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力短缺計劃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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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勞動力短缺計劃范文

【關鍵詞】微觀經濟 用工荒 農民工

一 用工單位的微觀原因分析

1．工資缺乏吸引力

工資是勞動力的價格，也是勞動力供需關系的重要信號。據勞動與社會保障部的相關調查顯示，工資待遇與缺工有直接關系。月工資平均在1500元（含加班費）以下的企業普遍招工較難；月工資在1500～3000元的企業，招技工較難，但普通工基本可保證；月工資3000以上的企業招工沒什么問題。當前民工短缺主要是因為民工工資的調整相對滯后，沒有伴隨物價特別是糧食價格的上漲而相應調整，這樣，在短期內勞動力供應曲線并未發生變化，但在真實勞動力價格下，供給將出現增長不足（表現為平穩增長）而需求會放量上升，勞動力市場就自然出現供不應求的局面。

2．用工不規范，勞動權益缺乏保障

目前，珠三角地區勞動強度大、工作環境差的勞動密集型企業缺工問題最為突出。據調查，反映缺工嚴重的主要是從事“三來一補”的勞動密集型企業，又集中在產品競爭比較激烈的產品加工行業。其中，部分臺資企業和中小型私營企業缺工更為嚴重。這些企業和行業大都受到國外訂貨商的制約，利潤空間較小，單件工價較低。此外，民工最擔心的是在工作中受傷，因為企業老板不愿承擔相應的醫療費，導致不少受傷民工最后只能放棄治療，這些工傷者大多數都是農民工。企業的用工程序不規范是造成民工短缺的主要原因。

3．欠薪情況嚴重，缺乏契約保障

在工資低、用工條件惡劣的情況下，民工的合法權益還經常受到侵犯。拖欠農民工工資的情況普遍存在，使得本就不高的收入也難以兌現，這也是珠三角地區用工短缺的重要原因。以深圳市農民工欠薪情況為例，2005年初，被調查的2838家企業中，有欠薪行為的仍達653家，差不多占了被檢企業的四分之一。此外，企業主欠薪逃匿事件也時有發生，僅深圳龍崗區，2004年就發生150多例。企業的欠薪行為及缺乏制度保障的工資制度是造成民工短缺的一個重要原因。

二 民工自身的因素分析

1．成本與收益的權衡

除了低工資、惡劣的工作環境、勞動權益不受保護等因素之外，計劃經濟體制延續下來的一些社會管理制度導致農民外出打工的遷移成本畸高，也是民工考慮是否外出打工的因素。由于城鄉分離的戶籍制度存在，使外出打工幾年甚至十幾年的青年農民，仍然不能把戶口遷入到他們的工作所在地，不能融入當地社會；不合理的教育制度使民工的子女不能到父母工作所在地讀書；不公正的社會保障制度使民工的工傷、養老、失業、醫保等待遇都存在不少實際問題；農民工們拋家別子背井離鄉，他們付出很高的打工成本卻往往獲得嚴重不對等的低回報。

2．新一代民工維權意識增強

以廣東勞動力市場為例，2000年以后，勞動力主要供給者以獨生子女居多，他們的成長條件較為優越，對工作的期望自然偏高。年輕、文化程度較高、長期在外打工、對社會的認識更多更清楚，這是新生代民工的主要特點。他們訴求工資待遇的提高、工作環境的改變，訴求基本的尊嚴、基本的社會保障，訴求子女受教育的機會，歸結到一點就是尋求公平的待遇。我國一二線城市基本進入工業化中期階段，高新技術產業和采用先進技術改造傳統產業成為廣東經濟發展的新增長點。有關統計資料表明，在廣東總就業人口中，專業技術人員僅占5.9%，初級以上技術工人僅占8%。技術崗位缺口大與部分新增勞動力和下崗失業人員就業難并存，形成結構性矛盾，由于大部分民工缺乏相應的專業訓練，勞動生產率低下，無法勝任更復雜的技術工作，因而導致出現企業高級技工人員短缺與大量民工無法就業的現象。

三 農民工短缺現象的本質屬性分析

第一，從表象上看，珠三角的民工短缺是一種數量的短缺，這種數量短缺不僅包括普通工的短缺，更包括了熟練工、技術工的短缺。從本質上看，珠三角的民工短缺更表現為一種結構上和體制上的短缺，是一種用工制度的缺陷引致勞動力市場供求失衡的表現，是農民工制度長期不合理、不規范導致了各種深層矛盾的爆發，它提醒我們應好好重視人力資源尤其是要重視農村勞動力資源的發展戰略。

第2篇：勞動力短缺計劃范文

經濟全球化的本質是國際資本在全球范圍內的重新優化配置和國際間的重新分工。從一定意義上說,資本在全球范圍內的流動或重新配置就意味著勞動力的跨國流動和就業崗位在全球的重新配置。中國正在參與對世界范圍內有限就業崗位的競爭。

在這樣一個全球化進程中,一個趨勢是,在世界范圍內就業崗位的增加速度遠遠趕不上經濟本身的增長速度、擴張速度,就業崗位正在成為最稀缺的資源;另一個趨勢是,發達國家在爭取占據更有利的分工領域、從高科技產業中獲取更多國際比較利益的同時，正在喪失對就業崗位的競爭能力。勞動密集型產業,其中包括制造業,向后起的工業化國家轉移已成明顯趨勢。其中，也包括吸引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力到發達國家的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工作。

國際勞務市場的新特點

目前，國際勞務市場有以下新特點：一是對勞動力素質的要求越來越高，全球范圍內各類技術人才和管理人才普遍短缺，尤其是一專多能的復合型人才短缺現象更為嚴重。二是發達國家的臟、累、險工作由于無人問津，而呈現勞動力供不應求的局面。三是普通勞務需求呈現下降趨勢，勞務價格趨低。

國際勞動力市場流向

據國際勞工組織估計，目前全球每年的流動勞務約為6000萬～6500萬人。那么，主要是哪些地區需要外來勞工，需要什么樣的勞工呢？

1.流向發達國家。從全球范圍來看，目前，國際上勞務流動主要是從發展中國家和地區流向發達國家和地區。美國、歐洲、日本等老牌發達國家經濟規模巨大，對勞務的需求本來就大，加上近年來，這些發達國家人口自然增長緩慢、老齡化嚴重，使得勞動力供不應求的狀況日益嚴重，因此，迫切需要輸入足夠數量的勞動力。另外，發達國家勞動力成本不斷提高使得一些產業為維護企業的競爭力，不得不考慮雇用外籍勞工。

日本：根據日本政府預測，為了保持經濟長期穩定發展，日本每年需要補充60萬個勞動力。而新加坡由于經濟發展、產業升級，目前已輸入海外勞工12萬人，預計今后還需輸入8萬名外國勞工。

德國：由于人口不斷老化且生育率降低，人口負增長，德國每年至少要接納5萬名移民才能滿足勞工方面的需要。

英國：英國工業聯合會的統計顯示，英國近年來公共服務行業飽受人才短缺之苦。倫敦2/3的公司不能找到足夠的技術人才，其中人手最短缺的6大行業是醫護、電子及通訊技術、教育、建筑、飛行工程和臨床心理。而加拿大作為一個移民國家，目前每年仍能接納移民20萬至22.5萬人。

除此之外，俄羅斯、獨聯體國家作為潛在的勞務市場，對于外來勞動力的需求也是巨大的，將成為勞務輸入的熱點地區。

特別是韓國，因為經濟高速發展，韓國勞動力普遍短缺，首當其沖的是以勞動密集型為主的中小企業，人員不足現象十分普遍。據韓國產業研究院調查，目前韓國國內中小制造企業人力缺口為20.5萬名。為此，韓國擬按國內就業總數的10%～15%引進外籍勞工，每年計劃引進20～30萬人。

中國勞務輸出前景看好

中國作為勞動力資源大國，隨著改革開放的發展，勞動力出境就業人數在不斷增長，自主擇業的白領正逐步取代勞務輸出的“藍領”，成為出國就業的主流。但是，與全世界每年近7000萬人的跨國流動就業總量來說，還是微乎其微。截至2002年底，中國在外就業人員總數不超過50萬人，不足世界總量的1%。

與亞洲其他主要勞動力輸出國相比，也存在較大差距。據統計，菲律賓2002年1至10月，勞動力出境就業人數達77萬人；印度尼西亞為46萬人；孟加拉為21萬人。斯里蘭卡全國人口只有1686萬人，其2001年出境就業人數卻達到18萬人。

第3篇：勞動力短缺計劃范文

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都要經歷一個二元經濟發展的過程。其突出的特征是，農村勞動力的剩余為工業化提供低廉的勞動力供給，工資增長較慢，雇傭關系不利于勞動者，城鄉收入差距持續保持。按照發展的邏輯，這個過程將一直持續到勞動力從無限供給變為短缺、增長方式實現質的飛躍、進入現代經濟增長階段為止。

由于二元經濟發展的理論框架是由經濟學家劉易斯提出的，因此，勞動力的這種從無限供給到短缺的轉變，即二元經濟結構轉換，也被稱為“劉易斯轉折點”。以往的國際發展經驗表明，在二元經濟發展階段，一個國家或地區可以通過形成具有生產性的人口結構，為經濟增長提供人口紅利；二元結構轉換的關鍵，是傳統人口紅利的消失以及增長方式的轉變。

在整個改革開放期間，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也是在二元經濟條件下進行的。在這個時期，勞動年齡人口（16歲－64歲人口）規模大、比例高且不斷增長，因此人口負擔輕，保證了充足的勞動力供給和高儲蓄率，為經濟增長帶來了人口紅利。

研究顯示，在改革期間，人口撫養比（16歲以下和65歲以上人口與勞動年齡人口的比率）每下降1個百分點，可以提高人均GDP增長率0.115個百分點；也就是說，人口撫養比的下降，對改革期間人均GDP增長的貢獻率達到27％。然而，根據對人口年齡結構的預測，到2013年，隨著人口老齡化的加速，中國人口撫養比將停止下降并轉而提高。同樣，人口撫養比每提高1個百分點，將使人均GDP增長率降低0.115個百分點。

人口總量和年齡結構是勞動力供給的基礎。基于以上人口結構的預測與分析，我們可以確定，目前發端于沿海地區并且蔓延于全國的勞動力短缺，不是暫時性的現象，而是“劉易斯轉折點”到來的征兆。如果說“劉易斯轉折點”并沒有一個清晰時點的話，我們也可以說，中國經濟已經進入“劉易斯轉折區間”。

這個判斷還可用以下事實加以印證。首先，30年來通過實施計劃生育政策，中國人口轉變進入了一個新階段，總和生育率（大致可理解為一個婦女終身生育的孩子數）已低于2.1的更替水平，目前為1.7。其次，勞動年齡人口增長速度逐年下降，預期“十一五”期間將從總量上不能滿足非農產業對勞動力的需求，勞動力供給長期大于需求的格局將發生逆轉。

這樣的轉折將給中國經濟帶來怎樣的挑戰？

“劉易斯轉折點”是從不發達到發達經濟的轉折關口。在這個轉折之前，經濟增長主要靠資本和勞動的投入驅動，而轉折之后，經濟增長依靠生產率提高來驅動。因此，能否實現從依靠投入的增長方式向依靠生產率提高的增長方式的轉變，是能否把“劉易斯轉折點”變為積極因素的關鍵。具體來說，在這個轉折點上，已經或者預期會發生以下幾個與經濟增長相關的特征變化。

第一，勞動力在城鄉普遍短缺。從表面上看，近年來，似乎每年新增就業尚不足以吸納全部城鄉剩余勞動力。但由于就業統計不能全面涵蓋真實就業，統計數字反映的就業數量遠小于實際就業人數。

例如，在建筑行業，一個正式納入統計的職工，通常可以帶動五個到十個未納入統計的勞務工。而在許多大型國有企業，這種沒有納入統計的工人也占到全部就業者的一個很大比例。在農村，除去進入鄉鎮企業就業、轉移到城鎮就業以及農業生產需要的勞動力，所謂的“剩余勞動力”，實際上是就業受年齡、性別、家庭狀況和其他因素制約的勞動年齡人口，他們的就業選擇范圍相對有限。

第二，普通勞動者工資上漲，從而使勞動力成本提高。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城市正規勞動力市場每年都經歷著兩位數的工資上漲，這不僅發生在壟斷行業，也發生在那些主要吸收普通勞動者就業的制造業等行業。在城市就業的農村流動勞動力的工資提高速度甚至更快。根據對五個大城市的調查，2001年－2005年期間，外來勞動力小時工資的提高速度，比城市本地勞動者高64％。勞動力成本的這種變化趨勢，已經對外商投資傾向和企業經營狀況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第三，長期以來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高儲蓄率將趨于降低。導致儲蓄率持續居高的原因主要有三個：其一，人口負擔輕，因此經濟剩余比例大；其二，普通勞動者家庭收入增長緩慢，內需不足，導致居民具有高儲蓄傾向；其三，社會保障不充分和預期不穩定，誘導居民通過儲蓄來實現自我保險。但隨著人口撫養比下降速度減緩且不久將轉而上升，加之普通勞動者工資上漲將改變整體消費傾向和儲蓄傾向，以及社會保障體系逐步完善，上述因素都將發生反方向變化，從而不可避免地抑制儲蓄率持續居高的趨勢。

當然，勞動力供給趨勢變化仍然只是增量意義上的，中國勞動力成本與發達國家和許多發展中國家相比，在相當長的時間里仍將是低廉的，儲蓄率由高到低的變化也不會發生在一夜之間。因此，“中國經濟將很快喪失勞動密集型產品的比較優勢和競爭力”的判斷和擔心仍然過早。

但是，變化了的經濟發展環境迫切地提出了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要求。可以說，中國經濟目前正處在一個十字路口。正確地判斷發展階段變化，并以此作為政策依據進行恰如其分的制度調整，是當前應該做出的合理反應。那么，具體而言，我們應該如何應對？

――通過發育生產要素市場，實現增長方式的轉變。勞動力逐漸成為稀缺要素，將引致資本報酬遞減，主要依靠生產要素投入的增長方式將難以為繼。增長方式轉變的要求是把經濟增長建立在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的基礎上，而不是簡單地從勞動密集型產業結構轉向資本密集型產業結構。

因此，正確的應對方式是順應生產要素稟賦變化的趨勢，為投資者和企業創造一個信號準確、功能完善的生產要素市場環境，而避免政府人為扭曲生產要素相對價格，盲目引導重化工業的優先增長。

――通過清除勞動力市場障礙，延緩現有比較優勢喪失的速度。勞動力出現短缺現象，并不意味著現有的勞動力資源已經得到充分利用，不再有挖掘的潛力。

從城市來看，改善就業、再就業和創業的政策環境，加強對非正規就業勞動者的保障和保護，可以在現有格局下增加勞動力供給。最低工資制度等政策手段的運用，應立足于保護勞動者合法權益，不應成為人為助長市場工資水平的扭曲力量。

從農村來看，進一步改革戶籍制度、增強承包土地的流動性、深化普通教育和加強對外出勞動力的培訓等一系列措施，也可以擴大勞動力供給、抑制工資過快上漲，延緩勞動密集型產業比較優勢喪失的速度，為增長方式的轉變贏得時間。

第4篇：勞動力短缺計劃范文

關鍵詞：中小型項目，勞動力管理，項目成本

中圖分類號：C93文獻標識碼： A

引言：在現時的建筑工程項目中，大中型項目的比例并不占多數，特別是在廣大的中小型城市和郊區、經濟欠發達地區，小型工程項目往往占了絕大比例。同時在這些地區也存在大量的中小型施工項目，這些小型項目也相應的由當地的小型施工企業來完成。本文通過對項目的特點分析來探討新時期中小型項目的勞動力管理。

一、新時期的建設形勢

建筑業作為我國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為推動國民經濟增長和社會全面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在最近幾年，建筑業呈現平穩上升的可觀態勢。然而，由于建筑市場過度競爭依然激烈，企業經營壓力不斷擴大，建筑行業的發展同樣面臨著諸多的問題，包括，行業內部惡性競爭嚴重、市場環境嚴峻直接導致企業的利潤十分微薄。在這種情況下，尋求未來發展道路刻不容緩。

中國在未來很長的一段時期內，城市化的發展仍將繼續。然而中國是一個典型的二元經濟結構的國家，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這也導致二元經濟結構的矛盾不斷呈現出來，這也不同程度制約了經濟的發展。要解決上述問題，必須調整城鄉的經濟結構，大力發展城市化成為了當務之急。同時，中國基礎設施的缺口也將十分明顯，原有城市整治的工程量也非常巨大，未來的城市基礎設施建設主要包括軌道交通、園林綠化、景觀、道路、地下需求，在大城市中表現將會十分突出。

2013年8月27日，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在北京《2013中國人類發展報告》，報告指出，在過去六十年間，中國實現了城鎮化率從10%到50%的過程。到2030年，中國將會增加3.1億城市人口，到那時中國城市居民總數將會超過10億，且城市化率將達到70%。中國中心城市的發展預示著城市化進程的高速發展，這也意味著建筑業將具有更加廣闊的市場。自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建筑業取得了迅猛發展，近年來行業產值一直保持20%以上的高速增長。據有關統計，2006-2011年中國建筑業總產值同比增長率保持在20%以上。

二、中小型項目自生特點及成本控制

1.項目特點

中小型項目多數是投資少、體量少、功能單一，以小型廠房、住宅、宿舍為多，一般都不需要公開招投標，但同樣有基礎、主體、裝飾、屋面、排水、電器安裝等各個分項各部工程；中小型項目一般采用當地常用的、具有比較成熟經驗的結構形式；項目施工難度不大，技術含量較低。中小型項目由原四級施工企業即可施工，就算是村一級施工班組也可以自行組織完成；施工期短，管理人員到位時間少。由于中小型項目工程量少，工作簡單，工期一般在6個月左右，施工單位組成管理架構期限短，人員在施工中可能還要顧及其他方面的工作，到位率難以完全保障；隨意變更較多。由于工程技術含量較低，建設單位基于使用要求，建筑成本上的考慮，通常會隨著社會和市場的因素要求變更。而且，建設單位大量的變更經常導致前后不一致，甚至引起質量事故。

2.勞動力所占項目成本

中國進入21世紀以來，以農民工為主體的普通勞動力工資不斷上漲，其中大部分行業勞動力成本在2005年以后的增長速度加快。而產生該現象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國農村有效剩余勞動力開始出現缺口，普通勞動力供求關系開始發生轉變，而這種上漲現象是趨勢性的，企業應該從戰略層面對其保持高度重視。作為典型的勞動力密集型行業,建筑行業的勞動力成本上升將給各大企業是否能夠盈利帶來一定的壓力。

三、新時期勞動力的特點

1.勞動力結構分布

年齡結構：歷年來,16―34歲之間的精壯勞動者成為了單位用人需求的主體，大約占據了總體需求的63.4%；25―34歲、35―44歲年齡組崗位空缺與求職人數的比率不斷增加；2009年以來，45歲以上各年齡組的勞動力崗位空缺與求職人數的比率開始下滑。可以看出，25―44歲年齡段的勞動力缺口明顯，而45歲以上年齡段出現巨大的勞動力過剩。但隨著我國老齡化不斷加劇，專家預計，年齡因素的勞動力供求失衡將會造成更為嚴重的勞動力短缺。

資料來源：中國人口老齡化發展趨勢預測研究報告

教育結構：低文化程度的勞動者供不應求，其中崗位空缺與求職人數的比率分別是1.12和1.14，而高學歷的崗位空缺與求職人數的比率都低于1，而且本科層次的比率只有0.85，因此表現出供大于求。而這主要是由于我國產業仍處在價值鏈的低端環節、第三產業對勞動力的就業吸納能力不足等。

技能結構：在中國各技術等級的勞動力市場勞動力短缺的現象十分嚴峻，其中各技術等級工作人員的求人倍率明顯高于勞動力市場整體水平1.06，這意味著技能型勞動力缺口巨大。其中短缺最嚴重的是高級工程師、高級技師，其相應求人倍率分別為2.34、1.76。技能型勞動力短缺是因為我國技術教育發展不同步，從而導致我國經濟發展急需的技能型勞動力出現了巨大缺口。據統計，在過去十年間中國各種技工學校數量急劇減少，大約減少了30.0%。而專業技術領域的勞動力短缺一時的情況尚不能在短時間內解決。目前中國經濟態勢良好，主要是得益于總勞動力人口還在不斷地增加。這與日本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后期情況有些類似。但是二十一世紀以來，中國的總勞動力人口達在到達頂峰之后由于人口老齡化現象 而快速下降，其中，15-34歲的年青勞動力是我國勞動年齡人口總量下降的主要部分，其規模將在未來的10多年時間內從目前的4.2億下降至2026年的3.2億左右；與之相反，受人口老齡化不斷加深推動，35-59歲的中老年勞動年齡人口則將從目前的5.2億增加至5.7億左右。勞動力年齡結構分化加劇將在勞動力市場引發更多結構性矛盾。這個年齡勞動力的減少導致高考生源快速減少，這將直接造成今后大量高校面臨破產局面，另外也直接導致了2010年的全國范圍的用工荒，而且這種情況未來幾年還將持續下去。

2.勞動力技能的普遍提升

在過去十年，中國的勞動力結構發生了重大改變，其中高技能人口比率逐步增加。基層貧困地區教育保障力度加大。2013年全國公共財政教育支出21，877億元，增長3%，對農村貧困地區予以重點傾斜。截至2010年末，中國中等教育覆蓋率達到60％，體現了中國對提高全國農業和城市勞動力教育的重視。另一方面，在過去的20年，中國高等教育覆蓋率提高了4倍，相比其他發展中經濟體，可謂增長迅猛。

三、對勞動人員的保護

在我國《憲法》第四十二、四十三條中，對中國公民的勞動和休息的權利進行了相關規定；另外，《民法通則》也有相關的規定。《勞動法》的第三條對勞動者應該享有的各種權利也作了詳細的相關規定，而且在第二十九條、三十三條也對勞動者的一些保護措施作出了規定。《勞動法》是我國調整勞動關系的基本法律，是中國憲法以下的最高層次的立法，因此從法的效力的角度來講，對保障勞動者的各種權益具有強大的效力。

2013年，中國有27個省已經提高了最低工資標準，平均提高幅度為17%。去年外出農民工月平均收入2，609元，比2012年增加了319元。全國基層工會組織和職工維權機構繼續保持較快發展。直到2013年，各地鄉鎮街道勞動爭議調解組織組建率已經達到60%，同比增加10個百分點；勞動人事爭議仲裁委員會組建率達91.6%；全國勞動人事爭議仲裁院建院率為72.7%，同比增加約20個百分點。截至2013年，全國共有基層工會組織277萬個，比2012年增長4%；全國簽訂有效集體合同129.8萬份，比2012年增長6%，覆蓋364萬家企業1.6億職工，分別比2012年增長18%和9%.加大幫扶困難職工工作力度，773.9萬人次困難職工得到幫助。

四、成本控制

企業應該依靠科技進步、提高勞動生產率來降低企業勞動力成本。另外項目在擴大經營規模，降低單位勞動力成本時，應該主要做好以下四點：

1.制訂詳細準確的勞動力成本控制目標，也就是預算目標和人頭指標。

2.制訂好整個項目的進度表，特別是對一些壓縮企業勞動力成本的機構尤其應該制訂縝密的計劃。

3.對于項目開支預算，由于企業外聘法律專家、顧問的費用都比較高，所以應該事先必做好相關的測算。

4.在資源的配置方面，要仔細研究各階段、各項目人員的配備，其中許多可能是兼職的人員，更有必要仔細研究。

另外，企業在控制成本的同時也要切實維護好勞動力自身利益，例如：企業需要改進管理，加強對員工的人文關懷，保障員工合法權益；要在非公有制企業中完善工會組織，優化企業用工管理環境，建立和諧的勞動關系；加強農民工權益保護，對勞動者一視同仁年，逐步實行城鄉勞動者同工同酬等。

五、結束語

中小型企業要想做大做強，應優先實行以下兩個戰略：成本領先戰略：對于建筑企業來講，產品的差異化途徑不多，導致顧客的轉換成本很低，因此很容易根據價格的高低取舍，而低成本則成為中小企業惟一重要的競爭優勢。所以根據現狀，企業應該優先考慮成本領先戰略。所謂成本領先就是將企業的成本降低到同行業較低水平，通過各種方式來提高工作效率，壓縮成本，在建筑行業建立起成本優勢。后向一體化戰略：所謂后向一體化，就是企業收購原材料供應商，將原屬于外購的原材料改為自行生產的戰略。中小企業在實施成本領先戰略的同時也要兼顧后向一體化戰略的可能性，提出戰略思路，從而實現一體化、

參考文獻：

[1] 計生委編《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2014》

第5篇：勞動力短缺計劃范文

英國圈地式的強制性轉移模式

英國的農村勞動力轉移始于15世紀末，止于19世紀中葉。從轉移模式看，英國選擇的是圈地運動式的強制性轉移模式。

英國的農村勞動力在圈地運動的暴力方式下被迫轉向非農產業。英國是一個島國，國土面積狹小，耕地面積所占比重在西歐各國中也是最小的。隨著英國非農產業的發展，從15世紀開始，一直延續到18世紀，甚至在個別地方延續到19世紀初期，英國經歷了用暴力驅趕小農的大規模圈地運動。

圈地運動造成了大量農業人口背井離鄉，這些農業人口不得不受雇于手工工場，從而解決了毛紡織業對勞動力需求問題。

英國的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不是建立在農業高速發展的基礎上的。從某種意義上講，英國的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是以犧牲農業為代價的。英國在人口城鎮化過程中所需要的糧食和作為原料的農產品主要來自國外。18世紀60年代，英國生產的糧食可以滿足城市人口日益增長的需要，而且還可以出口。然而，隨著英國農村富余勞動力的轉移和城鎮化的推進，英國消費的糧食、肉類和農業原料越來越依靠從外國進口。

英國農村富余勞動力在經歷了資本積累初期的困苦后，其轉移逐步步入正軌。特別是在20世紀初期以后，農村富余勞動力持續、緩慢地向工業、第三產業轉移。

美國自由遷移式的轉移模式

從轉移時間看，美國從19世紀20年代到20世紀70年代。從轉移的具體模式看，美國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屬于自由遷移模式。從轉移方向看，吸收農村勞動力的部門基本為大城市的工業部門和包括商業和服務業在內的第三產業部門。美國農村富余勞動力由農村向城市的流動具有地域轉換先于職業轉換的特點。

美國的農村勞動力在大規模工業化條件下自發地轉向非農產業。美國地多人少，在工業化初期并未集聚大量農村富余勞動力，相反，城鎮化和工業化卻面臨勞動力不足的問題。美國是一個勞動力短缺的國家，在工業化初期，其農業勞動力占社會總勞動力的比重為63%。但美國在19世紀末就實現了工業化。一方面，工業的快速增長提高了農業的機械化水平，提高了農業勞動生產率，解決了地多人少的矛盾；另一方面，由于機械化而分離出來的部分農村富余勞動力也被快速的工業化所消化。

美國在工業化的同時實現了農業現代化。農業為工業發展解決糧食、提供原料和廣大的國內市場，使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得以暢通無阻。由于農業的迅速發展，美國的農業勞動力在工業化后期大量轉向城鎮非農產業。這種轉移是以農業勞動生產率迅速提高為前提的。這表明，在美國農村勞動力迅速轉移的進程中，農業不但未衰落下去，而是繼續飛速發展。

“交通革命”在幅員廣大的美國的工業化和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過程中發揮了更為重要的作用。交通運輸業的繁榮不僅吸納了大量勞動力，而且降低了農村勞動力的遷移成本，使農村富余勞動力的自由遷移更加方便。對農村勞動力轉移起關鍵作用的還是鐵路的建設。到1887年，全國數以萬計的大小城鎮已由鐵路網連接起來。鐵路運輸不僅適應了工業革命的物流需要，也促進了人口向城鎮轉移的進程。

日本“跳躍式轉移”和“農村非農化轉移”相結合

日本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模式是發達國家勞動力轉移成功模式的又一典范。日本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用了近一個世紀的時間。日本政府針對本國人多地少、資源短缺的特點，對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進行了有效干預，走出了一條“跳躍式轉移”和“農村非農化轉移”相結合的道路。版權所有

第6篇：勞動力短缺計劃范文

（一）出現早發展快我國自建國以來推行計劃生育政策，導致生育率急速降低，使我國成為生育率下降最快，持續時間最長的發展中國家，進而導致我國成為老齡化現象出現最早且發展速度最快的發展中國家。聯合國的數據顯示，中國老齡人口撫養比自2010年前后開始以較高的速度增長，而少兒撫養比則在同時期結束了高速下降趨勢，其后的波動比較平穩，結果導致我國總人口撫養比自2010年前后迅速提高。人口結構的變化，直接增加了勞動人口的負擔，從長期來看必然導致勞動力短缺［10］。

（二）地區差異大我國各地區由于自然條件和政策差異，經濟發展不平衡。東部沿海地區經濟發展較快，明顯高于中、西部地區。經濟的高速發展帶來生育率的下降，人口老齡化首先明顯地出現在東部地區。中國統計年鑒的數據顯示，東部地區人口老齡化高于中、西部地區，但是中、西部地區在過去10年中老齡人口撫養比上升速度高于東部地區，所以人口老齡化正由東部向中、西部推進。

（三）“未富先老”現象明顯人類歷史上人口結構變化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大致經歷了4個階段：高出生率、高死亡率；高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世界上大部分發達國家已經進入第4個階段，人口老齡化于是隨之出現。人口老齡化主要出現在發達國家，如法國可追溯到1865年、英國1930年、美國1945年、日本在上世紀70年代。大部分發展中國家，按照經濟發展階段，人口變化處于一個高出生率和低死亡率的階段。但是，由于我國實施計劃生育政策，人為地提前了低出生率、低死亡率階段的到來。在我國經濟發展水平整體還比較落后的情況下出現的老齡化現象，被稱為“未富先老”。國外學者指出我國經濟尚不發達的事實會加速老齡化進程。

二、實證研究和結果

人口撫養比反映了一國（或一地）勞動力人口的負擔狀況。高撫養比表明勞動力負擔大，同時教育、醫療以及社會保障等支出增大，這在一定程度上會阻礙經濟增長。人口撫養比分為少兒撫養比和老齡撫養比。少兒撫養比可以反映未來勞動力供給狀況，它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不確定。如果人口基數大，生育率過高，會導致勞動人口負擔過大，可能帶來生產力過剩的情況，這是不利于經濟增長的；但是如果在勞動力短缺的情況下，從長期來看少兒撫養比的上升會緩解勞動力短缺的情況，對經濟增長會起到促進作用。另一方面，老齡勞動力因為體能下降，身體健康狀況以及學習能力都隨之下降，所以直接導致生產效率降低；如果一國（或一地）的老齡撫養比持續上升，從長期來看必然會導致整個勞動力市場的老齡化，同時也會帶來勞動力供給的短缺。但老齡撫養比上升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也同樣不能一概而論。在一個老齡化的社會，其增長可能會導致經濟增長速度變緩；但同時也應該看到，老齡人口的增加在一定時間內可能會通過增加消費等途徑對經濟起到促進作用。總而言之，人口自然結構的變化需要一定時間，它對經濟的影響具有時滯性。我們可以通過實證研究的結果，結合社會發展的其他方面，來了解我國目前所處的階段，并提前做好應對。本文的數據來自于《中國統計年鑒》、《中國勞動統計年鑒》和《中國人口與就業統計年鑒》，包括1992—2012年間31個省的地區人均收入增長率avgdp、人口撫養比pfr、少兒撫養比yfr、老齡撫養比ofr、高等high、中等middle和初等primary受教育水平、以及各地區失業率unemrate。地區人口受教育水平用各省市人口具有初等、中等和高等受教育水平的人口比例來表示。實證分析中還包括撫養比變化率的平方項，來估測它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非線性關系。豪斯曼檢驗表明固態效應分析比隨機效應分析方法更為合適。表1中（1）、（2）列對全部數據回歸結果顯示我國在1992—2012年間，總人口增長率、人口撫養比變化率對人均收入增長具有顯著的阻礙作用。人口撫養比增長率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非線性關系。（3）、（4）列用少兒撫養比和老齡撫養比變化率代替人口撫養比變化率，結果顯示少兒人口撫養比的增加對經濟增長具有阻礙作用，而老齡人口撫養比的增長對人均收入增長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且二者與經濟增長率之間存在非線性相關（10％水平上）。這主要是因為在本文測量的時間段中，人口紅利尚未消失，人口老齡化對經濟增長的負向影響還未顯現出來。由于我國人口基數大，生育率的提高會大幅度增加人口總量，所以少兒撫養比的增加對人均收入增長率的負面影響比較顯著。為了進一步觀察少兒撫養比和老齡人口撫養比變化的影響機制，文章將數據分為1992—2000年和2001—2012年兩個時間段進行比較分析。（5）—（8）列顯示老齡撫養比增長率的影響雖然仍然為正，但是第二時間段的影響幅度變小，少兒撫養比的負向影響也明顯變小。當加入老齡撫養比和少兒撫養比增長率的平方項時，均無法說明二者與經濟增長之間具有非線性相關。（9）—（11）列表明人口增長對東部地區人均收入具有明顯的阻礙作用，而在中部顯示為正向促進作用，在西部影響作用不明顯。老齡人口撫養比在各個地區仍顯著促進經濟增長，但是在東部地區的作用小于中部地區，更小于西部地區。這可能主要是由于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導致勞動力市場構成不同。東部地區經濟發達，人口生育率相對較低，人口老齡化速度較快，所以人口紅利消失最快。另外，高等教育人口比例增加在各個地區都具有明顯的促進經濟增長的作用。

三、結論和政策建議

本文研究結果表明：人口撫養比的增長對經濟增長具有顯著的阻礙作用，二者具有非線性相關關系，即隨著人口撫養比增長率的提高，經濟增長率的下降速度放慢。由于我國具體國情和人口政策，人口紅利尚未消失，老齡人口撫養比與經濟增長表現為正相關；同時由于我國人口基數大，所以少兒撫養比的增長將阻礙人均收入的增長。從時間發展上來看，老齡人口撫養比對我國人均收入表現出的正向影響顯著下降；從區域劃分來看，經濟發達的東部地區，人口老齡化的正向影響最弱，說明人口紅利在經濟發達地區消失的較快。地區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越高越促進人均收入的增長。雖然在本文所討論的20年間，人口老齡化增長率對經濟增長可能造成的負面影響還不明顯，但是若不進行干預，其對經濟的阻礙作用將會顯現出來。所以以下幾個方面值得我們深思。

（一）未雨綢繆，提前做出規劃根據聯合國的預測，在2010年前后我國總人口撫養比在經歷了幾十年的下降后開始呈上升趨勢；2030年前后老齡人口撫養比超過少兒撫養比。本文顯示目前人口老齡化的負面影響尚不明顯，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勞動力短缺將不可避免，則其對經濟增長的阻礙作用將逐步顯現。并且人口政策對勞動力市場調節的成效需要相對較長的時間才能顯現，所以政府應該未雨綢繆，提前做出規劃，才能從容應對。

（二）提高勞動力素質，擴大人才儲備教育是提高人力資本的主要途徑。本文的研究表明，高等教育會顯著地提高人均收入，它具有報酬遞增的特點，能持續促進經濟增長。教育有助于增加人力資本存量，所以高素質人才儲備，必然有利于提高生產效率，同時還有助于提高人口的健康素質，直接和間接地促進經濟增長。

第7篇：勞動力短缺計劃范文

【關鍵詞】農民工 城鎮就業 經濟學

一、民工短缺現象分析

首先，中國的確具有勞動力供給彈性無限大的現實，但并非永遠如此，而是隨著時間和地點發生變化的。由于中國處在簡單勞動力供給無限的階段，與此同時，又存在著一系列制約勞動力流動的制度，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意愿大于城市所能吸納的能力，使得在城市的勞動力市場上，勞動力供給曲線在一定范圍內近乎無限彈性，即接近于是水平曲線。但由于勞動力從農村向城市流動終究是有成本的，特別是當存在著制度的情況下更是如此。因此，當經濟擴張對勞動力的需求超過一定限度后，該曲線也具有上揚的趨勢，供給彈性相對降低。

拖欠民工工資的現象普遍存在，最集中的是建筑業、加工業，這不但令外來民工原本就不高的工資難于兌現，更給他們的在就業地的生活加重了負擔。如果說工資下降讓外來民工感到失望，那么拖欠工資則是令他們寒心。這些因素都影響了農民外出務工的熱情。

多年以來，進城務工的農民生活條件差，沒有社保、醫療、子女教育方面的保障。然而，即便如此，由于家鄉生活的艱辛，大批民工依然愿意進城務工，只為每月幾百至千余元的工資。可是近年來，各地拖欠民工工資的事情越來越多，迄今已演化為各地普遍存在的現象。一些地方還不斷出現民工們討薪不成、告狀無門反遭欺凌毆打的案件。正是這一干活后領不到工資，又告狀無門的悲慘境遇，使許多農民工只得“用腳投票”，一走了之。

民工權益缺乏保障的結果。工資的高低，是外出民工心頭的一個首要標準，同時還有一個重要的標準就是民工自身的權益保障。新一代的農村青年外出務工也開始談條件了，除了工資，他們會對就業的環境如伙食、住宿、娛樂設施和加班、工傷及醫療保險等問題進行了解。應該說，這是一個進步，它意味著農民工這一龐大的弱勢群體已經開始有條件去追求更高的生活質量，體現自我價值。

計劃經濟體制延續下來的一些社會管理制度，影響了農民外出務工。由于城鄉分離的戶籍制度的存在，使外出務工多年的農民仍然不能融入當地的社會：不能把戶口遷入他們就業地區；子女入學困難、教學環境惡劣的問題沒能得到解決；工傷、養老、失業、醫療等都遭受到歧視性的待遇。加上目前的社會保障并未健全，離開土地的農民在就業地得不到應有的社會保障，享受不了經濟發展的結果，一些企業勞動環境惡劣，加班時間長，不簽勞動合同，不繳社會保險，導致了員工的高流失率，“缺工”就有可能隨時出現。

企業注重短期效益、用人不規范的結果。東南沿海多年來的經濟增長模式面臨轉變，是企業用工短缺的深層原因。

二、深層原因分析

（一）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與社會保障制度，嚴重障礙了農村人口城市化以及農業剩余勞動力非農化。

在中國，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成為城鄉身份差別與地位歧視的象征，它命中注定了大多數的農民工無資格或無條件在城市定居，他們只是曾經工作過的城市的匆匆過客，只有農村才是他們生活的最終歸宿。在城市，農民工沒有歸宿感，缺乏安全感，打工永遠是一種漂泊生活。

更遺憾的是：中國的社會保障制度不僅城鄉分割，而且地區分割。以醫療保障為例，農村只有一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障水平較低，而城市則有全方位的醫療保障制度，比方，行政機關、事業單位職工仍然享受傳統計劃經濟條件下的高級“公費醫療”，而城市企業職工則能享受福利相當不錯的“社會醫療保險”，就算城市下崗職工、老人、學生也都能享受繳費廉價的“城鎮居民醫療保險”。然而，這種破碎的社會保障制度在地區與地區之間又存在較大的體制差別，而這種地區間有差異的社會保障“賬戶”尚不能全國打通，更不能自由劃轉，這也是制約農民工自由流動的最大絆腳石，同時他還會導致農民工的社會福利大打折扣。

（二）中國廉價的勞動力時代已經終結，體面勞動成為勞工人權的基本訴求。

改革開放前，中國勞動力的80%基本上都是固守在農村的；改革開放后，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開始不斷地涌向城市，在簡單的供求規律作用下，農村勞動力成為當時最為廉價的苦力，他們不論工種，不論勞動環境，幾乎不論工資，甚至只求一日三頓、略有節余。這樣的一種廉價勞動力時代，一方面為我們吸引了大量外商外資，另一方面也為經濟改革、城市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當然，更有眾多中外企業倚仗廉價的農民工資源，節約生產成本，獲取驚人的超額利潤。

在我國，早期的一些外資企業和私營企業不但不必為農民工支付任何社會保險費，甚至就連正常的工資都不愿準時支付，惡劣的勞動環境、隨意開除或體罰工人也是見怪不怪的現象。為此，我們還能高頻率地從媒體上經常看到“農民工三年討薪路”、“農民工自殺式討薪”之類的報道。此類現象是對農民工尊嚴的一種傷害和踐踏。

然而，隨著國家惠農政策的大量出臺，農民工社會地位不斷提高，農村經濟生活正在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農民生活方式也在發生改變。不過，不少企業主仍用老眼光看問題，他們不愿提高農民工的待遇，三五年過去，物價上漲，城鄉人均收入提高，但不少企業仍采用三五年前的工資標準來招用農民工，在這樣的背景下，“民工荒”是一種必然發生的現象。

三、民工短缺的對策分析

創新民工就業的制度與模式。作為民工流入地和接受地，不能只注重外來民工的廉價，而忽略了民工的切身利益、生活質量和人力資本的培育提升。要應形勢條件的變化而變化，更新民工就業、安置和待遇模式。尋求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協調與平衡，才能保證勞動力在不斷完善的市場經濟條件下暢順流動。

引導企業規范用工。應發揮政府的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創造公平的環境，加強對企業的信息引導，提高企業對人力資源供求的預測意識。改善企業的勞資關系、工作環境和民工待遇，做到良性循環，穩定員工隊伍，同時積極開展就業服務，加強對外來民工的職業技術培訓。提高農村青年的職業技術教育，從國家發展的戰略上進行農村教育改革，促成培訓——就業的良性循環。

切實維護外來民工合法權益。任何一個城市的發展，都離不開農民工的艱苦勞動。然而多年來，外來民工的權益卻一而再、再而三地受到侵害。外來民工在城市里只能處于“飄”的狀態，他們得不到社會的認可，更無從融入當地的生活，找不到歸屬感，他們當中的絕大多數都認為城市只是一個臨時的落腳點。要避免民工遠離、逃避城市，必須切實維護他們的合法權益，善待農民工，尊重他們的人格，明確和維護他們的各項合法權益，保障外來工的人身健康和安全，保障工資能按時足額支付，保障外來工子女能接受義務教育，得到社會的公平的對待，解決廣大農民應有的經濟、政治和社會方面的國民待遇問題，要像關心城市職工就業一樣，尊重、關心和保護廣大進城農民工就業過程中的一切社會權益，真正讓他們的自身素質與城市進步、產業升級一道成長。地方經濟增長方式轉型、產業結構升級，已是迫在眉睫、刻不容緩。在重復建設與產能過剩交相困擾的條件下，企業之間的競爭不再是廉價勞動力的比拼，過去完全依賴廉價農民工而生存的勞動密集型企業，它們的日子會變得越來越難熬，全民創業、科技創新、經濟增長方式轉型、產業結構升級成為擺在地方政府面前的最大課題。如何引導“企業下鄉”、“資本下鄉”，就地吸收農民就業，減少農民工流動成本，同時，圍繞農產品深加工，延長產業鏈，打造城鄉一體化產業集群，將是解決三農問題和“民工荒”難題的重要政策途徑。

四、思考

作為政府能做的是創造良好的制度環境，最終讓市場充分有效地發揮配置人力資源的作用。譬如加快戶口制度改革，使得農民工在某個地方打工若干年后可以遷入所在地。

作為企業更重要的并不是今天創造了多少的盈利，并不是靠人海戰術打拼企業。企業要生存要發展，就要以“一切為了顧客滿意”、要以“誠信為本”、要提高企業的創新能力，還要重視員工，善待員工，才能留得住員工，員工就是企業的血液。

盡管“民工荒”只是相對的和結構性的，但是，從中我們仍然可以觀察到沿海經濟發達地區勞動力供求的長期變化端倪。在未來若干年內，中國的經濟仍將持續增長，而且保持較高的發展速度，對勞動力的需求也會持續增長。若干年后，沿海經濟發達地區的勞動力短缺，就將不僅僅是相對的和結構性的，而將是絕對的和全局的。因此，探討勞動力市場發育的規律，加快相關的制度改革和制度建設，具有十分重要的緊迫性。從這個意義上說，當前出現的“民工荒”現象并不是一件壞事。體面勞動是在人格與尊嚴上沒有差異的勞動。其實，“民工荒”只不過是農民工對有尊嚴的體面勞動的一種訴求的覺醒和表達，它是時代的進步和社會的進步，它表明農民工的社會地位正在逐漸提高。應該承認，作為城鄉結合的先行者，第一代農民工雖然廉價，第二代農民工雖然挑剔，但他們仍然從企業學到了技術和本領，從城市開闊了見識和視野。這些農民工即便不能在打工的城市留下定居，但家鄉的城鎮化、新農村建設以及農業產業化已給他們準備了更加廣闊的發展空間。這也許正是中國農民工的另外一種去向和選擇！

參考文獻：

第8篇：勞動力短缺計劃范文

隨著中國老齡化時代的到來,支持了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人口紅利慢慢弱化。勞動力減少對經濟的未來影響之大不言而喻。接受這一事實,并積極做好準備,迎接人口紅利徹底消失的那一刻,才是我們應當做的。

中國人口紅利漸弱之時,印度將迎來可以享受人口紅利的最美好時光。這一對人口大國之間的競爭,是否會因此步入新的階段?本期《財經大勢》,從人口紅利的角度探討中印兩國的未來。

此外,《財經大勢》長期關注“國進民退”現象,本期推出劉軍寧、何偉、曹遠征對這一話題的看法。其中,劉軍寧特別闡述了一場不涉及所有制性質變化的整合風暴――央進地退――事實上它來得更猛烈,更持久。

兩百多年前,一位默默無聞的英國教區牧師出版了一本小書,他相信人口不能超出相應的農業發展水平,并由此描繪了英倫三島人口膨脹后,必定會出現戰爭、瘟疫等等災難,以消滅人口的可怕前景。牧師名叫馬爾薩斯,那本書便是后來聲名遠揚但飽受爭議的《人口原理》。如今的世界,早已逃離了馬爾薩斯鼓吹的“高出生、高死亡”宿命,卻滑向了與馬爾薩斯反向的陷阱――老齡化。

消失的“人口紅利”

從人口統計來說,進入21世紀,中國已經進入老齡化社會,西方國家比中國更早的受到這個問題困擾。但是正如《經濟學人》所說:“人們為中國焦慮還有著額外的理由:工業化尚未完成,便已面臨‘未富先老’的尷尬。”

中國經濟發展在一定程度上有賴于“年輕的中國”――勞動年齡人口比重大,社會撫養負擔較輕。憑借充沛的勞動力資源優勢,中國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推動了國民經濟高速增長,即產生了“人口紅利”。撫養比(非勞動年齡人口和勞動年齡人口之比)是顯示人口紅利的指標。研究顯示:人口撫養比每下降一個百分點,人均GDP的增長率就增加0.115個百分點。改革開放以來,撫養比下降對中國儲蓄率的貢獻率大約在7.5%左右,對中國經濟發展的貢獻在1/4強,人均GDP的增長有27%是人口撫養比下降帶來的。這些都是“人口紅利”對中國經濟的貢獻。

隨著人口老齡化和計劃生育政策的持續執行,關于“人口紅利”消失,轉而成為“人口負債”的警告不絕于耳。近日的“民工荒”、“保姆荒”更是加深了人們對“人口紅利”拐點提前到來的擔憂。

一般看來,人口紅利消失所帶來的風險主要在于以下三方面:其一,降低勞動力成本低廉的比較優勢,使得中國依賴出口的“增長發動機”大受影響;其二,降低儲蓄率,影響到中國的資本形成,進而降低經濟增長;其三,人口老齡化會給社會保障帶來巨大挑戰。

故事的另一面

然而,人口紅利的消失也可能是中國經濟走向更健康、更持久增長的契機。事實上,要想真正實現可持續的、環境友好型經濟發展,就必須要克服“人口紅利”帶來的惰性。

首先,如果人口紅利消失,充分就業時代就會真正到來。如果勞動力無限供給不改變,賣出上億的襯衫和牛仔褲來進口一架空客飛機,這種低附加值的“比較優勢陷阱”可能還會延續下去。勞動力成本的適當提高,可以促進節約勞動力的技術進步,提升人力資本投資的價值。而技術進步和人力資本投資是新經濟增長理論的要義所在,這對于扭轉中國粗放式生產有著關鍵意義。

其次,老齡化迫使我們建立一個更合理、可持續的社會保障體系,需要把農村轉移勞動力納入新的保障體系,提高當前保障基金的繳費水平。政策模擬表明,養老保障的轉變將使社會養老負擔率下降大約19個百分點。這無疑為政策變遷提供了激勵。

第二次機會

“我一直在強調,中國還有另一半人口紅利。”在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表示。他認為,由于一些制度因素,我國并沒能充分發掘人口紅利,而只是打了折扣地利用已有的人口紅利。

人口紅利的一個具體體現是農民工進城打工,他們從生產率比較低的務農轉向生產率比較高的非農產業,提高了生產率,對經濟增長做出了貢獻。但是,這種職業的轉換是不徹底的,由于沒有城市居民身份,不能完全擺脫土地的束縛,他們都還存在一個回去的預期,因此他們的勞動力供給是殘缺的和割裂的,他們也不會進行城市化的消費行為,對內需的貢獻也沒有充分反映。

另外,中西部和沿海地區差異極大。因此,當沿海地區勞動力短缺,成本上升,勞動力即將喪失比較優勢的時候,中西部地區還有機會。

這些,都是第一次人口紅利的另一半。

“我說還有一半人口紅利沒有充分發掘出來,是針對傳統意義上的人口紅利,主要是由人口年輕帶來的,我把它叫作第一次人口紅利。”蔡說,“雖然未來,老年人占的比重比較大了,但其實還可以發掘出新的人口紅利。也就是發掘第二次人口紅利。”

人是會審時度勢的。老齡化以后,人們自己就會未雨綢繆,為退休以后的生活做好準備。如果社會保障制度安全,改變現在“我交的社會保險是馬上支付給今天退休的人”的狀況,真正成為積累型,而不是立付型的養老保障,未來仍然可以保持較高的儲蓄率。

此外,人的壽命延長可以給勞動力供給帶來重要補充。現在發達國家的公民多在65歲以上才退休,而中國的法定退休年齡還低于60歲,實際退休年齡很可能小于55歲。如果把實際退休年齡提高到65歲,勞動力供給會大幅度增加,養老的負擔也會明顯減輕。但目前的問題還在于,中國接近退休年齡的勞動者,大部分教育水平比較低,不能適應今天的需要。所以現在就必須深化教育,對工作中的勞動者進行培訓,為將來延長退休年齡做好準備。

不能押寶在生育政策調整上

大多數學者都認為計劃生育政策終究還是要調整的。我國的計劃生育政策始于1980年,人們把這種政策歸納為“一代人政策”,就是相信我國會在恰當的時機調整它。上海也已經悄悄的以“二胎”政策替換嚴格的獨生子女政策。

“的確,解決老齡化是要從人口上來解決,但是我不太愿意去提調整人口生育政策。”蔡表示,“也不能把寶都押在人口政策的調整上。”

人口的轉變有一個過程,不管是不是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長率的階段必然會到來。實際上,世界上大部分國家,沒有實行過計劃生育政策,也都走了這條路。這意味著,即使我國調整人口政策,還是會必然處于“三低”的人口轉變階段,不太可能扭轉人口老齡化的趨勢。

第9篇：勞動力短缺計劃范文

這是一個信號。這個信號表明在我們13億人口的國家，勞動力開始不夠用。

就在不久之前，中國的勞動力是一個無窮無盡的資源。但如今不僅是在東南沿海的城市，就連一些內陸城市，勞動力也變的越來越珍貴。在太原、西安、銀川這樣的內地城市，餐館想找個服務員也相當困難。

看來，中國作為人們眼中的“勞力大國”正在發生顛覆。特別是今年春節之后，短缺更加嚴重，成千上萬的人回去過年但不再回來。“現在中國也到了廉價勞動力短缺的時候”一位經濟學家感嘆到。

從3月份開始，各地的最低工資開始上漲。

同時由于計劃生育政策，中國也開始出現人口危機。到2050年中國三分之一的人口將在60歲以上，而屆時美國僅為25％。

官方調查情況

2011年春節前，在北京打工的小嚴早早辭了職，返回老家貴陽鄉下。這一去，他就不打算再回來了。和小嚴有類似想法的農民工不在少數，這種情況在沿海地區尤為突出。就業研究專家、中國決策科學院人才研究所所長路軍認為，隨著大城市生活成本的逐年提高，越來越多到沿海地區打工的農民工開始轉往內地二線城市，有一技之長的技能型工人在沿海地區尤為緊缺。

這種情況已經被有關部門所關注。據記者了解，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在春節前部署了一項用工調查工作，要求各地人力資源部門報送人才需求信息。這一調查工作旨在充分掌握各主要城市的勞動力缺口情況。下一步，有關部門將采取多項措施解決勞動力結構性緊缺問題。

機械制造等行業最缺人

春節前后，浙江、廣東、河南、四川等省頻頻出現用工荒現象。為解決勞動力緊缺問題，有些企業甚至在火車站或長途客運站設置招聘點，發紅包、送物品、給補助，為的是多招些農民工進廠。

對此，多位就業專家承認，自2008年以來，沿海地區的用工荒現象總會在春節前后出現。業內人士介紹，普通工人一般是不存在大規模和長時間緊缺的，農民工的數量絕對充足。但在同一時期內，由于工資、生活成本等因素，不同地區可能相繼出現用工荒現象。近幾年，沿海地區勞動密集型加工企業的工資與內地企業的工資差距逐年縮小，但是沿海地區的生活成本卻比內地城市高很多。因此，不少農民工放棄到沿海地區打工，轉往中西部地區。

除節日因素導致的用工荒外，專家和業界更為關注的是勞動力結構性緊缺造成的用工荒。根據河南省人力資源市場最新的信息，目前勞動力最緊缺的是機械制造行業。而這類企業對求職者的年齡有一定限制，對技能也有一定要求，這就導致勞動力結構性緊缺。“在很多城市，中高端技能型人才相當緊缺。這些人才并非短期內可以招得到，有的須由師傅帶著學習很長時間才能出師，有的須接受系統的技能培訓。”

調查為就業宏觀調控打基礎

目前，有關主管部門將就業缺口信息普查作為切入點，開始破解勞動力緊缺的難題。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不久前啟動了企業春季用工需求和農村外出務工人員就業情況調查工作。與以往的用工調查不同，除北京、天津、上海、廣州等大城市外，不少中西部城市也被納入此次調查范圍，如太原、長春、鄭州、武漢、長沙、西安等。調查分兩個階段進行：第一階段主要是調查2010年企業用工和招工缺口情況及2011年企業春季用工預計需求；第二階段主要調查2011年企業春季招工情況和實際招工缺口情況。此次調查還增加了對農村外出務工人員實際就業情況的調查。

在調查中，為了掌握勞動力結構性緊缺的具體情況，每項調查均涉及勞動力年齡、技能、文化等方面的信息。掌握這些信息是為下一步就業宏觀調控和勞動力調劑打下基礎。除調查農村外出務工人員就業情況外，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還擬通過省級人才信息聯網平臺，采取異地人才信息合作、簽署異地對口勞務合作協議、企業招工指導、對未就業者進行技能培訓等手段，解決勞動力結構性緊缺造成的用工荒問題。

“用工荒”凸顯了什么

“用工荒”凸顯的是，中國成本低廉的勞動力已不再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資源。

去年金融危機讓不少外來務工人員找不到工作提前返鄉，然而今年初，隨著經濟形勢的好轉，江浙滬等長三角眾多企業卻面臨招工難的問題。

珠三角缺口超200萬，而滬蘇浙閩和廣西北部灣等地，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缺人問題。而由于內地企業用工需求的增長，部分內地省份甚至限制勞動力外流。“用工荒應該只是冰山一角，未來中國的‘人口紅利’面臨衰退。”北京大學社會學系人口研究專家郭志鋼說，“人口紅利”是指一個國家的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比重較大，撫養率比較低，形成一個勞動力資源相對豐富、撫養負擔輕、于經濟發展十分有利的“黃金時期”，人口經濟學家稱之為“人口紅利”。 郭志鋼表示，在上世紀90年代，對于“人口紅利”未來的趨勢，國內人口學界內并沒有太多關注，“當時認為人口統計調查中，存在出生漏報瞞報的情況，但10年后的人口普查時發現，出生率并沒有想象中那么高。”

2003年，珠三角地區第一次出現了“用工荒”，但在當時也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被歸于農民工對于待遇的要求提升，以及“三農”政策帶來農村收入的提高，使得農村勞動力不再熱衷于外出打工等原因之上。郭志鋼認為，目前來看，當時的種種跡象應該是“人口紅利”衰退的先兆，未來中國人口結構將會是倒梯形的結構，中國將面臨勞動力缺乏的問題。

事實上，中國農村富余勞動力無限供給的情況已經在發生改變，作為中國勞動力輸出第一大省，河南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指出，近3年來全省輸出民工數一直維持在1200萬左右，但新增勞動力卻持續降低，勞動力供應總量增速明顯放緩；隨著省內用工的快速增長，最快2013年，全省勞動力輸出量將“封頂”，屆時全國民工荒情形將更難改善。

“勞動大國”神話的顛覆造成西方市場的產品價格上漲

流動人口是中國創造奇跡的先決條件，但是此時的中國廉價勞動力卻供應緊張。大都市的勞動力缺口已成為制約出口的問題，由此引致西方市場的產品價格同步上漲。

“我們已經很難找到那些年齡在18至35歲之間、中學畢業的工人。”來自于廣州一家生產硒鼓的工廠的技工姜先生如是說。 相對來說他所在的企業情況還好。春節過后，30名工人中的26名回到了工廠，只有四名選擇繼續留在老家。其他的企業則抱怨著嚴重的人員流失。姜先生所在企業原先的擴張計劃也難以實

現，“我的老板希望能招聘60至80名工人，但是他一個人也找不到。”

作為中國南方對外出口中心的珠三角，這樣類似的抱怨隨處可見。這片地區被認為是世界的工廠，在這里很多企業都為沃爾瑪、家樂福、德國連鎖百貨生產商品。很久以來，來自于中國西部落后地區的勞動力在這些生產電池，玩具和運動鞋的工廠中謀生。在中國的春節后，通常那些來自于四川，湖南，貴州的人為了尋找工作，通過巴士和火車涌向南方。東莞的勞動力不足：節后很多流動工人不再回來，他們寧愿呆在家中。

勞動力短缺的深層次問題

一直以來“人口紅利”都被認為是造就“中國經濟增長奇跡”的重要源泉。然而當前沿海地區大規模的用工缺口和不斷蔓延的“缺工潮”，使得中國傳統的國家盈利模式受到嚴重沖擊，缺工不僅僅是區域性的，我國勞動力供給已發生由“無限供給”變“有限剩余”的重大轉折，這意味著勞動力結構性短缺將會成為未來中國經濟的常態，中國的內生增長動力和比較優勢將發生深刻改變，我們應該理性看待“用工荒”，要選擇“人口紅利”轉型作為推進經濟結構調整的突破口，實現中國經濟增長方式的戰略性轉變。 近期一向被認為接近于“無限供給”的中國廉價勞動力，卻越來越短缺。從表面上看，經濟回暖、訂單回升以及農民工意識的“群體性覺醒”是愈演愈烈“缺工潮”的導火索，但更深層次的原因則是中國傳統依靠低成本紅利創造的經濟結構和勞動力結構已走到盡頭。 根據中國社科院的統計，2009年我國勞動年齡人口比例達到72.35％的峰值，之后直接的“人口紅利”總量將步入下降通道，預計2030年或將下降到67.32％。僅以第一人口和勞動力輸出大省河南的河南為例，從近幾年的數據來看，勞動力供應總量增速就已明顯降低。2007年河南新增勞動力200多萬，2008年為180萬，2009年不到110萬。專家預計到2013-2014年，河南省勞動力供應總量將達到峰值。

傳統意義上的數量型“人口紅利”的逐步消失預示著，僅僅依靠增加生產要素投入的方式將不能維系經濟的持續增長。與人口紅利相對應的是“劉易斯拐點”理論，即在工業化過程中，隨著農村富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的逐步轉移，農村富余勞動力會逐漸減少，直到最后再也沒有富余勞動力，而這個時候，勞動力工資便將出現由水平運動到陡峭上升的轉變。因此，在“劉易斯拐點”后勞動力供給不再無限的情況下，中國必須謀求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從人口大國邁向人力資本強國，積極提高人口素質，促進勞動中國與人力資源相關的一切領域，都會發生重大調整，特別是在勞動分工、產業結構、就業結構，以及儲蓄、消費、投資、收入分配、社會保障等領域都需要做出深刻變革。

“三低現象”長期存在

當前我國勞動收入在初次分配中出現“三低現象”：一是勞動收入在GNI(國民收入)中所占比例低；二是勞動者報酬增長持續慢于經濟增長，其占GDP比重不斷下降，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出現下降趨勢；三是勞動要素在企業內部分配中的比重低。從1998年到2008年十年間，我國工業企業利潤平均增長30.5％，勞動力報酬年均僅增長9.9％，國民財富分配不公。必須指出的是勞動者報酬，除了由供求關系導致的低成本外，也存在著體制和政策上人為壓低勞動力成本的因素。 從長期看，一方面，低勞動力成本嚴重制約了我國產業升級和技術進步。另一方面，勞動者所得太低必然導致整個社會收入結構不合理，進而導致市場和生產結構的不合理，使社會生產資源得不到合理有效配置。再一方面，過低的收入水平導致內需不足，影響國民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我們必須正視勞動力價格的現狀，實現從粗放式勞動力價格優勢向集約式技術優勢的轉變。

我國第二產業勞動生產率處于較低水平，僅高于印度、巴基斯坦。相對于發達國家，我國第二產業勞動生產率大約是美國的1／18，英國的1／16，日本的1／15，德國的1／13，法國的1／13。然而從勞動率與勞動力價格比來看則差距更大。通過對制造業工資水平和第二產業勞動生產率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相對于大多數國家，我國的勞動力成本還是很低的，勞動力價格還有上升的空間。較之于發達國家，我國第二產業勞動生產率相當于英國的1／16，但雇員工資僅為其1／27；勞動生產率相當于美國的1／8，但工資水平為其1／21；勞動生產率相當于日本的1／15，但工資水平為1／22。

理性對待勞動力短缺

對于廉價勞動力時代即將遠去我們還需理性看待，一方面勞動力成本上升意味著勞動力需求開始從增量粗放擴張向存量結構提升轉變，通過教育深化和技能培訓提高勞動生產率，保持和延伸中國產業的競爭優勢，通過養老保障制度安排創造新的儲蓄源泉，以及通過勞動力市場制度安排，擴大勞動力資源和人力資本存量，中國經濟的內生動力將更為持久。而另一方面，也表明我國低價勞動力無限供給的格局將發生深刻變化，我國正進入一個生產要素成本周期性上升的階段，這種變化是歷史性的。特別是國家已經明確要在“十二五”期間要著力調整資本要素所得和勞動要素所得之間的比例關系，盡力提高勞動報酬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這對于中國內需型經濟轉型意義更為深遠。

與此同時，在提高勞動力素質和產業競爭力的前提下，中國在全球產業分工中鏈中的地位也將提升，中國將擺脫低端制造的困擾，實現從貿易大國走向貿易強國，實現由依托比較優勢的出口導向型戰略向培育競爭優勢的貿易平衡戰略轉變，這是中國對外經濟結構轉型的必然選擇，也是開放型經濟的更高層次。

調整人口政策或是解決用工荒的一條途徑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盡情享受著廉價勞動力帶來的優勢，然而新一輪的“用工荒”已經敲響了警鐘，這樣的“人口紅利”正在面臨挑戰甚至是行將枯竭。專家建議調整人口生育政策，在有條件的地區允許“一對夫婦生育兩個孩子”。

“因為多，所以便宜”這個在商業圈內橫沖直撞的道理，在勞動力市場也不例外。一段時間以來，中國經濟盡情享受著廉價勞動力帶來的優勢，然而新一輪的“用工荒”已經敲響了警鐘，這樣的“人口紅利”正在面臨挑戰甚至是行將枯竭。

人口紅利，因此成為2009年人口學與經濟學討論中的流行術語。

什么是人口紅利?中國的人口紅利到底能“紅”多久?又該如何采取有效措施應對人口紅利的枯竭?對此，權威專家紛紛答疑解惑開“良方”。

人口紅利制造了“中國奇跡”?

所謂人口紅利，是指一個國家的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比重較大，撫養率比較低，為經濟發展創造了有利的人口

條件，整個國家的經濟成高儲蓄、高投資和高增長的局面。

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嘮研究員分析說，改革開放前，我國的“人口紅利”就已經顯現，但由于經濟發展模式過分依賴重工業等資本密集型產業，因此人口紅利的優勢并未完全釋放出來；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勞動力資源得到充分利用，經濟高速發展。

蔡認為，人口紅利“紅”在低成本，30多年來，外商在中國投資的最大動力除了低廉的原材料成本外，就是人口紅利。農村地區大量剩余勞動力走向發達地區，“農民工”占第二、第三產業就業人口的比重高達46.5％，建筑行業占80％。勞動力資源豐富和成本優勢已使我國成為世界工廠和世界經濟增長的引擎。

根據中國社科院“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人口與發展研究”課題的研究結論，2009年，我國的勞動年齡人口比例達到72.35％的峰值，而后總量開始下降，預計2030年或下降到67.42％。

美國加州大學爾灣分校社會學系主任、復旦大學講座教授王豐分析認為，這意味著中國人口紅利的獲利期即將結束，取而代之的是老年人口呈累進式加重趨勢的人口負債期。

據民政部門統計，截至2008年底，全國老年人口增至1.69億，占總人口的12.79％，并正以年均近1000萬的增幅“跑步前進”。 人口老齡化將帶來社會撫養比不斷提高，加大消費性人口比例、降低生產性人口比例，嚴重影響勞動生產率。屆時，人口紅利將徹底消失，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經濟的可持續增長活力。 近年來，隨著我國城市化、工業化進程不斷加快，部分地區出現了勞動力短缺現象。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調研結果也顯示，中國目前已經轉移出2.3億農村剩余勞動力，僅剩下2481萬人，而且基本為難以轉出的老弱病殘。

“從人口學角度講，工作壓力大、不婚比例有所增加、生育子女費用和撫養教育費用大幅提高、人們樂于新生活方式等因素，導致當前我國育齡婦女的生育意愿持續下降，使我國在低生育率的背景下出現了人口負增長慣性。”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院長翟振武教授說，這使得勞動年齡人口在向老年人口轉變的過程中，由于缺少人口補充而造成人口紅利的消失。但無論從經濟理論還是人口理論上分析，人口紅利并非某些人認為的取之不盡、用之不竭。

破解之路唯有轉型