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價值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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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儒家思想價值范文

【關鍵詞】 新儒家；儒學；當代價值

近現代狹義新儒家以儒學作為或安身立命，或治國理政的根源，各有其不同的主張。以“新儒家家”為代表的新儒家學者，無論其“體用不二”的仁心本體論，“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的人生價值論，“天人合一”的人生境界論，抑或“本科學的精神，為社會的活動”的科學發展論，還是融合康德與孔孟陸王心學的哲學詮釋，都致力于以儒學的精神，探尋當代社會發展的問題和人的價值，使中國走上“中體西用”并日漸強大的道路。隨著時代的發展和西方文化的傳播，新儒學思想也隨之而發展，提出了一系列將中國傳統儒學與西方先進文化相結合的更科學的道路，在當今轉型期的中國更有著不可磨滅的重要貢獻。

一、新儒學為中國經濟平穩健康發展提供理論基礎

經濟發展是衡量一個國家綜合國力的首要指標，中國自建國以來終于擺脫“一窮二白”的局面，經歷改革開放逐漸使人民過上富裕的生活并在接下來的幾十年更是樹立了全面進入小康社會的戰略目標。改革開放后，中國的經濟發展速度和現代化建設進入新時期，1984年我國GDP增長率達到15.2%，之后均保持高速增長。雖然我國經濟發展得到了顯著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但隨著經濟的增長和世界經濟一體化進程的不斷加速，由此帶來的產業發展不均衡、環境破壞等問題都在不斷凸顯。

新儒家提倡中國經濟的發展應該是一種平穩的、和諧的，將副作用降到最低的模式。中國經濟的發展已經進入到轉型期，躍升為全球第二大經濟實體，注重經濟的平穩、健康發展對目前而言比從前粗獷的經濟發展模式更為重要，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遺留問題也亟待經濟發展速度的降低和調整來解決。雖然按新儒家的中庸思想和以和為貴的思想不可能實現經濟的飛速發展，但在目前中國經濟已經實現騰飛并且出現了許多社會問題的情況下，新儒家提出的經濟發展理念是最符合中國國情和最能解決目前問題的方案和理論落腳點。

二、新儒學為中國民主法制進程的發展提供理論淵源

解放前中國從不是一個民主國家，這與儒家思想授予人們的“尊卑有別”的根深蒂固的等級觀念密不可分。但儒家思想中是提倡民主的，孔子的“為仁由己”的自由觀念涵蓋了中西各種自由觀念。康君毅大力弘揚民主觀念，但是他指出，由于儒家思想的民主精神只局限于道德領域，未能進展到公民人格和社會組織層面，因此中國沒有建立起民主政治制度。牟宗三也贊成民主法治。他認為現代國家制度的建立，是西方文化優于中國文化之處，儒家以“仁”為中心的內圣是無法開出民主科學法制的外王的。現在的外王（民主），直推是不行的，必須由內圣曲折一下，轉出知性，才能實現民主和法制。

儒家的傳統思想是限于道德層面的民主，與西方啟蒙運動后復興的民主建立的民主制度有很大的不同，但道德的民主卻能推動制度的民主。民主是公平與正義，法制是約束與尊崇，新儒家提出的以“仁”為中心的道德覺解是民主的最高層面的體現，西方的民主制度為中國的道德覺解提供了基礎和實現的路徑，而只有以“仁”為中心的道德覺解與西方的民主制度相結合，才能真正推動中國民主法治的進程，才能“從根本上消除人與人的紛爭，最終實現沒有訴訟的理想社會。”[1]

三、新儒學有助于公民樹立“底線”思維

在講話中提出要善于運用底線思維的方法。“底線思維，即是在做任何事情之前要善于思考，認真計算風險，估算可能出現的最壞情況。底線思維會影響我們的生活態度，能夠提供繼續前進所必須的那份坦然。”[2]做事情之前絕不能盲目，不能頭腦發熱，要冷靜地思考做事的風險和后果以及可能出現的突況。即使遭遇到失敗和挫折，也不能一蹶不振，應坦然面對失敗，運用反思和總結以繼續前行。

儒學提倡“三思而后行”，認為做事情要進行系統地思考之后，做事情才會少出錯，避免不必要的錯誤，更要多與他人交流心得體會從而啟發自己的觀點。而當面對人生困境或挫折時更是“君子坦蕩蕩”，就是面對人生的一份淡定和從容。新儒家更是主張“天人合一”，人不僅是自然界的人，社會中的人，更是宇宙中的人，一切都是“應然”，即使面對再大的困境，也只是宇宙不起眼的一瞬，是天理使然，既然不可更改，就要坦然接受。

四、新儒W可以提升公民的哲學素養

中華民族是一個熱愛哲學的民族，任何一個民眾的行為方式和交流方式都可以充滿哲學意味，只是自己沒有意識到。無論是高居廟堂的決策者還是流連市井的平民，都是哲學的忠實信徒，每一個中國人都樂于并長于反思自己的人生，并提問自己生存的意義和價值，這是哲學的起點。“反思……把人生作為思考的對象。有關人生的學說、有關宇宙的學說以及有關知識的學說，都是由這樣的思考中產生的。”[3]哲學是令人智慧的學科，其他的所有學科都在哲學的思考范圍內，哲學能指導包括自然學科的所有學科的發展，而其他學科的發展又能反過來補充哲學。

新儒學學者不僅是儒學的研究者，也是儒學理論的實踐者，更是一個個永遠在路上的思想者。馮友蘭認為，中國之所以不像西方世界曾經被宗教所統治，中國民眾也不像西方人民那樣篤信宗教和神靈，是因為中國民眾太熱愛哲學，完全不需要將人生的意義寄托于宗教和神靈上，他們只會篤信宗教并為之踐行，任何虛無縹緲的主張“出世哲學”的宗教都不是對人生和價值的正確引導。然而儒學以禮義廉恥的道德標準樹立的人生觀，不僅是對人生的引導與糾正，也是對中國民眾哲學喜好的滿足。

五、新儒學對提升公民道德素質做出突出貢獻

新儒學的最大價值，仍舊是致力于公民道德素質的提高。中國經過幾十年的發展，物質發展水平有了長足的進步，但精神文明建設卻顯然做得還遠遠不夠，道德問題日益突出。大到瘦肉精事件、三聚氰胺事件，小到當前網絡傳播很廣的碰瓷、地鐵吃鳳爪，透露出來的都是小到公民個人，大到社會整體的道德滑坡現象。政府即使設立更多監管部門、出臺更多相關法案，也只是治標不治本的下策，治本之方仍舊是公民整體道德素質的提高，從根源上杜絕這些社會現象的產生。

新儒家大力宣揚儒學的“忠、孝、仁、愛、禮、義、廉、恥”八德，在轉型期的中國尤為可貴。不忠，政府部門陽奉陰違；不孝，父子相殘，妻離子散；不仁，社會縱容惡習滋生；不愛，老人跌倒無人攙扶；不知禮，學生公然打罵教師；不義，群眾圍觀歹徒行兇；不廉，官員搜刮民脂民膏，坐擁無數企業；不知恥，越道德底線，觸法律的紅線。社會上有太多道德敗壞的現象，新儒家大力宣揚的道德觀念是杜絕這些現象的良藥，更需要教育部門從幼兒時期對學生教育的配合，和社會各界對道德觀念的宣傳和起碼的敬畏之心，做到標本兼治。

新儒學雖然也有一些不當的觀點，如蔣慶主張恢復古代禮制，用禮制來規范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重建中國儒教，將中國建成一個政教合一的儒教國，但如馮友蘭、熊十力、唐君毅等更多新儒家學者將中外文化結合，具有高度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以植根于中國的儒學為理論基礎，去粗取精，辯證吸收外國文化中的積極部分，去偽存真，走出一條適合中國發展并能為人民所接受的道路。

【參考文獻】

[1] 蔣慶.政治儒學[M].北京：三聯書店，2003.211.

[2] 百度百科.底線思維.http：///link？url=d2JdtIuP1Inl7Aj4TDGXAW6i1Cb9McSFKxio4mMXgii6yIW98EPnIXDD8NyKPPLyQgyIyqr19O0N2CMs7lTIyK.

[3] 馮友蘭.中國哲學簡史[M].北京：三聯書店，2009.2.

第2篇：儒家思想價值范文

【關鍵詞】儒家；君子；圣賢

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標是任何階級進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靈魂、核心，教育目標的確立、培養與實現貫穿于整個思想政治教育活動。在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中，儒家思想始終在意識形態領域占據統治地位，儒家希望培養具有理想人格的“圣賢”和“君子”，這種教育目標不僅影響了兩千多年的封建統治，在當今社會依然有著重大的價值與影響。

一、儒家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標——“君子”、“圣賢”

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標是“人們在進行思想政治教育活動前就確立的希望達到并爭取達到的思想政治教育結果，是實施教育活動后應該達到的狀態標準。”儒家思想作為中國封建社會的正統思想，它認為“君子”“圣賢”是進行思想政治教育活動要達到的一種理想的狀態。儒家思想認為，君子的培養，要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

（一）君子要有道德。道德標準是成為君子的最主要的條件，孔子認為“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君子與小人的區別就在于君子用道德來規范自己的行為，而小人則是用土地錢財來衡量，當義利發生沖突時，君子應該舍利取義。

（二）君子要注重修養。要成為君子，必須要注重自己的修養，養成一種道德自覺。儒家的社會政治目標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只有先修身，才能實現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目標。孔子曾對子路說，要想成為君子，就要做到“修己以敬”，就是要修養自己，以認真對待一切。孔子還認為一個人有了這種修養，并且把這種修養通過自己的行為表現出來，可以利國安民，就算是君子。

（三）君子要做到不說空話，而干實事。孔子認為“君子欲訥于言而敏于行。”君子要不輕易說話而行動上卻要敏捷。“君子”的品質，不僅是思想層面的，更是行為層面的。君子要做到知行統一，不僅要有道德、重修養，還要做到言行一致，“言必信，行必果”，思想必須轉化為行為才能真正起作用。孔子曰：“先行其言，而后從之。”先把要說的話做到了，然后才跟著行動把話說出來。

（四）君子要知識淵博。“君子博學于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就是指君子廣泛地學習知識，用禮節來約束自己，就可以不離經叛道了呀！要想成為君子，就必須博覽群書，成為樣樣都懂的通才。孔子提倡對學生進行教學的內容為“六藝”，即“禮、樂、射、御、書、數”，這些內容體現了德智體全面發展的教育方針。

二、儒家思想政治教育目標的當代價值

儒家的思想政治教育影響了兩千多年的封建政治統治，它本質上是為維護封建統治階級的統治服務的，但是我們不可否認儒家“君子”“圣賢”的教育目標，在當時的條件下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在當今社會，儒家思想政治教育目標仍然具有重要的意義與價值。

（一）儒家思想政治教育目標有利于我國國家建設。首先，儒家的“德育”思想有利于我國現代的精神文明建設和核心價值體系完善。當今世界，各國之間的聯系日益增強，我國的國內外環境都發生了重大的變化，我國公民的價值取向也從一元走向多元。近幾年，我國公民素質不斷提升的進程中，“道德滑坡”現象也不斷出現，要改變這種現狀，必須加強道德觀教育。其次，儒家少說空話，多干實事，知行統一的思想有利于“中國夢”的實現，有利于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順利進行。中國夢的實現既包括國家層面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也包括實現每個中國人的夢想。對國家而言，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需要廣大政工干部帶領人民群眾把我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建設目標政策真正落到實處。對每個人而言，要想實現個人的理想、目標，也必須做到多干實事，少說空話。

（二）儒家思想政治教育目標能促進當代思想政治教育活動更好的開展。儒家“君子”觀教育對我國思想政治教育根本目的和任務的確立與實現提供了有益的借鑒。我國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目的是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質，促進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我國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任務是用馬列主義、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教育廣大人民群眾，培養和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社會主義新人。儒家思想政治教育提倡的德治、博學等對我國目前進行的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有益的借鑒，我國人才的培養也需要德智體美全面發展，“四有”新人的根本任務的實現與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目的的培養要求我國思想政治教育必須要對受教育者進行全方位、多層次的教育，培養受教育者多方面的素質。

（三）儒家思想政治教育目標有利于我國公民健全人格的培養。儒家注重修養的培養方式有利于我國公民健全人格的培養。儒家思想政治教育在人格培養上特別重視“內省”“修身”，強調內省在道德實踐中的重要性。并且儒家倡導的“誠意”、“正心”正是強調把主體的道德認知轉化成道德情感、意志和信念。儒家強調的內省、慎獨正是當代社會我國公民所缺少的，健全人格的培養不僅需要我們有道德認知、知道善惡美丑的標準，更重要的是我們要將這種道德認知轉化為道德情感、道德意志和道德信念，在沒有外在的法律以及規章制度的制約下，仍然能夠做對社會有益的事情。

綜上所述，儒家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標是要培養“君子”“圣賢”的理想道德人格，這種教育目標的培養也對我國當今社會提供了寶貴的經驗，無論是個人成長，還是國家建設都需要從中汲取養分，儒家思想政治教育提倡的君子、圣賢的目標，需要我們批判的繼承，并且將其發揚光大。

參考文獻

[1] 陳萬柏，張耀燦.思想政治教育學原理[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2] 張向東，孫征.孔子“君子”人格對當代大學生人格塑造的啟示[J].教育與教學研究，2013.2.

第3篇：儒家思想價值范文

論文摘要：儒家科技倫理思想深深植根于儒家思想的宏觀系統之中，儒家科技倫理思想中經世致用的科技觀念、嚴謹求真的科學態度、以德化知的知識理念以及天人合一的整體思想等對當代中國科技倫理體系構建、促進科技發展和社會和諧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論文關鍵詞：儒家；科技倫理；當代價值

儒家科技倫理思想是儒家倫理思想體系的核心內容，積淀了中華民族幾千年的群體智慧，是中國傳統科技發展的主導因素，并且逐漸滲透在社會生產、生活的各個領域和各個方面。儒家科技倫理思想中所蘊涵的對科技的倫理性認識為當代中國科技倫理體系構建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借鑒。

一

有關中國古代有無科學技術以及儒家思想在中國科學技術史上的作用在中國近現代思想史中備受矚目。在長期的研究和爭論中，大致形成了兩派觀點：一派學者認為中國古代沒有科學可言，并最終把原因歸結到儒家思想的理論特質上。這一派以張岱年先生為代表，他認為：“儒學的中心思想，我認為最主要的是關于人生價值的觀點。

儒家肯定人的價值，肯定生活的價值和道德的價值由于重視人貴于物的價值，將注意力集中于人的問題，于是對物的問題有所忽視這種貶低關于物的知識的態度，在長期的歷史過程中，發生了嚴重的消極影響。儒學沒有能夠為自然科學研究提供理論基礎，更沒有為自然科學研究提供方法論的指導，儒學各派都表現了這一嚴重欠缺。另一派學者認為，儒家思想同樣有自己的科技觀，在大的儒家倫理框架下形成了自己的科技倫理思想。他們認為我國古代科技倫理形成于先秦時期，同時科技倫理范疇、科技倫理觀念對后世科技倫理思想的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雖然“中國古代并沒有現代意義上的科學體系，只有一些并不系統的科學思想和知識成果，然而中國古代有相當發達的經驗層面的技術，中國古代的科技倫理主體是技術倫理”，其基本特征可以概括為“以道馭術”，即強調“技術行為和技術應用要受倫理道德規范的駕馭和制約”。筆者也持這種觀點。眾所周知，科學技術的發展需要一定的社會條件和相應的生產水平，正是先秦時期科學技術的進步、社會分工的擴大等因素，為儒家科技倫理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在眾多研究科技倫理思想的學者中，他們的研究方向又各不相同。有的學者認為，我國先秦時期的儒家先賢們，在關于自然和農業等諸多的科技思想之中表現出以人為本的思想，顯示出了先進的倫理意識，注重人在科技發展中的重要作用。而有的學者更注重研究科學技術、自然與人的關系，認為在科學領域要達到人與自然的同一性，人類的科技行為要尊重和關愛自然。這些觀點的倫理意義在于，人不是凌駕于自然之上的，而是居于自然萬物之中、并與其和諧共處于一個統一體中。筆者認為，儒家思想不但有自身完整的科技觀，而且蘊涵著豐富的科技倫理思想，并對后世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

二

儒家思想經過兩千多年的發展形成了完備的理論體系，其中包含著極為豐富的科技倫理思想。儒家科技倫理思想大體可以歸結為以下幾方面。

(一)經世致用的科技觀念

儒家講究現實性，提倡經世致用，這也體現在儒家的科技倫理思想上。在對待科學技術發展和應用問題上，儒家格外重視和強調“六府”(水、火、金、木、土、谷)、“三事”(正德、利用、厚生)。在儒家看來，“六府”、“三事”是經世致用的“正經技術”，或者說正統的技術。在這些技術之外的東西，才是儒家抨擊的所謂的“奇技巧”，即那些容易使帝王“玩物喪志”、或使黎民百姓耽于享樂而不做“正事”的技藝。《尚書》中說：“不役耳目，百度惟真。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志以道寧，言以道接。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顯然，“玩物喪志”、“貴異物”的“物”不是有用之物，而是“奇技巧”之物。有人說，儒家學說鄙視、排斥一切科學技術，將科學技術統統稱之為“奇技巧”，事實并非如此，儒家對“六府”、“三事”這樣經世致用的技術是非常重視的。孟子日：“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兇年免于死亡，然后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孟子·梁惠王》)

 

由此觀之，儒家倫理思想的一大特點就是注重道德原則在現實社會生活中的運用，維護和諧的社會秩序。這種思想從現實的角度提出要維護社會穩定，對百姓進行道德教化，必須使他們基本的生活需要得到滿足，而物質生活的提高和生活條件的改善有賴于生產技術的改進。在這種思想影響下，技術科學得到了較大的發展。因此，在儒家思想的指引下，能夠發展起來的科技都是為人服務的，與人的生活息息相關的。天文學、農學、醫學等這些學科之所以能得到長足發展，就是因為這些學科與社會穩定有關。總之，以孔孟為代表的儒家思想非常注重現實的、形而下的問題的研究，注重人世，強調經世致用。

(二)嚴謹求真的科學態度

儒家要求對待真必須嚴謹，所謂“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儒家認為：“知勇仁三者，天下之達德也。”(《禮記·中庸》)在儒家看來，“知”是與人的智力活動有關的智力與智慧。子夏說：“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論語·子張》)也就是說“仁”存在于“知”中。在一定意義上也可以說知就是仁。對于真理性的認識，儒家強調要有執著的追求精神，“(孔)子入太廟，每事問”，并說“朝聞道，夕死可也”。

儒家倫理這種求知、求真的精神是一以貫之的，通過宋代大儒朱熹的“格物致知”，我們可以看到儒家對于學問的嚴謹和求真態度。朱熹所說的“格物”，既包含人世倫常之事，又包含天地自然之物。朱熹認為，宇宙間統一的理分至各具體事物之中，所謂“理一分殊”，只有在“物物上窮其致理”以后，才能做到對宇宙問統一的理的豁然貫通，亦即達到“致知”的境界。因此，朱熹反復強調要在人世間與自然界的一切事物上窮理：“上而無極太極，下而至于一草一木一昆蟲之微，亦各有理。一書不讀，則闕了一書道理；一事不窮，則闕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則闕了一物道理。須著逐一件與他理會過。”(《朱子全書》卷十五)由此也可以看到，儒家學派反對拘泥師說、照搬書本，主張善于思考、勇于質疑、敢于創新的學習態度。

(三)以德化知的知識理念

中國古代科技倫理中關于以德化知、知德統一的思想是非常豐富的，其中以儒家尤為突出。儒家高度重視道德價值、道德自覺和人格完美，主張人們在尋求科學知識的同時，應追求崇高的精神境界，把道德理想的實現看作人生諸種需要中最高層次的需要。科學技術本身并不是惡，但也需要一定的限制，主要表現為科學技術要遵循科技倫理規則。否則，如孔子言：“觚不觚，觚哉!觚哉!”(《論語·雍也》)沒有相應的約束，濫用科學技術，也就違背了科學技術的最終目的——造福于人類。孔子認為：“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論語·里仁》)知者當然是智慧的化身、科技的承擔者，仁又是孔子倫理思想體系的核心，“知者利仁”，是指在仁的指導下，在仁的環境中知者才能成為真正的知者，科學技術才能健康發展。否則，就會出現“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論語·衛靈公》)的后果，科技發展就會失去后勁。因此，道德的發展與科技的發展應該是和諧的、有序的，人類在應用科技知識的時候需要以德化知。

孔子重視學習，一生以追求真理為己任，奉行“朝聞道，夕死可也”的學術精神。孔子重視學習的一個原因，是他看到了知識對人的德行的重要作用。他認為，知識、真理是德行的前提。“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而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論語·陽貨》)。好的品德都是應該喜好并加以修養的，但是，如果不通過學習而明白事理，通權達變地把握其實質，便很容易偏執一隅，造成危害。換言之，道德缺乏知識、真理的基礎，行為就會走向反面。反之，任何知識的運用都需要道德價值進行約束，沒有了這個屏障，其目的性也不再單純地是為了造福于民，很可能成為工具的濫用。

(四)天人合一的整體思想

中國古代生態倫理思想博大精深，表現在人與自然關系問題上，就是主張“天人合一”。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源遠流長，在儒學經典《易傳》中就有“大人與天地合其德”的說法；孔子也講“天生德于子”(《論語·述而》)；董仲舒則進一步提出“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漢書·董仲舒》)；宋明理學又把人世間的理上升到“天理”的本體論高度，尤其強調道德原則與自然規律是相一致的，都是由存在于天地問的唯一“天理”所決定的，整個宇宙只有一個最高的理，即“理一”，而人與萬物所衍生出的理只是這個最高的理的分支而已。剔除“天人合一”思想中的唯心主義成分可以發現，自然和人、自然規律和人的道德規范不是對立的，而是統一的。

 

儒家強調“至善”，儒家所說的善不僅表現在人性本善，因而提出人與人之間的和善，還包括自然生命的本善，更深層次還在于人與自然之間的和善。人來自于自然，正是自然宇宙的本善賦予了人類，人類才有了“性本善”，自然與人類在生命的起源過程和目的上具有內在的、同一的、統一的共性，在共同的善本性的蘊涵中，達到了真正的合一與感應、協同與和諧。人在天人關系的運作中負有“至誠”、“盡性”的道德使命。《禮記·中庸》日：“自誠明謂之性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這種贊天地之化育在實踐中則表現為兼愛萬物。《孟子·盡心上》日：“君子之于物也，愛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孟子要求人們從愛親人到愛百姓然后將愛擴展至萬物。這種天人合一的整體性思想是儒家科技倫理特有的。

盡管孔子、孟子、茍子的思想各有差異，但是都不約而同地表現出了相同的科技倫理觀念。孔子對于科技的直接論述相對較少，但是他開創了“知”必須要“仁”的思想，成為孟子、茍子的思想來源依據，孔子、孟子、茍子三家最為一致的觀點即求真嚴謹的科學態度，這也成為后世儒家學派秉承的理念．特別是被朱熹發揚光大，影響至今。運用科學知識的前提需要道德標準的界定，脫離了這一點也就無法將知識轉化成實用信息。科學技術發展到今天，人類終于領悟到科學技術造福人類與用科學技術保護環境是一致的，共同統一于“善德”之中。如果科學技術的發展不顧生態環境，必然會破壞生態平衡，也就破壞了“天人合一”的“天理”。儒家先賢們對人的福祉的巨大關懷，決定了其科技思想必定是以“仁”等倫理主張為指向的，這是值得我們去深深思索的，也留給了我們無窮的啟示。

三

綜觀儒家思想，我們發現儒家科技倫理思想深深植根于儒家思想的宏觀系統中，具有鮮明的理性主義特征，孔子關于技藝的一些論述從某種意義上說對于儒家科技倫理的形成具有奠基作用。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人而無恒，不可以為巫醫”、“良農能稼而不能為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為順”等語錄，都表明他對技藝有獨到的見解，為后世儒家學者的研究提供了素材。全面研究儒家科技倫理思想對于我們今天研究和認識科學技術、規范科技行為具有重要的現實價值。這種現實價值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秉承“以人為本”理念，尊重自然規律。把握科學技術發展和應用的方向

儒家認為技藝之學不過是人類改造自然的手段，科技的價值體現在人的具體應用上，它是人類適應自然的一種存在方式、一種選擇，此種生存、生活方式的認知標準在儒家看來就是“善”。儒家科技倫理觀建立在人與自然和諧的整體認識之上，人的發展不能脫離自然，必須尊重并遵循自然規律，尊重與遵循規律的目的在于使人得到全面發展。儒家認為，發展科學技術的目的在于完善人的心靈，在于把握人在大地自然中的地位、作用，最終掌握自身的命運。這是一種深層次的以人為本的理念。我們也可以看到，科學技術從一開始就是為人所用的，科學至上、唯科學主義不是人類認識并掌握科學技術的基本原則，儒家科技倫理思想所具有的以人為本理念更加重視人的主導性地位。今天，樹立并弘揚這種科技倫理觀，有助于人們在科技化時代把握人與科技的關系，從而有效地發展并利用科學技術，把握科學技術發展和應用的方向。

 

(二)堅持“以道馭術”原則，約束科技行為，促進道德與科技的和諧發展

從科技以人為本的理念出發，在科學技術發展和應用上就必須“以道馭術”。沒有倫理道德的約束，其后果必然會破壞人類社會生活的有序化。這種“以道馭術”的理念早在先秦儒家的思想中就已存在。不過，先秦儒家的“以道馭術”的理念是直接針對技術應用的社會效果而言的，目的是力求限制和消除不適當的技術應用帶來的消極影響。“以道馭術”的理念影響之深遠，甚至成為后世認識和處理技術與道德關系的基本范式。孔子云：“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論語·述而》)，意思是說，道德是一切社會活動的思想基礎，科學技術必須受倫理道德規范的駕馭和制約。在儒家看來，真理、知識是德行的前提，德行又能約束人們掌握并使用真理、知識的行為，這是儒家科技倫理的一個重要內容。“智，所以知此也；仁，所以體此也；勇，所以強此也。謂之達德者，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N誠而已矣。達道雖人所共由，然無是三德，則無以行之；達德雖人所同得，然一有不誠，則人欲間之，而德非其德也。”(《禮記·中庸》)因此，知是德的基礎，沒有知的存在，德也是不完整的。總之，科學技術的倫理狀態從總體上看是目標與過程的統一，即統一于儒家的善。善首先是人的一種德行。科學技術最終發生效用要靠人來完成，因此科技行為或科學工作者的行為是科技目標與過程能否統一于善的關鍵。儒家思想強調人的德行優先，這是道德與科學技術和諧發展的前提，道德與科技和諧發展則科技行為必然指向善的目標。

(三)弘揚“天人合一”思想，關懷生態價值，構建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宏大系統

第4篇：儒家思想價值范文

[關鍵詞]現代新儒家思潮；價值觀；影響

隨著科技的發展，全球化的深入，目前我國正處在全面轉型時期。近年來，國內興起了國學熱，國外也興辦了許多孔子學院，談到孔子，談到儒家學說，我們并不陌生，它起源于古代，在中國漫長的歷史發展中起到過重要作用。現在，我們探討與之相關的現代新儒家思潮，它誕生于上世紀20年代，至今已存在90多年，仍對我們產生影響。

一、概念界定

所謂思潮，1979年版的《辭海》中，對“思潮”的釋義是：（1）某一歷史時期內反映一定階級或階層的利益和要求的一種思想傾向；（2）涌現出來的思想感情，如思潮起伏[1]。

1987年版的《中國大百科全書》哲學卷中，對“思潮”的釋義是：社會思潮是反映特定環境中人們的某種利益并對社會生活有廣泛影響的思想趨勢或傾向。社會思潮有時表現為由一定理論形態的思想作主導，有時又表現為特定環境中人們的社會心理，是社會意識的綜合表現形式[2]。

綜合學界各種表述，筆者在查閱諸多著作的基礎上，本文采用下述概念界定“社會思潮”――即社會思潮是經思想家倡導，以某種理論學說為主導或依據，在大眾中持久流行、與時代和社會重大問題相關，并對社會生活有廣泛影響的思想趨勢或傾向[3]。

本文探討現代新儒家思潮，要首先界定“現代新儒家”與“現代新儒學”兩個概念，兩者的關系類似于“儒家”與“儒學”之間的關系。最初“現代新儒家”與“現代新儒學”兩個概念是混用的，指人物時多用“家”，指學派或學說時用“學”。致力于現代新儒學研究的學者方克立、李錦全認為“現代新儒學”就是“現代新儒家”的思想體系。事實上現代新儒學的概念隨著時代的發展是不斷豐富、完善的，它從狹義走向了廣義，是具有一定特征、包含相應內容的“一切關于儒學的學問”，這些特征有：民族危機意識和文化自信心；以應對“雙重困境”為己任；以儒家文化為本位；采納中外眾家之長；綜合創造中華新文化。本文探討的現代新儒家（思潮）屬于廣義的現代新儒學，即指：在20世紀20年代產生并延續至今的，堅持儒家文化本位，在此基礎上來吸納、融合西學，回應中國傳統文化如何實現現代化和全世界現代工業文明條件下如何解決人的異化這“雙重困境”的挑戰，以謀求中國文化和中國社會乃至世界文化在現代條件下的出路的一種社會思潮[4]。從20世紀初開始，現代新儒學已有三代人薪火相傳，先后經歷了以梁漱溟、熊十力、金岳霖、馮友蘭、張君勱、賀麟等為代表的第一代人物，以牟宗三、徐復觀、唐君毅等為代表的第二代人物的努力，并且在80年代開始了以杜維明、劉述先等為代表的第三代新儒家的發展歷程[5]。

二、現代新儒家思潮對我國價值觀的影響

目前，我國積極倡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主要由堅持指導思想，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堅持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和堅持社會主義榮辱觀組成。2012年11月，黨的十報告首次以24個字概括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國家層面倡導富強、民主、文明、和諧，在社會層面倡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在個人層面倡導愛國、敬業、誠信、友善。而現代新儒家思潮對國人的價值觀有不可忽視的作用，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一）積極影響

從個人層面看。受儒家傳統文化的影響，國人大都信奉孔子“仁、義、禮、智、信”的論點以及中華傳統美德，尊老愛幼、勤儉節約、百善孝為先等，在當下中國，弘揚中華文化，傳統美德也在不斷傳承與發展。現代新儒家思潮堅持儒家文化本位，在我國五千多年的發展歷程中，儒家文化對人的影響與教化早已根深蒂固，在現代轉型的今天，現代新儒家思潮用自己的主張影響和吸引著一大批人，很多人雖然并未意識到自己與現代新儒家有關，但實質上個人的所作所為都是儒家，現代新儒家思想的隱形表現主：在公交車上給老、弱、病、殘、孕讓座，在公共場合不吸煙，不喧嘩，個人高漲的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精神……如此總總，在現實生活中屢見不鮮，前段時間發生在四川達州的三小孩扶七旬摔倒老人反被誣陷一事引起了社會廣泛關注，誣陷行為讓人唾棄，但值得欣慰的是，三小孩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以后遇到類似情況還是會做好事，幫助需要的人。窺一斑而知全豹，國人良好素質、美好品德的形成與傳統儒家文化息息相關，這也是現代新儒家一直秉承的教化。

從社會層面看。我國社會，主流價值導向是好的。各個行業都有自己信奉的準則：醫務行業致力于救死扶傷，堅守社會“生命”底線；教師群體堅持熱愛學生、熱愛教育，堅守社會道德底線；商業活動者堅守買賣公平，誠信無欺原則，……這些行為與個人素質也與社會環境導向有關，社會各群體倡導社會公德，在經濟社會發生深刻變革，思想觀念深刻變化的條件下，社會大眾用現代新儒家與思想一同抵制西方的自由主義、享樂主義、金錢崇拜主義等不良思潮的影響，經受住了考驗，在日益多元化、多層次、多樣性的價值觀念格局中，形成與我國歷史發展階段相一致，與我國根本制度和要求相適應的主導全社會思想和行為的價值體系，即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首次提出并作了相關界定。核心價值體系中就包含了現代新儒家的道德思想與主張。

從國家層面看。自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提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到十七大將其提到重要位置，再到十提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最終從國家層面將其定位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這是符合我國當下國情的高度凝練的提法。這個提法也是現代新儒家在實現現代化轉型中的主張與期望。早期以熊十力為代表的現代新儒家德性儒學，他們主張“內圣”開出“新外王”即攻克“內圣（明德、正心、誠意）之學”從而與西方科學、民主會通；之后，海外新儒學的集大成者牟宗三也主張由儒學以仁為中心的內圣，經過自我坎陷（即自我否定）的過程，援西（西方的民主科學法治）入儒，完成中國文化創新。如此看來，作為我國社會意識形態的價值觀的形成，它是吸收傳統文化精華，借鑒西方先進文化，并結合我國實際情況形成的，也可謂是現代新儒家思想某些方面的積淀與升華。

（二）消極影響

作為一種社會思潮，現代新儒家思潮是一種非思潮，上世紀90年代起，特別是所謂的“大陸新儒家”，他們將與儒學相對立，在意識形態領域制造混亂，被一些別有用心之人利用，同時也影響了不少國人，特別是知識分子與青少年。

從個人層面看。大部分人接觸和了解的是傳統的儒家文化，在現代新儒家思潮興起之時，不可避免的使傳統文化中的封建迷信糟粕也借機沉渣泛起，在群眾中造成了不好的影響，特別是在偏遠地區，表現明顯，致使民眾愚昧無知，阻礙了社會主義新文化的傳播。

從社會層面看。各種思潮涌動，容易引起民眾思想上的混亂，致使西方的新自由主義、享樂主義、利己主義等不良思潮不斷涌入，加之過度的崇儒造成的泛道德化，使得我國社會出現道德滑坡，信仰缺失，人情冷漠等一些怪象，導致不良社會風氣蔓延，不利于現代文明社會的建設。這是現代新儒家興起帶來的負面影響。

三、小結

意識形態領域的陣地，無產階級不去占領，資產階級就會去占領[6]。社會主義國家在意識形態領域發揮作用的只能是，不去占領，其余思潮就會見縫插針，就像現代新儒家思潮對國人價值觀的影響，有積極的，也有消極的，但最終，我們必須認清現實國情，我國在革命、建設、改革發展的過程中，結合自身實際情況，已經找到了理論與實踐上發展我國的正確途徑――中國化。只有加強指導，才能更好的發展中國，也才能更好地吸收傳統文化和外來文化，實現現代新儒家的主張及其自身的發展，因此，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引領社會思潮是必然的。只有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引領下去正確的看待現代新儒家思潮，才能開辟新儒家發展的新天地。

參考文獻：

[1]《辭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79年版，第3837頁。

[2]《中國大百科全書?哲學》，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7年版，第765-766頁。

[3]錢玉君.現代新儒家思潮的傳播與當代青年[D].北京：中國青年政治學院，2011.

[4]陳立思.社會思潮與青年教育[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41.

[5]劉敏.現代新儒學在中國大陸30年發展歷程研究[J].社科縱橫，2009（1）：251.

第5篇：儒家思想價值范文

關鍵字：儒家思想 會計職業道德 關系

道德屬于意識形態范疇，是一定調節人際關系的行為規范。職業道德是人們從事職業活動中思想行為應遵循的道德規范和準則。而會計職業道德是一般社會公德在會計工作中的具體體現，是引導、制約會計行為，調整會計人員與社會、不同利益集團以及會計人員之間關系的社會規范。作為一種意識形態，會計職業道德受到特定時期環境的民族文化、傳統習俗和價值取向等諸多方面的影響。 由于文化是隨著人類的產生和而發展起來的，并隨著人類和社會的不斷變化而發展變化。在不同區域或不同國家，因、地理生態條件、民族生活方式和發展水平及風俗的不同，人民一代代創造和承傳下來的文化環境就亦不同。就我國的文化是傳承了幾千年的，建立在小農、宗法制和中央集權制三位一體的基礎上的儒家文化。在這種文化的熏陶下，必然會影響會計人員的某些觀點和看法，必然會影響到會計工作，進而會計職業道德也受到影響。由于影響是多方面的，所以對其要者進行。

一、儒家思想文化在會計職業道德中的適應性

儒家文化源遠流長，如今已不在有正式制度的支持。在社會不斷進步文化不斷發展的今天，受國內和國際的局勢、形勢的沖擊，很難期望現時的人們會像傳統中的人那樣守信儒家思想文化。但就整個文化民族而言，儒家文化的基本價值沒有完全離我們而去，在某種程度上仍然左右著人們的思想，從而決定人們的行為。許多相關的證實，當今人的待人處世、接物方式等，暗中依然有儒家思想文化操縱主持。 “誠實守信，操守為重，不做假帳，遵守準則”是現階段會計工作中必須遵循的行為規范。作為會計人員應牢記的會計職業道德標準是“愛崗敬業、誠實守信、廉潔自律、堅持原則、提高技能、保守秘密、文明服務。”在遵守會計職業道德過程中，儒家思想起著一定作用。

1．“仁”是儒家思想文化的核心，是儒家道德的基礎。“仁”的核心是仁愛，也即同情人和幫助人。在遵守會計職業道德過程中應與儒家的仁愛思想相結合，有利于形成尊重人、愛護人的氛圍，有利于創立一個以愛心換取被愛，以奉獻換取真情的良好人際關系環境，從而使會計人員不斷增強奉獻精神，熱心服務，形成友好融洽的工作環境；使會計人員更好的為服務，這也屬于會計職業道德的范疇。敬業精神作為一種職業道德要求，理應成為人確認自身價值和追求自我完善的倫理規范。現代生產的規模化、勞動的復雜性和高新技術趨勢，從事會計工作和從事其他行業同樣，要求員工敬業重道，樂觀愛崗，要有尊敬首先要源于對別人的愛護，敬業先需要愛崗，這是基本的道德要求。敬業就要愛己、愛人、愛本職工作，同時愛崗敬業是主人翁意識和為人民服務意識的統一。

2．在經濟迅速發展的今天，誠實守信不僅作為為人處世的原則，作為企業商德的核心，而且也是會計職業道德的要求之一。具體的說，作為會計人員的工作就是記錄和一個單位的全部財產物資的支付、消耗、使用和存量的情況。對于一個企業來說還要計算本企業在經營過程中的成果。例如，會計數據不實、帳目不清，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會計人員職業道德中的誠信原則在其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儒家思想中“誠信”被視為貫穿天地萬物的基本原則，是天地之道，為人之本。正如大儒所言：“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孟子離婁上》）作為會計人員更要誠實、忠實。會計職業道德的核心是“求實講真”，其中求實：一是數字求實，即從定量角度準確、真實地反映會計主體的財務狀況、財務收支和經營成果；二是工作務實，要求可以引導出許多具體的道德規范及表現形式，如工作作風扎實等等。所謂講真是真實認真的記錄會計事項，準確地反映經營成果，追求真理。會計的管理層及社會公眾進行經濟決策的依據，遵循誠實守信這一原則不僅是會計本職工作的負責，而且有利于協調會計人員同上級之間的關系，讓上級認為此會計人員值得信賴，從而鼓勵會計人員在工作中發揮其應有才能。因此，儒家思想中的“誠信”在我國會計職業道德中起著一定作用。

3．就我國形勢看，我國的會計隊伍正處在一個新老交替的過度時期。許多老會計正逐步退休，一大批年輕會計走向工作崗位，我國的會計隊伍日益年輕化。新老會計在不同時代背景條件下形成了不同的特征。老會計是在傳統的計劃經濟下成長起來的，由于客觀環境的約束以及會計人員自身的主觀努力，普遍具有良好的職業道德和敬業精神。當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發生沖突時，他們能夠自覺地服從國家利益和集體利益，達到“常在河邊走，就是不濕鞋。”年輕會計基本上是在改革開放背景下成長起來的，市場經濟固有的特征都在他們身上表現出來。他們思想解放，具有競爭意識，接受了許多文化，有良好的業務技能。但是，他們在奉公守法和敬業精神方面比老會計有明顯的差距。市場經濟中的拜金和個人主義思想對他們產生了很大影響，有些會計人員就會有失會計職業道德規范。這時只有認真考慮后果，及時懸崖勒馬，才能避免惡果發生。這其中離不開儒家思想文化的支撐。儒家思想“以德為本”的道德意識有如下特征：①要有反省意識，經常檢討自己的作為是否合乎正道。正如曾子說：“吾日三省吾身。”是這種反思意識的最佳說明。②當義與利發生沖突時，舍利取義。如孔子說：“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③對社會的道德秩序懷有責任感，這種責任感后來發展成為關懷意識，最典型的是范仲淹的名言“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上述意識特征很難說在現實社會中找不到蹤跡，這些特征無疑是儒家文化獨有的意識模式。顯而易見，在現實工作中如果會計工作者遵循這樣的道德意識模式，則從事會計工作就能有效的權衡利弊。特別是反思意識的形成，更有利于會計工作者深入了解會計職業道德的重要性，以免失范。會計實踐中常見的見利忘義、重利輕信、弄虛作假等不道德的行為會得到更有效地遏制。儒家思想的“和諧”說明義和利在根本上是統一的。當義和利發生沖突而不可兼得時，儒家思想強調義重于利，精神價值高于物質價值，重視道德境界的追求，重視人格尊嚴和氣節。正所謂“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不能見利忘義，惟利是圖，這不是會計職業道德的一種體現。

二、儒家思想文化在職業道德中的不適應性

1．我國自古以來奉行的都是價值決定個人價值。認為只有在實現社會價值的基礎上，個人價值才能得到體現。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等等。把個人利益同家族、民族和國家的群體價值緊密聯系起來，實際上是一種集體利益至上的價值觀，但往往抹殺了個人能力的發揮。過去，人一直生活在計劃體制下，平均主義主導著人們的生活，工作中尋求個人利益被視為可恥的個人主義加以批評，那時也不存在貧富差距。然而，自改革開放以來，在市場經濟效率機制的推動下，個人利益得到承認，在這種條件下，會計工作者個人才能得以發揮，個人價值得以體現，仍然能更好的遵守會計職業道德規范，推進會計事業的，進而更加促進會計職業道德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所以說，儒家思想文化也有不可取的一面。

2．“中庸之道”可以說大多數中國人都為之崇尚，可稱“中庸”是中國人的天性，在當今中國人的生活中以及各個方面依然盛行。儒家倫理的“中庸”有兩個基本特征：第一，中庸是指恰到好處，過猶不及。在“過”與“不及”之間“中行”。第二，作為儒家特色的中庸之道要求人們在考慮、采取行動時，從全局出發，不是從自己的立場出發。這也不一定適應會計職業道德要求。“不進”“不退”則“適中”這種過于謙遜則有迂腐之嫌；推崇清新寡欲，難免疏于參與和進取；安于現狀不求進取，勢必有礙于創新和進步。“中庸”處理問題善于“申時度勢而后行”，不愿冒風險，且講究人際關系抹煞個人觀點；“隱惡揚善”，“執其兩端”往往搞折中。而我國會計職業道德的核心為“求實講真”。其中“講真”要求會計人員不謂權勢、不為利誘，與一切弄虛作假的行為作堅決的斗爭。因而“中庸”不愿冒險“只說三分話”也是不可取的。 我們已在上述兩大點中討論過了儒家思想文化對會計職業道德的，有其適應性，也有其不適應性。所以說，對待儒家思想文化，我們應堅持的態度，取其精華，去其糟粕。 首先，儒家傳統的敬業重道，誠實守信，注重反省、反思的思想在會計職業道德中存在著適應性，并有其體現。不但在現實條件、形勢下對會計職業道德產生著正效應，而且更有利于會計職業道德的發展，對加強和完善會計職業道德起著推動性的作用。 其次，在弘揚儒家思想文化的同時，也必須摒棄與會計職業道德不相適應的消極因素和道德弱點。近些年來，我國文化方面的變遷十分明顯，積極、參與、進取、競爭、開拓、創新、變革成為社會主流意識，觀念深入人心。從會計方面看，會計工作者從機械、被動地記賬、算賬和報賬，轉變為積極參與會計改革，特別是會計準則的討論和征詢意見的反饋工作，積極參與會計改革的選擇和調整、自發進行必要的財務信息披露，主動參與財務和經營方面的決策等等。面對挑戰，會計人員應不斷加強自身的職業道德素質和個人技術的培養。因而，儒家思想文化中的抹煞個人能力及自身價值發揮的作用，以及不愿冒險、不求進步的中庸思想與會計職業道德是不相適應的。只有摒棄這些消極的思想，樹立競爭意識、創新觀念和民主意識，才能順應的發展，才能不斷豐富和完善會計職業道德。

Thought of the Confucianists and the Profession Morality

Abstract: As a kind of ideology， the profession morality of accounting has been influenced by the national culture， tradition and the view of value of special time and condition. At present the profession morality of our country has been newly challenged， and it is very urgent to deal with the problem of the constructing of the profession morality of accounting. Whether the Thought of the Confucianists has been influencing the culture of thousands of years of our country will play an important part in the constructing of the profession morality of accounting? The paper starts from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Thought of the Confucianists and the profession morality of accounting and stresses on dealing with the important effect of the Thought that the Thought of the Confucianists has on the constructing of the profession morality of accounting. Key words: the Thought of the Confucianists the profession morality of the accounting re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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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龐長蘭，《會計人員應具備的素質探討》。財會，2006（01）

第6篇：儒家思想價值范文

[關鍵詞] 儒家商業倫理商業活動價值

商品交換活動總是在一定的價值觀念指導下進行的。中國古代儒家所倡導的仁者愛人、先義后利、中貴和、誠信為本等商業倫理思想，在現代商業活動中仍具有重要價值。

一、仁愛至上

“仁愛”是儒家學說中最具特色的內容，也是其倫理思想的基本原則。孔子對“仁”作了大量論述。“樊遲問仁。子曰：‘愛人’。”（《論語?顏淵》。下引此書只注篇名）“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雍也》）在儒家思想中，仁具有多種內涵，其核心和主要內容是愛人。孟子說：“仁者愛人”（《孟子?離婁下》）仁愛作為儒家倫理的一般道德原則，其出發點是“親親之愛”，但又不限于親親之愛，而是從親親之愛出發，推己及人，把“愛人”推及到全體社會成員，即“泛愛眾，而親仁。”（《學而》）以這樣的態度對待人，自然就會形成協調和諧的人際關系。

儒家“仁愛至上”的精神對于現代商業活動具有重要啟示。首先，企業領導者和管理者對內要善待員工，尊重人、信任人、愛護人。知人善任，以信任來換取員工對企業的忠誠，使員工和企業同呼吸，共命運，最終換來企業的業績。其次，對外應當樹立“消費者第一”的理念。市場主體應為消費者提供質量過硬的產品和服務，在消費者滿意中獲得企業的利潤。在商品經濟條件下，商品生產以社會分工為前提，是為滿足他人、滿足社會的需要而生產的，因而生產的是使用價值，只有產品對別人有用有利，適銷對路，才能實現生產經營者的利益。因此，企業在交換中應考慮對方的利益，而不是一味地追求自己的利益。

二、先義后利

“義”是指人的道德價值；“利”是指人的功利價值或物質利益。在如何處理義與利的關系上，儒家提出了“先義后利”和“以義取利”的思想。孔子一再強調“見利思義”（《憲問》）；“見得思義”（《季氏》）。在孔子看來，一個是否有“義”是一個原則性的大問題。孔子并非一概地否定對“利”的追求，只不過認為在富貴利祿面前，不能喪失道德良心，而只能循義而求之。

儒家“先義后利”的思想，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從事生產和經營賺錢，是天經地義的事，但一定要先義后利，以義取利。在義和利發生矛盾時，必須讓利盡義。當今國內外所有業績卓著的企業，都是反對“見利忘義”，主張“先義后利”的。這不僅體現在它們一般都重視做善事和促進地區與全社會繁榮上，還更主要體現在它們的生產和經營活動都十分注意不損害消費者和社會的利益。但也有少數企業，“見利忘義”，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顧道德，不惜損害他人的利益。“以不義得之，必以不義失之，未有茍得而能長也”（黃石公《素書注》）。只有遵循先義后利、見利思義、義利兩全的道德準則，才能使企業在義利兩全中實現發展目標。

三、尚中貴和

“中”就是“中庸之道”。孔子說:“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中庸》）“和”就是“以和為貴”。孔子說:“禮之用，和為貴。”（《學而》）孟子在此基礎上提出“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孫丑下》）《中庸》說:“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尚中貴和”的理念對于現代商品交換活動的重要意義，主要體現在三個層面上。一是應注重不同經營者之間的互利合作，尋找共同生財之道，所謂“有錢大家賺”。提倡既競爭又合作，反對用不正當的競爭手段，搞你死我活，相互吞并。二是應提倡對顧客的和氣態度，處處為顧客著想，樹立“顧客是上帝”的服務意識。三是應注重企業內部的人際和諧。要求領導設身處地為員工著想，關心他們的喜怒哀樂和身心健康，合情合理地解決他們的實際困難，滿足他們的合理要求；員工應體諒企業的困難，增強對企業的支持意識；企業內部各部門之間、員工之間應互助合作，克服本位主義，樹立全局觀念，增強彼此之間的協作意識等。

四、誠信為本

誠信是儒家重要的道德范疇之一。在孔子看來，“信”是一個人得以安身立命的根據，是一個人事業成功的重要保證。他說：“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小車無，其可以行之哉？”（《為政》）他還大力主張“謹而信”，“與朋友交，言而有信”（《學而》），提倡“以信交友”。因為“信則人任焉。”（《陽貨》）孔子還提倡以信治國、取信于民。他說:“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學而》）;“足食、足兵、民信之矣”（《顏淵》）;“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子路》）。

誠信作為一條重要的道德原則，既是人立身處世、自我修養的基本原則，也是人們進行市場交易活動的基本原則。在儒家思想的影響下，我國商界逐漸形成了“誠信為本”的商業倫理。“人無信不立，店無信不開”，“誠招天下客，信攬四方財”。司馬遷把商人分為“義商”和“奸商”兩類。“義商”恪守誠信無欺、公平交易的原則，深知“黃金有價，信譽無價”。“奸商”則作偽欺詐，牟取暴利，唯利是圖，到手為快，不知“信義”為何物。

第7篇：儒家思想價值范文

小說中的四位母親均來自戰火紛飛的舊中國，她們出生并成長于舊中國，在大陸的娘家都曾有著不錯的家境，是在儒家文化的熏陶下長大的。她們的人生觀、價值觀早在她們赴美國之前就已經形成了，因此她們骨子里信奉的是儒家的倫理思想。她們的四個女兒均生于美國長于美國，在美國文化與教育熏陶下成長，與生俱來所信奉的大多是美國文化中鼓吹的個體與獨立，兩代人之間的沖突也就在所難免了。基于這樣的背景，四對母女間的代溝和隔閡沖突就與普通美國家庭的情形不同，反映了中美兩種文化的沖突。

本文主要從倫理學的角度討論由于中美價值觀的不同而導致的小說中人物間的性格沖突，從而揭示出以儒家思想為代表的中國文化與美國文化之間的文化沖突，以便更好地理解這兩種文化之間的異同，促進不同文化圈的人們的和諧共處。

一、儒家思想與美國精神的差異

中國文化是東方文化的典型，美國文化是西方現代文化的代表。由于兩國歷史發展、文化傳統的形成和地域環境的差異，中美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倫理思想。一個文化體系的核心就是價值觀和人生觀，而不同的價值觀源于不同的倫理思想。

儒家倫理思想在中國兩三千年的封建宗法社會的歷史中，一直占主導地位，根深蒂固，深入人心。因而，中國的傳統倫理思想的核心是儒家的倫理思想，提倡長幼尊卑有序，家庭中小輩必須服從長輩，子女必須絕對服從父母，不得有半點違背。《弟子規》曰：“父母教，須敬聽，父母責，須順承。”否則便是大逆不道，就是“反了”。

西方沒有像中國那樣一統數千年的傳統核心倫理思想，但我們依然可以追溯到其淵源。在早期的歐洲社會中，封建貴族的等級觀念很重。14世紀至16世紀在歐洲興起的文藝復興運動，其核心是人文主義，把人看作世界的主人，看作是命運的主人，這極大地推動了個人進取精神。另外，在歐美文化中，人們由于深受基督教的影響，崇尚個性。基督教教義的核心就是基督信徒“靠個人信念通過持之以恒的個人靈魂深處追求與奮斗而獲得新生”［1］。18世紀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就提出了“自由、平等”的思想。美國的倫理思想雖然起步較晚，但它繼承了以英國為主的歐洲倫理學傳統，形成了獨特的美國文化和美國精神，其核心是個人主義，“強調個人的特立獨行，而不是百般服從”［2］431。美國倫理思想雖然沒有悠久的歷史，卻富有“美國特色”。美國“遼闊的土地、獨立流動的氣氛、積極樂觀進取的精神等，為美國倫理思想注入了鮮明的美國特征”［2］427，培育了獨特的美國精神。

無論是中國儒家倫理思想，還是獨特的美國精神，都有極其豐富的內涵。

二、《喜福會》體現出的儒家思想與美國精神的沖突

小說中，隨著對這四位女兒成長的描寫，作者展示了四對母女間的代溝與文化隔閡。這些沖突集中表現了兩種文化價值觀的沖突。四位母親要按中國傳統的價值觀塑造自己女兒的性格，按照自己的期望教育女兒，而在美國生長接受了美國文化的四個女兒要按美國的價值觀生活，無法接受中國傳統價值觀，兩代人無法溝通思想因而發生沖突；另一方面，四個女兒畢竟在華人家庭中長大，因此她們在無意識中接受的某些中國傳統的價值觀念又與正宗美國人發生矛盾。在女兒方面，她們幾乎都不能理解她們各自母親的過去，而且常常為中國的習俗、規矩大傷腦筋。在母親方面，因英文的貧乏以及對美國社會的不甚了解，她們無法接受各自女兒疏遠自己這一事實。此外，因失落感和望女成鳳之心的膨脹，幾位母親都企圖控制她們女兒的命運，這無疑激化了母女之間的矛盾。

小說中人物之間的沖突其實就是儒家倫理思想與美國精神之間的沖突。這種沖突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中國家庭中的長幼尊卑和美國家庭中的平等觀念之間的沖突

小說中的母親龔林達一直試圖教會女兒韋弗利有關中國的氣質：如何服從父母，聽媽媽的話，凡事不露聲色，不要鋒芒畢露……這是典型的儒家思想，順從父母，做事中庸，“出頭的椽子先爛”。中國人認為，自己的生命是父母給的，從小到大，每一個成長階段無不浸透父母的養育之恩。因此兒女必須對父母盡孝。“孝”的第一層含義是不僅要尊敬父母長輩，物質上精神上還要無微不至地關懷父母，而且要養老送終、傳宗接代。“孝”的另一含義是順從。“順”就是在行動上必須尊重服從父母的意志。按照孔子儒家“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的三綱思想，子女必須服從父母。但是，韋弗利從小受個人主義價值觀的影響熏陶，強調獨立能力，自我意識和反叛心理強烈，所以她抱怨媽媽對她“管頭管腳”。當吳晶妹不愿按媽媽的要求彈琴時，媽媽說：“女兒只有兩種，聽大人話的和不聽大人話的。只有一種女兒可以住在這個家里，那就是聽話的女兒。”［3］145晶妹頂嘴道：“我不希望做你的女兒，你也不是我的母親。” ［3］146她認為“我不是她的奴隸，這不是在中國”［3］145，表達了她強烈的獨立意識和無處不在的獨立自主觀念。媽媽的話一語道破了中美家庭中母女關系的區別。在中國，人們常用“女兒是媽媽的貼心襖”來形容媽媽和女兒的親密無間的關系。母女關系是諸多家庭關系中最和諧、最容易理順的。美國倫理則強調人與人之間的平等，家庭成員之間也是如此，子女和父母之間是平等關系，是朋友關系。美國人在家庭中的權利與平等地位意識極強。家庭中的每個成員不論長幼，在自己的事情上都享有不可侵犯的個人權利，其他成員無權干涉。美國人的個人權利意識使得美國父母把孩子作為平等的個體來看待，充分尊重孩子的意見。小說中的四對母女之所以沖突不斷，就因為女兒已經美國化了，是典型的“香蕉人”。而中國媽媽仍按華人的傳統解釋母女關系 例如，在韋弗利第一次婚姻期間，母親常常不打招呼，隨便來訪，這在中國人看來再平常不過了，可卻遭到了女兒的抗議。還有一點值得一提的是，在儒家的倫理秩序中，往往不允許晚輩直呼長輩的姓名，這也是長幼有序的要求，否則會被視為沒有教養，不懂規矩。《弟子規》中寫道：“稱尊長，勿呼名。”而在美國，人與人之間不論長幼都可以直呼其名，越親密越如此，體現了對平等的追求。小說中，瑞奇初次拜見未來的丈母娘，臨別時，他緊握兩位老人的手，說：“林達，庭姆，我相信我們不久以后還會見面的。” ［3］189 林達和庭姆是韋弗利的母親和父親的名字，除了幾個同輩的至親好友外，無人這樣直呼他們的大名。這個舉動在華人眼里就是“沒大沒小”！可瑞奇渾然不知，還覺得自己與未來的丈母娘挺談得來呢。但是吳晶妹和韋弗利等人由于從小受母親的影響，她們總是以“叔叔、阿姨”等稱呼長輩。簡單的稱呼，體現的卻是價值觀的差異。 （二）中國式的謙虛與美國式的直爽之間的沖突

為了得到母親的支持，經過精心策劃，韋弗利帶瑞奇來家里吃飯。因為她知道“烹飪是我母親表現她的愛意、驕傲和能力的一種方式” ［3］ 186。誰夸頌她的烹飪，誰就會取得她的歡心。赴宴前，韋弗利反復叮囑瑞奇：“飯后一定要告訴她，她燒的菜是你吃過的最好的。” ［3］186果然她媽媽燒了一桌豐盛的中國菜，包括她的拿手好菜梅干菜蒸肉。按照中國的習慣，老太太對自己的拿手菜總是先謙虛一番，說自己的菜做得如何不好，其實意在獲得大家的表揚。那晚，她滿心歡喜地端出自己得意的梅干菜蒸肉，驕傲地放在未來女婿的面前，自己嘗了一口后故意謙虛地說：“唉，這菜太淡了，沒味，真讓人難以下咽。” ［3］ 188那句話實際上是提醒大家快來嘗一口，然后稱贊她燒的菜如何美味可口。但是，在座的人還沒來得及這樣做，瑞奇就接著老太太的話說：“你知道，只要放點醬油就可以了。” ［3］188說著就在這道色香味俱全的美食上倒上了一層烏黑的醬油，頓時老太太變了臉色，氣得目瞪口呆，弄得在場的其他人尷尬得不知說什么好。

中國的傳統價值觀以謙虛為美德，對別人的贊揚、夸獎常禮儀性地予以否認，更不喜歡炫耀自己的成績；美國人崇尚自我奮斗，常會對別人的贊揚樂于接受并表示感謝，對自己的成績也樂于展示。瑞奇把一切都攪混了，可他自己還蒙在鼓里，因為他根本就無法理解中國人這種自貶式的謙虛。

（三）儒家倫理中的家族觀念與美國精神中的個人主義之間的沖突

韋弗利獲得全國象棋冠軍后，她媽媽喜歡到處炫耀，自己也跟著出名。女兒看不慣這一套，抗議道：“為什么您總是用我來炫耀呢？您想出名，自己學下棋好了。” ［3］ 97儒家倫理重視家族的力量，一家人應有福同享，有難同當。母親們望女成鳳，把自己年輕時的遺憾用最美好的希望寄托在女兒們身上，無形中給女兒們施加了更大的壓力。女兒成名了，母憑女貴，當媽的當然高興。可是小說中女兒們崇尚的是美國精神中的“個人奮斗”。她們認為自己的成功純粹是自己努力的結果，與父母無關。韋弗利對母親行為的反感使她最終放棄了下棋。

（四）作為華裔的女兒與美國白人之間的沖突

小說中的四個女兒雖然沒有受過正式的中國傳統教育，但畢竟在華人家庭中長大，由于母親們的言傳身教、長期的耳濡目染，這些傳統還是在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她們的成長、思想及各自的婚姻，因此她們在無意識中接受的某些中國傳統的價值觀念又與正宗的美國人發生了矛盾。韋弗利打算和白人男友瑞奇結婚。可瑞奇比韋弗利小幾歲，她擔心這樁美國式的婚姻會遭到母親的反對。盡管對母親心存怨恨，她還是想方設法試圖先得到母親的認可而沒有如瑞奇所說的“說一句‘媽媽、爸爸，我準備結婚了’” ［3］ 189。母親總是對瑞奇挖苦諷刺。韋弗利向朋友瑪琳娜訴苦，瑪琳娜建議：“告訴她住手，別破壞你的生活，告訴她閉嘴！”［3］182女兒讓母親閉嘴，這在儒家文化中也是聞所未聞。韋弗利雖然對中國傳統倫理——孝道一知半解，卻深知作為女兒，是不能對一個中國母親說“閉嘴”的，“你會被指控為殺人幫兇” ［3］182。韋弗利一方面討厭母親干涉自己的婚姻，堅決要獨立，另一方面又要顧及中國的孝道，這讓她處于矛盾之中，非常痛苦。 

小說主人公之一羅絲是位性格溫順的姑娘，一次她受白人朋友泰德的邀請出席他父母的招待會。這是一個典型的白人中產階級家庭，泰德的母親婉轉地表示不同意羅絲和泰德結婚。羅絲聽后心里雖然不高興，但沒有公開表示反抗。當泰德得知此事時，他大為惱火。首先他對羅絲不為自己的權利斗爭感到吃驚和不解，然后他又當著眾人的面大聲斥責他的母親不尊重他的權利。婚后羅絲對泰德百依百順，因為她相信這是她愛他的表現。這是中國儒家思想中“夫為妻綱”、“夫唱妻隨”的倫理要求。然而事與愿違，泰德反而對她產生了厭倦提出離婚。這下震動了羅絲，經過痛苦的反思后，她終于明白了，在美國，作為一個人，她應該有自己的尊嚴和獨立的人格，任何時候對任何人都不能輕易放棄自己的權利，夫妻之間也是如此。因此，她決心為自己在婚姻中的權利和平等地位而斗爭。泰德發現妻子原來并不是一個唯唯諾諾、毫無權利意識的弱女子，兩人竟破鏡重圓，生活得比以前更加美滿。在這里，先是泰德違背父母之愿選擇了亞裔妻子，而后一向沒有主見的羅絲學會了對丈夫說“不”。這兩件事都表現了美國家庭中的獨立意識。

女兒們在與母親們的不斷沖突中長大，經歷了各自的快樂、煩惱與痛苦，也希望能緩和一下母女之間的矛盾，試圖去理解母親。小說行將結束時，女兒們已意識到她們需要了解中國文化才能了解自己，克服自己的弱點，并使其變為優勢。吳晶妹的中國行從中國傳統倫理角度看，實際上是在盡“孝”，完成母親未了的心愿。母親們在遭到長期的反抗后，不再利用母親的權威將自己的意愿強加于早已成熟的女兒們了，注意到在她們生活的基礎上女兒們正在譜寫更為美好的生活篇章。母女間的這種和解，不只是兩代人之間矛盾的化解，也是作家的希望，希望華裔的后代能在兩種文化間取長補短、和諧地融合。

三、結語

中國儒家思想和美國精神相比，無所謂孰優孰劣，各有所長。處在不同文化圈中的人們應該互相寬容、互相理解，取長補短。只有這樣，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人在一起才能減少沖突，和諧共處，最終實現構建和諧世界的理念。

第8篇：儒家思想價值范文

關鍵詞：儒家；天人合一；生態危機；現代價值

人類文明發展至今天，環境生態問題已經成為危及人類生存的迫切問題，引起了人們的極大關注，越來越多的人提倡回歸傳統的“天人合一”理念。追根溯源，我國古代儒家的“天人合一”生態倫理思想在中國傳統哲學的發展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該思想雖然不能直接指導我們解決生態危機，但我們可以從中汲取不少有益的教誨和啟示，進而去探索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新出路，以緩解當代社會的生態危機，構建和諧社會。

一、儒家“天人合一”生態倫理思想的基本內涵

“天人合一”思想在中國古代天人觀中始終居于絕對主流地位，而其文化淵源當首推儒家。儒家思想博大精深，它的“天人合一”思想歷經千年仍熠熠生輝。具體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萬物一體”：人與自然的和諧

儒家“天人合一”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將人與自然置于同等的地位，強調“萬物一體” 的整體觀念，把天地萬物看作是一個統一的生命系統，認為人是天地萬物的一部分，人與自然是不可分割的整體。

孔子雖沒有明確提出過“天人合一”，但他思想中卻包含了“萬物一體”這一層面。他主張敬天畏天，但他并不認為天就是神，他眼中的“天”主要就是自然界，“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論語·陽貨》）以及“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論語·泰伯》）也就是說，天是自然的，但又是可認識的，人與自然是可以統一的。可見，他將人和自然界看作是一個整體。由此可看出，中國先哲早已認識到自然界本身是一個完整的生命存在系統，人類只有和自然環境相互融合，和諧相處，才能共存和受益。

（二）“仁民愛物”：人對自然的道德關懷

儒家“天人合一”思想，把尊重自然、仁愛萬物視作人類的崇高道德職責。在儒家哲人眼中，“仁”意味著一種和諧共存的品德，由于“仁”根源于天地“生生之德”，所以，“仁”者不僅要“愛人”，還要關愛萬物，即把對人類之愛擴大到對自然萬物的愛。這樣，一方面，倫理道德具有了保護環境的功能，另一方面擴展了人類的道德關懷，提升了人類的道德境界。

《周易》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及“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的名言，借此告誡人們不僅應“自強不息”，充分發揮天賦于人的道德主體性，而且應“厚德載物”，效法大地，將仁愛精神推廣到自然界，關愛宇宙萬物。可見，這些思想都是儒家歌頌生命價值，仁愛自然萬物，要求人類對自然進行道德關懷的生動體現，這是一種保護地球上生物共同體完整和美麗，維護自然界生態平衡的生態倫理思想。

（三）“盡物之性”：合理利用和保護自然資源

儒家的“天人合一”生態倫理思想是中國古代人類在與自然的長期交往中形成并發展起來的，它凝聚著中國古代生態倫理的高超智慧。“盡物之性”是它強調的重要內容之一，所謂“盡性”就是應充分發揮自己的天賦和本性。《禮記·中庸》指出：“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意思是說，天下至誠之人，能充分發揮自己的天賦本性，就能發揮萬物的本性，也就可以贊助天地促成萬物的生長。由此可以看出，儒家不僅注重人的價值的發揮，也注重自然萬物價值的實現。

二、當前面臨的生態環境危機

國家林業局局長賈治邦2009年1月8日在全國林業廳局長會議上精辟地指出：“生態危機比金融危機對人類的危害更大，金融危機持續時間不會很長，經濟蕭條了可以再次繁榮，但生態危機的危害不是幾年、十幾年，而是上百年甚至很難逆轉。”①的確如此，因為它直接關系到地球的健康長壽，關系到人類生存的格局，所以，生態危機成為迄今為止人類面臨的最大威脅。

在生產效率提高的同時，人們也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即伴隨現代性發展而來的生態環境惡化這一事實。我們賴以生存的自然資源本來就是十分有限的，而人們又在利益的驅使下，對其進行無計劃、不合理大規模地開采，使得資源已經無法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需求，人類這種肆意追求效率的做法，最終導致了環境危機的爆發。近年來，各種自然災害頻頻發生，全球變暖、生態破壞、環境污染、酸雨降落、“臭氧空洞”等現象日益突出，成為全球性的重大問題，嚴重威脅著人類未來的生存和發展，而這根源顯然就是自然對人類貪欲的報復。

三、儒家“天人合一”生態倫理思想的現代價值

當前人類社會所面臨的生態危機為人類的生存和發展敲響了警鐘，而重新研究儒家的“天人合一”生態倫理思想的現代價值，是我們借鑒人類優秀文化成果解決生態危機的手段之一。因此我們有必要對其價值進行深入挖掘。

（一）強調尊重自然規律，有利于實現經濟和環境的良性發展

正確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是當今構建和諧社會的基本要求，我國在經濟發展上雖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是隨之而來的環境問題卻日益突出，人和自然的關系緊張。這是我們每個人所不想看到的。而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對處理人與自然的矛盾有著極大的借鑒價值。它主張“贊天地之化育”，人要順應尊重自然規律，尊重自然萬物生長的權利。孔子“畏天命”思想中的“天命”指的就是自然界不為人所見的自然規律，再加上一個“畏”字明顯看出他對自然規律的遵循。其都明確認識到自然界的運行變化存在客觀規律，強調人們應嚴格按規律辦事并根據四季變化安排生產，使天地萬物更好地造福人類，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而在今天，如果我們能積極吸收儒家文化這些生態道德，充分認識到自己對社會和自然的責任，在發展經濟的同時，把經濟發展的速度與自然能承受的限度結合起來，遵循自然內在的規律，必定會實現經濟和環境的良性發展。

（二）強調節約自然資源，有利于促進人與自然的和諧，構建和諧社會

當今社會，隨著生產力的高速發展，人們的生活條件大大改善，不少人依仗他們手中的資金和技術，過著遠遠超過生存基本需要的揮霍自然資源的生活，但是由于地球自然資源的有限性，這導致人與自然矛盾的產生。所以，要解決這一矛盾，我們就應合理地、節儉地使用自然資源，大力提倡資源消費的節約觀。節約光榮，浪費可恥，應當成為全社會崇尚的一條生態倫理規范。懂得自然資源不是供人們無限揮霍的財富，而是要為子孫考慮的珍惜的資源。在這方面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非常值得借鑒，儒家強調人類對自然資源的有限度的索取，因為有限索取才能用之不竭。孔子就明確提出“節用而愛人”（《論語·述而》）以及“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論語·述而》）的生態消費觀。這對今天我國建設資源節約與環境友好型社會，落實科學發展觀和構建和諧社會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三）強調人與自然的和諧，啟發我們走出“人類中心論”的誤區

“人類中心論”把人類整體之長遠生存利益當作終極目標，以此為基礎，人類為了滿足自己的私欲，把自然當作沉默的羔羊加以征服利用，無限索取。殊不知，這只能加劇人與自然之間本來已緊張的關系，嚴重破壞了自然內在的平衡系統，招致自然的嚴酷報復。而儒家的“天人合一”生態倫理思想以與自然共生共存為基本態度，強調人與自然的和諧，倡導“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民胞物與”等超我的仁愛觀念，這十分有利于今天我們構建和諧社會和實現可持續發展。同時，它也給了我們一定的啟示，讓我們走出“人類中心論”的誤區，正確地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

由于歷史條件和認識水平的限制，儒家“天人合一”生態倫理思想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它主要強調人對自然的服從，對人的主觀能動性重視不夠，進而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對自然的探索和改造，從而阻礙了科學事業的發展。但是，從主流方面來講，它對中國傳統社會生態環境的和諧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并為生態倫理學的發展提供了理論基礎，還能給予正受到生態危機困擾的現代人類以有力啟示，使人們有可能找尋到一條通向人與自然和諧的道路。所以，我們應結合當代社會實際，剔除其糟粕，吸取其精華，既注重儒家“天人合一”生態倫理思想中所蘊涵的合理成分，又要運用現代多種技術手段以及政治、經濟、法律手段來解決當前的環境問題，促進全球的可持續發展。（作者單位：西南大學學院）

參考文獻：

[1]唐忠英，唐建國.儒家“天人合一”思想及其生態啟示[D].重慶：西南大學，2005.

[2]高德菊，韓照波.論儒家“天人合一”思想與生態文明[D].山東：萊蕪職業技術學院，2008.

[3]李曉.儒家“天人合一”的生態倫理思想[D].青海：青海師范大學，2004.

[4]楊通進.人類中心論與環境倫理學[J].中國人民大學學報，1998，（6）.

[5]黃曉眾.先秦儒家生態文化及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探析[J].貴陽市委黨校學報，1999，（2）.

第9篇：儒家思想價值范文

【關鍵詞】儒家倫理思想；仁義禮智信；核心價值觀

價值觀問題已經不是一個新穎的話題，追溯中國古代，孔子、老子、莊子等先哲都對善惡、義利等價值觀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回望西方，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哲人對正義、好壞等問題進行了回答。但是有人的社會永遠都不能避開這個問題，一個人心中的核心價值和價值排序關系著社會的秩序，關系著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繁榮昌盛，關系著任何一個共同體的未來走向。介于時代的轉換，在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環境下核心價值在人們心中尤其是大學生這一共同體心中的原形可能都不一樣。大學生對未來社會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因此立足儒家思想來審視當今大學生的核心價值觀、從儒家的最高道德準則來透析大學生核心價值觀的構建具有重大的理論價值和實踐可能。

一、儒家倫理思想中的最高道德準則

傳統文化歷經千年的傳承至今，有的在傳承的過程中被人們摒棄了，有的繼續為當代人所用。而這些被繼續傳播的文化無疑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和巨大的應用價值。正是它們的當代價值才使其為我們所接受和繼承。而在這些傳統文化中，儒家思想的時代價值更是值得我們探討，尤其是儒家倫理思想中的最高道德準則“仁義禮智信”對于當代人尤其是作為接班人的大學生的價值觀具有重大的參考價值和借鑒意義。

儒家所謂的“仁”就是指愛人，“樊遲問仁，子曰：‘愛人’。”愛人是人的本質體現。另外孔子針對我們生活中的行事原則提到：“已所不欲，忽施于人。”這是孔子認為的“仁”在人們生活中的行為準則，教導我們在生活中不僅要達到自身內部的愛人，還要對外做到“仁”，要學會尊重和關愛他人。孔子還告訴我們實行仁的方法：“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孟子的仁政學說也充分體現了儒家“仁”的核心理念，“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思想闡釋了擁有民心是一個政治家必須具備的智慧，“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這就是孟子所認為的推己及人，時刻想到他人，這也是仁的生活寫照。

“義”同樣在儒家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孔子認為“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也就是說君子是把義作為最高尚的品德，君子有勇無義就會作亂，小人有勇無義就會偷盜，肯定了義在一個道德高尚的人的品質中的重要地位。“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 要說的正是道德高尚者只需曉以大義，而品質低劣者只能動之以利害。另外，孔子還啟示我們在利面前選擇義是非常重要的，“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孟子說：“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不屬于你的，如果你拿走的話，那就是不義。荀子也認為“先義后利者榮，先利后義者辱”。程頤認為“義與利，只是個公與私也”，強調了我們在社會生活中要始終把義放在首位，把社會整體利益放在核心位置。

同樣“禮”在儒家思想中也占有不可忽視的地位。在為人方面，孔子認為“克己復禮為仁，”只有約束自己的行為并使之符合禮才能做到真正的仁，并強調“非禮忽視、非禮忽聽、非禮忽言、非禮忽動”的行為準則。另外，他還認為“禮之用，和為貴”，也就是說禮的功能主要在于通過禮儀的施行能達到一個和諧的社會秩序，“不學禮，無以立”充分說明了禮對一個人的重要性。另外禮也是其他社會制度得以順利運行的基礎，“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信，非禮不備；分爭辯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荀子也認為“禮者，人道之極也”，在荀子心目中禮是最高的道德標準。《左傳》中也提到“禮，國之干也”、“禮不行則上下昏”，充分說明了“禮”在一個社會有序前進中的重大作用。

“智”的基本內涵就是指智慧。在孔子的學說之中，《論語·子罕》中的“知者不惑”、《論語·為政》中的“四十而不惑”向我們傳達的是掌握了知識，我們就能不被外界所迷惑。孟子認為“智”是“是非之心”，也就是指一個人判斷是非的基本能力。《荀子·勸學》中提到“知名而行無過”，我們擁有了智慧和知識，并且能夠自知和知人，這樣在生活中才會避免錯誤的發生。因此，“智”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也非常重要。

“信”在儒家思想里解釋為講誠信。《論語·學而》中提到“與朋友交，言而有信”、“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這些告訴我們誠信是我們交友的基本準則；《論語·為政》中“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一個人不講信用，是根本不可以的。就好像大車沒有輗、小車沒有軏一樣，它靠什么行走呢。這也啟示我們誠信是一個人做人的根本，沒有了誠信，人就不能稱之為人。“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啟示領導者，講誠信才能得到人們的支持和同情；《堯曰》中提到“寬則得眾，信則民任焉”，說得就是取得人民的信任是一個人從政的基本條件。

二、90后大學生核心價值觀存在的難題

“一”與“多”的關系問題是一個永恒的價值難題。各種文化之間的平等對話、互相融合等都充分說明了社會文明的高度發展，但是同時也給社會帶來了價值排序的拷問。尤其是對于90后這一新興群體，思想活躍、自我約束意識薄弱、依賴性強、抗挫能力弱、心理問題突顯等等特點都給他們的核心價值觀構建帶了諸多難題。

（一）公德觀念具備、道德踐行缺位

社會公德作為維持社會公共秩序，調整人際關系的基本道德要求，它是一個民族長期歷史文化積淀和累積的結果。當今隨著社會的進一步發展，社會公德卻面臨極大的挑戰，尤其是當代大學生的道德踐行缺位問題，引起全社會的高度關注。在2013年5月4日的講話中說到：“人類的美好理想，都不可能唾手可得，都離不開篳路藍縷、手胼足胝的艱苦奮斗。夢在前方，路在腳下。自勝者強，自強者勝。實現我們的發展目標，需要廣大青年鍥而不舍、馳而不息的奮斗。”不難想見，一個不講公德的青年是不會擁有遠大抱負的，一個民族如果沒有遠大抱負的青年也是無法崛起的。

從總體上看，當代大學生具有極強的社會公德的觀念，然而在實踐中卻往往極易以個人為本位、從自我出發進行行為選擇。比如，“在公共汽車上不讓座”、“戀愛雙方在公共場所親昵過度”、“從校圖書館借的書未能細心保管”。當代大學生社會公德意識匱乏，只見整天呼喊社會風氣敗壞，卻嚴重忽視個人道德修養，更沒有意識到用實際行動自覺抵制不良現象的重要性。大家雖然知道這樣做不妥，但是在日常行為中已經默許這些行為的“合法性”了。當代大學生關于社會公德的知行不一，或許我們在梁啟超那里找到了問題的癥結，梁公直言不諱地說：“公德是中國人最缺乏的品德之一。中國人很早就注重道德說教，但是偏于私德，疏于公德。”私德以家庭為核心而公德以社會為核心，當代大學生如果不踐公德只尋私德必會損毀民族之未來。

（二）社會責任意識淡化，個體權利意識濃厚

社會責任感作為一種道德情感，主要是指一個享有獨立人格的社會成員對自己的國家、社會、集體以及他人所負責的認識、情感和信念，以及與之相應的遵守規范、承擔責任和履行義務的自覺態度。曾記否，霍去病辭謝漢武帝相贈豪宅時說道：“匈奴未滅，何以家為？”；曾記否，的“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曾記否，馬克思的“為全人類解放事業而斗爭！”。這一句句無不彰顯出偉人具有遠大的理想、崇高的信念和強烈的社會責任感。當前，我國大學生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就業壓力，倍感缺乏安全感、歸屬感，從而也淡化了對國家和社會的責任感。在市場經濟快速發展的中國，“君子憂道不憂貧”的認識已被殘忍丟棄，反而“有錢能使鬼推磨”的謬論卻堂而皇之地被人們尊奉。大學生們為了“適者生存”于這個社會，不得不去提升自己的個人競爭力，以期獲得一份滿意的工作。毋庸贅言，在個人價值面前，他們視社會責任輕如鴻毛。

（三）尊師敬長行為失范，遵紀守法精神盲目

生于禮儀之邦，當為禮儀之民；身處書香之院，本該知書達禮。尊師敬長本是我國延續千年的禮儀傳統，古人云：“三教圣人，莫不有師；千古帝王，莫不有師。”“不敬三師，是為忘恩，何能成道？”先人把自己老師視為自己的生父來致以最崇高的禮贊。誠然，知書達理、待人以禮，應是當代大學生的基本素養，是高素質人才的必備條件，是時代賦予大學生的基本要求。然而，我們卻驚愕地發現當代大學生禮儀失范的行為卻日益嚴重，山西一高中生課堂持刀殺死老師、浙江教師家訪被學生殺害拋尸荒野、中國政法大學男生課堂砍死教授，他們脅迫師生禮儀的道德底線一退再退。人無禮無以立，其無禮行為更源于當代大學生對于法律精神的無知。他們作為知識的象征，承載了社會全部的期許和信任，然而一點瑣事就能讓他們不顧法律而做出一些令人瞠目結舌的惡性事件。2010年藥家鑫故意殺人案、2012年安徽醫科大學長砍死學弟、2013年復旦大學投毒案，犯案兇手不是惡貫滿盈的社會，而是我們平時十分可愛的大學生。誰丟了“禮”，誰就失去了人之為人的資格，誰就辜負了社會的重托，誰就是整個民族的罪人。

（四）學習功利性質明確，真實崇學觀念缺失

“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底圣賢發憤之所為作也。”固然，古之俊杰在艱難困苦面前依然守住了那份對文化本真求索的精神，這正是內心基于對“智”的領悟。但是在當代大學生的學習生活中，什么又是他們投入學習的重要因素呢？根據調查顯示，83.9%的當代大學生認為學習是為了獲得謀生的功能，他們在學習中也漸漸地拋棄了“智”的本真，轉而追求何種“智”能創造出更多的經濟價值。學習動機的改變折射出當代大學生實用主義的價值觀。當今“考證熱”、“考研熱”、“公務員熱”充斥象牙塔，更是源自于市場與大學的緊密聯系，這就很容易導致市場手執大學發展之牛耳。

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西方功利主義思潮在我國找到了適合自己的溫床，它影響著各行各業的人，當代大學生也成為了它忠實的追捧者。2013年我國有699萬應屆大學畢業生比2012年增加19萬，創歷史新高，成為大學生最難就業年。“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的古訓在與現實的碰撞中被擊的粉碎，大學生在這個矛盾面前向殘酷現實屈服了，拋棄真實崇學的遺訓。這或許就是著名“錢學森之問”——“為什么我們學校總是培養不出杰出的人才？”的一個原因。

（五）誠實守信意識弱化，投機取巧心理突顯

誠信是維持人類社會正常運轉的道德規范，是一個人立世的根本品質，更是推動社會發展獲得較強競爭力的重要資源。但是我國目前卻面臨十分嚴重的信任危機，“牛馬遍野，夜不閉戶”早已成為美麗的奢望，人與人之間的信任缺失使得圍墻越壘越高，監控越裝越多，溝通越來越假。就社會最后“凈土”的大學校園也存在一定的誠信問題。部分當代大學生在失信的洪流中迷失自我、自甘墮落，考試作弊、國家助學金故意拖欠、甚至有學生偷盜的現象。當前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的重要時期，與市場經濟快速發展相悖的是誠信體制的滯后，由此給社會造成了巨大的創傷。大學生在這樣一個誠信畸形的社會中，看見了太多失信人獲益而免于責罰的負面現象，給心靈帶來了巨大沖擊。另外大學教育也缺乏對誠信的教育，甚至個別老師本身就缺乏誠信，學術造假、收受賄賂、評級黑幕等等，焉能身正為范？

誠實守信意識的弱化必然會導致投機取巧心理的產生，大學生如果不踏踏實實做事而心懷投機取巧的心理，這樣就很容易跌入犯罪的深淵。知識在這個時候就很可能會由推動社會前進的杠桿演化為阻礙社會建設的枷鎖。劉延東在科研誠信與學風建設座談會上講到：“科技工作者要更加嚴格要求自己，牢記社會責任，堅守學術道德。高水平的科學研究需要高水平的科學家，高水平的科學家要有高水平的精神境界。只有堅守愛國報國、奉獻社會、服務人民、追求真理的情懷，才不會讓名利動搖誠信。”此番肯綮之談直指誠信的價值。不難想見大學生如果失信，何以與人交？何以造福于社會？何以立于世？

三、儒家倫理思想對大學生核心價值觀建構的意義

90后大學生作為國家未來建設的活躍力量，其成長的環境以及文化基礎大為不同，其價值觀存在的難題也是異化多樣。而儒家思想作為中華優秀的傳統文化，經歷千年的傳承，如今已經影響整個中華大地甚至全世界。尤其是“仁義禮智信”的最高道德準則必定在解決90后大學生核心價值觀難題上有著極大的價值。

（一）“仁”對90后大學生道德踐行的價值

儒家所說的“仁”在現代主要是指人們要學會對他人友善，要和他人友好相處，而且還要學會幫助他人，尊重他人。除此之外，還告訴我們也要對自然對社會友愛，必須懂得保護大自然和我們生存的社會環境。在以人為本的基礎上，還要對萬物給予人文關懷。

而仁的現代含義正是我們90后大學生價值觀踐行中所缺乏的。尤其在多元文化背景下，我們的公德觀念出現了知行矛盾。社會道德的踐行是社會公德觀念的真實體現，是社會公共生活有序化的實踐保證；社會道德的踐行關系著每個社會人的利益，關系著一個民族的整體形象，關系著一個國家的社會文明發展進程。正如儒家思想家荀子的知行觀所說，“不聞不若聞之，聞之不若見之，見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因此，我們必須在擁有觀念的同時，要在現實生活中去實現這些道德觀念。

（二）“義”在增強90后大學生社會責任意識上的作用

“義”在現代我們主要解釋為堅持正義，維護公正，追求公正，對國家和社會要有高度的責任意識，在處理國家利益和個人利益的時候要知道把國家利益放在首位。

對“義”的追求正是我們90后大學生在價值選擇中很容易忽視的。孟子認為“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面對社會整體利益和個人利益相沖突時，孟子告訴我們要選擇社會整體利益，把“義”放在首位。社會整體利益包含著個體的自身利益，關系著個人利益的實現，關系著整個社會的有序運轉；社會整體利益是個人利益的基礎，是建設和諧社會的基本前提，是促進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先決條件。因此，我們必須把社會整體利益放在我們個人利益之前，作為90后大學生，尤其要主動學會承擔起社會責任，在追求個人自由的同時，更要重視社會責任的履行。

（三）“禮”對90后大學生尚禮守法精神的提升

“禮”在現代的主要涵義有三個：孝敬謙恭，要求人們在生活中要孝敬長輩，尊師敬長，自尊尊人；文明禮貌，主要指在社會生活中要通曉為人處世的禮儀，遵守社會道德規范，學會禮讓；遵紀守法，在現代我們強調禮法的結合，樹立現代法治精神。

90后大學生在文明禮儀上缺失的案例婁見不鮮，這也說明了對90后大學生進行文明禮儀教育的必要性。文明禮儀是一個大學生文明素質的體現，更是一個大學生踏進社會的基本籌碼，關系著我們這個社會良好風尚的建立，關系著一個社會文明程度的提升。因此，加強90后大學生尚禮守法意識顯得尤其重要，我們必須從家庭教育、社會引導、政府立法等多個角度加強大學生文明禮儀教育和引導。

（四）“智”對明確90后大學生學習目的、學習內容、學習方式的意義

儒家所講的“智”不僅僅是一種智慧、一種知識，更多的是一種方法、一種態度。在現代我們主要解釋為勤奮學習、善于思考、求是創新、實踐中求真知。

90后大學生在學習上存在的諸多價值誤區，深刻地影響著大學生擁有“智”的過程，影響著大學生的學習和生活。儒家的“智”告訴我們必須明確學習目的，我們大學生在校學習不僅僅是獲取一紙憑證，我們的學習更多是獲取智慧、獲取方法，要善于思考問題；我們大學生的學習內容也不僅僅是局限于課本，更多的是側重要人文知識素養、基本技術技能、日常生活常識等，要學會在實踐中求得真理；最后我們的學習方式不僅僅是死學、硬學，更多是要靈活地學習，要有思考地學習，創造性地學習，獲取知識的同時，我們更要注重思維邏輯方法的培養。

（五）“信”在提升90后大學生誠實守信意識中的影響

“信”是為人之本，主要是誠實守信，現代內涵主要有真誠守信、遵守諾言、敬業盡責。“信”的三種現代內涵貫穿于我們生活的諸多方面：個人交往、企業合作、國家協作等。

90后大學生在為人處世時需要明白真誠在交友中的重要性，真誠守信通常能夠幫助我們尋找摯友，在生活中能夠互勉互勵，相互支持和幫助；同樣遵守諾言也是取得他人信任的重要保證，諾言的失守必定會損害我們自身形象，阻礙我們的行事；敬業盡責也是我們工作學習中必須具備的，敬業盡責能夠幫助我們獲得老板的贊許、老師的幫助、同學的支持。因此，誠實守信在90后大學生核心價值觀中占據不可忽視的地位。

大學生核心價值觀的構建應該扎根于儒家“仁義禮智信”的中華傳統文化之中。中華傳統文化是我們大學生核心價值觀形成的重要載體，在90后大學生的核心價值觀的構建中我們加大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家這種先進文化的份量，強化儒家思想的當代價值，進而擴展和滲透到90后大學生價值觀的形成和發展的全過程中，這必然會有利于當代大學生的健康成長。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