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與語言的共性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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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文字與語言的共性范文
但是，在語文教學實踐中，較普遍的現象是忽視了語文的工具性、基礎性，在語言文字教學上，重點放在了如何提高語文教學成績上。現在，我們已認識到小學語文教學必須對學生進行語言文字的訓練。但光有認識還不夠，我們在教學實踐中還必須加強語言文字教學。語文教學如何回歸到它的工具性、基礎性上來，如何從課文內容分析模式回歸到以語言教學為主這方面來？這是一個很值得廣大教育同仁深入探討的問題。在此，筆者認為應從以下四個方面來加強語言文字教學：
首先，真正轉變、更新教學觀念。
我們要認識到語文學科是綜合性很強的學科，在教學過程中，既要完成語文教學的“特有任務”，也要完成學科教學的“共有任務”，二者關系處理得當有利于加強語言文字的訓練。要敢于擺脫困擾教學成績提高的以灌輸為主的課文內容分析，精講、巧練，講、練、評結合，以提高學生的語文素質為目標，著力于構建語言文字教學的新模式，使學生能更快更好地掌握語文這一工具。必須真正地切實地把語言文字教學和讀寫聽說能力、思維能力的培養訓練有機結合起來并落到實處。
其次，要研究和梳理語言文字教學的基本內容，探索、總結語文教學的基本規律。
布魯姆強調，基礎教學的任何學科，基礎知識是重要的教學目標。語言基礎知識包括教學大綱所規定的字詞的音、形、義、標點符號，詞法和句法即漢語語言的構造形式及其規律，修辭和語言邏輯等。掌握這些知識的目的在于更自覺、更熟練地運用語言這一工具。所以語言基礎知識教學不能單純、孤立、機械地進行，只有充分利用課文——活的語言環境進行教學，才有可能使學生牢固掌握語言基礎知識和形成語言能力；反之，只能令學生討厭，引導學生鉆進死胡同。
語言文字教學另一個基本的重要的內容是漢語言的表達形式和表達方法。
而在不同的語境中又會有不同的語言表達形式和方法。這樣的例子在教材中比比皆是，如“把”字句與“被”字句強調的側重點不同、反問與陳述句等強調語氣不同、把兩個句子合成一個兼語句、禮貌用語的訓練等。我們漢語絕大多數的字既表形又表音、表義，在不同的語言環境中，有些字的音義又會有變化。語言是一種社會現象，社會上的一切都有可能成為語境。語境是語言教學中最活躍的因素，是教學中語言因素挖掘、分析和語言訓練的主要內容。此外，語言能力如感知能力、理解能力、組織與表達能力等，都是語言教學的主要內容。加強語言教學，加強語言因素分析，到底應提取哪些因素、如何梳理歸類，語文教學中關于語言能力水平的序列和層次如何理解和分類，這些都有待探討。雖然新課標提出了大方向，但如何理解、如何落實到每一課時中去、如何使課標的要求詳細化更易操作，有待同行進行更深入的探討。 轉貼于
第三，要突出語言文字教學的前提下是處理好語文。教學與德育、美育等的關系。
語文課是語言課，是語言工具課，不能把語文課上成政治課，也不能把語文課上成文學課。語文課要在突出語言工具性和基礎性的教學過程中滲透道德教育，結合審美教育，也就是說，要因文悟道，寓文學鑒賞、審美教育于語言文字教學之中，對某些范文作分析評鑒，讓學生感受美，培養學生健康的審美情操。但必須強調，這些都是在語言教學過程之中進行，應是潛移默化的，不是孤立的，更非牽強的或隨意延伸的。
第四，要改進教法，加強語言文字訓練。
第2篇：文字與語言的共性范文
論文摘要：本文以781家中國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分析了企業資本結構在9年內的長期演變規律，結果發現：企業資本結構整體上具有趨同趨勢，企業資本結構雖然長期收斂，但是并未出現明顯的交叉，而是表現出了較強的長期穩定性。由于已知的各種影響因素無法對上述規律做出充分合理的解釋，因此企業資本結構可能是由某些未知的且具有長期穩定性的因素所決定。
一、文獻綜述
(一)國外文獻西方資本結構理論是現代金融經濟學的核心，從莫迪格里安尼(Modigliani)
米勒(Miller)1958年共同提出“MM定理”以來，圍繞企業最優資本結構的研究成果可以說是不勝枚舉。MIT斯隆商學院梅爾斯在2001年撰文回顧和評論了幾十年來金融學關于西方資本結構的四個理論流派，其中包括：基于避稅利益、破產成本的靜態權衡理論和基于成本的資本結構理論，基于非對稱信息的信號傳遞理論和優序融資理論，以產品般人品市場的相互作用為基礎的企業資本結構理論，以及考慮企業控制權競爭的企業資本結構理論等。每種理論都從不同側面提出了一系列決定企業資本結構的影響因素，與此有關的國內外研究成果非常豐富。Titman和Wessels(1988)較早對資本結構因素進行了系統研究。
(二)國內文獻國內陸正飛和辛宇(1998)則較早研究了我國上市公司資本結構的影響因素。此后，國內很多學者都對我國上市公司的資本結構影響因素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研究，如呂長江(2001)、肖作平(2004)、趙冬青和朱武祥(2006)等。國外實證研究表明獲利能力、公司規模、資產擔保價值、成長性、非負債盾、變異性等因素影響資本結構的選擇。我國實證研究則表明，行業因素、獲利能力、資產盈利能力、獲利能力增長、資產結構、資產擔保價值、資產流動性、利息保障倍數、企業規模、規模擴張、企業經營風險、非負債稅盾、企業實際稅率、成長性、保留盈余、總資產市值面值比、收入變異程度、收益質量、財務困境成本、投資額、產品獨特性、產生內部資源能力等都是我國企業資本結構的影響因素，還有許多學者研究了我國特有的股權結構，如股權流通程度、國家股比例對資本結構的影響。另外，回顧國內已有研究文獻，我們發現，國內相關領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影響因素對企業資本結構的作用方向和顯著性判斷方面，至于企業資本結構的長期演變規律及其決定因素等方面尚無相關研究文獻的記載。本文試圖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主要針對我國上市公司資本結構的長期演變規律進行初步的探索，從中發掘一些有意義的規律。
二、財務杠桿及其影響因素選擇
(一)資本結構定義企業資本結構可以有兩種度量方式，一種是賬面資本結構，另一種是市場資本結構。本文對賬面資本結構定義為：賬面杠桿(BDR)=賬面負債／(賬面負債+賬面股東權益)。其中賬面負債定義為公司的有息債務，即短期借款、一年內到期的長期負債和其他長期負債三者之和。為了增加信息含量以及結論的可比性，我們也同樣對市場資本結構進行了統計與檢驗，考慮到我國上市公司存在非流通股這一特征，本文的市場資本結構被定義為：市值杠桿(MDR)=賬面負債／(賬面負債+流通股市值+非流通股×每股凈資產)，其中賬面負債為公司的有息負債。
(二)財務杠桿因素依據有關理論以及國外學者的經驗研究，能夠影響企業財務杠桿的因素基本可以歸納為以下幾個(其中括號里的符號表示影響的方向)：公司規模(+)，對于大公司而言，調整資本結構所涉及到的交易成本相對易于承受，而且信息更為透明，所以大公司更易發行債券和借貸。因此，可以期望公司規模與財務杠桿之間呈現正相關。顯然，如果公司規模能夠影響企業未來資本結構，那么，這種決策應該依據的是公司在期初，即上期末的數據。本文選用總資產的自然對數來度量公司規模(sIZE)；成長能力(+)，快速成長的公司往往需要大量的外部資金，從而呈現出快速借貸的趨勢，因此企業成長越快，財務杠桿比率也會更高。本文選用總資產的增長率來度量公司的成長能力(GROWTH)；盈利能力(+／一)，根據權衡理論，盈利能力更強的公司會要求更多的負債以獲得避稅的好處，而且依據自由現金流假說，外部股東也可能會迫使管理層舉借更多的負債以減少自由現金流的濫用。由此提升負債融資比例。但是另一方面，也可能由于信息不對稱，銀行因為不能區別好與差的公司，從而選擇提高利率，使得公司轉而挖掘內部資金，進而降低公司外部負債融資比例。本文選用凈資產收益率來度量公司的盈利能力(PR0Fn1ABILnY)；抵押能力(+)，根據權衡理論，當公司破產時，有形資產較易清算并且容易降低企業的財務困境成本。另外，根據優序融資理論，由于有形資產可以被用做抵押，這使得針對貸款人的信息不對稱情況能夠有所減輕。基于以上兩種理由可以認為，有形資產比重大有利于公司加快融資步伐。本文選用(固定資產凈值+存貨)／總資產來度量公司的抵押能力(MORTGAGE)；非負債避稅(一)，根據權衡理論，借貸的主要動機是利用利息的避稅好處，其他非負債避稅，如折舊將會緩和這種動機。另外折舊無疑也是公司一種非常重要的現金來源方式，必要時可以緩解公司緊急的資金需求。因此，可以預期非負債避稅會降低公司財務杠桿比率。本文選用累計折IH／總資產來度量公司的非負債避稅(NDT)；資產流動性(+)，一方面公司的資產流動性高意味著企業可以較易支付短期債務，有利于增加企業借貸。另一方面公司流動性高也意味著一些投資項目可以通過流動性資產，如存貨的變現而不是借貸獲得項目所需的資金。因此，公司的資產流動性高有可能提高或降低企業的財務杠桿比率。本文選用流動比率來度量公司的資產流動性(LIQUIDITY)。
文獻綜述中提出的其他企業資本結構影響因素，因為在不同程度上都與上述影響因素有關，為了避免多重共線性，故本次研究中沒有將企業實際稅率、保留盈余、總資產市值面值比、收入變異程度、收益質量、財務困境成本、投資額、產品獨特性、產生內部資源能力等因素納入考慮范圍。
(三)樣本選取與數據來源本文選擇了1998年及其之前在滬、深股市上市的所有公司為樣本，其中除去金融公司、sT和公司以及賬面與市值財務杠桿大于1的上市公司，時間跨度為1994年至2007年，最后獲得分布于35個行業的781家公司，共計8339個觀察值。數據來源于CCER中國經濟金融數據庫。(表1)顯示了我國上市公司的賬面財務杠桿、市值財務杠桿以及各影響因素的基本情況。
三、財務杠桿演進規律研究
首先研究我國上市公司財務杠桿的橫截面變化規律。(圖1)描繪了四組企業的平均財務杠桿在“事件窗口”期間的變化規律。由于我國上市公司財務數據經修訂后只涵蓋了1994年到2007年，如果選擇研究上市公司9年的財務杠桿變化，則分組的最后年份只能為1998年。當然也可以選擇研究我國上市公司l0年或更長年份的長期變化規律，但是這樣做會使得大量新近上市的公司排除在樣本分析之外。出于折中的考慮，本文以1994年至1998年作為分組期間，研究我國滬、深兩市所有符合要求的781家上市公司在9年間的資本結構變化規律。文中(圖1)的具體構造方法如下：從1994年至1998年每年根據上市公司財務杠桿的期末大小將該年全部樣本企業平均分為高財務杠桿組、較高財務杠桿組、中等財務杠桿組和低財務杠桿組，同時剔除每組中財務杠桿比率最高與最低5％數量的企業，以消除極端數據對分析結果的干擾，然后保持組內樣本企業不變，并以分組年份視為基期0(t=0)計算每組樣本企業在隨后9年(t∈(0，8))內每一年的平均財務杠桿比率。由于從1994年至1998年每年都能計算出四組企業在隨后9年的平均財務杠桿比率，為了求得我國上市公司整體財務杠桿的長期變化規律，就必須對上面數據再求平均，從而計算得至U高財務杠桿組、較高財務杠桿組、中等財務杠桿組和低財務杠桿組四組企業在9年內的平均財務杠桿變化規律，具體結果見(圖1)。
觀察(圖1)可以看到，四組企業的平均財務杠桿在期初差異明顯，賬面(市值)平均財務杠桿差異為37％(38％)，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差異開始逐漸收斂，且速度逐漸放慢，到了期末，賬面(市值)平均財務杠桿差異僅為13％(10％)。由此可見，企業財務杠桿在橫截面上存在較強的穩定性，某些因素維持了企業財務杠桿的長期水平，同時又有一些短期因素使得不同企業的財務杠桿朝著中間偏上的水平不斷趨近。當然，上述財務杠桿的穩定性有可能是源于已知的影響因素，如公司規模、成長能力、盈利能力、抵押能力、非負債避稅、資產流動性等作用的結果，也有可能是來自某些未知的其他因素的作用。正~IWillianmson(1988)研究發現，企業的財務杠桿與公司規模緊密相關，高財務杠桿的企業往往公司規模也更大。因此，高財務杠桿組的企業平均規模可能更大，而低財務杠桿組的企業平均規模則可能更小。
為了檢驗企業財務杠桿的穩定性是否與我們已知的影響因素有關，本文采用了如下技術處理：從1994年至1998年每年將樣本企業的賬面(市值)財務杠桿比率作為被解釋變量對滯后一期的已知影響因素(公司規模、成長能力、盈利能力、抵押能力、非負債避稅、資產流動性)進行回歸，然后以回歸殘差作為分組依據，將樣本企業重新劃分為高財務杠桿、較高財務杠桿、中等財務杠桿、低財務杠桿四組，然后采用與(圖1)同樣的方法，計算按殘差分組的四組企業它們的平均財務杠桿比率在9年內的變化規律，具體結果見(圖2)。
由于(圖2)采用的是殘差作為分組依據，此時每組包含的企業已與前文所列的影響因素無關。如果這些影響因素能夠決定企業的財務杠桿比率，或者能夠解釋企業財務杠桿比率的絕大部分變化，那么我們有理由推測：(1)采用殘差分組的基期組間差異應該很小。(2)就像回歸方程殘差應是期望值為0的白噪聲時間序列一樣，財務杠桿的組問差異應該在基期的后續年份迅速消失。然而，如(圖2)所示，事實并非如此，除了第一點較為符合外，即按殘差分組的組問期初賬面(市場)財務杠桿差異為24％(16％)，小于直接按財務杠桿分組的組間期初差異37％(38％)，(圖2)中四組曲線的形狀與(圖1)中四組曲線的形狀基本相同，從而說明在剔除已知影響因素對企業財務杠桿的作用后，總體而言，企業財務杠桿仍然具有很強的長期穩定性，換言之，在這些已知影響因素之外還可能存在某些我們尚不知曉的其他因素，它們能夠顯著的、持久的影響企業的財務杠桿水平，決定著企業資本結構未來的長期變化趨勢。本文接下來將采用大樣本面板數據回歸，進一步考察這些已知和未知影響因素對我國上市公司資本結構的實際作用程度。
四、財務杠桿穩定性影響因素檢驗
本文研究結果顯示，企業財務杠桿會受到某些未知因素的影響，如果這些因素被忽略，線性回歸的系數和假設檢驗結果都會出現較大的偏差。如企業在技術、市場支配力和管理方面的差異會對企業的投資和生產經營活動產生長期影響，由于這些因素不易被觀測，因此可以在面板數據回歸中加入固定效應來替代上述影響因素(Arellano，2003)。同理，對企業資本結構的研究也可以借鑒此方法，只要這些未知影響因素是隨時間緩慢變化的，即不是固定不變的，就可以將不可觀測的公司效應和時間效應作為固定效應納入到面板回歸當中，替代影響企業財務杠桿的未知因素。另外，為了測度企業過去的財務杠桿對未來財務杠桿的影響，回歸模型還引入了滯后一期的已知影響因素，最后本文構建了如下針對企業當前財務杠桿水平的雙固定效應面板回歸模型：
其中，i代表不同企業，t代表不同時間，x。代表滯后一期的各已知影響因素，Lev．代表第i個企業在第t年的財務杠桿水平，不可觀測的時間效應，v懇不可觀測的企業效應，e隨機誤差項。最后回歸結果見于(表1)。如上述回歸結果所示，無論是否考慮固定效應，企業的當前賬面和市場杠桿都會受到9年前企業財務杠桿的顯著影響，也就是說，即使控制了影響企業財務杠杠的其他變量，企業的當前財務杠桿仍是決定企業未來長期財務杠桿的重要影響因素，同時觀察加入固定效應前后各影響因素對企業財務杠桿作用的變化：(1)在加入固定效應后，回歸方程的解釋平方合(adj．R)出現了明顯提高，從原來的21．56％(16．85％)上升到85．12％(85．5％)。(2)影響因素的回歸系數均有不同程度的降低(企業規模影響因素除外)。(3)影響因素的顯著性出現了普遍降低，其中部分影響因素作為解釋變量直接從原來統計上顯著轉變為不顯著(企業規模影響因素除外)。從以上回歸結果可以看到，在面板數據回歸中替代企業資本結構未知影響因素的“固定效應”對各已知影響因素具有很強的替代效應，并且對企業資本結長期演變規律具有較強的解釋能力。由此可見，傳統影響因素(公司規模、成長能力、盈利能力、抵押了能力、非負債避稅、資產流動性)并非企業財務杠桿的決定因素，于此相對，某些未知影響因素(模型中的企業固定效應)才是決定企業財務杠桿水平的關鍵因素。
第3篇：文字與語言的共性范文
內容摘要：本文基于集團管控理論，結合我國資產管理公司商業化轉型現狀和未來發展趨勢，對其管控模式的構建提出了初步設想和建議。
關鍵詞：資產管理公司 商業化轉型 管控模式
集團管控的理論內涵
根據企業管理理論，集團管控的核心含義是指集團總部對下屬分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采用的管理控制方式，其目的是為了更好地發揮綜合化集團的規模經濟、協同經濟和范圍經濟等效應。
集團管控主要包括管控平臺和管控模式兩個方面。管控平臺包括公司治理和組織架構，建立管控平臺是實施集團管控的重要基礎。一方面，公司治理是企業運行最核心的內容之一，相當于企業生命的DNA，企業運行所涉及到的管理體系、業務體系、權利體系和利益體系全部是從公司治理這個中心延伸發展起來的。另一方面，搭建完整的管控平臺，必須建立多個子系統進行支撐，建立與母公司管控相匹配的組織架構，如直線制、職能制、直線―職能制、事業部制、模擬分權制和矩陣制等形式。在現實生活中，集團公司的組織結構往往是以一種混合的形式存在，以母子公司制為基礎，同時混以事業部制和直線-職能制等多種形式。目前流傳最為廣泛的集團管控類型劃分方式，是戰略管理大師古爾德等人最早提出的“集團管控三分法”，即財務控制型、戰略控制型和運營控制型。這三種管控模式各有特點（見表1），現實中企業集團的內部管控往往是以一種模式為主導的多種模式的綜合，并隨著集團的整體戰略轉型進行動態調整。
資產管理公司發展狀況和未來戰略定位
2007年以來，信達、華融、長城、東方四家資產管理公司根據新的形勢和要求，不斷改變原來單一的專業化管理處置不良資產的經營格局，努力拓展多種業務模式，逐步形成了以資產管理為主，擁有金融租賃、證券、信托、保險、基金、房地產等多個子公司平臺的綜合金融服務體系，基本擺脫了對政策性業務的依賴，為商業化轉型奠定了一定基礎。根據目前四家資產管理公司發展現狀可以判斷，未來通過商業化轉型和改制，四家資產管理公司將繼續加強資產管理者和綜合金融服務商的建設，最終向市場化、綜合化、多元化、國際化的金融控股集團發展。在此戰略定位下，商業化轉型后的資產管理公司，必須在治理結構上建立符合現代公司的治理準則和規范，在組織架構上突出主業，對辦事處和子公司的相關業務進行專業化組織協調和管理，在管控模式上根據內外部具體約束條件，靈活選擇和綜合運用戰略控制、運營控制和財務控制等方式。
商業化轉型中資產管理公司的管控困境
（一）母子公司治理機制不完善
當前，四家資產管理公司中，信達已完成股份制改革，初步建立了較規范的公司治理結構，但單一股權問題仍未解決。其他三家資產管理公司還處在商業化轉型過程中，單一股權結構和行政色彩較濃的管理模式決定了它們還不是完全商業化的經營機構，仍待建立規范的母子公司治理結構。
（二）集團主業核心競爭力不強
近兩年，四家資產管理公司通過商業化轉型，市場化運營能力有了顯著提高，但與業界先進水平以及國內外成熟金融控股集團相比，集團主業在相關產品和服務等方面仍存在很大差距，核心競爭力不強。這主要由于在中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的十年間，大多數地區銀行的不良資產率已降至低位，且大多數銀行自身也逐步具有管理不良資產的機構和能力，不良資產的市場釋放量大大減少。因此，以不良資產管理業務為單一主業來支撐中國華融的長期發展具有一定局限性，需要賦予資產管理業務新內涵，不斷拓展輔助資產管理業務發展的新手段。
（三）總部管理和服務未能有效滿足業務發展需要
目前，四家資產管理公司均擁有多家子公司平臺和辦事處、營業部，子公司平臺涉及的經營范圍和業務領域明顯擴大，辦事處商業化發展勢頭迅猛，業務規模快速增長。但與此同時，各家公司總部的服務、管理、資源調配和開拓創新等方面的能力未能充分滿足辦事處、子公司的業務發展需要。如在風險管理方面，目前還未建立起系統的集團風險指標體系，在風險價值計量、風險識別、分析技術和方法等方面的管理還有待進一步科學化和系統化。在經營授權方面，辦事處接受總部下達的收入、利潤等自負盈虧指標，但與其它金融機構相比，在經營上缺乏一定的自，各類業務均需報總部或子公司審批，降低了業務流程的效率。
（四）協同效應發揮不充分
金融控股集團的一個主要目標是獲得協同效應，要實現這一效應，除集團各組成部分應密切協作外，還需要母公司具有強大的橫向協調能力和信息共享服務能力。而這對于擁有眾多控股子公司、辦事處以及管理層級的資產管理公司來說，更是一種需要不斷加強的能力，但當前各家公司的業務協同效應仍未充分發揮。如總部對不同業務和經營主體還缺乏有效協調，綜合經營效應不明顯。子公司和辦事處單體經營聯合的特征還比較突出，綜合經營和一體化管理優勢不明顯，在簡單的合作中還不能有效地將單一的產品或服務延伸為產品鏈、價值網，實現綜合化效應最大化。
改制后集團組織架構和管控模式選擇路徑
（一）公司管控的總體目標
綜合來看，資產管理公司實施有效管控的總體目標應是：在組織上減少環節，實現扁平化管理；在執行上強調統一、高效，保證運作效率；在資源整合上，發揮協同效應，實現1+1>2；在風險控制上，主動、高標準地適應監管要求，實現公司的穩健發展。
（二）組織架構設計原則
1.符合戰略規劃原則。集團的組織架構和管控模式必須遵從以上關于公司的發展戰略和各主體的功能定位，才能成為公司戰略發展框架下的有機組成部分。
2.符合公司現狀原則。優化集團組織結構和管控模式，公司必須切實考慮轉型發展目標對組織管理模式進行變革的要求，根據內外部具體的約束條件，靈活選擇和設計合適的模式。
3.符合靈活性原則。組織架構和管控模式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隨集團發展的不同階段不斷演進的。在向目標組織架構邁進的過程中，需要有過渡期方案，保證組織架構的平穩演進。
（三）改制后公司組織架構設計
參照信達改制后的模式，改制后資產管理公司的辦事處可全部轉型為分公司，集團公司既包括按區域劃分的分公司，也包括按不同行業劃分的子公司。從組織架構服從集團戰略的角度考慮，可借鑒德意志銀行模式，將總部部門分為前臺業務部門和后臺職能部門兩大部分，以客戶需求為中心對集團業務進行梳理，對辦事處業務按集團業務條線進行管理，并將子公司納入業務條線協調管理。改制后公司的組織架構可采用圖1所示模式。
（四）改制后管控模式選擇與實施途徑
1.總部對辦事處（分公司）的管控。根據資產管理公司商業化業務發展的需要，資產管理公司在項目審批、財務資源經營、人事管理等方面分類適度放寬權限，給予辦事處（分公司）一定自，與其商業化考核任務相匹配。對辦事處（分公司）的考核政策更加細化且符合業務特點。總部可進一步修正考核指標體系，鼓勵辦事處（分公司）通過多做精品項目，在成本一定的情況下，獲取更多的收入，盡快實現由處置資產實現利潤的發展模式轉變為經營資產實現利潤的發展模式。在資源配置方面，建議根據業務合理配置資源，通過資源配置引導和鼓勵辦事處多元化、綜合化、創新性開展業務，提高資源使用效率。
2.總部對子公司的管控。戰略管理方面。在戰略制定方面，應建立科學的評估標準，對戰略選擇進行決策，制定領導各金融平臺的中長期戰略，審批金融子業務的戰略方向，將整體戰略分解為清晰的階段性目標和戰略舉措，以及將戰略舉措轉化為金融單位的經營目標。但在戰略管理過程中，不應干預個體的經營策略，包括金融單位貫徹戰略的具體實施策略以及金融單位為達到經營目標而制定的經營計劃。對于戰略實施效果定期進行測評和反饋，并根據測評結果對戰略規劃進行動態調整。
風險管理方面。首先，公司圍繞總體經營目標，應當建立集團總體風險管理戰略，通過全面風險管理，從集團戰略上進行風險控制，確保將風險控制在可承受的范圍之內。其次，有效搭建公司風險管理組織體系。風險管理組織體系是風險管理的組織基礎，應包括風險管理的最高決策機構―風險管理委員會，風險管理的日常管理機構―風險管理部門，風險管理的執行機構體系―包括各業務職能部門（業務管理部、審批中心、法律部、審計部、人力資源部、各子公司、各崗位）。母子公司風險管理部門的職責和重點應有所區別。再次，明確主要風險管理職能部門的職責分工。同時，逐步完善風險管理技術體系。主要以業務線為基礎對公司風險分別進行度量與管理，加快風險預警指標體系的研發。最后，還需建立風險隔離機制。防火墻的設立要把握好度的問題，努力實現既能合理利用金融控股公司的優勢，又能有效防范金融風險的目的。
財務管理方面。資產管理公司總部應整合財務資源，對子公司和辦事處的財務管理工作給予更多深層次的指導，從集團角度控制財務風險，達到集團利益最大化。因此，集權的財務管理是資產管理公司適合選擇的模式。通過建立集中、統一的財務管理模式，有利于實現公司整體利益最大化，有效防范公司經營風險，實現對子公司管理層的激勵與約束。
信息管控方面。在公司統一信息管理平臺建設的要求下，公司信息科技部門應始終圍繞公司商業化業務轉型和新業務發展的需要，構建業務系統、管理系統、服務系統三大體系。采用相對集中的IT管控模式，在集團建立信息管理中心，作為全集團信息資源的管理者和信息服務的提供者，負責全集團信息系統的規劃、所有業務系統的開發、新技術平臺的研發、信息運營維護、基礎架構服務和數據管理分析。
協調子公司與辦事處（分公司）的業務合作。資產管理公司總部應從完善組織體系與管理機制入手，制定適應交叉銷售需要的整體策略，從而有效實現業務協同效應。如總部相關協調部門可積極引導各子公司及辦事處（分公司）之間開展合作，并引導雙方利益合理分配，在集團內部及時交流金融合作經驗和金融產品設計經驗等。
參考文獻：
第4篇：文字與語言的共性范文
一、漢字性質研究的立論基礎單位
對于漢字性質研究來說,以何種文字單位作為立論基礎乃是需要首先明確的問題。索緒爾認為漢字屬于“表意文字”[4],布龍菲爾德認為漢字屬于“表詞文字”[5],趙元任認為漢字屬于“詞素文字”(亦即后文所謂“語素文字”)[6]142,三位學界泰斗雖然看法有別,但都是通過對“記錄一定的語言單位時不能再分析的……獨立符號”[7]的考察而立論。王伯熙明確表示,不同“獨立符號”記錄不同語言單位,由此顯示出不同“符號系統的性質”,漢字性質研究應當以此為基礎。蘇培成亦曾就漢字性質研究的立論基礎單位多次發表意見。他說:“確定一種文字的性質,要根據這種文字的基本單位記錄的是什么樣的語言單位。”[8]“文字的基本單位指的是文字體系中能和語言成分相對應的最小的單位”,“根據文字基本單位的理論,漢字里的基本單位是一個個的單字,而用來和它對比的拼音文字的基本單位應該是一個個的字母,而不是一個個單詞。”[9]王伯熙和蘇培成的說法不盡一致,基本觀點則如出一轍。
王伯熙所謂“獨立符號”、蘇培成所謂“文字基本單位”,其實早已有了相應術語,即“字符”。維基百科指出:“字符(Character)是一個信息單位。……簡單來講就是一個漢字、日文字、韓文字……或是一個英文、其他西方語言的字母。”[10]筆者以為,既然已經有了相應術語,就不應讓它閑置。何況與“獨立符號”、“文字基本單位”等表述相比,“字符”說法更便于理解和使用,在漢字性質研究中,學界應充分利用“字符”術語的優長。
有比較才有鑒別,文字性質的研究離不開比較法的運用。一直以來不僅在中國而且在整個世界,有關比較都是以字符為基礎。但近年來不斷有人質疑,認為將字符作為比較基礎有問題,因為中文漢字與西文字母缺乏可比性。他們主張比較應堅持對等原則,鑒于形音義俱全乃一切文字共同特征,他們認為比較應以形音義結合體為基礎。據此他們提出:漢字屬于語素文字,英文屬于表詞文字。[11]對于以上新說,筆者頗為懷疑。這不僅因為“從來不會錯”(Chao can never be wrong)的趙元任明確指出,在目前通行的成熟文字中,就所標記的語言單位尺寸看,語素文字乃為上限[6];以及因為以拉丁字母為構字元素的英文已有上千年歷史,其間從無英文使用者認為自己使用的是表詞文字;更因為根據“對等原則”,被比較文字除了必須所指層次相同,亦即或者都是以語音為所指,或者都是以音義結合體為所指,同時必須所指等級相同,亦即或者都是以音素為所指,或者都是以音節為所指,或者都是以語素為所指,或者都是以單詞為所指;而上述新說是基于標記語素的中文形式與標記單詞的英文形式的對照,亦即基于不對等比較而提出;更因為接受新說則須認為中文能夠標記語素不能標記單詞,英文能夠標記單詞不能標記語素,這樣的新說實在難以讓人心悅誠服。為什么有的學者將“對等原則”視為圭臬而實踐中卻不能堅持?這一方面因為在漢語中語素是最重要且最顯眼的語法結構單位,在英語中單詞是最關鍵且最醒目的語法結構單位;另一方面,因為前述現象不僅為新說提出者所注意而且強烈左右著他們的知和行,于是為考察文字性質而進行不同文字比較時,鬼使神差地將記錄漢語語素的中文形式與記錄英語單詞的英文形式等量齊觀,以致偏離了自定的“對等原則”。
前面談到不少學者認為植根字符的文字比較不合邏輯;而在筆者看來,以上批評缺乏根據。比較確實是有條件的,《墨子》所謂“異類不比”便是就此而言。同類與否如何鑒別?《墨子》云:“有以同,類同也。不有同,不類也。”意思是鑒別是否同類主要看有無共同點。這可謂中肯之論。惠施曰:“萬物畢同畢異。”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莊子》)以上說法亦為學界普遍認同。緣上以觀,同類與否并非由客觀現實――包括客觀上的對等不對等――所決定,而是由主觀認知所決定;因為基于特定觀察方式可以在任意兩個事物之間找到共同點并可據此將其視為同類,從邏輯上講在語言文字范疇中可以任取兩方并將它們作為同類成員看待。我們已經知道,趙元任等學術大師關于漢字性質的觀點是通過對中文漢字、日文假名、英文字母等不同字符的比較而形成,上述字符均屬“記錄一定的語言單位時不能再分析的……獨立符號”,既然具有共同點自然可以視為同類,也就自然可以拿來相互比較。所謂前述比較“不對等”(鄭振峰語),“存在著嚴重的層面錯位問題”(胡華語)等等,有關質疑失之偏頗。 為什么對于“表意文字”說法具有較大影響的解釋并無硬傷而批評者仍不肯放過?主要原因在于他們認為“表意文字”說法容易造成誤導。我們以為因此將其根本否定似乎過于較真。通過前面的回顧大家已經知道,“表意文字”是個國際通行且使用有年的學術用語。呂叔湘曾就術語問題作過專門論析,指出新舊術語各有利弊,取舍上并無非此不可的道理。[30]薩丕爾亦曾告誡說,語言并不是“一部完善的表達概念的機器”,要求它沒有“漏洞”那是不現實的。[31]眾所周知,語言運用離不開語境,任何語義必須借助語境幫助才能實現。語境乃制約語義傳釋的各種因素的集合。接受者對于語義的理解需遵守“合作原則”(Cooperative Principle),注意表達者所處語境,領會其意指所在。綜上所述,盡管尹斌庸
等先生的有關批評未嘗無助“表意文字”理論的完善化,但因為擔心誤導而欲將其打入冷宮實屬矯枉過正。(2) 在審視對于字符內部關系的兩種觀察角度時,我們將不贊成“語素文字”和“表意文字”說法的觀點拿來討論,其實是“言在此意在彼”,因為它主要不是為了維護前述術語的稱謂方式,而是旨在說明“對應地看”和“聯系地看”這兩種觀察角度都不可或缺。根據語言類型學理論,某些文字類型之間存在著雙向“蘊含共性”(Implicational universals):基于對應關系建立的“語素文字”、“音節文字”、“音素文字”、“語素-音節文字”等文字類型,其中的“語素文字”必定同時屬于“表意文字”,其中的“音節文字”、“音素文字”必定同時屬于“表音文字”,其中的“語素-音節文字”必定同時屬于“意音文字”;而基于聯系方式建立的“表意文字”、“表音文字”、“意音文字”等文字類型,其中的“表意文字”必定同時屬于“語素文字”,其中的“表音文字”必定同時屬于“音節文字”或“音素文字”,其中的“意音文字”必定同時屬于“語素-音節文字”。這是否意味從兩種角度說明文字性質并無必要?不是!道理首先在于:我們是通過兩種觀察角度的研究,方才發現基于對應關系和基于聯系方式建立的兩種文字類型之間的蘊含共性;而不是根據蘊含共性,由基于對應關系建立的文字類型推導出基于聯系方式建立的文字類型,或者相反。道理其次在于:前述蘊含關系并非一對一,以致我們有時并不能根據蘊含共性而由此知彼,例如由于“音節文字”和“音素文字”均屬“表音文字”,在已知某種文字屬于“表音文字”的情況下,我們并不能推知它究竟屬于“音節文字”還是“音素文字”。道理還在于:前述蘊含共性高度抽象,管粗不管細。例如它只能告訴你,如果某種文字屬于“語素文字”那么必定同時屬于“表意文字”。但它并不能進而告訴你,這種“表意文字”的字符是出于何種動因和通過何種方式完成自身構形。弄清字符構造理據乃是認識文字性質的重要途徑(詳見另文),而蘊含共性并不能在這方面提供具體幫助。總之,對于漢字以及其他文字的性質研究來說,“對應地看”和“聯系地看”這兩種角度無法彼此替代,必須同時加以利用。
三、結束語
雖然對于科學研究來說方法與知識為互動性因果關系,但多數場合是方法決定知識。正確的方法決定正確的知識,錯誤的方法決定錯誤的知識。在正確方法與錯誤方法同在的情況下,所獲知識也就自然是魚龍混雜。對其加以清理不可就知識說知識,而應當從清理方法入手。漢字性質是一種客觀存在,盡管因為漢字性質研究可以多角度切入因而可以允許多種判斷并存,但在角度相同的情況下出現兩種甚至三種、四種結論,則不能認為是正常現象。根據抓綱帶目的原則,本文從方法論入手進行方法上的清理。在前面的討論中,對于主張在“對等”基礎上進行不同文字比較的做法,對于否定漢字性質研究可以從不同角度切入的做法,對于追求漢字性質表述天衣無縫的做法,給予了證偽,從而支持了曾為不當方法貶損的正確結論,動搖了建立在不當方法之上的似是而非意見。在以上討論過程中,筆者通過擺事實講道理,對于認為漢字屬于語素文字和表意文字的判斷給予了肯定。但僅僅根據以上論析,要讓前述判斷穩穩站住,顯然不夠。在有關漢字性質研究方法論的新稿中,我們擬通過更為全面深入的討論證明前述判斷的合理性。但愿有關嘗試對于化解漢字性質研判異說紛呈局面,對于推動漢字學乃至文字學理論建設,多多少少有所貢獻。
注釋:
第5篇：文字與語言的共性范文
一、用數學日記，加強數學與語文的溝通
數學日記來源于生活，即生活中處處有數學。培養學生的創新意識和實踐能力是素質教育的核心內容。而數學日記就能完成這一目標。數學日記可以是對數學現象、問題的看法、認識和探究；可以是對數學美的感受；可以是對數學思想方法和知識的應用探索等。如：一年級學生學習數字后，可讓學生把生活中的數字記錄下來。
二、加強復述訓練，歸類及挖掘共性
新課標指出：要逐步培養學生能夠有條理有根據地進行思考，比較完整地敘述思考過程的能力。復述是以言語重復剛識記的材料，以鞏固記憶的心理操作過程為訓練內容。學習材料在復述的作用下，保持在短時記憶中，并向長時記憶轉移。
此訓練分保持性復述和整合性復述兩種形式，后者亦稱精細復述，通過復述使短時記憶中的信息得到進一步的加工和組織，使之與預存信息建立聯系，從而有助于向長時記憶的轉移。教師要重視學生的復述練習，緊密結合教材，巧妙加以指點，幫助學生把思維內部的無聲語言轉化為有聲語言，化“意會”為“言傳”。如：在五年級知識的總復習中，學生能不看書就知道運用五年來所學的法則、公式、定理等解決哪一類或哪幾類問題。如果關上課本就能復述出來，那么就達到復習的目的了。如果復述不出來，說明沒有把“書”讀薄。
另外，做數學題要特別關注思維的切入點，即歸類挖掘其共性。題目和條件都有內在的關系點，學生只有學會從題目本身尋找做題的切入點，或形成一定的解題步驟，解題才能順利完成。
三、加強朗讀訓練，幫助理解知識
第6篇：文字與語言的共性范文
【關鍵詞】不可譯性 文化大融合 翻譯技巧
不同的民族有著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思維方式、思維特征和思維風格。而思維同語言密切相關。外語的翻譯過程具有顯著的雙語特征，并出現不可譯性的問題。
一、翻譯過程中的不可譯性問題
為什么翻譯中出現不可譯的情況？我們知道，語言文字不僅僅是人類交際最重要的工具，而且還是對客觀現實的獨特反映和記錄。人們居住的區域不同，世界上也就形成了不同的語言文字。但是，居住在不同區域的人們可以觀察到相同的自然現象，就像日出日落，月缺月圓，打雷閃電，刮風下雨等，接觸到相同的事物，如，水，火，泥土，樹木，花草，勞動工具，生活用品等，有同樣的需要，如，吃飯，穿衣，勞動，娛樂等，產生同樣的感情，如，喜，怒，哀，樂等。而人類社會的發展又有著共同的客觀規律，經歷了大致相同的歷史發展階段。這種自然界的共性和人類社會的共性造成了各種語言文字的可理解性。語言文字的這一特征是翻譯中可譯性的客觀基礎。然而，不同區域的自然和地理環境同中有異，各有自己的特點，不同民族的社會發展階段先后不一，表現形式迥異。這些差異又形成了語言文字方面的不可理解性。這就是翻譯中不可譯性形成的客觀原因。
不可譯性分為兩種：絕對的不可譯性和相對的不可譯性。絕對的不可譯性是語言文字本身，這是不言而喻的。一種語言文字本身不可譯，并不等于該語言文字表現的深層結構不能用另一種語言文字來體現。恰恰相反，同一思想，同一內容，即可以用同一語言文字的不同話語局勢表達，也可用不同的語言文字來表述。但是，一種語言文字的形式本身卻不能轉換成另一種語言文字的形式。翻譯中的絕對不可譯性正式與這一點有關。也就是說，翻譯中的絕對不可譯現象一般都是與語言文字形式相關的一些現象。它們是：
1. 語言文字本身成為敘述的對象，在科學著作如語法書中，語言文字本身（語音，字形，詞，句等）成為描述的對象。在這類情況下，人們是不可能將它翻譯出來的。例如：重音前的[o] 發[Λ] 音，無法用漢語表達，只能照錄。
2.與語言文字的形式特點有關的不可譯現象。這類現象大多是利用語言文字的形式特點達到某種修辭效果。屬于這類現象的有韻，尤其是頭韻，文字游戲和一些實用意義等。
相對的不可譯性：某些語言現象在一定的條件下是不可譯的，而在另外的條件下是可譯的。這類不可譯性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語言是客觀現象的反應，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所獨有的事物。各國語言中反映該國特有事物的詞語，往往使譯者找不到與之對等的譯語詞。這類詞語在最初引入時，譯者往往要加注，否則讀者不理解。在這個階段，它們是不可譯的，而且同一個詞可能出現幾種譯名。
二、"不譯"中的拼音音譯技巧
通過"不譯"的各種手段翻譯過來的詞要進入漢語的詞匯系統，必須接受漢語的語音、語法和構詞規則等各方面的改造，以符合漢語的發音習慣、語法和詞匯規則。概括起來，漢語對通過"不譯"的各種手段翻譯過來的詞所采用的翻譯方式主要有以下幾種：
1.完全的音譯：用發音近似的漢字將通過"不譯"的各種手段翻譯過來的詞翻譯過來，這種用于譯音的漢字不再有其自身的原意，只保留其語音和書寫形式，如：酷 （cool）、迪斯科 （disco）、歐佩克 （OPEC）等。
2.半音半意：這種方法主要用于復合通過"不譯"的各種手段翻譯過來的詞，可以分為兩類。一是前半部分采用音譯，后部分采用意譯，如：呼拉圈 （hula-hoop）、因特網 （internet）等。另外一種是前半部分采用意譯，后半部分采用音譯，如：文化休克 （culture shock）、水上芭蕾 （water ballet）等。
3.音譯附加漢語語素：以單音節、雙音節譯詞加漢語語素的借詞使用最多：一類為音譯語素加漢語語素，如：嘉年華會 （carnival 會）、高爾夫球 （golf 球）等。另一類為漢語語素加音譯語素，如：打的 （打 taxi）、小巴 （小 bus）、中巴 （中 bus）等。
4、音意兼顧：即選用接近通過"不譯"的各種手段翻譯過來的詞義的漢字進行轉寫。漢語同音字多，為譯名用字的篩選提供了方便。或者是部分或者是全部音意兼顧。如：施樂 （Xerox）、香波 （shampoo）、味美思 （Vermouth）等。
5.英文字母附加漢字：CT檢查、BP機、T恤衫、IC卡、PHS電話機、SOS兒童村等。
6.英文字母縮寫形式或單詞：CD、VCD、DVD、DOS、TV、MTV、PC、BOT、CD-ROM等。
三、英漢兩種語言不可譯性的翻譯策略
英漢兩種語言思維模式的差異，給中國的英語學習者帶來了很大的困難，特別是在要求比較高的翻譯方面。在明確了英漢的思維差異及由此帶來的語句組織安排上的差距后，應該做到有的放矢地進行翻譯嘗試，提高翻譯水平。主要從以下幾方面下手：
首先，認清英漢思維不同導致用詞及句式方面的不同，養成大量閱讀的好習慣，讀原汁原味的英語材料，以培養語感。閱讀的目的不僅僅在于讓學習者了解語言本身，也應了解相關的文化因素，形成一種英語思維的習慣。
其次，開展英漢兩種語言系統的對比研究，在對比中了解和發掘英漢詞語的差異，句法規則及其他，同時還要安排一些兩種語言對譯訓練，提高文化和語言差別意識。
最后，不能放松英語語法教學。很多人語法基礎不扎實，或者重語感輕語法。這樣就不能理性的認識英語語句的結構及句法關系，就不能很好地進行漢英句法對比。特別是要加強英語語法中的主謂一致，非謂語，獨立主格等影響整個句子結構并且與漢語語法明顯不同的項目。
綜上所述，盡管通過"不譯"的各種手段翻譯過來的詞對現代漢語產生了沖擊，但漢語并未像某些語言學家擔心的"歐化"，"異化"，也就是說所謂的"雜化"，相反，通過"不譯"的各種手段翻譯過來的詞的進入擴充了漢語的詞匯量，豐富了漢語的表達能力。
參考文獻
[1]施錦芳、鄭軍榮、毛怡：《試論翻譯中的不可譯性》，江西農業大學學報
第7篇：文字與語言的共性范文
建筑中的雕飾圖像在選材上主要采用木雕，石雕，磚雕，因為材質不同使用的部位不同所以雕刻的技巧手法上各有特色，但從表現形式和題材上他們有很多的共性，我們可以將這些共性進行總結探索并加以運用，豐富我們的設計語言和視角。
1、裝飾與功能的統一
傳統建筑中的雕飾從功能上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專門作為裝飾的雕刻圖像，例如墻面雕飾、對柱子的裝飾等，是為了滿足人們審美的需要或者宗教文化的表達。另外一種是對建筑功能更好的發揮例如在式單調的門窗上又創造出千變萬化的窗格花紋樣式，不僅可以裝飾窗子，也可以通風采光。地面孔磚，可以幫助排水也裝飾了地面。
2、技術與藝術的統一
傳統雕飾是經過工匠的積累，運用高超的技術滿足功能性的基礎上，進行藝術探索，例如傳統建筑上的鴟吻，以獸鎮脊，防止雨水滲漏，既收裝
3、隱含的警示、教育目的
傳統雕飾圖像一般都隱含著豐富的主題，例如包含的道家思想、易學、神權，對美好生活的祈愿等。也有許多裝飾圖像隱含著教育的目的，例如“魚躍龍門”等歷史典故和傳說含有豐富的哲理和文化內涵，使生活在這樣裝飾環境下的人在潛移默化中受到教育熏陶。
4、祈愿吉祥的寓意
傳統雕飾的圖案紋樣包含幾何紋、動物紋、植物紋、圖形等各種圖案紋樣。這些裝飾圖案根據形狀、諧音等曲折的手法進行組合，大多具有福祿壽喜、吉祥如意等寓意，我們把這樣的紋樣稱為吉祥圖案，表達出人們對美好生活的祈愿祝福。
二、雕飾圖像的題材分類
1、幾何紋樣類
幾何紋樣的裝飾具有簡潔明了，構圖清晰的特點，我國傳統的幾何紋樣主要有，萬字紋、回形紋、工字紋、云紋等。
2、祥禽瑞獸類
動物類的紋樣是紋樣中最為生動的表達，有些傳統的動物紋樣是具有普遍性的，例如龍鳳、麒麟等，龍是中華民族的象征，鳳乃百鳥之王，麒麟則是古代傳說中的祥瑞之獸。古人常常利用讀音的相同和相近來達到一定的修辭效果，表現在家具上是各類諧音吉祥圖案的出現和運用。例如，蝙蝠的“蝠”諧音“福”
3、植物花紋類
植物紋樣能夠使人賞心悅目，吸收自然的靈氣。根據植物的特性，生長環境等不同的植物被賦予特殊的含義，蓮花代表“凈土”，寓意吉祥，象征“自性清凈”。佛手、桃和石榴的組合，寓意多福、多壽、多子。荷花取諧音寓意百年好合，竹報平安，竹子和太平花的組合，寓意步步高升，合家平安；松樹代表健康長壽。另外，蘭草、百合、南瓜、葡萄等也會成為裝飾常用的內容。
4、文字紋類
建筑裝飾雕刻中的文字講究文字的意義和形狀的結合。文字組合中一類是文字牌匾，對聯等直接的表達內容，一種是為了突出文字的裝飾性，我們往往會對文字的形式進行多種的變換，使文字不僅意義表達準確，而且圖案美觀，例如“卍”“囍”“壽”字等與圖案的組合。例如“卍”字與蝙蝠圖案組成含義“萬福”的圖像。
5、人物故事類
人物故事類圖案的構圖較為復雜，一般用于屏風、門扇、戲臺和柜類裝飾上，題材以歷史傳說、神話故事為主，如暗八仙、群仙祝壽，以及來自三國、水滸、紅樓等歷史名著里的故事。也有當地人將生活的場景，如紡線、采桑、織布、農耕、祭祀、打魚、狩獵的民俗生活融入到建筑等圖案中，使建筑充滿生活氣息和人類社會進步的訴說。
三、雕飾圖像對今后設計的意義
第8篇：文字與語言的共性范文
關鍵詞：英文電影；英美文學；關系發展
電影與文學的發展是兩種截然不同的藝術文化表現形式。但是，兩者之間卻又是有著異常緊密的關系。都知道藝術來源于生活，而電影與文學的發展都是從生活中汲取的養料，且在此基礎上將生活進行了升華。對于電影和文學發展來說，其都需要借助不同的載體將其所具有的藝術內涵、故事情節、人物特點，以及事情發展的順序等表達出來，通過各種表現手法將作者所要表達的思想情感以及觀點等進行彰顯。也可以說電影的發展來自于文學作品，如電影拍攝所用的劇本大多就是從文學作品中汲取的知識，用以詮釋成電影所要拍攝的內容。固英美文學作品是英文電影創作取材的重要基礎，而電影則是文學作品升華和延伸的重要渠道。[1]現今，隨著電影市場的快速發展，許多電影作品創作中都開始以經典文學作品作為題材進行拍攝，也有更多經典電影是以文學作品作為內容被人們所熟知和喜愛。兩者之間是相互影響的，以此促進了英文電影和英美文學得到了良好的藝術發展。
一、英文電影發展歷史介紹
英文電影最開始只是作為一種娛樂大眾的方式而存在，其中所體現和包含的藝術性相當少。而隨著英文電影的發展，且在電影技術上也在不斷深化，人們更多的想要從電影中窺探到一些飽含內容的東西，更愿意從中看到一些喜聞樂見的元素，以此作為英文電影藝術性的發展史，開啟了其藝術創作之路。隨著英文電影的深入發展，其在發展中也分支出了諸多流派，尤其是在電影拍攝手法和技巧上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英文電影在全世界所流行，且受到人們廣泛的青睞和喜歡。對于英國人來說，其最初所拍攝的電影題材大多源自于其日常生活，或者是根據民俗文化等作為題材來拍攝電影。但是美國人所拍攝的電影在題材選擇上更加豐富，其更多的想要將一些臆想或者猜測的內容在電影作品中進行創作。所以從美國電影中可以看到諸多關于科幻或者星球大戰一類的電影題材。但是，不論是哪種形式的電影表達方式，其所具有的影響力足以對世界產生震撼。因此，從人們所喜愛的英文電影題材中可以看到，世界人民對于英文電影還是非常推崇和喜愛的。
二、英美文學發展歷史介紹
英美文學發展歷史與我國古代文學發展頗有相似之處，都包含時代政治或者文化影響等因素，且在文學作品發展上也呈現階段性的發展。英美文學發展鼎盛時期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得到的迅速發展，且在該歷史階段有大量的文學作品得到了創作，在文學風格和體系上呈現出不同特色。如對英美文學作品進行追溯的話，那么可以追溯到5世紀階段，其在當時世紀中就有了《貝奧武甫》等該類文學作品，其所講述的內容是關于搏斗方面的故事。而隨后，在6世紀英國在基督教的影響下，在文學作品創作上也開始傾向于宗教文學方面的發展，如《英國人民宗教史》就是在該階段所完成的。而到了9世紀，當時的英國國王韋賽克斯非常喜歡文學創作，且將拉丁文進行了翻譯，以此將拉丁文中所具有的文學知識融入到英美文學創作中去。隨后，隨著國家之間文學交流和溝通的加深，使得英美文學創作在題材和內容上越發豐富。[2]而到了16世紀，英美文學中詩歌題材的出現，為以后的歌劇創作提供了良好素材，且將文學作品與電影進行融匯，在電影發展中將文學作品中的藝術知識融入進去，能夠使電影看上去更加有故事性，以此根據文學作品所描寫的內容進行改變和變化，逐漸的形成了現今英美文學與英文電影之間的發展。
三、英文電影與英美文學的共性及差異性分析
(一)英文電影與英美文學之間的共性分析
英文電影和英美文學之間雖然在藝術表達形式上存在一定差異，但兩者之間仍具有一定聯系，存在諸多相同點，而在本文研究中則對兩者之間存在的共性進行分析。1.在主題表現上存在一致性。英文電影和英美文學在題材上都是來源于生活，且所描述的對象都是將人作為主要對象。進而根據所處的時代不同、生活背景、社會階層等的不同，對人們思想、行為、存在的關系等作為描寫的線路進行揭示和描述，能夠將當時所處的社會環境和時代特征彰顯出來。尤其是對于英文電影和英美文學發展的主題來說，對于時代特征以及社會現象進行描寫是亙古不變的，也是其藝術形式中所要表達的本質內容。但是，如對英文電影和英美文學進行了解，則會發現兩者之間與生活形態又存在一定區別，雖然在主題和內容上都源自于生活，但是都經過了藝術渲染，而超越了普通生活的描述方法，以此得到了升華。2.在基本要素上存在一致性。英文電影和英美文學之間都具有人物、情節、語言、結構、時間、場景等內容，而根據所要表達的內容和題材的不同，在表現手法上也存在一定差異，但是兩者在基本要素上仍是相同的，都要根據人物語言表達特點以及情節的設定、情境的編排等來表達內容和主題，以此能夠將作品中所具有的文化內涵彰顯出來。3.都是借事表現的藝術形式。兩者之間在發展上都離不開敘述這一基本情節，能夠通過敘事的表現手法和情節，來將讀者和觀眾帶入到特定的藝術創作中去，能夠讓人們感受到作者或者導演所要表達的思想以及情感上的訴求。
(二)英文電影與英美文學之間的差異
雖然兩者之間在藝術上存在一定共性，但是在一些方面上仍存在差異。1.電影的時空的藝術。從發展歷程上來說，英文電影和英美文學之間都是時間的藝術，但是更確切來說電影則是時空藝術。[3]因在電影發展中，其所表現的是電影技術與時空所結合的一種方式，能夠在空間構架下根據故事情節將電影脈絡表達出來，且在此基礎上給觀眾帶來更多沖擊力，以此使內容更加豐富。而對于英美文學來說，其所表達的內容只是根據情節所展開的線索分析，且在語句上更加傾向于抽象方式。2.兩者在語言表達位置上存在差異。兩者之間雖然都需要借助語言來進行藝術表達，但是語言在兩者發展中所處的地位卻存在一定差異。對于英美文學來說，文字語言是其重要載體形式。不同的文學題材作品在語言文字使用上是不同的，其在文學傳播載體上完全要依靠文字為基礎進行傳播。也可以說文學的發展離不開語言文字的表達，如果其失去了語言文字表達能力，那么文學藝術也就喪失了其所具有的價值，而人們在閱讀文學作品時也不能從語言文字中感受到作者所要表現的情感和情緒。反觀電影的發展，其在最初發展形式上是從默劇開始得到的發展。并且，電影發展形式除了語言表達之外，其還具有多種形式的表現形式，如通過動作、音像等的表達等。尤其是電影發展上，其所展示的主要效果是電影鏡頭，而語言只是作為一種對白或者旁白的形式所應用，能夠對電影鏡頭的發展起到情緒波動的作用。[4]并且，觀眾在觀看電影過程中注意力大多在鏡頭表現方面，能通過視聽語言了解到電影情節和內容，而不用通過觀看文字就能夠了解到整部電影所要講述的內容。也可以伴隨電影演員動作、表情，或者布景等的應用，能夠完全的將內容得以彰顯，而文學作品則要通過語言才能將內容進行刻畫，其具有一定抽象行為。
四、英文電影和英美文學之間的關系分析
(一)英文電影補充了英美文學作品中表現力不足的問題
隨著社會經濟高速發展，人們對于物質和精神文明生活要求越來越高。而電影的出現和發展給人們帶來更多視聽藝術上的享受，儼然已經成為人們日常享受和消遣的主要方式。雖然電影在題材上大多源自于文學作品，但是其在文學作品的基礎上進行了延伸，能夠彌補到英美文學作品中表現力不足的問題。如文學作品中對于人物情感的描述上往往要使用大量篇幅進行描寫，而讀者需要在充分理解這些文字的基礎上腦補出作者所要表達的內容。而以電影所呈現的話則能夠通過一組，或者幾組鏡頭就能夠將作品中的人物情感呈現出來，使觀眾直觀的了解到人物情感特點。
(二)英美文學是英文電影的創作源泉和根基
電影的發展僅有一百多年，雖然經過電影技術和科學技術等的發展促進了電影成為一門藝術形式被人們所喜愛和熟知、了解。但是，電影的發展仍離不開文學發展。對于英文電影來說，其在創作源泉上往往都是根據諸多優秀和經典的英美文學作品得到的創作，所以可以說英美文學是英文電影的根基所在。[5]如人們所熟知的電影《沉默羔羊》、《在路上》、《亂世佳人》等都是由著名的英美文學作品改編而來。并且，在電影對白的應用上往往也是在文學作品的基礎上進行的潤色，尤其是一些文學作品中的經典臺詞往往會在電影作品中被直接應用。這些都說明了英美文學是英文電影的創作源泉和基礎所在，其為電影創作和改編提供了重要素材，如果沒有文學作品的話，那么電影也無法具有如此深刻的藝術內涵和社會影響力。
五、結束語
自古以來文學與電影之間都具有息息相關的關系，且都來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得到發展。對于英文電影來說，其能夠通過電影鏡頭和畫面情節去打動觀眾，而英美文學過多的是通過文字的形式來打動讀者內心。但是，歷史的發展注定有越來越多的優秀文學作品被搬上大熒幕，使人們能夠了解和熟讀到更多關于電影和文學作品的藝術表達，以此豐富著人們的內心生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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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陳麗珠.以《殺死一只知更鳥》為例探析英文電影與英美文學之間的關系[J].湖北科技學院學報，2013(08)：36-37.
第9篇：文字與語言的共性范文
朗誦是一種把文字作品轉化為有聲語言的藝術創作活動，是一種特殊的語言表達方式，其音聲性、文學性、技巧性等方面都與聲樂有著相似相通之處。
在聲樂學習中，結合中國語言的特點，運用朗誦技巧，無論對歌唱方法的運用，還是對歌唱情感表達都有很大幫助。有人說，一首聲樂作品，本身就是一首帶音調的詩，而歌唱就是帶音調的朗誦。通過朗誦歌詞，使無聲的語言變成活躍生動的有聲語言。繪聲繪色的朗誦可以幫助學生體會歌唱中氣息、聲音、咬字吐字的準確狀態，掌握歌唱發聲的正確方法和技巧，同時還可以使學生在練習的過程中準確把握聲樂作品的情感，從而更加完善地表現作品。
一、語言與朗誦
語言是人類思維的工具，是人類最重要的交際工具，也是社會上傳遞信息的工具。語言隨著社會的產生而產生，隨著社會的發展而發展。勞動創造了人類語言。在人類漫長的發展歷史中，語言是社會成員之間聯系的紐帶。在文字出現以前，語言只有憑口、耳進行交際的口頭形式，即所謂口語。后來人們在長期的探索中發明了文字，出現了書面語，使語言的表現形式更加豐富。我國清代學者陳澧曾說：“聲不能傳于異地，留于異時，于是乎書之為文字。文字者，所以為意與聲之跡也”。①書面語在口語的基礎上產生，是口語的加工形式，它們是語言使用過程中的兩種不同的表現形式和風格變異。
朗誦就是一種把書面語和口頭語完美結合的語言表現形式。但凡帶有藝術品位的文字作品，特別是詩詞一類，只是“看”很多情況下總覺得不滿足，往往產生“念”的愿望，念有時候好像那滋味還體會不夠，就希望聲情并茂地朗誦一遍，才能讓人充分得到一種美感的享受。
“朗誦是一種把文字作品轉化為有聲語言的藝術創作活動。即用人的聲音來讀（念）某些特定的文字，把書面上寫的無聲的語言，變為更能表情達意的口頭活語言的創作活動。它不是簡單地把文字變成聲音，而是要賦予文字所應承載的信息和情感，它需要朗誦者深入理解作品的思想內涵，把握文字創作者的真實意圖，調動自己的情感，進行深入的感受、體味，然后運用停連、重音、語氣、節奏、氣息等有聲語言的表達技巧把作品的思想內涵闡釋出來”。②使有聲語言更準確、鮮明、生動，顯得有聲有色，不但使聽者愿意接受，而且還能從中得到感悟。
朗誦在我國有著十分悠久的歷史，從孟子的“誦其詩，讀其書”的說法中，就可以反映出先秦以至更早時期朗誦的盛況。其后，漢賦、唐詩、宋詞、元曲中的許多作品，至今依然是人們朗誦的佳品。20世紀末，唐宋詩詞朗誦之風蔚然興起，朗誦藝術的魅力伴隨著中華文化的傳播而再次閃耀出奪目的光輝，其文學性、藝術性和大眾性等特點日益突出，深受廣大民眾喜愛，成為我們現代文化生活中一項不可缺少的技能。對于朗誦藝術的形象性和感染力，著名詩人邵燕祥先生曾說：“我喜歡‘繪聲繪色’這個說法，它反映了無論是象形文字還是拼音文字所記錄下來的真正的藝術語言的妙諦，它包含著聲音、色彩，更融匯著起伏跌宕的感情，把這樣有聲有色、有感情的語言，用恰如其分的音質、音量、語調、語氣誦讀出來，無異于使之插上翅膀，從書面起飛，飛向聽眾心目中，撲向人們的心靈深處。”③
朗誦藝術具有以下幾個基本特點：1.音聲性。音聲性是朗誦藝術最重要的特點之一。朗誦是把文字作品轉化為有聲語言的藝術創作，朗誦者必須通過語音和聲音來表現文字作品的思想內涵和藝術魅力，從而來感染聽眾。所以從某個角度上講，有聲語言幾乎可以說是朗誦藝術的唯一載體。2.規范性。朗誦必須選用規范的書面作品，必須體現有聲語言的規范性，如規范的語音、規范的語匯、規范的語法等。3.創造性。朗誦是以書面語言為基礎，但書面語言不能全部表達口頭語言的語氣、語調、語感、抑揚頓挫、輕重緩急及情感上的變化。朗誦者要把這些書面語言無法表達的內容再現出來，就必須進行再創造，而這種再創造的意義并不亞于作者的第一次創造。4.表演性。朗誦本身是一種表演藝術，是供人們欣賞的，所以朗誦者除了必須用有聲語言代替作者說話外，還必須用眼神、手勢、形體、動作等來配合，幫助表情達意。因而朗誦不僅是訴諸聽覺的語言藝術，而且還是訴諸視覺的造型藝術。
歸根到底，語言和聲音是朗誦的基礎，沒有語言和聲音就沒有朗誦。朗誦是一種獨立的藝術語言形態，它既有語言藝術的共同規律，又無處不顯示出自身的表現特征。
二、語言與聲樂
語言是聲樂的重要組成部分，歌曲的旋律大都是在語言的基礎上產生的，語言直接準確地傳遞著情感和思想感受。“除無詞的聲樂作品之外，其他各種體裁的聲樂作品本身都是詩的語言與音樂的有機結合。詩的語言形象為音樂創作提供了藝術構思的基礎。詩的內容、形式、結構韻律、節奏對音樂的表現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可以說，歌詞的文學主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音樂主題的發揮與表現。”④
聲樂作品是文學和音樂相互滲透與結合的綜合藝術。音樂是聲音的高級化純凈化的代表，故文學得音樂的幫助，就能把語言不易表達的情感通過高級化、純凈化的聲音表現出來。音樂也要借文學來表達其不易說明的意義。歌唱藝術中，歌詞的表情達意可以彌補音樂表達內容的不確定性，使歌唱的形象變得具體、生動而鮮明。特別是那些情感真摯而又朗朗上口的歌詞，插上音樂的翅膀后，更能使歌唱者淋漓盡致地發揮其歌唱技巧，酣暢地表達情感。
中國古代一本記錄典章文獻的典籍《尚書》中說：“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即是說心有所感，用語言陳其情，敷其事，便叫做詩，把詩里的語言讀音用高低疾徐的方法而詠嘆之，便叫做歌，依著歌的高低疾徐配成樂曲，便叫做聲，發出與樂曲相和的音響的東西便叫做律。所以未有歌之先就有語言，不過語言的作用，在于表達思想而不是用來宣泄情感，當一個人情感達到極致時，往往用聲音而不用語言。語言本身并不適宜于宣泄情感，如果要附加情感上去，必須借助于聲音，聲音雖能表達情感，也要靠語言的幫助才能表達得完全。歌唱就是把語言附加了聲音，使感情表達得更完全的一種形式”。 ⑤《關睢詩序》中說：“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充分說明語言必須借助聲音才能更完全地宣泄情感。因此歌唱與語言便分不開，沒有語言就沒有歌唱。正如許多歌唱家所感受的那樣：“任何歌曲的表現都必須通過語言、文字來描述內心的感情活動，許多細致的生動的表演，都有賴于對文字的了解和對語言的掌握，那深刻、巧妙的一剎那，常常是產生于字里行間的會心的感受。”⑥可以說語言既是聲樂作品創作的基礎，同樣也是聲樂演唱與教學的基礎。
三、朗誦與聲樂
朗誦把書面語言轉化為口頭的活語言，是日常語言的提煉和升華，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藝術創造；歌唱是人類語言情感表達的提高和夸張，是音樂化的語言藝術，二者在本質的特點上有著諸多共性。首先，朗誦與聲樂都是通過音調的抑揚頓挫把語言的含義表達出來，都是語言的表演藝術，語言和聲音是朗誦和歌唱的基礎。其次，朗誦與聲樂都具有非常鮮明的文學性。在朗誦中，無論是文字作品還是朗誦創作，文學性都很強。詩詞等是歌唱的重要部分，藝術歌曲的歌詞多為詩詞一類的文學作品。但凡詩詞，本身有它的規律，所謂律、絕、調、韻、仄都有嚴格的規定。歌唱中的文學性是直接表現情感最實在的部分。再次，朗誦與聲樂在技巧的表現上有著相似相通之處，它們都講究用氣發聲、合理運用共鳴、吐字清晰、歸音圓潤，注意氣、聲、字、情的配合。氣息控制勻稱自如，上下貫通，聲音富有彈性，情是內涵，聲是形式，聲為傳情而發，情動于內，聲發于外。聲情巧妙結合，使聲音高音圓潤、結實而富有光彩，低音深厚、濃郁而不壓抑。此外，朗誦與聲樂在創造性、表演性、綜合性等方面也是一致的。
歌唱較之于朗誦，在自然語音音態的基礎上做了較大的加工和改造，成了按譜唱詞的音樂性語言，歌唱除了具有一般語言表演藝術的共性外，還有一些獨自的特征：音樂性和形象性。歌唱比朗誦更能淋漓盡致地宣泄人類的情感，歌唱者的演唱，實際上是把其對歌曲的理解、對詞曲作者的認識、對創作背景的了解、對民族文化的感悟、對語感的掌握、對人生的深切體驗甚至處世準則完完全全融進去了。當然，這是在熟練掌握了歌唱技巧和積累了豐富的演出經驗的基礎上。
朗誦與歌唱都是表演性的語言藝術，具有文學性和音韻美，它們都是在自然語音的音態基礎上產生和發展的。鑒于語言、朗誦與聲樂之間的關系，在聲樂教學的過程中，結合中國語言的特點，運用朗誦技巧，可以幫助學習者更快、更準確地掌握歌唱發聲的技巧，正確地把握作品的情感。
（注：本文為河南省教育廳2012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項目研究成果之一。項目負責人：葛春先，項目名稱：河南省普通高校公共藝術教育現狀分析與對策研究，項目編號：2012―GH―040）
注釋：
①東塾讀書記（卷十一）.
②洪深.戲的念詞與詩的朗誦[M].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81.
③陳愛儀，雷抒雁.朗誦藝術談[M].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86.
④余篤剛.聲樂語言藝術[M].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2000.
⑤賀紹甲.漢語歌詞規律初探[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
⑥喻宜萱.幾年來音樂院校聲樂教學中的幾個問題[M].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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