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前教育行業研究報告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學前教育行業研究報告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學前教育行業研究報告范文

顯然，去年投資教育界的1.95億美元紀錄要被刷新了。投資進入已經一月有余，專注于幼教事業的紅黃藍創始人史燕來始終保持低調，她比誰都清楚，引來投資只是為了更好的做事。

情況類似的還有教育技術與服務提供商安博教育，在去年出盡風頭成為教育界最大融資案，今年依然，投資方聯盟向安博教育集團注資1.03億美元，再次刷新了去年的紀錄。

不斷刺激眼球的教育投資事件似乎在論證：在全球環境不景氣的大背景下，中國教育界卻意外引來了風投熱戀扎堆現象。風投們的統一論調是：關注抗衰退能力強的企業。另外一個理由是，投資教育產業，實則盡社會責任。顯然，在任何行業里，都有著相同的定律：錢多了，盤子自然大了。

迅速的結構性變化

中國歷來就有重視教育的優良傳統，而隨著個人財富的逐漸增長，中國對教育服務的開支也呈現出增長趨勢，沒有一個家長希望孩子輸在起跑線上。由于升學率和就業機會競爭日益激烈，中國的教育行業，不論在經濟發展處于還是低谷，都會不斷發展。

2007年，中國教育市場的總值增長到1,430億美元，預計2010年前的復合增長率將會達到12%，規模預計達到2,000億美元。政府也鼓勵對教育行業的投資，并希望借此打造知識型經濟和推動消費。

“中國的教育服務行業還很年輕，目前正在經歷迅速的結構性變化。”林明安暗示中國教育行業大有可為。同樣投資于教育領域的軟銀賽富合伙人羊東告訴《中國聯合商報》記者：“今年由于人民幣的大幅升值，給中小企業帶來直接的刺激就是必須做高附加值的東西，必須重視研發。”人民幣破7的升值壓力反成了中小企業決戰核心技術的動力。

他認為，投資教育是盡社會責任。羊東頗帶感情地解讀：“首先要創造一部分價值，給社會帶來貢獻，同時，除了賺錢以外也帶給行業一些正確指向。”

凱鵬華盈中國基金創始及總裁合伙人汝林琪支持學前教育領域的理由是，這個年齡階段的兒童家長具有很主動的消費意愿。存在的問題是，此類企業面向低年齡階段客戶群服務，對于從業的教師會有年齡的限制，從而帶來人才流動性強的問題。“企業大規模發展，需要一個合適的人才管理和激勵機制，增強企業發展的穩定性，這是我們正在思考的問題。”

職業培訓升溫

結合近期最典型的幾起投資事件，汝林琪把教育類投資細化為兩類，分別是職業教育領域和學前教育。“我們看重的是項目的所屬行業，如果職業人才培訓所面向的就業市場和相關產業的容量很寬闊，具備企業擴大規模和未來產品增值的空間，就會提高投資機率。”

第2篇：學前教育行業研究報告范文

關鍵詞 ；學前教育；留守兒童

中圖分類號：G610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671-489X（2016）04-0084-03

1 關于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辯證關系的闡釋

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辯證關系是基本原理之一。可以做如下理解。

1）在社會形態的矛盾統一體中，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上層建筑反作用于經濟基礎；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存在自始至終的矛盾運動。

2）經濟基礎對上層建筑的決定作用表現在：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產生，決定上層建筑的性質，決定上層建筑的變革。

3）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表現為積極地為經濟基礎服務。上層建筑可以通過對社會生活各個方面和領域的控制和調節來為經濟基礎服務。

4）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相互作用構成了社會形態及其矛盾運動，表現為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之間由基本適合到基本不適合，再到新的基本適合，如此循環往復，推動社會形態的不斷更新[1]。

早期，由于馬克思對經濟決定作用的過多強調，常使人誤解經濟基礎是上層建筑的唯一決定因素。比如批判理性主義的創始人卡爾?波普爾曾質疑馬克思，認為過分強調經濟的作用，甚至夸大認為是決定社會發展的唯一因素，是徹底錯誤的[2]。后來，恩格斯開始著意補充和發展了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辯證關系的思想，晚年更是肯定了政治上層建筑的相對獨立性和對經濟的反作用。然而不可否認的是，經濟基礎對于上層建筑至關重要的作用以及二者之間的辯證關系。

本文試圖運用上述理論，來透析中國目前學前教育的一些新現象：關于兒童與數字化、關于留守兒童、關于隔代教育。從理論出發，任何現象背后必定有其深刻的經濟因素和上層建筑的原因。在教育大改革的當下，追溯這些現象背后的經濟原因，有利于理解中國當下學前教育的現狀和發展趨勢，幫助解決現實問題，找到適合中國自己的教育方式。

2 數字時代的原住民如何教育？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在當今時代變成“信息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并且，信息技術不僅僅是第一生產力，同時也帶著巨大的破壞力。電腦和網絡誕生后，數字化產品不僅自己飛速地更新換代（比如蘋果公司iPhone 4時間是2010年6月，iPhone 5時間是2012年9月，iPhone 6時間是2014年9月，恰好每兩年更新一代），而且摧枯拉朽地改變著傳統產業，比如數字相機對傳統相機和膠卷行業的革新，智能手機對傳統手機的替代，等等。這一切讓人們的生活方式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對比一番，任何人都會驚訝得瞠目結舌。然而，如果不作對比，大多數人好像都在不知不覺中接受了它。之所以這樣，一個最主要的原因是數字化產品的“傻瓜化”，操作方式極為簡單，連傻瓜都會用。

而被稱為“數字時代的原住民”的學前兒童，他們在數字產品的環繞中長大，會怎么樣呢？德國腦科學家曼弗雷德?施皮茨爾在其所著的《數字癡呆化》一書中列出數據：“一項對2000多名年齡在8到18歲之間的孩子和青年的研究表明，在美國，青年人把更多的時間花在數字媒體上――每天7.5小時，這個時間甚至超過了睡覺。在德國，一項對43 500名中學生的調查表明，9年級學生每天使用媒體的時間將近7.5小時。其中還沒有包括使用手機和MP3播放器的時間。”

在中國也有類似的調查，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授所做的一項調查顯示：“在100個受訪家庭中，80%以上兒童對iPad等電子產品充滿興趣；盡管家長們希望孩子通過iPad進行益智學習，但73.6%的孩子僅用它來玩游戲。”[3]

面對這樣的調查結果，大多數教育界人士表達的都是擔憂，因為過多使用電子產品已經造成了許多令人頭痛的問題：兒童近視率逐年上升，注意力不集中，社交能力弱化，等等。許多人都在呼吁讓兒童遠離電子產品，然而當數字產品已成為日常工作和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何能讓兒童遠離？

運用理論來分析，生產力帶來的生產關系的改變是不可逆轉的。就像當年工業革命導致大量工人失業，工人砸機器泄憤毫無用處一樣，今天讓兒童遠離數字產品，也只能是無用之功。唯一能做的就是順應這條規律，想辦法運用上層建筑的力量來反作用于經濟基礎：不妨多研究數字產品，告訴孩子在使用這些產品的時候如何保持獨立意識和批判意識，如何更好地駕馭這些產品，而不是被癡呆化。

3 農村留守兒童誰來守護？

留守兒童是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一個特殊的現象。隨著我國經濟快速發展和城市化進程，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為改變生存狀況進城打工。他們本意是希望自己的生活越來越好，也希望給下一代成長提供更充裕的經濟支持。然而，由于我國城鄉二元結構形成的壁壘，城鄉隔離的戶籍制度和與戶籍制度相伴而生的入學制度，使得進城打工的農民工無法長期將子女帶在身邊給予照顧，從而造成大量的“留守兒童”。百度百科對留守兒童的定義是：“留守兒童（the left-behind children），是指父母雙方外出到外地打工，而自己留在農村生活的孩子們。”

全國婦聯課題組在2013年5月的《中國農村留守兒童、城鄉流動兒童狀況研究報告》稱：“根據《中國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資料》樣本數據推算，全國有農村留守兒童6102.55萬，占農村兒童37.7%，占全國兒童21.88%。”其中，“學齡前農村留守兒童（0―5歲）達2342萬，在農村留守兒童中占38.37%”。由于親情和家庭教育缺失、學校安全和監管缺位，留守兒童都有不同程度的心理問題，如自卑、逆反、怨恨父母，而且往往行為不良，學習成績不佳。

數字令人觸目驚心，不可否認，留守兒童問題已成為我國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再次反觀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辯證關系，就會知道，留守兒童問題是伴隨工業化、城市化進程和勞動力轉移產生的，是一個將在較長時間內存在的社會問題，它關系到未來人口素質和勞動力的培育，也關系到社會穩定和可持續發展，因此上層建筑必須解決好這個問題。黨的十已明確提出要加快戶籍制度改革，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地方政府、教育部門以及學校、家庭也需要聯起手來采取措施，比如：

1）各地政府和教育部門應根據本地實際情況，合理分擔留守兒童的教育成本，加大寄宿制中心學校建設，讓留守兒童盡量住在學校；

2）農民工較多的城市，政府和教育部門應該給予一定的扶持，取消所謂的借讀費和擇校費（很多地方已經取消），讓農民工子女能隨父母進城；

3）建立各種形式的保護網絡，如以父母、親屬為主體的家庭監護網絡，以學校教師為主體的學校幫護網絡等，對留守兒童給予及時的幫助。

4 城市隔代教育的問題如何解決？

隔代教育是另一個獨具中國特色的教育問題。百度百科對隔代教育的定義是這樣的：“一些年輕家長或者因為自己工作繁忙，或者因為離婚，而把孩子的教育、生活等責任全部交給孩子的祖父母，這種由祖輩對孫輩的撫養和教育稱之為隔代教育。”

前面講的農村留守兒童，因父母外出打工而把孩子留給祖父母照看，其實就是一種“隔代教育”。但這里著重要講的是城市的隔代教育。據調查，中國城鎮近50%的兒童是由祖父母看護的，在上海目前0～6歲的孩子中有50%～60%屬于隔代教育，廣州接受隔代教育的孩子占到總數的一半，而在北京接受隔代教育的孩子多達70%。

目前教育界對中國隔代教育產生的原因分析較少，大多討論都歸因于中國傳統的家庭倫理觀念（如老人喜歡三世、含飴弄孫等）。但筆者認為，除了社會文化和家庭觀念，追根究底，依然要從經濟基礎上來找原因。

1）經濟快速發展帶來日趨劇烈的競爭和大城市的高房價，迫使許多年輕父母雙方必須全職工作，無暇照顧孩子，又請不起保姆，只能把孩子交給祖父母照顧。

2）計劃生育和獨生子女政策。目前正是第一代獨生子女成為父母的高峰期，獨生子女被視為“抱大的一代”，父母大多習慣為子女包辦一切，包括為他們代養孩子。

3）知識和觀念的快速更新。事實上，祖父母照看孫輩是中國的傳統，隔代教育古已有之。但以前之所以沒有成為問題，主要是因為經濟、社會發展較為緩慢，隔代之間沒有太大差距。而近幾十年來，經濟飛速發展，知識、技能乃至觀念更新非常快，許多老人幾乎跟不上時代的腳步，在教育孫輩上自然會產生問題。

近幾年來，由于媒體不斷將問題少年的出事原因和隔代教育聯系起來，批判隔代教育的聲音也越來越大。這些批判的聲音主要包括：

1）祖父母的過分溺愛易使孩子產生“自我中心”意識，過分保護扼制孩子的獨立能力和自信心的發展；

2）隔代家長們的素質遠遠落后于時展和孩子成長的要求，他們保守、封閉，易使孩子與社會脫節；

3）三世同堂，在孩子的問題上祖父母的觀念往往與年輕的父母相沖突，容易引發家庭矛盾，尤其是中國話題最多的婆媳矛盾。

然而不管如何，因傳統家庭倫理習慣和近幾十年的經濟基礎引發的隔代教育問題，并不是一下子就能解決的。正如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博士生導師王極盛所說，現在還不到討論要不要隔代教育的時候，而是要想辦法搞好隔代教育，加強其與親子教育的協調性、相容性，使兩者相互促進。

5 最適合我國經濟基礎的教育才是好的教育

借助原理可以知道，任何教育現象和問題均可從經濟基礎上找出根本的原因。學前教育作為上層建筑之構成部分，是無法脫離具體的經濟基礎而存在的，它為經濟基礎所決定，也一定會反作用于經濟基礎。中國目前的教育體制和方法正是在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運動中逐漸形成的，也許它有各種各樣的弊端，但正是這些弊端才促使教育管理者不斷去改進，促進其發展。

近幾年來，微博、微信等新媒體大量發展，許多轉發甚多的言論往往貶低中國教育、吹捧國外教育。這里筆者要說的是，國外的教育確實有許多優點值得學習，但不能脫離中國的經濟基礎去談教育。一言以蔽之，從國家層面來說，只有適合中國經濟現狀、能解決中國諸多教育問題的教育，才是好的教育；從家庭層面來說，只有適合孩子的特點、能解決孩子身上問題、促進孩子全面健康發展的教育，才是好的教育。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2]波普爾.猜想與反駁[M].北京：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

第3篇：學前教育行業研究報告范文

【關鍵詞】教育咨詢委員會；教育決策；制度建設

2010年7月的《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中明確提出“成立教育咨詢委員會，為教育改革和發展提供咨詢論證，提高重大教育決策的科學性”，由此，探討教育咨詢委員會的建設策略成為一個重要的理論問題。

一、正確認識建立教育咨詢制度的意義

1.建立教育咨詢制度，有助于保證教育決策的民主化

隨著我國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不斷加強、各種體制建設的日臻完善、社會公眾的政治參與積極性日趨提高，民主性成為實現善治的根本要求，社會公眾的利益導向成為國家政策制定所遵循的根基。隨著社會的快速發展，教育日益成為社會關注的熱點和焦點問題，在此背景下，建立教育咨詢委員會有助于實現教育決策的民主化，有助于與社會日益增長的民主性需求相吻合。

2.建立教育咨詢制度，有助于保證教育決策的科學化

當今社會是一個文化不斷交融的時代，各國教育的交流與合作日益密切，不同國家教育之間的相互影響亦漸突顯，教育發展面臨的環境越來越復雜，不確定性日益增強。同時，教育需要不斷回應來自社會、經濟、文化以及個人的需求，并做出相應調整與變革。在這樣復雜的客觀環境下，成立教育咨詢委員會，既借助專家學者的“大腦”，也借助一線工作者的實踐經驗，讓他們參與教育決策，分析教育中的各種問題和影響因素，有助于為決策提供理論與現實依據，從而減少教育決策的不確定性，促進教育決策的科學化。

3.建立教育咨詢制度，有助于保證教育決策的專業化

在現代社會，教育已發展為一種廣泛的社會活動，教育的發展與改革已不再囿于政府或教育部門閉門造車之責，而是牽涉到社會各階層的神經細胞。每項重大的教育決策，其復雜程度遠遠超越了任何教育領導個人智慧和才能的范圍。成立教育咨詢委員會，有助于囊括跨行業、跨門類、跨學科，組織各方面的專家學者，群策群力，發揮集體智慧，運用人文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諸多領域的知識，進行系統分析和綜合研究，為科學的決策提供滿意的遴選方案。

二、準確界定教育咨詢委員會的職能

1.學術研究職能

一個良好的教育決策不僅取決于決策者的素質高低，更取決于其所獲得的信息的完整性、準確性和有效性。盡管教育行政部門可以憑借其行政組織系統進行資料的收集、整理和分析工作，但由于教育活動具有較強的專業性，通過學術研究來厘清某些教育現象背后的理論規律，需要專業性的機構和人員才能完成，而此過程正好彰顯了教育咨詢委員會專家所具有的專業優勢。為此，國家可以通過組織對學術課題的申報和研究，引導教育理論和實踐界的專家對某些教育重點、難點和熱點問題，進行分析、論證、設計、預測等，并向相關管理部門提供研究報告以供決策參考。這樣既可以促進促進教育科學研究的繁榮，同時還能更好地為教育行政部門的決策提供有效信息，從而保證決策過程的科學性。

2.決策咨詢職能

咨詢功能也是決策咨詢委員會的主要功能，這是由它的性質和地位決定的。它的這項功能具有下列特點：第一，它是一項經常性的功能，而不是臨時性的。第二，它兼具技術性和民意性。一從國內和我國部分地方教育咨詢機構的經驗看，教育咨詢委員會的職責應包括四個方面：研究教育發展規劃，并提出修改意見；對教育的方向性重大問題、遠景發展目標進行前瞻性研究和重點論證；對教育各個階段的特點、規律、專門政策進行分項研究；對教育領域出現的新問題、新情況進行適時研究，并提出解決辦法和意見。

3.民主監督職能

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一書曾說過，“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易的一條經驗。有權力的人們使用權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從事物的性質來說，要防止濫用權力，就必須以權力約束權力。”教育咨詢委員會從職能上可防止行政機關的失位、缺位、錯位與越位，以保證行政主體公平實施行政職權；教育咨詢制度將整個行政活動程以制度和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并將這一過程公諸于眾，可以促進了行政機關行動的公開化。

4.溝通協調職能

行政行為從單方意志性向交互意志轉變是現代行政權利運作方式的一個重要變化，即行政機關在行使權力時應與相對人溝通與交流，包括意見交換與信息溝通等等，不再只是簡單的信息調查與搜集。無論是從教育教育咨詢委員會的成員構成來看，還是從其所從事教育研究、教育咨詢的過程看，這一機構都扮演了政府與社會間的平衡的角色，都架起了政府與社會公眾間的溝通橋梁，都是民意反映和集中表達的重要方式，從而促進它們之間的互相影響和滲透，將教育中的某些矛盾和沖突通過內部協商的方式予以解決，以防止問題的擴大化。

三、進一步強化教育咨詢委員會的制度建設

教育委員會要體現其成立的意義，實現其研究、咨詢、監督和協調的功能，依賴于相應的制度建設。通過制度的有效規范，可以保障這一機構的良性運行。

1.組織制度建設

完善的組織機構是保證教育咨詢委員會良好運作的重要前提。為此，教育咨詢委員會的制度建設首先是組織制度建設。這一建設包括兩個方面：

（1）組織機構設置

教育咨詢委員會的機構設置應考慮橫向和縱向兩個方面。橫向主要基于教育問題的差異性，如高等教育、義務教育、職業教育、民辦教育、學前教育等，可以針對不同的教育問題分別設計專門的分委員會，從而保證咨詢報告的專業性。縱向主要針對教育決策的層級差異，即根據我國行政體制的特征，建立省、市、縣（區）三級地方性教育咨詢機構，為地方性教育決策提供支持。

（2）機構內部規章制度

要保證組織的運行，除了建立專門的機構之外，還需要制定相應的規章制度。這一制度主要通過教育咨詢委員委員會章程得以體現。在各級教育咨詢委員會成立時，應制定專門的章程，章程可以就以下重大問題進行規定：委員會的名稱、目的、活動范圍、咨詢服務對象、經費來源與管理制度、成員選拔制度、會議制度、決策制度、存續期等。按照國外的基本慣例，組織章程應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批準后生效，可在章程生效以后，根據章程制定普通管理制度，以規范組織的運行。

2.運行制度建設

從國外的經驗和我國的實際看，其運行大致可以通過如下程序展開。首先是咨詢問題的確定，政府可以就其教育改革和發展中的重大問題形成調查研究的主題，以課題招標的方式來引導專家進行研究；其次是政策草案的出臺，在專家咨詢報告的基礎上，教育行政部門可以組織教育政策咨詢委員會進行論證，并確立政策草案。再次是對草案公開征求意見，教育行政部門可以委托委員會的專家，通過座談會、對話會、研討會、熱線電話、電子郵件、問卷調查、書信等多種形式向有關各方征求意見并對草案進行修改、完善。最后是正式政策的出臺，在意見征求的基礎上，教育行政部門可以再次組織咨詢委員會的成員對所征求的各種意見進行討論，在討論的基礎上形成正式的教育政策。

3.保障制度建設

首先，在教育咨詢委員會的運行過程中，其獨立性應該是相對的、有限的，因為決策過程亦是多方利益的博弈過程，各利益主體之間存在密切的互動和合作關系，所以教育咨詢委員會研究提出的可供選擇方案，絕不能夠僅單純考慮科學因素，還必須充分貫徹包括政府首長決策戰略在內的各種政治主體的意圖和要求。其次它必須保證自身咨詢報告的質量，因為政府為教育咨詢委員會提供運行經費，教育咨詢委員會必須履行它的咨詢義務，且教育咨詢委員會的咨詢報告結果將影響教育決策部門決策的方向，進而影響國家教育改革與發展的大局，所以教育咨詢委員會必須保障其研究結果的權威性。

4.監督制度

盡管教育咨詢委員會只是一個專業性的咨詢機構，本身并不像行政機關那樣擁有行政決策權。但由于其本身對教育決策的重大影響，以及社會對教育咨詢委員會中立性的共識，這就要求教育咨詢委員會必須保證自身研究和運行的透明性和合法性。同時，教育作為國家公共事業，它關系到社會的整體利益，教育委員會公開其研究結果，讓全社會對其研究有知情權，接受社會的監督和評價，有利于教育咨詢委員會研究結果的科學性和客觀性。再者，教育咨詢委員會作為社會主義國家機制建設的一部分，其運行必須在我國法律法規規定的范圍內有效開展，保證其合法性。

第4篇：學前教育行業研究報告范文

關鍵詞：教育經濟　現狀　問題　對策

一、現狀

1.國外教育對經濟貢獻的研究

世界各國都很重視教育對經濟貢獻研究。西方發達國家經濟發展的歷史有400多年，美國有200多年，日本是從70年代才開始騰飛，我國經過等很多沉痛教訓以后，才開始向西方經濟學習的[1]。德國早已把“知識作為經濟發展的密秘武器”。當前，世界各國在經濟全球一體化發展大背景下，都很重視教育、科技與經濟關系的研究。這正是教育經濟學研究的范疇及主要內容。早在50～60年代，美國、蘇聯等許多著名教育經濟學家都致力于此研究，其中美國的舒爾茨于1927～1957年在本國教育對經濟貢獻的研究中，曾指出了當時美國教育對國民經濟增長貢獻達到33%[2]。教育經濟學作為一門新興經濟科學的分支科學（介于教育學與經濟學之間的交叉科學）傳入我國時間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并相繼在北京師范大學等部門率先開展了研究工作，為我國教育改革與國民經濟政策制定及協調發展奠定重要理論依據。

到目前為止，世界許多教育經濟學家的研究都表明：教育與經濟二者之間關系十分重要且密切。主要是經濟發展對教育發展起決定作用，相反，教育發展又對經濟發展起強大促進作用，二者既相互促進又相互制約。實踐證明，適宜的教育投入，其產品教育（成果）──勞動力的數量與質量（包括素質）的提高，對一個國家國民經濟增長貢獻率很大。最近，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一份研究報告指出，不同文化程度的人提高勞動生產率的能力是：小學為43%，中學108%，大學300%。這說明勞動力（指存在于一個健康人體中的體力和智力）的質量和素質（主要指勞動者的文化、技術和智力等水平），一般情況下是與勞動者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成正相關[3]。教育不僅能生產和提高勞動能力，把簡單勞動變為復雜勞動，更是科學技術（知識形態的潛在生產力）轉變為現實生產力的重要媒介，也是科學技術再生產的重要手段，先進的教育能夠促進科技的發展，提高現實的生產力，這種生產力一旦投入生產建設實踐，必將創造更多的價值和國民收入。現在，世界發達國家的教育發展，使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已經達到50%～70%的高水平，發展國家也平均達到了40%的水平，而我國只有不到30%的水平[4]。

2.國內教育經濟近期發展成果

教育作為一種傳遞社會生活經驗并培養人的社會活動，其歷史源遠流長。它的起源與人類同步，是人類起源的有機組成部分。人類起源時，教育也就在其中了[5]。在我國文明古老──5000多年的歷史發展進程中，教育不斷地形成了規模、提高了質量。并通過人的物化勞動，促進了科學技術、經濟及社會的進步與發展。其中，教育對經濟的直接貢獻，用“壽光（中國蔬菜之鄉）農民”的話來說：“就是我們每掙10塊錢就有7塊是菜錢，7塊菜錢有5塊是老師給的，這老師就是學校，就是教育。”樸實的話語證實了教育對經濟的作用不可低估[6]。我國可以說是窮國辦了大教育，目的就是促進經濟的增長。據最新資料統計，我國全日制在校生約2.3億人，占全球教育總人口的20%，規模位居世界第1位，而年度公共教育經費投入為170億美元，占世界各國教育經費總數11500億美元的1.5%，可見，我國是以占世界1.5%的教育經費支撐占世界20%的教育人口[7]。而且教育質量是比較高的，我國除博士教育以外的基礎教育、本科生教育，乃至碩士研究生教育在國際上都是高水平的。特別是我國教育事業的改革與發展，在世紀之交時基本實現了普及9年義務教育及高等教育進入了國際公認的大眾化階段。這是我國教育有史以來的兩個重大跨越式發展，是我國近些年來科學技術及國民經濟快速得以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更是功在當代，利在千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里程碑。這一豐碩教育成果的取得，反映我國13億人口的國民素質整體水平有了一個很大的提高，對進一步開發勞動力資源，提高勞動者生產效率，不斷縮小收益差異，促進國民收入持續增長具有重要的意義。

我國不斷加大教育投入，日益促進了教育事業的蓬勃發展。2006年，國家財政性教育支出預計為4546億元，比2005年的3900億元增加646億元。2005年全國高等教育在學人數超過2300萬人比上年增加300萬人，毛入學率達到21%以上比上年增長2%[8]。而韓國1997年達到67.7%，美國1998年達到77%[9]。2004年，中央把農村義務教育作為整個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財政投入達到100億元人民幣，比2003年增長了72%[10]，各級各類民辦教育學校（機構）發展到7.85萬所，在校生達到1769.36萬人，比上年增加352.96萬人，增長24.92%。義務教育及程度進一步提高，小學學齡兒童入學率達到98.95%，小學畢業生升學率達到98.1%，初中毛入學率達到94.1%，分別比上年提高0.3、0.2及1.4個百分點。中小學生輟學率分別為2.49%和0.59%，現有在校生分別為6527.51萬人和11246.23萬人。高中教育規模達到在校生3607.63萬人，比上年增長11.23%。初中畢業生升學率達到62.9%，高中階段毛入學率達到47.55%，分別比上年提高3.3及近3個百分點。學前教育毛入園率達到40.75%，在園人數增長到2089.40萬人，分別比上年提高3.35個百分點及4.27%。特殊教育面和掃盲教育分別進一步擴大及推進，終身教育體系與各類教育培訓分別得以構建及發展[11]。這些成績的取得，為教育自身及國民經濟相互促進及發展都奠定了良好基礎。

二、問題

1.傳統辦學體制缺乏市場競爭力

與發達國家教育體制相比，我國傳統辦學模式根深蒂固，幾乎全是國家供養。改革開放20多年來，決大多數學校仍在拿著國家的皇糧辦學校，缺乏人才培養競爭力。義務等教育暫且不說，僅從現代高等教育的建立和發展來看，主要是向西方學習的產物。大致是清末民初學習日本，五四之后學習美國，50年代之后學習蘇聯的過程。自1895年創辦北洋大學堂（天津大學前身）[12]開始發展至今已進入了大眾化發展階段。與國外進入大眾化發展階段后同期相比，國外在這一階段的私立高等教育往往快于公立高等教育的發展，尤其亞太地區的日本、韓國、印尼、菲律賓等國家，私立學校學生達到其該國大學生總數的60%～70%，甚至在80%以上。發達國家，如美國、日本等無一例外地得益于私立高等學校的發展。我國目前共有普通、成人高等學校2236所（普通高校為1731所），其中民辦普通成人高校只有228所（在校生139.75萬人）。而前者（公辦學校）仍沿用計劃經濟形勢下形成的集中統一辦學模式，這種辦學模式即使是最好的，也缺乏了市場競爭機制及壓力，不可避免地走向了退化和僵化，難以適應經濟快速發展變化培養高素質更多優秀拔尖人才需求，后者（民辦學校）雖然有辦學活力與主動權，競爭意識強，但因剛剛起步，占的比例較小再加受各種環境制約因素的影響，尚沒有成為我國高等教育辦學的主流，一時還難以與公立學校相競爭。

我國國民接受高等教育與發達國家相比比較低，早在1999年，每10萬人為530人（包括成人教育），而美國1994年則達到5398人，加拿大是6984人。

在我國由計劃體制向市場體制轉型中，教育體制改革雖然受經濟發展水平的制約，但也更大程度地落后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步伐，造成技能型人才培養結構性短缺嚴重。在我國傳統辦學模式占主流的情況下，我們還要創建世界一流的大學，培養高質量的人才真是談何容易？讓我們再回過頭來審視地看一看，真正世界一流大學的排行榜，排在前十幾位的，競全是美國的私立大學。就連歐洲能進這個檔次的，也只剩下牛津和劍橋大學了，那還是靠吃幾百年老本維持的地位。英國教育早已深刻認識到，如果不像美國那樣引進市場競爭機制的話，連目前的水平也維持不了，這才有了布萊爾的教育改革[13]。這說明一流的大學，是在市場上競爭出來的，而我國公立大學及為數不多還不成熟的民辦大學，與國外私立體制大學相比，恰恰缺少的就是辦學市場競爭力。

2.教育投入增長緩慢發展不平衡

長期以來，我國經濟增長總量不斷得以提高，但教育投入增長始終緩慢。盡管黨和國家十分重視教育事業，把教育作為科教興國戰略，提出了要逐步提高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及教育財政投入應該高于財政收入增長的指標，并在教育改革發展綱要中明確規定了到20世紀末實現4%（只是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而世界平均水平為5%）的目標。實際上直到今天也從未實現這一目標，據查，1995、1996、1997、1998、1999、2000、2001、2002、2003、2004、2005及2006年，這一指標分別是2.41%、2.46%、2.50%、2.59%、2.79%、2.87%、3.19%、3.3%、3.41%、2.41%、2.1%及2.31%（預計）。而1997年世界平均水平為4.8%，1998—2000年亞洲的泰國、馬來西亞則分別為5.4%及6.2%，目前的欠發達國家，也達到了4%的水平[14]，可見，我國的教育投入仍然舉步為艱。并且全國各地的財政性教育經費占GDP比例差額還很大，如1998年北京是5.4%，山東是1.87%，經濟投入的不平衡也導致了教育發展的不平衡，也使地區之間國民經濟收入的差距越來越大。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教育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整體上基本普及了九年義務教育，高等教育也進入了大眾化發展階段。但我們的城鄉，中東西部地區之間的教育還有很大差距，這種差距不僅沒有縮小，而且還在拉大已成不爭的事實。中西部地區還有8%的地區沒有普及九年義務教育。我國現在小學的輟學率是0.59%，中學的輟學率是2.49%，個別地方仍然高于這個數據。僅中學輟學率2.49%來看，全國每年就得有約200萬學生離開學校，而不能繼續學習。學前教育毛入學率只有40.75%，農村的孩子都難以得到平等的受教育機遇。我國的博士、碩士教育規模還在逐年擴大，特別是博士教育質量難以完全得到保證。就本科規模擴大來看，現有教育投入難以支撐，甚至將嚴重影響教育質量的提高。此外，我國還有約4%的青壯年文盲仍沒有掃除，這些都使得我國的教育發展舉步為艱。現在，人們日益需求教育與教育事業的發展及質量提高的矛盾，特別是各地教育發展不平衡的矛盾，仍很突出，其關鍵問題在于教育投入的不足。

3.教育結構與經濟結構不相適應

我國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以來，現代的企業制度、勞動就業制度等多方面都發生了深刻變化。特別是各行業的結構變化更是十分突出。其中，經濟結構的快速變化及發展，使我國現有教育結構發展的現狀難以適應。從我國教育的縱向結構（教育的級別結構或程度結構）來看，由于人們受傳統追求高學歷節節攀升的影響，有些學校不顧社會經濟發展及用人技術要求的實際，一心想辦名校，不是靠自身辦學實力去競爭，而靠千方百計向國家伸手要錢來辦學，結果使各校的學歷文憑越辦越毛（質量不高），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教育的浪費。我國目前尚未普及高中教育，而本碩博比例則達到36:4.2:1，4個碩士就培養1個博士，而且這一比例還大有發展勢頭。而美國等發達國家，本碩博的比例現在是25:10:1，是10個碩士才培養1個博士。相比之下，美國大學教育已是通才教育，我們還只是專業教育階段，而且其經濟、科技實力及教育投入都比我們強得多。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博士培養比重那樣大，其競爭力與質量是可想而知的，有的教授已稱博士難帶。從我國物質生產部門技術裝備水平來看，當前高級、尖端的自動化技術雖有較大提高，還是屬于少量的，中間的、半自動化的、機械化、半機械化的技術仍是大量的，還存在著一定數量的手工工藝和手工技術。這種勞動技術結構要求，說明我國現行的教育比例、結構還是不很協調。從我國教育的橫向結構（教育的類別或專業結構）來看，存在大量熟練技工短缺，而中等職業技術教育比例在某些地區還大有滑坡，高等職業技術教育規模很大（已占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且質量又亟待提高。這說明我國的教育結構還很難適應經濟部門產業結構、就業結構等快速發展變化的需要。比如：當前我國找100個大學生容易，而找100個技工卻很難，有的地方幾十萬元還聘不到1個爐前工[15]。農村勞動力轉移、企業轉崗職工再就業及第三產業服務人員的素質，特別是偏遠山區及弱勢群體的文化教育水平，更是亟待提高的問題十分突出。由此可見，我國教育結構與經濟發展的結構變化不僅一時難以適應，而且也難以為其提供有效的服務。

4.師資隊伍難以滿足辦學的需要

從數量看，僅義務教育階段需求教師來說，其總量仍為不足。2004年，我國受人口變動影響，其義務教育階段的學齡人口明顯下降。全國普通中小學校分別比上年減少973所及3.17萬所，學生總數分別減少163.31及443.51萬人。騰出的大量中小學教師，都調整到其他學校，充實其學校的師資力量，還不足以加強其他學校師資力量的目標，從高等教育來看，近年的連續擴招，也使教師隊伍難以從數量和質量上得以保證。從結構看，許多地區，特別是經濟不發達的邊遠山區，還沒有完全實現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及高等教育對教師應必備學歷要求的指標。許多院校各專業教師間的比例也不很協調，特別是有的中等教育專業教師結構還比較單一。如有的學校，職業技術教育教師構成比例小，而普通教師構成的比例大。這在我國職業技術教育規模發展到今天已表現突出，甚至造成人才培養的質量，不能真實地達到學生畢業規格及就業目標的要求。從指標看，我國近年快速發展的高等教育自1999年擴招以后，高等學校辦學條件全面緊缺，特別是高校教師隊伍除整體素質不能完全適應，亟待提高外，教師數量也亟需增加。按照規定師生比1:16測算，2000年全國普通高等學校師生比為1:19，則專業教師缺口總量達到20萬人，2003年在校生1900萬人，師生比超過1:20，則專業教師缺口相當大[16]。2004年在校生2000萬人，2005年在校生達到2300萬人，其專業教師缺口總量更大。此外，全國各級各類民辦學校，目前已發展到7萬余所，在校生達到1416萬人[17]。在民辦學校的師資隊伍中，更是存在數量、結構及指標難以滿足現代辦學需要的問題。

三、對策

1.加快教育體制改革，強化人才培養競爭機制

國家應進一步創造環境及條件，像重視與支持企業改革那樣，積極按照市場與教育運行規律，徹底改革國供皇糧辦學校嚴重缺乏市場競爭機制的辦學體制。一是在保證義務教育發展前提下，加大放開對其他教育辦學自主、自由競爭的權力。依法規范及完善各級各類公辦教育、民辦教育的市場“公平”競爭平臺，不斷發揮市場功能作用，調節配置教育資源。為不斷滿足人們對教育的需求及經濟建設對人才的需求服務，以此促進教育改革，加快適應及促進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發展變化的需要。二是在一定時期逐漸放開義務教育及幼兒教育的市場競爭權力。在這方面澳門及印度等國家，為我們提供了可參考的寶貴經驗。澳門到1998年止，官立幼兒園占11.6%，其88.4%均屬私立幼兒園，而小學私立學校也占大多數。印度的私立學院數量很多，大大超過公立學院。早在1964～1965年的統計中，公立學院僅有127所，大學學院有147所，而私立學院則有1686所。西方許多發達國家的私立學校也都占了大多數。這為今后我國學前及中小學教育，引入多元化辦學模式提供了良好的借鑒。三是必須盡快改革國家集中統一的單一主體辦學模式，向社會力量參與辦學的多生主體辦學模式快速轉變、發展及提高。這都是增強我國教育競爭，避免僵化、淘汰落后的重要手段，也是增強辦學活力的長效機制。

2.加大教育投入改革，提高辦學資金使用效率

我國辦學投入，除近年發展起來的民辦教育等學校屬于非國家投入資金外，絕大多數學校是靠政府投入資金辦教育的。按市場運作公平與效率觀點看，無論是民辦學校還是公辦學校在為培養祖國現代化建設需要的人才培養目標上應該是一致的，都是為受教育者提供公平接受教育的機會。但目前實際上公辦民辦教育的起點、自主權及效率卻不一樣。民辦教育學校有人、財、物辦學自主權，雖屬弱勢群體，但辦學的市場競爭活力卻很強，具有遠大的發展潛力。相反，公立學校缺少人、財、物辦學自主權，雖屬主流群體，但辦學市場競爭活力不強，效率低下，資源浪費的現象更加日顯突出，有的學校對學生，學生對自己都很不負責任，甚至有的學校不僅教師留不住，就連學生也紛紛情愿“花大價錢”離開本校的學習，這種辦學現象長此下去，后果真是不堪設想。當前我國教育改革落后于經濟改革步伐，國家早已充分認識到了這一點，從辦學體制及模式上做出了加快民辦學校發展的若干規定，并出臺了《民辦教育促進法》，鼓勵社會資金投入教育事業發展。并在我國相繼出現及形成了民辦公助、國有民營、教育儲備金、拾遺補缺及扶貧教育等許多民辦教育的新模式。同時，我國在改革開放以來，還出現了許多的合資、合作等新的辦學模式，且在全國各地日益擴大。使我國政府單一辦學格局，突破了傳統辦學統得過死的僵局，初步形成了多元化投資辦學的新格局。近年全國高校后勤社會化蓬勃發展，也為高校辦學注入了新鮮活力。就吉林農業大學來看，不僅靠引進社會等資金新建3.7萬平方米的教學樓、3萬平方米的試驗樓及10余棟標準的學生宿舍，還鋪設了校園區路。2005～2006年預計投資約1.2億元人民幣的兩館(圖書館、體育訓練館)建設也破土動工，并即將建設完成。這種作法有效地彌補了國撥教育經費的不足，為學校的規模發展及確保年招生近5000名大學生的教育事業發展提供保證。為提高我國教育資金的使用效率，浙江省長興縣教育局從2001年開始率先在全國于中小學校實施了教育券制度。隨后，我國部分縣市，甚至省也相繼推出了教育券制度。主要是在借鑒美國、哥倫比亞及智利等國家教育券制度的實踐經驗基礎上，將教育經費按學生平均折算后發放給學生，讓學生自主選擇公立或私立學校學習，學校通過競爭學生手中的教育券，而獲得政府教育經費的投入。利用這種間接財政撥款方式比傳統政府直接向學校撥款的教育投入方式，不僅給予了學生、家長及學校的自主、自由選擇權，也把競爭機制引入了公立和私立的學校，并通過教育市場化改革，實現了教育資源優化配置，保證了人們平等地接受教育權利和教育質量的提高。這種制度創新，是解決教育中長期存在的公平與效率矛盾的一劑良方。它作為教育投資的一個支點，更是國家以一定教育財政資金投入，吸納民間資本投入教育，從而提高其教育投入使用效率的一個有效良方[18]。可見，加大教育投入改革，提高辦學資金使用效率。一是要不斷增加政府財政的教育投入力度；二是要廣泛吸納國內外社會及民間資本；三是要不斷挖掘像教育券制度那樣提高辦學經費使用效益的新途徑；四是把教育投入的重點放在整個教育溥弱環節上；五是引入市場競爭機制，應用產業成本核算等思維方式，不斷探索教育效益及質量的提高。

3.適時調整教育結構，使其與經濟結構相適應

教育經濟學研究表明：教育結構與經濟結構相互關系，是教育與經濟關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經濟結構制約著教育結構，教育結構必須與經濟結構相適應，為經濟結構服務。在經濟結構不斷變化發展過程中，必須不斷地調整完善教育結構，使教育結構與經濟結構相協調，促使教育事業和國民經濟的協調發展。我國改革開放后經濟的發展，主要是“配置效率”的改善（得益于勞動力從農業向非農業部門的轉移），提高了我國經濟的生產率水平，但技術效率的改善并不明顯（我國第二產業生產率只是美國的1/30、日本1/18）。反映在教育上，就是培養的技術人才結構沒有跟上經濟結構快速調整和升級變化的需要。目前我國勞動力的構成中，低素質勞動力占絕大比重，并出現嚴重過剩；高素質勞動力，特別是熟練技工嚴重匱乏，供給短缺。勞動力供給存在著總量過剩和結構不合理的矛盾十分突出[19]。今后我國經濟增長的速度將繼續放慢，就業問題也將會越來越突出。2003年全國高校畢業212萬人，初次就業率僅為50%，2004年畢業生280萬人，到6月底平均簽約率為60%[20]。這為教育改革更好地為經濟建設服務進一步敲響了警鐘。從我國三次產業結構發展現狀看，第一產業農業的基礎地位比較溥弱，發展落后；第二產業工業的比重過大，高速發展；第三產業服務業的發展相對滯后，其產業增長速度之比為1:2～2.5:3。這說明我國今后將在保證二產業發展前提下，應大力發展一、三產業，最終使一、二產業就業人口向第三產業大量轉移。到2020年三次產業人口比重預計分別達到29.8%、24.7%及45.5%，分配結構基本實現1個城鎮居民收入（人均GDP達到3400美元）等于1.5個農村人口的收入（人均GDP為2372美元）[21]。這種產業結構調整及升級為教育的發展提供了更加明確的改革方向。今后教育改革應隨著經濟的發展不斷加大對專業設置、人才培養模式、課程體系、課程內容的調整力度，突出學生綜合素質、技術及能力，特別是創新創業能力的培養。使學生畢業即能達到下得去，留得住、用得上及有所為。當前，要充分發揮政府、企業和教育部門的共同協調作用，并依靠市場運作機制，改革教育縱橫結構功能，加強對下崗工人、農村勞動力轉移和新增就業人員的職業技能培訓力度，切實滿足經濟建設主戰場對高級技工、技術熟練工人、高級物流人員等需求；同時，要向發達國家學習，積極發揮社會功能作用，大力興建社區學院。美國的社區學院在校生約占全國大學生總數的40%，我國首家社區職業學院──天津河北職業學院，2004年于天津亮相，這為提高中國社區服務業的專業化和社會化水平，努力培養高素質的社區從業人員開了先河。長遠看，教育改革要在重視農村、邊遠山區等落后地區溥弱群體的義務教育基礎上，加快各級各類教育深層次的改革步伐，特別是學歷教育向職業現代技術教育的轉變，大力發展中、高等職業技術教育，努力提高教育質量，以不斷滿足人們終身教育、建立學習型社會及服務于我國經濟結構迅猛發展變化培養人才的需求。

4.營造尊師重教環境，努力建設優質教師隊伍

“小康大業，人才為本；人才培養，教育為本。”教師是塑造人類靈魂的工程師，在各級各類人才培養過程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主導作用。教師隊伍的數量、質量及結構決定著教育事業的發展與成敗，進而影響著社會經濟的繁榮與發展。在全社會營造良好的尊師重教環境，是落實科教興國戰略的關鍵，依法重教、治教，努力建設一支高素質、高水平的優質教師隊伍，不僅是全社會的責任，也是教育內部及教師個人應盡的義務。適應新的經濟形勢發展需要，迎接WTO后教育在國際市場上競爭的挑戰，就要結合我國目前教師隊伍建設的實際，按照市場運作及產業效益觀點，建設一支動態穩定，能進能出，永保師資隊伍活力的教師隊伍。首先，要鞏固和提高教師持證上崗制度，不斷完善教師資格證書制度。培訓和儲備一定量的能夠滿足現代教育教學需要的師資后備力量，確保在教師數量上滿足教育的需要。二是調整現有教師隊伍的年齡、學歷、專業、職稱等結構，使其滿足教育結構的縱向（層次）和橫向（專業）結構隨經濟結構調整、升級的變化需要。當前，主要是調配教師滿足職業教育，特別是高級技工及熟練技術工人培養需要。三是嚴格按照教師法的要求，對目前難以勝任教師職務的教師，堅決調出教師隊伍，對隊伍中現有的缺額要嚴格采用市場運作方式、程序及質量及時聘用具有教師資格并能勝任崗位要求的人員加以補充。建立教師人才交流市場，依靠這個市場不斷鞏固、提高教師質量，確保有進有出的動態穩定教師隊伍的不斷健康發展。四是要不斷提高教師政治、社會地位，為其不斷提高綜合素質創造寬松環境。進一步加大投入，改善教師學習、工作及生活條件，使教師收入、居住及工作等條件逐步得以提高。加大培訓、輪訓力度，努力采取不同的途徑提高教師隊伍的自身素質及教育教學水平。使教師不斷以科學發展觀武裝自己頭腦，在掌握現代教育技術、教育教學方式及方法基礎上，立足本崗，主動發揮育人作用。鼓勵教師搞科研，不斷提高教師首創精神及促進教育市場發展的競爭力。只有這樣，才能建設一支高格調、高品位、高水平的具有現代市場競爭意識及能力的優質教師隊伍。以此推動教育適應經濟改革發展，并為促進經濟建設提供強有力的服務。

注　釋：

[1] 王曉．社會的源動力──經濟[M].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

[2] 王善邁．教育經濟學概論[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89.

[3] 江小娟，輩長洪．中國服務業發展報告[M].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

[4] 孫金龍同志在中國石化集團公司第1次青年崗位能手活動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ccy.ovg.ch/leaders-ealk/1998/tttb32d.htm，1998-10-19.

[5] 韋毅．教育起源析論. pep.com.cn， 2004-06-25.

[6] 綠色的希望──來自中國蔬菜之鄉的教育報告. jyb.com.cn/gb/2001/04/17/zhxw/jyzx/1.htm

[7] 胡衛./edu.cn， 2002-08-23.

[8] 王珉. 關于中國教育改革與發展有關問題的思考[J]. 社會科學戰線， 2006 (5): 1-5.

[9] 張德信. 中國公共行政案例教程（試用）[M]. 北京：國家行政學院出版社，2004：6-9.

[10] 周濟./edu.cn， 2005-01-27.

[11] 王旭明，韓進./av.people.com.cn，2005-03-01.

[12] 高奇. 中國高等教育思想史[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

[13] 薛涌. 建設一流大學，不要取錯經．edu.cn， 2004-08-19.

[14] 人大校長紀寶成：教育經費未達國家要求．211.151.90.1/newchisa/web/0/2004-08-18/news_172228.asp

[15] 中國高等職業技術教育研究會秘書處．找大學生易，找高級工難──培養高技能人才已成燃眉之急.高職動態，2003（4）

[16] 周紹森，朱文淵. 對我國高等教育發展的理性思考[N]. 中國教育報，2004-12-24

[17] 我國民辦學校在校生達到1416萬．chinaonlineedu.com/media/200406/shengyin.asp

[18] 沈有祿. 教育券制度評析[J]. 教育與經濟，2004(1).

[19] 林吉雙. 我國本輪經濟增長存在的問題及對策[J]. 改革， 2005(2).

第5篇：學前教育行業研究報告范文

關鍵詞 育兒替代品 勞動供給 兒童健康 內生性

一、 引言

從經濟收入的角度而言，女性就業機會的提高，尤其是非農就業機會的提高，有利于家庭增加收入和減少貧困，這可能會在許多方面對兒童福利產生正面影響。來自于多個國家的研究都證明，女性在家庭中收入份額的增加能夠顯著提高家庭預算份額中分配至兒童教育、健康和營養相關的部分(Hoddinotte and Haddad，1995；King and Mason，2001；Song,2008)。但同家庭其他成員不同，幾乎在世界所有的地方，婦女都被認為是嬰兒和孩子的首要照料者（UNDP，1995）。由于時間和能力約束，母親增加勞動供給或者改變勞動供給模式，可能導致的直接后果就是育兒時間的下降，或者由于工作疲憊導致育兒質量的降低，這些都可能對兒童的發展起到負面影響（Desai et al .，1989；劉靖，2008）。

母親在經濟轉型期育兒功能的弱化問題在我國的農村地區已經凸現。自1978年改革伊始，中國農村經濟經歷了以非農化、農村工業化以及城鄉遷移為特征的巨大轉變，在非農就業機會的增加及其經濟利益的激勵下，女性或者承擔了因為男性勞動力轉移而遺留的農業重任，或者選擇從事非農就業甚至向城市進行勞動力遷移（相關研究參見Knight and Song,2005；de Brauw et al .，2008；Zhang et al .，2004）。暢紅琴和董曉媛(2009)研究發現，對于育兒年齡（26至35歲之間）的勞動人口而言，女性的農業生產份額從1997年的52.3%提高到2006年的53.9%，而雇傭比例則從28.7%提高到47.3%。越來越多的年輕母親轉變勞動供給行為必然會對兒童的照料產生影響。有研究表明，母親勞動時間的增加對孩子的健康狀況具有顯著的負面影響，母親非農勞動增加對兒童的負面影響要大于農業勞動的增加（劉靖，2008）。同時，由于大量城鄉勞動力轉移所導致的“留守兒童”關于留守兒童問題的相關研究參見中國婦聯（2008）、段成榮（2005）等。問題，也是母親育兒功能弱化的一個強有力的證明。

當年輕的母親越來越多的轉變勞動供給模式時，一些育兒的替代品，包括老人、親戚以及育兒機構等，開始凸顯其重要性。兒童照料問題的重要性不僅在于其對兒童發展的直接影響，還在于它可以通過影響家庭的勞動供給或者消費決策對兒童產生間接影響。直接影響主要討論的是兒童照料的投入水平如何影響兒童發展。部分研究證明，高質量的兒童照料同兒童發展呈正相關關系（Love et al .，1996），但不同的兒童照料模式因其質量的差異對于兒童發展的影響可能并不相同，這方面的相關研究參見Blau（1999）。兒童照料的決策如何影響家庭的勞動供給或者物品投入決策的研究本身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話題，一方面，兒童照料的決策影響家庭勞動供給決策、尤其是母親的勞動供給決策或與其同時進行的其他決定，相關研究如Chevalier and Viitanen（2002）、Anderson and Levine（2000）、杜鳳蓮和董曉媛（2010）。就我國農村地區而言，一些研究證實，同孩子的祖父母同住或同祖父母居住地較近與婦女對兒童照料時間的下降緊密相連，年長與年輕的婦女在照料兒童方面存在分工（Chen，2004），并且這種分工有助于年輕婦女的勞動供給與非農就業參與（Judd，2007）。另一方面，兒童照料決策也可能影響家庭對于兒童投入品決策，相關研究參見Bernal and Keane（2006）。

由此可見，隨著經濟結構轉型與勞動力市場發展，母親作為家庭收入的掙取者和孩童的主要照料者，其勞動供給行為模式的轉變必然會對兒童的人力資本積累產生影響；隨著母親勞動供給模式的轉變，兒童照料替代品，包括老人、親戚以及育兒機構等通過直接或間接的渠道，在兒童人力資本決定中所起到的作用愈來愈重要。本研究使用中國營養健康（CHNS）數據，選取了四種健康指標反映兒童的健康狀況，同時利用工具變量控制健康產出方程中各種投入品的內生性問題，重點考察了兒童照料替代品對兒童健康造成的影響，以期得出有價值的結論和富有針對性的政策含義。文章主要分為五部分，第一部分是引言，隨后是計量模型的構建以及估計策略，接著是關于數據的說明以及圍繞所使用數據的描述性分析，然后是對于估計結果的討論，最后是簡要結論和政策建議。

二、 分析框架和估計策略

（一） 分析框架

本文主要采用健康水平作為兒童發展的衡量。兒童健康問題的重要性不僅在于它是生命質量的重要指標之一，還在于它同兒童的教育、未來的勞動供給以及工資的決定等都具有正相關關系（Behrman，1990）。本文的理論模型類似于標準的Becker(1965)家庭產出模型。首先，母親效用函數取決于兒童健康( H)、物品消費(X)以及休閑(TL )：

maxU(H,X,TL) （1）

同時，參照James Burdumy（2005）的研究，效用的極大化取決于兒童健康產出方程、母親和兒童的時間約束，以及家庭預算約束：

兒童健康產出方程表達式（2）表示兒童的健康取決于母親的照料時間投入Tmc和照料的質量Qc、兒童被他人照料的時間投入Toc和照料的質量Qs，同時還取決于物質投入G，Z為一系列外生的健康產出決定因素，ε是隨機擾動項。母親照料的質量取決于母親的勞動供給時間Tw以及其他因素A。在家庭預算約束方程（3）中，w指母親工資、V為其他收入，ps、pG和pX分別指孩子照料替代品的價格、孩子消費市場商品的價格以及母親消費市場產品的價格。母親的時間約束方程(4)分為勞動時間Tw、照料兒童時間Tmc以及休閑時間TL。 孩子的時間約束方程（5）這里對于兒童時間進行了高度的簡化，一方面忽略了兒童的休閑時間，考慮到兒童的休閑時間對于我們的研究沒有關系，這種簡化被認為是可以接受的；另一方面則假設了母親的照料時間與他人照料時間之間的簡單線性替代關系。如果假設此時兒童被照料的時間（母親和他人）為“有效”時間，那么這種假設也是符合邏輯的。則簡化為被母親照料的時間和被他人照料的時間為簡化分析，這里他人照料指的是兒童被父母以外的人照料的時間。從我們的樣本數據中看出，父親的照料投入比較少，因此，為了減少模型分析的復雜性以及降低計量的困難，在模型中以及后面分析階段忽略了父親照料因素。 Toc兩 部分。值得指出的是，這里的兒童健康產出方程是一個高度簡化的表達式，不僅表現在投入品種類的簡化，還表現在投入品之間關系的簡化。

從上述理論模型可以看出，從母親效用函數出發，囿于兒童健康產出方程、母親和兒童的時間約束以及家庭預算約束，母親在第一步效用最大化的決策過程中決定勞動時間以及兒童照料時間，在此基礎上，在優化過程的第二步決定兒童物品投入相關研究參見James Burdumy（2005）、Blau（1996）、Bernal and Keane（2006）等。，通過家庭預算約束決定育兒替代品的選擇，從而最終決定兒童健康產出。

假設兒童的健康為時間和物質投入的正常品，從兒童健康產出方程（2）中可以判斷，母親和他人照料時間、照料質量以及市場商品對于兒童健康的直接效應為正，即 hTmc>0,hQc>0,hToc>0,hQs>0和hG>0。同時，預期母親勞動時間提高往往會增加壓力以及疲憊感，從而降低育兒質量，即QcTw0。

依據上述分析，兒童的健康產出方程可以進一步表述為以下形式：

依據上述變形分析，兒童的健康進一步表示為母親勞動供給、兒童被他人照料以及投入品等其他因素的函數。此時，兒童被他人照料的影響可以從方程（6）中比較直觀的推出，其對兒童健康影響的邊際效果可以表示為：

這里可以看出，如果兒童的健康產出為時間投入的正常品，那么合理假定h/Toc>0，此時他人照料對于兒童健康的邊際影響取決于母親照料質量與他人照料之間的差異，也就是取決于方程(7)右邊究竟哪一項占主導地位。依據前述分析，如果他人照料的質量劣于母親照料的質量，即Qs-Qc

同理，母親勞動時間對于兒童健康變動的邊際效果亦可以從上式推知：

這里可以看出，母親的勞動供給時間對于兒童健康的影響取決于（8）式中關于照料質量以及投入物品的邊際影響相互抵消后的結果，母親工作時間的提高因降低母親的照料質量從而對孩子健康產生了負面影響，但更高的收入意味著更有可能為兒童健康投入更多的物品。因此，母親勞動時間對于兒童健康的影響方向如何并不確定，尚屬經驗問題。由此可以看出，他人照料以及母親勞動供給對于兒童健康的具體效果并不確定，只能通過經驗研究來證明。

（二） 估計策略

依據前述分析，健康產出方程可以寫成如下形式：

H=α0+α1Toc+α2Tw+α3I+α4W+ε(9)

其中I為家庭勞動收入，市場物品G的替代；W是一系列影響兒童健康的變量，包括Z、V、各種價格，以及其他家庭、個體或社區變量；αi(i=1,2,3,4)表示未知參數;ε是隨機擾動項。母親勞動供給定義為母親每周工作時間，兒童被他人照料時間定義為兒童被非父母個體照料的時間。家庭勞動收入為家庭年總勞動收入，以對數形式表示。

方程中非母親照料時間，母親勞動時間和家庭收入都是內生的，這主要有以下兩個原因:首先，兒童被他人照料以及母親的勞動供給同兒童健康稟賦相關，各種稟賦以及偏好的異質性因素均構成了方程中遺漏變量的來源，而變量遺漏問題通常使得估計系數有偏誤和不一致；其次，兒童當前健康狀況影響非母親照料時間和母親勞動時間的決策，比如兒童健康狀況差的母親更可能減少勞動供給和對非母親照料的需求，從而導致低估這兩個變量對兒童健康的負面影響，家庭勞動收入變量因其同母親勞動供給之間的相關性亦遭遇同樣的同期決定估計有偏誤的問題。

近年來部分研究對于兒童產出方程中的內生性問題的處理進行了努力，通常采用的方法包括在方程中引入變量、固定效果（或差分）模型以及聯立方程模型（多為單方程估計，如工具變量法）。然而這些方法各有裨益：變量方法較為直接，但對于數據信息要求較高，相關研究參見Vandell and Ramanan（1992）等；固定效果（或差分）模型雖然可以移除產出方程中不可觀測因素的影響，但依賴于不可觀測因素不隨時間變化的強假設，且難以解決反向作用的問題，相關研究參見Blau et al. (1996）等；而工具變量方法雖然可以從理論上解決這些問題，但如何選擇合適的工具仍然是一個困難的問題，相關研究參見Glick and Sahn（1998）。有鑒于此，多數研究傾向于采取將上述方法結合來解決內生性問題，相關研究參見Blau et al. （1996）和James Burdumy（2005）等。

囿于數據所限從CHNS的數據結構而言，調查相隔年份比較長（2至4年），如果是panel數據，要控制所有年份的兒童年齡都在5歲以下，對于樣本量是一個極大的考驗，而即使使用固定效果模型，也不能得出無偏的估計結果，仍然需要使用工具變量。，本文主要采用工具變量方法控制方程中的內生性問題，同時選擇盡可能多的能識別稟賦和偏好的變量來輔助降低估計結果對于未觀察到的異質性分布假設的敏感程度。此外，因為所有家庭層面的變量都可能同時與母親的勞動供給以及兒童的照料決策和健康產出相關（James Burdumy，2005），因此，本文主要采用社區層面變量作為工具變量。本文采用了如下備選的工具變量組合：當地勞動力市場需求狀況參見James Burdumy（2005）以及Bernal and Keane（2006）。（當地服務行業從業人員的比例及其平方項）、影響勞動參與的當地基礎設施狀況（村距火車站的距離、村內擁有黑白或彩色電視機的家庭的比例以及是否可以接收有線電視從信息的可獲得性與就業網絡的角度，認為此項工具與勞動參與相關，但與兒童健康關系不大。）、當地市場上的塊煤價格以及家庭人均耕地面積考慮到我國耕地面積按照人頭劃分的分配方式，我們認為耕地面積同兒童健康并不直接相關，但耕地面積可能在很大層面上決定了農村家庭的收入。。我們認為這些變量與勞動供給決策、育兒決策或家庭勞動收入存在相關性，但在控制了這三個因素的情況下，與兒童健康狀況無關。由此，本文采用兩階段最小二乘的方法估計健康產出方程，還將對工具變量的有效性進行檢驗。

三、 數據說明

本研究所用數據來自于中國營養與健康調查數據庫(China Economic，Population，Nutrition，and Health Survey，CHNS) 我們感謝中國營養與健康調查數據庫(CHNS)，Carolina Population Center和中國CDC為本文提供了數據。文中所有圖表數據來源均來自于本數據庫。，該數據庫包括中國九省七年的調查數據，時間分別為1989、1991、1993、1997、2000、2004和2006年；調查方法采取分層、多級、整群隨機抽樣，調查內容包括住戶調查、膳食調查、健康調查和社區調查等諸多方面。該調查在每一個調查年度調查住戶（農村住戶和城市住戶）4000個左右，涉及家庭成員13000多個。本研究所使用的數據為其中一部分，采用的子樣本包括調查中全部的農村點以及城市郊區的家庭，將城市郊區包括在樣本中是因為它們與農村地區關系緊密，其中大部分人仍為農村戶口相關的劃分方法參見Sicular and Zhao（2004）。。選取的子樣本包括除1989年外1989年針對勞動時間和收入的統計方法同其他年份略有不同，且數據質量也不如隨后年份，因此，在研究中去掉這一年的數據。的六個年度中0至5歲將孩子的年齡限定在5歲以下主要是考慮到6歲以上兒童開始入學，這樣可以避免分析復雜化。年齡采取出生月份除以12個月的計算方法，因此小于6個月的兒童計為0歲，6至18個月的兒童計為1歲，以此類推。孩子，同時去除某些異常值，樣本總數為1711個，其中母親參與勞動的1438個，被他人照料的570個。

考慮到健康是一個多維的概念，本文共選用四種健康指標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所推薦的方法，健康指標z評分=（觀測值―參考標準分年齡均值）/參考標準分年齡標準差，同時對異常值按照WHO推薦方法進行調整。本文中所使用的參考標準為WHO于2006年公布的兒童成長標準。其中，年齡別體重Z評分小于-2為體重不足，體重不足率常用于作為兒童營養不良患病率；年齡比身高Z評分小于-2為生長遲緩，反映兒童慢性營養不良；而BMI通常用作肥胖檢測指標，過高的BMI可以作為判斷兒童是否超重甚至肥胖的標準。。選取兒童的身高比體重Z評分（WHZ）、年齡比體重Z評分（WAZ）、年齡比身高Z評分（HAZ）來分別反映短期、中期和長期的營養狀況，同時選取年齡比體質指數（Body Mass Index，BMI）Z評分（BAZ）作為兒童體重狀況的監測。由圖1可以看出，HAZ和WAZ的樣本均值均小于零，WAZ表現相對好于HAZ，但兩種指標的分布均向左偏移，而WHZ和BAZ均值略高于0，且分布基本對稱。結合各種指標的代表含義，說明兒童生長遲緩在農村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而短期的營養不良則并不嚴重，這表明農村地區的營養不良問題雖然由來已久，但在近期內得到了改善，而困擾城市的兒童肥胖在農村并不成問題。

圖1 兒童健康指標樣本分布圖（HAZ、WHZ、WAZ、BAZ）

文中表1為健康方程中出現的主要變量的統計描述。家庭勞動收入以及非勞動收入采用CHNS數據庫中所提供的分地區分城鄉的價格指數進行調整，以2006年為基期不同年份的收入水平使用CHNS數據庫中提供的分地區分城鄉的物價指數進行調整，以2006年為基期。參見cpc.unc.edu/china/home.html。。樣本中女童的比例約46.2%，而獨生子女的比例僅有29.7%，結合孩子的出生次序來看，約有53%的孩子雖不是獨生子女，但為家中最小的孩子。雖然我們的樣本中多數為年輕的父母親，但其教育水平并不太高，多為小學文化。考察村里的基礎設施變量可以發現，農村地區育兒機構的可獲得性相對較低，我們所研究的樣本中僅有33.8%的村莊有適合兒童的育兒機構，而這個比例還包括了縣城以及城郊。從育兒機構的費用來看，即使以2006年的物價水平，月均約45元的費用并不算低雖然這個數字是我們對缺失值調整過后的結果，但偏倚程度并不大，事實上，如果扣除掉缺失的樣本，育兒機構費用的均值約為48.8元，這甚至高于我們調整后的結果。，這進一步說明了育兒機構在農村地區較低的可獲得性。

考察母親以及兒童照料情況，樣本中母親的周均勞動時間約為34.7個小時，而兒童周均被他人照料的時間約為11.4個小時。圖2左邊描繪了母親勞動參與率以及選擇他人照料的兒童的比例隨兒童年齡變化趨勢，右邊描繪了在孩子的每個年齡段不同類型的母親（參與勞動或未參與勞動）以及選擇不同孩子照料方式（他人照料或無他人照料）所占的樣本比例（每個年齡段為1）。從圖中可以看出，農村母親的勞動參與率高達70%以上，且隨著孩子年齡的上升比例不斷提高，兒童被他人照料的比例在兒童小于6個月時比較低，僅有不到20%，之后隨著兒童的年齡增加不斷增加，到孩子5歲時約有半數的孩子被他人照料。與沒有參與勞動的母親相比，參與勞動的母親更有可能選擇兒童照料的替代品。但即使如此，參與勞動的母親仍然有較高的比例沒有選擇兒童照料替代品，從事勞動且不選擇他人照料孩子的母親的比例在孩子的每個年齡段都是最高的，雖然隨著孩子年齡增加，參與勞動同時選擇他人照料孩子的比例也逐漸增加，但依然略小于參與勞動但未選擇他人照料孩子的母親比例，這說明在農村地區母親可能同時承擔了并不輕松的勞動負擔以及主要的兒童照料責任。

圖3分析了母親勞動時間以及兒童被他人照料的時間均值隨兒童年齡增長的變動趨勢，這種變動結合了時間和參與比例的增加兩方面。如果僅從均值的比較而言，母親勞動時間的增加并不能全部由兒童被他人照料時間的增加來彌補，在兒童的不同年齡段這個差異保持在22個小時左右，即使單獨考察同時參與勞動以及選擇他人照料兒童的母親，這個差異依然保持在9.8個小時左右，更何況他人照料與母親照料在質量上尚且可能存在差異,這說明母親或者因為工作減少了育兒時間，或者犧牲了休閑時間以取得育兒與工作之間的平衡，而無論哪種情況都可能降低育兒的時間數量或質量。分開考慮母親不同勞動參與狀態與育兒模式選擇可以發現，選擇他人來照料兒童的母親的勞動時間比沒有他人照料兒童的母親高4 5個小時，而母親參與勞動時兒童被他人照料的時間比母親沒有參與勞動的樣本約高4個小時,這說明育兒決策與母親勞動供給之間的確存在相關性。

考察母親不同勞動參與狀態與育兒決策情況下的兒童健康狀況，從表2可以看出，除了身高比體重Z評分外，其他幾個健康指標均顯示沒有參與勞動的母親的孩子健康狀況明顯好于參與勞動的母親。針對中長期的健康指標WAZ和HAZ的分析表明，選擇了他人照料的兒童身高與體重指標好于沒有選擇他人照料的兒童。比較勞動參與和育兒決策的四個不同狀態可以發現，母親沒有參與勞動同時沒有照料替代品的兒童健康狀況明顯好于其他幾種，這對于所有健康指標都適用，其次為母親沒有參與勞動同時兒童被他人照料，而健康表現最差的是母親參與勞動的同時沒有照料替代品，這表明育兒以及勞動供給決策的確對兒童健康存在影響。

四、 實證分析

表3分別列出了針對四個健康指標的OLS和2SLS估計結果，內生變量為母親勞動時間、兒童被他人照料時間以及家庭勞動收入。2SLS的第一階段估計結果見附表1和附表2，可以看出，在選用當前的工具變量組合的情況下，方程得到了較好的識別方程約在5%的顯著水平上拒絕了“弱”工具的假設，這樣的結果雖然不能令人特別滿意，但結果已基本可信。。通過Hausman檢驗，我們發現不能忽視這三者在兒童健康產出方程中的內生性，而Hansen Sargan的過度性識別檢驗則證實了所選擇的工具變量的有效性。

2：①HAZ產出方程的IV組合為：當地市場上塊煤的價格、當地服務行業從業人員的比例及其平方項、村內擁有黑白電視機的家庭的比例、家庭人均耕地面積、村內擁有彩色電視機的家庭的比例、村距火車站的距離；②WHZ、WAZ和BAZ產出方程的IV組合：當地市場上塊煤的價格、當地服務行業從業人員的比例及其平方項、村內擁有黑白電視機的家庭比例、家庭人均耕地面積、村里是否可以接收有線電視信號。

從OLS的估計結果可以看出，母親勞動時間投入以及兒童被他人照料時間投入對于兒童健康具有負面影響，雖然這種影響在多數情況下并不顯著；而家庭收入則對于短期健康指標（WHZ）和體重監測指標（BAZ）顯示出顯著正向影響，但2SLS的估計結果顯示OLS的母親勞動時間和兒童被他人照料時間的估計系數嚴重有偏，這種偏差主要源自于母親勞動供給與兒童照料和兒童健康之間的相互作用關系所導致的內生性。在通過工具變量識別了這種關系后，勞動時間以及照料時間的系數均發生了較大變化，并凸顯出了時間投入對于兒童健康的重大作用。而OLS的勞動收入的系數則呈現出向下偏移的趨勢，這可能表示了家庭聯合勞動供給決策對于家庭收入的作用。2SLS的估計結果顯示了家庭勞動收入對于兒童健康顯著的正面作用。

從2SLS的估計結果來看，兒童被他人照料的時間對于兒童健康呈現出顯著的負面影響，且這種負面影響與母親勞動時間增加的影響效果非常接近。這意味著在控制了家庭收入以及母親勞動供給的情況下，兒童被他人照料的時間每增加一個小時，就使得兒童的健康指標下降0.022―0.034個單位。依據前面的分析，方程中兒童被他人照料時間的系數同時包含了他人照料對兒童健康的正效應以及母親照料時間下降的負效應。兒童被他人照料時間的負面影響實際上可以認為是母親照料與他人照料之間的質量差異，兒童被他人照料時間上升所帶來的正效應難以抵消母親照料時間下降的負效應，這說明了當前兒童照料替代品的質量令人擔憂。

母親勞動時間的增加對兒童健康的四個指標均有顯著的負面影響，表現在母親的周均工作時間每增加一個小時，就傾向于使得兒童的HAZ下降約0.024個單位，WHZ下降約0.026個單位，WAZ下降約0.026個單位，BAZ下降約0.03個單位。這證明了前面的理論以及描述性分析的結果，農村地區母親可能同時承擔了繁重的勞動負擔以及主要的兒童照料責任。鑒于母親勞動時間實際上是母親照料兒童的有效時間的反向替代，母親勞動時間的負面影響可能源自于因勞動時間增加所導致的母親照料時間的減少，以及因疲憊等因素所導致的照料質量的下降，雖然勞動時間增加同樣意味著投入物品的增加，但這種正效應難以抵消其所帶來的負效應。

家庭勞動收入對于兒童健康均顯示出了顯著的正面影響，且針對不同的健康指標的影響差異較大。家庭年勞動收入每增加1%，可能使得兒童的WHZ、WAZ和BAZ分別增加約0.63、0.519和0.549個單位，而對于HAZ，這個效用僅為0.28左右。這表明家庭勞動收入對于兒童的近期健康狀況具有更大的影響，同時也證實了文獻中關于家庭收入對于兒童健康具有正面促進作用的結論。類似的，家庭非勞動收入也僅僅顯示出了對于兒童短期健康狀況具有顯著作用，對于其他健康指標則沒有明顯影響。這種不顯著影響的原因一方面可能在于家庭非勞動收入中包括了貧困補助、獨生子女費等，補貼水平高反應了家庭的貧困狀況，且針對兒童的補貼可能不一定真正對兒童起作用；另一方面，也可能體現了個體與家庭水平上的收入控制權不同對于兒童健康的影響，個體對于自己的勞動收入具有更大的決策權力。

作為反映照料替代品質量的變量，家庭有居住地較近的女性老人的存在并沒有對兒童的健康產生顯著影響。不僅如此，從OLS和2SLS的系數符號來看，這種潛在的影響甚至可能是負的。出乎意料的是，男性老人的存在反而對兒童的中短期健康起到了顯著的正向促進作用，這或許是由于女性老人對于兒童的影響主要在于照料時間，而男性老人則更傾向于從其他方面如物質投入來對兒童產生影響。適合兒童年齡的育兒機構的可獲得性對于兒童短中期的健康狀況起到了顯著的正面影響，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可以獲得育兒機構將使得兒童的WAZ提高0.189個單位，它對于WHZ和BAZ的影響尤其顯著，其邊際變動的影響分別為0.251和0.292個單位。育兒機構費用對于兒童的健康狀況則沒有顯示出顯著的影響。

兒童的性別、年齡、是否獨生子女以及出生次序均沒有顯著影響，這或許是由于樣本兒童年齡偏小，性別或者獨生子女方面的優越性尚未體現所造成的。母親的生育年齡預期會對兒童的稟賦以及母親的照料能力或偏好產生影響，估計結果顯示了母親生育年齡較高對于兒童中短期健康水平具有顯著影響，同以往的研究結果相比較，這似乎表明母親生育年齡的生物學影響效果在我們的樣本中要小于母親年齡增加在兒童照料能力與經驗方面的優勢，但這種關系并非線性的，這種非線性主要體現在母親年齡大對于兒童健康的影響上面。母親年齡大于35歲對于兒童健康的影響為負，且影響程度遠遠大于生育年齡，但這個作用僅在孩子的年齡比體重估計式中體現出了顯著影響。

父母的身高體重作為兒童健康稟賦的識別因素對于兒童的當前健康起到了顯著的作用，母親的體重較其身高對于兒童顯示出了更為顯著的影響，而父親的身高則顯示出更為顯著的影響。母親的教育水平預期可以從影響母親的照料能力和偏好以及家庭對于兒童投資的偏好等方面來影響兒童健康，但這個影響并不顯著。如果從母親的營養知識的獲得或者拓寬視野的角度而言，這種不顯著的作用或者說明當前農村基礎教育在健康知識的傳遞方面的匱乏以及提高能力方面的欠缺，或者說明雖然高教育的母親有更高的知識以及更寬的視野來對待兒童的健康，但其可獲得的物資投入有限，從而限制了知識在兒童健康方面的實現。而父親的教育水平則對于兒童的長期健康起到了正面的促進作用，從影響家庭物資投入偏好的角度，這似乎說明了父親而非母親更有決策權力。

農村是否有可以買到肉蛋禽的自由市場預期可以從營養食品是否較易獲得方面來影響兒童健康，在多數情況下這一影響為正但并不顯著，這或許是因為農村地區家庭目前仍在肉蛋禽等的消費方面多處于自給自足狀態，所以對于自由市場的遠近并不敏感。而稻米價格對于兒童中短期健康顯示出顯著的負面影響，反映了食物價格變動與兒童健康之間的反向變動關系，這同以往文獻的結論如Martin Prevel et al. (2000)相一致。考察地區以及時間變量，可以看出不同年份的兒童健康狀況并沒有顯著區別，這或許說明了雖然農村幼兒所處的健康大環境并沒有變壞，但至少也沒有變得更好。縣城的幼兒健康狀況顯著好于農村地區，而城郊則和鄉村地區沒有顯著差異，這可能體現了不同地區健康環境的差異。

五、 簡要結論

中國的鄉村經濟自1970年代以來經歷了顯著的變化，這些變化改變了女性的勞動力參與狀況，但卻加重了女性育兒與工作的雙重負擔。隨著年幼兒童的母親參與勞動力市場模式的變化，是否能夠獲得高質量的育兒替代品對于兒童福利的影響越加凸顯。本研究選取了四種健康指標――用身高比體重Z評分（WHZ）、年齡比體重Z評分（WAZ）、年齡比身高Z評分（HAZ）來分別反映短期、中期和長期的營養狀況，同時選取年齡比體質指數（Body Mass Index，BMI）Z評分（BAZ）作為兒童體重狀況的監測，重點考察控制了母親勞動供給的情況下兒童照料替代品對于兒童健康所造成的影響。研究發現，兒童被他人照料的時間以及母親勞動時間的增加對兒童健康呈現出顯著的負面影響，家庭勞動收入對于兒童健康體現出了顯著的正面影響。適合兒童年齡的育兒機構的可獲得性對于兒童短期和中期的健康狀況起到了顯著的正面影響。

目前的公共政策主要針對于兒童健康、醫療服務的可獲得性等方面，針對農村兒童照料方面所提供的關注和支持則相對較少。從公共政策的角度，女性勞動參與對于農村經濟增長以及收入提高具有重要作用，那么，如何減少女性參與過程對于兒童福利的負面影響就顯得極為重要。本文研究證實了兒童照料服務在農村地區因其可獲得性遠遠不夠以及質量差強人意而給兒童的健康帶來了負面影響。因此，如何提高兒童照料的可獲得性及其質量，這對于降低女性負擔、促進女性勞動供給，以及提高兒童福利都具有重要作用。另外，從研究的結論來看，母親的教育水平對于兒童健康并沒有起到顯著的促進作用，這或許說明了現有教育體系中關于健康的知識推廣不足。另外不同地區的兒童健康狀況差異顯著，兒童的健康狀況似乎與地區經濟發展狀況緊密相連。鑒于公共健康服務的供給具有顯著的外部性，以及不同地區間勞動力流動現象的加劇，建立一個公平而統一的公共健康服務的供給以消除不同地區間健康投入的不均衡具有特殊的意義。

參考文獻

Anderson, P. M. and P. B. Levine, 2000, “Childcare and Mothers Employment Decisions,” in Finding Jobs: Work and Welfare Reform , Eds. by David E. Card and Rebecca M. Blank,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Becker, G. S, 1965, “A Model of Allocation of Time,” Economic Journal , Vol.75, 493 517.

Behrman, J. R., 1990, “The Action of Human Resources and Poverty on One Another: What We Have Yet to Learn,” Living Standards Measurement , Working Paper No.74,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Bernal, R. and M.P. Keane, 2006, “Child Care Choices and Childrens Cognitive Achievement: The Case of Single Mothers,” manuscript ,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and Yale University.

Blau, D., 1999, “The Effects of Child Care Characteristics on Child Development,” The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 Vol.34(4), 786 822.

Blau, D. M., D. K. Guilkey, and B. M. Popkin, 1996, “Infant Health and the Labor Supply of Mothers,”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 Vol.31(1), 90 139.

Chen, Feinian, 2004, “The Division of Labor between Generations of Women in Rural China,”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 Vol.33, 557 580.

Chevalier, A. and T. K,Viitanen, 2002, “The Causality between Female Labour Force Participation and the Availability of Childcare,” Applied Economics Letters , Taylor and Francis Journals, Vol.9(14), 915 918.

De Brauw,Alan, Qiang Li, Chengfang Liu, Scott Rozelle and Linxiu Zhang, 2008, “Feminization of Agriculture in China? Myths Surrounding Womens Participation in Farming,” China Quarterly , Vol.194, 327 348.

Desai, S., P. L. Chase Lansdale, and R.T. Michael, 1989, “Mother or Market? Effects of Maternal Employment on the Intellectual Ability of 4 Year Old Children,” Demography , Vol.26(4), 545 562.

Glick, P. and D. E. Sahn, 1998, “Maternal Labor Supply and Child Nutrition in West Africa,” Oxford Bulletin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 Vol.60(3), 325 355.

Hoddinott,J. and L. Haddad, 1995, “Does Female Income Share Influence Household Expenditures? Evidence from Cote DIvoire,” Oxford Bulletin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 Vol.57, 77 95.

James Burdumy, S., 2005, “The Effect of Maternal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on Child Development,”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 Vol.23(1), 177 211.

Judd,E., 2007, “No Change for Thirty Years: the Renewed Question of Womens Land Rights in Rural China,” Development and Change , Vol.38, 689 710.

King, E. and A. Mason, 2001, Engendering Development Through Gender Equality in Rights, Resources, and Voice , A co publication of the World Bank 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Knight, John and Lina Song , 2005, Towards a Labour Market in China ,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ove, J. M., P. Z. Schochet. and A. L. Meckstroth, 1996, “Are They in any Reat Danger? What Research does and doesnt Tell Us about Child Care Quality and Childrens Well Being,” manuscript , Princeton N.J.: Mathematica Policy Research, Inc.

Martin Prével, Y., F. Delpeuch, P. Traissac, J. P. Massamba, G. Adoua Oyila, K. Coudert, and S. Trèche, 2000, “Deterioration in the Nutritional Status of Young Children and Their Mothers in Brazaville, Congo, Following the 1994 Devaluation of the CFA franc,” Bulletin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 Vol.78(1), 108 118.

Sicular,Terry and Yaohui Zhao, 2004, “Earnings and Labor Mobility in Rural China: Implications for Chinas WTO Entry,” in China and the WTO: Accesssion Policy Reforem and Poverty Reduction Strategies , Eds. by Deepak Bhattasali, Shantong Li, and Will Marti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39 260.

Song, Lina, 2008, “In Search of Gender Bias in Household Resource Allocation in Rural China,” IZA Discussion Papers 3464,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Labor (IZA).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1995,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Vandell, D. L. and J. Ramanan, 1992, “Effects of Early and Recent Maternal Employment on Children from Low income Families,” Child Development , Vol.63(4), 938 949.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6, “The WHO Child Growth Standards,” who.int/.

Zhang, Linxiu, A. de Brauw and Scott Rozelle, 2004, “Chinas Rural Labor Market Development and Its Gender Implications,” China Economic Review , Vol.15, 230 247.

暢紅琴和董曉媛，2009，《農村勞動力外流對留家庭成員時間使用的影響》，《世界經濟文匯》第4期63―76頁。

杜鳳蓮和董曉媛，2010，《轉軌期女性勞動參與和學前教育選擇的經驗研究:以中國城鎮為例》，《世界經濟》第2期53―68頁。

段成榮和周福林，2005，《我國留守兒童狀況研究》，《人口研究》第1期29―3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