秩序進行了簡潔地裝飾和統一，這在當時全世界的色彩發展史上也是相當先進的。在幾千年封建社會宗教禮儀和等級制度相當嚴苛的情況下，色彩作為標明尊卑的一種特殊形式成為君王“明貴賤，辨等級”的工具，以維護其統治階級的利益。

3、五行學說對帝王服飾色彩的影響。既然色彩作為標明尊卑的一種特殊形式成為君王“明貴賤，辨等級”的工具，因此帝王的服飾色彩和臣民的服飾色彩自然會嚴格區分開來，歷史上第一個稱皇帝的是秦朝的秦始皇，秦始皇也是有史可考第一位運用五行學說進行制度設計和執政的帝王。拒《史記》記載：秦始皇統一六國，平定天下，推算出金木水火土五德循環往復、相生相克的原理，而秦朝是接替周王朝統一的國家，周朝是火德，那么秦朝就一定是勝過火德的水德，而與水相對應的顏色是黑色，因此秦朝尚黑。而到了漢朝時期，認為從崇尚水德的秦朝手中接過了天下，因此漢朝就應該是土克水的土德，與土相對應的是黃色，所以漢朝皇帝的服飾從秦朝時的黑色改為了黃色。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政權更迭起伏，社會動蕩不安，國家四分五裂，因此社會的主流色彩也在不斷變化更替，這一時期也是歷史上的服飾色彩大雜燴時期。按照五行相生相克的理論，隋朝滅北周，統一全國，北周為木德，崇尚青色，因此隋朝就是火德，尚赤色；土克火，所以接替隋朝的唐朝為土德，服飾為黃色。五代時期，后梁滅唐，土生金，因此服色為赤色；后唐自認為唐朝正統的繼承者，因此服飾色彩仍為黃色；后晉金德，服飾尚白；后漢水德，服飾尚黑；后周木德，服飾尚青。后周禪讓政權于北宋，木生火，因此北宋為火德，服飾色彩為赤色，南宋只是地域南遷，但還是北宋政權的繼承，服飾色彩依然為赤色。金滅宋，土克火，因此金為土德，服飾色彩為黃色。宋朝以后，北方的游牧民族蒙古族入主中原，建立元朝，而少數民族對原屬中原地區漢族文化的五行思想并不了解，因此，元朝沒有自己固定統一的服飾色彩。明朝洪武三年，禮部官員提出應效法古代應用五行學說制定官服顏色，夏黑、商白、周赤、秦黑、漢赤、唐黃，而明朝繼承于漢唐，以火德王天下，應為赤色，朱元璋對這一說法表示認可。按照五行學說，清朝應為水德，崇尚黑色，但清朝也是由關外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的王朝，對于五行學說也并不買賬，因此，五行相生相克的色彩觀沒能得到滿清帝王的認可，所以，五行學說的色彩觀在官方思想學說上基本上就已經壽終正寢了。

二、儒家思想對色彩文化的影響

1、儒家思想的起源與發展。儒家思想可以說是中國古代最有影響力的思想學派，其思想幾乎貫穿了中國的整個封建社會，但是在儒家思想的發軔之際，特別是先秦時期，儒家思想也只是諸子百家之一，并無主從之分。甚至到了秦朝還遭到了滅頂之災，那就是所謂的“焚書坑儒”，傳至漢朝，儒家思想才算徹底迎來了蓬勃發展的春天，在華夏大地上扎了根，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使儒家思想從此成為了官方經學，直至清末。儒家思想的形成與發展對中華文化的很多方面都有著深厚的影響。

2、儒家思想與中國古代色彩觀。孔夫子作為儒家思想的開山鼻祖，其所處的春秋時代正是周王朝走向衰落，華夏大地四分五裂、禮壞樂崩的時代。因此，為了調和社會矛盾、維護舊的社會制度，孔子提出了“仁”的觀念，即以仁的觀念來對待一切、繼承一切，提倡對君王的“忠恕”和為臣的“中庸之道”，主張德治和仁治，重視倫理道德。因此，儒家的色彩觀也就是“仁”思想的色彩觀。儒家的色彩分類標準則是“禮”的思想，是從“禮”的標準將色彩劃分為不同的等級。例如：青、赤、黃、白、黑就是“上色”，而其他顏色就是“間色”，有高低貴賤之分，這種色彩上的規矩，即使貴為天子，登朝上殿，車馬旗飾也不可混淆顛倒。這一切條條總總，都是儒家思想“敬天事祖，慎終追遠”思想的直接體現。

三、道家思想對色彩文化的影響

1、道家思想的起源與發展。有史可查的道家傳世經典有《黃帝四經》、《雜黃帝》、《伊尹》、《太公》、《辛甲》、《管子》等，可見，道家思想起源于黃帝、神農的上古時代，與儒家思想起源于周文化不同的是，道家學者多出于宋、楚、秦、齊等國，也足見道家思想和夏、商文化有直接關系。至春秋末年，老子《道德經》問世，標志著中國道家思想正式形成。

2、 道家思想與中國古代色彩觀。老子作為道家思想的創始人，在思想和政治主張上都不同于儒家思想，道家思想的中心主題就是天道自然，因此，政治方面主張“無為而治”，倫理方面主張“絕仁棄義”，思想方面則突出強調“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的思想。道家對于藝術的態度則完全和儒家思想相對立，儒家思想充分肯定了禮樂的作用以及文化藝術的社會r值，道家思想卻否定藝術，主張“淡泊無為”。在色彩文化方面，道家思想提出了“無色而五色成焉”的理論，“澹然夫極而眾美從之”，主張無色才是最美之色。但是，道家也有自己所崇尚的顏色，那就是黑色。老子曰：“玄之又玄，眾妙之門，玄即是黑，幽冥之色也”。天色為玄，而“天道”又是道家思想的中心內涵，有產生萬物的功能，天之玄色自然也有派生一切色彩的功能。因此，道家思想認為黑色為上色中的上色，為眾色之首，并選取黑色為道家的代表顏色，所以現如今道家的建筑服飾也多以黑色為主。道家思想獨特的以黑為主的色彩觀直接影響了中國古代的色彩美學，特別是繪畫領域，奠定了黑色在國畫中的地位。對后世色彩文化也有很深影響。

綜上所述，中國古代哲學思想博大精深、包羅萬象，能夠涉及和滲透到包括社會、經濟、文化、藝術等多個領域，其思想為中國古代藝術文化帶來了多元豐富的形式內容。特別是在對色彩的理解和表達上，雖然各種思想對于色彩的理解不同，認識不一，但卻都以傳統文化的形式被保存和延續了下來，穿越各個歷史朝代，經歷上千年，根深蒂固、延綿不息，為中國現代色彩藝術的發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根源與創作依據。

參考文獻：

[1]王海燕.原始裝飾藝術中的生命意識探微[J].裝飾，2003，12（2）：74

[2]鄧莉文.“大象無形”美學觀下的藝術表現[J].裝飾，2003，（8）：61

[3]張雨祺.從陰陽五行哲學思想看中國古代的色彩美學[J].藝術科技，2014，（8）：292

第4篇：儒家思想的發展史范文

關鍵詞：當代管理；儒家哲學思想；啟迪

中圖分類號：B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9-5349（2016）03-0028-03

儒家哲學并不局限于學術研究。相反，它被應用于各行各業、各個領域，發揮極其重要的作用。對于當代企業管理，儒家哲學是極其重要的理論基礎與實踐指導。儒家哲學獨有的特質，使其在經歷了兩千余年風雨后，仍然屹立于東方，占據我國哲學體系的核心地位。這是由于儒家哲學思想適應中國國情，已深埋于中國人的思想道德觀念之中，更適應中國企業的管理模式。

一、儒家哲學思想特質

“儒家哲學以‘仁’為核心，具有豐富的文化內涵，歷經兩千余年的歷史洗禮，仍然對現代中國社會的倫理觀念和道德準則產生深遠的影響。”[1]甚至在現代企業管理中，也深深烙下了儒家思想的烙印。作為一個完整的思想體系――儒家哲學思想具有廣博的文化底蘊，其動態演進、層次分明、多維構建等特質，使之對現代企業管理具有積極的借鑒意義與參考價值。

（一）動態演進

“以時間維度為標準，那么世界上存在的一切事物都是在不斷變化、不斷運動的；以空間維度為標準，則同一個事物上一秒與下秒所處的空間也不盡相同。”[2]儒家哲學思想貫穿歷史兩千余年，歷經戰亂、思想變革無數，其完好保存至今，并對當代社會仍然產生深遠的影響，足以證明其內在的動態性在歷史發展中不斷演進。

眾所周知，儒家思想產生于百家爭鳴的春秋末期，盛行獨尊儒術的兩漢，成熟于文化恢宏的唐宋，變化于西學涌入的明清。在建設和諧社會的今天，又重新得到社會關注與重視。從發展脈絡來窺探其自身特質，無疑是一個動態演進的過程。其兼容并蓄的特質決定了它順應歷史潮流和社會形勢的發展軌跡。在封建社會，以“仁政、仁人、齊禮”等倫理道德思想來為政教清明服務，以“修、齊、治平”的思想來管理、約束個人；如今在經濟社會，又以“內圣外王”“修己安人”“性善論與性惡論”豐富了中國現代企業管理哲學人性化與規范化的內涵。

但縱觀儒家思想的演進史，無論其學說如何形成分支，如何變化，始終如一的就是“仁”的核心思想。這是儒家思想的精髓所在，也是其洗練歷史滄桑，仍然俘獲人心的根源。故儒家管理哲學在保持“仁”的思想核心前提下，不斷融合社會文化與經濟發展趨勢的動態演進特質，是保障其不斷傳承下去的關鍵因素。

（二）層次分明

儒家思想是邏輯性強的哲學體系，“具有跨文化、跨時代、跨層次的特點”[3]。其跨時代性，在動態演進特質中已體現出來。其多層次性則是由儒家思想的價值觀決定的，可從四個層次解讀。

最內層為核心層，即指儒家思想的核心價值觀――仁愛。這是對人類本性的深刻解讀。“仁愛”思想體現了人與人之間、人與社會之間關系的原始狀態，并通過“恭敬禮讓”“寬以待人”“誠信”“敬忠”等理念展現出來。這些理念應用到現代企業管理中仍然奏效。如上下級或同事間提倡“恭敬禮讓”，對待客戶提倡“寬以待人”，企業合作提倡“誠信為本”，員工職業素養提倡“敬忠職守”，等等。

第二層為社會倫理價值觀，關乎人性立足之本，講求“天人合一”和“修己安人”的關系。“天人合一”講求個體與外在環境的統一，對現代企業而言，與社會經濟環境相適應才能使企業維持穩定發展的格局。“修己安人”則強調個體修為提升，通過個人能力影響周邊人和事，在現代企業管理中，具備“修己安人”能力的人才是企業不可或缺的管理者，是鑄就企業核心競爭力的關鍵因素。

第三層為教育倫理價值觀，關乎“以人為本”的教育思想，在儒家思想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它不僅體現了“因材施教”的教育方法，更重要的是體現了培養德才兼備人才的思想觀念。對于現代企業管理來講，人力資源管理是重中之重的環節，有關系到企業發展的命脈，而人才培養的關鍵在于教育。將“以人為本”的教育理念融入企業人才培養中，提高了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在這一方面，日本、香港和臺灣已經走在了前列。

最外層為處世價值觀，強調中庸、和諧、“人無信而不立”等處世哲學思想。誠信可謂企業生存之本，而中庸思想則是企業適應時展、適應社會經濟環境的理念之源，是企業可持續發展的核心。

（三）多維構建

儒家管理哲學具有完善的價值體系，也擁有多維度的建構視野。其涵蓋政治、思想、文化、經濟、教育等多個領域。

在政治方面，儒家學說強調“為政以德”“愛人貴民”“知人善任”和“見利思義”等管理思想，將“人”在管理倫理中的作用視為首要的；在教育方面，強調“安人”“治人”等管理思想，增加了管理者的自我修養意識；在教育方面，強調“仁政”“愛民”“富民”等管理思想，與現代企業管理重視人才發展戰略的觀念如出一轍；在教育方面還提到“修身”與“教化”的觀念，儒家哲學認為“人具有無限可塑性”，只要重視個人主觀能動性的培養，就能夠發揮出無限潛力，在現代企業管理中，“上行下效”“正己正人”等管理理念盛行，也體現了儒家哲學的“e矩”之道；在管理方面，儒家哲學強調“內圣外王”之道，提倡管理者的個人魅力對企業發展的影響、對周邊環境的影響；在行為規范方面，儒家哲學更是細化精化，從個人修為到國家制度執行，都具有詳細的論述，使人各行其道，又具有統一的道德標準。

二、儒家管理哲學與現代企業管理的關系

（一）儒家管理哲學與現代企業管理存在異質關系

首當其沖的是“義利觀”價值取向異質。儒家管理哲學以“內圣外王”之道作為倫理道德基礎；在經營管理方面，“重義輕利”是其基本思想。但在經濟社會時代，企業追求經濟利益最大化是生存的必要目標，故二者對于“義”“利”的偏重擇取存在價值取向差異。其次是“中和”思想與“競爭”意識的沖突。儒家講求“致中和”，追求人要氣質內斂，“知天性”“率性而為”即可；而在企業管理中，人才之間存在競爭關系是無可避免的，這是經濟社會的必然產物，故二者對于人才何以自處、何以生存問題，存在價值觀認同的偏差。第三是“重道輕器”與“真才實干”的沖突。儒家管理哲學注重精神世界的鍛造，強調人的思想意識；而現代經濟社會中，企業可持續發展不能僅依靠精神食糧，需要“真才實干”才能“興邦”，才能使企業維持正常的生產運行，二者在追求“形”與“質”的落腳點上存在差異。第四是“德治”與“法治”的沖突。儒家追求道德修養，以“仁”為思想核心，注重“人治”，提倡倫理道德作為管理工具；而現代企業管理是以制度為核心的，強調“法治”，提倡管理的規范與標準，二者在情與法的取舍上存在差異。

（二）儒家管理哲學與現代企業管理存在同構關系

首先，儒家管理哲學用“禮法”規范人的行為與社會秩序，強調“德法并重”，即“治之經，禮與刑”，儒家哲學不僅用道德來約束人，也用刑罰來懲戒人；而現代企業強調“秩序”，用制度來約束人的行為和企業經營秩序，二者有異曲同工之妙。其次，“誠信”二字使二者的管理理念合歸一處，儒家管理哲學尤為看重人的“誠信”，認為“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君子貴以誠”；那么現代企業管理中也強調“誠信經營”和“信用”，擁有這兩樣法寶，才能使企業達到“有口皆碑”的程度。再次，儒家管理哲學中“仁愛”“推己及人”等思想是人際關系的高級原則，盡管現代企業追求利益最大化，但唯有將客戶利益放在首位，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才能使產品適應大眾需求，使企業獲取可持續發展的動力。第四，團隊協作精神是二者一致注重的思想。儒家思想的“仁愛”“德政”等理念體現了群體價值的重要性，表現在現代企業管理中即為團隊合作意識。第五，儒家管理哲學強調“修齊治平”的人生理想，注重“溫、良、恭、謹、讓”的五德修為，注重勤儉節約，成為我國優秀的文化傳統；在企業管理中，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樹立企業目標等思想，與之如出一轍。

（三）儒家管理哲學與現代企業管理存在互補關系

用辯證唯物主義觀點來分析，任何事物都存在正反兩個方面的可能。儒家管理哲學也不例外，盡管其與現代企業管理存在諸多異質，但異質因素并非一成不變、不能轉化，只要善加運用，補充阻礙企業管理消極因素的不足之處，將其轉化為促進企業管理的因素，從而形成二者的互補關系。

一是在商品經濟社會，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被物化，這是社會物質文明發展的必然階段，也是推進企業發展的必然結果。但物化有關系的結果造成人與人之間關系的淡漠，反而阻礙了企業可持續發展。儒家思想提倡“以人為本”“天人合一”的理念，可有效緩解企業追求經濟利益最大化的傾向，放大人的主體地位，修正人與物的主次關系，維持社會發展的穩定和諧。

二是現代企業進入法制化管理時代，依法辦事固然是維護企業制度的有力武器，但也未免使企業失去了“人情味兒”。雖然法制可以約束人的行為，但維持人類關系的卻是情感。儒家管理哲學強調“禮法”觀念，先“禮”后“法”，先以倫理道德約束人的行為，再以法制規范人的行為，既不逾越法律法規，又使人際關系充滿了“人情味”，有助于企業文化的建立，為企業聚攏人才，統一員工思想，提高企業的核心競爭力。

三是追求利潤最大化是企業生存發展的根本，現代企業運行機制也是圍繞經濟效益建立的，這使得企業在執行既定經營目標時，過于投入，導致重利輕義思想蔓延，不正當競爭手段、歪風邪氣滋長，最終走入企業形象毀壞的困局。儒家哲學則恰恰相反，其“重義輕利”的思想可有效遏制企業對經濟效益的追求腳步，幫助企業在戰略決策、經營管理中平衡“義”與“利”的關系，發揮調節劑的作用。

四是企業追求經濟利益往往使其陷入過度關注自身，忽略整個行業乃至社會經濟環境的境地，容易導致企業走上唯利是圖、損人利己之路，包括屢禁不絕的假冒偽劣現象，都是企業過度關注自身利益的結果。儒家哲學追求“公義勝私欲”的群體利益，漠視個人利益，也存在壓抑個性發展的不足，但與現代企業管理相結合，可平衡企業對個體和整體的關注度，使企業在考慮自身得失的同時，掌握行業趨勢，了解社會經濟環境，為企業之間的合作互利奠定基礎。

五是社會資源越來越少，而企業對資源的需求卻越來越多，導致一些企業鋌而走險，運用不正當競爭手段以謀取暴利。儒家哲學追求中庸思想，即“致中和”觀念。其追求和諧共贏，追求公平競爭的理念，用之現代企業管理，可通過倫理管理提高企業員工素質，強化企業的經營秩序理念，引導企業走上公平競爭之路。

六是企業在生存發展壓力下，在資本積累階段，往往瘋狂掠奪自然資源，即以資源換生存。這種經營理念不僅嚴重破壞了生態環境，也使得企業過度依賴于自然資源，而弱化的經營戰略、營銷策略等核心競爭力，使得企業抵抗市場經營風險的能力逐漸減弱。儒家哲學不僅強調“不違農時”思想，更以“天人合一”作為核心生態倫理思想。這一哲學理念可有效遏制企業對自然資源的過度依賴，提高企業適應自然環境、保護生態環境的意識，同時培養企業的創新能力，保障企業可持續發展。

三、儒家管理哲學的局限與改造

儒家思想是我國傳統文化的主干，是我國哲學發展史的奠基學說。雖然其歷經兩千余年的文化洗禮，仍然歷久彌新，但要融入當代經濟社會，也不能全盤接收，而是以當前國情為基礎，有策略、有側重地繼承、融合和發揚。一方面，根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特色汲取儒家思想精華；另一方面，遏制儒家哲學中的消極思想，完善不足，使之成為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新動力。

其一，粹取精華，完善不足。正如上述分析所言，儒家哲學思想誕生于自然經濟條件下，成長、成熟于封建經濟條件下，對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而言，要以科學發展觀來繼承，而并非照本宣科、機械性地全部運用。用辯證思維來看，儒家哲學思想應一分為二地看待，其積極、進步的一面，固然對企業管理和經濟發展起到推進作用；但其消極、腐化的一面，也對經濟發展形成了桎梏，對企業管理也同樣起到消極作用。故對待儒家管理哲學，應持“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的態度。

其二，設定條件，制度保證。任何思想、制度的運用，都需要相應的制度為保障。對于儒家管理哲學來講，探尋其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進路問題，則需要設定相應的條件。一方面強調社會認同，為儒家管理哲學的推行營造氛圍；另一方面規范社會制度，尤其作為企業來講，嚴格的經營制度是企業可持續發展的保障，要運用儒家管理哲學理念，首先要通過企業制度、社會制度來克服儒家哲學中的消極因素，減少企業管理與發展的阻礙，其次要通過制度來發揚儒家管理哲學中的積極因素，發揚儒家“仁”“信”等哲學理念，使“以人為本”的管理理念與現有企業管理制度合歸一處、充分融合，成為企業長效發展的不竭動力。

總之，儒家管理哲學作為中國傳統哲學思想的主干，以其獨特的價值和內涵，影響中華民族兩千余年。即使在改革開放的今天，在新常態發展環境下，儒家管理哲學仍然憑借其特質，成為中國企業改革、構建社會主義價值觀的思想核心。盡管其在當代企業管理應用中存在一定的思想局限性，其與現代企業管理理念存在異質同構、互補互助的多重關系，但只要做到“去糟取精”，并構建完善的社會制度，即可使其在當代企業管理中大放異彩。

參考文獻：

[1]高悅敏. 儒家文化的核心思想及其現代意義[J]. 合作經濟與科技， 2014（16）：155-156.

第5篇：儒家思想的發展史范文

    論文摘要:作為西漢時期著名的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董仲舒是中國儒學發展史和中國思想史上繼孔子之后又一個里程碑式的人物,是在中國傳統文化發展史上承前啟后,有選擇地借鑒到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不僅有利于中國傳統文化的繼承和發展,而且有利于搞好當前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隨著社會的發展,我們急需在思想文化領域中進行創新,以滿足社會發展對思想文化的需求,提升我國的“文化軟實力”,促進社會加速發展,促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和道德建設穩步推進。但是,思想文化的創新并不是憑空就能實現的,必須有所繼承,才能發展,而悠久燦爛的傳統文化恰是我們思想文化創新不可或缺的重要資源和精神財富。 

    一、關于儒家思想文化研究 

    董仲舒是秦以后的第一位大儒,他繼承先秦儒家傳統的“天”的哲學、“任德不任刑”的德治思想和儒家傳統的倫理思想并對其家里改造,從而形成了適應時展和需要的新儒學。關于仁,董仲舒立足于天人感應論.吸收先秦儒家“仁者愛人”的思想,并作了揚棄和發展,形成了一整套系統而完備的新仁學思想,他賦予“天”以仁的品性,并且要以愛別人為根本法則,否定了只愛自身的思想;關于義,董仲舒對“義”從新的視角作出了新的解釋:從人與我的角度提出了“義以正我”的法則;關于仁義之分,董仲舒認為仁與義的根本區別在于“仁之于人,義之于我”,同時還強詞指出了仁義之分的不容混淆性和意義所在。認為仁義所針對的對象是千萬不能混淆、顛倒的,只有明于仁義之分,才能“反理以正身,據禮以勸福;推恩以廣施,寬制以容眾”,實現封建社會的長治久安;關于義利觀,董仲舒在明于仁義之分的基礎上對義、利關系的闡述,是其仁學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實施其德治思想主張最直接的理論依據。另外,董仲舒吸收了先秦陰陽家及秦漢方士神秘化了的“陰陽五行”學說,提出了“天人感應”說,吸收了法家“三綱”思想及先秦正名學說,提出“大一統”論,吸收了先秦人性論思想,改造孟子、荀子的人性論,提出“性有善質”論及“性三品”說。 

    二、德育思想史研究類 

    董仲舒的德育學說是以“獨尊儒術”為指導思想,以“三綱五常”為其道德教育的核心內容,并且提出必須要建立“教化堤防”,并且提供了“顯德以示民”的方法和“明于天性”的價值激勵法。丁欽波闡述了董仲舒道德教化的核心內容,并且為我們簡述了董仲舒關于德育原則和方法的思想。指出董仲舒德育思想的理論基礎是性三品說,德育的核心內容是“三綱五常”,并且簡要的介紹了德育的方法,如“以仁安人,以義正我”、“明道重志、行道養志”、“必仁且智”等。孫文勝主要從董仲舒“三綱五常”理論中的“五常”即仁、義、禮、智、信這五個方面論述對當代大學生道德建設的啟示作用,并且提供了相關的道德教育方法。游慶國、崔華前指出董仲舒的德育方法刻意分為四個方面,即德育基本方法、德育施教方法、德育受教方法、環境育人法,這樣就從不同的角度更為詳盡的分析了董仲舒的德育方法。 

    三、教育思想史研究 

    董仲舒的教育思想為代表的漢代教育的基本特點,把教育與德政、人性論、天人感應、實踐等結合起來,也論述了董仲舒的教育思想對于先秦儒家教育思想的繼承和發揚,對于封建王朝的發展和鞏固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董仲舒認為教育的最終目的是為了維護統治階級的利益和統治地位,鑒于秦王朝對人民實行“嚴刑峻法”而迅速滅亡的教訓,主張實行“德教”,董仲舒所提倡的教學內容也完全的儒學化了,他主張以“六藝”(《詩》、《書》、《禮記》、《樂》、《易》、《春秋》) 培養人才,這雖然有利于人們思想的統一和儒學的繼承和發展,但同時也禁錮了人們的思想和其他學術的傳播和發展。以為人性是“天”所賦予人的一種先驗素質,這種素質具有向善或惡的兩種可能,教育則就是要通過人為的手段使人向善。董仲舒甚至認為,一個國家的興廢治亂都應取決于禮樂教化,對于教育的社會作用。 

    四、政治思想史研究 

    董仲舒的政治思想是建立在“天人合一”的理論基礎之上的,他的政治理想是“大一統”,大一統包括政治上的大一統和思想上的大一統兩個方面。政治上的大一統,指的是“以人隨君,以君隨天”,把君權至上作為統一的關鍵。思想上的大一統即董仲舒向漢武帝提出的“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是的儒學從顯學而成為官學。書中也簡要闡述了董仲舒的治國方略,但是只是做了一般性的論述,并沒有對其進行深入研究。董仲舒看來,“王者”只有實行“仁政”,“愛利天下”,才是通天道、法天意的表現,也才能得到上天的庇佑,實現統治的長治久安。賴紅衛指出董仲舒為了強化統治者的廉政意識,他對上至最高統治者皇帝下至一般士大夫的重利行為都進行了批評,他說:“使諸有大俸祿,亦皆不得兼小利,與民爭業,乃天理也。”提出“不與民爭利”的廉政思想。董仲舒提倡德治,很重視內在仁義德性的覺醒和培養。任“德教”是對秦王朝“嚴刑峻法”的批判,認為“德治”是天下唯一的“大治之道”。理想政治的實現是通過思想的一統,從而形成—個以皇帝為核心的中央集權制國家,同時還提出了他的民本思想和德政思想。 

    五、倫理思想史研究 

    董仲舒認為天賦予了陰陽五行道德屬性,因此,他把德、刑、愛、樂、嚴、哀等等這些本來是社會現象的政治、法律、道德的屬性硬加到陰陽、五行、四時等自然現象上去,從而把一個至高無上的天描繪成非常神秘的有意志的東西了。同時董仲舒用儒家倫理思想神化君主,將君權神授理論化,從而為漢朝統治的合理性提供論證;以天人關系為根據把三綱五常進一步系統化,把儒家倫理由家族倫常貫穿到政治領域;董仲舒還著力借用陰陽的一切知識來構筑君臣、父子、夫妻的具體行為準則,董仲舒把倫理關系中的貴賤尊卑原則提到了專制的極端,春秋戰國時期倫理觀念中所具有的民主性和平等內容在這里消失了。董仲舒政治倫理思想核心:“大一統”。董仲舒的“大一統”理論以政治一統為核心,以君權至上為關鍵,以文化一統為保證。所謂“君權至上”,董仲舒是在君權天授說的基礎上展開的,其重點:一是神化君權,維護君主在國家中至高無上的地位;二是約束和規范君權,使君主的行為符合統治階級的整體利益,同時董仲舒發展了儒家的倫理思想,提出了“三綱五常”說,使儒家倫理真正發展為政治倫理,并被封建社會統治者所采納。 

    六、思想政治教育史研究 

    人性中有善的質而實際未善,教育的作用就是發展人性,使之成為善人。他的這種教育其實就是相當于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但在書中并沒有涉及到董仲舒進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內容、方法、原則等等與之相關的內容。唐國軍指出董仲舒以“大一統”理論為武器,倡導思想政治、倫理道德的統一,以“三綱五常”的理論體系為儒家思想政治教育的內容,漢武帝采納了“獨尊儒術”的提議,“獨尊儒術”使儒學成為我國兩千多年封建社會的正統思想,成為儒家思想政治教育實踐的開端。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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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丁小萍. 中國古代政治智慧[M]. 杭州: 浙江大學出版社, 2005. 

第6篇：儒家思想的發展史范文

關鍵詞：《文心雕龍》 儒學 人文精神 表達

《文心雕龍》作為古典文學中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文論專著，以儒家思想為核心，主張“原道”精神，強調“文而明道”，以圣人為榜樣，以經典為旨歸，提出“原道”是所有文章的根本立足點。毋庸置疑，《文心雕龍》具有非常重要的文學價值，是中華文學理論史上的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峰，之所以能夠成為千百年來不變的經典，不僅是因為它氣勢恢宏的結構，而且還由于它豐富的人文精神內涵。自西漢以來，儒學成為了主流意識形態，并作為中華傳統文化體系的核心，始終占有文化統治地位，它所形成的豐富人文內涵，成為了華夏民族的靈魂。“仁”是儒學的一大核心思想，也是人文精神的核心因素，強調以人為本，尊重個體價值和人格精神，無疑，《文心雕龍》繼承了這種傳統，并以儒學“原道”精神貫穿全篇，對儒學人文精神進行了充分表達。

一、儒學人文精神的思想內涵

我們知道，“仁”是中華傳統文化的根本內核，可以說，儒家文化實際上就是“人”的文化。儒家思想特別強調以人為本，強調人的價值、人的精神、人的體驗以及道德人格的實現等內容。回顧歷史不難發現，在最早的儒家典籍中便已經出現了“人文”的概念，并已經具備豐富的道德內涵。群經之首的《易經》中記載：“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這里的“人文”就代表社會人倫，“化”表示教化，是道德教化思想的開端，由此可見，一開始的“人文”便是一門“化成天下”的大學問。儒學人文精神在肯定個體價值的過程中不斷豐富，不斷提高人的地位，將人視為“三才”之一，主張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并指出在和自然相處的過程中，要做到“不違天時”，充分發揮人的創造性，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在人際關系方面，儒學強調人的本質，正所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充分體現了以人為本，對人的尊重，這也是儒學人文精神的重要內涵。在個體修養方面，儒家主張要達到“仁”“智”的雙重境界，同時還不能丟失理性。仁義禮智圣是德，屬于天道，仁義禮智是善，屬于人道，上順天，下合地，中適人，最終達“天地人和一”的至高境界。此外，儒家天下為先的精神具有強烈的入世色彩，激發了人們的歷史責任感和時代使命感。個體價值和尊嚴一直是儒家強調的重點，儒學認為人與天地等齊，充分肯定了人的地位，具有鮮明的人本精神。因此儒家在個體人格修養方面主張知行合一，與道家消極遁世思想不同，儒家具有剛健向上的精神，充分激發了人們憂患意識。由上可知，以人為本的傳承和弘揚儒家思想的人文精神，滲透在儒學的方方面面，成為了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二、儒學人文精神在《文心雕龍》中的歷史沿襲

對儒學人文精神的沿襲首先表現在宗儒的傳統上。《文心雕龍》的作者劉勰，以宗儒為創作思想進行構思成書，而全篇又始終以儒家經典為論證依據。劉勰認為儒家圣人所撰的經書是不變的“至道”，不僅“旨遠辭文”，而且是“不刊鴻教”，將儒家經典奉為圭臬。他認為儒家經典揭示了世間最為普遍的道理，是不變的真理，是人文精神的媒介，主張要以儒家經典為后世典范。《文心雕龍?序志》有云：“古來文章，以雕縟成體，豈取騶之群言雕龍也。夫宇宙綿邈，黎獻紛雜，拔萃出類，智術而已。歲月飄忽，性靈不居，騰聲飛實，制作而已。夫人肖貌天地，稟性五才，擬耳目于日月，方聲氣乎風雷，其超出萬物，亦已靈矣。形同草木之脆，名逾金石之堅，是以君子處世，樹德建言，豈好辯哉？不得已也！”這里的古來文章，實際上就是指儒家之經典，劉勰對儒家思想的推崇由此可見一斑。

其次表現在創作出發點上。自東漢末年以降，儒學逐漸勢衰，直至魏晉，玄學成為主流思想，在文學創作上開始以辭藻華麗為美，尤其是齊梁時期，文章庸俗華麗，形式蓋過內容。文學創作過分強調形式之美，完全忽視了內容之麗，劉勰對此表示極大的不滿，并認為這些華而不實的文章，完全不符合儒家文學創作理念，已經背離了文學發展最初軌跡，是齊梁文學的一大詬病。為了扭轉這種文風，劉勰主張文學創作要“振葉以尋根，觀瀾而索源”，借此來矯正這種浮華萎靡的文風，而他所說的“根”、“源”實際上就是儒家典籍。從創作出發點上，我們不難發現儒家憂患意識是劉勰創作的根本思想和指導理念。

三、儒學人文精神在《文心雕龍》中的表達

（一）“原道”精神

以人為本是儒學人文精神的核心思想，而《文心雕龍》中的“原道”精神正是體現了對人的尊重，是對人的生命本體的一種內在觀照。《文心雕龍?原道》作為首篇，全面闡述了作者的文學創作觀念：文原于道。這里的原就是本，而道便是自然之道。“文之為德也大矣，與天地并生者……此蓋道之文也。仰觀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兩儀既生矣。惟人參之，性靈所鐘，是謂三才……自然之道也……夫豈外飾，蓋自然耳……夫以無識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其無文歟？”不難看出，作者所闡述的思想與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完全溫和，并突出了儒家“自然為文之本”的人文精神特征，這種創作理念同儒家的“原道”精神和文以載道的文學創作理念有著本質的相通之處。在談到人文的發展史時，劉勰充分肯定了孔子在文化集成方面的重大貢獻，并指出《六經》的根源便是道，圣人遵循自然之道來進行文學創作，而文學創作又揭示和闡明了自然之道，進而賦予了圣人之文以“鼓天下之動”的功能。而要想“鼓天下之動”，就必須具有真和善的內容，換句話說，文章要充分體現儒家的道德倫理思想，能夠對社會起到道德風化和倫理教化的作用。

四、樹德建言的人文精神

劉勰將傳統文人所追求的“立德”、“立功”和“立言”的“三不朽”和樹德建言的儒學人文精神融為一體。在《文心雕龍?序志》中，劉勰明確指出創作該書的目的就是為了能夠流芳百世。“夫人肖貌天地，稟性五才，擬耳目于日月，方聲氣乎風雷，其超出萬物，亦已靈矣。形同草木之脆，名逾金石之堅，是以君子處世，樹德建言，豈好辯哉？不得已也！”又說“而去圣久遠，文體解散，辭人愛奇，言貴浮詭，飾羽尚畫，文繡，離本彌甚，將遂訛濫。蓋周書論辭，貴乎體要；尼父陳訓，惡乎異端；辭訓之異，宜體于要。于是搦筆和墨，乃始論文。”只有儒家經典才有助于道德教化，這充分體現了儒學人文精神。此外，在《文心雕龍?諸子》中有云：大夫處世，懷寶挺秀；辨雕萬物，智周宇宙。立德何隱，含道必授。條流殊述，若有區圃。傳統文人所追求的三不朽，一是要建立品德，二是要建功立業，三是要著書立說。劉勰感嘆人生如草木，匆匆而過，所以樹德建言，實乃“不得已也”。這也充分體現了儒家的憂患意識的人文精神，所以，在有生之年要著書立說，建立功德，以便能夠流芳百世，這無疑具有深厚的人文情懷。

五、剛健中正的人文精神

風骨是一種文學風格和詩學境界，這種精神主要來源于儒家剛健中正的人格精神。儒家強調以人為本，以儒學觀點來講，剛健中正才是真正的人格，是最為寶貴的一種人格品質。子曰：“歲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人應該具有像松柏一樣不畏嚴寒的堅毅品格和高尚品質。《文心雕龍?風骨》篇對“風骨”進行了全面探討和闡述，而這無疑深受儒學剛健中正的人文精神影響。從《文心雕龍》開始，風骨一詞正式成為一個詩學概念，劉勰在開篇伊始便肯定了風骨對文學創作的重要性，并將其視為文章的生命之源。而風骨精神強調的“剛健有力”恰好符合儒學剛健中正的人文精神，可以說，“風骨”精神離不開傳統文人對高尚情操、正直不阿的人格追求。

六、結語

《文心雕龍》所表達的人文精神是對儒學人文精神的一種傳承，作者劉勰的創作理念和價值訴求都充分體現了對儒學人文精神的歷史沿襲。“仁”是儒學的一大核心思想，也是人文精神的核心因素，強調以人為本，尊重個體價值和人格精神，無疑，《文心雕龍》繼承了這種傳統，并以儒學“原道”精神貫穿全篇，對儒學人文精神進行了充分表達。作者以《文心雕龍》為儒學人文精神的傳承媒介，以自身的人格品質為依托，以原道精神為支撐，主張立足于儒家經典來激活文學生命力，彰顯剛健中正的人文精神，進而探究文學之道，喚醒人們的憂患意識和精神人格。

《文心雕龍》是中國傳統文學理論史上的一座豐碑，是第一部體系完善的文學理論著述，是一座難以跨越的理論巔峰，千百年來，對它的研究從未中斷過。毋庸置疑，儒學人文精神是其思想核心和整體綱領，“宗儒”、“原道”是其創作的根本立足點，儒學人文精神具有深層潤澤的重要作用，并形成了《文心雕龍》深厚的人文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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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龔賢.論《文心雕龍》的雅俗觀[J].東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05）.

第7篇：儒家思想的發展史范文

關鍵詞：中國法律 中國社會 禮

儒家與法家都以維持社會秩序為目的，其分別只是在于他們對于社會秩序的看法和達到這種理想的方法。在第六章里，作者闡述了儒家思想和法家的異同以及二者在后來的合流過程與原因。

儒家思想的主要特征是“別”，即別親疏貴賤。儒家根本否認社會是整齊劃一的，認為人有智愚賢不肖之分，社會應該有分工，應該有貴賤上下的分野。“賤事貴，不肖事賢，是天下之通義。”一切享受與社會地位成正比例也是天經地義的。貴賤上下的分野，是基于社會上每一個人的才能情性的，可以說是以社會優異或社會成功為條件的社會選擇。此外，還有一種分異則是存在于親屬關系中，一輩份、年齡、親等、性別等條件為基礎所形成的親疏、尊卑、長幼的分野。貴賤上下決定每一個人的在社會上的地位和行為；親疏、尊卑、長幼則決定每一個人的在家族以內的地位和行為。卑事尊，幼事長，二者之間形成優越與從屬的關系，生活方式互不相同，彼此間之權利義務關系也不一致。然而如何是貴賤、尊卑、長幼各有其特殊的行為規范自是最切要的實際問題。禮便是維持這種社會差異的工具，禮本身并不是目的，只是用以達到“有別”的手段。禮因人而異，而合乎禮與否，斷不能離開行為人的社會地位而言。禮既能節制人欲，杜絕爭亂，又能使貴賤、尊卑、長幼、親疏有別，完成倫常的理想，建立儒家理想的社會秩序，而達到儒家心目中的理想社會。所以，儒家極端重視禮，欲以禮為治世的工具。

法家卻認為一切的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不阿貴，繩不繞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辭，勇者弗敢爭，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 法律的重要更重于社會差異之存在，法律如為這些因素所影響，則應堅決摒棄。法家認為國家之所以治，在于賞罰公平，為此，必須有統一的法律，賞罰的標準應是同一的。儒家主親親，以之為人之本；法家的努力卻在于去私任公，親親愛私恰與明法的精神背道而馳，自然為法家所不容。

因此禮治法治只是儒法兩家為了達到其不同的理想社會秩序所用的不同工具。儒家用道德的方式而達到禮治的目的。即便是人民偶有違犯，儒家也不主張以法律來制裁。儒家否認法律有救敗之功。法律既不能勸善禁惡于前，習俗已經薄惡之后，想以法律來補救，只是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更無益處。而且人民有過失，罪不在民，還是因教化未施，或施而未徹的緣故。法家則完全與儒家立于相反的立場，否認社會可以借助德化的力量來維護，更不相信一兩個人的力量足以轉移社會風氣，決定國家的治亂。根本反對有人治無法治，人存政存，人亡政亡的辦法。法家所需要的是必然之治，使社會長治久安，而不是這種渺茫不可期，時治時而亂的辦法。自然而然，法家主張以重刑治國，認為言行重罰有“以刑去刑”的功能。

儒家以禮為維持社會秩序之行為規范，法家以法律為維持社會秩序的行為規范，儒家以德教為維持禮的力量，法家以法律制裁為推行法律之力量，儒法之對抗，禮治、德治、法治之看似不兩立，但并非沒有調和的可能。

第8篇：儒家思想的發展史范文

歐陽教授認為“先秦儒家政治哲學的最大特點和基點是在‘正心誠意’基礎之上的‘修身’，而儒家政治哲學理論正是在這樣一個原點上從各個層面釋放出了令人敬仰的閃光思想”。（參見第6頁）通覽全書，我們發現他對出土簡帛思想文獻的分析正是貫穿這一觀點。與此相應，作者在《引言》中指出，全書主要從八個方面闡述了出土簡帛的政治哲學思想，包括“修身”理論所包涵的平等思想及“一陰一陽之謂道”與孝道、婦女觀的聯系等八個方面。這也就是說，歐陽教授的大作緊緊扣住先秦儒家政治哲學發展的內在線索，對從國家政治的合法性到政治哲學的宗教屬性，從美政到美俗，從人的本質到政治的本質，從國家權力的界限性到人之所以為人的本質，從政治理想追求到政治理論的建構等多方面的問題作了比較全面的闡述。除此之外，我們認為該書有以下五個特點，值得讀者注意：

第一、作者始終致力于打通新近出土簡帛文獻與傳世文獻，力求找到相互印證的若干環節，并努力揭示出先秦儒家一以貫之而又不斷發展的政治思想的系統。作者在闡發相關簡帛文獻的政治哲學思想及與之相關的其他思想內容和探討相關政治哲學問題時。一般都會通過簡帛文獻與傳世文獻之間的相互參證、比照，探求二者在思想內容上的共通一致性。力求打通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找到先秦儒家政治哲學的思想系統。如作者在第一章第二節中討論《容成氏》的思想傾向時，就通過《容成氏》與《尚書》、《論語》、《孟子》等傳世文本的相互比照，從文本的風格、文章的結構及思想內涵等方面揭示出其與這些儒家文獻的內在一致性，從而就文獻內在的思想性質指出，《容成氏》從原始儒家的思想體系中吸取了豐富的思想資源，與儒家的政治哲學具有深刻的聯系。而作者在第二章第二節中探討《三德》中的儒學思想時，也是通過比較《三德》與《黃帝書》的差異性，并致力于發掘《三德》與《尚書》中思想的內在一致性，從而揭示出《三德》的儒家思想傾向。諸如此類，在該書的許多章節中都有體現。

第二、作者闡發郭店簡與上博簡中的政治哲學思想，往往將其置于先秦儒學發展史甚至整個先秦學術史當中來加以考察和把握。立足于一個思想史、學術史的發展脈絡去解讀文本、討論問題和闡發思想。如作者在第六章第三節“從‘反古復始’到‘反善復始”’中，就是從先秦儒學發展的內在邏輯人手，依據中國哲學史發展的規律，來探究《性自命出》中“反善復始”觀念的內涵和價值。作者指出，“從‘反古復始’到‘反善復始’，雖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是，它卻代表了儒學發展的兩個時代”。（參見第321頁）而“‘反善復始’的‘善’字，完全扭轉了這種以宗法祭祀為內核的理論導向，而走向了人的內心德性，它的側重點在于德性的內在超升，是人自我最原初本體的體認”。（參見第322頁）并且作者還指出。“‘反善復始’的首要貢獻就在于它給予人自身以豐富的內涵和主體性的地位”。（參見第322頁）從而認識到“反善復始”的觀念原來是對“反古復始”思想的繼承和發展。如此將《性自命出》中的“反善復始”觀念置于先秦儒學發展的脈絡中加以考察，從而比較準確地把握住了“反善復始”的內涵及其價值。另如該書第四章之第二節與第四節、第五章之第四節、第六章之第二節和第七章之第五節等的內容皆可體現出作者重視從整個學術史、思想史和哲學史的發展脈絡中來把握和評定文本及其思想的特點。

第三、該書在寫作方法論上，廣泛地運用了比較研究的方法。作者將比較研究的方法不僅運用于傳世文獻之間，且運用于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之間以及出土文獻之間。往往通過比較以探明不同文本思想之特質及其思想之間的關聯性。作者不僅注重考察不同文本思想內容上的差異性，且致力于發掘其思想之共通性，尤其注重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之間的相互參照、印證，著力于整合先秦學術思想，揭示出先秦儒學發展的脈絡以及先秦儒家思想一以貫之而又不斷發展的系統。如作者在第三章第二節中就直接運用比較研究的方法，探討《禮記·緇衣》與郭店簡《緇衣》思想之異同。通過分析作者得出結論，認為二者在文章結構、文字表述和思想內容等方面都存在較大差異，并指出“從郭店簡《緇衣》到《禮記·緇衣》的變化，正體現了先秦儒學在血脈上的走向，更反映了先秦時期儒學與初漢時期儒學的重大差距”。（參見第138頁）又如作者在第四章第一節中合論《性自命出》、《成之聞之》、《六德》、《尊德性》的思想時，則通過比較發現這四篇簡文形制相同、字體相近且內容相關，推斷出這四篇文字的學術視野以及所面臨和探討的問題也是相同的。于是作者打破它們各個獨立的篇章的局限，把它們在思想上整合起來，揭示出這四篇文章共同的思想主題：“使民相親”，即建立人與人之間的和睦關系，打造誠信社會。從而較好地把握住了這一組文章共有的思想內涵。比較研究的方法在該書諸多章節中大量運用，又如第五章第四節和第五節、第六章第二節和第三節的內容皆可顯出此寫作特點。

第四、作者往往將文本及思想觀念置于時代背景、歷史環境和社會條件中加以具體地歷史地考察，力求客觀、準確地把握相關文本的思想內涵和評定其思想的優缺利弊得失。如作者在第一章第一節論禪讓制的興起與衰亡當中，對禪讓制興衰之緣由的分析，便是置于當時的歷史環境和社會條件中加以進行的。作者依據王夫子歷史哲學中有關“理”、“勢”關系的論說，并結合當時的社會歷史環境來探究禪讓制之所以興衰的原因。他指出，“晚年孔子及七十子的某些人物在春秋戰國各國諸侯巧取豪奪的硝煙戰火之中已經看到了各國政治權力父傳子受模式的嚴重危害，所以就極富針對性地提出了禪讓制的政治理想。禪讓制所提出的政治哲學理念確實是對當時政權更替形式的一種特殊的批判”，（參見第27頁）“也就是直接面對中國先秦諸侯國‘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的現實所開出的救世良方”。（參見第15頁）而同時作者又指出，“但在源遠流長、底蘊深厚的宗法血親制面前，禪讓制的興起，簡直是以卵擊石”，（參見第28頁）設身處地于春秋戰國時期的紛亂局面，“禪讓制”完全沒有現實的土壤可以落到生活實處，最終只成為高玄的政治理想而存在。另如該書第一章第四節對先秦儒家的君權合法性的論證、第二章第三節討論孔子的宗教思想、第二章第四節探討《仲弓》的思想史意義、第七章第五節從《司馬法》、《曹沫之陣》到《孟子》的發展看孟子戰爭思想的得失和該章第六節論述《孟子》的戰爭思想等都尤為注重具體地歷史地分析文本和思想并評定其價值與不足。

第五、作者在討論簡帛中的儒家政治哲學時，具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十分注重先秦原始儒家政治哲學的當代價值，即對現代政治理論建設的指導和借鑒意義。作者在該書《引言》中即指出：“先秦原始儒家政治理論由于是從中華民族原始母體中流淌出來的政治智慧，具有任何一種現代西方政治理論并不具備的肥沃土壤，因此，只要我們善于吸取千百年來的儒學發展過程中取得的各種失敗的教訓和成功的經驗，努力根據我們的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以及國民性和民族性，創造出一種既不失原始儒家政治理論的精神，又廣泛吸納世界各國政治理論的精髓，博采眾長，融會貫通，建立一套現代化、新時代的儒家政治理論體系并不是沒有可能的事情。”（參見第4頁）他尤其希望儒家政治理論既不喪失先秦原始儒家政治哲學自身的根本精神，而又能夠海納百川。廣泛吸納世界上各種先進的理論以豐富完善自身，從而有效實現現代性的轉變。具體而言，如其在該書第一章中探討禪讓制，其用意便在于通過對禪讓制的思想發掘，一探先秦儒家政治哲學的最高境界，進而尋求中國先哲們在政治哲學上的理想追求以及這種理想追求對當代中國政治哲學理論建設的借鑒意義。又如作者在第一章第四節中關于先秦儒家君權合法性的論證、分析亦頗為注重現實效應。而同樣在其他各個方面，作者都是帶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去探究問題和闡發思想的。從先秦原始儒家的政治哲學思想到當代政治理論的建構，作者著書立說之出發點即為當代政治理論建設的現實服務。

第9篇：儒家思想的發展史范文

關鍵詞：傳統文化；繼承；發展；管理思想；借鑒；凝聚力

五千年中華文明，我國古代的勞動人民創造了豐富多彩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傳統文化作為最為寶貴的財富，經過長期的積淀，深深扎根在中國這塊廣袤的大地上，它深深地影響了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社會生活中的各個方面。

一、繼承中國傳統文化是提高國民素質的需要

中國傳統文化有著多方面的豐富內涵，它的優良部分，是人類寶貴的精神財富，并且是一切新的更高的文明的再生源之一。中國傳統文化的豐富內涵，主要體現在這樣幾方面：自強不息的奮斗精神；知行合一觀，重視人的精神生活；有愛國主義精神，愛國主義；追求真理；團結互助。把傳統文化與現代化對立起來，傳統文化并非一潭死水，而是一個動態系統。人類在自己的社會實踐中創造傳統文化，并在實踐中革新與豐富傳統。對傳統文化決不能采取一概否定的態度，而必須實事求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在實踐中加以檢驗，清除那些過時的東西。從民族文化與世界文明的辯證關系看。世界文明并非是某一個國家民族作用的結果，而是全世界人民共同創造的。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曾經給世界文明以重大貢獻。當代西方許多的中國古代文化熱，也表明中國傳統文化至今仍在發揮作用。

繼承中國傳統文化，進行愛國主義教育，有利于增強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愛國，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極為重要的主題。中國古人提出的“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國而忘家，公而忘私”，以及人們所熟知的“岳母刺字”等民間傳說，都是在倡導一種為國家、為群體獻身的精神。因此，素質教育中滲透中國傳統文化，將會激發愛國熱情，增強愛國情感。

傳統文化在現實生活的繼承與發展，上下五千年來，我們的傳統文化歷經了多少次浩劫與磨難，但卻薪火相傳永不滅，這就表明了傳統文化也有其普遍的意義。對任何一個民族來說，傳統文化不是可有可無的，現代生活不可能建立在虛無之上。否定傳統文化也就等于否定歷史，人為地把自己的根割斷。傳統文化作為一種精神力量，是精神支柱，精神上無所依托是可怕的。

英國文化學家懷特認為，文化是一個連續的統一體，文化發展的每個階段都產生于更早的文化環境。可以說，一個國家的發展史，就是一部文化史。民族精神也是傳統文化孕育的果實。否定傳統文化，就必然抹殺了民族精神。馬克思指出：“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繼承下來的條件下創造。”要發展，就是要對傳統文化進行重新地闡釋，賦予新的內涵，使其擺脫傳統文化的弊端，更加適應現實生活。

二、中國傳統文化對于現實生活的意義

第一，心力與民族精神。中國傳統文化之所以能夠薪火相傳，之所以能成為四大文明古國中唯一的遺留，其包容性不可小視。這種包容性是超越時空界限、超越民族的。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兼有“大一統”精神的民族精神，構成了中華民族特有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形成了民族認同感。傳統文化有這樣的力量，用一只無形的手，將人們聯系起來，形成一股合力，將民族的感情化成一個牢固的整體。

第二，傳統文化是一種發展動力。中國傳統文化以儒家文化為核心，兩千多年來，盡管后期逐漸成為束縛思想的工具，但其也曾經為我國經濟、政治和科技的發達、發展做出過重大的貢獻。

愛國主義與忠：社會成員愿意為了國家利益、集體利益而犧牲個人利益，這有利于國家的發展。不過，需要注意的是，不提倡愚忠。家庭與孝：家庭式社會組成的最基礎部分，而且家庭是社會的雛形，在進行家庭教育的過程中，對社會精神、文化活動中起到一定的傳承作用。自我奮斗：《易經》：“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這種自我的奮斗意識以及自強不息的精神，有利于激勵個人創業、創造、突破、創新，也有利于激勵整個社會發展。

第三，人格的塑造與價值觀的形成。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是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而不是道家。儒家提倡的入世精神，面對社會的不公，選擇的是憤世。而不是道家，提倡出世精神，選的是棄世。這種積極入世的精神，有利于書里更加積極的生活觀念。

中國文化向來關注的是現實人生。不會像西方那樣，認為自己有原罪，認為自己這輩子是來贖罪的，是為了下輩子能在天堂過上好的生活。我們最多考慮的這輩子的事情。傳統文化的所思所想、所做所為都與社會現實和社會實踐有著密切聯系。在這一種文化的熏陶下，中國人形成了十分務實的精神以及生活態度。

第四，品德、道德理念和天人合一。《易經》：“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傳統的道德從孝悌引發出來的社會倫理關系仍在發生極大作用。天人合一，這是一種對于生態理論、協調人與自然關系的重要理論。這種理論化解了傳統觀念中人與自然對立的思想，努力促成了人與自然和諧一致的思想。這才有了七十五位諾貝爾獎獲得者在巴黎發表聲明：如果人類要在21世紀生存下去，必須回頭到2500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

三、中國傳統文化管理思想的借鑒

中國傳統文化之所以能夠綿延五千年而不絕，是由其自身適應所處的社會環境和其所具備的時代特點決定的。是既恬靜、和平又積極進取的文化，而包容、承順則成了此種文化的核心特征。也正因為中華文化能夠承順前代、包容外來，所以她才能夠綿延五千年而不衰。在這五千年的文化長河中，傳統文化管理思想總結為：其一是宏觀管理的治國學，所謂的治國學就是探討治國方略；另一類是治生學，就是探討人生哲理、修身養性的思想。中國傳統文化中認為，一個人要想成家立業乃至治國平天下，沒有好的修養是辦不到的，下面從儒、道、佛、兵、法學管理思想借鑒角度加以分析：

第一，儒家管理思想的借鑒。中國文化建立在人與人的協調關系上，持之以恒地進行著一個“禮運大同”的運作，從而構造一個理想的“大同世界”的社會環境。其思想盤根錯節，追本溯源，則與儒道釋有關。

儒家思想蘊育于“仁愛”。“仁者”不能獨善其身，必須兼濟天下，要為天地立心，為民立命。兼善則必須泛愛，“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這老安少懷的志愿正表現了“仁者”的胸懷。

儒家認為，社會為個人的集合體，有群體的存在方有個體的活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故修己與愛人成為經世哲學。儒家言愛，由親而疏，由小而大，由近而遠，適合人性而又富有人情味。“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簡言之，儒家思想側重倫理道德，目的在于建立人與人的協調關系。

儒家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孔子和孟子是儒家主要代表人物。儒家管理思想的核心是“仁”。論語中講“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為大”，體現在管理思想上便形成以人為中心的基本精神，其本質是“治人”儒家思想把生產管理的主體――人，推到管理的前沿，符合現代管理思想以人為本的要點。

第二，道家管理思想的借鑒。道家思想其最終目的在于尋“道”，是一種玄默深藏心企自然的哲學。何謂“道”，即自然之本源。應用于世，則主張崇尚自然，天人合一，知行合一，真善一體。這種涵蓋天地，兼容并包，強調有機整體的運思方式，目的在于建立人與自然的協調關系。

道家的創始人是老子。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春秋時楚國人。他曾做過周朝的守藏室的史官，職位低微，但卻能看到周朝收藏的許多文獻，這對老子思想的形成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老子的唯一著作是《道德經》，也稱《老子》，只有5000多字，但言簡意賅、觀點明確、論證嚴謹。在中國哲學史上，老子第一個把道作為哲學的最高范疇。老子哲學中的管理思想博大精深，涉及管理原則、管理環境、管理策略和管理者自身修養等多個方面，其中“無為而治”是老子管理思想的核心。

第三，佛家管理思想。佛家的思想主張清心寡欲，見性成佛，與心的覺悟來認識宇宙與人生的究竟，目的在于建立人與精神的協調關系。儒、道、佛三種思想涇渭分明，但從實際看來，又都是以人為本，關愛生命，讓人的價值，讓人的生命得到一種升華，實難絕對劃分清楚。三教合流，互不排斥，這也是形成中國文化提倡百家爭鳴，兼收并蓄，不拘一格的開放特性，因有王道文化之稱。不可否認，以上這些思想至今仍葆有生命力而具有現實的意義。特別是與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其積極因素仍然風采依然，不失為萬世師表。

第四，兵家管理思想的借鑒。兵家文化在中國起源于春秋時代，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形成與發展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主要代表作是《孫子兵法》。該著作是我國春秋時期杰出的軍事家孫武所著。孫武是春秋末期齊國人，古代第一個形成戰略思想的偉大人物。后被吳王闔閭拜為上將，率軍伐楚，大獲全勝。《孫子兵法》在軍事上的貢獻世界各國是公認的，可與二千二百年后德國著名軍事家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相媲美。軍事離不開管理，管理又可從軍事中借鑒寶貴的經驗。

第五，法家管理思想的借鑒。我國的法治思想起源于先秦法家，后經演變形成體系。法家堅持以法為中心，主張法治，反對人治，主張“尚法不尚賢”，認為管理成功與否關鍵在于是否有健全的法規制度作為保障。韓非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是戰國末年韓國的貴族，著有《韓非子》一書，現存五十五篇。韓非總結前代法家思想實踐，提出了完整的君主專制中央集權的政治管理理論，對于現實管理也有非常重大的借鑒意義。

四、中國傳統文化在現實生活中的適應性和凝聚力

第一，“有機整體”的思維方式形成了“大一統”的政治思想。中國傳統文化產生的多樣性、包容性決定了他的廣泛適應性和同化能力。在長期的封建社會里，仕以“平天下”為己任，民以“天下太平，四海歸一，安居樂業”為思想境界。它包容了現實主義、理性主義思想，以“仁”為核心的民本主義思想，重人輕天、以人為本的思想，德治主義思想，愛國主義思想，積極救世思想，以及“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精神等等。不可否認，“大一統”思想，以全局為重，維護整體利益，這對構筑中華各民族的大團結，對穩定國家的統一，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第二，傳統的道德觀念，抑制和減少了人與人之間的矛盾沖突，穩定了社會秩序。中國傳統道德文化有一個共同的基調：“崇高的道德生活比物質生活更為重要，道德的價值高于一切。人生一世，首先要做一個正派的人，有道德修養的人。”強調重義輕利的風尚，不以貧賤為恥的精神，言行一致的作風，修己以安百姓的品質，使中華民族一直保持著良好的道德的風尚，成為舉世聞名的禮儀之邦，功不可沒。

第三，人際關系的“群體意識”，具有很強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傳統文化渴望建立和諧美滿的人際關系，它對人際關系的和諧，群體力量的發揮，民族文化心理的融合，無疑具有積極的作用。

第四，傳統文化是一種巨大的精神力量。傳統文化作為一種社會精神形態，是一定社會存在的反映，這種傳統文化是一種巨大的精神力量，它對社會長期發生作用，現代經濟的發展，一方面將對人們現有的文化觀念進行檢驗，新的取舍，另一方面，促使人們必須努力學習一切先進的東西，不斷提高自己的精神素質，才能適應形勢發展需要，這就是市場經濟對傳統文化走向現代化的根本決定作用，它是建全社會主義法治的需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法制意味著合法性、權威性、公正性。這些都是現代文明與現代文化的體現，而中國傳統文化在這方面卻有很大的缺陷。中國傳統文化在法制思想上強調實行人治。市場經濟是效益經濟，市場經濟要求對中國傳統文化那種“君子謀道不謀食”把“義”與“利”對立起來的舊的價值觀的否定，從而增強人們的務實精神與進取精神。實際上，人們的實踐活動，是離不開利益原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