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的概念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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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儒家思想的概念范文
【關鍵詞】儒家思想；高中語文教學；借鑒；應用；可行性
【中圖分類號】G633 【文獻標識碼】A
儒家思想最早期是由孔子提出來的，有一定的封建傳統意義和影響，教育人們從道德的角度看待事物，高中語文教學中應用和借鑒儒家思想是想教育學生能夠養成良好的道德修養和文化素質。家思想有一定的可傳承性，在高中教材中被應用和借鑒不僅是教育學生掌握必要的語文知識，還要教育人們能夠在生活、學習和工作中嚴格規范自己的言行，要以道德的良好品行來規范自己的行為。
一、儒家思想在現代高中語文教材中的應用和借鑒
（一）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是孔子，而孔子和他的弟子的傳世之作就是《論語》，《論語》也就自然而然地被后人稱為儒家學派的代表作，孔子將自己的儒家思想教育給學生，而學生因為受孔子的言行舉止的影響，耳濡目染，也就成就了后來的經典。
（二）儒家思想中“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成為謙遜好學的名言代表，幾個人一起，其中必有我的老師，也就是各有所長，要謙遜好學的意思。“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是說如果學習不思考就會迷惘，而如果不學習只思考就是怠惰，教育人們學習與思考要雙重并用，將理論與實踐結合起來才能夠收到良好的效果。
（三）儒家思想對后來的一些經典之作也有很大的影響，《屈原列傳》以及《師說》中都存在儒家思想的風范。在學習儒家思想時，教師應該先讓學生根據字面意思進行逐詞翻譯，掌握文章的大體含義，然后再從道德修養的角度看待文章，教育學生要借鑒儒家思想和應用儒家思想來規范自己的行為。
（四）儒家思想的教學方法上應該進行改革和創新才能夠使學生對其認識更加深刻。教師可以讓學生自己去理解儒家思想，學生可以就不理解的地方向老師發問，這樣學生就能夠培養愛問問題的好習慣，還能夠養成獨立思考問題的習慣，逐個對文言文的概念進行翻譯，讓學生掌握大意，教師可以讓學生根據自己對儒家思想的理解和了解說說文言文講述的道德或者是思想內容，科學、合理地引導學生受儒家思想的感染。
（五）儒家思想不僅從學習上教育學生要謙遜好學，不恥下問，還從生活上教育學生做一個怎樣的人，培養學生的道德情操，“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意思是自己不愿意的事情不要強加在別人的身上，給別人帶來不必要的困擾；“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則是生活中要重視朋友之間的友誼，朋友從遠方到來，不應該是很快樂的事情嗎？
（六）儒家思想中一個對高中生很有影響的思想就是“克己”，儒家思想教育學生不管是在生活中、工作中還是在學習中都應該嚴格要求自己，不應該放任自流，隨波逐流，做事要有自己的原則和準則，該做的事情要去做，不該做的事情堅決不做，要克制自己的言行，以道德約束自己的言行舉止，千萬不能給社會造成不必要的困擾。
二、高中語文教材能夠被應用和借鑒儒家思想的有效性
高中學生的思想相對其他階段學生的思想有很強的特殊性。
儒家思想雖然對后人的警醒和影響很大，但是很多人還是不能夠加深對儒家思想的理解，小學生和中學生的思想都不是很成熟，對事物的理解能力還很弱，對文字的接受能力都有待提高，更不要說儒家思想這樣比較深刻的思想了，但高中學生的思想意識已經漸進成熟，已經能夠克制自己的言行并且在生活、工作和學習中有了明辨是非的能力，思想覺悟也很高，高中生學習儒家思想是非常有效和可行的。
三、高中生的語文教材內容的結構符合儒家思想
高中語文教材內容的邏輯性很強而且完整程度很高，儒家思想能夠將精華融入到語文教材中，儒家思想的傳承需要巧妙的手段，既要符合學生成長的需要，也要有必要的精華文化的伴隨。儒家文化會對高中生的一生形成影響，因此在高中生的性格、人格魅力和思想中都要受到儒家文化的感染，儒家思想在高中語文教材中被借鑒和應用是非常必要且可行的。
四、結束語
高中語文教材中能夠融入儒家思想是社會發展的必然，時代在不斷地改變，人們的觀念和意識也在不斷改變，但是儒家思想作為中國的傳統文化思想，是應該被傳承的。儒家思想在高中語文教材中被應用和借鑒，不僅表現了儒家的文化素質和知識，還能夠使學生在生活、學習和工作中處處以儒家思想規范自己的言行，培養自己高尚的情操和品格。儒家思想在高中語文教材中被應用和借鑒表現了儒家思想的有效性和可行性，表明儒家思想也會一直被傳承下去。
參考文獻
[1]陳娟，教師，現居江蘇鹽城.儒家思想與高中語文教學.文教隨筆.2009年02月第3期第08卷總第13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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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儒家思想的概念范文
【關鍵詞】儒家思想；思想政治教育；現實
從春秋到現代，儒家思想歷經千年，貫穿于整個中華傳統文化的長河之中，對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裨助我們處理現實生活的種種矛盾。儒家哲學義理中蘊含著對終生教育的價值觀、人生歷練與處世修養等方方面面，裨助我們找回原有的“仁愛”、“忠恕”的純潔心靈與善良的“自性”。儒家思想的超凡脫俗與至大至剛的浩然正氣，蘊含豐富的教育資源，助推我們當代思想政治教育。充分挖掘儒家思想包含的深邃的教育理念與哲學義理，即是我國文化建設的需要，也是我國經濟建設的需要。隨著現代化建設的進行，解決社會道德問題更為迫切，急需借鑒儒家思想的至正至剛之氣處理我們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所遇到的各種難題。
一、儒家道德思想精髓的內涵
管窺儒家“經世致用”的觀點，充斥著對“仁善”的道德向往，在一定程度上裨助著社會的穩定與和諧社會的構建。儒家思想中的“圣賢人格”、“自強不息”、“見利思義”以及“以和為貴”，對裨助處理社會道德問題以及當代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極其重要的現實意義。儒家思想中充斥的愛國主義精神對當代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意義。“執干戈以衛社稷”以及“天下為公”的儒家言論，裨助我們自我價值與社會價值的實現。隨著經濟的高速發展以及人們物質欲的泛濫，無疑儒家憂國憂民的道德境界可以很大程度上增強民眾的國家民族意識。儒家認為，只有具備了超凡脫俗與至大至剛的浩然正氣，面對外在的威脅與物質誘惑，才能達到處之泰然、鎮定自若的高貴情懷。儒家道德思想認為若想真正的把握和領悟“德”的內涵，必須從道德的根源性開始。儒家認為道德的根源在每個人所固有的“仁心”，即認為“仁心”是人性所固有的。“為仁由己”的儒家認為學者必須先識仁才能在求知、做人、處事上有所依據，具有“依于仁”的完美性格才能成為國家棟梁。以道德倫理為根基的儒家思想建立在“仁”之上，“下學而上達”的教育思想充斥著科學內涵。儒家“以義為上”的義利觀對物欲泛濫的現實社會是正確的處理個人利益、集體利益、國家利益的良藥。市場經濟的發展使人們迷失在物質的洪流之中，部分人一味地追求個人利益、眼前利益，內心毫無國家民族的責任之感，對于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構建造成了巨大的挑戰。對儒家這種崇高義利觀的弘揚，在一定程度上裨助當代青年正確人生觀、世界觀、價值觀的樹立，以致形成“至賢至圣”的理想人格。從切實問題入手“問仁”的儒家思想，避免了空談道德理論，具有極為重要的道德實踐意義。“忠君愛國”與“憂國憂民”的儒家思想具有著崇高的道德境界，吸取儒家這種高度的國家民族責任感與愛國意識，對于裨助我們處理社會道德問題以及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極其重要的現實意義。儒家思想中至賢至圣的道德追求的現實意義。以“仁”為主體的“修身、齊家、治國”，是儒家道德的政治的實現路徑，追求整體的和諧。我們只有樹立至高至上的道德追求以及提升我們的心理思維，才能構建新的行為方式裨助社會風氣的改變。儒家倫理實踐在于自覺反省，保證本心良知。儒家認為“仁”是內在于我們每個人的，是一種無待外求的“本性”東西；“仁”是本心善性，必須透過人的自覺呈現，而后乃能透顯它超越而客觀的現實意義。儒家把道德行為劃分作初級和高級道德兩種發生模式：根據不安之情引起心理效應，作為內在說服和根據，推動初級道德行為的發生；通過學習培養道德理性作為外在說服和根據建立高級道德行為的動機。個人從高級道德做起，必然得到他人以初級道德的回報，這種至賢至圣的道德追求也是個人自我價值與社會價值實現的重要路徑。儒家點出的“仁”，意指人都可以“克己復禮”與“反求諸己”，道德原則不是依據形式邏輯的規則去考核，而是依據反省自覺中的存在實感，因此，自我就可以做主地從事道德實踐，以追求和實現自己的理想人格。這種實踐將帶來全面的存在性和終極性的自我轉化，對當代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極其重要的實踐意義。儒家所強調的個人對他人念恩和善行實踐的動機和反省批判的能力的“觀功念恩”的教育思想，對于裨助當代青年人格的完善、情義的學習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亦是一種新的道德療法。儒家教育思想精髓的現實意義。儒家教育思想的內容包含天人合德為理想，以仁義內在為動力來喚醒人的純真本性，并從具體之生活來落實道德的實踐，在實踐當中親自去體會，親自去驗證道德，以德行之自覺為進路來達到良知之自由。在如今高校只重視對學生道德理論灌輸而忽視道德實踐的情況下，儒家教育思想中追求“至賢至圣”的道德實踐，對于我們現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很大的指導意義。“謙沖誠信”、“當仁不讓”、“追求和諧”的理念充斥在儒家教育思想之中，很大程度上裨助我們克制內心與行動上的物質欲望，以致達到“至賢至圣”的道德境界。先秦儒家所倡導的“大同社會”不僅通過“福德合一”的道德智慧啟迪了現代人的哲學智慧，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增助我們現代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構建。儒家的中庸之道與權變智慧，對我們處理現當代的種種現實社會問題給予極大的啟示，其科學內涵與教育思想增益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倡導與弘揚。儒家“其善而從、不善而改”的見賢思齊的教育思想，使得人能不斷的自我成長以趨于完美之境地，其目的是希望培養出人們具恢宏氣度的君子儒。
二、把握儒家思想精髓裨助當代思想政治教育
延存數千年的儒家思想不可避免地帶有封建色彩以及歷史局限性，但這并不妨礙我們吸取儒家思想的精華來裨助我們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儒家思想不僅在思想、內涵、形式、方法上給予我們智慧的啟迪，也直接或間接的貫徹在家庭、學校、組織所進行的教育之中，深刻且無形的影響著當代社會的思想政治教育。我們應當結合時代的特點，充分挖掘儒家思想的科學內涵，裨助當代思想政治教育。儒家思想精髓對人們價值觀的影響。儒家思想的精髓增助人們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的樹立，對當代思想政治教育具有積極的影響。隨著改革開放與市場經濟的發展，西方的個人主義、自由主義逐漸流毒于當今社會，急需“臻于至善”的儒家精華洗滌人民的心靈引領我們到至賢至圣的道德彼岸。儒家主張通過教育與修養讓人們在黑暗現實之中發現人的本善，這也是孟子以人格修養為視點的論述，對于充斥著西方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的當今社會，亦是一種新的道德療法。主張“誠者，天之道”的孟子思想，具有世界倫理價值以及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意義。主張“天人合德”思想的孔子，認為是人的“仁”彰顯了天道天命的價值。“萬世師表”的孔子認為我們不僅要強調道德的教化作用，也要考量人民物質需求的合理滿足，與孟子道德的產生不需要任何的物質基礎的主張相比，極具科學和實踐意義。主張“內圣外王”與“天下大同”的儒家，并沒有忽視人民正常的物質需求而是把它限制在“一簞食，一瓢飲”的合理范圍之內。隨著改革開放與市場經濟建設的深入，需要儒家“一簞食，一瓢飲”不堪其憂的思想治愈對物質欲極度追求的當今社會。誠然，灌輸沒有絲毫物質支持的“向善”道德思想，必然會成為空泛的道德口號，既無助于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也無助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要綜合考量個人利益、集體利益、國家利益，一味犧牲個人利益滿足國家集體的需要，“道德”必然難以深入人心，也不能增助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構建。儒家生命觀對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影響。《論語》被奉為儒家思想精髓的經典，被歷代引以為修身處事的憑借，因此有必要深入挖掘儒家思想中生命觀的科學內涵，通過對儒家生命觀的管窺汲取精髓，裨助人們樹立正確生命觀，增益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論語》中的生命觀以“生活與處世”的內容最多，而“生存與生命”的內容較少。管窺孔子“未知生，焉知死？”的言論，可以看出他關注的是生命的意義，重視的是現世之事，在一定程度上也高揚了生命的價值。《論語》中這樣寫道：“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管窺這句話，我們可知儒家按部就班與循序漸進的做事要求。“經世致用”的孔子強調的是現世的價值，關注的是生存的意義，而過度的強調生死與命理必然是本末倒置的。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儒家生命觀體現的不是對生命的輕視，而是追求在集體、國家、民族的危在旦夕之際能夠挺身而出的至高道義，這種舍生取義的至高道德境界也凸顯出儒家對生命的高度珍重。同樣，“仁以為己任，死而后已”凸顯的也是這種至高的道義，儒家不僅單方的要求對“仁”的道德追求，管窺這種思想的背后是對人生價值的至高要求與生命的珍重。以“未知生，焉知死”與消極以對的觀點來詮釋儒家關于死亡的哲思，是不全面的也是不科學的。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通過管窺孔子在祭祀中的謹慎與真情，也凸顯了孔子對逝者的敬畏與生命的敬重。總括之，管窺《論語》中生命觀可以發現，孔子雖然對死亡的概念未做深入的探索，但未對死亡的議題視而不見，通過謹慎積極的態度處理死亡祭祀的事宜表現出孔子超越命限的至高價值追求。通過管窺儒家“慎終追遠”的謹慎態度以及對“立功”、“立德”、“立言”生命情操昂揚的追求，儒家將生命觀最終回歸到積極處理現實生活的努力之上，彰顯生命價值的意義之所在。儒家生命觀中凸顯的對人生價值的至高追求與生命的珍重，增益當代人正確的人生觀、世界觀、價值觀的樹立，裨助著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儒家教育思想精髓對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意義。通過管窺儒家教育思想深刻挖掘其精髓對當代教育的意義，力求裨助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孔子教育原則總括之有四個方面，“因材施教”、“啟發誘導”、“學思并重”以及“由博返約”。孔子在學習方法上采用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等各種不同方式使學習者能知行通貫。孔子認為只有深刻的把握受教者的特點，在教育上才能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當代思想政治教育中，要科學全面的掌握受教者的心理特點，對于不同年齡段（少年、青年、中年、老年）以及不同職業（學生、商人、工人等等）運用不同的方法。管窺孔子“不憤不啟，不悱不發”的言論，可以看出其對“啟發誘導”這種教育方式的重視。在當代思想政治教育中，在從教者與受教者中要找到這樣兩個平衡點：第一，從教者主動與被動之間的平衡點，既要保證從教者的主動權利又不能完全扼殺受教者的積極性；受教者積極性與自由性，既要保證受教者的積極性又不能無視從教者的主導作用。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孔子“學思并重”的教育思想，深刻洞察到了人類的認識規律，科學的把握了學與思之間的辯證關系，對于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極具參考意義。子曰：“博學于文，約之以禮”。孔子既要求學生要博學多識又要求學生學習的知識面不能雜亂，深刻地洞察到知識廣與深的辯證關系，對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從教者與受教者都有很多的理論指導意義。在學習立場上，孔子要求學習者能夠以虛心的態度自動自發努力地去學習，并應珍惜時間，有恒心的學習，不可操之過急，而是循序漸進的學習。孔子的學習觀念講求學思并重，尚立志，注重學習興趣的培養，以學習意義而言，其目的是希望培養出具恢宏氣度的君子儒，借著學習使人能不斷的自我成長以趨于完美之境地。基于此，儒家在教育方法、內容等各個方面的精髓，都可以裨助當代思想政治教育。
三、儒家思想精髓對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感發
儒家思想精髓的實效性對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感發。當代思想政治教育要向教育的實效性上側重，并充分考慮受教者的心理與生理特點，空洞的灌輸難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充分發揮現代傳媒技術的作用，例如：微信、QQ等等，對思想政治教育的受眾采用多元化的教育避免呆板空洞的灌輸。采用實效與開放的思想政治教育，符合思想政治教育受眾的心理與生理特點，可以裨助受教者達到至賢至圣的理想人格。儒家思想精髓的實踐性對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感發。儒家思想的實踐性在“知行合一”與“為己之學”上抒發得淋漓盡致。管窺儒家“知行合一”與“為己之學”的言論可見其對實踐的重視，因此，應當著重培養思想政治教育受眾的道德實踐能力，避免空洞的理論說教。儒家倫理實踐在于自覺反省，保證本心良知。道德原則不是依據形式邏輯的規則去考核，而是依據反省自覺中的存在實感，當代思想政治教育是為了讓受眾者可以自主地從事道德實踐，以完成自己的道德人格。這種實踐將帶來全面的存在性和終極性的自我轉化，對于完善思想政治教育受眾者的人生觀、世界觀、價值觀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儒家思想精髓的愛國性對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感發。儒家的圣人是積極入世的，具有兼善天下、自強不息的進取精神，倡導經邦濟世、建功立業的理念，夢想著建立一個百姓昭明、協和萬邦的理想社會。孟子主張以集義養氣的修養工夫培養出浩然之氣，以養成大丈夫堅守善道、不為環境所左右的氣度，最終在成德成物的實踐中達成濟世救民的終極關懷。孟子認為明善誠身的修養才能踐行成圣，完成理想人格，實現自我價值與社會價值。把握儒家“尊王攘夷”民族大義的思想精髓，對于增助當代青年的愛國情懷發揮著重要作用，裨助著當代思想政治教育。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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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儒家思想的概念范文
關鍵詞：儒家思想；當代；小學語文；教學；應用分析
中圖分類號：G623.2 文獻標識碼：B文章編號：1672-1578（2017）03-0010-01
語文教學作為小學基礎教學的課程之一，語文課程具有較高的綜合性作用，不僅僅是其他學科教學的基礎，并且與學生們的日常生活有著密切的聯系，也是學生生活交流的基礎工具。
1.儒家思想在當代小學語文教學中的具體應用
儒家思想自其出現以來，就對中國文化的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可以說中國文化高度的繁榮，其主要原因應為受到了儒家、道家等眾多思想的綜合影響，這些豐富的思想也是中國文化的精髓所在。儒家思想在當代小學語文教學中的主要應用方法有一下幾個方面：
1.1 因材施教。小學階段的學生正處于身心發展的重要階段，在@階段當中不同的學習場所、學習內容以及不同的知識結構、學習能力等都集中體現在學生的成績上面。因此教師必須具備靈活豐富的教學手段，尊重學生之間的個體差異以及性格特征，鼓勵學習選擇自己喜歡內容進行相關的學習，讓全體學生可以達到共同成長的目標。傳統的教學模式中教師以及家長強調學生的學習成績，希望學生之間不存在任何差異，認為一個學生可以到達的高度其他學生同樣可以達到，實際上并沒有注意到學生個體存在的差異，只注重于眼前的利益而忽略了學生的個體利益，這并不利于培養學生的綜合素質水平。
1.2 有教無類。有教無類思想最先是由孔子提出來的，其認為無論是什么身份的人都擁有接受教育的機會，打破了傳統意義上，只有名門望族接受教育的守舊思想。雖然目前關于有教無類的研究內容十分的豐富，見解也存在著巨大的差異，但是并不能否認有教無類儒家思想在教育行業當中的重要地位。
如今隨著教育事業的蓬勃發展，特別強調了教育資源公平共享的教學理念，讓每一位學生都可以接受到平等的教育內容。但是實際的教學活動中，有教無類的儒家思想并沒有得到有效的實施。這一現象在村鎮學校教育中表現的格外明顯，此外在農村與城市之間也存在著十分顯著的教育資源不平等的想象。教師在實際的教學當中，要秉持有教無類的儒家思想，避免出現摒棄成績較差學生的情況，讓每一位學生都能夠參與的學習活動中，讓每一位學生都可以成為有利于社會的知識性人才。
1.3 師生平等。儒家思想當別重視"禮"、"仁"的教育，這其中以"禮"為中心的尊師重道的思想，以"仁"為中心的平等思想，經常會處于互相爭論的境地。而實際上師生平等的觀念，并不僅僅只師生身份上的平等，更加重視的是師生所處學習氛圍的平等，強調了師生要構建一個和諧的學習環境。在實際的教學當中，教師并不是學習活動主宰者，而是教導與引導學生學習的組織者，師生之間應該保持良好的語言交流以及思想交流。
師生平等的思想在教學中的實際應用，應該以教師為引導者，鼓勵學生打開自己的心房，采用豐富多彩的教學方式，讓學生在課堂內外都可以進行學習活動，更加注重于培養學生的自主能力、創新能力以及實踐能力等，這一過程中教師要給予學生充分的感情支撐。
1.4 啟發教學。啟發教學是儒家思想當中重要的教學原則，同時也強調了學無止境、活到老學到老的學習想象。目前啟發教學的主要概念為教師通過采用啟迪式、激發式的教學模式來激發學生的學習能力，讓學生敢于、勤于參與到學習當中來。無論教師是否進行教學活動，學生都可以積極參與到學生當中，充分發揮自身的自學能力是啟發教學的重要目標，也是教學互動的核心內容。目前已經有眾多的學者參與到了啟發學習的研究當中，詳細的闡述了啟發學習的重要性，提出了啟發教學的具體應對措施，并且還整理出豐富的啟發教學實踐資料，為小學語文教師提供了豐富的理論基礎。
2.結語
綜上所述，孔子作為儒家思想的傳播者以及弘揚者，其提出的因材施教、有教無類、師生平等、啟發學習等思想，在當代小學語文教學中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并且得到了教育事業的高度重視，并且將其積極的運用到了實際教學活動當中。不斷加深對儒家思想的研究，可以讓人們認識到教育事業的核心本質，并且也為教師的教學實踐活動提供了豐富的理論基礎。除此之外，也有利于解決小學語文教學當中出現的種種問題，不斷的推動者我國教育事業的蓬勃發展。
參考文獻：
[1] 康凱. 《論語》在小學語文教學中的作用[J]. 南昌教育學院學報，2010，03：125-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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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儒家思想的概念范文
管理理論產生于實踐活動，近一百年來管理理論學派林立，但大致可分為4個發展階段：科學管理階段，代表人物為泰勒；行為科學階段，代表人物為梅奧、馬斯洛等；管理科學階段，代表人物眾多。20世紀70年代至今，管理理論進入了現代管理階段。在我們過去所學的管理課程以及管理學普遍提及的管理理論中，“人”最突出的時間出現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隨著現代化大生產的發展，科學管理學說風行企業界，人們開始接受科學管理學說中關于“經濟人”的假設，開始意識到工人的生產積極性對生產效率的影響。經濟人假設的提出是對被管理者認識的深化，這一假設的被接受帶動了管理的一場革命。20世紀30年代的“霍桑試驗”糾正了人們對工人“不過是一個經濟動物”的偏見。并且由此推出了一系列針對社會人的管理方式方法，引發了對人管理的新革命。但“以人為本”的管理的明確出現還是人本管理思想的形成。以人為本的管理是只以人的全面的自在的發展為核心，創造相應的環境、條件和工作任務，一個人自我管理為基礎，以組織共同愿景為引導的一整套管理模式。
這里對“以人為本”的概念是明確的在企業中對員工的態度。而我們現在所說的以人為本的政府治理中，不但借鑒了這個概念，并且將之發揚光大。從最根本上來講，政府的管理治理為的是什么呢，就是為了人民的安定、幸福；國家的強大、興旺。在以往的治理中，不免都會因為形式而忽略了原本的目標，所以科學發展觀的提出，從新把以人為本帶進了政府的管理之中。那么是不是就是說我們現在所重視的以人為本的政府管理思想就是對西方學者的借鑒呢？我認為并不是這樣，相反，以人為本恰恰是我們的老祖先早就提出并強調過的概念。像我們常常說的“天時地利人和”、“水可以載舟亦可以覆舟”等等典故，無不提醒著我們這點。
二、中國歷史上“以人為本”的體現
今天我們所熟悉的以人為本，并不是當代創造出來的，而是出自《管子》：“夫霸王之所以始也，以人為本”。早在春秋時期，孔子就提出了這樣的思想。并且一直深遠的影響著中華文明。孔子以及儒家的管理思想，把人的因素放在首位，認為應該要充分發揮人的作用。主要包括：“民為貴”的人本論思想，“舉賢才”的人才管理思想等。《禮記•中庸》也曾記載“為政在人”，就非常明確的表達了這種思想。
孔子的學說，是儒家管理思想中重視人的理論基礎。“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這里君子是統治者、管理者，小人則是被統治者、管理對象。孔子主張愛小人，并且以君子之道教育小人，就是為了使他們更容易接受君子的役使，也就是愿意為了實現管理的組織目標而努力。同時，他又強調“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也就是說要選拔政治的人，罷黜的人，這樣才能讓老百姓服從，也能管理好國家。而他在用人問題上的反對論資排輩的觀點則在現代企業管理學中仍然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用我們今天的話來說，也就是制定良好的管理條例，管理規則僅僅是有效管理的第一步，而真正要想要管理好，甚至能彌補管理規則中的某些缺陷的，卻在于管理人才的運用。先秦儒家思想的這些觀點都說明了重視人的因素是儒家管理思想的出發點。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管理工作要得到管理對象的支持；二是管理工作要依靠人才來辦好。儒家思想的這一個特點一直影響著中國傳統的管理思想，此后歷代賢能的君主都注重用賢能來管理國家，而此后的科舉制也正是基于這個思想的指導下逐步發展和完善起來的。其次是重視管理中領導的作用。這種思想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其一，領導者要對被領導者起表率作用。
不論是國君還是庶民都要從自我“修身”做起，孔子還把領導者自身的品質和行為對群眾的影響比喻為風和草的關系，充分強調了領導者的良好表率作用的重要性。其二，領導者要寬以待人、取信于民。孟子提出了“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即以民為貴作為了其仁政管理思想的中心，以得民心作為其仁政管理思想的原則，才能更好的維持其正常的管理。其三，領導者主要應該做好領導工作，而不要包攬具體工作。孔子認為，擔負全局的領導、指揮工作的領導者和擔任各種具體工作的工作者必須有所分工，也就是我們今天的一個重要的管理思想——各司其職。
同時儒家思想十分重視人際關系的和諧。孔子的“禮之用，和為貴”，孟子的“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以及荀子的“上不失天時，下布失地利，中得人和，則百事不廢。”這些思想都說明了人際關系的和諧對于管理工作的重要性。在現代管理思想中，如何使被管理者和管理者之間，管理者之間，被管理者之間的關系和諧，在整個管理過程中具有至關重要的地位。傳統儒家管理思想對我國傳統管理思想的影響是非常巨大的，幾乎每個朝代的統治者無論在行政還是經濟軍事管理中都借鑒了其中的很多思想。
第5篇：儒家思想的概念范文
論文摘要:儒家思想的價值觀、富有倫理特色的政治觀和追求自我完善的道德觀，在市場經濟的今天，對會計的職業道德建設仍有其正面的價值和積極的影響。儒家思想是構建會計倫理不可缺的重要思想資源，會計人員的職業道德和倫理關系到國家財經法規制度能否貫徹執行，經濟秩序能否維護，經濟發展能否促進的大問題。儒家思想是建立會計誠信道德倫理的基礎和建設會計誠信道德的基本原則，因此，挖掘儒家思想的內涵，建設會計行業的職業道德在當今社會尤為重要。
我國改革開放以來，政治和經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國家新的 《會計法 實施，對于規范會計行為，保證會計資料真實、完整口強經濟管理和財務管理，提高經濟效益維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會計人員作為財務管理的主要責任人，其職、道德和業務素質，直接影響著單位財務部門工作的質量，因此，建立會計的職業道德尤為重要。建立會計的職業道德不僅僅需要法律法規，還要從中國傳統儒家思想中尋找其做人立身的根本，因為，儒家思想是理性的世界觀，是和諧的社會觀。這些都與現代社會的觀念是相通的，是具現代性的，有利于人們從思想深處牢固樹立高尚的情操。
一、儒家思想有利于會計職業道德的建設
《茍予 ·哀篇》中寫道：“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強調對人們生停的利害關系，也是社會與人的基本關系。職業道德是從事一定職業的人們在其特定工作或勞動中行為規范的總和，也是上層建筑的一個組成部分。良好的職業道德，是建立和諧社會的基本宗旨。人與人之問的和諧才能真正落實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具有其它手段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人要想很好的生存，必須得到人們對你的信任。對一個國家和政權來說就像《論語·為政》中指出的 “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而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恪”，對于一個人來說也是這樣。現代社會分工的專業化促使從業人員的職業觀念、職業態度、職業技能、職業紀律和職業作風要以愛崗敬業、誠實守信、辦事公道、服務群眾、奉獻社會為主要內容的職業道德，是每一個社會公民的基本準則。只有這樣，整個社會就像孔子《論語 ·顏淵》中主張要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只要君、臣、父、子各行其義務和責任，社會就可以和睦安寧。儒家的誠實守信是會計職業道德建設的核心價值。
會計職業道德中最重要的也是最基本的職業道德是誠實守信，因此，會計行業巾愛崗敬業、誠實守信、客觀公正、堅持準則、提高技能、參與管理、強化服務等八個方面要求中處于重要的位置之一。
《論語·述而》中寫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禮，吾亦為之”，只要能發財，無淪從事什么職業。但在論語 ·里仁 中孔子叉說：“富與貴，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處也”，也就是追求富貴不得損害社會秩序。 朱子語類 中對此說得更明白：“然須是食期所當食，飲期所當飲，乃不失所謂道心。若飲盜泉之水，食嗟來之食，則人心勝，道心矣”。所以儒家提出的道、德、仁、義、禮、智、信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是 學之中的基本概念。講信用是君子的一種美德，是交友和處世的基本準則。應該說，作為道德規范，誠實守信是人的修養的基本原則，是立身之本。我仃j今天正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市場經濟是一種法制經濟，也是一種道德經濟、信用經濟。信用不僅體現l在商品交換的表面層面上，而且勞動關系、合同關系、協作關系、知識產權等都要守信。要做到誠實守信，就要誠實勞動，合法經營；就要按市場規則辦事，反對不正當競爭；就要樹立信用觀念，無論做人還是做事，都要重承諾、講信譽。
《我國會計法》第39條明確規定 “會計人員應當遵守職業道德，提高業務素質”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加強會計人員職— 重德建設，對于更好地服務于市場經濟體制建設，提高會計工作質量和會計人員的整體素質有著重要的意義。在我國市場經濟是誠信經濟，會計是誠信行業。誠信是指誠實、守信，即以已之誠實換他人之信任，誠信表達了一個人對社會的一種基本承諾，是人格的基本保證。從事會計工作的人，更應該是具有其職道德喊信的人。但近年來，會計人員執業態度不端正，缺乏敬業精神； 執業紀律松弛，在會計職業界違背準則、弄虛作假現象嚴重。有的會計人員在國家、社會公眾利益與單位刊益發生沖突時，小能夠堅持原則，喪失立場，違反會計法律制度的規定，參與偽造變造虛假會計憑證、會計賬簿、會計報表，甚至為違法違紀活動 謀劃策，這些失范行為致使會計信息嚴重失真，會計假賬大量盛仃，職業道德淪喪。這一系列會計舞弊欺詐案件，使會計業的公信力受到嚴峻的挑戰，會計行、面臨一場嚴重的“誠信危饑”。會計如果不能客觀公正的把現實經濟活動反映出來，不能為會計信息、使用首們提供準確可靠的會計信息和鑒證，將會擾亂市場經濟秩序，危害國家和投資者的利益。
二．儒家思想與會計職業道德建設的基本原則
儒家思想中的 “忠孝仁愛信義和平”與“禮儀廉恥”其中心精神是強調責任與義務，注重集體與和諧，孔了的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儒家思想注重社會的協調，這也是人類必須遵循的共同法則。
自覺原則
第6篇：儒家思想的概念范文
即使中國儒家從不同的方式、不同的道路傳入到越南，但這些差異方式在社會經濟，文化中得到折射。所以可以說，越南儒家與中國儒家具有一些相同之處。
（一）儒家在社會中的作用及其生存基礎。越南儒家與中國儒家的相同在于它的存在基礎，甚至日本儒家、朝鮮儒家也如此。依筆者所知，儒家長時間在中國、越南、日本、朝鮮等國家生存下來的基礎是東方國家社會經濟條件，東方國家社會存在基礎在于稻作農業經濟與三角洲流域緊緊相連。該經濟基礎使社會產生更大的凝聚力，融入大自然，受到大自然的影響，崇拜天地自然，社會中人尊重長輩，尊重有經驗者，尊重社會和家庭的秩序，注重和睦相處等等。這是個好土地給儒家扎根生枝以及發揚自己的學說。雖然在越南、日本和朝鮮，儒家都是來源于中國，并不是土著思想系統，但是，像中國一樣，在支配社會發展時，儒家起了很大的作用，尤其是對封建社會發展。今天，儒家思想雖然不再是占主導地位的主流意識形態，但儒家思想的標志仍然保留——它成為“民族傳統文化”，也對當今社會的發展更具價值。在中國，儒家支配所有鄉村和家庭關系、道德關系、教育活動等社會中人的活動，是中國封建社會存在和發展的思想基礎，從漢代（公元前206年至220年）至清代（1644年至1911年）。在越南，日本，韓國也是如此，儒家思想也強烈地影響社會的所有活動。在越南，儒家長時間是支配封建朝代所有活動的指導思想系統，自李朝（1010年至1225年）至阮朝（1802至1945年），特別是后黎朝（1428至1788年）至阮朝末期（1802年至1945年），儒家在社會占據了獨尊的地位。朝鮮李朝時期（1392年至1910年）和日本德川幕府（Mac phu Tokugawa）時期（1603年至1867年），朝廷重視儒家，儒家思想成為支配社會所有活動的思想體系。如今，儒家不再是支配社會一切活動的正統思想系統，但是，儒家仍在社會中留下深深的烙印以及許多對當今社會發展有價值的思想，成為民族傳統文化。
（二）經學相同。儒家透入越南的同時，經學經典也不斷地涌入越南。越南儒家并沒有創作出自己的作品，而是在中國儒學經典書籍的基礎上創作出越南儒學作品，最有代表的是《四書》和《五經》。因此可以肯定越南經學和中國經學是相似的。李朝時期至今的越南儒士都使用孔孟、程朱作品作為經典書籍。例如：13、14世紀朱文安（1292年至1370年），阮廌（1480至1422年）非常重視《四書五經》以及儒家仁義思想和教育思想。他們的話和引用語都是來源于中國經學中的內容。十五世紀，越南儒神吳士連編撰了《大越史記全書》，15卷有174段評語，其中有98段引用或提到作者和作品，如：《周易》《金詩》《書經》《春秋》《論語》等文獻，孔子、孟子、朱子等儒家學者。十八世紀末，中代時期越南最有學問的大臣代表——黎貴敦進士（1726年至1784年）十分重視朱熹。在越南，到目前為止，越南儒士忠于傳統儒家經學。越南儒家仍重視孔孟經學，程朱思想則是道學。潘珠貞、潘佩珠、黃叔抗以及提倡民本（一定意義上是民主）、抵抗君主專制制度的東京義塾運動都一直重視儒家思想。潘佩珠（1867至1940）編寫《孔學登》也是提倡儒學價值意義。
（三）思想體系相同。從誕生到發展和傳播的過程，儒家和儒家內涵不斷地擴大和發展，并被社會經濟環境、地理空間所支配；換句話說，中國歷史階段，歷史背景和地域空間的不同，引起中國儒家思想不同的變化。簡單地理解為“中國歷史中沒有一種統一和純粹的儒家”（同一個空間和時間中沒有一種同一宗教形式），更沒有一種純朝鮮儒家、純日本儒家、純越南儒家。展開其觀點，可看出沒有確定何為中國儒家、朝鮮儒家、日本儒家、越南儒家的劃分標準。在不同空間和不同時間，儒家都有異同之處，但總體來說能稱它們為儒家思想。因為在任何國家、
任何時代，儒家都要依靠一個基礎、一種不可改變的哲學體系。儒家誕生與發展于中國后才蔓延到東北亞地區，可見儒家的基礎即是中國儒家。確定在豐富多樣的中國儒家思想系統中哪里是中國儒家、朝鮮儒家、日本儒家、越南儒家的根本和共同點是一個難題。筆者認為有三種共同儒家思想流派在東北亞地區發展并支配該地區的所有活動，那是：1.孔孟思想的系統。2.漢儒思想系統（董仲舒為代表）。3.宋儒思想系統（程朱為代表）。上述三種中國儒家思想的所有內容（關于哲學、道德、教育等）是越南儒家、日本儒家和朝鮮儒家的基本依據。無論發展在自己的家鄉中國還是發展在異國（越南、日本、韓國），盡管在形式上有些變化，可儒家仍然還背著它的基本思想內容。因此，中國儒家、越南儒家、日本儒家、朝鮮儒家都有共同的名稱，為“儒家”。當認識到儒家在不同時代和不同國家的“共同基礎”和“不變”因素，我們才能了解到各國儒家的差異之處。
二、中越儒家的差異
除了相同之處外，越南儒家、中國儒家以及其他國家的儒家也有許多差異之處，最凸顯的是儒家學者隊伍和思想風格。
（一）越南儒士與農民和農村密不可分。越南儒士親近農民，他們的生活與農村生活緊緊相連。據史料記載，17世紀，越南都市已發展到一定的繁華程度了。升龍、蒲獻、會安和順化是越南商品經濟發達地區，但蒲獻儒士寥寥無幾，只有三貢生、沒有進士，17-18世紀的會安也有如此狀況。19世紀，絕大部分貢生（舉人）和進士都出身于農村。比如說，自19世紀初至1919年，阮朝時期，39屆考試的555位進士，47屆考試的5226位舉人大多都出身于農村。當官者在位時被調動到全國各地，他們退隱之后仍然選擇回歸農村生活。可以肯定的是，越南儒士是農村儒士，農村生活或多或少都會影響到越南儒家及儒士，對越南儒家發展有重要的意義。農村儒士階層當老師、當大夫，同時也將儒家傳播到農村。此外，中國和其他國家的儒家與越南有不同之處。中國清明時期，華南地區的士大夫多出身于都市。余英時教授講到：“清明時期，商人開始當官，他們也可以得到官品和功名。地方商人是有勢力的。付依菱教授也有相似的觀點。從吳敬梓的《儒林外史》中也能看出士大夫生活的環境是城市生活環境。朝鮮韓國的儒士是社會精英。在日本，儒士是研究儒學的專家或尋求儒學作為個人道德學科的武士。越南儒士階層生活與農村鄉村生活緊緊相連，因此諸多儒家觀點，特別是宗法思想中的宗族和家庭組織滲透進農村生活中。越南儒生是越南封建朝廷選拔人才的主要來源。據黎貴敦在《喬文小錄》中所統計獲悉，在山南鎮，壬午年（1462）香考共有4000多名考生，乙未年（1499）香考共有5000多名考生。18世紀，考生數量猛增，朝廷必須通過指定名額來限制報考者數量，如：乙酉年屆（1765）大城市考生名額為70名，中型城市考生名額為50名，小鄉鎮考生名額為40名。自紅河三角洲枝清藝地區的考生數額也達到上萬人。根據上述數據獲悉，鄉村中，系統學習儒學的儒生數量繁多，直到21世紀初。在19世紀，阮朝主張通過儒學教育、科舉考試和訓條加強儒家思想在社會的地位。
（二）越南儒家的思維風格。研究越南儒家學者的認識和思想活動的過程中，我們發現越南儒家與其他的國家不同，它形成自己獨特的風格。1.面向實際與功利。面向實際與功利體首先體現在學習目的。絕大部分越南儒生設定自己學習目的，學習是為了考試，考試是為了做官，做官是為了享榮華富貴的生活，完成學習目標標志著結束學習過程。極少人有遠大的志向，學習是為了探討地區熱門問題，學習是為了服務社會或為了國家社會文化的進步。此外，儒家學者的學術態度也是該關注的問題。客觀分析可見有一些儒家學者關注學術研究工作，他們常關注政治道德問題，少討論玄學或高級思維領域，其中隱藏在內深刻的認識和創新的能力。甚至，他們將無形變成有形，運用于實踐活動中。例如：天地人關系中“天”的概念，他們不考慮作為一種自然實體、“天”的本質怎樣，或不考慮作為一種精神實體、超自然實體、“天”在宇宙中起了什么樣的作用，而只從利于人類的角度來考慮，如：“天”運行得有“時”、人要知道天時、種植耕作才能豐收，或從宗教信仰的角度來看，人類要如何對待天才能享福，從而主張“敬天”“順天”“奉天”等。另一個例子，《易經》提出世界原本：“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吉兇，吉兇生大業”， 越南儒家學者并不關心到底何為“太極”“兩儀”和“四象”，而是對最后一句“八卦生吉兇，吉兇生大業”感興趣。他們關注到能帶來給他們直接利益的東西。因持有如此的學習方法和思想，他們很少做出大貢獻。高榜提名的成千上萬舉人和進士，很少有人能創作出國家和民族能記住的工程和光榮的事業。當然，越南儒家也有偉大的文化家，如：阮廌、阮秉謙、黎貴敦，阮攸。但是這是罕見的。2.習慣性地簡化內容。越南知識淵博諸子在中國巨大淵博的儒家寶藏前都會有意識地簡單化，選擇主要內容，編輯成簡單、明了又易懂的教學教材。例如，在中國已有關于某問題的完整書籍，如：朱熹的《四書集注》和宋、元、明、清的《四書大全》，到越南就變成“說約”（學說簡約）和“約解”（簡約注解）；或明朝胡廣的《性理大全》到越南卻成為“節要”。該現象并不是一個朝代特有的現象，而是越南封建王朝較為普遍的現象。關于《四書》的簡化工作，陳朝有朱文安《四書說約》，黎鄭朝有黎貴敦的《四書約解》，阮朝有阮文超的《四書選講》；黎鄭朝裴輝壁的《性理節要》仍被阮朝視為經典教材。簡單明了的優點是易懂、容易記住、容易傳授和學習。簡單明了卻是學術的局限，因為簡潔等于要刪略學說的許多觀點，失去許多潛在的暗示教義，刪除學說中豐富多彩的含蓄內容。更不用說簡略和節要很可能將核心內容減去而留下來次要的。傳授知識者滿足于簡單明了的內容，學習者也如此，這樣抑制了人的思想和創新能力。
三、總結語
總之，儒家傳入越南后，在越南領土上存在和發展幾百年了，雖然有時達到頂峰，有時衰落。但儒家思想深深地影響了越南人民和社會。儒家作為統治階級的精神工具，封建階級以其建設封建社會制度，推進封建社會的發展。封建統治階級對原有的儒家思想進行了一定改變，并成功運用到處理朝廷內部事務以及抗外敵事業。除此之外，儒家思想是越南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直接影響到當時越南社會及人民生活，尤其是道德教育領域。儒家融入越南文化，被“越南化”，成為越南儒家。與中國儒家相比，越南儒家與中國儒家存在諸多異同之處，越南儒家有著本國特有的風格，包括儒家在社會發揮的作用不同，儒家運動方向和發展動力不同，思考風格不同；越南儒家遠離超形、崇拜利益的現象，越南儒家與人民實際生活緊緊相連，融合和折中人民的思考方式，為人民的利益而考慮。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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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儒家思想的概念范文
【關鍵詞】新課改 歷史教學 感悟
托爾斯泰說過“幸福的家庭有它的相似之處，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套而言之，平庸的課有它的相似之處，一堂好課各有各的精彩之處。一堂怎樣的歷史課才算是一堂好課呢？不同的人有著自己各自不同的理解。專家們的解釋通常會高深莫測一些，一線的教師根據自己的認知和實踐也會有不同角度的解釋。作為一名從事歷史教育年限不是很長的老師，我從自身淺談一下自己的一些感受和認識：
首先，一節好課必然是老師講得很順暢，學生學得很輕松。如果老師在講課的時候，對自己這堂課沒有一個全面的認識，沒有清晰的課堂線索，隨心所欲，走到哪歇到哪，講完之后，學生的頭腦必然是混亂的。教學效果必然可想而知。面對新課改，我們重在培養學生的主動探究，思維分析和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如果老師在課堂上給學生傳遞的是教學思維混亂、沒有條理我們如何培養學生這樣的能力。故而，一堂好課必然要條理清晰，如行云流水緩緩而來。
其次，一堂好課要詳略得當。重難點突出。對于我們走上教壇不久的青年老師而言，在教學中，對于教材的取舍很難把握，往往上課時感覺總有說不完的話，下課鈴響之時，我們往往行色匆匆，帶著眾多的遺憾離開教室。學生也是學完之后，找不到重點。時間一久，學生自然會對你的課產生疲勞感。直接影響教學效果。因此，我們應該多研究教學大綱，吃透教材，學會大膽取舍教材，不要充當教學買辦者。學生能自行解決的問題，相信他們，放手讓他們通過閱讀教材進行歸納總結。這樣也能鍛煉學生從教材中提取有效信息點的能力，久而久之，在考試中解決材料題的時候也能做到得心應手。一舉兩得，我們何樂而不為呢？
其三 ，課堂講述要幽默生動。歷史畢竟是我們已經經歷過的事情。給人的感覺本來就有點老古董的味道。如果我們在講課的時候，一味地循規蹈矩，生搬硬套，表情始終如一，語言干澀。學生必然會對你的教學出現聽覺疲勞和審美疲勞。學生會覺得你的課了無生趣，要讓他主動配合你便難如登天。平日里觀察，我們不難發現，一位語言幽默、知識豐富的老師學生是最喜歡的，往往他的教學成績也位居前列。
其四，好的歷史課堂應該與我們的現實生活緊緊聯系。好的歷史課堂往往離不開與現實生活的密切聯系。我們必須營造一個生活化的歷史課堂，把社會生活中的鮮活題材引入課堂教學之中，使歷史與學生的現實生活連接起來，從而讓學生充分感受到：歷史源于生活，又服務于生活。通過引進生活中的題材也易于學生對于一些抽象知識的理解。例如，七年級上冊教材中，講到儒家思想在中國傳統文化中重要地位時，初一的學生對儒家思想本身接觸不多更難理解儒家思想在我國的地位。可以舉例，國外可以直呼長輩的名字，但在中國這是極不禮貌的，因為尊敬長輩的傳統是儒家思想，而儒家思想在漢武帝時期已確立了在封建社會的正統地位（通過采納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比如儒家經典四書五經是明清科舉考試的指定內容，儒家思想影響至今，兩千多年來中國人都是在儒家思想的熏陶浸染之下，每個中國人身上都打上儒家思想的烙印。既消除了學生對儒家思想的陌生感，也讓其體會到儒家思想在我國的重要地位。另外，孔子儒家思想中的“仁愛”思想對今天我們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仍有其現實的指導意義。
其五，課堂講述要深入顯出。歷史學科由于它自身過去性的特點，和學生有一定的時空距離。在談一些重大歷史事件的影響時，學生由于認知水平的有限，理解起來有相當的難度。我在講中國歷史八年級上冊第三課《》時，面對《》的影響時，講到第三條款“大沽和北京通海沿線炮臺一律拆毀，允許各國在此眼線的戰略要地駐兵。”我把外國侵略者比作窮兇極惡的狼，把清政府比作羊。我問學生：“羊圈是羊兒的避風港，羊圈外盤踞了很多狼，羊圈拆了會怎樣？”學生的參與熱情提起來了，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了。抓住合適時機，將復雜問題簡單化，抽象問題具體化，深入淺出地將歷史知識形象化、生動化，會起到事半功倍的教學效果。
第8篇：儒家思想的概念范文
關鍵詞：意境說宗教思想儒家道家佛家
中國人特有的這種宗教思想特點也影響到古代中國的文化藝術。儒、道、佛相互融合，積淀于中華民族文化心理結構之中，形成一種連續不斷的思想文化氛圍。意境說作為中國古典藝術理論的核心概念，也無一例外地打上了宗教意識的烙印。
而古代中國“泛神”、“準教”特點所帶來的儒、釋、道對立統一現象也決定了其影響意境說的方式是多重的，而非單一的。
關于意境的概念與內涵盡管至今尚無一個人人可以接受的定論，但通過文論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對意境的內涵也已有許多共識。筆者在此將這種共識概括為:意境是藝術家創造出的情景交融、虛實相生的藝術整體，這個藝術整體能通過欣賞者的直觀把握和審美想象產生溢出作品本身的韻味。意境的內涵也可由此概括為三個方面:一是情景交融，二是虛實相生，三是言有盡而意無窮的韻味。
我國詩文自古就有寫景抒情的傳統。《尚書·堯典》中提出“詩言志”，強調詩歌要注重感情思想的抒發，《詩經》所用“比興”則是通過言他物(寫景)，來發心志(抒情)。孔子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這也是一種景與情的結合，盡管景只是作為抒的媒介物出現的。人們真正將自然物象的“景”當作獨立的審美對象，則得益于道佛自然觀的影響。老莊主張回歸自然，他們把“心齋”的空明、虛靜當作對自然萬物做自由觀照的條件，認為只有通過這種非理性的直觀思維方式方可達到物我合一、物我兩忘的境界。如《莊子·齊物論》中所寫:“昔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速邃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老莊還認為，只有達到這種境界才能領悟那“惟恍惟惚”、不可捉摸、難以把握的二道”。佛家認為大自然的水流花開、鳥飛葉落，與其追求的那種淡遠任運的心境與“一花一世界，一葉一如來”的瞬間永恒感是合拍的，所以佛家對大自然也倍加青睞。道佛對自然的鐘愛，引起了詩人對山水風景的關注，使田園風物自覺地走進詩歌，由詩中的背景升騰為主要審美對象。盡管早在《詩經》中就出現了情景交融的詩作，但那只不過是暗合了藝術創作的規律。有意識地將山水田園作為“主角”寫進詩歌，則始于道、玄、佛流行的魏晉南北朝時期。詩家對道禪自然觀的心領神會，使他們在對自然風景的抒寫中確實做到了情與景合、意與象偕，清新、自然，形神畢現，形成迥異于西方藝術再現自然的表現性山水風格，同時，道、佛追求的物、我、道(梵)統一的境界，又在一定程度上啟示了文論家將情與景統一起來，從而較為快捷地解決了情景關系問題。
詩家虛實之說也來源于道家的虛無論與佛家的色空觀。老子曾對“有”“無”關系作過說明，在《老子》五章中，他認為“有無相生”，“虛而不屈，動而愈出”;莊子說:“虛室生白”，“唯道集虛”。可見，道家“以虛無為本”也并非一概否定“實”。作為一種哲學的宇宙觀，道家將宇宙本體看作是虛實、有無的結合。佛教認為物質世界各種色相全是空幻不實的。修行者接觸色相時應“不于境上生心”(《壇經》)，不迷戀、不思念任何色相。佛教色空觀，看似有否定一切的嫌疑，實則以“中道”這一有著辯證思維特點的觀念又解除了這一危機。“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這種“空”否定一切的同時，也肯定了一切。先秦道家的這種虛無觀在魏晉之前已為文人重視，被當作玄學的核心。魏晉時，隨著佛教思想的流布，佛教色空觀因其與道家虛無思想有著相通的精神，而強化了對文人們的影響。既然在道家與佛家眼里虛實并生、色空一體，那么在深受佛家思想影響的文論家眼里，就自然有了虛實統一的可能性。虛可涵蓋少、情、隱、氣、神、意、主觀等，實則可含蘊多、貌、顯、骨、形、象、客觀等，既然通過直觀思維的“悟”，可以發現虛就是實，那么，通過直觀的藝術思維也會做到以少總多，情貌無遺，隱顯一體，氣骨合一，意與象合，形、神、理的統一。這樣虛實關系的解決，就帶動了這一系列概念之間關系的解決，虛實關系也就成了各關系的統帥與核心。
詩家追求言外之意的傳統也得益于道、佛思想的影響與啟迪。佛、道都將語言視為工具，否定其本體意義。正是這種語言觀上的契合，使他們合力沖擊，一舉取得了言意之辯的勝利。這種契合也引起了詩家的重視，以至在魏晉時即開始了對語言的反思。他們未費周折便認識到語言的局限，體悟出語言潛在的能力大有作為，從而明確了對言外之意的追求。許多詩人開始注意突破語言局限，充分發揮語言的張力，明修棧道、暗渡陳倉，筆墨節儉，字錘句煉，以有限的文字負載無限豐富的內涵，在詩文中留有大量語義“空白”，有待讀者“填充”。這種詩歌創作，要求欣賞者的積極參與，讀者也不再滿足于詩歌語言的淺直、單一，而喜好朦朧、多義;不滿足于形似，而求神似;不再滿足于實景的展露，而欲求虛景的蘊含。
上述三方面足以證明意境基本內涵與道家、佛家的關系。“但如果只有佛道詩學，則詩成了褐語、‘玄言詩’和‘理學詩’，全是‘出世’貨色，也就從根本上否定了抒情詩和意境說了。意境說的形成還有待于儒家思想的支持與融人。首先，儒家重視藝術與審美。盡管孔子把詩歌看作是“邇之事父，遠之事君”的倫理政治工具，有損詩歌內部規律的探討，但可貴的是他將詩歌的功能不僅概括為“觀”、“群”、“怨”，而且同時指出了其審美功能“興”。可能正是源于此，才使儒者千百年來與詩文不離不棄，從而在客觀上促進了藝術的發展。其次，儒家對情與景的認識對意境基本內涵與特征的形成也有影響。儒家也重情，講好惡，講“樂道”、“憂道”、“思敬”、“思哀”，講真性情、赤子之心。這個“情”不是道家所主張的縱情宣泄，而是“樂而不，哀而不傷”，是經理性精神梳理后的。與道、佛一樣，儒家也重景，但只是把它當作“比德”的工具:“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歲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在這里儒家離間了情與景的關系，將景一清的直接關系，變成了景一清一理。但這并未阻礙意境說的形成，因為意境中的情不是過分強烈的，而往往是蘊含著一定理趣的。情、理、形、神的統一才能構成意境。再次，儒家的中庸觀念，刻意追求各種對立因素的和諧統一，要求每一因素在量上的發展與安排遵循“適度”原則，克服“過”與“不及”。這大大啟示了人們在詩歌創作中不惟情，不惟景，不惟理，而努力做到情、景、理渾融一體，這就把看似分離開來的情與景又緊密聯系在一起，最終也與道、佛兩家殊途同歸，促進了意境基本內涵的形成與發展。
意境說形成與發展的歷史可以透視出儒、道、佛對立統一的歷史。儒、道、佛的對立統一影響和促進了意境說乃至中國古代藝術的發展。
作為意境說得以形成的最初內核，古老的“比興”、“易象”說與孕育儒、道思想的原始宗教有著密切的關系。“興”是借“他物”起興，這又必然聯系到物象。章學誠先生在《文史通義》中也曾指出:“易象通于詩之比興。”從言志到比興、“易象”，標志著我國詩歌藝術的一次飛躍。推動這一飛躍的直接動力正是“天人合一”、“萬物有靈”的原始宗教觀念。正如趙沛霖先生所說:“人們最初以‘他物’起興，既不是出于審美動機，也不是出于實用動機，而是出于一種深刻的宗教原因。”周魏晉是意境說的萌芽期，也是三教合流的開始。東漢末年，佛教作為一種嚴格意義上的宗教由印度傳人中國。漢帝國的高壓政策，儒家思想的長期禁錮，魏晉時的戰火紛仍，使士大夫知識分子常常陷人個體與社會對抗、主觀與客觀分裂的矛盾狀態而痛苦不堪，為了減輕現實生活的重壓，他們談玄說道、縱情享樂。但強樂無味，反而使他們更加不堪現實的重負，于是紛紛去尋求解脫之途。佛教的“苦”觀“空”觀，抹殺時空，不假外求而重心要。這種觀念和超脫方式恰好與士大夫的心理合拍。于是他們如饑似渴，很快接受了這種外來的文化。同時士大夫心中原有的儒、道思想也使佛教改頭換面，儒、佛貫通的思想直接影響了當時的文論家如劉姆的文論研究，而正是由于他的研究，才使意境說呈現破土之勢。在《文心雕龍·物色》里，專門闡述了情景關系，他說:“詩人感物，聯類不窮。流連萬象之際，沉吟視聽之區。”這段話意為詩人不僅要以感官感知景物，而且應該以心靈擁抱景物，這樣才能寫出好的詩作;他又說:“寫氣圖貌，既隨物以宛轉;屬采附聲，亦與心而徘徊。”在此基礎上，他提出了“意象”說，《文心雕龍·神思》有云:“然后使玄解之宰，尋聲律而定墨;獨照之匠，窺意象而運斤:此蓋馭文之首術，謀篇之大端。”這里所謂“意象”正是情景交融的產物。劉櫻還開始提倡“隱秀”，他說:“隱也者，文外之重旨也;秀也者，篇中之獨拔者也。隱以復意為工，秀以卓絕為巧;斯乃舊章之茲績，才情之嘉會也。夫隱之為體，義主文外，秘響傍通，伏采潛發，譬艾象之變互體，川讀之錫珠玉也。”在此，劉舞已經意識到詩歌語言的含蓄、朦朧、多義的特點，強調追求重旨、復義、秘響，從而得到文外之義，潛發之采。這樣看來，劉擔的這些論述已經直接觸及到意境的基本內涵，為意境說的形成準備了必要的理論條件。
在唐代，意境說破土而出，成長為美學與文論的一個重要概念。這個時期也正是儒、道、佛融合的強盛期。意境說由盛唐詩人王昌齡首次提出。他在《詩格》中說:“詩有三境，一曰物境。欲為山水詩則張泉石云峰之境，極麗秀絕者，神之于心，處身于境，視境于心，瑩然掌中，然后用思，了然境象，故得形似。二曰情境。娛樂愁怨，皆張于意而處于身，然后馳思，深得其情。三曰意境。亦張之于意而思之于心，則得其真矣。”
第9篇：儒家思想的概念范文
儒學作為一種文化曾以強勢的道德意識及政治理想成為貫穿中華民族歷史的主流價值觀，成為傳統中國人立身處世的原則和規范，時至今日，在科技飛速發展的今天，儒學還有存在價值嗎？因為一百年來，中國受西方功利主義的影響，功利主義盛行，在某些中國人的心中，功利主義已占了上風。功利主義的根本特征是“功用至上”，一切問題都從“功用”上思考、評價才認為合理，“功用”成了人們思考評判所有事物的最高標準，現在某些中國人已經不會像古代的中國人那樣從道德、良知、天理等角度思考評判事物了。在這樣的思想背后下，某些中國人認為儒學已經沒有用了，應該像出土文物一樣成為博物館中的陳列品，最多只供專門的研究人員研究。然而，儒學果真在當今中國沒有用了嗎？儒學果真是文字古化石或出土文物嗎？儒學果真已經退出歷史舞臺了嗎？答案是否定的，儒學在當今中國仍有存在價值，因為儒家傳統的價值意識依然主導并決定著中國人群的道德信念與家庭倫理。
一、儒家哲學的基本觀點
簡單地概括，儒學應包含豐富的人生哲學與道德哲學，其要旨是對人關照，是對人的生命價值的探究，是對人的終極關懷。
儒學的核心概念是“仁”，孔子教導“為仁”的原理；孟子則提出“養浩然之氣”、“求放心”、“盡心”的功夫論；荀子提出“化性起偽”；《大學》中的“明明德、親民、止于至善”三綱領，“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八德目；《中庸》中的“誠之者人之道也”、“慎獨”的哲學；周敦頤的“主靜立人極”功夫；張橫渠的“存天理去人欲”；程顥的“識仁”、“體貼天理”；程頤的“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朱熹的“格物致知”、“窮理盡性”；陸象山的“立其心之大者”；王陽明的“致良知”；劉蕺山的“慎獨”與“誠意”等。不論這些儒家學者試圖透過何種相近或相異的概念范疇或思想體系，對于人類自我修養及超越的可能提出各種設計，他們共同承認并以此種共識為基礎而發展其本身思想的觀點，即透過這些人類自身由內而外的功夫修養，追求并達致儒家的社會政治體制與文化理想。
儒家哲學最重視社會哲學，因為成就一個現世的人類的理想社會是儒家最原始的關懷，為了設計與建立一個理想的人類社會，孔、孟、荀等人可說不斷提出各項有關社會的、政治的、經濟的或倫理的觀點的思想家，同時這正說明何以社會哲學才是儒家思想起步的主要重心，即就儒學傳統的整體來說，儒家哲學的進路是社會哲學的。儒家的社會哲學內容條理清晰，《大學》八條目是最具體的代表，《禮記》中的《禮運大同篇》是重要的社會哲學著作；周公制禮作樂與孔、孟、荀三人提出的許多政治制度與施政原則，如行仁政、不重斂賦、禮樂化民等，都是儒家思想傳統中極具代表性的觀點。另外，表現在漢代經學思想中的儒家思想是以儒家經典為根據而設計出來的社會體制之學。同時，為建立理想的社會文化，家庭間的倫理關系更是關鍵要目，因此孝道是《論語》中孔子以之為一切德性的根本德性者。最后，《易經》哲學中借由《易傳》注解之作而建立了儒家價值本位的情境倫理學，即針對各種倫理沖突情境的知識解析提出進退智慧，從而作為儒者處世應世的操作知識根據。
二、當今社會儒學作用之所在
1.利用儒學重構現代社會道德
當今人類面臨的共同問題之一，就是呈加速擴大趨勢的非道德化傾向。許多傳統道德體系被玩忽、蔑棄、破壞甚至解構，政令和法律被迫切入道德領域，以管制和刑罰代替教化。更嚴重的是，以政法代道德導致更多的人愈淡漠甚至喪失自律意識，一度令政法管制束手無策。其后果是人性的扭曲以致喪失，從而使公共秩序敗壞，社會生活失范。可以說某些中國人的社會道德已經開始崩潰，很多中國人已經不知道按照什么樣的道德標準實施自己的行為，即出現了孔子所說的“無所措手足”的狀況，出現了“禮崩樂壞，學絕道喪”的局面。如何解決現代社會道德滑坡現象？“重構道德”成為當今社會十分關切的話題之一。在重建道德、特別是自律而非他律道德方面，儒學擁有無比豐富的思想資源和實踐典范。儒學的基本特征就是把道德放在治理社會與國家的首位，儒學在本質上就是道德之學，追求一個道德的社會就是儒學的實踐目標。
儒學對人性的基本認識是“仁、義、禮、智、信”，這是人類普遍永恒的道德，儒家清醒地了解到人的與物質生活相互作用可能對其道德意識發生的負面影響，因而汲汲于提倡修養工夫，發明道德本心，使之“惺惺不寐”；追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而非“道之以政，齊之以刑”的政教方式，內外夾持，養護人的德性。人性規定了儒學做人的原則和為之奮斗的目標。儒學永遠不是道德說教者，首先是道德實踐者，他們以知行合一的方式實現自己的道德人格，以自己的道德人格證明自己的道德教言。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歷史上的儒學都努力在社會中實現“仁、義、禮、智、信”這人世間永遠不變的常理常道。
儒家用道德來引導、用禮義來規范的論說及實踐典范，對于當今人類的道德生活具有非常現實和重要的價值。
2.利用儒學重塑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是一個民族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精神支撐。一個民族，沒有振奮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當代中國構建和諧社會以儒家文化為思想資源，有現實基礎。在當代中國的發展，吸取和繼承了包括儒學在內的傳統思想文化的某些精華，從而豐富了學說的內容，并使之取得“中國化”的形態。因此，中國化過程中對儒家思想的吸收，青年群體對儒家文化的認同，足以表明儒家思想作為當代中國構建和諧社會的思想資源，是活著的思想。就此而言，儒家思想必將在我國和諧社會的構建過程中發揮更大的作用。每一個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精神，民族精神在精神氣質上把一個民族與另一個民族區別開來。因此，民族精神是一個民族的根本特征，或者說自性特質。民族精神不是今天才有，而是一個民族在長期的歷史文化演變中逐漸形成并定型的，所以，民族精神是一個民族歷史文化的產物，是一個民族歷史文化特質的體現。在一個民族與其他民族交往的過程中，民族精神是一個民族自我認同的核心內容，是一個民族文化身份的集中體現，是一個民族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身份標志。一個民族如果沒有民族精神，就不會有民族自我認同的內聚力，就沒有確定的文化身份與其他民族交往，就會處在“無所適從的精神分裂狀態”。從歷史上來看，民族精神體現在一個民族的文化中，具體體現在一個民族占統治地位的思想學說中，如美利堅民族的民族精神體現在基督新教文化及其思想學說中，俄羅斯民族的民族精神體現在東正教文化及其思想學說中，而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則體現在儒家文化及其思想學說中，即體現在儒學中。
但是，百年來，在反傳統的浪潮中，從“五四”打倒孔家店到“破四舊”，與傳統進行了最徹底的絕裂，儒學首當其沖，成為被攻擊的目標，最后導致儒學式微。儒學式微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中華民族喪失了自己的民族精神，學到的西方文化及西學又不能轉化為自己的民族精神，結果中國人靈魂四處飄蕩，無所歸依。如何解決呢？通過儒學重塑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因為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自古以來就體現在儒學中，儒學是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最集中的載體。在中國過去的歷史中儒學體現了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在今后歲月中，儒學必將再度體現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這是儒學“為生民立命”的歷史使命。
3.利用儒學解決現代社會的生態危機問題
當今人類面臨的全球生態危機無疑具有普遍性和災難性。伴隨現代化運動狂飆突進的是人類精神的失落和傳統社會的解體，特別嚴重的是地球生態圈經億萬年演化而形成的生態系統的高度破壞。臭氧層空洞、溫室氣體效應、全球氣候變暖、極地冰蓋融化、海平面上升，諸如此類因工業化和都市化引起的問題，已非水土流失、河流枯竭、土地沙漠化、空氣和水源污染、酸雨等局部性問題可比，真正是全人類的問題，是任何人都無法回避或消解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