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及其文化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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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儒家思想及其文化范文
一、引言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當國人紛紛引進美國管理理論時，日本卻在向中國學習。隨著時代的發展，中國儒家精神在現階段企業實踐中所起到的作用得到了中西方管理界的肯定。認為其中所蘊含的以人為本、中庸和諧、誠信等觀點具有較強的指導意義，能夠有效的解決企業目前存在的問題。東西方的管理思想文化的相融，不僅可以促進中國特色管理思想的凝聚和管理實踐的成長，也能夠為世界多元化文化的發展貢獻一份力量。
二、應用儒家思想構建現代企業文化的可能性
儒家思想的立足點---倫理道德訴求。企業文化是一種人性化的隱性管理方式，是一種軟管理。它是由領導層倡導，上下共同認同和遵守并不斷革新的一套行為方式，并滲透于企業各個領域。對企業文化構建簡單的理解，就是創立一種適合企業發展的理念來管理企業。因而儒家思想中的“以人為本、中庸和諧、誠信”等特質在企業文化的構建過程中具有很強的引導作用及現實意義。
現階段企業違反倫理道德事件頻頻發生，我們企業的經營管理者更應該反思，到底企業的問題出現在哪里。面對社會上對企業倫理道德的諸多質疑，我國的傳統文化更應當適時的發揮積極作用，直面實際問題，實現傳統文化的現代轉換。澀澤榮一先生將《論語》作為第一經營哲學，他認為自己的工作就是要來提高商人的道德，使商人明白“取之有道”的道理；要讓其他人知道“求利”并不違背“道德”，盡可以放手追求“陽光下的利益”。實踐表明，儒家思想在建設企業文化過程中的價值具有一定的現實指導意義，只要創我們更夠造性的理解運用，就能夠構建出符合國情并具有強大生命力企業文化。
儒家思想是企業和諧發展的原動力。“和諧”是不同事物之間相輔相成、互利互惠、可持續發展的關系。是構成社會進步與發展的重要元素，中國傳統文化中包含著許多關于“和諧”的思想觀念，內容包括天人合一的宇宙觀，和而不同的價值觀，統一共存的處世哲學等等。當今時生了劇烈的變化，我們所面臨的危機，歸根結底是一種文化的危機，即文化觀念的偏差導致人與自然、社會、自我三種關系失調所造成的危機。以孔孟為代表的儒家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其倡導的“和而不同，統一共存”的處世哲學，彌合了人與自然、社會，理想與現實之間的矛盾，不僅展現了中國人溫柔敦厚的情感世界，更能夠很好的指導管理實踐，幫組企業走出道德困境，
三、應用儒家思想構建現代企業文化的必要性
發揚儒家“以人為本”的道德觀念。儒家為代表的“以人為本”的思想，充分強調重視人，主張“以民為本”，這與現代管理理念中的人本管理思想有異曲同工之妙。任何一種管理方式歸結到一點，就是對人的管理。然而面對當今激烈的競爭環境，人往往將利益放在首位，在處理問題時較多的持功利主義態度，缺乏對道德觀念的反思，導致企業做出違背倫理道德的事件。“以人為本”的思想精神可以消除企業家的功利心態，凈化心靈，這樣有助于解決現代企業面臨的諸多實際問題，使人們的道德觀念得到提升和強化，從根本上來解決社會諸多矛盾。
西方管理觀念，忽視了對道德觀念的引導，片面的強調企業經營中的非道德性（法律）的約束，把目標、戰略、結構、制度等要素作為企業日常考核的重要指標，追求利潤最大化，忽視了對人的“柔性管理”。與之相比，儒家管理思想則更強調以人為本，強調人的價值及作用，突出對人自身的關注及關懷。這是儒家思想的魅力所在，也是儒家思想在企業管理中能夠存在的理由。
“誠信立商”、追求“陽光利益”。“誠，信也”，“信，誠也”。“誠”更多地指“內誠于心”，“信”則側重于“外信于人”。“誠”與“信”組合，就形成了一個內外兼備，具有豐富內涵的詞匯，即誠實無欺，講求信用。千百年來，誠信被中華民族視為自身的行為規范和道德修養。我們常說，“君子愛財，取之有道”，誠信是立人之本、齊家之道、經商之魂、心靈良藥。
在企業管理領域，誠信就是指商業信譽或企業信譽，這對于任何企業而言都是立業的根本，生存之道，是企業文化中必不可少的部分。“誠信立商”要求企業在從事生產經營活動中要做到信守承諾，先義后利，童叟無欺。只有這樣做企業才會得到社會公眾的認可，企業才會得以長久的發展。如果只顧眼前利益弄虛作假，隱瞞欺詐，這樣的企業也終究是曇花一現，甚至會受到法律的懲治。誠信更是各種商業活動的最佳競爭手段，是市場經濟的靈魂，是企業真正的名片
四、儒家思想構建企業文化的未來走向
東西方管理觀念的融合。文化的碰撞和沖突從某種意義上可以更好的啟發管理思想。中國的管理重“道”，“道”雖然微妙，但卻簡單異行，容易實踐操作。再輔助于“仁”的思想，最終形成一種理想的“自動管理境界”，這也是我們五千年封建統治得以存在的原因之一。是一種以“虛”控“實”的管理理念，是對人們思想根源的掌控。西方的思想重“知”重“理”，充分強調要有嚴謹的組織構架，再輔助以嚴格的組織制度等實用的管理措施，強調合理性、可操作行，最終達到實現組織目標的目的，是一種“實用”的管理理念。東西方文化各有特點，管理方式也各不相同，我們可以采取這種具有東西方特色的“虛實結合”的管理理念，既注重對精神層面的掌控，又要輔助以嚴謹的管理制度。
推進實現“大同文化”。管理既具有普遍性，也有其特殊性，因為管理本無國界。從普遍的角度看他適用于各個國家、企業。從特殊的角度來說，不同國家，企業也會根據自身特點打造更符合現實規律的管理方式。我們所倡導的大同文化，準確的理解是“同中求異、異中求同”。我們常說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儒學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這就要求我們要處理好文化的民族性與世界性，普遍性與特殊性的關系，儒家的中庸之道很好的調和了這些關系。名族的就是世界的，世界的才是名族的，兩者相輔相成，不可能完全一致或絕不相同。任何一個國家、或是民族都應該知道自己的民族文化不可能解決人類社會存在的一切問題。更多的應將目光轉移到對本土文化的從分考量上，從中挖掘可以貢獻于人類社會的文化資源，并與時代相結合，創造性的解決問題。中國文化作為世界諸多文化的一種，我們應該清醒地給它一個適當的定位。必須在充分挖掘其自身文化內涵的基礎上與世界文化接軌，不斷的調整與創新，使儒家文化適應現代社會發展的要求，這也是任何文明存續與發展的必經之路。
五、結論
現在中國企業管理者經常會走入一個誤區，認為“外來的和尚會念經”，堅信只要引進了目前管理領域先進的管理理念，或請到了國外某些知名的職業經理人，企業就等于是進了保險箱，這種想法顯然是不成熟的，是經不起推敲和論證的。流行和適合并不是永遠匹配，這對同穿衣服一樣，如果搭配不當，就會狀況不連連，甚至會丑態百出。我們說一種管理理念的成功，絕不僅僅在于其理念的先進本身，還要看企業所處的具體環境。而這種環境在很多情況下都是不穩定的，是動態變化著的，這就是我們常說的管理的普遍性與特殊性、科學性與藝術性的關系。我們在學習國外先進管理理念的同時，必須與本土的實際情況相結合。中國的企業管理者必須清醒的認識到，儒學的許多思想已經深深植根于每一個中國人的身上、每一個中國企業的血脈中，也早已融入了我們民族的道德準則、價值取向和行為方式。我們在借鑒國外管理理念時就不能夠完全的拿來主義、照搬照抄，應該更注重借鑒其原理。就是說要對管理普遍性準確把握的同時還要結合管理的特殊性，應用在我們的具體管理情景中。立足于儒家所倡導的最基本價值觀，進行融合，使其更具有操作性、可接受性。
儒家思想與企業文化的結合還要注意找準發力點，不能拿來主義，要掌握好方法并用中國人習慣的方式巧妙的表述出來。注重將儒家思想精髓進行創造性的提煉，并融入到企業日常的經營管理活動中，在各職能部門進行系統規范和指導，在企業內部至上而下的形成濃厚的儒家文化氛圍。這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不能一蹴而就。不僅需要企業領導者積極倡導，以身作則，更需要全體員工共同努力和遵守，另外還要注意與激勵手段相結合，形成長效機制，只有這樣儒家思想在企業文化的構建中才能真正的發揮作用。
參考文獻：
第2篇：儒家思想及其文化范文
關鍵詞：儒道 互補 人格
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兩條基本脈絡，也是中國人自古以來治國、做人、處世的模式來源。孔子開創的儒家，注重道德的完善和人格的提升，強調積極進取，剛健有為，以天下為己任。老子開創的道家，注重內心的寧靜和諧，強調精神超脫，清靜無為，以柔克剛，安時處順。儒家思想以經世致用為特色，道家思想則以自然超脫為特色。如果僅從表面來看，儒道是對立的。一個入世，一個出世，一個積極進取，一個消極退避，但實際上在中國傳統文化兩千多年的發展過程中，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一直是既互相排斥，又互相吸收；既互相對立，又互相融和。這種相互的補充協調，滲透到現實生活的各個方面，在無形中影響著中國人的人生態度。所以林語堂說：“道家及儒家是中國人靈魂的兩面。”在孔、老之后的兩千多年中，儒道互補一直是中國文化歷史演進的主要內容。
儒家的人格理想是內圣外王。“內圣外王”之說首見于《莊子·天下篇》，并非儒家首創，但卻是儒家的重要思想，內圣指德性修養，外王指政治實踐。儒家強調在內圣基礎之上的內圣與外王的統一，因此，儒家人格理想不僅是個體的德性修養，更重要的是個體的責任感和對天下興亡的關心。當然，儒家也有其超越精神，窮居陋巷，自得其樂，安貧樂道。與儒家有別，以老莊為代表的道家的理想人格，則具有超越、逍遙、放達、解脫的秉性，莊子之真人、圣人、至人，實際上是一種人的精神上的自由、無窮、無限的境界。這種精神境界深刻地表達了人類崇高的理想追求與向往。與儒家積極入世的現實品格相比較，道家凸顯的是超越和放達，它一任自然，遂性率真，獨善其身，超然物外。儒道兩家相比，儒家重視人的生命意義與價值，以道德為人生的最高價值。道家則強調自然是人生的根本，主張順應自然，回歸自然。側重于從“自然”出發來觀照人生、社會和宇宙，因此儒道兩家的氣象各不相同，儒家大儒的氣象是“剛健中正？”，而道家高士的氣象是“涵虛脫俗。儒家的出類拔萃者為志士仁人，而道家的典型人物則為清修隱者。
儒家崇尚弘毅， 注重有為和力行，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人生理想，主張個人應盡可能多地為國家和社會做貢獻，這無疑是一種正確的人生態度。但儒家對于人類為文明所必須付出的代價和社會進步的曲折性估計不足， 對人類在不斷進取的過程中可能造成的問題和對人性本身的扭曲與傷害，缺乏思想準備或不予重視，在指導人們爭先向上的同時， 沒有為人們的精神空間留下足夠而必要的回旋余地。因而從總體上來看，儒家式的人生剛性有余而韌性不足， 借用荀子的話來說，儒家可以說是“有見于伸，無見于屈”， “蔽于剛而不知柔”。而道家對儒家式的人生實踐，則起到了重要的補充和調節作用。道家的貴柔守雌學說正是儒家剛毅進取精神的補充，道家思想中諸如以柔克剛，以退為進，以靜制動等觀念，為人生提供了另一種有效的指導，使人們的行為和心理不斷得到調適，使個體的生命更具有韌性， 增強了人們自我調節以適應社會變故的能力，體現了高度的人生智慧。道家思想的這種調適功能，滲透于人們的觀念深處，積淀為人們的社會意識和文化心理， 通過人們的日常活動表現出來，其影響十分深入和廣泛。
儒家精神的精髓是積極入世，與道家的師法自然相比，它少了一份瀟灑脫俗，多了一份人世的使命感；少了一份消極避世，多了一份積極進取。在儒道互補的人生模式中，中國知識分子在順境中多以儒家為指導，建功立業，銳意進取；在困境和逆境中則多以道家為調適，淡泊名利，潔身自好，超然通達，靜觀待時。儒道互補使得中國的知識分子剛柔相濟，能屈能伸，進退自如，不走極端，心態上和行為上都具有良好的分寸感和平衡感。
這里需要補充說明的是， 從總體上看， 儒家倡導進取型的人生， 道家則比較超然通達，故而給人以儒家人世、道家出世的印象， 其實并不盡然。事實上， 儒家的孔孟和道家的老莊都同時具有積極用世和超然通達兩種心態，只不過孔孟更為用世些而老莊更為超然些罷了。以老莊為主要代表的道家人物也具有很強的使命感和社會責任心，只是他們較多地以批評者的面目出現而有別于孔孟而已。而孔孟在積極進取追求事功的人生道路上也常懷有超然通達的心態，孔子主張“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孟子亦曰“古之人得志， 澤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見于世。窮則獨善其身， 達則兼善天下。”孔孟這種矛盾心態或靈活態度，是他們在天下無道，人生常窮而不得志的社會現實中不得不采取的一種自我調節和心理準備，顯示了儒家通權達變的思想方法和精神氣度。在這一點上，他們與老莊是一樣的。在后來經過歷史選擇而逐漸形成和定格的文化格局中，儒家式的歷史使命感和社會責任心得到了強化和突出，而孔孟原有的那種超然與靈活的心態逐漸被淡化乃至被遺忘。相反，道家式的人世情懷卻被淡忘，其超然通達的方面卻被突出， 以致道家在世人的心目中只是以旁觀者的面目出現，道家思想遂主要被用來應付逆境和在人生進取中起調節緩沖的作用。
自古及今，中國人基本上都是在這兩種不同的文化傳統中選擇著自己的人生道路，他們一方面積極入世，向往建功立業，并恪守儒家的人格理想：富貴不能，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另一方面又追求超然物外、遺世絕俗的獨立人格，彷徨于塵垢之外，逍遙于無為之業。一方面以天下為己任，每當危難當頭，舍生取義、慷慨悲歌；另一方面又孤高自守、憤世嫉俗。一方面心存魏闕，胸懷天下，政治清平則樂觀進取，奮發有為；另一方面又身在江湖，樂隱漁樵，社會動亂則消極退避，全身自保。這些都是儒道互補雙重人格的一種典型體現。
儒道兩家對待人生，可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而儒道互補不僅構成了中華文化的主體內容，也塑造了中華文化特有的氣質，構成了一種中國人完整的、藝術的人生觀，即剛柔相濟，能屈能伸，出處有道， 進退自如。正是有了這種互補性，中華人格才基本上成為了一個完整而健全的系統，成為了從內在精神到外在表現，從理想上的超越到現實中的經世致用，都一應俱全的健康人格的文化格局，這種文化格局必將長期存在下去。英國著名學者李約瑟就曾指出過“ 儒家和道家仍然是籠罩中國人思想的兩大主流，相信將來還有很長的一段時期會是如此。”其實，對于中華民族及其文化來說，儒道互補不僅將來還有很長的一段時期會是如此，而且將是永久性的。
參考文獻：
第3篇：儒家思想及其文化范文
[關鍵詞]漢書?藝文志;班固;儒學;崇拜
《漢書?藝文志》是我國現存最早的目錄學文獻，是由東漢班固根據劉歆《七略》改撰而成。其保存了先秦至西漢的著述，它囊括了哲學、史學、文學、政治、經濟、法律、軍事、歷法、天文以及醫學等書籍。每種門類之后有小序，每略之后有總序，這些序對當時學術的來源發展、優缺是非都作了簡要的介紹，這些記載對于理解先秦至西漢這一時期的文化發展提供了豐富的材料。
《漢書?藝文志》開創了史志目錄的先例，是我國現存的第一部目錄學要籍;同時《漢書?藝文志》也是我們對于古代文化進一步認識的重要途徑。正是由于它的重作用和影響，因此歷來受到古今中外學者的重視。雖然班固《漢書?藝文志》來源是劉歆《七略》，但是班固在總序中這樣說：“歆于是總群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有六藝略，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今刪其要，以備篇籍。”顏師古注：“刪去浮冗，取其指要也。”可班固對于《七略》是持積極態度，肯定并繼承、吸收和發展，繼而寫出《漢書?藝文志》。顯示出《漢書?藝文志》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班固的學術思想，這不僅僅是對劉歆《七略》的總結。
一、《漢書?藝文志》的編排特點
《漢志》從類目的設置、所列著作的排列及評判諸子十家的標準均體現尊儒的思想。班固在《藝文志》的“諸子略”每一家序言，都針對各家源起、職能、優劣長短等進行了集中的闡釋，可以看出班固是站在儒家正統派的立場來評論諸子學派的，《漢書》在引用儒家經典上體現的很多，但最能體現的便是《藝文志》對書籍排列順序的變化，班固在各類典籍中，首先以儒家六藝經典，其次是諸子十家九六之書等，這些排列的重要性使后代史家也有了受《藝文志》的影響，其后的分類規范為經、史、子、集四大類，儒學居于第一的位置卻一直保持不變，其地位愈加鞏固，加強了。
《漢志》以儒家“六藝”為首。又體現了其學術地位的崇高，儒家是以“六藝”為傳承，諸子十家包括儒、道、陰陽、法、名、墨、縱橫、雜、農、小說。在《六藝略》的大序中作者首先對六經的內容予以說明，序云：“六藝之文……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為之原”，并非因《易》成書較早緣故而是尊儒尊經的表現，“至于殷、周之祭，紂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諸侯順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為之《彖》、《象》、《系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歷三古。”《論語?述而篇》中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孔子晚而喜《易》，讀之韋編三絕。常曰：‘假我數年如是，我于《易》彬彬矣。’”這里只是將《易》來突出作為一個代表，來顯現在儒家占有的重要地位，班固也是借此著文來加強儒家地位。儒家經典在《漢書》中被奉為至尊。班固對儒家的六經有一個總體評價：“六藝者，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也。”這些都是儒家經典或與儒家經典有關的著作，它們被安排在最前的位置，單獨為一略，充分體現了班固尊孔崇儒的學術思想。
二、班固對儒學的崇拜
在班固推崇的眾多學術思想里，其中有一個明顯的傾向就是：尊孔崇儒。推崇儒學在西漢學術中的中心和主體地位，其他各方面的學術或者思想只是儒學的補充或者延伸品。這一點充分的在《漢書?藝文志》中明確的表現出來：
第一，文章開篇就說“昔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故《春秋》分為五，《詩》分為四，《易》有數家之傳”，從這句話可以看出班固把儒學始祖孔子及其弟子真正放到了“獨尊”的地位，同時又能表現了作者將孔子的儒家學說作為學術的正統，正是孔門及其弟子的“喪”才導致之后儒家“大義”而亂，才使諸子百家興起;
第二，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稱贊司馬遷“……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直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同時他又批評司馬遷“是非頗謬于圣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后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力而羞貧賤，此其所蔽也”。班固在關于寫作史料方面還是肯定司馬遷的，但是在分析史事、評價人物的主導思想方面發生了變化。司馬遷推崇儒家，但在評判儒家時，有自己的思想，不以儒家的是非為是非，不排斥其他諸子學說，而班固則是站在儒家的立場，對其他諸家學說都予以抑黜，，其原因是其受儒家思想的根深蒂固的影響，又在著錄《漢書》時，將自己的推崇儒學表現的淋漓精致。
第三，班固在《諸子略》中將儒家排在先秦諸子的前面，并對儒家給予了高度的評價。儒家后的小序云：“儒家者流，蓋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經之中，留意于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為高。”他明確指出了儒學思想是統治國家、政治教化的依據和工具。此外《諸子略》大序云：“今異家者各推所長，窮知究慮，以明其指，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可見作者認為諸子百家之學，雖然思想志趣千差萬分，但是最后殊途同歸，只是儒家思想的分支，最終會統一到儒學思想的體系中。上述三點都是班固對儒家的尊敬和崇拜的體現，既體現了班固的儒學世家，又體現了他治學的嚴謹。
三、班氏家族與儒學有密不可分的聯系
細作梳理就可發現，班氏家族尊崇儒學歷史源遠流長，班伯生卒年不詳，班況長子。少時受《詩》于師丹。因王鳳薦，漢成帝召見于宴眠殿，見其容貌甚麗，誦說有法，任為中常侍。班伯精通儒家經典，是有名的儒學之士。班也是聞名遠近的儒學之士，他因才華出眾被推為賢良方正，后升遷至諫大夫等官職，班學識淵博、又受到皇帝的賞賜皇家書籍，這為班彪、班固父子著書提供了豐富的參考文獻。班嗣，班之子，班固的伯父，班彪之兄。喜愛學習儒學，但又十分崇尚老莊。班彪出身于漢代顯貴和儒學之家，受家學影響很大。從小好古敏求，與其兄班嗣游學不輟，才名漸顯。班彪深受“獨尊儒術”的影響，完全以儒學思想為信仰原則。
這些都對班固尊儒產生了深遠影響。班氏家族儒學淵源，從祖父輩開始就熟讀儒家經典，在儒學方面造詣頗深，同時家族流傳的豐厚經典為班氏家族成為漢時有名的儒學世家提供了條件。先輩崇尚儒學對班固知識結構和學術選擇產生了深遠影響，也是班固撰《漢書》的先決條件。受家族文化影響，班固從小就飽讀詩書，滿腹經綸，知識淵博。班固“年九歲，能屬文誦詩賦，及長，遂博貫載籍，九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所學無常師，不為章句，舉大義而已。性寬和容眾，不以才能高人，諸儒以此慕之。”同時，班固是古文經學家，對于古文經學十分推崇，對于劉歆亦十分崇拜，因而在《漢書?藝文志》中秉承了劉歆尊崇古文經批判今文經的學術傾向。
綜上所述，儒學思想在不同時期呈現出不同的內涵外延，但無論時代如何變遷其精髓是不會變的。班固出自儒學世家，肩負著傳承儒學思想的使命，他在其著作中多次用“孔子曰”即圣人語錄來表達自己的思想，直接體現作者對儒家思想的尊崇和傳承。《漢書?藝文志》不僅僅給我們提供了豐富的史學資料，而且對追溯當時文化源流有重要意義。
參考文獻：
[1]司馬遷.史記[M].中華書局，1959
[2]班固，顏師古.漢書[M].中華書局，1962
[3]范曄.后漢書[M].中華書局，1965
第4篇：儒家思想及其文化范文
孔子是我國古代重要的思想家以及政治家，更是比價哦重要的對文藝理論能夠發表一定評論的批評家。我國著名的學者朱東潤曾將在其文章當中認為，孔子應該是我國春秋戰國時期重要的思想家，對當時以及后世的發展具有重要的領導以及正面影響作用。而張少康亦認為孔子應該是儒家學派最為著名的思想家，自我國春秋張國時代之間，其思想、文學創作以及文學理論均產生著重要并且深刻的影響。由于孔子在我國的文藝思想當中占有重要地位，對其人以及其作品和思想進行研究的學者眾多，但是對于孔子“里仁為美”當中的文藝美學思想卻少受涉及，但是“里仁為美”卻是孔子對其“擇仁”思想的重要闡述，其中具有巨大的研究價值。
一、“里仁為美”的內涵
“里仁為美”思想出自孔子的“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其中，里便指的是鄉里。孔子認為比鄰而居的鄰里鄉親是最為重要的，長處的比較融洽，生活則比較融洽，與儒雅、仁德、善良的人做鄰居，則會變得儒雅、仁德、善良，因此亦有遠親不如近鄰的說法。
另外，孔子的“里仁為美”應該美在人文方面，即是人文環境方面。孔子對人文環境的重視遠遠要超過自然環境，亦體現了儒家思想當中的人倫方面思想，孔子認為，人的本質應該是“仁”，雖然人需要依賴物質方面的需求而進行生存，但是真正的需求遠遠要超過物質方面嗎，因此人應該具有非生物屬性的本質特征，即在人的發展過程當中應該注重人的該方面本質。
二、從“擇仁而處”看“里仁為美”
在孔子的眾多儒家思想當中，“仁”為其思想的核心，而“禮”與“仁”相類似，亦是總體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中，眾人認為“禮”是人與人交往之間，維護關系的重要方式，而“仁”應該是對該重要方式的一種有力保障。經過不斷的深入分析，將孔子并未明確定義的“仁”可以理解為“愛人”，即人應該廣泛的愛護民眾，亦是孔子所言“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對于該種說法，曾經有學者進行過深入的探討，但是孔子到底是單純的想要從擇居方面談論“仁”，還是想要以點概面，進而談論擇友、擇業以及擇邦等多方面的“仁”，并沒有比較確切的說法。針對該思想，歷朝歷代均有不同的學者進行了擴充，從擇業、擇友、擇邦等多個方面對“仁”進行了深入，因此現今可以理解為孔子“仁”的思想已經滲透到了各個方面當中。
在“擇仁而處”當中，并不應該僅僅看到“擇”的方面，若將其擴大進行分析，主要應該考慮的便是“仁”，無論是生活當中的任何一個方面，均需要進行選擇，而選擇的標準便應該是“仁”滿之地。由此，孔子以“仁”為核心的儒家思想重點在強調人的道德方面，對百姓具有一定的教化作用。由此，“里仁為美”的帝鄉在文藝思想當中不僅可以作為一種有力的藝術創作，更應該具備一定的教化目的。
三、從“中和之美”看“里仁為美”
在中國著名學者蔣凡的《中國古代文論教程》當中，對“里仁為美”進行過相關的闡述，認為孔子比較重視對人的道德進行教化以及規范，從而對文藝進行相應的教化以及規范。孔子在人的心靈以及行為方面，均比較重視“美”，強調“美”與政治、文化、思想等方面均離不開關系，而“仁”能夠創造“美”，由此，上述諸方面又與“仁”離不開關系。
第5篇：儒家思想及其文化范文
關鍵詞：中外文化；文化融合；模式建構
中圖分類號：G11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1723（2012）09-0214-03
一、文化融合概念的界定
傳統的觀點認為，文化融合是外部文化和內部具有的不同特質的文化通過相互接觸、交流進而相互吸收、滲透，融為一體的過程。這一認定有不妥之處：其一，文化的融合并不必然的要求是不同特質的文化；其二，文化融合的方式并不限定在接觸、交流之上，應該還有其他方式；其三，文化融合并不必然是兩種文化的融合，完全有可能是一種文化進入另一種文化之中，即融入其大背景之中。
筆者認為，文化融合有動態與靜態之分。動態的文化融合是一個過程性的概念，也就是說，它指的是外部文化通過一定的方式融入內部文化的過程；而靜態的文化融合就是動態文化融合的結果所呈現的狀態。在這一界定之下，以下事件，比如大量拜占庭帝國金幣、波斯薩珊王朝的銀幣在中國出土，鄭和船隊在非洲留下后裔，中國古代銅錢大量外流日本，西方鐘表制造技術、西方火器與軍事理論的傳入中國等，都將被認為是一種文化融合，而不只是認定為文化接觸或者文化交流、或者文化融合的方式，即通過文化接觸與交流實現文化的融合。
二、中外文化融合模式的建構
這樣一來，就涉及到文化融合的模式的定義問題。對文化融合模式可以進行類型化分析，但是這一類型化分析本身必須建立在非類型化之上，也就是在進行文化融合的類型化分析時，將分析的對象文化抽象為甲與乙，進而得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融合模式是不可行的，而必須將這一分析具體到現實的兩個文化，比如中外文化，進而得出這非類型化的類型化融合模式。因而，此部分旨在對中外文化融合模式進行探討。
中外文化融合模式可以分為任意性融合模式和強制性融合模式。而前者，根據融合原因的不同又包括文化差異模式的融合與文化欠缺模式的融合。因而，根據融合原因的不同，中外文化融合有三種模式，即文化差異模式、文化欠缺模式以及強制融合模式。
（一）文化差異融合模式
事物之間的最根本特性在于其同質性，而常態在于其差異性。中外文化的差異性是顯而易見的。最明確、簡練的對中外文化差異性進行描述的是陳國謙教授的《關于環境問題的哲學思考》：在人與世界萬物的關系問題上，西方文化主張主客二分，憑邏輯抽象能力，追求普遍同一性；中國文化主張主客混沌，憑生命直覺任萬物自然，創造了萬物一體、人與自然交融的內心高遠境界。雖然這一論斷是限定在環境問題上的局部概括，但仍然不失其借鑒意義。
美國學者斯皮羅指出：“符號的普遍性，并不意味著符號意義的普遍性，因而，就內容來說，沒有普遍的人性，只有文化上特殊的——因而是文化上可變的——特性結構”。中國與國外文化自然亦是如此，由于生產方式的實現形式、地理環境以及歷史演繹的差異，中外文化的差異性是常態。但是，這里的差異性需要與即將討論的欠缺性相區別，即基于差異的文化融合完全是基于對差異文化的向往或者說是好奇，而就這一相異文化，內部文化完全有可以替代的文化。也就是說，不引進并不會產生消極的影響。從一定意義上說，內部文化與外部文化處于大致相同的發達程度，引進外部文化是出于一種對“奢侈品”的追求。也正因為如此，基于文化差異的融合的進程是比較緩慢的。最典型的例子是中國，佛教最早在西漢傳入中國，但是當時中國已是儒家思想受到廣泛的信仰，因而相對于佛教來說，國內有其替代的文化信仰，也就是說，如果不引進佛教，并不會對當時的中國有什么負面的影響。佛教的傳入與盛行，完全是對一種差異文化的向往和好奇，雖然這種向往和好奇有其深層的社會原因。與此想類此，中國的儒家思想的西傳，即向基督教國家的傳播也是一種對差異文化的向往。但無獨有偶，無論是佛教的中傳還是儒家思想的西傳，都是一個極其緩慢的過程，只是佛教經過幾百年的緩慢進程，經過與中國本土的儒家思想以及道教的融合，形成了獨具特色的中國佛教；而中國儒家思想直至今天仍然未能完成很明顯的融合，只是以元素的形式融入基督教文化之中。可見，文化差異模式的融合是緩慢的。
（二）文化欠缺融合模式
文化欠缺，是指內部文化較外部文化的欠缺，而且這種欠缺在內部找不到替代文化。文化欠缺融合模式多發生在文化的發達程度不相同，甚至相差較大的文化之間，更具體地說，這種模式的文化融合更多的發生在內部文化是較落后的文化、而外部文化是較發達的文化的情況下。比如古代中國少數民族與漢族文化的融合，多是少數民族吸收先進的漢族文化，接受漢族文化，甚至摒棄自己文化。
這一模式在中外文化融合方面突出的表現在兩個方面：歷史上儒家文化圈的形成與近代中國對西方文化的引進融合。中國古代文化輝煌燦爛，發達程度較高，而中國周邊的國家，比如東南亞諸國，朝鮮半島與日本，爭相引進中國文化，融入其本國文化，逐漸形成以儒家文化為特征的儒家文化圈。這些國家之所以融合中國文化，是因為其內部文化本身的欠缺，這種欠缺反映到社會生活方面就是較落后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活動。也就是說，在他們內部文化中找不到預期引進的中國文化相對應的文化，因而只有通過引進并加以融合才能盡快改變本民族的落后。而近代中國由于閉關鎖國，逐漸落后于西方諸國，自清朝末年，開始大量引進西方文化，歐氏幾何學、西方火器、牛頓力學等等，這些文化融合的原因在于中國缺少這些文化，而且中國本土文化中沒有可以替代這些文化的文化，只有通過引進西方文化才能彌補中國文化的欠缺。
也正因為現實的需要性，文化欠缺模式下的文化融合一般是較快的，而不像文化差異模式下那樣緩慢。
（三）文化強制融合模式
文化強制融合模式的基本特征在于這種融合是在被強制下進行的，不是自愿的。比如中國元朝，漢族文化對蒙以軍事為依托，從本質上說是一種文化侵略或文化奴役。就中外文化融合方面，集中體現在清末以及民國時期租界文化以及日本在東北推行的文化政策。
在租界中，列強通過武力威脅以及不平等條約推行其本民族文化，而生活其中及其周圍的中國居民被迫接受其文化，潛移默化地進行了文化的融合，比如上海洋涇浜語的形成就是再典型不過的例子。
而日本帝國主義在東北，推行奴化教育，強迫青少年學習日本語言，接受日本文化，以此泯滅青少年的民族意識、民族文化、國家觀念，從語言、思想、習慣上“日本化”， 同時在社會教育和宣傳教化方面，其奴化范圍涉及到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哲學、藝術等全部社會意識領域和文化、教育、新聞、體育、娛樂等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侵蝕到社會各個層面。在奴化政策推動下的中日文化融合帶有強烈的時代特征，是當時日本軍事行動的輔助手段。
既然是強制性融合，其特征就必然是這樣的：其中的糟粕部分隨著強制力的消失而消失。而保存下來的，是那些不違背民族感情的部分。
三、結語
最后想說的是，中外文化融合的這三種模式并沒有先后的相繼性或者平行的排斥性，而只有以哪一種模式為主或者哪者更為顯著之區別，因而本文不強求將某一具體的文化現象的融合歸為某一模式，而只是追求其更接近于哪一種模式。中外文化的融合是歷時的、傳承的，或許某一天還會出現新的文化融合或建構模式，但所有的這種廣義上的“融合”都是歷史進步的標志。
第6篇：儒家思想及其文化范文
【摘要】利用大量的文獻資料、邏輯分析的方法來對中國民族傳統體育文化進行文學上的探討分析，以中國傳統禮儀文化內容和特征作為研究對象，著重討論中國傳統禮儀文化繼承方法。
【關鍵詞】民族傳統體育 禮儀文化 繼承
中國有著五千年的漫長歷史，因歷史文化的不斷積累，最后沉淀出了最寶貴的文化底蘊，這些豐富的文化之一就是我國傳統民族體育禮儀文化。受到中國傳統儒家思想的影響，讓我國民族傳統禮儀文化展現出謙虛禮讓、以和為貴的文化形式。然而隨著西方文化的不斷介入，使得我國傳統體育文化漸漸退出主要舞臺，極大的沖擊著我國體育禮儀文化的發展道路，逐漸形成了以西方體育為主體的現代體育禮儀文化。據了解，人們開始越來越重視我國傳統民族體育禮儀的發展，這使民族傳統體育禮儀文化的繼承問題成為了世人共同關注的重要話題。
一、民族傳統禮儀文化的內涵
所謂體育禮儀指在體育活動過程中，人們相互尊敬、友好和諧的文化形態。從某些角度來講，體育禮儀就像是儀表、裝飾、禮貌禮節、語言等在體育活動過程中的綜合運用。中國自古以來就有禮儀之邦的稱號，在漫長的發展史程中，由最開始的走、跑、投、攀、蹬、爬、越等運動項目就已經有體育禮儀的形成，經過歲月的演化、發展、傳承漸漸變成了如今的民族體育禮儀文化。民族傳統體育禮儀是多民族匯聚而成的中華民族文化結晶，其的形成與中華民族之間的相互交流密切相關，其最大的特征就是強調了人的社會責任和義務，崇尚道德。在這樣的文化體系中，逐漸形成了以身心修養和精神追求放在首位的民族傳統體育文化。
二、民族傳統體育禮儀文化的特性
1.時間變化給民族傳統體育文化帶來的影響
由于時代的發展，體育文化也跟著發生著日新月異的變化，然而產生這樣變化的原因歸根結為社會的改變和外來體育文化的沖擊，特別是社會形態發生變化時，促使傳統禮儀文化中新舊文化相互沖突又不斷的結合，再經過一系列的轉化、演變、更新，逐漸形成了一個新的平衡局面，最K的結果就是傳統體育禮儀文化發生變化；而另一種則是外來文化的沖擊、影響，隨著時間的流逝，使得中外體育文化開始相互交合、匯聚，從而打破了原有的結構體系，形成一種新的平衡體系。
2.地域差異給民族傳統體育禮儀文化帶來的影響
結合世界體育的發展趨勢，西方體育以激烈競爭、相互對抗為主，而我國傳統體育主要以觀賞性和娛樂性為主，這就形成了體育禮儀文化的巨大差異，通常來說，各個民族之間都有自己獨特的民族意識，正因為這樣民族意識的存在，可以提高民族之間的凝聚力。眾所周知，中國由56個民族匯聚而成，因地域環境的不同，進而造成人們之間生活方式的差異，所以各個民族都具備自己的民族傳統體育禮儀特色，這樣的傳統禮儀往往是通過代代相傳的方式進行傳承，而這些被傳承下來的文化將會是一個民族的文化標志。
3.傳統體育禮儀文化當代繼承的途徑
民族傳統體育文化是傳統歷史文化不斷積累沉淀的結晶，隨著時代的演變，導致其形成了一種獨有的民族文化體色。然而全球的發展逐漸展現出一體化趨勢，這使得我國民族體育禮儀文化也受到外界帶來的影響，為了解決這樣的難題，傳統體育禮儀文化需要一個合理有效的傳承方式。
3.1注重內涵，嚴格把關思想層
禮儀的兩大要點是形式和思想。若禮儀中只有形式而忽略了內涵，則這樣的禮儀只是形同虛設。由于西方文化的引進，中國傳統體育禮儀文化的平衡體系逐漸被打破，而又因為新的體育禮儀文化平衡需要較長時間才能建立，所以有學者提出，現代體育的形成時間尚且較短，因此只是虛有其變，其文化內涵還有較多欠缺，在現實生活中，傳統體育文化禮儀的把握需要始終持有一個理念，就是內容的根源來自于思想，形式只是其外表。民族傳統禮儀文化在古代儒家思想的影響下以“天人合一”為理念，追求互相尊敬、互相謙讓的文化形態。這樣的思想核心觀念著重于人的內在價值和社會整體價值、社會道德等。所以，對于傳統禮儀文化，不管是學習還是分析都要從其思想內涵出發，將以德服人、誠信友善等思想精神傳承下來。從而達到無論是傳統體育禮儀還是現代禮儀文化都具有中華民族與人交好、誠信友善的特點。
3.2 打破禁錮，拓寬轉化路徑
民族傳統體育的思想是文化的根源，是必須要傳承的內容，但在形式和傳播方式上不能固步自封。由于社會的不斷進步，民族傳統文化也隨環境發生著巨大的變化，所以為了跟上時代步伐，傳統文化需要不斷的創新，而創新又包括形式和內容的創新。近幾年來，國家發展迅速，致使科技水平也得到了極大的提升，所以還可以利用學校教育、大眾媒體等設施進行文化的宣傳和介紹，從而達到提升人們對傳統體育文化禮儀的了解。體育文化的發展離不開科技的進步，所以在注重傳統體育文化禮儀與外界文化交匯進而建立新的文化平衡體系時，還應該重視科技的發展，充分利用科技的發展進行傳統體育禮儀文化形式上的創新和完善。
結語：總的來說，對傳統體育禮儀文化的繼承需要棄其糟粕，取其精華，從而做到思想上的解放，加速民族體育文化禮儀創新道路的發展，以讓其跟上時代的步伐，充分利用現代科技手段進行傳播形式上的改變和創新，而對于外界體育文化帶來的影響，人們也應當做到取其精髓從而使其合理的融入到我國傳統體育禮儀文化中，這樣既保證了我國體育文化獨有的特色也應和了世界統一化發展趨勢，而在傳統文化的繼承中，無論是形式還是其思想都需要進行傳承，將我國傳統體育禮儀文化和諧友善、文明和諧、包容謙讓的儒家思想底蘊發揚光大，這樣一來，當面對時代變化或者外來文化沖擊等情況帶來的影響時，民族傳統禮儀文化也能很好的立足于實際生活中，并能得到很好的傳承。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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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汪全先，萬義，宋彩珍.我國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當代困境與消解[J].武漢體育學院學報，2015，（07）：51-57.
[3]劉少英，史永.民族傳統體育競賽的禮儀文化[J]. 體育學刊，2013，（04）：120-123.
第7篇：儒家思想及其文化范文
關鍵詞： 姓 名 相似與差異 文化反映
一、姓氏的來源以及文化內涵
（一）姓氏的相似來源和文化內涵
1.來源于地點的姓氏
在古代中國，有著按地點命名的傳統。在夏、商、周時期，帝王將土地和權力授予那些為國家作出過杰出貢獻的大臣，土地的名字就被作為姓氏代代相傳，像魯、齊、衛、趙等。在古代，西方世界也有這種傳統，像一些人們居住的地點名：London、Washington等。
2.來源于自然的姓氏
人類對大自然有一種特殊的情感――圖騰崇拜。人們相信萬物都有靈魂和精神。在自然的保護下，人類才得以繁衍發展。因此，自然現象、動物和植物的名字就成為部落原始的象征，漸漸地演變成家族的姓氏。在中國，這樣的姓氏有雷、水、梅、柏、鮑等。在西方有Frost（霧）、Rain（雨）、Snow（雪）等。
3.來源于職業的姓氏
隨著社會的發展，人們越來越多地使用他們的職業作為其姓氏。從這些姓氏中，我們可以看到特定時期社會政治經濟情況的全貌。在中國，這樣的姓氏有樂、賈、石、屠、巫、陶等。在西方也有這種習俗，像George（農民），Shakespeare（士兵），Forester（守林人）等。這種現象反映出社會分工極細，人們精通于各行各業并且以該職業為傲。
（二）姓氏的不同來源和文化內涵
1.中國姓氏的特別來源
（1）來源于帝王
中國的帝王往往會賜給那些曾給國家做出過杰出貢獻的大臣皇家姓氏，漢朝的劉邦就給婁敬賜姓“劉”，從那時起，劉變成了一個大姓氏。這反映出中國人對姓氏的崇拜。相反，帝王也會逼迫那些反叛皇室的大臣將他們自己的姓氏改成帶有貶義的姓氏，像蟒、虺、蝮、邊、梟、刁等。這種現象反映了中國封建帝王至高無上的地位。
（2）來源于禁忌
在封建社會，如果老百姓的姓氏與帝王的一樣或者有一樣的發音，他們都必須要改變原姓氏，因為帝王的姓氏就是一種禁忌，是要避嫌的。
（3）來源于祖先的頭銜
當貴族死亡后，他將被授予一個以他對國家作出的貢獻為根據的謚號。他的子孫由于以他為傲，就將此謚號作為他們的姓氏。像文、武和康都是這類頭銜姓氏。
2.西方姓氏的特別來源
（1）來源于身體特征
西方世界有許多重名的現象，于是人們首先想到的是將他們的特征放到名字中作為進一步的區分。漸漸地，這種特征就成為了他們的姓氏傳承下去。例如Strong，Grand，Young等。這充分反映了西方人的隨意、幽默、開朗的生活態度。
（2）來源于血脈
許多西方人的姓氏都是在父輩的名的前后加上前綴或后綴來顯示其血脈。-ing，-s和-son都是后綴，例如Browning，Phillips，Dickson等；O’-，Mac-，Mc-都是前綴，例如O’Henry，MacArthur。
二、名的特征和文化內涵
（一）名的相似特征和文化內涵
1.父母的美好愿望
中西方的人都喜歡用含有美好意義的字來給孩子取名，以此來表達父母對子女的美好期望。在中國，樂、毅、健都是常見的名。在西方，Andrew，Hilary，Thomas就較為常見。
2.個性
中國字是音和意的組合，人們可以通過選擇特別的名與他們的姓組成個性的名字，像夏雨、袁泉、胡蝶。而在西方，我們也會發現一些特別的名字，像根據“You guess”這個句子，人們創造了Yogess這個個性的名字。
3.性別特征
中西方都喜歡選擇不同的名來給男孩和女孩命名，因為他們對不同性別的孩子有不同的期許。人們希望女孩溫柔、美麗，男孩強壯、充滿力量。很多情況下，我們可以從名字來判斷該人的性別。
（二）名的不同特征和文化內涵
1.中國名的特征和文化內涵
（1）古代名里的“字”和“號”
如今的名字指的是姓名，而在古代，“名”和“字”是不同的。那時，小孩出生時，他就有了“名”，而在20歲時，他才會有“字”，朋友稱呼一般都是叫“字”。一些文人墨客給他們自己取“號”，“號”用于他們的作品中。這些“號”蘊含著文人們的性情、興趣、志向和理想。
（2）儒家思想的影響
儒家思想是中國文化的基石。它在中國人生活的各個方面有著潛移默化的影響。中國的帝王甚至將其作為治國之道。儒家思想的精神是忠孝仁義禮智信，因此，很多中國人的名字都含有它們，像世仁、守信、良義。
（3）家族等級
中國有著很嚴格的家族等級系統。來自同一個大家庭的不同輩分都會有一個相同的字用于他們的名字中，以此來反映家族的輩分。這些輩分的用字是祖先們起草的。例如，中國的大家族，“孔”家的族譜有昭、憲、慶、繁、祥、令、德、維等。中國著名音樂人孔祥東與中國著名體育人孔令輝就是叔侄關系。
2.西方名的特征和文化內涵
（1）與父輩同名
在西方世界，與父輩同名表達出子孫對他們的愛與尊敬以及想成為父輩一樣優秀的人的期望。為了區別同名的他們，人們往往在前面加上Junior和Senior。
（2）基督教影響
在西方世界，不管你是否是基督教徒，你都會受到基督教的影響，基督教是西方世界迄今為止最有影響力并且在其社會歷史發展中發揮重要作用的宗教。人們認為如果自己的名字與宗教里面的圣人有所聯系，那么他死后就能在圣人的庇護下升入天堂。因此，很多人都喜歡用《圣經》里人物的名字，像Joseph，David，Robert。
三、結語
隨著技術的進步和全球化進程的加快，我們的世界變得越來越小，來自地球不同角落的人們有了更多的相互交流的機會。姓名是人們交流的第一步，它不僅是人們相互區別的工具，更是不同文化的載體和鏡子。
參考文獻：
第8篇：儒家思想及其文化范文
關鍵詞：家族企業 繼承 企業文化
中國家族企業繼承模式的文化基礎
家族企業繼承有悠久的文化基礎和根深蒂固的思想根源。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通過科舉制度，用儒家意識形態的標準選拔官員，把信仰儒家意識的儒生中的精英部分制度化地轉變為國家官員，在統治制度上，儒家的思想意識規范了人們的思想和行為。日常生活中稱兄道弟，以家族中長幼有序的角色稱呼家族以外的人，以家族或泛家族規則為基礎的身份關系來整合資源、協調人際關系和組織活動，成為中國人長久習而不察或察而不深究的行為規則。中國傳統文化的主導文化――儒家文化，積淀了家族企業組織和經營的行為模式。
父為子綱，沿襲這種儒家思想，家族企業一般由父親作為一家之主負責經營管理。家是國人心中最重要的情愫。血濃于水，血緣關系的親疏成為人們信任體系的一把標尺。所以，家族企業的繼承模式，由家族創業者為核心，根據家族親緣關系的親疏遠近組成差序格局管理體系。先生在半個多世紀前提出著名的“差序格局”論。差序格局是由無數私人關系搭成的網絡。以“己”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別人聯系成的社會關系像水的波紋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往外推，關系的緊密程度和信任程度是遞減的。這種差序格局，以親屬遠近為標準的配置資源和經營擴展業務的社會關系網絡，形成家長權威制度和遺產繼承制度。從根本上說，在儒家思想指導下形成的信任機制是家族企業繼承機制產生的根本成因。一切信任，一切商業關系的基石都建立在親戚關系或親戚式的純粹個人關系上面。企業經營者對血親感到更可信賴，唯恐傳給外人后受騙，以致自己和后代蒙受財產的損失。
家族企業繼承模式的弊端
家族繼承人管理風格易于“近親繁殖”
國外研究資料表明，家族企業能延續至第二代的僅為39%，能延續至第三代的，只有15%。可見，第二代家族繼承人接棒的困難與風險。這主要是家族繼承人管理風格易于“近親繁殖”的結果：第一，雖然不少巨富懂得給家族繼承人更高學歷教育，從基層做起，但是由于成長環境的影響，繼承人很難跳出父輩的局限。第二，經營成功是多方面因素的復合，經營者的成功是很難模仿的。第三，企業處在不同階段的生命周期，企業必須進行相應的轉變。
家族繼承的不確定性和風險
家族繼承的候選人往往不止一個，掌權者對繼承人選擇是個人決策，常常秘而不宣。當創始人在世時，其權威身份對家族和企業仍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但一旦創始人去世，家族成員之間和企業的元老等都容易出現諸多矛盾和糾紛，影響企業的發展。另一方面，家族繼承人對繼承不一定感興趣。擁有同一基因的人并不一定是最適合的接班人。在企業成長和繁榮以后，其家族成員不免日趨獨立，逐漸分心于別的興趣，很難對企業傾注強大的熱情，更不用說創造新的輝煌了。讓一手創辦的企業冒著這樣的風險，一定不是讓位者的初衷。
家族繼承協調問題
家族企業繼承協調問題包括利益協調和關系協調。企業的繼承必然伴隨著財富和權力的轉移，出現利益協調問題。對于不公平的分配很容易導致相互嫉妒、競爭甚至骨肉相殘。對于公平的分配，企業可能在不同的幾個繼承人之間“三分天下”，從而削弱企業的發展優勢。家族繼承還面臨管理層、員工、客戶關系的協調問題。一朝天子一朝臣，少主在觀念和作風上經常與老臣有較大的差異，接管企業以后，常將老臣束之高閣。新老交替，關系協調不當必會帶來管理層的震蕩。
家族企業繼承機制的選擇
關于家族企業存在的合理性和管理效率，有兩種不同的觀點：任人唯親的家族企業組織模式是低效的。它排斥家族圈外的人才，造成較高的流動率，家族繼承孕育出的裙帶關系對高效率的工業制度是一大的障礙。家族企業在也企業初創階段是有效的。家族成員的參與在創業常常是最低成本的組織資源；家族成員更易建立共同利益和目標，更易合作，有更強的凝聚力。
家族企業繼承機制的邏輯選擇
家族企業繼承機制的選擇可從經營權和所有權是否分立相應帶來的管理效率來比較分析。從內部交易成本看，在企業的初創階段，家族成員之間的忠誠信任關系作為一種節約交易成本的資源進入，家族倫理約束簡化了企業的監督和激勵機制，家族企業就能成為有效率的經濟組織；但隨著企業規模的擴張，內部有限資源和家庭或家族成員管理能力不高而導致的內部交易成本提高。所以，內部交易成本隨著企業擴張而增大。從成本看，在初創階段，企業規模和資源能力有限，找到能力高的職業經理人成本很高，隨著企業擴張，為了更加有效地融合社會的財務資本和人力資本，企業需要公平公開的競爭機制，建立兩權分立（管理權和所有權分立）的制衡制度，以利于企業決策的制度化和科學化。此時，成本隨著企業的擴張而降低。家族企業繼承機制的最佳選擇就是家族企業內部交易成本和成本之和的最低點。
那么，現階段我國的家族如何進行內部交易成本和成本的比較選擇呢？學者儲小平認為，當前我國處于社會轉型的背景中，傳統的信用規則功能弱化，超出血緣親情的家族關系以外的社會網絡連接出現重大破損，而以法律契約為基礎的信用制度又殘缺不全，正是由于信任這種社會資本嚴重稀缺，使絕大多數私營企業不得不呈現為家族制形態，并難以從家族制管理向現代化管理轉變。可見，由于有效的信用機制尚未確立，成本較高，較低的內部交易成本占主導地位，因此，我國家族企業仍然處于家族成員控制為主的階段。
家族企業繼承機制的選擇的關鍵因素
當前，家族企業的經營者仍未完全改變子承父業的觀念，社會仍未有成熟的職業經理人選拔機制，那么，家族企業繼承機制應該選擇怎樣一種有效的管理模式呢？企業的繼承模式應該從決策制度、企業文化和人才選拔等方面實施。
決策制度民主管理 隨著經濟全球化和信息技術的發展，市場信息指數級增長，單靠個人的能力掌握如此眾多的信息，做出正確的決策已變得十分困難。建立一支高效的管理團隊，實行民主決策是企業管理層的必然要求。隨著家族企業規模擴大，應該引入外腦――非家族成員擔任要職，以集體決策取代個人決策。
企業文化融合重塑 就企業文化和領導的關系來說，企業文化是“旗手文化”，領導最重要的作用是形成濃厚的企業文化，將企業文化制度化，從而不會因為倡議者的離去而導致文化的瓦解。企業文化通過在員工中形成共有的價值觀和行為準則，使員工進行自我約束，其行為符合企業的價值理念，增強企業的內聚力和向心力，為實現企業的共同目標而奮斗。家族企業繼承人應注重企業文化的融合和重塑，使員工對企業的歸屬感得以延續。
繼承人培養平穩過渡 家族企業繼承人的選擇是一個系統工程，掌權者若高瞻遠矚地、有計劃、有步驟地把接班人的培養問題提上議事日程，實現平穩過渡是可能的。
在外部環境動態變化的今天，企業要有很強的創新和應變能力去應對激烈的競爭。家族企業應該根據企業的發展情況，權衡內部交易成本和成本的大小，突破家業不傳外人的局限，努力培養家族成員接班人的同時，放眼家族之外，適當引進家族以外的人才，并讓他們在公平競爭的條件下能夠脫穎而出。這才是家族企業繼承機制“幸福”的模式。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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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羅磊，家族企業繼承機制及其文化基礎的國際比較，東南亞研究，2002(5)
第9篇：儒家思想及其文化范文
【關鍵詞】高等教育 學術權力 和諧校園
【中圖分類號】G64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4810（2013）08-0044-02
一 高等教育的跨越式發展呼喚學術權力的回歸
自1996年高校擴招以來，我國的高等教育出現了跨越式的發展，但是教育質量卻日趨低下，究其原因，還需要從高校目前出現的一些現象出發，對現行的管理體制進行剖析。從理論上講，承擔著為國家培養精英建設者的高校不應該是政府的行政管理部門，高校應該是獨立的教育機構，高校教師也不應該成為行政系統的職員，掛上“長”的官位職稱。但是目前高校中存在的現實情況是，許多人把做官作為價值取向，萬事以官為本，一切為了做官，在這樣的意識支配下，不少教師不再專注于教書育人，他們或者以“學問”作為叩開仕途的敲門磚，或者干脆弄虛作假、抄襲拼湊，以取得“成果”，賺足奔仕途的本錢。學校管理人員也按照官職大小掌握不同權力，享受不同待遇。工資、獎金、住房、立功獲獎以及科研經費、儀器設備等資源要么與行政級別有關系，要么根本就掌握在領導手中。當上領導后學術上就上得快，沒有“長”的教師很難評上教授，校長、院長容易申請到各類基金，教授不如處長，講師不如科長，有了官位就有了職稱、課題、房子、車子及其他好處。
這樣的現狀讓各界學者深為擔憂，為了在高等教育跨越式發展的情況下同時提高教育質量，紛紛開始強調呼喚學術權力回歸。
二 傳統思想文化阻力：“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
從前文的事例中我們較容易發現，在高校中基于官位基礎上的人總是會有機會獲得稀缺的資源，優厚的福利，繼而利于進一步鞏固官位基礎。這是一個“惡性”的循環，但自小受中國傳統文化教育的人們也都樂于接受這樣的事實，中國的官本位思想可謂根深蒂固。
官本位在古代多體現為一種價值觀，是指這個國家的社會價值觀是以“官”來定位的，官大的社會價值高，官小的身價自然小，與官不相干的職業則比照“官”來定位各自的價值，以“官”作為衡量所有社會角色有無價值及價值之大小的標準。只有官才是古代意義上的人，才有人的地位和尊嚴，做不了官的民就失去了做人的資格，而變成奴才、牛馬。
各朝各代的王侯將相均推崇道德至上的德治社會，受許多朝代統治者認可的儒家思想就強調“道德興則國家興，道德亡則國家衰”，然而德治正是封建政治權力的集中表現，事實上德治就是人治，社會治理的根本是人，有人則興，無人則亡，人善則政良，人惡則政邪，“為政在人”，于是應該“隆禮重法”、“德主刑輔”。封建德治與官本位有一種必然聯系。儒家強調“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治之原也”，所以為政在人。封建德治的實質是官本位，官本位是封建德治論的邏輯結果。中國傳統社會就是用這樣一種道德的尺度，確立了官本位的合理性。
官本位的思想被合理確立后迅速盛行并發揚光大，根本原因在于“天人合一”的價值觀念。封建社會里，官員所獲得的權力本源是皇帝，而皇帝的權力來源于“天授”。古代中國以自給自足的農業為主，這樣的耕作方式決定了人民完全依賴于天地自然，因此對天地自然抱著尊敬的態度，敬畏自然界的風雪雷電。這樣就很容易滋生出“天人合一”的思想，即堅持萬物來源于天，認為“君權天予”，神權、王權合一，天君合德，以德配天，君主的權力是由“天”命授予的，至高無上；“萬物皆備于我”，“君子”能“上下與天地同流”（《孟子》），“天地與我并生、萬物與我為一”（《莊子》），“大人者與天地和其德”（《易經》）等都很好地體現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天人合一”是對古代民眾與天地自然關系的最深刻的表達，古代中國的宇宙觀、人生觀、發展觀以及獲得這些觀念的思維模式都是“天人合一”的具體體現或者衍生發展。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以“天子”自稱的各朝統治者背負著溝通天地與凡人的艱巨任務，民眾對天地的敬畏通過對天子的絕對服從體現出來。而天子為了更好地統治諸多民眾就建立起了統治體系，即“國家”。通過層級的權力關系維系著他們對社會的統治。于是官員順理成章地變成了“天子”的代表，追溯上去也就是上天的代表，對勞苦大眾具有絕對的統治權力，這就為官本位思想的盛行提供了非常良好的土壤環境。
天子統治下，教育的目的即為“入仕”，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是歷代封建王朝統治的思想和理論依據，儒家思想把“仕”作為教育的主要目的之一，“學而優則仕”就很好地體現了這一點。仕途是每個讀書人的理想歸宿，“十年寒窗苦，金榜題名時”成為普遍的社會意識，敬官、升官成為人們普遍的價值觀。古代很多文人也會在“出仕”“入仕”之間猶豫徘徊，并因此留下了大量的圖文資料，屈原、李白、杜甫等文人騷客皆因在仕途上郁郁不得志而失意。他們代表的正是古代讀書人的價值取向。
同時，在這種“君權神授”思想控制之下，國民滋生的奴性心理，也是官本位盛行的重要原因。在神權的統治壓抑之下，民眾除了依循做官以出人頭地之外找不到其他可以堂堂正正做“人”的途徑，這樣的循環導致了官本位在古代越興越盛。
綜上所述，“天人合一”觀念下產生的官本位思想被合理確立并盛行于整個古代中國，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是巨大的思想文化阻力。
三 傳統體制文化阻力：“官教合一”體制源遠流長
從體制文化的角度來看，“官教合一”的傳統教育體制是當代學術權力復位舉步維艱的主要阻力。官員既是父母官又是教育者，因此賦予的權力天生具有一種教育者的地位。自古以來就有“以吏為師”的說法，官員既是權力的掌握者又是道德的典范，充當著教育者。
章學誠先生曾說：“觀《易?大篆》之所稱述，則知圣人即身示法，因事設教，而未嘗于敷政出治之外，別有所謂教法也。虞廷之教，則有專官矣；司徒之敬敷，典樂之所咨命，以至學校之設，通于四代，司成師保之職，詳于周官。然既列于有司，則肄業存于掌故，其所習者，修身治平之道，而所師者，守官典法之人。治教無二，官師合一，豈有空言以存其私說哉？”這是對古代教育和政治關系的高度概括，分司而事的古代教育體制并沒有將政治與教育剝離開來，反而分司的體制更凸顯了“官教一體”的特點。
一方面，教育本身作為上層建筑的特性決定了教育是統治者維護國家秩序的手段，他們需要通過教育對國民進行思想禁錮束縛。從“焚書坑儒”到“文字獄”再到“八股文”，這些都體現出統治者對教育的絕對控制力和引導力，必然通過“官教一體”的體制，牢牢把握著教育的方向，以官位為基礎的層級權力是最好的統治方式。
另一方面，教育管理機構的依附性也是“官教合一”的重要原因。從作為政治輔助機構存在的西周“五學”到為政治服務的漢代“太學”，再到隋唐因政治需要而不斷變革的“國子監”，再到完全受控于政府的清代“學部”，教育管理機構盡管一步步分化，但它們并沒有從政治中脫離出來，實質上仍然受控于政治。
綜上所述，正是教育本身的特點導致了“官教一體”的體制文化阻力，這一阻力自古至今一直沒有實質性的改變，只是形式的分化，實質上仍然是政治集團的附屬物。
四 學術權力復位：大學組織文化發展的應循之路
通過上文分析可知，傳統文化阻力嚴重影響了學術權力回歸的進程，意識到這些文化阻力只是學術回歸過程中的一小步，采用積極主動的政策措施克服這些阻力才是根本。
首先，需要建立起新的“學術本位”價值觀，取代原有的“官本位”，回歸到基于學術成果的評價體系上來。這需要從教育的內容等方面扶正對傳統文化的理解，使民眾從學生起就建立正確的價值觀念。
其次，在高校建立教授委員會，以保障學術權力的順暢。
最后，大力發展經濟，提高各行業福利，縮小官員與其他職業的收入差距，削弱行政體制的干涉，將教育真正從對政治的依附中剝離出來。
長遠來看這些文化方面表現出來的阻力隨著經濟、法治、文化的發展是能夠克服的，但需要很長一段時間，需要經歷漸變的過程，不是一蹴而就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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