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學文化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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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考古學文化范文
關鍵詞：中國文明起源;遼西地區古文化;新石器時代
首先要明確兩個概念。一是本文所談及的國家文明起源，時間上中國早期國家文明萌芽于2500BC左右以陶寺遺址為代表的龍山時代，空間上不僅限于中原一帶，其他地區也存在文明起源中心，如北方遼河流域。二是本文所界定的遼西地區，是指以西拉木倫河流域為中心，西起燕山西段，沿七老圖山、努魯虎爾山、巫醫閭山向東至遼河平原;從大興安嶺南麓起涵蓋西拉木倫河、老哈河、教來河、大小凌河、灤河，自北向南基本上包括了遼寧省西部、內蒙古東南部和京津冀三省市北部地區。遼西地區的古人類文化遺存在舊石器時代晚期就形成了有異于東北其他地區且相對穩定的文化格局，目前這一地區具有代表性的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遺存有小河西文化、興隆洼文化、趙寶溝文化、紅山文化和小河沿文化等，年代從距今8000多年前至距今4000年左右。故本文從影響中國文明起源和形成的要素這一角度出發，從以下幾個方面展開探討。
一、農業的發生
人類在走向文明的進程中，由于農業的發展，形成了長期定居的村落，從而為步入文明社會的正軌奠定了所需的物質基礎。因此可以說，中國傳統的早期國家是根植于農業經濟基礎上的農業文明[1]。從地理位置上看，遼西地區地處中原農業和東北漁獵經濟類型的中間地帶，河湖與丘陵密布，氣候溫暖濕潤，是典型的混合經濟、人群雜居地帶。形成于距今8000年前的興隆洼文化經濟類型以狩獵―采集―漁獵為主，早期不見農業，在中后期發現有已碳化的人工栽培谷物1500余粒，是目前世界上發現年代最早的粟類谷物顆粒實物遺存[2]。由此可見農業在該文化時期已經出現，并成為一種補充性經濟活動，與狩獵―采集―漁獵經濟類型相結合從而形成一種復合型經濟形態;其次，該文化出土的有肩石鋤和長方形或亞腰形石鏟，也都具有翻整土地的農業用途;此外，在房址居住面上還普遍發現有用于谷物加工的石磨盤石磨棒[3]。
按現在的流行的觀點認為，農業的發生和農業經濟的發展使得社會有能力供養更多的人口，實現聚群而居，促使國家文明的到來。由此可見，這種較早發生在遼西地區的北方旱地粟作農業對于中國早期文明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奠基意義。
二、聚落形態和防御性設施
伴隨農業的發生，人類的居住形態過渡到定居的村落;由于國家文明的出現，具有防御功能的城也隨之興起。學術界一般將遼西考古發現的興隆洼文化聚落[4]分為三期：一期以興隆洼一期聚落、北城子聚落遺存為代表;二期以興隆洼二期聚落、查海聚落、南臺子及興隆溝聚落遺存為代表;三期以白音長汗聚落遺存為代表。聚落由居住區、燒窯區、墓葬區和祭祀區組成，各區分工明確，聯系緊密，形成了一個相對獨立的經濟和精神文化體。居住區為凝聚式格局，房屋多為成排分布的方形半地穴式建筑，房址面積存在大、中、小之別;有環壕聚落和非環壕聚落兩種，其前者數量居多;還可以分為單體聚落和多體聚落兩種，每處聚落都有中心房址。帶壕聚落有三種類型，一種是以興隆洼一期聚落為代表，環壕平面近圓形，西北側留有出口，寬2米 ，深1米左右;一種是北城子聚落遺存為代表三面環壕，一面向水;還有一種為雙壕各環繞一個居住區，以白音長汗遺址興隆洼文化乙類聚落為代表，環壕平面近圓形，橫剖呈倒梯形，現存的溝深和寬度均1米左右不到2米。由此可見，興隆洼文化聚落的環壕可能兼具一定的防御性能和分區功能，尤其是北城子聚落遺存的設計更凸顯了圍壕的防御性能。
在興隆洼文化接近尾聲之際，西拉木倫河以南取而代之的是趙寶溝文化和紅山文化，兩種文化基本上交錯并存，但從出土的陶器面貌上看，趙寶溝文化與興隆洼文化之間可能存在更密切的先后繼承關系。已發掘的趙寶溝文化遺存規模較小共6處，且多為居住址，從已發表的白音長汗遺址、水泉遺址、小山遺址和趙寶溝遺址材料上看，房屋均為成排分布的長方形半地穴式建筑，依據房屋的數量可分為大、中、小三個類型：趙寶溝遺址面積9萬平米以上，房屋數量100余座，且劃分有居住區和祭祀區，是一處規模較大的中心性聚落;水泉遺址房屋有30多座，屬中型聚落;小山遺址和白音長汗遺址房屋總和不足10座，為小型聚落[5]。趙寶溝文化的三種聚落形態均經統一規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當時社會已存在具有一定凝聚力的社會組織。并對后來紅山文化的聚落形態產生了一定的影響，這使其在遼西地區新石器時代文化發展過程中起到了承上啟下的過渡作用。
興隆洼文化的前身――小河西文化被認為是遼西地區目前已確認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6]，經發掘的聚落有白音長汗遺址一期、查海遺址一期和楊家洼遺址，其中有13處為單純的小河西文化遺存，包括1座中型聚落、5處小型聚落和7個最小聚落;聚落為氏族聚居，一般有兩個等級的社會組織――小型房址為家庭，成排分布的中型房址為大家庭，如白音長汗遺址一期的3座房址中，F42面積最大，依次為F64，面積最小的是F65，可能為一個由家庭和大家庭組成的二級社會組織;查海遺址一期聚落的兩排房址則可能是一個由家庭、大家庭和氏族組成的三級社會組織[7]。
大量考古學材料表明遼西地區古文化遺存中從房屋因素的出現到聚落形態的形成，尤其是自興隆洼文化起環壕聚落的出現對后來“城”的概念的出現具有重要意義。
三、宗教祭祀
尹弘兵先生曾提到，文明起源有四個層次，其中第四個層次便是宗教的力量[8]。他指出某些學者所強調的“視禮制為進入文明時代的重要標志，認為禮制對中國文明起源具有重要意義”這一觀點，其實是沒有理清禮制與宗教關系。他認為禮制本身也是宗教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二者在西周以前并無明確劃分，其后禮制才從宗教中獨立出來。那么，在政教合一的史前社會和夏商時期，宗教祭祀活動的實質更傾向于一種極為重要的政治活動，而在這一過程中所用到的禮器，就成為國家權力的象征。
遼西地區古文化中的祖先崇拜最早源于小河西文化，在興隆洼文化時期發展成一種習俗，白音長汗F19出土的石雕人像是該文化時期崇祖觀念形成的重要實證，F19的性質也因此發生了變化，兼具居住和祭祀功能。這種對于祖先的崇拜行為到了趙寶溝文化時期在內涵上得到了進一步發展，由以小山遺址出土的人首石越為代表，鉞是祭祀活動中的重器，而鉞首刻畫的人首形象則應是“祖”的形象，不難推測這應是為祭祀專門刻畫制作的。紅山先民為承蒙祖先庇佑而進行的祭祀活動，在這一時期更加繁榮，西水泉遺址、東嘴山遺址和牛河梁女神廟等遺址出土的女性雕像[9]更具濃厚的崇祖思想。另外，對于動物和天地的崇拜也都不難在這一地區的古代人類文化遺存中發現――對于龍的崇拜，早在興隆洼文化時期就已處于孕育期，到趙寶溝文化時期開始形成為習俗，到了紅山文化時期，龍崇拜邁入成熟階段并對后世逐漸形成的龍文化產生深遠影響。而對天地的崇拜則是紅山文化時期原始和祭祀體系發展到一定高度的另一重要體現，修建在牛河梁遺址、東嘴山遺址和草帽山遺址的祭壇和積石冢體現了天圓地方觀念的成熟，更有大家指出這種大型禮制建筑性質的壇、廟、冢表明早在3000BC前我國就已出現了根植于公社又凌駕其上的更高級別的社會組織形式[10]。
這樣看來，古代的祭祀本質上就是人神之間的對話，而最初的等級差別也產生于人神之間，后來那些主持祭祀活動、溝通神靈的巫祝們的等級地位也隨之逐漸高于眾人，由此出現了高低貴賤的社會等級差別，不同等級之間的人進行交往時要遵循特定的儀式，既禮?！皣摇本褪沁@種等級差別發展到一定程度的產物。實際上，若溯其根源，這種成形于三代的古禮，應與遼西地區以興隆洼文化和紅山文化為代表的史前禮制有著某些淵源關系。
四、結語
中國文明起源和形成的途徑，從居住形態上講，是從自然村落發展到都城;從社會組織結構上講，是由部落發展到國家;從意識形態的發展上講，是由對神靈的單純崇拜發展到獨具規模和形制化的祭祀活動。遼西地區新石器時代各文化遺存正是從上述三個方面對中國文明起源、形成到發展的進程中起到了不容忽視的作用，與其他古文化區共同使中國史前文明發展成一種重瓣花朵式的多元一體結構[11]，成為中國文明起源多中心論的一例有理證據。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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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席永杰，滕海鍵.興隆洼文化研究綜論[J].赤峰學院學報，2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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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索秀芬，李少兵.小河西文化聚落形態[J].內蒙古文物考古，2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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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徐子峰.紅山文化在中華文明起源中的地位辨析[J].松州學刊，2010（5）.
第2篇：考古學文化范文
關鍵詞： 中國古代文學 邊緣化 教學思考
一、中國古代文學課程教學地位的日益邊緣化
（一）古代文學教學地位的邊緣化現狀
中國古代文學課程（包括文學史和作品選）是自漢語言文學專業開設伊始的專業主干課之一，其時間跨度跨越中華三千年歷史，學科涉及哲學、史學、美學、文獻學、文化學等學科領域，囊括作家作品浩如煙海，體系恢宏。其于漢語言文學專業而言，地位不言而喻。然時移世易，該門課程目前的教學地位令人擔憂，呈現日益邊緣化趨勢。究其邊緣化表現，突出表現為教學課時不斷縮減，甚至取消了古代文學作品選課程。
該門課程的課程設置，最初由中國古代文學史與古代文學作品選兩部分組成，二者課時分開設置，課程安排貫穿三學年或兩年四學期，課時充足。其具體課時數，僅古代文學史，最初部分院校達500多課時，或400學時?，F在絕大部分院校將作品選課程取消，文學史課程課時壓縮至200到300課時之間，而我校則直接壓縮至192課時，且僅有的192學時還包含每學期6學時即四學期共24學時的實踐教學學時，則理論教學課時實際只有168學時。
目前中國古代文學史通用教材是袁行需先生主編、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文學史》（四卷本），相對于有限的課時，顯得內容龐大，任務繁重。即將出版的教育部“馬工程”《中國古代文學史》（三卷本）教材又增加了少數民族文學史的內容和學界最新研究成果，更是體系龐，內容多，任務重，難度大。一方面是古代文學史教材編寫內容的日趨充實與龐雜，另一方面是古代文學教學課時的日趨縮減，如何在不斷縮減的課時里完成龐雜的教學任務，成了橫亙在教師面前的一道難題，故有學者坦言：“當代的古代文學教材編寫者將中國古代所有優秀的文化都編進教材中，希望學生能夠及時掌握，但是這么煩冗的教材內容，教師在教學過程中沒有恰當地對教材的內容進行取舍，而且大學教學課時有限，教師只能對一些知識點到為止，學生也是淺嘗輒止，學到的正是皮毛，并沒有真正學習到中國古代文學的精華。”①古代文學教學日顯力不從心，且受制于有限學時的教學，更易變成浮光掠影與淺嘗輒止，從而加速邊緣化進程。
（二）古代文學教學地位邊緣化的原因分析
1.實用主義與急功近利的思想泛濫
近些年來，市場經濟蓬勃發展，某些人急功近利，追求立竿見影的實用效果，功利主義、實用主義盛行。象牙塔中的高等教育未能幸免，高等教育日趨工具化、功利化，教師忙于能名利雙收的科研課題，學生則在快餐文化中失去了閱讀的耐心。有學者直言：“在當代中國高等教育日益工具化、功利化的大趨勢下，古代文學正在被加速邊緣化。在視功名利祿的最大獲得為成功的商品社會價值判斷的眾聲喧嘩中，人們已失去了閱讀的耐心并少能從中獲得，更不用說從中找尋心靈的安放和精神家園的歸依?！雹谠诮洕娴尿寗优c即學即用的短視眼光中，人們以追逐錢財和實用技能告慰心靈，對專業的選擇和課程的學習，看重是否帶來經濟效益，重視能立竿見影地求得生存的實用技能，古代文學學習既帶不來錢財又帶不來立竿見影的實用生存技能，故古代文學“理所當然”遭遇邊緣化。
2.教材內容的與現實脫節
中國古代文學課程作為大學漢語言文學專業的專業主干課程之一，在大學課程中本占重要位置，但由于教材內容所載均為古代文學事件，其固有的內容與現實生活有一定距離，時空的原因，難免給人以時隔久遠之感。尤其是先秦和秦漢魏晉南北朝的文學內容，學生學習時覺得與自己的實際生活不沾邊，或者認為這些古代文學知識于今后就業沒有幫助，故興趣不濃。再者，古代文學作品的閱讀文本系文言文，加大了學生的閱讀難度，亦降低了學生的閱讀興趣。
古代文學的教材內容脫離現實，即教學內容與社會需要脫節，學生不能在學習中國古代文學課程中培養出適應社會需要的能力，或者不能達到立竿見影的學習效果，故學生更愿意將時間花在其他專業技能學習上，學習有實際意義的對自己今后就業有幫助的課程，這的確是中國古代文學課程教學面臨的現實困境與尷尬處境。
3.課程設置的重“史”輕“文”
目前大學中文系的古代文學課程設置，大多砍掉古代文學作品選課程，僅以文學史為必修，學生忙著背文學史，文學作品只是闡述文學史進程的附帶參考資料。學生只記住了文學史上的甲乙丙丁知識點，很少誦讀甚至根本不細致翻閱古代文學作品?！耙晕膶W史而不是以文學作品為中心，偏重于文學史線索的梳理，相對忽視了對文學作品的講習；偏重于對文學史常識的教學，相對忽視了對作品的精微體悟；偏重于治學方法的傳授，相對忽視了學生基本功的訓練?！雹圻@種重文學史梳理、輕文學作品講習的重“史”輕“文”的做法，使古代文學教育事實上成了“史學教育”，本末倒置。
4.教學手段的陳舊單一
目前，隨著現代高科技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現代教學技術引入課堂，豐富了課堂教學，激發了學生興趣。中國古代文學教學也不例外，現代化多媒體手段亦引入古代文學教學，增強了講授的直觀性、形象性，引發了學生興趣，提高了古代文學的教學效率與質量。然總體而言，當下的古代文學課程教學仍多沿襲傳統的以教師為主進行講授、學生復習考試的傳統模式，仍多以口述和粉筆占據課堂，教學方法陳舊，教學手段單一。
二、關于中國古代文學課程教學的幾點思考
（一）更新教學理念，培育人文素質。
一個民族的發展離不開經濟的支持，但更離不開精神力量的支撐。人活在這個世界上，實際上活的是精神。物質的東西會隨風而逝，唯有精神永存。古代文學的學習不能帶給學生立竿見影的實用技能，但它的確是一劑精神食糧。因此，古代文學教學應該正視現實，更新教學理念，教學目的不能再局限于傳授文學知識，傳播中華文化，更應該在于陶冶學生情操，培養學生人文素質，提高學生人格修養。學生人文素質的提高是關鍵。學生通過學習古代文學作品，與歷史對話，與文本對話，與詩文家對話，“面對一個詩人，實如經歷一次人生；面對一部作品，實如親歷一場相逢”，如此方能正確解讀文本，感悟世界，鞭策自身，思索人生，寄托心靈。
關于此點，其實學者們不約而同有此共識。如高曉玲先生曾言：“中國古代文學經典教育堅持以德育為先，以培養高尚的人格為終極目標。”④孫小力先生亦說：目前片面強調文學史論的教學，阻礙了學生的獨立思考，甚至令人無所適從；“中國古代文學”教學的主要目的，在于培養提高學生的人文素養⑤。
（二）重返文學本位，注重作品解讀。
當前中國各大學中文系古代文學教學雖然強調文學史的講授應該與作家作品分析結合起來，以文學史為主線，以作品貫穿，將宏觀的審視與微觀的例子結合，但在日益縮減的課時里，梳理文學史發展脈絡即占去大部分時間，作家作品只能附帶提及。這種重文學史而輕作品選的傾向十分明顯，并帶有普遍性。這種重“史”輕“文”的做法本末倒置。故古代文學教學的當務之急是從“以文學史為經”回歸到“以文學作品為本”，注重作品解讀，把課堂重新讓位于作品，教學回歸文學本位。亦如戴建業先生所云：從當今大學生的實際水平出發，中文系古代文學教學應該倒轉現行的課程設計，不再把古代文學作品作為“文學史參考資料”，而應讓“中國文學史”成為中國古代文學的“輔助教材”；在選擇古代文學作品時，同時兼顧古人和今人的審美標準，盡可能選各個朝代、各種文體的代表作，選講那些至今仍有旺盛藝術生命力的作品⑥。實際操作過程中，是可以通過實際課程設置做到這一點的，即先作品后文史。如廣西師范大學國家文科基地班的古代文學教學即在文學史課程講授之前先安排為期兩個學期的古代文學作品精讀課程，在學生有一定作品積累之后再來把握文學史的發展脈絡，教學效果比較顯著⑦。
（三）優化施教手段，確立學生導向
施教手段上，以往古代文學教學以口述和粉筆為載體，教師“一言堂”或者“滿堂灌”，課堂呆板枯燥。孔子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雹嚯S著現代教育技術的不斷發展，古代文學迎來了教學手段革新的春風。教師們與時俱進，把新的現代教學技術引入課堂，課堂講授以PPT課件呈現，輔以圖像、聲音、視頻等多媒體形式，直觀形象的感受，增加了課堂生機，激發了學習興趣。但教學手段的現代化改革仍須普及和進一步提高，教師仍需不斷探索出新的教學手段強化教學效果。如開辟第二課堂，將教學大綱、必讀書目、思考與練習、答疑解難、教學視頻等放到網上，供學生參閱；開辟QQ討論組、微信群、微博、論壇、微課、慕課（“MOOC”的英譯，是新近涌現出的一種在線課程開發模式，是一種新型的大規模網絡在線教學模式）等，供師生互動等。總之，構建網狀教學體系，豐富教學手段，以達到強化教學效果之目的。
教學模式上，以往的古代文學教學以教師為中心，教師在課堂上滔滔不絕地講，學生在課堂上被動地邊聽邊記，思考與實踐機會極少。目前這種情況依然存在。這種以教師為話語霸權的傳統教學模式有利于教師發揮主導作用，系統傳授知識，但完全由教師主宰的課堂不利于培養創新型人才，故必須改革傳統教學模式，實行“以學生為主體，以教師為主導”的教學模式，讓教師由“講授者”變為“引導者”，以學生為本的參與式教學，穿插學生試教環節等，把課堂讓位于學生，使學生真正成為課堂的主體，在教學過程中充分發揮主動性與積極性。
（四）注重古今結合，教學接點地氣。
古代文學由于固有的原因，教學內容只能是古生的文學現象與作家作品，古代與現當代本身就存在遙遠的時空距離。了解那個時代的歷史，還原那個時代的創作風貌，回歸詩文創作的“原生態”，與歷史對話，與詩文家對話，與文本對話，最終達到正確解讀作家作品與文學現象的目的。我們學習古代文學，吸取古之養料，但不能拘泥于古，教學中還必須將古代文學與現實結合，探究古代文學作品的當代意義，探究詩文家遭際不同人生際遇和苦難的態度及其于自身的影響與當代價值，如此方接地氣，融通古今，激發學生興趣，樹立正確的人生觀與價值觀。有學者曾言：“在中國古代文學教育實踐中，不應該只是為了單純地完成教學計劃規定的內容，而是要從宏觀層面上審視經典作品的社會價值和審美價值，挖掘經典作品中深厚的文化內涵和現代意義?！雹嵬诰蜃髌返默F代意義，是古今結合，古為今用。故有老師在講李白《與韓荊州書》時，不僅注重其文學性，而且關注其現實性。⑩筆者在講授蘇軾詩文詞時，關注蘇軾人生遭際，將具有相似際遇的秦觀和蘇軾相比較，見出蘇軾的樂觀曠達，學生體味出面臨逆境時該葆有的態度、精神和格調。這樣古今結合，古為今用，貼近當下，接點地氣，學生學習不會只停留在古人的世界，更和自己的人生有了關聯，興趣大增。
（五）變革考核方式，重視過程督查。
古代文學的傳統考核方式為閉卷筆試，題型往往是填空、選擇、名詞解釋、簡答、論述、材料分析等。這種考核方式重視期終考試結果，輕視平時學習過程，學生考前臨時大突擊。顯然，傳統的考核方式一張試卷定成績不科學，隨著教學手段的變化、課堂教學的拓展延伸，考核方式急需進行改革。目前我校的考核方式是將學生的平時學習與期末考試并重，將過程與結果并重?？己朔绞降淖兏镓灤┝藢W生學習全過程。
首先，我們重視學生的平時考核。學生平時遲到早退、課堂發言、詩文背誦、作品閱讀、作業完成等情況一并考查在冊，占學期總成績的30%。第二，我們重視學生的能力考核。在能力考核中，學生除了完成貫穿整個學期的2-3篇的課程論文外，口試也是一個必試環節。口試話題既可以從教師準備的若干話題中隨機抽取，又可以是學生參與的課堂講演。該能力考核占學期總成績的30%。第三，我們重視期末的知識考核。知識考核設試題庫，實行機考，題型為選擇、判斷、填空等客觀題。學生期末考試在計算機上完成，試卷隨機生成。該知識考核占學期總成績的40%。從學期總成績的占分比例，由此可見平時學習的重要性，以及對學生學習過程的管理與督查。
綜上，中國古代文學課程教學面臨邊緣化的處境，邊緣化既有社會經濟的、思想的因素，更有教材內容的、教學方法與手段的因素等。古代文學教學面對被邊緣化的尷尬處境，必須轉變培育理念，注重人文素養，重返文學本位，注重作品解讀，優化施教手段，確立學生導向，注重古為今用，教學接點地氣，變革考核方式，重視過程督查等多方面著手，方能使古代文學教學與學習煥發生機。
注釋：
①唐珊.論古代文學教學創新與大學生人文素質能力建設[J].語文建設，2014（12）：15.
②劉硯群.培育人文品格：中國古代文學教學再思考[J].現代語文（學術綜合版），2014（07）：82.
③戴建業.大學中文系古代文學教學現狀與反思[J].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13（04）：84.
④高曉玲.試論中國古代文學課程教學改革[J].牡丹江教育學院學報，2014（01）：67.
⑤孫小力.中國古代文學教學存在的問題和改革設想[J].中國大學教學，2007（06）：43.
⑥戴建業.大學中文系古代文學教學現狀與反思[J].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13（04）：90.
⑦王娟.關于課改背景下高師院校古代文學教學的思考[J].大學教育，2014（04）：119.
⑧李捷主編.程昌明譯注，論語[M].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170.
第3篇：考古學文化范文
進入考古學的初步發展期(1867—1919年,自此進入現代考古學的開端),美國人龐皮利(Pempelly,R)等在中亞土耳其斯坦的考察和安努遺址的發掘研究中應用動物考古學方法研究動物骨骼,證明牛、羊、豬尚處于從野生向家養的過渡狀態,豐富了早期農業的珍貴考古學資料。[6]近乎同時期,在美洲的分類描述階段(19世紀40年代—1919年),戴爾(Dall,WH)利用在阿拉斯加貝丘遺址發掘過程中獲得的脊椎動物遺存,結合狩獵工具和容器等考古遺存,按經濟形態和生態環境的差異進行了科學的地層劃分,并在此基礎上建立了年代序列,從而開創了美洲動物考古研究的先河。[7]在考古學的成熟階段(1919年—20世紀40年代,屬于考古學分類與鞏固期的前一階段),文化生態學思想對考古學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部分考古學家擺脫了以遺址為中心的文化—歷史方法的束縛,與生物學家和環境學家合作,借助生態學方法,通過動物考古和植物考古研究來重建史前環境和分析史前人類的食譜,進而了解古代人類對不斷變化的環境的適應過程。[8]20世紀20年代英國科學家約翰?馬歇爾負責對印度河流域青銅時代哈拉帕文明的重要遺址進行考古發掘,并利用動物考古研究成果闡述摩亨佐達羅城市文明的經濟類型。[9]20世紀30年代法國古生物學家德日進(PierreTeilharddeChardin)和我國古生物學家楊鐘健對安陽殷墟的動物遺存進行了鑒定和統計,分析了夏商時期的氣候環境。[10]楊鐘健對章丘城子崖新石器時代遺址動物骨骼進行了屬種鑒定[11]。
進入考古學的轉變期(20世紀40—60年代,屬于考古學分類與鞏固期的后一階段),從以層位學和類型學為研究手段的文化歷史研究轉變為以人類生態學思想指導的、大量結合自然科學方法和技術進行的古代社會重構的研究。西亞新石器時代農業起源研究就充分利用了動物考古的研究成果。[5]這一階段在美洲出現了人類行為的文化功能解釋的趨勢,以環境為背景來復原考古學文化的多學科研究,就充分體現了動物考古學的作用。[12]步入考古學發展新時期的新考古學出現階段(20世紀60—80年代),在傳統考古學重建文化史(主要是考古學文化時空框架的重建)的基礎上,美洲考古學家以復原或重建文化形態(生產力、社會組織和意識形態為主)、解釋文化過程(主要是文化發展的動因,屬于過程考古學范疇)這兩個更高層次的研究為目標,以進化論、系統論和生態學理論為思想指導,通過物質遺存所反映的考古學文化的各個方面及其與環境之間關系的研究,來更全面、系統地解釋文化發展的過程。作為文化生態系統中生物環境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動物資源利用方式和聚落形態研究中有關適應環境的生存戰略(包括食物、供給、聚落和維持戰略)研究,使動物考古研究的重要性進一步突出。[13]西亞的農業起源有關狩獵到飼養經濟發展過程的動態研究也得益于動物考古的微觀研究。[14]在考古學發展新時期的當展新階段(20世紀80年代至今),動物考古對于新學派中社會考古學各種社會形態經濟基礎的研究具有很強的說服力。[15]在探究古代人類精神世界的認知考古學有關肖像象征意義的研究中,動物考古知識的應用也獲得了令人信服的成果。[16]考古學流派將研究重點放在人類的適應性與系統平衡上,提倡生態學、進化論和辯證法相結合,這一過程中美國學者威廉?馬夸特對肯塔基西部貝丘遺址采食者的研究就體現出動物遺存研究所起的重要作用。[17]在社會學中程理論被引入到考古學后,在將其作為連接經驗性考古學材料與高層次文化理論解釋的橋梁的過程中,劉易斯?賓福德(LewisBinford)最有代表性的工作之一就是記錄了許多影響動物組合特征和條件的自然過程,并將這些過程應用到考古記錄的解釋中。在這個成功的中程理論應用研究范例中,動物考古的作用功不可沒①。[18]綜上所述,考古學產生和發展的歷程中,動物考古都不同程度地做出了貢獻,在提高人類對古代人地關系的認識水平上起到了積極作用。
以北美為代表的國際動物考古學發展歷程在梳理了動物考古與考古學淵源關系的前提下,根據理論與實踐的特征將動物考古學發展的階段性特征重新審視一下,有利于正確評價亞洲動物考古在整個世界動物考古領域所處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與考古學發展息息相關,國際上動物考古研究也是以歐美發達國家起步最早,以北美的階段性研究最具有代表性。以北美為代表的國際動物考古發展經歷了三個階段,即形成階段、系統化階段、綜合化階段。第一階段或開始形成時期(19世紀60年代—20世紀初),動物考古工作的貢獻主要在第四紀地質及舊石器時代考古的年代學和地層變化研究方面[19],如揭示人類的古老性,確定早期人類如何生存以及如何獲得食物并重建古環境。這些貢獻主要建立在應用地質學的地層學和古生物學方法的進化論理論基礎之上。這一時期環境決定論、環境可能論以及歷史學方法處于全盛期,而動物材料并未被納入考古學文化范疇當中。第二階段或系統化發展時期(20世紀40—50年代),動物考古工作者致力于兩個相關的目標,即了解動物的生物學及生態學特征以及認識人類行為的時空變化。這就要將理論及方法植根于如物理及生物等大量學科的系統性引入。大量分析性和人類學研究伴隨著如下兩個概念的出現而產生:中程理論和用來檢驗生存對策的經濟和生態學模式。這一時期的一大特點是強調方法的重要性。第三階段或綜合化成熟時期(20世紀60年代以來),隨著文化資源管理的快速發展,在很多方面開展的歷史時期動物考古研究以及大量開發出來的模型和預設對考古學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文化生態學和人類學理論特別注重生態學和環境學議題,在動物考古實踐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目的在于研究適應、生存對策以及人與環境之間的功能性關系。可以這樣說,這一時期動物考古充滿了所謂新考古學的思考。[20]這一時期的一大特點是邏輯推理方法由歸納轉變為演繹。
動物考古的理論與方法及其回答考古學問題的研究層次基于達格拉斯?J.布爾(DouglasJBrewer)在《考古學方法與理論》所做的關于動物考古學的理論、方法與目標的論述,我們可以將各種論題按著研究層次劃歸到不同的組分中(見表1)。[21]從表1中可以看到,在生物學、社會學和人類學理論范疇內的各種理論框架下,動物考古學研究所涉及的考古學問題大多處于中等 研究層次,只是生物地層學及古生物學探討的問題處于基礎性研究層次;哲學范疇內,除了方法論里數據搜集處于基礎性研究層次之外,絕大多數理論框架下動物考古研究所涉及的考古學問題處于高等或者極高等研究層次;文化遺產管理范疇的均變論涉及較高等層次的研究;系統論范疇的社會經濟生態理論框架下探討的考古學問題處于極高等研究層次
第4篇：考古學文化范文
在當今生活快速變化的時代,在世俗化和市俗化日益浸入社會的時代,各種事物的流行與傳播正以加速度的節奏吸引著人們的眼球。在中國的樂壇上,高雅音樂與流行音樂平分秋色,甚至流行音樂更為火爆,成為不爭的事實。對于中國流行音樂的存在與狀況,我們必須正視她、分析她,讓她不斷良性地發展。正因為如此,我們從傳播學角度,對于中國流行音樂文化的發展歷史與現狀進行了回顧,并對幾個熱門問題進行了初步的思考。
一
在中國的學術傳統中,文化有雅俗之分,音樂也有同樣的區分標準。但是,如果從詞源學的角度來說,“流行音樂”的稱謂顯然是“舶來品”。
所謂流行音樂,英文為Pop Music,是指那些音樂曲式結構短小、內容通俗易懂,主要以愛情、友情、親情為主題,并被廣大群眾所喜愛,廣泛傳唱或欣賞,流行一時(也有的會流傳后世)的器樂曲和歌曲。流行音樂本質為商品音樂,即以贏利為主要目的而創作的音樂。它的市場性是主要的,藝術性是次要的,“商品音樂”這一概念比任何一個概念都科學、合理、準確地表現出流行音樂的特性。如果單從字面上看,“通俗”指易解易懂,“流行”指廣為流傳,那么,像《東方紅》、《南泥灣》、《歌唱祖國》等歌曲,內容通俗易懂,流傳范圍廣泛,一定意義上也可稱為通俗歌曲或流行歌曲。但是,這些歌曲絕不能稱為商品歌曲,因為它們絕不是以贏利為主要目的創作的。從這一點也可看出“商品音樂”這一概念,是如何科學、合理、準確地界定流行音樂、流行歌曲異質的。
流行音樂文化植根于大眾生活的豐厚土壤之中,由最初的大眾音樂演變而來,并成為大眾音樂重要的分支之一。20世紀初,美國出現了一種由多民族文化匯集而成的爵士音樂,這是現今流行音樂最早的起源。這種新興音樂,以它獨特的演奏(演唱)方式,博得大多數人的好感,迅速風靡全美國,又很快傳遍西歐各國直到世界各地。爵士樂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發源于美國南部新奧爾良的一種流行音樂,是美國黑人從非洲帶來的傳統音樂與歐洲音樂長期融合的產物。二戰后的流行音樂中有搖滾樂、藍調和新的爵士樂“比博普”。70年代以后,流行音樂風格更加多樣,表現在具有即興性、強調借助和運用電子手段、注重話筒的操縱技術、商業化傾向日趨明顯。流行音樂的發展日益走向繁榮,形成了以爵士樂,廷潘胡同歌曲,鄉村音樂,搖滾樂,Hip-Hop,R&B,RAP為代表的流行音樂風格。這種世界性的流行音樂風潮,給中國流行音樂文化以重要影響。
今天,流行音樂文化所包含的內容極其廣泛。在器樂作品中,它包括豐富多彩的輕音樂、爵士樂、搖擺舞曲、迪斯科舞曲、探戈舞曲、圓舞曲,以及其他不同風格的舞曲和各類小型歌劇的配樂等。流行音樂器樂作品的特點是:節奏鮮明,輕松活潑或抒情優美;演奏方法多種多樣,即興性很強,并且音響色彩多變、豐富;樂隊規模不大,織體層次簡明。而現代,為了尋求更多的印象效果,作曲者又加入了電聲樂器及更多的電子音色。
流行音樂聲樂作品的特點是:生活氣息濃郁,手法通俗,曲調順口,易于傳唱;歌詞多用生活語言,容易被聽者接受和傳唱;演唱者多是具有一定風格的被大眾熟知的歌星,發聲方法各有千秋,演唱時感情重于聲音技巧及對音色的處理,自然親切,加之小型樂隊的伴奏與歌者的歌聲融為一體,比較容易引起聽眾的共鳴。
流行音樂文化作為一種以消遣娛樂為主的大眾文化現象,其發展和社會發展的脈絡息息相關,早已成為人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其具備的三種特性也與其他大眾媒介區分開來:一是流行音樂文化的主題內涵不斷重復,具有穿透閱聽人之意識的能力。二是流行音樂多屬非敘述性形式,強調對接收者的身體、生理與感官能力的刺激。三是流行音樂文化是一種經驗上的形式,音樂是屬于藝術而非科學的領域,是對某一經驗的體驗。
二
第5篇：考古學文化范文
[關鍵詞] 民族考古法；學科獨立性；邏輯體系；專業語匯；研究方法
【中圖分類號】 K87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7-4244（2014）03-002-1
民族考古學是20世紀六十年代興起的一種研究方法，主要通過利用現代民族志與考古學材料進行類比，再現古代人類社會文化面貌，從而進行考古學或民族學研究的方法。它“被視為新考古學的戰斗吶喊”，有學者將其理解為“民族學與考古學相結合而成為新的一門學科”。也有學者將其理解為是從“新考古學”發展來的一門分支學科。但筆者認為，把它定義為一門學科還是為時尚早，因其學科獨立性尚缺，使其難以突破依附性，而帶有明顯的學科研究方法性。
一、民族考古學的學科獨立性
國際博物館學委員會前主席馬丁?施爾在對于博物館學的學科性時言“博物館學要成為一門學科，必須有專業的語匯體系，有自己的邏輯系統，有明確的研究對象”。這對于任何科學的學科性考察明顯也是有借鑒意義，對于民族考古學的學科性考察也可以此標準衡量。
從研究對象來看，有學者闡釋“民族考古學的學術領域是中國古代民族的考古學文化，它的研究資料，可分為氏族遺址、民族古遺物及與民族遺址、民族古遺物相關的古氣候、古生物、古代自然地理環境等的遺跡或遺留”。但稍稍對比于考古學的研究對象，即“遺跡和遺物”，可發現兩者是有重疊的，民族考古學在研究對象上的獨立性很明顯的依附于考古學之上，也可以說只是考古學的小范圍研究對象，而不存在獨立研究對象。
二、邏輯體系
至于邏輯體系，側重是指用自己獨有的研究方法來解決屬于自身領域的問題，民族考古學的研究方法還是處于混沌狀態的。《民族考古學概論》提出的幾點研究方法，包括：考古地層學、器物形制學、文化區系類型理論，民族志與文化人類學理論方法。其中，前三者完全是考古學的研究方法：“層位學”、“類型學”及“文化區系”的套用；而民族志方法則主要是用民族志類比法，而這恰是民族學的研究方法；至于后者，《民族考古學概論》則認為主要應用的是文化人類學理論方法，這些包括有：進化論、文化的傳播、文化圈理論、文化輻合論等。
可見，民族考古學并未具有獨立的邏輯體系，而只是借鑒考古學的一系列研究方法和民族學的類比法，加以利用人類學的文化人類學理論。陳淳先生認為“民族考古學的分析一般有兩種模式，其一是直接歷史法，其二是一般比較法。前者指的是民族學研究對象與考古學遺存有歷史淵源關系的分析；而后者則是用民族學研究一些具有規律性的現象來分析并無淵源關系的考古發現”。
顯然，“民族考古學”缺乏自身的邏輯體系，卻帶有很強的研究方法性意味，若將其定義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則“層位學”和“類型學”也同樣可以成為一門學科，這很明顯混淆了學科研究方法與獨立學科的范圍，二者是存在清晰界限。
三、專業語匯體系
專業語匯體系的構建，前提是需要有專業研究隊伍的存在。筆者認為，就目前而言，研究隊伍是存在，因為對民族文物或是遺存進行研究的學者是大有人在的，但往往也只是把“民族考古學”作為一種研究方法，如“南汪北宋”兩位先生的研究，但專業語匯體系卻還未形成，而只是借鑒了考古學的語匯體系對考古學文化進行闡述，如“城址”、“居址”、“窯藏”、“墓葬”之類術語。
專業語匯體系的建立，還需在大學中占有一席之地，作為一門學科建立起來。而實際卻是標榜為獨立學科的“民族考古學”，往往是依附于考古學或民族學門類之下，而只作為一個研究方向而存在于高校專業之中，這同“沙漠考古學”、“水文考古學”類似，如中山大學也只是將其列為考古學的一個研究方向，而其民族考古學的博士生導師許永杰先生也提出：“民族考古學并不是考古學的分支學科，而是考古學的一種闡釋方法論。這種方法對于闡釋考古遺存，尤其是史前考古遺存是行之有效的一種方法，不可偏廢，實有完善、充實和光大的必要”。
至于一些將其作為獨立學科為立場而進行著作的撰寫，如《民族考古學概論》之類的出版，筆者認為，是帶有明顯的投機性，因其根本觀點即對民族考古學的定義、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等一系列的闡釋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懸浮性，未能提出屬于學科的語匯體系，而完全依賴于考古學與民族學兩學科的支架之上。
四、結語
綜上所述，一個學科的建立就必須有自己獨立的學科體系、研究對象、研究方法及有一支專業的研究隊伍。顯然，民族考古學還是缺乏學科所需要的獨立性和排它性，而恰恰相反，其與“類型學”、“層位學”的研究方法帶有明顯的類似性，因此，將其稱為“民族考古學”法而從屬于考古學研究方法之列顯得較為合適，而將其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則帶有牽強性。同時，筆者認為，這個問題存在的原因主要是在考古學與民族學的結合緊密性程度上夸大了學科互滲的結果，但我們不能阻止兩者互滲，我們要做的在認同考古學須和民族學結合下，讓兩者可以得到有進一步的發展，才會有更寬的拓展空間存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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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陳淳.談談民族考古學[N].中國文物報，1990-5-10.
第6篇：考古學文化范文
由浙江省文物局、龍游縣人民政府主辦的龍游荷花山遺址暨錢塘江早期新石器時代文化學術研討會，于2013年9月13至15日在龍游縣召開。研討會期間，國家文物局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北京故宮博物院、北京大學、山東大學、南京大學、南京師范大學、中國科技大學、復旦大學、江西師范大學以及江蘇、湖南、廣西、湖北、山西、上海、浙江等地考古研究機構的專家30余人，實地考察了荷花山遺址考古現場，觀摩了遺址出土文物，結合錢塘江流域早期新石器時代的相關新發現，圍繞荷花山遺址的價值與保護議題，展開了深入討論。
專家們充分肯定位于龍游縣湖鎮鎮馬報橋村大路邵自然村的荷花山遺址，認為這一遺址的新發現是長江下游早期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的重要突破，是目前上山文化中保存完好、內涵豐富的重要遺址，為研究上山文化和跨湖橋文化的關系以及與周邊考古學文化的關系提供了全新的資料。
專家們達成共識：以龍游荷花山遺址為代表的浙江16處上山文化遺址的發現，組成了以金衢盆地為中心的錢塘江地區至今見到的浙江省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時代遺址群。這一遺址群的面貌與以往見到的長江下游地區新石器時代文化不同，是另一種文化譜系的考古學文化，這是區域考古課題的新收獲和新突破。該遺址群的碳14年代檢測數據為距今10000年至9000年左右。
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曾任北京故宮博物院院長的張忠培肯定地說，以荷花山遺址為代表的上山文化是目前浙江最早、長江下游發現的與馬家浜、河姆渡不同的另一種考古學文化。
南京博物館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林留根表示，以荷花山遺址為典型代表的上山文化是浙江的“根”，甚至是長江下游的“根”，浙江的古代文化找到了源頭。
夾炭紅衣陶
早在2004年10月，浙江省考古隊隊長鄭嘉勵與龍游縣博物館副館長朱土生等人，對龍游縣湖鎮鎮寺底袁村附近的六朝漢墓進行過搶救性考古發掘，當時就發現零星的新石器時代遺址的跡象。后來，在陸續發掘中，考古部門發現了著名的龍游三酒壇新石器時代遺址。荷花山遺址就在三酒壇遺址的附近。這一帶的下庫遺址可能也屬于上山文化或跨湖橋文化，具體內容還待進一步取樣調查。
大約2009年，龍游縣龍洲街道寺后村和尚碓村民吳正章找到了當時龍游縣文化旅游局副局長黃國平，把珍藏了40年的石鏃捐獻給了龍游縣博物館。當時適逢全國第三次文物普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方向明為龍游片區的業務指導員，他帶領工作人員現場勘測，證實了龍游的又一處新石器時代遺址——青碓遺址。
黃國平表示，文物工作離不開宣傳、普及，當專家在青碓遺址講述如何辨別夾炭紅衣陶時，熱愛文博事業的業余文保員袁成兵仔細聽講著。2011年4月，原種滿茶樹的荷花山一帶正計劃種植中草藥，當推土機翻出新土時，袁成兵發現了夾炭紅衣陶。他就在工地上打電話給黃國平，黃國平立即致電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是歷史掀開了新的一頁：比三酒壇、青碓更具代表性、文化保存更加完好的金衢盆地中部的荷花山遺址發現了。這是浙江省內保存最為完整的早期新石器時代遺址，也是錢塘江早期新石器時代遺址群的代表性遺址。9000年前的古人場景得以保存，成為展示人類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歷史的最佳場地。
世界稻作農業文明的重要發祥地
2011年9月，經國家文物局批準，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發掘荷花山遺址。無數的粗泥陶、夾炭陶以及大口盆、平底盤、磨盤、石錘等器物出土了。考古工作者比較著荷花山遺址與上山遺址、跨湖橋遺址的區別與聯系。
主持這次考古的研究員蔣樂平欣喜地表示，兩年多時間的考古，在荷花山遺址的夾炭陶中發現了數量較多的稻谷遺存。同時，他們在山腳的低洼區域，針對性地鉆了60多個孔取樣，然后將樣品帶到實驗室分析，結果發現了大量的早期水稻植硅體遺存。今年1月，中國科技大學博物館館長張居中取了5件石器、3件陶器進行了殘留物分析，實驗的結果發現了多種淀粉粒沉積。張居中表示，這至少表明9000年前，衢州就開始加工水稻了。
國家文物局考古專家組成員、北京大學教授嚴文明表示，稻作農業起源是世界性課題。日本學者梅原猛以為，西方文化以小麥大麥農業為基礎，美洲文化以玉米農業為基礎，東方文化應該以小米大米農業為基礎；荷花山遺址發現的稻作遺存表明，稻作農業從這里開始！
專家們一致認為：龍游荷花山遺址以及錢塘江早期遺址群發現的稻作遺存，充分反映了水稻栽培在早期階段的馴化變異，證明龍游所在的錢塘江上游地區是世界稻作農業文明的重要發祥地。
“衢州九千年”的依據
蔣樂平說，2004年、2006年跨湖橋文化、上山文化的命名，對浙江乃至中國東南地區的新石器時代文化的解讀，產生了潛在的重要影響。在龍游荷花山遺址中，跨湖橋文化、上山文化總是出現在遺址的不同區域，兩者又有局部疊壓現象?？绾蛭幕淠甏嘟窦s8000至7000年間；上山文化其年代距今在8000年以上。
至2013年，上山文化遺址總共數量為16處，龍游荷花山遺址是其中的代表。經器物比較研究、碳14年代測定數據（為力求測年精確，選用植物種子作為測年標本）分析：荷花山遺址、青碓遺址均處在上山文化中期，這一年代距今約9000年。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長陳星燦說，從學術角度看，以荷花山遺址為代表的浙江早期新石器時代文化的發現，改寫了中國考古史和史前史。
當然，專家對這一有關新石器時代文化的研究，還是有不同的看法，也存在許多懸疑。比如：
荷花山遺址已發現有裝飾性很強的陶片，這是不是中國最早的彩陶？而從分布密集的柱洞看，早期的衢州人會不會住在半穴式房屋內呢？在荷花山遺址的西區，發現有大量的石器、塊石混合遺跡，這是不是“石器制造場”？而從已發現有“田”字紋飾、太陽紋飾的陶片來看，這會不會是祖先的記事符號甚至原始文字？是否反映原始宗教的意識？從打制石器向磨制石器轉變始于何時，荷花山遺址可能會作出貢獻么？
第7篇：考古學文化范文
關鍵詞：考古學；意義；發展歷程；計算機應用
考古學是通過古代遺存來研究古人的生活和社會發展。與其他人文社會科學相比，考古學與自然科學的聯系最密切，其研究方法，比如考古層位學、考古類型學都是自然科學中借鑒而來的?？脊艑W不僅對研究過去的歷史有重要作用，而且對現代社會也有指導意義。
一、考古學在歷史研究中的意義。
（一）考古學在歷史研究中的作用。
中國的近代古代學起始于20世紀初。在大量古籍和歷史證據的存在下，中國考古學對考古學的發展提出不同意見和批評，但考古學在研究歷史中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可代替的。
考古學可重建和復原中國的古代史。歷史研究者可以從考古學中獲得大量資料，比如出土文獻和大量考古實物，它們包含著很多歷史信息。通過考古學家對文獻和實物的解釋，更有利還原當時的社會和人們的生活，把歷史展現在我們面前。
考古學可以證明文獻的真偽。歷史學家研究歷史，主要通過遺留下的文獻，考古學與遺留文獻的結合，可以解決很多難辨真偽的歷史問題。有的考古發現可與文獻相對照，彌補了文獻的不足或者從根本上彌補了文獻的缺失。
考古學的出現，擴大了歷史研究的領域?？脊艑W還沒有盛行以前，歷史學家只是從文獻中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法。近代考古學出現后，一些史學家將目光轉向考古學，希望從考古中找出歷史問題的答案。
（二）考古學促進了歷史研究的進步。
現代考古技術的發展和大量應用，考古信息的采集方式更加多樣化，這樣從考提取的信息也會大量增加，就不斷的為歷史研究提供新課題。今天來，計算機技術被引入到考古學中，考古材料的管理更加方便和電子化保存考古數據。
考古學家經過多年的努力，考古學文化的編年和譜系在多數地區基本完成?？脊艑W家還應該應積極引入外國考古學理論與方法，提高自己的理論水平，未來考古更加注重材料的綜合理解和解釋。
二、考古學的發展。
（一）萌芽期。文藝復興至19世紀20年代是考古學的萌芽期，其主要特點是搜集和研究古代文物、調查古跡。中國的考古萌芽是從宋代開始的，但只是研究古物，并未涉及古代遺跡的研究。
（二）形成期與初步發展期。19世紀20年代至20世紀20年代是考古的形成期，是北歐學者西蒙森和湯姆森相繼提出的“三期說”，即石器時代、銅器時代和鐵器時代。在這一時期，考古學者開展了一系列考古發掘，如對意大利龐培遺址的發掘。
（三）初步發展期。初步發展期大約處于1867年至1918年前后，考古發掘逐漸科學化。此時，出現了“考古類型學”，就是根據遺物的形狀和紋飾的不同，對其進行分類研究，研究和發現這些遺物之間內在的關系。考古學理論則是運用與考古相關學科的傳播論和進化論。
（四）基本成熟期。20世紀20年代初至50年代末是考古學的基本成熟期，可分為前后兩個階段。前期從20世紀20年代初至30年代末，其主要標志是考古學理論的豐富和創新、考古工作范圍的擴展，在這一時期，重大的考古發現的增多。后期從20世紀40年代至50年代末，其主要標志是考古學理論的改進。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由注重研究遺物的形式向將年代學與遺物的功能研究相聯系的轉變；根據遺跡和遺物研究古人的行為；注重研究文化變化與環境之間關系等。
（五）轉變期。20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是考古學的轉變期，其最主要的特征是新考古學，即“過程考古學”的興起。在這一時期，中國考古學由于與外界缺少聯系，國外的各種流派對中國考古學的影響很小。
（六）全面成熟期。
20世紀80年代至20世紀末，是考古學的全面成熟期?？脊沤缧纬闪艘恍┬聦W派和理論，如社會考古學、認知考古學、中程理論等，它們中的大部分也往往被統稱為“后過程考古學”。
在這一時期，自然科學技術手段被用于考古學，如DNA分析、物理探測和化學成分分析等。同時，中國考古學界與國際學術界的聯系增加、交流不斷加強。中國考古學的研究成果增多，中國的考古學在國際影響日益擴大。
（七）繼續發展期。進入21世紀，考古界各學派之間不再彼此排斥，而是呈現相互包容、百花齊放的局面。這一時期，中國考古學體系也逐步完善，自然科學技術手段的應用也越來越多，考古發現層出不窮。
三、計算機在考古學中的應用。
（一）對數據的處理。計算機的出現，為考古信息的管理帶來了極大的方便，還可對發掘的信息進行智能化技術處理，在考古過程中，有些工作僅憑人腦是難以完成的。比如，利用算機綴合卜甲碎片。計算機還可以對各種儀器分析的數據進行綜合處理，以及利用信息進行模擬試驗等。
（二）對遺址的勘探。有考古工作，考古人員不能實地工作的時候，比如對日軍731部隊遺址考古時，發現了在被日軍自毀的地下建筑遺跡里，有些地下通道和人體細菌實驗的罪證物還不知道其用途。勘探人員利用現代地球物理勘測技術進行了先期勘測，然后利用計算機繪圖技術對遺址群進行繪圖，考古人員則根據勘測數據顯示的重點區域進行考古鉆探工作。
（三）數字建模處理。在考古遺址發掘中，所有關于遺跡、遺物的一切信息，是考古學研究的重要基礎。在考古過程中，傳統的繪圖、照相以及文字記錄手段限于某種因素，已無法適應現在考古的發展，也無法準確地記錄遺跡信息和提供完整的資料。隨著計算機技術的發展和在考古工作的應用，如GPS、數字相機等一些新技術手段，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考古遺址信息獲取的能力。
四、結語
隨著考古學的發展，在原有考古經驗的基礎上，新的科學技術會越來越多的被應用。由于考古學受到越來越多的人關注，全世界的考古學家的數量也在迅速地增長，考古討論會的舉行也大量增多。未來的考古學將進一步科學化、規范化和現代化。為實現這些目標，全世界的考古學家要共同努力，也需要人文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學科的積極參與和配合，只有這樣，考古學才能不斷的發展。
參考文獻：
[1]弗雷德?T?普洛格，陳虹.考古學研究中的系統論[J].南方文物，2006（4）.
第8篇：考古學文化范文
[關鍵詞]甘肅;文物考古;文化遺址
[中圖分類號]K87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3115(2010)04-0016-02
文物的來源基本都是科學考古發掘所得,各類文化遺址復原了歷史的風貌,然而考古學是這一切的基礎。前人在很早的時候就有關于古物、古代遺存的研究和記載,有人認為這些研究和記載其實也就是考古學的萌芽。這種看法在今天看來是不準確的,因為現代意義的考古學仍是一門新興的學科,它有自己的理論、方法和一整套的學科體系。中國古代傳統的對于古物的研究,今天稱之為金石學,它是中國考古學的前身。在歐洲也有一種類似的研究,稱為古物學,古物學是現代考古學的前身,都還不是嚴格意義上的現代考古學。
現代考古學自產生以來,至今尚不到200年。在考古學史上,一般認為在19世紀初期,北歐一些博物館專家提出三時代法,即把歷史分成石器時代、青銅時代和鐵器時代。三時代法概念的提出,標志著現代考古學的開始。考古學傳入中國,是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嚴格意義上的現代考古學在中國建立的時間是1926年,中國人開始運用現代考古學的理論和方法進行文物和遺址的發掘、整理和研究。當時李濟先生在山西省夏縣西陰村進行考古發掘,這應當算是中國現代考古學建立的正式標志?，F代考古學在中國的確立不過80多年,在中國考古學還是一門新興的學科。這80多年的考古發現相對于中國悠久的歷史文化和廣闊的領土來說,只是冰山一角。我國的考古學起步晚,但資源豐富、潛力巨大,作為考古工作者,任重而道遠。
現代考古學自建國以來,發展異常迅速。考古學是20世紀中國所有各種學科中發展最迅速,也是最能得到國際認可的學科之一。現代中國考古學從建立始就形成了自己的特色,這個特色使中國考古學與其他國家的考古學存在差別,即始終和歷史學密切結合。外國考古學,特別是歐美的考古學,經常是與美術史、人類學相結合?；诖?夏鼐先生提出自己的看法,認為中國的考古學可以說是廣義的歷史研究的一個組成部分,中國的考古學與歷史學如車之兩輪、鳥之雙翼,清晰地闡明了中國考古學的特色――考古學與歷史學相互配合。
甘肅有著悠久的歷史,縣的建制早于省的設置,從春秋時期開始萌芽算起,迄今已達2000余年。甘肅省是中國歷史上經濟開發,特別是農業墾殖和古代文化的發展較早地區之一,是中華民族燦爛文化的重要發祥地。遠在20萬年前的舊石器時代,我們的先民就在這塊土地上繁衍生息。距今20萬年的鎮遠縣姜家灣和寺溝口的原始遺址以及距今3.8萬年的武山人遺址的發現,表明隴右地區是遠古文化的重要源頭。這些深厚的文化底蘊為甘肅的考古事業奠定了基礎。
甘肅是我國最早開展考古工作的省區之一,也是中西文化交流最早發生的地區,這里古文化遺址眾多,類型多樣。因此,國內外文博考古界始終極為關注甘肅的考古發現和成果。
以來,甘肅考古事業以馬克思理論為指導,在黨和政府的正確領導下,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豐碩成果,重大考古發現層出不窮,大量珍貴文物進入了博物館。大地灣遺址、居延漢代遺址的發掘被評為20世紀百項考古大發現,敦煌懸泉置漢代遺址、禮縣大堡子山遺址、張家川馬家塬戰國墓地、臨潭陳旗磨溝齊家文化墓地的發掘先后被評為當年“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之一。
60年來,甘肅幾代文博工作者的足跡遍布隴原大地,為全面復原中國歷史的真實輪廓,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而且已經建立起比較清晰的考古學文化譜系,諸多重大課題取得了突破性進展:史前文化的發掘為探索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發展格局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新鮮資料,秦文化起源的千古謎團逐漸被破解,各個歷史時期考古成果則展示了甘肅獨特的絲路文化風貌。
建國以來,甘肅省的文物考古發掘成果按文化遺址的時間序列共分為7個部分:
一、文明曙光,絢麗彩陶――新石器時代
新石器時代,甘肅考古成果豐碩。建國以來,先后正式發掘了秦安大地灣、王家陰洼、蘭州下石海鼎一大批新石器時代遺址或墓地,不僅出土了大批陶器、石器、玉器、骨角牙蚌器等各類珍貴文物和動物骨骼,還發現了迄今為止中國最早的青銅刀。基本理清了甘肅新石器時代文化的發展脈絡及早晚序列,揭示了燦爛輝煌的文化面貌和成就,表明甘肅是我國古代人類文明的發祥地之一。
二、邊陲文明,文化交融――夏、商、周時期
甘肅是我國早期青銅器發現最多的地區?？脊殴ぷ髡咴群蟀l掘了廣河齊家坪、靈臺白草坡、玉門火燒溝、臨潭磨溝等一批遺址或墓地。夏商時期的甘肅青銅文化,雖然不像中原那樣跨入了國家的門檻,但具有濃厚的地域特色。隴原大地也是周文化的起源地之一。
三、嬴秦搖籃,西戎故土――春秋戰國時期
禮縣大堡子山、圓頂山墓地是因20世紀90年代初在禮縣發生了大規模古墓盜掘事件,而后進行的搶救性考古發掘,出土了一批珍貴的早期秦文化遺物。
張家川馬家塬墓地也是因2006年發生盜墓事件而被發現的。該墓地出土了大量裝飾精美的隨葬車馬器和金銀飾品,對研究戰國時期西戎文化的面貌、秦戎關系和當時隴東南地區與西方文化、北方草原游牧文化和秦文化的關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四、冊頁留香,木雕樸拙――秦、漢、魏晉十六國時期
秦至魏晉十六國時期的甘肅考古,有著引人注目的發現以及學術研究上的突破。天水放馬灘、居延金關、敦煌懸泉等遺址出土了大批秦漢簡帛文書,其數量之多、內容之豐富、保存狀況之完好,均居全國之首。武威磨咀子出土的漢代木雕,雕刻技法樸拙,具有奔放粗獷、雄渾剛健的藝術感染力。高臺地埂坡仿木構之墓葬形制則為甘肅地區首次發現,也是目前所見惟一的西晉時期的建筑材料。
五、盛世雄風,流光溢彩――隋、唐、五代時期
公元618年,唐朝建立。長安是全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也是中世紀世界上最大的都市。唐前期國力強盛、政治清明、賦役較輕,經濟文化呈現出繁榮昌盛的景象,相繼出現了歷史上稱道的“貞觀之治”和“開元盛世”,成為當時居世界前列的文明國家。甘肅在這一時期的考古主要有慶城穆泰墓和秦安葉家堡唐墓的發掘。葬于唐開元年間的慶城穆泰墓,雖經兩次被盜,但出土隨葬品異常豐富、精美。而1965年發掘的秦安縣葉家堡唐代墓葬,出土的三彩天王傭、鎮墓獸等,形體碩大,釉色艷麗,是國內出土唐三彩器物中的佼佼者。
六、交融薈萃,熠熠生輝――宋、西夏、金、元時期
元朝建立后,結束了從五代至南宋370余年政權并立的局面,統一了全中國。這一時期,經濟、文化、科學技術等得到了空前發展,各項手工業規模擴大,尤其是制瓷業,無論質地、釉色、式樣,還是生產規模及出口數量,都遠勝前代。宋、西夏時期的甘肅考古主要有武威的塔兒灣西夏窯址和天水王家新窯宋墓等的發掘。
七、佛光佑護,眾僧普渡――敦煌莫高窟北區考古
莫高窟俗稱千佛洞,分為南、北二區,其中南區石窟最早開鑿于前秦建元二年(366),現存洞窟492個,窟內有壁畫4.5萬多平方米,彩塑3000余身,是集石窟建筑、彩塑、壁畫三位一體的藝術遺存。北區石窟群崖面長700余米,保存了歷代洞窟243個及原編號第461～465窟。1988年起,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對北區進行了考古發掘,出土了大量的珍貴文物,基本弄清了北區洞窟的數量、形制及其性質。
第9篇：考古學文化范文
研究的思路和方法
研究思路和方法的主要特點是從多學科的角度聯合攻關研究。主要是考古學、第四紀環境科學、古氣候學等多學科結合。最常見的是在一個考古學研究綜合項目下，設立環境與人類關系研究子課題，根據綜合研究課題的目的和任務，從不同的角度進行探討。絕大多數考古學課題在設計階段就將環境與人類關系研究作為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所以，其課題組成員不僅有考古學家，還有古環境、古氣候等方面的專家。也有一種情況就是第四紀古環境研究課題，邀請考古學家參加，通過整理分析已有的考古學材料，進行綜合研究。
研究內容
研究內容主要是結合考古發掘和綜合研究項目的進行，采用自然科學方法，對考古遺址本身、遺址周圍局域范圍內和區域內的古環境信息進行提取和分析，在結合考古學材料進行綜合研究。
考古遺址中古環境信息的提取主要是指通過考古遺址中出土的動植物遺骸，分析人類活動的特點和環境狀況。
對考古遺址中土壤樣品進行孢粉和植硅體等古植物遺存分析，通常能夠提供遺址周圍局域或者區域植被方面的信息。遺址周圍的人類活動總是要直接（農業活動等）或者間接地（放牧，踐踏活動增加等）影響植被組合。通過為人類提供食物或者為牲畜提供草料、準備建筑材料和燃料以及進行裝飾或者儀式性活動等目的，也可以將植物采集或者搬運到遺址中。因此，孢粉和植硅體分析能夠為認識古代的社會和經濟生活提供證據。在英國Orkney曾經有一個考古調查和發掘項目“Orkney 古冢項目”[2]，旨在加強對墓葬遺跡的管理，同時深入探討青銅時代的喪葬禮儀和墓地的地貌特點。對一處青銅時代墓地的孢粉組合研究結果揭示：在這處墓地形成以前，這里曾經是開闊的草地，可能是作為牧場，還有零星的農作物種植在附近，這可能說明在聚落附近有足夠的草場，可以將其中的一部分作為墓地，同時還反映人們更愿意將死去的人埋葬在聚落附近[3]。
此外，對考古遺址中保存的炭屑進行種屬分析，還可以為認識古文化發展的環境背景特別是植被環境提供重要證據。對葡萄牙東部Estremadura 地區的Buraca Grande 洞穴遺址的炭屑分析，提供了重建舊石器時代晚期至新石器時代植被的資料，結果顯示，植被變遷可以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的主要特征是松屬和黃楊屬植物的出現，第二階段這種組合被更喜溫的木犀欖屬植物代替，考古遺址中木犀欖屬植物的減少標志了第三階段的開始。上述結果證明，在舊石器時代晚期這里的氣候較現在干冷，而全新世階段的氣候則與現今相似[4]。對考古遺址中出土的炭屑進行樹木的種屬鑒定，不僅能夠為人類文化發展提供環境背景，還為第四紀的古環境重建增加新的資料，這可以說是環境考古研究對第四紀環境科學的重要貢獻之一。對法國南部的Abeurador 和 Font-Juveanal 兩處洞穴遺址出土炭屑的分析，結果揭示了13000年以來地中海西北地區的植被變遷過程可以分為四個階段，每個階段都有其特定的植物種類作為建群植物[5]。
考古遺址周圍局域古環境重建能夠獲得人類與環境關系，特別是人類對環境影響的直接證據。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通過對考古遺址附近湖泊類沉積物進行孢粉、植硅體、硅藻等生物指標的分析，重建當時的環境，特別是植被特征，分析其中的人類活動因素。在挪威西南部Jearen 地區，靠近史前時代遺址和中石器時代至中世紀遺跡的地區，有兩個小湖泊，對其沉積物進行的孢粉等古環境指標分析結果清楚地顯示，在大約距今3000年前后（大約公元前2500－2200年），混交林突然轉變為石楠屬植被。這個突然的變化，正好與學術界普遍認為的新石器時代中期二段向晚新石器時代早期的轉變過程中農牧業經濟的引入對應[6]。蘇格蘭東南部地區一些青銅時代以來的考古遺址周圍發育了泥炭沼澤，孢粉分析揭示了晚全新世以來人類活動對植被的影響，有放射性碳測年結果的孢粉譜與考古和歷史記錄有比較好的對應關系，對比的結果表明，第一次大規模的森林砍伐發生在鐵器時代，這是導致這個地區森林幾乎被砍伐殆盡的一次重要事件，后來的幾次森林變遷也與人類活動密切相關[7]。對芬蘭東部的Karelia 北部地區一個湖泊（Poettoelampi）沉積物進行的孢粉和炭屑分析，提供了延續1300年的森林火災的歷史記錄，在人類影響開始以前，火災是控制這里的森林變遷的主導因素，但從大約公元1600年開始，由于刀耕火種農業在這個地區的開始，沉積物中的炭屑含量明顯增多，而且孢粉和炭屑的分析結果共同證明，在大約公元1720年到20世紀初，是刀耕火種農業迅速發展的階段，由于農業活動而引起的火災發生間隔的縮短，引起了這里的森林結構的變化，云杉明顯減少，松樹成為主要樹種[8]。
區域范圍內古環境重建，能夠為分析人類活動特點、古文化發展與變遷提供環境背景，比如農業起源的環境背景，古代社會復雜化的環境背景等。對第四紀古環境研究結果進行系統分析和總結，能夠為研究環境變遷與人類文化發展的關系提供科學可靠的古環境資料。對全球范圍內末次盛冰期以來主要植被演化歷史的綜合研究，為研究不同地區環境與人類關系提供了古植被方面的信息[9]。對考古學文化發展序列和古環境研究結果進行的對比分析表明，人類文化的發展和衰落受到各種復雜因素的影響，而其中人類與自然環境之間的相互作用相當明顯[10]。對西北歐洲的全新世考古學文化發展及其古環境背景的分析，結果顯示，全新世氣候變化是古文化發展的一個主要環境因素[11]。西北歐洲的人類文化對環境的影響可以劃分為7個階段：距今5900，5500，4500，3800，3000－2800，1500 和1100 cal.，將其與根據太陽輻射、冰期活動、湖泊海洋水位、泥炭發育、樹輪生長等環境指標重建的氣候變化過程進行對比，發現人類影響自然環境/土地利用的過程與氣候變化有密切的關系，盡管由于年代學的結果不盡如人意而使得精確的對比還比較困難，但是，在未來的研究中，隨著對湖泊沉積的年層進行分析和高分辨率測年序列的建立，這個問題將逐步得到解決。
這里大致介紹了歐洲的環境與人類關系研究的主要方面，如果仔細檢索現有的文獻，我們還能找到很多相關的研究成果。由于眾多考古學與古環境科學、古氣候學聯合項目的實施和一些科學研究結果的公布，在歐洲的學術界和公眾中，環境與人類關系研究已經得到普遍的認可，其主要表現就是這類研究項目能夠得到政府和基金會的大力資助，不論是考古學項目還是古環境、古氣候研究項目，在項目設計論證的過程中就把多學科合作作為一個重點，從而保證了這類項目的順利實施并不斷取得重要成果。轉貼于 [1] 靳桂云，劉東生：《華北北部中全新世降溫氣候事件與古文化變遷》，《科學通報》，2001年46卷第20期：1725－1730；劉東生，吳文祥：《全新世中期氣候轉變在中國古代文明起源中的可能作用》，《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訊》，2001年第3期：29－32；夏正楷，王贊紅，趙青春：《我國中原地區3500aBP前后的異常洪水事件及其氣候背景》，《中國科學（D輯）》，2003年33卷第9期：881－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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