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宏觀經濟的問題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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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關于宏觀經濟的問題范文

關鍵詞：經濟全球化；宏觀經濟管理理念；繼承與發展

經濟全球化指的是隨著技術的飛速發展，引起了社會分工在世界范圍內的發展，正是通過這種分工與協作實現了國家經濟發展快速化要求。宏觀經濟作為國家整體經濟的體現，不可避免會受到全球化的影響，如何堅守適合本國國情的宏觀經濟管理理念是每一個國家在經濟全球化形勢下所需要深刻研究的內容。

1、經濟全球化對我國宏觀經濟管理的影響

參與經濟全球化，以政府為主體的宏觀經濟管理必然會受到巨大的影響，宏觀經濟的運行有著自己的準則，總體上看去，全球化對我國宏觀經濟管理理念的影響有三大方面。

（1）影響我國經濟主權問題決策

作為發展中國家，發展的含義即指技術與生產力目前都還屬于較低水平，因此在參與全球化合作時，我國必然會處于產品鏈的最低端，受到發達國家經濟的制約。

（2）對管理規則的影響

加入WTO后，意味著我國在經濟領域實行全方位、全行業的對外開放，從宏觀經濟管理理念方面來看，這預示著我國之前的宏觀經濟管理模式與管理理念都將重新洗牌，為了適應WTO環境下的經濟政策，我們的宏觀經濟管理理念必須得按照國際化的經濟標準來制定，同時還需要為國際間的經濟接軌而作出適當的政策貢獻。是對過去封閉經濟管理理念的全盤拋棄還是審時度勢，將其中有價值的證明成功的管理理念進行保留繼承，需要通盤考慮。而一旦繼承之后，我們又要面臨如何將這些理念進行發展的問題。必竟任何理念與模式在社會發展的趨勢下都會顯得過時，因此這方面的影響不容小視。

（3）影響我國經濟運行的穩定性

經濟全球化是在世界各方力量處于相互制約、向均衡化發展，從而最終使世界經濟格局處于相對緩和，眾多國家參與進來，但各國又將注意力集中于本國在生產技術方面所取得的巨大進步、促使社會分工在世界范圍內越來越細。國與國之間的經濟聯系越發地緊密，那么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獨善其身，一旦某一個國家的經濟出現混亂，其它國家也勢發受到影響，當這種影響全面曼延開來時，就會造成整體局面的失控，從而影響了各國的經濟秩序。當穩定性受到影響時，宏觀經濟的管理就會變得俞發地困難，也俞發地重要。要想抑止衰退的擴大化，那么就必須經濟職能部門采取有效地宏觀經濟政策來調節本國的宏觀經濟，從局部改善，進而改善整體世界的宏觀經濟局面。

2、 全球化背景下，發展宏觀經濟管理理念

（1）宏觀經濟管理的轉型

歷史上，我國宏觀經濟管理已經歷經了兩個主要階段與一次轉型，目前正在面臨著第二次大的轉型，加入WTO意味著我國宏觀經濟管理的客體又將迎來一次實質性的變化，這必然要求我國的宏觀經濟管理進行第二次轉型。宏觀經濟管理的模式的轉型將會是這次轉型的主體內容，舍棄掉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管理理念，取而代之的是以市場調節為主，國家宏觀政策有力引導為輔的新型經濟管理模式。

（2）宏觀經濟管理手段創新

宏觀經濟管理手段是政府進行宏觀經濟管理時所采用的有助于實現宏觀經濟管理目標的一切手段。經濟全球化的加劇，促使國家政府必須創造出適應新經濟環境下的管理手段。其中包括軟件方法，如經濟方法、行政方法、法律方法同時也涵蓋了各種硬件，如不同的傳媒與網絡。利用信息化的高速飛展，政府已在著手建設數字信息化管理手段，即所謂的地進行電子化政府建設。中國政府的龐大，管理起來必然有著非常大的難度，但是通過建設電子化政府網絡，實現了垂直化的管理反應速度，對于國家的經濟層面進行統籌，任何地方的經濟信息可以上網查詢，而一個經濟行政命令的下達后產生的效果，都可以盡快了解到。實行現代化與網絡化的經濟管理模式，政府構建了覆蓋全國的“政府網”體系，這正是新經濟形勢下，政府將經濟管理模式進行創新發展，及時應對新環境下宏觀經濟有可能面臨的來自世界和國內的挑戰，提高自身的免疫能力。

（3）求發展應對突發事件

所謂的突發事件，對于宏觀經濟管理而言，實際就是發生之前并沒有太多的前兆，而對于經濟活動越來越頻繁的世界經濟體來說，突發事件似乎都是合情合理的。隨著經濟的發展越迅速，突發事件來之迅猛，影響巨大，比如之前的美國信貸危機，雖然開始僅限于美國，但不久就曼延至世界絕大多數國家。我國作為美國最大的貿易伙伴，在美國出現次貸危機之后，也不能獨善其身，美國經濟一下滑，我國的制造業受到重挫，最終問題都會反映到宏觀層面而來。那么如何應對這種形勢下的經濟突發事件，是我國對宏觀經濟進行良性管理不可逃避的問題。面對這場危機，我國集所有力量，通過4萬億的建設資金來救市，而后各個職能部門在統籌規劃下進行充分配合，這就是一種應對突發事件的能力及機制的培養。我國參與經濟全球化，必須要時刻要作好應對措施，也就在制定相關制度，調節我國經濟社會的運行，面對突發事件，常用的宏觀經濟管理政策一定程度上會有過時的可能性，那么根據新經濟體系來發展這些管理政策符合了時代的要求。比如存款準備金率、貸款利率、存儲基本利率，這些措施一般是遇到經濟事件時，國家常采用的一般經濟調控手段，但是現在的突發事件所帶來的影響比以往都要大，因此如何在這些固有手段內容上再繼續發展，將它們的內容涵蓋的范圍更加廣，解決的矛盾更加徹底，是當代宏觀經濟管理理念發展的必然要求。通過經濟手段的不斷創新，加強國家自身應對危機的準備基礎。

3、總結

宏觀經濟始終是一個國家正常運轉的基石，它的變動影響到國家發展建設的方方面面，不論在哪個時期，加強對宏觀經濟的管理是國家職能部門發揮作用的工作重點，順應世界經濟發展的潮流建立自己的經濟管理體系是目前國家經濟改革的首要任務。

第2篇：關于宏觀經濟的問題范文

關鍵詞：宏觀經濟學；社會科學方法論；實證主義；人文主義

中圖分類號：F01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4）05-00-01

宏觀經濟學是一門復雜的學科，其中充斥著許多人為因素的不確定性，因此必須遵循某種方法論來減少這種不確定性。本文通過實證主義和人文主義范式分別來闡述，指出研究宏觀經濟學問題必須注重與方法論的結合。

一、宏觀經濟學的特殊性

宏觀經濟學有其特殊性，正是由于這種特性使宏觀經濟研究變得復雜多變。一是，整體性。宏觀經濟的整體性是指宏觀經濟雖然針對不同的主體可能有不同的經濟行為，而且經濟行為的范疇會存在差異，但是從宏觀層面的經濟來講，其整體性不可忽略。也就是說，社會也好，各級政府也罷，它們在宏觀經濟方面都必須以整體利益為出發點，在制定政策措施時，必須相互配合以達到共同的目標。二是，社會性。宏觀經濟的社會性是指宏觀經濟從整個社會的角度出發，要從宏觀的層面上把控整個國家乃至社會的經濟局面，正如本文的前一部分所述，社會及各級政府作為宏觀經濟的主體，使得它們的經濟行為具有了一定的社會責任。三是，協調性。宏觀經濟的協調性是指通過宏觀經濟活動，要促進社會各個領域的共同而協調的發展。從歷史的發展長河來看，任何一個階段的發展與進步在不同利益群體方面都不可能以同樣的速度進行，也就是存在著不同步性，在這種情況下，協調顯得尤為重要。

二、宏觀經濟學研究中存在的問題

由于宏觀經濟的特殊性的存在，要想準確研究宏觀經濟具有一定的難度。宏觀經濟研究成果普遍缺乏科學性和創造性。科學性是要求學術成果所表述的內容具有可靠性，體現在論據要準確翔實，文字表述精煉不可含糊其辭，許多經濟學研究達不上要求。研究成果的創新性要展現研究的解決和分析問題的能力，但實際上大多數研究成果不是材料堆砌，就是過多借鑒別人的理論缺乏自己的創見。像多數論文的文獻綜述部分都是材料堆砌而成，以時間為序最多，卻沒有時間地點提出理論的緣由等，這樣的綜述意義不大。研究成果中的模型的“借鑒”，幾乎都是直接照搬國外的東西，再直接用中國的數據進行檢驗，而數據的質量又不高，只要得出結論就可以，不管其正確與否。

三、方法論的必要性

方法論的定義為多種多樣，《韋伯斯特大學詞典》將方法論定義為“做某件事，或為做某件事的方式、技術或過程”。但在《應用經濟學方法論》這邊書中，方法論一詞實證指：給定領域中進行探索的一般方法的研究。因而，經濟學研究方法論就是對經濟學研究的一般方法的研究。書中方法一詞指的是：用于完成一個既定目標的具體技術或工具，這種用法和國家科學院科學指導委員會的用法一致。在社會科學方面，社會研究方法是通過科學的方法，系統地收集和分析關于社會現象的資料，并在此基礎上對相關的社會現象及其本質和規律做出科學認識的活動，是設計方法論的重要組成部分。

宏觀經濟學是建立在實踐基礎的研究，并沒有一個成熟的科學的理論研究方法，如果認為宏觀經濟學科的理論不需要經過科學的檢驗和檢測就能成功，這顯然是不對的。現代宏觀經濟理論如果想要發展就必須上升到理性的高度，從而形成科學的行為準則，同時這種“行為準則”在不斷的進步和發展中形成科學的“方法論”。在宏觀經濟學科研究領域，“方法論”十分重要，它是現代科學和經濟理論研究領域的核心問題。因此，對我們科學地學習和研究宏觀經濟學科研究是至關重要的，也是不可或缺的。

四、從社會科學方法論角度研究宏觀經濟理論

（一）實證主義

從研究特征來看，實證主義社會學對“科學建構”的強調依賴于把自然科學作為社會理論構造的模式，強調科學就在于說明現象的成因，對現象的未來進行分析和預測。并對自然科學這種普遍性和精密性的精密性，主張重量化的研究方法，因此實證主義主張以事實說話，從宏觀經驗事實來研究宏觀經濟問題。定量研究是實證主義方法論的具體化，它側重于對宏觀經濟數據的數量分析和統計計算。實際上，實證主義研究早已滲透到不管是社會科學還是自然科學研究中。實證主義研究有著其他方法所無法比擬的優點，如自行檢驗。實證主義在研究宏觀經濟中有很多的內在的檢驗，這些檢驗可以驗證和控制經濟學家在自己能力范圍外的研究結論。

但是實證主義分析是基于特定引導假定下，而特定引導假定本身就存在主觀性，而這兩者又是無法隔離的，因此實證主義不是撇開價值觀純粹的科學研究，不同的經濟經濟學家對于同一現象的實證研究會得出不同的結論。

（二）人文主義

經濟學是關于人的學問，不僅要研究資源配置問題還要研究理想人行為的問題，經濟學研究一方面要注重效率，另一方面還要關注人的倫理道德。經濟學的核心和基礎上價值論，經濟學研究的目的是促進人和社會的全面發展。人文主義強調收集信息，從整體上進行理解和詮釋。它注重定性研究，并偏重本分析或敘事表達，它們認為人力的行為是多樣化的，個人根據自己的實踐情況來決定自己的行為。人文主義的社會價值是傾向于對人的個性的關懷。因此人文主義從定性的角度出發，來研究宏觀經濟問題，并讓宏觀經濟理論向對人們有價值的方向發展。注重強調反對暴力，主張自由平等和自我價值體現的一種哲學思潮與世界觀。自由公平可以促進經濟發展，而宏觀經濟發展又必須以自由公平為基礎和前提。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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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孔祥毅.山西金融史及其研究.2013.

第3篇：關于宏觀經濟的問題范文

關鍵詞：金融加速器；信貸市場；貨幣政策；宏觀經濟波動

中圖分類號：F83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2265（2013）12-0030-04

一、引言

理解宏觀經濟波動的原因和傳導機制是經濟學領域的重要任務。傳統經濟中的實際經濟周期模型（RBC模型）和凱恩斯的IS-LM模型是分析該問題的兩個經典框架。這二者都以莫迪利安尼—米勒定理（也稱MM定理）為基礎和前提，即承認在無摩擦的市場環境中，企業資本結構和市場價值無關。但是現實中的金融市場普遍存在信息不對稱，而且信息不對稱的存在又會導致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問題（米什金，1999）。MM定理雖然在分析企業融資結構時樹立了一個標桿，但是由于假設條件和現實相差較大，所以只能看作是對現實的高度抽象，無法解釋現實。另外以兩類經典分析框架為首的宏觀經濟理論，都只考慮技術和價格以及工資粘性的調整等實際變量對宏觀經濟的沖擊，從未把信貸市場等金融因素考慮在內。但是從亞洲金融危機到以美國次貸危機為導火索的全球性金融危機都使我們認識到，金融市場對宏觀經濟影響越來越明顯，金融因素對宏觀經濟波動的影響有可能遠遠超出我們的想象。

每一次理論遇到現實的挑戰都可以推動理論的前進。1933年費雪在解釋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的原因時，首次將金融因素考慮進來，提出了“債務—緊縮理論”。半個多世紀后，以“債務—緊縮理論”為思想源頭，伯南克（Bernanke）發現金融系統的崩潰才是決定大蕭條的深度和持續性的關鍵因素，并且真實融資成本上升和銀行信貸緊縮等因素導致當時的經濟下滑并轉變成長期的經濟蕭條。在厘清“金融危機信用成本上升真實產出持續下滑”的微觀機理后，伯南克和戈特勒等人將金融摩擦納入到經濟周期波動的一般分析框架，提出了“金融加速器” 理論。本文梳理了金融加速器理論在國內外的應用研究文獻，以期對后續研究有啟發和借鑒意義。

二、金融加速器的作用機制

（一）金融加速器的概念

簡單來說，金融加速器將金融市場或者信貸市場看作是一個加速裝置，經濟中的一個微小沖擊，例如技術的更新、企業財務狀況的變化等，經過這個加速裝置能夠對宏觀經濟造成重大影響，甚至有可能演化成經濟危機，或者說是指“信貸市場或者金融市場本身能夠將初始的經濟沖擊放大和加強的效應”。由此可見，一方面企業自身微觀經濟指標的變化可以對宏觀經濟造成沖擊，現實中金融市場不完美，即金融摩擦的存在又會使這種沖擊放大和加強。從這個角度看，金融加速器概念提供了人們認識微觀經濟對于宏觀經濟的影響的途徑，也搭建了分析虛擬經濟對于實體經濟形成沖擊的橋梁。

（二）金融加速器的作用機制

作為金融市場上的金融中介，貸款人并不擁有信息優勢，人在謀求自身效益最大化的同時會損害委托人的利益，在借款者和貸款者之間會增加成本、降低效率。在金融市場上，借款人即人指企業，貸款人即委托人指銀行。銀行在對企業進行貸款時常常要求企業進行抵押貸款，以保障其還款能力，而企業進行抵押時通常和自身資產負債情況有關系，若外來沖擊影響到企業的資產負債表，繼而會影響到企業在金融市場上的外部融資，并且這種影響有可能會具有乘數效應，最后對宏觀經濟造成極大沖擊。現實中的金融市場條件瞬息萬變，錯綜復雜，又加劇了這種不對稱性，也加大了企業外部融資時的成本。

金融加速器理論假設企業存在外部融資溢價。所謂外部融資溢價，即是指企業進行外部融資時的成本和使用企業內部資金時的機會成本之間的差額，即外部融資成本和內部融資成本之差。企業在進行項目投資時通常需要從銀行貸款，即進行外部融資，而企業債務在沒有完全被擔保的情況下，外部融資成本大于內部融資成本，即外部融資溢價大于零，并且企業外部融資所占份額越大，外部融資溢價越大。若外部融資總額固定，則外部融資溢價和企業凈資產（企業資產減去負債）呈負相關變化（伯南克等，1996）。這是因為企業凈資產越低，企業越需要從外部進行融資，但是金融市場上信息不對稱的存在導致貸款人對企業信任度降低，導致企業借款時的成本加大。反之影響機制則相反。可見，外部融資溢價是理解金融加速器作用機制的關鍵渠道。外來的經濟沖擊通常會影響到企業凈資產的變化，所以會有以下傳導機制：外來經濟沖擊企業凈資產的變化外部融資溢價企業的外部融資規模企業生產和資產價格的變動企業凈資產的變化。至于從微觀到宏觀的作用機制，可以理解為：當經濟繁榮時，企業資產凈值增加，外部融資溢價下降，更容易獲得外部借款，從而得到資金以擴大生產，繼續推動經濟繁榮；反之，當經濟衰退時，企業凈資產減少，此時外部融資溢價上升，企業從外部獲得貸款的成本也增加，不利于企業的發展，也加劇了經濟的下滑。

金融加速器理論所描述的初始沖擊對宏觀經濟造成的影響具有非對稱性。一般認為在經濟衰退時期作用更明顯，因為經濟繁榮時企業利潤增多，資產凈值增加，企業會用更多的自有資金即內部資本來代替外部融資，使得金融加速器作用減弱。但是在經濟衰退時，企業資產凈值減少，更需要外部融資來支撐企業進行生產，金融加速器作用增強，并且企業外部融資困難更加劇了嚴峻的經濟形勢。另外，小企業相比較大企業來說更能夠體現金融加速器效應，因為大企業一般自有資金較充實，在經濟下滑時有可能不需要外部融資就有能力抵御風險，但是小企業在信貸市場上不占有資金優勢并缺乏融資渠道，當經濟衰退來臨時，只能降低產量、減少存貨，加劇經濟衰退，嚴峻的經濟形勢又會使小企業雪上加霜。

三、國外關于金融加速器的研究

關于金融加速器在封閉經濟條件下的檢驗。韋爾默朗（Philip Vermeulen，2000）選取企業財務狀況和企業投資為變量，用企業流動負債率、資產負債率、利息覆蓋率和流動比率為指標來衡量企業財務狀況，利用1983—1997年的數據，運用廣義矩陣估計方法（GMM）檢驗了意大利、西班牙、法國和德國4個國家的金融加速器存在性。結論認為，企業財務狀況對于企業投資的影響存在非對稱性；企業財務狀況越差，對企業投資影響越大，使經濟衰退加劇，經濟波動又反過來影響小企業的投資狀況。這篇文獻很好地檢驗了金融加速器傳導機制的非對稱性。福永一郎（Ichiro Fukunaga，2002）檢驗了金融加速器機制在日本的存在性。他們運用日本的數據模擬了貨幣政策沖擊、技術沖擊和需求沖擊，并在模型中引入了一個泡沫過程，經過研究發現在金融加速器存在的情況下，資產價格泡沫破滅會導致國內投資明顯下降，這種波動會持續很長時間才能回到平穩狀態。

關于金融加速器在開放經濟條件下的作用。吉爾克里斯特等（Gilchrist等，2002）把金融加速器原理運用到歐元區，建立了基于兩國經濟的一般均衡模型，發現同一國模型相比，金融加速器機制效應更強，并且當外向經濟沖擊發生時，受影響的國家經濟波動趨向一致。這項研究的意義是，使金融市場的摩擦為統一貨幣區的不對稱沖擊提供了重要的國別間傳導渠道。隨后，吉爾克里斯特（2003）對該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在上述模型中引入金融摩擦因素，并根據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不同情況對各自的金融摩擦效應進行了校準，發現信息不對稱現象在發展中國家更加嚴重，金融摩擦效應也越強①。格特勒等（Gertler等，2007）結合亞洲金融危機期間韓國的經歷，在金融加速器原理的基礎上建立了小型開放經濟的模型來研究匯率制度和金融加速器機制的關系，在用數據對模型進行模擬后發現同浮動匯率制度相比，固定匯率會加劇金融危機。

關于金融加速器在不同行業中的應用。青木等（Aoki等，2004）將BGG模型引入了房地產經濟中，以英國房地產市場為例，從金融加速器角度研究了房價對于實體經濟波動的影響和沖擊。在該模型中，住房既是消費者的居住場所，也可以作為信貸市場上借款者進行借貸時的抵押品。房地產價格越高，抵押者在進行外部融資時成本就越低，而這一關系可以使金融加速器效應放大貨幣政策的實施效果，從而對房地產投資、住房價格和消費都產生較強沖擊，繼而對宏觀經濟波動造成重大影響。

四、國內關于金融加速器的研究

（一）金融信貸及貨幣政策研究

金融加速器主要分析金融市場（主要是信貸市場）的不完美對宏觀經濟的影響，而信貸市場是貨幣政策作用于宏觀經濟的渠道之一，所以金融加速器理論被應用于金融信貸及貨幣政策的研究比較多。

1. 早期的單純信貸研究。杜清源和龔六堂（2005）將“金融加速器” 引入RBC的理論框架，并采用數值模擬的方法，來分析技術沖擊對經濟造成的影響。將模擬出來的結果和傳統的RBC理論中數值模擬的結果進行對比，發現金融加速器的存在加大了波動對經濟的影響，并且極小波動有可能對經濟帶來極大的影響。在此篇論文中，作者完全去掉原BGG模型中關于價格粘性的假設，這可以說是對金融加速器理論基礎分析框架的改善。

2. 貨幣政策的信貸傳導機制研究。何德旭和張捷（2010）從金融加速器的視角對金融危機中各國中央銀行的做法進行了反思，認為后危機時代的貨幣政策更應該關注資產泡沫和通脹風險，央行應該把貨幣穩定作為貨幣政策的首要目標，并且應堅持靈活的資產價格的貨幣政策應對規則。汪川等（2011）在 金融加速器模型中討論了信貸市場對經濟波動的影響，分析了貨幣政策的沖擊對于我國宏觀經濟的影響，最后得出貨幣政策可以通過信貸渠道影響我國宏觀經濟的整體波動性的結論。

貨幣政策一方面通過影響金融市場上貨幣供給總量，來影響宏觀經濟總產出和投資水平，另一方面貨幣政策的改變導致市場上信貸利率的變化，這會影響到企業的外部融資成本和自身資產結構。如在緊縮的貨幣政策下，企業自身利潤率的下降和信貸市場利率上升都會導致企業資產縮水，而企業從銀行貸款時要用自有資產進行抵押，抵押物價值縮水導致企業可獲得的貸款減少，投資減少，使經濟衰退加劇。所以從金融加速器理論的角度來講，在討論貨幣政策對宏觀經濟的影響機制時不僅要考慮其影響經濟的變動，還要考慮到貨幣政策可能帶來的進一步的擴張和收縮效應。

（二）房地產市場價格的變動對宏觀經濟的影響研究

金融加速器對于房地產市場的影響與普通企業相比大同小異，但是由于房地產市場和金融市場以及實體經濟緊密相連，從而可能導致更大風險。金融加速器對于房地產市場的作用機理大致如下：當正向的技術沖擊發生時，技術進步使得經濟增長加速，以房地產價格為代表的資本品價格會隨之上升，這樣房價的上升會使企業外部融資能力增強②，企業可以獲得更多貸款進行生產和投資，推動經濟增長，反之作用機制則相反。

崔光燦（2006）以房地產價格的變化為對象研究資產價格波動對宏觀經濟的影響，在BGG模型基礎上，運用包含金融加速器的兩部門動態宏觀經濟學模型，考察了資產價格波動對經濟穩定影響的金融加速器效應。黃靜（2010）在對我國近十年房地產價格上漲和銀行信貸數據分析基礎上，利用DCC—MGARCH動態相關性分析、脈沖響應分析和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等計量方法，對我國房地產價格、信貸和房地產投資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分析，證明了房地產價格的金融加速器效應的存在性。另外，武康平和胡諜（2011）也驗證了我國的房地產價格波動對宏觀經濟的確存在明顯的加速器作用。可見，我國房地產市場中存在金融加速器作用已得到學界共識，但是對于如何防范這種由金融加速器而導致的經濟劇烈波動，學術界涉及的還比較少。

（三） 關于金融加速器理論本身的解讀及其在中國的存在性研究

何德旭和張捷（2009）在對金融加速器理論的思想源頭和發展脈絡進行梳理的基礎上，對資產價格泡沫與產出波動、經濟周期的非線性、非對稱性特征以及信貸的超常增長與金融不穩定性的關系等現實問題基于金融加速器的視角進行了分析。

關于金融加速器效應在中國的存在性方面，趙振全、于震和劉淼（2007）運用門限向量自回歸（TVAR）模型，從金融加速器理論出發，在宏觀層面上對中國信貸市場與宏觀經濟波動的非線性關聯進行了實證研究。該文的研究缺陷在于，作者忽略了中國利率市場化進程的歷史事實。胡楊和張宗新（2010）利用2007年第1季度到2009年第1季度34家上市企業的季度統計數據，并遵循金融加速器理論的3個重要的假設：資產負債狀況是企業支出的重要決定因素，企業的資產負債表狀況在經濟衰退時期比其他時期對于企業支出更具解釋力，金融加速器影響小企業的可能性大于大企業，研究了中國特色的金融加速器效應。

（四）述評

金融加速器在封閉經濟條件下的檢驗大多是在發達國家進行的，對于發展中國家研究較少。而在開放經濟條件下的檢驗，其實間接解釋了金融危機的發生機理，因為由匯率波動而導致企業資產負債表惡化從而造成宏觀經濟波動正好和亞洲金融危機相符合。至于將金融加速器理論引入到房地產經濟中正好可以解釋這次發生的以美國次貸危機為首的金融危機，因為房地產部門經濟的惡化是次貸危機發生的直接導火索。當然，這些研究還有待于進一步深化。

五、小結及對我國經濟發展的啟示

金融加速器理論對于我國經濟發展有以下啟示：

一是對宏觀調控政策意義重大。在開放經濟條件下，無論是國際還是國內的金融市場都在更大程度上影響著實體經濟。近些年來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得益于城市化過程中的房地產業的發展，而銀行借貸和企業資產負債表是信貸市場影響宏觀經濟波動的兩個主要渠道，房地產市場和這兩個渠道均緊密相關，所以理解和應用好金融加速器理論，正確運用宏觀調控政策特別是貨幣政策，進一步嚴格調控房地產政策，對于我國經濟健康穩定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二是完善中小企業金融市場。根據金融加速器理論，小企業相比大企業更具有金融加速器效應。而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是近些年來我國經濟矛盾中比較突出的問題之一，應進一步完善中小企業融資機制，拓寬中小企業融資渠道，減小小企業金融加速器效應，可以防患于未然，避免宏觀經濟劇烈波動。

三是防范金融危機的發生。根據金融加速器理論，經濟中任何微小的變化都有可能通過金融市場的加速作用對一國乃至全球產生巨大的沖擊。而當今世界經濟復蘇跡象并不明顯，歐洲遠未走出債務危機的陰霾，導致世界金融市場依然動蕩不安。而隨著我國繼續深化改革開放，我國金融市場會和世界金融市場有更加緊密的聯系，經濟亦是如此。所以應該對經濟發展中內在和外來的不穩定因素提高警惕，加強金融監管，有意識地防范金融危機的發生。

注：

①在此，金融摩擦反映了外部融資和企業投資之間的關系。

②現實中大多數企業從銀行借款時均以固定資產作為抵押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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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何德旭，張捷.經濟周期與金融危機：金融加速器理論的現實解釋[J].財經問題研究，2009，（10）.

第4篇：關于宏觀經濟的問題范文

國內主流的經濟學研究沿襲的是西方經濟學理論，從范式到假設、數學模型都基本沒有變化。而西方經濟學，特別是宏觀經濟學，可以說是以美國為主的西方發達國家在二次世界大戰及戰后，針對他們所遇到的經濟現象進行研究而建立和起來的，已經相當成熟，側重于對經濟現象進行解釋，強調實證研究；對比起來，學者對于宏觀經濟的研究更傾向于引出政策性對策，更重視規范性研究。而且，因為中國經濟制度和發展的特殊性，西方宏觀經濟學在建立模型時的很多假設與中國現實不相符，這就從一定程度上導致了直接使用造成的“水土不服”。不加區別地將這類研究結論作為制訂政策的依據，在國內市場經濟體制不完善，市場調節力度低的情況下，可能帶來的不僅是混亂而更可能是對經濟的嚴重扭曲，這方面的主要體現在政府某些宏觀經濟政策，存在“一刀切”的簡單化作法。比如去年第三季度對于中國經濟中局部存在的由投資拉動的“熱”的趨勢，就采取了提高準備金率的措施。作為一劑猛藥，立即導致貸款額下降，而實際上，很多行業仍然迫切需要貸款資金啟動。如果仔細去看，這樣的例子是很多的。經濟學界對于宏觀經濟是否過熱的討論更是眾說紛紜，見仁見智，但結論似乎有簡單化之嫌。要么言之鑿鑿地認為已經過熱或有過熱的明顯趨勢，要么鐵板釘釘地咬定不過熱。實際上，中國經濟的復雜程度，是很難一以概之地以是否過熱來做結論的。而主流宏觀經濟學理論似乎也只是提供了這樣一種認識的途徑。作為一種理論范式是無可厚非的，但用來指導中國經濟管理的實踐就失于簡單了。

國內理論界曾經討論過中觀經濟學，如何界定中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的范疇是一個本文不打算探討的問題。然而宏觀經濟學的研究范疇過于宏觀，對于中觀問題的研究不夠，可能是我們無法有效地利用宏觀經濟學論解決實際宏觀經濟問題的一個主要原因。當我們站在很高的高度，研究GDP增長率，通貨膨脹率和失業率時，我們需要搞清楚這些傳統的宏觀經濟指標在中國的形成和傳導機制，而現有的理論框架和研究成果似乎沒有給我們提供這樣的工具和幫助。

如果局限于傳統的宏觀經濟學方法論，就很難讓我們把視角轉移到具有中國特色的宏觀經濟現象的構架過程中去。其實，即使是西方經濟學，也是在某種經濟構架之上進行討論的，也就是開放和成熟的市場經濟環境，所有假設都源于此。而中國的情況卻很不同，忽略這樣的本質區別，不講宏觀經濟學理論適用的條件，就套用其研究范式甚至結論，是無益于事的。盡管關于是否存在中國經濟學還有很多爭議，無庸諱言，中國經濟的特殊性提示我們，在研究宏觀經濟現象時，不可不顧其是建立在與中國目前不盡相同的社會制度基礎上這樣一個前提。至于轉型過程中的中國的經濟形態與西方成熟的市場經濟的不同，以及現有的研究方法的適用性，還需要大量的深入的研究。

中國宏觀經濟的特點是以投資驅動為主，主導型，而且投資中政府的投資所占比重較大，政府主導投資和行政干預的作用顯著。這和西方市場經濟國家有非常明顯的區別，以美國為例，其宏觀經濟體現為消費驅動，服務業主導，投資基本由私人進行。另外，中國的制度演進的步伐較快，而西方國家的制度體系基本定型了。相比之下，在投資，，法制，人力資源，技術，制度變遷等對宏觀經濟有重大的各方面，中國的情況都與西方差異很大，而且處于不斷變化之中。西方在統一的制度框架下，經過長期的發展，形成了統一的市場環境，而在中國存在著南北、東西、城鄉等地理區域上的巨大差異。這種經濟環境有較大的動態性和發生畸變的不確定性。而我們在進行宏觀經濟時，往往存在著不比較模型的使用條件，較多采用靜態的宏觀經濟分析模型的缺陷，局限性是很難避免的。方法論方面的尷尬，使我們既不能直接引用宏觀經濟數據，套用現成的靜態模型，又不能只是依賴以前幾次經濟過熱的經驗，對目前的宏觀經濟做出客觀的判斷。所以，各家各派的觀點也就無法統一，甚至無法建立共同的研究出發點。

但是有些專家還是通過數據和直覺預感到了事情的本質。比如在去年部分行業表現出投資過快，價格上漲幅度和速度較高，汽車，鋼鐵，建材，房地產，原油，糧棉等都很熱，甚至出現了水和電力的短缺。另一方面，大部分消費品的價格仍然在下降，總的價格指數上升幅度不大。一些先行指標特別是生產資料價格在上升，引起學者擔心消費價格指數會在一段時間后上升加快，引起通貨膨脹。這些看法都來自現有宏觀學總需求與總供給的模型。信奉者認為現在的特征數據已足夠，用現有模型分析，通貨膨脹必將到來，只是有滯后性，所以不會馬上顯現，但要防微杜漸。反對者也使用同樣的分析工具，但要樂觀很多。正是由于他們觀點雖然不同，但卻大同小異，因此，誰也說服不了對方。對于宏觀經濟的判斷成為了數字的估計，不同處只是在程度上，有量的區別而無質的不同。這樣很容易使宏觀經濟研究變成數字游戲，結果只能是看誰估計的更接近實際數字一些，而每年都有很多預測家為此大跌眼鏡。

第5篇：關于宏觀經濟的問題范文

[關鍵詞]匯率制度分類；匯率制度選擇；宏觀經濟績效

[DOI]1013939/jcnkizgsc201529039

1匯率制度的分類

1.1事實分類與名義分類

直到20世紀90年代末，大多數關于匯率制度選擇的文獻還是比較注重官方的匯率制度（Alexis Cruz Rodriguez，2009）。然而，大部分國家具體實踐的匯率制度與其官方宣布的匯率制度有所出入。鑒于此，出現了匯率制度的名義分類（de Jure）和事實分類（de Facto）。

陳三毛（2007）指出名義分類的問題在于不能真實反映一國的實際匯率行為，而事實分類的問題有分類結果相關性不高、分類數據是事后信息等。胡列曲（2007）對IMF分類、RR分類、LYS分類、Frankel分類等方法進行了比較和評價，認為IMF、RR、LYS分類最詳盡，且RR分類具有事實分類的優點。Mustapha、Marian（2013）指出IMF分類方法會降低匯率制度實施的透明度，而且使有效追蹤、匯率制度演變的監測和分析、研究績效及政策含義帶有偏見。

1.2匯率制度的言與行

匯率制度的“言與行”是一個國家名義匯率政策與事實匯率政策相互作用的結果（Vladimir Sokolov）。一國匯率制度選擇應同時考慮其言與行，根據一國政府在匯率制度上的言行一致與不一致這一角度來劃分匯率制度（劉曉輝、索彥峰，2009）。“言行不一致”主要分為兩種情況：“難以釘住”與“害怕浮動”。這兩種現象是事實存在的，并且還涉及政府的公信力問題。

1.3小結

綜上所述，由于分類的標準、角度及技術方法的不同，匯率制度的分類方法有很多。不同的分類方法各有可取之處，因此，在研究匯率制度選擇與宏觀經濟績效的問題上，要視具體情況來選擇匯率制度的分類方法。

2匯率制度選擇的理論回顧

2.1結構性方法

關于結構性方法的理論開始于20世紀60年代蒙代爾的理論。Mundell（1961）關注最適匯率制度來維持外部平衡，而McKinnon（1963）則強調匯率制度對物價穩定的作用。Mundell（1963）認為匯率制度的選擇取決于沖擊的來源，是名義沖擊還是實際沖擊以及資本流動的程度。在資本流動的開放經濟中，浮動匯率可以有效地應對實際沖擊，如出口或貿易需求的變化；而固定匯率制可以有效地應對名義沖擊，如貨幣需求的變化。

2.2公信力和靈活度之間的權衡

以Barro和Gordon（1983）發展的關于貨幣政策公信力的理論為基礎，20世紀80年代的一些文獻發展了這一思想，認為，浮動匯率制度允許一個國家有獨立的貨幣政策，可以提供靈活度來應對國內外沖擊；而固定匯率制降低了應對國內外沖擊的靈活度，但是引入了更高程度的公信力。

2.3兩極論

據統計，從20世紀90年代新興市場金融危機后，保持中間匯率制度的國家數量連續下降，而采用完全浮動匯率和硬釘住匯率制度的國家數量持續上升。這種兩極分化使一些學者認為，在國際資本流動開放的國家，中間匯率長期內是不可持續的，應關注匯率制度的兩極。（Eichengreen，1994；Obstfield和Rogoff，1995）。

2.4小結

綜上所述，由于不同時期的宏觀經濟背景不同及關注的重點不同，導致了匯率制度選擇理論的發展。例如，在20世紀60年代主要關注經濟結構與經濟沖擊對經濟的影響；到了20世紀70至80年代，主要關注如何選擇匯率制度可以降低通脹，；90年代新興市場危機泛濫，引起了人們關注匯率制度的選擇對資本流動的影響。每一種理論對于匯率制度選擇都有一定的解釋力，但是也存在一些局限性。匯率制度選擇是一個復雜的問題，僅靠經濟理論并不能完全引導政策制定，需將理論研究與實證研究結合起來，根據國家的實際情況進行進一步的修正。

3匯率制度選擇的實證文獻回顧：基于宏觀經濟績效的分析

3.1實證文獻梳理

有很多的學者從宏觀經濟績效的角度來對最適匯率制度的選擇進行實證分析。梅冬州、龔六堂（2011）研究了新興市場國家的匯率制度選擇問題，以1997―2007年新興市場國家的數據為樣本，建立了有序離散因變量模型對數據進行數值模擬和福利分析。結果顯示，對于新興市場國家而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是最合適的選擇，既可以避免浮動匯率制度下可能存在的流動性陷阱，又比固定匯率制度下的福利損失要小。黃海洲、Priyanka Malhotra（2005）選用RR分類法研究了1976―2001年亞洲新興國家與歐洲發達國家兩個不同的經濟體的匯率制度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結果發現，對于歐洲發達國家，靈活程度高的匯率制度與較高的經濟增長率相關；而對亞洲新興國家而言，浮動匯率制下的經濟增長率較低，而且會使經濟增長出現較大的波動。Levy-Yeyati和Sturzenegger（2003）以后布雷頓森林體系時期的183個國家為樣本，運用匯率制度的事實分類方法研究匯率制度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結果發現，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靈活程度低的匯率制度與較緩的經濟增長、較大的產出波動相聯系；對于工業化國家來說，匯率制度對經濟增長沒有顯著的影響。Dosse Toulaboe（2013）研究了發展中國家的匯率制度與通貨膨脹之間的聯系，實證結果顯示：固定匯率制下與浮動匯率制度相比，通脹傾向較低。

3.2小結

綜上所述，不論是匯率制度對經濟增長績效的研究還是對通貨膨脹影響的研究，都沒有得出一個固定的結論。在不同的匯率制度分類下，匯率制度的宏觀經濟績效不同；在經濟體不同的經濟發展水平下，匯率制度的宏觀經濟績效不同；有的情況下匯率制度對宏觀經濟的影響不顯著，要結合考慮國家基本面的其他因素及外來沖擊對宏觀經濟的影響。

4結論

本文通過對匯率制度的分類方法的分類總結及匯率制度選擇的理論、實證文獻的回顧，得出了這樣一個結論：由于作者研究的背景、視角、理論及樣本等方面存在差異，沒有一種特定的匯率制度在任何時間、任何環境適用于任何國家。匯率制度的分類方法、一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宏觀經濟政策的執行力度、金融機構的完備程度及金融一體化的程度等都是影響匯率制度選擇的重要因素。在選擇一個國家不同發展時期的合適的匯率制度時，要綜合考慮這些因素，在此基礎上考察匯率制度與宏觀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比較何種匯率制度下的宏觀經濟績效更好。

參考文獻：

[1]陳三毛匯率制度分類理論述評[J].世界經濟，2007（1）：89-96

[2]梅冬州，龔六堂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的匯率制度選擇[J].經濟研究，2011（11）：73-88

[3]Mustapha，Mariam，AleksanderChoosing an Optimal Exchange Rate Regime：A Critical Literature Review[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eveloping and Emerging Economics，2013（1）：11-35

第6篇：關于宏觀經濟的問題范文

關鍵詞：宏觀調控；資產泡沫；產業升級

中圖分類號：F830.91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1894(2007)04－0001－05

一、分析我國證券市場的方法論問題

在方法論上，要真正認清證券市場的問題，必須把證券市場放到我國宏觀經濟的總體平衡中加以討論，在透徹分析目前為平衡我國經濟所能采取的各種宏觀政策可能性的基礎上，再對證券市場的未來發展作一合理的分析和判斷，而不是根據市盈率等指標簡單地討論股指的高或低。

目前，在我國證券市場上，一個最為集中的議題就是流動性過剩和市場泡沫問題。隨著證券市場指數的不斷攀高，不少專家學者和市場人士認為，至少是擔心市場已經或者正在形成較大的泡沫，并且認為這種市場泡沫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流動性過剩引起的。因此，市場對任何影響流動性過剩的宏觀政策措施的變動都是異常的敏感，或如驚弓之鳥，或又有恃無恐，市場短期忽上忽下的波動和投資者多空兩難的猶豫就是最好的明證。另外，關于市場泡沫的辯論雙方也多是從靜態市盈率的國際比較和動態市盈率的國內比較等指標來加以分析和討論。這些關于證券市場的討論在方法論上是目前最為主流的和傳統的，也許這些討論及其結論在經濟的局部范圍內來看是正確的，但是從經濟的總體范圍內來考察，這些討論及其方法論卻是不明確的。要真正認清這些問題，對于我國證券市場的政策選擇是至關重要的。在方法論上，要真正認清我國證券市場的這些問題，就必須跳出就事論事的思維方法，也就是說，不能局限在市場本身來討論市場，而是要從我國宏觀經濟的全局來看待和討論問題。打個比方，我們站在地球表面上總是感到地球是平的，當我們從外空來觀察整個地球時，它顯然是圓的。因此，目前我國的證券市場必須放到宏觀經濟的全局來加以觀察和思考，具體地講，必須放到我國宏觀經濟的總體平衡中來加以討論，更進一步講，只有弄清楚了目前為平衡我國經濟所能采取的各種宏觀政策的可能性時，我們才能在其中作出合適的選擇。

二、宏觀調控目標的不一致性

一般而言，一國政府的宏觀調控目標主要有4個：經濟增長、通貨穩定、充分就業和國際收支平衡。但是，經濟理論告訴我們，一國政府以上4個目標的調控方向并不總是能夠保持一致的，具有不可兼得的性質。

從世界范圍來看，西方發達國家多把經濟增長率達到4％左右作為經濟增長的理想目標，發展中國家在工業化過程中的經濟增長率要更高一些，例如我國經濟增長率的理想目標希望控制在10％以內，通貨穩定是政府宏觀調控的又一個目標。通貨穩定是指物價不出現連續和大幅度的上漲。西方發達國家一般認為物價上漲控制在3％以下，即可視為物價穩定。發展中國家由于經濟增長速度相對較快，這一指標可能會高一些，目前我國政府將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上漲3％作為今年全年的調控目標。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由于受到市場需求、結構調整以及技術變動等因素的影響，社會存在失業是不可避免的，充分就業并非意味著失業率為零，西方各國一般將失業率的調控目標控制在4％以下。除了上述3方面為一國經濟的對內平衡以外，國際收支平衡涉及的是一國經濟的對外平衡。所謂國際收支，指的是在一定時期內(通常為一年)一個國家或地區與其他國家或地區之間進行的全部經濟交易的系統記錄。國際收支的統計包括了經常項目、資本項目和官方儲備。其中，在經常項目項下包括貿易、服務和單方轉移；在資本項目項下包括了直接投資與間接投資，其中也就包括了我們通常所說的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和合格國內機構投資者(QDII)；官方儲備的主要內容往往就是外匯債權。所謂國際收支平衡，指的是一國不發生大量而持續的國際收支逆差或順差。保持國際收支平衡是一國穩定經濟的又一個重要方面。

但是，一國政府以上4個目標的調控方向并不總是能夠保持一致的。一般而言，當經濟增長速度較快時，可以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但也可能導致通貨膨脹；而經濟增長放慢或停滯時，物價水平也會隨之走低，但就業率水平則可能會下降。經濟學中的菲利普曲線就是從理論上描述了這一兩難選擇。盡管200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埃德蒙，菲爾普斯教授以其“附加預期的菲利普曲線”對菲利普曲線作了重要補充，但這仍然沒有改變政府宏觀政策目標的不一致性和不可兼得的性質。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經濟增長往往是政府優先考慮的目標，同時兼顧其他。政府的職責就是通過各種調控手段，包括實行不同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以使這幾項目標處于相對協調的狀態，都控制在可承受的范圍以內。

三、宏觀調控下的證券市場政策選擇

我國流動性過剩問題由來已久，只不過在現階段的矛盾突出地表現在了證券市場，在市場流動性過剩短期內不能得到根本性緩解的情況下，與通貨膨脹、經濟過熱以及房價高企相比，接受一定程度的股市泡沫也許是一個最合適的選擇，當然，這種最合適的選擇并不是傳統經濟學意義上的“最優狀態”，而是博弈意義上的“納什均衡”。

如果以政府總理任期來劃分，我們清醒地記得，在總理任職期間，我國宏觀調控的主要任務是控制通貨膨脹；在朱鉻基總理任職期間，我國宏觀調控的主要任務是促進經濟增長；而目前我國宏觀經濟調控的主要任務是平衡國際收支，并且同時關注經濟過快增長和通貨膨脹。應該說，目前我國宏觀經濟中的經濟增長和通貨穩定的情況是比較良好的，國際收支的失衡，主要是大量的貿易順差已經成為我國宏觀經濟調控中的一個主要問題。我國大量的貿易順差正成為目前流動性過剩的主要和直接來源，也是推升股市高漲的一個重要原因。毫無疑問，這種由流動性過剩引起的資金推動型股市高漲是包含著市場泡沫的，但是，我國能否完全避免市場泡沫、馬上化解市場泡沫、我們是否還有其他替代的方法，我們必須將這些問題放到我國宏觀經濟的全局來加以分析和討論。

如上所述，簡略地講，證券市場的泡沫是由資金推動引起的，資金是由流動性過剩帶來的，而流動性過剩又是由大量的貿易順差造成的。那么，我國能否在短期內從根本上改變大量貿易順差的格局，我國的宏觀政策選擇又有哪些呢?這是需要我們仔細考慮的。

按照經典的國際收支調節理論，在國際收支賬戶的框架下，如果一國發生臨時性的國際收支失衡，需要調整的是官方儲備，如果一國發生根本性的國際收支失衡，需要調整的是本幣匯率。在理論上，較早涉及此類問題的首先是二戰后對固定匯率制提出異議的米爾頓，弗里德曼，其認為固定匯率制會傳遞通貨膨脹，引發金融危機，只有實行浮動匯

率制才有助于國際收支平衡的調節。接著，英國經濟學家詹姆斯，米德也提出，固定匯率制度與資本自由流動是矛盾的，并且認為，實行固定匯率制就必須實施資本管制，控制資本尤其是短期資本的自由流動。該理論被稱為米德“二元沖突”或“米德難題”。此理論的另一個研究路徑是持相反看法。羅伯特?蒙代爾提出了支持固定匯率制度的觀點，根據蒙代爾一弗萊明模型，在沒有資本流動的情況下，貨幣政策在固定匯率下在影響與改變一國的收入方面是有效的，在浮動匯率下則更為有效；在資本有限流動情況下，整個調整結構與政策效應與沒有資本流動時基本一樣；而在資本完全可流動情況下，貨幣政策在固定匯率時在影響與改變一國的收入方面是完全無能為力的，但在浮動匯率下，則是有效的。由此得出了著名的“蒙代爾三角”理論，即貨幣政策獨立性、資本自由流動與匯率穩定這3個政策目標不可能同時達到。由于這3個目標之間的不可兼得，最多只能實現其中的兩個，所以也稱為“三元悖論”。

就目前我國的實際情況而言，資本項目的開放是很有限的，特別是短期資本的流動是不開放的。這一點也被美國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認為是中國在上一次亞洲金融危機中能夠獨善其身的根本原因。在這個前提下，我們就需要在匯率政策和貨幣政策之間作出選擇，或者進行某種政策組合。從跡象來看，為緩解大量的貿易順差，我國政府選擇了讓本幣升值的做法，但又不能讓本幣升值過快，這是因為本幣升值過快勢必會導致經濟增長減緩和勞動失業增加。在一國的宏觀經濟調控中，目標始終高于政策，政策的選擇必須服從于目標的實現。人民幣過快升值的做法盡管可以較快地解決貿易順差，但由于會危及經濟發展和充分就業的全局，因而是不可取的。那么，目前我們不采取讓人民幣充分升值的做法，就必然會對我國的貨幣政策形成巨大的壓力。實際上，目前我國采取的人民幣基本穩定下逐步升值的做法，由于貿易結匯形成大量的外匯占款，從而釋放出大量的人民幣基礎貨幣，這正是目前市場流動性過剩的主要來源。目前的這種狀況使得我國央行不斷地采取數量型的貨幣工具，例如提高存款準備金率等措施，來設法緩解矛盾，但是作用并不明顯。筆者認為，目前我國大量貿易順差的局面在短期內是不會得到根本改變的，從而市場流動性過剩的局面也不會得到根本性改變。

實際上，我國宏觀經濟中的貿易順差和流動性過剩問題并不是目前才形成的，而是由來已久了，只不過在不同階段具有不同的表現形式而已。而且，按照貨幣數量理論，流動性過剩只是一個相對過剩的概念，或是相對于社會總供給它會表現為通貨膨脹，或是相對于經濟增長需求它會表現為投資過熱，或是在房地產市場表現為房價猛漲，或是在證券市場表現為市場泡沫。其實，上述的種種情況我國都已經經歷過，只不過這一次流動性過剩的矛盾突出地表現在了證券市場而已。很顯然，在市場流動性過剩短期內不能得到根本性緩解的情況下，我國流動性過剩的出口只能在以下幾種情況中作出選擇，那就是通貨膨脹、經濟過熱、房價高企和股市泡沫。由于國內的需求升級是一個緩慢的過程，所以用內需來化解流動性過剩是遠水救不了近火；用擴大投資來化解流動性過剩會直接引起經濟過熱，所以也是不可取的；讓過剩的流動性進入房地產市場而導致房價猛漲，那也已在政策上遭到了否定。另外，新近熱議的包括QDII在內的我國對外投資也是遠水救不了近火。由此可見，我們現在的問題并不是“兩利取其重”，而是“兩害取其輕”。我們事實上并不能達到宏觀經濟調控幾大目標同時實現的理想狀態，在保持宏觀經濟基本穩定的前提下，我們必須接受某種“瑕疵”。在目前的情況下，與通貨膨脹、經濟過熱以及房價猛漲相比較，接受一定程度的股市泡沫也許是一個最合適的選擇。當然，這種最合適的選擇并不是傳統經濟學意義上的“最優狀態”，而是博弈意義上的“納什均衡”。

四、流動性過剩與證券市場發展

我們可以容忍和接受當前一定程度的股市泡沫，并不等于可以容忍這種市場泡沫的長期存在和無限膨脹，從長期來看，化解股市泡沫的根本途徑不是打壓股市，而是提高上市公司的質量，實現股市泡沫的“軟著落”。在大量過剩的流動性從銀行居民存款流向證券市場的時候，我們至少可以因勢利導做兩件事情，一是調整我國的宏觀金融結構；二是調整我國的產業結構和實現產業升級，并通過產業調整與產業升級來實現上市公司質量的提升。

從金融市場的發展歷史來看，銀行信貸是最早出現的融資方式。但是，由于借貸雙方存在嚴重信息不對稱而導致的“逆向選擇”使得銀行無法從根本上克服壞賬風險。證券市場的企業融資盡管投資者可以“用腳投票”，但是投資者仍然屬于“消極投資”，“用腳投票”的風險損失還是不可避免，特別是個人散戶投資者就更是如此。在股票市場中大力發展機構投資者是解決上述問題的一個有效途徑。因為機構投資者在股票市場上不僅可以“用腳投票”，而且還可以“用手投票”，做一個“積極投資”。在證券市場上，很多人都把美國的沃倫，巴菲特視為“價值投資”的典范，但是，巴菲特股票投資的更為本質的特征是“積極投資”。巴菲特在“用腳投票”的同時，還通過“用手投票”去影響和改善企業的經營，這是他成功投資的真正奧秘所在，也是我國機構投資者應當努力借鑒的。從這個意義上講，目前從數量上限制公募基金的發行未必是件好事，實際上使大量的資金直接進入個人散戶行列。

五、結　語

第7篇：關于宏觀經濟的問題范文

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s important literatures about leading economic index system structuring in recent years i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reflects the latest research progress and its future development direction in this area.

關鍵詞： 宏觀經濟；先行指數；國民經濟；區域經濟

Key words: macroeconomic；leading-index；national-economy；regional-economy

中圖分類號：F2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4311（2011）05-0135-01

1先行指標體系的研究背景

先行指標作為一種指數預測方法，在預測宏觀經濟的短期波動方面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因為經濟本身在客觀上存在著周期波動，同時在波動過程中，經濟運行中的一些問題可以通過一些指標率先暴露或反映出來。所以，運用這些能夠顯示經濟體運行態勢變化的先行指標來揭示未來經濟的景氣狀況是可行的[1]。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經濟預警監測在宏觀經濟中的地位將更加重要。從80年代以來，我國也一直在研究建立先行指標體系，并在此基礎上試算先行指數，以期更好地預測國民經濟的運行態勢。從以往的結果來看，國家一級在實際運行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是在省一級，則較少進行這項工作。我們對地區經濟運行態勢的把握，主要還是參考經濟增長率指標。但是，經濟增長率指標本身不具有先行性，而且，按照國家統計局的要求，從2004年起，省市一級不再按月地區GDP數據。在這種形勢下，編制區域性經濟運行監控的先行指標體系，作為地區經濟短期波動的監測依據，從而為政府、研究機構以及企業的政策制定提供參考，就成為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

2我國先行指標體系發展

我國景氣循環問題研究基本可以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20世紀80至90年代中期，先行指標研究起步和發展階段。我國的先行指標體系研究開始于20世紀80年代中期。中國先行指標的研究建立在西方成功經驗的基礎之上，通過將中國經濟周期波動研究基礎與西方景氣指數方法相結合，形成中國先行指標體系的研究方法。一些研究機構和專家在數據處理、模型建立、指標遴選、指數合成等方面開展了積極的探索。隨后，國家統計局、國家信息中心等政府機構也開始了這方面的研究，促進了先行指標方法在宏觀和微觀領域的運用和發展。

第二階段，20世紀90年代后期至今，先行指標研究調整階段。在這個階段，先行指標研究熱潮逐漸退去，部分先行指標因預測準確性較低停止，同時一些機構又開始了指標整合、遴選方法、預測范圍等方面的新的嘗試。政府部門和研究機構將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一些基礎性工作中，如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數據處理方法，建立或完善先行指標信息源等。

3我國先行指標研究成果

石良平對中國經濟的周期性波動進行了深入研究，得出基本結論：中國經濟存在著明顯的增長型循環波動，但是這種波動不是有規則的周期性波動，也就是說波動的峰和谷不會在若干時間后固定、重復的出現[2]。

經濟周期的傳導機制。王洛林主編的《經濟周期研究》一書，詳細分析了中國經濟周期產生的外在沖擊與內在傳導機制，特別是其中的產業關聯機制，反映國民經濟各產業之間前向、后向連鎖效應和阻尼效應，為我們定性分析經濟運行先行指標提供了理論依據[3]。

先行指標的遴選方面。李寶瑜集中介紹了目前國內關于先行指標遴選的常用統計學方法，包括峰谷對應法、時差相關分析方法、馬場法和K-L信息量法[4]。

張守一、葛新權和林寅在《宏觀經濟監測預警系統新方法論初探》中，分別介紹了先行指標遴選的灰色關聯度法、模糊貼近度法和判別分析法[5]。

2004年，國內先行指標研究的權威高盛公司合成了中國宏觀經濟監測的高盛經濟活動指數和高盛先行指標。不僅考察出先行指標穩步領先宏觀經濟運行12個月，而且能夠預測出未來經濟擴張或收縮的量級[6]。

北京市統計局丁文斌博士引進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的做法，合成了北京市先行經濟指數，該指數是國內第一個地區經濟先行指數，在試運行中取得了良好的經濟效果[7]。

4中國先行指標體系建設展望

如今已有80多個國家和地區在研究和應用，其中，美國對整個先行指標體系的發展和完善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并在相應的基礎理論、實際應用等方面一直處在世界前列。先行指標體系的發展幾經周折，但其方法日趨成熟。不少專家都認為，20世紀70年代以后世界經濟波動幅度逐漸減小，以及世界性大衰退危機的逐漸小時等利好因素都與宏觀經濟的跟蹤監測和及時預警有著十分密切的關系。國內關于先行指標的研究都不失為有益的嘗試，但同時也應看到，國內對先行指標和先行指數的研究存在明顯不足。內容上，省一級經濟先行指標研究嚴重落后于整個宏觀經濟運行監測體系的研究；方法上，局限于時差相關分析和K-L信息量兩種方法，并且基本上沒有脫開景氣指數方法的框架，固定在先行、同步和滯后指標三模式聯合預測上；成果上，有深度的、比較權威的論文和專著較少，且集中在介紹西方國家的指標體系上。中國的先行指標體系建設起步晚、進步快，但受統計指標規模、口徑、時間跨度以及經濟結構變化等因素的影響，曾一度陷入低谷，時至今日仍面臨較大的困難和挑戰。與美國等走在前面的國家相比，中國的經濟運行先行指標體系建設還有相當漫長的路程[8]。

參考文獻：

[1]馬立平．宏觀經濟監測與先行指標的設計[J]．北京統計，2002（1）.

[2]馬良平.景氣循環預警方法的理論思考[J].財經研究，19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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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寶瑜．國民經濟統計學[M]．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2.

[5]張守一，葛新權等．宏觀經濟監測預警系統新方法論初探[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1991（8）.

[6]Introducing the CEMAC-Goldman Sachs Coincident and Leading Indicators for China[J]．Asia-Pacific Economics Analyst，2004 (11).

第8篇：關于宏觀經濟的問題范文

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的爆發，造成世界實體經濟衰退的同時，也給微觀企業帶來了巨大的沖擊，致使諸多企業出現了財務危機乃至瀕臨破產。中國經濟雖然經歷了30年的持續快速增長，也未能在此次衰退中幸免。然而對我國而言，這次危機作為一種外生沖擊，具有良好的自然實驗屬性，雖然給實體經濟帶來了深遠的影響，但同時也為我們研究宏觀經濟的周期性波動提供了難得的機遇。陳武朝（2013）研究發現了經濟周期會影響公司的盈余管理行為，江龍與劉笑松（2011）發現宏觀經濟周期性波動會對公司現金持有行為產生影響，石曉軍等（2011）則發現了商業信用對信貸政策具有反周期性，可見宏觀經濟周期性波動對企業行為特別是投資行為會產生重要影響。目前關于宏觀經濟周期性波動，學者們主要從宏觀視角研究其波動的原因以及可能的后果，較少涉及其對微觀企業可能產生的影響。此外，受金融危機的影響，宏觀經濟的衰退致使我國政府先后出臺了財政、貨幣以及產業政策等系列刺激政策，進而出現了鋼鐵、煤炭、水泥、光伏產業、電解鋁等行業的產能過剩，造成投資效率的低下。特別是在轉型期的中國經濟，政府干預更是加劇了宏觀經濟周期性衰退造成的低效率投資。因此本文從宏觀經濟周期角度出發，研究其對微觀企業的投資效率的影響，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與現實意義。投資行為作為微觀企業行為的一項重要組成部分，對公司價值的形成具有非常關鍵的作用。目前關于投資效率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公司微觀層面，總結起來主要有兩類：格爾根和倫內布格（Goergen and Renneboog，2001）與唐雪松等（2007）所作的公司治理與公司投資效率研究、李青原（2009）、比德爾和希拉里（Biddle and Hilary,2006）所作的會計信息質量與公司投資效率研究。此外近年來，伴隨著金融危機的沖擊，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注宏觀經濟與財稅貨幣政策對公司投資效率的影響。如靳慶魯等（2012）關注了貨幣政策下民營企業的投資效率，申慧慧等（2012）則研究了環境不確定性條件下公司的投資效率。可見，目前尚未從宏觀經濟周期性波動角度研究公司投資效率的變化及其在中國制度環境下表現的差異。然而，這些問題的解答，不僅有利于為宏觀經濟周期性波動的微觀后果提供經驗證據，而且有助于政府部門以及企業在應對經濟周期性波動時提供經驗借鑒，所以對經濟周期性波動與公司投資效率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論與現實意義。本文可能的貢獻主要體現在：本文以2008年金融危機為背景，探究了宏觀經濟周期性波動影響公司投資效率的具體作用機理，并對此進行了實證檢驗，一方面為宏觀經濟周期性波動的經濟后果提供了經驗證據，同時也豐富了公司投資效率影響因素研究的文獻；結合中國制度環境，分別考察產權性質以及金融發展對宏觀經濟周期性波動影響公司投資效率的作用，為揭示處于轉型期的中國經濟經濟規律提供了經驗證據；從多元化與行業周期性角度檢驗了不同類型公司受經濟周期影響的敏感程度差異，為公司抵抗經濟周期性風險提供經驗證據。此外，以2008年金融危機作為自然實驗，在一定程度上減弱了研究宏微觀問題之間可能存在的內生性問題，同時也豐富了宏觀經濟政策與微觀企業互動行為的文獻。

二、研究設計

（一）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宏觀經濟周期性波動作為宏觀經濟運行的一項基本規律，特別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的沖擊對企業行為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作為企業經營的重要行為，投資效率直接影響公司價值，同時也極易受宏觀環境的影響。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市場經濟制度建立以來，我國宏觀經濟實現了年均9.8%的穩步快速增長。然而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的沖擊下，我國宏觀經濟增長率一度跌至歷史低點。為防止宏觀經濟的衰退，我國政府先后使用寬松的財政、貨幣及產業政策刺激微觀企業行為，這些政策實施對微觀企業最直接的影響表現為公司的投資行為與投資效率。因此以此次金融危機為契機，研究宏觀經濟周期性波動對微觀企業投資效率的影響，具有重要的理論與現實意義。然而處于轉型時期的中國，政府有著強烈的動機對企業的經營活動。特別是當宏觀經濟步入衰退期，政府為實現宏觀經濟率先復蘇，頻繁通過系列政策措施等以刺激經濟，其最終表現為對企業經營活動尤其是企業投資行為進行干預。陳信元與黃俊（2007）的研究表明，在政府干預經濟較嚴重的地區，政府更多地涉足地方經濟的建設，因而對企業的干預更為普遍。程仲鳴等（2008）則發現政府干預對上市公司特別是地方國有上市公司投資效率產生重要影響。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爆發，我國政府先后使用了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及產業政策等措施刺激宏觀經濟，出臺了前所未有的以“四萬億”刺激計劃，如此大幅度的刺激政策對微觀企業投資效率會產生何種影響？經濟周期是指宏觀經濟運行過程中表現的周期性波動，集中體現為宏觀經濟的擴張與衰退的交替更迭。靳慶魯等（2012）的研究表明，資本逐利規律強調公司未來的投資活動取決于其當前的投資機會，當面臨好的投資機會時，公司應追加投資、擴大規模，當面臨差的投資機會時，應減少投資，縮減規模。根據經濟周期理論，當宏觀經濟由擴張期進入衰退期時，公司面臨的投資機會減少，理性的投資者應該會選擇減少投資。然而為防止經濟衰退，政府會進行逆周期性干預政策，特別是處于轉型經濟的中國，在政府力量的驅動下，企業必須進行逆周期性行為的投資行為，從而降低其資本逐利規律，公司投資行為與投資機會間的敏感性會降低，最終表現為更低的投資效率。綜上所述，經濟周期性衰退會降低公司投資效率，因此，本文提出假設：

H1：相對于宏觀經濟繁榮期，宏觀經濟衰退期時公司投資對Q值的敏感度會更低，表現為順周期性

產權性質對公司投資效率的影響主要基于融資約束與政府干預程度角度。首先周和方（Chow and Fang，1998）指出，在我國由于特殊的制度背景同時存在著國有與非國有兩類產權性質完全不同的企業類別，這兩類公司所受的融資約束差異較大，因此，產權性質可以作為公司受融資約束程度較好的替代變量。同時，包括張莉芳（2012）、古倫和艾恩（Gulen and Ion，2012）、連玉君（2009）等國內外學者研究也證實了融資約束是影響公司投資效率的重要調節變量。林毅夫與李志（2004）的研究也證實了，從融資約束程度來看，相比非國有企業，由于國有企業與政府有著天然的“血肉”聯系，在父愛主義下，國有企業往往存在著預算制度上的軟約束，因此在經濟周期的衰退期，其表現為更低的融資約束程度。從政府干預程度來看，申慧慧等（2012）研究認為國有股權公司更容易受到政府干預。特別是在經濟衰退的背景下，政府從財政貨幣及產業政策入手刺激宏觀經濟時，資金方面收益的首先是國有企業，因此國有企業在衰退期受約束程度較低。此外，相比非國有企業，國有企業往往需要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且更易受到來自政府非營利目的的干預，從而弱化了其經營的營利性，弱化了資本逐利規律在國有企業中的作用，從而致使國有企業產生了更低的投資效率。無論從融資約束程度還是從受政府干預程度視角，國有企業均更易表現為投資與Q值更低的敏感性程度。因此，本文提出假設：

H2：相對于民營企業，國有企業投資對托賓Q的敏感度受經濟周期影響更顯著，表現為衰退期更低的投資效率

金融發展程度較高的地區，與之發展較低的地區，至少存在以下差異：第一，公司受融資約束程度存在差異。金融發展程度較高地區，金融中介組織更為發達，金融工具更為多樣化，從而為公司規避宏觀經濟周期性波動提供了更多可能，同時其資本市場化程度更高，獲取資金的成本也將更加合理。第二，債務的治理作用存在差異。余明桂與潘紅波（2008）的研究表明，公司債務具有一定的治理作用，然而在金融發展程度較低地區，公司債務融資主要取決于關系等非正式制度，從而債權人參與公司治理的程度更弱，對公司投資效率影響力較小。第三，受政府干預程度存在差異。金融發展程度較低的地區，往往也是市場化進程較低的地區，其受政府干預程度越高。在宏觀經濟的衰退期，政府為率先實現經濟復蘇，一方面干預銀行放松銀根；另一方面促使微觀企業投資。根據以上闡述可以發現，金融發展程度的不同會通過資金來源、債務治理以及政府干預等多個渠道影響微觀企業的投資行為。具體來講，在金融發展程度較低的地區，資金配置更加無效，債務治理作用更弱以及受干預程度更高，因此其會弱化資本逐利規律的作用，進而產生在危機期間更為激進的投資行為，最終表現為更低的投資效率。因此本文提出假設：

H3：相對于金融發展程度較高地區的公司，金融發展程度較低地區公司的投資對托賓Q的敏感度受經濟周期影響更顯著，表現為衰退期更低的投資效率

（ 二 ）樣本選取與數據來源考慮金融危機從2008年開始，同時為使年度分布更加對稱，以避免因樣本分布偏差而產生的誤差，本文選擇2006年至2009年上市公司數據為樣本；考慮被解釋變量（投資Investment）與解釋變量（投資機會TQ）需要錯開一期，滯后一期指標均為2005年至2008年數據，因此本文實際樣本選擇為2005年至2009年期間數據；本文所有數據均來自于國泰安（CSMAR）數據庫，同時剔除數據不全、資產負債率大于1或為負值的上市公司以及金融類公司，最終選擇了4945個年度公司樣本；為了避免異常值對回歸結果可能產生的影響，本文對除了宏觀經濟周期性波動（Cycle）等啞變量之外的所有連續變量進行上下1%的winsorize處理。

（ 三 ）變量定義公司規模（Size）、現金流（CFO）、資產負債率（Lev）、風險（?琢return）、行業啞變量，均是控制公司投資水平的控制變量，具體變量見下表（1）。根據該研究模型中TQ*Cycle系數?茁3是主要測試變量系數，如果其顯著大于0，表明經濟周期衰退會提高公司投資效率，反之如果顯著小于0，則表明經濟周期衰退會降低公司投資效率。

（ 四 ）模型建立 借鑒靳慶魯等（2012）、陳德球等（2012）的研究設計，使用投資與托賓Q敏感度代表公司投資效率，其敏感性越大表示投資效率越高，反之越低。為此我們使用以下模型對研究假設H1、H2及H3進行檢驗，其模型設定為：

Investmenti，t+1=?茁0+?茁1*TQ+?茁2*Cycle+?茁3*TQ*Cycle+?茁4*Size+?茁5*CFO+?茁6*Lev+?茁7*?滓（Return）+IndustryDummies+?著i，t

其中Investment為公司投資水平的變量。TQ表示投資機會的托賓q，Cycle為經濟周期的變量。考慮2008年為我國宏觀經濟受金融危機影響最深刻的一年，而2010年之后在經濟政策的刺激下，宏觀經濟開始復蘇，因此為了能夠更準確的捕獲金融危機深刻影響，本文將2008與2009年定義為經濟衰退期，同時為了考慮樣本的對稱性，避免因樣本的分布偏差，將繁榮期定義為2006與2007年。為了使結論更加穩健，本文還使用2003-2011年度數據為樣本，將2008年之后定義為經濟衰退期進行重新回歸，發現本文的結論依然成立。

三、實證檢驗分析

（ 一 ）描述性統計表（2）與表（3）為本文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與相關系數表。從表（2）看，公司投資水平（Investment）均值（0.057）大于中位數（0.038），表明樣本公司的投資水平整體右偏。經濟周期變量（Cycle）均值為0.527，表明處于衰退期的樣本數略高。控制變量投資機會（TQ）的均值（1.493）略大于中位數（1.198），公司規模均值（21.355）與中位數（21.279）比較接近，呈現正態分布，現金流（CFO）均值（0.051）與中位數（0.050）接近，呈現正態分布，其最小值為-0.216，表明樣本公司有部分公司現金流小于0，資產負債率（Lev）的均值（0.530）與中位數（0.520）基本相當，呈現整體分布，經營風險（?滓（return））同樣呈現正態分布，從而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回歸結果的可靠性。從表（3）的結果看，投資機會與公司投資呈現正相關，而經濟衰退與公司投資也呈現顯著正相關，表明在面臨衰退時，公司投資不是減少，反而增加，從而直觀上可以判斷這可能是導致衰退期低效率投資的重要原因。此外其它變量之間均沒有較強的線性關系，從而降低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線性帶來回歸產生的誤差。

（ 二 ）回歸分析表（4）報告了本文研究假設1與研究假設2的回歸結果。表（4）中的第1列經濟周期與投資機會交乘項（Cycle*TQ）的系數為-0.008（t值為-1.81），顯著為負，與研究假設H1一致，表明相對于經濟繁榮期，經濟周期的衰退期會導致公司投資效率的降低。表（4）中的第2與第3列為分別按照國有企業與非國有企業分組進行檢驗，發現其系數分別為-0.006（t值為-1.43），-0.003（t值為-0.89），前者達到邊際顯著，并且其絕對值也明顯大于后者，表明相對于非國有企業，國有企業受經濟周期影響更敏感，從而表現出更低的投資效率。表（4）中的第4列則將國有企業與非國有企業設置為啞變量與經濟周期和投資機會交叉項進行交乘，其系數為0.002（t值為1.82），顯著為正，也表明相對于非國有企業，國有企業投資效率受宏觀經濟周期性波動更敏感，因此具有更低的投資效率，以上均與研究假設H2相一致。

（ 三 ）相關性分析 表（5）為假設H3的回歸結果。從回歸結果看，金融發展程度較低時，Cycle*TQ系數為-0.009，顯著為負，而當金融發展程度較高時，Cycle*TQ系數為-0.003，為負但不顯著，且前者絕對值明顯大于后者，此外第3列的交乘項系數也顯著為負，其結果與研究假設H3一致，表明相對金融程度發展較高的地區，金融發展程度較低的地區，其公司投資效率受宏觀經濟波動更敏感，表現為更低的投資效率。根據陳武朝研究認為，微觀企業受經濟周期影響與企業所處的行業周期性有關系，因此借鑒陳武朝采用上海證?交易所和中證指數有限公司的上證周期行業50和非周期行業100指、滬深300周期行業和非周期性行業指數對周期性與非周期性行業的分類，將采掘業、交通運輸倉儲業、金屬非金屬、房地產等行業定義為周期性行業，其余行業則定義為非周期性行業。周期性行業與非周期性行業中，其經濟周期對公司投資效率回歸結果分別見表（6）的第（1）與（2）列，其結果表明經濟周期影響公司投資效率主要存在于強周期性行業，而弱周期性行業則影響較小。公司多元化不僅有利于公司規模化生產，而且有利于降低公司經營風險。宏觀經濟周期對微觀企業投資效率產生影響，會不會因公司多元化而降低？為此，本文根據公司經營收入的行業分布，如果其跨兩個及以上的行業進行分布，將該公司定義為多元化公司，反之則定義為非多元化公司，按多元化與非多元化進行分組進行回歸，其回歸結果見表6。結果顯示，經濟周期影響公司投資效率主要在于多元化公司中，表明多元化可以降低經濟周期對微觀企業投資效率的影響。

（ 四 ）穩健性測試為了使本文的結論更加穩健，本文還考慮使用固定資產變化率作為投資水平的變量，使用資產報酬率作為投資機會，直接使用GDP增長率與公司投資機會進行交乘，并使用2003年至2011年數據為樣本，以檢驗本文回歸結果的穩健性，結果發現本文的結論均未發生實質性改變，囿于文章篇幅所限，未能報告其回歸結果，讀者如有需要，可向我們索取。

第9篇：關于宏觀經濟的問題范文

[關鍵詞] 宏觀經濟；統計分析；經濟發展；解決措施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6. 23. 019

[中圖分類號] F239.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3 - 0194（2016）23- 0035- 02

0 前 言

宏觀經濟、國家發展和人民生活緊密相連、息息相關，了解并掌握我國宏觀經濟最新趨勢很有必要。在20世紀90年代后我國的市場經濟開始進入迅速發展階段，市場經濟體系的建立不僅在很大程度上加快了經濟發展步伐，也提升了人們生活質量。宏觀經濟統計分析作為其中重要指導方，其運用領域不斷擴大，但受到計算機技術等多方面的影響，仍然存在部分急需解決的問題。如何克服宏觀經濟統計分析發展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并進行合理判斷分析，從中找到方法和策略將有可能出現的問題進行調控和解決，是促進市場經濟健康發展所必須思考的問題。

1 關于宏觀經濟統計分析的具體概述

宏觀經濟統計分析是經過兩種知識體系發展而來，即統計學知識體系以及經濟學知識體系。這兩個知識體系的相互融合，并遵循宏觀經濟理論，分析經濟發展規律的過程，能夠根據相關數據資料，得出科學的國民經濟運行，并對發展過程的持續性和穩定性進行驗證。宏觀經濟統計分析發展至今主要經歷了三個非常大的發展階段：第一大階段主要將其重心歸納為國民經濟，并將統計指標劃為關鍵點，以當時國家經濟發展水平的現實情況為依據，對經濟進行分析探討；第二階段為國家經濟審核體系完善期，核心經濟指標確定，宏觀經濟分析中的科學統計得到優化；第三階段為宏觀統計與微觀統計相輔相成階段，形成新局面。上述內容在宏觀經濟統計分析中分別占有地位，其職能依次為分析過程的關鍵內容與重要基礎、對研究問題做出定性認識以及統計局在年初做好上一年度的經濟統計分析。以上三個工作內容能夠解釋宏觀經濟發展過程中主要矛盾，并科學預測經濟發展態勢，針對經濟制度或者運行過程存在的問題，提出針對性管理建立。

2 宏觀經濟統計分析在發展過程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隨著社會經濟的飛速發展，宏觀經濟統計分析方法逐漸增多，在促進經濟預測準確性的同時，也帶來了一定問題，主要體現在以下四方面。

2.1 工作人員綜合素質因素導致缺乏創新思維

受到工作人員素質等因素的影響，在分析過程中，其缺乏統計過程的創新思維，統計分析方式較落后，在分析時不能很好的遵循統計原則，使得統計分析結果存在誤差。與此同時大數據時代的到來給統計分析賦予了新的時代要求，但實際運行時，工作人員綜合素質的局限性無法準確把握大數據時代特征，導致構建出的經濟統計分析模型無法準確預測經濟趨勢。

2.2 市場機制被弱化

我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已經步入到了高收入的階段，實行投資補息、國債技改等政策，擴大了投資規模。但與此同時投資需求的增長速度沒有上升的跡象，經濟增長速度呈現一種下滑的趨勢，使得市場機制本身的推動力被弱化。

2.3 出口難以為經濟增長起到大的作用

自從2012年以后，凈出口已經沒有為我國經濟增長帶來實際貢獻率，相關文獻顯示凈出口不僅沒有帶來增長甚至還出現負貢獻率得現象。分析其原因發現是由于出口量以及進口量減弱，且都出現衰退跡象。在這種條件形式下，經濟增長更多的是靠內需，只是從當前來看，投資消費的增長速度跟以往的年份比起來明顯放慢了步伐，影響著出口、跨過企業的積極性。

2.4 消費需求低迷且國民收入分配懸殊較大

很多居民收入主要是用來消費可增長平緩，主要原因還是在于國民收入懸殊較大、資源分配非常不合理，其收入增長跟政府收入增長比較起來要慢，所以消費與經濟發展之間并不是很協調，因此供需矛盾突出。

3 宏觀經濟統計分析發展的建議

3.1 深化中小型企業生產模式改革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中小型企業存在一定的劣勢，其主要劣勢為融資困難，在貸款項目上存在較大阻礙，不利于經濟的發展。政府應加大對中小型企業的政策支持，加強政府對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經過簡化銀行貸款手續流程及降低銀行貸款門檻，為中小型企業的融資提供充分的信息支持與資金支持。同時也可以借鑒國外的立法制度體系為中小型企業出臺科學的發展優惠政策。幫助中小型企業制定適合其發展的方案，不斷推進其發展，引導其朝著健康、科學的方向發展。

深化中小型企業生產模式改革不僅助于企業的發展還是為宏觀經濟統計分析的持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3.2 融合多種統計方式提升工作效率

基于大數據的時代背景，傳統的統計方式已經無法準確把握大數據的特征的發展趨勢，因此相關部門和工作人員必須順應時展潮流，對經濟信息進行多方面的分析。通過融合多種統計方式，進一步加深政府部門對宏觀經濟的掌握和了解程度，提升統計分析結果的準確性以便更加及時地預測經濟發展態勢。

4 結 語

在宏觀經濟統計分析發展過程中仍存在很多問題，政府和相關單位應不遺余力的加強對宏觀統計分析的支持力度，制度相關政策，及時地預測經濟發展態勢，從而讓我國經濟能夠更加穩定也更加良好。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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