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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常識鋪墊,提高學習層次
文學常識是古典詩歌教學的重要內容,不同的詩歌所表達的情感內涵不同主要在于其作者所處的社會環境、個人發展環境不同所導致。要真正理解古詩所表達的意義,不僅要認清、看懂其字面含義,還應從作者的背景、情感、地位等方面出發進行想象、思考,以期通過換位模式達到理解的最高效化。筆者認為,進行古詩文學常識的教學并非簡單向學生陳列相關知識與故事即可達到目的,而應以學生的視覺、聽覺等體驗為基礎進行渲染式教學。例如,在教學八年級上冊《望岳》時,若學生未能從全局視角上認識作者、理解背景,則在理解古詩蓬勃朝氣、壯志凌云的情感表達上存在缺陷。對此,教師應做好課前的常識鋪墊教學,將杜甫的背景分為個人背景、社會背景兩個層次展開教學;其中,為了解決文學常識學習的枯燥特征,教學的形式可參照探究式策略,使學生以小組為單位,通過相關資料進行課前預習自學,并分別在課堂上以演講方式分享。做好文學常識鋪墊的教學工作,有助于提高學生對古典詩歌的理解層次。
二、情感啟發,引導心靈共鳴
古典詩歌是一個時代獨有的文化形式,是傳統也是精髓;作為一種文學方式,古詩有其獨特的表達形式與韻律,與當代文學表達習慣具有較大差異。心理學家指出,人的交往過程是一個雙方互動的過程,其中包括了交往對象和交往情境。如果我們能在與他人的交往中處于對方的情緒狀態中,悲喜同步,即建立了與他人共鳴的情境。這種現象就是“情境同一性”。古詩是古人在那時那景有感而發的文學結晶,一首古詩的字、詞間不僅包括詩人的個人特色和喜好,更與詩人的背景、經歷,以及詩人當時身處的社會特點等因素息息相關。運用好“情境同一性”原理,在初中語文古詩教學中對學生進行情感啟發,有助于幫助學生構建起與古詩背景相一致的情境,使得學生能從詩人的角度出發,理解與詩人背景相匹配的行為模式,并由此而與詩人產生共鳴。例如,在《赤壁》一詩“折戟沉沙鐵未銷,自將磨洗認前朝。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中,為了讓學生能充分將古詩情感內化進而引起共鳴,教師可采用符合學生現階段認識水平的策略,如“300字現代文重現歷史”活動,使學生根據自己對古詩的理解設計情境,將自己與唐朝時杜牧的處境相結合置于杜牧的所見――折戟,順著他的思緒又回顧更久遠的歷史,從而發出感嘆。讓每個學生都當一回“杜牧”,恰好將學生的感情與歷史情境相結合,達到了情境同一性的要求,從而有效地引發了情感共鳴,完成情感啟發。
三、創新鑒賞,延伸詩歌影響
創新是教育的最終目的,初中語文的古詩詞教學同樣如此。古典詩歌雖然是傳統的文化產物,但其形式、情感、所發揮的價值卻是因人而具備與時俱進的特征的;教師在教學過程中不僅要完成知識的普及任務,還應提升學生的情感體驗水平與創新思維能力。筆者認為,在古典詩歌的教學過程中,教師可有效利用互聯網與計算機技術平成創新教學目的。例如,在上文提到的“300字現代文重現歷史”活動中,教師可將學生的作品進行收集評價,以班級或年紀等小范圍可控群體為基礎,建立微博、微信等平臺或論壇討論小組,并經學生同意將其作品進行在線共享,由此激發其創作熱情;其次,在古詩的學習過程中及時開展話題討論,邀請所有學生參與到學習與評價的過程中;當每一首古詩詞的學習任務完成后,教師可在課堂上進行相應總結,尤其對部分學生新奇、創新、有價值的想法進行點評與發展,以提高學生參與學習、研究的信心與熱情。創新需要以時代化工具為依托,教師只有充分尊重學生的發展特征,才能獲得與時俱進的教學成果。
綜上所述,古典詩歌的學習是初中語文課程中的重點和難點,教師既要完成一般意義上的教學任務,更要為學生深層次的發展做努力。在教學過程中,教師應有效結合古詩與學生的各自特色與契合點,尤其注重情感啟發,從而達到在完成對學生的文化教育的同時,也完成了對學生的情感教育、素質教育以及審美教育的教學本質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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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課改以后古典詩詞在高中語文教學中的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古詩詞的容量增大了,歸類也更加規范化和科學化,而且高考古詩詞所占比例也有較大上升。古詩詞鑒賞是教學中的一個重點,也是一個難點。提高古詩詞鑒賞能力培養的有效性,不僅關系到語文課程改革的成敗,而且關系到中華民族優秀文化的傳承。但是在現實教學實踐中,把古詩詞教學等同于文言文教學,忽略從詩詞本身去閱讀鑒賞,一味迎合高考出題者的意圖,從而使古詩詞鑒賞教學走向歧路,教學效果有待進一步提升。因此,高中學生古典詩歌鑒賞能力培養的有效性就成為高中語文教學中值得研究的問題。
一、高中學生古典詩歌鑒賞能力培養有效性的評價標準
要研究高中學生古典詩歌鑒賞能力培養的有效性,首先必須明確界定有效性的評價標準。新課標中明確指出,“在閱讀鑒賞中,了解詩歌p散文p小說p戲劇等文學體裁的基本特征及主要表現手法。了解作品所涉及的有關背景材料,用于分析和理解作品。”[1]強調了閱讀和鑒賞的文學知識要求,提出了學生古典詩歌鑒賞能力培養有效性的文學知識掌握標準。同時新課標指出:“學習中國古代優秀作品,體會其中蘊涵的中華民族精神,為形成一定的傳統文化底蘊奠定基礎。學習從歷史發展的角度理解古代作品的內容價值,從中汲取民族智慧;用現代觀念審視作品,評價其積極意義與歷史局限。”[2]提出了古典詩歌教學要使學生受到優秀文化的熏陶,塑造熱愛祖國和中華文明的行為習慣,也就是提出了學生古典詩歌鑒賞能力培養有效性的審美標準。綜合新課標的要求,高中學生古典詩歌鑒賞能力培養有效性的標準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1.文學知識掌握能力的評價標準。文學知識掌握能力的評價標準是指在教學中學生對古典詩歌基礎知識的把握,如字詞的釋義p用法,藝術特色,表現手法以及文學常識,包括背景材料中的時代背景、詩人p作品等背景,讓學生對各個時期的詩歌總體風格有所了解,還要讓學生對各個時期的不同流派的詩歌風格特點、重要作家有比較深的了解。文學知識掌握能力的標準體現了古典詩歌鑒賞能力培養有效性的文學特征。文學知識掌握能力的評價標準要考察古典詩歌教學中學生是否了解了古代文化常識,是否了解了詩詞的寫作特色,是否能借助一些注釋理解詩詞內容,是否讓學生抓住了詩人所運用的富有表現力的妙字佳句,這是古典詩歌教學的基礎性標準要求。
2.審美鑒賞能力的評價標準。古典詩詞教學實際是用文學的形式來教化民族的文化,審美鑒賞能力標準就是要培養學生鑒賞古典詩詞所蘊涵的中華民族精神,也就是詩歌內容所蘊含的人文性。新課標中規定:“文言常識的教學要少而精,重在提高學生閱讀古詩文的能力。”突出強調了古典詩詞教學的人文性,也就是突出強調了古典詩歌審美性特征。審美鑒賞能力標準主要考察學生的鑒賞興趣,是否喜歡古詩詞的閱讀,考查學生是否把握了古典詩詞中獨特感受和真切體驗,考察學生是否能受到優秀作品的感染和鼓勵,并追求美好的理想,是否把握了藝術形象的感悟和文本價值的獨到理解。
二、高中學生古典詩歌鑒賞能力培養有效性的教學設計
文學鑒賞是人們閱讀文學作品時的感覺與理解,感情與認識相統一的一種精神活動,古典詩歌鑒賞是文學鑒賞的一個重要方面,既要把握作品的思想性,又要把握作品的藝術性。高中學生古典詩歌鑒賞能力有效性的培養主要是從教學設計開始。因此,高中學生古典詩歌鑒賞能力培養的有效性需要從文學知識掌握能力和審美評價標準兩個方面進行教學設計,從而達到知識審美兩相通的效果。
【關鍵詞】高中語文 古典詩歌 教學
中圖分類號:G4 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9/j.issn.1672-0407.2017.13.018
從最早的詩歌《彈歌》到現在,我國古典詩歌已有三千多年歷史,它以凝練的語言、豐富的想像、深邃的思想、優美的意境,經久不衰、歷久彌新、被代代傳唱。古典詩歌鑒賞能提升人文素養、提高審美情趣、認知優秀傳統文化、感悟人生道理、陶冶文化情操。因此,古典詩歌鑒賞作為高考中語文考試的“常青樹”,一直屹立不倒,而且出題模式越來越成熟、問題設置越來越靈活多變、難題也不斷向深度挖掘。因此,無論是從自身審美培養還是應對高考,探析高中語文古典詩歌教學都具有重要意義。根據新課程要求,高中語文教師的任務主要是帶領學生去理解詩人的思想感情,以及他們是如何含蓄表達自己感情的,但學生對此認知度卻不高。因此,身為長期處于教學第一線的高中語文教師,筆者想簡單談一下目前高中語文古典詩歌教學現狀。
一、學生學習情況
我國兒童的啟蒙教育多是從簡單的古典詩歌開始,小學、初中到高中,無論那版語文教材都少不了古典詩歌的身影,可以說古典詩歌在我國語文教學中是一棵永不倒地的常青樹,影響了一代又一代學生。但是,當古典詩歌化轉化為考卷上的考題時,卻難住了大多數學生,對于古典詩歌的考查,高中生普遍得分不高。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是因為我國大部分兒童從牙牙學語到高中這個階段,對古典詩歌,學生多處于被動學習狀態,通俗易懂的小說比古典詩歌對學生更有吸引力,于是很多學生閱讀古典詩歌是為了應付考試而非真正喜歡。
古典詩歌的學習需要長期積累,厚積薄發,筆者通過調查發現,高中生古典詩歌閱讀量少,大部分學生僅限于對課本和部分耳熟能詳的古典詩歌的閱讀和背誦,自學能力也較弱。另外,古典詩歌鑒賞需要相對的歷史背景、詩人人生經歷做支柱,不少學生對我國古代史發展情況、詩人經歷了解不多,生活背景不足以支撐其對詩歌的理解鑒賞。
二、教教學情況
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古典詩歌感情表達含蓄,講究閱讀的感官欣賞,而部分高中語文教師在教授古典詩歌時,教學理念陳舊,統一化欣賞標準,沒有給予學生自主欣賞的空間,對于學生提出的新問題、新見解,一棒子打死,只認可書本注解的標準答案。這是因為部分教師沒有深厚的文學素養、文學素養不高、欣賞底蘊不足,只會根據參考教案理解詩歌,生搬參考書上已標注的欣賞,無法感悟詩歌美感,更無法主導課堂,不利于引導學生去追求古典美。使原本由教師主導,學生討論的互動式古典詩歌課堂變成了教師講、學生被動接受的狀態。學生失去了閱讀和學習古典詩歌的興趣,充滿古典美的教學課堂變得沉悶無趣,教學效果也事倍功半。同時,受高考功利性影響,部分教師為提高學生成績,拋棄了對古典詩歌欣賞式教學方法,選擇了教授學生模式化理解、公式化判斷、標準化回答的教學方法。
三、高考分析情況
古典詩歌隨著高考改革大潮,在高考試卷中表現形式日漸縝密、成熟靈活、涉及知識面越來越廣、考察學生自主欣賞能力越來越高。在形式上,從最早的選擇題到現在的主觀題,要求學生理解、判斷和再組織語言的能力越來越高;在分數設置上,分值比重越來越高,依照現在“新課程”要求的趨勢判斷,以后只會增加不會減弱對古典詩歌的考查;在命題體裁上,選擇的多是短小精悍、語言精煉的絕句、律詩、詞,語句短小,不易理解;在命題方向上,多選擇的非大眾化的詩歌,考查學生歷史了解情況、詩人表達方式、人生經歷對詩歌影響度,橫向和縱向挖掘度加深。因此,高中語文古典詩歌教學,不能僅局限于書本教學、束縛于課堂,應開拓學生視野,培養學生系統化的知識背景,熏陶學生感悟力,提高其文學審美力。
四、社會影響情況
白話文經過二百多年的推廣,作為現代交際溝通的工具,影響已深入骨髓,高中生對古典語言接觸少,對古人含蓄化表達感情的方式不理解。因此,很多高中生對欣賞古典詩歌存在一定語言和感情理解上的障礙。另外,現代社會受淺俗文化影響,電視、電影、動漫、游戲對高中生的影響程度較大,以古典詩歌為代表的雅文化,被日漸冷落。同時,高中生學習壓力大,受社會浮躁風氣影響,多喜歡閱讀淺顯易懂的修仙、武俠、玄幻類的“快餐式文化”,極少有學生靜下心,欣賞古典詩歌。家庭引導方面,不少家長只關注自己孩子的成績高低,忽視對其文學素養培養,在學習投資方面,多投入在應對考試的參考書和補習班等方面,不愿也不想投入在見效慢的古典書籍上。
五、學校引導情況
受社會功利性思想影響,學校在課外實踐活動組織方面,多重視對易出成績的理化生類課外實踐活動的組織;課外實踐活動硬件投入方面,對機器人模型、歌舞、社會型模式實驗類投入較多;學校圖書館購買書籍也多選擇學生喜歡閱讀的小說、散文或接近考試的英文書籍,對古典詩歌書籍投入較少;在軟件投入方面,一般學校對機器人、歌舞等設有專有課外實踐場地,很少設有古典詩歌活動場地。古典詩歌鑒賞講究鏗鏘有力的誦讀、體會詩歌聲韻美等,對軟硬件要求并不比其他實踐活動低。朗讀需要安靜的環境、音樂的搭配需要多媒體支持,詩歌鑒賞還需要系統的背景支持,需要學校組織人文類學科教師給古典詩歌愛好者進行系統知識培訓。但現實是,活動場地不夠、資料短缺、舉辦活動少、學校組織不完善、教師引導不足,導致古典詩歌校園文化不濃厚。
關鍵詞: 《古典文獻學》 敘事式教學模式 教學輔助手段 功利角度
因為古典文獻是中國古典文學的載體與基礎,不了解古典文獻就談不上宣傳國學與傳統文化,所以是高校中文專業必定開設的選修課或必修課。但這門課程的說明特性太強,在教學中通常以說明的方式介紹文獻學的一些基本常識,所以實際授課常常不免限于枯燥、單調,以致學生對這門課程的興趣不是很高,甚至連不少中文專業的學生都對《古典文獻學》產生了誤解,認為這門課程太冷僻了,與他們現實生活沒有太大的聯系。我在普通高校承擔了多年的《古典文獻學》授課任務,數年教學積累與多方思索,認為要提高本課程的授課效益,引發學生對《古典文獻學》的興趣,必須做到以下幾個方面。
一
《古典文獻學》的教學任務是向學生介紹《古典文獻學》的特質、發展歷程,以及目錄、版本、校勘等基本知識。不少傳統中文專業強勢的學校都有自己編寫的教材,在梳理這些教材的過程中,我發現幾乎所有的教材都能忠實地圍繞文獻學這個中心,采用說明的方式全方位地介紹文獻學發展歷史,以及基本的方法、技能,直接明了,一如商品說明書,簡潔高效,但同時也給人以瑣碎、平淡之感,容易使學生先入為主地認為這門課程比較單調而降低了對本門課程的興趣,可以說在某種程度上,當下許多《古典文獻學》教材影響了本門課程的授課效果。在實際授課中,很多老師也會補充自己的見解和看法,但總體的授課框架和方法都沒有擺脫圍繞教材進行介紹說明的窠臼,所以授課效果也就很難達到預期目標。想讓這門課程廣為學生接受,提升這門課程的授課效益就必須改變以往說明性的授課方式,轉而采用敘事式的教學模式,以多種手段豐富敘事過程,從而提高學生的聽課興趣,在潛移默化中完成“傳道授業”的教學目標。
其實授課是一門敘事的藝術。敘得好,學生就會興趣大增,從而認同這門課程,甚至產生濃厚的興趣。文學性的課程如《中國古代文學》、《中國現當代文學》、《外國文學》等,本身就是教授敘事性的內容,稍加引導就能使學生自主進入敘事進程,從而不露痕跡地達到“如坐春風”般的授課效果。而課程性質趨向說明性的《古典文獻學》顯然不行,所以我們要刻意營造敘事效果,亦如好萊塢大片的敘事模式,以不一樣的打破常規的方式來淡化本課程說明性的特質。
其一,將常識介紹與背景介紹結合起來,選擇新穎特別的案例來減低說明性的課程內容,營造教學情境,吸引學生關注。如在介紹古籍辨偽時,通常的例證都舉東晉梅賾“偽古文尚書案”。這個案例涉及深奧的經學,學生對之興趣缺乏;就“偽古文尚書案”本身而言:時代過于久遠,現存文獻載記不詳,授課時無法詳加闡述引申,授課效果當然不是很好。為了引發學生的興趣,我在授課中添加了“熊大木泥馬渡江”案例。向學生介紹明萬歷年間刻書商人熊大木在刊刻的《大宋中興通俗演義》第6回“宋康王泥馬渡江”中第一次煞有其事地夾批南宋高宗趙構的“泥馬渡江”傳說,把神話當歷史寫進講史里頭,導致有明一代所有講史演義和時事演義徹底偏離了真實的歷史成為真正的講史小說,在商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并為當時編刻書者所校從,形成所謂“熊大木現象”。這樣,從通俗的講史小說入手,又是成功的商業個案,很貼近如今生活在濃厚商業氛圍中學生的思維方式,于是古人為利益名望而作偽的常識也就通俗易懂地為學生所理解,進而了解到歷史中文獻的作偽在某種程度上也會促進文學的發展,有其特定的文化歷史價值。
其二,授課時盡量貼近學生的生活,讓學生感到這門課程與自己的生活有著密切的聯系,從而引發學生的興趣。如在介紹避諱問題時,我隨口問了學生一句:“在座有沒有姓邱同學?”當得到肯定答復時,又問:“是丘處機的丘還是的邱?”隨后告訴學生:在古代,邱即是丘,二者同源,為了避孔丘諱,于是丘姓改為邱。具體時間在清雍正三年,上諭云:“孔子諱理應回避……嗣后除四書五經外,凡遇此字,并加‘阝’為‘邱’。”[1]從此,無論官方民間,凡行文中遇到丘字,必須改為邱,或改為缺筆的“”或變形的“H”。刊印書籍當然也是照此辦理。
知識點是死的,而人是活的,通過刻意創造教學情節,采用貼近學生生活的敘事式授課方法能讓學生在不知不覺中接受文獻學的相關知識,授課效果遠比說明性介紹好得多。當然對授課老師來說,付出的準備工作十分巨大。但不可否認,對《古典文獻學》這類以介紹說明為主,知識點又瑣碎的課程來說,是一個不錯的方法。
二
在注意敘事的同時,與時俱進,充分利用直觀的教學輔助手段,也是提高古典文獻學授課效益的重要方法。充分利用手頭的教學實施如投影儀、電腦、幻燈片,以及相應的教學軟件如PPT、Flash、Science Press等,以直觀的形式將知識點集中地顯現在屏幕上,既能讓學生獲得直接感官映像,在避免瑣碎介紹的同時,又能給學生以系統簡練、重點突出的視覺沖擊。
比如在教授宋元明清書刻的特點與風格時,我選取了國圖所藏殘宋本、中華書局所藏明南監本、清乾隆武英殿本、清光緒金陵書局本同一頁《宋書》,以幻燈片的形式集中放在一起,然后結合教程所說的宋明清刻書風格,與學生一起討論辨析,這樣學生對歷代書刻的特點、風格有了直觀且系統的認識。隨即又打出幾張木活字清道光《康熙字典》圖片,與學生一起從排版、墨色、字體、書法、裝訂等多個方面探討雕版與活字印刷的區別。再通過紀錄片播放雕版與活字的形成過程,讓學生自己發現雕鐫書版時,是將一頁之內的文字寫成書稿,粘在版上進行刊刻。因此,在書寫上版時,字體大小一致,且刻工一氣呵成,上下字之間的撇、鉤、豎、捺,交叉照應,因而版面簡潔優美,但底版太多,工本較高。再及時提醒學生如經史子集等因面向消費水平較高的讀書人,往往講求美觀,故多用雕版。而活字因選字入模板,因而排字應刷時容易導致字大小不一致、行列不整齊,甚至個別字倒置或臥(橫)排,又因拼字排版,會出現版面凹凸不平,因此印刷出來,墨色就有輕有重,濃淡不均,所以版面粗糙,賣相不好。但活字印刷選字拼版,印完即可散版再拼,工本較低。此時再提醒學生像日歷、醫卜、童蒙之類量大而又不必講究美觀書籍,大多采用活字以滿足消費水平較低普通市民的需求。這樣圖文并茂地掃除了學生中存在的一個認識誤區:自北宋畢N發明了活字印刷術以來,活字印刷術是古代印刷業的主流。實際上直至清末,雕版因其版面簡潔、字體優美、著墨均勻、行氣整齊等原因一直是印刷業主流。明示同學們:有時先進的技術并不一定是行業的主流。
再如介紹古代書籍裝訂方式的時候,在課堂上用紀錄片或幻燈片等視覺動態的形式展現古代歷代各種書籍裝訂方式的同時,我以幾張白紙做媒介,直接從古到今,依次演示書籍裝訂的各種方法,將各種裝訂方式的優點和缺點直接展現在學生面前,同時讓同學親手演示書籍的各種裝訂方法,直接體驗各種書籍裝訂方法的優點和缺點所在,這樣枯燥的知識介紹變成了動手動腦的寓教于樂。
當然,現代科技的發展,使我們有了更多的教學輔助手段來更好地實現教學目標。輔助手段多了,就帶來選擇的問題,選擇得好能使教學效果倍增,選擇得不好,即有可能起到相反的效果。《古典文獻學》知識點本來就多而瑣碎,所以才借助相應的教學輔助手段化繁為簡、提綱挈領,讓學生一目了然。在這個問題上,我認為直觀、簡潔、重點突出是首要確認條件,在此基礎上再做到新穎別致。
三
存在即是合理,沒有無用的學問,只有用錯地方的學術。《古典文獻學》作為一門中文專業的課程存在于當今的大學校園,當然有其存在的理由與價值。為此作為教師,我們應當積極發現其當前價值,學以致用,使其不再成為遠離學生生活的所謂“老舊無用學問”。這亦是提高學生參與興趣,增強授課效果的重要方法。
如適當介紹古籍善本的目前市場價值對學生來說有很強的吸引力。近年來,我國古籍善本在拍賣市場上行情十分走俏,價格不斷向上攀升。如一冊《唐人寫經遺墨》以88萬元成交,《續華嚴經疏》以40萬元成交,《四庫全書珍本》以29萬元成交,明代版《陀羅尼經》成交價9萬元,清乾隆年間《汪由敦詩翰》成交價1.65萬元,民國版《朱拓千葉蓮花造像》成交價0.55萬元,等等。具體的商業價值能夠刺激學生的眼球,從功利角度引發他們對《古典文獻學》的興趣。進而介紹當前古籍的收藏形勢:宋版書或更早的古籍漲幅驚人,眼下一般宋版書都是按頁論價,而不是以本論價。一頁品相姣好的宋版書市場價大致在1萬元左右,由于宋版書十分珍稀,其市場價格有可能還會進一步上揚。元版書市場價與宋版書相差不多。明版書市場價要比宋版書低不少,其價格目前還比較平穩,但要比清版書的價格昂貴。明代初期的版本因流傳下來的比較少,所以明初版本的升值潛力不可小視。明代中葉及明末的各種版本由于尚有一定的存世量,在相當一段時期內,其市場價格仍將平穩地維持原狀。清版書存世量較大,清中葉及晚清版本,市場價還不是很高。但清初康熙、乾隆年間的版本仍具有很高的收藏和投資價值。
直觀的商業價值刺激與走俏的古籍收藏行情,使得學生覺得冷僻的《古典文獻學》與當前豐富多彩的現代生活是如此的貼近,進而引發學生的關注:什么是古籍善本?古籍善本的價值體現在什么地方?破舊的古籍修復方法有哪些?當前收藏前景看漲,各種偽造的古籍善本讓人難辨真偽,古籍作偽有哪些手法?這些問題的解決既完成了既定的教學任務,又開拓了學生的眼界,甚至能為學生的將來就業提供參考,如古籍修繕這個職業目前是一個熱點,在法國、意大利大約有4000人從事這個行業,中國卻僅約400人。從業人數很少,剛性需求很大,市場前景非常好,然而很少有人知道這個職業及其相關業務。這樣在傳授知識的同時,也能為我國文獻保護事業的發展提供自己的綿薄之力。
總而言之,對《古典文獻學》這樣說明性強的課程,我們應該積極減弱其單調的說明介紹,追求敘事式授課模式,以貼近學生生活的角度切入授課進程,為了提高授課效益,甚至可以添加人為的授課情節。同時合理、高效地利用現有的教學輔助手段彰顯教學重點,并佐以群體討論辨析,寓教于樂。最后應將古典文獻學與當前的古籍收藏市場相關聯,展現古典文獻在當代的價值與影響,從功利角度激發學生對《古典文獻學》的關注。魯迅先生在小時候討厭的“秩秩斯干,幽幽南山”之類四書五經,南懷瑾先生在臺灣講授時聽者如云,可見,正確的教學途徑與方法對課程的教授效果有著巨大影響。
最新的《考試說明》對鑒賞評價能力的考查要求是:鑒賞文學作品的形象、語言和表達技巧,評價文學作品的思想內容和作者的觀點態度。鑒賞文學作品的“形象”,主要指鑒賞詩歌所描寫的人、事、物的特征和意義,詩歌中的形象可以理解為詩歌的意象。“語言”通常指語言的形象性、生動性、含蓄性和凝煉性,以及語言的總體風格及藝術魅力,重點在于對精彩詞句的品味。
“表達技巧”就是分析運用了哪些表達方法,常見的修辭手法。“思想內容和作者的觀點態度”是指作品表現的具體內容以及作者的思想感情、人生觀,作品反映的時代特征、社會習俗、人物形象及其社會意義等。把握作品內容,特別要注意傳統文化底蘊,從歷史發展的角度,全面理解,深刻領悟,要學會用現代觀念審視作品,評價其積極意義和歷史局限。
二、命題趨勢
從2002年采用主觀題形式以來,命題時往往是選擇詩句中的一兩個關鍵意象切入,從形象、語言、技巧或思想內容的角度進行鑒賞。如2002年全國卷考查“折柳”這一文化意象的寓意及其在詩中的地位;2003年全國卷從詩眼的角度切入,考查煉字的妙處;2004年全國卷從詩中的細節著手,考查作者的情感;2005年江蘇卷(李益《竹窗聞風寄苗發司空曙》)著重考查詩歌的煉句及“景”與“情”的關系;2007年江蘇卷(辛棄疾《鷓鴣天?送人》)考查詞中所蘊含的思想感情和表現手法;2011年江蘇卷(杜甫《春日憶李白》考查了思想感情與表現手法;2012年江蘇卷(溫庭筠《夢江南》)考查了人物形象與借景抒情的手法。
三、復習策略
1.積累詩歌鑒賞的基本知識
詩歌鑒賞所涉及的內容較為龐雜,再加上相當多的考生對一些詩詞的風格和表達技巧方面的術語沒有清楚的認識,復習起來倍感艱難,所以最好的方法還是對其進行歸類。如
①語言風格:平淡、清新、絢麗、明快、含蓄、簡潔等。
②思想內容:寫景抒情、詠物言志、邊塞征戰、懷古詠史等。思想感情有:惆悵、寂寞、傷感、孤獨等。
③表達技巧:表達方式有敘述、議論、抒情、描寫。考查的重點是抒情和描寫。其中抒情可分為直接抒情(直抒胸臆)和間接抒情(借景抒情、情景交融、托物言志等)。描寫可分為動靜結合、以動襯靜、以樂景寫哀、以哀景寫樂、粗筆勾勒和工筆細描。表現方法有渲染、烘托、映襯、反襯等。一些常用的辭格有比喻、諷刺、起興、借代、擬人、對偶、夸張、互文、用典、疊用等。
④詩歌的個人風格:大而言之有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兩種,但各個詩人在自己的創作實踐中又呈現出各自不同的特點,形成各自的藝術風格。例如:陶淵明的樸素自然、杜甫的沉郁頓挫、李白的豪邁飄逸、白居易的通俗易懂等。
⑤文化意象常識。古典詩歌有十分豐富的傳統文化內涵,有些事物成了古代詩人常用的意象,這些意象積淀了豐富的文化內涵和特有的審美情趣,了解這些意象往往是我們解讀有關詩歌的關鍵。例如:柳與送別,菊與高潔、傲視,落葉與悲秋、失意,柳絮與愁緒或飄零等等。
⑥篇章結構:常用的術語有層層深入、首尾呼應、詳略得當、有總有分、巧妙過渡、伏筆照應、鋪墊、卒章顯志、以小見大等。
2.明確詩歌復習的重點
古典詩歌的內容非常廣泛,但由于高中生古典詩歌的學習并不很多,掌握的相關知識有限,因此考試難度不會太大,因而復習中必須明確重點,古典詩歌復習的重點主要有以下幾點。
①形象特點及其意義的把握。詩歌的形象也就是詩歌的意象,形象是詩歌主旨、情感的寄托處,是解讀詩歌的關鍵。把握形象,主要把握詩人所關注的形象特點和表現這一特點的意義。
②情與景的關系。古典詩歌的最基本問題就是情與景或曰意與象的關系,這是詩歌鑒賞最主要的突破口。
③常見的古典詩歌表現手法、技巧及詩歌語言的品味。
根據2012年8月1日《益壽文摘》報轉自《福建老年報》的《五花八門作何解》(作者:林堅)這篇文章:“現在‘五花八門’用來比喻花樣繁多或變化多端。在古時候,‘五花八門’最早指:金——比喻賣花的女人;木棉花——比喻上街為人治病的郎中;水仙花——比喻酒樓的歌女;火棘花——比喻玩雜耍的人;土中花——比喻挑夫。一門巾——算命占卦的人;二門皮——賣草藥的人;三門彩——江湖賣藝人;四門掛——說書評彈的人;五門平——街頭賣唱的人;六門團——變戲法的人;七門調——搭篷扎紙的人;八門聊——高臺唱戲的人”。陜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6月出版的《新編成語小詞典》中的解釋:五花八門“原指古代戰術富于變化的兩種陣式‘五行陣’、‘八門陣’。后比喻花樣繁多或變化多端”。我又查了爸爸最近給我賣的一本新書——《青少年必備的中國文化常識》,這本書上說:“事情變化多、花樣多,是成語‘五花八門’的含義。其實‘五花八門’原是中國古代戰術中的陣式:‘五花’是五行陣,‘八門’則是八門陣……五行系指金、木、水、火、土。古人認為,構成各種物質的種種元素即是五行。加之五行又代表白、青、黑、紅、黃五種色素,它們混在一起還可變為多種顏色,能夠使人眼花繚亂”。
我問爸爸,這些資料上對五花八門的解釋咋就不同,究竟那哪種解釋法正確?爸爸說:“我們的國家富源遼闊,歷史悠久,由于受地域、歷史、文化和傳播因素的影響,古典文化傳承中出現差異也是正常現象。報紙上林堅先生在‘金’、‘木棉花’、‘水仙花’、‘火棘花’、‘土中花’里隱藏了‘金’、‘木’、‘水’、‘火’、‘土’五行,他用這五行和‘巾’、‘皮’、‘彩’、‘掛’、‘平’、‘團’、‘調’、‘聊’八門分別比喻和代表了從事不同職業的人,我們雖然沒法考證他這種說法的依據,但他這么說自然有他的道理,可以肯定地說,這種說法是豐富了中國文化。《新編成語小詞典》、《青少年必備的中國文化常識》和報紙中的作者的觀點有相同之處,他們都認為‘五花八門’現在比喻花樣繁多或變化多端,不過《新編成語小詞典》和《青少年必備的中國文化常識》中認為五花八門原指古代戰術富于變化的兩種陣式‘五行陣’、‘八門陣’,其實如果要說‘五行’、‘八卦’,應當把‘五行’、‘八卦’、‘洛書’、‘八門’、‘九星’這些概念(因子)綜合起來才能真正反映其變化無窮,更確切地理解‘五花八門’的含意。根據我們剛才查證的這些易學方面的書,把‘五行’、‘八卦’、‘洛書’、‘八門’、‘九星’這些概念配置在‘后天八卦圖’中,這就是北方:八卦——坎卦,八門——休門,五行——屬水,洛書及九星——1白;南方:八卦——離卦,八門——景門,五行——屬火,洛書及九星——9紫;東方:八卦——震卦,八門——傷門,五行——屬木,洛書及九星——3碧;西方:八卦——兌卦,八門——驚門,五行——屬金,洛書及九星——7赤;西南方:八卦——坤卦,八門——死門,五行——屬土,洛書及九星——2黑;東北方:八卦——艮卦,八門——生門,五行——屬土,洛書及九星——8白;東南方:八卦——巽卦,八門——杜門,五行——屬木,洛書及九星——4綠;西北方:八卦——乾卦,八門——開門,五行——屬金,洛書及九星——6白。中央:五行——屬土,洛書及九星——5黃(至尊位)。‘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相,四相生八卦’八卦推演成六十四卦,不斷推演,變換無窮。古人為了揭示自然界萬事萬物相互聯系、相互依從和不斷變化的規律,把這些理論在具體實踐中運用的時候就是把‘五行’、‘八卦’、‘洛書’、‘八門’、‘九星’這些概念(因素)有機結合起來的,再說它們之間本來也是相互關聯和相互依存的,不能簡單地把‘五花八門’理解成‘五行陣’和‘八卦陣’。我們現在也只有把它們聯系起來才能更確切地理解五花八門在中國古代的真正含意”。
因為爸爸把這五六本書擺在桌子上指著圖給我講解,所以我覺得不難理解這其中的道理。不過我還真沒想到這“五花八門”中還有這么多的道理,“五花八門”含義的解釋更是五花八門。
甘肅隴南康縣康縣城關一小三(1)班三年級:姜致遠
關鍵詞:傳統審美;“中國風”音樂;文化傳播
近幾年來,一批新生代音樂創作人和歌手將中國的一些民族文化的元素融合在自己的歌曲中,形成了獨特的“中國風”流行音樂。這種新奇、獨特的音樂形式很快席卷了流行樂壇,受到了聽眾的廣泛關注,獲得了大眾的追捧。也正是因為這樣,越來越多的歌手為了迎合大眾,將“中國風”音樂的風潮推到了極致。同時,這種“中國風”也在廣告、電影、服飾、建筑等各種藝術中大放異彩,形成了獨特的“中國風”文化。可以說,“中國風”的流行,與在儒、道、佛影響下的中國傳統審美精神有密切的關系,同時,這種現象也源自中國民族文化的心理積淀。
一、何謂“中國風”音樂
“中國風”,如果按字面上解釋,即有中國特點的音樂風格。當然,這并非是指中國的傳統音樂,而是指在流行音樂領域的一種融合傳統音樂的獨特音樂形式。關于“中國風”音樂的定義,得到大家普遍認可的音樂人黃曉亮在博客中說道:“中國風就是三古三新(古辭賦、古文化、古旋律和新唱法、新編曲、新概念)結合的中國獨特樂種。歌詞具有中國文化內涵,使用新派唱法和編曲技巧烘托歌曲氛圍,歌曲以懷舊的中國背景與現代節奏的結合,產生含蓄、憂愁、幽雅、輕快等歌曲風格。”也有人曾經試著給“中國風”音樂下過如下的定義:“中國風”的歌曲多采用“宮調式”的主旋律;在音樂的編曲上大量運用中國樂器,如二胡、古箏、簫、琵琶等;在唱腔上運用了中國民歌或戲曲方式;在題材上運用了中國的古詩或傳說故事。雖然這兩種說法還有待商榷,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中國風”音樂的特質。
(一)歌詞包含中國古典文化
“中國風”音樂最突出的特點是在歌詞中包含中國古典文化。有的作品直接把古辭賦拿過來運用,如王菲的《水調歌頭》、蔡琴的《如夢令》、伊能靜的《念奴嬌》等,即是把古典詩詞直接譜曲并融入現代配樂來重新演繹。有的作品則是借用古典文學作品中常用的意象如“月”、“水”、“鏡”、“梅”、“竹”、“蘭”、“茶”、“楊柳”等融人作品,如《東風破》、《發如雪》、《臺》、《千里之外》、《青花瓷》、《蘭亭序》等。還有的作品傳達了中國傳統的情感內容,如周杰倫的《以父之名》、《聽媽媽的話》、《蝸牛》等,這些歌曲顯然和中國傳統的重親情的倫理情感緊密契合。有音樂人指出:“‘中國風’音樂作品的歌詞主要有兩大特點,一是歌詞整體營造古典民族的文化氛圍,運用大量的古典意象;二是歌詞中帶有一些鮮明的民族符號,以此來體現民族特色。
周杰倫的代表作《東風破》,其歌詞是:“一盞離愁孤單佇立在窗口,我在門后假裝你人還沒走,舊地如重游月圓更寂寞,夜半清醒的燭火不忍苛責我,一壺漂泊浪跡天涯難人喉,你走之后酒暖回憶思念瘦……楓葉將故事染色結局我看透,籬笆外的古道我牽著你走過,荒煙漫草的年頭就連分手都很沉默”。歌名本身就是詞牌名,其中“離愁”、“燭火”、“古道”、“思念瘦”等充滿古典意象的詞語更是營造出悲涼的氣氛。((青花瓷》中的“素胚”、“釉色”、“臨摹”、“窯燒”等描述青花瓷制作工藝的詞被巧妙融合在歌詞中,同時極力渲染江南雅致淡然的景色,構成了極具畫面感的內容。《本草綱目》借用了李時珍的醫學著作《本草綱目》來傳達古典情懷,胡彥斌的《曹操》則描述了一代裊雄曹操的故事。因此,包含傳統文化是“中國風”音樂在歌詞內容上的主要特點。
(二)編曲和唱法融合大量的民族音樂特征
一般來說,當代流行音樂習慣以西洋鍵盤樂器、打擊樂器和電子音樂為主,而“中國風”音樂使用傳統的樂器,如二胡、琵琶、竹笛、古箏等,使中國韻味被積極地呈現出來,是一種全新而且獨特的音樂表達。如周杰倫的《東風破》主要運用了二胡;《霍元甲》則主要融入琵琶和大鼓,沉悶而厚重的鼓聲陣陣,表現一代宗師的武學氣概,全曲氣勢十足。林俊杰的《江南》主要運用了簫,簫聲綿綿,流暢抒情,委婉動聽。民族樂器與現代音樂元素巧妙地揉合在一起,恰如其分地表現出江南水鄉的雅致淡然。
除了配樂和編曲之外,很多“中國風”音樂大膽地運用了傳統音樂的演唱方法,如民族唱法、戲曲唱腔等。如陳升的《北京一夜》用老生腔演唱,之后有《霍元甲》中的花旦腔,《紅塵女子》、《以父之名》中的青衣腔,《在梅邊》里的昆曲,陶品的《SUSAN說》則引用了京劇《蘇三起解》中的唱段。《千里之外》兩種音樂形式和唱法的交替使音樂發生了奇妙的化學變化,讓人耳目一新。隨著2009年央視春節聯歡晚會上周杰倫和宋祖英兩種不同音樂形式的巧妙融合,這種“混搭”的音樂形式越來越受到歡迎。
(三)整體風格追求古典意境
在中國傳統藝術中,意境是藝術家創作的重要標準,也是中國古典審美精神的重要體現。王國維在《人間詞話》里說:“氣質,言神韻,不如言境界。有境界,本也。氣質、神韻,末也。有境界而二者隨之矣。意境是中國古典美學的一個重要范疇,中國古典藝術作品無論是詩詞還是曲樂,都講究含蓄、淡泊,追求意境的綿長深遠,含蓄朦朧。
“中國風”音樂無論在歌詞、編曲、唱法、旋律還是MV的拍攝上,都注重使音樂整體上能夠展現出典型的東方古典意境。“中國風”音樂多采用古典詩詞作為題材,情感表達符合“中和”的審美標準。同時,曲調的悠揚和諧也體現了含蓄蘊藉、溫柔敦厚的儒家美學觀。除此之外,MV的拍攝也體現了情景交融、虛實相生、含蓄蘊藉的古典美學要求。在中國古代藝術中,存在著諸如“落花”、“大雁”、“春”、“暮”等具有特定含義的意象,在美學的層面上,它們是一些具有相對穩定性的獨立的藝術符號。美國符號論美學家蘇珊·朗格將審美意象作為“情感符號”和“藝術幻象”來考察。她說:“藝術品作為一個整體來說,就是情感的意象,對于這種意象,我們可以稱之為藝術符號。朗格從藝術是表現人類情感的符號出發,認為藝術意象也是一種情感的符號。在“中國風”的音樂中,充滿了類似的傳統意象,如周杰倫的《青花瓷》,與其說是一首歌,不如說是一出煙雨朦朧的江南水墨山水,水云萌動之間依稀可見伊人白衣素袂、群帶紛飛。“煙雨”、“青花”、“素胚”、“芭蕉”、“門環”等古典意象配上悠揚的曲調和水墨風格的唯美的MV,組合成了獨特的意境。這種欲說還休、借景抒情的表達方式正是符合了“含而不露”這一中國傳統的審美要求。
二、“中國風”音樂背后的古典審美精神和民族文化心理積淀
所謂審美精神是指一個民族審美文化所獨自具有的內在審美氣質和性格,它是構成一個民族的審美觀念、審美意識、藝術態度的核心因素,屬于一個民族文化比較深沉的東西,與一個民族的哲學精神相一致。審美精神一旦形成便會融合在民族文化心理結構中,長期地影響著民族文化、藝術及審美的發展。中國古典審美精神是在中國多民族、多元文化的不斷沖突與融合以及以儒、釋、道為核心的哲學精神中逐漸生成、建構出來的。音樂學者林華先生就曾在其論著中提到:“在我們的審美個性中,既有來源于人類共有的審美經驗積淀成份,同時又有受到民族審美意識影響的成份……”。
在中國傳統審美精神中,“天人合一”的觀念是其核心的哲學基礎。這種“天人合一”的哲學觀促使中國古典藝術強調“道”、“氣”貫穿的生命精神和博大精深的宇宙意識,注重直觀感悟的生命體驗,同時還追求“內在超越”的理想價值。生命精神和宇宙意識構成了中國藝術審美精神的內在特質。中國藝術所注重的不是孤立的個體生命和對象,而是生命的整體感、流動感和蓬勃的生命力,這種審美精神導致中國古典審美重神韻、氣韻、氣勢、氣脈、氣象和意境等,也就是重生命精神,要求表現宇宙無限的生機活力。這種審美精神必然會影響中國人的審美實踐。盡管中國的流行音樂是以西方音樂形式為主流,但這種根植于民族心理的審美精神要求也呼喚符合中國人審美特點的音樂形式出現,而“中國風”音樂正是符合了中國人內在的審美要求。
同時,中國人長久以來受儒、道、佛思想的影響,其中,禮義廉恥、中庸之道、重親情、尊倫理等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藝術中的情感表達,由此產生的審美方式使人們在潛意識當中鐘情于寫意的古典歌詞,傾心于傳統的民間樂器,醉心于含蓄、內斂的情感等等。在欣賞“中國風”流行音樂時,這種對傳統文化的“懷舊”情懷,使聽眾很容易就和音樂產生情感上的共鳴。
三、“中國風”音樂帶來的反思
對于藝術領域中的這種“中國風”現象,很多學者是持肯定態度的。面對飛速發展的社會,全球化的日益加劇,今天,更多的文化形式和審美標準影響和改變著我們的審美實踐。在這種形勢下,如何傳承五千年來中國的傳統文化無疑是值得我們關注的重要問題。在消費時代,任何文化行為只有在轉化為商業行為的消費中實現對文化信息的獲取和傳播,才能被公眾更多地關注與接受。而“中國風”音樂無疑是傳播傳統文化的新途徑。它通過特定的商業傳播手段和商業行為方式,使文化消費群體在文化消費中得到審美的愉悅,最終實現傳統文化和古典文明的傳播。由此看來,這種獨特的音樂形式不失為一種傳播傳統文化的有效途徑。
文蘇奇
山西省婁煩縣文物旅游局近日指出,當地文物旅游部門決定著手開發建設“花果山孫大圣故里風景區”。
近年來,國內文化學界對中國古典名著《西游記》中主人公孫悟空的“戶籍”問題一直爭論不休。相繼出現山東說、河南說、福建說、甘肅說、江蘇連云港說和山西婁煩說等多種爭端。
故里之爭,近年來大有愈演愈烈之勢,從上古祖先炎黃二帝到三國蜀相諸葛亮,從“詩仙”李白到曹雪芹……最近更是發展到如火如荼的白熱化程度――這場戰爭已從以往真實歷史人物故里的爭奪轉向小說中虛構人物,如《金瓶梅》中“棍”西門慶的故里。以上都還是“名人”的爭奪,而今“戰火”竟然燒到了《西游記》中孫悟空這只“神猴”身上,這難免讓人哭笑不得。
常言道,文化搭臺,經濟唱戲。這句話已經被一些地方領導諳熟于心。在文化熱的今天,利用當地的文化資源發展文化旅游,成了許多地方慣用的生財之道。旅游業作為“無煙工業”,對于拉動地方消費及GDP增長,促進經濟發展著實功不可沒,而且,文化旅游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進民族文化繁榮。此種語境下,“文化名人”便成為了香餑餑,名人故里之爭的活鬧劇也才得以頻頻上演。然而,對文化資源利用的前提在于真實性,史上確有,方可言之鑿鑿。對于原本沒有的所謂“文化名人”,硬要生生捏造出歷史淵源,還要聲稱“經過專家學者多年考證”,只能貽笑大方,難怪網友戲言其為“韓國人”。
對于山西婁煩這個占地7000余畝的“文化風景區”,說白了其實是當地政府聯合文化部門自編自導自演的一場秀,目的是提高地方知名度,促進文化旅游產業,最終歸于拉動GDP。但如此大手筆,讓人很難不將其定位于“勞民傷財”。7000畝規模背后,不知占用了多少農民良田,拆遷了多少居民住宅。如此巨大的投入,究竟能換來多大回報?我們不得而知。
孫悟空原本事神話故事中虛構的“人物”,毫無真實性可言,其“故居”更是無稽之談。退一萬步說,即使確有其人,山西婁煩的所謂“花果山孫大圣故里風景區”也頗多疑點。眾所周知,孫悟空出生的花果山與東海毗鄰,孫悟空才會與東海龍王稱“老鄰居”。而山西作為內陸省份,與東海相隔十萬八千里,怎能稱“鄰居”?這種完全有違常識的做法,實在是對公眾智商的侮辱,對集體忍耐力的考驗。
“美猴王”孫悟空在《西游記》中被作者刻畫成一個嫉惡如仇、法力無邊的形象,一雙火眼金睛能夠識破一切妖魔鬼怪的虛假“畫皮”。不知道,倘若大圣復活,會不會用那根定海神針敲醒這些“好事”領導們的頭呢?
文化名人只屬于歷史文化,他們不需要“被安家”。刻意為其尋找歸宿,不過是對民族文化的褻瀆。還給孫大圣自由的天空吧,讓他永遠飛翔于燦爛的中華民族文化之中,飛翔于孩子們美好的童年里!
孫悟空有故里有子孫很雷人
文張敬偉
山西婁煩縣決定著手開發“花果山孫大圣故里風景區”,該項目位于婁煩縣海拔1816米的花果山山頂和山北側的道人溝中,占地面積共7000多畝。據悉,近年來多地為猴王的“戶籍”爭論不休,專家尚無定論。 中國古典小說,沒有比《西游記》更神魔更玄幻了。既然是小說家言,更兼神話臆造的人物,現代人考證孫悟空是何方人士,自然是畫蛇添足的鬧劇。更有趣者,《西游記》中已經有孫猴子籍貫的敘述,所謂“弟子乃東勝神洲傲來國花果山水簾洞人氏”。連小孩子都曉得,這里的洲、國、山、洞,都是作者藝術化出來的。而中國各地17個地方的“水簾洞”,也許是《西游記》后附會出來。即使不是,名著和“水簾洞”也難以厘清“先有蛋”還是“先有雞”的邏輯困擾。
比這個邏輯困擾更雷人的,是山西婁煩舉證孫猴子老家的理由。兩位山西學者與一位中國西游記文化研究委員會的教授認為,一是山西婁煩在唐宋時為皇家“御馬監”,史上號稱“樓煩駿馬甲天下”,與古典小說《西游記》中孫悟空當過的“弼馬溫”相吻合;二是婁煩縣存有西游記寺鐘、碑石和花果山上始建于唐代的猴王廟等文物實體;三是婁煩也有花果山,而且還有大圣堂、道人溝、潘家莊蟠桃園等西游記地名村莊;最雷人的是,這里的居民大多數都姓孫。仿佛,這些姓孫的居民就是孫猴子的后代。
這就是數位專家學者考證20年得出的結論。別的不說,單論孫姓居民這一條,誰會承認自己是猴子的后代。人固然是從猿進化而來的,但那經過了數百萬年的進化。孫悟空恁是神通廣大,吹一把猴毛也只能變無數的猢猻出來。難道學問有好幾大籮筐的專家學者連《西游記》中的這點常識都不知道?眾人皆知,唐僧師徒,除了豬八戒是個花和尚,唐僧、猴子和沙僧都是篤守佛家戒規之人。取經修成正果,孫悟空被如來佛封為斗戰勝佛,“孫佛爺”縱然修得人形,但也不是花和尚,又何來一批孫姓子孫在婁煩繁衍生息?
其實說這些都是反智的廢話,但既然學者們如此反智,也只有以其矛攻其盾了。
自然,學生的學習效果就大打折扣。同時,隨著社會的發展和手機、電腦的普及,當代大學生的閱讀方式、理解角度、價值判斷都呈現出明顯的社會化趨向,多數人是以“有用”或“無用”、能不能換取經濟價值來選擇學習對象,因此,對于距離現代較遠的古典文學存有隔閡,缺乏主動學習的動力和興趣。高校辦學理念的轉變和學生興趣的缺乏直接將中國古代文學課程帶入了尷尬和無奈的境地。針對前者,我們高校古代文學課程從教者無力改變,但對于后者即提高學生學習古代文學的興趣和效果方面,尚有努力的空間和方法。如本文論述的教師以問題創設為途徑來提升古代文學課堂的教學質量即是有益的嘗試。所謂問題創設,就是教師在課堂上既要傳授古代文學基本知識、講解古代文學重要作品,又要結合目前的社會環境、學生的心智特點和學習習慣,有目的地創設一些有針對性的、淺顯但有拓展空間的問題,通過拋出問題,引起學生對于問題的興趣,從而誘發和引導學生進行積極、有效的學習。
為了更好地說明問題創設所應掌握的技巧、原則和這一方法的實施步驟及注意事項,下面即以筆者在近年來古代文學教學中創設的部分問題和相關教學內容為例來加以論證。
第一,問題創設應打破常識的誤區———“唐詩三百首?”學生從小是從背誦《唐詩三百首》接觸、感知古代文學的,且常常有“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作詩也會吟”的句子縈繞耳旁。因此,在學習宋代文學的第一堂課我提出的問題是:“唐詩有多少首?”絕大部分學生憑第一感覺地回答是:“唐詩三百首。”當然,學生的回答是錯誤的。那接下來就要分析錯在哪里?老師和學生要解決這個問題,就要相應解決以下問題:唐詩現存到底多少首?依據是什么?為什么有“唐詩只有三百首”的說法?《唐詩三百首》是什么?同時結合馬上要學習的宋詩部分,還可以提出唐詩多還是宋詩多?宋詩現存有多少首?唐詩與宋詩孰優孰劣?等一系列問題。從常識入手提出問題,糾正學生以前在中小學階段形成的知識誤區,從而引導學生產生想要去探究問題正確答案的欲望,即探究知識的興趣。在這樣的興趣支配下,學生通過教師接下來的相關講授、分析,并結合以往所學,或許能對唐、宋詩概貌有一個直觀、清晰的認識。這是一例。類似問題還有:“蘇軾、辛棄疾是否創作婉約詞,李清照是否創作豪放詞?”學生以往中學階段學習形成的觀念是:蘇、辛是豪放詞代表人物,李清照是典型婉約詞人。因此,問題提出以后學生的回答仍然是一邊倒地的否定:“沒有,至少沒讀過。”對于學生的回答,教師不要馬上給予評判,而是引導學生來一起解讀兩首作品:蘇軾《蝶戀花》(花褪殘紅青杏小)、李清照《漁家傲》(天接云濤連曉霧)。研讀作品,學生既能體會到作家的人生況味,更能直接領悟到詞多樣化的風格和同一詞人對于不同詞風的駕馭。
第二,問題創設應以學生的體驗為本———“選林黛玉還是薛寶釵?”青年學子正處于人生的黃金期,對于個人情感和將來的對象充滿了好奇、憧憬和期待,在自我心目中都有一個“理想型”。因此,在講到《紅樓夢》的故事情節和人物角色時,教師適時提出:如果你是男士,選擇將來的另一半,是喜歡多情的林妹妹,還是喜歡理性的寶姐姐?要回答這一看似簡單的選擇題,學生至少要明了一下幾點:1、通讀《紅樓夢》文本。2、細讀、精讀文本涉及林黛玉、薛寶釵的情節。3、理清林黛玉、薛寶釵與賈寶玉的關系。4、全面總結二人的性格特點。5、作出自我的選擇和說明理由。通過以上五個環節,學生對《紅樓夢》無論是整個故事還是局部細節都會有親身閱讀體會的經歷,并能從閱讀文本中感受經典名著的“經典”所在。同時,通過分析寶、黛、釵的性格特點和愛情糾葛,也有利于學生在崇尚“速食愛情”的當下形成正確、健康、積極的愛情觀念。如此通過創設問題、閱讀文本、自我認識再到思想提升,將古代文學的文學性和人文性得到了最大程度的發揮,對于糾正網絡和某些改編自古典名著的影視劇對青少年的負面影響有一定的積極作用。
第三,問題創設應以小見大、貼近生活———“什么是炊餅?”古代文學作家、作品存在的時代距離學生生活的21世紀比較遠,如何能拉近古代與現代的時間差距、如何能消弭文學世界與現實生活環境之間的界限,這就要求教師創設的問題也應從現實生活入手,找到古今的相通處、相似點。因此,古代文學教師在講到明清章回小說這一最貼近世俗生活的文學類型時,不妨以某一點為突破口,鼓勵學生探求其從古代到現代的演變及富有的歷史、文化意義。如講《水滸傳》和《金瓶梅》時,提出:“武大郎賣的炊餅究竟是一種什么面食?”小小一張“炊餅”可以引導學生了解以下內容:宋代北方的飲食習慣、面食在中國的流傳特點、炊餅和今日燒餅(或煎餅、饅頭、蒸餅)的比較、飲食變化蘊含的文化意義。通過這一問題的解決讓學生充分體會文學、文化、生活之間的密切聯系,并能跳出書本的桎梏找到思考的著力點。在章回小說中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比如在講到《西游記》時,提問:“《西游記》中誰挑擔子?”多數學生從小對《西游記》改編的影視劇耳熟能詳,因此,給出的答案是一致的:“沙和尚。”這個問題很小、很簡單,也是常識性的,對學生來說答案幾乎毋庸置疑,但卻不是真正的正確答案———豬八戒。為什么挑擔子的角色從小說中的豬八戒變成了影視劇中的沙和尚?這就要求學生去努力探求現代影視改編對于古典名著改編的原則、方法和觀眾審美需求的變化,了解古代文學所具有的現代屬性。同時,還能將文本跟改編劇作之間存有差異的問題舉一反三,看看其他幾部古典名著的現代改編情況。這樣,既能促使學生閱讀小說文本,又能與學生感興趣的影視劇相掛鉤,可謂一舉兩得。
第四,問題創設還應突出古代文學蘊含的優秀人文精神和對學生理想人格塑造的積極作用———“屈原、司馬遷、蘇軾、辛棄疾、陸游、曹雪芹等教會了我什么?”
在2014年9月的新生開學典禮上,復旦大學校長楊玉良、上海交通大學校長張杰不約而同地闡述了大學對于學生人文素質培養的重要性。楊玉良甚至說:“雖然專業知識是必須學習的,但是來到大學,更重要的是一個悟道的過程。如果學校的教育只重視專業的知識教育,而不重視德性的培養,那么很可能培養的人越有知識,越可能成為社會的禍害。”[2]兩位校長的觀點代表了當今高校及教育管理機構的擔憂,即身處科技發達、物質豐富、生活便捷環境下的現代人,其道德素質卻明顯缺失,傳統的“愛國”、“誠信”、“孝道”等優良品質正逐漸淡出人們的思想深處。面對這樣的形勢,凝聚了中國古代寶貴精神遺產的古典文學、古代文化理應擔當起再次喚醒大眾優秀人文精神的重任。因此,古代文學教師在與學生一起品味古代先賢的作品時,應當結合作家所處的時代,對作家、作品做全面、客觀、正確地解讀和分析,學習滲透在字里行間深重的人文關懷:研讀屈原的《離騷》、辛棄疾的詞作、陸游的詩篇,透過文字陶冶個人情操,領會個人對國家和社會,需懷有高度的社會責任心、強烈的民族自豪感和面對國家危難時刻的自我犧牲精神;研讀司馬遷的《史記》、蘇軾的詩詞、曹雪芹的《紅樓夢》等,深刻體會當個人深處逆境之時應當持有的正確、樂觀的心態———不怨天尤人,不氣餒、始終不放棄自我的人生和理想,百折不撓、積極向上。古人的人生經歷和文學表述,對當今大學生培養高尚的愛國主義情感、形成健康的人生道德觀和提升自我的審美能力方面均能起到重要的積極、正面地示范和引導。為了完成古代文學在當代承擔的這一重大任務,教師應在課堂教學中細化到具體的教學環節中,潛移默化地收到良好的效果。既要突出課程的人文性,還要避免枯燥、單調的說教,教師對于問題尺度的把握就顯得尤為重要,必須是機動、靈活和有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